宋元文化交流

第五節 文化交流


　　宋金元時期，是文化和科學技術的繁榮時期，也是與域外諸國的文化交流更爲發展的時期。宋朝的統治不及于西域，傳統的東西交通要道受到阻隔。但通過海路，東與高麗、日本，南與南海以至非洲諸國，仍然往來頻繁，交流着文化與科學。蒙古建立橫跨歐亞的大國，東方與西方的交通，出現前所未有的發達景象。元朝建立後，欽察汗國與伊利汗國雖然逐漸獨立，仍然與元朝保持着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聯系。歐洲與中國開始有正式的使臣往來。商人與教士的往來，更爲頻繁。元朝與亞、非、歐三大洲的各國普遍建立了多種聯系。文化交流的範圍，空前地擴大了。

　　下面簡要叙述宋金元時期文化交流的概狀。


（一）高麗與日本


　　高麗宋、遼、金時期，三朝與高麗公私交往都很頻繁。汴京和臨安都建有同文館，接待高麗使臣。宋神宗時，高麗使臣所過州郡，官員要出城迎送。宋朝使臣去高麗，高麗也隆重接待，在開京建有專供宋使下榻的順天館。宋朝皇帝和高麗國王經常接見并宴請對方的使臣。高麗贈送宋朝的禮物中有羅、人參、藥材、白硾紙、松煙墨、硫磺、青鼠皮、折扇、松子、柏子等；宋朝的回贈有龍鳳茶、酒、樂器、建本書籍等。宋、金與高麗的民間貿易也十分頻繁。宋朝商人常常幾十人或幾百人，由一名 “都綱”率領，駕三、四艘船橫渡黃海，赴高麗貿易。一般是第二綱到達高麗，第一綱必定回國，第三、四綱也是如此。高麗船舶每年初夏也來登、明州等地貿易。元朝建立前，蒙古軍即已侵入高麗。元世祖時，設征東行省，把高麗作爲侵略日本的基地。元朝的統治爲高麗人民帶來了災難，但兩國的文化交流仍在進行。

　　宋、金、元的統治者曾應高麗國上的請求，将一些刻印精美的書籍，諸如《九經》、《史記》、兩《漢書》、《聖惠方》、《太平禦覽》、《文苑英華》、《冊府元龜》、《大藏經》、《三經新義》等贈給高麗；高麗也以中國已經失傳的古籍如《（黃帝）針經》、《（京氏）周易占》，以及高麗書籍如《三國史記》等作爲回贈。元仁宗贈給高麗四千三百多冊宋秘閣舊藏的善本。兩國商人、僧人也各将本國的大批書籍運入對方境内。宋朝江南商人李文通等人，一次運往高麗近六百卷宋版書籍。泉州商人徐戬專爲高麗在杭州雕造《新注華嚴經》闆，然後運往高麗。高麗國王之子、僧人義天和尚歸國時，帶回宋佛經三千多卷。元初，高麗博士柳俪在江南購回經籍一萬零八百卷。一○二一至一○八七年，高麗根據遼、宋佛藏，首次雕印《大藏經》。一○八七至一一○一年，又刻印義天和尚的《續藏》，共四千七百多卷。此後，高麗的雕闆印刷業逐漸興盛。宋仁宗時畢昇發明膠泥活字印刷術，南宋末年又發明木活字。高麗勞動人民根據這一原理，推陳出新，約在十三世紀中期，鑄成一批銅字，印刷《古今詳定禮》五十卷。又在一四三六年，鑄成世界上最早的一批鐵字和鍮（黃銅）字。

　　宋朝的一些文學作品如司馬光、範鎮的文章、王安國的詩詞等，受到高麗文人的喜愛，漢詩在高麗詩歌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宋和高麗的書畫家互相交流技藝。高麗不時派遣使臣和畫工來宋訪求、觀摹書畫。高麗著名僧寺興王寺正殿兩壁臨摹了汴京相國寺的壁畫。宋徽宗曾把自己的書畫贈給高麗國王，并推崇高麗畫家李甯，要宋畫家向他學習。宋朝皇帝和不少士大夫都珍藏高麗畫家的傑作。金朝皇帝也經常派人向高麗求取書畫。元朝流行的趙孟書體，深受高麗文士的愛慕。

　　高麗的紙、墨原從中國傳入。高麗的白硾紙和松煙墨傳到宋朝，很受士大夫的歡迎。宋朝墨工潘谷采用高麗的松煙，制成最佳的墨，馳名國内。

　　高麗對宋朝的醫學也很重視，高麗國王多次派人來聘請醫生和求取醫書、藥物。一○七四年，高麗國王王徽派遣使者入宋求醫、藥、畫、塑四種工匠，以教導本國人。宋神宗下诏在此四種人内，召募願行者二三人。一○七八年，王徽患病，遣使入宋請醫，宋神宗派翰林醫官邢慥等前去，并帶去藥物一百品。一一○三年、一一一八年，宋徽宗兩次派名醫牟介、楊宗立、杜舜舉等人去高麗分科教授醫學，爲高麗培養了一批醫學人材。此後，高麗正式建立醫官制度和設立藥局。金朝女真族早期的醫藥大都從高麗傳入，醫師也是高麗人。

　　高麗還派遣留學生到宋朝學習。北宋初，康戬、金行成都入國子監讀書，進士科登第，在宋朝任職居官。康戬官至京西轉運使、工部郎中；金行成病殁于安州通判任上。宋徽宗時，高麗進士權适、趙奭、金端等參加貢舉考試，宋徽宗親臨集英殿主持他們的考試儀式，特賜上舍及第。宋朝士人僑居高麗，國王也授以官職，如蕭宗明、蕭鼎、蕭遷、盧寅、陳渭、葉盛、慎脩等人，曾任高麗阖門祗候或阖門承旨、秘書省校書郎、參知政事等職。

　　程朱理學在元朝初年傳入高麗。一二八九年，高麗人安珦在大都獲得《朱子全書》新版，回國後，在太學講授“朱子學”。後來，白頤正又從大都帶回許多程、朱理學著作，在太學宣講。不久，又按權溥的建議，由秘書省書籍所刊行朱熹《四書集注》。理學在高麗廣泛傳播，出現了李谷、李齊賢、李穑等理學大師。

　　日本 中國和日本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唐代，兩國的文化交流極爲繁盛。宋朝在前代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元朝雖兩次侵略日本遭到失敗，但兩國民間的經濟文化交往，仍很密切。

　　北宋時，主要是宋朝商船駛往日本；南宋時，宋、日兩國都有商船頻繁往來；元朝時，日本商船來中國的也很多。宋、元船大都由明州或杭州、溫州、泉州啓航，到達日本築前的博多或越前（今福井縣）的敦賀港。日本安置宋船人員在鴻胪館，供給膳宿。宋朝運銷日本的貨物，有書畫、文具、銅錢、佛經等，日本運往宋朝的貨物中，刀劍和折扇，頗受宋朝文人的歡迎。宋朝著名文人歐陽修、梅堯臣都曾賦詩贊美日本的寶刀。宋、元和日本的僧人不斷互相訪問，著名的日僧裔然、成尋、寂照、榮西等入宋，晉谒皇帝，進獻禮物，然後朝拜佛迹，備受優待，宋、元僧寂圓、道隆、普甯、一山一甯、清拙正澄等著名禅僧也渡海赴日，宣揚禅風。兩國商人和僧人對溝通經濟文化，起了積極的作用。

　　商人和僧人攜往日本的大批書籍中，有佛教的《大藏經》，道家、儒家書籍，《白居易文集》、《東坡指掌圖》、《五代史記》、《唐書》、《太平禦覽》等；帶來中國的書籍，有當時已經失傳的儒、佛經典，如裔然曾向宋太宗進獻《鄭氏注孝經》、《越王孝經新義》各一卷。

　　随着宋代刻闆書籍和佛經的大量輸出，日本的印刷業日漸興盛。宋禅院刻印佛經施舍信徒的風氣傳入日本，日本禅院竟相仿效，一時刻印了《法華經》、《無量義經》、《觀普賢經》等大量佛經。這些佛經被稱爲“折供養”。一二四七年有人署名“陋巷子”，覆刻宋婺州本《論語集注》十卷，成爲日本雕印儒家經典的濫觞。

　　這一時期，兩國的繪畫藝術不斷交流。宋畫題材豐富、畫法多變，在日本得到好評。日本畫家曾親自來宋朝學習，并帶回很多名畫，宋朝畫家也應邀赴日傳藝。日本繪畫也受到宋、元人的贊賞。汴京相國寺市場出售日本扇，宋人對扇上圖畫評價極高，認爲“意思深遠，筆勢精妙，中國之善畫者或不能也”。元朝許多高僧的墨迹傳到日本，對日本的書法給予不小的影響。日本的一些書法家，如奝然、寂照、雪村友梅等人的作品，也深受宋元文人的重視。

　　宋朝的一些醫生東渡日本行醫。如郎元房在鐮倉僑居三十多年，以他高明的醫道赢得日本執政北條則賴和北條時宗的信賴，擔任他們的待醫，對日本醫學起過促進作用。宋朝的一些醫書如《太平聖惠方》、《和劑局方》、法醫學名著《洗冤集錄》等都先後傳入日本。許多中草藥和成藥，如麝香、金益草、銀益丹、巴豆、雄黃、朱砂等，也大量輸入日本。日僧榮西還從宋朝帶回茶種，培植茶樹，并撰成《吃茶養生記》二卷，提倡飲茶養生延壽之道，于是日本飲茶的風氣再度盛行。元代，日本流行唐式茶會。

　　宋朝佛教禅宗日益發展，禅宗“頓悟成佛”的教義和寡欲樸素、專心修道的精神，吸引了許多士大夫。傳入日本後，逐漸吸引了鐮倉幕府的執政和武士們，使他們成爲禅法的虔誠信奉者，從而在日本掀起了武士熱心參禅究道的風習。到南宋時，日僧更是頻繁入宋學禅。禅宗學說對日本的思想界産生了很大的影響。

　　程、朱理學在十三世紀傳入日本，首先在日本傳播理學的是元朝僧人一山一甯，日本的理學先驅便是一山一甯培養的弟子虎關師煉。程、朱理學和禅宗學說融爲一體，長艦成爲日本封建統治的思想武器。


（二）東南亞與南亞諸國


　　宋、元時期，與南方及西南毗鄰的各國之間，除了傳統的陸路交通外，海上的交通空前繁榮。與南海諸島國的聯系也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中南半島諸國交趾（安南）、占城、真臘、緬國，與宋元王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聯系。元朝曾向這些地區進兵侵掠，但彼此之間的移民與商販仍往來不息。一二二五年取代李氏而創立安南陳氏王朝的陳日■便是福州長樂人，後徙居安南的南定省天長府即墨縣，以漁爲業，叔陳守度，取李氏王朝而立日■。交趾的貴族多沿漢姓，如丁、黎、李、陳。交趾的李氏和陳氏王朝，先後與宋元王朝保持經常的朝貢關系，接受賜予他們的官号。彼此之間商販往來十分頻繁。宋在廣西沿邊邕州和欽州設立互市場，宋和交趾的富賈行商，都到這裏來貿易。雙方商人還經由海道運貨販賣，宋商大部以巨商爲綱首，結夥從泉州、廣州等地發船前往交趾、占城；交趾、占城的商人也泛海運貨到泉、廣州，然後販運宋朝的貨物包括書籍、紙、筆等回國。交趾、占城和宋朝到對方國家定居的人民也絡繹不絕。北宋初交趾時犯占城，一批批占城人逃來宋朝，當時廣州的占城流民就數以百計。宋朝一些人也僑居在占城。慶曆初，廣東商人邵保到占城，見到逃亡的“軍賊”鄂鄰百餘人。人民間的往來雜處，有力地促進了經濟、文化的交流。乾道中，占城與真臘戰，兩方皆乘大象，勝負不分。有福建人浮海往吉陽軍，爲風浪所逐而抵占城，教占城習騎射，因得大勝。

　　通過使臣和商人的不斷來往，交趾、占城從宋朝獲得《大藏經》和儒學書籍。十三世紀中葉，交趾出現了雕闆印造的戶口帖子，成爲越南曆史上最早的印刷品。十三世紀前，漢字是交趾唯一通用的文字。“其誦詩讀書，談性理，爲文章，與中國同，惟言語差異”（《島夷志略》）。交趾的高僧大都是著名的漢學家，能賦詩作詞，與宋朝詩人唱和。占城也出現了許多能賦詩作詞的文士。他們的漢文學水平可與高麗比美。十一世紀中葉，交趾國王指導宮女仿照宋朝的絲織品錦，織造錦绮，獲得成功。宋朝傳入交趾的中草藥不斷增多，宋醫在交趾受到重視，甚至交趾統治者也延請宋醫治病，并服用中草藥。交趾的藥物如使君子、霍香等，這時也傳入宋朝。

　　真臘自稱甘孛智（柬埔寨）。曆史上很早就與中國交通。一○○八年，真臘商賈三人到廣西高州貿易。一一一六年，真臘國王派遣“進奉使”等到宋，贈送禮物。此後，宋朝、真臘的使臣和商賈，不斷往來兩國。元成宗初年，周達觀曾随元使訪問真臘，到達都城吳哥，撰成《真臘風土記》一書。書中描述當時真臘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元朝的貨物，以“唐人金銀”爲第一，其次爲五色輕絹帛，再次爲真州的錫鐵、溫州的漆盤、泉州的青瓷器，還有明州的草席以及雨傘、鐵鍋、銅盤、木梳、針、矮床等。宋、元時期有許多人僑居真臘經商，并娶當地婦女爲妻。《真臘風土記》一書的完成，增進了中國人民對真臘的了解，也爲真臘保存了可貴的曆史紀錄。

　　宋代的羅斛國（以今泰國華富裏府爲中心）、真裏富（今莊他武裏一帶）、西棚（今素攀一帶）等，以及元朝時的暹國，都是今泰國境内的古國。羅斛國在一一○ 三年，派使臣到宋“進奉”貨物。一一一五年，宋在泉州置來遠驿，接待羅斛、占城國人使。元朝曾三次遣使往暹國，暹國使者也九次訪問元朝。一一六四年，真裏富的一位巨商在明州病死，當地官府爲他準備棺木盛斂，囑其随從護喪歸國，并準許帶回巨商的全部遺産。次年，真裏富國王派人帶信表示感謝。宋、元商船也到那裏貿易，運去宋朝的特産。

　　宋、元時期，緬甸古國爲蒲甘或緬國。一○○四年，蒲甘國王派遣使者從海路到宋贈送禮物，受到宋朝的歡迎，邀請他們參加上元節觀燈。此後，蒲甘使者多次入宋。蒲甘又與大理國（今雲南省）毗鄰，蒲甘王阿奴律陀曾親自到大理訪問，與大理關系較爲密切。一一三六年，蒲甘和大理使臣經廣西，一起向宋朝贈送土産。蒲甘商船也經常運載金顔香等到泉州貿易。蒲甘還曾派使臣和佛僧到宋求取或贈送佛經。蒲甘王朝所建的佛教寺院，采用了宋朝形式的塔像和幅射拱門。

　　南海諸國宋代，與南海諸國的交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宋王朝獎勵發展海外貿易。宋太宗曾特派使者持敕書金帛，分四路招緻海南諸蕃國，并在京師置榷易院。凡諸蕃國香藥寶貨至廣州、交趾、泉州及兩浙，非出于官庫者，不得私相市易。市舶成爲北宋重要的财源。南宋王朝也申令“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徐遠人，阜通貨賄”。在這種獎勵海外貿易政策的推動下，宋朝與南海以及西洋諸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得到了發展。成書于一一七八年的周去非《嶺外代答》一書，著錄南海地名約二、三十處，稍後，趙汝适撰《諸蕃志》地名多達八、九十處。元末汪大淵附賈舶浮海，越數十國，所著《島夷志略》一書，以親身的見聞，報導了從東南亞遠及于東非的道裏風俗，大大豐富了關于這些地區的知識。

　　元朝在平南宋後，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南宋的基礎上，發展同南海西洋諸國的關系。忽必烈曾令唆都等奉玺書十通，招谕南海諸國，占城、馬八兒（印度東海岸）等俱奉表入貢。忽必烈并重用南宋的降臣蒲壽庚，利用僑居福建的外商與南海諸國的聯系，招緻諸善國，發展海外貿易。一二七九年，又遣楊庭壁出使俱蘭（印度西海岸）。楊庭壁抵達俱蘭時，也裏可溫兀咱兒撒裏馬及木速蠻主馬合麻也在其國，聞诏使到來，都表示願意遣使入貢。蘇木達國也遣使通過俱蘭向元朝臣服。因此，南海十國馬八兒、須門那、僧急裏、南無力、馬蘭丹、那旺、丁呵兒、來來、急蘭亦■、蘇木都剌皆遣使入貢。一二八四年，忽必烈又遣使臣前往錫蘭（今斯裏蘭卡）訪求佛牙。使臣抵錫蘭島，入谒國王，求得佛牙二枚、佛遺發與供食之缽。非洲旅行家伊本·拔都他在他的遊記中也記載元朝皇帝曾遣使至印度。當他在古裏時，曾見有元朝船隻十三隻停舶在港内。元朝商人在南海十分活躍，不少人遷居南洋諸島，與當地人民一道，爲開發這一地區作出了貢獻。

　　位于蘇門達臘島上的三佛齊是當時東南亞國際貿易的樞紐。三佛齊向宋朝派出使臣三十多次。一○○三年（真宗咸平六年），三佛齊王遣使李加排、副使無陁李南悲來貢，且言本國建佛寺，請賜鍾及寺名。真宗诏以承天萬壽爲寺額，并鑄鍾以賜。三佛齊文字用梵書，上表章用中國漢字。阇婆（爪哇）也多次派使臣入貢。宋與三佛齊、阇婆等國商人的來往也極其頻繁。宋朝商人至阇婆，備受優待。福建建溪的大海商毛旭，曾經多次運貨去阇婆，歸國時又爲阇婆使者充作向導。

　　位于加裏曼丹島上的渤泥，跟宋朝人民交往甚多。九七六年，渤泥國王向打派遣使臣帶着表文（國書）入宋，贈送龍腦、玳瑁、檀香、象牙等禮品，宋太宗将使臣安置在禮賓院，以貴賓相待。宋朝商舶抵達渤泥三天，國王就帶領眷屬、大臣前往參觀，商船跳闆鋪上織錦迎接，設宴款待，最後分送禮物。船上貨物都由國王和大臣定價，然後擊鼓，召集附近百姓前來貿易。在文萊發現的一塊漢文石碑，上刻“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男應（？）甲立。”這是東南亞現存最早的一塊漢文碑刻。據考訂，是一二六四年爲宋朝知州蒲某建造的墓碑，蒲某可能是泉州人。這說明許多泉州人，包括宋朝的官員，都來渤泥僑居。

　　宋朝與蒲端（疑爲今非律賓班乃島西部的武端）、麻逸（今呂宋島）及其屬國三嶼（今呂宋島西南諸島）、蒲裏噜（今呂宋島東波利略島）、白蒲延（今呂宋島北的巴布延群島）等，都有密切的文化交流。一○○三年，蒲端國王具陵派遣使臣李竾罕、副使加彌難入宋，向宋真宗贈送土産和紅鹦鹉。次年上元節，宋朝派官員陪同使臣觀燈、宴飲，并贈送錢币。從此，蒲端使臣不斷來宋，從宋朝帶回冠帶、衣服、器币、銅錢、旗幟、金銀、铠甲等物，又給宋朝帶來玳瑁、龍腦、丁香等物。麻逸國商人在九八二年運寶貨到廣州。宋朝商船将瓷器、鐵鍋、烏鉛、五色琉璃珠、鐵針、绫絹等運到麻逸、三嶼等國，又從那裏買回黃蠟、吉貝、番布、真珠、玳瑁等。

　　印度次大陸諸國宋人稱爲鵬茄羅（今孟加拉）、天竺（今印度）、注辇（今印度東部海岸）、故臨（今印度西海岸柯欽一帶）、南毗（即古裏佛，今印度西部馬拉巴海岸）、胡茶辣（今印度巴羅達一帶）、麻羅華（今印度巴羅達以東）、細蘭（今斯裏蘭卡）等南亞各國，都與宋朝保持頻繁的經濟文化聯系。宋太宗時，天竺僧羅護哪航海至泉州，海商施金建造一座佛寺，請羅護哪主持。注辇使臣和商人入宋者更多，他們給宋朝帶來了真珠、象牙、琉璃和各種香料。宋朝海船去大食各國途中，必經故臨國換小船而去。宋商把檀香、丁香、腦子、金銀、瓷器、馬、象、絲帛等運往細蘭國，又從那裏購買白豆寇、木蘭皮、粗細香等回國。

　　海道之外，宋與印度次大陸諸國在陸路上的交通也很頻繁。北宋建國之後，九六五年（太祖乾德三年），滄州僧道圓自西域返還，表獻貝葉梵經四十二夾。道圓是在晉天福中西去的，在途十二年，居印度六年。宋太祖親自召見他詢問所曆山川道裏，頗加禮待。明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情遊西域取經，朝廷各賜錢三萬遣行。此後，往取經者甚多。同時期，印度僧人也紛紛東來，其中著名的有中天竺摩伽陀國法天、北天竺迦濕彌羅國僧天息災和烏填國僧施護等。太宗崇尚釋教，九八 ○年（太平興國五年），诏立譯經院（後改稱傳法院），召天息災等三人入院，從事佛經翻譯，由梵學僧法進、常謹、清沼等筆受，楊悅、張洎潤色。九八三年，天息災諸選召童子，學習梵文。真宗景德三年诏令“西天僧有精通梵語，可助翻演者悉館于傳法院”。傳法院進行了大量的佛經翻譯工作。從太平興國七年到仁宗景祐三年的五十四年内，貢獻并内出梵經無慮一千四百二十八夾，譯成經論凡五百六十四卷。以後又續有譯作。當時來宋朝的天竺僧人很多，挾梵夾來獻者不絕。


（三）中亞、西亞及東非諸國


　　阿拉伯沿海諸國早在行勤西遊時，便攜有宋王朝緻大食國王書。行勤顯然完成了傳遞使書的任務，因此，九六八年（開寶元年），大食國王遣使來貢。宋人所說的“大食”，是中亞諸國之泛稱。從行勤的行程來看，他們道出克什米爾，折而西南行，至北印度的左蘭那羅國。他所緻書的大食國，很可能便是當時據有錫斯坦地區的伽色尼王朝的創建者撒布克的斤。九七一年，大食國又遣使來貢，宋以其使者李诃未爲懷化将軍，還特以金花五色绫紙寫告身以賜。從這以後，取陸路和海路東來的大食使者史不絕書。

　　遼王朝已與中亞諸國有密切的聯系。早在天贊初，就有“波斯國來貢”、“大食國來貢”的記載。一○二○年，大食國王遣使爲其子冊哥請婚，并進象及方物。明年，複遣使來，遼以王子班郎君胡思裏女可老封公主許嫁。一○二六——一○二七年（聖宗太平六——七年），遼又遣使至錫斯坦與伽色尼王朝聯系，建議“辟聯合之路而系敦睦之環”，使之從西南方牽制哈剌汗國。一○四一—— 一○四二年（道宗重熙十——十一年），爲遼戍邊的一萬六千帳契丹人叛逃，遷入哈剌汗國。所有這些關系表明，後來耶律大石的西遷不是偶然的。

　　成書于一一二○年的《動物與自然屬性》的作者馬兒瓦齊報導，當時中國分屬支那、契丹與畏兀三部分。凡是經商及從事其他事務的人皆自喀什噶爾經葉兒羌、和田，至沙州，然後由這裏分道前去三國。但是當時東西間的陸路交通是艱難的。十世紀末，遼聖宗向西擴展了領地；十一世紀中，西夏又控制了河西走廊，北宋與西域的陸路交通因而一度被切斷。宋神宗開熙河，與西域的交通才得恢複，但必須取道青海北部，由秦州入境。這一段旅途更加僻遠迂回，彼此間的陸上聯系受到限制。因此，宋與大食的聯系，主要還是依靠海路進行。

　　宋朝與大食諸國海上交通發達，遠洋船舶廣泛使用羅盤針導航。大食使臣和商賈從海路到東方，多到故臨國換乘東歸的宋商海舶。大約在十二世紀末到十三世紀初，羅盤針傳入大食，又經大食傳入歐洲。宋朝有近六十種藥材大量運入大食各國，其中川芎對醫治采胡椒工人的頭痛病有顯著療效，而牛黃約在十二世紀前又由大食人傳到歐洲。這說明宋朝醫學對大食醫學有很深的影響。大食各種藥材也被宋朝藥物界廣泛采用，阿維森納創造的丸衣方法傳到宋朝後，迅速得到推廣。

　　伊斯蘭教及其建築藝術，傳入宋朝，大食商人在泉州、廣州建築寺院和高樓，既保持了大食的建築藝術風格，又吸取了宋朝建築的優點。僑居宋朝的大食各國商人數量很多，有些商人資金相當雄厚，廣州官員競相與之聯姻。這些商人還在僑居地，如廣州、泉州興建著學。元朝時期，色目人在福建沿海定居的人數相當多。元末農民起義中，這些色目人在其首領賽甫丁的領導下，據有泉州。當時，摩尼教、伊斯蘭教在這裏十分流行。

　　十三世紀時，波斯人曾仿制宋瓷碗，繪有鳳凰圖案，而宋磁州窯也曾仿制波斯式的瓷壺。北宋初，有一位漢族學者在伊拉克巴格達僑居一年左右，他隻用五個月時間就學會了阿拉伯文。當他準備離開巴格達時，請房主拉齊讀一部阿拉伯學者的著作，拉齊讀得很快，他能用漢文草書準确地速記下來。大食的天文學也對中國産生了影響。在河北宣化發掘的一座遼墓中，出土一幅彩繪的星空圖。此圖以中國傳統的二十八宿爲主，又吸取了巴比倫黃道十二道，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

　　東非諸國《諸蕃志》中，詳細地記載勿斯裏（今埃及）、遏根陀（今亞曆山大港）、陀盤地（今杜姆亞特港）和憩野城（今開羅）等地的情況。這些情況可能是他從到達泉州的埃及商人那裏聽來的。他還記述遏根陀國有一座大塔，這就是古代亞曆山大港的法魯斯島燈塔，高達一百米。憩野是勿斯裏的都城，商業非常繁盛，意大利商人曾到這裏來購買東方貨物，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宋朝的貨物，主要有絲織品、瓷器、金銀、銅錢等。

　　宋朝的瓷器馳名世界，遠銷勿斯裏，受到當地人民的喜愛。不久，本地的陶瓷工匠便進行仿造。在十一至十三世紀時，仿制青瓷；十四至十五世紀時，又仿制青花瓷。但瓷胎使用本地的陶土，并且常有阿拉伯字的陶工名字。這些仿制品的瓷片，在福斯特（開羅古城）遺址中發現不少。十二世紀時，宋朝的皮影戲傳入勿斯裏，引起當地人民的很大興趣。亞曆山大港的天文學家兼地理學家多祿某的天文集，在宋、元時傳入中國。據馬可波羅記載，忽必烈時，朝中有巴比倫（指埃及）地方之人，被大汗派遣至福州城，授民以制糖術，用一種樹灰制造。這些都說明彼此間文化交流的密切。

　　一○七一年，層檀（今坦桑尼亞）首次派使臣到廣州，對宋朝進行訪問。一○八三年，再次遣使入宋，贈送本國特産，宋神宗回贈銀二千兩。宋朝的絲織品、瓷器、銅錢等，直接或間接地由宋朝商船運到層檀銷售。十九世紀末年以來，坦桑尼亞沿海一帶不斷發現宋瓷殘片和宋朝銅錢，表明宋和層檀之間的經濟文化交往相當頻繁。

　　宋朝人稱索馬裏古國爲中理（今索馬裏沿岸）和弼琶囉（今索馬裏柏培拉港）。索馬裏首都摩加迪沙的地下發掘，曾發現宋瓷和宋錢。元朝統治時期，與東非的聯系繼續有所發展。馬可波羅記忽必烈曾派使者至東非馬達加斯加島，使臣歸後，将此島之諸異聞陳告大汗，并把兩枚巨大的野豬齒入呈。元朝未年，依本·拔都他遊印度，曾受其王的派遣，出使中國。依本·拔都他經曆地區的範圍仍然是一個疑問，可能僅到過長江以南，但他的遊記中卻保存了元朝商人活躍在南海的記載。


（四）欽察、伊利諸汗國


　　蒙古西征後，形成了欽察、察合台、伊利與窩闊台四個汗國。諸汗國逐漸成爲事實上各自的獨立政權，但在名義上，仍奉元朝皇帝爲大汗、“一切蒙占君主的君主”、“四海萬民之君和成吉思汗家族之長”。在通常情況下，諸汗國汗位的承襲，必須取得元朝皇帝的認可。伊利汗國的旭烈兀汗死，遺命子阿八哈汗繼位。阿八哈辭位說：沒有叔父忽必烈的命令，他不能即位。因此在未得忽必烈的正式冊命之前，他始終不敢就正位，而是另設一座，權行汗權。直到一二七○年元朝所派的使臣奉诏來到後，他才遵旨重新舉行登位的典禮。一二八四年阿魯渾汗奪取了汗位，但也等到二年以後元朝的使臣到來，才正式即位爲伊朗等地諸蒙古及大食民衆之長。一二九一年乞合都即汗位，忽必烈賜給他藏語名亦憐真·朵兒隻。合贊汗的即位與改奉伊斯蘭教，同樣要取得成宗鐵穆耳的認可。一些有翊戴大功的貴族，也以請求元廷賜予官爵爲榮。如阿魯渾汗時期的不花，被元朝封爲丞相，不賽音汗時期的出班，被元朝授以開府儀同三司、翊國公，給銀印、金符。元王朝封授汗國貴族的這些官爵，顯然都是來自漢族的傳統官名。在特殊情況下，元廷甚至可以另派所在汗國的貴族來接替汗位。現存的資料表明：伊利汗國的國玺，是由元廷所頒賜的漢文刻印，一方爲“輔國安民之寶”，另一方爲“真命皇帝和順萬夷之寶”。

　　元朝皇帝與諸汗國通過賜予和朝貢保持經濟上的交流。諸汗國的貢品多是西域的大珠、珍寶、玉器、水晶、馬駝、文豹、獅虎、藥物和特産的佩刀。元廷的回賜則爲鈔币、緞帛、繡采、金銀和東北特産的海青獵鷹。貢使往往受命攜來重金，廣購元朝各種上産，使者本人也乘機販運貨物。因之，每一批使者實際上便是一支龐大的商隊。元朝規定：所有使臣，從杭愛山至大都都可以乘驿前行，因而大大地便利了貢使的商販活動。

　　在蒙古統治時期，東西方之間人民的交往也空前繁盛。早在成吉思汗西征中，一大批投附的官員、軍卒、工匠和驅奴被擄東來，以後又輾轉遷入内地。随後是大批中亞商販、旅行家，沿着東西驿道，絡繹東來。元人文獻把他們泛稱爲回回人、西域人或大食人，統歸色目。他們大都是伊斯蘭教徒，在内地任便住坐，蹤迹遍及城鄉各處，但在一個地方内又往往保持小範圍的聚居，嫁娶喪葬、宗教信仰仍堅持原有的習俗。在有回回人聚屠的城市中，如上都、太原等地，都建有禮拜寺。元朝設立回回哈的司，管領伊斯蘭教徒刑名事務，答失蠻（回教徒）與佛、道和基督教徒一樣，都享有特許的優免賦役的權利。他們在定居各地之後，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漢文化，不少人成爲漢文化修養很高的寫作家，同時也把中亞的伊斯蘭文化傳播到中國。

　　與此同時，也有大批蒙、漢等各族人遷入中亞和西亞諸地。當旭烈兀西征時，除大批蒙古軍外，曾征調漢人匠師上千人随征，其中包括使用火藥的槍手。由中國發明的火藥輾轉經過阿刺伯而傳入歐洲，對世界文明的發展作出了貢獻。随軍西征的蒙古人和漢人留住在伊利汗國，因爲蒙古人當時主要信仰喇嘛教，所以在伊利汗國境内，一度佛寺興盛。藏族創立的“喇嘛教”也由此傳到了中亞地區。著名的全真道士丘處機和政治家耶律楚材都曾親曆中亞；旅行家常德奉使于旭烈兀，且遠及呼羅珊諸地。當時還有一部分原屬西遼的黑契丹人，以博刺克·阿隻蔔爲首，又在克爾曼地區割據自守而臣附于蒙古。他們的統治前後維持達八十餘年。直到十四世紀初，完者都汗征召其主沙隻罕入朝，另派蒙古官員統治其地，契丹人後裔的這個政權才告結束。

　　東西方之間政治、經濟關系空前密切，人口交互遷移，文化上的交流也因此更爲發達。中亞城邦中所習行的理算、撲買與商業斡脫組織等制度，都在元朝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生活中産生了影響。一些色目權臣，也多慣于把中亞的統治制度強行推行于漢地。成宗以後，這種情況才有所變化。

　　回回的優秀科學成果，如醫學、天文學等的傳入，受到元朝人民的歡迎。著名的回回天文學家劄馬魯丁在至元四年進《萬年曆》，忽必烈曾一度下令頒行。劄馬魯丁又造咱秃哈剌隻（多環儀）、咱突朔八台（方位儀）、魯哈麻亦渺凹隻（斜緯儀）、魯哈麻亦木思塔餘（平緯儀）、苦來亦撤麻（天球儀）、苦來亦阿兒子（地球儀）、兀速都兒刺不（觀象儀）等回回天文儀器。元朝還專設有回回司天台。在當時元廷的秘書監裏，保存有大量天文曆算書籍和儀器。回回醫學也很負盛名。元朝在太醫院下設廣惠司，拿修制禦用回回藥物及和劑，以療諸宿衛士及在京孤寒者。廣惠司的創建者是叙利亞人、景教徒愛薛。回回藥物與驗方在社會引起了普遍的重視。在秘書監中還保存有《忒畢醫經十三部》（忒畢，阿剌伯語義爲醫學）。《常德西使記》載中亞的幾種特效藥物：阿隻兒，狀如苦參，治馬鼠瘡；婦人損胎及打撲内損，用豆許咽之自消。阿息兒，狀如地骨皮，治婦人産後衣不下，又治金瘡膿不出，嚼碎敷瘡上即出膿痊愈。奴哥撤兒，形似桔梗，治金瘡；腸與筋斷者，嚼碎敷之自續。明初刻本《回回藥方》，據考證系阿拉伯著名醫學家依本·貝塔兒的《簡救法》一書的譯本，大概是元代譯出的。忽思慧所著的《飲膳正要》，是一本研究食物醫藥學的專著，其中也保存了一些回回藥物及方劑。

　　大食人也黑叠兒是出色的建築工程師，忽必烈時任茶叠兒局諸色人匠總管府達魯花赤，兼領監宮殿。在大都宮城的設計中，“受任勞勚，夙夜不遑，心講目算，指授肱麾，鹹有成畫”。後與張柔、段天祐同行工部事，管領修築宮城，爲大都城的修建作出了貢獻。尼泊爾著名的繪畫裝塑家阿尼哥，中統元年受帝師八恩巴之招，率領匠師八十人造黃金塔于吐蕃。後從帝師入京，以塑繪和工巧著名一時，兩都寺觀的塑像，多出其手。阿老瓦了和亦思馬因是伊利汗阿八哈應忽必烈之命而派遣來元的制炮家。他們所造的巨炮（一種投石機）曾用于進攻襄陽與常州，具有頗大的摧毀力。

　　中國文化也在波斯等地廣泛傳播。随同旭烈兀西征的有中國天文學家數人，其中包蠻子（？譯音）最爲著名。伊朗的著名天文學家納速剌丁便是通過他而得以了解中國的天文推步術數。伊利汗國丞相拉施德在編纂他的世界曆史名著《集史》時，曾有漢人學者李達時、倪克孫（均爲譯音）參與編著。《集史》中有關蒙古及元朝的某些史實，主要是得自一二八三年出使伊利汗國并留駐那裏的元朝丞相李羅的口授。拉施德還主編過一部關于中國醫學的百科全書，名爲《伊利汗的中國科學寶藏》。孫思邈的《千金要方》也被譯成了波斯文。合贊汗曾得眼疾，延請元朝醫師治療。這位醫師采用放血療法而收到了預期的效果。合贊汗本人，略知漢語，通曉中國史事，了解中國特産的草藥。西亞流行的圓穹形建築和繪畫的手法與題材，也明顯地反映了中國建築與繪畫藝術的影響。元朝的紙鈔制度也傳入伊利汗國，曾一度實行。


（五）歐洲諸國


　　據《宋史》記載，北宋時期，拂菻（東羅馬）曾三度遣使來貢。當時陸路上的通道既遠且阻，直接往來是很困難的。但間接的文化交流卻一直未曾停止。經由西亞東傳的景教（聶思托裏派基督教），在漢地雖已不再流行，但在畏兀兒等族地區卻仍然盛行。太平興國六年，王延德使高昌，他在那裏見到所謂“波斯僧”，指的便是景教徒。據西方的記載，在十一世紀初，我國西北部的突厥人已有很大一批人轉奉了景教。以後景教一直在西域和西部蒙古地區盛行。克烈、乃蠻與汪古等部從遼、金以未便都是世奉景教的部族。

　　蒙古的幾次大規模西征和四大汗國的建立揭開了中國與歐洲交通的新篇章。大批歐俄的部族，如欽察人、阿蘭人，俄羅斯人被裹脅東來；一些歐洲的工匠，如日爾曼奴隸、巴黎和貝爾格萊德的俘虜也出現在和林。西征也在客觀上打通了交通的道路，一大批歐洲人，包括教土、使臣、商賈和旅行家，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湧向東方。

　　普蘭諾·迦賓與盧蔔魯克的來使歐洲人對蒙古，原來很不了解。拔都的西征引起了歐洲統治者們嚴重的不安和憂慮，因而亟力謀求了解蒙古草原的狀況，阻止殺掠。一二四三年，新當選的教皇英諾森四世組織兩個使團出訪蒙古：普蘭諾·迦賓出往俄羅斯；剌溫思出往波斯。普蘭諾·迦賓等在一二四五年四月從裏昂出發，帶着教皇寫給蒙古大汗勸谕勿攻基督教民的書信，經過波希米亞、基輔，穿過南俄草原，在伏爾加河上觐見拔都。拔都認爲這種關系必須取決于大汗，便派他前往蒙古。于是他與同伴別年的克特穿過康裏草原，經過準噶爾盆地北部，抵達蒙古。當時正在舉行選舉貴由爲大汗的忽裏勒台。普蘭諾·迦賓在蒙古逗留了四個來月。貴由寫了勒令西歐的統治者們投降入貢的回信，交他帶給教皇。普蘭諾·迦賓于一二四六年十一月啓行，大體上循原路西返，一二四七年的下半年返抵裏昂。他所記的《蒙古曆史》一書，是對蒙古人從生活習俗到軍事裝備、戰略戰術的一個全面紀錄，其中還包括了旅途行紀，記述沿路的見聞。

　　一二四八年，率領第八次十字軍東征的法國國王路易九世在尼可西亞接待了一個自稱是蒙古駐小亞細亞的将軍按隻吉歹所派遣的使團，使者名大維德。明年二月，聖路易遣安德烈爲使，進行回訪。安德烈大概是在木幹平原見到按隻吉歹，然後繞行裏海南岸，循錫爾河而東，抵達額敏河上貴由的行官。這時貴由已病死，海迷失皇後執政，她接見了安德烈。一二五一年四月，安德烈返抵帕托列瑪恩，觐見聖路易，遞交了給海迷失皇後的回書。書中敦促稱臣入貢。緊接着，聖路易又在凱撤裏亞接見了據說是海迷失所派遣的菲力浦使團。使團受到聖路易的款待，逗留一年之久。一二五二年春，聖路易又派教士盧蔔魯克以傳教士的名義前往蒙古。盧蔔魯克可能是從阿克兒乘船，伴同菲力浦使團抵孔士坦丁堡。然後越裏海，從克裏米亞半島登陸東行，先後觐見了西歐盛傳是基督教徒的蒙古諸王撒裏塔，和住牧在伏爾加河上的拔都。拔都派他往見蒙哥汗。他在一二五三年十二月抵達蒙哥在汪吉河附近的冬營帳地，然後伴随蒙哥的大帳日漸北移。次年四月進入和林城。逗留五個多月之後，盧蔔魯克帶着蒙哥的嚴厲的促降書返回。他從拔都處折而南行，穿過高加索與小亞細亞，一二五五年六月抵達塞浦路斯。他此行的使命，原是希望結好蒙古，共同抗擊伊斯蘭教徒，收複聖地與宣揚基督教義。這無疑是徹底失敗了。但他成功地深入了解了蒙古的狀況和東西交通的道路。他所著的《行紀》一書，是關于蒙古和中亞曆史的有價值的資料。

　　馬可波羅來華 忽必烈建立元朝後，歐洲的貢使、商人、旅行家和傳教士，絡繹東來。馬可波羅以他的遊記著稱于世。

　　馬可波羅出生在意大利威尼斯的商人家庭。他的父親尼古刺和叔父瑪窦從孔士坦丁堡渡黑海，前往欽察汗國的都城撒萊經商。由此繼續前行，抵布哈拉。大約在一二六六年（至元三年）到達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見。忽必烈決定派遣使臣随同他們西返，往使羅馬教延，命教皇遣送熟知基督教律，通曉七種藝術者百人來華。中途使者因病阻留，尼古刺兄弟持國書繼續西行。他們在一二六九年抵阿克兒，向教廷呈遞了蒙古的國書。二年之後，兄弟二人攜帶十五歲的馬可波羅陪同教皇所派遣的二宣教士尼古勒與吉嶽木東來。兩名宣教士在半途因懼怕危險而折回。馬可三人又經過長途跋涉，于一二七五年（至元十二年）夏到達上都複命。馬可波羅在元朝留居十七年，頗得忽必烈的信任。忽必烈“欲見萬裏如在目睫”，曾派遣賀勝遍曆吐蕃、雲南、廣海之地，往返觀察。馬可波羅在遊記中說他也曾奉使雲南、江南及占城、印度諸地。馬可波羅還自稱在揚州作官三年。一二九一年（至元二十八年），忽必烈應伊利汗國的請求，把闊闊真公主嫁給阿魯渾汗。馬可波羅随同阿魯渾的使臣護送公主，由海道西行。在一二九二年左右抵達伊利汗國，完成了護送任務。馬可波羅繼續西行，一二九五年返抵威尼斯。根據他口述整理的《馬可波羅遊記》，記載了他在旅途和在元朝居留期間的見聞，對元朝的繁華和富庶備加贊揚。馬可波羅的東來和遊記的傳播，極大地加強了歐洲人對東方的了解。

　　列邊騷馬出使歐洲列邊騷馬原籍大都，是一個景教徒。列邊是景教長老之稱。據說當時在大都的景教徒多達三萬多人。騷馬與東勝（？）人馬兒可思在一二七八年（至元十五年）奉準前往耶路撒冷朝聖。他們途經河中府、唐兀城、和田，經塔拉斯、呼羅珊而抵巴格達，因戰争稽留在伊利汗境。一二八○年，馬兒可思被任命爲契丹與汪古的大主教，改名爲馬兒亞伯刺罕。次年，在巴格達的景教總主教死，諸大主教集會，因馬兒亞伯刺罕是蒙古人，而被選推爲總主教，得到阿八哈汗的核準。其後阿魯渾汗在位，企圖征服巴勒斯坦與叙利亞，由馬兒亞伯刺罕派遣騷馬爲使，前往歐洲，聯絡基督教國家。一二八六年騷馬以阿魯渾國王及馬兒亞伯刺罕總主教的名義赴羅馬，航經孔士坦丁堡，至那不勒斯登陸。這時正值舊教皇死，新教皇未立。騷馬在羅馬盤桓之後，去往法蘭西，受到國王菲力浦四世的接見。國王表示：雖然蒙古人不是基督教徒，但如果爲奪取耶路撒冷而進擊阿拉伯人，他将全力應援。騷馬又前往會見英王愛德華。愛德華也表示他的想法與阿魯渾汗一緻。一二八八年春，騷馬返抵羅馬。新教皇尼古拉四世熱烈地接待了騷馬，對阿魯渾汗優禮基督教徒和打算奪回聖地表示了支持和感謝。騷馬在勝利完成使命後，循原道返回，受到阿魯渾汗的嘉獎。此後騷馬與馬兒亞伯刺罕一直留在伊利汗國。騷馬死于一二九四年。馬兒亞伯刺罕死于一三一七年。

　　羅馬無主教士的東來騷馬的西行促使教皇尼古拉派遣傳教士孟德科維諾前來東方進行聯系與宣揚宗教。一二八九年，孟德科維諾攜帶教皇緻阿魯渾汗、海都汗和忽必烈皇帝的信件，前往大不裏士。他從這裏航海至印度，停居年餘，在一二九三年左右泛海來到大都。孟德科維諾受到了成宗的接待，允許他在大都自由傳教。他在大都皇宮附近興建了一所教堂。到一三○五年，先後洗禮了六千人。次年又完成了另一所教堂的興建。他成功地促使汪古部的大貴族高唐王闊裏吉思放棄景教的信仰，改宗天主教。但由于闊裏吉思在對海都作戰中被俘死去，嗣子朮安（這是從約翰·孟德科維諾取名的“約翰”一名的音譯）年幼，闊裏吉思的兄弟尤忽難又率部民奉行景教。當時，大都的天主教與景教兩個教派互相排擠。孟德科維諾就曾長期受到一些景教徒的誣控。孟德科維諾在報導中還提到在大都的阿蘭人有三萬人，“這些人和他們的家屬來投約翰兄弟。他爲他們宣道，并鼓舞他們”。阿蘭即《元史》裏以骁勇著稱的阿速軍人，他們是蒙古西征時從高加索遷來的。馬可波羅曾說：“諸阿蘭皆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在大都的傳播，是同他們分不開的。

　　孟德科維諾曾兩次緻書羅馬教皇，請求派遣教士前來協助傳教。教皇于是在一三○七年派遣了七名副主教前來，但隻有格拉德、比列格林與安德烈三人約在一三一三年抵達中國。大概也就是在這一年後，泉州也創設了主教區，由格拉德任首任主教，以後則由比列格林和安德烈先後繼任。大都總主教孟德科維諾約在一三二八年（文宗天曆元年）病死，羅馬教廷又委派了尼古拉繼任總主教。尼古拉一行抵達阿力麻裏，受到察合台汗的歡迎。但從這以後，下落無聞。一三三六年（後至元二年），一個由元順帝派遣的十六人使團，包括法蘭克人安德烈（可能即上述泉州主教）在内前往羅馬。使團還攜帶阿蘭貴族福定、香山、者燕不花等署名緻羅馬教皇的信，請求爲他們派來總主教，同時也給元朝皇帝派來使者。這個使團在一三三八年抵達亞維農，受到教皇別内的克特十二世的接待。教皇立即籌組了一個包括馬利諾裏在内的使團東來。使團曆經欽察汗國與察合台汗國，并在阿力麻裏建成一所教堂，洗禮數人。一三四二年（至正二年）七月，使團抵上都，向順帝獻駿馬。《元史·順帝紀》記載：“是月，拂郎國貢異馬，長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純黑，後二蹄皆白。”群臣于是争獻《天馬賦》、《天馬圖》，他們描寫這些使者“黃須碧眼，服二色窄衣，言語不可通”。使團在大都留居三年，然後循海道西歸。據馬利諾裏記載：當使團離去時，皇帝曾囑咐“我或其他人很快能和一個賦予全權的紅衣主教返回來，擔任那裏的主教”。但是，不久之後，元末農民起義爆發，元朝覆亡。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也随之停頓了。

　　鄂多立克的來華旅行意大利教士鄂多立克從十四世紀初便開始了他的遊曆生涯。他從大不裏士、巴格達而至印度。一三二一年由印度繼續東行，曆南海諸國而抵廣州。再由廣州抵揚州，循運河北上，至于大都。鄂多立克在大都停留達三年，然後經今内蒙古遊曆了青藏地區，再經呼羅珊至大不裏士，返回威尼斯。在他講述的遊記中，關于行在（即杭州）、大都的綠山（即萬壽山）和湖（即北海）以及分省置驿的情況，雖然很簡略，但大體上都是準确的。

　　歐洲傳教士陸續來華和元朝使臣遠使西歐，這在元朝以前的曆史上是不曾有過的。元朝統治時期的對外關系，由亞洲擴展到非洲和歐洲。元朝以後，中國曆史的發展日益和世界曆史的發展，發生了密切的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