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各族

（四）云南各族


　　一二五四年（蒙哥四年），忽必烈自大理北返，留大将兀良合台戍守雲南，并任命劉時中爲宣撫使，與大理原來的統治者段氏共同治理雲南地區。随後，蒙哥根據兀良合台的建議，按蒙古軍政合一的制度，将原有的三十七部并成十九個萬戶府，任命土人和蒙古官員爲萬戶長和達魯花赤，兀良合台任都元帥總鎮其地。一二六○ 年，忽必烈即位後，在一二六三年至一二七一年間先後派遣昔撤昔、也先、寶合丁、阿魯帖木兒擔任此職。在雲南設省以前，他們是雲南地區的軍政首領。

　　忽必烈北返時，還留下宗王不花駐守雲南（中統二年封爲建昌王），重大軍政事宜都元帥必須向宗王請示。一二六七年，忽必烈封皇子忽哥赤爲雲南王，又設大理等處行六部和王傅府，以行六部的尚書、侍郎兼王傅府的王傅、府尉和司馬，行政機關和王府機構合爲一體。一二七一年，忽哥赤被都元帥寶合丁等毒死，元朝又以南平王秃忽魯出鎮雲南。

　　蒙古軍自一二五三年進入雲南後，在大約二十年内，基本上是軍事占領，鎮戍雲南的諸王和軍事将領隻是搜括财物和擄掠人口。各族人民反抗蒙古壓迫的鬥争相繼而起。一二七三年，忽必烈鑒于委任失宜，決定建立雲南行中書省，任命平章政事賽典赤贍思丁行雲南省事。賽典赤贍思丁是來自中亞布哈拉的回回人，在窩闊台、貴由、蒙哥、忽必烈四汗時期，擔任過山西、燕京、川陝等地的地方官職，逐漸接受了漢族的傳統文化和統治方法。賽典赤贍思丁于一二七四年到雲南，與鎮守雲南的宗王秃忽魯，确定王府和行省的職權範圍：王府可以對行省進行監督，但執行政令的權力歸于行省。次年，他又建議由雲南宣慰司兼行元帥府事，聽行省節制。後來又将這兩個機構和重設的官吏省去，加強了行中書省的權力。賽典赤贍思丁還把原設的萬戶、千戶廢除，改成三十七路、五府，下設州縣，并重新改定各路府州縣的名稱，與其它行省取得一緻。路府州縣的官吏，要重新選派蒙古、色目、漢人和當地土著人擔任，六品以上，都必須經元朝任命，六品以下，由本省選派上報，從而加強了元朝和行省對雲南地區的統治。

　　元朝雲南行省的範圍，東至普安路的橫山（今貴州普安縣，一度曾到貴陽），西接印度的阿薩密，西南至緬甸的江頭城（八莫附近），南邊曾連接八百媳婦（泰國北部）和老撾境，北至羅羅斯的大渡河（包括今四川西昌地區和涼山彜族自治州等地），所轄區域比後代的雲南省要大得多。

　　雲南是一個多民族的地區，見于元代記載的有白人、羅羅、金齒白夷、末些（納西）、斡泥（哈尼）、蒲蠻（布朗）、盧蠻（傈僳）、阿昌、吐蕃（藏）、怒人、撬人（獨龍）、野蠻（景頗）、依人（僮族）、土僚蠻（仡佬）等族。

　　

　　一、白人（白族）和羅羅（彜族）等族

　　

　　元代的雲南行省大體是建立在大理國的舊境内，除了周邊一些依附于大理的少數民族外，主要民族是白人和羅羅。

　　白人原稱■人，史書又稱“白蠻”，是白族的祖先。

　　白人原來聚居在洱海及其鄰近地區，曾經建立過南沼和大理國。據元人李京的《雲南志略》記載，元代白人主要聚居在中慶（昆明地區）、威楚（今楚雄彜族自治州）、大理、永昌（今保山地區）等路府。統治者王室和貴族，控制了從中慶、威楚、經大理至永昌等重要地區的交通線，并于沿線要地建立起若幹城鎮，分封在各地區的白人貴族以這些城鎮爲中心，不斷擴張統治勢力。白族人民也進而散布到姚安、麗江、鶴慶、北勝、騰沖、順甯、元江、臨安、澂江、曲靖、武定等地。大理國段氏強盛時，白族曾經發展到黔西的普安，川南的大渡河以南地區。

　　白人段氏世代爲大理國主，是雲南各民族的統治者。忽必烈征雲南，國主段興智降。一二五五年，段興智同他叔父段隔去朝見蒙哥，奉獻地圖，提出平定諸部和治民立賦的辦法，受到蒙哥的贊賞。蒙哥命段興智繼續統治白、爨等部，令段福統領軍隊。次年，段興智等回大理，率領白、爨軍二萬爲前鋒，導大将兀良合台讨平未附各部，侵掠交趾。段興智死，弟段實繼位。一二六一年，段實入朝忽必烈，受命領大理、善闡（今昆明地區）、威楚、統矢（元改姚州）、會川、建昌、騰越等城，節制當地的萬戶、千戶。

　　忽必烈派遣賽典赤來治理雲南，一二七六年，立行省，置郡縣，改善闡爲中慶路，作爲省治所在地。段實被改任爲大理路總管，轄地縮小到大理、蒙化、威楚等地。

　　羅羅，史書上或譯落蘭、盧鹿，又稱“烏蠻”。別部或自稱撒摩都（或作些莫徒）、羅婺、摩察、■刺，都是彜族的先民部落。在唐宋的記載中，他們被稱爲爨人，元代也稱爲爨，或簡稱寸。《雲南志略》指出：“羅羅，即烏蠻也，……自順元、曲靖、烏蒙、烏撒、越雟皆此類也。”這是指羅羅的集中地區。

　　順元是八番順元宣慰司所轄的順元等處宣撫司，轄今貴州鴨池河左右的水東和水西地區，尤以水西（彜語稱“亦奚不薛”，“亦奚”意爲水，“不薛”意爲西）彜族最爲集中。曲靖宣慰司現在隻有西境屬雲南，是彜族聚居區；東境普定（安順一帶）、普安（普安、盤縣等地）路在今貴州西南，此處與順元的彜族在漢籍中都被稱爲“羅鬼”、“羅氏鬼”，或稱“鬼蠻”。他們在唐末已形成較大的獨立政權，被稱爲“大鬼主羅殿王”。宋末，北部有羅氏鬼國，依附于宋；南部有羅殿國，依附于大理，與宋廣南西道常有貿易來往。但實際上部落甚多，稱謂也不固定。

　　蒙哥時，兀良合台攻押赤城（昆明），“鬼蠻”出援兵助守。蒙古軍隊攻陷押赤等城後，乘勝進入鬼蠻境（蒙語稱赤秃哥兒、赤秃哥或赤科，“魔鬼”之意），招降羅鬼諸部。雲南設郡縣後，以于矢部設普安路，普裏部設普定府，後升爲路，隸曲靖宣慰司。其餘地區，湖廣、四川、雲南三省曾多次前往招降和征讨，先後設置了八番羅甸、順元，亦奚不薛三宣慰司及若幹安撫司、宣撫司等機構。一二九一年，順元宣慰司撤消。次年，并八番羅甸和亦奚不薛宣慰司合爲八番順元宣慰司，屬雲南行省管轄。

　　烏撒烏蒙等處是一個宣慰司，這裏原有烏撤（貴州鹹甯）、烏蒙（雲南昭通一帶）、閟畔（東川市、會澤、巧家縣地）、芒布（鎮雄、威信等縣）、易娘（彜良縣）等部。烏蒙部駐窦地甸，部主阿杓受宋封爲烏蒙王。芒布居屈流大雄甸，宋封爲西南番都大巡檢使。

　　一二五六年，蒙哥令兀良合台從雲南率軍與四川蒙軍會師，途中先後招降了閟畔、烏蒙、易娘、芒布等部。烏撒部屢招不降，一二七三年才向元朝降服。元朝陸續設立了烏撒、烏蒙、芒布（轄益良州，即易娘部；強州）東川（原閟畔部）四路。一二九三年，烏撒宣撫司改爲宣慰司兼管軍萬戶府，統轄以上四路，大緻與今昭通地區相當。東鄰亦奚不薛，南接曲靖，是彜族的聚居區。

　　越雟是唐郡名，南诏設建昌府，元朝設爲羅羅斯宣慰司。越雟等地原屬大理國，隻有邛部每年向宋朝貢名馬、土物，宋封其首領爲邛都王。大理國逐漸衰敗，落蘭部崛起于滬沽、稱雄于各部。蒙哥時，落蘭部主派遣侄子建蔕降附蒙古。後來建蒂又殺蒲德，自爲部長。建蒂以女沙智嫁阿宗，命阿宗守建昌。建蔕連續并吞邛部川、阿都、屈部、■綖、蒙歪（元會理州）、麻龍（元麻龍州）、绛（元姜州）等部。一二六八年，忽必烈令招讨使怯綿攻建蔕，大敗，怯綿被處死。一二七二年初，忽必烈又派皇子西平王奧魯赤同南平王秃忽魯、四川行省都元帥也速帶兒等聯軍進讨。經過一年多的激戰，建蔕力盡投降，沙智等四人也被俘。

　　此後，元朝在這裏先後設置了五個總管府：建昌（西昌）、裏州（原阿都部，後并入建昌路）、定昌（原屈部）、德平（原■綖部，後定昌、德乎并爲德昌路）、會川五路，二十三州，上設羅羅斯宣慰司都元帥府總管。按元朝的制度，由朝廷直接派遣蒙古、色目和漢人官員爲正副宣慰使都元帥，直接進行統治。

　　此外，當時屬于四川叙南等處蠻夷宣撫司管轄的馬湖路也是彜族集中的地區。元朝曾在這裏設泥溪（今屏山縣）、平夷（屏山東境）、蠻夷（屏山縣西境）、夷都（治今秉彜場）、沐川（今沐川、馬邊縣）、雷坡（今雷波縣境）六長官司。羅羅斯宣慰司和馬湖路已包括了今四川省西昌地區和涼山彜族自治州在内。

　　綜上所述，元代的彜族主要聚居在今雲南的東北部及其與四川、貴州毗鄰的地區，此外，中慶、澂江、臨安、元江、廣南、威楚開南、廣西、大理等路都有彜族與其他民族雜居，特別是雲南的中心地區，彜族和白族區是互相交錯的。

　　大理以北，毗鄰吐蕃的金沙江畔，元時屬于麗江路的通安州、寶山州、巨津州等地，沿山寨中住有末些人，又稱摩些或磨些，即今納西族。麗江路及大理、永昌等地還有盧（又稱盧鹿、栗些，即傈僳族）、峨昌（又稱俄昌、阿昌）、撬（又稱“俅人”，即獨龍族）、吐蕃（藏族）、西番（普米族）、弩人（即怒族）。

　　史書上所稱的“野蠻”，即景頗族，住在麗水（伊洛瓦底江）兩岸，即今江心坡到孟養一帶。

　　和泥（又稱斡泥、窩泥、禾泥）即哈尼族，主要居住在臨安西南的紅河地區，元代曾在這裏設和泥路。元江路等地也有部分哈尼族。

　　蒲蠻（又稱樸或撲子蠻）即布朗族，主要分布在瀾滄江以西，即永昌，騰沖二府地區。

　　

　　經濟的發展

　　

　　雲南各族人民以從事農業爲主。一二六七年，皇子忽哥赤往鎮雲南，王府文學張立道擔任了大理等處勸農官。以後，雲南設置行省，賽典赤出任雲南行省平章政事。他們都注意到要恢複和發展農業以鞏固元朝在雲南的統治。

　　白族、羅羅族人民對興建水利灌溉事業有自己的傳統。大理國末期，國政荒亂，水利失修。昆明西南的滇池，由于沒有出水口，夏季山洪暴發，往往淹沒湖邊田野，昆明城内也泛濫成災。賽典赤等經畫修濬，白、羅羅各族人民先後修建了松華壩、南壩，疏濬或新開了盤龍江、金汁等六河。又修築河堤、水閘，控制水流，鑿通滇池西南的海口，使湖水可以排出。這不但減輕了水患，擴大了灌溉面積，而且因排泄了湖邊積水，增加了良田百餘萬畝。據當時記載，畝産量一般可達到二石。從元世祖至元初年開始，直到成宗大德間，昆陽州海口的工程還在繼續。

　　元人郭松年在《大理行記》中描述了他在大理一帶的親身見聞。雲南州（祥雲）以西三十餘裏的品甸有個清湖，白族用來灌溉，其利可達雲南州城郊。自嵓甸（彌渡）有赤水江可興水利，居民辏集，禾麻蔽野。趙州甸（鳳儀）川澤平曠，神莊江貫于其中，溉田千頃，少旱虐之災。大理點蒼山泉源噴湧，共有一十八溪，功利布散，皆可灌溉。

　　雲南設置勸農官，推廣先進地區生産經驗。白、爨人雖然早已養蠶和植桑，但不得法。張立道傳授漢族的經驗，收利等于過去的十倍。賽典赤也推廣了種植粳稻桑麻的先進技術。元成宗時，李京曾描述說，白族經營的麻麥蔬果，同内地近似。

　　一二七五年以後，雲南行省在中慶、大理、威楚、曲靖、澂江、仁德、臨安等路府實行屯田，閱實戶口，拘刷漏籍戶作屯田戶；在鶴慶，羅羅斯等處，還抽出一些編民立屯。屯田戶的租賦直接交給政府，一二八五年一年即交租銀五千兩。一二八九年，元朝又在上述各地和武定、烏撒、東川等路發展軍屯，由當地的鄉兵爨■軍經營。一二九三年，梁王以漢軍梁千戶軍于烏蒙屯田（後遷新興州）。一三一六年，行省調撥畏兀兒和新附漢軍于烏蒙屯田鎮守。

　　民屯大部由官給田，中慶路官給田，達一萬七千二十二雙（近七萬畝）。賽典赤還貸給了屯民牛、種、農具等。延祐年間，畏、漢軍在烏蒙屯田一千二百五十頃，是在有“古昔屯田之迹”的荒地上開墾的。元朝實行屯田，本意在擴大收入，但因此也擴大了耕地面積，促使白人和俠爨人轉入了農業。

　　在大理國時代，雲南就以畜牧業著名。十二世紀初，各方向大理國王貢奉牛馬，據說“牛馬遍點蒼”。宋高宗南渡，迫切需要戰馬。西北的馬市被金朝隔斷，改在廣西皇州設提舉司，向羅殿、自杞、大理買馬，還曾派專人去善闡府商談買好馬一千匹。大理馬極爲宋人稱道，據說有日行四百裏的駿馬。元初馬可波羅到昆明、大理等地，也說這裏是産馬很多的地方，人民以畜牧和種植爲業，他們養的馬甚至遠送到印度售賣。元成宗初年，雲南一年貢獻給梁王的馬就達二千五百匹之多。亦奚不薛是直屬皇帝禦位下十四處牧地之一，由羅鬼首領，八番順元宣慰使鐵木兒不花主管所牧國馬。

　　雲南地處高原，山地盛産綿羊，用羊毛做的毛氈成爲白、羅羅各族人民的必用品。

　　白、爨人民的手工業大多還沒有從農業和畜牧業中分離出來。由于綿羊很普遍，織氈是常見的家庭手工業。從貴族到平民，每人都有一件披氈。平民赤身披氈，白天是衣，晚上是被。大理出産的上品氈長大而輕。雲南出産的棉布以精巧著稱，有“白疊”、“朝霞”等名目，是貴族服用的衣着。

　　大理的采礦、冶金業已相當發展。宋人形容大理制作的刀“鐵青黑”，“南人最貴之”，銳利程度可以吹毛透風。元代雲南中慶、大理、金齒、臨安、曲靖、澂江、建昌等地都産鐵，一三二八年全省鐵課達十二萬餘斤。大理的制刀技術也反映了當時煉銅的技術水平。銅産于大理和澂江薩關山，當時全國隻有雲南有銅課。金産地幾乎遍布雲南各處，馬可波羅一再描述雲南黃金很多，所以金對銀的比價較別處爲低。雲南金課當時占全國首位。銀産于威楚、大理、金齒、臨安、元江等路，銀課占全國的一半。由于金、銀、銅出産豐富，雲南用這幾種金屬加工的手工藝品也相應發展，如用金銀打制各種貴重飾物，用銅鑄佛，打制各種器皿，技藝都很高。此外，羅羅斯的珠、會川的碧甸子也很有名。威楚、建昌和大理的鹽井都産鹽，元朝在威楚設有提舉鹽使司，在大理白鹽城設榷稅官，收入很多。

　　南宋時，大理國以及羅羅斯、烏蒙、羅鬼等部在邕州、黎州、叙州、滬州分別同南宋進行互市。白、羅羅等族以輸出馬、羊、氈、白疊、獸皮、雲南刀、甲胄、漆器、麝香和各種藥材爲主，換取南宋的絲織品、磁器、鹽和漢文書籍。元朝統一後，商旅可以直接往來，爲雲南和内地的物資交流創造了有利條件。賽典赤采取了降低商稅、繁榮市場的措施。雲南商人同藏族地區及緬甸等地也有貿易往來。本地的貿易通過集市進行，稱爲“街子”，午前聚集，抵暮而罷。

　　雲南通用的貨币是叭（貝殼）。元朝行用交鈔，允許交鈔和叭公私通用。稅收按黃金計算，用■折納。金、銀是高級通貨，每金一錢值■子二十索（每索貝八十枚）。建昌等地區有用鹽巴作貨币的，鹽巴用同一種模子做成，上有官方印記，所以同黃金也有固定的比價。

　　白、羅羅各族社會發展不平衡。白人社會較爲先進，其次是中慶等中心地區的爨人，大理國時期已确立起封建制度。大理王是最高土地所有者，他把關津要隘和富饒地區分封給段氏族人。段氏取得大理政權曾得力于東方三十七部的支持，因而封一些“烏蠻”貴族爲領主。以後權臣高氏專政，大理王将善闡、威楚、統矢（姚安一帶）三府和秀山（建水一帶）、石城（曲靖一帶）等地分封給高氏世守。高升泰有嫡子八人，分牧八府，庶子十一人，分牧四鎮郡邑，世官世祿。他們對封地内的土地和人民有世襲的封建統治權，但要對大理王定期進納貢賦和調派勞役、兵役等。

　　大小領主還有自己的私有莊園。大理國君臣的政治權力在元朝大大削弱，但私莊仍舊保留。現在大理地區的“白王莊”、“皇莊”等地名，可能即是大理王室私莊所在地的遺址。統治鶴慶的高氏後人一直擁有私莊，他們是莊内全部土地、山林和河流的領主，而全部居民則是領主的農奴。農奴必須對領主承擔勞役，交納地租，還要在特定的土地上服勞役，如“夫馬田”、“守衛田”、“守墳田”、“鵝鴨田”等。農奴因各種名目要向領主送禮，沒有人身自由和做人的權利，領主有權随意侮辱和處置自己的農奴及家人。

　　蒙古軍進入大理時，一些大理貴族戰死、逃散或被剝奪土地，因此出現了屬于元朝的官田和擺脫領主束縛的農民。元初幾次籍民戶，把農民編入向國家納賦的戶籍，以後才把查出的漏籍戶調入屯田。大理金齒等處宣慰司軍民屯田，最先是由二○六六戶漏籍戶開創的，後來發展到屯田近九萬畝，都是軍民的己業田。他們編入屯田前已是擺脫了領主的自耕農。其餘地區軍屯的寸白軍大都有己業田，官府調他們做鄉兵，就是因他們既能守戍地方，又能耕田自給，不需國家另籌糧饷。

　　自耕農的大量湧現必然導緻農民的分化和新興地主的産生。元朝的寺廟也占據大片土地，每一個新寺院建成，就有“常住恒産田園”，有些是由大官僚、地主的捐獻，有些是購買或侵吞。元末，土地兼并日烈，元代屯田的土地多爲僧道及豪右隐占，官府收不到稅糧，農民也無己業田可耕了。

　　租佃關系也有所發展。農民租地一畝每年納租三牛一升至五鬥八升稻谷，最低地租每畝一鬥六升。

　　雲南東部羅羅聚居區較爲落後，直到清代，武定、祿勸還有奴隸買賣現象，說明元代邊遠山區的彜族社會隻發展到奴隸占有制度。其餘羅羅斯、烏撒烏蒙、黔西羅氏鬼等部當更爲落後。宋代常有大小涼山的奴隸主到宋朝境内搶劫奴隸的記事，也說明奴隸制度的發展。

　　

　　文化的交流

　　

　　南诏國時代，與唐朝已有密切的文化交往。白族學者已開始用漢字書寫白語，記錄了本民族的曆史、科學和文化成就。大理國時，白族同宋朝的漢族繼續交流文化，風格和水平越加接近。元初，郭松年旅行大理，看到當地人的宮室樓觀、言語書數等等，已經同中原差不多。

　　賽典赤是一個穆斯林，但他已在中原任官幾十年，很懂得儒家學說對鞏固封建統治的重要。大理國本來就提倡讀儒書，設科選士，所以他一到雲南，就因勢利導，在昆明建孔子廟，修講堂，選官員富民子弟入學，撥出專供祭祀和辦學用的學田。一二八二年（至元十九年），元朝又下令雲南各路普遍興儒學，建孔廟。元朝借此加強它的統治，但對雲南文化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所以有人說，六十年後，雲南的“吏治文化”可以同中原相等了。一三一三年，元仁宗開始推行科舉制度，其中也有雲南的名額，由于各族的上層人物有可能通過考試擠入官吏的行列，這就促進了雲南學校的興辦。

　　一三一四年，雲南設儒學提舉司，專門掌管學校。

　　南诏和大理時代，佛教已在雲南盛行。僧人有兩種：一種是“得道僧”，在寺院中修行，嚴格遵守戒律；另一種是“師僧”，有家室，念佛經，也讀儒書。大理設科選士，選官置吏，往往都來自“師僧”。白人不論貧富，家家有佛堂，老少都不離念珠，吃齋敬佛。大理點蒼山沿山遍是寺廟。由于統治者的提倡，佛教在東部地區也得到發展。

　　忽必烈崇奉喇嘛教，尊八思巴爲帝師。雲南王忽哥赤也奉薩迦僧亦攝思朮納思（八思巴的異母弟）爲師。

　　以後的梁王也各有王師，兼任宣政院所屬的雲南諸路釋教都總統，管理雲南的寺院。元代雲南有許多供摩诃葛刺的神廟，傳說是因南诏威成王尊信的緣故。摩詞葛刺是喇嘛教的護法神，即元人所謂“番僧所奉之神”，這種信仰反映了喇嘛教的影響。

　　宋以後，中原佛教以禅宗爲盛。忽必烈平大理後，善闡僧洪鏡即去中原，居留二十五年，前後從“當世大德”四次學禅。回雲南後，用白語講經于筇竹寺，禅宗在雲南開始傳播。同時，中原的禅僧也從内地來到雲南，如大休，是臨濟宗義玄十六傳弟子，袁州仰山寺雪岩的門徒，曾于一二七八年來雲南傳播禅宗。

　　洪鏡的弟子很多，相繼主持筇竹、大德等大寺，禅宗的影響逐漸擴大。玄慧（定林）于一三一○年帶着雲南省臣的奏文至京師朝觐，接受皇帝保護寺院的玺書和禦賜大藏經。僧人玄鑒，從雲南出發，遊曆湖南、湖北、直至江浙，參見高僧二十餘人學禅，最後入天目山，拜名僧中峰明本（雪岩法嗣高峰的弟子）爲師，很受中峰贊賞，說他見人很多，但象玄鑒那樣的人“非惟今少，于古亦稀”。玄鑒死于内地，他的弟子回雲南大興禅宗。

　　道教在元代傳入雲南，據說是全真教的宋披雲首先在滇東傳播，在昆明建有龍泉觀、長春觀、真慶觀等。

　　賽典赤等大批色目官員，商人和士兵來到雲南，他們大多信伊斯蘭教。賽典赤在昆明興建了禮拜寺。随賽典赤來雲南的撒馬爾罕人馬薛裏吉思，是景教徒（也裏可溫），在雲南傳播基督教。馬可波羅遊曆雲南，曾在昆明等地見到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徒。

　　白、爨等族還祭祀各種民間信仰的神。大理國也有嵌、鎮、海、讀之分，大理點蒼山稱爲“中嶽”，在中峰下建廟，供奉點蒼山神。點蒼山還有龍神，當地人逢天旱就往祈禱求雨。趙州以西的神廟，是州人祈求解除水旱疾疫的地方。

　　寺廟的建設，提高了雲南各族的建築、繪畫、雕塑的水平。元代所建雞足山佛寺，氣勢雄偉。

　　在各族人民中，對巫師的迷信之風仍然盛行。馬可波羅提到哈刺章、永昌、押赤等地很少醫生，有病就找巫師。一二九九年，元朝在各路設惠民藥局，官給鈔本，以利息備藥物，選良醫主持。雲南行省共撥出■一萬一千五百索。

　　

　　各族人民的起義

　　

　　蒙古征服大理以後，派出了諸王、都元帥對雲南進行統治。他們搶掠人丁爲奴，強制編籍人民和民田，征收高額賦稅。雲南各族人民遭到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從兀良合台鎮雲南以來，二十多年内曾籍民戶八次，人民不堪其苦。由于鎮守者隻懂得一味搜刮，被征服地區的人民，相繼起義反抗。

　　一二六四年，僧人舍利威聯合威楚、統矢、善闡和三十七部爨人各殺守将起義，善闡屯守官無力抵禦，遣使向大理告急。大理總管信直日積極向元朝效忠，領兵支援，連敗起義軍于威楚、統矢等地。

　　這年秋天，舍利威又發動起義軍十萬向大理進發，元朝令都元帥也先和信苴日迎擊，也先等軍到安甯，擊退舍利威軍，攻占善闡。起義軍又連續在威楚、新興、石城、肥膩、尋甸等地失利，爨部起義受挫。

　　約十年後，舍利威發動群衆再次起事。信苴日派人僞裝商人往見舍利威，将他刺死。起義軍在失去領袖後失敗了。

　　舍利威的起義發動于雲南的中心地區，占領了善闡等城鎮，直逼大理，聲勢浩大，給蒙古統治者以沉重打擊。

　　雲南盛産金銀，元朝派專使前往搜括，設打金洞達魯花赤，監督各族礦工生産黃金；又置合刺章打金規運所、雲南造賣金箔規措所，制造金箔作爲通貨。雲南征收賦稅也要納金銀，中慶附近城邑的人戶，往往逃亡抗賦。甸寨邊遠的地區，秋天就派人領兵征賦，人馬刍糧往返之費，都加在人民頭上。征稅人按賦額加征十分之二，虧損數又加十分之二，而迎送的接待和饋贈，同應征賦額相等。元朝頒布過“禁雲南管課官多取餘錢”的诏令，正說明當時官吏的貪酷。

　　雲南行省的官員，爲了擴大人戶和稅收，以便向上邀功請賞，常常啓事造釁，無故征伐偏遠地區，乘機劫掠人口、财物和金銀。雲南平章在一次鎮壓起義時掠取黃金五百兩，忽必烈說是他“效死所獲”，應歸他所有。

　　駐雲南的王府是壓在各族人民身上的沉重負擔。豪民往往投充王府當宿衛，規避一切徭役，而且還要官府供給。王府直接占有大量人戶和土地。烏蒙等處須向太子真金獻馬。梁王鎮守雲南，子孫世襲，每年受貢馬達二千五百匹。王府畜馬多，全部放在城郊牧放，侵食民衆的莊稼。

　　權貴勢豪之家殘酷剝削百姓，并且用高利貸重利盤剝窮人，把不能償債的人沒爲奴隸。奴隸常被黥面，以防止逃亡。

　　雲南各族人民不堪忍受這些剝削和壓迫，“冤憤竊發”，紛紛起而反抗。

　　臨安、元江地區的和泥、白衣、樸等族人民，始終不屈服元朝。一二七六年，雲南行省調蒙古、爨、■軍連續征讨，肆行殺掠，強設臨安路和元江府進行統治。一二八○年，和泥大首領必思領導各部起義。一二八五年，元軍侵緬，羅槃甸等地人民不堪蹂躏，起而反抗。一二八七年，被雲南王率領的征緬軍殘酷鎮壓，羅槃甸等十二部并爲元江路。

　　在羅羅斯地區，定昌路總管谷納于一二八七年據八隻巴寨起事，各部響應，毀橋梁，取倉粟，奪驿馬和屯田牛。德平路落來、威龍州阿遮、昌州蘇你、巴翠等部相繼而起。

　　一二八一年，烏蒙羅住山、白水江的彜族殺萬戶阿忽起義。次年，烏蒙起義。一二八五年，烏蒙蠻夷宣撫使阿蒙殺朝廷所派宣撫使起事，四川和雲南行省會兵鎮壓。

　　一二八三年，麗江路施州的羅羅在子童領導下，立寨于納土原山興兵起事。

　　亦奚不薛（水西）諸部彜族，自一二七六年以來，連遭雲南、湖廣、四川等省元兵鎮壓，一些部落在威力下屈服，但鬼國始終不降。一二七九年冬，元朝派司官前往新附各部赴任，鬼國與羅氏部起而反抗。次年，元朝調三省軍會讨，亦奚不薛的鬼蠻奮起抵抗，經過三年的戰鬥，亦奚不薛的首領被俘，送京師，流放到北邊而死，餘衆于一二八三年春被迫出降。

　　此後不到二十年，這裏又爆發了一次震動元朝的大起義。

　　元成宗即位後，湖廣左丞劉深建議出征雲南以南的八百媳婦國，得到右丞相完澤的贊同。一三○一年成宗調遣湖廣、江西、河南、陝西、浙江五省軍隊數萬人，任命劉深、哈刺歹爲雲南征緬分省右丞，領兵征讨八百媳婦。

　　劉深的軍隊通過八番順元入雲南，沿途強征遞送糧饷的人馬。雍真葛蠻部内苗族、仡佬族人民看到這種苦役将導緻家破人亡，甯死不往。元官員以征發土人總管宋隆濟全體族人相威脅。宋隆濟于是聯合各部起事，燒雍真總管廨舍，燒劫新添、貴州到播州等地許多驿站，圍攻貴州，殺死知州張懷德。

　　當時水東、水西各族，由于遭到征八百媳婦軍的擾害，對劉深恨入骨髓，紛紛起兵響應。水西蛇節領導的部衆是起義的主力軍。蛇節是前順元路總管阿那的妻子，阿那死後，攝理部内政事。劉深軍到貴州，向蛇節勒索黃金三千兩，馬三千匹。蛇節不能忍受官軍的勒索和蹂躏，毅然率領本部軍與宋隆濟一起圍攻貴州。

　　七月，梁王下令湖廣、雲南、四川三省會兵進讨。雲南平章床兀兒領兵先達順元。雲南各地又紛紛揭竿而起。烏撒部首領事先同宋隆濟相約起事，于這年冬天聯合烏蒙、東川、茫部進兵中慶。羅羅斯、馬湖、武定、威楚、曲靖、仁德、普安、臨安、廣西等路府以彜族爲主的各族都以這次遠征供輸煩勞，準備響應。車裏的白衣族，江頭江尾的和泥族也相繼起義。

　　十一月，成宗下诏，令湖廣平章劉國傑會同四川、雲南兵火速援救劉深等的軍隊。

　　大德六年（一三○二年）正月，宋隆濟等已九次圍攻貴州，劉深軍中糧盡，人自相食，計窮力拙，隻得倉皇撤退。起義軍乘勝追擊，連續阻擊于山谷中，使官軍首尾不能接應。元軍戰敗，損失軍士十之八九，辎重文卷都被掠去，貴州也被起義軍占領。

　　二月，劉國傑趕到播州同四川軍會師。三月，元軍在木瓜壩戰勝蛇節部将阿氈，但因暑季來臨，軍糧饋乏，隻能駐守思、播州等地以待時機。

　　這時，烏撒烏蒙的起義軍正節節進取，于祿豐寨劫取皇太後和梁王位下财隊和人畜；進攻曲靖、沾益州，燒毀蕩坦驿。烏撤、烏蒙、東川、馬湖四族又聚兵四千并聯合羅羅斯軍，渡過金沙江，攻建昌。三月，前鋒直指雅州，邛部州，四川震動。

　　元軍經過半年的準備，到九月才分路對各部發起進攻。劉國傑領溯廣軍征亦奚不薛，分三路前進，前後經過四十餘戰，最後深入到雲南普安路境内。蛇節被劉國傑部将宋光擊敗。陝西四川平章也速帶兒等從叙州慶符縣和長甯軍出發，分別攻入益良州、茫部境内，烏撒、烏蒙、東川、茫部等抵抗幾月之後，終于被元軍各個擊破。

　　大德七年（一三○三年）正月，蛇節重新組織起義軍，與湖廣軍大戰于墨特川，敗退阿加寨。二月，蛇節等被捕。劉國傑回師水東，俘擄宋隆濟等十餘人。起義者的首領先後都被殺害，轟轟烈烈的各族人民起義被鎮壓下去了。

　　元朝的殘酯鎮壓并不能消除起義的浪潮。一三○五年，曲靖路羅雄州頭人阿邦龍少、麻納布昌聯合普安、廣西等路起事，燒驿站。雲南行省參政、平章及諸王領兵鎮壓，經過多次苦戰，阿邦龍少被捕犧牲。麻納布昌逃走。

　　元武宗即位後，又調兵進讨八百媳婦國。一三一○年，臨安、大理兩宣慰司，麗江宣撫司和普安路土官所隸部曲又同時起義。此時元朝已因軍力消耗，無法應付。次年，永昌以南蒲人阿婁銀自稱平章都元帥起兵。普定路土官殺死遷調官吏。各路起義蜂起，數年不息。一三一八年，阿婁銀等聲勢更大，殺鎮将，奪驿馬，雲南派兵征戰近一年，攻破寨栅，屠殺居民，起義者遠逃到山林中，拒不降元。

　　一三二三年，大理護子羅領導起義。八番順元、大理、威楚等各族也紛紛起事，延續三年之久。

　　元順帝時，雲南各族人民叉舉行起義。一三四七年冬，中書省戶部驚呼：“各處水旱，田禾不收，湖廣、雲南盜賊蜂起”。一三五七年，徐壽輝将明玉珍入四川。一三六二年，明玉珍遣兵三路攻雲南，部将萬勝由界首深入，攻克中慶，梁王逃走。各族人民乘機響應，熱烈歡迎紅中軍，出現“土民冒雨以争降”的盛況。元朝誣稱“群盜滿山”。梁王向大理白族貴族段功求援，段功領兵擊萬勝。萬勝因孤軍無援而撤退。

　　段功助梁王打退紅中軍，收複中慶，元朝封他爲雲南行省平章，大理貴族實力的增強，又造成蒙古統治者的疑懼。一三六六年，段功被梁王害死。段功子段寶自稱平章，據大理與梁王分庭抗理，統治階級内部的矛盾激化了。一三六八年，元江舍興起兵反元，領軍攻入中慶，梁王又一次在大理貴族段寶支援下脫險。蒙古統治者同白人貴族在鎮壓人民起義中再次相互勾結。元朝在雲南的統治苟延了一段時期，最後被明朝所消滅。

　　

　　二、白衣、金齒

　　

　　白衣（或稱白夷、百夷）和金齒，都是傣族的祖先。元代聚居在雲南行省的西南部，分爲以車裏和金齒爲中心的東西兩大聚居區，相當于今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和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及其臨近地區。據元人解釋，“白衣”是“以其服飾爲種名”，或者說“百夷”是“群蠻之總稱”，稱“金齒”則是由于他們用金裹兩齒，作爲裝飾的緣故。

　　忽必烈滅大理後，一二五四年，大将兀良合台征服了大理西南的金齒、白夷。一二五八年，金齒撚叠、玉龍川二部遣使來朝蒙古汗，一二六一年到達開平。忽必烈下诏獎谕，并特命兵部郎中劉芳出使大理、金齒等地“綏撫”。八月，忽必烈又派蒙哥時的大理奉使賀天爵爲宣谕大理金齒安撫使，将大理西南的傣族置于元朝統治之下。

　　一二六七年，忽哥赤爲雲南王，出鎮大理、金齒等處。次年，忽哥赤出征金齒未降各部，任命愛魯爲金齒安撫使，經過兩年的征戰，各部首領獻馴象歸降，并确定了每年向元朝繳納租賦的定額。

　　一二七一年，元朝将金齒分爲東西兩路，設安撫司統治。一二七五年，西路改爲建甯路，賀天爵任安撫使。東路爲鎮康路。一二七八年，建甯路安撫司改爲鎮西平緬麓川等路宣撫司，下轄鎮西（治舊盈江城）、平緬（隴川縣境）、麓川（瑞麗、遮放等地）三路和南甸軍民總管府（騰沖和盈江之間的梁河一帶）；鎮康路安撫司改爲鎮康芒施柔遠宣撫司，下轄鎮康（鎮康、永德縣地）、茫施（潞西）、柔遠（龍陵）三路。宣撫司由元朝命官，各路總管則任命當地頭人。一二八六年，兩路宣撫司撤消，并入大理金齒等處宣撫司，治永昌。一二九一年，宣撫司改爲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升爲從二品的行政機構。

　　元朝招降金齒以後，緬甸國王也企圖向北征服金齒各部。一二七二年和一二七七年，緬甸兩次侵犯金齒阿郭部。一二七七年，蒲甘大将釋多羅伯又發兵進攻幹額總管阿禾部，企圖建寨于騰越、永昌之間。元朝令大理路蒙古萬戶忽都、總管信苴日等率兵迎擊，緬軍敗退。元朝繼續發動侵緬戰争。同年十月，雲南諸路宣慰使都元帥納速刺丁率軍征緬，直至江頭城（瑞麗江入伊洛瓦底江口）而回。一二八三年，元朝派宗王相吾答兒等分兵三路征緬，破江頭城，留都元帥袁世安領兵鎮守。一二八七年，雲南王率諸王、大将又大舉向緬進兵，前鋒前至蒲甘。元成宗時，元朝又發動了更大規模的侵略戰争。

　　元朝的侵緬戰争雖然以失敗而告終，但在金齒和緬甸之間的各土邦懾于元軍威力，紛紛來降。于是又先後設立了骠甸（後并入平緬路，一三三五年立爲散府）、通西（以蒙陽甸置，在隴川西南）軍民府，木邦（怒江以西南北撣邦地區）、蒙憐、蒙萊（南康以西孟乃附近）、孟廣、孟密（沿瑞麗江至伊洛瓦底江以下，孟密今蒙末特附近）、太公（老蒲甘城）路。伊洛瓦底江以西，設蒙光（即猛拱，西北接阿薩密）、雲遠（西接印度曼尼坡，東抵伊洛瓦底江）路。在瀾滄江以西，先後設立了孟定（今耿馬孟定街）、孟絹（孟定以南）、木連（今瀾滄、孟連等縣地）、謀粘（今耿馬境）等路和銀沙羅甸宣慰司（今雙江、瀾滄縣地）。以上行政設施，已包括了今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和臨滄地區及其以南廣大地區。

　　今西雙版納及其鄰近地區，元代稱爲車裏，一二九二年，元朝派軍征八百媳婦國，以後又接連興兵，同時派人招降傣族甸寨，先後設置了木來府（孟連境）、木朵（緬甸景棟以東）、孟愛（景棟東北）、車裏（西雙版納及景棟等地）、孟隆（景棟以東）、老告（老撾境）、老丫耿凍（轄耿當、孟弄二州，疑即西雙版納東北之整董和依邦——猛落）等路。在景棟以南，薩爾溫江以東，湄公河以西地，先後設者線蒙慶和八百媳婦宣慰司都元帥府，下轄木安、孟傑、蒙慶等府。

　　元朝在金齒、車裏等地設置行政機構統治。金齒地區，元初派安撫使或宣撫使直接統治，後由駐永昌府的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管轄。其餘各宣慰司、路、府、州、甸的長官，元朝任用當地首領擔任，直屬雲南行省，有時派達魯花赤加以監督，或派官與土官共同管理。

　　傣族人民多聚居于平川壩子，稱爲“猛”。大村人戶以千百計，土地肥沃，居民以種稻爲主。但生産水平較低，不用牛耕，婦人用钁鋤地。牲畜有牛、馬、山羊、雞、豬、鵝、鴨等。當地桑柘樹木很多，氣候适宜，故四時都能養蠶。

　　農村中手工業是和農業緊密結合的，勤勞的傣族婦女，能耕善織，貴族穿着纻絲縷錦，貴婦以錦繡爲筒裙，大部是傣族的土産。骠甸和羅必思莊出産用木棉織的白疊布，堅厚缜密類綢，爲雲南各族人民普遍穿用。其它各地也是家家織布，有“娑羅布”等各種名目。生活用具普遍使用陶器，制陶是農村中常見的手工業。高級頭人用金銀、玻璃、琉璃等各種器皿。貴人的服裝，帽上系金頂、小金鈴，衣上飾金花、金佃，腰上系金銀帶；象鞍上飾銀鏡、銀鈴、銀釘等。傣族男人普遍用金片包在齒上作爲裝飾，可以說明金銀飾物之多。金銀的開采和打制各種飾物的手工業發達，出現了專業匠人。武器有刀、槊、手弩等。用皮革作盔，銅鐵和革作甲，傣文史料中還有以長鋼刀作禮品的記載，說明銅鐵的冶鑄業也有一定水平。

　　專業的商人還沒有從農業和手工業中分離出來，交易通過五日或十日一次的集市進行，用氈、布、茶、鹽等互相交換。貨币用金、銀、貝（■子），也用銅，如半卵狀（貝狀）。

　　元朝在雲南建省設治以前，傣族尚處于分散狀态，各有土豪，不相統攝。各部有世襲的首領，酋長死，非其子孫而自立者，衆共擊之。車裏地區，酋長叭真在一一八○年入猛泐，即位爲景龍金殿國主。一一九○年建都于景蘭。叭真戰勝車裏各地以後，蘭那（今景海）、猛交（孟良）、猛老（老撾）皆歸其統治。蘭那、猛交、猛老及其他各部酋長舉行滴水禮，推叭真爲大首領（《泐史》）。這大概隻是一種松散的聯盟。

　　一二九二年，車裏、景洪的統治者“叭勐乃”決定，在十個人中設一個頭作爲“乃火西”（什夫長），五個“乃火西”設一個“火哈西”（五十長），其上又有 “火懷”（百夫長）、“火版”（千夫長）、“火悶”（萬夫長）。統帥爲“火先”（十萬人之首），是“叭勐乃”的助手，戰時才擔任總指揮。這就是“大西”軍事制度。

　　元末，思可法起兵反元，據有金齒等地。它内部的行政制度也同車裏類似。據《百夷傳》記載：“其下稱宣慰曰昭，猶中國稱主人也；其官屬叨孟、昭錄、昭綱之類，總率有差。叨孟總統政事，兼領軍民，多者總十數萬人，少者不下數萬；昭錄亦萬人；賞罰皆任其意。昭綱千人，昭百百人，昭哈斯五十人，昭準十餘人，皆叨孟所屬也。”這實際上是由“大西”制發展而來的軍事與行政相結合的制度。

　　元代傣族似還沒有出現土地私有制，農村公社曾長期存在着。傣族統治者并不需要把土地據爲私有由自己經營。他們征服了作爲土地有機從屬物的人本身，便産生了奴隸制和農奴制。傣族奴隸主階級的國家既作爲土地所有者，同時又作爲主權者而同直接生産者相對立。他們既可通過超經濟的強制直接奴役占有土地并獨立經營的公社成員，也可随意将整片土地分贈給自己的親屬。叭真建景龍國，便取得了被征服地區的所有權。他死後，一子繼承王位，其餘三子被分封在蘭那、猛交和猛老，以其地爲采邑（《泐史》）。

　　由于公社成員隻有土地的使用權，所以傣族頭人并不按畝征稅，而是在每年秋冬收獲後，派遣親信往各甸按房屋征金銀，叫做取差發。每房一間輸銀一兩或二三兩。這種按房屋征稅的辦法實際上是按戶征稅制，房屋的多少反映了一戶的人丁和财産的差別。

　　實物差發以外，額外差徭和負擔也很沉重。如每年收差發時，承辦人的象、馬、從人動以千百計，先要盡量滿足他們一切揮霍享受，然後再繳納輸于公家的差發。頭目出行，要把象、馬、武器、床、凳、器皿财寶和仆、妾、帶走，往往是幾百人随行，随處宴樂。

　　一二六八年，雲南王率愛魯等征服金齒諸部，即定其租賦。一二七九年大理金齒都元帥納速刺丁招安夷寨三百，籍戶十二萬二百，定租賦。金齒六路一甸和車裏等處，都是歲賦金銀，各有定額。一二九二年，木來甸由于資助元朝出征軍馬刍糧，立爲木來府。一二九七年，蒙陽甸酋領提出“歲貢銀千兩”，元朝就以其地立通西軍民府。元朝征服傣族各地，傣族首領上納貢賦，即可取得元朝皇帝任命的路、府官職，以加強自己的統治地位，但傣族人民卻因此加重了負擔。

　　元代的曆史記載中，充滿了各部互相攻劫的事件。農村公社的男子都有服兵役的義務，聚則爲軍，散則爲民，每三人或五人出兵一名。正軍叫昔刺，是帶兵器作戰的壯士；其餘的人則随軍負荷辎重，供應正軍的需要。一二九二年，景洪的統治者曾頒發政令說：“凡是戰争中所獲得的東西，十分之二歸‘打诰’（官名），其餘八分又分作三份，二份歸參戰的頭人，一份歸參戰的百姓。”（《西雙版納傣族社會調查材料》之一）這反映了通過戰争進行掠奪的情況。

　　由于傣族中男子都是武士，不事稼穑，所以生産勞動多由婦女負擔。《百夷傳》載：“其俗，男貴女賤，雖小民視其妻如奴仆，耕織貿易差徭之類皆系之”；“頭目有妻百數，婢亦數百人，少者不下數十，雖庶民亦有十數妻者。”《泐史》說叭真有嫔妃一萬二千人。這些數字難免有誇大之處，總之可說明所謂嫔妃、妻、妾、婢很多，實際上是一種奴隸。随着原始公社制度的解體，父系家長奴隸制發展起來，一方面是樹立了男子對女性的絕對權威，父家長往往把妻子壓抑到奴隸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将從外族俘擄來的婦女充當從事奴隸勞動的妃妾和婢女。處于奴隸地位的婦女，不僅從事家務勞動，而且也擔負起主要的生産勞動。

　　馬可波羅說：傣族中間“買來的，在戰争中俘獲的和征服其他國家得來的其他男人，他們就留作奴隸。”他們的妻子“做丈夫們命令他們做的一切工作”（譯文據莫爾、伯希和本）。《經世大典序錄》中提到傣族首領争奪土地人民、擄掠人口的事，反映了當時确有搶掠奴隸之風。被擄人口，也可“以銀三兩贖一人”（《招捕 ·大理金齒》）。馬可波羅還描述了傣族訂立債約的辦法，說明債務關系已普遍存在。

　　傣族統治者對人民的剝削本已非常殘酷，元朝設治以後，定租賦，征差發，負擔更加沉重。元代文獻中稱傣族人民“剛狠”和“叛服不常”，這隻是說明他們對元朝的壓迫反抗是頑強的。元朝累次增兵鎮守金齒。一三○一年，金齒傣族苦于元朝征緬軍的騷擾，乘其回師時截擊元軍，又與八百媳婦諸部相效不輸稅賦，殺死官吏。一三二一年，怒謀甸主侵茫施路魯來等寨，殺死元官提控案牍一人。

　　元末，麓川思可法遷居者闌（瑞麗江南今南坎地區），侵奪路甸。元朝先後派雲南行省參政不老、平章亦秃渾、雲南王李羅等進讨，又派元帥述律傑前往招撫，都以失敗告終。思可法乘勝占領諸路，罷原有上官，将各甸賞給有功者。鄰近各地也望風納貢歸附。曼谷（即遏羅）、景線（即八百媳婦）、景老（即老撾）、整邁（即八百大旬）、整東（即孟艮）、車裏、仰光諸上司都歸他控制。思可法恐元軍再發兵征伐，派其子莽三以方物朝貢。元朝隻好置平緬宣慰司，任命思可法爲平緬宣慰司使。思可法雖接受元朝官職，納貢稱臣，實際上仍然獨據一方。

　　《馬可波羅遊記》和李京的《雲南志略》都說傣族沒有文字，以刻木爲約，這可能是指一般民衆而言。一三一四年，元朝派官往八百媳婦木肯寨，其酋長曾親自手書白夷字奏章。明初錢古訓等至麓川，也說他們“大事則書緬字爲檄”（《百夷傳》）。明代所設專事翻譯少數民族文字的四夷館中有百夷館和八百館，百夷館專譯金齒地區行用的傣那文，可能即是錢古訓等所說的“緬字”。八百館專譯車裏、八百媳婦等地使用的傣泐文，也就是木肯寨主所用的“白夷字”。這兩種文字都是拼音文字，由巴利文演變而來。明朝政府中有必要設立百夷館和八百館，說明這兩種文字早已爲官方往來文牍所通用，初創當在元代。

　　傣族人民能歌善舞。每逢節日飲酒作樂，歌舞達旦。樂有三種：一種叫百夷樂，有筝、笛、胡琴、響■之類，唱漢族的歌曲。一種是緬樂，用緬人所作的排笙和琵琶之類，奏樂時衆手拍手起舞。另一種是車裏樂，車裏人所作，用羊皮作三五長鼓，以手拍擊，用銅饒、銅鼓、拍闆配合。鄉村宴會時，則擊大鼓，吹蘆笙，舞牌爲樂。

　　佛教在元朝統治時期還沒有傳入傣族地區，人們普遍信仰原始的巫教，事無大小，都要用雞骨蔔古兇。人有病，請巫師于路旁祭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