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遷徙豪富與誅殺官員

（二）豪富的迁徙与官员的诛杀


　　農民戰争中建立的明王朝，不僅需要與元朝王室繼續鬥争，而且還面臨着鞏固王朝内部統治的嚴重課題。

　　中國曆史上，農民戰争曾經多次推倒舊王朝，但農民軍建立起來的新王朝，卻隻有漢朝和明朝。漢高祖劉邦起義前是沛縣亭長，可算來自底層。明太祖朱元璋則是出身于真正的貧苦農民，由起義農民的領袖轉化爲地主階級的首腦。一介貧苦農民成爲一代開國皇帝，明太祖可謂千古一人。這種獨特的經曆，使他既對地主豪富懷有深刻的仇恨，又不能不嚴肅考慮新王朝能否鞏固以及如何鞏固的嚴重問題。他既擔心故元王朝的地主官員對他不服，又恐怕同起草昧的文臣武将對他不忠。在位期間，對地主豪富、開國将領和大小官員一再采取極爲嚴厲的鎮壓措施，廣加殺戮。明太祖的專制統治顯得較前朝更爲酷虐。新建的明王朝卻因而得以鞏固了。

　　

　　一、遷徙豪富　　

　　明太祖出身農民，深知地主豪富的橫行鄉裏，操縱官府，是朝廷的一大威脅。特別是江南地區，元朝滅宋後，地主豪富的經濟勢力繼續發展，并進而在政治上左右地方官吏，元廷難以控馭。明太祖對劉基說：“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誠意伯文集》卷一）明太祖對地主豪富的猛政之一，就是強迫遷出本地。建國不久，即下令遷江南民十四萬戶到鳳陽。此後，一三九一年再遷天下富戶五千三百戶到南京。一三九七年，又強迫各地富戶一萬四千三百餘戶遷到南京。明太祖定都南京後，以鳳陽爲中都。京師與中都，都是朝廷直接統治的地區，擁有較強的統治力量。地主豪富遷徙到京畿地區，難以操縱官府爲非作歹了。明太祖的這一猛政，爲曆史上所罕見。他自稱是取法于漢高祖徙天下豪富于關中，是“事出當然，不得不爾”。（《明太祖實錄》卷二一○）貝瓊作《橫塘農詩序》說：“三吳巨姓，享農之利而不親其勞，數年之中，既盈而複，或死或徙，無一存者”（《清江貝先生文集》卷十九）說三吳大姓“無一存者”不免誇張，但江南地主豪富在明初遭到沉重的打擊，則是事實。元末江南土地兼并已極嚴重。明太祖迫令大批富戶遷離本地，是基于鞏固統治的需要，客觀上卻也多少有利于江南經濟的發展。

　　

　　二、開國将相的誅殺

　　明太祖建國後，爲防範文武臣僚的背叛，于一三七二年頒布申誡群臣的《鐵榜文》。一三七五年編錄《資世通訓》，告誡臣僚，“勿欺、勿蔽”。一三八○年編《臣戒錄》，纂錄曆代諸侯王宗戚宦臣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的行事。一三八六年又頒發《志戒錄》，采漢唐宋爲臣悖逆者凡百有餘事，賜群臣及教官諸生講授，使知所鑒戒。明太祖一再以曆代悖逆之事告誡臣僚，表明他一直心存疑慮，對臣下防範甚嚴。而他的臣下，也在爲了争奪權位相互傾軋。一三六九年，明太祖起用攻克金陵時留用元代官員楊憲爲中書省右丞，又進爲左丞，以中書省參政高郵人汪廣洋爲右丞。楊憲嗾使禦史劉炳劾奏汪廣洋“奉母無狀”。汪廣洋被罷還鄉。中書左丞相李善長、禦史中丞兼太史令劉基等揭發楊憲奸謀。明太祖又處死楊憲、劉炳，召回汪廣洋。明太祖對文臣武将的誅殺，由此開始了。

　　胡惟庸案——濠州定遠人胡惟庸，在和州随明太祖起事。明太祖建号吳元年（一三六七年），委爲太常寺卿。明朝建國後一三七○年爲中書省參知政事。一三七三年進拜左丞相。汪廣洋被貶黜後奉召還朝，爲右丞相，平日飲酒自遣，依違其間，以求自保。胡惟庸因而得專相權，接納四方賄遺。朝中希圖升遷的官員或阿附于胡。明太祖認胡惟庸是擅權植黨，威脅到皇權的統治，決心除胡惟庸，奪回相權。一三七九年，禦史中丞塗節迎合帝意，多方羅織罪狀，告胡惟庸與禦史大夫陳甯謀反。明太祖先将右相汪廣洋貶谪海南，十二月行至太平，馳送敕書斬首，敕中指責汪廣洋“前同楊憲在中書，憲奸惡萬狀，匿而不言。觀爾所爲，君之利視之，君之禍亦視之。如此肆侮，法所難容，特追斬其首，用示柔奸。”（《國榷》卷六）洪武十三年（一三八○年）正月，明太祖親自審訊胡惟庸案，斬胡惟庸、陳甯，誅其三族。又以塗節告發，必曾參予其事，也一并斬首。明太祖随即撤消國初依元朝舊制設立的中書省，不再設丞相。六部直接統屬于皇帝。随後又追查依附胡惟庸的官員和六部官屬。大小官員被處死者多至一萬五千餘人（《國榷》卷七），朝野震動了。

　　李善長案——濠州定遠人李善長，《明史》本傳說他“少讀書，有智計，習法家言”。明太祖起義，在滁州禮聘爲軍中掌書記，依用爲謀士。此後，明太祖用人行政以至開國定制，都由李善長與儒臣謀議。建國後，一三七○年，明太祖大封功臣，以功勳大小封予公、侯、伯等爵号。封國公者六人，李善長位列第一，封韓國公，比之于漢蕭何。特授太師、中書左丞相，進而總中書省、都督府、禦史台，同議軍國大事，是朝中權位最尊的重臣。李善長弟李存義，取胡惟庸侄女爲子媳。胡惟庸被殺後，一三八五年有人告發李存義也是胡惟庸一黨，明太祖诏免死，流放到崇明安置。一三九○年，明太祖又逮捕李存義父子，審訊胡惟庸與李善長的交誼。明太祖指斥李善長“知逆謀不發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明史》卷一二七），賜死。李善長年已七十七，奉诏自缢死。妻女弟侄等家口七十餘人被殺。此案又涉及列侯陸仲亨等封侯的功臣七人，都以胡惟庸黨的罪名處死。已死的侯爵多人，也追論其罪。明太祖命刑部将涉及此案治罪的都督以上至公侯二十人名氏，彙爲奸黨錄昭示天下。工部郎中王國用上書爲李善長申辯說“故太師李善長與陛下一死生，畢謀智，以得天下，爲勳臣第一”，“現在說他輔佐胡惟庸，萬一成事，也不過是勳臣第一，并無重福，卻必有重禍。他現在已七十多歲，老邁不堪。平居安閑，忽然發生此事，臣不能不懷疑”。最後說：“善長已經不幸失刑。臣還願陛下作戒于将來。”此疏爲著名文士禦史解缙代爲起草，傳誦一時。明太祖無辭以解，對王國用不加罪，但也并沒有“作戒于将來”。兩年之後，便又興起大獄。

　　藍玉案——藍玉也是濠州定遠人，是開國名将常遇春的内弟。明太祖起義過程中，屢立戰功。建國後，多次出兵與元室作戰，在捕魚兒海大獲全勝。明太祖把他比之于西漢名将衛青。一三九二年，元降将月魯帖木兒在建昌起兵反。藍玉領兵平亂，擒月魯帖木兒父子，送京師處斬，進封太子太傅。這時開國諸将多已死去或告老。藍玉軍功顯赫，不免志得意滿，擅權行事，養家奴遊獵，侵占民田。明太祖在一三八二年設錦衣親軍都指揮使司，護衛皇室并偵察官員言行，通稱錦衣衛。一三九三年初，錦衣衛指揮蔣告發藍玉在私第蓄養家奴披甲，将有變。又拘審元将納哈出之子察罕，追訊蒙古降将與藍玉來往事。明太祖以謀反罪将藍玉處以磔刑（剮死），誅滅三族。察罕處死。受此案牽連的文武大臣以至将官兵士，被處死者近兩萬人（《國榷》卷十）。誅殺之廣甚至超過了胡惟庸案。清初谷應泰著《明史紀事本末》說胡、藍之案是明太祖“遂疑尾大之圖”“傅會難明之事”。清修《明史》，置胡惟庸于“奸臣傳”，藍玉仍入列傳，不入“奸臣”，表明編者對謀反案的懷疑。藍玉謀反，并無确證。宿将名臣，經此誅殺，所餘無幾了。

　　功臣之死——明太祖先後興起胡、李、藍三大獄，文武臣僚被誅殺者近四萬人，在官員中造成極大的恐怖。大案而外，開國功臣或被明令處置，或被暗中毒害，多不得善終。

　　開國名将李文忠，是明太祖姐之子，年十二喪母，由明太祖收養，改姓朱氏。随明太祖起義，轉戰浙東，屢立戰功，複姓李氏。明朝建國，曾從常遇春領兵攻上都。遇春死代領其兵。其後，爲副将軍北征，一再獲勝，封曹國公。一三七七年，與李善長同議軍國重事，一三七九年平洮州番族還師，掌大都督兼領國子監事。李文忠能武能文，家中多文客來往，曾勸太祖少誅殺，遠宦者。太祖不悅，盡殺李文忠家客。一三八三年，李文忠驚恐得病。明太祖派淮安侯華中前往監護醫藥。次年三月中毒而死，年僅四十六歲。明太祖貶華中，又族誅醫者及侍婢六十餘人。李文忠追封歧陽王。

　　傅友德在砀山随劉福通起義，後在和州降明太祖，爲軍中名将。國初封颍川侯。副徐達北征，敗擴廓，平夏國，征雲南。一三八四年進封颍國公。一三八七年，與馮勝北征，降納哈出。一三九一年爲征虜将軍，駐北平備邊，加太子太師。次年練軍山西、河南。定遠侯王弼随明太祖起義，明朝建國後在傅友德軍中轉戰南北。一三九三年藍玉被殺，王弼對傅友德說，早晚要除掉我們了。明太祖偵知，将傅友德召還。次年十一月借故切責。傅友德被迫自殺。《明史》本傳說是“賜死”。王弼也“賜死”。

　　宋國公馮勝，國初六國公之一。一三九二年加太子太師。徐達、李文忠死後，爲第一名将。一三八七年爲征虜大将軍，降納哈出軍還，因被告私匿良馬，娶蒙古女，收奪大将軍印。一三九二年，與傅友德同練兵山西河南。次年，藍玉誅後，同被召還。一三九五年二月，賜死。談遷《國榷》記馮勝自殺事說：“去傅友德之死才兩月，開邊之猛将盡矣”。

　　明太祖起兵，倚用浙東儒臣，參與謀議，首推劉基、宋濂。明太祖攻下金華禮聘劉基爲謀士，常與密議，視爲漢之張良。明朝建國後，劉基對明太祖說：“宋元寬縱失天下，今宜肅紀綱”（《明史》卷一二八）。一三七○年封誠意伯，賜歸老于鄉。劉基恐遭疑忌，不敢歸鄉，仍留住京師。洪武八年（一三七五年）正月得病，三月，明太祖遣使送歸青田故裏。四月病逝，年六十五。胡惟庸案起，塗節告發胡惟庸送毒藥毒死劉基。明太祖問汪廣洋，汪廣洋說并無此事。明太祖責汪廣洋欺罔。《明史·胡惟庸傳》說劉基病中，胡惟庸曾與醫者送去毒藥，但又說這是受明太祖差遣，真相難明。劉基子琏在胡惟庸案中受牽連，被迫堕井自殺。

　　金華宋濂，元末薦授翰林編修。明太祖攻下金華，聘爲經師。一三六九年，奉诏修《元史》，除翰林，後進爲侍講、學士，承旨知制诰。教皇太子朱标讀書，先後十餘年。明太祖密使人偵視宋濂行止，然後察問，宋濂俱以實對。一三七七年，年六十八緻仕。一三八○年胡惟庸案起，宋濂孫宋慎因事牽連。明太祖處死宋慎，并連坐宋慎叔父宋璲（濂次子）處死。皇後及皇太子力救宋濂，得免處死，流放四川茂州。一三八一年四月，濂行至夔州，自缢死。年七十三。（《國榷》卷七）

　　以上功臣都是與明太祖共同創業并身居太祖左右的一代名臣勇将，雖然死因或明或暗，但多不得善終。國公以下，爵封侯、伯的名臣，遭顯戮者至數十人。《明史 ·湯和傳》說：“當時公侯諸宿将坐奸黨先後麗法，稀得免者，而和獨享壽考，以功名終”。湯和死于一三九五年，卒年七十。平居極爲恭慎，遇太祖面責，即頓首謝罪。五十三歲進封信國公，知太祖不願諸将久掌兵權，即請解官歸裏，太祖大悅。死後追封東瓯王。湯和“獨享壽考”，在武将中算是例外，在功臣中也是屈指可數。清代史學家趙翼說，明太祖“借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盡舉取天下之人而盡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二）明太祖在位三十年，以前所未有的猛政，刻意誅殺文武名臣，以确保新建的明朝和獨尊的皇室，明初統治集團的實力卻由此大爲削弱了。

　　

　　三、處治貪污弊政　　

　　明太祖起義前即對元末貪官污吏的刻剝深爲嫉恨，也深知官吏貪污橫行對朝廷統治的危害。他即位後即采取極爲嚴厲的措施，懲治貪污。官吏貪污錢财，銀六十兩以上的，斬首，并且剝去人皮，實以稻草示衆。府、州、縣、衛衙左的土地廟，作爲剝人皮的場所，稱爲“皮場廟”。官府公座兩旁，各懸挂一個填滿稻草的人皮袋，官吏到任上堂觸目驚心。又有挑筋、剁指、刖足、斷手、刑膑、鈎腸、去勢等酷刑。各級官吏因貪污治罪不下數萬人。一三七六年以前，發往鳳陽屯田的獲罪官吏，即達萬餘人。明太祖爲懲治貪污又興起兩次大獄。

　　空印案——元朝早在蒙古太宗時，即有所謂“禦寶空紙”。在空白文書上預先钤上皇帝禦寶，由中書省臣填充發布，不必再經皇帝用印。各級地方官員也采用類似的辦法，由色目、漢人官員填充钤有官印的文書，不必再經蒙古長官親自用印。相沿既久，習以爲常。明初地方官吏沿用舊例，持這種所謂“空印文書”到戶部審核錢糧軍需，這自然爲貪污作弊提供了便利。一三七六年，明太祖因考校錢糧冊書，察知此事，認爲這是欺罔，将各級主印官員逮捕入獄。自戶部尚書至府縣守令等署印官長數百人以“抵欺”罪處死。副職以下官吏榜笞一百，流放戍邊。湖廣佥事鄭士利因兄士元涉及此案，上書訴冤說：“自立國之初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明史·鄭士利傳》）。明太祖命将鄭士利與鄭士元一起治罪，流放拘役（居作）。

　　盜糧案——一三八五年，明太祖查處戶部侍郎郭桓貪污案。查得郭桓應收浙西秋糧四百五十萬石入倉，實入糧鈔少收一百九十萬石。郭桓及浙西地方府縣官吏，通同作弊，受賄五十萬貫。明太祖興起大獄，追查六部及全國十二布政司。共查得偷漏及盜賣倉糧七百萬石，并隐漏稅糧及魚鹽等項稅課，共合糧二千四百餘萬石（《大诰》）。此案除郭桓及戶部官員外，又涉及禮部尚書趙瑁、刑部尚書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麥志德等，并處死。全國各地官吏被處死刑及流刑（遷徙去鄉一千裏）者至數萬人。各地豪富交通官府，隐漏稅糧者也都受到嚴厲處置，據說“民中豪以上皆破家”（《國榷》卷八），明太祖痛恨的豪富也由此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

　　明太祖嚴懲貪污，被治罪的各級官吏多至數萬，雖施政不免嚴酷，但元末官場積久的貪風，由此而得到抑制，作用還是積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