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草原的蒙古族

第九节 元朝统治下的各民族

　　元朝建立了幅員廣闊的多民族國家。這個國家的統治集團以蒙古貴族爲核心，被統治的人民以漢族爲主體。但元朝統治下的各民族，包括蒙古族的人民，都遭受着封建王朝和各族統治階級的殘酷壓迫，也都在自己生活的地區内從事物質生産和文化創造，進行着不同形式的反壓迫鬥争。元朝的建立，爲民族間的交往，提供了便利的條件，但在曆史發展過程中，各民族又具有不同的特點，并作出過不同的貢獻。元代中國的曆史，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曆史。史書中理應有各民族的篇章。隻是由于材料的缺乏和研究的不足，本書還不可能對各個民族的狀況都作出詳盡的評述。下面叙述的是元朝統治下的蒙古族、藏族、西北各族和雲南各族的大略情況。


（一）北方草原的蒙古族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國以後，草原各部落，随着曆史的發展，逐漸形成爲使用共同語言的蒙古族。

　　蒙古族聚居區大體可分漠北和漠南兩部分。成吉思汗統一漠北後，随即把統治中心遷到和林。忽必烈即位，定都大都。一三○七年，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後改爲嶺北等處行中書省，漠北成爲元朝政府統轄下的一級行政區域。嶺北行省東至興安嶺，南瀕大戈壁，西達阿爾泰山西麓，西北八鄰部管轄着鄂畢河上遊直到額爾齊斯河的林木中百姓，駐在唐麓嶺北益蘭州的五部斷事官管轄着葉尼塞河和安加拉河流域的乞兒吉思諸部，東北則包括貝加爾湖周圍的豁裏、秃馬、不裏牙惕、巴爾忽諸部以及石勒喀河至額爾古納河一帶合撒兒的領地。

　　在漠南地區，陰山以北居住着汪古部。一二一四年，成吉思汗又将新占領的金朝土地分封給劄刺亦兒、兀魯兀、忙兀、弘吉刺、亦乞列思等五投下和汗的弟侄。滅西夏後，原屬西夏的今鄂爾多斯、賀蘭山、額濟納河、河西走廊和青海等地相繼被分賜給諸王，大批蒙古牧民也随着南遷。元朝統治時期，除興安嶺地區屬嶺北行省外，在上述地方分別設立了宣慰司或路，由遼陽、陝西、甘肅等行省和中書省管轄，以後逐漸形成漠南的蒙古族聚居區。

　　下面叙述嶺北漠南蒙古族聚居區的社會經濟生活、階級狀況和階級鬥争。

　　

　　一、社會經濟生活

　　

　　畜牧業 遊牧畜牧業是蒙古族人民的主要經濟部門。蒙古奴隸占有制國家建立後，奴隸得到了補充。畜牧業得到穩定的發展。

　　在部落并立的時代，由于相互掠奪人畜和争奪牧場，常常造成經濟破壞。國家建立後，大貴族的領地（《秘史》譯“嫩秃黑”）必須由大汗指定和确認，貴族有權逐級指定牧場。窩闊台時，曾經指令各千戶内選派嫩秃赤專管分配牧場，以防止争奪牧地的糾紛。窩闊台爲了開辟新的牧場，還曾經派人到一些缺水的地方打井。忽必烈也派兵到漠北浚井。國家爲了保護牧場，頒布了嚴格的禁令：草生而掘地，遺火燒毀牧場，都要“誅其家”。

　　蒙古牧民從被征服的民族學到了新的生産技術。征服西夏以後，原來盛産于今内蒙古西部的駱駝大量輸入漠北，蒙古牧民并從西夏人那裏學會了馴養技術。善于養馬和制黑馬奶酒的欽察人是能幹的牧人（被稱爲“哈刺赤”），朝廷中管理畜牧的官員常由他們擔任。

　　成吉思汗統一漠北後，從出兵的數字估計，人口隻有幾十萬（《秘史》載成吉思汗建國時有九十五個千戶，《集史》載他晚年有一百二十九個千戶）。元世祖至元末年，由于西北諸王的叛亂，從漠北流亡到雲、朔間（今雁北地區）的人口就有七十餘萬。武宗初年，從西北諸王各部歸附的又有八十六萬餘戶。嶺北行省的總人口一定要大大超過此數，可見漠北蒙族人口在元朝建國後，有很大的增長。牧民放牧的牲畜數量也随之增加。《黑鞑事略》記載，“凡馬多是四五百匹爲群隊，隻兩兀刺赤管”。延祐間，據一個少年奴隸自述，他要爲主人放牧“羊二千餘頭”（張養浩：《歸田類稿》）。一三二四年，中書省确定一個區別蒙古牧民窮富的标準：凡馬、駱駝不夠二十匹，羊不滿五十隻者，即屬窮困。如要他們充當站戶，就應由政府補買牲畜救濟。可見十三——十四世紀蒙古的牲畜總數和各個牧戶平均擁有的牲畜頭數都比十二世紀有了顯著的增加。

　　蒙古大汗和諸王貴族從掠奪戰争中俘擄來大量的勞動力和牲畜，又通過對所屬牧民征收貢賦、收買和沒收所謂無主牲畜等途徑，使大量牲畜集中到他們的牧場上來。

　　元朝官牧場都是由國家挑選的水草豐美的地區。皇帝每年照例要在春未夏初去上都，在很大意義上也是爲了利用上都附近的好牧場。秋未冬初，漠南牧區的牲畜常就近趕到華北的田野上放牧，這些地區要負擔飼馬的刍糧和伺草。一三○七年，大都路承擔飼馬九萬四千匹，供應糧食十五萬石；外路飼馬一十一萬九千匹。同時，政府發行鹽券向農民換取稈草，這年就收草将近一千三百萬束。這裏的官牧牲畜普遍搭蓋了圈棚，大都還栽培牧草。有苜蓿園，“掌種苜蓿，以飼馬駝膳羊”。元朝幾次頒布“勸農”條畫，其中一條就是規定農村各社“布種苜蓿”，“喂養頭匹”。由于官牧場牲畜極多，牧人的分工就更爲專業化，見于記載的有：羯羊倌（亦兒哥赤）、山羊倌（亦馬赤）、羊倌（火你赤）、骒馬倌（苟赤）、骟馬倌（阿塔赤）、一歲馬駒倌（兀奴忽赤）、馬倌（阿都赤）等名目。

　　官牧場采取的種種新措施，在以往分散的純遊牧經濟中是不可想象的，元朝通過國家的力量使部分牧業區和農業區相結合，大大改善了畜牧業的條件，促進了畜牧業生産的發展。就殘存的一些記載看：在皇室的某個牧場上，官有母羊達三十萬頭。忙兀部領主自稱有馬“群連郊炯（音jiong，指遙遠的郊野）”。弘吉刺部一個陪臣牧養“馬牛羊累钜萬”，可見當時大畜群所有制已有巨大的規模。

　　漁獵業狩獵仍是蒙古遊牧民的重要職業。蒙古大汗、諸王、貴族都喜歡圍獵，圍獵時所屬牧民都得參加。秋冬有五六個月是蒙古牧民圍獵的季節。當春天冰消春泛時，他們又用放鷹隼的辦法捕捉水鳥和野獸，叫做“飛放”。捕獵期間，他們隻吃獵獲的野物，實際上是對畜牧業生産的補充。

　　唐麓嶺以北和貝加爾湖地區的林木中百姓，主要以狩獵爲生。這裏盛産貂皮、獸皮和鷹鹘，馴鹿是馱運的工具。巴爾忽和乞兒吉思出産的鷹鹘很名貴，蒙古貴族都要馴養它以供打獵之助。當地人民以此作爲對元朝皇帝的貢品，還有回回商人專程到這裏索取鷹鹘販往内地牟利。

　　近水之處，捕魚也是牧民生活上一大補充。貝爾湖、達裏諾爾和肇州都産魚，居民有的以“耕釣爲業”，有的以魚作爲貢品。漠北克魯倫河、土拉河及其它河流、湖泊也産魚，牧民“至冬可鑿冰而捕”。一二八九年，“邊民乏食”，忽必烈“诏賜網署，使取魚自給。”武宗時，西北諸王部民來歸者百數十萬，朝廷讓近水者教取魚以食，四年之間，共調去魚網三千。中原的漁具和捕魚經驗使蒙古族人民常常能利用天然的魚類資源渡過災荒年歲。

　　農業十二世紀時，漠北幾乎沒有農業。史書中隻見過色楞格河上的庚幾乞人有“田禾”的記載（《元史·太祖紀》；《元朝秘史》一七七節）。成吉思汗建國後，曾令鎮海屯田于阿魯歡，參加屯田的有俘虜萬餘，包括塔塔兒、契丹、女真、隻溫、唐兀、欽察、回回等各族人。經過若幹年的發展，克魯倫、鄂爾渾、塔米爾等河沿岸都利用河水灌田，種植耐寒的糜、麥等谷物。葉尼塞河流域，謙謙州也收床麥，乞兒吉思人從事耕作。

　　元朝建立後，爲供應駐屯軍隊的需要，陸續開發屯田。一二七四年，元世祖開始派軍隊前往和林屯田。以後又陸續增派軍隊，使和林成爲嶺北一大屯田中心。漢族士兵是屯田的主要勞力，漢軍将領王通、石高山、張均等都曾率所部軍去和林經管過屯田。武宗時，發一萬漢軍屯田和林，秋收糧食達九萬餘石。由于西北諸王連續發動戰争，元朝在杭愛山至阿爾泰山一線駐軍甚多，爲了就近解決戍軍的糧饷，自一二九五年（元貞元年）起，成宗又調撥漢軍發展稱海的屯田（稱海即鎮海的異譯，指鎮海在阿魯歡的屯田），以後不斷增撥屯田軍隊、農具和耕牛等，使稱海成爲嶺北又一屯田中心。武宗即位，稱海屯田由行省左丞相哈刺哈孫重加經理，當年收糧二十萬斛。五河是同稱海齊名的另一屯田要地。泰定帝時，元朝又在海刺秃地方設置屯田總管府。此外，見于記載的還有兀失蠻、紮失蠻、杭愛山、呵劄等地的屯田。謙州和乞兒吉思也有屯田，元朝還從淮河以南調派漢族農民攜帶農具前往屯墾。

　　屯田收獲主要供給駐軍，遇到豐收之年，也可儲備一部分以備赈濟蒙古族牧民。蒙古族人民也已有農業經營。如一二七二年元政府曾令拔都軍于克魯倫河附近開渠耕田，“拔都軍”一般是由蒙古軍組成的。一三一九年，元仁宗曾派蒙古軍五千人和晉王部屬貧民二千人屯田稱海。哈刺哈孫整理稱海屯田，曾選擇軍士中通曉農事者教蒙古各部落從事耕種。《元史》中還有秃木合地方和塔塔兒部因莊稼欠收要求赈濟的記載，說明那裏也經營農業。至于暫時以農耕彌補畜牧業不足的情況則更爲普遍，每逢災荒年歲，常由朝廷發給農具、種子和耕牛等使蒙古族人民屯種自贍。

　　漠南地區本來已有農業，元朝時，又從漢人聚居區擴展到北面蒙古族聚居的牧業區。弘吉刺部聚居的達裏諾爾附近，十三世紀初即形成“人煙聚落，以耕釣爲業”。元世祖初年的文書中，即有弘吉刺、亦乞列思種田戶的記載（《大元馬政記》）。以後在弘吉刺駐地設應昌府，每年可籴儲糧食近一萬石。後來應昌路正式列入全國一百二十餘處屯田之一。砂井、淨州以至延安府境的汪古人多從事農業，當時人稱爲“種田白達達”。在亦集乃路的黑水河流域，上著的唐兀人也從事農業。元朝廷曾發給耕牛、農具和種糧救濟當地的貧民。後來又在那裏屯田，調動軍隊與唐兀族人疏浚河渠，在合即渠擴大耕地至九千餘畝。兀刺海路也有人種田，元朝曾頒發過在那裏征收農業稅的法令。

　　城市和手工業一二二○年，成吉思汗定都和林。一二三五年，窩闊台決定修築城垣，建造以“萬安閣”爲中心的宮殿，又令諸王在皇宮四周興建自己的府邸。以後曆年增建，據蒙哥時代西方旅行家盧蔔魯克描述：此城已頗具規模，城内有各族商人聚集的回回區，有漢族工匠聚居的漢人區，有若幹所衙署，十二座佛寺和廟字，兩所清真寺，一所基督教堂。東南西北各有一門，分別有糧食、車、牛、羊、馬的市場。一二九九年，和林城又擴建了一次，成爲嶺北行省的省府，也是軍事重地和經濟、文化的中心。據說：“和林百年來，生植殷富埒内地”。初建和林時，窩闊台還在它附近興建了圖蘇湖和迦堅茶寒宮城。

　　稱海是漠北另一重鎮。因鎮海在此屯田，建起城池、倉庫，就以他的名字作城名。這裏首當西北諸王進軍之沖，又成爲駐防重地，忽必烈太子真金和成宗皇侄海山（武宗）曾指揮諸王、大将在此鎮守。一三○七年，元朝在這裏設稱海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

　　據記載，斡赤斤好興土木，他到處營建宮殿和苑囿（《集史》第一卷，第一冊）。合撒兒的分地在額爾古納河流域，河東岸與根河彙流處的黑山頭，河西蘇聯境内烏盧龍桂河和昆兌河畔等處都有他的家族營建的城市廢墟。在庫蘇古爾湖西德勒格爾河畔曾發現一個城址，有碑文證明是斡亦刺部王府的所在地。《集史》記載：乞兒吉思和謙謙州有很多城鎮和村落。益蘭州是乞兒吉思等五部斷事官的治所，元初在這裏修建官廨、倉庫和驿道的傳舍等，其餘工匠的住舍更多。它的遺址已在埃列格斯河岸發現，由四個隔河而建的居民區連成大城。埃列格斯河以東的拜哈克和以西烏魯克穆河南岸的沃馬克，都有元代城鎮的遺址。

　　除城鎮以外，遊牧區也出現了定居的村舍。貴由汗時，旅行者途經克魯倫河，曾看到蒙漢雜居居住上築房屋的情形（張德輝：《嶺北紀行》）。

　　在漠南地區，遼、金時廣設州縣，城、堡很多。成吉思汗時多被破壞。元代又逐漸得到恢複，各投下領地内還出現了新的城鎮。

　　弘吉刺部的中心魚兒泊附近，成吉思汗時已有人煙聚落，後來又修建起一座方廣二裏許的公主離宮，宮的東西是農民和工匠屯聚的村落。一二七○年，弘吉刺部領主正式在湖西南四裏處興工建造應昌城。一二九五年，又在今翁午特旗興建全甯城。

　　在汪古部的駐地，金朝在互市的榷場設置了天山縣和集甯縣，元朝升爲淨州路和集甯路的治所。淨州以北通往和林的驿道上有砂井城，爲砂井總管府的治所。汪古部貴族在世代居住的黑水（艾不蓋河）北岸修建了一座以王府爲中心的新城，後定名靜安縣，作爲靜安路的治所。一三一八年改名爲德甯路。大青山後存有不少汪古部人居住的城鎮村落遺址，可見當時他們的居址是很多的。

　　今伊克昭盟地區，是忽必烈第三子安西王忙哥刺的領地，安西王在西夏的夏州東北新建了一座察罕腦兒城，修築宮殿。武宗沒收了安西王的領地，在察罕腦兒設宣慰司都元帥府，作爲這一地區的政治、軍事和驿道的中心。

　　上都是忽必烈新建的一座大城。蒙哥汗時，忽必烈因受命管理漠南漢地軍國庶事，常駐今錫林郭勒盟南部。一二五六年，在劉秉忠的籌劃下，選擇桓州東、灤水北一塊地方修築城郭宮室。經過三年的營建，興起一個新的城市，定名開平。忽必烈在大部建都後，改開平爲上都，作爲每年夏初至秋未清暑的夏都。上都是元朝的都城，城市規模非常宏偉。全城分内、外城和外苑三重。外城與外苑城周共有十八九裏。内城是皇宮，有土木、磚、竹、大理石結構的宮殿、樓台、亭閣、園池等建築，城外有蒙古族帳幕式的官殿失刺斡耳朵，廣泛吸收了當時務民族建築藝術的特色。外城是市區，僅就《元史》所載統計，上都曾設大小官署六十所，手工匠管理機構和廠局一二一處，還有鱗次柿比的商肆、貴族和平民的住宅、孔廟、佛寺、道觀、回回寺等等。上都的交通也四通八達，南有四條驿道通大都，北通和林，東通遼陽行省，西從豐州經甯夏、河西走廊可通中亞。

　　元武宗又在興和路旺兀察都地方建行宮爲新都，命名中都。後因勞民傷财過大，元順帝初年停罷。

　　蒙古貴族在掠奪戰争中特別重視工匠，每攻下一地，就要把工匠挑選出來，帶回各自的領地爲他們制作武器和其它各種用品。和林是工匠集中的地方。稱海城初建時，就有俘擄來的工匠萬餘口在這裏設局制作。阿不罕山南有許多漢族工匠，設有阿不罕部工匠總管府。和林附近的畢裏纥都是“弓匠積養之地”。據考古發掘的報道，僅和林一地就曾發現過十座冶煉爐和大量金屬制造品，有供軍用的破城機和其它機械，有鐵犁、鐵鋤等農具，有适于牧民使用的帶腳生鐵鍋釜，有商人使用的銅、鐵權及車毅等。出土白生鐵經過化驗，可斷定是在攝氏一千三百五十度高溫下熔鑄成的，估計當時的工匠已用水力鼓風了。當地燒造的陶瓷器也被大量發現，其中多有從事燒造的漢族工匠名氏。宮廷建築和各種奢侈用品，都有許多精美的創造。和林特産一種名叫碧甸子的玉石，忽必烈即位後就在此設局開采，以後正式設和林玉局提舉司。

　　唐麓嶺以北的謙謙州，成吉思汗時就已遷徙許多

　　

　　哈刺和林出土瓷器

　　漢族工匠到這裏生産武器、絲織品。元朝在這裏設立了幾個匠局。當地居民原來隻會用柳木作杯、碗，刳木爲槽以渡河，也不會鑄作農具。斷事官劉好禮特向元朝政府請求派陶、木、鐵匠，教當地人制陶、鐵冶和造船等項技術，對當地人民的生産和生活帶來很大方便。

　　漠南蒙古族地區的手工業更爲發達。上都官營的匠局很多，有制氈和毛織品的氈局、異樣毛子局，加工皮革的軟皮局、斜皮局等，還有制造武器的鐵局、雜造鞍子局、甲匠提舉司，以及爲宮廷用品生産的器物局、葫蘆局和金銀器局等。其餘百色工匠，也都具備。

　　在諸王、貴戚、勳臣的分地内，也聚集着許多工匠爲他們制作。弘吉刺、汪古部和察罕腦兒等處分別有屬于勳貴的人匠總管府、怯憐口民匠總管府和提領所等機構，可見屬下的工匠爲數不少。

　　

　　二、社會階級狀況

　　

　　蒙古國家的建立，标志着奴隸占有制度的确立，保證了奴隸主階級對廣大奴隸階級的剝削和統治。蒙古奴隸主貴族發動軍隊四出侵掠，俘擄各族的人口，大大擴充了奴隸的來源，更促進了奴隸占有制度的發展。這些俘虜由蒙古大汗以分份子（蒙古語稱“忽必”）的形式分給自己的親族和功臣。有的按民族編在一起，作爲一個整體向奴隸主服役；有的則分配或轉賣到各個牧戶中，爲奴隸主牧放牲畜。

　　在蒙古國家建立以前，蒙古社會中已存在着奴隸制。建國後，奴隸制得到發展，直接奴役奴隸的制度和擁有私有财産的依附民交納租賦的制度是同時并存的，而且前者常轉化爲後者。蒙古奴隸主的對外掠奪戰争逐漸縮小，奴隸來源也随之減少；由于他們的統治已擴展到封建文明高度發展的各族地區，逐漸接受了被征服民族的封建制度，原有的奴隸也在向農奴式的牧民轉化，封建的生産關系逐漸得到發展。

　　那顔階級建國以前，蒙古草原各部落中已分化出稱爲“那顔”的貴族階層。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國家完全是代表蒙古那顔的階級利益的。從此，蒙古那顔有了一個共同鎮壓被統治者的暴力機器，有了一支征服其他民族的軍事力量，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那顔對各族被征服者和蒙古各部的氏族成員的統治。一方面，蒙古那顔通過戰争征服了比蒙占部多得多的人口，大大擴充了蒙古社會中的奴隸隊伍，促進了奴隸占有制的發展；另一方面，大汗将牧民作爲份子，将牧地作爲分地分配給各級那顔，自大汗、皇後、太子、公主、親族而下，各有疆界，疆界内的民戶皆出差發，使原來的氏族成員淪爲各級那顔的屬民。那顔構成了蒙古社會中的統治階級。大汗是蒙古統治階級的最高代表，成吉思汗家族的成員是其最高層，以下是驸馬、萬戶、千戶等，形成一個等級制的階梯，并有世襲統治和奴役所屬部民的權利。

　　蒙古族牧民及其賦役負擔蒙古社會的被統治階級是勞動牧民和奴隸，他們是社會中的基本生産者。十三世紀，已經沒有不屬于任何領主的牧民和牧地，蒙古各部落的成員已喪失了自由，成爲各級那顔私屬依附民。成吉思汗的劄撒規定：任何人不得離開其所屬之千戶、百戶或十戶，而另投它處，違者于軍前處死，接納者亦加嚴懲（《世界征服者史》）。元朝的法令也一再聲稱，牧民不得“擅離所部，違者斬”。藏匿流徙到別部的人要處以杖刑，因某種原因離開所部的人必須送回原部“著籍應役”。由于每個牧民都被固着在各個領地内，并同領主建立了人身依附關系，所以他們必須向領主“各出差發，貴賤無一人得免者”。牧民所承擔的實物稅主要是繳納各種牲畜。窩闊台曾制定牧民應繳實物稅的定額。一般馬、牛、羊群每一百頭應納牝馬、牸牛、羒羊一頭。牝馬、牸牛、羒羊十頭以上納一頭。這是最早法定的賦稅制度，蒙古語稱爲 “忽蔔赤兒”，漢譯“抽分”或“稅斂”。

　　“抽分”以外，牧民還要向領主提供食用的羊和飲用的馬乳，這種貢物蒙古稱爲“首思”。窩闊台時規定蒙古牧民每一群羊應交一隻二歲揭羊作爲供大汗食用的湯羊（蒙語“暑漣”）；所有的千戶應輪流向他貢獻牝馬和牧馬人，每年輪換一次，在這年内，牧人負責擠馬乳和将它制成馬奶酒，供大汗和諸王、勳貴聚會時飲用。同樣，下級貴族也有向高級貴族進獻湯羊和牧馬的義務，實際上這都是勞動牧民的負擔。

　　蒙古那顔可随時征調屬下民戶出牛、馬、車仗、人夫等爲差役，替他們服無償的勞役。圍獵在氏族部落制時代本來是自由組合、平均分配，這時已變成牧民的一種沉重負擔。圍獵期間，牧民常被抽去服役，包括圍趕野獸，掘坑挖壕，打木樁，用繩索聯起，覆上氈子，構成一道臨時的圍牆。然後由大汗、諸王、那顔按等級順序入圍打獵，牧民隻能在最後收拾殘餘。圍獵期常長達三四月，勞役本來不輕，而布圍所用的繩、氈等物都要由牧民用自己的馬和畜毛制成。

　　兵役是蒙古牧民另一種沉重負擔。在發動戰争時，“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寡，盡科爲兵”（《經世大典序錄·軍制》），戰士的裝備一律自備。蒙古那顔迫使牧民參加戰争，以擴大自己的财富和奴隸的來源。

　　蒙古牧民還要提供對驿站的一切負擔，其中包括對維持驿站所應負的一切勞役，供應過往使臣的飲食，提供交通運輸所需要的站馬、鋪馬和車、牛等等。

　　部分蒙古牧民在沉重的負擔下逐漸貧困化，淪爲窮人（蒙語“亞當吉”）。元初一次檢核出諸王兀魯帶所部貧無孳畜者達三萬餘人。一三二九年，趙王馬劄兒罕部有民五萬五千餘口不能自存。蒙古貧苦牧民經不起殘酷剝削，往往将子女出賣爲奴婢。蒙古軍戶也往往因調戍遠方，“跋涉萬裏，裝桌鞍馬之資，皆其自辦，每行必窩田産，甚至賣妻子。”（《元史·和尚傳》）站戶因受役過重，也有貧乏而賣妻子以應役者，特別是西北諸王發動戰亂，緻使成百萬人流離失所，流向和林、漠南就食，在途中因饑乏不能達和林，往往以男女弟侄易米求活。蒙古貧民日益貧困化，以緻“蒙古子女鬻爲回回、漢人奴者比比皆是”（《通制條格》卷二七）。在泉州等海港，甚至還有商人将蒙古男女販往西亞和印度等地作奴隸。這些現象深刻反映了蒙古勞動人民備受階級壓迫的實況。

　　奴隸 奴隸居于社會的最低層。成吉思汗以來，蒙古貴族擄掠了大量的各族俘虜，在社會生産中使用奴隸勞動已非常普遍。據出使蒙古的宋朝使者記載。

　　窩闊台時蒙古的牧馬人——兀刺赤——多是各族俘虜，其中“回回居其三，漢人居其七”（《黑鞑事略》）。蒙古牧民因貧困而出賣妻子，是奴隸的另一個來源。

　　奴隸完全屬于自己的主人，沒有人身自由和私有财産，勞動極其沉重。奴隸主爲了便于統治，甯願使用從外地掠來的兒童作奴隸。這些童奴在惡劣的勞動、生活和氣候條件下，死亡和殘廢率很高。據一個奴隸自述，他的主人隻發給他一件皮衣，每天給少量幹糧，他牧羊二千隻，如果其中有瘦弱、受傷、丢失和無故死亡的情況，他就要受到鞭打（張養浩：《歸田類稿》）。

　　奴隸一般隻在便于監視的情況下役使，奴隸主牲畜增多了，在一定條件下也許奴隸建立家庭和私有經濟，通過繳納租賦的方式進行剝削，奴隸有可能在本身或下一代轉化爲依附牧民。

　　

　　三、蒙古族人民的反抗鬥争

　　

　　在蒙古族貴族占統治地位的元朝一代，各族人民不斷起而反抗，蒙古族人民也積極投入了這一鬥争的行列。在現存不多的記載中，仍可看出蒙族人民階級鬥争的大緻情況。

　　早在元朝初年，蒙古族人民的零星反抗就不斷興起。一二八八年（至元二十五年），諸上愛牙赤位下的千戶伸思伯八率衆起義，斷絕了驿道，隻須三日的路程不得不繞道走一個月之久（《經世大典·站赤》）。第二年，別乞憐部發動起義，擄走了管理驿站的脫脫禾孫（站官）塔刺海等人。接着，杭愛山的闊闊台、撒兒塔台等也領導人民起義，占領了三處驿站，俘擄了脫脫禾孫（《元史·明安傳》）。這些起義，反映了蒙古族人民對驿站的各種供應和沉重勞役已達到無法忍受的程度。

　　元仁宗時，嶺北遭遇罕見的天災，下雪深達丈餘，車仗人畜被淹沒。窮苦牧民被迫出賣妻兒換取糧食求生，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在通往和林的路上，到處都是死屍。駐守北邊的士卒，常常因官吏克扣斷飽，衣食無着。對蒙古族統治者的憤懑，在天災之年集中爆發了。嶺北的駐軍和晉王也孫鐵木兒的部民紛紛起而暴動。由于他們未能互相配合，很快就遭到元朝統治者的鎮壓。起義者或者被處死刑，或者被加等杖罰、流配到遠方。

　　一三五一年（至正十一年），紅巾軍大起義爆發，從此掀起了全國各族人民對元朝統治者規模巨大的階級搏鬥，蒙古族人民也加入了鬥争的行列。一三四七年九月，八鄰部内哈刺那海、秃魯和伯等已先發動起義，起義者截斷了嶺北的驿道。十月，又有亦憐隻答兒反。一三五二年，皇太子愛酞識裏達臘的五投下領地中也發生了暴動。次年，金山一帶也發生了武裝鬥争，打死了前往鎮壓的諸王隻兒哈郎。

　　劉福通所領導的紅中軍在一三五七年，分兵三路北上。當中路紅中軍從大同向漠南進發的時候，汪古統治者領地内的滅裏部同時發生了反抗趙王暴政的起義。起義者攻進王府，殺死了趙王的替身，趙王八都帖木耳化裝脫逃，得以幸免。一三六○年，窩闊台後裔陽翟土阿魯輝帖木兒乘紅中軍進入漠南的機會，聯合其他諸王企圖用武力奪取帝位。元順帝臨時強征一萬名皇室牧場的牧民（哈刺赤）倉卒應戰。兩軍相遇時，這些士兵起而嘩變，都脫去士兵的号衣投奔阿魯輝帖木兒方面，頓時使元軍措手不及，全軍崩潰，隻剩主帥一人逃回上都。

　　蒙古族遊牧民由于居住比農民更加分散，又處在諸王、那顔的分割統治之下，因此很難聯成一氣，結成一支聯合的反抗力量。起義是自發的，很容易被統治者各個擊破。然而，蒙古族人民不顧統治者的殘酷鎮壓，不斷采取各種形式進行反抗，在全國各族人民推翻元朝的共同鬥争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