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賦稅與屯墾

（四）赋税与屯垦


　　明朝建國前後，面臨着社會經濟殘破，人口流失，田土荒蕪，經濟制度紊亂，财政拮據等嚴重困難。明太祖在位時期，爲訂立賦役制度和商業貨币制度，恢複農業生産，而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從而建立起新王朝的社會經濟秩序。

　　

　　一、糧長與里甲　　

　　明太祖出身于農民，對農村基層狀況最爲熟悉。在遷徙江南豪富的同時，又建立糧長制與裏甲制，以便形成農村基層的新秩序。

　　糧長制——一三七一年，明太祖命戶部通令各地，核查民間耕地，以稅糧萬石爲一征糧單位，一縣分若幹區。每縣選正副糧長二名，以田土最多的大戶爲糧長，督收稅糧，解送官府。時稱“民收民解”。元末地方官吏，橫征暴斂，侵擾百姓，是貧苦農民的最大的禍害，也是農民起義的基本原因。明太祖以爲實行糧長制是“以良民治良民，必無侵漁之患矣”（《明太祖實錄》卷六八）。以田土最多因而也納稅最多的大戶爲糧長，也可使稅糧的交納，得有保障。明朝的稅糧一半以上來自浙江、江蘇（直隸）、江西、湖廣等地，糧長制首先在這些地區實行，而并未普設于全國各地。糧長制實行初期，大戶懾于明太祖的猛政，曾取得一定的效果。一三八一年，浙江、江西糧長一千三百餘人，輸送稅糧到京師，明太祖親自召見嘉勉。但行之既久，糧長不免成爲實際上的基層官吏，依然可以恃勢侵漁舞弊。

　　里甲制——里甲制是基層居民組織。元代農村每五十戶結爲一社，推選通曉農事、家有兼丁者爲社長，督勸農事，也兼管究舉遊民、調解糾紛，協同赈濟及傳布禁令等事。城坊也有社長，各社戶數不一。鄉都（鄉的下級）人戶及城坊另設有里正、主首催督差稅。社長、里正等都是一種差役，由富戶輪流充任。一三八一年，明太祖改設里甲。元代的都合并爲裏。以一百一十戶爲一里，其中十戶爲里長，推選丁糧多者十人充任。里以下每十戶爲一甲，設甲首一人。里長也是一種差役，輪流充當。服役期間，所有追征錢糧、勾攝公事、祭祀鬼神、接應賓旅以及官府征求、民間争鬥等等都在職責之内。鄉村里長也還要經常督課農事。里中年高望重者，被推爲“老人”。“老人”職在導民向善，平息民間各種糾紛，剖決是非。里中建有旌善亭，張榜公布民間善事，申明亭張榜公布惡行，以示獎懲。里正與老人有政績者，可被皇帝召見。老人甚至可以會同村衆逮解不法官吏。里甲制的設置，旨在減少官吏欺壓，使村民編組自治，以維護基層的社會秩序。

　　

　　二、戶籍與田籍

　　明太祖由農民成爲皇帝，并不能改變原有的土地占有制度，新建的明王朝依然建立在地主占有制的基礎上。明初田地分爲“官田”與“民田”兩類。“官田”是專門爲皇室宗族供給農産品的皇莊田土，牧放官馬的草場，園陵墳地，公共占地，皇帝賜給諸王、公主、勳戚大臣、内監、寺觀的莊田，以及職田，學田，邊境軍官的養廉田，軍、民屯田等等。“民田”是民自有之田，包括地主占有的土地和農民自有的少量土地，可以買賣。民人佃種官田，隻有耕種權而無土地所有權。貴族官員由皇帝賞賜的賜田，官吏的職田，也無所有權，皇帝和朝廷可以随時收回。屯田禁止私人占有。

　　明初，在某些戰亂較多的地區，官田的數量甚至超過民田。“官田”可用以直接向勞動者征收租稅，也可以用來進行軍、民屯田，以獎勵墾荒，恢複生産。

　　明王朝依據各地官田民田占有的多少征收田賦。依據戶口人丁征派差役。戰亂之後，人口流徙，田土占有也多變動。明太祖命戶部對各地戶口和田土普遍核查，編成戶籍冊和田土冊，存于官府。兩種冊籍的編制，是明太祖整頓賦稅制度的一大建樹。

　　戶籍冊——明太祖曾說“夫有戶口而後田野辟，田野辟而後賦稅增。”（《昭代經濟言》卷一），一三七○年發布聖旨，派遣戶部官員去各州縣普查戶口。先頒發 “戶帖”，要求民戶據實填寫，作爲編制戶籍冊的根據。又派出軍兵，随同辦理。百姓如有隐瞞，治罪充軍。明王朝在掌握了普填的戶帖後，于一三八一年，下令府、州、縣編制戶籍冊，稱爲“賦役黃冊”。每“裏”各編一冊，裏中每戶詳列男女年齡（男成丁、不成丁。女大口、小口）、田土房屋等本戶狀況。冊首爲“總圖”，冊尾登記鳏寡孤獨等不服役的人口，稱爲“畸零帶管”。規定每十年重編一次，以記載變動情況。将表格發給裏長，令各戶填報。官府比對先年的冊籍，死者除名，生者添注，田産買賣者記錄其稅糧的過割情況。（傅維鱗《明書》卷六八，賦役志）戶籍冊編成後呈交戶部一份，用黃絹封皮，故稱“黃冊”。省、府、縣各留一份，用白色封皮，通稱“白冊”。戶籍是征發賦役的主要依據，故又稱賦役黃冊。

　　明初的徭役，分爲“裏甲正役”與“雜泛”。裏甲役即輪流充當裏長、甲首，上級官府派征的各項物料及費用，裏長出十分之三，甲首人戶出十分之七。雜泛是臨時性的各種差役，如修路、築城、修倉、修河等勞役，田裏長、甲首根據各戶丁糧多寡按甲簽發。明初江南地區還曾有過一種按田土多少簽發的工夫役。田一頃出丁夫一人，稱爲“均工夫”。應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饒州、南康三府曾編制“均工夫圖冊”。賦役黃冊編成後，這種均工夫役便行廢止。

　　田土冊——大約一三六八年建國時，明太祖就曾對一些地區的田土進行過丈量，爲編制田籍作準備。一三八○年派國子監生武淳等到各地監督繪制土地冊籍。土地丈量的重點是江南地區和北方各省，因爲這兩個地區的土地冊籍，散失最甚，土地占有情況也變動最多。各地田土冊的編制，至一三九三年才全部完成。

　　新編田土冊，又稱魚鱗冊，分爲總圖和分圖兩種。分圖以裏爲單位，相鄰田土按順序編号繪圖并記錄各号田土的名稱、類別、面積和四至，以及田主或管業人的籍貫姓名。總圖以鄉爲單位，把分圖合并繪圖，置于分圖之前，使閱者一目了然。然後再把一鄉之圖，合成一縣之圖。田土圖形相接，有如魚鱗，故稱“魚鱗圖冊”。圖冊編成後，官府可據以掌握土地占有及糧戶情況，征收田賦。各地的田土所有權也由此得到合法的确認，有據可查。現存明初魚鱗圖冊以小塊田土居多，反映着農民戰争誅除大戶和明太祖遷徙豪富所帶來的變化。

　　明初征收稅糧按田畝計算。開墾荒地可以免稅。夏稅征麥，秋稅征米。南北方糧産不同，可各以其地産供納。以糧交納者，爲“本色”，以絲絹或鈔交納者，爲“折色”。田賦率，大抵是“官田畝稅五升三合，民田減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一鬥二升。”（《明史》卷七八），這是曆史上很輕的田稅。明太祖實行輕稅，一是因爲建國之初農業生産尚不發展，一是因爲有意體恤農民疾苦，以穩定秩序。江南如蘇松嘉湖等經濟發達地區的稅率高于其他地區。畝稅可加重到二、三石。洪武初，浙西地方，因其民富實，一畝田稅相當二畝，征稅加倍。江西某些地區的田賦也高于鄰省。蘇州府一年交納的田賦曾達到二百八十萬九千餘石，有人說：“蘇州之田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賦約居天下十分之一弱。”（《日知錄》卷十，蘇松二府田賦之重）。

　　

　　三、屯田

　　明太祖在戰争時期，已開始建立軍事屯田。建國之後，爲墾荒就業，恢複生産，在民間推行屯田，以後又發展爲商屯。明初屯田，因而形成軍屯、民屯和商屯三種類型。

　　軍屯——又稱衛所屯田，可分爲邊屯和營屯兩種。邊屯設在邊境，守軍進行屯田，謂之“且耕且守”，就地生産糧食，以供軍需。營屯是内地衛所軍的屯田，生産糧食，作爲軍糧。軍屯制規定，每軍受田五十畝爲一“分”，各地田土及生産條件不同，屯軍受田數額不一，以五十畝爲中制。軍屯産糧，洪武初年一度免征糧稅，一三八七年開始，征收屯糧，畝稅一鬥。洪武末改定稅則：“每軍屯一分，正糧十二石，給本衛官軍俸糧。”（《明會典》卷十八）每軍屯實際交糧二十四石，較洪武初年的畝稅一鬥，增加一倍半左右。軍屯是以軍事管理爲特點的屯田，屯軍全家生計主要依靠屯糧收入，生活十分艱苦。明初原額軍屯田土曾達到八十九萬二千餘頃。（《春明夢餘錄》卷三六）

　　民屯——明初，官府掌握了大量無主荒地，需要移民墾荒或募民屯種，因而實行民屯。屯戶的來源是：一、強制遷移民戶，二、召募的人戶，三、犯罪遷徙戶。

　　明初移民包括南北各地，人多田少地區的多餘人戶及流動人口遷移到人少田多的寬鄉，湖、杭等地的無田人戶到濠州屯種，由官府資助牛具種子，免征三年。同時又移江南民十四萬戶于鳳陽。一三七六年徙山西及真定民無田産者于鳳陽屯田。一三八八年徙山西澤、潞二州民無田者去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等處寬鄉，設屯。一三八九年移兩浙民，去淮河以南的滁、和等

　　州屯種。移山西的貧民往大名、廣平、東昌三府，分給田地達二萬六千七十二頃之多。這一年曾有山西沁州民張從整等一百一十六戶，自動申請屯田，被分給田地，賞賜财物，并受命回沁州召募居民，應募屯種。（《明太祖實錄》卷一九七）元大都蒙古遺民三萬餘戶，曾被安置在北平府管内屯田。曆年官民罪犯都集中在鳳陽屯田，多達一萬餘人。

　　民屯田土實屬官田，各地根據屯戶的丁力，分給田土，北方地區每人可分田十五畝，菜地二畝。在管理上，以屯分裏甲，納入府縣行政系統。民屯賦稅，大緻上按官田稅額征收。

　　商屯——是商人經營的屯田。明初爲加強邊防，常在邊境地區設立軍儲倉，由内地召募商人運糧，輸倉。官給糧價及運費。一三七○年山西行省商人向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鬥，發給淮鹽引票一引（二百斤），商人憑引販鹽獲利，以償糧費。一三七一年“開中法”在各地實行。商人爲多獲鹽引，依民屯辦法在邊地募民屯田，以獲糧食，就近輸倉，形成商屯。商屯地爲官田，且多爲新墾荒田。商人出資召募邊地無田農民或流民耕種，供給牛具種子。此制推行後，内地鹽商多來邊地經營商屯。

　　

　　四、商稅

　　明太祖爲重建社會經濟秩序，對商業采取低稅政策。明朝建國前對商人征收“官店錢”，稅率是十五稅一。建國後放寬到二十分取一。不久又放寬到三十稅一。對于民間生産工具、生活資料、文化用品以及嫁娶喪祭物品等的販賣，并予免稅。

　　明初商稅分爲兩種，一爲營業稅，即三十稅一的商稅；一爲通過稅，即商品通過關津渡口時的關稅。一般是按比例抽取實物。縣設稅課局，府設稅課司征收商稅。統由京師稅課司管理。

　　商人赴各地經商要取得官府驗發的“商引”。商引載明販賣貨物的種類、數量，及販運道裏遠近。無“商引”者，被視爲“遊民”治罪。京師城内由兵馬指揮司管理市場，每日校準市場度量衡器，檢查商人活動及物價情況。京師及其他大城市設有官辦貨棧，稱爲“塌房”。商人在塌房存放貨物，就地征稅。

　　

　　五、大明寶鈔的發行

　　元代開始廣泛發行紙幣，稱爲“寶鈔”。元順帝時，寶鈔無限制地大量發行，造成貨币貶值，物價暴漲，帶來社會經濟的崩潰。明朝建國後，大量鑄造銅币“洪武通寶”錢，民間貿易都采用爲價值标準，币價相當穩定。對社會經濟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三七四年，設立寶鈔提舉司，又開始印造紙币。名爲“大明通行寶鈔”，次年由中書省正式發行。“寶鈔”以桑樹皮造紙印制，高一尺，寬六寸，質地青色。面值分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和一貫六種。每鈔一貫準銅錢千文、白銀一兩，四貫寶鈔準黃金一兩。（《明太祖實錄》卷九八）民間交易百文以上用鈔，百文以下用銅錢。商稅錢鈔兼收。官員祿米也發給寶鈔。

　　大明寶鈔發行後，由于不設鈔本，寶鈔不能兌換金銀，而且發行量過大，所以發行不久，即逐漸貶值，重蹈了元末的覆轍。洪武末年，兩浙民間鈔一貫隻折銅錢二百五十文，爾後又下降到一百六十文，加以僞造寶鈔充斥市場，鈔值難于穩定。不少地方的商品，不得不以金銀定價。寶鈔隻是在頒賞、俸祿或估産計贓等官方活動中使用，在社會經濟中則被視爲“劣幣”而被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