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學術著作

第三節 學術著作


　　哲學與文藝呈現新發展的同時，宋代的文史學術研究也出現繁榮的景象。北宋至元初，陸續完成了一批卷帳浩繁的學術著作和資料彙編。這顯然是由于印刷術的發達，提供了便利的條件，但也由于學術思想上出現了和理學的空談心性正好相反的求實際與求完備的觀念。由于宋太宗的提倡，宋初先後編成文史四大類書，成爲大規模學術工作的開端。在學術研究中，曆史學是最爲發達的部門。宋元時代建立了紀述當代事迹的制度，并且陸續完成了紀傳體的前代史《新唐書》和五代、宋、遼、金諸史。在後來所謂“正史”的二十四史中，占有六種之多。《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長編》、《通志》、《文獻通考》等規模巨大的重要著作，也都出現在這一時期。在曆史編寫體例上，突破了傳統的紀傳體，新創了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和綜合條貫的專史體等體裁。取材繁富、紀述求實、體制創新，成爲宋元曆史學的顯著的特點。

　　曆史學的發展，推動了金石考古學和目錄學這兩個新學科的形成。地方志的編修和地圖的繪制刊刻，也是學術研究中的新成就。由于經學和曆史學、金石考古學的發展，使音韻學和訓沽學開拓了領域。

　　下面簡略介紹各學科的重要學術著作。


（一）北宋四部文史總匯


　　宋太宗滅北漢，鞏固了宋朝的統治。他在加強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的同時，也注意提倡學術，聚集南北文士，編纂前代文史典籍。太宗時先後編纂《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三部大類書，真宗時又編纂《冊府元龜》，總稱爲宋代“四大書”。

　　九七七年三月，宋太宗命翰林學士李昉、扈蒙等，将北齊祖孝征《修文殿禦覽》，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唐高士廉、房玄齡《文思博要》等古代的類書和其他文籍，“參詳條次，分定門目”，編爲類書。太平興國八年（九八三年）十二月撰成，共一千卷，原名《太平總類》，改名爲《太平禦覽》。全書分天、時序、地、皇王、偏霸、人事、兵、職官等五十五部、四千五百五十八類，是一部規模巨大的大類書。此書所收古籍一千多種，後世多無傳本，賴《禦覽》而得以流存。

　　宋太宗又命取《道藏》、《釋藏》及野史、小說等，編爲一書。九七八年八月編成，共五百卷、目錄十卷，賜名《太平廣記》。全書分爲神仙、女仙、道術、方士、童仆奴婢、幻術、妖妄、神、鬼、草木、畜獸等九十二大類，一百五十多小類。全書采錄自漢代至宋初的筆記、小說、野史等近五百種，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小說和有關社會經濟、典章制度的資料，是重要的古代小說總集。

　　九八二年九月，宋太宗以前代名家文集，數量甚多，不加铨擇，難以流傳，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學士扈蒙、直學士院徐铉、中書舍人宋白等分類編纂，收取精華。雍熙三年（九八六年）十二月書成，共一千卷、目錄五十卷，名爲《文苑英華》。此書上承梁《昭明文選》，采錄梁末至唐代的詩、文一萬九千一百零二首，分賦、詩、歌行、雜文、啓、書、疏、序、論、議、墓表、行狀、祭文等三十七類。每類之中又分若幹子目。如賦類，即分天象、歲時、地、水、帝都、邑居、宮室等四十子目，保存了南朝梁末至唐代的大量詩文，是古代的詩文總集。

　　一○○五年九月，宋真宗又命刑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王欽若，右司谏、知制诰楊億編修曆代君臣事迹，一○一三年書成，共一千卷，賜名《冊府元龜》。全書自上古至五代，分部門順序排列。共分帝王、閏位、僭僞、将帥、邦計、學校、刑法、内臣、牧守、外臣等三十一部，部有總序；一千一百零四門，門有小序。另有目錄、音義各十卷。收錄古代史籍，兼取經、子二部著作，唯不取說部。宋真宗爲本書的編纂，親定義例，書成後又署名作序。真宗在給王欽若的手劄中，說此書：“非獨聽政之暇資于披覽，亦乃區別善惡垂之後世，俾君臣父子各有鑒戒。”編纂此書出于政治目的，但對宋以前的史籍做了很多輯佚和校勘的工作，特別是保存了唐、五代的許多原始史料，是一部可貴的史料彙編。

　　北宋在太宗提倡下，開編修類書的創例。南宋時，王應麟編輯《玉海》二百卷，分二十一門。多采宋代曆朝實錄和《國史》、《日曆》，輯錄了宋代的許多史事，爲他書所未詳，也是一部重要的類書。


（二）歷史學著作


　　前代史的編修北宋時期繼續編修唐代和五代十國的曆史，并對舊史重新作了一些整理。金朝繼承漢人修史的傳統，曾編修遼史。元朝完成了宋、遼、金三史的編纂。宋金元時代不斷進行前代史的編修，成績是顯著的。

　　舊五代史——原名《五代史》。宋初，薛居正等人受宋太祖之命，編撰梁、唐、晉、漢、周五代史，九七四年成書，共一百五十卷、目錄二卷。此書多據五代各朝實錄和範質《五代通錄》等史籍，仿照《三國志》體例，保存了五代十國時期的豐富史料。

　　唐會要和五代會要——唐朝人編纂過幾種當代會要，但唐宣宗以後，記載阙如。北宋初，王溥采錄宣宗到唐未的史事，續編成《唐會要》一百卷。全書分五百十四目，詳細記載這一時期的沿革損益。王溥又編成《五代會要》三十卷，共二百七十九目。

　　新唐書——五代後晉劉昫、張昭遠等人撰《唐書》，成書倉促。宋仁宗嫌其淺陋，命歐陽修、宋祁、範鎮等人重修。一○六○年全書編成，共二百二十五卷、目錄一卷，稱爲《新唐書》。劉昫舊著稱《舊唐書》。新書嚴謹簡潔，本紀不如舊書材料豐富，志比舊書詳盡。新書不用骈文而用古文撰述，采用小說材料，并增加了以前史書所沒有的儀衛、選舉、兵等志。新書的缺點是任意删棄舊書資料，改寫文句，并仿照《春秋》義例，多所褒貶。

　　新五代史——北宋歐陽修對《舊五代史》極爲不滿，決心重作，撰成《五代史記》（即《新五代史》）七十四卷，藏于家。死後，家屬上獻朝廷刊行。此書在體例方面，效法《南、北史》，打破朝代界限，把五朝的紀、傳綜合一起，按時問先後編排。列傳部分采用類傳，分立家人傳、臣傳、死節傳等傳，曆官數朝的人編在雜傳。

　　但模仿《春秋》義例，以一字寓褒貶，宣揚儒學的說教，王安石評爲“文辭多不合義”。書中因過分講究文辭，往往使史實失真。歐陽修私人改編官修的正史，這在中國史學史上是一個創舉。此後，路振撰《九國志》五十一卷，南宋陸遊撰《南唐書》十八卷，也都是重要的私人著述。

　　遼、金、宋三史——元初，世祖即下诏編纂遼、金、宋三史。元朝國史院數次纂修遼、金、宋三史，到元順帝時，已經基本完成，紀、傳、表、志大體都已具備。隻是由于大臣們對王朝的正統、三史的體例争論不休，長期不能成書。元順帝令丞相脫脫主持其事。脫脫拟定遼、金、宋三國各爲一史，“各與正統”，停止了正統的争議。三史同時編修，于一三四五年全部編成。

　　《遼史》，共一百十六卷，計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傳四十五卷、另附《國語解》一卷。遼道宗時，耶律俨曾撰修遼朝《實錄》，金人陳大任纂修《遼史》。兩書成爲元人修史的基礎，《遼史》最後的纂修，前後隻用了十一個月倉促完成，全書疏誤和矛盾之處甚多，但較多地保存了史料的原貌，是研究遼史的基本資料。

　　《金史》，共一百三十五卷，計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纂修者以金朝的實錄和元初王鹗輯《金史》作爲基礎，參考金末劉祁《歸潛志》等書，所據史料遠較《遼史》豐富，較爲詳備地記載了金代的發展史。各“志”保存了許多有關政治制度和社會經濟的資料。《世紀》一篇，叙述金朝建國前各部落的發展狀況，尤爲可貴。從曆史編纂學方面說，《金史》遠勝于《遼史》。

　　《宋史》，共四百九十六卷，計帝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二百五十五卷，是二十四史中最龐大的一部官修史書。脫脫等人以宋朝的國史作稿本，再參照實錄、會要、日曆等其他文獻編成。宋理宗以前，國史俱備，所以《宋史》記載宋理宗以前史事較詳，以後則因國史未修而較爲簡略。《宋史》中表彰道學的内容，大部分抄自南宋李秦的《四朝國史》和謝方叔的《中興四朝國史》，但也删去了這些國史中過分誇張道學家的一些言論。《宋史》的優點是保存了宋朝國史的基本面貌，文字改動不多；資料豐富，内容詳備。缺點是前詳後略，有些記載互相牴牾，還有一人兩傳，一事數見乃至有目無文等情況。

　　資治通鑒《資治通鑒》的編成，是曆史學的重大成就。全書共二百九十四卷、目錄和考異各三十卷。一○六六年，司馬光奉诏設局編修，一○八四年書成奏上。全書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四○三年），止于後周世宗顯德六年（九五九年），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的通史（《春秋》爲編年國史）。

　　一○六六年四月正式置史局編修以前，司馬光原已寫成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秦二世三年的史事，共八卷，稱爲《通志》。

　　這就是後來《通鑒》的前八卷。正式置局以後，到一一七○年九月司馬光赴洛陽以前，史局設在開封，由劉恕和劉攽協助編修。劉攽專職漢史長編的寫作。劉恕撰魏晉南北朝的長編。在開封的五年時間裏，司馬光及其助手寫完了《通鑒》前、後《漢紀》各三十卷、《魏紀》十卷。一一七一年初，劉攽離開史局，六月，由範祖禹接替。

　　一一七○年九月，司馬光因反對王安石而離開開封，出知永興軍。一一七一年四月，改爲權判西京留司禦史台。司馬光以史局自随，在洛陽繼續編寫。這時期，範祖禹專修唐代的長編和劉恕未完成的五代十國的長編（劉恕已死）。

　　司馬光廣泛收集史料，如正史、雜史、筆記、小說。地志、文集等，按時間順序撰“叢目”，即大事目錄，兼作史料索引。編寫長編的原則是“甯失于繁，毋失于略”。

　　方法是按叢目的史料索引，翻閱全部有關史料，然後決定取舍、詳略。寫成後，由司馬光删繁去冗，修辭潤色，最後定稿。

　　司馬光編寫《通鑒》的目的，是要從曆史上爲封建統治者提供政治統治術，以資借鑒。他自己說因爲厭煩舊史的繁雜，所以“删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是爲了“窮探治亂之迹，上助聖明之鑒”（《謝賜（通鑒·序）表》）。宋神宗因而賜名本書爲《資治通鑒》。但他在編寫時，并不着重于“《春秋》義法”，力求符合曆史事實，言必有據。對于記載中分歧較大的事項，選擇證據分明、情理近實的寫入正文。其餘則另行編錄，說明舍此取彼的理由，寫成《考異》一書，以資參閱。

　　《通鑒》語言簡潔，叙事生動。宋神宗稱贊爲“博而得其要，簡而周于事”，是恰當的評語。《通鑒》作爲最早的一部編年通史，标志着曆史學達到了新的水平。

　　南宋袁樞撰《通鑒紀事本末》，共四十二卷，一一七三年稍後成書。宋代以前，史體隻有編年、紀傳兩種。袁樞喜讀《通鑒》，但《通鑒》卷帙較多，一件事或者隔越幾卷，翻檢不易。袁樞自出新意，把《通鑒》中的重要事件，區別門目，以類排纂，每件事各詳始終，自列标題，每篇又按時間順序自爲頭尾。從三家分晉到周世宗征淮南，經緯清晰，節目詳具，前後始未一目了然。從而使紀傳、編年貫通爲一，創立了新的史體——紀事本末體。

　　元朝初年，台州人胡三省寫成《新注資治通鑒》。胡三省于南宋理宗寶祐四年（一二五六年）舉進士，曾做過州縣官，後在淮東幕府任職。《通鑒》原有劉安世《音義》十卷，不傳。又有史炤《釋文》，多有疏誤。胡三省在居官之餘，重撰音注。南宋滅亡前後，隐居家中，全力撰寫注釋，散入《通鑒》本文之下。自稱“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又糾正《釋文》，撰《釋文辨誤》十二卷。一二八五年，《新注資治通鑒》全部完成。此後，又屢加修訂。《通鑒胡注》對宋以前的通史，作了全面的考訂，成就是巨大的。

　　當代史的編纂宋元時期曆史學的另一特色，是詳于當代史的編修和史料的整理。宋朝設置史館，分國史院和實錄院。金朝設置國史院。元朝設翰林國史院。宋朝由宰相兼任“提舉國史”、“監修國史”、“提舉實錄院”等職。金、元也由丞相“監修國史”或“修國史”。宋朝的當代史和史料彙編，有日曆、實錄、會要、國史、敕令、禦集、寶訓等，金有起居注、日曆、實錄、聖訓、國史、私史。元有起居注、實錄、經世大典等書。宋金元三朝官修的實錄、國史等，多已不存。隻有錢若水編《太宗實錄》二十卷流傳。宋朝的會要，現存殘本，是重要的宋代史料。宋朝編纂當代的會要，規模很大，前後十多次，成書十種，總數達二千多卷。會要的體例，分類和門，如王洙等編《慶曆國朝會要》，共分十五總類。王洙等編《元豐增修五朝會要》擴充爲二十一總類。每種會要，纂修時間少者數年，多者前後三十年至五十多年，屢經删改增補，才得完稿。清人徐松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宋會要文字，成《宋會要輯稿》一書，使會要的部分原文，得以保存至今。雖然輯錄中不免訛誤，但保存史籍的功績還是重大的。元仁宗時所修《經世大典》原書不存，也在《永樂大典》殘卷中留有若幹殘篇，元蘇天爵編《國朝文類》收錄了《經世大典》的《序錄》多篇。

　　宋代的當代史，也由私人編纂整理。現存的重要史籍，有以下幾種。

　　續資治通鑒長編——眉州丹棱人李焘，從一一四二年開始，爲編寫宋朝當代史做準備工作。一一五九年，完成《皇朝公卿百官表》九十卷，受到朝廷的重視，錄付史館保存。此書追繼司馬光《百官公卿表》，詳細記錄自宋太祖到北宋未的新舊官制，百官除授等史事。這是李焘正式編寫《續通鑒長編》之始。此後繼續編寫史事，到一一八三年成書，共九百八十卷、事目十卷。又編出《長編》的節本，名爲《舉要》六十八卷，目錄五卷。兩書合計一千零六十三卷。李焘以四十年的時間，寫成了這部編年巨著，成爲第一部當代通史。

　　李焘廣泛搜集北宋曆史的官方資料，如日曆、實錄、會要、國史、禦集、寶訓、敕令、百司指揮等，還搜集士大夫的私家記載，如筆記、小說、私史、家傳、行狀、志銘、文集、奏議、内外制、函犢等，不可勝計。他造了十個木櫥，每櫥裝二十隻抽屜，每屜用甲子編号，所得資料按月日先後編排，井然有條。在編寫時，對史料進行辨別真僞和考訂異同的工作，對各家記載的零星片斷史料融會貫通，還把異同諸說附注于正文之下。按照“近事則詳，遠事則略”的方針，越往後内容越詳。叙事謹慎，不妄加論斷。李焘認爲，他的這部著作卷帙浩繁，不足以稱《續資治通鑒》，所以命名爲《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便由後來的學者參訂刊削。《續通鑒長編》保存了北宋豐富的文獻，是一部很有價值的宋代史料書。

　　《續通鑒長編》問世後，南宋楊仲良仿照袁樞《通鑒紀事本末》的體裁，編成《通鑒長編紀事本末》一書，共一百五十卷。此書依據《長編》所載史事，分門別類地編纂北宋的重要事件，使讀者便于了解事件的始末原委。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李焘《長編》隻載北宋九朝的事迹，繼此而作的，有南宋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二百卷。一二一○年寫成。此書專載高宗一朝的史事，仿照《通鑒》體例，編年系月。采錄的資料以日曆、會要、國史爲主，參以野史、筆記、家傳、墓志、行狀、案犢、奏報等文獻。對于不同的記載，從實叙錄，以待後人論定。

　　三朝北盟會編——南宋徐夢莘撰，共二百五十卷，紹熙五年（一一九四年）十二月成書。記述自徽宗政和七年（一一一七年），中經欽宗，至高宗紹興三十二年（一一六二年）宋、遼、金三朝交涉與和戰的曆史。此書的主要特點是對于各種史料全錄原文，“其辭則因原本之舊，其事則集諸家之說”，不随意去取，不妄立褒貶，以備史家采擇。被征引的二百多種史籍，得以保存了原貌。徐夢莘堅信，客觀地介紹各家之說，讓人們參考折衷，其實自見。此書不僅保存了宋、遼、金大量軍事和政治方面的史料，也還保存了遼、金的許多社會經濟史料。

　　宋九朝編年備要——南宋陳均撰，共三十卷，編年體。一二二九年成書。此書廣采日曆、實錄、李焘《長編》及司馬光、徐度、趙汝愚等十多家著作，删繁撮要，博考互訂，記載北宋九朝的史迹。作者據事直書，不加褒貶。

　　兩朝綱目備要——南宋人（不知姓名）撰，共十六卷。記述南宋光宗、甯宗兩朝史事。此書叙事簡明，所記兩朝政治和經濟的一些事迹，爲其他史書所不載。

　　宋朝比較重要的當代史還有：南宋熊克撰《中興小紀》四十卷，叙述宋高宗一朝曆史。劉時舉撰《續宋編年資治通鑒》十五卷，記載南宋高宗至甯宗的事迹，成書約在理宗時。佚名《宋季三朝政要》六卷，纂集理宗到南宋亡國的本末，大約是南宋遺民入元後所撰。

　　此外，南宋人葉隆禮，采前人記載，成《契丹國志》二十六卷；宇文懋昭依據見聞成《大金國志》四十卷，是遼、金的當代史。兩書多有來自傳聞的紀錄，不免失實，但也保存了一些可供參考的資料。

　　通志與通考 通志與通考是宋元時期新創的史學體裁。

　　通志——南宋鄭樵撰，共二百卷，計帝紀二十卷、年譜四卷、略五十二卷、列傳一百二十四卷。一一六一年成書。鄭樵字漁仲，福建興化人。他強調《史記》通貫古今的優越性，批評《漢書》等斷代爲史的局限性，決意編寫一部融會群書、包羅萬象的通史。爲了編寫這部書，他作了三十年的艱苦的準備工作，收集和研究了大量資料，分別寫出各種專門著作。晚年，由于感到精力衰竭，以不到兩年的時間，匆匆編纂成書。因此，《通志》隻是他辛勤纂成的初稿。其中紀和列傳綜合諸史而成，使無重複之處。年譜是他新創的體例。又有“略”相當于正史的各志，共二十略，集中了全書的精華。内容包括上古到唐代。其中氏族，六書、七音、天文、地理、都邑、諡、器服、樂、藝文、校雠、圖譜、金石、災祥、草木昆蟲等十五略，大半爲曆代正史所無。禮、職官、選舉、刑法、食貨等五略也并不完全因襲前人。鄭樵主張“會通”，提倡編寫通史，指出斷代史之失爲“繁文”（重複）、“斷梗”（史事不相連接）。同時主張據實紀錄，反對過去史書的褒貶美刺之法，斥之爲 “妄學”“務以欺人”。認爲史書“以詳文該事，善惡已彰，無待美刺”；又反對陰陽五行說，斥之爲“妖學，務以欺天”，認爲史書“專以記實迹”，應“削去五行相應之說”。這些都是獨到的見解。

　　文獻通考——元馬端臨撰，共三百四十八卷。一三○七年成書。馬端臨，字貴與，饒州樂平人。元初任柯山書院山長、台州州學教授。司馬光的《通鑒》對典章制度記述比較簡略。馬端臨仿照唐杜佑的《通典》，詳細記錄自古代到宋甯宗嘉定未年的各種制度及其沿革。《通典》原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等八典，記載内容一般到唐玄宗天寶年間爲止。《文獻通考》擴充至二十四考，其中食貨一項即細分爲田賦、錢币、戶口、職役、征榷、市籴、土貢、國用等八考，同時，又新增加了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等五考，内容方面也補充了《通典》的不足，天寶後到嘉定未年這段時間内又作了新的編纂。《通考》收錄大量經籍、史書、傳記、文集、奏議、筆記等文獻，還摘引唐宋諸臣的奏議和士大夫的議論，夾叙夾議，使讀者對于一事的本未能獲得概括的知識，并經常加以作者的按語。在食貨各門中，注意到各項制度的變革，劃分出變革的階段性的标志。《通考》記載宋代的制度最詳，多爲《宋史》各志所未載。

　　《通志》、《文獻通考》與唐杜佑《通典》被學者合稱爲“三通”。


（三）金石學、考古學


　　金石學和考古學成爲獨立研究的部門，是宋代學術的一大成就。

　　宋代金石學、考古學發端于宋真宗時期對古銅器的研究。一○○○年（鹹平三年），乾州獲得古銅鼎一件，方形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真宗命儒臣考證，驗其款識，認爲是“史信父甗”。把古代器物當作一門學問來研究，還是朱仁宗以後的事。

　　劉敞《先秦古器記》——宋仁宗時，劉敞和歐陽修大力搜集古代器物，進行著錄和考訂。一○六一年，劉敞出任永興軍路安撫使，長安的古墓荒基很多，經常出上古物。劉敞搜集到先秦鼎彜十多件，考訂文字，請工匠摹勒刻石、繪象，一○六三年，撰成《先秦古器記》一卷。有圖錄、銘文、說及贊。劉敞書已失傳，從歐陽修《集古錄》所收先秦古器可見大概。

　　歐陽修《集古錄》——凡一千卷，一○六三年成書。此書收錄了上千件金石器物，是學術史上第一部金石考古學專著。所收集器物，上自周穆王，下至隋唐五代，内容極爲廣泛。随得随錄，不依時代編次。一○六九年，歐陽修子■“撮其大要，別爲錄目”，成《集古錄跋尾》十卷傳世。

　　呂大臨《考古圖》——共十卷。一○九二年自撰序。本書對所收錄的每件器物，繪圖摹文，釋文列于其下，并将器物的大小、尺寸、容量、重量、出土地點、收藏者一一寫明。另有《考古圖釋文》一卷。

　　李公麟《考古圖》——又稱《古器圖》，一卷。李公麟是北宋後期著名的畫家，好古博學，善畫工詩，多識古字。收集到夏、商以後鍾、鼎、尊、彜，都能考定世次，辨認款識。他的《考古圖》對每件器物，都圖繪形狀，并解釋其制作、鑄文、款字、義訓及用途，再作前序和後贊。有的學者認爲，宋代“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彜之學，實始于伯時（即李公麟）”（翟耆年《籀史》）。

　　王黼《博古圖》——又稱《宣和博古圖錄》，共三十卷。宋徽宗時，士大夫以至宮廷貴族競相訪求和收藏古物，每一器物動辄值數十貫甚至上千貫，因此“天下冢墓，破壞殆盡”（蔡條《鐵圍山叢談》）。徽宗所得器物，由王黼考訂編纂，分成二十類，共八百多件，是北宋金石文物的精品。

　　趙明誠《金石錄》——共三十卷。趙明誠，宋徽宗時人，每得書畫鼎彜，即與妻李清照研究整理，指摘疵病。他經過二十年努力訪求，收輯金石刻詞二千卷，包括所見夏、商、周到隋、唐、五代的鍾鼎彜器銘文款識，以及碑銘、墓志等石刻文字。又據二千卷刻詞逐件鑒別考訂，撰成《金石錄》三十卷。前十卷共二千條，記述古代金石器物、碑刻、書畫近二千件的目錄，後二十卷收錄這些器物的跋文，叙述器物出土的時間、地點、收藏者以及器物的内容，是當時所見金石文字的總錄。

　　薛尚功《曆代鍾鼎彜器款識》——共二十卷。薛尚功在南宋高宗時任職。此書收集從夏、商到秦、漢的銅器、石器銘文，近五百件，訂訛考異，詳加解釋。在宋代集錄彜器款識的專著中，此書最爲豐富，編次也較有條理。

　　沈括《夢溪筆談》、鄭樵《通志》等書，也包括金石考古方面的内容。沈括不僅記錄這些古物的形狀和款識，而且進一步研究器物的制作方法和原理。如從冶金學理論來解釋古劍，用光學原理來解釋古鏡，用幾何學原理來解釋弩機上“望山”的用法，都具有一定的科學價值。鄭樵在他的《通志》二十略中，專列《金石略》，記錄他一生中見到的古代器物，并且作了考訂。其中證明石鼓爲秦代遺物，是可信的定論。

　　洪遵《泉志》十五卷、龍大淵等《古玉圖譜》一百卷、鄭文寶《玉玺記》、王厚之《漢、晉印章圖譜》各一卷、岳河《程史·古冢桴盂記》等專門研究古代某些器物，這些都是宋以前學者不曾注意的學問。

　　宋代學者在金石考古學方面的主要成績是：第一，辛勤收錄古代文物，使原來的奇器珍玩成爲學術研究的對象，爲清代的漢學研究開拓了先路。第二，創造了傳拓文字和繪制圖形的方法。依據拓本刻本上石，以求長久。用畫圖描寫每一器物的形狀體制，并說明尺寸、輕重，以及出土地點、收藏者，款識則摹寫文字。第三，肯定了古代器物的名稱。如鍾、鼎、鬲、甗、敦、■、尊、壺等，都是古器自載其名稱，宋人因以定名的。


（四）目錄學


　　班固撰《漢書叙傳》，始有“目錄”之名。宋代“目錄學”成爲一門專學。宋、金、元時期在目錄學方面有十分顯著的成績。

　　崇文總目——宋代承襲前朝，由官府聚集學者，校勘圖書編目。仁宗時，因昭文館、史館、集賢院及秘閣所藏書籍謬濫不全，命翰林學士張觀等看詳，定其存廢。又命王堯臣、王洙、歐陽修等，校正條目，前後曆時八年，定著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分類編目，總成六十六卷，賜名《崇文總目》。《總目》著錄群書，首書名，次卷數，最後著錄撰人或注釋者姓名、年代、官銜，并略考其存缺情況，是一部相當詳備的目錄書。

　　通志·藝文略——鄭樵《通志》中編有《藝文略》。鄭樵不取唐以來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法，也不贊同《七略》的體例。《藝文略》盡收古今目錄所述群書，分爲經、禮、樂、小學、史、諸子、天文、五行、藝術、醫方、類書、文（即集部）等十二大類，又細分爲一百五十五小類，二百八十四目。這種分類法，在當時是一個顯著的革新。鄭樵還重視圖譜，認爲書籍不僅應有目錄，還必須具備圖書表譜。《通志》撰有《圖譜略》，是一創舉。

　　私家藏書目錄——宋、元學者私人編寫一家收藏的書籍目錄，成爲一部專書，這也是一種新創。代表作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等。《郡齋讀書志》四卷，對每種書籍的作者或注疏者的爵裏時代，都有詳細的介紹，并且對書籍的内容優劣得失，作出評論。《遂初堂書目》是尤袤就其所藏書籍撰修的目錄，特點是略記各書的版本，爲後世開辟了注重版本的風氣。陳振孫在宋理宗時傳錄鄭樵等家藏書，達五萬一千一百八十多卷，每書後，著文介紹作者、内容，并略評其得失，稱爲“解題”。馬端臨所著《文獻通考》中有《經籍考》七十六卷，大體據《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二書編成，分爲四部，每部分若幹類，每類各有小序，介紹其内容，叙述其學術淵源、派別及其興衰、存亡。著錄各書，先錄作者姓名，後述書名、卷數。又有解題，介紹作者的經曆和書的内容得失，并附按語考訂。目錄學方面的考證工作，是馬端臨的獨創。


（五）音韵學


　　宋元時期的音韻學，包括今韻和古韻的研究，也取得了可觀的成績。

　　今韻——所謂今韻，是指魏、晉、唐、宋時代的語音。隋代陸法言等撰《切韻》五卷，是研究“今韻”最重要的著作。宋太宗時，撰《廣韻》一百卷。真宗時，命陳彭年、邱雍等校定《切韻》五卷，次年賜名《廣韻》。《廣韻》依平、上、去、入四聲，将韻部分爲二百零六個，是當時文人作詩文押韻的标準。但此書分部過于繁瑣，實際用韻僅一半左右。仁宗景祐時，賈昌朝撰《禮部韻略》，比唐代減少九部，存一百零八部（王應麟：《玉海》）。金哀宗時，王文郁撰《平水韻略》，分上、下平聲各十五韻，上聲二十九韻，去聲三十韻，入聲十七韻，共一百零六韻。與此同時，張天錫撰成《草書韻略》，分部與王文郁略同。這表明一百零六部的詩韻，可能是金代的官韻。南宋理宗時，劉淵撰《壬子新刊禮部韻略》，比仁宗景祐《韻略》少一部，比金代王文郁《平水韻略》多一部，共一百零七部。元代周德清編《中原音韻》，将入聲合并于平、上、去三聲，再以平聲分爲陰、陽二聲，以合四聲之目，分韻也是一百零六部。以上幾種韻書的一百零六韻，成爲後世通用的詩韻。

　　司馬光撰《切韻指掌圖》二卷，附《檢例》一卷，把三十六個字母分清、濁，作二十圖，以獨韻爲首，其次爲開合韻，每類之中又以四等字多寡爲順序。用圖表的方法研究切韻，是一個創造。

　　古韻——如果用《廣韻》來讀《易》、《詩》、《楚辭》、《老子》一類有韻的文字，就會發現“今韻”與古韻往往不能吻合。北宋末，南宋初，吳械開始對古韻作專門的研究。

　　吳械，字才老，建州建安人。著有《毛詩補音》、《楚辭釋音》、《韻補》等（《宋史翼》卷二十四本傳）。今僅存《韻補》五卷。此書從《易》、《書》、《詩》而下到宋朝一些文人如歐、蘇的著作，共五十種，收集用韻和今音的不合之處，把它們綜合一起（《直齋書錄解題》），就《廣韻》二百零六部提出古通某（如“冬”“锺”注：古通“東”）、古轉聲通某（如“佳”、“皆”、“咍”注：古轉聲通“支”）、古通某或轉入某（如“江”注：古通“陽”或轉入 “東”）。概括他說，他的學說，可分“通”、“協”兩個方面。“通”是說音本相近，古人韻緩，可以通用，如東、冬、江相通；“協”是音、韻俱非，必須轉聲讀之，才能相協，如在佳、皆韻下注“古轉聲通支”。吳棫的協韻說本來沒有什麽不對，隻是他不知道協韻就是古人的正音，而把今音合于古書，因此不能一以貫之，不免顛倒錯亂，甚至出現一些臆說。不過，吳棫根據古籍古韻或者今人所用古韻，互相比較，來考定古韻的分合，爲後人開辟了研究古韻的途徑。朱熹的《詩集傳》，大多因襲吳械的協韻說，隻在“推不通”處，用己意補入。

　　又有鄭庠撰《詩古音辨》，把二百零六部韻目，歸并成陽、支、虞、先、尤、覃六部。這是中國聲韻學上古韻分部的開始。鄭著不傳，後世學者分古韻爲十部、十三部、十八部或二十一部，都是以鄭庠所定六部爲基礎，漸趨周詳。


（六）地理學——地志與地圖


　　宋元時期城市經濟和商業的繁榮，交通的發達，以及政治、軍事的實際需要，促使這一時期的地理學獲得較大的發展。

　　方志 方志是記載地區的曆史、地理和現狀的著述，包括政區演變及山川、物産、風俗、人口等各個方面。宋、元統治者命令各地普遍編纂圖志，奏報朝廷。朝廷又命專人，将各地區方志彙總，編成全國範圍的總圖志。這些著作數量之多遠遠超過前代，在編纂方式上也形成一定的體例。

　　總地志——從北宋初年起，出現了許多全國總地志。在唐代李吉甫《元和郡縣志》的基礎上，改進了編修體例，内容也更完備。

　　《太平寰字記》，北宋樂史撰，共二百卷，目錄二卷。太宗太平興國年間成書。記述範圍，以宋初十一道爲主，附及周鄰各少數族和外國。樂史自稱“萬裏山河，四方險阻，攻守利害，沿襲根源，伸紙未窮，森然在目。”（樂史《上（太平寰字記）表》）《寰字記》大體上沿襲唐代地志的體例，但不附地圖，增加了人物和藝文的材料，使以後的地志體例爲之一變，地理的内容減少，曆史的資料增多。

　　《祥符州縣圖經》，北宋李宗谔等撰，共一千五百六十六卷，目錄二卷。真宗景德年間，命翰林學土李宗谔、知制诰王曾等重編各路所上圖經。大中祥符三年（一○一○ 年）十二月，書成獻上。各地疆界、道裏、戶口、賦稅、民情風俗等都一一具載。南宋編修的各種地方志，大多引用此書。

　　《元豐九域志》，北宋王存等撰，共十卷。一○八○年成書後，陸續修訂補充，一○八五年正式頒行。王存等依據原有的《九域志》重加編纂；由于“不繪地形，難以稱圖”，因此改名《九域志》（此前，方志收有地圖稱爲“圖經”）。《元豐九域志》在内容上，按路、州的系統來叙述，注重記載本朝的現狀，很少涉及以前的沿革。各州記載地裏、主客戶數、土貢和各縣的情況。

　　《輿地廣記》，北宋歐陽态撰，共三十八卷，徽宗政和年間成書。《輿地紀勝》，南宋王象之撰，共二百卷，一二二七年（寶慶三年）成書。《方輿勝覽》，祝穆撰，共七十卷，一二三九年（嘉熙三年）成書。這三部宋代的總地志，都注重記載宋以前的史事和人物，地理方面的内容較少，但對後代編修《一統志》很有影響。

　　《大元大一統志》，共一千三百卷。元世祖時，命搜輯全國總地志，以明“一統”。一二九四年，書成，共七百五十五卷，名《大一統志》。成宗時，陸續獲得雲南、甘肅、遼陽等地的圖志，文命秘書監增修。一三○三年再次成書，共一千三百卷，由孛蘭肹、嶽铉等獻上。順帝時，刻印流傳，定名《大元大一統志》。此書大緻以一州爲一卷，如事迹較多，則分爲數卷。每州約分十目，爲建置沿革、坊郭鄉鎮、裏至、山川、土産、風俗形勢、古迹、宦迹、人物、仙釋等。所用材料大多引自唐、宋的各種地志，内容比宋志更加豐富。《大元大一統志》今已失傳，僅存輯自《永樂大典》等書的殘卷。

　　地方志——專記一州一縣甚至一鎮的地方志，宋代流傳至今的還有二十多種。以時間而言，南宋比北宋多；就地區而言，南方比北方多。這是與社會經濟的發展趨勢相适應的。元代的地方志也是南方多于北方。

　　流傳至今的宋、元地方志，比較重要的有十幾種（見下頁表）。

　　這些地方志分類細緻，文詞也比較雅馴。包含的内容，有各地的方位、面積、疆界、道路、天然财富、戶口、農産品、手工業産品、商稅、賦稅等有關地理和社會經濟方面的資料，但更多的是職官、科舉、人物、古迹、藝文等，比《太平寰宇記》更加史傳化。不過，這些記載爲研究各城市的經濟、政治等情況，保存了有用的資料。地方志一般在卷首附有地圖，更是珍貴的文獻。

　　金代初年，也曾編纂過《州郡志》，海陵王時有的府、州編纂過《正隆郡志》（《金史·地理志》）。

　　地圖 宋、金、元各朝都重視地圖的制作。北宋初年規定，每逢閏年，各州上貢地圖和戶籍，稱爲“閏年圖”。後來又規定各路每十年畫本路圖一份，上交職方員外郎，稱爲“職方圖”。朝廷參照各路的地圖，繪制成本朝全圖。此外，還繪制各種專門性的地圖，如外域、邊防、宮阙、山川、水利、交通、都會等，種類繁雜，數量甚多。《宋史·藝文志》和《玉海·地理門》著錄了宋代的許多種地圖，有《山川形勢圖》、《南北對鏡圖》、《混一圖》、《掌上華夷圖》、《西南蠻夷朝貢圖》、《交廣圖》、《河西隴右圖》、《麟、府二州圖》、《河東地界圖》、《地裏圖》、《指掌圖》、《福建地理圖》、《東京至益州地裏圖》、《契丹疆宇圖》、《契丹地裏圖》、《西域圖》、《海外諸蕃地裏圖》等。北宋末年，金兵從開封掠取了宋朝宮廷中保存的《大内圖》、《夏國圖》、《寶箓宮圖》、《隆德宮圖》、《相國寺圖》、《五嶽觀圖》等。南宋孝宗有志恢複，在他的寶座後金漆大屏風上，畫有本國和周鄰各族、各國的地圖，便于随時觀覽。

　　宋太宗時，命畫工将各州圖，合并繪成一幅全國圖，共用絹一百匹，藏在秘閣。宋制，每匹絹長四十二尺、寬二尺零五分，這幅地圖的面積就大八千多平方宋尺（宋尺比今市尺略小一、二厘米），可以說是曆史上罕見的特大地圖了。

　　《華夷圖》——唐代賈耽曾繪制《海内華夷圖》，對宋代的繪圖技術影響很大。北宋趙竦重定《華夷圖》，一尺半見方，字如蠅頭。蘇州人張珙擅長刊饞，上石三年始成。這幅地圖在一一三七年（劉豫齊國阜昌七年）上石，高、寬各三尺餘。據石刻題記可知這是在賈耽圖的基礎上，将唐的行政區域名稱改爲宋制，又将河道的流向按宋代的狀況描繪。圖中對宋朝的山水、長城、湖泊，各州的地理位置表示得相當清楚。圖中的海岸輪廓與實際情況相差較大，但東部的海岸線還大緻分明。黃河在今山東利津處入海，是一○四八年（仁宗慶曆八年）以前的狀況，繪制時間當在一○四八年以前。

　　《禹迹圖》——此圖在《華夷圖》石碑的背面，與《華夷圖》同時上石。圖中黃河在今天津市附近入海，繪制時間比《華夷圖》稍晚。圖中使用計裏畫方的方法，每方折地百裏。海岸線特別是山東半島和雷州半島，畫得比較清晰，這說明這時對沿海地區的了解已有所深入。河流也較精确。在圖中相當于圖名和圖例之處，刻有 “《禹貢》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和“古今山水地名”等字，可能原圖古、今（宋）地名并列，以黑、紅二色區分，上石時無法分別朱墨，所以隻刻今（宋）名。南宋時，鎮江府等地曾依長安本重校，再行立石。與同時代的歐洲輿地圖比較，《禹迹圖》的繪制技術是先進的。

　　《天下州縣圖》——一○七六年，三司使沈括向宋神宗奏請，編繪全國地圖，并提出借用職方所藏各種圖經和地圖。一○八八年，繪制成功，名《天下州縣圖》，又稱《守今圖》。沈括在實地考察中留意山川形勢，即使天寒地凍、長途跋涉，也堅持作測繪地圖的工作。他在魏晉裴秀“制圖六體”的基礎上，提出了制圖七法：分率、準望、牙（互）融、傍驗、高下、方斜和迂直。他所繪《天下州縣圖》，以二寸折百裏，其中道路曲直，山川障礙，皆随事準折。還繪成緯度格和經度格，分爲四至八到，共二十四至，以子醜寅卯等十二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等八幹、乾坤艮糞四卦稱之，防備後世此圖遺失，看到文字記載，按照二十四至分布州縣，仍然可以複原。沈括的這套地圖（總圖一大軸、一小軸，各路圖十八軸）和文字記載，都已失傳。

　　《地理圖》——南宋黃裳在任嘉王（宋甯宗）府翊善時繪制。黃裳通曉天文，地理。這幅地圖的繪制時間比《華夷圖》、《禹迹圖》要晚一些，但所畫海岸線和河流，都與《禹迹圖》相同，所不同的是不用計裏開方法，而畫了許多立體的山脈，很近于現代地圖的自然描景法。這幅地圖的石刻現在還保存在江蘇省蘇州市，是一二四七年上石的。

　　《輿地圖》——元初朱思本繪制，共二卷。朱思本是元朝地位較高的道教徒，受命代祀名山河海。他利用這個機會，旅行全國各地，進行實地調查，繪成此圖。由于畫面較大（長、寬各七尺），不便流傳，雖然也曾刻石，但未能保存傳世。從現存明代羅洪先據此改繪的《廣輿圖》，可推知朱圖的大概。

　　地圖模型宋神宗時，沈括察訪河北邊區，調查山川險要，用面糊、木屑、熔蠟塑成山川、道路形狀，作成輕便的模型，回官衙後用木刻制正式模型。從此，邊區各地都制作木圖。南宋黃裳也作過《輿地圖》木刻模型。朱熹曾訪求黃裳的木圖準備仿制，還準備仿照謝莊的辦法，将兩三路合作一圖，旁設凹凸，使犬牙交錯，互相吻合，明刻标志，以便裝拆。朱熹還用膠泥制過地圖模型。

　　沿革地理由于印刷業的發達，書籍流通方便，易于進行排比對照的研究，沿革地理學因而得到發展。這時，出現了不少專門性的著作。據《宋史·藝文志》等書著錄，有易祓《禹貢疆理廣記》、吳澥《曆代疆域志》、楊湜《春秋地譜》。這幾部著作依據宋以前曆代地理志的材料編纂而成，有的研究曆代的地理，有的專門研究一代的地理。在宋代的大部分地志中，也都列專章叙述沿革。《太平寰字記》叙述郡縣，首先介紹建置沿革。《輿地廣記》記述沿革地理的材料更多。沈括《夢溪筆談》也有一些沿革地理的論述，如對郢都、雲夢澤、唐代揚州等。鄭樵《通志》中，有地理、都邑二略，都是沿革地理的著作。其中《地理略》的曆代封畛是考證宋以前曆代的疆域沿革，而《都邑略》則是鄭樵新創的體例，專門論述曆代各國的都邑，同時附述曆代周鄰各族的都邑。南宋王應麟，以研究《資治通鑒》的地理著名，撰有《通鑒地理考》一百卷，此書已失傳。今存《通鑒地理通釋》十四卷，從曆代州域、都邑、形勢到石晉十六州、燕雲十六州，兼及兩宋的地理情況，各爲條例，逐一考核。另有《詩地理考》六卷，考證三代時期的疆域地理。元初胡三省注《資治通鑒》涉及曆代地理，也有較精辟的論述。

　　河源志——中國古代對于黃河上遊地區，已有相當的了解。《禹貢·導水·河水》說：“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唐代官員多次到達河源一帶，但對河源的記述仍然十分粗略。

　　元世祖時，女真人蒲察都實奉命爲招讨使，往求河源，開始了對黃河源的第一次有計劃的勘察。一二八○年，都實西行，同年冬天還報，具述黃河上遊兩大湖（合稱“阿刺腦兒”，即今鄂陵湖、紮陵湖）和星宿海（“火敦腦兒”）的情況。後來，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闊闊出處得悉這次踏勘的詳情，撰成《河源志》一書。根據此書，都實已對河源一帶的星宿海及“阿刺腦兒”進行了實地勘察，并且對當地的地理情況，如地形、水系、植被、動物、人口、聚落分布等一一作了記錄。都實的勘察雖然已經到了河源以下的星宿海和鄂陵、紮陵二湖，但還沒有窮源。不過，他的踏勘和記錄，使人們對黃河正源的認識前進了一大步。

　　西域南海地理著述 宋代南海貿易發達，元代西域暢通，南海往來頻繁。一些學者綜述見聞，寫成西域南海地理著述多種，擴大了人們的知識領域。

　　萍洲可談——北宋朱或撰，共三卷。一一一九年寫成。朱或父朱服，曾在徽宗初年知廣州。朱或記述其父所見所聞，較多地記述廣州市舶和善坊的情況。其中也記錄了一些亞洲國家如高麗、三佛齊的地理情況。宋朝海船使用指南針進行遠洋航行，朱彧注意到這一重大的創舉，記錄書中，保存了珍貴的資料。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北宋徐兢撰，共四十卷，分二十八門。一一二三年，路允迪、傅墨卿出使高麗，徐兢爲屬官，因撰此書，十分詳細地描寫高麗的地理、物産、民情風俗、典章制度，還圖畫其形狀，回朝後獻上。此書也記載了宋朝海船使用指南針的情況。

　　嶺外代答——南宋周去非撰，共十卷二十門。一一七八年作序。周去非根據自己任桂林通判時的見聞，其中外國門、香門、寶貨門、金石門等，記錄宋朝南方與東南亞、西南亞以及東非各國的地理、交通、物産、風俗等情況，較爲詳細。周去非撰書的目的，是爲了回答人們關于嶺外事情的詢問，使宋朝人民了解許多外國的地理知識。

　　諸蕃志——南宋趙汝适撰，分上、下二卷。據作者一二二五年所撰自序，他這時仕提舉福建路市舶官，“暇日閱諸番圖”，并“詢諸賈胡，俾列其國名，道其風土，與夫道裏之聯屬，山澤之蓄産，譯以華言”，據以寫成《諸蕃志》。上卷叙述亞、非兩洲共五十九國的地理以及與宋朝的關系，下卷叙述龍腦、乳香、沒藥等四十多種海外物産，每件物産都記載産地、采制方法及用途等。《諸蕃志》是我國古代著名的異域志之一。

　　西遊錄、北使記、西遊記、西使記——一二一九年耶律楚材從成吉思汗西征，在西域居住六年，行程五六萬裏，寫成《西遊錄》一書。一二二○年金使烏古孫仲端奉派使蒙古，觐見西征中的成吉思汗。他返回後口述行程，由劉祁記錄，題爲《北使記》。全真道士丘處機（長春真人），一二二一年應成吉思汗之邀西行，經蒙古，到達中亞，三年後回國。随行的弟子李志常記錄行程見聞，成《長春真人西遊記》一書。一二五九年，常德奉元憲宗之命前往波斯，次年回國。他的旅行曆程由劉郁寫成《西使記》。以上這些遊記都叙述了他們經曆的山川城市和沿途的民族風習，是關于西域曆史地理的有價值的著述。

　　真臘風土記、島夷志略 ——宋代記述海外情況的專書，由于作者得之傳聞，不免有些失實。元代一些海上旅行者寫作的海外地理著述，由于親自經曆，記載的内容更爲詳實可靠。周達觀在一二九六年随元朝使臣赴真臘一年多，回國後撰成《真臘風土記》一卷，共四十則，記述今柬埔寨的城廓、宮室、服飾、村落、出産、貿易等地理情況。汪大淵在一三三○年到一三三九年，兩次随商船出海，途經南海諸島和印度洋沿岸數十國，還可能到過東非。他随手記下見聞，回國後編寫成《島夷志略》一書。書中某些内容沿襲周去非、趙汝适的舊說，但大部分記載詳實，較當時其他的有關地理著述更爲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