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之詩詞、金元之曲劇

第二节 文學與藝術


　　唐代是文學藝術的極盛時期，在許多方面都爲宋代文藝的發展奠立了基礎。唐宋之間，是封建的社會經濟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宋代經濟關系和政治制度的新發展，不能不推動文學藝術也出現新的創造。宋代文藝的發展，大緻經曆了三個階段：（一）宋朝初年，承晚唐五代的靡麗之風，詩尚雕琢，文崇骈俪，文學上陳陳相因，很少新創。（二）仁宗以後，随着政治制度改革的嘗試，文風也有較大的轉變。以歐陽修爲代表的散文作家，上接韓、柳，重又開展了古文運動。散文成爲議論政事的有力武器。詩風也轉而趨于平易，并且由于賦予論議的内容而構成宋詩的特色。五代時興起的詞，原來隻供席上花前，淺斟低唱。由于宋代詞人爲它注入了豐富的思想内容，而使詞一躍成爲與詩文同樣受到重視的文體。現存宋詞，篇逾二萬，作者千人。宋詞彪炳一代，足以與唐詩比美。（三）宋朝南遷以後，抗金救國成爲社會政治生活的主題。詩與詞都以表現這一主題而得到發展。由于南宋城市經濟的發達，适應居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出現了話本與南戲等新文藝，爲小說與戲劇的發展，開拓了道路。

　　金代詩文并沒有多少新成就，但諸宮調和院本的發達，卻培育了元代的戲劇。元代戲劇創作極爲繁盛，出現了不少思文并茂的名篇巨作，戲劇的發展盛極一時。唐詩、宋詞、元曲（劇）彙為文學史上的三朵名花。

　　宋元時代，繪畫與書法也具有時代的特色，湧現出不少名垂後世的書家與畫家。

　　下面簡略叙述宋元時代文學藝術各部門的發展概況。



（一）詩、詞


　　一、北宋的詩詞

　　

　　北宋初年，文壇上仍然沿襲着晚唐、五代的頹靡纖麗的風氣。北宋王朝“恩逮于百官惟恐不足，财取于萬民不留其有餘”，官僚、地主奢靡成風。頗有作爲的宰相寇準，有詩雲：“将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搏前聽豔歌。”北宋官僚家中，大都蓄養歌伎，金尊檀闆，縱情享樂。文風的頹靡纖麗正是這種社會風氣在文壇上的反映。

　　北宋初年，在文壇卓然自立，有所成就的作家是王禹偁。王禹偁（九五四——一○○一年），字元之，山東钜野人。他曾有志于改革弊政，三次遭到貶谪。他的詩文都很爲當時人所推重。趙匡胤稱贊他的文章是 “當今天下獨步”。著名的隐逸詩人林通也推崇說：“縱橫吾宋是黃州”（王禹偁谪居黃州）。詩學白居易，能得其清不得其俗。他的《畲田詞》歌頌勞動者的勤奮，語言平易通俗。當然，他造句也着意雕飾，如“萬壑有聲含晚籁，數峰無語立斜陽”（《村行》），“随船曉月孤輪白，入座晴山數點青”（《再泛吳江》），字斟句酌，得來還是艱辛的。王禹偁晚年寫了一首《點绛唇》：“平生事，此時凝睇，誰會憑欄意”。他平生的政治抱負沒有得到施展，含恨離開了人間。

　　真宗統治時期，朝廷上出現風靡一時的所謂“西昆體”。歐陽修稱它爲“時文”。楊億、劉筠等文學侍臣在爲皇帝撰寫诏令、編修故事的公餘之暇，作詩酬唱，編爲《西昆酬唱集》。西昆即由此而得名。楊億在序文中說：它是在“曆覽遺篇，研味前作，挹其芳潤，發于希慕”而寫成的。這一流派除楊億、劉筠外，還有錢惟演、丁謂、張詠等十八人。後來有人也把同他們的詩風接近的作家如晏殊、宋庫、文彥博、趙撲等都列入這一派。他們的詩，“大率效李義山之爲，豐富藻麗，不作枯瘦語”（《韻語陽秋》）。肯定這種文體的人說：“西昆派必要多讀經、史、騷、選”（馮舒、馮班《才調集》評語）。《四庫提要》說：“要其取材博贍，練詞精整，非學有根底，亦不能熔鑄變化，自名一家”。但是，這些作家生活狹窄，感情空虛，他們吟詠酬唱隻是爲了消閑解悶，專意于詞藻形式，談不上多少思想内容。大率是尚纖巧，重對偶，而且往往掇取前人作品中的華詞缛藻，流于堆砌。劉攽《中山詩話》載一個故事：西昆派因爲效法李義山，作詩時多剽竊李義山的詩句。有一次内廷設宴，優人扮李義山，衣服敗裂，告人說：“吾爲諸館聀挦扯至此”。聞者大笑。西昆派錢惟演曾作《無題》詩，有句雲：“鄂君繡被朝猶掩，荀令熏爐冷自香”。這與李義山《牡丹》詩：“繡被猶堆越鄂君”，“荀令香爐可待熏”造語雷同，顯然因襲。由此可以窺見西昆體詩作的大概。

　　宋初，詞也同詩一樣，沿襲晚唐、五代花間派的詞風。著名的詞人晏殊也沒有能擺脫五代绮麗詞風的桎梏。他們把詞當成“娛賓遣興”的作品，所描寫的都是那種在秦樓楚館、酒後歌餘而浮起的春恨秋愁，離情別緒。小不同的是他們的作品比起晚唐、五代的詞人來，用語清麗而不濃豔，含蓄而富韻緻。晏殊的詞，工于選語。他的名句“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屬對工整而又自然，但思想上卻隻是對無可抗拒的流逝時光的懷戀，晏殊是一位富貴宰相，“喜賓客，未嘗一日不宴飲”，消磨在“蕭娘勸我金厄，殷勤更唱新詞”之中。這種用來侑酒的詞，内容自然是尋歡作樂，甚至是庸俗無聊的。

　　對于文壇上這種因循萎靡的氣象，人民當然是厭惡的。一些有識之士也力圖加以改革。但是傳統的慣力很大，需要幾代人多方面的努力，才可能有所改易，重建起新的風格。仁宗時，政治改革的呼聲高漲，文壇上的革新之風也相應地興起，在詩、詞方面逐漸樹立起宋人的獨特風格。

　　

　　宋詩的奠基人當推梅堯臣、蘇舜欽和歐陽修。

　　梅堯臣（一○○二——一○六○年），字聖俞，時稱宛陵先生，安徽宣城人。他一生做小官，家貧，自言是“瘦馬青袍三十載，功名富貴無能取”。他在當時詩名甚著。針對詩壇的纨靡空乏的風氣，梅堯臣提倡一種古淡深遠的新風。他在《讀邵不疑學士詩卷》裏說：“作詩無古今，惟造平淡難”。平淡并不是淺薄，而是要提倡一種“本人情、狀風物”的寫實精神。他曾說：“凡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然後爲至也。”（《宋史》本傳）他主張把“诙嘲刺譏”托之于詩，詩應有所“刺”，有所“美”。在《陶者》一詩中，他說：“陶盡門前土，屋上無片瓦。十指不沾泥，鱗鱗居大廈。”他寫鄉村的富豪，在一年豐收之後，“濫傾新釀酒，包載下江船。女髻銀钗滿，童袍毳氈鮮”（《村豪》），橫行霸道，連地方官吏也不放在眼裏。而終年辛勞的農民，卻是“老叟無衣猶抱孫”（《小村》），“燈前飯何有，白薤露中肥”（《田家》）。官府又逼稅追差，使人民掙紮在死亡的邊緣。貧富的對比構成一幅鮮明的畫圖。詩人懷着深切的同情哀歎說：“嗟哉生計一如此，謬入王民版籍論”。他對自己身爲官吏而爲政無方感到慚愧，願意“卻詠歸去來，刈薪向深谷”。作者以平淡的筆觸，深刻地揭露了人民的痛苦。他的一些寫景詩句也清晰如畫。作爲一個宋詩風格的開創者，梅堯臣的詩有時失于過分樸質、

　　生硬，過分散文化、議論化，但他所開辟的道路，正是宋詩發生轉折的方向。劉克莊把梅堯臣奉爲宋詩的開山鼻祖，說“宛陵出，然後桑濮之淫哇稍息”，是符合實際的。

　　與梅堯臣齊名的蘇舜欽（一○○八——一○四八年），字子美，宋都開封人。“少慷慨，有大志”，幾次上書評論時政。他曾由範仲淹薦用，但很快被罷黜，寄寓蘇州，買木石作滄浪亭，“時發憤懑于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宋史》本傳）。他對屈辱的澶淵之盟和西夏的侵掠懷着憤慨的激情。“予生雖儒家，氣欲吞逆羯。斯對不見用，感歎腸胃熱。晝卧書冊中，夢過玉關阙”（《吾聞》）。“何人同國恥，餘憤落搏前”（《有客》）。“願當發冊慮，坐使中國強。蠻夷不敢欺，四海無災殃”（《舟中感懷寄館中諸公》）。把憂國禦侮的忠忱發之于詩，蘇舜欽在兩宋詩人中是最早的一人。對時政的抨擊，他也比梅堯臣更爲大膽和激烈。他的詩雄健豪放，但不免粗糙和生硬的缺點。

　　歐陽修（一○○七——一○七二年），字永叔，廬陵人。他是宋代散文革新運動的主将。他繼承了韓愈以文爲詩的道路，詩風也一如他的文風，文從字順，清新流暢。他的主要成就是在散文的改革上，但由于他的政治地位較梅、蘇爲高，對詩壇的影響也較大。《石林詩話》說：“歐陽文忠公詩，始矯昆體，專以氣格爲主，故言多平易疏暢”。以文爲詩，能夠自由地發抒作者的思想感情，有平易的優點；但往往“失于直快，傾囷倒廪，無複餘地”，因而損害詩意。所以，《扪虱新話》評論說：“歐陽公詩猶有國初廟人風氣。公能變國朝文格，而不能變詩格。及荊公、蘇、黃輩出，然後詩格極于高古”。

　　歐陽修也能作詞，但他的詞隻是承襲五代遺風。對詞的形式與題材有所創新的主要人物是柳永。柳永（一○○四——一○五四年）原名三變，字耆卿，福建崇安人。晚年舉仁宗朝進士，但因仕途蹇艾，失意無聊，于是流連坊曲。柳永精通音律，能變舊聲爲新聲，爲樂工歌妓譜寫了大量新樂府。他的《樂章集》裏共收有一百多種詞調，其中絕大部分是他新創的。他還發展了詞體，創爲慢詞。在這之前，從晚唐、五代以來，多行小令。每首的字數在五十八字以下。這時，民間的新樂曲已經大爲發展。柳永向民間音樂吸取營養，創制成篇幅較長的慢詞，字數往往比舊調增加二三倍。短章小令之類，一般隻限于抒情。長調慢詞則除行情外，還可以寫景、叙事，内容大爲豐富。但因此也要求布局緊嚴，段落分明，前後呼應。柳永的詞，正是“層層鋪叙，情景兼融，一筆到底，始終不懈”（夏敬觀《手評樂章集》），表現了組織長篇的卓越才力。柳詞在内容上多寫失意飄零的羁旅行役。雅詞之外，他也寫了不少所謂俚詞，采用大量生動活潑的民間語言，反映中下層居民的生活，因而受到人們的喜愛。所謂“凡有并水飲處即能歌柳詞”（《避暑錄話》），主要是指這種俚詞。但這些作品中有不少是庸俗、猥亵的糟粕，因此柳永也以“淺近卑俗” （王灼語）而爲人所垢病。

　　對詞的發展有所貢獻的張先，和柳永齊名。柳、張的詞，一方面保持晚唐、五代以來含蓄婉約的特點；另一方面又表現爲淺露，言盡意盡。他們在詞的表達方式、體裁形式方面都帶有某種過渡性質，起着承先啓後的作用。

　　經過上述諸人的提倡和實踐，宋代的詩、詞進入了繁盛時期。宋詩是在唐詩高度成熟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又有新的開拓，形成鮮明的特色。明、清的一些評論家頗陋薄宋詩，甚至有終宋之世無詩之說（王夫之語）。他們認爲宋詩的弊病在于散文化、議論化。其實這也正是宋詩的特點。散文化不單是矯西昆體繁褥的必要，也是文風趨向平易所必然。議論化也爲詩開拓了一個新境界，使之更直接地反映社會矛盾。杜甫的五言古詩已多議論，但這并沒有妨礙他寫出《赴奉先縣詠懷》等名篇。當然，任何事物超過一定限度，都會走向反面。過分的散文化和議論化，會有損韻律，流于枯澀。就這些方面說，宋詩總是瑕瑜互見的。

　　政治家王安石，在詩和散文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王安石極重杜詩，推崇杜甫的憂國憂民，“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常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甯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寒飕飕”（《杜甫畫像》）。社甫的這種精神，深爲王安石所歎服。他陋薄李白，說李白雖然“詩語迅快，無疏脫處，然其識見下，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王安石主張文章“務有補于世”，由此出發而論李、杜，因而評價不同。他很推重歐陽修，因爲歐陽修力挽西昆的頹風，與他的文學觀點是一緻的。王安石早年所寫的詩作，主要是古體。詩中較爲廣泛地觸及當時的社會矛盾和政治積弊。包括人民的苦痛（《發廪》、《感事》、《河北民》）、軍事制度（《省兵》）、經濟政策（《寓言》第四首“婚喪孰不供”、《兼并》）、榷茶（《酬王詹叔奉使江南訪茶利害》）、河漕（《和吳禦史汴渠》）、水利（《送宋中道倅洺州》）、鹽政（《收鹽》）、被鎮壓的囚徒（《歎息行》）以及借評論曆史事件與曆史人物來發抒自己的政治見解和抱負。在風格上意氣縱橫，惟意所向，如排山襄陵，略無桎礙。但是，另一方面也因此顯得缺乏含蓄；有時用語險怪，多采故典，對後來的詩風帶來不好的影響。他的晚年在律詩的技巧上力求精嚴，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

　　《石林詩活》稱贊他的寫景詩“選語用字，間不容發。然意與言合，言随意遠，渾然天成”。有名的《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間，锺山隻隔數重山。春風自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綠”字曾經多次修改，先用“到”，後來改用“過”、“入”、“滿”，都不合意，最後才選用“綠”字，起了畫龍點睛的作用。這說明作者遣詞用句，千錘百煉，态度是很嚴謹的。正如他自己所說：“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王安石晚年的詩，表面上沖淡甯靜，實際上卻涵蘊着“烈士暮年”不能自己的“壯心”。“堯、桀是非時入夢”，“每逢車馬便驚猜”，所表明的正是一種表面平靜所難以掩飾的激情。王安石寫詞不多，但如有名的《桂枝香》“登臨送目”，氣勢渾厚，是公認的佳作。

　　蘇轼（一○三七——一一○一年），字子瞻，号東坡，四川眉山人。他在詩、詞、散文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蔚爲一代名家。父蘇洵、弟蘇轍，都有文名，一時合稱“三蘇”。慶曆以來，士大夫中談論政治改革是一時的風氣。蘇轼早年也談改革，但是，他所提出的主張，除役法改革外，其餘都很平庸，缺乏政見。在王安石變法時，他認爲是操切生事而予以反對。朱熹評他“分明有兩截的議論”；陳亮也譏他“轉手之間，而兩立論焉”。這是蘇轼的弱點，也是當時一些文人的通病，因爲他反對變法，終神宗之世，都遭到排斥。甚至因他寫詩，語涉譏刺，而被捕入獄，幾乎喪命。元祐以後，保守派執政，他又反對司馬光廢免役而複行差役法，主張較量利害，參用所長，因而又爲保守派所不容。這些都表明了蘇轼在政治上的迂闊和天真。但作爲詩人，他勇于革新，氣勢豪放，取得很大的成功。關心現實與不容于現實，構成蘇轼思想上用世與超世的矛盾，但其基本趨向還是積極的。熙甯九年，蘇轼黜居密州，寫成了有名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他在極度的失意愁怨中發出了“我欲乘風歸去”的浩歎。然而，對生活的熱愛，又使詩人不忍遁世，終于作出了“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的抉擇。蘇轼的詩詞，在思想矛盾中力求解放，用鮮明的浪漫主義構成獨具特色的新聲。

　　蘇轼的詩，諸體皆工，尤長于七古。沈德潛稱譽他“胸有洪爐，金銀鉛錫，皆歸熔鑄。其筆之超曠，等于天馬脫羁，飛仙遊戲，窮極變幻，而适如意中所欲出”。梅堯臣、蘇舜欽始倡平淡；歐陽修不爲尖新艱險之語，而有從容閑雅之态，開拓了北宋一代詩風。蘇轼不提倡艱險，但要求“新詩如玉雪，出語便新警”。并說：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美理于豪放之外”。這“新意”和“豪放”便是蘇轼作品的特征。蘇轼對詞的發展，功績尤爲巨大。他“一洗绮羅香澤之态，擺脫綢缪宛轉之度”（胡寅《酒邊詞》）。他用寫詩、寫散文的筆法來作詞，不拘守過分嚴格的音律；并且擴大了題材的範圍，使詞能同詩歌、散文一樣，表達複雜的生活和情緻。他采用韓愈所謂的盤空硬語來抒寫他胸中的抑郁，使詞的創作一反傳統的婉約而出現豪放的風格。用硬語代替軟語，用言盡意盡代替半吞半吐，用不滿意代替滿意，這就是豪放派與婉約派的分界線。劉辰翁說：“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大地奇觀”（《辛稼軒詞序》），爲詞的發展開拓了廣闊的道路。但由于他在政治上是保守的，思想上又雜有老、莊消極成分，所作詩詞很少昂揚的情調，連認爲要由關西大漢來唱的《念奴嬌》“大江東去”，最後仍歸結爲“人生如夢”，意境是消沈的。

　　在蘇轼周圍，集合了黃庭堅、秦觀、晁無咎、陳師道（所謂 “蘇門四學士”）及張來、李廌（合前四人稱爲“六君子”）等人，形成一個詩派。但他們都不拘一格，各有千秋。黃庭堅在詩壇上與蘇轼齊名，他與陳師道同爲江西詩派的鼻祖，予南宋的詩風以巨大的影響。黃庭堅（一○四五——一一○五年）江西分甯人，字魯直，自号山谷道人。他以詩文受知于蘇轼，由于當時的政争，兩次受到貶黜，以至于死。他早年的詩詞，大抵效法歐陽修，平易流暢。晚年風格發生了變化。他在《答洪駒夫書》一文中說：“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爲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于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這些話實際是後來江西詩派的創作綱領。它要求：一是詩文要作到“無一字無來處”；馴至末流，便是在作品中大量堆砌典故。二是要能點鐵成金，即所謂“脫胎換骨”。他還提倡“奇”、 “拗”。“奇”就是以俗爲雅，以故爲新；“拗”就是破棄聲律。總之，是力圖把冷僻的故事、生硬的語彙，運用到詩中，應該用平的地方用厭，故意違拗，以求聲律奇古。拗又有單拗、雙拗、吳體三種。這些都是在于形式上的改變。劉克莊說：黃庭堅“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曆代體制之變，搜獵奇書，穿穴異聞”，“鍛煉勤苦”，“自成一家”，大概是不錯的。黃庭堅所處的時代，朝廷上黨争激烈，政潮起伏不平。他爲了保身，在詩文中故作超脫，專從文字技巧上下工夫。因之，他的詩詞在思想内容上沒有什麽特點。

　　秦觀的成就主要在詞。他善于刻畫，情韻兼勝，但氣格不高，纖弱無力，在風格上接近于柳永。蘇轼就曾指出：他的《滿庭芳》“山抹微雲”中，“銷魂當此際”句是柳永的詞語。

　　北宋末年，以宋徽宗、蔡京等爲首的統治集團沉湎于窮侈極奢的享樂之中。這種風氣也給文壇帶來了影響。賀鑄、周邦彥就是這種影響下産生的作者。他們的作品都是滿紙風月。周邦彥的詞，南宋人陳郁說是“二百年來，以樂府獨步”。戈載說：“其意淡遠，其氣渾厚，其音節又複清研和雅，爲詞家之正宗”。近人王國維更說他是“兩宋之間，一人而已”，都不免褒揚過分。周邦彥的詞主要是寫男女之情，隻是較柳永稍爲含蓄。但他精通音律，能自度曲，所制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在詞的格律、法度和型式上有所創制，開南宋姜夔、吳文英等人一派的先聲。

　　

　　二、南宋的詩詞

　　

　　北宋亡于女真，南宋避地江南，屈辱苟安。詩人們依據他們的經曆而激起多種的情思：離黍的哀思、飄泊的愁怨、投降的恥辱、光複的壯心，所有這些都發爲詩詞。漢族人民反抗金兵南侵，要求恢複大好河山，成爲南宋一代詩詞的主流。這一時期有成就的詩人，大都或多或少地受過江西詩派的影響，但他們在自己的創作實踐中，部分或全部地擺脫了江西詩派的束縛。

　　南宋初年的詩人曾兒與江西詩派的淵源根深，但他的詩鳳清淡，詞意明快。他是大詩人陸遊的老師，曾因件秦桧而去職。作家陳與義刻意學杜詩，在藝術技巧與思想内容上都高出于同時代的江西詩派中人。他不滿南宋王朝的逃跑退卻，作品中對淪陷的故鄉寄予無限的深情。南宋初的幾位著名人物嶽飛、張元幹、張孝祥等，都是堅定的抵抗派。嶽飛的《滿江紅》 “怒發沖冠”一首，浩氣凜然，強烈地抒發了抗金報國的雄心壯志，是南宋人民抗金鬥争的精神的凝結。張元幹的《賀新郎》“寄李伯紀丞相”和“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二首，慷慨悲涼，表現了詩人堅貞不屈，反對投降的高尚品格。稍晚的張孝祥，在《六州歌頭》“長淮望斷”裏，以熾熱的情感叙說了人民渴望恢複的激情： “聞道中原遺老，常南望，翠藻霓族。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二張的詞，直接繼承了蘇轼豪放的風格，下開辛棄疾一派的先河。

　　李清照（一○八四———一五一年）是著名的女詞人，号易安居士，山東濟南人。她的丈夫趙明誠是金石學家。李清照于前輩詞人頗推重秦觀、黃庭堅。她與趙明誠婚後感情非常融洽。金兵南侵破滅了美滿的生活，被迫顛沛南流，趙明誠在赴湖州太守任的道上病死。這以後，李清照隻身飄泊在浙東一帶，晚景十分凄苦。她的詩留下來不多，但《夏日絕句》：“生當作人傑，死亦爲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送胡松年使金》：“願将血淚寄河山，去灑青州一杯土！”以及斷句 “南渡衣冠思王導，北來消息少劉琨”諸作，都表達了她悲憤熱切的憂國傷時的心境。李清照的詞接近正統的婉約派。她認爲詞與詩不同，“詞別是一家”。由于過分地強調詞的音律與婉約的傳統手法，她的詞在題材和思想内容上受到很大的局限，但在技巧上十分純熟，語言藝術上的造詣達到了高峰。她的詞，生動細膩地描繪了她早年真摯的愛情與晚年流落的愁苦。《醉花陰》：“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鮮明的形象，含蓄的感情，達到了婉約詞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聲聲慢》：“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一開始就以七個疊字，用濃重的彩筆渲染出了那種無法排遣的愁苦，真具有大珠小珠落玉盤的美感。李清照的遭遇，也是當時廣大婦女共同的遭遇，因此，雖然她的詞情緒低沉，但感情真切，十分動人。

　　南宋的詩人，舊來都以尤袤、楊萬裏、範成大和陸遊并稱爲四大家。不過尤表現存的作品，不很相稱。楊萬裏（一一二四———二○六年），自号誠齋，早年學江西詩派，後來轉而師法自然，創爲一種清新活潑、平易流暢的“誠齋體”，寫成了不少反映勞動人民生活和抒發憂國憂民情感的詩篇。範成大（一一二六——一一九三年），号石湖，他出使金國時寫的七十二首七絕，和晚年歸隐石湖時寫的《四時田園雜興》，是他的代表作。其中佳句如“豈是不能扁戶坐，忍寒猶可忍饑難”，确是優秀的作品。

　　陸遊（一一二五——一二一○年）是南宋傑出詩人，字務觀，号放翁，浙江山陰人。幾時即遇金兵南侵，備受流離遷徙的痛苦。壯年目睹南宋統治者忍恥包羞，強烈要求抗敵複仇，收複失地。他在參加進士考試中，因喜論恢複而受到秦桧的迫害，秦桧死後才被起用。張浚北伐失敗，陸遊也因“交結台谏，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而被罷黜。其後，陸遊宦遊入川，先後入參王炎與範成大的幕府。他懷着以塞上長城自許的雄心，從軍到漢水之濱，“千年史冊恥無名，一片丹心報天子”（《金錯刀行》）。但是，南宋統治集團文恬武嬉，陸遊的熱望不免落空。他隻能作爲一個行吟驢背的詩人，在細雨中的劍門吟哦踯躅。一一七七年，陸遊飽含悲憤地寫下了《關山月》一首：“和戎诏下十五年，将軍不戰空臨邊。朱門沉沉按歌舞，廄馬肥死弓斷弦。戍樓刁鬥催落月，三十從軍今自發。笛裏誰知壯士心？沙頭空照征人骨。中原幹戈古亦聞，豈有逆胡傳子孫？遺民忍死望恢複，幾處今宵垂淚痕！”對恥辱的和議與醉生夢死的統治者發出了有力的控訴。在四川逗留的八年是詩人創作最旺盛的時期。一一七八年，陸遊被召回臨安後，又作過幾任地方官，很不得意，但堅持抗戰的主張則始終不移，最後竟因此受到當政者的忌刻，罷官鄉居。韓任胄當政時期，陸遊曾短期出仕，爲韓托胄撰寫了《南園閱古泉記》一文，頗爲反對派所譏議。其實爲抗金而合作，是無可非議的。八十六歲高齡的陸遊，在臨終前還寫下了七律《示兒》一首，渴望王師北定中原。《示兒》詩情思并勝，傳誦一時，是罕見的名篇。

　　陸遊諸體皆工而尤長七律，藝術風格雄肆奔放，明朗流暢。劉克莊稱他“記問足以貫通，力量足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陵暴。南渡而下，故當爲一大宗。”他是一個很勤奮的作家，直到老年，還是以“無詩三日卻堪憂”。他所保存下來的詩有九千三百餘首，大部分是抒發愛國的情思。正如靳榮藩《讀陸放翁詩集》所說：“卷中多少英雄恨，不是尋常月露詞”。

　　和陸遊同時，雄據詞壇、兩相輝映的，是辛棄疾。辛棄疾（一一四○——一二○七年），字幼安，号稼軒，山東濟南人，廿一歲時，曾參加耿京所領導的抗金農民起義軍。南下投宋之後，積極建議恢複。但是，腐敗的南宋統治者，把他視爲所謂“歸正人”，予以歧視和壓制。辛棄疾自青年時領兵抗金，“壯歲施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陸遊稱贊他“管仲蕭何實流亞”，是能文能武的經國之材。然而，卻長期充任無足輕重的地方官，壯志難申。“落日樓頭，斷鴻聲裏，江南遊子。把吳鈎看了，欄幹拍遍，無人會，登臨意。”（《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詩人把他悲歌慷慨、抑郁無聊之氣，一寄之于其詞。一二○四年，他出任鎮江知府，正當韓托胄緊張地籌劃北伐，辛棄疾以廉頗自況，願殺敵報國。他在鎮江府任上積極進行軍事準備，但是很快又被調離，空懷着規複中原的宏願，抑郁而死。

　　辛棄疾的詞，留傳至今的有六百多首。劉克莊稱贊爲“大聲镗，小聲铿鍧，橫絕六合，掃空萬古”。他繼承和發揚了蘇詞豪放的風格。周密在評論蘇轼和辛棄疾時退蘇進辛，理由是“蘇之自在處，辛偶能到之；辛之當行處，蘇必不能到。二公之詞，不可同日語也”。把不同時代的古人放在一起來比長短，未免勉強。蘇詞首創豪放的風格，其巨大成就是不容否認的。蘇詞的豪放表現爲超逸。辛詞繼承并發揚了蘇詞的傳統，其豪放則表現爲激勵風發；在内容上則緊密聯系國家民族的命運和前途。這是南宋這一特定時代的産物，确是蘇詞所不能及。辛詞也在更大程度上突破了詞體格律的束縛，自由恣肆，語言也豐富生動，“如春雲浮空，卷舒起滅，随所變态，無非可觀”；但過多用典，即有所謂“掉書袋”的缺點。他在詞中往往議論縱橫，也時有議論過甚的毛病，緻有“詞論”之譏（陳模《懷古錄》引潘牥語：“東坡爲詞詩，稼軒爲詞論”）。但是，内容與形式并盛，仍是辛詞的一大特色。

　　和辛詞風格相同的詞人還有陳亮、劉過和韓元吉等。他們政治思想上的共同特點是堅持抗戰，并因此而受到壓抑和排斥。與之相反，姜夔、吳文英、張炎、周密這一派人則極力回避現實，沉浸于詞本身的藝術追求。這種詞風的産生也是同當時的社會環境密切聯系的。屈辱的對金和約使南宋小朝廷終于穩定了偏安的局面，同時也腐蝕了恢複舊疆的積極精神。舉朝上下都沉醉在苟安旦夕，縱情享樂的風氣之中。林升《題臨安邸》：“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正是南宋統治腐敗靡爛的寫照。在達官貴人的酒宴席上，出現了一批吟風弄月的幫閑文人。姜夔、吳文英就是這批文人的代表。姜夔長于音律。他自制譜曲，無不協律，很講究形式、音律和詞藻的美，上承周邦彥而發展爲後來以音律爲主的格律派。過去評論姜詞說：“古今詞人格調之高，無如白石”（王國維）。“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真詞中之聖也”（戈載）。“南渡一人，千秋論定”（馮煦）。這主要是指他長于音律說的。他的詞句，造語奇警。如“波心蕩，冷月無聲”。“冷香飛上詩句”，“數峰清苦，商略黃昏雨”，也得到人們的贊賞。最負盛名的《暗香》《疏影》，其中說：“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又《同潘德久作明妃詩》：“雖爲胡中婦，隻著漢家衣”。也還是有所寄托的，比起吳文英等人要高明得多。人們批評吳文英的詞說：“夢窗（吳文英号）如七寶樓台，眩人眼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張炎）。“用事下語太晦”（沈義父）。說明他的作品象一個漂亮的肥皂泡，就外表的音律和詞藻看，五光十色，瑰麗非常，思想内容卻十分空虛。爲了強求形式，甚至可以不顧辭義。張炎的父親張樞，“每一作詞，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協，随即改正”。有一次，他發現自己同中有 “瑣窗深”一句中的“深”字不協，便改爲“幽”；還是不協，最後改爲“明”，才算協律。“深”與“明”在意義上是相反的，但爲了協律，便可以任意換置。晚宋的詞家對一個字嚴格到要求辨四聲、五音，分別陰陽，而思想内容則可以置之不顧。在這樣一種形式主義的追求下，詞的生命力也就要完結了。

　　在詩的領域裏，南宋後期江西詩派進一步風行，詩風頹靡，形式上生硬拗捩，一派衰敗的氣象。永嘉四靈（徐照字靈輝、徐玑字靈淵、翁舒字靈舒、趙師秀字靈秀。他們都是永嘉人）起而反對江西派，但因爲思想内容與藝術功力都比較淺狹，不足以矯正時風。四靈派的推廣，成爲所謂江湖派（陳起能輯諸家詩，題爲《江湖小集·後集》）。這些人都是江湖遊士，品類複雜。其中比較出色的有劉克莊、戴複古、方嶽等。劉克莊在詞上繼承辛派詞人的豪放風格，是南宋後期能獨樹一格的重要詞人。

　　南宋末年，蒙古南侵，在南宋的危急關頭，文天祥毅然奮起，高舉抵抗的旗幟。他也是一個傑出的詩人。他兵敗被俘後，在《過零丁洋》詩中，慷慨誓言：“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充分顯示了堅貞不屈的英雄氣概。同時的文人如謝妨得、謝翺、汪元量、鄭所南、林景熙等也都和文天祥有共同處。他們的詩，悲憤蒼涼，表現了詩人們的氣節。

　　

　　三、金元的詩詞和散曲

　　

　　金元的詩詞，從風格上講，大體上是兩宋詩詞的延續。金初的詩人，多是被拘留的宋朝使者，其中著名的有字文虛中、高士談和吳激等。他們被迫留仕金朝，但又索情故國；不滿忍辱事仇，但又無所作爲，隻是抒發哀思，很少有積極的情緒。

　　金世宗、章宗時期，黨懷英、趙諷、王庭筠等活躍在詩壇。他們的作品很少觸及社會矛盾，在形式上則大都模仿蘇轼和黃庭堅。劉祁說：“明昌間，作詩尚尖新”。金中葉的詩風基本上是崇尚江西詩派。當時，金和南宋都崇江西詩派，但表現各有不同。金人追求尖新奇峭，南宋崇尚使事用典。換句話說：金人着重于以俗爲雅，而南宋人則以故爲新，各執江西詩派的一技。章宗明昌以後，作家益趨于雕章琢句，追求形式的新巧，呈現一種多華而少實的風氣。科舉考試的文章也要求拘守格法，苟合程式，十分平庸陳腐。趙秉文、楊雲翼出，思有以矯正，于是提倡唐宋古文。金宣宗初年，趙秉文在省試時錄取李獻能。李獻能所作的賦“格律稍疏而詞藻頗麗”，于是舉子大嘩，以爲“大壞文格”。這種文風是與金朝的衰敗相一緻的。

　　金宣宗南遷以後，一直到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前的一段時期，北方處在戰亂之中，淪于蒙古貴族統治之下。元好問的“喪亂詩”就是這一時期的記錄。元好問（一一九○——一二五七年），字裕之，号遺山，太原秀容人。他的創作生活，前半是随金室南遷汴梁，後半是在蒙古統治下度過。他的詩，“奇崛而絕雕判，巧缛而謝绮麗，五言高古沉郁，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金史》本傳）。他力矯前一時期金詩的形式主義頹風，成爲金元之際北方文壇的一代宗師。他不滿意于江西詩派“奇外無奇更出奇”的風氣，沒有生拗粗犷的毛病，但也沒有完全擺脫江西詩派的影響。他的詩作如《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續小娘歌十首》描繪蒙古軍的肆意俘掠，《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五首》記載了戰火所帶來的毀滅性的破壞，《雁門道中書所見》、《寄趙宜之》反映了兵亂後人民的災難。這些詩暴露社會的黑暗、同情人民疾苦，以渾厚深沉的藝術風格而達到一定的成就，但總的基調仍是消沉的。元好問在汴京被圍時曾爲叛臣崔立撰頌德碑，後來又同張德輝到漠北觐見忽必烈，投降蒙古。金亡之後，山西地方詩人集結在元好問周圍，形成所謂河汾詩派。他們的詩摹仿中晚唐。對金的亡國，懷抱淡淡的留戀，有些詩也表現了對人民痛苦的同情。他們的風景詩，剛健清新，多有佳作。

　　元朝初年，北方和南方的詩文各自保持原有的特色。北方的作者如劉因、王磐、王恽、鮮于樞等沿着元好問所開辟的道路，學蘇、黃而小變其調，清澹古樸，意盡言盡。南方作家如劉辰翁、方回、戴表元、仇遠、趙孟覜等略變江湖詩派的風格而崇尚晚唐，清麗婉約。他們對蒙古貴族統治下的人民的痛苦有過一些揭露，也隐約地流露出悲涼的故國之思。但總的來說，思想性是薄弱的。成宗元貞、大德以後，北方的元明善、姚燧、馬祖常，南方的袁桷相繼而起，作古詩模仿魏晉，律詩學盛唐，風格清麗猷壯，開始形成南北統一的詩風。稍後的虞集、楊載、範椁和揭傒斯，号爲元代四大家，是當時著名的代表人物。虞集（一二七○——一三四六年），字伯生，蜀郡人，宋亡，留寓在撫州路崇仁。他的詩優裕閑雅，有的作品接近李商隐，格律頗工，而且運用擱熟。所以他自稱自己的詩如“漢廷老吏”。楊載（一二七一——一三二三年），字仲弘，福建浦城人。他認爲詩當取材于漢魏，而音節則以唐爲宗。他的特點是含蓄委婉。範椁（一二七一——一三三○年），字享父，一字德機，臨江路清江人。揭溪斯（一二七四——一三四四年），字曼碩，龍興路富州人。他們二人都受江西詩派的影響，但主要傾向是崇尚晚唐。他們的寫作技巧不及虞集和楊載，但内容題材廣泛，觸及到社會上的某些不合理的現象。

　　元代徙居中原的各族人，學習漢文化，也湧現出不少運用漢文進行寫作的詩人。貫雲石、馬祖常、薩都刺、丁鶴年、高彥敬、康裏子山、達兼善、雅正卿、斡克莊、魯至道等都頗有時名。回回人薩都刺（一二七二年——？），字天錫，世居雁門。他以寫宮詞著稱，清婉流麗。他的詞也很出色，《滿江紅》“金陵懷古”，沉郁蒼涼，繼承了蘇詞豪放派的風格。

　　元末農民大起義前夕，社會矛盾日趨尖銳。朱德潤、廼賢等的作品中，對時政的黑暗進行了某些揭露。在大起義戰争中，文士多采遠居避禍的态度。他們雖然對元朝政府有某些不滿，但更害怕人民的反抗鬥争。這一時期中比較著名的詩人有王冕、楊維祯等。王冕的詩，自然質樸，氣骨高奇，風格有時頗似李賀。楊維祯喜作樂府詩，“大率秾麗妖冶，佳處不過長吉、文昌，平處便是傳奇、史斷”。一般來說，他的詩，技巧純熟，内容貧乏。

　　元代詩壇還出現了一種新的文體“散曲”。散曲是文士作家基于民間的“俗謠俚曲”，又吸收詞的某些特點而形成的文學體裁。元代散曲極爲流行，取得與詩、詞同樣重要的地位。散曲有小令與套數兩種。小令是一個曲牌的小曲，套數是不同曲牌而屬于同一宮調的若幹支曲聯綴成套。明人朱權所編《太和正音譜》，收錄元代散曲作家有一百八十七人，其中不少人是達官顯宦。他們在縱情詩酒之餘，作曲取樂。曲子可由妓女歌唱，内容多是男女私情。也有一些曲是失意文人寄情山水，發抒心中的郁結。如張小山（名可久）、喬夢符（名吉）等人的作品，雖然思緒消沉，但寫物狀景，造語清新，在藝術上取得了不同于詩詞的新成就。一些棄官隐退的文人，飽經仕途的險惡，深知名利場中的醜惡。歸隐之後，在曲中寄寓感慨，也偶有幾句同情人民疾苦的呼聲。如盧疏齋（名摯）、張養浩的某些作品即屬于此類。元末作家劉時中，有《上高監司》套數《端正好》兩套流傳。曲中極其犀利地揭露了吏治黑暗，鈔法敗壞，物價高漲，民不聊生，生動具體地描寫了人民生活的貧困，是散曲中不可多得的佳作。散曲套數是雜劇唱詞的基礎。元代的著名劇作家如關漢卿、馬緻遠、白樸、王實甫等人（見後節），也都是傑出的散曲作家。流傳至今的這些劇作家的套數和小令，是元代散曲中的優秀作品。

　　畏兀兒族作家貫雲石（小雲石海涯），自号酸齋，曾在兩淮任達魯花赤，精通漢文化，尤長于同曲。歸隐後，作曲甚多，有《酸齋樂府》傳世。一般說來，散曲較詩詞更爲通俗易懂。散曲吸收了西域和女真等民族的曲調，聲腔也更爲豐富新穎。元人楊朝英選錄較好的散曲作品，編成《朝野新聲太平樂府》和《陽春白雪》等曲集。明初人也續有編選。入選的作者，包括一批象貫雲石這樣以漢文作曲的各民族作家。如阿魯威、楊景賢是蒙古人，李直夫、奧敦周卿、蒲察善長等是女真人，阿魯丁、阿裏西瑛、賽景初等是色目人。作家中包括了各民族的文士，這也是元朝散曲的一個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