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赋税与屯垦
明朝建國前後，面臨着社會經濟殘破，人口流失，田土荒蕪，經濟制度紊亂，财政拮據等嚴重困難。明太祖在位時期，爲訂立賦役制度和商業貨币制度，恢複農業生産，而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從而建立起新王朝的社會經濟秩序。
一、糧長與里甲
明太祖出身于農民，對農村基層狀況最爲熟悉。在遷徙江南豪富的同時，又建立糧長制與裏甲制，以便形成農村基層的新秩序。
糧長制——一三七一年，明太祖命戶部通令各地，核查民間耕地，以稅糧萬石爲一征糧單位，一縣分若幹區。每縣選正副糧長二名，以田土最多的大戶爲糧長，督收稅糧，解送官府。時稱“民收民解”。元末地方官吏，橫征暴斂，侵擾百姓，是貧苦農民的最大的禍害，也是農民起義的基本原因。明太祖以爲實行糧長制是“以良民治良民，必無侵漁之患矣”（《明太祖實錄》卷六八）。以田土最多因而也納稅最多的大戶爲糧長，也可使稅糧的交納，得有保障。明朝的稅糧一半以上來自浙江、江蘇（直隸）、江西、湖廣等地，糧長制首先在這些地區實行，而并未普設于全國各地。糧長制實行初期，大戶懾于明太祖的猛政，曾取得一定的效果。一三八一年，浙江、江西糧長一千三百餘人，輸送稅糧到京師，明太祖親自召見嘉勉。但行之既久，糧長不免成爲實際上的基層官吏，依然可以恃勢侵漁舞弊。
里甲制——里甲制是基層居民組織。元代農村每五十戶結爲一社，推選通曉農事、家有兼丁者爲社長，督勸農事，也兼管究舉遊民、調解糾紛，協同赈濟及傳布禁令等事。城坊也有社長，各社戶數不一。鄉都（鄉的下級）人戶及城坊另設有里正、主首催督差稅。社長、里正等都是一種差役，由富戶輪流充任。一三八一年，明太祖改設里甲。元代的都合并爲裏。以一百一十戶爲一里，其中十戶爲里長，推選丁糧多者十人充任。里以下每十戶爲一甲，設甲首一人。里長也是一種差役，輪流充當。服役期間，所有追征錢糧、勾攝公事、祭祀鬼神、接應賓旅以及官府征求、民間争鬥等等都在職責之内。鄉村里長也還要經常督課農事。里中年高望重者，被推爲“老人”。“老人”職在導民向善，平息民間各種糾紛，剖決是非。里中建有旌善亭，張榜公布民間善事，申明亭張榜公布惡行，以示獎懲。里正與老人有政績者，可被皇帝召見。老人甚至可以會同村衆逮解不法官吏。里甲制的設置，旨在減少官吏欺壓，使村民編組自治，以維護基層的社會秩序。
二、戶籍與田籍
明太祖由農民成爲皇帝，并不能改變原有的土地占有制度，新建的明王朝依然建立在地主占有制的基礎上。明初田地分爲“官田”與“民田”兩類。“官田”是專門爲皇室宗族供給農産品的皇莊田土，牧放官馬的草場，園陵墳地，公共占地，皇帝賜給諸王、公主、勳戚大臣、内監、寺觀的莊田，以及職田，學田，邊境軍官的養廉田，軍、民屯田等等。“民田”是民自有之田，包括地主占有的土地和農民自有的少量土地，可以買賣。民人佃種官田，隻有耕種權而無土地所有權。貴族官員由皇帝賞賜的賜田，官吏的職田，也無所有權，皇帝和朝廷可以随時收回。屯田禁止私人占有。
明初，在某些戰亂較多的地區，官田的數量甚至超過民田。“官田”可用以直接向勞動者征收租稅，也可以用來進行軍、民屯田，以獎勵墾荒，恢複生産。
明王朝依據各地官田民田占有的多少征收田賦。依據戶口人丁征派差役。戰亂之後，人口流徙，田土占有也多變動。明太祖命戶部對各地戶口和田土普遍核查，編成戶籍冊和田土冊，存于官府。兩種冊籍的編制，是明太祖整頓賦稅制度的一大建樹。
戶籍冊——明太祖曾說“夫有戶口而後田野辟，田野辟而後賦稅增。”（《昭代經濟言》卷一），一三七○年發布聖旨，派遣戶部官員去各州縣普查戶口。先頒發 “戶帖”，要求民戶據實填寫，作爲編制戶籍冊的根據。又派出軍兵，随同辦理。百姓如有隐瞞，治罪充軍。明王朝在掌握了普填的戶帖後，于一三八一年，下令府、州、縣編制戶籍冊，稱爲“賦役黃冊”。每“裏”各編一冊，裏中每戶詳列男女年齡（男成丁、不成丁。女大口、小口）、田土房屋等本戶狀況。冊首爲“總圖”，冊尾登記鳏寡孤獨等不服役的人口，稱爲“畸零帶管”。規定每十年重編一次，以記載變動情況。将表格發給裏長，令各戶填報。官府比對先年的冊籍，死者除名，生者添注，田産買賣者記錄其稅糧的過割情況。（傅維鱗《明書》卷六八，賦役志）戶籍冊編成後呈交戶部一份，用黃絹封皮，故稱“黃冊”。省、府、縣各留一份，用白色封皮，通稱“白冊”。戶籍是征發賦役的主要依據，故又稱賦役黃冊。
明初的徭役，分爲“裏甲正役”與“雜泛”。裏甲役即輪流充當裏長、甲首，上級官府派征的各項物料及費用，裏長出十分之三，甲首人戶出十分之七。雜泛是臨時性的各種差役，如修路、築城、修倉、修河等勞役，田裏長、甲首根據各戶丁糧多寡按甲簽發。明初江南地區還曾有過一種按田土多少簽發的工夫役。田一頃出丁夫一人，稱爲“均工夫”。應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饒州、南康三府曾編制“均工夫圖冊”。賦役黃冊編成後，這種均工夫役便行廢止。
田土冊——大約一三六八年建國時，明太祖就曾對一些地區的田土進行過丈量，爲編制田籍作準備。一三八○年派國子監生武淳等到各地監督繪制土地冊籍。土地丈量的重點是江南地區和北方各省，因爲這兩個地區的土地冊籍，散失最甚，土地占有情況也變動最多。各地田土冊的編制，至一三九三年才全部完成。
新編田土冊，又稱魚鱗冊，分爲總圖和分圖兩種。分圖以裏爲單位，相鄰田土按順序編号繪圖并記錄各号田土的名稱、類別、面積和四至，以及田主或管業人的籍貫姓名。總圖以鄉爲單位，把分圖合并繪圖，置于分圖之前，使閱者一目了然。然後再把一鄉之圖，合成一縣之圖。田土圖形相接，有如魚鱗，故稱“魚鱗圖冊”。圖冊編成後，官府可據以掌握土地占有及糧戶情況，征收田賦。各地的田土所有權也由此得到合法的确認，有據可查。現存明初魚鱗圖冊以小塊田土居多，反映着農民戰争誅除大戶和明太祖遷徙豪富所帶來的變化。
明初征收稅糧按田畝計算。開墾荒地可以免稅。夏稅征麥，秋稅征米。南北方糧産不同，可各以其地産供納。以糧交納者，爲“本色”，以絲絹或鈔交納者，爲“折色”。田賦率，大抵是“官田畝稅五升三合，民田減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一鬥二升。”（《明史》卷七八），這是曆史上很輕的田稅。明太祖實行輕稅，一是因爲建國之初農業生産尚不發展，一是因爲有意體恤農民疾苦，以穩定秩序。江南如蘇松嘉湖等經濟發達地區的稅率高于其他地區。畝稅可加重到二、三石。洪武初，浙西地方，因其民富實，一畝田稅相當二畝，征稅加倍。江西某些地區的田賦也高于鄰省。蘇州府一年交納的田賦曾達到二百八十萬九千餘石，有人說：“蘇州之田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賦約居天下十分之一弱。”（《日知錄》卷十，蘇松二府田賦之重）。
三、屯田
明太祖在戰争時期，已開始建立軍事屯田。建國之後，爲墾荒就業，恢複生産，在民間推行屯田，以後又發展爲商屯。明初屯田，因而形成軍屯、民屯和商屯三種類型。
軍屯——又稱衛所屯田，可分爲邊屯和營屯兩種。邊屯設在邊境，守軍進行屯田，謂之“且耕且守”，就地生産糧食，以供軍需。營屯是内地衛所軍的屯田，生産糧食，作爲軍糧。軍屯制規定，每軍受田五十畝爲一“分”，各地田土及生産條件不同，屯軍受田數額不一，以五十畝爲中制。軍屯産糧，洪武初年一度免征糧稅，一三八七年開始，征收屯糧，畝稅一鬥。洪武末改定稅則：“每軍屯一分，正糧十二石，給本衛官軍俸糧。”（《明會典》卷十八）每軍屯實際交糧二十四石，較洪武初年的畝稅一鬥，增加一倍半左右。軍屯是以軍事管理爲特點的屯田，屯軍全家生計主要依靠屯糧收入，生活十分艱苦。明初原額軍屯田土曾達到八十九萬二千餘頃。（《春明夢餘錄》卷三六）
民屯——明初，官府掌握了大量無主荒地，需要移民墾荒或募民屯種，因而實行民屯。屯戶的來源是：一、強制遷移民戶，二、召募的人戶，三、犯罪遷徙戶。
明初移民包括南北各地，人多田少地區的多餘人戶及流動人口遷移到人少田多的寬鄉，湖、杭等地的無田人戶到濠州屯種，由官府資助牛具種子，免征三年。同時又移江南民十四萬戶于鳳陽。一三七六年徙山西及真定民無田産者于鳳陽屯田。一三八八年徙山西澤、潞二州民無田者去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等處寬鄉，設屯。一三八九年移兩浙民，去淮河以南的滁、和等
州屯種。移山西的貧民往大名、廣平、東昌三府，分給田地達二萬六千七十二頃之多。這一年曾有山西沁州民張從整等一百一十六戶，自動申請屯田，被分給田地，賞賜财物，并受命回沁州召募居民，應募屯種。（《明太祖實錄》卷一九七）元大都蒙古遺民三萬餘戶，曾被安置在北平府管内屯田。曆年官民罪犯都集中在鳳陽屯田，多達一萬餘人。
民屯田土實屬官田，各地根據屯戶的丁力，分給田土，北方地區每人可分田十五畝，菜地二畝。在管理上，以屯分裏甲，納入府縣行政系統。民屯賦稅，大緻上按官田稅額征收。
商屯——是商人經營的屯田。明初爲加強邊防，常在邊境地區設立軍儲倉，由内地召募商人運糧，輸倉。官給糧價及運費。一三七○年山西行省商人向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鬥，發給淮鹽引票一引（二百斤），商人憑引販鹽獲利，以償糧費。一三七一年“開中法”在各地實行。商人爲多獲鹽引，依民屯辦法在邊地募民屯田，以獲糧食，就近輸倉，形成商屯。商屯地爲官田，且多爲新墾荒田。商人出資召募邊地無田農民或流民耕種，供給牛具種子。此制推行後，内地鹽商多來邊地經營商屯。
四、商稅
明太祖爲重建社會經濟秩序，對商業采取低稅政策。明朝建國前對商人征收“官店錢”，稅率是十五稅一。建國後放寬到二十分取一。不久又放寬到三十稅一。對于民間生産工具、生活資料、文化用品以及嫁娶喪祭物品等的販賣，并予免稅。
明初商稅分爲兩種，一爲營業稅，即三十稅一的商稅；一爲通過稅，即商品通過關津渡口時的關稅。一般是按比例抽取實物。縣設稅課局，府設稅課司征收商稅。統由京師稅課司管理。
商人赴各地經商要取得官府驗發的“商引”。商引載明販賣貨物的種類、數量，及販運道裏遠近。無“商引”者，被視爲“遊民”治罪。京師城内由兵馬指揮司管理市場，每日校準市場度量衡器，檢查商人活動及物價情況。京師及其他大城市設有官辦貨棧，稱爲“塌房”。商人在塌房存放貨物，就地征稅。
五、大明寶鈔的發行
元代開始廣泛發行紙幣，稱爲“寶鈔”。元順帝時，寶鈔無限制地大量發行，造成貨币貶值，物價暴漲，帶來社會經濟的崩潰。明朝建國後，大量鑄造銅币“洪武通寶”錢，民間貿易都采用爲價值标準，币價相當穩定。對社會經濟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三七四年，設立寶鈔提舉司，又開始印造紙币。名爲“大明通行寶鈔”，次年由中書省正式發行。“寶鈔”以桑樹皮造紙印制，高一尺，寬六寸，質地青色。面值分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和一貫六種。每鈔一貫準銅錢千文、白銀一兩，四貫寶鈔準黃金一兩。（《明太祖實錄》卷九八）民間交易百文以上用鈔，百文以下用銅錢。商稅錢鈔兼收。官員祿米也發給寶鈔。
大明寶鈔發行後，由于不設鈔本，寶鈔不能兌換金銀，而且發行量過大，所以發行不久，即逐漸貶值，重蹈了元末的覆轍。洪武末年，兩浙民間鈔一貫隻折銅錢二百五十文，爾後又下降到一百六十文，加以僞造寶鈔充斥市場，鈔值難于穩定。不少地方的商品，不得不以金銀定價。寶鈔隻是在頒賞、俸祿或估産計贓等官方活動中使用，在社會經濟中則被視爲“劣幣”而被排斥。
2008年12月30日星期二
制訂統治制度
（三）统治制度的制订
明太祖初即位，沿襲元朝的統治制度，分置官屬，建立起明朝的統治。在位期間，一再對原有制度進行改革，使朝廷軍政大權更加集中于皇帝，地方軍政也更集中于朝廷，從而建起一整套皇室專權的統治制度。這種制度，比宋元等朝，權力更加集中，專制統治也更爲加強了。
一、皇室分封
明太祖對開國功臣，多有疑慮，以至誅除。與此同時，又建立皇室分封制度，把皇族子孫分封各地稱王。元朝宗室原有投下分封制度，實際上是來源于蒙古國時期對戰争中俘獲的人口、财産的分配。元代諸王主要是從投下封地分取賦稅收入，并非裂土爲王。明太祖繼承元朝舊制而有所損益，目的還在于依靠朱氏子孫輔翼皇室，以确保朱明王朝的統治。一三七○年四月始封諸王。明太祖對臣下說：“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爵封，分鎮諸國。朕非私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制，爲久安長治之計”。群臣對答說：陛下封建諸王，以衛宗社，天下萬世之公議。（《明太祖實錄》卷五一）
明太祖有子二十六人，長子朱标封皇太子。第九子朱杞及幼子朱楠早亡。其餘諸皇子及從孫一人先後封爲藩王。一三七○年分封諸皇子爲王：朱樉封西安爲秦王，朱㭎封太原爲晉王，朱棣封北平爲燕王，朱橚先封吳王，後改封開封，爲周王，朱桢封武昌爲楚王，朱榑封青州爲齊王，朱梓封長沙爲潭王，朱檀封兖州爲魯王，明太祖侄朱文正之子朱守謙，封桂林爲靖江王，共九人。受封的藩王每年得祿米萬石，可在藩王府置相傅和官屬，擁有護衛軍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一萬九千人。首次分封的諸王在一三七○年至一三八五年間先後就藩。
一三七八年第二次分封諸王：朱椿封成都爲蜀王，朱柏封荊州爲湘王，朱桂先封豫王，後改封大同爲代王，朱楧封甘州爲肅王，朱植封廣甯爲遼王，共六人，洪武末年就藩。
一三九一年第三次分封：朱■封甯夏爲慶王，朱權封大甯爲甯王，朱楩封岷州爲岷王，後改雲南，朱橞封宣府爲谷王，朱松封開原爲韓王，但迄未就藩，朱模封潞州爲沈王，朱楹封平涼爲安王，朱桱封南陽爲唐王，朱棟封安陸爲郢王，朱■封洛陽爲伊王，共十人。
明太祖初封諸王時，诏谕全國，說分封是爲了“屏藩國家”（《明太祖實錄》卷五一）。北方蒙古是明朝的主要威脅。明太祖分封習兵事的皇子于北邊軍事要地，皆預軍務，習稱“塞王”。晉王、燕王，皆受命指揮邊防大軍，築城屯田，大将軍馮勝及傅友德，都曾受其節制，軍中大事，二王得直接奏聞。甯王受封後，也擁有軍兵，以防禦北邊。其餘諸王中，秦、代、肅、遼、慶、甯、谷、安等王，大體上都分布在東北、北方和西北的一條邊防線上。廣東、福建、浙江鄰近京師南京，不建藩府。山西、河南、湖廣等省則藩府較多。長江以北的藩府數又大大超過長江以南。
明初分封王室，仍參據元朝舊制，“列爵而不臨民，分藩而不錫土”（《明史稿》列傳三，諸王）。諸王雖分封各地，擁有王爵，但藩府之外，沒有封地和臣民。由朝廷頒給“宗祿”。除甯王、燕王、晉王擁軍防邊外，其餘諸王隻能擁有少數護衛軍，随後也被撤消。在明太祖看來，分封皇室子孫控馭各地，防止外姓臣僚跋扈，便足以“外衛邊陲，内資夾輔”，長久之計，莫過于此了。
二、中樞官制
明太祖建號吳王，設置官屬，即依元朝中書省制度，以李善長爲右丞相、徐達爲左丞相，總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事務。又依元制，設禦史台，以湯和、鄧愈爲禦史大夫。當時仍在用兵作戰，改行樞密院爲大都督府。大都督府原是元朝管領欽察兩衛軍的專設機構，明太祖沿襲此名，命侄朱文正爲大都督，指揮全軍。這樣，明朝在建國前即形成中書丞相總行政，大都督掌軍兵，禦史大夫司監察的簡要的國家機構。
明朝建立後，明太祖與臣下讨論元朝滅亡的教訓說：“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覽庶政，故大臣得以專權自恣。”（《明太祖實錄》卷五九）明太祖把鞏固新朝加強皇權作爲建國建制的指導思想，着手對元朝的舊制進行改革。一三六八年即位後，在南京設應天府，廢江浙行中書省，直隸中書省。一三七六年六月又把各地行中書省改爲承宣布政使司，作爲行省的地方政府，長官布政使，官階正二品，位與六部尚書相等。這一改革主要是削弱中書省的權力，使行省直屬于皇帝。中樞設通政使司，管理百官章奏和民間陳訴，廢除元朝奏事必經中書的舊制。
一三八○年，胡惟庸案後，明太祖以此事爲契機，決定廢除中書省丞相制，不再設“代天子理萬機”的丞相，皇帝以“至尊之位，操可緻之權，賞罰予奪，得以自專”。（《明太祖實錄》卷一二九）。自秦漢以來，一千六百多年間，丞相一直是與君主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約的力量。廢丞相是中國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皇權專制統治進一步加強了。
丞相制廢除後，管理朝廷政務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各司所事。六部尚書與都察院（一三八二年改禦史台爲都察院）之都禦史，合稱七卿。七卿與通政司的通政使、大理寺（督審刑獄）的大理卿又稱爲“九卿”。九卿分別理事，互相制約，各自向皇帝負責，所有權力都集中于皇帝。綜理軍務的大都督府也劃分爲中、左、右、前、後等五軍都督府，五軍都督分別由皇帝指揮，不相統屬，皇帝掌握了全部軍權。
中樞官制經明太祖改革後，基本狀況如下：
六部——吏部掌官吏铨選、考課。戶部掌戶籍土田、賦役實施、财政會計、漕運物價等政。禮部掌制定禮儀、貢舉、祭祀、番國邊夷朝貢。兵部掌武官升轉、軍戶版籍、軍令、武器制備及全國驿傳。刑部掌司法行政、刑法實施、考核犯罪、頒行律令。工部掌土木工程興造、公共工程修葺、屯田管理、手工制造、水陸道路管理。各部設尚書一人，正二品，侍郎二人，正三品。一三九五年明太祖頒布《皇明祖訓條章》，規定“嗣君不許複立丞相”，臣下有請立丞相者，處以極刑。有明一代，中樞機構中，不再有丞相一職。
都察院——一三八○年罷禦史台，置谏院官。一三八二年始設都察院，左、右都禦史，正二品。左、右副都禦史，正三品。左、右佥都禦史，正四品。都禦史的職責是“糾劾百司，辯明冤枉，提督各道，爲天子耳目風紀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貪冒壞官紀者，劾。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進用者，劾。”（《明史》卷七三）又設十二道監察禦史一百一十人，正七品，察糾内外官吏。在京師巡視京營、倉場、内庫，監臨鄉會試。外出巡按地方，清勾軍伍，提督學校，巡查鹽政、茶馬、漕政、屯政等務。（一四三五年增爲十三道）。
中樞監察系統中，另設六科給事中。吏、戶、禮、兵、刑、工六科，各設都給事中一人，正七品。左右給事中各一人，從七品。給事中若幹人，各科不等。其職權是“掌侍從、規谏、補阙、拾遺、稽查六部百司之事。”都察院是朝廷監察機關，給事中則是皇帝的近侍之臣，是皇帝控制六部行政的耳目。給事中有封駁權，可以封還執奏，駁正章奏違誤，規谏君主，參予朝中大事的會議。都察院的禦史，習慣上稱“道”，六科給事中稱“科”，統稱“科道官”或“言官”。
通政使司——早在一三七○年，就曾設“察言司”收受各方章奏。一三七七年正式設置通政使司，職責是接受并彙呈内外官吏的章奏，凡民間的陳情建議、申訴冤枉、舉報官吏不法等文書，也登記并彙呈給皇帝。設通政使一人，正三品，左右通政各一人，正四品。通政使也和六科都給事中一樣，被允許參與朝廷大事的會議。
大理寺——明太祖建号吳王時，即設有大理寺，其後因革不常。一三八一年正式設置。大理寺卿，正五品。原來隻是對司法行政、财政收支等案件，進行監察。後來凡刑部、都察院和五軍都督府的斷事官所審理的案件，都要送大理寺甄審。凡不按律例或案情有出入的判決，有權駁回改拟。大理寺與刑部、都察院被稱爲“三法司”，凡重大案件要經過“三法司”的“會審”。司法機關、行政監察機關和司法監察機關相互配合，彼此制約，是明初重要的法制成果。
翰林院——明太祖建國前即因元制置翰林院，設學士及侍講等官。學士爲正三品，名儒宋濂即曾任翰林學士，一時名士多在翰林院供職。一三八一年以後，翰林學士降爲五品，但職掌制诰、史冊、文翰之事，代皇帝草拟文告，兼充皇帝在文史方面的顧問，資深的學士有時也爲皇帝或皇子講述儒經，參議緻治之道。翰林院學士以下的侍講、侍讀、編修、檢讨等官員，往往也是皇帝的參謀。翰林院學士被允許參加商議大政事、大典禮的諸臣會議，與諸司參決其可否。（《明史》卷七三）
五軍都督府——大都督府改爲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每府有左、右都督各一人，正一品。都督同知各二人，從一品。都督佥事各二人，正二品。其長官多以公侯伯爵的武臣充任，品級高于六部。五軍都督府除分領在京衛所外，還分領設在全國的十三個都司。五軍府各有所轄軍區，相互平行，以達到“使事不留滞，權不專擅”的目的。（傅維鱗《明書》卷六六）
五軍都督府與兵部各有職掌，相互制約，大體上兵部掌管軍事行政事務，五軍府掌管統兵作戰。兵部受皇帝之命，發令調兵，但統兵權在五軍府，統兵将官由皇帝親自指派。軍官的任免、賞罰由五軍府與兵部會同辦理。五軍府的将官平時并不統軍，遇有戰事，兵部發出調兵令，五軍府派出指揮官，統率京營兵或各地衛所兵作戰。戰事結束，軍兵回歸原地，統兵官歸五軍府。
三、地方官制
明初地方官制沿襲元朝行中書省制度，但撤消“路”一級建制，改路爲府。如改龍興路爲洪都府，紹興路爲紹興府，平江路爲蘇州府，汴梁路爲開封府，大都路爲北平府，奉元路爲西安府等等。地方建制隻存府（州）縣兩級。
一三七六年撤消行中書省後，繼續沿用“行省”這一名稱，作爲地方區劃，而不是地方政府。省的行政權分屬于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合稱“三司”。三司分別隸屬于朝廷。
承宣布政使司——設左右布政使各一人，初爲正二品，一三八○年定爲正三品。全國先後設十三布政使司：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貴州。布政使掌一省之政，傳布朝廷政令，考察本省官吏。管理戶口、田土及科舉貢士行政。對省内宗室、官吏、學校師生、駐軍，班發祿俸、廪糧。呈報自然災害情況并實行赈濟。均衡全省賦役額度，規定征收标準。地方的重大行政事宜或有所興革，要會同都指揮使司、按察使司商定。布政使司通稱“藩司”。
提刑按察使司——設按察使一人，正三品，副使一人，正四品。按察使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糾劾官吏，抑制豪強，平反冤獄，澄清吏治。副使與佥事等官分道巡察，負責管理兵備、提學、撫民、巡海、清軍、驿傳、水利、屯田、招練、監軍等監察行政事宜。按察使司通稱“臬司”。
都指揮使司——設都指揮使一人，正二品。都指揮同知二人，從二品。都指揮佥事四人，正三品。都司掌一方之軍政，各率其衛所隸于五府，聽于兵部。責任是管理一個軍事區的武官考選，地方衛所兵訓練，衛所屯田，地方巡警，軍器保管、漕運，京操以及地方防務。明初曾于各行省置行都督府及都衛指揮使司。一三七五年改各都衛爲都指揮使司。廢行中書省後，也廢止行都督府，職權轉入都指揮使司，成爲與布、按二司平行的地方軍事行政機構。地方的衛所隸屬各地都司，都司又分隸中央的五軍都督府。都指揮使司常簡稱爲“都司”。
“三司”制确立後，布政使司掌全省的行政、民政、财政；按察使司掌全省的司法監察；都指揮使司掌全軍區的軍事行政和治安。政、法、軍三權并立，徹底改變了行中書省總理地方大權的舊制。布、按、都三司分別直接受命于朝廷，朝廷對地方的控制大爲加強了。
省以下地方機構，基本上是府、縣兩級。直隸州與府平行，一般的州與縣平行。布、按二司派遣副職到各地區，稱爲分守道、分巡道等等。道隸于省，但并不是一級地方政權。
府設知府一人，正四品，同知正五品，通判，無定員，正六品，推官一人，正七品。府下設有經曆司、照磨所和司獄司。又設立吏、戶、禮、兵、刑、工六房，處理政務。知府掌一府之政，行政上受布政使的領導。職權範圍包括一府各縣的教育、科舉、戶籍田簿、軍匠、驿傳、馬政、治安、倉庫管理、河渠水利、道路修治等事宜的決策和處理。府的推官主持司法工作。全國共設一百五十九府。
州分兩種，一爲府所屬的州，與縣平級。一爲省直屬的州，稱爲直隸州，與府平級。州設知州一人，從五品，同知、判官無定員。直隸州的知州職掌與知府同，屬州的知州與知縣同。全國共有二百三十四州。
縣，設知縣一人，正七品，縣丞一人，正八品，主簿一人，正九品。屬員有典史一人。知縣掌一縣賦役之政，凡養老、祀神、貢士、讀法（向群衆宣講法律）、表善良、恤窮乏、稽保甲、嚴緝捕、聽獄訟，都要親自處理。（《明史》卷七五）縣丞、主簿分掌糧、馬、巡捕之事。典史辦理文書出納，亦設有六房，分管日常事務。
在府、縣兩級地方政權中，還設有一些專業的管理機構。府、縣境内的關津要害設巡檢司，巡檢、副巡檢率領弓兵（按徭役征集民兵的一種）負責警備。有的州縣設有驿丞，負責管理驿站的舟車、夫馬供應。府設有稅課司，縣設有稅課局，設大使，負責征收商稅、市稅及民間的契稅。另有河泊所掌收魚稅。有些地方設批驗所，負責查驗鹽、茶引。府設僧綱、道紀兩司，縣設僧會、道會兩司，管理佛教、道教徒衆。
四、法律
明太祖稱吳王時，即命丞相李善長爲制定律令總裁官，參知政事楊憲、禦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文臣參與編定律令。制令一百四十五條，後稱《大明令》， “律”二百八十五條，後稱《明律》。“令”以記載諸司制度爲主，“律”是根據唐律損益調整。一三七四年加以修訂，去掉原來臨時性的條文，增加新的條款。一三八九年又本着“因時以定制，緣情以制刑”的原則，從法律的系統與體制方面，作更多的修訂，使之趨于完備。一三九七年最後修訂完成《大明律》，頒行全國。
《大明律》的體例以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類以适應當時的以六部爲中心的政權體制。條文共四百六十條。内容繼承唐律，參據元律，而有所添加，如軍官、軍人犯罪免徒流，殺軍人者以餘丁抵充以及大臣不得專擅選官，軍民不許上言大臣德政，官吏不許交結近侍官員，功臣不得私置田土等限制官員的律文。戶律中增入有關征收課程、錢債、市廛等條款，兵律中規定軍民不得違禁下海等等此外，如豪民隐蔽差役、攬納稅糧、典雇妻女、逐婿嫁女、取樂人爲妻妾、僧道娶妻、禁巫師邪術等等有關條款，則是繼承元律的條文。
《大明律》的制定，反映出加強皇權統治的特征，如對“十惡”罪的處置較前朝更爲加重，貴族犯罪的“八議”制要由皇帝親自決斷，對大臣的政治權益也做了多方面的限制，加強了鉗制。大明律頒布後，明太祖明确規定，後世君臣不得更改修定。因而明代二百七十多年間，《大明律》的條文，不再有變動。（《明太祖實錄》卷八二）。《大明律》之外，明太祖又以皇帝的名義，先後頒行了《大诰》四編，目的是“取當世事之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著爲條目，大诰天下。”（《明太祖實錄》卷一七九）。《大诰》一編頒行于一三八五年共七十四條，次年續編共八十七條，三編共四十三條。一三八七年又頒《大诰武臣》共三十一條。《大诰》的内容是選編刑事犯罪案例，由皇帝親寫按語和判決處理，作爲一種範例，具有法律效能。《大诰》選編的案例多屬于懲治地方胥吏和豪強，對于攬納戶、詭寄田糧者、倚法爲奸者，官吏長解賣囚者都加以重罪，對“寰中士夫不爲君用”的不合作者，也處以極刑并抄沒家産。《大诰》中的“例”實際成爲律外之法。因《大明律》不準改動，此後曆朝不斷增加新 “例”。以例爲名，以至律外附例的數量超過了律文，成爲明朝法律的特點。
五、軍制
明太祖在起義過程中，依元制建立統軍元帥府，後改大都督府。軍兵的建制也參據元朝舊制，分爲萬戶、千戶、百戶。爾後兼并諸軍，稱号混雜。一三六四年始建營伍法。下令說：“諸将有稱樞密、平章、元帥、總管、萬戶者，名不稱實，甚無謂。其核諸将所部，有兵五千者爲指揮，滿千者爲千戶，百人爲百戶，五十人爲總旗，十人爲小旗。”（《明太祖實錄》卷十四）一三七四年左右，立衛所制，設置内外衛所。一衛統五千戶，一千戶統十百戶，百戶領總旗二，總旗領小旗五，小旗領軍十。在千戶之上原有領五千人的指揮，現定五千六百人爲一衛，長官爲指揮使。改爲五千六百人，是因爲各級都增加了軍官人數。正規的衛所制是：衛（五千六百人）由五個千戶所組成（每個千戶所爲一千一百二十人），千戶所下分爲十個百戶所（每個百戶所爲一百一十二人），百戶所下轄兩個總旗，每個總旗下轄五個小旗，每個小旗有十名軍士。元代于民戶之外，另立軍戶。衛所軍兵也單獨立“軍籍”，家屬爲軍戶。在衛的軍士爲正軍，子弟稱爲餘丁或軍餘，正軍出缺，由軍戶子弟補充，是世襲兵制，也是職業兵制。軍隊的武器裝備、軍裝及軍糧由官府供給，軍戶家小的生活則靠軍士屯田生産來維持，按月發米，稱爲月糧。明初規定，每個軍士授田五十畝爲一份，官給耕牛農具，實行屯田。邊地守軍十分之三守城，七分屯種，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衛所軍是一種常備軍，明太祖曾說“攘外者所以安内，練兵者所以衛民。凡中國之民安于畎畝衣食，而無外侮之憂者，有兵以爲之衛也”。（《明太祖實錄》卷八五）據一三九二年統計，全國共有衛所軍一百二十萬人。（《明太祖實錄》卷二二三）如據次年所建都司、衛所應有軍士數推算，應有一百八十餘萬人。
衛所軍制是在改革元朝舊制的基礎上建立的新的軍事制度。它适應防禦北邊穩定秩序的需要，對鞏固明朝的統治，起着重要的作用。
六、學校與科舉
明太祖在建國前即設立國子學，作爲培養人才之所。明朝建立後仍依元制在京師設國子監作爲高等學府。設祭酒、司業及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籍、掌馔、典簿等官。祭酒、司業、監丞主持國子監事。博士、助教司教育，其餘爲管理教務、庶務的官員。學生來源有貴族、官員子弟及各地送考的優秀學生，還有少數的來自琉球、日本、暹羅等國的留學生。學生通稱監生，由國子監負擔費用，已婚者并可攜帶家口就學。監生分爲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六堂（班），每半個月有假一日。學習内容有《大诰》、《大明律令》、四書、五經、劉向《說苑》等書。學制兩年到三年，初入學在正義、崇志、廣業三堂（班），然後升入修道、誠心二堂，學習滿七百天，經史成績優秀者升入率性堂，如在一年内考試滿八分者即可授任官職。（《南雍志》卷一）
國子監立有嚴格的校規，對監生的思想行爲、學習生活管束極嚴。一三九三年的統計，國子監的學生達到八千一百二十四名。（《南雍志》卷十五），是當時世界上規模宏大的國立大學。
一三六九年十月，令各府州縣都設立學校，“育人材、正風俗”（傅維鱗《明書》卷六二）。曾選派監生中年長學優者三百六十多人到各地方學校擔任教職。地方學校不僅設立在府州縣所在地，也在邊遠衛所及少數民族地區開設。學習内容“自九經四書三史通鑒，旁及莊老韬略。侵晨學經史學律，飯後學書學禮學樂學算。晡後學射。”（《鲒埼亭集外編》卷二二）各地鄉裏也都開塾立師，以普及教育，據說“天下窮鄉僻壤，鹹有學有社。”（傅維鱗《明書》卷六二，學校志）“鄉裏則凡三十五家，皆置一學，願讀書者，盡得預焉。”（《鲒埼亭集外編》卷二二）府、州、縣學都設有教育官員，府設教授，州設學正，縣設教谕各一人。又設訓導，府四、州三、縣二。生員額數是京府六十人，府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生員可免差徭二丁。正額外增收，叫作增廣生員。學校師生有月廪食米，每人六鬥，另給魚肉。初入學者爲附學生，經過考試，爲秀才，或稱諸生，取得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
官府對學校管理十分嚴格，并規定各級學校學生對軍國政事不許建言，作爲禁例。國子監到府州縣學都置有刻有禁例的“卧碑”。（譚希思《明大政纂要》卷六）
府縣學校隻是培育人才。生員入仕的途徑，主要還是通過科舉考試。一三七○年明朝始行科舉考試。在京師（南京）及各省開鄉試。考試分三場，初場試五經義二道及四書義一道。第二場試“論”一道。第三場試“策”一道。中式後十日舉行複試，科目是騎、射、書、算、律五科。鄉試各有限額。京師直隸府州百人，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廣各四十人，廣東、廣西各二十五人。一三七一年各地舉人在京師舉行會試，取中進士一百二十人。以後的科舉，大體上都按此程序進行。府州縣學先舉行縣考，中式者爲秀才。每三年舉行一次省試，即鄉試，中式者爲舉人。第一名爲解元。舉人可參加京師舉行的會試，第一名稱會元。會試中式者才有資格參加皇帝主持的最高考試，稱作“廷試”或“殿試”，考中者爲“進士”。進士分三甲（等），一甲隻取三名，一甲第一名爲狀元，第二名爲榜眼，第三名爲探花，資格是“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幹人爲“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幹人爲“賜同進士出身”。取得“進士”資格者，便可被任用爲官員。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編修。二甲考選庶吉士者皆充翰林官，其餘授給事中或禦史，或六部的主事，内閣中書，行人、太常、國子監博士，或任府推官、知州、知縣等官。（《明史》卷七十）
明初科舉考試的程序和辦法，大體上都是沿襲元代科舉的舊制。元代的“禦試”改稱“廷試”。元代的舉人，原是各地推舉應試的考生的泛稱，明代才逐漸成爲省試中式而取得的專稱。考試内容以四書、五經朱熹、蔡沉等注本爲依據以及考試經義、策等體制，也都是承襲元朝。元仁宗行科舉後，爲便于考生特別是蒙古、色目考生撰寫合格的文卷，有所謂“八比”的文章格式（制義矜式）。明初稱爲“八股”。應試的文章，分爲起、中、後、末四個段落，各有二股即二比。文句排偶比對。比與比之間用文句相聯。最後以末比（又稱束比）收結。各場應試文卷，均有限定的字數。元制限三百字至五百字以上。以經書爲内容，以八股爲格式的應試文章，自然不能不極大地束縛人們的才思和文思，流爲應考求官的陳詞濫調。
元代科舉，蒙古、色目與漢人、南人分別考試，分榜錄取。明初取消此制，除法律規定的“賤民”外，一般平民和農民不分族別和貧富都可應考。依此制度，明王朝可以從社會上廣泛吸收人才，補充官吏，但僅憑應考的八股文章并不能選取經世人才。一三七三年二月，明太祖下诏說：“朕設科舉以求天下賢才，務得經明行修、文質相稱之士，以資任用”，“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朕，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也”（《明太祖實錄》卷七九）。诏令暫停科舉，改由地方官員薦舉各種人才。薦舉科目有賢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科目。實行薦舉後，出現更多的弊病。一三八四年又诏令恢複科舉，并頒布科舉成式，以爲定制。科舉成式基本上仍是原來實行的考試程序和考試内容。依元朝舊制，增加了考拟判語和诏诰章表等文體。四書義增爲三道，經義增爲四道，但各許減一道。經史時務策增爲五道，許減二道。每道題目的答卷字數，減爲二百字至三百字以上。科舉定制後，曆朝沿襲，影響是深遠的。
明太祖初即位，沿襲元朝的統治制度，分置官屬，建立起明朝的統治。在位期間，一再對原有制度進行改革，使朝廷軍政大權更加集中于皇帝，地方軍政也更集中于朝廷，從而建起一整套皇室專權的統治制度。這種制度，比宋元等朝，權力更加集中，專制統治也更爲加強了。
一、皇室分封
明太祖對開國功臣，多有疑慮，以至誅除。與此同時，又建立皇室分封制度，把皇族子孫分封各地稱王。元朝宗室原有投下分封制度，實際上是來源于蒙古國時期對戰争中俘獲的人口、财産的分配。元代諸王主要是從投下封地分取賦稅收入，并非裂土爲王。明太祖繼承元朝舊制而有所損益，目的還在于依靠朱氏子孫輔翼皇室，以确保朱明王朝的統治。一三七○年四月始封諸王。明太祖對臣下說：“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爵封，分鎮諸國。朕非私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制，爲久安長治之計”。群臣對答說：陛下封建諸王，以衛宗社，天下萬世之公議。（《明太祖實錄》卷五一）
明太祖有子二十六人，長子朱标封皇太子。第九子朱杞及幼子朱楠早亡。其餘諸皇子及從孫一人先後封爲藩王。一三七○年分封諸皇子爲王：朱樉封西安爲秦王，朱㭎封太原爲晉王，朱棣封北平爲燕王，朱橚先封吳王，後改封開封，爲周王，朱桢封武昌爲楚王，朱榑封青州爲齊王，朱梓封長沙爲潭王，朱檀封兖州爲魯王，明太祖侄朱文正之子朱守謙，封桂林爲靖江王，共九人。受封的藩王每年得祿米萬石，可在藩王府置相傅和官屬，擁有護衛軍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一萬九千人。首次分封的諸王在一三七○年至一三八五年間先後就藩。
一三七八年第二次分封諸王：朱椿封成都爲蜀王，朱柏封荊州爲湘王，朱桂先封豫王，後改封大同爲代王，朱楧封甘州爲肅王，朱植封廣甯爲遼王，共六人，洪武末年就藩。
一三九一年第三次分封：朱■封甯夏爲慶王，朱權封大甯爲甯王，朱楩封岷州爲岷王，後改雲南，朱橞封宣府爲谷王，朱松封開原爲韓王，但迄未就藩，朱模封潞州爲沈王，朱楹封平涼爲安王，朱桱封南陽爲唐王，朱棟封安陸爲郢王，朱■封洛陽爲伊王，共十人。
明太祖初封諸王時，诏谕全國，說分封是爲了“屏藩國家”（《明太祖實錄》卷五一）。北方蒙古是明朝的主要威脅。明太祖分封習兵事的皇子于北邊軍事要地，皆預軍務，習稱“塞王”。晉王、燕王，皆受命指揮邊防大軍，築城屯田，大将軍馮勝及傅友德，都曾受其節制，軍中大事，二王得直接奏聞。甯王受封後，也擁有軍兵，以防禦北邊。其餘諸王中，秦、代、肅、遼、慶、甯、谷、安等王，大體上都分布在東北、北方和西北的一條邊防線上。廣東、福建、浙江鄰近京師南京，不建藩府。山西、河南、湖廣等省則藩府較多。長江以北的藩府數又大大超過長江以南。
明初分封王室，仍參據元朝舊制，“列爵而不臨民，分藩而不錫土”（《明史稿》列傳三，諸王）。諸王雖分封各地，擁有王爵，但藩府之外，沒有封地和臣民。由朝廷頒給“宗祿”。除甯王、燕王、晉王擁軍防邊外，其餘諸王隻能擁有少數護衛軍，随後也被撤消。在明太祖看來，分封皇室子孫控馭各地，防止外姓臣僚跋扈，便足以“外衛邊陲，内資夾輔”，長久之計，莫過于此了。
二、中樞官制
明太祖建號吳王，設置官屬，即依元朝中書省制度，以李善長爲右丞相、徐達爲左丞相，總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事務。又依元制，設禦史台，以湯和、鄧愈爲禦史大夫。當時仍在用兵作戰，改行樞密院爲大都督府。大都督府原是元朝管領欽察兩衛軍的專設機構，明太祖沿襲此名，命侄朱文正爲大都督，指揮全軍。這樣，明朝在建國前即形成中書丞相總行政，大都督掌軍兵，禦史大夫司監察的簡要的國家機構。
明朝建立後，明太祖與臣下讨論元朝滅亡的教訓說：“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覽庶政，故大臣得以專權自恣。”（《明太祖實錄》卷五九）明太祖把鞏固新朝加強皇權作爲建國建制的指導思想，着手對元朝的舊制進行改革。一三六八年即位後，在南京設應天府，廢江浙行中書省，直隸中書省。一三七六年六月又把各地行中書省改爲承宣布政使司，作爲行省的地方政府，長官布政使，官階正二品，位與六部尚書相等。這一改革主要是削弱中書省的權力，使行省直屬于皇帝。中樞設通政使司，管理百官章奏和民間陳訴，廢除元朝奏事必經中書的舊制。
一三八○年，胡惟庸案後，明太祖以此事爲契機，決定廢除中書省丞相制，不再設“代天子理萬機”的丞相，皇帝以“至尊之位，操可緻之權，賞罰予奪，得以自專”。（《明太祖實錄》卷一二九）。自秦漢以來，一千六百多年間，丞相一直是與君主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約的力量。廢丞相是中國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皇權專制統治進一步加強了。
丞相制廢除後，管理朝廷政務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各司所事。六部尚書與都察院（一三八二年改禦史台爲都察院）之都禦史，合稱七卿。七卿與通政司的通政使、大理寺（督審刑獄）的大理卿又稱爲“九卿”。九卿分別理事，互相制約，各自向皇帝負責，所有權力都集中于皇帝。綜理軍務的大都督府也劃分爲中、左、右、前、後等五軍都督府，五軍都督分別由皇帝指揮，不相統屬，皇帝掌握了全部軍權。
中樞官制經明太祖改革後，基本狀況如下：
六部——吏部掌官吏铨選、考課。戶部掌戶籍土田、賦役實施、财政會計、漕運物價等政。禮部掌制定禮儀、貢舉、祭祀、番國邊夷朝貢。兵部掌武官升轉、軍戶版籍、軍令、武器制備及全國驿傳。刑部掌司法行政、刑法實施、考核犯罪、頒行律令。工部掌土木工程興造、公共工程修葺、屯田管理、手工制造、水陸道路管理。各部設尚書一人，正二品，侍郎二人，正三品。一三九五年明太祖頒布《皇明祖訓條章》，規定“嗣君不許複立丞相”，臣下有請立丞相者，處以極刑。有明一代，中樞機構中，不再有丞相一職。
都察院——一三八○年罷禦史台，置谏院官。一三八二年始設都察院，左、右都禦史，正二品。左、右副都禦史，正三品。左、右佥都禦史，正四品。都禦史的職責是“糾劾百司，辯明冤枉，提督各道，爲天子耳目風紀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貪冒壞官紀者，劾。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進用者，劾。”（《明史》卷七三）又設十二道監察禦史一百一十人，正七品，察糾内外官吏。在京師巡視京營、倉場、内庫，監臨鄉會試。外出巡按地方，清勾軍伍，提督學校，巡查鹽政、茶馬、漕政、屯政等務。（一四三五年增爲十三道）。
中樞監察系統中，另設六科給事中。吏、戶、禮、兵、刑、工六科，各設都給事中一人，正七品。左右給事中各一人，從七品。給事中若幹人，各科不等。其職權是“掌侍從、規谏、補阙、拾遺、稽查六部百司之事。”都察院是朝廷監察機關，給事中則是皇帝的近侍之臣，是皇帝控制六部行政的耳目。給事中有封駁權，可以封還執奏，駁正章奏違誤，規谏君主，參予朝中大事的會議。都察院的禦史，習慣上稱“道”，六科給事中稱“科”，統稱“科道官”或“言官”。
通政使司——早在一三七○年，就曾設“察言司”收受各方章奏。一三七七年正式設置通政使司，職責是接受并彙呈内外官吏的章奏，凡民間的陳情建議、申訴冤枉、舉報官吏不法等文書，也登記并彙呈給皇帝。設通政使一人，正三品，左右通政各一人，正四品。通政使也和六科都給事中一樣，被允許參與朝廷大事的會議。
大理寺——明太祖建号吳王時，即設有大理寺，其後因革不常。一三八一年正式設置。大理寺卿，正五品。原來隻是對司法行政、财政收支等案件，進行監察。後來凡刑部、都察院和五軍都督府的斷事官所審理的案件，都要送大理寺甄審。凡不按律例或案情有出入的判決，有權駁回改拟。大理寺與刑部、都察院被稱爲“三法司”，凡重大案件要經過“三法司”的“會審”。司法機關、行政監察機關和司法監察機關相互配合，彼此制約，是明初重要的法制成果。
翰林院——明太祖建國前即因元制置翰林院，設學士及侍講等官。學士爲正三品，名儒宋濂即曾任翰林學士，一時名士多在翰林院供職。一三八一年以後，翰林學士降爲五品，但職掌制诰、史冊、文翰之事，代皇帝草拟文告，兼充皇帝在文史方面的顧問，資深的學士有時也爲皇帝或皇子講述儒經，參議緻治之道。翰林院學士以下的侍講、侍讀、編修、檢讨等官員，往往也是皇帝的參謀。翰林院學士被允許參加商議大政事、大典禮的諸臣會議，與諸司參決其可否。（《明史》卷七三）
五軍都督府——大都督府改爲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每府有左、右都督各一人，正一品。都督同知各二人，從一品。都督佥事各二人，正二品。其長官多以公侯伯爵的武臣充任，品級高于六部。五軍都督府除分領在京衛所外，還分領設在全國的十三個都司。五軍府各有所轄軍區，相互平行，以達到“使事不留滞，權不專擅”的目的。（傅維鱗《明書》卷六六）
五軍都督府與兵部各有職掌，相互制約，大體上兵部掌管軍事行政事務，五軍府掌管統兵作戰。兵部受皇帝之命，發令調兵，但統兵權在五軍府，統兵将官由皇帝親自指派。軍官的任免、賞罰由五軍府與兵部會同辦理。五軍府的将官平時并不統軍，遇有戰事，兵部發出調兵令，五軍府派出指揮官，統率京營兵或各地衛所兵作戰。戰事結束，軍兵回歸原地，統兵官歸五軍府。
三、地方官制
明初地方官制沿襲元朝行中書省制度，但撤消“路”一級建制，改路爲府。如改龍興路爲洪都府，紹興路爲紹興府，平江路爲蘇州府，汴梁路爲開封府，大都路爲北平府，奉元路爲西安府等等。地方建制隻存府（州）縣兩級。
一三七六年撤消行中書省後，繼續沿用“行省”這一名稱，作爲地方區劃，而不是地方政府。省的行政權分屬于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合稱“三司”。三司分別隸屬于朝廷。
承宣布政使司——設左右布政使各一人，初爲正二品，一三八○年定爲正三品。全國先後設十三布政使司：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貴州。布政使掌一省之政，傳布朝廷政令，考察本省官吏。管理戶口、田土及科舉貢士行政。對省内宗室、官吏、學校師生、駐軍，班發祿俸、廪糧。呈報自然災害情況并實行赈濟。均衡全省賦役額度，規定征收标準。地方的重大行政事宜或有所興革，要會同都指揮使司、按察使司商定。布政使司通稱“藩司”。
提刑按察使司——設按察使一人，正三品，副使一人，正四品。按察使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糾劾官吏，抑制豪強，平反冤獄，澄清吏治。副使與佥事等官分道巡察，負責管理兵備、提學、撫民、巡海、清軍、驿傳、水利、屯田、招練、監軍等監察行政事宜。按察使司通稱“臬司”。
都指揮使司——設都指揮使一人，正二品。都指揮同知二人，從二品。都指揮佥事四人，正三品。都司掌一方之軍政，各率其衛所隸于五府，聽于兵部。責任是管理一個軍事區的武官考選，地方衛所兵訓練，衛所屯田，地方巡警，軍器保管、漕運，京操以及地方防務。明初曾于各行省置行都督府及都衛指揮使司。一三七五年改各都衛爲都指揮使司。廢行中書省後，也廢止行都督府，職權轉入都指揮使司，成爲與布、按二司平行的地方軍事行政機構。地方的衛所隸屬各地都司，都司又分隸中央的五軍都督府。都指揮使司常簡稱爲“都司”。
“三司”制确立後，布政使司掌全省的行政、民政、财政；按察使司掌全省的司法監察；都指揮使司掌全軍區的軍事行政和治安。政、法、軍三權并立，徹底改變了行中書省總理地方大權的舊制。布、按、都三司分別直接受命于朝廷，朝廷對地方的控制大爲加強了。
省以下地方機構，基本上是府、縣兩級。直隸州與府平行，一般的州與縣平行。布、按二司派遣副職到各地區，稱爲分守道、分巡道等等。道隸于省，但并不是一級地方政權。
府設知府一人，正四品，同知正五品，通判，無定員，正六品，推官一人，正七品。府下設有經曆司、照磨所和司獄司。又設立吏、戶、禮、兵、刑、工六房，處理政務。知府掌一府之政，行政上受布政使的領導。職權範圍包括一府各縣的教育、科舉、戶籍田簿、軍匠、驿傳、馬政、治安、倉庫管理、河渠水利、道路修治等事宜的決策和處理。府的推官主持司法工作。全國共設一百五十九府。
州分兩種，一爲府所屬的州，與縣平級。一爲省直屬的州，稱爲直隸州，與府平級。州設知州一人，從五品，同知、判官無定員。直隸州的知州職掌與知府同，屬州的知州與知縣同。全國共有二百三十四州。
縣，設知縣一人，正七品，縣丞一人，正八品，主簿一人，正九品。屬員有典史一人。知縣掌一縣賦役之政，凡養老、祀神、貢士、讀法（向群衆宣講法律）、表善良、恤窮乏、稽保甲、嚴緝捕、聽獄訟，都要親自處理。（《明史》卷七五）縣丞、主簿分掌糧、馬、巡捕之事。典史辦理文書出納，亦設有六房，分管日常事務。
在府、縣兩級地方政權中，還設有一些專業的管理機構。府、縣境内的關津要害設巡檢司，巡檢、副巡檢率領弓兵（按徭役征集民兵的一種）負責警備。有的州縣設有驿丞，負責管理驿站的舟車、夫馬供應。府設有稅課司，縣設有稅課局，設大使，負責征收商稅、市稅及民間的契稅。另有河泊所掌收魚稅。有些地方設批驗所，負責查驗鹽、茶引。府設僧綱、道紀兩司，縣設僧會、道會兩司，管理佛教、道教徒衆。
四、法律
明太祖稱吳王時，即命丞相李善長爲制定律令總裁官，參知政事楊憲、禦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文臣參與編定律令。制令一百四十五條，後稱《大明令》， “律”二百八十五條，後稱《明律》。“令”以記載諸司制度爲主，“律”是根據唐律損益調整。一三七四年加以修訂，去掉原來臨時性的條文，增加新的條款。一三八九年又本着“因時以定制，緣情以制刑”的原則，從法律的系統與體制方面，作更多的修訂，使之趨于完備。一三九七年最後修訂完成《大明律》，頒行全國。
《大明律》的體例以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類以适應當時的以六部爲中心的政權體制。條文共四百六十條。内容繼承唐律，參據元律，而有所添加，如軍官、軍人犯罪免徒流，殺軍人者以餘丁抵充以及大臣不得專擅選官，軍民不許上言大臣德政，官吏不許交結近侍官員，功臣不得私置田土等限制官員的律文。戶律中增入有關征收課程、錢債、市廛等條款，兵律中規定軍民不得違禁下海等等此外，如豪民隐蔽差役、攬納稅糧、典雇妻女、逐婿嫁女、取樂人爲妻妾、僧道娶妻、禁巫師邪術等等有關條款，則是繼承元律的條文。
《大明律》的制定，反映出加強皇權統治的特征，如對“十惡”罪的處置較前朝更爲加重，貴族犯罪的“八議”制要由皇帝親自決斷，對大臣的政治權益也做了多方面的限制，加強了鉗制。大明律頒布後，明太祖明确規定，後世君臣不得更改修定。因而明代二百七十多年間，《大明律》的條文，不再有變動。（《明太祖實錄》卷八二）。《大明律》之外，明太祖又以皇帝的名義，先後頒行了《大诰》四編，目的是“取當世事之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著爲條目，大诰天下。”（《明太祖實錄》卷一七九）。《大诰》一編頒行于一三八五年共七十四條，次年續編共八十七條，三編共四十三條。一三八七年又頒《大诰武臣》共三十一條。《大诰》的内容是選編刑事犯罪案例，由皇帝親寫按語和判決處理，作爲一種範例，具有法律效能。《大诰》選編的案例多屬于懲治地方胥吏和豪強，對于攬納戶、詭寄田糧者、倚法爲奸者，官吏長解賣囚者都加以重罪，對“寰中士夫不爲君用”的不合作者，也處以極刑并抄沒家産。《大诰》中的“例”實際成爲律外之法。因《大明律》不準改動，此後曆朝不斷增加新 “例”。以例爲名，以至律外附例的數量超過了律文，成爲明朝法律的特點。
五、軍制
明太祖在起義過程中，依元制建立統軍元帥府，後改大都督府。軍兵的建制也參據元朝舊制，分爲萬戶、千戶、百戶。爾後兼并諸軍，稱号混雜。一三六四年始建營伍法。下令說：“諸将有稱樞密、平章、元帥、總管、萬戶者，名不稱實，甚無謂。其核諸将所部，有兵五千者爲指揮，滿千者爲千戶，百人爲百戶，五十人爲總旗，十人爲小旗。”（《明太祖實錄》卷十四）一三七四年左右，立衛所制，設置内外衛所。一衛統五千戶，一千戶統十百戶，百戶領總旗二，總旗領小旗五，小旗領軍十。在千戶之上原有領五千人的指揮，現定五千六百人爲一衛，長官爲指揮使。改爲五千六百人，是因爲各級都增加了軍官人數。正規的衛所制是：衛（五千六百人）由五個千戶所組成（每個千戶所爲一千一百二十人），千戶所下分爲十個百戶所（每個百戶所爲一百一十二人），百戶所下轄兩個總旗，每個總旗下轄五個小旗，每個小旗有十名軍士。元代于民戶之外，另立軍戶。衛所軍兵也單獨立“軍籍”，家屬爲軍戶。在衛的軍士爲正軍，子弟稱爲餘丁或軍餘，正軍出缺，由軍戶子弟補充，是世襲兵制，也是職業兵制。軍隊的武器裝備、軍裝及軍糧由官府供給，軍戶家小的生活則靠軍士屯田生産來維持，按月發米，稱爲月糧。明初規定，每個軍士授田五十畝爲一份，官給耕牛農具，實行屯田。邊地守軍十分之三守城，七分屯種，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衛所軍是一種常備軍，明太祖曾說“攘外者所以安内，練兵者所以衛民。凡中國之民安于畎畝衣食，而無外侮之憂者，有兵以爲之衛也”。（《明太祖實錄》卷八五）據一三九二年統計，全國共有衛所軍一百二十萬人。（《明太祖實錄》卷二二三）如據次年所建都司、衛所應有軍士數推算，應有一百八十餘萬人。
衛所軍制是在改革元朝舊制的基礎上建立的新的軍事制度。它适應防禦北邊穩定秩序的需要，對鞏固明朝的統治，起着重要的作用。
六、學校與科舉
明太祖在建國前即設立國子學，作爲培養人才之所。明朝建立後仍依元制在京師設國子監作爲高等學府。設祭酒、司業及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籍、掌馔、典簿等官。祭酒、司業、監丞主持國子監事。博士、助教司教育，其餘爲管理教務、庶務的官員。學生來源有貴族、官員子弟及各地送考的優秀學生，還有少數的來自琉球、日本、暹羅等國的留學生。學生通稱監生，由國子監負擔費用，已婚者并可攜帶家口就學。監生分爲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六堂（班），每半個月有假一日。學習内容有《大诰》、《大明律令》、四書、五經、劉向《說苑》等書。學制兩年到三年，初入學在正義、崇志、廣業三堂（班），然後升入修道、誠心二堂，學習滿七百天，經史成績優秀者升入率性堂，如在一年内考試滿八分者即可授任官職。（《南雍志》卷一）
國子監立有嚴格的校規，對監生的思想行爲、學習生活管束極嚴。一三九三年的統計，國子監的學生達到八千一百二十四名。（《南雍志》卷十五），是當時世界上規模宏大的國立大學。
一三六九年十月，令各府州縣都設立學校，“育人材、正風俗”（傅維鱗《明書》卷六二）。曾選派監生中年長學優者三百六十多人到各地方學校擔任教職。地方學校不僅設立在府州縣所在地，也在邊遠衛所及少數民族地區開設。學習内容“自九經四書三史通鑒，旁及莊老韬略。侵晨學經史學律，飯後學書學禮學樂學算。晡後學射。”（《鲒埼亭集外編》卷二二）各地鄉裏也都開塾立師，以普及教育，據說“天下窮鄉僻壤，鹹有學有社。”（傅維鱗《明書》卷六二，學校志）“鄉裏則凡三十五家，皆置一學，願讀書者，盡得預焉。”（《鲒埼亭集外編》卷二二）府、州、縣學都設有教育官員，府設教授，州設學正，縣設教谕各一人。又設訓導，府四、州三、縣二。生員額數是京府六十人，府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生員可免差徭二丁。正額外增收，叫作增廣生員。學校師生有月廪食米，每人六鬥，另給魚肉。初入學者爲附學生，經過考試，爲秀才，或稱諸生，取得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
官府對學校管理十分嚴格，并規定各級學校學生對軍國政事不許建言，作爲禁例。國子監到府州縣學都置有刻有禁例的“卧碑”。（譚希思《明大政纂要》卷六）
府縣學校隻是培育人才。生員入仕的途徑，主要還是通過科舉考試。一三七○年明朝始行科舉考試。在京師（南京）及各省開鄉試。考試分三場，初場試五經義二道及四書義一道。第二場試“論”一道。第三場試“策”一道。中式後十日舉行複試，科目是騎、射、書、算、律五科。鄉試各有限額。京師直隸府州百人，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廣各四十人，廣東、廣西各二十五人。一三七一年各地舉人在京師舉行會試，取中進士一百二十人。以後的科舉，大體上都按此程序進行。府州縣學先舉行縣考，中式者爲秀才。每三年舉行一次省試，即鄉試，中式者爲舉人。第一名爲解元。舉人可參加京師舉行的會試，第一名稱會元。會試中式者才有資格參加皇帝主持的最高考試，稱作“廷試”或“殿試”，考中者爲“進士”。進士分三甲（等），一甲隻取三名，一甲第一名爲狀元，第二名爲榜眼，第三名爲探花，資格是“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幹人爲“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幹人爲“賜同進士出身”。取得“進士”資格者，便可被任用爲官員。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編修。二甲考選庶吉士者皆充翰林官，其餘授給事中或禦史，或六部的主事，内閣中書，行人、太常、國子監博士，或任府推官、知州、知縣等官。（《明史》卷七十）
明初科舉考試的程序和辦法，大體上都是沿襲元代科舉的舊制。元代的“禦試”改稱“廷試”。元代的舉人，原是各地推舉應試的考生的泛稱，明代才逐漸成爲省試中式而取得的專稱。考試内容以四書、五經朱熹、蔡沉等注本爲依據以及考試經義、策等體制，也都是承襲元朝。元仁宗行科舉後，爲便于考生特別是蒙古、色目考生撰寫合格的文卷，有所謂“八比”的文章格式（制義矜式）。明初稱爲“八股”。應試的文章，分爲起、中、後、末四個段落，各有二股即二比。文句排偶比對。比與比之間用文句相聯。最後以末比（又稱束比）收結。各場應試文卷，均有限定的字數。元制限三百字至五百字以上。以經書爲内容，以八股爲格式的應試文章，自然不能不極大地束縛人們的才思和文思，流爲應考求官的陳詞濫調。
元代科舉，蒙古、色目與漢人、南人分別考試，分榜錄取。明初取消此制，除法律規定的“賤民”外，一般平民和農民不分族別和貧富都可應考。依此制度，明王朝可以從社會上廣泛吸收人才，補充官吏，但僅憑應考的八股文章并不能選取經世人才。一三七三年二月，明太祖下诏說：“朕設科舉以求天下賢才，務得經明行修、文質相稱之士，以資任用”，“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朕，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也”（《明太祖實錄》卷七九）。诏令暫停科舉，改由地方官員薦舉各種人才。薦舉科目有賢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科目。實行薦舉後，出現更多的弊病。一三八四年又诏令恢複科舉，并頒布科舉成式，以爲定制。科舉成式基本上仍是原來實行的考試程序和考試内容。依元朝舊制，增加了考拟判語和诏诰章表等文體。四書義增爲三道，經義增爲四道，但各許減一道。經史時務策增爲五道，許減二道。每道題目的答卷字數，減爲二百字至三百字以上。科舉定制後，曆朝沿襲，影響是深遠的。
2008年12月29日星期一
太祖遷徙豪富與誅殺官員
（二）豪富的迁徙与官员的诛杀
農民戰争中建立的明王朝，不僅需要與元朝王室繼續鬥争，而且還面臨着鞏固王朝内部統治的嚴重課題。
中國曆史上，農民戰争曾經多次推倒舊王朝，但農民軍建立起來的新王朝，卻隻有漢朝和明朝。漢高祖劉邦起義前是沛縣亭長，可算來自底層。明太祖朱元璋則是出身于真正的貧苦農民，由起義農民的領袖轉化爲地主階級的首腦。一介貧苦農民成爲一代開國皇帝，明太祖可謂千古一人。這種獨特的經曆，使他既對地主豪富懷有深刻的仇恨，又不能不嚴肅考慮新王朝能否鞏固以及如何鞏固的嚴重問題。他既擔心故元王朝的地主官員對他不服，又恐怕同起草昧的文臣武将對他不忠。在位期間，對地主豪富、開國将領和大小官員一再采取極爲嚴厲的鎮壓措施，廣加殺戮。明太祖的專制統治顯得較前朝更爲酷虐。新建的明王朝卻因而得以鞏固了。
一、遷徙豪富
明太祖出身農民，深知地主豪富的橫行鄉裏，操縱官府，是朝廷的一大威脅。特別是江南地區，元朝滅宋後，地主豪富的經濟勢力繼續發展，并進而在政治上左右地方官吏，元廷難以控馭。明太祖對劉基說：“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誠意伯文集》卷一）明太祖對地主豪富的猛政之一，就是強迫遷出本地。建國不久，即下令遷江南民十四萬戶到鳳陽。此後，一三九一年再遷天下富戶五千三百戶到南京。一三九七年，又強迫各地富戶一萬四千三百餘戶遷到南京。明太祖定都南京後，以鳳陽爲中都。京師與中都，都是朝廷直接統治的地區，擁有較強的統治力量。地主豪富遷徙到京畿地區，難以操縱官府爲非作歹了。明太祖的這一猛政，爲曆史上所罕見。他自稱是取法于漢高祖徙天下豪富于關中，是“事出當然，不得不爾”。（《明太祖實錄》卷二一○）貝瓊作《橫塘農詩序》說：“三吳巨姓，享農之利而不親其勞，數年之中，既盈而複，或死或徙，無一存者”（《清江貝先生文集》卷十九）說三吳大姓“無一存者”不免誇張，但江南地主豪富在明初遭到沉重的打擊，則是事實。元末江南土地兼并已極嚴重。明太祖迫令大批富戶遷離本地，是基于鞏固統治的需要，客觀上卻也多少有利于江南經濟的發展。
二、開國将相的誅殺
明太祖建國後，爲防範文武臣僚的背叛，于一三七二年頒布申誡群臣的《鐵榜文》。一三七五年編錄《資世通訓》，告誡臣僚，“勿欺、勿蔽”。一三八○年編《臣戒錄》，纂錄曆代諸侯王宗戚宦臣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的行事。一三八六年又頒發《志戒錄》，采漢唐宋爲臣悖逆者凡百有餘事，賜群臣及教官諸生講授，使知所鑒戒。明太祖一再以曆代悖逆之事告誡臣僚，表明他一直心存疑慮，對臣下防範甚嚴。而他的臣下，也在爲了争奪權位相互傾軋。一三六九年，明太祖起用攻克金陵時留用元代官員楊憲爲中書省右丞，又進爲左丞，以中書省參政高郵人汪廣洋爲右丞。楊憲嗾使禦史劉炳劾奏汪廣洋“奉母無狀”。汪廣洋被罷還鄉。中書左丞相李善長、禦史中丞兼太史令劉基等揭發楊憲奸謀。明太祖又處死楊憲、劉炳，召回汪廣洋。明太祖對文臣武将的誅殺，由此開始了。
胡惟庸案——濠州定遠人胡惟庸，在和州随明太祖起事。明太祖建号吳元年（一三六七年），委爲太常寺卿。明朝建國後一三七○年爲中書省參知政事。一三七三年進拜左丞相。汪廣洋被貶黜後奉召還朝，爲右丞相，平日飲酒自遣，依違其間，以求自保。胡惟庸因而得專相權，接納四方賄遺。朝中希圖升遷的官員或阿附于胡。明太祖認胡惟庸是擅權植黨，威脅到皇權的統治，決心除胡惟庸，奪回相權。一三七九年，禦史中丞塗節迎合帝意，多方羅織罪狀，告胡惟庸與禦史大夫陳甯謀反。明太祖先将右相汪廣洋貶谪海南，十二月行至太平，馳送敕書斬首，敕中指責汪廣洋“前同楊憲在中書，憲奸惡萬狀，匿而不言。觀爾所爲，君之利視之，君之禍亦視之。如此肆侮，法所難容，特追斬其首，用示柔奸。”（《國榷》卷六）洪武十三年（一三八○年）正月，明太祖親自審訊胡惟庸案，斬胡惟庸、陳甯，誅其三族。又以塗節告發，必曾參予其事，也一并斬首。明太祖随即撤消國初依元朝舊制設立的中書省，不再設丞相。六部直接統屬于皇帝。随後又追查依附胡惟庸的官員和六部官屬。大小官員被處死者多至一萬五千餘人（《國榷》卷七），朝野震動了。
李善長案——濠州定遠人李善長，《明史》本傳說他“少讀書，有智計，習法家言”。明太祖起義，在滁州禮聘爲軍中掌書記，依用爲謀士。此後，明太祖用人行政以至開國定制，都由李善長與儒臣謀議。建國後，一三七○年，明太祖大封功臣，以功勳大小封予公、侯、伯等爵号。封國公者六人，李善長位列第一，封韓國公，比之于漢蕭何。特授太師、中書左丞相，進而總中書省、都督府、禦史台，同議軍國大事，是朝中權位最尊的重臣。李善長弟李存義，取胡惟庸侄女爲子媳。胡惟庸被殺後，一三八五年有人告發李存義也是胡惟庸一黨，明太祖诏免死，流放到崇明安置。一三九○年，明太祖又逮捕李存義父子，審訊胡惟庸與李善長的交誼。明太祖指斥李善長“知逆謀不發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明史》卷一二七），賜死。李善長年已七十七，奉诏自缢死。妻女弟侄等家口七十餘人被殺。此案又涉及列侯陸仲亨等封侯的功臣七人，都以胡惟庸黨的罪名處死。已死的侯爵多人，也追論其罪。明太祖命刑部将涉及此案治罪的都督以上至公侯二十人名氏，彙爲奸黨錄昭示天下。工部郎中王國用上書爲李善長申辯說“故太師李善長與陛下一死生，畢謀智，以得天下，爲勳臣第一”，“現在說他輔佐胡惟庸，萬一成事，也不過是勳臣第一，并無重福，卻必有重禍。他現在已七十多歲，老邁不堪。平居安閑，忽然發生此事，臣不能不懷疑”。最後說：“善長已經不幸失刑。臣還願陛下作戒于将來。”此疏爲著名文士禦史解缙代爲起草，傳誦一時。明太祖無辭以解，對王國用不加罪，但也并沒有“作戒于将來”。兩年之後，便又興起大獄。
藍玉案——藍玉也是濠州定遠人，是開國名将常遇春的内弟。明太祖起義過程中，屢立戰功。建國後，多次出兵與元室作戰，在捕魚兒海大獲全勝。明太祖把他比之于西漢名将衛青。一三九二年，元降将月魯帖木兒在建昌起兵反。藍玉領兵平亂，擒月魯帖木兒父子，送京師處斬，進封太子太傅。這時開國諸将多已死去或告老。藍玉軍功顯赫，不免志得意滿，擅權行事，養家奴遊獵，侵占民田。明太祖在一三八二年設錦衣親軍都指揮使司，護衛皇室并偵察官員言行，通稱錦衣衛。一三九三年初，錦衣衛指揮蔣告發藍玉在私第蓄養家奴披甲，将有變。又拘審元将納哈出之子察罕，追訊蒙古降将與藍玉來往事。明太祖以謀反罪将藍玉處以磔刑（剮死），誅滅三族。察罕處死。受此案牽連的文武大臣以至将官兵士，被處死者近兩萬人（《國榷》卷十）。誅殺之廣甚至超過了胡惟庸案。清初谷應泰著《明史紀事本末》說胡、藍之案是明太祖“遂疑尾大之圖”“傅會難明之事”。清修《明史》，置胡惟庸于“奸臣傳”，藍玉仍入列傳，不入“奸臣”，表明編者對謀反案的懷疑。藍玉謀反，并無确證。宿将名臣，經此誅殺，所餘無幾了。
功臣之死——明太祖先後興起胡、李、藍三大獄，文武臣僚被誅殺者近四萬人，在官員中造成極大的恐怖。大案而外，開國功臣或被明令處置，或被暗中毒害，多不得善終。
開國名将李文忠，是明太祖姐之子，年十二喪母，由明太祖收養，改姓朱氏。随明太祖起義，轉戰浙東，屢立戰功，複姓李氏。明朝建國，曾從常遇春領兵攻上都。遇春死代領其兵。其後，爲副将軍北征，一再獲勝，封曹國公。一三七七年，與李善長同議軍國重事，一三七九年平洮州番族還師，掌大都督兼領國子監事。李文忠能武能文，家中多文客來往，曾勸太祖少誅殺，遠宦者。太祖不悅，盡殺李文忠家客。一三八三年，李文忠驚恐得病。明太祖派淮安侯華中前往監護醫藥。次年三月中毒而死，年僅四十六歲。明太祖貶華中，又族誅醫者及侍婢六十餘人。李文忠追封歧陽王。
傅友德在砀山随劉福通起義，後在和州降明太祖，爲軍中名将。國初封颍川侯。副徐達北征，敗擴廓，平夏國，征雲南。一三八四年進封颍國公。一三八七年，與馮勝北征，降納哈出。一三九一年爲征虜将軍，駐北平備邊，加太子太師。次年練軍山西、河南。定遠侯王弼随明太祖起義，明朝建國後在傅友德軍中轉戰南北。一三九三年藍玉被殺，王弼對傅友德說，早晚要除掉我們了。明太祖偵知，将傅友德召還。次年十一月借故切責。傅友德被迫自殺。《明史》本傳說是“賜死”。王弼也“賜死”。
宋國公馮勝，國初六國公之一。一三九二年加太子太師。徐達、李文忠死後，爲第一名将。一三八七年爲征虜大将軍，降納哈出軍還，因被告私匿良馬，娶蒙古女，收奪大将軍印。一三九二年，與傅友德同練兵山西河南。次年，藍玉誅後，同被召還。一三九五年二月，賜死。談遷《國榷》記馮勝自殺事說：“去傅友德之死才兩月，開邊之猛将盡矣”。
明太祖起兵，倚用浙東儒臣，參與謀議，首推劉基、宋濂。明太祖攻下金華禮聘劉基爲謀士，常與密議，視爲漢之張良。明朝建國後，劉基對明太祖說：“宋元寬縱失天下，今宜肅紀綱”（《明史》卷一二八）。一三七○年封誠意伯，賜歸老于鄉。劉基恐遭疑忌，不敢歸鄉，仍留住京師。洪武八年（一三七五年）正月得病，三月，明太祖遣使送歸青田故裏。四月病逝，年六十五。胡惟庸案起，塗節告發胡惟庸送毒藥毒死劉基。明太祖問汪廣洋，汪廣洋說并無此事。明太祖責汪廣洋欺罔。《明史·胡惟庸傳》說劉基病中，胡惟庸曾與醫者送去毒藥，但又說這是受明太祖差遣，真相難明。劉基子琏在胡惟庸案中受牽連，被迫堕井自殺。
金華宋濂，元末薦授翰林編修。明太祖攻下金華，聘爲經師。一三六九年，奉诏修《元史》，除翰林，後進爲侍講、學士，承旨知制诰。教皇太子朱标讀書，先後十餘年。明太祖密使人偵視宋濂行止，然後察問，宋濂俱以實對。一三七七年，年六十八緻仕。一三八○年胡惟庸案起，宋濂孫宋慎因事牽連。明太祖處死宋慎，并連坐宋慎叔父宋璲（濂次子）處死。皇後及皇太子力救宋濂，得免處死，流放四川茂州。一三八一年四月，濂行至夔州，自缢死。年七十三。（《國榷》卷七）
以上功臣都是與明太祖共同創業并身居太祖左右的一代名臣勇将，雖然死因或明或暗，但多不得善終。國公以下，爵封侯、伯的名臣，遭顯戮者至數十人。《明史 ·湯和傳》說：“當時公侯諸宿将坐奸黨先後麗法，稀得免者，而和獨享壽考，以功名終”。湯和死于一三九五年，卒年七十。平居極爲恭慎，遇太祖面責，即頓首謝罪。五十三歲進封信國公，知太祖不願諸将久掌兵權，即請解官歸裏，太祖大悅。死後追封東瓯王。湯和“獨享壽考”，在武将中算是例外，在功臣中也是屈指可數。清代史學家趙翼說，明太祖“借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盡舉取天下之人而盡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二）明太祖在位三十年，以前所未有的猛政，刻意誅殺文武名臣，以确保新建的明朝和獨尊的皇室，明初統治集團的實力卻由此大爲削弱了。
三、處治貪污弊政
明太祖起義前即對元末貪官污吏的刻剝深爲嫉恨，也深知官吏貪污橫行對朝廷統治的危害。他即位後即采取極爲嚴厲的措施，懲治貪污。官吏貪污錢财，銀六十兩以上的，斬首，并且剝去人皮，實以稻草示衆。府、州、縣、衛衙左的土地廟，作爲剝人皮的場所，稱爲“皮場廟”。官府公座兩旁，各懸挂一個填滿稻草的人皮袋，官吏到任上堂觸目驚心。又有挑筋、剁指、刖足、斷手、刑膑、鈎腸、去勢等酷刑。各級官吏因貪污治罪不下數萬人。一三七六年以前，發往鳳陽屯田的獲罪官吏，即達萬餘人。明太祖爲懲治貪污又興起兩次大獄。
空印案——元朝早在蒙古太宗時，即有所謂“禦寶空紙”。在空白文書上預先钤上皇帝禦寶，由中書省臣填充發布，不必再經皇帝用印。各級地方官員也采用類似的辦法，由色目、漢人官員填充钤有官印的文書，不必再經蒙古長官親自用印。相沿既久，習以爲常。明初地方官吏沿用舊例，持這種所謂“空印文書”到戶部審核錢糧軍需，這自然爲貪污作弊提供了便利。一三七六年，明太祖因考校錢糧冊書，察知此事，認爲這是欺罔，将各級主印官員逮捕入獄。自戶部尚書至府縣守令等署印官長數百人以“抵欺”罪處死。副職以下官吏榜笞一百，流放戍邊。湖廣佥事鄭士利因兄士元涉及此案，上書訴冤說：“自立國之初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明史·鄭士利傳》）。明太祖命将鄭士利與鄭士元一起治罪，流放拘役（居作）。
盜糧案——一三八五年，明太祖查處戶部侍郎郭桓貪污案。查得郭桓應收浙西秋糧四百五十萬石入倉，實入糧鈔少收一百九十萬石。郭桓及浙西地方府縣官吏，通同作弊，受賄五十萬貫。明太祖興起大獄，追查六部及全國十二布政司。共查得偷漏及盜賣倉糧七百萬石，并隐漏稅糧及魚鹽等項稅課，共合糧二千四百餘萬石（《大诰》）。此案除郭桓及戶部官員外，又涉及禮部尚書趙瑁、刑部尚書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麥志德等，并處死。全國各地官吏被處死刑及流刑（遷徙去鄉一千裏）者至數萬人。各地豪富交通官府，隐漏稅糧者也都受到嚴厲處置，據說“民中豪以上皆破家”（《國榷》卷八），明太祖痛恨的豪富也由此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
明太祖嚴懲貪污，被治罪的各級官吏多至數萬，雖施政不免嚴酷，但元末官場積久的貪風，由此而得到抑制，作用還是積極的。
農民戰争中建立的明王朝，不僅需要與元朝王室繼續鬥争，而且還面臨着鞏固王朝内部統治的嚴重課題。
中國曆史上，農民戰争曾經多次推倒舊王朝，但農民軍建立起來的新王朝，卻隻有漢朝和明朝。漢高祖劉邦起義前是沛縣亭長，可算來自底層。明太祖朱元璋則是出身于真正的貧苦農民，由起義農民的領袖轉化爲地主階級的首腦。一介貧苦農民成爲一代開國皇帝，明太祖可謂千古一人。這種獨特的經曆，使他既對地主豪富懷有深刻的仇恨，又不能不嚴肅考慮新王朝能否鞏固以及如何鞏固的嚴重問題。他既擔心故元王朝的地主官員對他不服，又恐怕同起草昧的文臣武将對他不忠。在位期間，對地主豪富、開國将領和大小官員一再采取極爲嚴厲的鎮壓措施，廣加殺戮。明太祖的專制統治顯得較前朝更爲酷虐。新建的明王朝卻因而得以鞏固了。
一、遷徙豪富
明太祖出身農民，深知地主豪富的橫行鄉裏，操縱官府，是朝廷的一大威脅。特別是江南地區，元朝滅宋後，地主豪富的經濟勢力繼續發展，并進而在政治上左右地方官吏，元廷難以控馭。明太祖對劉基說：“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誠意伯文集》卷一）明太祖對地主豪富的猛政之一，就是強迫遷出本地。建國不久，即下令遷江南民十四萬戶到鳳陽。此後，一三九一年再遷天下富戶五千三百戶到南京。一三九七年，又強迫各地富戶一萬四千三百餘戶遷到南京。明太祖定都南京後，以鳳陽爲中都。京師與中都，都是朝廷直接統治的地區，擁有較強的統治力量。地主豪富遷徙到京畿地區，難以操縱官府爲非作歹了。明太祖的這一猛政，爲曆史上所罕見。他自稱是取法于漢高祖徙天下豪富于關中，是“事出當然，不得不爾”。（《明太祖實錄》卷二一○）貝瓊作《橫塘農詩序》說：“三吳巨姓，享農之利而不親其勞，數年之中，既盈而複，或死或徙，無一存者”（《清江貝先生文集》卷十九）說三吳大姓“無一存者”不免誇張，但江南地主豪富在明初遭到沉重的打擊，則是事實。元末江南土地兼并已極嚴重。明太祖迫令大批富戶遷離本地，是基于鞏固統治的需要，客觀上卻也多少有利于江南經濟的發展。
二、開國将相的誅殺
明太祖建國後，爲防範文武臣僚的背叛，于一三七二年頒布申誡群臣的《鐵榜文》。一三七五年編錄《資世通訓》，告誡臣僚，“勿欺、勿蔽”。一三八○年編《臣戒錄》，纂錄曆代諸侯王宗戚宦臣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的行事。一三八六年又頒發《志戒錄》，采漢唐宋爲臣悖逆者凡百有餘事，賜群臣及教官諸生講授，使知所鑒戒。明太祖一再以曆代悖逆之事告誡臣僚，表明他一直心存疑慮，對臣下防範甚嚴。而他的臣下，也在爲了争奪權位相互傾軋。一三六九年，明太祖起用攻克金陵時留用元代官員楊憲爲中書省右丞，又進爲左丞，以中書省參政高郵人汪廣洋爲右丞。楊憲嗾使禦史劉炳劾奏汪廣洋“奉母無狀”。汪廣洋被罷還鄉。中書左丞相李善長、禦史中丞兼太史令劉基等揭發楊憲奸謀。明太祖又處死楊憲、劉炳，召回汪廣洋。明太祖對文臣武将的誅殺，由此開始了。
胡惟庸案——濠州定遠人胡惟庸，在和州随明太祖起事。明太祖建号吳元年（一三六七年），委爲太常寺卿。明朝建國後一三七○年爲中書省參知政事。一三七三年進拜左丞相。汪廣洋被貶黜後奉召還朝，爲右丞相，平日飲酒自遣，依違其間，以求自保。胡惟庸因而得專相權，接納四方賄遺。朝中希圖升遷的官員或阿附于胡。明太祖認胡惟庸是擅權植黨，威脅到皇權的統治，決心除胡惟庸，奪回相權。一三七九年，禦史中丞塗節迎合帝意，多方羅織罪狀，告胡惟庸與禦史大夫陳甯謀反。明太祖先将右相汪廣洋貶谪海南，十二月行至太平，馳送敕書斬首，敕中指責汪廣洋“前同楊憲在中書，憲奸惡萬狀，匿而不言。觀爾所爲，君之利視之，君之禍亦視之。如此肆侮，法所難容，特追斬其首，用示柔奸。”（《國榷》卷六）洪武十三年（一三八○年）正月，明太祖親自審訊胡惟庸案，斬胡惟庸、陳甯，誅其三族。又以塗節告發，必曾參予其事，也一并斬首。明太祖随即撤消國初依元朝舊制設立的中書省，不再設丞相。六部直接統屬于皇帝。随後又追查依附胡惟庸的官員和六部官屬。大小官員被處死者多至一萬五千餘人（《國榷》卷七），朝野震動了。
李善長案——濠州定遠人李善長，《明史》本傳說他“少讀書，有智計，習法家言”。明太祖起義，在滁州禮聘爲軍中掌書記，依用爲謀士。此後，明太祖用人行政以至開國定制，都由李善長與儒臣謀議。建國後，一三七○年，明太祖大封功臣，以功勳大小封予公、侯、伯等爵号。封國公者六人，李善長位列第一，封韓國公，比之于漢蕭何。特授太師、中書左丞相，進而總中書省、都督府、禦史台，同議軍國大事，是朝中權位最尊的重臣。李善長弟李存義，取胡惟庸侄女爲子媳。胡惟庸被殺後，一三八五年有人告發李存義也是胡惟庸一黨，明太祖诏免死，流放到崇明安置。一三九○年，明太祖又逮捕李存義父子，審訊胡惟庸與李善長的交誼。明太祖指斥李善長“知逆謀不發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明史》卷一二七），賜死。李善長年已七十七，奉诏自缢死。妻女弟侄等家口七十餘人被殺。此案又涉及列侯陸仲亨等封侯的功臣七人，都以胡惟庸黨的罪名處死。已死的侯爵多人，也追論其罪。明太祖命刑部将涉及此案治罪的都督以上至公侯二十人名氏，彙爲奸黨錄昭示天下。工部郎中王國用上書爲李善長申辯說“故太師李善長與陛下一死生，畢謀智，以得天下，爲勳臣第一”，“現在說他輔佐胡惟庸，萬一成事，也不過是勳臣第一，并無重福，卻必有重禍。他現在已七十多歲，老邁不堪。平居安閑，忽然發生此事，臣不能不懷疑”。最後說：“善長已經不幸失刑。臣還願陛下作戒于将來。”此疏爲著名文士禦史解缙代爲起草，傳誦一時。明太祖無辭以解，對王國用不加罪，但也并沒有“作戒于将來”。兩年之後，便又興起大獄。
藍玉案——藍玉也是濠州定遠人，是開國名将常遇春的内弟。明太祖起義過程中，屢立戰功。建國後，多次出兵與元室作戰，在捕魚兒海大獲全勝。明太祖把他比之于西漢名将衛青。一三九二年，元降将月魯帖木兒在建昌起兵反。藍玉領兵平亂，擒月魯帖木兒父子，送京師處斬，進封太子太傅。這時開國諸将多已死去或告老。藍玉軍功顯赫，不免志得意滿，擅權行事，養家奴遊獵，侵占民田。明太祖在一三八二年設錦衣親軍都指揮使司，護衛皇室并偵察官員言行，通稱錦衣衛。一三九三年初，錦衣衛指揮蔣告發藍玉在私第蓄養家奴披甲，将有變。又拘審元将納哈出之子察罕，追訊蒙古降将與藍玉來往事。明太祖以謀反罪将藍玉處以磔刑（剮死），誅滅三族。察罕處死。受此案牽連的文武大臣以至将官兵士，被處死者近兩萬人（《國榷》卷十）。誅殺之廣甚至超過了胡惟庸案。清初谷應泰著《明史紀事本末》說胡、藍之案是明太祖“遂疑尾大之圖”“傅會難明之事”。清修《明史》，置胡惟庸于“奸臣傳”，藍玉仍入列傳，不入“奸臣”，表明編者對謀反案的懷疑。藍玉謀反，并無确證。宿将名臣，經此誅殺，所餘無幾了。
功臣之死——明太祖先後興起胡、李、藍三大獄，文武臣僚被誅殺者近四萬人，在官員中造成極大的恐怖。大案而外，開國功臣或被明令處置，或被暗中毒害，多不得善終。
開國名将李文忠，是明太祖姐之子，年十二喪母，由明太祖收養，改姓朱氏。随明太祖起義，轉戰浙東，屢立戰功，複姓李氏。明朝建國，曾從常遇春領兵攻上都。遇春死代領其兵。其後，爲副将軍北征，一再獲勝，封曹國公。一三七七年，與李善長同議軍國重事，一三七九年平洮州番族還師，掌大都督兼領國子監事。李文忠能武能文，家中多文客來往，曾勸太祖少誅殺，遠宦者。太祖不悅，盡殺李文忠家客。一三八三年，李文忠驚恐得病。明太祖派淮安侯華中前往監護醫藥。次年三月中毒而死，年僅四十六歲。明太祖貶華中，又族誅醫者及侍婢六十餘人。李文忠追封歧陽王。
傅友德在砀山随劉福通起義，後在和州降明太祖，爲軍中名将。國初封颍川侯。副徐達北征，敗擴廓，平夏國，征雲南。一三八四年進封颍國公。一三八七年，與馮勝北征，降納哈出。一三九一年爲征虜将軍，駐北平備邊，加太子太師。次年練軍山西、河南。定遠侯王弼随明太祖起義，明朝建國後在傅友德軍中轉戰南北。一三九三年藍玉被殺，王弼對傅友德說，早晚要除掉我們了。明太祖偵知，将傅友德召還。次年十一月借故切責。傅友德被迫自殺。《明史》本傳說是“賜死”。王弼也“賜死”。
宋國公馮勝，國初六國公之一。一三九二年加太子太師。徐達、李文忠死後，爲第一名将。一三八七年爲征虜大将軍，降納哈出軍還，因被告私匿良馬，娶蒙古女，收奪大将軍印。一三九二年，與傅友德同練兵山西河南。次年，藍玉誅後，同被召還。一三九五年二月，賜死。談遷《國榷》記馮勝自殺事說：“去傅友德之死才兩月，開邊之猛将盡矣”。
明太祖起兵，倚用浙東儒臣，參與謀議，首推劉基、宋濂。明太祖攻下金華禮聘劉基爲謀士，常與密議，視爲漢之張良。明朝建國後，劉基對明太祖說：“宋元寬縱失天下，今宜肅紀綱”（《明史》卷一二八）。一三七○年封誠意伯，賜歸老于鄉。劉基恐遭疑忌，不敢歸鄉，仍留住京師。洪武八年（一三七五年）正月得病，三月，明太祖遣使送歸青田故裏。四月病逝，年六十五。胡惟庸案起，塗節告發胡惟庸送毒藥毒死劉基。明太祖問汪廣洋，汪廣洋說并無此事。明太祖責汪廣洋欺罔。《明史·胡惟庸傳》說劉基病中，胡惟庸曾與醫者送去毒藥，但又說這是受明太祖差遣，真相難明。劉基子琏在胡惟庸案中受牽連，被迫堕井自殺。
金華宋濂，元末薦授翰林編修。明太祖攻下金華，聘爲經師。一三六九年，奉诏修《元史》，除翰林，後進爲侍講、學士，承旨知制诰。教皇太子朱标讀書，先後十餘年。明太祖密使人偵視宋濂行止，然後察問，宋濂俱以實對。一三七七年，年六十八緻仕。一三八○年胡惟庸案起，宋濂孫宋慎因事牽連。明太祖處死宋慎，并連坐宋慎叔父宋璲（濂次子）處死。皇後及皇太子力救宋濂，得免處死，流放四川茂州。一三八一年四月，濂行至夔州，自缢死。年七十三。（《國榷》卷七）
以上功臣都是與明太祖共同創業并身居太祖左右的一代名臣勇将，雖然死因或明或暗，但多不得善終。國公以下，爵封侯、伯的名臣，遭顯戮者至數十人。《明史 ·湯和傳》說：“當時公侯諸宿将坐奸黨先後麗法，稀得免者，而和獨享壽考，以功名終”。湯和死于一三九五年，卒年七十。平居極爲恭慎，遇太祖面責，即頓首謝罪。五十三歲進封信國公，知太祖不願諸将久掌兵權，即請解官歸裏，太祖大悅。死後追封東瓯王。湯和“獨享壽考”，在武将中算是例外，在功臣中也是屈指可數。清代史學家趙翼說，明太祖“借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盡舉取天下之人而盡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二）明太祖在位三十年，以前所未有的猛政，刻意誅殺文武名臣，以确保新建的明朝和獨尊的皇室，明初統治集團的實力卻由此大爲削弱了。
三、處治貪污弊政
明太祖起義前即對元末貪官污吏的刻剝深爲嫉恨，也深知官吏貪污橫行對朝廷統治的危害。他即位後即采取極爲嚴厲的措施，懲治貪污。官吏貪污錢财，銀六十兩以上的，斬首，并且剝去人皮，實以稻草示衆。府、州、縣、衛衙左的土地廟，作爲剝人皮的場所，稱爲“皮場廟”。官府公座兩旁，各懸挂一個填滿稻草的人皮袋，官吏到任上堂觸目驚心。又有挑筋、剁指、刖足、斷手、刑膑、鈎腸、去勢等酷刑。各級官吏因貪污治罪不下數萬人。一三七六年以前，發往鳳陽屯田的獲罪官吏，即達萬餘人。明太祖爲懲治貪污又興起兩次大獄。
空印案——元朝早在蒙古太宗時，即有所謂“禦寶空紙”。在空白文書上預先钤上皇帝禦寶，由中書省臣填充發布，不必再經皇帝用印。各級地方官員也采用類似的辦法，由色目、漢人官員填充钤有官印的文書，不必再經蒙古長官親自用印。相沿既久，習以爲常。明初地方官吏沿用舊例，持這種所謂“空印文書”到戶部審核錢糧軍需，這自然爲貪污作弊提供了便利。一三七六年，明太祖因考校錢糧冊書，察知此事，認爲這是欺罔，将各級主印官員逮捕入獄。自戶部尚書至府縣守令等署印官長數百人以“抵欺”罪處死。副職以下官吏榜笞一百，流放戍邊。湖廣佥事鄭士利因兄士元涉及此案，上書訴冤說：“自立國之初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明史·鄭士利傳》）。明太祖命将鄭士利與鄭士元一起治罪，流放拘役（居作）。
盜糧案——一三八五年，明太祖查處戶部侍郎郭桓貪污案。查得郭桓應收浙西秋糧四百五十萬石入倉，實入糧鈔少收一百九十萬石。郭桓及浙西地方府縣官吏，通同作弊，受賄五十萬貫。明太祖興起大獄，追查六部及全國十二布政司。共查得偷漏及盜賣倉糧七百萬石，并隐漏稅糧及魚鹽等項稅課，共合糧二千四百餘萬石（《大诰》）。此案除郭桓及戶部官員外，又涉及禮部尚書趙瑁、刑部尚書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麥志德等，并處死。全國各地官吏被處死刑及流刑（遷徙去鄉一千裏）者至數萬人。各地豪富交通官府，隐漏稅糧者也都受到嚴厲處置，據說“民中豪以上皆破家”（《國榷》卷八），明太祖痛恨的豪富也由此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
明太祖嚴懲貪污，被治罪的各級官吏多至數萬，雖施政不免嚴酷，但元末官場積久的貪風，由此而得到抑制，作用還是積極的。
2008年12月28日星期日
明太祖征戰元朝王室及諸王
第五編 明清封建制時期
第一章 明朝的建立與集權統治的發展
第一節 明朝統治的建立
農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在元末農民戰争中推翻元朝。一三六八年夏曆正月，在應天府建國号明，年号洪武。同年八月，征虜大将軍徐達領兵攻下元大都，明太祖改大都名北平，以應天府爲南京。元順帝北逃。此後三年間，明朝先後降服占據廣東的何真和四川的夏國明升，元末農民戰争中建立的政權，歸于一統。
明朝建立後，與元朝王室諸王連年作戰。一三八八年，元室潰滅，蒙古汗仍據有大漠南北，與明朝對峙，形成明朝的強大威脅。
明太祖在位三十一年，依據元朝舊制，有因有革，制定各項統治制度，建立起明朝的統治。
（一）對元朝王室及諸王的征戰
明兵攻下大都後，大都以北至漠北地區，東起遼東，西至陝甘，仍爲元朝王室所控制。雲南地區則爲元梁王所占有。新建的明朝處在元朝勢力的包圍之中。明太祖一朝對元王室及諸王的征戰，延續二十年之久。
一、對元朝王室的追擊
元順帝妥歡貼睦爾于一三六八年七月逃往上都，命河南王擴廓帖木兒（漢名王保保）自山西反攻大都。徐達進攻山西，擴廓敗逃甘肅。一三六九年春，徐達進軍陝甘，元地主武裝李思齊在臨洮降明。四月，明太祖調副将軍常遇春回北平與平章李文忠同率步兵八萬、騎兵一萬，攻取元上都開平。六月，明兵攻下開平，元順帝逃往應昌。常遇春在途中病死。
洪武三年（一三七○年）正月，朱元璋再命徐達爲征虜大将軍，李文忠、鄧愈爲左副将軍，馮勝、湯和爲右副将軍，統領大軍北征。兵分東西兩路：西路由徐達率軍，自潼關出西安，攻取擴廓帖木兒。四月，徐達軍出定西，于沈兒峪口大敗擴廓，擒元郯王、文濟王及國公閻思孝、平章韓紮兒等官一千八百六十五人，将校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獲馬萬四千八百餘匹。擴廓與妻子從甯夏奔和林。東路李文忠軍，二月間出野狐嶺，沿途在雲州（獨石口南雲州堡）、宣德（河北宣化）、東勝州（托克托縣）及武州（山西五寨縣）、朔州（山西朔縣）等地屢與元兵作戰，獲勝。四月二十八日，元順帝在應昌病死（明谥順帝，元谥惠宗），皇子愛猷識理達臘（元昭宗）繼位，五月，李文忠軍攻下開平，破應昌，元昭宗與數十騎逃遁。幼子買的裏八剌及後、妃、宮人、諸王、官屬俱爲明兵俘獲。李文忠領兵追擊元昭宗至北慶州（白城子）不及而還。明軍獲得重大勝利。
一三七一年明太祖在平定廣西和四川後，對臣下說：現在天下一家，還有三事未了。一是傳國玺仍在蒙古。二是王保保尚未擒獲，三是元太子下落不明。（《皇明通紀》卷三）元太子愛猷識理達臘這時的境況是，自應昌北上慶州後，往蒙古舊都和林，倚任擴廓帖木兒，繼續稱帝，蒙古尊号稱必力克圖可汗，仍奉大元國号，并建年号宣光。元廷遣使高麗。高麗已于一三六九年接受明朝封号，故稱嶺北的大元爲“北元”。（鄭麟趾《高麗史·恭愍王世家》）
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年）正月，明太祖發兵十五萬，大舉遠征嶺北，号爲“清沙漠”。仍命徐達爲征虜大将軍、李文忠爲左副将軍，馮勝爲右副将軍，各率五萬騎，分三路出兵。徐達中路軍出雁門直搗和林。李文忠東路軍經應昌赴嶺北。馮勝西路軍進兵甘肅。二月，徐達率領中路軍至山西，都督藍玉爲先鋒，先出雁門，至野馬川，遇蒙古軍，獲勝。進至土剌河。擴廓帖木兒敗走誘敵。五月，徐達親率大軍深入嶺北。擴廓與骁将賀宗哲領兵來戰，徐達軍大敗。死亡數萬人（一作萬餘人）。副将湯和別道出兵，也被蒙古軍擊敗。徐達是一代開國名将，遭此慘敗，對明朝的打擊是沉重的。李文忠所率東路軍，出應昌，六月，經胪朐河（克魯倫河）、土剌河，又進至阿魯渾河，到稱海（蒙古國西南部）還師。沿途與元軍屢戰，互有勝負。明軍将領多人戰死，損失甚重。西路軍由馮勝率領，六月間，至蘭州。副将傅友德爲先鋒，直趨西涼，敗元兵。又至永昌，獲勝。馮勝軍來會師，北攻亦集乃路，元守将以城降。傅友德進兵至瓜州、沙州，敗元兵，多有俘獲。馮、傅兩軍經此戰役，先後擄獲駝馬牛羊十餘萬。十月，馮勝班師回京，被告發私匿駝馬。明太祖不予行賞。十一月，明在甘州置甘肅衛。明廷此次遠征嶺北，隻有西路獲勝。中路主力慘敗，兵力大損。此後十餘年間，明王朝與嶺北的元廷，暫時處于對峙狀态。
一三七四年九月明太祖将在應昌俘獲的元昭宗之子買的裏八剌送還元廷，招谕修好。買的裏八剌被俘五年，明廷封爲崇禮侯，賜給宅第。明太祖對他說：“今既長成，不忍令爾久客于此。”命宦官兩人護送北歸，并緻書元昭宗，附贈織金文绮及錦衣各一件。信中說：“必得一族于沙漠中，暫爾保持，或得善終，”又說“君之祖宗有天下者幾及百年”，“運雖去而祀或未終，此亦天理之常也”。（《明太祖實錄》卷九三）這實際上即默認元廷在大漠蒙古地區的統治，勸谕修好。元廷并無回報。
明太祖信中曾指責元昭宗“流離邊境，意圖中興”，又說“今聞奧魯（當指元廷宮帳）去全甯未遠”，故送歸皇子。大抵此時元廷宮帳已遷至全甯路以北地帶，倚用遼東兵力，以圖再舉。次年八月，擴廓帖木兒死于元廷。《明太祖實錄》卷一百說他“後從徙金山之北，至是卒于哈剌那海之衙庭”。此金山在遼河以北，爲元将納哈出屯兵之所。哈剌那海所在不詳，當在全甯路慶州以北，嶺北行省境内。
這時，遼東一帶的形勢是：元遼陽守将劉益于一三七一年二月降明。元平章洪保保殺劉益，走依元太尉納哈出。納哈出是蒙古名将木華黎國王後裔，世襲遼東，統領蒙漢諸軍，一三五五年曾在太平與朱元璋軍作戰被俘。朱元璋遣歸元廷。一三六九年，據遼陽封地，屯兵金山。劉益被殺後，部将張良佐領兵降明，上書說：“本衛地方遼遠，肘腋之間，皆爲敵境。元平章高家奴固守遼陽山寨，知院哈剌張屯駐沈陽古城，開元則有丞相也先不花之兵，而金山則有太尉納哈出之衆，互爲聲援。今洪保保逃往其營必有揚兵之釁。”（《明太祖實錄》卷六六）明太祖遣使至金山，緻書納哈出勸降。七月，在遼陽設定遼都衛指揮使司，以馬雲、葉旺爲都指揮使。
自遼陽至嶺北行省東部克魯倫河流域，蒙古東部諸王後裔分駐各地。納哈出在金山一帶有兵數十萬，是元廷依恃的主力。擴廓帖木兒死後，一三七五年十二月，納哈出領兵南下攻打蓋州。馬雲命城中堅壁不戰。納哈出南至金州，先鋒乃剌吾在城下中箭被俘。納哈出領兵北還，在蓋州城外及連雲島等地，遇明伏兵，損失慘重。納哈出大敗而回。這實際上是元廷東遷後“意圖中興”的又一次失敗。
一三七八年四月，愛猷識裏達臘病死，元臣上廟号爲昭宗。六月，明太祖遣使臣去元廷吊祭，并自撰祭文。七月，遣使至金山，诏谕納哈出通使修好，九月，再遣使吊祭。三次遣使，均不得返。十一月，明太祖又将山西俘獲的元平章完者不花遣還，緻書元丞相驢兒，說三次遣使不通，再遣内臣送還平章。明太祖得知元廷議立新君，又在十二月緻書元丞相哈剌章、蠻子、驢兒及哈剌出等人，說：“或聞欲立新君，其親王有三，卿等正在猶予之間”，“若欲堅忠貞之意，勿抑尊而扶卑，理應自長而至幼。”（《明太祖實錄》卷一二一）意在明廷送還的買的裏八剌。買的裏八剌返元後，賜名脫古思帖木兒，封益王。他是昭宗的次子。（見《弇州史料· 前集·虜北始末志》，參《明太宗實錄》卷五十五。《蒙古源流》作“弟”誤）長子不見記載，或已夭亡。一三七九年，元脫古思帖木兒即帝位，蒙語尊号稱烏斯哈勒可汗。（《漢譯蒙古黃金史綱》），仍奉大元國号，并依元制，改年号爲“天元”。
二、平雲南
雲南地區自元世祖忽必烈時歸屬元朝，始設行省。元世祖封子忽哥赤爲雲南王，子孫世襲。泰定帝時，進封雲南王王禅爲梁王，仍鎮雲南，駐中慶路（治在昆明縣）。元順帝時，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襲封。順帝以後，梁王拒不降明，仍向嶺北元廷遣使進貢，沿用“宣光”“天元”等年号。
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年）正月，明太祖派遣翰林院待制王祎去雲南，招谕梁王歸附明朝，并送還北平俘擄的梁王遣往嶺北的使臣。王祎到雲南，适遇嶺北元廷來使脫脫。梁王殺王祎，以示忠于元廷。一三七五年九月，明太祖又命湖廣行省參政吳雲使雲南，送還俘獲的梁王派往嶺北的鐵知院等人。吳雲行至雲南沙塘口，被鐵知院殺死。
一三八一年九月，明太祖命傅友德、藍玉、沐英等領大兵征雲南，并親自制定作戰方略，向傅友德等面授機宜。
傅友德等受命爲征南将軍，率兵至湖廣，依據明太祖的部署，從東、北兩方面進攻雲南。北路從四川南下，遣都督郭英、胡海洋等帥師五萬由永甯（四川叙永縣）趨烏撒（雲南鎮雄縣）。攻取四川、雲南、貴州三省交界處的軍事據點。東路從湖廣西進，傅友德副将軍與藍玉、沐英由辰、沅趨貴州，進攻普定、普安。梁王遣司徒平章達裏麻将精兵十萬屯曲靖，希圖阻扼明軍。十二月，傅友德師至曲靖，于白石江大敗元兵，生擒達裏麻。曲靖爲雲南東部門戶，此處水陸交通四達。明軍占領曲靖後，扼住雲南咽喉，兵分兩路：藍玉、沐英率軍直趨雲南；傅友德率軍向烏撒接援郭英、胡海洋。梁王聞明軍逼近，逃入羅佐山，又逃到普甯州忽納砦，于草舍中自殺。同月，藍玉、沐英軍進入昆明。傅友德軍攻下烏撒，東川（今雲南會澤）、烏蒙（今雲南昭通）、芒部（今雲南鎮雄），諸部相繼降明。明軍轉向大理進軍，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年）閏二月，攻下大理。傅友德受命出征，百餘日攻下昆明，六月餘攻下大理，平定雲南。
明朝在昆明建立雲南都指揮使司和雲南布政使司，管理雲南軍政事務。并于軍事沖要地區，設置衛所，屯兵守禦。次年，将烏撒、烏蒙、芒部等劃歸四川統轄。明軍占領雲南後，當地各族人民仍不時起而反抗。傅友德、藍玉等征滇大軍在雲南留駐兩年，至一三八四年三月班師回朝。副将軍沐英仍留鎮雲南。十年後病死，封黔甯王。子春襲爵，繼鎮雲南。此後沐氏子孫世守雲南，直至明亡。
三、降納哈出與元室覆亡
元帝脫古思帖木兒繼位後，與明朝處于對峙狀态。一三八一年春徐達曾領兵至潢河，擊敗元軍。西平侯沐英曾一度深入克魯倫河，擒元知院李宣。元将納哈出自遼東敗後，退守金山北開元路一帶。據守開元的也先不花也是木華黎後裔。兩軍似已合并，統歸于納哈出。木華黎子孫世襲國王稱号，因而納哈出或被稱爲開元王（《國朝獻征錄》卷五），統領軍兵仍有十餘萬人。明太祖幾次遣使招谕，納哈出不理。明太祖在平定雲南後，一三八七年初，命馮勝爲大将軍，自雲南班師回朝的傅友德、藍玉爲副将軍，領兵二十萬，大舉征讨納哈出。二月，藍玉率輕兵至慶州，殺元平章果耒。從俘虜處得知，元廷仍在迤北，納哈出已出金山。明太祖告谕馮勝等，說“納哈出去金山未遠，以兵促之，勢必來降”，又說元主“必順逐水草，往來黑山（大興安嶺）魚灣（貝爾湖）之間”，乘其無備，可以盡獲。這時，納哈出分兵三處紮營，主力在龍安（農安）一秃河。馮勝駐兵大甯，分建大甯、寬河、會州、富峪四城屯營。留兵五萬守大甯，率大軍越過金山，納哈出部将觀童投降。馮勝遣俘将乃剌吾至松花河見納哈出勸降。納哈出見明朝強兵壓境，至一秃河向藍玉投降。部下諸将相繼降明。明朝命傅友德編爲新軍，駐守大甯。九月，納哈出等進京谒見，明太祖封他爲海西侯。次年夏六月，命納哈出随傅友德赴雲南，途經武昌，死于舟中。
元帝脫古思帖木兒的宮帳駐牧在捕魚兒海（貝爾湖）一帶。這一帶牧地原屬元太仆寺管領，曆來是直屬汗廷的地區。納哈出等人降明後，元廷失去遼東兵力。元丞相哈剌章等前往和林，做西遷的準備。一三八八年四月，藍玉奉明太祖命，率馬步兵十餘萬自大甯至慶州追擊，得知元帝在捕魚兒海附近地帶，遂領兵越黑山，四月十二日至捕魚兒海，直搗元營，獲得重大勝利。元太尉蠻子戰死，部衆降明。明軍俘獲脫古思帖木兒次子地保奴及宗室諸王、官屬兩千餘人，軍士及家小近七萬人。獲得寶玺、金銀印及牲畜數萬。藍玉班師。明太祖封藍玉爲涼國公。
脫古思帖木兒與太子天保奴及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率領餘衆西逃和林。行至土剌河，也速叠兒大王與斡亦剌惕（瓦剌）合兵來襲。脫古思帖木兒與捏怯來等十六騎敗逃。丞相咬住率三千騎來迎。也速叠兒又命宗王火兒忽答孫等領兵追襲，擒獲脫古思帖木兒，以弓弦缢死。天保奴也被殺。捏怯來、失烈門等率部東歸，派遣使臣至南京進貢馬匹降明。一三八九年四月，明太祖在元全甯路設置全甯衛，以捏怯來爲指揮使，失烈門以下各授武職。失烈門拒不受命，殺捏怯來。明太祖在金山以北設置泰甯、朵顔、福餘三衛。以遼東地區元降将爲三衛指揮使。脫古思帖木兒次子地保奴被遠遷到琉球安置。
襲殺脫古思帖木兒的也速叠兒大王，是一百二十多年前與元世祖忽必烈争奪汗位的阿裏不哥大王的後裔，子孫世襲王位。也速叠兒奪得脫古思帖木兒的汗印，在和林自立爲汗，稱卓裏克圖汗（尼咱木丁沙迷《武功記》）。蒙古汗位由忽必烈一系轉入阿裏不哥一系。忽必烈采用漢法，取《易經》“大哉乾元”之義，建國号大元，曆代帝王均有漢語谥号并建漢語年号。但蒙語國号仍稱“大蒙古國”，依十二生肖紀年，元朝諸帝也另有蒙語尊号。阿裏不哥是當時反對用漢法的貴族代表。也速叠兒即汗位後，不再依漢法爲脫古思帖木兒立谥号，也不再建年号。國号仍稱蒙古。明人則依漢人舊稱，稱之爲鞑靼。忽必烈建立的大元王朝最後滅亡了。
第一章 明朝的建立與集權統治的發展
第一節 明朝統治的建立
農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在元末農民戰争中推翻元朝。一三六八年夏曆正月，在應天府建國号明，年号洪武。同年八月，征虜大将軍徐達領兵攻下元大都，明太祖改大都名北平，以應天府爲南京。元順帝北逃。此後三年間，明朝先後降服占據廣東的何真和四川的夏國明升，元末農民戰争中建立的政權，歸于一統。
明朝建立後，與元朝王室諸王連年作戰。一三八八年，元室潰滅，蒙古汗仍據有大漠南北，與明朝對峙，形成明朝的強大威脅。
明太祖在位三十一年，依據元朝舊制，有因有革，制定各項統治制度，建立起明朝的統治。
（一）對元朝王室及諸王的征戰
明兵攻下大都後，大都以北至漠北地區，東起遼東，西至陝甘，仍爲元朝王室所控制。雲南地區則爲元梁王所占有。新建的明朝處在元朝勢力的包圍之中。明太祖一朝對元王室及諸王的征戰，延續二十年之久。
一、對元朝王室的追擊
元順帝妥歡貼睦爾于一三六八年七月逃往上都，命河南王擴廓帖木兒（漢名王保保）自山西反攻大都。徐達進攻山西，擴廓敗逃甘肅。一三六九年春，徐達進軍陝甘，元地主武裝李思齊在臨洮降明。四月，明太祖調副将軍常遇春回北平與平章李文忠同率步兵八萬、騎兵一萬，攻取元上都開平。六月，明兵攻下開平，元順帝逃往應昌。常遇春在途中病死。
洪武三年（一三七○年）正月，朱元璋再命徐達爲征虜大将軍，李文忠、鄧愈爲左副将軍，馮勝、湯和爲右副将軍，統領大軍北征。兵分東西兩路：西路由徐達率軍，自潼關出西安，攻取擴廓帖木兒。四月，徐達軍出定西，于沈兒峪口大敗擴廓，擒元郯王、文濟王及國公閻思孝、平章韓紮兒等官一千八百六十五人，将校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獲馬萬四千八百餘匹。擴廓與妻子從甯夏奔和林。東路李文忠軍，二月間出野狐嶺，沿途在雲州（獨石口南雲州堡）、宣德（河北宣化）、東勝州（托克托縣）及武州（山西五寨縣）、朔州（山西朔縣）等地屢與元兵作戰，獲勝。四月二十八日，元順帝在應昌病死（明谥順帝，元谥惠宗），皇子愛猷識理達臘（元昭宗）繼位，五月，李文忠軍攻下開平，破應昌，元昭宗與數十騎逃遁。幼子買的裏八剌及後、妃、宮人、諸王、官屬俱爲明兵俘獲。李文忠領兵追擊元昭宗至北慶州（白城子）不及而還。明軍獲得重大勝利。
一三七一年明太祖在平定廣西和四川後，對臣下說：現在天下一家，還有三事未了。一是傳國玺仍在蒙古。二是王保保尚未擒獲，三是元太子下落不明。（《皇明通紀》卷三）元太子愛猷識理達臘這時的境況是，自應昌北上慶州後，往蒙古舊都和林，倚任擴廓帖木兒，繼續稱帝，蒙古尊号稱必力克圖可汗，仍奉大元國号，并建年号宣光。元廷遣使高麗。高麗已于一三六九年接受明朝封号，故稱嶺北的大元爲“北元”。（鄭麟趾《高麗史·恭愍王世家》）
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年）正月，明太祖發兵十五萬，大舉遠征嶺北，号爲“清沙漠”。仍命徐達爲征虜大将軍、李文忠爲左副将軍，馮勝爲右副将軍，各率五萬騎，分三路出兵。徐達中路軍出雁門直搗和林。李文忠東路軍經應昌赴嶺北。馮勝西路軍進兵甘肅。二月，徐達率領中路軍至山西，都督藍玉爲先鋒，先出雁門，至野馬川，遇蒙古軍，獲勝。進至土剌河。擴廓帖木兒敗走誘敵。五月，徐達親率大軍深入嶺北。擴廓與骁将賀宗哲領兵來戰，徐達軍大敗。死亡數萬人（一作萬餘人）。副将湯和別道出兵，也被蒙古軍擊敗。徐達是一代開國名将，遭此慘敗，對明朝的打擊是沉重的。李文忠所率東路軍，出應昌，六月，經胪朐河（克魯倫河）、土剌河，又進至阿魯渾河，到稱海（蒙古國西南部）還師。沿途與元軍屢戰，互有勝負。明軍将領多人戰死，損失甚重。西路軍由馮勝率領，六月間，至蘭州。副将傅友德爲先鋒，直趨西涼，敗元兵。又至永昌，獲勝。馮勝軍來會師，北攻亦集乃路，元守将以城降。傅友德進兵至瓜州、沙州，敗元兵，多有俘獲。馮、傅兩軍經此戰役，先後擄獲駝馬牛羊十餘萬。十月，馮勝班師回京，被告發私匿駝馬。明太祖不予行賞。十一月，明在甘州置甘肅衛。明廷此次遠征嶺北，隻有西路獲勝。中路主力慘敗，兵力大損。此後十餘年間，明王朝與嶺北的元廷，暫時處于對峙狀态。
一三七四年九月明太祖将在應昌俘獲的元昭宗之子買的裏八剌送還元廷，招谕修好。買的裏八剌被俘五年，明廷封爲崇禮侯，賜給宅第。明太祖對他說：“今既長成，不忍令爾久客于此。”命宦官兩人護送北歸，并緻書元昭宗，附贈織金文绮及錦衣各一件。信中說：“必得一族于沙漠中，暫爾保持，或得善終，”又說“君之祖宗有天下者幾及百年”，“運雖去而祀或未終，此亦天理之常也”。（《明太祖實錄》卷九三）這實際上即默認元廷在大漠蒙古地區的統治，勸谕修好。元廷并無回報。
明太祖信中曾指責元昭宗“流離邊境，意圖中興”，又說“今聞奧魯（當指元廷宮帳）去全甯未遠”，故送歸皇子。大抵此時元廷宮帳已遷至全甯路以北地帶，倚用遼東兵力，以圖再舉。次年八月，擴廓帖木兒死于元廷。《明太祖實錄》卷一百說他“後從徙金山之北，至是卒于哈剌那海之衙庭”。此金山在遼河以北，爲元将納哈出屯兵之所。哈剌那海所在不詳，當在全甯路慶州以北，嶺北行省境内。
這時，遼東一帶的形勢是：元遼陽守将劉益于一三七一年二月降明。元平章洪保保殺劉益，走依元太尉納哈出。納哈出是蒙古名将木華黎國王後裔，世襲遼東，統領蒙漢諸軍，一三五五年曾在太平與朱元璋軍作戰被俘。朱元璋遣歸元廷。一三六九年，據遼陽封地，屯兵金山。劉益被殺後，部将張良佐領兵降明，上書說：“本衛地方遼遠，肘腋之間，皆爲敵境。元平章高家奴固守遼陽山寨，知院哈剌張屯駐沈陽古城，開元則有丞相也先不花之兵，而金山則有太尉納哈出之衆，互爲聲援。今洪保保逃往其營必有揚兵之釁。”（《明太祖實錄》卷六六）明太祖遣使至金山，緻書納哈出勸降。七月，在遼陽設定遼都衛指揮使司，以馬雲、葉旺爲都指揮使。
自遼陽至嶺北行省東部克魯倫河流域，蒙古東部諸王後裔分駐各地。納哈出在金山一帶有兵數十萬，是元廷依恃的主力。擴廓帖木兒死後，一三七五年十二月，納哈出領兵南下攻打蓋州。馬雲命城中堅壁不戰。納哈出南至金州，先鋒乃剌吾在城下中箭被俘。納哈出領兵北還，在蓋州城外及連雲島等地，遇明伏兵，損失慘重。納哈出大敗而回。這實際上是元廷東遷後“意圖中興”的又一次失敗。
一三七八年四月，愛猷識裏達臘病死，元臣上廟号爲昭宗。六月，明太祖遣使臣去元廷吊祭，并自撰祭文。七月，遣使至金山，诏谕納哈出通使修好，九月，再遣使吊祭。三次遣使，均不得返。十一月，明太祖又将山西俘獲的元平章完者不花遣還，緻書元丞相驢兒，說三次遣使不通，再遣内臣送還平章。明太祖得知元廷議立新君，又在十二月緻書元丞相哈剌章、蠻子、驢兒及哈剌出等人，說：“或聞欲立新君，其親王有三，卿等正在猶予之間”，“若欲堅忠貞之意，勿抑尊而扶卑，理應自長而至幼。”（《明太祖實錄》卷一二一）意在明廷送還的買的裏八剌。買的裏八剌返元後，賜名脫古思帖木兒，封益王。他是昭宗的次子。（見《弇州史料· 前集·虜北始末志》，參《明太宗實錄》卷五十五。《蒙古源流》作“弟”誤）長子不見記載，或已夭亡。一三七九年，元脫古思帖木兒即帝位，蒙語尊号稱烏斯哈勒可汗。（《漢譯蒙古黃金史綱》），仍奉大元國号，并依元制，改年号爲“天元”。
二、平雲南
雲南地區自元世祖忽必烈時歸屬元朝，始設行省。元世祖封子忽哥赤爲雲南王，子孫世襲。泰定帝時，進封雲南王王禅爲梁王，仍鎮雲南，駐中慶路（治在昆明縣）。元順帝時，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襲封。順帝以後，梁王拒不降明，仍向嶺北元廷遣使進貢，沿用“宣光”“天元”等年号。
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年）正月，明太祖派遣翰林院待制王祎去雲南，招谕梁王歸附明朝，并送還北平俘擄的梁王遣往嶺北的使臣。王祎到雲南，适遇嶺北元廷來使脫脫。梁王殺王祎，以示忠于元廷。一三七五年九月，明太祖又命湖廣行省參政吳雲使雲南，送還俘獲的梁王派往嶺北的鐵知院等人。吳雲行至雲南沙塘口，被鐵知院殺死。
一三八一年九月，明太祖命傅友德、藍玉、沐英等領大兵征雲南，并親自制定作戰方略，向傅友德等面授機宜。
傅友德等受命爲征南将軍，率兵至湖廣，依據明太祖的部署，從東、北兩方面進攻雲南。北路從四川南下，遣都督郭英、胡海洋等帥師五萬由永甯（四川叙永縣）趨烏撒（雲南鎮雄縣）。攻取四川、雲南、貴州三省交界處的軍事據點。東路從湖廣西進，傅友德副将軍與藍玉、沐英由辰、沅趨貴州，進攻普定、普安。梁王遣司徒平章達裏麻将精兵十萬屯曲靖，希圖阻扼明軍。十二月，傅友德師至曲靖，于白石江大敗元兵，生擒達裏麻。曲靖爲雲南東部門戶，此處水陸交通四達。明軍占領曲靖後，扼住雲南咽喉，兵分兩路：藍玉、沐英率軍直趨雲南；傅友德率軍向烏撒接援郭英、胡海洋。梁王聞明軍逼近，逃入羅佐山，又逃到普甯州忽納砦，于草舍中自殺。同月，藍玉、沐英軍進入昆明。傅友德軍攻下烏撒，東川（今雲南會澤）、烏蒙（今雲南昭通）、芒部（今雲南鎮雄），諸部相繼降明。明軍轉向大理進軍，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年）閏二月，攻下大理。傅友德受命出征，百餘日攻下昆明，六月餘攻下大理，平定雲南。
明朝在昆明建立雲南都指揮使司和雲南布政使司，管理雲南軍政事務。并于軍事沖要地區，設置衛所，屯兵守禦。次年，将烏撒、烏蒙、芒部等劃歸四川統轄。明軍占領雲南後，當地各族人民仍不時起而反抗。傅友德、藍玉等征滇大軍在雲南留駐兩年，至一三八四年三月班師回朝。副将軍沐英仍留鎮雲南。十年後病死，封黔甯王。子春襲爵，繼鎮雲南。此後沐氏子孫世守雲南，直至明亡。
三、降納哈出與元室覆亡
元帝脫古思帖木兒繼位後，與明朝處于對峙狀态。一三八一年春徐達曾領兵至潢河，擊敗元軍。西平侯沐英曾一度深入克魯倫河，擒元知院李宣。元将納哈出自遼東敗後，退守金山北開元路一帶。據守開元的也先不花也是木華黎後裔。兩軍似已合并，統歸于納哈出。木華黎子孫世襲國王稱号，因而納哈出或被稱爲開元王（《國朝獻征錄》卷五），統領軍兵仍有十餘萬人。明太祖幾次遣使招谕，納哈出不理。明太祖在平定雲南後，一三八七年初，命馮勝爲大将軍，自雲南班師回朝的傅友德、藍玉爲副将軍，領兵二十萬，大舉征讨納哈出。二月，藍玉率輕兵至慶州，殺元平章果耒。從俘虜處得知，元廷仍在迤北，納哈出已出金山。明太祖告谕馮勝等，說“納哈出去金山未遠，以兵促之，勢必來降”，又說元主“必順逐水草，往來黑山（大興安嶺）魚灣（貝爾湖）之間”，乘其無備，可以盡獲。這時，納哈出分兵三處紮營，主力在龍安（農安）一秃河。馮勝駐兵大甯，分建大甯、寬河、會州、富峪四城屯營。留兵五萬守大甯，率大軍越過金山，納哈出部将觀童投降。馮勝遣俘将乃剌吾至松花河見納哈出勸降。納哈出見明朝強兵壓境，至一秃河向藍玉投降。部下諸将相繼降明。明朝命傅友德編爲新軍，駐守大甯。九月，納哈出等進京谒見，明太祖封他爲海西侯。次年夏六月，命納哈出随傅友德赴雲南，途經武昌，死于舟中。
元帝脫古思帖木兒的宮帳駐牧在捕魚兒海（貝爾湖）一帶。這一帶牧地原屬元太仆寺管領，曆來是直屬汗廷的地區。納哈出等人降明後，元廷失去遼東兵力。元丞相哈剌章等前往和林，做西遷的準備。一三八八年四月，藍玉奉明太祖命，率馬步兵十餘萬自大甯至慶州追擊，得知元帝在捕魚兒海附近地帶，遂領兵越黑山，四月十二日至捕魚兒海，直搗元營，獲得重大勝利。元太尉蠻子戰死，部衆降明。明軍俘獲脫古思帖木兒次子地保奴及宗室諸王、官屬兩千餘人，軍士及家小近七萬人。獲得寶玺、金銀印及牲畜數萬。藍玉班師。明太祖封藍玉爲涼國公。
脫古思帖木兒與太子天保奴及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率領餘衆西逃和林。行至土剌河，也速叠兒大王與斡亦剌惕（瓦剌）合兵來襲。脫古思帖木兒與捏怯來等十六騎敗逃。丞相咬住率三千騎來迎。也速叠兒又命宗王火兒忽答孫等領兵追襲，擒獲脫古思帖木兒，以弓弦缢死。天保奴也被殺。捏怯來、失烈門等率部東歸，派遣使臣至南京進貢馬匹降明。一三八九年四月，明太祖在元全甯路設置全甯衛，以捏怯來爲指揮使，失烈門以下各授武職。失烈門拒不受命，殺捏怯來。明太祖在金山以北設置泰甯、朵顔、福餘三衛。以遼東地區元降将爲三衛指揮使。脫古思帖木兒次子地保奴被遠遷到琉球安置。
襲殺脫古思帖木兒的也速叠兒大王，是一百二十多年前與元世祖忽必烈争奪汗位的阿裏不哥大王的後裔，子孫世襲王位。也速叠兒奪得脫古思帖木兒的汗印，在和林自立爲汗，稱卓裏克圖汗（尼咱木丁沙迷《武功記》）。蒙古汗位由忽必烈一系轉入阿裏不哥一系。忽必烈采用漢法，取《易經》“大哉乾元”之義，建國号大元，曆代帝王均有漢語谥号并建漢語年号。但蒙語國号仍稱“大蒙古國”，依十二生肖紀年，元朝諸帝也另有蒙語尊号。阿裏不哥是當時反對用漢法的貴族代表。也速叠兒即汗位後，不再依漢法爲脫古思帖木兒立谥号，也不再建年号。國号仍稱蒙古。明人則依漢人舊稱，稱之爲鞑靼。忽必烈建立的大元王朝最後滅亡了。
2008年12月27日星期六
宋元文化交流
第五節 文化交流
宋金元時期，是文化和科學技術的繁榮時期，也是與域外諸國的文化交流更爲發展的時期。宋朝的統治不及于西域，傳統的東西交通要道受到阻隔。但通過海路，東與高麗、日本，南與南海以至非洲諸國，仍然往來頻繁，交流着文化與科學。蒙古建立橫跨歐亞的大國，東方與西方的交通，出現前所未有的發達景象。元朝建立後，欽察汗國與伊利汗國雖然逐漸獨立，仍然與元朝保持着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聯系。歐洲與中國開始有正式的使臣往來。商人與教士的往來，更爲頻繁。元朝與亞、非、歐三大洲的各國普遍建立了多種聯系。文化交流的範圍，空前地擴大了。
下面簡要叙述宋金元時期文化交流的概狀。
（一）高麗與日本
高麗宋、遼、金時期，三朝與高麗公私交往都很頻繁。汴京和臨安都建有同文館，接待高麗使臣。宋神宗時，高麗使臣所過州郡，官員要出城迎送。宋朝使臣去高麗，高麗也隆重接待，在開京建有專供宋使下榻的順天館。宋朝皇帝和高麗國王經常接見并宴請對方的使臣。高麗贈送宋朝的禮物中有羅、人參、藥材、白硾紙、松煙墨、硫磺、青鼠皮、折扇、松子、柏子等；宋朝的回贈有龍鳳茶、酒、樂器、建本書籍等。宋、金與高麗的民間貿易也十分頻繁。宋朝商人常常幾十人或幾百人，由一名 “都綱”率領，駕三、四艘船橫渡黃海，赴高麗貿易。一般是第二綱到達高麗，第一綱必定回國，第三、四綱也是如此。高麗船舶每年初夏也來登、明州等地貿易。元朝建立前，蒙古軍即已侵入高麗。元世祖時，設征東行省，把高麗作爲侵略日本的基地。元朝的統治爲高麗人民帶來了災難，但兩國的文化交流仍在進行。
宋、金、元的統治者曾應高麗國上的請求，将一些刻印精美的書籍，諸如《九經》、《史記》、兩《漢書》、《聖惠方》、《太平禦覽》、《文苑英華》、《冊府元龜》、《大藏經》、《三經新義》等贈給高麗；高麗也以中國已經失傳的古籍如《（黃帝）針經》、《（京氏）周易占》，以及高麗書籍如《三國史記》等作爲回贈。元仁宗贈給高麗四千三百多冊宋秘閣舊藏的善本。兩國商人、僧人也各将本國的大批書籍運入對方境内。宋朝江南商人李文通等人，一次運往高麗近六百卷宋版書籍。泉州商人徐戬專爲高麗在杭州雕造《新注華嚴經》闆，然後運往高麗。高麗國王之子、僧人義天和尚歸國時，帶回宋佛經三千多卷。元初，高麗博士柳俪在江南購回經籍一萬零八百卷。一○二一至一○八七年，高麗根據遼、宋佛藏，首次雕印《大藏經》。一○八七至一一○一年，又刻印義天和尚的《續藏》，共四千七百多卷。此後，高麗的雕闆印刷業逐漸興盛。宋仁宗時畢昇發明膠泥活字印刷術，南宋末年又發明木活字。高麗勞動人民根據這一原理，推陳出新，約在十三世紀中期，鑄成一批銅字，印刷《古今詳定禮》五十卷。又在一四三六年，鑄成世界上最早的一批鐵字和鍮（黃銅）字。
宋朝的一些文學作品如司馬光、範鎮的文章、王安國的詩詞等，受到高麗文人的喜愛，漢詩在高麗詩歌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宋和高麗的書畫家互相交流技藝。高麗不時派遣使臣和畫工來宋訪求、觀摹書畫。高麗著名僧寺興王寺正殿兩壁臨摹了汴京相國寺的壁畫。宋徽宗曾把自己的書畫贈給高麗國王，并推崇高麗畫家李甯，要宋畫家向他學習。宋朝皇帝和不少士大夫都珍藏高麗畫家的傑作。金朝皇帝也經常派人向高麗求取書畫。元朝流行的趙孟書體，深受高麗文士的愛慕。
高麗的紙、墨原從中國傳入。高麗的白硾紙和松煙墨傳到宋朝，很受士大夫的歡迎。宋朝墨工潘谷采用高麗的松煙，制成最佳的墨，馳名國内。
高麗對宋朝的醫學也很重視，高麗國王多次派人來聘請醫生和求取醫書、藥物。一○七四年，高麗國王王徽派遣使者入宋求醫、藥、畫、塑四種工匠，以教導本國人。宋神宗下诏在此四種人内，召募願行者二三人。一○七八年，王徽患病，遣使入宋請醫，宋神宗派翰林醫官邢慥等前去，并帶去藥物一百品。一一○三年、一一一八年，宋徽宗兩次派名醫牟介、楊宗立、杜舜舉等人去高麗分科教授醫學，爲高麗培養了一批醫學人材。此後，高麗正式建立醫官制度和設立藥局。金朝女真族早期的醫藥大都從高麗傳入，醫師也是高麗人。
高麗還派遣留學生到宋朝學習。北宋初，康戬、金行成都入國子監讀書，進士科登第，在宋朝任職居官。康戬官至京西轉運使、工部郎中；金行成病殁于安州通判任上。宋徽宗時，高麗進士權适、趙奭、金端等參加貢舉考試，宋徽宗親臨集英殿主持他們的考試儀式，特賜上舍及第。宋朝士人僑居高麗，國王也授以官職，如蕭宗明、蕭鼎、蕭遷、盧寅、陳渭、葉盛、慎脩等人，曾任高麗阖門祗候或阖門承旨、秘書省校書郎、參知政事等職。
程朱理學在元朝初年傳入高麗。一二八九年，高麗人安珦在大都獲得《朱子全書》新版，回國後，在太學講授“朱子學”。後來，白頤正又從大都帶回許多程、朱理學著作，在太學宣講。不久，又按權溥的建議，由秘書省書籍所刊行朱熹《四書集注》。理學在高麗廣泛傳播，出現了李谷、李齊賢、李穑等理學大師。
日本 中國和日本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唐代，兩國的文化交流極爲繁盛。宋朝在前代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元朝雖兩次侵略日本遭到失敗，但兩國民間的經濟文化交往，仍很密切。
北宋時，主要是宋朝商船駛往日本；南宋時，宋、日兩國都有商船頻繁往來；元朝時，日本商船來中國的也很多。宋、元船大都由明州或杭州、溫州、泉州啓航，到達日本築前的博多或越前（今福井縣）的敦賀港。日本安置宋船人員在鴻胪館，供給膳宿。宋朝運銷日本的貨物，有書畫、文具、銅錢、佛經等，日本運往宋朝的貨物中，刀劍和折扇，頗受宋朝文人的歡迎。宋朝著名文人歐陽修、梅堯臣都曾賦詩贊美日本的寶刀。宋、元和日本的僧人不斷互相訪問，著名的日僧裔然、成尋、寂照、榮西等入宋，晉谒皇帝，進獻禮物，然後朝拜佛迹，備受優待，宋、元僧寂圓、道隆、普甯、一山一甯、清拙正澄等著名禅僧也渡海赴日，宣揚禅風。兩國商人和僧人對溝通經濟文化，起了積極的作用。
商人和僧人攜往日本的大批書籍中，有佛教的《大藏經》，道家、儒家書籍，《白居易文集》、《東坡指掌圖》、《五代史記》、《唐書》、《太平禦覽》等；帶來中國的書籍，有當時已經失傳的儒、佛經典，如裔然曾向宋太宗進獻《鄭氏注孝經》、《越王孝經新義》各一卷。
随着宋代刻闆書籍和佛經的大量輸出，日本的印刷業日漸興盛。宋禅院刻印佛經施舍信徒的風氣傳入日本，日本禅院竟相仿效，一時刻印了《法華經》、《無量義經》、《觀普賢經》等大量佛經。這些佛經被稱爲“折供養”。一二四七年有人署名“陋巷子”，覆刻宋婺州本《論語集注》十卷，成爲日本雕印儒家經典的濫觞。
這一時期，兩國的繪畫藝術不斷交流。宋畫題材豐富、畫法多變，在日本得到好評。日本畫家曾親自來宋朝學習，并帶回很多名畫，宋朝畫家也應邀赴日傳藝。日本繪畫也受到宋、元人的贊賞。汴京相國寺市場出售日本扇，宋人對扇上圖畫評價極高，認爲“意思深遠，筆勢精妙，中國之善畫者或不能也”。元朝許多高僧的墨迹傳到日本，對日本的書法給予不小的影響。日本的一些書法家，如奝然、寂照、雪村友梅等人的作品，也深受宋元文人的重視。
宋朝的一些醫生東渡日本行醫。如郎元房在鐮倉僑居三十多年，以他高明的醫道赢得日本執政北條則賴和北條時宗的信賴，擔任他們的待醫，對日本醫學起過促進作用。宋朝的一些醫書如《太平聖惠方》、《和劑局方》、法醫學名著《洗冤集錄》等都先後傳入日本。許多中草藥和成藥，如麝香、金益草、銀益丹、巴豆、雄黃、朱砂等，也大量輸入日本。日僧榮西還從宋朝帶回茶種，培植茶樹，并撰成《吃茶養生記》二卷，提倡飲茶養生延壽之道，于是日本飲茶的風氣再度盛行。元代，日本流行唐式茶會。
宋朝佛教禅宗日益發展，禅宗“頓悟成佛”的教義和寡欲樸素、專心修道的精神，吸引了許多士大夫。傳入日本後，逐漸吸引了鐮倉幕府的執政和武士們，使他們成爲禅法的虔誠信奉者，從而在日本掀起了武士熱心參禅究道的風習。到南宋時，日僧更是頻繁入宋學禅。禅宗學說對日本的思想界産生了很大的影響。
程、朱理學在十三世紀傳入日本，首先在日本傳播理學的是元朝僧人一山一甯，日本的理學先驅便是一山一甯培養的弟子虎關師煉。程、朱理學和禅宗學說融爲一體，長艦成爲日本封建統治的思想武器。
（二）東南亞與南亞諸國
宋、元時期，與南方及西南毗鄰的各國之間，除了傳統的陸路交通外，海上的交通空前繁榮。與南海諸島國的聯系也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中南半島諸國交趾（安南）、占城、真臘、緬國，與宋元王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聯系。元朝曾向這些地區進兵侵掠，但彼此之間的移民與商販仍往來不息。一二二五年取代李氏而創立安南陳氏王朝的陳日■便是福州長樂人，後徙居安南的南定省天長府即墨縣，以漁爲業，叔陳守度，取李氏王朝而立日■。交趾的貴族多沿漢姓，如丁、黎、李、陳。交趾的李氏和陳氏王朝，先後與宋元王朝保持經常的朝貢關系，接受賜予他們的官号。彼此之間商販往來十分頻繁。宋在廣西沿邊邕州和欽州設立互市場，宋和交趾的富賈行商，都到這裏來貿易。雙方商人還經由海道運貨販賣，宋商大部以巨商爲綱首，結夥從泉州、廣州等地發船前往交趾、占城；交趾、占城的商人也泛海運貨到泉、廣州，然後販運宋朝的貨物包括書籍、紙、筆等回國。交趾、占城和宋朝到對方國家定居的人民也絡繹不絕。北宋初交趾時犯占城，一批批占城人逃來宋朝，當時廣州的占城流民就數以百計。宋朝一些人也僑居在占城。慶曆初，廣東商人邵保到占城，見到逃亡的“軍賊”鄂鄰百餘人。人民間的往來雜處，有力地促進了經濟、文化的交流。乾道中，占城與真臘戰，兩方皆乘大象，勝負不分。有福建人浮海往吉陽軍，爲風浪所逐而抵占城，教占城習騎射，因得大勝。
通過使臣和商人的不斷來往，交趾、占城從宋朝獲得《大藏經》和儒學書籍。十三世紀中葉，交趾出現了雕闆印造的戶口帖子，成爲越南曆史上最早的印刷品。十三世紀前，漢字是交趾唯一通用的文字。“其誦詩讀書，談性理，爲文章，與中國同，惟言語差異”（《島夷志略》）。交趾的高僧大都是著名的漢學家，能賦詩作詞，與宋朝詩人唱和。占城也出現了許多能賦詩作詞的文士。他們的漢文學水平可與高麗比美。十一世紀中葉，交趾國王指導宮女仿照宋朝的絲織品錦，織造錦绮，獲得成功。宋朝傳入交趾的中草藥不斷增多，宋醫在交趾受到重視，甚至交趾統治者也延請宋醫治病，并服用中草藥。交趾的藥物如使君子、霍香等，這時也傳入宋朝。
真臘自稱甘孛智（柬埔寨）。曆史上很早就與中國交通。一○○八年，真臘商賈三人到廣西高州貿易。一一一六年，真臘國王派遣“進奉使”等到宋，贈送禮物。此後，宋朝、真臘的使臣和商賈，不斷往來兩國。元成宗初年，周達觀曾随元使訪問真臘，到達都城吳哥，撰成《真臘風土記》一書。書中描述當時真臘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元朝的貨物，以“唐人金銀”爲第一，其次爲五色輕絹帛，再次爲真州的錫鐵、溫州的漆盤、泉州的青瓷器，還有明州的草席以及雨傘、鐵鍋、銅盤、木梳、針、矮床等。宋、元時期有許多人僑居真臘經商，并娶當地婦女爲妻。《真臘風土記》一書的完成，增進了中國人民對真臘的了解，也爲真臘保存了可貴的曆史紀錄。
宋代的羅斛國（以今泰國華富裏府爲中心）、真裏富（今莊他武裏一帶）、西棚（今素攀一帶）等，以及元朝時的暹國，都是今泰國境内的古國。羅斛國在一一○ 三年，派使臣到宋“進奉”貨物。一一一五年，宋在泉州置來遠驿，接待羅斛、占城國人使。元朝曾三次遣使往暹國，暹國使者也九次訪問元朝。一一六四年，真裏富的一位巨商在明州病死，當地官府爲他準備棺木盛斂，囑其随從護喪歸國，并準許帶回巨商的全部遺産。次年，真裏富國王派人帶信表示感謝。宋、元商船也到那裏貿易，運去宋朝的特産。
宋、元時期，緬甸古國爲蒲甘或緬國。一○○四年，蒲甘國王派遣使者從海路到宋贈送禮物，受到宋朝的歡迎，邀請他們參加上元節觀燈。此後，蒲甘使者多次入宋。蒲甘又與大理國（今雲南省）毗鄰，蒲甘王阿奴律陀曾親自到大理訪問，與大理關系較爲密切。一一三六年，蒲甘和大理使臣經廣西，一起向宋朝贈送土産。蒲甘商船也經常運載金顔香等到泉州貿易。蒲甘還曾派使臣和佛僧到宋求取或贈送佛經。蒲甘王朝所建的佛教寺院，采用了宋朝形式的塔像和幅射拱門。
南海諸國宋代，與南海諸國的交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宋王朝獎勵發展海外貿易。宋太宗曾特派使者持敕書金帛，分四路招緻海南諸蕃國，并在京師置榷易院。凡諸蕃國香藥寶貨至廣州、交趾、泉州及兩浙，非出于官庫者，不得私相市易。市舶成爲北宋重要的财源。南宋王朝也申令“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徐遠人，阜通貨賄”。在這種獎勵海外貿易政策的推動下，宋朝與南海以及西洋諸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得到了發展。成書于一一七八年的周去非《嶺外代答》一書，著錄南海地名約二、三十處，稍後，趙汝适撰《諸蕃志》地名多達八、九十處。元末汪大淵附賈舶浮海，越數十國，所著《島夷志略》一書，以親身的見聞，報導了從東南亞遠及于東非的道裏風俗，大大豐富了關于這些地區的知識。
元朝在平南宋後，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南宋的基礎上，發展同南海西洋諸國的關系。忽必烈曾令唆都等奉玺書十通，招谕南海諸國，占城、馬八兒（印度東海岸）等俱奉表入貢。忽必烈并重用南宋的降臣蒲壽庚，利用僑居福建的外商與南海諸國的聯系，招緻諸善國，發展海外貿易。一二七九年，又遣楊庭壁出使俱蘭（印度西海岸）。楊庭壁抵達俱蘭時，也裏可溫兀咱兒撒裏馬及木速蠻主馬合麻也在其國，聞诏使到來，都表示願意遣使入貢。蘇木達國也遣使通過俱蘭向元朝臣服。因此，南海十國馬八兒、須門那、僧急裏、南無力、馬蘭丹、那旺、丁呵兒、來來、急蘭亦■、蘇木都剌皆遣使入貢。一二八四年，忽必烈又遣使臣前往錫蘭（今斯裏蘭卡）訪求佛牙。使臣抵錫蘭島，入谒國王，求得佛牙二枚、佛遺發與供食之缽。非洲旅行家伊本·拔都他在他的遊記中也記載元朝皇帝曾遣使至印度。當他在古裏時，曾見有元朝船隻十三隻停舶在港内。元朝商人在南海十分活躍，不少人遷居南洋諸島，與當地人民一道，爲開發這一地區作出了貢獻。
位于蘇門達臘島上的三佛齊是當時東南亞國際貿易的樞紐。三佛齊向宋朝派出使臣三十多次。一○○三年（真宗咸平六年），三佛齊王遣使李加排、副使無陁李南悲來貢，且言本國建佛寺，請賜鍾及寺名。真宗诏以承天萬壽爲寺額，并鑄鍾以賜。三佛齊文字用梵書，上表章用中國漢字。阇婆（爪哇）也多次派使臣入貢。宋與三佛齊、阇婆等國商人的來往也極其頻繁。宋朝商人至阇婆，備受優待。福建建溪的大海商毛旭，曾經多次運貨去阇婆，歸國時又爲阇婆使者充作向導。
位于加裏曼丹島上的渤泥，跟宋朝人民交往甚多。九七六年，渤泥國王向打派遣使臣帶着表文（國書）入宋，贈送龍腦、玳瑁、檀香、象牙等禮品，宋太宗将使臣安置在禮賓院，以貴賓相待。宋朝商舶抵達渤泥三天，國王就帶領眷屬、大臣前往參觀，商船跳闆鋪上織錦迎接，設宴款待，最後分送禮物。船上貨物都由國王和大臣定價，然後擊鼓，召集附近百姓前來貿易。在文萊發現的一塊漢文石碑，上刻“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男應（？）甲立。”這是東南亞現存最早的一塊漢文碑刻。據考訂，是一二六四年爲宋朝知州蒲某建造的墓碑，蒲某可能是泉州人。這說明許多泉州人，包括宋朝的官員，都來渤泥僑居。
宋朝與蒲端（疑爲今非律賓班乃島西部的武端）、麻逸（今呂宋島）及其屬國三嶼（今呂宋島西南諸島）、蒲裏噜（今呂宋島東波利略島）、白蒲延（今呂宋島北的巴布延群島）等，都有密切的文化交流。一○○三年，蒲端國王具陵派遣使臣李竾罕、副使加彌難入宋，向宋真宗贈送土産和紅鹦鹉。次年上元節，宋朝派官員陪同使臣觀燈、宴飲，并贈送錢币。從此，蒲端使臣不斷來宋，從宋朝帶回冠帶、衣服、器币、銅錢、旗幟、金銀、铠甲等物，又給宋朝帶來玳瑁、龍腦、丁香等物。麻逸國商人在九八二年運寶貨到廣州。宋朝商船将瓷器、鐵鍋、烏鉛、五色琉璃珠、鐵針、绫絹等運到麻逸、三嶼等國，又從那裏買回黃蠟、吉貝、番布、真珠、玳瑁等。
印度次大陸諸國宋人稱爲鵬茄羅（今孟加拉）、天竺（今印度）、注辇（今印度東部海岸）、故臨（今印度西海岸柯欽一帶）、南毗（即古裏佛，今印度西部馬拉巴海岸）、胡茶辣（今印度巴羅達一帶）、麻羅華（今印度巴羅達以東）、細蘭（今斯裏蘭卡）等南亞各國，都與宋朝保持頻繁的經濟文化聯系。宋太宗時，天竺僧羅護哪航海至泉州，海商施金建造一座佛寺，請羅護哪主持。注辇使臣和商人入宋者更多，他們給宋朝帶來了真珠、象牙、琉璃和各種香料。宋朝海船去大食各國途中，必經故臨國換小船而去。宋商把檀香、丁香、腦子、金銀、瓷器、馬、象、絲帛等運往細蘭國，又從那裏購買白豆寇、木蘭皮、粗細香等回國。
海道之外，宋與印度次大陸諸國在陸路上的交通也很頻繁。北宋建國之後，九六五年（太祖乾德三年），滄州僧道圓自西域返還，表獻貝葉梵經四十二夾。道圓是在晉天福中西去的，在途十二年，居印度六年。宋太祖親自召見他詢問所曆山川道裏，頗加禮待。明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情遊西域取經，朝廷各賜錢三萬遣行。此後，往取經者甚多。同時期，印度僧人也紛紛東來，其中著名的有中天竺摩伽陀國法天、北天竺迦濕彌羅國僧天息災和烏填國僧施護等。太宗崇尚釋教，九八 ○年（太平興國五年），诏立譯經院（後改稱傳法院），召天息災等三人入院，從事佛經翻譯，由梵學僧法進、常謹、清沼等筆受，楊悅、張洎潤色。九八三年，天息災諸選召童子，學習梵文。真宗景德三年诏令“西天僧有精通梵語，可助翻演者悉館于傳法院”。傳法院進行了大量的佛經翻譯工作。從太平興國七年到仁宗景祐三年的五十四年内，貢獻并内出梵經無慮一千四百二十八夾，譯成經論凡五百六十四卷。以後又續有譯作。當時來宋朝的天竺僧人很多，挾梵夾來獻者不絕。
（三）中亞、西亞及東非諸國
阿拉伯沿海諸國早在行勤西遊時，便攜有宋王朝緻大食國王書。行勤顯然完成了傳遞使書的任務，因此，九六八年（開寶元年），大食國王遣使來貢。宋人所說的“大食”，是中亞諸國之泛稱。從行勤的行程來看，他們道出克什米爾，折而西南行，至北印度的左蘭那羅國。他所緻書的大食國，很可能便是當時據有錫斯坦地區的伽色尼王朝的創建者撒布克的斤。九七一年，大食國又遣使來貢，宋以其使者李诃未爲懷化将軍，還特以金花五色绫紙寫告身以賜。從這以後，取陸路和海路東來的大食使者史不絕書。
遼王朝已與中亞諸國有密切的聯系。早在天贊初，就有“波斯國來貢”、“大食國來貢”的記載。一○二○年，大食國王遣使爲其子冊哥請婚，并進象及方物。明年，複遣使來，遼以王子班郎君胡思裏女可老封公主許嫁。一○二六——一○二七年（聖宗太平六——七年），遼又遣使至錫斯坦與伽色尼王朝聯系，建議“辟聯合之路而系敦睦之環”，使之從西南方牽制哈剌汗國。一○四一—— 一○四二年（道宗重熙十——十一年），爲遼戍邊的一萬六千帳契丹人叛逃，遷入哈剌汗國。所有這些關系表明，後來耶律大石的西遷不是偶然的。
成書于一一二○年的《動物與自然屬性》的作者馬兒瓦齊報導，當時中國分屬支那、契丹與畏兀三部分。凡是經商及從事其他事務的人皆自喀什噶爾經葉兒羌、和田，至沙州，然後由這裏分道前去三國。但是當時東西間的陸路交通是艱難的。十世紀末，遼聖宗向西擴展了領地；十一世紀中，西夏又控制了河西走廊，北宋與西域的陸路交通因而一度被切斷。宋神宗開熙河，與西域的交通才得恢複，但必須取道青海北部，由秦州入境。這一段旅途更加僻遠迂回，彼此間的陸上聯系受到限制。因此，宋與大食的聯系，主要還是依靠海路進行。
宋朝與大食諸國海上交通發達，遠洋船舶廣泛使用羅盤針導航。大食使臣和商賈從海路到東方，多到故臨國換乘東歸的宋商海舶。大約在十二世紀末到十三世紀初，羅盤針傳入大食，又經大食傳入歐洲。宋朝有近六十種藥材大量運入大食各國，其中川芎對醫治采胡椒工人的頭痛病有顯著療效，而牛黃約在十二世紀前又由大食人傳到歐洲。這說明宋朝醫學對大食醫學有很深的影響。大食各種藥材也被宋朝藥物界廣泛采用，阿維森納創造的丸衣方法傳到宋朝後，迅速得到推廣。
伊斯蘭教及其建築藝術，傳入宋朝，大食商人在泉州、廣州建築寺院和高樓，既保持了大食的建築藝術風格，又吸取了宋朝建築的優點。僑居宋朝的大食各國商人數量很多，有些商人資金相當雄厚，廣州官員競相與之聯姻。這些商人還在僑居地，如廣州、泉州興建著學。元朝時期，色目人在福建沿海定居的人數相當多。元末農民起義中，這些色目人在其首領賽甫丁的領導下，據有泉州。當時，摩尼教、伊斯蘭教在這裏十分流行。
十三世紀時，波斯人曾仿制宋瓷碗，繪有鳳凰圖案，而宋磁州窯也曾仿制波斯式的瓷壺。北宋初，有一位漢族學者在伊拉克巴格達僑居一年左右，他隻用五個月時間就學會了阿拉伯文。當他準備離開巴格達時，請房主拉齊讀一部阿拉伯學者的著作，拉齊讀得很快，他能用漢文草書準确地速記下來。大食的天文學也對中國産生了影響。在河北宣化發掘的一座遼墓中，出土一幅彩繪的星空圖。此圖以中國傳統的二十八宿爲主，又吸取了巴比倫黃道十二道，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
東非諸國《諸蕃志》中，詳細地記載勿斯裏（今埃及）、遏根陀（今亞曆山大港）、陀盤地（今杜姆亞特港）和憩野城（今開羅）等地的情況。這些情況可能是他從到達泉州的埃及商人那裏聽來的。他還記述遏根陀國有一座大塔，這就是古代亞曆山大港的法魯斯島燈塔，高達一百米。憩野是勿斯裏的都城，商業非常繁盛，意大利商人曾到這裏來購買東方貨物，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宋朝的貨物，主要有絲織品、瓷器、金銀、銅錢等。
宋朝的瓷器馳名世界，遠銷勿斯裏，受到當地人民的喜愛。不久，本地的陶瓷工匠便進行仿造。在十一至十三世紀時，仿制青瓷；十四至十五世紀時，又仿制青花瓷。但瓷胎使用本地的陶土，并且常有阿拉伯字的陶工名字。這些仿制品的瓷片，在福斯特（開羅古城）遺址中發現不少。十二世紀時，宋朝的皮影戲傳入勿斯裏，引起當地人民的很大興趣。亞曆山大港的天文學家兼地理學家多祿某的天文集，在宋、元時傳入中國。據馬可波羅記載，忽必烈時，朝中有巴比倫（指埃及）地方之人，被大汗派遣至福州城，授民以制糖術，用一種樹灰制造。這些都說明彼此間文化交流的密切。
一○七一年，層檀（今坦桑尼亞）首次派使臣到廣州，對宋朝進行訪問。一○八三年，再次遣使入宋，贈送本國特産，宋神宗回贈銀二千兩。宋朝的絲織品、瓷器、銅錢等，直接或間接地由宋朝商船運到層檀銷售。十九世紀末年以來，坦桑尼亞沿海一帶不斷發現宋瓷殘片和宋朝銅錢，表明宋和層檀之間的經濟文化交往相當頻繁。
宋朝人稱索馬裏古國爲中理（今索馬裏沿岸）和弼琶囉（今索馬裏柏培拉港）。索馬裏首都摩加迪沙的地下發掘，曾發現宋瓷和宋錢。元朝統治時期，與東非的聯系繼續有所發展。馬可波羅記忽必烈曾派使者至東非馬達加斯加島，使臣歸後，将此島之諸異聞陳告大汗，并把兩枚巨大的野豬齒入呈。元朝未年，依本·拔都他遊印度，曾受其王的派遣，出使中國。依本·拔都他經曆地區的範圍仍然是一個疑問，可能僅到過長江以南，但他的遊記中卻保存了元朝商人活躍在南海的記載。
（四）欽察、伊利諸汗國
蒙古西征後，形成了欽察、察合台、伊利與窩闊台四個汗國。諸汗國逐漸成爲事實上各自的獨立政權，但在名義上，仍奉元朝皇帝爲大汗、“一切蒙占君主的君主”、“四海萬民之君和成吉思汗家族之長”。在通常情況下，諸汗國汗位的承襲，必須取得元朝皇帝的認可。伊利汗國的旭烈兀汗死，遺命子阿八哈汗繼位。阿八哈辭位說：沒有叔父忽必烈的命令，他不能即位。因此在未得忽必烈的正式冊命之前，他始終不敢就正位，而是另設一座，權行汗權。直到一二七○年元朝所派的使臣奉诏來到後，他才遵旨重新舉行登位的典禮。一二八四年阿魯渾汗奪取了汗位，但也等到二年以後元朝的使臣到來，才正式即位爲伊朗等地諸蒙古及大食民衆之長。一二九一年乞合都即汗位，忽必烈賜給他藏語名亦憐真·朵兒隻。合贊汗的即位與改奉伊斯蘭教，同樣要取得成宗鐵穆耳的認可。一些有翊戴大功的貴族，也以請求元廷賜予官爵爲榮。如阿魯渾汗時期的不花，被元朝封爲丞相，不賽音汗時期的出班，被元朝授以開府儀同三司、翊國公，給銀印、金符。元王朝封授汗國貴族的這些官爵，顯然都是來自漢族的傳統官名。在特殊情況下，元廷甚至可以另派所在汗國的貴族來接替汗位。現存的資料表明：伊利汗國的國玺，是由元廷所頒賜的漢文刻印，一方爲“輔國安民之寶”，另一方爲“真命皇帝和順萬夷之寶”。
元朝皇帝與諸汗國通過賜予和朝貢保持經濟上的交流。諸汗國的貢品多是西域的大珠、珍寶、玉器、水晶、馬駝、文豹、獅虎、藥物和特産的佩刀。元廷的回賜則爲鈔币、緞帛、繡采、金銀和東北特産的海青獵鷹。貢使往往受命攜來重金，廣購元朝各種上産，使者本人也乘機販運貨物。因之，每一批使者實際上便是一支龐大的商隊。元朝規定：所有使臣，從杭愛山至大都都可以乘驿前行，因而大大地便利了貢使的商販活動。
在蒙古統治時期，東西方之間人民的交往也空前繁盛。早在成吉思汗西征中，一大批投附的官員、軍卒、工匠和驅奴被擄東來，以後又輾轉遷入内地。随後是大批中亞商販、旅行家，沿着東西驿道，絡繹東來。元人文獻把他們泛稱爲回回人、西域人或大食人，統歸色目。他們大都是伊斯蘭教徒，在内地任便住坐，蹤迹遍及城鄉各處，但在一個地方内又往往保持小範圍的聚居，嫁娶喪葬、宗教信仰仍堅持原有的習俗。在有回回人聚屠的城市中，如上都、太原等地，都建有禮拜寺。元朝設立回回哈的司，管領伊斯蘭教徒刑名事務，答失蠻（回教徒）與佛、道和基督教徒一樣，都享有特許的優免賦役的權利。他們在定居各地之後，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漢文化，不少人成爲漢文化修養很高的寫作家，同時也把中亞的伊斯蘭文化傳播到中國。
與此同時，也有大批蒙、漢等各族人遷入中亞和西亞諸地。當旭烈兀西征時，除大批蒙古軍外，曾征調漢人匠師上千人随征，其中包括使用火藥的槍手。由中國發明的火藥輾轉經過阿刺伯而傳入歐洲，對世界文明的發展作出了貢獻。随軍西征的蒙古人和漢人留住在伊利汗國，因爲蒙古人當時主要信仰喇嘛教，所以在伊利汗國境内，一度佛寺興盛。藏族創立的“喇嘛教”也由此傳到了中亞地區。著名的全真道士丘處機和政治家耶律楚材都曾親曆中亞；旅行家常德奉使于旭烈兀，且遠及呼羅珊諸地。當時還有一部分原屬西遼的黑契丹人，以博刺克·阿隻蔔爲首，又在克爾曼地區割據自守而臣附于蒙古。他們的統治前後維持達八十餘年。直到十四世紀初，完者都汗征召其主沙隻罕入朝，另派蒙古官員統治其地，契丹人後裔的這個政權才告結束。
東西方之間政治、經濟關系空前密切，人口交互遷移，文化上的交流也因此更爲發達。中亞城邦中所習行的理算、撲買與商業斡脫組織等制度，都在元朝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生活中産生了影響。一些色目權臣，也多慣于把中亞的統治制度強行推行于漢地。成宗以後，這種情況才有所變化。
回回的優秀科學成果，如醫學、天文學等的傳入，受到元朝人民的歡迎。著名的回回天文學家劄馬魯丁在至元四年進《萬年曆》，忽必烈曾一度下令頒行。劄馬魯丁又造咱秃哈剌隻（多環儀）、咱突朔八台（方位儀）、魯哈麻亦渺凹隻（斜緯儀）、魯哈麻亦木思塔餘（平緯儀）、苦來亦撤麻（天球儀）、苦來亦阿兒子（地球儀）、兀速都兒刺不（觀象儀）等回回天文儀器。元朝還專設有回回司天台。在當時元廷的秘書監裏，保存有大量天文曆算書籍和儀器。回回醫學也很負盛名。元朝在太醫院下設廣惠司，拿修制禦用回回藥物及和劑，以療諸宿衛士及在京孤寒者。廣惠司的創建者是叙利亞人、景教徒愛薛。回回藥物與驗方在社會引起了普遍的重視。在秘書監中還保存有《忒畢醫經十三部》（忒畢，阿剌伯語義爲醫學）。《常德西使記》載中亞的幾種特效藥物：阿隻兒，狀如苦參，治馬鼠瘡；婦人損胎及打撲内損，用豆許咽之自消。阿息兒，狀如地骨皮，治婦人産後衣不下，又治金瘡膿不出，嚼碎敷瘡上即出膿痊愈。奴哥撤兒，形似桔梗，治金瘡；腸與筋斷者，嚼碎敷之自續。明初刻本《回回藥方》，據考證系阿拉伯著名醫學家依本·貝塔兒的《簡救法》一書的譯本，大概是元代譯出的。忽思慧所著的《飲膳正要》，是一本研究食物醫藥學的專著，其中也保存了一些回回藥物及方劑。
大食人也黑叠兒是出色的建築工程師，忽必烈時任茶叠兒局諸色人匠總管府達魯花赤，兼領監宮殿。在大都宮城的設計中，“受任勞勚，夙夜不遑，心講目算，指授肱麾，鹹有成畫”。後與張柔、段天祐同行工部事，管領修築宮城，爲大都城的修建作出了貢獻。尼泊爾著名的繪畫裝塑家阿尼哥，中統元年受帝師八恩巴之招，率領匠師八十人造黃金塔于吐蕃。後從帝師入京，以塑繪和工巧著名一時，兩都寺觀的塑像，多出其手。阿老瓦了和亦思馬因是伊利汗阿八哈應忽必烈之命而派遣來元的制炮家。他們所造的巨炮（一種投石機）曾用于進攻襄陽與常州，具有頗大的摧毀力。
中國文化也在波斯等地廣泛傳播。随同旭烈兀西征的有中國天文學家數人，其中包蠻子（？譯音）最爲著名。伊朗的著名天文學家納速剌丁便是通過他而得以了解中國的天文推步術數。伊利汗國丞相拉施德在編纂他的世界曆史名著《集史》時，曾有漢人學者李達時、倪克孫（均爲譯音）參與編著。《集史》中有關蒙古及元朝的某些史實，主要是得自一二八三年出使伊利汗國并留駐那裏的元朝丞相李羅的口授。拉施德還主編過一部關于中國醫學的百科全書，名爲《伊利汗的中國科學寶藏》。孫思邈的《千金要方》也被譯成了波斯文。合贊汗曾得眼疾，延請元朝醫師治療。這位醫師采用放血療法而收到了預期的效果。合贊汗本人，略知漢語，通曉中國史事，了解中國特産的草藥。西亞流行的圓穹形建築和繪畫的手法與題材，也明顯地反映了中國建築與繪畫藝術的影響。元朝的紙鈔制度也傳入伊利汗國，曾一度實行。
（五）歐洲諸國
據《宋史》記載，北宋時期，拂菻（東羅馬）曾三度遣使來貢。當時陸路上的通道既遠且阻，直接往來是很困難的。但間接的文化交流卻一直未曾停止。經由西亞東傳的景教（聶思托裏派基督教），在漢地雖已不再流行，但在畏兀兒等族地區卻仍然盛行。太平興國六年，王延德使高昌，他在那裏見到所謂“波斯僧”，指的便是景教徒。據西方的記載，在十一世紀初，我國西北部的突厥人已有很大一批人轉奉了景教。以後景教一直在西域和西部蒙古地區盛行。克烈、乃蠻與汪古等部從遼、金以未便都是世奉景教的部族。
蒙古的幾次大規模西征和四大汗國的建立揭開了中國與歐洲交通的新篇章。大批歐俄的部族，如欽察人、阿蘭人，俄羅斯人被裹脅東來；一些歐洲的工匠，如日爾曼奴隸、巴黎和貝爾格萊德的俘虜也出現在和林。西征也在客觀上打通了交通的道路，一大批歐洲人，包括教土、使臣、商賈和旅行家，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湧向東方。
普蘭諾·迦賓與盧蔔魯克的來使歐洲人對蒙古，原來很不了解。拔都的西征引起了歐洲統治者們嚴重的不安和憂慮，因而亟力謀求了解蒙古草原的狀況，阻止殺掠。一二四三年，新當選的教皇英諾森四世組織兩個使團出訪蒙古：普蘭諾·迦賓出往俄羅斯；剌溫思出往波斯。普蘭諾·迦賓等在一二四五年四月從裏昂出發，帶着教皇寫給蒙古大汗勸谕勿攻基督教民的書信，經過波希米亞、基輔，穿過南俄草原，在伏爾加河上觐見拔都。拔都認爲這種關系必須取決于大汗，便派他前往蒙古。于是他與同伴別年的克特穿過康裏草原，經過準噶爾盆地北部，抵達蒙古。當時正在舉行選舉貴由爲大汗的忽裏勒台。普蘭諾·迦賓在蒙古逗留了四個來月。貴由寫了勒令西歐的統治者們投降入貢的回信，交他帶給教皇。普蘭諾·迦賓于一二四六年十一月啓行，大體上循原路西返，一二四七年的下半年返抵裏昂。他所記的《蒙古曆史》一書，是對蒙古人從生活習俗到軍事裝備、戰略戰術的一個全面紀錄，其中還包括了旅途行紀，記述沿路的見聞。
一二四八年，率領第八次十字軍東征的法國國王路易九世在尼可西亞接待了一個自稱是蒙古駐小亞細亞的将軍按隻吉歹所派遣的使團，使者名大維德。明年二月，聖路易遣安德烈爲使，進行回訪。安德烈大概是在木幹平原見到按隻吉歹，然後繞行裏海南岸，循錫爾河而東，抵達額敏河上貴由的行官。這時貴由已病死，海迷失皇後執政，她接見了安德烈。一二五一年四月，安德烈返抵帕托列瑪恩，觐見聖路易，遞交了給海迷失皇後的回書。書中敦促稱臣入貢。緊接着，聖路易又在凱撤裏亞接見了據說是海迷失所派遣的菲力浦使團。使團受到聖路易的款待，逗留一年之久。一二五二年春，聖路易又派教士盧蔔魯克以傳教士的名義前往蒙古。盧蔔魯克可能是從阿克兒乘船，伴同菲力浦使團抵孔士坦丁堡。然後越裏海，從克裏米亞半島登陸東行，先後觐見了西歐盛傳是基督教徒的蒙古諸王撒裏塔，和住牧在伏爾加河上的拔都。拔都派他往見蒙哥汗。他在一二五三年十二月抵達蒙哥在汪吉河附近的冬營帳地，然後伴随蒙哥的大帳日漸北移。次年四月進入和林城。逗留五個多月之後，盧蔔魯克帶着蒙哥的嚴厲的促降書返回。他從拔都處折而南行，穿過高加索與小亞細亞，一二五五年六月抵達塞浦路斯。他此行的使命，原是希望結好蒙古，共同抗擊伊斯蘭教徒，收複聖地與宣揚基督教義。這無疑是徹底失敗了。但他成功地深入了解了蒙古的狀況和東西交通的道路。他所著的《行紀》一書，是關于蒙古和中亞曆史的有價值的資料。
馬可波羅來華 忽必烈建立元朝後，歐洲的貢使、商人、旅行家和傳教士，絡繹東來。馬可波羅以他的遊記著稱于世。
馬可波羅出生在意大利威尼斯的商人家庭。他的父親尼古刺和叔父瑪窦從孔士坦丁堡渡黑海，前往欽察汗國的都城撒萊經商。由此繼續前行，抵布哈拉。大約在一二六六年（至元三年）到達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見。忽必烈決定派遣使臣随同他們西返，往使羅馬教延，命教皇遣送熟知基督教律，通曉七種藝術者百人來華。中途使者因病阻留，尼古刺兄弟持國書繼續西行。他們在一二六九年抵阿克兒，向教廷呈遞了蒙古的國書。二年之後，兄弟二人攜帶十五歲的馬可波羅陪同教皇所派遣的二宣教士尼古勒與吉嶽木東來。兩名宣教士在半途因懼怕危險而折回。馬可三人又經過長途跋涉，于一二七五年（至元十二年）夏到達上都複命。馬可波羅在元朝留居十七年，頗得忽必烈的信任。忽必烈“欲見萬裏如在目睫”，曾派遣賀勝遍曆吐蕃、雲南、廣海之地，往返觀察。馬可波羅在遊記中說他也曾奉使雲南、江南及占城、印度諸地。馬可波羅還自稱在揚州作官三年。一二九一年（至元二十八年），忽必烈應伊利汗國的請求，把闊闊真公主嫁給阿魯渾汗。馬可波羅随同阿魯渾的使臣護送公主，由海道西行。在一二九二年左右抵達伊利汗國，完成了護送任務。馬可波羅繼續西行，一二九五年返抵威尼斯。根據他口述整理的《馬可波羅遊記》，記載了他在旅途和在元朝居留期間的見聞，對元朝的繁華和富庶備加贊揚。馬可波羅的東來和遊記的傳播，極大地加強了歐洲人對東方的了解。
列邊騷馬出使歐洲列邊騷馬原籍大都，是一個景教徒。列邊是景教長老之稱。據說當時在大都的景教徒多達三萬多人。騷馬與東勝（？）人馬兒可思在一二七八年（至元十五年）奉準前往耶路撒冷朝聖。他們途經河中府、唐兀城、和田，經塔拉斯、呼羅珊而抵巴格達，因戰争稽留在伊利汗境。一二八○年，馬兒可思被任命爲契丹與汪古的大主教，改名爲馬兒亞伯刺罕。次年，在巴格達的景教總主教死，諸大主教集會，因馬兒亞伯刺罕是蒙古人，而被選推爲總主教，得到阿八哈汗的核準。其後阿魯渾汗在位，企圖征服巴勒斯坦與叙利亞，由馬兒亞伯刺罕派遣騷馬爲使，前往歐洲，聯絡基督教國家。一二八六年騷馬以阿魯渾國王及馬兒亞伯刺罕總主教的名義赴羅馬，航經孔士坦丁堡，至那不勒斯登陸。這時正值舊教皇死，新教皇未立。騷馬在羅馬盤桓之後，去往法蘭西，受到國王菲力浦四世的接見。國王表示：雖然蒙古人不是基督教徒，但如果爲奪取耶路撒冷而進擊阿拉伯人，他将全力應援。騷馬又前往會見英王愛德華。愛德華也表示他的想法與阿魯渾汗一緻。一二八八年春，騷馬返抵羅馬。新教皇尼古拉四世熱烈地接待了騷馬，對阿魯渾汗優禮基督教徒和打算奪回聖地表示了支持和感謝。騷馬在勝利完成使命後，循原道返回，受到阿魯渾汗的嘉獎。此後騷馬與馬兒亞伯刺罕一直留在伊利汗國。騷馬死于一二九四年。馬兒亞伯刺罕死于一三一七年。
羅馬無主教士的東來騷馬的西行促使教皇尼古拉派遣傳教士孟德科維諾前來東方進行聯系與宣揚宗教。一二八九年，孟德科維諾攜帶教皇緻阿魯渾汗、海都汗和忽必烈皇帝的信件，前往大不裏士。他從這裏航海至印度，停居年餘，在一二九三年左右泛海來到大都。孟德科維諾受到了成宗的接待，允許他在大都自由傳教。他在大都皇宮附近興建了一所教堂。到一三○五年，先後洗禮了六千人。次年又完成了另一所教堂的興建。他成功地促使汪古部的大貴族高唐王闊裏吉思放棄景教的信仰，改宗天主教。但由于闊裏吉思在對海都作戰中被俘死去，嗣子朮安（這是從約翰·孟德科維諾取名的“約翰”一名的音譯）年幼，闊裏吉思的兄弟尤忽難又率部民奉行景教。當時，大都的天主教與景教兩個教派互相排擠。孟德科維諾就曾長期受到一些景教徒的誣控。孟德科維諾在報導中還提到在大都的阿蘭人有三萬人，“這些人和他們的家屬來投約翰兄弟。他爲他們宣道，并鼓舞他們”。阿蘭即《元史》裏以骁勇著稱的阿速軍人，他們是蒙古西征時從高加索遷來的。馬可波羅曾說：“諸阿蘭皆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在大都的傳播，是同他們分不開的。
孟德科維諾曾兩次緻書羅馬教皇，請求派遣教士前來協助傳教。教皇于是在一三○七年派遣了七名副主教前來，但隻有格拉德、比列格林與安德烈三人約在一三一三年抵達中國。大概也就是在這一年後，泉州也創設了主教區，由格拉德任首任主教，以後則由比列格林和安德烈先後繼任。大都總主教孟德科維諾約在一三二八年（文宗天曆元年）病死，羅馬教廷又委派了尼古拉繼任總主教。尼古拉一行抵達阿力麻裏，受到察合台汗的歡迎。但從這以後，下落無聞。一三三六年（後至元二年），一個由元順帝派遣的十六人使團，包括法蘭克人安德烈（可能即上述泉州主教）在内前往羅馬。使團還攜帶阿蘭貴族福定、香山、者燕不花等署名緻羅馬教皇的信，請求爲他們派來總主教，同時也給元朝皇帝派來使者。這個使團在一三三八年抵達亞維農，受到教皇別内的克特十二世的接待。教皇立即籌組了一個包括馬利諾裏在内的使團東來。使團曆經欽察汗國與察合台汗國，并在阿力麻裏建成一所教堂，洗禮數人。一三四二年（至正二年）七月，使團抵上都，向順帝獻駿馬。《元史·順帝紀》記載：“是月，拂郎國貢異馬，長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純黑，後二蹄皆白。”群臣于是争獻《天馬賦》、《天馬圖》，他們描寫這些使者“黃須碧眼，服二色窄衣，言語不可通”。使團在大都留居三年，然後循海道西歸。據馬利諾裏記載：當使團離去時，皇帝曾囑咐“我或其他人很快能和一個賦予全權的紅衣主教返回來，擔任那裏的主教”。但是，不久之後，元末農民起義爆發，元朝覆亡。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也随之停頓了。
鄂多立克的來華旅行意大利教士鄂多立克從十四世紀初便開始了他的遊曆生涯。他從大不裏士、巴格達而至印度。一三二一年由印度繼續東行，曆南海諸國而抵廣州。再由廣州抵揚州，循運河北上，至于大都。鄂多立克在大都停留達三年，然後經今内蒙古遊曆了青藏地區，再經呼羅珊至大不裏士，返回威尼斯。在他講述的遊記中，關于行在（即杭州）、大都的綠山（即萬壽山）和湖（即北海）以及分省置驿的情況，雖然很簡略，但大體上都是準确的。
歐洲傳教士陸續來華和元朝使臣遠使西歐，這在元朝以前的曆史上是不曾有過的。元朝統治時期的對外關系，由亞洲擴展到非洲和歐洲。元朝以後，中國曆史的發展日益和世界曆史的發展，發生了密切的聯系。
宋金元時期，是文化和科學技術的繁榮時期，也是與域外諸國的文化交流更爲發展的時期。宋朝的統治不及于西域，傳統的東西交通要道受到阻隔。但通過海路，東與高麗、日本，南與南海以至非洲諸國，仍然往來頻繁，交流着文化與科學。蒙古建立橫跨歐亞的大國，東方與西方的交通，出現前所未有的發達景象。元朝建立後，欽察汗國與伊利汗國雖然逐漸獨立，仍然與元朝保持着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聯系。歐洲與中國開始有正式的使臣往來。商人與教士的往來，更爲頻繁。元朝與亞、非、歐三大洲的各國普遍建立了多種聯系。文化交流的範圍，空前地擴大了。
下面簡要叙述宋金元時期文化交流的概狀。
（一）高麗與日本
高麗宋、遼、金時期，三朝與高麗公私交往都很頻繁。汴京和臨安都建有同文館，接待高麗使臣。宋神宗時，高麗使臣所過州郡，官員要出城迎送。宋朝使臣去高麗，高麗也隆重接待，在開京建有專供宋使下榻的順天館。宋朝皇帝和高麗國王經常接見并宴請對方的使臣。高麗贈送宋朝的禮物中有羅、人參、藥材、白硾紙、松煙墨、硫磺、青鼠皮、折扇、松子、柏子等；宋朝的回贈有龍鳳茶、酒、樂器、建本書籍等。宋、金與高麗的民間貿易也十分頻繁。宋朝商人常常幾十人或幾百人，由一名 “都綱”率領，駕三、四艘船橫渡黃海，赴高麗貿易。一般是第二綱到達高麗，第一綱必定回國，第三、四綱也是如此。高麗船舶每年初夏也來登、明州等地貿易。元朝建立前，蒙古軍即已侵入高麗。元世祖時，設征東行省，把高麗作爲侵略日本的基地。元朝的統治爲高麗人民帶來了災難，但兩國的文化交流仍在進行。
宋、金、元的統治者曾應高麗國上的請求，将一些刻印精美的書籍，諸如《九經》、《史記》、兩《漢書》、《聖惠方》、《太平禦覽》、《文苑英華》、《冊府元龜》、《大藏經》、《三經新義》等贈給高麗；高麗也以中國已經失傳的古籍如《（黃帝）針經》、《（京氏）周易占》，以及高麗書籍如《三國史記》等作爲回贈。元仁宗贈給高麗四千三百多冊宋秘閣舊藏的善本。兩國商人、僧人也各将本國的大批書籍運入對方境内。宋朝江南商人李文通等人，一次運往高麗近六百卷宋版書籍。泉州商人徐戬專爲高麗在杭州雕造《新注華嚴經》闆，然後運往高麗。高麗國王之子、僧人義天和尚歸國時，帶回宋佛經三千多卷。元初，高麗博士柳俪在江南購回經籍一萬零八百卷。一○二一至一○八七年，高麗根據遼、宋佛藏，首次雕印《大藏經》。一○八七至一一○一年，又刻印義天和尚的《續藏》，共四千七百多卷。此後，高麗的雕闆印刷業逐漸興盛。宋仁宗時畢昇發明膠泥活字印刷術，南宋末年又發明木活字。高麗勞動人民根據這一原理，推陳出新，約在十三世紀中期，鑄成一批銅字，印刷《古今詳定禮》五十卷。又在一四三六年，鑄成世界上最早的一批鐵字和鍮（黃銅）字。
宋朝的一些文學作品如司馬光、範鎮的文章、王安國的詩詞等，受到高麗文人的喜愛，漢詩在高麗詩歌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宋和高麗的書畫家互相交流技藝。高麗不時派遣使臣和畫工來宋訪求、觀摹書畫。高麗著名僧寺興王寺正殿兩壁臨摹了汴京相國寺的壁畫。宋徽宗曾把自己的書畫贈給高麗國王，并推崇高麗畫家李甯，要宋畫家向他學習。宋朝皇帝和不少士大夫都珍藏高麗畫家的傑作。金朝皇帝也經常派人向高麗求取書畫。元朝流行的趙孟書體，深受高麗文士的愛慕。
高麗的紙、墨原從中國傳入。高麗的白硾紙和松煙墨傳到宋朝，很受士大夫的歡迎。宋朝墨工潘谷采用高麗的松煙，制成最佳的墨，馳名國内。
高麗對宋朝的醫學也很重視，高麗國王多次派人來聘請醫生和求取醫書、藥物。一○七四年，高麗國王王徽派遣使者入宋求醫、藥、畫、塑四種工匠，以教導本國人。宋神宗下诏在此四種人内，召募願行者二三人。一○七八年，王徽患病，遣使入宋請醫，宋神宗派翰林醫官邢慥等前去，并帶去藥物一百品。一一○三年、一一一八年，宋徽宗兩次派名醫牟介、楊宗立、杜舜舉等人去高麗分科教授醫學，爲高麗培養了一批醫學人材。此後，高麗正式建立醫官制度和設立藥局。金朝女真族早期的醫藥大都從高麗傳入，醫師也是高麗人。
高麗還派遣留學生到宋朝學習。北宋初，康戬、金行成都入國子監讀書，進士科登第，在宋朝任職居官。康戬官至京西轉運使、工部郎中；金行成病殁于安州通判任上。宋徽宗時，高麗進士權适、趙奭、金端等參加貢舉考試，宋徽宗親臨集英殿主持他們的考試儀式，特賜上舍及第。宋朝士人僑居高麗，國王也授以官職，如蕭宗明、蕭鼎、蕭遷、盧寅、陳渭、葉盛、慎脩等人，曾任高麗阖門祗候或阖門承旨、秘書省校書郎、參知政事等職。
程朱理學在元朝初年傳入高麗。一二八九年，高麗人安珦在大都獲得《朱子全書》新版，回國後，在太學講授“朱子學”。後來，白頤正又從大都帶回許多程、朱理學著作，在太學宣講。不久，又按權溥的建議，由秘書省書籍所刊行朱熹《四書集注》。理學在高麗廣泛傳播，出現了李谷、李齊賢、李穑等理學大師。
日本 中國和日本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唐代，兩國的文化交流極爲繁盛。宋朝在前代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元朝雖兩次侵略日本遭到失敗，但兩國民間的經濟文化交往，仍很密切。
北宋時，主要是宋朝商船駛往日本；南宋時，宋、日兩國都有商船頻繁往來；元朝時，日本商船來中國的也很多。宋、元船大都由明州或杭州、溫州、泉州啓航，到達日本築前的博多或越前（今福井縣）的敦賀港。日本安置宋船人員在鴻胪館，供給膳宿。宋朝運銷日本的貨物，有書畫、文具、銅錢、佛經等，日本運往宋朝的貨物中，刀劍和折扇，頗受宋朝文人的歡迎。宋朝著名文人歐陽修、梅堯臣都曾賦詩贊美日本的寶刀。宋、元和日本的僧人不斷互相訪問，著名的日僧裔然、成尋、寂照、榮西等入宋，晉谒皇帝，進獻禮物，然後朝拜佛迹，備受優待，宋、元僧寂圓、道隆、普甯、一山一甯、清拙正澄等著名禅僧也渡海赴日，宣揚禅風。兩國商人和僧人對溝通經濟文化，起了積極的作用。
商人和僧人攜往日本的大批書籍中，有佛教的《大藏經》，道家、儒家書籍，《白居易文集》、《東坡指掌圖》、《五代史記》、《唐書》、《太平禦覽》等；帶來中國的書籍，有當時已經失傳的儒、佛經典，如裔然曾向宋太宗進獻《鄭氏注孝經》、《越王孝經新義》各一卷。
随着宋代刻闆書籍和佛經的大量輸出，日本的印刷業日漸興盛。宋禅院刻印佛經施舍信徒的風氣傳入日本，日本禅院竟相仿效，一時刻印了《法華經》、《無量義經》、《觀普賢經》等大量佛經。這些佛經被稱爲“折供養”。一二四七年有人署名“陋巷子”，覆刻宋婺州本《論語集注》十卷，成爲日本雕印儒家經典的濫觞。
這一時期，兩國的繪畫藝術不斷交流。宋畫題材豐富、畫法多變，在日本得到好評。日本畫家曾親自來宋朝學習，并帶回很多名畫，宋朝畫家也應邀赴日傳藝。日本繪畫也受到宋、元人的贊賞。汴京相國寺市場出售日本扇，宋人對扇上圖畫評價極高，認爲“意思深遠，筆勢精妙，中國之善畫者或不能也”。元朝許多高僧的墨迹傳到日本，對日本的書法給予不小的影響。日本的一些書法家，如奝然、寂照、雪村友梅等人的作品，也深受宋元文人的重視。
宋朝的一些醫生東渡日本行醫。如郎元房在鐮倉僑居三十多年，以他高明的醫道赢得日本執政北條則賴和北條時宗的信賴，擔任他們的待醫，對日本醫學起過促進作用。宋朝的一些醫書如《太平聖惠方》、《和劑局方》、法醫學名著《洗冤集錄》等都先後傳入日本。許多中草藥和成藥，如麝香、金益草、銀益丹、巴豆、雄黃、朱砂等，也大量輸入日本。日僧榮西還從宋朝帶回茶種，培植茶樹，并撰成《吃茶養生記》二卷，提倡飲茶養生延壽之道，于是日本飲茶的風氣再度盛行。元代，日本流行唐式茶會。
宋朝佛教禅宗日益發展，禅宗“頓悟成佛”的教義和寡欲樸素、專心修道的精神，吸引了許多士大夫。傳入日本後，逐漸吸引了鐮倉幕府的執政和武士們，使他們成爲禅法的虔誠信奉者，從而在日本掀起了武士熱心參禅究道的風習。到南宋時，日僧更是頻繁入宋學禅。禅宗學說對日本的思想界産生了很大的影響。
程、朱理學在十三世紀傳入日本，首先在日本傳播理學的是元朝僧人一山一甯，日本的理學先驅便是一山一甯培養的弟子虎關師煉。程、朱理學和禅宗學說融爲一體，長艦成爲日本封建統治的思想武器。
（二）東南亞與南亞諸國
宋、元時期，與南方及西南毗鄰的各國之間，除了傳統的陸路交通外，海上的交通空前繁榮。與南海諸島國的聯系也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中南半島諸國交趾（安南）、占城、真臘、緬國，與宋元王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聯系。元朝曾向這些地區進兵侵掠，但彼此之間的移民與商販仍往來不息。一二二五年取代李氏而創立安南陳氏王朝的陳日■便是福州長樂人，後徙居安南的南定省天長府即墨縣，以漁爲業，叔陳守度，取李氏王朝而立日■。交趾的貴族多沿漢姓，如丁、黎、李、陳。交趾的李氏和陳氏王朝，先後與宋元王朝保持經常的朝貢關系，接受賜予他們的官号。彼此之間商販往來十分頻繁。宋在廣西沿邊邕州和欽州設立互市場，宋和交趾的富賈行商，都到這裏來貿易。雙方商人還經由海道運貨販賣，宋商大部以巨商爲綱首，結夥從泉州、廣州等地發船前往交趾、占城；交趾、占城的商人也泛海運貨到泉、廣州，然後販運宋朝的貨物包括書籍、紙、筆等回國。交趾、占城和宋朝到對方國家定居的人民也絡繹不絕。北宋初交趾時犯占城，一批批占城人逃來宋朝，當時廣州的占城流民就數以百計。宋朝一些人也僑居在占城。慶曆初，廣東商人邵保到占城，見到逃亡的“軍賊”鄂鄰百餘人。人民間的往來雜處，有力地促進了經濟、文化的交流。乾道中，占城與真臘戰，兩方皆乘大象，勝負不分。有福建人浮海往吉陽軍，爲風浪所逐而抵占城，教占城習騎射，因得大勝。
通過使臣和商人的不斷來往，交趾、占城從宋朝獲得《大藏經》和儒學書籍。十三世紀中葉，交趾出現了雕闆印造的戶口帖子，成爲越南曆史上最早的印刷品。十三世紀前，漢字是交趾唯一通用的文字。“其誦詩讀書，談性理，爲文章，與中國同，惟言語差異”（《島夷志略》）。交趾的高僧大都是著名的漢學家，能賦詩作詞，與宋朝詩人唱和。占城也出現了許多能賦詩作詞的文士。他們的漢文學水平可與高麗比美。十一世紀中葉，交趾國王指導宮女仿照宋朝的絲織品錦，織造錦绮，獲得成功。宋朝傳入交趾的中草藥不斷增多，宋醫在交趾受到重視，甚至交趾統治者也延請宋醫治病，并服用中草藥。交趾的藥物如使君子、霍香等，這時也傳入宋朝。
真臘自稱甘孛智（柬埔寨）。曆史上很早就與中國交通。一○○八年，真臘商賈三人到廣西高州貿易。一一一六年，真臘國王派遣“進奉使”等到宋，贈送禮物。此後，宋朝、真臘的使臣和商賈，不斷往來兩國。元成宗初年，周達觀曾随元使訪問真臘，到達都城吳哥，撰成《真臘風土記》一書。書中描述當時真臘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元朝的貨物，以“唐人金銀”爲第一，其次爲五色輕絹帛，再次爲真州的錫鐵、溫州的漆盤、泉州的青瓷器，還有明州的草席以及雨傘、鐵鍋、銅盤、木梳、針、矮床等。宋、元時期有許多人僑居真臘經商，并娶當地婦女爲妻。《真臘風土記》一書的完成，增進了中國人民對真臘的了解，也爲真臘保存了可貴的曆史紀錄。
宋代的羅斛國（以今泰國華富裏府爲中心）、真裏富（今莊他武裏一帶）、西棚（今素攀一帶）等，以及元朝時的暹國，都是今泰國境内的古國。羅斛國在一一○ 三年，派使臣到宋“進奉”貨物。一一一五年，宋在泉州置來遠驿，接待羅斛、占城國人使。元朝曾三次遣使往暹國，暹國使者也九次訪問元朝。一一六四年，真裏富的一位巨商在明州病死，當地官府爲他準備棺木盛斂，囑其随從護喪歸國，并準許帶回巨商的全部遺産。次年，真裏富國王派人帶信表示感謝。宋、元商船也到那裏貿易，運去宋朝的特産。
宋、元時期，緬甸古國爲蒲甘或緬國。一○○四年，蒲甘國王派遣使者從海路到宋贈送禮物，受到宋朝的歡迎，邀請他們參加上元節觀燈。此後，蒲甘使者多次入宋。蒲甘又與大理國（今雲南省）毗鄰，蒲甘王阿奴律陀曾親自到大理訪問，與大理關系較爲密切。一一三六年，蒲甘和大理使臣經廣西，一起向宋朝贈送土産。蒲甘商船也經常運載金顔香等到泉州貿易。蒲甘還曾派使臣和佛僧到宋求取或贈送佛經。蒲甘王朝所建的佛教寺院，采用了宋朝形式的塔像和幅射拱門。
南海諸國宋代，與南海諸國的交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宋王朝獎勵發展海外貿易。宋太宗曾特派使者持敕書金帛，分四路招緻海南諸蕃國，并在京師置榷易院。凡諸蕃國香藥寶貨至廣州、交趾、泉州及兩浙，非出于官庫者，不得私相市易。市舶成爲北宋重要的财源。南宋王朝也申令“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徐遠人，阜通貨賄”。在這種獎勵海外貿易政策的推動下，宋朝與南海以及西洋諸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得到了發展。成書于一一七八年的周去非《嶺外代答》一書，著錄南海地名約二、三十處，稍後，趙汝适撰《諸蕃志》地名多達八、九十處。元末汪大淵附賈舶浮海，越數十國，所著《島夷志略》一書，以親身的見聞，報導了從東南亞遠及于東非的道裏風俗，大大豐富了關于這些地區的知識。
元朝在平南宋後，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南宋的基礎上，發展同南海西洋諸國的關系。忽必烈曾令唆都等奉玺書十通，招谕南海諸國，占城、馬八兒（印度東海岸）等俱奉表入貢。忽必烈并重用南宋的降臣蒲壽庚，利用僑居福建的外商與南海諸國的聯系，招緻諸善國，發展海外貿易。一二七九年，又遣楊庭壁出使俱蘭（印度西海岸）。楊庭壁抵達俱蘭時，也裏可溫兀咱兒撒裏馬及木速蠻主馬合麻也在其國，聞诏使到來，都表示願意遣使入貢。蘇木達國也遣使通過俱蘭向元朝臣服。因此，南海十國馬八兒、須門那、僧急裏、南無力、馬蘭丹、那旺、丁呵兒、來來、急蘭亦■、蘇木都剌皆遣使入貢。一二八四年，忽必烈又遣使臣前往錫蘭（今斯裏蘭卡）訪求佛牙。使臣抵錫蘭島，入谒國王，求得佛牙二枚、佛遺發與供食之缽。非洲旅行家伊本·拔都他在他的遊記中也記載元朝皇帝曾遣使至印度。當他在古裏時，曾見有元朝船隻十三隻停舶在港内。元朝商人在南海十分活躍，不少人遷居南洋諸島，與當地人民一道，爲開發這一地區作出了貢獻。
位于蘇門達臘島上的三佛齊是當時東南亞國際貿易的樞紐。三佛齊向宋朝派出使臣三十多次。一○○三年（真宗咸平六年），三佛齊王遣使李加排、副使無陁李南悲來貢，且言本國建佛寺，請賜鍾及寺名。真宗诏以承天萬壽爲寺額，并鑄鍾以賜。三佛齊文字用梵書，上表章用中國漢字。阇婆（爪哇）也多次派使臣入貢。宋與三佛齊、阇婆等國商人的來往也極其頻繁。宋朝商人至阇婆，備受優待。福建建溪的大海商毛旭，曾經多次運貨去阇婆，歸國時又爲阇婆使者充作向導。
位于加裏曼丹島上的渤泥，跟宋朝人民交往甚多。九七六年，渤泥國王向打派遣使臣帶着表文（國書）入宋，贈送龍腦、玳瑁、檀香、象牙等禮品，宋太宗将使臣安置在禮賓院，以貴賓相待。宋朝商舶抵達渤泥三天，國王就帶領眷屬、大臣前往參觀，商船跳闆鋪上織錦迎接，設宴款待，最後分送禮物。船上貨物都由國王和大臣定價，然後擊鼓，召集附近百姓前來貿易。在文萊發現的一塊漢文石碑，上刻“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男應（？）甲立。”這是東南亞現存最早的一塊漢文碑刻。據考訂，是一二六四年爲宋朝知州蒲某建造的墓碑，蒲某可能是泉州人。這說明許多泉州人，包括宋朝的官員，都來渤泥僑居。
宋朝與蒲端（疑爲今非律賓班乃島西部的武端）、麻逸（今呂宋島）及其屬國三嶼（今呂宋島西南諸島）、蒲裏噜（今呂宋島東波利略島）、白蒲延（今呂宋島北的巴布延群島）等，都有密切的文化交流。一○○三年，蒲端國王具陵派遣使臣李竾罕、副使加彌難入宋，向宋真宗贈送土産和紅鹦鹉。次年上元節，宋朝派官員陪同使臣觀燈、宴飲，并贈送錢币。從此，蒲端使臣不斷來宋，從宋朝帶回冠帶、衣服、器币、銅錢、旗幟、金銀、铠甲等物，又給宋朝帶來玳瑁、龍腦、丁香等物。麻逸國商人在九八二年運寶貨到廣州。宋朝商船将瓷器、鐵鍋、烏鉛、五色琉璃珠、鐵針、绫絹等運到麻逸、三嶼等國，又從那裏買回黃蠟、吉貝、番布、真珠、玳瑁等。
印度次大陸諸國宋人稱爲鵬茄羅（今孟加拉）、天竺（今印度）、注辇（今印度東部海岸）、故臨（今印度西海岸柯欽一帶）、南毗（即古裏佛，今印度西部馬拉巴海岸）、胡茶辣（今印度巴羅達一帶）、麻羅華（今印度巴羅達以東）、細蘭（今斯裏蘭卡）等南亞各國，都與宋朝保持頻繁的經濟文化聯系。宋太宗時，天竺僧羅護哪航海至泉州，海商施金建造一座佛寺，請羅護哪主持。注辇使臣和商人入宋者更多，他們給宋朝帶來了真珠、象牙、琉璃和各種香料。宋朝海船去大食各國途中，必經故臨國換小船而去。宋商把檀香、丁香、腦子、金銀、瓷器、馬、象、絲帛等運往細蘭國，又從那裏購買白豆寇、木蘭皮、粗細香等回國。
海道之外，宋與印度次大陸諸國在陸路上的交通也很頻繁。北宋建國之後，九六五年（太祖乾德三年），滄州僧道圓自西域返還，表獻貝葉梵經四十二夾。道圓是在晉天福中西去的，在途十二年，居印度六年。宋太祖親自召見他詢問所曆山川道裏，頗加禮待。明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情遊西域取經，朝廷各賜錢三萬遣行。此後，往取經者甚多。同時期，印度僧人也紛紛東來，其中著名的有中天竺摩伽陀國法天、北天竺迦濕彌羅國僧天息災和烏填國僧施護等。太宗崇尚釋教，九八 ○年（太平興國五年），诏立譯經院（後改稱傳法院），召天息災等三人入院，從事佛經翻譯，由梵學僧法進、常謹、清沼等筆受，楊悅、張洎潤色。九八三年，天息災諸選召童子，學習梵文。真宗景德三年诏令“西天僧有精通梵語，可助翻演者悉館于傳法院”。傳法院進行了大量的佛經翻譯工作。從太平興國七年到仁宗景祐三年的五十四年内，貢獻并内出梵經無慮一千四百二十八夾，譯成經論凡五百六十四卷。以後又續有譯作。當時來宋朝的天竺僧人很多，挾梵夾來獻者不絕。
（三）中亞、西亞及東非諸國
阿拉伯沿海諸國早在行勤西遊時，便攜有宋王朝緻大食國王書。行勤顯然完成了傳遞使書的任務，因此，九六八年（開寶元年），大食國王遣使來貢。宋人所說的“大食”，是中亞諸國之泛稱。從行勤的行程來看，他們道出克什米爾，折而西南行，至北印度的左蘭那羅國。他所緻書的大食國，很可能便是當時據有錫斯坦地區的伽色尼王朝的創建者撒布克的斤。九七一年，大食國又遣使來貢，宋以其使者李诃未爲懷化将軍，還特以金花五色绫紙寫告身以賜。從這以後，取陸路和海路東來的大食使者史不絕書。
遼王朝已與中亞諸國有密切的聯系。早在天贊初，就有“波斯國來貢”、“大食國來貢”的記載。一○二○年，大食國王遣使爲其子冊哥請婚，并進象及方物。明年，複遣使來，遼以王子班郎君胡思裏女可老封公主許嫁。一○二六——一○二七年（聖宗太平六——七年），遼又遣使至錫斯坦與伽色尼王朝聯系，建議“辟聯合之路而系敦睦之環”，使之從西南方牽制哈剌汗國。一○四一—— 一○四二年（道宗重熙十——十一年），爲遼戍邊的一萬六千帳契丹人叛逃，遷入哈剌汗國。所有這些關系表明，後來耶律大石的西遷不是偶然的。
成書于一一二○年的《動物與自然屬性》的作者馬兒瓦齊報導，當時中國分屬支那、契丹與畏兀三部分。凡是經商及從事其他事務的人皆自喀什噶爾經葉兒羌、和田，至沙州，然後由這裏分道前去三國。但是當時東西間的陸路交通是艱難的。十世紀末，遼聖宗向西擴展了領地；十一世紀中，西夏又控制了河西走廊，北宋與西域的陸路交通因而一度被切斷。宋神宗開熙河，與西域的交通才得恢複，但必須取道青海北部，由秦州入境。這一段旅途更加僻遠迂回，彼此間的陸上聯系受到限制。因此，宋與大食的聯系，主要還是依靠海路進行。
宋朝與大食諸國海上交通發達，遠洋船舶廣泛使用羅盤針導航。大食使臣和商賈從海路到東方，多到故臨國換乘東歸的宋商海舶。大約在十二世紀末到十三世紀初，羅盤針傳入大食，又經大食傳入歐洲。宋朝有近六十種藥材大量運入大食各國，其中川芎對醫治采胡椒工人的頭痛病有顯著療效，而牛黃約在十二世紀前又由大食人傳到歐洲。這說明宋朝醫學對大食醫學有很深的影響。大食各種藥材也被宋朝藥物界廣泛采用，阿維森納創造的丸衣方法傳到宋朝後，迅速得到推廣。
伊斯蘭教及其建築藝術，傳入宋朝，大食商人在泉州、廣州建築寺院和高樓，既保持了大食的建築藝術風格，又吸取了宋朝建築的優點。僑居宋朝的大食各國商人數量很多，有些商人資金相當雄厚，廣州官員競相與之聯姻。這些商人還在僑居地，如廣州、泉州興建著學。元朝時期，色目人在福建沿海定居的人數相當多。元末農民起義中，這些色目人在其首領賽甫丁的領導下，據有泉州。當時，摩尼教、伊斯蘭教在這裏十分流行。
十三世紀時，波斯人曾仿制宋瓷碗，繪有鳳凰圖案，而宋磁州窯也曾仿制波斯式的瓷壺。北宋初，有一位漢族學者在伊拉克巴格達僑居一年左右，他隻用五個月時間就學會了阿拉伯文。當他準備離開巴格達時，請房主拉齊讀一部阿拉伯學者的著作，拉齊讀得很快，他能用漢文草書準确地速記下來。大食的天文學也對中國産生了影響。在河北宣化發掘的一座遼墓中，出土一幅彩繪的星空圖。此圖以中國傳統的二十八宿爲主，又吸取了巴比倫黃道十二道，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
東非諸國《諸蕃志》中，詳細地記載勿斯裏（今埃及）、遏根陀（今亞曆山大港）、陀盤地（今杜姆亞特港）和憩野城（今開羅）等地的情況。這些情況可能是他從到達泉州的埃及商人那裏聽來的。他還記述遏根陀國有一座大塔，這就是古代亞曆山大港的法魯斯島燈塔，高達一百米。憩野是勿斯裏的都城，商業非常繁盛，意大利商人曾到這裏來購買東方貨物，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宋朝的貨物，主要有絲織品、瓷器、金銀、銅錢等。
宋朝的瓷器馳名世界，遠銷勿斯裏，受到當地人民的喜愛。不久，本地的陶瓷工匠便進行仿造。在十一至十三世紀時，仿制青瓷；十四至十五世紀時，又仿制青花瓷。但瓷胎使用本地的陶土，并且常有阿拉伯字的陶工名字。這些仿制品的瓷片，在福斯特（開羅古城）遺址中發現不少。十二世紀時，宋朝的皮影戲傳入勿斯裏，引起當地人民的很大興趣。亞曆山大港的天文學家兼地理學家多祿某的天文集，在宋、元時傳入中國。據馬可波羅記載，忽必烈時，朝中有巴比倫（指埃及）地方之人，被大汗派遣至福州城，授民以制糖術，用一種樹灰制造。這些都說明彼此間文化交流的密切。
一○七一年，層檀（今坦桑尼亞）首次派使臣到廣州，對宋朝進行訪問。一○八三年，再次遣使入宋，贈送本國特産，宋神宗回贈銀二千兩。宋朝的絲織品、瓷器、銅錢等，直接或間接地由宋朝商船運到層檀銷售。十九世紀末年以來，坦桑尼亞沿海一帶不斷發現宋瓷殘片和宋朝銅錢，表明宋和層檀之間的經濟文化交往相當頻繁。
宋朝人稱索馬裏古國爲中理（今索馬裏沿岸）和弼琶囉（今索馬裏柏培拉港）。索馬裏首都摩加迪沙的地下發掘，曾發現宋瓷和宋錢。元朝統治時期，與東非的聯系繼續有所發展。馬可波羅記忽必烈曾派使者至東非馬達加斯加島，使臣歸後，将此島之諸異聞陳告大汗，并把兩枚巨大的野豬齒入呈。元朝未年，依本·拔都他遊印度，曾受其王的派遣，出使中國。依本·拔都他經曆地區的範圍仍然是一個疑問，可能僅到過長江以南，但他的遊記中卻保存了元朝商人活躍在南海的記載。
（四）欽察、伊利諸汗國
蒙古西征後，形成了欽察、察合台、伊利與窩闊台四個汗國。諸汗國逐漸成爲事實上各自的獨立政權，但在名義上，仍奉元朝皇帝爲大汗、“一切蒙占君主的君主”、“四海萬民之君和成吉思汗家族之長”。在通常情況下，諸汗國汗位的承襲，必須取得元朝皇帝的認可。伊利汗國的旭烈兀汗死，遺命子阿八哈汗繼位。阿八哈辭位說：沒有叔父忽必烈的命令，他不能即位。因此在未得忽必烈的正式冊命之前，他始終不敢就正位，而是另設一座，權行汗權。直到一二七○年元朝所派的使臣奉诏來到後，他才遵旨重新舉行登位的典禮。一二八四年阿魯渾汗奪取了汗位，但也等到二年以後元朝的使臣到來，才正式即位爲伊朗等地諸蒙古及大食民衆之長。一二九一年乞合都即汗位，忽必烈賜給他藏語名亦憐真·朵兒隻。合贊汗的即位與改奉伊斯蘭教，同樣要取得成宗鐵穆耳的認可。一些有翊戴大功的貴族，也以請求元廷賜予官爵爲榮。如阿魯渾汗時期的不花，被元朝封爲丞相，不賽音汗時期的出班，被元朝授以開府儀同三司、翊國公，給銀印、金符。元王朝封授汗國貴族的這些官爵，顯然都是來自漢族的傳統官名。在特殊情況下，元廷甚至可以另派所在汗國的貴族來接替汗位。現存的資料表明：伊利汗國的國玺，是由元廷所頒賜的漢文刻印，一方爲“輔國安民之寶”，另一方爲“真命皇帝和順萬夷之寶”。
元朝皇帝與諸汗國通過賜予和朝貢保持經濟上的交流。諸汗國的貢品多是西域的大珠、珍寶、玉器、水晶、馬駝、文豹、獅虎、藥物和特産的佩刀。元廷的回賜則爲鈔币、緞帛、繡采、金銀和東北特産的海青獵鷹。貢使往往受命攜來重金，廣購元朝各種上産，使者本人也乘機販運貨物。因之，每一批使者實際上便是一支龐大的商隊。元朝規定：所有使臣，從杭愛山至大都都可以乘驿前行，因而大大地便利了貢使的商販活動。
在蒙古統治時期，東西方之間人民的交往也空前繁盛。早在成吉思汗西征中，一大批投附的官員、軍卒、工匠和驅奴被擄東來，以後又輾轉遷入内地。随後是大批中亞商販、旅行家，沿着東西驿道，絡繹東來。元人文獻把他們泛稱爲回回人、西域人或大食人，統歸色目。他們大都是伊斯蘭教徒，在内地任便住坐，蹤迹遍及城鄉各處，但在一個地方内又往往保持小範圍的聚居，嫁娶喪葬、宗教信仰仍堅持原有的習俗。在有回回人聚屠的城市中，如上都、太原等地，都建有禮拜寺。元朝設立回回哈的司，管領伊斯蘭教徒刑名事務，答失蠻（回教徒）與佛、道和基督教徒一樣，都享有特許的優免賦役的權利。他們在定居各地之後，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漢文化，不少人成爲漢文化修養很高的寫作家，同時也把中亞的伊斯蘭文化傳播到中國。
與此同時，也有大批蒙、漢等各族人遷入中亞和西亞諸地。當旭烈兀西征時，除大批蒙古軍外，曾征調漢人匠師上千人随征，其中包括使用火藥的槍手。由中國發明的火藥輾轉經過阿刺伯而傳入歐洲，對世界文明的發展作出了貢獻。随軍西征的蒙古人和漢人留住在伊利汗國，因爲蒙古人當時主要信仰喇嘛教，所以在伊利汗國境内，一度佛寺興盛。藏族創立的“喇嘛教”也由此傳到了中亞地區。著名的全真道士丘處機和政治家耶律楚材都曾親曆中亞；旅行家常德奉使于旭烈兀，且遠及呼羅珊諸地。當時還有一部分原屬西遼的黑契丹人，以博刺克·阿隻蔔爲首，又在克爾曼地區割據自守而臣附于蒙古。他們的統治前後維持達八十餘年。直到十四世紀初，完者都汗征召其主沙隻罕入朝，另派蒙古官員統治其地，契丹人後裔的這個政權才告結束。
東西方之間政治、經濟關系空前密切，人口交互遷移，文化上的交流也因此更爲發達。中亞城邦中所習行的理算、撲買與商業斡脫組織等制度，都在元朝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生活中産生了影響。一些色目權臣，也多慣于把中亞的統治制度強行推行于漢地。成宗以後，這種情況才有所變化。
回回的優秀科學成果，如醫學、天文學等的傳入，受到元朝人民的歡迎。著名的回回天文學家劄馬魯丁在至元四年進《萬年曆》，忽必烈曾一度下令頒行。劄馬魯丁又造咱秃哈剌隻（多環儀）、咱突朔八台（方位儀）、魯哈麻亦渺凹隻（斜緯儀）、魯哈麻亦木思塔餘（平緯儀）、苦來亦撤麻（天球儀）、苦來亦阿兒子（地球儀）、兀速都兒刺不（觀象儀）等回回天文儀器。元朝還專設有回回司天台。在當時元廷的秘書監裏，保存有大量天文曆算書籍和儀器。回回醫學也很負盛名。元朝在太醫院下設廣惠司，拿修制禦用回回藥物及和劑，以療諸宿衛士及在京孤寒者。廣惠司的創建者是叙利亞人、景教徒愛薛。回回藥物與驗方在社會引起了普遍的重視。在秘書監中還保存有《忒畢醫經十三部》（忒畢，阿剌伯語義爲醫學）。《常德西使記》載中亞的幾種特效藥物：阿隻兒，狀如苦參，治馬鼠瘡；婦人損胎及打撲内損，用豆許咽之自消。阿息兒，狀如地骨皮，治婦人産後衣不下，又治金瘡膿不出，嚼碎敷瘡上即出膿痊愈。奴哥撤兒，形似桔梗，治金瘡；腸與筋斷者，嚼碎敷之自續。明初刻本《回回藥方》，據考證系阿拉伯著名醫學家依本·貝塔兒的《簡救法》一書的譯本，大概是元代譯出的。忽思慧所著的《飲膳正要》，是一本研究食物醫藥學的專著，其中也保存了一些回回藥物及方劑。
大食人也黑叠兒是出色的建築工程師，忽必烈時任茶叠兒局諸色人匠總管府達魯花赤，兼領監宮殿。在大都宮城的設計中，“受任勞勚，夙夜不遑，心講目算，指授肱麾，鹹有成畫”。後與張柔、段天祐同行工部事，管領修築宮城，爲大都城的修建作出了貢獻。尼泊爾著名的繪畫裝塑家阿尼哥，中統元年受帝師八恩巴之招，率領匠師八十人造黃金塔于吐蕃。後從帝師入京，以塑繪和工巧著名一時，兩都寺觀的塑像，多出其手。阿老瓦了和亦思馬因是伊利汗阿八哈應忽必烈之命而派遣來元的制炮家。他們所造的巨炮（一種投石機）曾用于進攻襄陽與常州，具有頗大的摧毀力。
中國文化也在波斯等地廣泛傳播。随同旭烈兀西征的有中國天文學家數人，其中包蠻子（？譯音）最爲著名。伊朗的著名天文學家納速剌丁便是通過他而得以了解中國的天文推步術數。伊利汗國丞相拉施德在編纂他的世界曆史名著《集史》時，曾有漢人學者李達時、倪克孫（均爲譯音）參與編著。《集史》中有關蒙古及元朝的某些史實，主要是得自一二八三年出使伊利汗國并留駐那裏的元朝丞相李羅的口授。拉施德還主編過一部關于中國醫學的百科全書，名爲《伊利汗的中國科學寶藏》。孫思邈的《千金要方》也被譯成了波斯文。合贊汗曾得眼疾，延請元朝醫師治療。這位醫師采用放血療法而收到了預期的效果。合贊汗本人，略知漢語，通曉中國史事，了解中國特産的草藥。西亞流行的圓穹形建築和繪畫的手法與題材，也明顯地反映了中國建築與繪畫藝術的影響。元朝的紙鈔制度也傳入伊利汗國，曾一度實行。
（五）歐洲諸國
據《宋史》記載，北宋時期，拂菻（東羅馬）曾三度遣使來貢。當時陸路上的通道既遠且阻，直接往來是很困難的。但間接的文化交流卻一直未曾停止。經由西亞東傳的景教（聶思托裏派基督教），在漢地雖已不再流行，但在畏兀兒等族地區卻仍然盛行。太平興國六年，王延德使高昌，他在那裏見到所謂“波斯僧”，指的便是景教徒。據西方的記載，在十一世紀初，我國西北部的突厥人已有很大一批人轉奉了景教。以後景教一直在西域和西部蒙古地區盛行。克烈、乃蠻與汪古等部從遼、金以未便都是世奉景教的部族。
蒙古的幾次大規模西征和四大汗國的建立揭開了中國與歐洲交通的新篇章。大批歐俄的部族，如欽察人、阿蘭人，俄羅斯人被裹脅東來；一些歐洲的工匠，如日爾曼奴隸、巴黎和貝爾格萊德的俘虜也出現在和林。西征也在客觀上打通了交通的道路，一大批歐洲人，包括教土、使臣、商賈和旅行家，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湧向東方。
普蘭諾·迦賓與盧蔔魯克的來使歐洲人對蒙古，原來很不了解。拔都的西征引起了歐洲統治者們嚴重的不安和憂慮，因而亟力謀求了解蒙古草原的狀況，阻止殺掠。一二四三年，新當選的教皇英諾森四世組織兩個使團出訪蒙古：普蘭諾·迦賓出往俄羅斯；剌溫思出往波斯。普蘭諾·迦賓等在一二四五年四月從裏昂出發，帶着教皇寫給蒙古大汗勸谕勿攻基督教民的書信，經過波希米亞、基輔，穿過南俄草原，在伏爾加河上觐見拔都。拔都認爲這種關系必須取決于大汗，便派他前往蒙古。于是他與同伴別年的克特穿過康裏草原，經過準噶爾盆地北部，抵達蒙古。當時正在舉行選舉貴由爲大汗的忽裏勒台。普蘭諾·迦賓在蒙古逗留了四個來月。貴由寫了勒令西歐的統治者們投降入貢的回信，交他帶給教皇。普蘭諾·迦賓于一二四六年十一月啓行，大體上循原路西返，一二四七年的下半年返抵裏昂。他所記的《蒙古曆史》一書，是對蒙古人從生活習俗到軍事裝備、戰略戰術的一個全面紀錄，其中還包括了旅途行紀，記述沿路的見聞。
一二四八年，率領第八次十字軍東征的法國國王路易九世在尼可西亞接待了一個自稱是蒙古駐小亞細亞的将軍按隻吉歹所派遣的使團，使者名大維德。明年二月，聖路易遣安德烈爲使，進行回訪。安德烈大概是在木幹平原見到按隻吉歹，然後繞行裏海南岸，循錫爾河而東，抵達額敏河上貴由的行官。這時貴由已病死，海迷失皇後執政，她接見了安德烈。一二五一年四月，安德烈返抵帕托列瑪恩，觐見聖路易，遞交了給海迷失皇後的回書。書中敦促稱臣入貢。緊接着，聖路易又在凱撤裏亞接見了據說是海迷失所派遣的菲力浦使團。使團受到聖路易的款待，逗留一年之久。一二五二年春，聖路易又派教士盧蔔魯克以傳教士的名義前往蒙古。盧蔔魯克可能是從阿克兒乘船，伴同菲力浦使團抵孔士坦丁堡。然後越裏海，從克裏米亞半島登陸東行，先後觐見了西歐盛傳是基督教徒的蒙古諸王撒裏塔，和住牧在伏爾加河上的拔都。拔都派他往見蒙哥汗。他在一二五三年十二月抵達蒙哥在汪吉河附近的冬營帳地，然後伴随蒙哥的大帳日漸北移。次年四月進入和林城。逗留五個多月之後，盧蔔魯克帶着蒙哥的嚴厲的促降書返回。他從拔都處折而南行，穿過高加索與小亞細亞，一二五五年六月抵達塞浦路斯。他此行的使命，原是希望結好蒙古，共同抗擊伊斯蘭教徒，收複聖地與宣揚基督教義。這無疑是徹底失敗了。但他成功地深入了解了蒙古的狀況和東西交通的道路。他所著的《行紀》一書，是關于蒙古和中亞曆史的有價值的資料。
馬可波羅來華 忽必烈建立元朝後，歐洲的貢使、商人、旅行家和傳教士，絡繹東來。馬可波羅以他的遊記著稱于世。
馬可波羅出生在意大利威尼斯的商人家庭。他的父親尼古刺和叔父瑪窦從孔士坦丁堡渡黑海，前往欽察汗國的都城撒萊經商。由此繼續前行，抵布哈拉。大約在一二六六年（至元三年）到達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見。忽必烈決定派遣使臣随同他們西返，往使羅馬教延，命教皇遣送熟知基督教律，通曉七種藝術者百人來華。中途使者因病阻留，尼古刺兄弟持國書繼續西行。他們在一二六九年抵阿克兒，向教廷呈遞了蒙古的國書。二年之後，兄弟二人攜帶十五歲的馬可波羅陪同教皇所派遣的二宣教士尼古勒與吉嶽木東來。兩名宣教士在半途因懼怕危險而折回。馬可三人又經過長途跋涉，于一二七五年（至元十二年）夏到達上都複命。馬可波羅在元朝留居十七年，頗得忽必烈的信任。忽必烈“欲見萬裏如在目睫”，曾派遣賀勝遍曆吐蕃、雲南、廣海之地，往返觀察。馬可波羅在遊記中說他也曾奉使雲南、江南及占城、印度諸地。馬可波羅還自稱在揚州作官三年。一二九一年（至元二十八年），忽必烈應伊利汗國的請求，把闊闊真公主嫁給阿魯渾汗。馬可波羅随同阿魯渾的使臣護送公主，由海道西行。在一二九二年左右抵達伊利汗國，完成了護送任務。馬可波羅繼續西行，一二九五年返抵威尼斯。根據他口述整理的《馬可波羅遊記》，記載了他在旅途和在元朝居留期間的見聞，對元朝的繁華和富庶備加贊揚。馬可波羅的東來和遊記的傳播，極大地加強了歐洲人對東方的了解。
列邊騷馬出使歐洲列邊騷馬原籍大都，是一個景教徒。列邊是景教長老之稱。據說當時在大都的景教徒多達三萬多人。騷馬與東勝（？）人馬兒可思在一二七八年（至元十五年）奉準前往耶路撒冷朝聖。他們途經河中府、唐兀城、和田，經塔拉斯、呼羅珊而抵巴格達，因戰争稽留在伊利汗境。一二八○年，馬兒可思被任命爲契丹與汪古的大主教，改名爲馬兒亞伯刺罕。次年，在巴格達的景教總主教死，諸大主教集會，因馬兒亞伯刺罕是蒙古人，而被選推爲總主教，得到阿八哈汗的核準。其後阿魯渾汗在位，企圖征服巴勒斯坦與叙利亞，由馬兒亞伯刺罕派遣騷馬爲使，前往歐洲，聯絡基督教國家。一二八六年騷馬以阿魯渾國王及馬兒亞伯刺罕總主教的名義赴羅馬，航經孔士坦丁堡，至那不勒斯登陸。這時正值舊教皇死，新教皇未立。騷馬在羅馬盤桓之後，去往法蘭西，受到國王菲力浦四世的接見。國王表示：雖然蒙古人不是基督教徒，但如果爲奪取耶路撒冷而進擊阿拉伯人，他将全力應援。騷馬又前往會見英王愛德華。愛德華也表示他的想法與阿魯渾汗一緻。一二八八年春，騷馬返抵羅馬。新教皇尼古拉四世熱烈地接待了騷馬，對阿魯渾汗優禮基督教徒和打算奪回聖地表示了支持和感謝。騷馬在勝利完成使命後，循原道返回，受到阿魯渾汗的嘉獎。此後騷馬與馬兒亞伯刺罕一直留在伊利汗國。騷馬死于一二九四年。馬兒亞伯刺罕死于一三一七年。
羅馬無主教士的東來騷馬的西行促使教皇尼古拉派遣傳教士孟德科維諾前來東方進行聯系與宣揚宗教。一二八九年，孟德科維諾攜帶教皇緻阿魯渾汗、海都汗和忽必烈皇帝的信件，前往大不裏士。他從這裏航海至印度，停居年餘，在一二九三年左右泛海來到大都。孟德科維諾受到了成宗的接待，允許他在大都自由傳教。他在大都皇宮附近興建了一所教堂。到一三○五年，先後洗禮了六千人。次年又完成了另一所教堂的興建。他成功地促使汪古部的大貴族高唐王闊裏吉思放棄景教的信仰，改宗天主教。但由于闊裏吉思在對海都作戰中被俘死去，嗣子朮安（這是從約翰·孟德科維諾取名的“約翰”一名的音譯）年幼，闊裏吉思的兄弟尤忽難又率部民奉行景教。當時，大都的天主教與景教兩個教派互相排擠。孟德科維諾就曾長期受到一些景教徒的誣控。孟德科維諾在報導中還提到在大都的阿蘭人有三萬人，“這些人和他們的家屬來投約翰兄弟。他爲他們宣道，并鼓舞他們”。阿蘭即《元史》裏以骁勇著稱的阿速軍人，他們是蒙古西征時從高加索遷來的。馬可波羅曾說：“諸阿蘭皆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在大都的傳播，是同他們分不開的。
孟德科維諾曾兩次緻書羅馬教皇，請求派遣教士前來協助傳教。教皇于是在一三○七年派遣了七名副主教前來，但隻有格拉德、比列格林與安德烈三人約在一三一三年抵達中國。大概也就是在這一年後，泉州也創設了主教區，由格拉德任首任主教，以後則由比列格林和安德烈先後繼任。大都總主教孟德科維諾約在一三二八年（文宗天曆元年）病死，羅馬教廷又委派了尼古拉繼任總主教。尼古拉一行抵達阿力麻裏，受到察合台汗的歡迎。但從這以後，下落無聞。一三三六年（後至元二年），一個由元順帝派遣的十六人使團，包括法蘭克人安德烈（可能即上述泉州主教）在内前往羅馬。使團還攜帶阿蘭貴族福定、香山、者燕不花等署名緻羅馬教皇的信，請求爲他們派來總主教，同時也給元朝皇帝派來使者。這個使團在一三三八年抵達亞維農，受到教皇別内的克特十二世的接待。教皇立即籌組了一個包括馬利諾裏在内的使團東來。使團曆經欽察汗國與察合台汗國，并在阿力麻裏建成一所教堂，洗禮數人。一三四二年（至正二年）七月，使團抵上都，向順帝獻駿馬。《元史·順帝紀》記載：“是月，拂郎國貢異馬，長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純黑，後二蹄皆白。”群臣于是争獻《天馬賦》、《天馬圖》，他們描寫這些使者“黃須碧眼，服二色窄衣，言語不可通”。使團在大都留居三年，然後循海道西歸。據馬利諾裏記載：當使團離去時，皇帝曾囑咐“我或其他人很快能和一個賦予全權的紅衣主教返回來，擔任那裏的主教”。但是，不久之後，元末農民起義爆發，元朝覆亡。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也随之停頓了。
鄂多立克的來華旅行意大利教士鄂多立克從十四世紀初便開始了他的遊曆生涯。他從大不裏士、巴格達而至印度。一三二一年由印度繼續東行，曆南海諸國而抵廣州。再由廣州抵揚州，循運河北上，至于大都。鄂多立克在大都停留達三年，然後經今内蒙古遊曆了青藏地區，再經呼羅珊至大不裏士，返回威尼斯。在他講述的遊記中，關于行在（即杭州）、大都的綠山（即萬壽山）和湖（即北海）以及分省置驿的情況，雖然很簡略，但大體上都是準确的。
歐洲傳教士陸續來華和元朝使臣遠使西歐，這在元朝以前的曆史上是不曾有過的。元朝統治時期的對外關系，由亞洲擴展到非洲和歐洲。元朝以後，中國曆史的發展日益和世界曆史的發展，發生了密切的聯系。
宋元科學技術
第四節 科學技術
（一）天文學與數學
天文學 宋朝曆法一共改了十九次，是我國曆史上曆法改革頻繁的一個朝代。曆法的不斷改革，反映了天文學研究的活躍。
宋朝天文學的發展可分爲三個階段。北宋初到神宗前，曆法以崇天曆爲代表，主要成就是超新星的觀測；神宗朝到北宋末，曆法以紀元曆爲代表，主要成就是水運儀象台的制造；南宋時代以編撰統天曆爲著名。
北宋初，用後周王樸的欽天曆。欽天曆在天體運動的計算中提出了等加速運動的公式，是準确的。仁宗朝用崇天曆前後達四十年。著名的天文學家楚衍參與崇天曆的編撰。在司天監任職四十多年的天文學家楊惟德，在他的著述中曾一再介紹崇天曆。崇天曆的天文數據較接近天文實際。至和元年（一○五四年）四月朔有一次日全食。當時在汴京觀測這次日食是“日食既，至申乃見，食九分之餘”。用崇天曆推算食甚時間在申正一刻二十分，食分爲九分半弱，與觀測所得幾乎相同。北宋又有紀元曆，是天文學家姚舜輔等所編撰，它的求赤道坐标變換爲黃道坐标的計算方法比較簡易。紀元曆中還引進了四次方程式的算法。它的各項天文數據多爲金大明曆和元授時曆所采用。北宋沈括提出了十二氣曆的編制方法，雖沒有實行，但在曆法史上無疑是一項卓越的成就。
北宋的天象觀測很有成績。對天空三十一大區（即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和二十八宿）恒星位置的觀測共進行了六次。大中祥符、景祐、皇祐、元豐、紹聖和崇甯年間各進行過一次。元豐時的觀測被畫成星圖，見于蘇頌的《新儀象法要》和黃裳的天文圖。一二四七年（淳祐七年）黃圖在乎江府複刊，即現存的蘇州天文圖。崇甯年間觀測到的記錄，部分載入紀元曆内，所測二十八宿距度星的平均誤差絕對值隻有0°.15，已很精密。
北宋有兩次超新星的觀測，一次是一○○六年（景德三年），一次是一○五四年（至和元年）。前者是在司天監内觀測到的，在騎官星西，相當今天蠍宮星座，形狀如同半個月亮，四周有光芒，亮度可以鑒別物體。後者是楊惟德觀測到的。這星本來很暗淡，他觀測時忽然亮起來，星的亮度和金星差不多，四周都是光芒，顔色已達到熾白狀。這是因爲星的内部結構突然變化而引起爆發，亮度增加千萬倍所緻。楊惟德觀測到這顆超新星的位置在天關星附近，相當今金牛宮星座内、所以這超新星稱爲一○五四年金牛座超新星。
一○○二年（鹹乎五年）司天監對獅子座流星雨的觀測，一○六四年（治平元年）沈括對隕星的觀測，一○六六年（治平三年）司天監對哈雷彗星的觀測，都很有名。沈括對這次隕星的記錄也很翔實。曆史上以隕星爲隕鐵的解釋，沈括是第一人。
北宋的天文儀器制造也有成就。在計時儀器方面，仁宗朝有燕肅造蓮花漏，在很多州使用。蓮花漏就是浮漏，用兩個放水壺，一個受水壺，再用兩根叫“渴烏”的細管，利用虹吸原理，把放水壺中的水，逐步放到受水壺中，使受水壺中水平面高度保持恒定。相等時間内受水壺的水流速度恒定，據以測定時間。
元祐年間，蘇頌和韓公廉等制造水運儀象台。這是把測量儀器的渾儀，表演儀器的渾象和計時儀器集中在一起的一項劃時代創作。這個水運儀象台分三層，高三丈，上層放渾儀，中層放渾象，下層是傳動機械設置部分。在報時的設置上又分五層木閣。古代以一天爲一百刻，又一天有十二時辰，一夜有五更，一更有五籌（五夜）。這五層木閣都能報告出來。這個儀器用水力轉動，吸收前人許多優點而發明了和鍾表中相同的擒縱器，使這儀象台有節奏的按時轉動，把報時、觀象、測天同時表達出來。劉弇（元豐二年進士）在《龍雲集》卷二《太史箴并序》一文中說：“其後築台，別置渾儀象，激金水其下，機擎輪吞排，晦斡明至，與造化分疾徐低昂。”推崇備至。
南宋改曆，以甯宗朝楊忠輔的統天曆爲冠。統天曆定一回歸年的長度是365.2425日，和現代通用的格列高利曆相同。後來元朝的授時曆也同這個數據。統天曆還提出了回歸年日數長度變化的法則。
紹興年間，王及甫曾制造假天儀，見他所著的《天經》。這假天儀整個形狀象一個甕，甕裏面“鑽穴爲星”，把我國看不到的南天星座部分作爲甕口，甕用柱撐起，甕口有四柱小梯，觀看時可以扶梯進去。這個甕還有一根軸可以轉動表演。元朝郭守敬造玲珑儀也是一個假天儀，是王及甫工作的繼續。
金滅北宋，把紀元曆也帶到北方，成爲金楊級編大明曆的底本。一一八○年（大定二十年），趙知微重修大明曆。趙知微的貢獻有兩條，一是對太陽視運動的計算中初步用了内插法三次差的公式。二是對日月食食限的計算用了幾何方法。這都是天文計算方面進步的措施。契丹人耶律履修乙未曆，沒有實行。後來耶律履之子耶律楚材在元初修庚午曆，庚午曆内容雖十九采自趙知微的大明曆，但耶律楚材在曆法中提出了樸素的地球經度（裏差）概念，也是我國古代天文學上的一項創見。又據《金史·天文志》，興定五年（一二二一年）司天台内還有女真族天文學家夾谷德玉擔任天象觀測工作。
金朝從北宋得到的天文儀器，放在法物庫内擱置了二十多年。一一五四年（貞元二年）始交司天台管理。貞祐南渡後沒有搬回開封。又因當時銅的缺乏，在開封也沒有造新的渾儀。據《金史·章宗紀》，承安四年（一一九九年）有醜和尚進浮漏、水稱、影儀、簡儀等圖，當時“命有司依式造之。”浮漏即指蓮花漏。水稱在北宋水運儀象台中約相同于天衡。影儀和簡儀的内容不詳（可能爲後來郭守敬造簡儀和景符時所據）。
明昌年間，張行簡又造星丸漏，比較新穎。星丸漏北宋叫輥彈漏刻，很少記載，相傳是後唐僧人文浩所發明。利用一銅丸，通過四個曲折的孔道，從上放入自下落出，保持恒定速度而測定時刻，在行軍和旅途中應用。後來元朝都城用的碑漏，也是星丸漏的一種。又據《金史·章宗紀》，泰和四年（一二○四年）司天台長行張翼曾進《天象傳》。長行是司天台内的散職官名，《天象傳》當是天象記錄的專書。
元朝天文學以郭守敬等人編制授時曆爲其高潮。清代所編《疇人傳·郭守敬傳》說：“推步之術，測與算二者而已。簡儀、仰儀、景符、幾之制，前此言測候者未之及也；垛疊招差、勾股弧矢之法，前此言算造者弗能用也。先之以精測，繼之以密算，上考下求，若應準繩，施行于世，垂四百年。可謂集古法之大成，爲将來之典要者矣。”這不獨是對郭守敬等人的評價，也是我國古代天文學的總結。測是觀測，代表儀象；算是曆算，代表曆法。先通過觀測實踐，再通過計算實踐，所得結論是“若應準繩”，便以爲法。一二八○年（至元十七年）授時曆編成，郭守敬等人在給忽必烈的奏報中說：自西漢三統曆到北宋紀元曆共一千一百八十多年，曆法改了七十次，其中新創法的有十三家。從紀元曆到至元十七年又一百七十多年，授時曆考正凡七事，新創法又五事。按授時曆中考正七事都是對天文數據的重新測定。包括冬至時刻、回歸年長度、太陽的位置、月亮的位置、交食的辰刻、二十八宿距度和太陽出入時刻。其中測二十八宿距度比北宋崇甯年間觀測的還要精細。回歸年長度則采用了統天曆的數據而加以詳細證明。創法五事都是對天文計算的改革，可歸納爲兩點，一是全面用内插法三次差計算并定出公式，即所謂“垛疊招差”。二是引進了球面直角三角形法，即所謂“立渾比量”。
授時曆的完成主要歸功于郭守敬在儀象觀測上的貢獻。在天文儀器制造上郭守敬确有驚人的創造力。他十五六歲時即緻力于這方面的工作，一直到大德年間将近七十高齡還造天文鍾呈進。專研于此，達半個世紀。郭守敬在天文儀器制造方面勇于創新，力求提高精确度和切合實用。元以前的渾儀上有七八個大小的環，環環相套，在觀測上妨礙視線。郭守敬造簡儀以簡化渾儀，隻保留了兩套觀測用環，一個是測量赤道坐标，一個是測量地平坐标。元以前的圭表高八尺，郭守敬造高四十尺的銅表比舊有的表高五倍，這樣對測量日影長度的相對誤差可減少到五分之一，測量的精确度大爲提高。又在高表上設置了景符，能測量到太陽圓面中心的精确位置。他又造七寶燈漏、櫃香漏、屏風香漏等計時設置，都是根據不同要求而制造使用的。
元朝在天文學上還有一項重要的成就，即一二七九年（至元十六年）的大規模緯度測量。這次測量在二十七個觀測站舉行，地理緯度從北緯15°到65°。觀測的結果在陝西行省、河南行省和中書省直轄地的十四個觀測點用緯度值來比較，平均誤差在半度以内。可見觀測的精細可貴。
數學 與天文學關系密切的數學，宋元時代也很發達，出現了好幾位有成就的數學家。北宋有賈憲，南宋末有秦九韶和楊輝，金末有李冶，元初有朱世傑。秦、楊、李、朱是金元之際數學上的四大家。
賈憲是天文學家楚衍晚年的學生，做過右班殿直和左班殿直。時在沈括之前。王洙《談錄》上說：“賈憲運算亦妙，有書傳于世。”賈憲在數學上的發明有二：一是開方作法本源圖，就是指數爲正整數的二項式定理系數表，從商除、平方、立方、四次方一直到六次方的系數列成一個圖，世稱賈憲三角形。比西方同樣的巴斯加三角形要早六百年。二是增乘開方法，是解一元多次方程求正根的一種簡便方法。這種方法也比西方爲早。商除是一次，平方是二次（是面積），立方是三次（是體積），這都容易理解。再進一步碰到四次是什麽，要突破這一點，确實很非凡，開四次方可以，則開多次方便可類推了。賈憲爲我國古代代數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賈憲以後，沈括在數學上也做了些工作。一項叫會圓術，就是已知弓形的弦和圓徑求弧長。在我國曆史上首先提出孤線與直線的關系，但沈括的結論還是一近似公式（這公式元朝郭守敬等人撰授時曆時用到它）。又一項叫隙積術，用到一種高階等差級數求和的方法。沈括還發明了指數相乘的法則。物理學上凹面鏡成倒像的解釋，沈括說籮家叫“格術”。天文學上推算五星運動的順逆留合，沈括說算家叫“綴術”。測量學上的審方面勢，沈括說算家叫“喜術”。當時對待數學和其他科學的關系，于此可見。
秦九韶，南宋未普州安嶽人。早年曾在杭州從隐君子受數學。一二四七年（淳枯七年）著《數書九章》一書。他在著作中發展了賈憲的增乘開方法，解一個一元十次方程式，并附有算圖。算圖中列算式如層層剝筍，秩序井然，所以現在還有人把增乘開方法叫“秦九韶程序”。秦九韶還發明了整數論中一次同餘式組的普遍解法，這就是聞名世界的中國剩餘定理。
金代，數學上發明了天元術。大約金中時開始流行，之後得到迅速的推進。一一八四年（大定二十四年），平陽畢履道爲了校訂地理書用到當時流行的算法。又有平陽人蔣周著《益古》一書，記錄了天元術。還有金都水監頒印的《河防通議》（約在明昌年間）也有算法講到天元術。蔣周這部書已伏，《河防通議》中的算法可以從元人引用中得知。最早的天元術比較簡單，立出算式隻是解一個一元二次方程。天元術發明後，平陽、太原、東平、真定等地區廣爲傳播。
天元術以“元”代表未知數X，以“太”代表常數項。列式時把元字寫在算碼的右側，如11元即表示2x，或單寫太，如11太也同。寫了元便不寫太，寫了太便不寫元。方程式的各項是從下而上，即太在元下，太是常數項，元是X項，元上是X2項，再上是X3項等等。太下是1/X（即X-1）項，再下是X-2項等等。也有記法從上而下恰恰相反。在用算籌排列時，正數用紅色籌。負數用黑色籌。用算碼時，正負數也用紅黑色區別，但爲了書寫方便，可在算碼的個位數加一斜撇，如-2作■，-231作‖川卜。天元術的方法一般是根據問題中已有條件，立天元一（x）爲未知數（所求數），最後列出方程式，解方程得數。至于解方程式在一元三次以上，就要用到賈憲的方法。
金末在真定府一帶流傳的一部數學著作叫《洞淵測圓》，指演算勾股容圓（直角三角形的内接圓）算題共有十三問。李冶根據此書加以推廣，又集天元術的大成，寫出了他的名著《測圓海鏡》。
天元術出現後，很自然地發展爲天地二元木，天地人三元術和天地人物四元術。這大概已是元代的事了。
現在流傳下來的元代數學著作有：《錦囊啓源》、《透廉細草》、《丁巨算法》（一三五五年），隻存輯本；《算法全能集》、《詳明算法》、《算學啓蒙》（一二九九年）、《四元玉鑒》（一三○三年）存有足本。後兩書都是朱世傑所撰。朱世傑是元朝數學家的代表，也是當時世界上傑出的數學家之一。
朱世傑在數學上的貢獻主要是發明四元術和多種高階等差級數求和方法。他是一位數學教習，周遊湖海二十餘年。他的數學實踐活動大約在元朝初期。由天元術發展到四元術是當時數學演算中的必然結果。四元術以天地人物表示四個未知數，天在下，地在左，人在右，物在上，中間是太。和天元術的表示法相類，太（常數項）下面是天的一次方、二次方等等，左邊是地的一次方、二次方等等，右邊是人的一次方、二次方等等，上面是物的一次方、二次方等等。如果天與地相乘則放在左下方各位置，地物、物人、人天相乘類似。隻有不相鄰的天物（上下）、地人（左右）相乘各項，則放在相應的夾縫内。四元術的計算方法用四元消法，把四個元經過剔消，最後剩下一個元。這個元如果不是天元，可以易位。然後用天元術的解法，求得答案。《四元玉鑒》的一篇序文上說：“上升下降，左右進退。互通變化，乘除往來。用假象真，以虛問實。錯綜正負，分成四式。”這種數學思想的形成是經過了比較複雜的思辯過程。在我國古代數學中明确提出數學“用假象真，以虛問實”，這還是第一次。
朱世傑的多種高階等差級數求和方法，古代叫垛積術。他以茭草垛（即一加二加三加四……）爲母垛，推演出各種不同方式的垛而求其積。其名稱有英草落一形、三角落一形、撤星更落一形等十多種。朱世傑在垛積命名和演算上都掌握了演繹歸納的初步方法，他演算的結果和推導的公式都很準确。朱世傑這方面的工作，在當時的世界上也是先進的。
由于手工業生産的發達，商業上交換的頻繁，宋元時代實用算術方面也有很大的進展。第一是發明了除法口訣。第二是出現了完整的算碼。第三是計算工具由籌算發展爲珠算。
簡易乘除法在唐中葉已有人注意。北宋初徐仁美設“增成立一”法，沈括說：“增成一法，都不用乘除，但補虧就盈而已。假如欲九除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九除增一和八除增二就是後來的九一下加一和八一下加二等句。同時，宋初的應天曆内提到身外除一、身外除三等，身外除一指除數是十一，身外除三指除數是十二。可知除法口訣在宋初已開始有了萌芽。這一新生事物很快爲廣大人民所掌握，到南宋末和元初，除法九歸的口訣便全部成熟了。二一添作五、三一三十一等句在計算技術中傳誦開來。又在田畝計算中發明了飛歸。在斤兩換算中，創造出斤求兩和兩求斤炔。記錄簡易乘除法的專書應推南宋末楊輝的著作。楊輝是錢塘人，著有《楊輝算法》，對後來省算工作的推廣影響很大。
南宋出現了算碼，關鍵是零符号的發明。南宋蔡沈的《律呂成書》内，把118098用文字表示爲十一萬八千□□九十八，這□□即代表空百。畫方時一快便變成○了 。大約江南在南宋末，北方在金末元初，數學著述中都出現了○的符号。零的發現是數學史上一件大事。北宋司馬光《潛虛》中曾經以×表示四。這樣我國算碼的初步形體是| || 川 乂 ò■■■義，後來書寫ò變成8，義變爲夂爲文。這就是後世所說的蘇州碼子字。在阿拉伯數碼字推廣使用以前，我國數學上的演算，商業上的會計都用這種算碼。
元代已普遍使用算盤。劉因《靜修先生文集》中有算盤詩。元劇中也見算盤。元末明初陶宗儀的《輟耕錄》已論算盤珠。近年發現洪武辛亥（一三七一年）金陵王氏勤有書堂新刊《對相四言雜字》（看圖識字書）有算盤圖，十檔，上二珠下五珠。這是目前發現最早的珠算算盤圖。這部《對相四言雜字》中圖繪的服裝純是元代式樣，知此書的租本當在元代。書中還有算子圖，算子即算籌。《水滸傳》中所稱的算子也即這種算籌。由此看來，元朝到明初仍是籌算和珠算并用時代，大概到明中葉以後，便廢棄籌算而專用珠算。
（二）醫學與本草學
宋朝編輯出版了大量醫藥書籍，傳播醫藥文化。仁宗時，兩次集中校刊醫書。一○二六年（天聖四年）編輯出版了王惟一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三卷，并在汴京刻石。又鑄銅人，刻畫經穴傳授。九七八年（太平興國三年），王懷隐主編《太平聖惠方》一百卷，按一千七百二十九種症狀，收集一萬六千八百三十四份處方，分一千六百七十門類編排，在九九二年（淳化三年）和一○八八年（元祐三年）先後出版。太宗雍熙年間，賈黃中等人編輯《神醫普救方》達一千卷之多。徽宗時，曹孝忠主編《聖濟總錄》二百卷，收錄藥方二萬多，已雕闆而不及付印，北宋亡。金軍占領汴京時取走書闆，後在金、元刊刻。
神宗元豐中，诏令各地名醫進特效藥方，由太醫局通過試驗，證明可用後，按方制藥，在太醫局熟藥所出售，并把藥方出版，公諸于世。徽宗大觀時，陳師文等又進行訂正，凡錄二百九十七藥方，分二十一門，這就是有名的《和劑局方》。局方的出版是北宋後期醫學中的一件大事。局方所收的都是複方，這是我國古代第一部由國家頒發的配方手冊。嶽珂說：“《和劑局方》乃當時精集諸家名方，凡幾經名醫之手，又經太醫局内臣參校，可謂精矣。”《和劑局方》一書後來曾不斷增補，在宋朝風行一時。
北宋醫學已分九科，即：大方脈（内科）、風科、小方脈（兒科）、産科、瘡腫兼折傷（外科）、眼科、口齒兼咽喉、針灸、金鐮兼書禁（金鏈也屬外科，書禁指祝由科等類）。
宋代醫學上的成就，以兒科爲最著。北宋中葉，錢乙著《小兒藥證直訣》三卷，錢乙專研兒科四十多年，對兒科常見病都有比較準确的治療方法，已能鑒別痘疹和其他發熱病不同。南宋初，劉昉等人編《幼幼新書》四十卷，同時還有《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二十卷，收集兒科病例比較全面。前者對嬰兒保育方法、新生兒病和小兒發育異常等都有詳細的記載。後者舉出小兒臍抽風和成人的破傷風屬同一種病，是診斷學上很大的發明。又對小兒缺唇的縫合和小兒骈指的切斷，也創我國醫學上的先例。
婦産科在宋代也有進展。哲宗時，楊子建著《十産論》，記載了橫産（手先露或臂先露）、倒産（足先露）、偏産（額先露）、礙産（臍帶攀肩）等不同類型，并說明如何使胎位轉正的各種方法，是我國古代産科學上的著名文獻。南宋陳自明著《婦人大全良方》二十四卷，也是一部婦産科的重要專著。
南宋出現了病因學的著作。陳言著《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十八卷。三因是把疾病發生歸納爲三種原因：
一種是由于氣候影響的疾病，叫做外因病；一種是由于情感關系而得的疾病，叫做内因病；還有一種是由于飲食關系或外傷引起的病叫不内不外因病。當然這種分類法還欠完善，但病因學的出現，說明南宋在醫學研究上跨進了一步。南宋末，施發著《察病指南》，繪有脈影圖，也是一項醫學上的成就。
一二四七年（淳祐七年），宋慈著《洗冤集錄》五卷。這是總結宋和宋以前的法醫學知識，包括殺傷、驗屍、檢骨和死傷的鑒別，服毒緻死的毒物介紹，和救死方的記載等。其中合血法和滴骨法，有一定的道理。
金代醫學的發展，分爲三期：海陵王以前爲前期，世宗至章宗泰和時爲中期，章宗泰和年以後爲後期。
前期醫學的代表是成無己的工作。成無己原爲北宋開封名醫，後随金軍北上，爲權貴攜居臨演。他的工作主要是對《内經》、《傷寒論》等古典醫書作注釋。由于成無己名望很大，所以他的著作受到當時的重視，開金代研究醫學的風氣。中期醫學的代表是劉完素和張元素兩人，《金史·劉完素傳》說他“好用涼劑，以降心火，益腎水爲主。”趙秉文《閑閑老人滏水文集》也說：“本朝大定間，河間劉守真号完素，精幹《素問》，多用涼藥，以矯一時之弊。”所以後世稱劉爲寒涼派。《金史·張元素傳》說：元素“平素治病不用古方”，“古方新病，不相能力”，自爲家法，獨樹一幟。後期醫學的代表是張從正和李杲。張從正，字子和，他去世時金朝還沒有亡。李杲則進入元代。張從正繼承了劉完素的學術思想又有所發揮。他用古醫書的汗下吐法，用得很精，号稱“張子和汗下吐法”。他力主去邪而用攻法，所以後世稱他爲攻下派。張從正晚年頗不得志，他自己寫了一首詩，說“酷嗜醫經五十年，野芹曾獻紫宸前，而今憔悴西山下，更比文章不值錢。”李杲是張元素的學生，他有兩部醫學名著，一是《内外傷辨惑論》，二是《脾胃論》。元好問爲《脾胃論》作序，說：“往者遭壬辰之變，五六十日之間，爲飲食勞倦所傷而沒者将百萬人，皆謂由傷寒而沒。”“壬辰之變”即指《金史·哀宗紀》所載的天興元年（一二三二年）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死者九十餘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是一次大的流行病熱症。李杲以爲不是傷寒，用治傷寒的方法是錯誤的。他通過治療實踐創内傷學說。元好問說李杲撰“脾胃論丁甯之，下怯千載之惑。”李杲以爲“内傷脾胃，百病由生。”用溫補脾胃之法治之。後世稱之爲補土派（脾于五行屬土）或溫補派。
元朝醫學在宋金醫學的基礎上又有所進步。其中有成就的可推朱震亨、危亦林等人。朱震亨，婺州義烏人，著有《格緻餘論》、《局方發揮》等書。他多受劉完素和李杲的影響，但并不拘泥于他們的學說。他主張“陽有餘而陰不足”，創“滋陰養火”方法。後世稱他爲滋陰派。他所用的有些藥劑如大補陰丸、瓊玉膏等，到現在還流傳服用。劉完素的寒涼派、張從正的攻下派、李杲的補土派和朱震亨的滋陰派，号稱金元醫學的四大學派。金元醫學四大家繼承了傳統的醫學體系，但又各自體現了這時期的時代特征。朱震亨的《局方發揮》是批評北宋的《和劑局方》，認爲局方的缺點是按經驗辦事，“官府守之以爲法，醫門傳之以爲業，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習之以成俗”，沒有考慮到産生疾病的新的因素。“集前人已效之方，應今人無限之病”，勢必要發生問題。這對墨守成規的人是确切的批評。
危亦林是傷科專家，著有《世醫得效方》二十卷（一三四三年）。在本書第十八卷中有“用麻藥法”，是世界上用麻醉藥治病的較早記錄。
本草學的發展在宋元是一個高潮，尤其是北宋更爲突出。本草學不僅是藥物學，它還包含了植物學、動物學、礦物學等知識，是宋元自然科學全面發展的标志之一。
九七三年（開寶六年）劉翰、馬志等修《開寶本草》二十卷，比唐《新修本草》增加藥物一百三十三種。仁宗時掌禹錫等又修本草，一○六一年（嘉祐六年）成書，稱《嘉祐本草》，又增加藥物一百種。次年，蘇頌在這基礎上撰《圖經本草》二十卷，是刊本本草有圖之始。一○九二年（元祐七年）陳承又将這兩書合并，并加注釋，成《重廣補注神農本草并圖釋》二十三卷。唐慎微又添加藥物六二八種，撰《經史證類備急本草》三十二卷。徽宗大觀年間和政和年間又加增訂，世稱《大觀本草》與《政和本草》，廣爲流傳。政和時，寇宗爽撰《本草衍義》二十卷，辨正藥物四百多種。南宋時，出現了彩繪本的本草著述，現傳有《履峂岩本草》。元朱轅撰《大元本草》，“欲廣本草以盡異方之産”書稿未刊，現存有許有王的一篇序文，收在《至正集》内。
《圖經本草》中豐富的植物學知識，來自各植物藥産地人民的長期調查研究。對植物形态，一般按苗、莖、葉、花、實、根依次叙述。已知苗莖是同類。對于莖，已能分別“苗如藤蔓”的纏繞莖，“蔓延草木之上”的攀緣莖，和“其莖如筋”的直立莖。對于時，已能區別葉序，凡對生葉序叫做“兩兩相對”；輪生葉序叫做 “葉作層，每層六七葉如車輪”；叢生葉序叫做“葉青碎作叢”。
一般爲互生葉序。對葉緣也予注意。對于花，則花萼、花托、花蕊、子房、花序等都有詳略不同的記載。花的顔色說得最爲詳細。《本草衍義》記載石南花說：“正二月間開花。冬有二葉爲花苞，苞既開，中有十五餘花，大小如椿花，甚細碎，每一苞約彈許大，成一球，一花六葉，一朵有七八球，淡白綠色，葉末微淡赤色，花既開，蕊滿花，但見蕊不見花。”對花的觀察如此細緻，與現在的植物志相比，也無遜色。對于果，一般叫莢子或子，子又叫人（仁），大部是對種子而言。還有角（果）、核（果）、莢果等名稱。白瓜也以果實爲名，這和現在叫瓠果的意思相同。
宋朝還有很多植物專譜，這也和本草學的發達有關。其中以歐陽修的《洛陽牡丹記》，陳翥的《桐譜》，蔡襄的《荔枝譜》，王觀的《芍藥譜》，劉蒙的《菊譜》和南宋韓彥直的《橘錄》最爲著名。這些專譜分別總結種植的經驗，記載某種植物的品種、性狀、栽培技術、防治病蟲害、果實的加工和貯藏方法等。和園藝學有關的著述，有南宋陳景沂的《全芳備祖》。
北宋時已觀察到植物通過嫁接可以産生變異的現象。《圖經本草》中關于牡丹的記載，說“圃人欲其花之詭異，皆秋冬移接，培以壤土，至春盛開，其狀百變。”一○八二年（元豐五年），周師厚詳細叙述了花的四時變接法。劉蒙論菊花時說：“歲取其變者以爲新”，是知道變異與形成新種有關。沈括《夢溪筆談》中已接觸到植物生态學的領域，即植物生态因素與氣候、地形、濕度和高度有關。和沈括同時的陸佃，記載了棗樹根部用繩縛緊可使棗子自落的方法，已觀察到植物生理學有關的一些現象了。
動物學知識方面，《圖經本草》内觀察到烏賊“八足聚生，又有兩須”，與近代定爲十腕類相符。又記載動物的生活史，如穿山甲食蟻，牡蛎的“蛎房”如山以及螳螂的産子等，都比以前的記錄生動而具體。《本草衍義》斷定河豚實有大毒，校正了《神農本草經》的錯誤。又論■魚“腹重墜如囊”。寇宗夷“嘗剖之，中有三小蟹，又有四五小石塊，如指而許，小魚五七枚。”則已知道通過解剖觀察動物的食性。元王惲撰《宮禽小譜》介紹十七種鳥類的形态，是我國較早的論鳥類的專書。
《圖經本草》中還記載了紫鉚（即紫膠蟲）分泌紫膠的現象。關于五倍子，北宋著述中說：四川等地有一種蟲叫蟆子，它寄生在鹽膚木樹背陰處，春天生子，卷葉成窠，大如桃李。其寄主及生活狀況幾乎和現在所知相同。南宋開始人工飼養白蠟蟲，并有關于白蠟蟲的生活史的記載。紫膠、五借子、白蠟都是現代某些工業上需要的原料。
《圖經本草》中還記有采珠砂時對礦床的認識叫珠砂床，并有岩石斷口特征的描寫。沈括對石膏結晶體的觀察，已經從原有形态、色澤及将石膏加熱後的變化等各方面都作了分析。可見當時人們對某些物質的研究已不隻從表面現象去觀察，而且進一步注意到内部結構了。
《圖經本草》載有動物化石的資料。元豐年間，孔武仲的詩集和南宋初杜绾的《雲林石譜》都記錄了魚化石。江西武甯保存有北宋時代所發現的一塊化石的實物，形狀象竹筍，上面有黃庭堅的題詩。黃庭堅說它是筍石。經考定爲中華震旦角石，是一種動物化石。沈括曾注意到植物化石與古地理和古氣候的聯系，這種思想是很進步的。
（三）技術科學
宋元時代出現了好多種技術專書。我國古代文化史中的技術科學部分逐漸形成了。這些技術專書中有論建築技術的《木經》和《營造法式》，有論冶煉技術的《浸銅要略》，有論織機技術的《梓人遺制》，有論制鹽技術的《熬波圖詠》，還有論造船技術的船式、船樣諸書。《武經總要》中則收集了有關軍事技術的紀錄。《新儀象法要》是一部論述天文儀器制造技術的專書。這些專書的出現，充分說明了宋元時代在建築、冶煉鑄造、紡織、制鹽、造船等技術各方面都有較高的水平。關于宋代的農業技術和工業技術上的三大發明即活字印刷術、指南針用于航海和火藥用于制造火器，已見另章（見本書第五冊），這裏不再重述。
建築——北宋初，工匠喻皓著《木經》三卷，其中規定屋架尺度以梁的跨度爲準，階基高度以柱高爲準，後人都依以爲法。喻皓和畫師郭忠恕參加了九八九年（端拱二年）所完成的開寶寺塔的建築工作。
一一○三年（崇甯二年），李誡集合了建築工匠的智慧，并依據他自己從事建築的經驗，編成《營造法式》一書，這是我國古代建築科學的一項寶貴遺産。《營造法式》中的大木作制度首先提出用材的标準，共分八種，這樣木材的使用就能控制。其次對于梁、柱和鬥拱作了詳細的介紹和分析。爲了增加建築物的穩定性，書中記載了柱的“生起”和“側腳”的方法。生起是由中心到四角的柱逐漸增加柱高。側腳是外圍的柱腳稍微向内側倒斜一些。這樣都使建築物重心向内，使梁、柱、枋的結合更加緊密。梁的截面規定高與廣的比例是十五比十（即三比二，3/2=1.5），這和現在計算上要求比例爲（＝1.4142），誤差很小。鬥拱是由方形的鬥和近似弓形的拱累疊而成，介于梁和柱之間。根據建築物的大小，鬥拱分好幾層，逐層向外挑出，形狀上大下小，好象一個托座。前面挑出屋檐，後面承托梁架。鬥拱是我國古代建築中比較複雜的結構部分。鬥拱有放在柱頭的、柱間的和房屋四周轉角的，各有專門的名稱。對屋頂則有“舉折”的制度，即規定各種結構的坡度标準。
《營造法式》中的小木作制度，是包括門窗、欄杆、天花闆、樓梯等各件的制造方法和用材規格。還有佛殿中的轉輪藏，設計巧妙，整個轉輪利用中心一根立軸轉動。宋胡寅《斐然集》上說：“載以機輪，推而轉之。”立軸上下都用鐵制器械困住。轉輪分七格，每格放佛經的經匣，輪軸運轉，可檢閱所需要的佛經。四川江油窦圌山雲岩寺内發現南宋初期制作的飛天藏，仍保存了北宋時代的建造手法。飛天藏又叫星辰車，也是輪藏的一種，據研究已有軸承的裝置。
小木作還制造各種器械和木樣。北宋最有名的器械是指南車和記裏鼓車。指南車和記裏鼓車北宋以前已有發明，但制法失傳。一○二七年（天聖五年），燕肅重新設計制造指南車，盧道隆設計制造記裏鼓車。一一○七年（大觀元年），吳德仁又設計制造指南車。尺寸規範都有詳細記載。這是我國古代對齒輪系的高度運用。用兩個齒數相同的齒輪，中間嵌入一個中輪，便能按同一速度和同一方向運轉。記裏鼓車是用輪軸機械量度地面距離的特有裝置。歐洲到十七世紀才有類似的計步計的發明。
《營造法式》還記錄了當時木工所用的一些新工具，其中有起線刨子，爲加工門窗複雜線腳之用；又有窄鋸，爲鋸曲線時用；又如雕锼的锼，專用來雕縷空花紋。
《營造法式》中的窯作制度，記錄了燒窯技術。據《宋會要》記載當時有東西窯務，内工匠分爲瓦匠、磚匠、裝窯匠、火色匠、粘膠匠、鸱獸匠、青作匠、積匠、 窯匠、合藥匠十類。《營造法式》内的分工也大緻相同。其中火色是掌握火候。粘膠指粘瓦粘磚之類。鸱獸指造鸱尾和獸頭等琉璃制品之類。青作是燒青瓷。積匠和窯都指壘窯工作。合藥即合琉璃藥，指配釉料的方法。
冶煉和鑄造技術——蘇頌《圖經本草》中說到，江南、西蜀凡有爐冶的地方都有鐵。鍛家燒鐵赤紅，在砧上打鐵，有打落細皮屑的叫鐵落，俗名鐵花。鐵礦石初煉出來鑄■（音寫xiě。鑄造方法）器物的叫生鐵。再三銷拍，可以作金屬薄片的叫熟鐵。生熟相和用來作刀劍鋒刃的叫鋼鐵。鍛竈中飛出如塵，紫色而輕虛，可以磨瑩銅器的叫鐵精。對北宋鍛鐵生産過程，記載完備無遺。其中鐵精即三氧化二鐵，現代還用來作爲金屬寶石等器抛光之用。銷拍就是炒煉。生熟相和制造鋼鐵，就是沈括《夢溪筆談》中所說的灌鋼或團鋼法。
宋朝在銅的生産上，除一般礦冶外，還采用了膽水浸銅法。一○三五年（景祐二年），宦官閻文應獻計給許申“以藥化鐵成銅”。後二年，錢遜奏報：“信州鉛山産石碌，可烹煉爲銅。”浸銅法是把生鐵鍛成若幹薄鐵片，如魚鱗狀排列在膽水槽中，浸的時間短則五天，長則十天。要看膽水的濃度而定。浸後，膽礬的銅離子被金屬鐵取代，形狀如赤煤附在原鐵片的周圍。把它取出刮下來，在爐中“烹煉”三次便成銅。當時的生産指标大約是鐵二斤四兩得銅一斤。槽中沒有被化的鐵片可保留，另外加新鐵片，再爲浸制。用這種浸銅法生産銅，世界上以我國爲最早。這是水法冶金技術的起源，是宋朝人民向自然界索取銅原料的一項重大發明。紹聖年間，當時管理饒州興利場的張潛曾總結了工匠們膽水浸銅的經驗，寫有《浸銅要略》一書，原書失傳，現隻保存了一篇序言。
宋朝有許多大型鑄件，其中有針灸銅人，銅制渾儀、銅鼎等。宋徽宗時所鑄的九鼎共重二十二萬斤，即每鼎重二萬多斤。留傳到現在的北宋大型鑄件有山西太原晉祠金人台的大鐵人等。這些大型鑄件說明了當時鑄造工藝的技術水平。
宋朝的鑄造工藝仍爲傳統的泥型鑄造、失蠟鑄造和砂型鑄造。關于失蠟鑄造，南宋趙希鹄的《洞天清祿集》說：“古者鑄器，必先用蠟爲模。”這“古者”當指北宋以前的方法。關于砂型鑄造，據記載南宋初仁和縣出橐籥沙，可用來做鼓鑄之模。《遊宦記聞》中也提到蕲春錢監有沙模作。沙模就是砂型。太原晉祠的大鐵人實物上有明顯的接縫，一般失蠟法都是整鑄，沒有分段的必要。又大鐵人胸部及小腿上都雕刻文字，砂型鑄造本身強度低，不受雕刻，所以不象用砂型，很可能是用泥型鑄造法。
鑄造這樣的大鑄件，熔煉和澆注技術也是關鍵所在。《紹熙雲間志》記載一○二四年（天聖二年）鑄造銅鍾，說：“洪爐啓而祝融奮怒，巨橐扇而飛廉借力”，對掌握大爐的操作技術，十分形象。“俄而煙飛焰歇，豁然中度，華鍾告成，厥功斯就”，澆注過程相當迅速。一一○五年（崇甯四年）鑄九鼎，也是“熔冶之夕，中夜起視，炎光屬天，一鑄而就。”由此可以推測到北宋澆注設備的程度。
制鹽技術——一是海鹽的煎取技術，二是井鹽的汲取技術。一三三○年（元至順元年）陳椿所著的《熬波圖詠》對海鹽煎取術記載十分詳細。《熬波圖詠》中的 “鑄造鐵拌圖”是宋元時代高爐型的一種。圖中提供了全套設備的圖樣，用風箱來鼓風。風箱的設施又見于北宋《武經總要》中的“行爐圖”。王祯《農書》内的水排圖也用到風箱。宋元時代風箱的發明是我國鼓風設備的一項重要發展。這種形式的風箱一直流傳到現在。《熬波圖詠》中最值得稱贊的就是蓮管秤試法。先把鹵水分爲四等，第一等是原鹽鹵，鹽分爲百分之百。第二等是三分鹽鹵一分水，比例爲百分之七十五。第三等是一半鹽鹵一半水，剛好是百分之五十。第四等是一分鹽鹵二分水，比例是百分之三十三。然後用石蓮子四枚浸過，放在一個盛水的竹管内，竹管口上用竹絲隔好不令蓮子漾出。分別放在四等鹵水中作試驗。凡是四個蓮子都浮起來的是第一等鹵水，都沉下去的是第四等鹵水，如果立浮于面的則看深淺程度可定爲第二等或第三等。這樣定出一個标準，便可以檢驗所得的鹵水可煎或不可煎。這種道理與現在用浮沉子測量液體比重的意義大緻相同。
井鹽的汲取，以四川爲最盛。北宋四川鹽井有大口井和小口井兩種。大口井沿襲舊制。小口井則爲北宋所發明，稱爲卓筒井，簡稱筒井。用困刃鑽鑿井口如碗口大，深達數十丈，用大竹去節作套管以保全井壁，用皮囊汲取鹽鹵。筒井後來叫竹井，鑽掘技術仍是在北宋的基礎上加以發展的。
開掘鹽井時，有硫化氫氣體危害性極大。後蜀廣政二十三年（九六○年），陵州陵井井口冒出毒氣，“毒氣上如煙霧，煉匠人皆死”。這毒氣就是硫化氫。北宋時通過觀察，從實踐中認識到這種毒氣能溶于水，凡雨天可免中毒，故發明在井下設置水盤滴水，以保證安全施工，解除危害。
造船——宋代造船，已根據船樣打造。船樣又叫船式。一○○○年（鹹平三年），造船務匠項绾等曾獻轉海船式。船樣有的是編成圖冊以供選用。有的是設計船型，制成模型，然後制造。有的即據實體仿造。一二○三年（嘉泰三年），池州秦世輔先造新樣鐵壁铧嘴船和平面海鹘戰船兩種，經過試驗後确屬快便。甯宗下诏，三衙江上諸軍如要修造戰船都照池州船樣。凡定船樣時都考慮到船舶的總體布置，爲了防止船舶部分破壞而影響整體，已有密艙的設備。船型根據需要各有區別。沿海航行和遠洋航行船型不同。南宋沿海航行已有防沙平底船。一一五八年（紹興二十八年），福建路安撫轉運司言，鱽魚船隻是明州上下淺海去處，風濤低小，可以差使；如果福建廣南出海航行，則海道深闊，非明州沿海可比，所以要另制船樣，造尖底海船使用。
一九七四年，福建泉州灣後堵港西南海灘發掘出一艘南宋時代木造海船，尖底，有十三個船艙，分艙密室的殘形還依稀可見。船中還發現大量香藥、銅錢等。可見這是一艘航行于我國南海一帶的貨運海船。
據記載，宋朝以“料”作爲船舶載重的計量單位。最小的般爲五十料，最大的達五千料。
大概内河船行的民船和戰船在五百料以内，沿海航行、遠洋航行的則在四百料以至五千料不等。漕運綱船，每五百料船二十五隻，或四百料船三十隻，叫一綱。一綱可載重一萬二三千石。船舶主要結構尺寸大緻也根據料的标準而定。如三百料的長四十五尺闊十尺，八百料的長七十尺闊十八尺等。宣和年航行到高麗的海船， “客舟”長一百多尺闊二十五尺，“神舟”長闊三倍于客舟，更爲高大了。
南宋初，陳傅良論“治大舟”，對控制船舶航行的三大重要部分：推進、操縱和系泊裝置都有闡述。關于推進方式，宋朝船舶主要仍是風帆。徐兢說宣和時到高麗的船，“舟行終不若駕風之快也”。當時航行時風正、風偏和風息，都以大帆或小帆調節使用。南宋初，還大量制造車船，用車輪作推進裝置。楊太起義軍曾以車船大敗宋軍。踏車回旋，橫沖直撞，将宋軍人船數百隻盡碾沒入水。建炎中，乎江造船場造八橹戰船、四橹海鹘船等。乾道時，建康造船場造一車十二槳四百料戰船。馮堪造多槳戰船，一艘用槳四十二枚，橹和槳都是傳統的推進工具。
關于操縱機構，主要是船尾舵。南宋後期已知道“柁與船首，适得其平”，因爲如果舵太長或太短都妨害了操縱船舶的航行。宋朝海船的船尾舵有正舵大小二等，在遠洋航行時還用到副舵。系泊設備主要是矴（碇）。海船用矴可重達千斤，“千斤鐵矴系船頭，萬丈灘中得挽留。”近山抛泊叫抛矴或放矴。還有遊矴在風濤緊急時應用。掌管舵的叫舵手，掌管矴的叫碇手。
北宋熙甯中已設置船塢，修治長二十餘丈的龍船。南宋乎江府一帶有藏船屋，是爲保護船隻避免在露天受自然界的損害而制造的。
據《金史》記載，當時還創造了滑道下水法。船舶造成後，用新的秫稭鋪在地上，又用大木頭在兩旁夾緊，乘霜滑拉動，這樣不很費力的下入水中。據南宋周密《癸辛雜識》記載，遇海船擱淺時，一種方法是把船裝的貨取出，以減輕負重，如還無效，便縛排求活。這都是利用了浮力的道理。北宋懷丙曾用兩船架起沉入河中的鐵牛，也是利用浮力。
宋張商英《佛國禅師文殊指南圖贊》有海船圖，并說：“酌海深淺，于其遠近，望月觀星，知來識往。”“酌海深淺”是測深，“于其遠近”是測程，“望月觀星”是天文航海，“知來識往”是熟知海道。海船的制造與航海技術的發達是分不開的。
紡織——紡織技術分紡和織兩方面，宋元時代紡的技術以元王祯《農書》中記載的水轉大紡車爲其代表，織則以元初薛景石《梓人遺制》集其大成。
水轉大紡豐是在紡的工藝上以水力代替人力的創舉。原來紡車都用手搖，後來發明了腳踏紡車，有三個錠子。王祯《農書》中已記有五個錠子的腳踏紡車。山于水力的應用，元代出現了有三十個錠子的大紡車。王祯說：“車紡工多日百斤，更憑水力捷如神。”水轉大紡車的錠子是直立的，改變了手搖和腳踏紡車中錠子橫排的形狀，這樣便于操作而少占用空間。現在的紡紗機中紡錠也是直立，可能就是從這種大紡車發展而來。
《梓人遺制》有一二六三年段成已的序，說明這是元初的作品，是薛景石總結元以前的織機構造而寫成的專書。序文中說道：“其所制作，不失古法，而間出新意。”“求器圖之所自起，參以時制，而爲之圖。”“每一器必離析其體而縷數之，分則各有其名，合則共成一器。”現在所知，《梓人遺制》是世界上論織機構造最早的一部專書。技術專著的編纂，是宋元時代技術科學的一個特點。
《梓人遺制》中列舉四種木織機，一是華機子，即提花機。一種是立機子，即立織機。一種是羅機子，即專織紗羅紋織物的木機。一種是小布卧機子，即織一般絲麻原料的另一種木機。《宋會要·食貨》記宋初置有機抒院，每人管機三四張。又記九九八年（咸平元年）績錦院舊有錦绮機四百餘張。這應當包括了提花機及其他木織機。這樣的規模已是很不小了。
（一）天文學與數學
天文學 宋朝曆法一共改了十九次，是我國曆史上曆法改革頻繁的一個朝代。曆法的不斷改革，反映了天文學研究的活躍。
宋朝天文學的發展可分爲三個階段。北宋初到神宗前，曆法以崇天曆爲代表，主要成就是超新星的觀測；神宗朝到北宋末，曆法以紀元曆爲代表，主要成就是水運儀象台的制造；南宋時代以編撰統天曆爲著名。
北宋初，用後周王樸的欽天曆。欽天曆在天體運動的計算中提出了等加速運動的公式，是準确的。仁宗朝用崇天曆前後達四十年。著名的天文學家楚衍參與崇天曆的編撰。在司天監任職四十多年的天文學家楊惟德，在他的著述中曾一再介紹崇天曆。崇天曆的天文數據較接近天文實際。至和元年（一○五四年）四月朔有一次日全食。當時在汴京觀測這次日食是“日食既，至申乃見，食九分之餘”。用崇天曆推算食甚時間在申正一刻二十分，食分爲九分半弱，與觀測所得幾乎相同。北宋又有紀元曆，是天文學家姚舜輔等所編撰，它的求赤道坐标變換爲黃道坐标的計算方法比較簡易。紀元曆中還引進了四次方程式的算法。它的各項天文數據多爲金大明曆和元授時曆所采用。北宋沈括提出了十二氣曆的編制方法，雖沒有實行，但在曆法史上無疑是一項卓越的成就。
北宋的天象觀測很有成績。對天空三十一大區（即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和二十八宿）恒星位置的觀測共進行了六次。大中祥符、景祐、皇祐、元豐、紹聖和崇甯年間各進行過一次。元豐時的觀測被畫成星圖，見于蘇頌的《新儀象法要》和黃裳的天文圖。一二四七年（淳祐七年）黃圖在乎江府複刊，即現存的蘇州天文圖。崇甯年間觀測到的記錄，部分載入紀元曆内，所測二十八宿距度星的平均誤差絕對值隻有0°.15，已很精密。
北宋有兩次超新星的觀測，一次是一○○六年（景德三年），一次是一○五四年（至和元年）。前者是在司天監内觀測到的，在騎官星西，相當今天蠍宮星座，形狀如同半個月亮，四周有光芒，亮度可以鑒別物體。後者是楊惟德觀測到的。這星本來很暗淡，他觀測時忽然亮起來，星的亮度和金星差不多，四周都是光芒，顔色已達到熾白狀。這是因爲星的内部結構突然變化而引起爆發，亮度增加千萬倍所緻。楊惟德觀測到這顆超新星的位置在天關星附近，相當今金牛宮星座内、所以這超新星稱爲一○五四年金牛座超新星。
一○○二年（鹹乎五年）司天監對獅子座流星雨的觀測，一○六四年（治平元年）沈括對隕星的觀測，一○六六年（治平三年）司天監對哈雷彗星的觀測，都很有名。沈括對這次隕星的記錄也很翔實。曆史上以隕星爲隕鐵的解釋，沈括是第一人。
北宋的天文儀器制造也有成就。在計時儀器方面，仁宗朝有燕肅造蓮花漏，在很多州使用。蓮花漏就是浮漏，用兩個放水壺，一個受水壺，再用兩根叫“渴烏”的細管，利用虹吸原理，把放水壺中的水，逐步放到受水壺中，使受水壺中水平面高度保持恒定。相等時間内受水壺的水流速度恒定，據以測定時間。
元祐年間，蘇頌和韓公廉等制造水運儀象台。這是把測量儀器的渾儀，表演儀器的渾象和計時儀器集中在一起的一項劃時代創作。這個水運儀象台分三層，高三丈，上層放渾儀，中層放渾象，下層是傳動機械設置部分。在報時的設置上又分五層木閣。古代以一天爲一百刻，又一天有十二時辰，一夜有五更，一更有五籌（五夜）。這五層木閣都能報告出來。這個儀器用水力轉動，吸收前人許多優點而發明了和鍾表中相同的擒縱器，使這儀象台有節奏的按時轉動，把報時、觀象、測天同時表達出來。劉弇（元豐二年進士）在《龍雲集》卷二《太史箴并序》一文中說：“其後築台，別置渾儀象，激金水其下，機擎輪吞排，晦斡明至，與造化分疾徐低昂。”推崇備至。
南宋改曆，以甯宗朝楊忠輔的統天曆爲冠。統天曆定一回歸年的長度是365.2425日，和現代通用的格列高利曆相同。後來元朝的授時曆也同這個數據。統天曆還提出了回歸年日數長度變化的法則。
紹興年間，王及甫曾制造假天儀，見他所著的《天經》。這假天儀整個形狀象一個甕，甕裏面“鑽穴爲星”，把我國看不到的南天星座部分作爲甕口，甕用柱撐起，甕口有四柱小梯，觀看時可以扶梯進去。這個甕還有一根軸可以轉動表演。元朝郭守敬造玲珑儀也是一個假天儀，是王及甫工作的繼續。
金滅北宋，把紀元曆也帶到北方，成爲金楊級編大明曆的底本。一一八○年（大定二十年），趙知微重修大明曆。趙知微的貢獻有兩條，一是對太陽視運動的計算中初步用了内插法三次差的公式。二是對日月食食限的計算用了幾何方法。這都是天文計算方面進步的措施。契丹人耶律履修乙未曆，沒有實行。後來耶律履之子耶律楚材在元初修庚午曆，庚午曆内容雖十九采自趙知微的大明曆，但耶律楚材在曆法中提出了樸素的地球經度（裏差）概念，也是我國古代天文學上的一項創見。又據《金史·天文志》，興定五年（一二二一年）司天台内還有女真族天文學家夾谷德玉擔任天象觀測工作。
金朝從北宋得到的天文儀器，放在法物庫内擱置了二十多年。一一五四年（貞元二年）始交司天台管理。貞祐南渡後沒有搬回開封。又因當時銅的缺乏，在開封也沒有造新的渾儀。據《金史·章宗紀》，承安四年（一一九九年）有醜和尚進浮漏、水稱、影儀、簡儀等圖，當時“命有司依式造之。”浮漏即指蓮花漏。水稱在北宋水運儀象台中約相同于天衡。影儀和簡儀的内容不詳（可能爲後來郭守敬造簡儀和景符時所據）。
明昌年間，張行簡又造星丸漏，比較新穎。星丸漏北宋叫輥彈漏刻，很少記載，相傳是後唐僧人文浩所發明。利用一銅丸，通過四個曲折的孔道，從上放入自下落出，保持恒定速度而測定時刻，在行軍和旅途中應用。後來元朝都城用的碑漏，也是星丸漏的一種。又據《金史·章宗紀》，泰和四年（一二○四年）司天台長行張翼曾進《天象傳》。長行是司天台内的散職官名，《天象傳》當是天象記錄的專書。
元朝天文學以郭守敬等人編制授時曆爲其高潮。清代所編《疇人傳·郭守敬傳》說：“推步之術，測與算二者而已。簡儀、仰儀、景符、幾之制，前此言測候者未之及也；垛疊招差、勾股弧矢之法，前此言算造者弗能用也。先之以精測，繼之以密算，上考下求，若應準繩，施行于世，垂四百年。可謂集古法之大成，爲将來之典要者矣。”這不獨是對郭守敬等人的評價，也是我國古代天文學的總結。測是觀測，代表儀象；算是曆算，代表曆法。先通過觀測實踐，再通過計算實踐，所得結論是“若應準繩”，便以爲法。一二八○年（至元十七年）授時曆編成，郭守敬等人在給忽必烈的奏報中說：自西漢三統曆到北宋紀元曆共一千一百八十多年，曆法改了七十次，其中新創法的有十三家。從紀元曆到至元十七年又一百七十多年，授時曆考正凡七事，新創法又五事。按授時曆中考正七事都是對天文數據的重新測定。包括冬至時刻、回歸年長度、太陽的位置、月亮的位置、交食的辰刻、二十八宿距度和太陽出入時刻。其中測二十八宿距度比北宋崇甯年間觀測的還要精細。回歸年長度則采用了統天曆的數據而加以詳細證明。創法五事都是對天文計算的改革，可歸納爲兩點，一是全面用内插法三次差計算并定出公式，即所謂“垛疊招差”。二是引進了球面直角三角形法，即所謂“立渾比量”。
授時曆的完成主要歸功于郭守敬在儀象觀測上的貢獻。在天文儀器制造上郭守敬确有驚人的創造力。他十五六歲時即緻力于這方面的工作，一直到大德年間将近七十高齡還造天文鍾呈進。專研于此，達半個世紀。郭守敬在天文儀器制造方面勇于創新，力求提高精确度和切合實用。元以前的渾儀上有七八個大小的環，環環相套，在觀測上妨礙視線。郭守敬造簡儀以簡化渾儀，隻保留了兩套觀測用環，一個是測量赤道坐标，一個是測量地平坐标。元以前的圭表高八尺，郭守敬造高四十尺的銅表比舊有的表高五倍，這樣對測量日影長度的相對誤差可減少到五分之一，測量的精确度大爲提高。又在高表上設置了景符，能測量到太陽圓面中心的精确位置。他又造七寶燈漏、櫃香漏、屏風香漏等計時設置，都是根據不同要求而制造使用的。
元朝在天文學上還有一項重要的成就，即一二七九年（至元十六年）的大規模緯度測量。這次測量在二十七個觀測站舉行，地理緯度從北緯15°到65°。觀測的結果在陝西行省、河南行省和中書省直轄地的十四個觀測點用緯度值來比較，平均誤差在半度以内。可見觀測的精細可貴。
數學 與天文學關系密切的數學，宋元時代也很發達，出現了好幾位有成就的數學家。北宋有賈憲，南宋末有秦九韶和楊輝，金末有李冶，元初有朱世傑。秦、楊、李、朱是金元之際數學上的四大家。
賈憲是天文學家楚衍晚年的學生，做過右班殿直和左班殿直。時在沈括之前。王洙《談錄》上說：“賈憲運算亦妙，有書傳于世。”賈憲在數學上的發明有二：一是開方作法本源圖，就是指數爲正整數的二項式定理系數表，從商除、平方、立方、四次方一直到六次方的系數列成一個圖，世稱賈憲三角形。比西方同樣的巴斯加三角形要早六百年。二是增乘開方法，是解一元多次方程求正根的一種簡便方法。這種方法也比西方爲早。商除是一次，平方是二次（是面積），立方是三次（是體積），這都容易理解。再進一步碰到四次是什麽，要突破這一點，确實很非凡，開四次方可以，則開多次方便可類推了。賈憲爲我國古代代數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賈憲以後，沈括在數學上也做了些工作。一項叫會圓術，就是已知弓形的弦和圓徑求弧長。在我國曆史上首先提出孤線與直線的關系，但沈括的結論還是一近似公式（這公式元朝郭守敬等人撰授時曆時用到它）。又一項叫隙積術，用到一種高階等差級數求和的方法。沈括還發明了指數相乘的法則。物理學上凹面鏡成倒像的解釋，沈括說籮家叫“格術”。天文學上推算五星運動的順逆留合，沈括說算家叫“綴術”。測量學上的審方面勢，沈括說算家叫“喜術”。當時對待數學和其他科學的關系，于此可見。
秦九韶，南宋未普州安嶽人。早年曾在杭州從隐君子受數學。一二四七年（淳枯七年）著《數書九章》一書。他在著作中發展了賈憲的增乘開方法，解一個一元十次方程式，并附有算圖。算圖中列算式如層層剝筍，秩序井然，所以現在還有人把增乘開方法叫“秦九韶程序”。秦九韶還發明了整數論中一次同餘式組的普遍解法，這就是聞名世界的中國剩餘定理。
金代，數學上發明了天元術。大約金中時開始流行，之後得到迅速的推進。一一八四年（大定二十四年），平陽畢履道爲了校訂地理書用到當時流行的算法。又有平陽人蔣周著《益古》一書，記錄了天元術。還有金都水監頒印的《河防通議》（約在明昌年間）也有算法講到天元術。蔣周這部書已伏，《河防通議》中的算法可以從元人引用中得知。最早的天元術比較簡單，立出算式隻是解一個一元二次方程。天元術發明後，平陽、太原、東平、真定等地區廣爲傳播。
天元術以“元”代表未知數X，以“太”代表常數項。列式時把元字寫在算碼的右側，如11元即表示2x，或單寫太，如11太也同。寫了元便不寫太，寫了太便不寫元。方程式的各項是從下而上，即太在元下，太是常數項，元是X項，元上是X2項，再上是X3項等等。太下是1/X（即X-1）項，再下是X-2項等等。也有記法從上而下恰恰相反。在用算籌排列時，正數用紅色籌。負數用黑色籌。用算碼時，正負數也用紅黑色區別，但爲了書寫方便，可在算碼的個位數加一斜撇，如-2作■，-231作‖川卜。天元術的方法一般是根據問題中已有條件，立天元一（x）爲未知數（所求數），最後列出方程式，解方程得數。至于解方程式在一元三次以上，就要用到賈憲的方法。
金末在真定府一帶流傳的一部數學著作叫《洞淵測圓》，指演算勾股容圓（直角三角形的内接圓）算題共有十三問。李冶根據此書加以推廣，又集天元術的大成，寫出了他的名著《測圓海鏡》。
天元術出現後，很自然地發展爲天地二元木，天地人三元術和天地人物四元術。這大概已是元代的事了。
現在流傳下來的元代數學著作有：《錦囊啓源》、《透廉細草》、《丁巨算法》（一三五五年），隻存輯本；《算法全能集》、《詳明算法》、《算學啓蒙》（一二九九年）、《四元玉鑒》（一三○三年）存有足本。後兩書都是朱世傑所撰。朱世傑是元朝數學家的代表，也是當時世界上傑出的數學家之一。
朱世傑在數學上的貢獻主要是發明四元術和多種高階等差級數求和方法。他是一位數學教習，周遊湖海二十餘年。他的數學實踐活動大約在元朝初期。由天元術發展到四元術是當時數學演算中的必然結果。四元術以天地人物表示四個未知數，天在下，地在左，人在右，物在上，中間是太。和天元術的表示法相類，太（常數項）下面是天的一次方、二次方等等，左邊是地的一次方、二次方等等，右邊是人的一次方、二次方等等，上面是物的一次方、二次方等等。如果天與地相乘則放在左下方各位置，地物、物人、人天相乘類似。隻有不相鄰的天物（上下）、地人（左右）相乘各項，則放在相應的夾縫内。四元術的計算方法用四元消法，把四個元經過剔消，最後剩下一個元。這個元如果不是天元，可以易位。然後用天元術的解法，求得答案。《四元玉鑒》的一篇序文上說：“上升下降，左右進退。互通變化，乘除往來。用假象真，以虛問實。錯綜正負，分成四式。”這種數學思想的形成是經過了比較複雜的思辯過程。在我國古代數學中明确提出數學“用假象真，以虛問實”，這還是第一次。
朱世傑的多種高階等差級數求和方法，古代叫垛積術。他以茭草垛（即一加二加三加四……）爲母垛，推演出各種不同方式的垛而求其積。其名稱有英草落一形、三角落一形、撤星更落一形等十多種。朱世傑在垛積命名和演算上都掌握了演繹歸納的初步方法，他演算的結果和推導的公式都很準确。朱世傑這方面的工作，在當時的世界上也是先進的。
由于手工業生産的發達，商業上交換的頻繁，宋元時代實用算術方面也有很大的進展。第一是發明了除法口訣。第二是出現了完整的算碼。第三是計算工具由籌算發展爲珠算。
簡易乘除法在唐中葉已有人注意。北宋初徐仁美設“增成立一”法，沈括說：“增成一法，都不用乘除，但補虧就盈而已。假如欲九除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九除增一和八除增二就是後來的九一下加一和八一下加二等句。同時，宋初的應天曆内提到身外除一、身外除三等，身外除一指除數是十一，身外除三指除數是十二。可知除法口訣在宋初已開始有了萌芽。這一新生事物很快爲廣大人民所掌握，到南宋末和元初，除法九歸的口訣便全部成熟了。二一添作五、三一三十一等句在計算技術中傳誦開來。又在田畝計算中發明了飛歸。在斤兩換算中，創造出斤求兩和兩求斤炔。記錄簡易乘除法的專書應推南宋末楊輝的著作。楊輝是錢塘人，著有《楊輝算法》，對後來省算工作的推廣影響很大。
南宋出現了算碼，關鍵是零符号的發明。南宋蔡沈的《律呂成書》内，把118098用文字表示爲十一萬八千□□九十八，這□□即代表空百。畫方時一快便變成○了 。大約江南在南宋末，北方在金末元初，數學著述中都出現了○的符号。零的發現是數學史上一件大事。北宋司馬光《潛虛》中曾經以×表示四。這樣我國算碼的初步形體是| || 川 乂 ò■■■義，後來書寫ò變成8，義變爲夂爲文。這就是後世所說的蘇州碼子字。在阿拉伯數碼字推廣使用以前，我國數學上的演算，商業上的會計都用這種算碼。
元代已普遍使用算盤。劉因《靜修先生文集》中有算盤詩。元劇中也見算盤。元末明初陶宗儀的《輟耕錄》已論算盤珠。近年發現洪武辛亥（一三七一年）金陵王氏勤有書堂新刊《對相四言雜字》（看圖識字書）有算盤圖，十檔，上二珠下五珠。這是目前發現最早的珠算算盤圖。這部《對相四言雜字》中圖繪的服裝純是元代式樣，知此書的租本當在元代。書中還有算子圖，算子即算籌。《水滸傳》中所稱的算子也即這種算籌。由此看來，元朝到明初仍是籌算和珠算并用時代，大概到明中葉以後，便廢棄籌算而專用珠算。
（二）醫學與本草學
宋朝編輯出版了大量醫藥書籍，傳播醫藥文化。仁宗時，兩次集中校刊醫書。一○二六年（天聖四年）編輯出版了王惟一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三卷，并在汴京刻石。又鑄銅人，刻畫經穴傳授。九七八年（太平興國三年），王懷隐主編《太平聖惠方》一百卷，按一千七百二十九種症狀，收集一萬六千八百三十四份處方，分一千六百七十門類編排，在九九二年（淳化三年）和一○八八年（元祐三年）先後出版。太宗雍熙年間，賈黃中等人編輯《神醫普救方》達一千卷之多。徽宗時，曹孝忠主編《聖濟總錄》二百卷，收錄藥方二萬多，已雕闆而不及付印，北宋亡。金軍占領汴京時取走書闆，後在金、元刊刻。
神宗元豐中，诏令各地名醫進特效藥方，由太醫局通過試驗，證明可用後，按方制藥，在太醫局熟藥所出售，并把藥方出版，公諸于世。徽宗大觀時，陳師文等又進行訂正，凡錄二百九十七藥方，分二十一門，這就是有名的《和劑局方》。局方的出版是北宋後期醫學中的一件大事。局方所收的都是複方，這是我國古代第一部由國家頒發的配方手冊。嶽珂說：“《和劑局方》乃當時精集諸家名方，凡幾經名醫之手，又經太醫局内臣參校，可謂精矣。”《和劑局方》一書後來曾不斷增補，在宋朝風行一時。
北宋醫學已分九科，即：大方脈（内科）、風科、小方脈（兒科）、産科、瘡腫兼折傷（外科）、眼科、口齒兼咽喉、針灸、金鐮兼書禁（金鏈也屬外科，書禁指祝由科等類）。
宋代醫學上的成就，以兒科爲最著。北宋中葉，錢乙著《小兒藥證直訣》三卷，錢乙專研兒科四十多年，對兒科常見病都有比較準确的治療方法，已能鑒別痘疹和其他發熱病不同。南宋初，劉昉等人編《幼幼新書》四十卷，同時還有《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二十卷，收集兒科病例比較全面。前者對嬰兒保育方法、新生兒病和小兒發育異常等都有詳細的記載。後者舉出小兒臍抽風和成人的破傷風屬同一種病，是診斷學上很大的發明。又對小兒缺唇的縫合和小兒骈指的切斷，也創我國醫學上的先例。
婦産科在宋代也有進展。哲宗時，楊子建著《十産論》，記載了橫産（手先露或臂先露）、倒産（足先露）、偏産（額先露）、礙産（臍帶攀肩）等不同類型，并說明如何使胎位轉正的各種方法，是我國古代産科學上的著名文獻。南宋陳自明著《婦人大全良方》二十四卷，也是一部婦産科的重要專著。
南宋出現了病因學的著作。陳言著《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十八卷。三因是把疾病發生歸納爲三種原因：
一種是由于氣候影響的疾病，叫做外因病；一種是由于情感關系而得的疾病，叫做内因病；還有一種是由于飲食關系或外傷引起的病叫不内不外因病。當然這種分類法還欠完善，但病因學的出現，說明南宋在醫學研究上跨進了一步。南宋末，施發著《察病指南》，繪有脈影圖，也是一項醫學上的成就。
一二四七年（淳祐七年），宋慈著《洗冤集錄》五卷。這是總結宋和宋以前的法醫學知識，包括殺傷、驗屍、檢骨和死傷的鑒別，服毒緻死的毒物介紹，和救死方的記載等。其中合血法和滴骨法，有一定的道理。
金代醫學的發展，分爲三期：海陵王以前爲前期，世宗至章宗泰和時爲中期，章宗泰和年以後爲後期。
前期醫學的代表是成無己的工作。成無己原爲北宋開封名醫，後随金軍北上，爲權貴攜居臨演。他的工作主要是對《内經》、《傷寒論》等古典醫書作注釋。由于成無己名望很大，所以他的著作受到當時的重視，開金代研究醫學的風氣。中期醫學的代表是劉完素和張元素兩人，《金史·劉完素傳》說他“好用涼劑，以降心火，益腎水爲主。”趙秉文《閑閑老人滏水文集》也說：“本朝大定間，河間劉守真号完素，精幹《素問》，多用涼藥，以矯一時之弊。”所以後世稱劉爲寒涼派。《金史·張元素傳》說：元素“平素治病不用古方”，“古方新病，不相能力”，自爲家法，獨樹一幟。後期醫學的代表是張從正和李杲。張從正，字子和，他去世時金朝還沒有亡。李杲則進入元代。張從正繼承了劉完素的學術思想又有所發揮。他用古醫書的汗下吐法，用得很精，号稱“張子和汗下吐法”。他力主去邪而用攻法，所以後世稱他爲攻下派。張從正晚年頗不得志，他自己寫了一首詩，說“酷嗜醫經五十年，野芹曾獻紫宸前，而今憔悴西山下，更比文章不值錢。”李杲是張元素的學生，他有兩部醫學名著，一是《内外傷辨惑論》，二是《脾胃論》。元好問爲《脾胃論》作序，說：“往者遭壬辰之變，五六十日之間，爲飲食勞倦所傷而沒者将百萬人，皆謂由傷寒而沒。”“壬辰之變”即指《金史·哀宗紀》所載的天興元年（一二三二年）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死者九十餘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是一次大的流行病熱症。李杲以爲不是傷寒，用治傷寒的方法是錯誤的。他通過治療實踐創内傷學說。元好問說李杲撰“脾胃論丁甯之，下怯千載之惑。”李杲以爲“内傷脾胃，百病由生。”用溫補脾胃之法治之。後世稱之爲補土派（脾于五行屬土）或溫補派。
元朝醫學在宋金醫學的基礎上又有所進步。其中有成就的可推朱震亨、危亦林等人。朱震亨，婺州義烏人，著有《格緻餘論》、《局方發揮》等書。他多受劉完素和李杲的影響，但并不拘泥于他們的學說。他主張“陽有餘而陰不足”，創“滋陰養火”方法。後世稱他爲滋陰派。他所用的有些藥劑如大補陰丸、瓊玉膏等，到現在還流傳服用。劉完素的寒涼派、張從正的攻下派、李杲的補土派和朱震亨的滋陰派，号稱金元醫學的四大學派。金元醫學四大家繼承了傳統的醫學體系，但又各自體現了這時期的時代特征。朱震亨的《局方發揮》是批評北宋的《和劑局方》，認爲局方的缺點是按經驗辦事，“官府守之以爲法，醫門傳之以爲業，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習之以成俗”，沒有考慮到産生疾病的新的因素。“集前人已效之方，應今人無限之病”，勢必要發生問題。這對墨守成規的人是确切的批評。
危亦林是傷科專家，著有《世醫得效方》二十卷（一三四三年）。在本書第十八卷中有“用麻藥法”，是世界上用麻醉藥治病的較早記錄。
本草學的發展在宋元是一個高潮，尤其是北宋更爲突出。本草學不僅是藥物學，它還包含了植物學、動物學、礦物學等知識，是宋元自然科學全面發展的标志之一。
九七三年（開寶六年）劉翰、馬志等修《開寶本草》二十卷，比唐《新修本草》增加藥物一百三十三種。仁宗時掌禹錫等又修本草，一○六一年（嘉祐六年）成書，稱《嘉祐本草》，又增加藥物一百種。次年，蘇頌在這基礎上撰《圖經本草》二十卷，是刊本本草有圖之始。一○九二年（元祐七年）陳承又将這兩書合并，并加注釋，成《重廣補注神農本草并圖釋》二十三卷。唐慎微又添加藥物六二八種，撰《經史證類備急本草》三十二卷。徽宗大觀年間和政和年間又加增訂，世稱《大觀本草》與《政和本草》，廣爲流傳。政和時，寇宗爽撰《本草衍義》二十卷，辨正藥物四百多種。南宋時，出現了彩繪本的本草著述，現傳有《履峂岩本草》。元朱轅撰《大元本草》，“欲廣本草以盡異方之産”書稿未刊，現存有許有王的一篇序文，收在《至正集》内。
《圖經本草》中豐富的植物學知識，來自各植物藥産地人民的長期調查研究。對植物形态，一般按苗、莖、葉、花、實、根依次叙述。已知苗莖是同類。對于莖，已能分別“苗如藤蔓”的纏繞莖，“蔓延草木之上”的攀緣莖，和“其莖如筋”的直立莖。對于時，已能區別葉序，凡對生葉序叫做“兩兩相對”；輪生葉序叫做 “葉作層，每層六七葉如車輪”；叢生葉序叫做“葉青碎作叢”。
一般爲互生葉序。對葉緣也予注意。對于花，則花萼、花托、花蕊、子房、花序等都有詳略不同的記載。花的顔色說得最爲詳細。《本草衍義》記載石南花說：“正二月間開花。冬有二葉爲花苞，苞既開，中有十五餘花，大小如椿花，甚細碎，每一苞約彈許大，成一球，一花六葉，一朵有七八球，淡白綠色，葉末微淡赤色，花既開，蕊滿花，但見蕊不見花。”對花的觀察如此細緻，與現在的植物志相比，也無遜色。對于果，一般叫莢子或子，子又叫人（仁），大部是對種子而言。還有角（果）、核（果）、莢果等名稱。白瓜也以果實爲名，這和現在叫瓠果的意思相同。
宋朝還有很多植物專譜，這也和本草學的發達有關。其中以歐陽修的《洛陽牡丹記》，陳翥的《桐譜》，蔡襄的《荔枝譜》，王觀的《芍藥譜》，劉蒙的《菊譜》和南宋韓彥直的《橘錄》最爲著名。這些專譜分別總結種植的經驗，記載某種植物的品種、性狀、栽培技術、防治病蟲害、果實的加工和貯藏方法等。和園藝學有關的著述，有南宋陳景沂的《全芳備祖》。
北宋時已觀察到植物通過嫁接可以産生變異的現象。《圖經本草》中關于牡丹的記載，說“圃人欲其花之詭異，皆秋冬移接，培以壤土，至春盛開，其狀百變。”一○八二年（元豐五年），周師厚詳細叙述了花的四時變接法。劉蒙論菊花時說：“歲取其變者以爲新”，是知道變異與形成新種有關。沈括《夢溪筆談》中已接觸到植物生态學的領域，即植物生态因素與氣候、地形、濕度和高度有關。和沈括同時的陸佃，記載了棗樹根部用繩縛緊可使棗子自落的方法，已觀察到植物生理學有關的一些現象了。
動物學知識方面，《圖經本草》内觀察到烏賊“八足聚生，又有兩須”，與近代定爲十腕類相符。又記載動物的生活史，如穿山甲食蟻，牡蛎的“蛎房”如山以及螳螂的産子等，都比以前的記錄生動而具體。《本草衍義》斷定河豚實有大毒，校正了《神農本草經》的錯誤。又論■魚“腹重墜如囊”。寇宗夷“嘗剖之，中有三小蟹，又有四五小石塊，如指而許，小魚五七枚。”則已知道通過解剖觀察動物的食性。元王惲撰《宮禽小譜》介紹十七種鳥類的形态，是我國較早的論鳥類的專書。
《圖經本草》中還記載了紫鉚（即紫膠蟲）分泌紫膠的現象。關于五倍子，北宋著述中說：四川等地有一種蟲叫蟆子，它寄生在鹽膚木樹背陰處，春天生子，卷葉成窠，大如桃李。其寄主及生活狀況幾乎和現在所知相同。南宋開始人工飼養白蠟蟲，并有關于白蠟蟲的生活史的記載。紫膠、五借子、白蠟都是現代某些工業上需要的原料。
《圖經本草》中還記有采珠砂時對礦床的認識叫珠砂床，并有岩石斷口特征的描寫。沈括對石膏結晶體的觀察，已經從原有形态、色澤及将石膏加熱後的變化等各方面都作了分析。可見當時人們對某些物質的研究已不隻從表面現象去觀察，而且進一步注意到内部結構了。
《圖經本草》載有動物化石的資料。元豐年間，孔武仲的詩集和南宋初杜绾的《雲林石譜》都記錄了魚化石。江西武甯保存有北宋時代所發現的一塊化石的實物，形狀象竹筍，上面有黃庭堅的題詩。黃庭堅說它是筍石。經考定爲中華震旦角石，是一種動物化石。沈括曾注意到植物化石與古地理和古氣候的聯系，這種思想是很進步的。
（三）技術科學
宋元時代出現了好多種技術專書。我國古代文化史中的技術科學部分逐漸形成了。這些技術專書中有論建築技術的《木經》和《營造法式》，有論冶煉技術的《浸銅要略》，有論織機技術的《梓人遺制》，有論制鹽技術的《熬波圖詠》，還有論造船技術的船式、船樣諸書。《武經總要》中則收集了有關軍事技術的紀錄。《新儀象法要》是一部論述天文儀器制造技術的專書。這些專書的出現，充分說明了宋元時代在建築、冶煉鑄造、紡織、制鹽、造船等技術各方面都有較高的水平。關于宋代的農業技術和工業技術上的三大發明即活字印刷術、指南針用于航海和火藥用于制造火器，已見另章（見本書第五冊），這裏不再重述。
建築——北宋初，工匠喻皓著《木經》三卷，其中規定屋架尺度以梁的跨度爲準，階基高度以柱高爲準，後人都依以爲法。喻皓和畫師郭忠恕參加了九八九年（端拱二年）所完成的開寶寺塔的建築工作。
一一○三年（崇甯二年），李誡集合了建築工匠的智慧，并依據他自己從事建築的經驗，編成《營造法式》一書，這是我國古代建築科學的一項寶貴遺産。《營造法式》中的大木作制度首先提出用材的标準，共分八種，這樣木材的使用就能控制。其次對于梁、柱和鬥拱作了詳細的介紹和分析。爲了增加建築物的穩定性，書中記載了柱的“生起”和“側腳”的方法。生起是由中心到四角的柱逐漸增加柱高。側腳是外圍的柱腳稍微向内側倒斜一些。這樣都使建築物重心向内，使梁、柱、枋的結合更加緊密。梁的截面規定高與廣的比例是十五比十（即三比二，3/2=1.5），這和現在計算上要求比例爲（＝1.4142），誤差很小。鬥拱是由方形的鬥和近似弓形的拱累疊而成，介于梁和柱之間。根據建築物的大小，鬥拱分好幾層，逐層向外挑出，形狀上大下小，好象一個托座。前面挑出屋檐，後面承托梁架。鬥拱是我國古代建築中比較複雜的結構部分。鬥拱有放在柱頭的、柱間的和房屋四周轉角的，各有專門的名稱。對屋頂則有“舉折”的制度，即規定各種結構的坡度标準。
《營造法式》中的小木作制度，是包括門窗、欄杆、天花闆、樓梯等各件的制造方法和用材規格。還有佛殿中的轉輪藏，設計巧妙，整個轉輪利用中心一根立軸轉動。宋胡寅《斐然集》上說：“載以機輪，推而轉之。”立軸上下都用鐵制器械困住。轉輪分七格，每格放佛經的經匣，輪軸運轉，可檢閱所需要的佛經。四川江油窦圌山雲岩寺内發現南宋初期制作的飛天藏，仍保存了北宋時代的建造手法。飛天藏又叫星辰車，也是輪藏的一種，據研究已有軸承的裝置。
小木作還制造各種器械和木樣。北宋最有名的器械是指南車和記裏鼓車。指南車和記裏鼓車北宋以前已有發明，但制法失傳。一○二七年（天聖五年），燕肅重新設計制造指南車，盧道隆設計制造記裏鼓車。一一○七年（大觀元年），吳德仁又設計制造指南車。尺寸規範都有詳細記載。這是我國古代對齒輪系的高度運用。用兩個齒數相同的齒輪，中間嵌入一個中輪，便能按同一速度和同一方向運轉。記裏鼓車是用輪軸機械量度地面距離的特有裝置。歐洲到十七世紀才有類似的計步計的發明。
《營造法式》還記錄了當時木工所用的一些新工具，其中有起線刨子，爲加工門窗複雜線腳之用；又有窄鋸，爲鋸曲線時用；又如雕锼的锼，專用來雕縷空花紋。
《營造法式》中的窯作制度，記錄了燒窯技術。據《宋會要》記載當時有東西窯務，内工匠分爲瓦匠、磚匠、裝窯匠、火色匠、粘膠匠、鸱獸匠、青作匠、積匠、 窯匠、合藥匠十類。《營造法式》内的分工也大緻相同。其中火色是掌握火候。粘膠指粘瓦粘磚之類。鸱獸指造鸱尾和獸頭等琉璃制品之類。青作是燒青瓷。積匠和窯都指壘窯工作。合藥即合琉璃藥，指配釉料的方法。
冶煉和鑄造技術——蘇頌《圖經本草》中說到，江南、西蜀凡有爐冶的地方都有鐵。鍛家燒鐵赤紅，在砧上打鐵，有打落細皮屑的叫鐵落，俗名鐵花。鐵礦石初煉出來鑄■（音寫xiě。鑄造方法）器物的叫生鐵。再三銷拍，可以作金屬薄片的叫熟鐵。生熟相和用來作刀劍鋒刃的叫鋼鐵。鍛竈中飛出如塵，紫色而輕虛，可以磨瑩銅器的叫鐵精。對北宋鍛鐵生産過程，記載完備無遺。其中鐵精即三氧化二鐵，現代還用來作爲金屬寶石等器抛光之用。銷拍就是炒煉。生熟相和制造鋼鐵，就是沈括《夢溪筆談》中所說的灌鋼或團鋼法。
宋朝在銅的生産上，除一般礦冶外，還采用了膽水浸銅法。一○三五年（景祐二年），宦官閻文應獻計給許申“以藥化鐵成銅”。後二年，錢遜奏報：“信州鉛山産石碌，可烹煉爲銅。”浸銅法是把生鐵鍛成若幹薄鐵片，如魚鱗狀排列在膽水槽中，浸的時間短則五天，長則十天。要看膽水的濃度而定。浸後，膽礬的銅離子被金屬鐵取代，形狀如赤煤附在原鐵片的周圍。把它取出刮下來，在爐中“烹煉”三次便成銅。當時的生産指标大約是鐵二斤四兩得銅一斤。槽中沒有被化的鐵片可保留，另外加新鐵片，再爲浸制。用這種浸銅法生産銅，世界上以我國爲最早。這是水法冶金技術的起源，是宋朝人民向自然界索取銅原料的一項重大發明。紹聖年間，當時管理饒州興利場的張潛曾總結了工匠們膽水浸銅的經驗，寫有《浸銅要略》一書，原書失傳，現隻保存了一篇序言。
宋朝有許多大型鑄件，其中有針灸銅人，銅制渾儀、銅鼎等。宋徽宗時所鑄的九鼎共重二十二萬斤，即每鼎重二萬多斤。留傳到現在的北宋大型鑄件有山西太原晉祠金人台的大鐵人等。這些大型鑄件說明了當時鑄造工藝的技術水平。
宋朝的鑄造工藝仍爲傳統的泥型鑄造、失蠟鑄造和砂型鑄造。關于失蠟鑄造，南宋趙希鹄的《洞天清祿集》說：“古者鑄器，必先用蠟爲模。”這“古者”當指北宋以前的方法。關于砂型鑄造，據記載南宋初仁和縣出橐籥沙，可用來做鼓鑄之模。《遊宦記聞》中也提到蕲春錢監有沙模作。沙模就是砂型。太原晉祠的大鐵人實物上有明顯的接縫，一般失蠟法都是整鑄，沒有分段的必要。又大鐵人胸部及小腿上都雕刻文字，砂型鑄造本身強度低，不受雕刻，所以不象用砂型，很可能是用泥型鑄造法。
鑄造這樣的大鑄件，熔煉和澆注技術也是關鍵所在。《紹熙雲間志》記載一○二四年（天聖二年）鑄造銅鍾，說：“洪爐啓而祝融奮怒，巨橐扇而飛廉借力”，對掌握大爐的操作技術，十分形象。“俄而煙飛焰歇，豁然中度，華鍾告成，厥功斯就”，澆注過程相當迅速。一一○五年（崇甯四年）鑄九鼎，也是“熔冶之夕，中夜起視，炎光屬天，一鑄而就。”由此可以推測到北宋澆注設備的程度。
制鹽技術——一是海鹽的煎取技術，二是井鹽的汲取技術。一三三○年（元至順元年）陳椿所著的《熬波圖詠》對海鹽煎取術記載十分詳細。《熬波圖詠》中的 “鑄造鐵拌圖”是宋元時代高爐型的一種。圖中提供了全套設備的圖樣，用風箱來鼓風。風箱的設施又見于北宋《武經總要》中的“行爐圖”。王祯《農書》内的水排圖也用到風箱。宋元時代風箱的發明是我國鼓風設備的一項重要發展。這種形式的風箱一直流傳到現在。《熬波圖詠》中最值得稱贊的就是蓮管秤試法。先把鹵水分爲四等，第一等是原鹽鹵，鹽分爲百分之百。第二等是三分鹽鹵一分水，比例爲百分之七十五。第三等是一半鹽鹵一半水，剛好是百分之五十。第四等是一分鹽鹵二分水，比例是百分之三十三。然後用石蓮子四枚浸過，放在一個盛水的竹管内，竹管口上用竹絲隔好不令蓮子漾出。分別放在四等鹵水中作試驗。凡是四個蓮子都浮起來的是第一等鹵水，都沉下去的是第四等鹵水，如果立浮于面的則看深淺程度可定爲第二等或第三等。這樣定出一個标準，便可以檢驗所得的鹵水可煎或不可煎。這種道理與現在用浮沉子測量液體比重的意義大緻相同。
井鹽的汲取，以四川爲最盛。北宋四川鹽井有大口井和小口井兩種。大口井沿襲舊制。小口井則爲北宋所發明，稱爲卓筒井，簡稱筒井。用困刃鑽鑿井口如碗口大，深達數十丈，用大竹去節作套管以保全井壁，用皮囊汲取鹽鹵。筒井後來叫竹井，鑽掘技術仍是在北宋的基礎上加以發展的。
開掘鹽井時，有硫化氫氣體危害性極大。後蜀廣政二十三年（九六○年），陵州陵井井口冒出毒氣，“毒氣上如煙霧，煉匠人皆死”。這毒氣就是硫化氫。北宋時通過觀察，從實踐中認識到這種毒氣能溶于水，凡雨天可免中毒，故發明在井下設置水盤滴水，以保證安全施工，解除危害。
造船——宋代造船，已根據船樣打造。船樣又叫船式。一○○○年（鹹平三年），造船務匠項绾等曾獻轉海船式。船樣有的是編成圖冊以供選用。有的是設計船型，制成模型，然後制造。有的即據實體仿造。一二○三年（嘉泰三年），池州秦世輔先造新樣鐵壁铧嘴船和平面海鹘戰船兩種，經過試驗後确屬快便。甯宗下诏，三衙江上諸軍如要修造戰船都照池州船樣。凡定船樣時都考慮到船舶的總體布置，爲了防止船舶部分破壞而影響整體，已有密艙的設備。船型根據需要各有區別。沿海航行和遠洋航行船型不同。南宋沿海航行已有防沙平底船。一一五八年（紹興二十八年），福建路安撫轉運司言，鱽魚船隻是明州上下淺海去處，風濤低小，可以差使；如果福建廣南出海航行，則海道深闊，非明州沿海可比，所以要另制船樣，造尖底海船使用。
一九七四年，福建泉州灣後堵港西南海灘發掘出一艘南宋時代木造海船，尖底，有十三個船艙，分艙密室的殘形還依稀可見。船中還發現大量香藥、銅錢等。可見這是一艘航行于我國南海一帶的貨運海船。
據記載，宋朝以“料”作爲船舶載重的計量單位。最小的般爲五十料，最大的達五千料。
大概内河船行的民船和戰船在五百料以内，沿海航行、遠洋航行的則在四百料以至五千料不等。漕運綱船，每五百料船二十五隻，或四百料船三十隻，叫一綱。一綱可載重一萬二三千石。船舶主要結構尺寸大緻也根據料的标準而定。如三百料的長四十五尺闊十尺，八百料的長七十尺闊十八尺等。宣和年航行到高麗的海船， “客舟”長一百多尺闊二十五尺，“神舟”長闊三倍于客舟，更爲高大了。
南宋初，陳傅良論“治大舟”，對控制船舶航行的三大重要部分：推進、操縱和系泊裝置都有闡述。關于推進方式，宋朝船舶主要仍是風帆。徐兢說宣和時到高麗的船，“舟行終不若駕風之快也”。當時航行時風正、風偏和風息，都以大帆或小帆調節使用。南宋初，還大量制造車船，用車輪作推進裝置。楊太起義軍曾以車船大敗宋軍。踏車回旋，橫沖直撞，将宋軍人船數百隻盡碾沒入水。建炎中，乎江造船場造八橹戰船、四橹海鹘船等。乾道時，建康造船場造一車十二槳四百料戰船。馮堪造多槳戰船，一艘用槳四十二枚，橹和槳都是傳統的推進工具。
關于操縱機構，主要是船尾舵。南宋後期已知道“柁與船首，适得其平”，因爲如果舵太長或太短都妨害了操縱船舶的航行。宋朝海船的船尾舵有正舵大小二等，在遠洋航行時還用到副舵。系泊設備主要是矴（碇）。海船用矴可重達千斤，“千斤鐵矴系船頭，萬丈灘中得挽留。”近山抛泊叫抛矴或放矴。還有遊矴在風濤緊急時應用。掌管舵的叫舵手，掌管矴的叫碇手。
北宋熙甯中已設置船塢，修治長二十餘丈的龍船。南宋乎江府一帶有藏船屋，是爲保護船隻避免在露天受自然界的損害而制造的。
據《金史》記載，當時還創造了滑道下水法。船舶造成後，用新的秫稭鋪在地上，又用大木頭在兩旁夾緊，乘霜滑拉動，這樣不很費力的下入水中。據南宋周密《癸辛雜識》記載，遇海船擱淺時，一種方法是把船裝的貨取出，以減輕負重，如還無效，便縛排求活。這都是利用了浮力的道理。北宋懷丙曾用兩船架起沉入河中的鐵牛，也是利用浮力。
宋張商英《佛國禅師文殊指南圖贊》有海船圖，并說：“酌海深淺，于其遠近，望月觀星，知來識往。”“酌海深淺”是測深，“于其遠近”是測程，“望月觀星”是天文航海，“知來識往”是熟知海道。海船的制造與航海技術的發達是分不開的。
紡織——紡織技術分紡和織兩方面，宋元時代紡的技術以元王祯《農書》中記載的水轉大紡車爲其代表，織則以元初薛景石《梓人遺制》集其大成。
水轉大紡豐是在紡的工藝上以水力代替人力的創舉。原來紡車都用手搖，後來發明了腳踏紡車，有三個錠子。王祯《農書》中已記有五個錠子的腳踏紡車。山于水力的應用，元代出現了有三十個錠子的大紡車。王祯說：“車紡工多日百斤，更憑水力捷如神。”水轉大紡車的錠子是直立的，改變了手搖和腳踏紡車中錠子橫排的形狀，這樣便于操作而少占用空間。現在的紡紗機中紡錠也是直立，可能就是從這種大紡車發展而來。
《梓人遺制》有一二六三年段成已的序，說明這是元初的作品，是薛景石總結元以前的織機構造而寫成的專書。序文中說道：“其所制作，不失古法，而間出新意。”“求器圖之所自起，參以時制，而爲之圖。”“每一器必離析其體而縷數之，分則各有其名，合則共成一器。”現在所知，《梓人遺制》是世界上論織機構造最早的一部專書。技術專著的編纂，是宋元時代技術科學的一個特點。
《梓人遺制》中列舉四種木織機，一是華機子，即提花機。一種是立機子，即立織機。一種是羅機子，即專織紗羅紋織物的木機。一種是小布卧機子，即織一般絲麻原料的另一種木機。《宋會要·食貨》記宋初置有機抒院，每人管機三四張。又記九九八年（咸平元年）績錦院舊有錦绮機四百餘張。這應當包括了提花機及其他木織機。這樣的規模已是很不小了。
宋元學術著作
第三節 學術著作
哲學與文藝呈現新發展的同時，宋代的文史學術研究也出現繁榮的景象。北宋至元初，陸續完成了一批卷帳浩繁的學術著作和資料彙編。這顯然是由于印刷術的發達，提供了便利的條件，但也由于學術思想上出現了和理學的空談心性正好相反的求實際與求完備的觀念。由于宋太宗的提倡，宋初先後編成文史四大類書，成爲大規模學術工作的開端。在學術研究中，曆史學是最爲發達的部門。宋元時代建立了紀述當代事迹的制度，并且陸續完成了紀傳體的前代史《新唐書》和五代、宋、遼、金諸史。在後來所謂“正史”的二十四史中，占有六種之多。《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長編》、《通志》、《文獻通考》等規模巨大的重要著作，也都出現在這一時期。在曆史編寫體例上，突破了傳統的紀傳體，新創了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和綜合條貫的專史體等體裁。取材繁富、紀述求實、體制創新，成爲宋元曆史學的顯著的特點。
曆史學的發展，推動了金石考古學和目錄學這兩個新學科的形成。地方志的編修和地圖的繪制刊刻，也是學術研究中的新成就。由于經學和曆史學、金石考古學的發展，使音韻學和訓沽學開拓了領域。
下面簡略介紹各學科的重要學術著作。
（一）北宋四部文史總匯
宋太宗滅北漢，鞏固了宋朝的統治。他在加強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的同時，也注意提倡學術，聚集南北文士，編纂前代文史典籍。太宗時先後編纂《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三部大類書，真宗時又編纂《冊府元龜》，總稱爲宋代“四大書”。
九七七年三月，宋太宗命翰林學士李昉、扈蒙等，将北齊祖孝征《修文殿禦覽》，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唐高士廉、房玄齡《文思博要》等古代的類書和其他文籍，“參詳條次，分定門目”，編爲類書。太平興國八年（九八三年）十二月撰成，共一千卷，原名《太平總類》，改名爲《太平禦覽》。全書分天、時序、地、皇王、偏霸、人事、兵、職官等五十五部、四千五百五十八類，是一部規模巨大的大類書。此書所收古籍一千多種，後世多無傳本，賴《禦覽》而得以流存。
宋太宗又命取《道藏》、《釋藏》及野史、小說等，編爲一書。九七八年八月編成，共五百卷、目錄十卷，賜名《太平廣記》。全書分爲神仙、女仙、道術、方士、童仆奴婢、幻術、妖妄、神、鬼、草木、畜獸等九十二大類，一百五十多小類。全書采錄自漢代至宋初的筆記、小說、野史等近五百種，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小說和有關社會經濟、典章制度的資料，是重要的古代小說總集。
九八二年九月，宋太宗以前代名家文集，數量甚多，不加铨擇，難以流傳，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學士扈蒙、直學士院徐铉、中書舍人宋白等分類編纂，收取精華。雍熙三年（九八六年）十二月書成，共一千卷、目錄五十卷，名爲《文苑英華》。此書上承梁《昭明文選》，采錄梁末至唐代的詩、文一萬九千一百零二首，分賦、詩、歌行、雜文、啓、書、疏、序、論、議、墓表、行狀、祭文等三十七類。每類之中又分若幹子目。如賦類，即分天象、歲時、地、水、帝都、邑居、宮室等四十子目，保存了南朝梁末至唐代的大量詩文，是古代的詩文總集。
一○○五年九月，宋真宗又命刑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王欽若，右司谏、知制诰楊億編修曆代君臣事迹，一○一三年書成，共一千卷，賜名《冊府元龜》。全書自上古至五代，分部門順序排列。共分帝王、閏位、僭僞、将帥、邦計、學校、刑法、内臣、牧守、外臣等三十一部，部有總序；一千一百零四門，門有小序。另有目錄、音義各十卷。收錄古代史籍，兼取經、子二部著作，唯不取說部。宋真宗爲本書的編纂，親定義例，書成後又署名作序。真宗在給王欽若的手劄中，說此書：“非獨聽政之暇資于披覽，亦乃區別善惡垂之後世，俾君臣父子各有鑒戒。”編纂此書出于政治目的，但對宋以前的史籍做了很多輯佚和校勘的工作，特別是保存了唐、五代的許多原始史料，是一部可貴的史料彙編。
北宋在太宗提倡下，開編修類書的創例。南宋時，王應麟編輯《玉海》二百卷，分二十一門。多采宋代曆朝實錄和《國史》、《日曆》，輯錄了宋代的許多史事，爲他書所未詳，也是一部重要的類書。
（二）歷史學著作
前代史的編修北宋時期繼續編修唐代和五代十國的曆史，并對舊史重新作了一些整理。金朝繼承漢人修史的傳統，曾編修遼史。元朝完成了宋、遼、金三史的編纂。宋金元時代不斷進行前代史的編修，成績是顯著的。
舊五代史——原名《五代史》。宋初，薛居正等人受宋太祖之命，編撰梁、唐、晉、漢、周五代史，九七四年成書，共一百五十卷、目錄二卷。此書多據五代各朝實錄和範質《五代通錄》等史籍，仿照《三國志》體例，保存了五代十國時期的豐富史料。
唐會要和五代會要——唐朝人編纂過幾種當代會要，但唐宣宗以後，記載阙如。北宋初，王溥采錄宣宗到唐未的史事，續編成《唐會要》一百卷。全書分五百十四目，詳細記載這一時期的沿革損益。王溥又編成《五代會要》三十卷，共二百七十九目。
新唐書——五代後晉劉昫、張昭遠等人撰《唐書》，成書倉促。宋仁宗嫌其淺陋，命歐陽修、宋祁、範鎮等人重修。一○六○年全書編成，共二百二十五卷、目錄一卷，稱爲《新唐書》。劉昫舊著稱《舊唐書》。新書嚴謹簡潔，本紀不如舊書材料豐富，志比舊書詳盡。新書不用骈文而用古文撰述，采用小說材料，并增加了以前史書所沒有的儀衛、選舉、兵等志。新書的缺點是任意删棄舊書資料，改寫文句，并仿照《春秋》義例，多所褒貶。
新五代史——北宋歐陽修對《舊五代史》極爲不滿，決心重作，撰成《五代史記》（即《新五代史》）七十四卷，藏于家。死後，家屬上獻朝廷刊行。此書在體例方面，效法《南、北史》，打破朝代界限，把五朝的紀、傳綜合一起，按時問先後編排。列傳部分采用類傳，分立家人傳、臣傳、死節傳等傳，曆官數朝的人編在雜傳。
但模仿《春秋》義例，以一字寓褒貶，宣揚儒學的說教，王安石評爲“文辭多不合義”。書中因過分講究文辭，往往使史實失真。歐陽修私人改編官修的正史，這在中國史學史上是一個創舉。此後，路振撰《九國志》五十一卷，南宋陸遊撰《南唐書》十八卷，也都是重要的私人著述。
遼、金、宋三史——元初，世祖即下诏編纂遼、金、宋三史。元朝國史院數次纂修遼、金、宋三史，到元順帝時，已經基本完成，紀、傳、表、志大體都已具備。隻是由于大臣們對王朝的正統、三史的體例争論不休，長期不能成書。元順帝令丞相脫脫主持其事。脫脫拟定遼、金、宋三國各爲一史，“各與正統”，停止了正統的争議。三史同時編修，于一三四五年全部編成。
《遼史》，共一百十六卷，計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傳四十五卷、另附《國語解》一卷。遼道宗時，耶律俨曾撰修遼朝《實錄》，金人陳大任纂修《遼史》。兩書成爲元人修史的基礎，《遼史》最後的纂修，前後隻用了十一個月倉促完成，全書疏誤和矛盾之處甚多，但較多地保存了史料的原貌，是研究遼史的基本資料。
《金史》，共一百三十五卷，計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纂修者以金朝的實錄和元初王鹗輯《金史》作爲基礎，參考金末劉祁《歸潛志》等書，所據史料遠較《遼史》豐富，較爲詳備地記載了金代的發展史。各“志”保存了許多有關政治制度和社會經濟的資料。《世紀》一篇，叙述金朝建國前各部落的發展狀況，尤爲可貴。從曆史編纂學方面說，《金史》遠勝于《遼史》。
《宋史》，共四百九十六卷，計帝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二百五十五卷，是二十四史中最龐大的一部官修史書。脫脫等人以宋朝的國史作稿本，再參照實錄、會要、日曆等其他文獻編成。宋理宗以前，國史俱備，所以《宋史》記載宋理宗以前史事較詳，以後則因國史未修而較爲簡略。《宋史》中表彰道學的内容，大部分抄自南宋李秦的《四朝國史》和謝方叔的《中興四朝國史》，但也删去了這些國史中過分誇張道學家的一些言論。《宋史》的優點是保存了宋朝國史的基本面貌，文字改動不多；資料豐富，内容詳備。缺點是前詳後略，有些記載互相牴牾，還有一人兩傳，一事數見乃至有目無文等情況。
資治通鑒《資治通鑒》的編成，是曆史學的重大成就。全書共二百九十四卷、目錄和考異各三十卷。一○六六年，司馬光奉诏設局編修，一○八四年書成奏上。全書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四○三年），止于後周世宗顯德六年（九五九年），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的通史（《春秋》爲編年國史）。
一○六六年四月正式置史局編修以前，司馬光原已寫成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秦二世三年的史事，共八卷，稱爲《通志》。
這就是後來《通鑒》的前八卷。正式置局以後，到一一七○年九月司馬光赴洛陽以前，史局設在開封，由劉恕和劉攽協助編修。劉攽專職漢史長編的寫作。劉恕撰魏晉南北朝的長編。在開封的五年時間裏，司馬光及其助手寫完了《通鑒》前、後《漢紀》各三十卷、《魏紀》十卷。一一七一年初，劉攽離開史局，六月，由範祖禹接替。
一一七○年九月，司馬光因反對王安石而離開開封，出知永興軍。一一七一年四月，改爲權判西京留司禦史台。司馬光以史局自随，在洛陽繼續編寫。這時期，範祖禹專修唐代的長編和劉恕未完成的五代十國的長編（劉恕已死）。
司馬光廣泛收集史料，如正史、雜史、筆記、小說。地志、文集等，按時間順序撰“叢目”，即大事目錄，兼作史料索引。編寫長編的原則是“甯失于繁，毋失于略”。
方法是按叢目的史料索引，翻閱全部有關史料，然後決定取舍、詳略。寫成後，由司馬光删繁去冗，修辭潤色，最後定稿。
司馬光編寫《通鑒》的目的，是要從曆史上爲封建統治者提供政治統治術，以資借鑒。他自己說因爲厭煩舊史的繁雜，所以“删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是爲了“窮探治亂之迹，上助聖明之鑒”（《謝賜（通鑒·序）表》）。宋神宗因而賜名本書爲《資治通鑒》。但他在編寫時，并不着重于“《春秋》義法”，力求符合曆史事實，言必有據。對于記載中分歧較大的事項，選擇證據分明、情理近實的寫入正文。其餘則另行編錄，說明舍此取彼的理由，寫成《考異》一書，以資參閱。
《通鑒》語言簡潔，叙事生動。宋神宗稱贊爲“博而得其要，簡而周于事”，是恰當的評語。《通鑒》作爲最早的一部編年通史，标志着曆史學達到了新的水平。
南宋袁樞撰《通鑒紀事本末》，共四十二卷，一一七三年稍後成書。宋代以前，史體隻有編年、紀傳兩種。袁樞喜讀《通鑒》，但《通鑒》卷帙較多，一件事或者隔越幾卷，翻檢不易。袁樞自出新意，把《通鑒》中的重要事件，區別門目，以類排纂，每件事各詳始終，自列标題，每篇又按時間順序自爲頭尾。從三家分晉到周世宗征淮南，經緯清晰，節目詳具，前後始未一目了然。從而使紀傳、編年貫通爲一，創立了新的史體——紀事本末體。
元朝初年，台州人胡三省寫成《新注資治通鑒》。胡三省于南宋理宗寶祐四年（一二五六年）舉進士，曾做過州縣官，後在淮東幕府任職。《通鑒》原有劉安世《音義》十卷，不傳。又有史炤《釋文》，多有疏誤。胡三省在居官之餘，重撰音注。南宋滅亡前後，隐居家中，全力撰寫注釋，散入《通鑒》本文之下。自稱“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又糾正《釋文》，撰《釋文辨誤》十二卷。一二八五年，《新注資治通鑒》全部完成。此後，又屢加修訂。《通鑒胡注》對宋以前的通史，作了全面的考訂，成就是巨大的。
當代史的編纂宋元時期曆史學的另一特色，是詳于當代史的編修和史料的整理。宋朝設置史館，分國史院和實錄院。金朝設置國史院。元朝設翰林國史院。宋朝由宰相兼任“提舉國史”、“監修國史”、“提舉實錄院”等職。金、元也由丞相“監修國史”或“修國史”。宋朝的當代史和史料彙編，有日曆、實錄、會要、國史、敕令、禦集、寶訓等，金有起居注、日曆、實錄、聖訓、國史、私史。元有起居注、實錄、經世大典等書。宋金元三朝官修的實錄、國史等，多已不存。隻有錢若水編《太宗實錄》二十卷流傳。宋朝的會要，現存殘本，是重要的宋代史料。宋朝編纂當代的會要，規模很大，前後十多次，成書十種，總數達二千多卷。會要的體例，分類和門，如王洙等編《慶曆國朝會要》，共分十五總類。王洙等編《元豐增修五朝會要》擴充爲二十一總類。每種會要，纂修時間少者數年，多者前後三十年至五十多年，屢經删改增補，才得完稿。清人徐松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宋會要文字，成《宋會要輯稿》一書，使會要的部分原文，得以保存至今。雖然輯錄中不免訛誤，但保存史籍的功績還是重大的。元仁宗時所修《經世大典》原書不存，也在《永樂大典》殘卷中留有若幹殘篇，元蘇天爵編《國朝文類》收錄了《經世大典》的《序錄》多篇。
宋代的當代史，也由私人編纂整理。現存的重要史籍，有以下幾種。
續資治通鑒長編——眉州丹棱人李焘，從一一四二年開始，爲編寫宋朝當代史做準備工作。一一五九年，完成《皇朝公卿百官表》九十卷，受到朝廷的重視，錄付史館保存。此書追繼司馬光《百官公卿表》，詳細記錄自宋太祖到北宋未的新舊官制，百官除授等史事。這是李焘正式編寫《續通鑒長編》之始。此後繼續編寫史事，到一一八三年成書，共九百八十卷、事目十卷。又編出《長編》的節本，名爲《舉要》六十八卷，目錄五卷。兩書合計一千零六十三卷。李焘以四十年的時間，寫成了這部編年巨著，成爲第一部當代通史。
李焘廣泛搜集北宋曆史的官方資料，如日曆、實錄、會要、國史、禦集、寶訓、敕令、百司指揮等，還搜集士大夫的私家記載，如筆記、小說、私史、家傳、行狀、志銘、文集、奏議、内外制、函犢等，不可勝計。他造了十個木櫥，每櫥裝二十隻抽屜，每屜用甲子編号，所得資料按月日先後編排，井然有條。在編寫時，對史料進行辨別真僞和考訂異同的工作，對各家記載的零星片斷史料融會貫通，還把異同諸說附注于正文之下。按照“近事則詳，遠事則略”的方針，越往後内容越詳。叙事謹慎，不妄加論斷。李焘認爲，他的這部著作卷帙浩繁，不足以稱《續資治通鑒》，所以命名爲《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便由後來的學者參訂刊削。《續通鑒長編》保存了北宋豐富的文獻，是一部很有價值的宋代史料書。
《續通鑒長編》問世後，南宋楊仲良仿照袁樞《通鑒紀事本末》的體裁，編成《通鑒長編紀事本末》一書，共一百五十卷。此書依據《長編》所載史事，分門別類地編纂北宋的重要事件，使讀者便于了解事件的始末原委。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李焘《長編》隻載北宋九朝的事迹，繼此而作的，有南宋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二百卷。一二一○年寫成。此書專載高宗一朝的史事，仿照《通鑒》體例，編年系月。采錄的資料以日曆、會要、國史爲主，參以野史、筆記、家傳、墓志、行狀、案犢、奏報等文獻。對于不同的記載，從實叙錄，以待後人論定。
三朝北盟會編——南宋徐夢莘撰，共二百五十卷，紹熙五年（一一九四年）十二月成書。記述自徽宗政和七年（一一一七年），中經欽宗，至高宗紹興三十二年（一一六二年）宋、遼、金三朝交涉與和戰的曆史。此書的主要特點是對于各種史料全錄原文，“其辭則因原本之舊，其事則集諸家之說”，不随意去取，不妄立褒貶，以備史家采擇。被征引的二百多種史籍，得以保存了原貌。徐夢莘堅信，客觀地介紹各家之說，讓人們參考折衷，其實自見。此書不僅保存了宋、遼、金大量軍事和政治方面的史料，也還保存了遼、金的許多社會經濟史料。
宋九朝編年備要——南宋陳均撰，共三十卷，編年體。一二二九年成書。此書廣采日曆、實錄、李焘《長編》及司馬光、徐度、趙汝愚等十多家著作，删繁撮要，博考互訂，記載北宋九朝的史迹。作者據事直書，不加褒貶。
兩朝綱目備要——南宋人（不知姓名）撰，共十六卷。記述南宋光宗、甯宗兩朝史事。此書叙事簡明，所記兩朝政治和經濟的一些事迹，爲其他史書所不載。
宋朝比較重要的當代史還有：南宋熊克撰《中興小紀》四十卷，叙述宋高宗一朝曆史。劉時舉撰《續宋編年資治通鑒》十五卷，記載南宋高宗至甯宗的事迹，成書約在理宗時。佚名《宋季三朝政要》六卷，纂集理宗到南宋亡國的本末，大約是南宋遺民入元後所撰。
此外，南宋人葉隆禮，采前人記載，成《契丹國志》二十六卷；宇文懋昭依據見聞成《大金國志》四十卷，是遼、金的當代史。兩書多有來自傳聞的紀錄，不免失實，但也保存了一些可供參考的資料。
通志與通考 通志與通考是宋元時期新創的史學體裁。
通志——南宋鄭樵撰，共二百卷，計帝紀二十卷、年譜四卷、略五十二卷、列傳一百二十四卷。一一六一年成書。鄭樵字漁仲，福建興化人。他強調《史記》通貫古今的優越性，批評《漢書》等斷代爲史的局限性，決意編寫一部融會群書、包羅萬象的通史。爲了編寫這部書，他作了三十年的艱苦的準備工作，收集和研究了大量資料，分別寫出各種專門著作。晚年，由于感到精力衰竭，以不到兩年的時間，匆匆編纂成書。因此，《通志》隻是他辛勤纂成的初稿。其中紀和列傳綜合諸史而成，使無重複之處。年譜是他新創的體例。又有“略”相當于正史的各志，共二十略，集中了全書的精華。内容包括上古到唐代。其中氏族，六書、七音、天文、地理、都邑、諡、器服、樂、藝文、校雠、圖譜、金石、災祥、草木昆蟲等十五略，大半爲曆代正史所無。禮、職官、選舉、刑法、食貨等五略也并不完全因襲前人。鄭樵主張“會通”，提倡編寫通史，指出斷代史之失爲“繁文”（重複）、“斷梗”（史事不相連接）。同時主張據實紀錄，反對過去史書的褒貶美刺之法，斥之爲 “妄學”“務以欺人”。認爲史書“以詳文該事，善惡已彰，無待美刺”；又反對陰陽五行說，斥之爲“妖學，務以欺天”，認爲史書“專以記實迹”，應“削去五行相應之說”。這些都是獨到的見解。
文獻通考——元馬端臨撰，共三百四十八卷。一三○七年成書。馬端臨，字貴與，饒州樂平人。元初任柯山書院山長、台州州學教授。司馬光的《通鑒》對典章制度記述比較簡略。馬端臨仿照唐杜佑的《通典》，詳細記錄自古代到宋甯宗嘉定未年的各種制度及其沿革。《通典》原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等八典，記載内容一般到唐玄宗天寶年間爲止。《文獻通考》擴充至二十四考，其中食貨一項即細分爲田賦、錢币、戶口、職役、征榷、市籴、土貢、國用等八考，同時，又新增加了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等五考，内容方面也補充了《通典》的不足，天寶後到嘉定未年這段時間内又作了新的編纂。《通考》收錄大量經籍、史書、傳記、文集、奏議、筆記等文獻，還摘引唐宋諸臣的奏議和士大夫的議論，夾叙夾議，使讀者對于一事的本未能獲得概括的知識，并經常加以作者的按語。在食貨各門中，注意到各項制度的變革，劃分出變革的階段性的标志。《通考》記載宋代的制度最詳，多爲《宋史》各志所未載。
《通志》、《文獻通考》與唐杜佑《通典》被學者合稱爲“三通”。
（三）金石學、考古學
金石學和考古學成爲獨立研究的部門，是宋代學術的一大成就。
宋代金石學、考古學發端于宋真宗時期對古銅器的研究。一○○○年（鹹平三年），乾州獲得古銅鼎一件，方形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真宗命儒臣考證，驗其款識，認爲是“史信父甗”。把古代器物當作一門學問來研究，還是朱仁宗以後的事。
劉敞《先秦古器記》——宋仁宗時，劉敞和歐陽修大力搜集古代器物，進行著錄和考訂。一○六一年，劉敞出任永興軍路安撫使，長安的古墓荒基很多，經常出上古物。劉敞搜集到先秦鼎彜十多件，考訂文字，請工匠摹勒刻石、繪象，一○六三年，撰成《先秦古器記》一卷。有圖錄、銘文、說及贊。劉敞書已失傳，從歐陽修《集古錄》所收先秦古器可見大概。
歐陽修《集古錄》——凡一千卷，一○六三年成書。此書收錄了上千件金石器物，是學術史上第一部金石考古學專著。所收集器物，上自周穆王，下至隋唐五代，内容極爲廣泛。随得随錄，不依時代編次。一○六九年，歐陽修子■“撮其大要，別爲錄目”，成《集古錄跋尾》十卷傳世。
呂大臨《考古圖》——共十卷。一○九二年自撰序。本書對所收錄的每件器物，繪圖摹文，釋文列于其下，并将器物的大小、尺寸、容量、重量、出土地點、收藏者一一寫明。另有《考古圖釋文》一卷。
李公麟《考古圖》——又稱《古器圖》，一卷。李公麟是北宋後期著名的畫家，好古博學，善畫工詩，多識古字。收集到夏、商以後鍾、鼎、尊、彜，都能考定世次，辨認款識。他的《考古圖》對每件器物，都圖繪形狀，并解釋其制作、鑄文、款字、義訓及用途，再作前序和後贊。有的學者認爲，宋代“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彜之學，實始于伯時（即李公麟）”（翟耆年《籀史》）。
王黼《博古圖》——又稱《宣和博古圖錄》，共三十卷。宋徽宗時，士大夫以至宮廷貴族競相訪求和收藏古物，每一器物動辄值數十貫甚至上千貫，因此“天下冢墓，破壞殆盡”（蔡條《鐵圍山叢談》）。徽宗所得器物，由王黼考訂編纂，分成二十類，共八百多件，是北宋金石文物的精品。
趙明誠《金石錄》——共三十卷。趙明誠，宋徽宗時人，每得書畫鼎彜，即與妻李清照研究整理，指摘疵病。他經過二十年努力訪求，收輯金石刻詞二千卷，包括所見夏、商、周到隋、唐、五代的鍾鼎彜器銘文款識，以及碑銘、墓志等石刻文字。又據二千卷刻詞逐件鑒別考訂，撰成《金石錄》三十卷。前十卷共二千條，記述古代金石器物、碑刻、書畫近二千件的目錄，後二十卷收錄這些器物的跋文，叙述器物出土的時間、地點、收藏者以及器物的内容，是當時所見金石文字的總錄。
薛尚功《曆代鍾鼎彜器款識》——共二十卷。薛尚功在南宋高宗時任職。此書收集從夏、商到秦、漢的銅器、石器銘文，近五百件，訂訛考異，詳加解釋。在宋代集錄彜器款識的專著中，此書最爲豐富，編次也較有條理。
沈括《夢溪筆談》、鄭樵《通志》等書，也包括金石考古方面的内容。沈括不僅記錄這些古物的形狀和款識，而且進一步研究器物的制作方法和原理。如從冶金學理論來解釋古劍，用光學原理來解釋古鏡，用幾何學原理來解釋弩機上“望山”的用法，都具有一定的科學價值。鄭樵在他的《通志》二十略中，專列《金石略》，記錄他一生中見到的古代器物，并且作了考訂。其中證明石鼓爲秦代遺物，是可信的定論。
洪遵《泉志》十五卷、龍大淵等《古玉圖譜》一百卷、鄭文寶《玉玺記》、王厚之《漢、晉印章圖譜》各一卷、岳河《程史·古冢桴盂記》等專門研究古代某些器物，這些都是宋以前學者不曾注意的學問。
宋代學者在金石考古學方面的主要成績是：第一，辛勤收錄古代文物，使原來的奇器珍玩成爲學術研究的對象，爲清代的漢學研究開拓了先路。第二，創造了傳拓文字和繪制圖形的方法。依據拓本刻本上石，以求長久。用畫圖描寫每一器物的形狀體制，并說明尺寸、輕重，以及出土地點、收藏者，款識則摹寫文字。第三，肯定了古代器物的名稱。如鍾、鼎、鬲、甗、敦、■、尊、壺等，都是古器自載其名稱，宋人因以定名的。
（四）目錄學
班固撰《漢書叙傳》，始有“目錄”之名。宋代“目錄學”成爲一門專學。宋、金、元時期在目錄學方面有十分顯著的成績。
崇文總目——宋代承襲前朝，由官府聚集學者，校勘圖書編目。仁宗時，因昭文館、史館、集賢院及秘閣所藏書籍謬濫不全，命翰林學士張觀等看詳，定其存廢。又命王堯臣、王洙、歐陽修等，校正條目，前後曆時八年，定著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分類編目，總成六十六卷，賜名《崇文總目》。《總目》著錄群書，首書名，次卷數，最後著錄撰人或注釋者姓名、年代、官銜，并略考其存缺情況，是一部相當詳備的目錄書。
通志·藝文略——鄭樵《通志》中編有《藝文略》。鄭樵不取唐以來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法，也不贊同《七略》的體例。《藝文略》盡收古今目錄所述群書，分爲經、禮、樂、小學、史、諸子、天文、五行、藝術、醫方、類書、文（即集部）等十二大類，又細分爲一百五十五小類，二百八十四目。這種分類法，在當時是一個顯著的革新。鄭樵還重視圖譜，認爲書籍不僅應有目錄，還必須具備圖書表譜。《通志》撰有《圖譜略》，是一創舉。
私家藏書目錄——宋、元學者私人編寫一家收藏的書籍目錄，成爲一部專書，這也是一種新創。代表作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等。《郡齋讀書志》四卷，對每種書籍的作者或注疏者的爵裏時代，都有詳細的介紹，并且對書籍的内容優劣得失，作出評論。《遂初堂書目》是尤袤就其所藏書籍撰修的目錄，特點是略記各書的版本，爲後世開辟了注重版本的風氣。陳振孫在宋理宗時傳錄鄭樵等家藏書，達五萬一千一百八十多卷，每書後，著文介紹作者、内容，并略評其得失，稱爲“解題”。馬端臨所著《文獻通考》中有《經籍考》七十六卷，大體據《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二書編成，分爲四部，每部分若幹類，每類各有小序，介紹其内容，叙述其學術淵源、派別及其興衰、存亡。著錄各書，先錄作者姓名，後述書名、卷數。又有解題，介紹作者的經曆和書的内容得失，并附按語考訂。目錄學方面的考證工作，是馬端臨的獨創。
（五）音韵學
宋元時期的音韻學，包括今韻和古韻的研究，也取得了可觀的成績。
今韻——所謂今韻，是指魏、晉、唐、宋時代的語音。隋代陸法言等撰《切韻》五卷，是研究“今韻”最重要的著作。宋太宗時，撰《廣韻》一百卷。真宗時，命陳彭年、邱雍等校定《切韻》五卷，次年賜名《廣韻》。《廣韻》依平、上、去、入四聲，将韻部分爲二百零六個，是當時文人作詩文押韻的标準。但此書分部過于繁瑣，實際用韻僅一半左右。仁宗景祐時，賈昌朝撰《禮部韻略》，比唐代減少九部，存一百零八部（王應麟：《玉海》）。金哀宗時，王文郁撰《平水韻略》，分上、下平聲各十五韻，上聲二十九韻，去聲三十韻，入聲十七韻，共一百零六韻。與此同時，張天錫撰成《草書韻略》，分部與王文郁略同。這表明一百零六部的詩韻，可能是金代的官韻。南宋理宗時，劉淵撰《壬子新刊禮部韻略》，比仁宗景祐《韻略》少一部，比金代王文郁《平水韻略》多一部，共一百零七部。元代周德清編《中原音韻》，将入聲合并于平、上、去三聲，再以平聲分爲陰、陽二聲，以合四聲之目，分韻也是一百零六部。以上幾種韻書的一百零六韻，成爲後世通用的詩韻。
司馬光撰《切韻指掌圖》二卷，附《檢例》一卷，把三十六個字母分清、濁，作二十圖，以獨韻爲首，其次爲開合韻，每類之中又以四等字多寡爲順序。用圖表的方法研究切韻，是一個創造。
古韻——如果用《廣韻》來讀《易》、《詩》、《楚辭》、《老子》一類有韻的文字，就會發現“今韻”與古韻往往不能吻合。北宋末，南宋初，吳械開始對古韻作專門的研究。
吳械，字才老，建州建安人。著有《毛詩補音》、《楚辭釋音》、《韻補》等（《宋史翼》卷二十四本傳）。今僅存《韻補》五卷。此書從《易》、《書》、《詩》而下到宋朝一些文人如歐、蘇的著作，共五十種，收集用韻和今音的不合之處，把它們綜合一起（《直齋書錄解題》），就《廣韻》二百零六部提出古通某（如“冬”“锺”注：古通“東”）、古轉聲通某（如“佳”、“皆”、“咍”注：古轉聲通“支”）、古通某或轉入某（如“江”注：古通“陽”或轉入 “東”）。概括他說，他的學說，可分“通”、“協”兩個方面。“通”是說音本相近，古人韻緩，可以通用，如東、冬、江相通；“協”是音、韻俱非，必須轉聲讀之，才能相協，如在佳、皆韻下注“古轉聲通支”。吳棫的協韻說本來沒有什麽不對，隻是他不知道協韻就是古人的正音，而把今音合于古書，因此不能一以貫之，不免顛倒錯亂，甚至出現一些臆說。不過，吳棫根據古籍古韻或者今人所用古韻，互相比較，來考定古韻的分合，爲後人開辟了研究古韻的途徑。朱熹的《詩集傳》，大多因襲吳械的協韻說，隻在“推不通”處，用己意補入。
又有鄭庠撰《詩古音辨》，把二百零六部韻目，歸并成陽、支、虞、先、尤、覃六部。這是中國聲韻學上古韻分部的開始。鄭著不傳，後世學者分古韻爲十部、十三部、十八部或二十一部，都是以鄭庠所定六部爲基礎，漸趨周詳。
（六）地理學——地志與地圖
宋元時期城市經濟和商業的繁榮，交通的發達，以及政治、軍事的實際需要，促使這一時期的地理學獲得較大的發展。
方志 方志是記載地區的曆史、地理和現狀的著述，包括政區演變及山川、物産、風俗、人口等各個方面。宋、元統治者命令各地普遍編纂圖志，奏報朝廷。朝廷又命專人，将各地區方志彙總，編成全國範圍的總圖志。這些著作數量之多遠遠超過前代，在編纂方式上也形成一定的體例。
總地志——從北宋初年起，出現了許多全國總地志。在唐代李吉甫《元和郡縣志》的基礎上，改進了編修體例，内容也更完備。
《太平寰字記》，北宋樂史撰，共二百卷，目錄二卷。太宗太平興國年間成書。記述範圍，以宋初十一道爲主，附及周鄰各少數族和外國。樂史自稱“萬裏山河，四方險阻，攻守利害，沿襲根源，伸紙未窮，森然在目。”（樂史《上（太平寰字記）表》）《寰字記》大體上沿襲唐代地志的體例，但不附地圖，增加了人物和藝文的材料，使以後的地志體例爲之一變，地理的内容減少，曆史的資料增多。
《祥符州縣圖經》，北宋李宗谔等撰，共一千五百六十六卷，目錄二卷。真宗景德年間，命翰林學土李宗谔、知制诰王曾等重編各路所上圖經。大中祥符三年（一○一○ 年）十二月，書成獻上。各地疆界、道裏、戶口、賦稅、民情風俗等都一一具載。南宋編修的各種地方志，大多引用此書。
《元豐九域志》，北宋王存等撰，共十卷。一○八○年成書後，陸續修訂補充，一○八五年正式頒行。王存等依據原有的《九域志》重加編纂；由于“不繪地形，難以稱圖”，因此改名《九域志》（此前，方志收有地圖稱爲“圖經”）。《元豐九域志》在内容上，按路、州的系統來叙述，注重記載本朝的現狀，很少涉及以前的沿革。各州記載地裏、主客戶數、土貢和各縣的情況。
《輿地廣記》，北宋歐陽态撰，共三十八卷，徽宗政和年間成書。《輿地紀勝》，南宋王象之撰，共二百卷，一二二七年（寶慶三年）成書。《方輿勝覽》，祝穆撰，共七十卷，一二三九年（嘉熙三年）成書。這三部宋代的總地志，都注重記載宋以前的史事和人物，地理方面的内容較少，但對後代編修《一統志》很有影響。
《大元大一統志》，共一千三百卷。元世祖時，命搜輯全國總地志，以明“一統”。一二九四年，書成，共七百五十五卷，名《大一統志》。成宗時，陸續獲得雲南、甘肅、遼陽等地的圖志，文命秘書監增修。一三○三年再次成書，共一千三百卷，由孛蘭肹、嶽铉等獻上。順帝時，刻印流傳，定名《大元大一統志》。此書大緻以一州爲一卷，如事迹較多，則分爲數卷。每州約分十目，爲建置沿革、坊郭鄉鎮、裏至、山川、土産、風俗形勢、古迹、宦迹、人物、仙釋等。所用材料大多引自唐、宋的各種地志，内容比宋志更加豐富。《大元大一統志》今已失傳，僅存輯自《永樂大典》等書的殘卷。
地方志——專記一州一縣甚至一鎮的地方志，宋代流傳至今的還有二十多種。以時間而言，南宋比北宋多；就地區而言，南方比北方多。這是與社會經濟的發展趨勢相适應的。元代的地方志也是南方多于北方。
流傳至今的宋、元地方志，比較重要的有十幾種（見下頁表）。
這些地方志分類細緻，文詞也比較雅馴。包含的内容，有各地的方位、面積、疆界、道路、天然财富、戶口、農産品、手工業産品、商稅、賦稅等有關地理和社會經濟方面的資料，但更多的是職官、科舉、人物、古迹、藝文等，比《太平寰宇記》更加史傳化。不過，這些記載爲研究各城市的經濟、政治等情況，保存了有用的資料。地方志一般在卷首附有地圖，更是珍貴的文獻。
金代初年，也曾編纂過《州郡志》，海陵王時有的府、州編纂過《正隆郡志》（《金史·地理志》）。
地圖 宋、金、元各朝都重視地圖的制作。北宋初年規定，每逢閏年，各州上貢地圖和戶籍，稱爲“閏年圖”。後來又規定各路每十年畫本路圖一份，上交職方員外郎，稱爲“職方圖”。朝廷參照各路的地圖，繪制成本朝全圖。此外，還繪制各種專門性的地圖，如外域、邊防、宮阙、山川、水利、交通、都會等，種類繁雜，數量甚多。《宋史·藝文志》和《玉海·地理門》著錄了宋代的許多種地圖，有《山川形勢圖》、《南北對鏡圖》、《混一圖》、《掌上華夷圖》、《西南蠻夷朝貢圖》、《交廣圖》、《河西隴右圖》、《麟、府二州圖》、《河東地界圖》、《地裏圖》、《指掌圖》、《福建地理圖》、《東京至益州地裏圖》、《契丹疆宇圖》、《契丹地裏圖》、《西域圖》、《海外諸蕃地裏圖》等。北宋末年，金兵從開封掠取了宋朝宮廷中保存的《大内圖》、《夏國圖》、《寶箓宮圖》、《隆德宮圖》、《相國寺圖》、《五嶽觀圖》等。南宋孝宗有志恢複，在他的寶座後金漆大屏風上，畫有本國和周鄰各族、各國的地圖，便于随時觀覽。
宋太宗時，命畫工将各州圖，合并繪成一幅全國圖，共用絹一百匹，藏在秘閣。宋制，每匹絹長四十二尺、寬二尺零五分，這幅地圖的面積就大八千多平方宋尺（宋尺比今市尺略小一、二厘米），可以說是曆史上罕見的特大地圖了。
《華夷圖》——唐代賈耽曾繪制《海内華夷圖》，對宋代的繪圖技術影響很大。北宋趙竦重定《華夷圖》，一尺半見方，字如蠅頭。蘇州人張珙擅長刊饞，上石三年始成。這幅地圖在一一三七年（劉豫齊國阜昌七年）上石，高、寬各三尺餘。據石刻題記可知這是在賈耽圖的基礎上，将唐的行政區域名稱改爲宋制，又将河道的流向按宋代的狀況描繪。圖中對宋朝的山水、長城、湖泊，各州的地理位置表示得相當清楚。圖中的海岸輪廓與實際情況相差較大，但東部的海岸線還大緻分明。黃河在今山東利津處入海，是一○四八年（仁宗慶曆八年）以前的狀況，繪制時間當在一○四八年以前。
《禹迹圖》——此圖在《華夷圖》石碑的背面，與《華夷圖》同時上石。圖中黃河在今天津市附近入海，繪制時間比《華夷圖》稍晚。圖中使用計裏畫方的方法，每方折地百裏。海岸線特別是山東半島和雷州半島，畫得比較清晰，這說明這時對沿海地區的了解已有所深入。河流也較精确。在圖中相當于圖名和圖例之處，刻有 “《禹貢》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和“古今山水地名”等字，可能原圖古、今（宋）地名并列，以黑、紅二色區分，上石時無法分別朱墨，所以隻刻今（宋）名。南宋時，鎮江府等地曾依長安本重校，再行立石。與同時代的歐洲輿地圖比較，《禹迹圖》的繪制技術是先進的。
《天下州縣圖》——一○七六年，三司使沈括向宋神宗奏請，編繪全國地圖，并提出借用職方所藏各種圖經和地圖。一○八八年，繪制成功，名《天下州縣圖》，又稱《守今圖》。沈括在實地考察中留意山川形勢，即使天寒地凍、長途跋涉，也堅持作測繪地圖的工作。他在魏晉裴秀“制圖六體”的基礎上，提出了制圖七法：分率、準望、牙（互）融、傍驗、高下、方斜和迂直。他所繪《天下州縣圖》，以二寸折百裏，其中道路曲直，山川障礙，皆随事準折。還繪成緯度格和經度格，分爲四至八到，共二十四至，以子醜寅卯等十二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等八幹、乾坤艮糞四卦稱之，防備後世此圖遺失，看到文字記載，按照二十四至分布州縣，仍然可以複原。沈括的這套地圖（總圖一大軸、一小軸，各路圖十八軸）和文字記載，都已失傳。
《地理圖》——南宋黃裳在任嘉王（宋甯宗）府翊善時繪制。黃裳通曉天文，地理。這幅地圖的繪制時間比《華夷圖》、《禹迹圖》要晚一些，但所畫海岸線和河流，都與《禹迹圖》相同，所不同的是不用計裏開方法，而畫了許多立體的山脈，很近于現代地圖的自然描景法。這幅地圖的石刻現在還保存在江蘇省蘇州市，是一二四七年上石的。
《輿地圖》——元初朱思本繪制，共二卷。朱思本是元朝地位較高的道教徒，受命代祀名山河海。他利用這個機會，旅行全國各地，進行實地調查，繪成此圖。由于畫面較大（長、寬各七尺），不便流傳，雖然也曾刻石，但未能保存傳世。從現存明代羅洪先據此改繪的《廣輿圖》，可推知朱圖的大概。
地圖模型宋神宗時，沈括察訪河北邊區，調查山川險要，用面糊、木屑、熔蠟塑成山川、道路形狀，作成輕便的模型，回官衙後用木刻制正式模型。從此，邊區各地都制作木圖。南宋黃裳也作過《輿地圖》木刻模型。朱熹曾訪求黃裳的木圖準備仿制，還準備仿照謝莊的辦法，将兩三路合作一圖，旁設凹凸，使犬牙交錯，互相吻合，明刻标志，以便裝拆。朱熹還用膠泥制過地圖模型。
沿革地理由于印刷業的發達，書籍流通方便，易于進行排比對照的研究，沿革地理學因而得到發展。這時，出現了不少專門性的著作。據《宋史·藝文志》等書著錄，有易祓《禹貢疆理廣記》、吳澥《曆代疆域志》、楊湜《春秋地譜》。這幾部著作依據宋以前曆代地理志的材料編纂而成，有的研究曆代的地理，有的專門研究一代的地理。在宋代的大部分地志中，也都列專章叙述沿革。《太平寰字記》叙述郡縣，首先介紹建置沿革。《輿地廣記》記述沿革地理的材料更多。沈括《夢溪筆談》也有一些沿革地理的論述，如對郢都、雲夢澤、唐代揚州等。鄭樵《通志》中，有地理、都邑二略，都是沿革地理的著作。其中《地理略》的曆代封畛是考證宋以前曆代的疆域沿革，而《都邑略》則是鄭樵新創的體例，專門論述曆代各國的都邑，同時附述曆代周鄰各族的都邑。南宋王應麟，以研究《資治通鑒》的地理著名，撰有《通鑒地理考》一百卷，此書已失傳。今存《通鑒地理通釋》十四卷，從曆代州域、都邑、形勢到石晉十六州、燕雲十六州，兼及兩宋的地理情況，各爲條例，逐一考核。另有《詩地理考》六卷，考證三代時期的疆域地理。元初胡三省注《資治通鑒》涉及曆代地理，也有較精辟的論述。
河源志——中國古代對于黃河上遊地區，已有相當的了解。《禹貢·導水·河水》說：“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唐代官員多次到達河源一帶，但對河源的記述仍然十分粗略。
元世祖時，女真人蒲察都實奉命爲招讨使，往求河源，開始了對黃河源的第一次有計劃的勘察。一二八○年，都實西行，同年冬天還報，具述黃河上遊兩大湖（合稱“阿刺腦兒”，即今鄂陵湖、紮陵湖）和星宿海（“火敦腦兒”）的情況。後來，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闊闊出處得悉這次踏勘的詳情，撰成《河源志》一書。根據此書，都實已對河源一帶的星宿海及“阿刺腦兒”進行了實地勘察，并且對當地的地理情況，如地形、水系、植被、動物、人口、聚落分布等一一作了記錄。都實的勘察雖然已經到了河源以下的星宿海和鄂陵、紮陵二湖，但還沒有窮源。不過，他的踏勘和記錄，使人們對黃河正源的認識前進了一大步。
西域南海地理著述 宋代南海貿易發達，元代西域暢通，南海往來頻繁。一些學者綜述見聞，寫成西域南海地理著述多種，擴大了人們的知識領域。
萍洲可談——北宋朱或撰，共三卷。一一一九年寫成。朱或父朱服，曾在徽宗初年知廣州。朱或記述其父所見所聞，較多地記述廣州市舶和善坊的情況。其中也記錄了一些亞洲國家如高麗、三佛齊的地理情況。宋朝海船使用指南針進行遠洋航行，朱彧注意到這一重大的創舉，記錄書中，保存了珍貴的資料。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北宋徐兢撰，共四十卷，分二十八門。一一二三年，路允迪、傅墨卿出使高麗，徐兢爲屬官，因撰此書，十分詳細地描寫高麗的地理、物産、民情風俗、典章制度，還圖畫其形狀，回朝後獻上。此書也記載了宋朝海船使用指南針的情況。
嶺外代答——南宋周去非撰，共十卷二十門。一一七八年作序。周去非根據自己任桂林通判時的見聞，其中外國門、香門、寶貨門、金石門等，記錄宋朝南方與東南亞、西南亞以及東非各國的地理、交通、物産、風俗等情況，較爲詳細。周去非撰書的目的，是爲了回答人們關于嶺外事情的詢問，使宋朝人民了解許多外國的地理知識。
諸蕃志——南宋趙汝适撰，分上、下二卷。據作者一二二五年所撰自序，他這時仕提舉福建路市舶官，“暇日閱諸番圖”，并“詢諸賈胡，俾列其國名，道其風土，與夫道裏之聯屬，山澤之蓄産，譯以華言”，據以寫成《諸蕃志》。上卷叙述亞、非兩洲共五十九國的地理以及與宋朝的關系，下卷叙述龍腦、乳香、沒藥等四十多種海外物産，每件物産都記載産地、采制方法及用途等。《諸蕃志》是我國古代著名的異域志之一。
西遊錄、北使記、西遊記、西使記——一二一九年耶律楚材從成吉思汗西征，在西域居住六年，行程五六萬裏，寫成《西遊錄》一書。一二二○年金使烏古孫仲端奉派使蒙古，觐見西征中的成吉思汗。他返回後口述行程，由劉祁記錄，題爲《北使記》。全真道士丘處機（長春真人），一二二一年應成吉思汗之邀西行，經蒙古，到達中亞，三年後回國。随行的弟子李志常記錄行程見聞，成《長春真人西遊記》一書。一二五九年，常德奉元憲宗之命前往波斯，次年回國。他的旅行曆程由劉郁寫成《西使記》。以上這些遊記都叙述了他們經曆的山川城市和沿途的民族風習，是關于西域曆史地理的有價值的著述。
真臘風土記、島夷志略 ——宋代記述海外情況的專書，由于作者得之傳聞，不免有些失實。元代一些海上旅行者寫作的海外地理著述，由于親自經曆，記載的内容更爲詳實可靠。周達觀在一二九六年随元朝使臣赴真臘一年多，回國後撰成《真臘風土記》一卷，共四十則，記述今柬埔寨的城廓、宮室、服飾、村落、出産、貿易等地理情況。汪大淵在一三三○年到一三三九年，兩次随商船出海，途經南海諸島和印度洋沿岸數十國，還可能到過東非。他随手記下見聞，回國後編寫成《島夷志略》一書。書中某些内容沿襲周去非、趙汝适的舊說，但大部分記載詳實，較當時其他的有關地理著述更爲可信。
哲學與文藝呈現新發展的同時，宋代的文史學術研究也出現繁榮的景象。北宋至元初，陸續完成了一批卷帳浩繁的學術著作和資料彙編。這顯然是由于印刷術的發達，提供了便利的條件，但也由于學術思想上出現了和理學的空談心性正好相反的求實際與求完備的觀念。由于宋太宗的提倡，宋初先後編成文史四大類書，成爲大規模學術工作的開端。在學術研究中，曆史學是最爲發達的部門。宋元時代建立了紀述當代事迹的制度，并且陸續完成了紀傳體的前代史《新唐書》和五代、宋、遼、金諸史。在後來所謂“正史”的二十四史中，占有六種之多。《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長編》、《通志》、《文獻通考》等規模巨大的重要著作，也都出現在這一時期。在曆史編寫體例上，突破了傳統的紀傳體，新創了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和綜合條貫的專史體等體裁。取材繁富、紀述求實、體制創新，成爲宋元曆史學的顯著的特點。
曆史學的發展，推動了金石考古學和目錄學這兩個新學科的形成。地方志的編修和地圖的繪制刊刻，也是學術研究中的新成就。由于經學和曆史學、金石考古學的發展，使音韻學和訓沽學開拓了領域。
下面簡略介紹各學科的重要學術著作。
（一）北宋四部文史總匯
宋太宗滅北漢，鞏固了宋朝的統治。他在加強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的同時，也注意提倡學術，聚集南北文士，編纂前代文史典籍。太宗時先後編纂《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三部大類書，真宗時又編纂《冊府元龜》，總稱爲宋代“四大書”。
九七七年三月，宋太宗命翰林學士李昉、扈蒙等，将北齊祖孝征《修文殿禦覽》，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唐高士廉、房玄齡《文思博要》等古代的類書和其他文籍，“參詳條次，分定門目”，編爲類書。太平興國八年（九八三年）十二月撰成，共一千卷，原名《太平總類》，改名爲《太平禦覽》。全書分天、時序、地、皇王、偏霸、人事、兵、職官等五十五部、四千五百五十八類，是一部規模巨大的大類書。此書所收古籍一千多種，後世多無傳本，賴《禦覽》而得以流存。
宋太宗又命取《道藏》、《釋藏》及野史、小說等，編爲一書。九七八年八月編成，共五百卷、目錄十卷，賜名《太平廣記》。全書分爲神仙、女仙、道術、方士、童仆奴婢、幻術、妖妄、神、鬼、草木、畜獸等九十二大類，一百五十多小類。全書采錄自漢代至宋初的筆記、小說、野史等近五百種，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小說和有關社會經濟、典章制度的資料，是重要的古代小說總集。
九八二年九月，宋太宗以前代名家文集，數量甚多，不加铨擇，難以流傳，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學士扈蒙、直學士院徐铉、中書舍人宋白等分類編纂，收取精華。雍熙三年（九八六年）十二月書成，共一千卷、目錄五十卷，名爲《文苑英華》。此書上承梁《昭明文選》，采錄梁末至唐代的詩、文一萬九千一百零二首，分賦、詩、歌行、雜文、啓、書、疏、序、論、議、墓表、行狀、祭文等三十七類。每類之中又分若幹子目。如賦類，即分天象、歲時、地、水、帝都、邑居、宮室等四十子目，保存了南朝梁末至唐代的大量詩文，是古代的詩文總集。
一○○五年九月，宋真宗又命刑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王欽若，右司谏、知制诰楊億編修曆代君臣事迹，一○一三年書成，共一千卷，賜名《冊府元龜》。全書自上古至五代，分部門順序排列。共分帝王、閏位、僭僞、将帥、邦計、學校、刑法、内臣、牧守、外臣等三十一部，部有總序；一千一百零四門，門有小序。另有目錄、音義各十卷。收錄古代史籍，兼取經、子二部著作，唯不取說部。宋真宗爲本書的編纂，親定義例，書成後又署名作序。真宗在給王欽若的手劄中，說此書：“非獨聽政之暇資于披覽，亦乃區別善惡垂之後世，俾君臣父子各有鑒戒。”編纂此書出于政治目的，但對宋以前的史籍做了很多輯佚和校勘的工作，特別是保存了唐、五代的許多原始史料，是一部可貴的史料彙編。
北宋在太宗提倡下，開編修類書的創例。南宋時，王應麟編輯《玉海》二百卷，分二十一門。多采宋代曆朝實錄和《國史》、《日曆》，輯錄了宋代的許多史事，爲他書所未詳，也是一部重要的類書。
（二）歷史學著作
前代史的編修北宋時期繼續編修唐代和五代十國的曆史，并對舊史重新作了一些整理。金朝繼承漢人修史的傳統，曾編修遼史。元朝完成了宋、遼、金三史的編纂。宋金元時代不斷進行前代史的編修，成績是顯著的。
舊五代史——原名《五代史》。宋初，薛居正等人受宋太祖之命，編撰梁、唐、晉、漢、周五代史，九七四年成書，共一百五十卷、目錄二卷。此書多據五代各朝實錄和範質《五代通錄》等史籍，仿照《三國志》體例，保存了五代十國時期的豐富史料。
唐會要和五代會要——唐朝人編纂過幾種當代會要，但唐宣宗以後，記載阙如。北宋初，王溥采錄宣宗到唐未的史事，續編成《唐會要》一百卷。全書分五百十四目，詳細記載這一時期的沿革損益。王溥又編成《五代會要》三十卷，共二百七十九目。
新唐書——五代後晉劉昫、張昭遠等人撰《唐書》，成書倉促。宋仁宗嫌其淺陋，命歐陽修、宋祁、範鎮等人重修。一○六○年全書編成，共二百二十五卷、目錄一卷，稱爲《新唐書》。劉昫舊著稱《舊唐書》。新書嚴謹簡潔，本紀不如舊書材料豐富，志比舊書詳盡。新書不用骈文而用古文撰述，采用小說材料，并增加了以前史書所沒有的儀衛、選舉、兵等志。新書的缺點是任意删棄舊書資料，改寫文句，并仿照《春秋》義例，多所褒貶。
新五代史——北宋歐陽修對《舊五代史》極爲不滿，決心重作，撰成《五代史記》（即《新五代史》）七十四卷，藏于家。死後，家屬上獻朝廷刊行。此書在體例方面，效法《南、北史》，打破朝代界限，把五朝的紀、傳綜合一起，按時問先後編排。列傳部分采用類傳，分立家人傳、臣傳、死節傳等傳，曆官數朝的人編在雜傳。
但模仿《春秋》義例，以一字寓褒貶，宣揚儒學的說教，王安石評爲“文辭多不合義”。書中因過分講究文辭，往往使史實失真。歐陽修私人改編官修的正史，這在中國史學史上是一個創舉。此後，路振撰《九國志》五十一卷，南宋陸遊撰《南唐書》十八卷，也都是重要的私人著述。
遼、金、宋三史——元初，世祖即下诏編纂遼、金、宋三史。元朝國史院數次纂修遼、金、宋三史，到元順帝時，已經基本完成，紀、傳、表、志大體都已具備。隻是由于大臣們對王朝的正統、三史的體例争論不休，長期不能成書。元順帝令丞相脫脫主持其事。脫脫拟定遼、金、宋三國各爲一史，“各與正統”，停止了正統的争議。三史同時編修，于一三四五年全部編成。
《遼史》，共一百十六卷，計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傳四十五卷、另附《國語解》一卷。遼道宗時，耶律俨曾撰修遼朝《實錄》，金人陳大任纂修《遼史》。兩書成爲元人修史的基礎，《遼史》最後的纂修，前後隻用了十一個月倉促完成，全書疏誤和矛盾之處甚多，但較多地保存了史料的原貌，是研究遼史的基本資料。
《金史》，共一百三十五卷，計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纂修者以金朝的實錄和元初王鹗輯《金史》作爲基礎，參考金末劉祁《歸潛志》等書，所據史料遠較《遼史》豐富，較爲詳備地記載了金代的發展史。各“志”保存了許多有關政治制度和社會經濟的資料。《世紀》一篇，叙述金朝建國前各部落的發展狀況，尤爲可貴。從曆史編纂學方面說，《金史》遠勝于《遼史》。
《宋史》，共四百九十六卷，計帝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二百五十五卷，是二十四史中最龐大的一部官修史書。脫脫等人以宋朝的國史作稿本，再參照實錄、會要、日曆等其他文獻編成。宋理宗以前，國史俱備，所以《宋史》記載宋理宗以前史事較詳，以後則因國史未修而較爲簡略。《宋史》中表彰道學的内容，大部分抄自南宋李秦的《四朝國史》和謝方叔的《中興四朝國史》，但也删去了這些國史中過分誇張道學家的一些言論。《宋史》的優點是保存了宋朝國史的基本面貌，文字改動不多；資料豐富，内容詳備。缺點是前詳後略，有些記載互相牴牾，還有一人兩傳，一事數見乃至有目無文等情況。
資治通鑒《資治通鑒》的編成，是曆史學的重大成就。全書共二百九十四卷、目錄和考異各三十卷。一○六六年，司馬光奉诏設局編修，一○八四年書成奏上。全書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四○三年），止于後周世宗顯德六年（九五九年），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的通史（《春秋》爲編年國史）。
一○六六年四月正式置史局編修以前，司馬光原已寫成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秦二世三年的史事，共八卷，稱爲《通志》。
這就是後來《通鑒》的前八卷。正式置局以後，到一一七○年九月司馬光赴洛陽以前，史局設在開封，由劉恕和劉攽協助編修。劉攽專職漢史長編的寫作。劉恕撰魏晉南北朝的長編。在開封的五年時間裏，司馬光及其助手寫完了《通鑒》前、後《漢紀》各三十卷、《魏紀》十卷。一一七一年初，劉攽離開史局，六月，由範祖禹接替。
一一七○年九月，司馬光因反對王安石而離開開封，出知永興軍。一一七一年四月，改爲權判西京留司禦史台。司馬光以史局自随，在洛陽繼續編寫。這時期，範祖禹專修唐代的長編和劉恕未完成的五代十國的長編（劉恕已死）。
司馬光廣泛收集史料，如正史、雜史、筆記、小說。地志、文集等，按時間順序撰“叢目”，即大事目錄，兼作史料索引。編寫長編的原則是“甯失于繁，毋失于略”。
方法是按叢目的史料索引，翻閱全部有關史料，然後決定取舍、詳略。寫成後，由司馬光删繁去冗，修辭潤色，最後定稿。
司馬光編寫《通鑒》的目的，是要從曆史上爲封建統治者提供政治統治術，以資借鑒。他自己說因爲厭煩舊史的繁雜，所以“删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是爲了“窮探治亂之迹，上助聖明之鑒”（《謝賜（通鑒·序）表》）。宋神宗因而賜名本書爲《資治通鑒》。但他在編寫時，并不着重于“《春秋》義法”，力求符合曆史事實，言必有據。對于記載中分歧較大的事項，選擇證據分明、情理近實的寫入正文。其餘則另行編錄，說明舍此取彼的理由，寫成《考異》一書，以資參閱。
《通鑒》語言簡潔，叙事生動。宋神宗稱贊爲“博而得其要，簡而周于事”，是恰當的評語。《通鑒》作爲最早的一部編年通史，标志着曆史學達到了新的水平。
南宋袁樞撰《通鑒紀事本末》，共四十二卷，一一七三年稍後成書。宋代以前，史體隻有編年、紀傳兩種。袁樞喜讀《通鑒》，但《通鑒》卷帙較多，一件事或者隔越幾卷，翻檢不易。袁樞自出新意，把《通鑒》中的重要事件，區別門目，以類排纂，每件事各詳始終，自列标題，每篇又按時間順序自爲頭尾。從三家分晉到周世宗征淮南，經緯清晰，節目詳具，前後始未一目了然。從而使紀傳、編年貫通爲一，創立了新的史體——紀事本末體。
元朝初年，台州人胡三省寫成《新注資治通鑒》。胡三省于南宋理宗寶祐四年（一二五六年）舉進士，曾做過州縣官，後在淮東幕府任職。《通鑒》原有劉安世《音義》十卷，不傳。又有史炤《釋文》，多有疏誤。胡三省在居官之餘，重撰音注。南宋滅亡前後，隐居家中，全力撰寫注釋，散入《通鑒》本文之下。自稱“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又糾正《釋文》，撰《釋文辨誤》十二卷。一二八五年，《新注資治通鑒》全部完成。此後，又屢加修訂。《通鑒胡注》對宋以前的通史，作了全面的考訂，成就是巨大的。
當代史的編纂宋元時期曆史學的另一特色，是詳于當代史的編修和史料的整理。宋朝設置史館，分國史院和實錄院。金朝設置國史院。元朝設翰林國史院。宋朝由宰相兼任“提舉國史”、“監修國史”、“提舉實錄院”等職。金、元也由丞相“監修國史”或“修國史”。宋朝的當代史和史料彙編，有日曆、實錄、會要、國史、敕令、禦集、寶訓等，金有起居注、日曆、實錄、聖訓、國史、私史。元有起居注、實錄、經世大典等書。宋金元三朝官修的實錄、國史等，多已不存。隻有錢若水編《太宗實錄》二十卷流傳。宋朝的會要，現存殘本，是重要的宋代史料。宋朝編纂當代的會要，規模很大，前後十多次，成書十種，總數達二千多卷。會要的體例，分類和門，如王洙等編《慶曆國朝會要》，共分十五總類。王洙等編《元豐增修五朝會要》擴充爲二十一總類。每種會要，纂修時間少者數年，多者前後三十年至五十多年，屢經删改增補，才得完稿。清人徐松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宋會要文字，成《宋會要輯稿》一書，使會要的部分原文，得以保存至今。雖然輯錄中不免訛誤，但保存史籍的功績還是重大的。元仁宗時所修《經世大典》原書不存，也在《永樂大典》殘卷中留有若幹殘篇，元蘇天爵編《國朝文類》收錄了《經世大典》的《序錄》多篇。
宋代的當代史，也由私人編纂整理。現存的重要史籍，有以下幾種。
續資治通鑒長編——眉州丹棱人李焘，從一一四二年開始，爲編寫宋朝當代史做準備工作。一一五九年，完成《皇朝公卿百官表》九十卷，受到朝廷的重視，錄付史館保存。此書追繼司馬光《百官公卿表》，詳細記錄自宋太祖到北宋未的新舊官制，百官除授等史事。這是李焘正式編寫《續通鑒長編》之始。此後繼續編寫史事，到一一八三年成書，共九百八十卷、事目十卷。又編出《長編》的節本，名爲《舉要》六十八卷，目錄五卷。兩書合計一千零六十三卷。李焘以四十年的時間，寫成了這部編年巨著，成爲第一部當代通史。
李焘廣泛搜集北宋曆史的官方資料，如日曆、實錄、會要、國史、禦集、寶訓、敕令、百司指揮等，還搜集士大夫的私家記載，如筆記、小說、私史、家傳、行狀、志銘、文集、奏議、内外制、函犢等，不可勝計。他造了十個木櫥，每櫥裝二十隻抽屜，每屜用甲子編号，所得資料按月日先後編排，井然有條。在編寫時，對史料進行辨別真僞和考訂異同的工作，對各家記載的零星片斷史料融會貫通，還把異同諸說附注于正文之下。按照“近事則詳，遠事則略”的方針，越往後内容越詳。叙事謹慎，不妄加論斷。李焘認爲，他的這部著作卷帙浩繁，不足以稱《續資治通鑒》，所以命名爲《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便由後來的學者參訂刊削。《續通鑒長編》保存了北宋豐富的文獻，是一部很有價值的宋代史料書。
《續通鑒長編》問世後，南宋楊仲良仿照袁樞《通鑒紀事本末》的體裁，編成《通鑒長編紀事本末》一書，共一百五十卷。此書依據《長編》所載史事，分門別類地編纂北宋的重要事件，使讀者便于了解事件的始末原委。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李焘《長編》隻載北宋九朝的事迹，繼此而作的，有南宋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二百卷。一二一○年寫成。此書專載高宗一朝的史事，仿照《通鑒》體例，編年系月。采錄的資料以日曆、會要、國史爲主，參以野史、筆記、家傳、墓志、行狀、案犢、奏報等文獻。對于不同的記載，從實叙錄，以待後人論定。
三朝北盟會編——南宋徐夢莘撰，共二百五十卷，紹熙五年（一一九四年）十二月成書。記述自徽宗政和七年（一一一七年），中經欽宗，至高宗紹興三十二年（一一六二年）宋、遼、金三朝交涉與和戰的曆史。此書的主要特點是對于各種史料全錄原文，“其辭則因原本之舊，其事則集諸家之說”，不随意去取，不妄立褒貶，以備史家采擇。被征引的二百多種史籍，得以保存了原貌。徐夢莘堅信，客觀地介紹各家之說，讓人們參考折衷，其實自見。此書不僅保存了宋、遼、金大量軍事和政治方面的史料，也還保存了遼、金的許多社會經濟史料。
宋九朝編年備要——南宋陳均撰，共三十卷，編年體。一二二九年成書。此書廣采日曆、實錄、李焘《長編》及司馬光、徐度、趙汝愚等十多家著作，删繁撮要，博考互訂，記載北宋九朝的史迹。作者據事直書，不加褒貶。
兩朝綱目備要——南宋人（不知姓名）撰，共十六卷。記述南宋光宗、甯宗兩朝史事。此書叙事簡明，所記兩朝政治和經濟的一些事迹，爲其他史書所不載。
宋朝比較重要的當代史還有：南宋熊克撰《中興小紀》四十卷，叙述宋高宗一朝曆史。劉時舉撰《續宋編年資治通鑒》十五卷，記載南宋高宗至甯宗的事迹，成書約在理宗時。佚名《宋季三朝政要》六卷，纂集理宗到南宋亡國的本末，大約是南宋遺民入元後所撰。
此外，南宋人葉隆禮，采前人記載，成《契丹國志》二十六卷；宇文懋昭依據見聞成《大金國志》四十卷，是遼、金的當代史。兩書多有來自傳聞的紀錄，不免失實，但也保存了一些可供參考的資料。
通志與通考 通志與通考是宋元時期新創的史學體裁。
通志——南宋鄭樵撰，共二百卷，計帝紀二十卷、年譜四卷、略五十二卷、列傳一百二十四卷。一一六一年成書。鄭樵字漁仲，福建興化人。他強調《史記》通貫古今的優越性，批評《漢書》等斷代爲史的局限性，決意編寫一部融會群書、包羅萬象的通史。爲了編寫這部書，他作了三十年的艱苦的準備工作，收集和研究了大量資料，分別寫出各種專門著作。晚年，由于感到精力衰竭，以不到兩年的時間，匆匆編纂成書。因此，《通志》隻是他辛勤纂成的初稿。其中紀和列傳綜合諸史而成，使無重複之處。年譜是他新創的體例。又有“略”相當于正史的各志，共二十略，集中了全書的精華。内容包括上古到唐代。其中氏族，六書、七音、天文、地理、都邑、諡、器服、樂、藝文、校雠、圖譜、金石、災祥、草木昆蟲等十五略，大半爲曆代正史所無。禮、職官、選舉、刑法、食貨等五略也并不完全因襲前人。鄭樵主張“會通”，提倡編寫通史，指出斷代史之失爲“繁文”（重複）、“斷梗”（史事不相連接）。同時主張據實紀錄，反對過去史書的褒貶美刺之法，斥之爲 “妄學”“務以欺人”。認爲史書“以詳文該事，善惡已彰，無待美刺”；又反對陰陽五行說，斥之爲“妖學，務以欺天”，認爲史書“專以記實迹”，應“削去五行相應之說”。這些都是獨到的見解。
文獻通考——元馬端臨撰，共三百四十八卷。一三○七年成書。馬端臨，字貴與，饒州樂平人。元初任柯山書院山長、台州州學教授。司馬光的《通鑒》對典章制度記述比較簡略。馬端臨仿照唐杜佑的《通典》，詳細記錄自古代到宋甯宗嘉定未年的各種制度及其沿革。《通典》原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等八典，記載内容一般到唐玄宗天寶年間爲止。《文獻通考》擴充至二十四考，其中食貨一項即細分爲田賦、錢币、戶口、職役、征榷、市籴、土貢、國用等八考，同時，又新增加了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等五考，内容方面也補充了《通典》的不足，天寶後到嘉定未年這段時間内又作了新的編纂。《通考》收錄大量經籍、史書、傳記、文集、奏議、筆記等文獻，還摘引唐宋諸臣的奏議和士大夫的議論，夾叙夾議，使讀者對于一事的本未能獲得概括的知識，并經常加以作者的按語。在食貨各門中，注意到各項制度的變革，劃分出變革的階段性的标志。《通考》記載宋代的制度最詳，多爲《宋史》各志所未載。
《通志》、《文獻通考》與唐杜佑《通典》被學者合稱爲“三通”。
（三）金石學、考古學
金石學和考古學成爲獨立研究的部門，是宋代學術的一大成就。
宋代金石學、考古學發端于宋真宗時期對古銅器的研究。一○○○年（鹹平三年），乾州獲得古銅鼎一件，方形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真宗命儒臣考證，驗其款識，認爲是“史信父甗”。把古代器物當作一門學問來研究，還是朱仁宗以後的事。
劉敞《先秦古器記》——宋仁宗時，劉敞和歐陽修大力搜集古代器物，進行著錄和考訂。一○六一年，劉敞出任永興軍路安撫使，長安的古墓荒基很多，經常出上古物。劉敞搜集到先秦鼎彜十多件，考訂文字，請工匠摹勒刻石、繪象，一○六三年，撰成《先秦古器記》一卷。有圖錄、銘文、說及贊。劉敞書已失傳，從歐陽修《集古錄》所收先秦古器可見大概。
歐陽修《集古錄》——凡一千卷，一○六三年成書。此書收錄了上千件金石器物，是學術史上第一部金石考古學專著。所收集器物，上自周穆王，下至隋唐五代，内容極爲廣泛。随得随錄，不依時代編次。一○六九年，歐陽修子■“撮其大要，別爲錄目”，成《集古錄跋尾》十卷傳世。
呂大臨《考古圖》——共十卷。一○九二年自撰序。本書對所收錄的每件器物，繪圖摹文，釋文列于其下，并将器物的大小、尺寸、容量、重量、出土地點、收藏者一一寫明。另有《考古圖釋文》一卷。
李公麟《考古圖》——又稱《古器圖》，一卷。李公麟是北宋後期著名的畫家，好古博學，善畫工詩，多識古字。收集到夏、商以後鍾、鼎、尊、彜，都能考定世次，辨認款識。他的《考古圖》對每件器物，都圖繪形狀，并解釋其制作、鑄文、款字、義訓及用途，再作前序和後贊。有的學者認爲，宋代“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彜之學，實始于伯時（即李公麟）”（翟耆年《籀史》）。
王黼《博古圖》——又稱《宣和博古圖錄》，共三十卷。宋徽宗時，士大夫以至宮廷貴族競相訪求和收藏古物，每一器物動辄值數十貫甚至上千貫，因此“天下冢墓，破壞殆盡”（蔡條《鐵圍山叢談》）。徽宗所得器物，由王黼考訂編纂，分成二十類，共八百多件，是北宋金石文物的精品。
趙明誠《金石錄》——共三十卷。趙明誠，宋徽宗時人，每得書畫鼎彜，即與妻李清照研究整理，指摘疵病。他經過二十年努力訪求，收輯金石刻詞二千卷，包括所見夏、商、周到隋、唐、五代的鍾鼎彜器銘文款識，以及碑銘、墓志等石刻文字。又據二千卷刻詞逐件鑒別考訂，撰成《金石錄》三十卷。前十卷共二千條，記述古代金石器物、碑刻、書畫近二千件的目錄，後二十卷收錄這些器物的跋文，叙述器物出土的時間、地點、收藏者以及器物的内容，是當時所見金石文字的總錄。
薛尚功《曆代鍾鼎彜器款識》——共二十卷。薛尚功在南宋高宗時任職。此書收集從夏、商到秦、漢的銅器、石器銘文，近五百件，訂訛考異，詳加解釋。在宋代集錄彜器款識的專著中，此書最爲豐富，編次也較有條理。
沈括《夢溪筆談》、鄭樵《通志》等書，也包括金石考古方面的内容。沈括不僅記錄這些古物的形狀和款識，而且進一步研究器物的制作方法和原理。如從冶金學理論來解釋古劍，用光學原理來解釋古鏡，用幾何學原理來解釋弩機上“望山”的用法，都具有一定的科學價值。鄭樵在他的《通志》二十略中，專列《金石略》，記錄他一生中見到的古代器物，并且作了考訂。其中證明石鼓爲秦代遺物，是可信的定論。
洪遵《泉志》十五卷、龍大淵等《古玉圖譜》一百卷、鄭文寶《玉玺記》、王厚之《漢、晉印章圖譜》各一卷、岳河《程史·古冢桴盂記》等專門研究古代某些器物，這些都是宋以前學者不曾注意的學問。
宋代學者在金石考古學方面的主要成績是：第一，辛勤收錄古代文物，使原來的奇器珍玩成爲學術研究的對象，爲清代的漢學研究開拓了先路。第二，創造了傳拓文字和繪制圖形的方法。依據拓本刻本上石，以求長久。用畫圖描寫每一器物的形狀體制，并說明尺寸、輕重，以及出土地點、收藏者，款識則摹寫文字。第三，肯定了古代器物的名稱。如鍾、鼎、鬲、甗、敦、■、尊、壺等，都是古器自載其名稱，宋人因以定名的。
（四）目錄學
班固撰《漢書叙傳》，始有“目錄”之名。宋代“目錄學”成爲一門專學。宋、金、元時期在目錄學方面有十分顯著的成績。
崇文總目——宋代承襲前朝，由官府聚集學者，校勘圖書編目。仁宗時，因昭文館、史館、集賢院及秘閣所藏書籍謬濫不全，命翰林學士張觀等看詳，定其存廢。又命王堯臣、王洙、歐陽修等，校正條目，前後曆時八年，定著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分類編目，總成六十六卷，賜名《崇文總目》。《總目》著錄群書，首書名，次卷數，最後著錄撰人或注釋者姓名、年代、官銜，并略考其存缺情況，是一部相當詳備的目錄書。
通志·藝文略——鄭樵《通志》中編有《藝文略》。鄭樵不取唐以來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法，也不贊同《七略》的體例。《藝文略》盡收古今目錄所述群書，分爲經、禮、樂、小學、史、諸子、天文、五行、藝術、醫方、類書、文（即集部）等十二大類，又細分爲一百五十五小類，二百八十四目。這種分類法，在當時是一個顯著的革新。鄭樵還重視圖譜，認爲書籍不僅應有目錄，還必須具備圖書表譜。《通志》撰有《圖譜略》，是一創舉。
私家藏書目錄——宋、元學者私人編寫一家收藏的書籍目錄，成爲一部專書，這也是一種新創。代表作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等。《郡齋讀書志》四卷，對每種書籍的作者或注疏者的爵裏時代，都有詳細的介紹，并且對書籍的内容優劣得失，作出評論。《遂初堂書目》是尤袤就其所藏書籍撰修的目錄，特點是略記各書的版本，爲後世開辟了注重版本的風氣。陳振孫在宋理宗時傳錄鄭樵等家藏書，達五萬一千一百八十多卷，每書後，著文介紹作者、内容，并略評其得失，稱爲“解題”。馬端臨所著《文獻通考》中有《經籍考》七十六卷，大體據《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二書編成，分爲四部，每部分若幹類，每類各有小序，介紹其内容，叙述其學術淵源、派別及其興衰、存亡。著錄各書，先錄作者姓名，後述書名、卷數。又有解題，介紹作者的經曆和書的内容得失，并附按語考訂。目錄學方面的考證工作，是馬端臨的獨創。
（五）音韵學
宋元時期的音韻學，包括今韻和古韻的研究，也取得了可觀的成績。
今韻——所謂今韻，是指魏、晉、唐、宋時代的語音。隋代陸法言等撰《切韻》五卷，是研究“今韻”最重要的著作。宋太宗時，撰《廣韻》一百卷。真宗時，命陳彭年、邱雍等校定《切韻》五卷，次年賜名《廣韻》。《廣韻》依平、上、去、入四聲，将韻部分爲二百零六個，是當時文人作詩文押韻的标準。但此書分部過于繁瑣，實際用韻僅一半左右。仁宗景祐時，賈昌朝撰《禮部韻略》，比唐代減少九部，存一百零八部（王應麟：《玉海》）。金哀宗時，王文郁撰《平水韻略》，分上、下平聲各十五韻，上聲二十九韻，去聲三十韻，入聲十七韻，共一百零六韻。與此同時，張天錫撰成《草書韻略》，分部與王文郁略同。這表明一百零六部的詩韻，可能是金代的官韻。南宋理宗時，劉淵撰《壬子新刊禮部韻略》，比仁宗景祐《韻略》少一部，比金代王文郁《平水韻略》多一部，共一百零七部。元代周德清編《中原音韻》，将入聲合并于平、上、去三聲，再以平聲分爲陰、陽二聲，以合四聲之目，分韻也是一百零六部。以上幾種韻書的一百零六韻，成爲後世通用的詩韻。
司馬光撰《切韻指掌圖》二卷，附《檢例》一卷，把三十六個字母分清、濁，作二十圖，以獨韻爲首，其次爲開合韻，每類之中又以四等字多寡爲順序。用圖表的方法研究切韻，是一個創造。
古韻——如果用《廣韻》來讀《易》、《詩》、《楚辭》、《老子》一類有韻的文字，就會發現“今韻”與古韻往往不能吻合。北宋末，南宋初，吳械開始對古韻作專門的研究。
吳械，字才老，建州建安人。著有《毛詩補音》、《楚辭釋音》、《韻補》等（《宋史翼》卷二十四本傳）。今僅存《韻補》五卷。此書從《易》、《書》、《詩》而下到宋朝一些文人如歐、蘇的著作，共五十種，收集用韻和今音的不合之處，把它們綜合一起（《直齋書錄解題》），就《廣韻》二百零六部提出古通某（如“冬”“锺”注：古通“東”）、古轉聲通某（如“佳”、“皆”、“咍”注：古轉聲通“支”）、古通某或轉入某（如“江”注：古通“陽”或轉入 “東”）。概括他說，他的學說，可分“通”、“協”兩個方面。“通”是說音本相近，古人韻緩，可以通用，如東、冬、江相通；“協”是音、韻俱非，必須轉聲讀之，才能相協，如在佳、皆韻下注“古轉聲通支”。吳棫的協韻說本來沒有什麽不對，隻是他不知道協韻就是古人的正音，而把今音合于古書，因此不能一以貫之，不免顛倒錯亂，甚至出現一些臆說。不過，吳棫根據古籍古韻或者今人所用古韻，互相比較，來考定古韻的分合，爲後人開辟了研究古韻的途徑。朱熹的《詩集傳》，大多因襲吳械的協韻說，隻在“推不通”處，用己意補入。
又有鄭庠撰《詩古音辨》，把二百零六部韻目，歸并成陽、支、虞、先、尤、覃六部。這是中國聲韻學上古韻分部的開始。鄭著不傳，後世學者分古韻爲十部、十三部、十八部或二十一部，都是以鄭庠所定六部爲基礎，漸趨周詳。
（六）地理學——地志與地圖
宋元時期城市經濟和商業的繁榮，交通的發達，以及政治、軍事的實際需要，促使這一時期的地理學獲得較大的發展。
方志 方志是記載地區的曆史、地理和現狀的著述，包括政區演變及山川、物産、風俗、人口等各個方面。宋、元統治者命令各地普遍編纂圖志，奏報朝廷。朝廷又命專人，将各地區方志彙總，編成全國範圍的總圖志。這些著作數量之多遠遠超過前代，在編纂方式上也形成一定的體例。
總地志——從北宋初年起，出現了許多全國總地志。在唐代李吉甫《元和郡縣志》的基礎上，改進了編修體例，内容也更完備。
《太平寰字記》，北宋樂史撰，共二百卷，目錄二卷。太宗太平興國年間成書。記述範圍，以宋初十一道爲主，附及周鄰各少數族和外國。樂史自稱“萬裏山河，四方險阻，攻守利害，沿襲根源，伸紙未窮，森然在目。”（樂史《上（太平寰字記）表》）《寰字記》大體上沿襲唐代地志的體例，但不附地圖，增加了人物和藝文的材料，使以後的地志體例爲之一變，地理的内容減少，曆史的資料增多。
《祥符州縣圖經》，北宋李宗谔等撰，共一千五百六十六卷，目錄二卷。真宗景德年間，命翰林學土李宗谔、知制诰王曾等重編各路所上圖經。大中祥符三年（一○一○ 年）十二月，書成獻上。各地疆界、道裏、戶口、賦稅、民情風俗等都一一具載。南宋編修的各種地方志，大多引用此書。
《元豐九域志》，北宋王存等撰，共十卷。一○八○年成書後，陸續修訂補充，一○八五年正式頒行。王存等依據原有的《九域志》重加編纂；由于“不繪地形，難以稱圖”，因此改名《九域志》（此前，方志收有地圖稱爲“圖經”）。《元豐九域志》在内容上，按路、州的系統來叙述，注重記載本朝的現狀，很少涉及以前的沿革。各州記載地裏、主客戶數、土貢和各縣的情況。
《輿地廣記》，北宋歐陽态撰，共三十八卷，徽宗政和年間成書。《輿地紀勝》，南宋王象之撰，共二百卷，一二二七年（寶慶三年）成書。《方輿勝覽》，祝穆撰，共七十卷，一二三九年（嘉熙三年）成書。這三部宋代的總地志，都注重記載宋以前的史事和人物，地理方面的内容較少，但對後代編修《一統志》很有影響。
《大元大一統志》，共一千三百卷。元世祖時，命搜輯全國總地志，以明“一統”。一二九四年，書成，共七百五十五卷，名《大一統志》。成宗時，陸續獲得雲南、甘肅、遼陽等地的圖志，文命秘書監增修。一三○三年再次成書，共一千三百卷，由孛蘭肹、嶽铉等獻上。順帝時，刻印流傳，定名《大元大一統志》。此書大緻以一州爲一卷，如事迹較多，則分爲數卷。每州約分十目，爲建置沿革、坊郭鄉鎮、裏至、山川、土産、風俗形勢、古迹、宦迹、人物、仙釋等。所用材料大多引自唐、宋的各種地志，内容比宋志更加豐富。《大元大一統志》今已失傳，僅存輯自《永樂大典》等書的殘卷。
地方志——專記一州一縣甚至一鎮的地方志，宋代流傳至今的還有二十多種。以時間而言，南宋比北宋多；就地區而言，南方比北方多。這是與社會經濟的發展趨勢相适應的。元代的地方志也是南方多于北方。
流傳至今的宋、元地方志，比較重要的有十幾種（見下頁表）。
這些地方志分類細緻，文詞也比較雅馴。包含的内容，有各地的方位、面積、疆界、道路、天然财富、戶口、農産品、手工業産品、商稅、賦稅等有關地理和社會經濟方面的資料，但更多的是職官、科舉、人物、古迹、藝文等，比《太平寰宇記》更加史傳化。不過，這些記載爲研究各城市的經濟、政治等情況，保存了有用的資料。地方志一般在卷首附有地圖，更是珍貴的文獻。
金代初年，也曾編纂過《州郡志》，海陵王時有的府、州編纂過《正隆郡志》（《金史·地理志》）。
地圖 宋、金、元各朝都重視地圖的制作。北宋初年規定，每逢閏年，各州上貢地圖和戶籍，稱爲“閏年圖”。後來又規定各路每十年畫本路圖一份，上交職方員外郎，稱爲“職方圖”。朝廷參照各路的地圖，繪制成本朝全圖。此外，還繪制各種專門性的地圖，如外域、邊防、宮阙、山川、水利、交通、都會等，種類繁雜，數量甚多。《宋史·藝文志》和《玉海·地理門》著錄了宋代的許多種地圖，有《山川形勢圖》、《南北對鏡圖》、《混一圖》、《掌上華夷圖》、《西南蠻夷朝貢圖》、《交廣圖》、《河西隴右圖》、《麟、府二州圖》、《河東地界圖》、《地裏圖》、《指掌圖》、《福建地理圖》、《東京至益州地裏圖》、《契丹疆宇圖》、《契丹地裏圖》、《西域圖》、《海外諸蕃地裏圖》等。北宋末年，金兵從開封掠取了宋朝宮廷中保存的《大内圖》、《夏國圖》、《寶箓宮圖》、《隆德宮圖》、《相國寺圖》、《五嶽觀圖》等。南宋孝宗有志恢複，在他的寶座後金漆大屏風上，畫有本國和周鄰各族、各國的地圖，便于随時觀覽。
宋太宗時，命畫工将各州圖，合并繪成一幅全國圖，共用絹一百匹，藏在秘閣。宋制，每匹絹長四十二尺、寬二尺零五分，這幅地圖的面積就大八千多平方宋尺（宋尺比今市尺略小一、二厘米），可以說是曆史上罕見的特大地圖了。
《華夷圖》——唐代賈耽曾繪制《海内華夷圖》，對宋代的繪圖技術影響很大。北宋趙竦重定《華夷圖》，一尺半見方，字如蠅頭。蘇州人張珙擅長刊饞，上石三年始成。這幅地圖在一一三七年（劉豫齊國阜昌七年）上石，高、寬各三尺餘。據石刻題記可知這是在賈耽圖的基礎上，将唐的行政區域名稱改爲宋制，又将河道的流向按宋代的狀況描繪。圖中對宋朝的山水、長城、湖泊，各州的地理位置表示得相當清楚。圖中的海岸輪廓與實際情況相差較大，但東部的海岸線還大緻分明。黃河在今山東利津處入海，是一○四八年（仁宗慶曆八年）以前的狀況，繪制時間當在一○四八年以前。
《禹迹圖》——此圖在《華夷圖》石碑的背面，與《華夷圖》同時上石。圖中黃河在今天津市附近入海，繪制時間比《華夷圖》稍晚。圖中使用計裏畫方的方法，每方折地百裏。海岸線特別是山東半島和雷州半島，畫得比較清晰，這說明這時對沿海地區的了解已有所深入。河流也較精确。在圖中相當于圖名和圖例之處，刻有 “《禹貢》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和“古今山水地名”等字，可能原圖古、今（宋）地名并列，以黑、紅二色區分，上石時無法分別朱墨，所以隻刻今（宋）名。南宋時，鎮江府等地曾依長安本重校，再行立石。與同時代的歐洲輿地圖比較，《禹迹圖》的繪制技術是先進的。
《天下州縣圖》——一○七六年，三司使沈括向宋神宗奏請，編繪全國地圖，并提出借用職方所藏各種圖經和地圖。一○八八年，繪制成功，名《天下州縣圖》，又稱《守今圖》。沈括在實地考察中留意山川形勢，即使天寒地凍、長途跋涉，也堅持作測繪地圖的工作。他在魏晉裴秀“制圖六體”的基礎上，提出了制圖七法：分率、準望、牙（互）融、傍驗、高下、方斜和迂直。他所繪《天下州縣圖》，以二寸折百裏，其中道路曲直，山川障礙，皆随事準折。還繪成緯度格和經度格，分爲四至八到，共二十四至，以子醜寅卯等十二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等八幹、乾坤艮糞四卦稱之，防備後世此圖遺失，看到文字記載，按照二十四至分布州縣，仍然可以複原。沈括的這套地圖（總圖一大軸、一小軸，各路圖十八軸）和文字記載，都已失傳。
《地理圖》——南宋黃裳在任嘉王（宋甯宗）府翊善時繪制。黃裳通曉天文，地理。這幅地圖的繪制時間比《華夷圖》、《禹迹圖》要晚一些，但所畫海岸線和河流，都與《禹迹圖》相同，所不同的是不用計裏開方法，而畫了許多立體的山脈，很近于現代地圖的自然描景法。這幅地圖的石刻現在還保存在江蘇省蘇州市，是一二四七年上石的。
《輿地圖》——元初朱思本繪制，共二卷。朱思本是元朝地位較高的道教徒，受命代祀名山河海。他利用這個機會，旅行全國各地，進行實地調查，繪成此圖。由于畫面較大（長、寬各七尺），不便流傳，雖然也曾刻石，但未能保存傳世。從現存明代羅洪先據此改繪的《廣輿圖》，可推知朱圖的大概。
地圖模型宋神宗時，沈括察訪河北邊區，調查山川險要，用面糊、木屑、熔蠟塑成山川、道路形狀，作成輕便的模型，回官衙後用木刻制正式模型。從此，邊區各地都制作木圖。南宋黃裳也作過《輿地圖》木刻模型。朱熹曾訪求黃裳的木圖準備仿制，還準備仿照謝莊的辦法，将兩三路合作一圖，旁設凹凸，使犬牙交錯，互相吻合，明刻标志，以便裝拆。朱熹還用膠泥制過地圖模型。
沿革地理由于印刷業的發達，書籍流通方便，易于進行排比對照的研究，沿革地理學因而得到發展。這時，出現了不少專門性的著作。據《宋史·藝文志》等書著錄，有易祓《禹貢疆理廣記》、吳澥《曆代疆域志》、楊湜《春秋地譜》。這幾部著作依據宋以前曆代地理志的材料編纂而成，有的研究曆代的地理，有的專門研究一代的地理。在宋代的大部分地志中，也都列專章叙述沿革。《太平寰字記》叙述郡縣，首先介紹建置沿革。《輿地廣記》記述沿革地理的材料更多。沈括《夢溪筆談》也有一些沿革地理的論述，如對郢都、雲夢澤、唐代揚州等。鄭樵《通志》中，有地理、都邑二略，都是沿革地理的著作。其中《地理略》的曆代封畛是考證宋以前曆代的疆域沿革，而《都邑略》則是鄭樵新創的體例，專門論述曆代各國的都邑，同時附述曆代周鄰各族的都邑。南宋王應麟，以研究《資治通鑒》的地理著名，撰有《通鑒地理考》一百卷，此書已失傳。今存《通鑒地理通釋》十四卷，從曆代州域、都邑、形勢到石晉十六州、燕雲十六州，兼及兩宋的地理情況，各爲條例，逐一考核。另有《詩地理考》六卷，考證三代時期的疆域地理。元初胡三省注《資治通鑒》涉及曆代地理，也有較精辟的論述。
河源志——中國古代對于黃河上遊地區，已有相當的了解。《禹貢·導水·河水》說：“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唐代官員多次到達河源一帶，但對河源的記述仍然十分粗略。
元世祖時，女真人蒲察都實奉命爲招讨使，往求河源，開始了對黃河源的第一次有計劃的勘察。一二八○年，都實西行，同年冬天還報，具述黃河上遊兩大湖（合稱“阿刺腦兒”，即今鄂陵湖、紮陵湖）和星宿海（“火敦腦兒”）的情況。後來，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闊闊出處得悉這次踏勘的詳情，撰成《河源志》一書。根據此書，都實已對河源一帶的星宿海及“阿刺腦兒”進行了實地勘察，并且對當地的地理情況，如地形、水系、植被、動物、人口、聚落分布等一一作了記錄。都實的勘察雖然已經到了河源以下的星宿海和鄂陵、紮陵二湖，但還沒有窮源。不過，他的踏勘和記錄，使人們對黃河正源的認識前進了一大步。
西域南海地理著述 宋代南海貿易發達，元代西域暢通，南海往來頻繁。一些學者綜述見聞，寫成西域南海地理著述多種，擴大了人們的知識領域。
萍洲可談——北宋朱或撰，共三卷。一一一九年寫成。朱或父朱服，曾在徽宗初年知廣州。朱或記述其父所見所聞，較多地記述廣州市舶和善坊的情況。其中也記錄了一些亞洲國家如高麗、三佛齊的地理情況。宋朝海船使用指南針進行遠洋航行，朱彧注意到這一重大的創舉，記錄書中，保存了珍貴的資料。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北宋徐兢撰，共四十卷，分二十八門。一一二三年，路允迪、傅墨卿出使高麗，徐兢爲屬官，因撰此書，十分詳細地描寫高麗的地理、物産、民情風俗、典章制度，還圖畫其形狀，回朝後獻上。此書也記載了宋朝海船使用指南針的情況。
嶺外代答——南宋周去非撰，共十卷二十門。一一七八年作序。周去非根據自己任桂林通判時的見聞，其中外國門、香門、寶貨門、金石門等，記錄宋朝南方與東南亞、西南亞以及東非各國的地理、交通、物産、風俗等情況，較爲詳細。周去非撰書的目的，是爲了回答人們關于嶺外事情的詢問，使宋朝人民了解許多外國的地理知識。
諸蕃志——南宋趙汝适撰，分上、下二卷。據作者一二二五年所撰自序，他這時仕提舉福建路市舶官，“暇日閱諸番圖”，并“詢諸賈胡，俾列其國名，道其風土，與夫道裏之聯屬，山澤之蓄産，譯以華言”，據以寫成《諸蕃志》。上卷叙述亞、非兩洲共五十九國的地理以及與宋朝的關系，下卷叙述龍腦、乳香、沒藥等四十多種海外物産，每件物産都記載産地、采制方法及用途等。《諸蕃志》是我國古代著名的異域志之一。
西遊錄、北使記、西遊記、西使記——一二一九年耶律楚材從成吉思汗西征，在西域居住六年，行程五六萬裏，寫成《西遊錄》一書。一二二○年金使烏古孫仲端奉派使蒙古，觐見西征中的成吉思汗。他返回後口述行程，由劉祁記錄，題爲《北使記》。全真道士丘處機（長春真人），一二二一年應成吉思汗之邀西行，經蒙古，到達中亞，三年後回國。随行的弟子李志常記錄行程見聞，成《長春真人西遊記》一書。一二五九年，常德奉元憲宗之命前往波斯，次年回國。他的旅行曆程由劉郁寫成《西使記》。以上這些遊記都叙述了他們經曆的山川城市和沿途的民族風習，是關于西域曆史地理的有價值的著述。
真臘風土記、島夷志略 ——宋代記述海外情況的專書，由于作者得之傳聞，不免有些失實。元代一些海上旅行者寫作的海外地理著述，由于親自經曆，記載的内容更爲詳實可靠。周達觀在一二九六年随元朝使臣赴真臘一年多，回國後撰成《真臘風土記》一卷，共四十則，記述今柬埔寨的城廓、宮室、服飾、村落、出産、貿易等地理情況。汪大淵在一三三○年到一三三九年，兩次随商船出海，途經南海諸島和印度洋沿岸數十國，還可能到過東非。他随手記下見聞，回國後編寫成《島夷志略》一書。書中某些内容沿襲周去非、趙汝适的舊說，但大部分記載詳實，較當時其他的有關地理著述更爲可信。
2008年12月26日星期五
北宋散文、宋金元話本與諸宮調、元雜劇、宋元繪畫與書法
（二）散 文
韓愈、柳宗元提倡的古文運動，取得了輝煌的成績。五代，宋初，文風又一度發生逆轉。宋初承晚唐、五代的靡麗之風，當時的所謂“時文”，即四六骈體文，又在文壇上占居統治地位。西昆派文士楊億、劉筠倡爲繁缛的辭藻，“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歐陽修：《記舊本韓文後》）。一時文士專意于《文選》，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驿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晖”。這種僵死浮華的文體當然是令人厭惡的。林逋隐居西湖，皇帝派人去找他。他給來訪者寫信，用的是“俪偶聲律之式”。有人評論說：“草澤之士，不友王侯，文須枯古；功名之子，俟時緻用，則當修辭立誠。今逋兩失之矣！”當時官府的公文程式用的是俪偶聲律之式，而民間通行的則是“枯古散文”，也就是所謂“平文”。但這種散文的發展趨勢卻是不可遏止的。
宋初最早提倡古文的是柳開。其後，王禹偁、蘇舜欽、穆修、石介等相繼而起。穆修一生潦倒，但搜集韓、柳文不遺餘力。在《答喬适書》中，說：“蓋古道息絕不行，于時已久。今世士子習尚淺近，非章句聲偶之辭，不置耳目，浮軌濫轍，相迹而奔，靡有異途焉。其間獨敢以古文語者，則與語怪者同也。衆又排诟之、罪毀之。不目以爲迂，即指以爲惑，謂之背時遠名，闊于富貴。前進則莫有譽之者，同侪則莫有附之者。”在這種風氣面前，他敢于逆流而進，見識和毅力都是超出時人。石介著《怪說》，猛烈攻擊楊億、劉筠的文風是“窮研極态，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篡組，■锼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石介是著名的經學家，他在文風上是倡導韓愈“文以載道”的傳統。
要改革文體，必須改革科舉考試，提倡散文。慶曆中，範仲淹推行新政，“精貢舉”一項規定：進士先策論，後詩賦。這一改革得到歐陽修的支持。歐陽修認爲：“舊制用詞賦，聲病偶切，立爲考式。一字違忤，已在黜落，使博識之士，臨文拘忌，俯就規檢。美文善意，郁而不申”。新政雖然很快失敗了，但歐陽修并沒有退縮。嘉祐二年，他主持貢舉，極力排抑流行的險怪奇澀之文。所謂“太學體”，實際上即是西昆體。歐陽修排抑西昆，倡導古文，樹立了平易流暢的文風，使場屋之習，爲之一變。韓愈文章險仄，歐文則簡潔明暢，平淡通達。謝疊山說歐文“藏鋒斂锷，韬光沉馨”，不如韓文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這種平易的文風，顯然更适合于宋代文化發展的需要。
散文經過歐陽修的提倡，在英宗、神宗年間，王安石、曾鞏、三蘇等都以散文著稱于時。韓、柳發動的古文運動在宋代重又得到新的發展。因之，後世将韓、柳與歐、王、曾、三蘇并列，号爲唐宋八大家。曾鞏的文章通達質樸，王安石的文章簡健勁峭，蘇轼的文章則縱橫倏忽，姿态橫生。他們共同的特點都是自然平易，文從字順，并長于議論說理。朱熹評曾鞏“文字依傍道理作，不爲空言”。王安石說：“嘗謂文者，禮教治政雲爾”。“且所謂文者，務爲有補于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镂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适用。誠使适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适用爲本。”（《上人書》）後人論蘇轼，也說他“長于議論而欠弘麗”（《歲寒堂詩話》）。這些評論，大體上說明，宋代散文重新走上了 “文以載道”的道路。
北宋時期，古體散文代替了西昆的儷文。但駢體四六文仍用于詔制表啓。南渡以後，以陳亮、時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師法蘇轼，才辯縱橫，發展爲政論。理學家們則極意強調義理，把文詞視爲瑣事。理宗崇尚道學，淳祐四年，徐霖“以書學魁南省，全尚性理，時競趨之，即可以釣緻科第功名。自此非《四書》、《東西銘》、《太極圖》、《通書》、語錄，不複道矣。”（周密：《癸辛雜識》）理學家們重性理而輕辭章，從文學上說，是走上衰敝。故宋濂有“辭章至于宋季而弊甚”之歎。元初的散文作家有姚燧、戴表元等。戴表元的門弟子中最著名的是袁桷。《四庫提要》認爲他起着承前啓後的作用。此後，虞（集）、楊（載）等都以詩文著稱。元末，黃溍、歐陽玄也長于散文。但是，總的來說，元代散文基本上還是對唐宋人的模仿，并沒有什麽新的發展可說。
（三）話本與諸宮調
宋金元時代城市經濟發展，城市裏出現了一些講說故事的人，叫作說話人。他們講故事的稿本稱爲話本。“話”的意思即故事。
說話是從唐代的“說話”和“市人小說”發展而來。佛教的俗講、變文也在形式上給了它以啓發和影響。北宋的都城汴京，說話很盛。說話人多有專長，如說小說、合生、說诨話、說三分、說五代史等。南渡以後，在臨安城中說話仍然十分繁盛。《都城紀勝》載：“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搏刀趕棒，及發迹變泰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謂賓主參禅悟道等事。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争戰之事。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講史和小說的區別，在于講史一般篇幅要比小說長，講史大抵依據史書，略加渲染；小說則大都取材于日常生活和口頭傳說。所以，小說比講史更吸引聽衆。
現存的所謂宋元話本都是經過後人修改過的宋代說話人的稿本。講史如《新編五代史平話》，小說如《碾玉觀音》等，人物描寫都很出色。由于城市居民繁衆，說話人投合不同階層人的趣味，話本的内容龐雜，思想性與藝術性都有很大差異。多數話本的主人公是普通的城市居民，反映了他們不同于農村中地主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和社會活動。在程朱理學的影響下，不少話本直接宣揚倫理綱常。也有一些話本從不同方面表達了南宋人民抗金的願望。話本運用接近當時口語的文字寫成。在人物的刻畫、環境的描寫和人物對話方面，都顯示了這種文藝作品的嶄新風貌，對明清小說産生了重大的影響。
宋代城市中發展起來的另一種文藝是戲曲。宋代的戲曲大緻可以分爲兩大類：一類以歌舞講唱爲主，如轉踏、曲破、大曲、賺詞、鼓子詞、諸宮調等。另一類是和戲劇更爲接近的傀儡、影戲、雜劇等。諸宮調的創始人是北宋澤州人孔三傳。這種文學體裁由散文和韻文兩部分組成。韻文由兒種不同宮調（即樂曲的聲調）結合成一套曲子，用以講述一個故事，所以叫作諸宮調。靖康年間，金兵圍汴京，向北宋索取教坊樂人、雜劇、說話、弄影戲、小說、嘌唱、弄傀儡等各色藝人一百多家。因此，說話、諸宮調等在金朝也十分流行。著名的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就是當時說唱諸宮調的稿本。
董解元身世不明，大約是金章宗時人。“解元”是當時人對文士的通稱。《西廂記諸宮調》是根據唐元稹的《莺莺傳》傳奇改寫而成。原作情節的重要改變，是張生與莺莺雙雙出走，結成良緣。這個改變沖破了傳統觀念的束縛，在思想内容上是重大的進步。這部作品一共用了十四種官調，一百九十三套組曲，結構嚴謹，曲折多緻，從事件的矛盾沖突中表現了人物性格的特征和思想感情的變化。胡應麟稱它：“精工巧麗，備極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意，當是古今傳奇鼻祖。”它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次出現的長篇組曲，被譽爲“北曲之祖”。董西廂在講唱時合琵琶而歌，所以又叫《西廂擋彈詞》或《弦索西廂》。表演時，彈奏和念唱是由一人兼擅的。
（四）戲 劇
宋代的戲劇，統稱作雜劇，但已沒有完整的劇本流傳，内容與結構都不能詳知。金代稱爲院本，即“行院之本”。扮演戲劇的人多爲倡伎，演員們所住的地方稱作行院，他們的演唱本即稱作院本，在金院本和諸宮調的基礎上，形成了盛極一時的元雜劇。它的科白即表演動作與對話部分，承襲了院本的體制；曲即唱詞部分，則明顯地源于諸宮調。它的新發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從宋、金的叙事體改變成爲代言體：二是在曲調上更多的采用了民謠小曲。元雜劇的形成，是我國戲劇史和文學史上的重大事件。
元雜劇基本上是一種歌劇，演出時添加一些科白，借以表述劇情，使場面顯得生動活潑。曲詞也就是唱詞。元劇唱詞一般是由同一宮調中的幾支曲子或十幾支曲子組成的套曲。每一支曲于都由韻律铿锵的長短句組織而成，有其一定的格式，但在定格之外，可以增加襯字。句尾十之八九都押韻。在形式上既自由，又複雜，聲律上也很優美。套曲一韻到底，配合科、白，便成爲一折（相當于一幕）。元劇一般由四折組成，另外可加“楔子”，置于各折之前或之間，充當開場或過場的作用。通常一個劇自始至終都由一個角色演唱，即由正未或正旦唱曲。但在各折中他所扮演的人物可以不同。由正末唱的叫未本；正旦唱的叫旦本。其他角色充當配角，隻有賓白。劇本的最後有二句或四句詩對，叫“題目”“正名”，用以點出劇本的主題。
元雜劇産生在金元之際，到元成宗時而臻于極盛。它是宋金以來的戲劇合乎邏輯的發展，是在城市經濟發展的土壤中生長繁榮的。邾經《青樓集序》，說：“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遺民若杜散人、自蘭谷、關已齋輩，皆不屑仕進，乃嘲風弄月，留連光景”。金元之際，連年戰亂，社會上的一些文人不願或不能仕進，借編寫雜劇以抒發憤悶。他們和廣大城市居民多有聯系，有的即與演員們一起，粉墨登場。因此，他們的作品能從各個方面比較深刻地反映社會現實和下層群衆的思想感情。
金元之際的雜劇，在山西一帶最爲流行。元初發展到大都路（今河北地區）。元朝滅宋後，又傳入江南。
元代的雜劇作家，有姓名可考的有一百七八十人，見于記載的雜劇作品達七百三四十種。實際的數目當然還要遠遠超過。現在保存下來的有一百六十餘種。元雜劇的發展，大體可分爲二期。成宗大德以前爲前期，以後爲後期。前期的人才最盛，都是北方人。白樸可能是最早的雜劇作家，字太素，号蘭谷，山西隩州人。生于一二二六年，死于一三○六年以後。與關漢卿、馬緻遠等同稱爲雜劇大家。白樸寫過雜劇十六種，現存三種。他的代表作《牆頭馬上》，描寫一對青年男女自由結褵的離合故事，最後由官居尚書的公公和婆婆牽羊擔酒向兒媳“陪話”，才又重新完聚。故事情節曲折，是出色的佳作。
關漢卿，號已齋，約生于金末。他可能原居山西解州，以後來到大都。所以，《錄鬼簿》說他是大都人，《析津志》說他是燕人。他在元朝沒有任過官職，《錄鬼簿》說他是“太醫院戶”，大約是系籍醫戶。他是一位博學多才的劇作家，并且“躬踐排場，面傅粉墨，以爲我家生活”，親自參加演出活動。元朝滅宋後，他去到杭州，約在成宗時死去。他寫過雜劇六十幾種，現存十五種，對元雜劇的形成與發展，貢獻最多。他所寫的雜劇，結構謹嚴，人物性格鮮明。一些劇作具有較強的思想性。《窦娥冤》大約是他晚年寫成的代表作。劇中描寫一個孤苦善良的少女窦娥，被屈含冤而被處斬。臨刑前憤怒地控訴：“爲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爲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元曲選》本）。劇中窦娥的恨天罵地，正是對元朝統治下黑暗的社會現實的揭露，是反映了作者的心聲。《拜月亭》劇描寫金宣宗時人民的流離，實際上是直接揭露蒙古侵金所帶來的災禍。《望江亭》《救風塵》兩劇分別描寫改嫁的州官夫人和仗義勇爲的妓女。她們都是機智英俠，勇于和邪惡勢力較量，與南宋理學統治下“三從四德”的婦女形象迥然不同。關漢卿劇作的題材極爲廣泛，涉及到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但他往往把理想的完滿結局，寄托于“明主”“恩官”，這又反映了他的思想的局限。關劇的曲文，造語遣句，清新蘊藉，文采風流，在金元詞曲中亦是上品。元人鍾嗣成著《錄鬼簿》爲劇作家立傳，列關漢卿爲首。明初賈仲明稱關漢卿爲“梨園領袖”“編修師首”“雜劇班頭”。關漢卿是元代成就最高貢獻最大的戲劇家，也是當時的劇作者和演員們公認的首領。
馬致遠，字千里，號東籬，大部人。元世祖時，曾任過江浙省務官，大約是在一二八五年以後。成宗時，他曾參與組織“元貞書會”，著有雜劇十三種，現存七種。金元之際，全真道在北方地主文人中傳播，馬緻遠受到一定的影響。在他的劇作中，消極遁世的思想時有表露。他長于寫抒情的悲劇，語言平易而情緻深濃，自成一家。他的名作《漢宮秋》描寫王昭君在出離漢境後，投江而死。匈奴單于與漢朝重新和好。劇中指責漢王朝文官武将“在被金章紫绶”，“都寵着歌衫舞袖”，邊關有事，“沒個人敢咳嗽”。毛延壽“叛國敗盟，緻此禍釁”。這是一個悲劇，情節不合于曆史的實際。但它在元朝統治下演出，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明臧晉叔編輯《元曲選》，以《漢官秋》爲首篇，給予頗高的評價。《中原音韻》作者周德清論元曲制作，以關、白、鄭（光祖）、馬爲代表。大抵成宗以後，馬緻遠是繼關漢卿而起的最有影響的劇作者。
王實甫名德信，大都人。生平事迹不詳。他的創作活動主要是在成宗大德年間。撰劇十四種，現存三種。他的代表作《西廂記》，以董西廂諸宮調爲藍本，把唐代《莺莺傳》中的輕薄少年改寫成忠實于莺莺的“志誠種”，以張君瑞中狀元，“慶團圓”而結束。《西廂記》以争取婚姻自主爲主題，成爲六七百年來流傳最廣的佳作。全劇共五本二十一折（一說第五本爲後人續作），實際上是由五個四折的劇本聯成一個長劇，首尾條貫。這就有足夠的篇幅，便于描寫情節的變化和人物的思想感情，戲劇沖突也得以向多方面展開。這種長劇的體制，爲雜劇發展爲“傳奇”，開辟了道路。
大德以後的劇作家，成就較大的是鄭光祖（名德輝）。他的作品以曆史劇爲多，但代表作愛情劇《倩女離婚》構思新奇，富于浪漫色彩。無名氏的劇作《陳州粜米》揭露權豪勢要的橫行與百姓的冤苦，塑造了爲民除害申冤的清官。清官戲在元代大量出現，是昏暗的現實社會中人民大衆的政治理想的反映。元仁宗朝實行科舉，提倡理學。此後出現的一些劇作，宣揚倫理綱常，成爲理學的宣傳品。但以北宋梁山泊起義爲題材的劇作，也在此時陸續出現。宋江、李逵、燕青等爲主角的戲劇，逐漸流行，使他們成爲人所熟知的人物。
大德以後，杭州代大都而成爲戲劇的勝地。北方的許多劇作家陸續遷來杭州。陳旅《送揚州張教授還汴梁》詩：“花邊細馬踏輕塵，柳外移舟水滿津。莫向春風動歸興，杭城半是汴東人”。雜劇在杭州盛行，是以擁有北方觀衆爲基礎的。但是，成宗以後，南曲也逐漸吸取北曲而得到發展。
祝允明《猥談》說：“南戲出于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溫州雜劇”，也稱爲“永嘉雜劇”或“戲文”。入元以後，南戲仍很流行，據記載當時有一百六十八種劇本，現存的仍有十六種左右。南戲早期的唱詞據宋詞和俚謠巷曲雜湊而成，結構疏散，科诨較多，藝術形式比較自由而粗糙。北方雜劇南傳之後，南戲吸收了北劇的某些優點，唱詞采用聯套的辦法，減少了科诨，以便集中刻畫人物。同時出現了南北腔合調的新唱腔，沈和、範居中都能作“南北腔”。北雜劇與南曲戲文的逐漸合流，形成南北曲兼用的體制，最後導緻明人“傳奇”的産生。這是中國戲劇史的一大進步。
一般說來：南戲的體制具有以下一些特點。一個劇本沒有固定的出數，可長可短，不象北雜劇那樣通例作四折（少數有五折的）。每一出中也不象北雜劇那樣通押一韻，更不機械地限制使用同一宮調中的曲牌。至于登場演唱的角色，可生可旦，不必由一人唱到底，完全按劇情的需要，可以由二人互唱，甚至數人合唱。這些改進使南戲較之北雜劇有了更多的靈活性，便于表達故事和抒寫感情，增強了戲劇的效果。
現存的南戲中比較著名的有《荊钗記》、《白兔記》、《殺狗記》、《拜月亭》等。北方雜劇題材廣泛，爲甫戲所吸收。《拜月亭》基本上是依據關漢卿《閨怨佳人拜月亭》雜劇改編而成。劇中描寫蒙古侵金時期，金朝的青年男女蔣世隆與王瑞蘭的悲歡離合。曲詞優美動人，人物性格的描寫比關劇細膩，内容也較豐滿。這個劇本在南戲的發展中起着繼往開來的作用。
元末著名的南戲作家高明，字則誠，溫州瑞安人。順帝至正五年（一三四五年）舉進士，在處州、杭州等地任過小官吏。一三五六年後隐居慶元南鄉的栎社，以詞曲自娛。他的名著《琵琶記》可能就是在這時候寫成的。《琵琶記》寫蔡伯喈和趙五娘的離合，是南宋民間廣爲流行的一個故事。陸遊《小舟遊近村，舍舟步歸》詩：“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徐渭《南詞叙錄》裏列舉的宋元南戲劇目中，有《蔡伯喈琵琶記》和《趙貞女蔡二郎》二本，并注明“即蔡伯喈棄親背婦，爲暴雷震死，裏俗妄作也。”高明把原來的不忠不孝改爲“全忠全孝”，頌揚綱常節義，充滿程朱理學的說教。這顯然是理學長期在江南傳播的産物。但《琵琶記》中人物性格刻畫細緻，語言豐富多采。這些都标志着南戲已發展成熟，也标志着這個劇種已達到了頂點。明王朝建立後，“南戲”傳入北方、乃由雜劇和“傳奇”取代了。
（五）繪畫與書法
一、繪 畫
宋承唐、五代之後，繪畫藝術呈現新的發展。郭若虛比較宋和唐、五代的差別，說：“近方古，多不及，而過亦有之。若論佛道人物，士女牛馬，則近不及古。若論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則古不及近”。釋道畫經過了魏晉隋唐以來的發展，題材已經陳舊。理學家以反佛道相标榜，影響所及，也造成釋道畫的衰落。山水花鳥則呈現前所未有的繁榮。南宋以後，山水畫又代替花鳥畫占踞畫壇，成爲一時風尚。這種變化，經元代而影響到明、清。
宋朝皇帝多重視繪畫，有的本人便是優秀的繪畫家或鑒賞家。北宋繼承西蜀和南唐的畫院制度，而擴大其規模，朝廷設立翰林圖畫院，羅緻全國的畫家，優予俸值，爲他們提供了較好的創作環境。當時的畫家多以能進入畫院爲榮。徽宗時，規定畫院按太學考試的辦法招收畫家，入院後除學習繪畫外，又兼修經、律、《說文》、《爾雅》等輔助學科，分三舍考試升降。院畫在風氣上，“一時所尚，專以形似”，“往往以人物爲先”。粉本（畫稿）必須先呈皇帝審看，“少不如意，即加漫垩，別令命思”。可見畫院制度雖然爲畫家提供了條件，但精神統治是很嚴厲的。講究“形似”和“格法”成爲院畫的特征。這對于畫家的創作活動無疑是一種束縛。于是，在院外出現了所謂墨戲的文人畫，他們要求脫略“形似”的束縛，信筆草寫，以抒發個人的意趣。這種風氣到了元代大爲盛行。
山水畫——唐王維創水墨山水（破墨），發展到後梁的荊浩、失仝，已超出李思訓的青綠山水一派，占居統治地位。水墨畫通過皴擦的變化和墨色的渲染，描繪出蒼勁挺秀的山木岩石，和蒸郁蒼茫的山岚煙雨，氣韻泱然，富于表現能力。李成、董源、範寬都是北宋初水墨山水畫的大家。李成善于以直擦的皴法，寫齊魯地區的 “平遠寒林”。《宣和畫譜》說：“于時凡稱山水者必以成爲古今第一”。董源以平淡天真之筆，狀寫江南秀麗的景色。《畫鑒》說他的畫“得山之神氣，足爲百代師法”。他們都是由五代而入宋的畫家。
稍後的範寬，初學李成，進而認識到“前人之法，未嘗不近取諸物。吾與其師于人者，未若師諸物也。吾與其師于物者，未若師諸心。”他旅居終南、太華，“覽其雲煙慘淡，風月陰霧難狀之景，默與神遇，一寄于筆端之間”。《圖畫見聞志》把他與李成、關金并列，認爲“智妙入神，才高出類，三家鼎峙，百代标程”。熙甯年間的郭熙，不僅是獨步一時的優秀山水畫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繪畫理論家。他所著的山水畫論（見《林泉高緻集》），大部分是現實主義藝術創作的經驗總結。米芾、米友仁父子創水墨淋漓的所謂米點山水，世評小米的畫，“點滴雲煙，不失天真”。
南宋初年，青綠派山水又一度盛行，其代表作家有李唐、劉松年、趙伯駒等。以後，著名的畫家馬遠、夏珪，師法李唐，他們在格局上脫胎于青綠，而參用水墨，調和兩派，筆法蒼勁，水墨淋漓，具有獨特的風格。
花鳥畫——北宋的花鳥畫承五代黃筌、徐熙兩派之後，黃筌的兒子居睬，徐熙的孫子崇嗣、崇矩，仍然各樹門戶。郭若虛在論黃、徐同異說：所謂“黃家富貴”、 “徐熙野逸”這兩種不同風格的形成，是由于他們的環境和地位所決定的。黃氏父子一直給事宮中，多寫宮苑所有珍禽瑞鳥，奇花怪石，富麗精緻是必然的。徐熙是江南處士，多狀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鳥淵魚，不華不墨是其本色。由此而發展成爲黃居睬的鈎勒填彩，被奉爲院體的标準；徐崇嗣以丹鉛疊色漬染（沒骨法），爲在野派的領袖。但後來在發展中兩派日趨融合。神宗時，趙昌、崔白都以寫生擅長，風格一變。此後的著名畫家是宋徽宗趙佶。徽宗是北宋亡國之君，昏于政事，卻寄情書畫，用力甚勤。他的作品在工整之中，神形兼備。所畫的鳥，多用黑漆點睛，隐然豆許，高出于缣素，晶瑩欲動。
宋徽宗桃鳩圖對花鳥的習性，也觀察入微。南宋的花鳥畫，仍然沿襲工整細潤的畫院風氣，不過，簡淡纖細的趣向也日漸明顯了。
風俗畫——以廣大社會生活爲題材的風俗畫的出現，是宋代畫史上一個有意義的創舉。北宋未年張擇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圖》是具有代表性的優秀作品。在長達五百餘公分的畫卷裏，作家以墨骨淡彩設色，運用樸實的寫實手法，生動地描繪了開封都城汴河兩岸繁忙的都市生活。市面上鱗次栉比的商店，街道上車馬負販的人流，以及運河上穿梭往來的船隻，都再現在卷上。它不單是藝術的珍品，同時也是研究宋代城市的寶貴資料。
詩餘墨戲的文人畫——北宋由于文同、蘇轼、米芾等人的提倡，文人士大夫在詩酒之餘，以遊戲的态度，純任天真，率意作畫。畫面是由簡筆水墨寫成的林木窠石、梅蘭竹菊，以及簡筆的山水人物。于是形成一種詞人墨客，在“文章翰墨，形容所不逮”時遣興寄意的墨戲畫。蘇轼所寫的竹子，從根到梢，一筆而出。其興之所至，完全不受“形似”、“格法”的限制，和院畫的工整細潤之風正好相反，開後世寫意派的先聲。
元代繪畫——元代文人處在蒙古貴族統治之下，往往以筆墨發抒胸中的郁結。這就使宋以來的文人寫意畫益趨興盛。所謂“元人尚意”，求意趣而不重形似，是元代畫風的特點。元朝著名的畫家是趙孟。他自稱刻意學唐人，提倡複古，對人物、山水、花鳥、鞍馬和竹石，無不精工。作品以妩媚、工整和細潤著稱。他是院畫 “形似”、“格法”的集大成者，又是追求意趣的文人畫的大家。盛大士說：“趙吳興集唐宋之成，開明人之徑”（《溪山卧遊錄》）。但作爲元畫的代表則當推元末的四大家：黃公望、吳鎮、王蒙和倪瓒。他們把水墨山水畫推向了登峰造極的境地，給明、清兩代以巨大影響。元以前畫山水多用絹素，使用濕筆，謂之“水暈墨章”。元後期諸家則純用生紙，使用于筆皺擦，以水墨爲主或加淺绛淡彩。這些手法成爲後來畫壇的專尚。明陳繼儒在評元人畫風時說：“元之能者雖多，然率承宋法，稍加蕭散耳！吳仲珪（鎮）大有神氣，黃子久（公望）特妙風格，王叔明（蒙）奄有前規。而三家未洗縱橫習氣。獨雲林（倪瓒）古淡天然，米癡後一人而已。”（《妮古錄》）倪瓒的畫風，據他自己說：“仆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神似，聊以自娛耳！”陳繼儒所欣賞的正是這種逸筆草草的文人畫風。同時的王冕，善作役骨花卉，又善畫墨梅，萬蕊千花，自成一家。
二、書法
宋太宗命侍書王著選集古先帝王名臣墨迹，編成《淳化閣帖》。其中真僞雜揉，缺乏鑒別，但帖法卻從此大盛。帖學興而導緻古人筆法的消亡。所以，歐陽修說：“書之盛莫盛于唐，書之廢莫廢于今”。又說：“今士大夫務以遠自高，忽書爲不足學，往往僅能執筆”。
宋人學步，多以唐顔真卿和五代楊凝式爲歸依，而上追右軍。到蘇、黃、米、蔡出，才正式确定宋代書法的局面。蘇轼刻意創新，筆圓而韻勝。黃庭堅英俊挺秀，書得筆外意。蘇、黃的書法都是以神韻見重的。米芾學古人筆法最勤，技巧爲當時第一，用筆俊邁，沈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蔡襄以楷書見長，字體嬌娆，有如多飾繁華的貴族少婦。宋徽宗也擅長書法，以所謂“瘦金體”自成一格。
元人書法崇尚複古，而以趙孟頫為巨擘。他的書法超邁唐人而直接晉人。對于古篆、隸書、章草，也無不勤苦學習。因此，被譽爲“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他主張書畫同法，“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應八法通。若也有人能會此，須知書畫本來同。’他的書，也同他的畫一樣，具有一種特有的妩媚而以韻勝。此外，康裏子山善真行草書，得晉人筆意。鮮于樞善行草，與趙孟頫齊名。書法到宋季日趨衰敝，元代重得振興，主要是得力于趙孟頫與鮮于樞二人。
三、雕塑
宋、元的雕塑，在風格上沿襲晚唐的傳統，而趨于纖弱。
太原晉祠聖母殿中的侍女塑像，建造于北宋元祐時期，體态修長，娴雅纖秀，和唐人仕女的健美豐滿形成明顯的對比，典型地反映了宋人的風格。塑像情态各異，栩栩如生，表現了高度的現實主義手法。
元代崇尚喇嘛教，密教的雕塑藝術因此一度盛行，形成爲元朝雕塑藝術的典型風格。居庸關過街塔的浮雕是其代表。元世祖忽必烈時，尼泊爾人阿尼哥入仕元廷，他長于畫塑，又鑄金人爲像，兩都寺觀的神像，多出其手。劉元曾從阿尼哥學塑西天梵像，也稱絕藝。這種作品都是以腰細、肉髻高爲其特徵。
韓愈、柳宗元提倡的古文運動，取得了輝煌的成績。五代，宋初，文風又一度發生逆轉。宋初承晚唐、五代的靡麗之風，當時的所謂“時文”，即四六骈體文，又在文壇上占居統治地位。西昆派文士楊億、劉筠倡爲繁缛的辭藻，“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歐陽修：《記舊本韓文後》）。一時文士專意于《文選》，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驿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晖”。這種僵死浮華的文體當然是令人厭惡的。林逋隐居西湖，皇帝派人去找他。他給來訪者寫信，用的是“俪偶聲律之式”。有人評論說：“草澤之士，不友王侯，文須枯古；功名之子，俟時緻用，則當修辭立誠。今逋兩失之矣！”當時官府的公文程式用的是俪偶聲律之式，而民間通行的則是“枯古散文”，也就是所謂“平文”。但這種散文的發展趨勢卻是不可遏止的。
宋初最早提倡古文的是柳開。其後，王禹偁、蘇舜欽、穆修、石介等相繼而起。穆修一生潦倒，但搜集韓、柳文不遺餘力。在《答喬适書》中，說：“蓋古道息絕不行，于時已久。今世士子習尚淺近，非章句聲偶之辭，不置耳目，浮軌濫轍，相迹而奔，靡有異途焉。其間獨敢以古文語者，則與語怪者同也。衆又排诟之、罪毀之。不目以爲迂，即指以爲惑，謂之背時遠名，闊于富貴。前進則莫有譽之者，同侪則莫有附之者。”在這種風氣面前，他敢于逆流而進，見識和毅力都是超出時人。石介著《怪說》，猛烈攻擊楊億、劉筠的文風是“窮研極态，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篡組，■锼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石介是著名的經學家，他在文風上是倡導韓愈“文以載道”的傳統。
要改革文體，必須改革科舉考試，提倡散文。慶曆中，範仲淹推行新政，“精貢舉”一項規定：進士先策論，後詩賦。這一改革得到歐陽修的支持。歐陽修認爲：“舊制用詞賦，聲病偶切，立爲考式。一字違忤，已在黜落，使博識之士，臨文拘忌，俯就規檢。美文善意，郁而不申”。新政雖然很快失敗了，但歐陽修并沒有退縮。嘉祐二年，他主持貢舉，極力排抑流行的險怪奇澀之文。所謂“太學體”，實際上即是西昆體。歐陽修排抑西昆，倡導古文，樹立了平易流暢的文風，使場屋之習，爲之一變。韓愈文章險仄，歐文則簡潔明暢，平淡通達。謝疊山說歐文“藏鋒斂锷，韬光沉馨”，不如韓文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這種平易的文風，顯然更适合于宋代文化發展的需要。
散文經過歐陽修的提倡，在英宗、神宗年間，王安石、曾鞏、三蘇等都以散文著稱于時。韓、柳發動的古文運動在宋代重又得到新的發展。因之，後世将韓、柳與歐、王、曾、三蘇并列，号爲唐宋八大家。曾鞏的文章通達質樸，王安石的文章簡健勁峭，蘇轼的文章則縱橫倏忽，姿态橫生。他們共同的特點都是自然平易，文從字順，并長于議論說理。朱熹評曾鞏“文字依傍道理作，不爲空言”。王安石說：“嘗謂文者，禮教治政雲爾”。“且所謂文者，務爲有補于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镂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适用。誠使适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适用爲本。”（《上人書》）後人論蘇轼，也說他“長于議論而欠弘麗”（《歲寒堂詩話》）。這些評論，大體上說明，宋代散文重新走上了 “文以載道”的道路。
北宋時期，古體散文代替了西昆的儷文。但駢體四六文仍用于詔制表啓。南渡以後，以陳亮、時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師法蘇轼，才辯縱橫，發展爲政論。理學家們則極意強調義理，把文詞視爲瑣事。理宗崇尚道學，淳祐四年，徐霖“以書學魁南省，全尚性理，時競趨之，即可以釣緻科第功名。自此非《四書》、《東西銘》、《太極圖》、《通書》、語錄，不複道矣。”（周密：《癸辛雜識》）理學家們重性理而輕辭章，從文學上說，是走上衰敝。故宋濂有“辭章至于宋季而弊甚”之歎。元初的散文作家有姚燧、戴表元等。戴表元的門弟子中最著名的是袁桷。《四庫提要》認爲他起着承前啓後的作用。此後，虞（集）、楊（載）等都以詩文著稱。元末，黃溍、歐陽玄也長于散文。但是，總的來說，元代散文基本上還是對唐宋人的模仿，并沒有什麽新的發展可說。
（三）話本與諸宮調
宋金元時代城市經濟發展，城市裏出現了一些講說故事的人，叫作說話人。他們講故事的稿本稱爲話本。“話”的意思即故事。
說話是從唐代的“說話”和“市人小說”發展而來。佛教的俗講、變文也在形式上給了它以啓發和影響。北宋的都城汴京，說話很盛。說話人多有專長，如說小說、合生、說诨話、說三分、說五代史等。南渡以後，在臨安城中說話仍然十分繁盛。《都城紀勝》載：“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搏刀趕棒，及發迹變泰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謂賓主參禅悟道等事。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争戰之事。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講史和小說的區別，在于講史一般篇幅要比小說長，講史大抵依據史書，略加渲染；小說則大都取材于日常生活和口頭傳說。所以，小說比講史更吸引聽衆。
現存的所謂宋元話本都是經過後人修改過的宋代說話人的稿本。講史如《新編五代史平話》，小說如《碾玉觀音》等，人物描寫都很出色。由于城市居民繁衆，說話人投合不同階層人的趣味，話本的内容龐雜，思想性與藝術性都有很大差異。多數話本的主人公是普通的城市居民，反映了他們不同于農村中地主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和社會活動。在程朱理學的影響下，不少話本直接宣揚倫理綱常。也有一些話本從不同方面表達了南宋人民抗金的願望。話本運用接近當時口語的文字寫成。在人物的刻畫、環境的描寫和人物對話方面，都顯示了這種文藝作品的嶄新風貌，對明清小說産生了重大的影響。
宋代城市中發展起來的另一種文藝是戲曲。宋代的戲曲大緻可以分爲兩大類：一類以歌舞講唱爲主，如轉踏、曲破、大曲、賺詞、鼓子詞、諸宮調等。另一類是和戲劇更爲接近的傀儡、影戲、雜劇等。諸宮調的創始人是北宋澤州人孔三傳。這種文學體裁由散文和韻文兩部分組成。韻文由兒種不同宮調（即樂曲的聲調）結合成一套曲子，用以講述一個故事，所以叫作諸宮調。靖康年間，金兵圍汴京，向北宋索取教坊樂人、雜劇、說話、弄影戲、小說、嘌唱、弄傀儡等各色藝人一百多家。因此，說話、諸宮調等在金朝也十分流行。著名的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就是當時說唱諸宮調的稿本。
董解元身世不明，大約是金章宗時人。“解元”是當時人對文士的通稱。《西廂記諸宮調》是根據唐元稹的《莺莺傳》傳奇改寫而成。原作情節的重要改變，是張生與莺莺雙雙出走，結成良緣。這個改變沖破了傳統觀念的束縛，在思想内容上是重大的進步。這部作品一共用了十四種官調，一百九十三套組曲，結構嚴謹，曲折多緻，從事件的矛盾沖突中表現了人物性格的特征和思想感情的變化。胡應麟稱它：“精工巧麗，備極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意，當是古今傳奇鼻祖。”它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次出現的長篇組曲，被譽爲“北曲之祖”。董西廂在講唱時合琵琶而歌，所以又叫《西廂擋彈詞》或《弦索西廂》。表演時，彈奏和念唱是由一人兼擅的。
（四）戲 劇
宋代的戲劇，統稱作雜劇，但已沒有完整的劇本流傳，内容與結構都不能詳知。金代稱爲院本，即“行院之本”。扮演戲劇的人多爲倡伎，演員們所住的地方稱作行院，他們的演唱本即稱作院本，在金院本和諸宮調的基礎上，形成了盛極一時的元雜劇。它的科白即表演動作與對話部分，承襲了院本的體制；曲即唱詞部分，則明顯地源于諸宮調。它的新發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從宋、金的叙事體改變成爲代言體：二是在曲調上更多的采用了民謠小曲。元雜劇的形成，是我國戲劇史和文學史上的重大事件。
元雜劇基本上是一種歌劇，演出時添加一些科白，借以表述劇情，使場面顯得生動活潑。曲詞也就是唱詞。元劇唱詞一般是由同一宮調中的幾支曲子或十幾支曲子組成的套曲。每一支曲于都由韻律铿锵的長短句組織而成，有其一定的格式，但在定格之外，可以增加襯字。句尾十之八九都押韻。在形式上既自由，又複雜，聲律上也很優美。套曲一韻到底，配合科、白，便成爲一折（相當于一幕）。元劇一般由四折組成，另外可加“楔子”，置于各折之前或之間，充當開場或過場的作用。通常一個劇自始至終都由一個角色演唱，即由正未或正旦唱曲。但在各折中他所扮演的人物可以不同。由正末唱的叫未本；正旦唱的叫旦本。其他角色充當配角，隻有賓白。劇本的最後有二句或四句詩對，叫“題目”“正名”，用以點出劇本的主題。
元雜劇産生在金元之際，到元成宗時而臻于極盛。它是宋金以來的戲劇合乎邏輯的發展，是在城市經濟發展的土壤中生長繁榮的。邾經《青樓集序》，說：“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遺民若杜散人、自蘭谷、關已齋輩，皆不屑仕進，乃嘲風弄月，留連光景”。金元之際，連年戰亂，社會上的一些文人不願或不能仕進，借編寫雜劇以抒發憤悶。他們和廣大城市居民多有聯系，有的即與演員們一起，粉墨登場。因此，他們的作品能從各個方面比較深刻地反映社會現實和下層群衆的思想感情。
金元之際的雜劇，在山西一帶最爲流行。元初發展到大都路（今河北地區）。元朝滅宋後，又傳入江南。
元代的雜劇作家，有姓名可考的有一百七八十人，見于記載的雜劇作品達七百三四十種。實際的數目當然還要遠遠超過。現在保存下來的有一百六十餘種。元雜劇的發展，大體可分爲二期。成宗大德以前爲前期，以後爲後期。前期的人才最盛，都是北方人。白樸可能是最早的雜劇作家，字太素，号蘭谷，山西隩州人。生于一二二六年，死于一三○六年以後。與關漢卿、馬緻遠等同稱爲雜劇大家。白樸寫過雜劇十六種，現存三種。他的代表作《牆頭馬上》，描寫一對青年男女自由結褵的離合故事，最後由官居尚書的公公和婆婆牽羊擔酒向兒媳“陪話”，才又重新完聚。故事情節曲折，是出色的佳作。
關漢卿，號已齋，約生于金末。他可能原居山西解州，以後來到大都。所以，《錄鬼簿》說他是大都人，《析津志》說他是燕人。他在元朝沒有任過官職，《錄鬼簿》說他是“太醫院戶”，大約是系籍醫戶。他是一位博學多才的劇作家，并且“躬踐排場，面傅粉墨，以爲我家生活”，親自參加演出活動。元朝滅宋後，他去到杭州，約在成宗時死去。他寫過雜劇六十幾種，現存十五種，對元雜劇的形成與發展，貢獻最多。他所寫的雜劇，結構謹嚴，人物性格鮮明。一些劇作具有較強的思想性。《窦娥冤》大約是他晚年寫成的代表作。劇中描寫一個孤苦善良的少女窦娥，被屈含冤而被處斬。臨刑前憤怒地控訴：“爲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爲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元曲選》本）。劇中窦娥的恨天罵地，正是對元朝統治下黑暗的社會現實的揭露，是反映了作者的心聲。《拜月亭》劇描寫金宣宗時人民的流離，實際上是直接揭露蒙古侵金所帶來的災禍。《望江亭》《救風塵》兩劇分別描寫改嫁的州官夫人和仗義勇爲的妓女。她們都是機智英俠，勇于和邪惡勢力較量，與南宋理學統治下“三從四德”的婦女形象迥然不同。關漢卿劇作的題材極爲廣泛，涉及到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但他往往把理想的完滿結局，寄托于“明主”“恩官”，這又反映了他的思想的局限。關劇的曲文，造語遣句，清新蘊藉，文采風流，在金元詞曲中亦是上品。元人鍾嗣成著《錄鬼簿》爲劇作家立傳，列關漢卿爲首。明初賈仲明稱關漢卿爲“梨園領袖”“編修師首”“雜劇班頭”。關漢卿是元代成就最高貢獻最大的戲劇家，也是當時的劇作者和演員們公認的首領。
馬致遠，字千里，號東籬，大部人。元世祖時，曾任過江浙省務官，大約是在一二八五年以後。成宗時，他曾參與組織“元貞書會”，著有雜劇十三種，現存七種。金元之際，全真道在北方地主文人中傳播，馬緻遠受到一定的影響。在他的劇作中，消極遁世的思想時有表露。他長于寫抒情的悲劇，語言平易而情緻深濃，自成一家。他的名作《漢宮秋》描寫王昭君在出離漢境後，投江而死。匈奴單于與漢朝重新和好。劇中指責漢王朝文官武将“在被金章紫绶”，“都寵着歌衫舞袖”，邊關有事，“沒個人敢咳嗽”。毛延壽“叛國敗盟，緻此禍釁”。這是一個悲劇，情節不合于曆史的實際。但它在元朝統治下演出，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明臧晉叔編輯《元曲選》，以《漢官秋》爲首篇，給予頗高的評價。《中原音韻》作者周德清論元曲制作，以關、白、鄭（光祖）、馬爲代表。大抵成宗以後，馬緻遠是繼關漢卿而起的最有影響的劇作者。
王實甫名德信，大都人。生平事迹不詳。他的創作活動主要是在成宗大德年間。撰劇十四種，現存三種。他的代表作《西廂記》，以董西廂諸宮調爲藍本，把唐代《莺莺傳》中的輕薄少年改寫成忠實于莺莺的“志誠種”，以張君瑞中狀元，“慶團圓”而結束。《西廂記》以争取婚姻自主爲主題，成爲六七百年來流傳最廣的佳作。全劇共五本二十一折（一說第五本爲後人續作），實際上是由五個四折的劇本聯成一個長劇，首尾條貫。這就有足夠的篇幅，便于描寫情節的變化和人物的思想感情，戲劇沖突也得以向多方面展開。這種長劇的體制，爲雜劇發展爲“傳奇”，開辟了道路。
大德以後的劇作家，成就較大的是鄭光祖（名德輝）。他的作品以曆史劇爲多，但代表作愛情劇《倩女離婚》構思新奇，富于浪漫色彩。無名氏的劇作《陳州粜米》揭露權豪勢要的橫行與百姓的冤苦，塑造了爲民除害申冤的清官。清官戲在元代大量出現，是昏暗的現實社會中人民大衆的政治理想的反映。元仁宗朝實行科舉，提倡理學。此後出現的一些劇作，宣揚倫理綱常，成爲理學的宣傳品。但以北宋梁山泊起義爲題材的劇作，也在此時陸續出現。宋江、李逵、燕青等爲主角的戲劇，逐漸流行，使他們成爲人所熟知的人物。
大德以後，杭州代大都而成爲戲劇的勝地。北方的許多劇作家陸續遷來杭州。陳旅《送揚州張教授還汴梁》詩：“花邊細馬踏輕塵，柳外移舟水滿津。莫向春風動歸興，杭城半是汴東人”。雜劇在杭州盛行，是以擁有北方觀衆爲基礎的。但是，成宗以後，南曲也逐漸吸取北曲而得到發展。
祝允明《猥談》說：“南戲出于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溫州雜劇”，也稱爲“永嘉雜劇”或“戲文”。入元以後，南戲仍很流行，據記載當時有一百六十八種劇本，現存的仍有十六種左右。南戲早期的唱詞據宋詞和俚謠巷曲雜湊而成，結構疏散，科诨較多，藝術形式比較自由而粗糙。北方雜劇南傳之後，南戲吸收了北劇的某些優點，唱詞采用聯套的辦法，減少了科诨，以便集中刻畫人物。同時出現了南北腔合調的新唱腔，沈和、範居中都能作“南北腔”。北雜劇與南曲戲文的逐漸合流，形成南北曲兼用的體制，最後導緻明人“傳奇”的産生。這是中國戲劇史的一大進步。
一般說來：南戲的體制具有以下一些特點。一個劇本沒有固定的出數，可長可短，不象北雜劇那樣通例作四折（少數有五折的）。每一出中也不象北雜劇那樣通押一韻，更不機械地限制使用同一宮調中的曲牌。至于登場演唱的角色，可生可旦，不必由一人唱到底，完全按劇情的需要，可以由二人互唱，甚至數人合唱。這些改進使南戲較之北雜劇有了更多的靈活性，便于表達故事和抒寫感情，增強了戲劇的效果。
現存的南戲中比較著名的有《荊钗記》、《白兔記》、《殺狗記》、《拜月亭》等。北方雜劇題材廣泛，爲甫戲所吸收。《拜月亭》基本上是依據關漢卿《閨怨佳人拜月亭》雜劇改編而成。劇中描寫蒙古侵金時期，金朝的青年男女蔣世隆與王瑞蘭的悲歡離合。曲詞優美動人，人物性格的描寫比關劇細膩，内容也較豐滿。這個劇本在南戲的發展中起着繼往開來的作用。
元末著名的南戲作家高明，字則誠，溫州瑞安人。順帝至正五年（一三四五年）舉進士，在處州、杭州等地任過小官吏。一三五六年後隐居慶元南鄉的栎社，以詞曲自娛。他的名著《琵琶記》可能就是在這時候寫成的。《琵琶記》寫蔡伯喈和趙五娘的離合，是南宋民間廣爲流行的一個故事。陸遊《小舟遊近村，舍舟步歸》詩：“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徐渭《南詞叙錄》裏列舉的宋元南戲劇目中，有《蔡伯喈琵琶記》和《趙貞女蔡二郎》二本，并注明“即蔡伯喈棄親背婦，爲暴雷震死，裏俗妄作也。”高明把原來的不忠不孝改爲“全忠全孝”，頌揚綱常節義，充滿程朱理學的說教。這顯然是理學長期在江南傳播的産物。但《琵琶記》中人物性格刻畫細緻，語言豐富多采。這些都标志着南戲已發展成熟，也标志着這個劇種已達到了頂點。明王朝建立後，“南戲”傳入北方、乃由雜劇和“傳奇”取代了。
（五）繪畫與書法
一、繪 畫
宋承唐、五代之後，繪畫藝術呈現新的發展。郭若虛比較宋和唐、五代的差別，說：“近方古，多不及，而過亦有之。若論佛道人物，士女牛馬，則近不及古。若論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則古不及近”。釋道畫經過了魏晉隋唐以來的發展，題材已經陳舊。理學家以反佛道相标榜，影響所及，也造成釋道畫的衰落。山水花鳥則呈現前所未有的繁榮。南宋以後，山水畫又代替花鳥畫占踞畫壇，成爲一時風尚。這種變化，經元代而影響到明、清。
宋朝皇帝多重視繪畫，有的本人便是優秀的繪畫家或鑒賞家。北宋繼承西蜀和南唐的畫院制度，而擴大其規模，朝廷設立翰林圖畫院，羅緻全國的畫家，優予俸值，爲他們提供了較好的創作環境。當時的畫家多以能進入畫院爲榮。徽宗時，規定畫院按太學考試的辦法招收畫家，入院後除學習繪畫外，又兼修經、律、《說文》、《爾雅》等輔助學科，分三舍考試升降。院畫在風氣上，“一時所尚，專以形似”，“往往以人物爲先”。粉本（畫稿）必須先呈皇帝審看，“少不如意，即加漫垩，別令命思”。可見畫院制度雖然爲畫家提供了條件，但精神統治是很嚴厲的。講究“形似”和“格法”成爲院畫的特征。這對于畫家的創作活動無疑是一種束縛。于是，在院外出現了所謂墨戲的文人畫，他們要求脫略“形似”的束縛，信筆草寫，以抒發個人的意趣。這種風氣到了元代大爲盛行。
山水畫——唐王維創水墨山水（破墨），發展到後梁的荊浩、失仝，已超出李思訓的青綠山水一派，占居統治地位。水墨畫通過皴擦的變化和墨色的渲染，描繪出蒼勁挺秀的山木岩石，和蒸郁蒼茫的山岚煙雨，氣韻泱然，富于表現能力。李成、董源、範寬都是北宋初水墨山水畫的大家。李成善于以直擦的皴法，寫齊魯地區的 “平遠寒林”。《宣和畫譜》說：“于時凡稱山水者必以成爲古今第一”。董源以平淡天真之筆，狀寫江南秀麗的景色。《畫鑒》說他的畫“得山之神氣，足爲百代師法”。他們都是由五代而入宋的畫家。
稍後的範寬，初學李成，進而認識到“前人之法，未嘗不近取諸物。吾與其師于人者，未若師諸物也。吾與其師于物者，未若師諸心。”他旅居終南、太華，“覽其雲煙慘淡，風月陰霧難狀之景，默與神遇，一寄于筆端之間”。《圖畫見聞志》把他與李成、關金并列，認爲“智妙入神，才高出類，三家鼎峙，百代标程”。熙甯年間的郭熙，不僅是獨步一時的優秀山水畫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繪畫理論家。他所著的山水畫論（見《林泉高緻集》），大部分是現實主義藝術創作的經驗總結。米芾、米友仁父子創水墨淋漓的所謂米點山水，世評小米的畫，“點滴雲煙，不失天真”。
南宋初年，青綠派山水又一度盛行，其代表作家有李唐、劉松年、趙伯駒等。以後，著名的畫家馬遠、夏珪，師法李唐，他們在格局上脫胎于青綠，而參用水墨，調和兩派，筆法蒼勁，水墨淋漓，具有獨特的風格。
花鳥畫——北宋的花鳥畫承五代黃筌、徐熙兩派之後，黃筌的兒子居睬，徐熙的孫子崇嗣、崇矩，仍然各樹門戶。郭若虛在論黃、徐同異說：所謂“黃家富貴”、 “徐熙野逸”這兩種不同風格的形成，是由于他們的環境和地位所決定的。黃氏父子一直給事宮中，多寫宮苑所有珍禽瑞鳥，奇花怪石，富麗精緻是必然的。徐熙是江南處士，多狀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鳥淵魚，不華不墨是其本色。由此而發展成爲黃居睬的鈎勒填彩，被奉爲院體的标準；徐崇嗣以丹鉛疊色漬染（沒骨法），爲在野派的領袖。但後來在發展中兩派日趨融合。神宗時，趙昌、崔白都以寫生擅長，風格一變。此後的著名畫家是宋徽宗趙佶。徽宗是北宋亡國之君，昏于政事，卻寄情書畫，用力甚勤。他的作品在工整之中，神形兼備。所畫的鳥，多用黑漆點睛，隐然豆許，高出于缣素，晶瑩欲動。
宋徽宗桃鳩圖對花鳥的習性，也觀察入微。南宋的花鳥畫，仍然沿襲工整細潤的畫院風氣，不過，簡淡纖細的趣向也日漸明顯了。
風俗畫——以廣大社會生活爲題材的風俗畫的出現，是宋代畫史上一個有意義的創舉。北宋未年張擇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圖》是具有代表性的優秀作品。在長達五百餘公分的畫卷裏，作家以墨骨淡彩設色，運用樸實的寫實手法，生動地描繪了開封都城汴河兩岸繁忙的都市生活。市面上鱗次栉比的商店，街道上車馬負販的人流，以及運河上穿梭往來的船隻，都再現在卷上。它不單是藝術的珍品，同時也是研究宋代城市的寶貴資料。
詩餘墨戲的文人畫——北宋由于文同、蘇轼、米芾等人的提倡，文人士大夫在詩酒之餘，以遊戲的态度，純任天真，率意作畫。畫面是由簡筆水墨寫成的林木窠石、梅蘭竹菊，以及簡筆的山水人物。于是形成一種詞人墨客，在“文章翰墨，形容所不逮”時遣興寄意的墨戲畫。蘇轼所寫的竹子，從根到梢，一筆而出。其興之所至，完全不受“形似”、“格法”的限制，和院畫的工整細潤之風正好相反，開後世寫意派的先聲。
元代繪畫——元代文人處在蒙古貴族統治之下，往往以筆墨發抒胸中的郁結。這就使宋以來的文人寫意畫益趨興盛。所謂“元人尚意”，求意趣而不重形似，是元代畫風的特點。元朝著名的畫家是趙孟。他自稱刻意學唐人，提倡複古，對人物、山水、花鳥、鞍馬和竹石，無不精工。作品以妩媚、工整和細潤著稱。他是院畫 “形似”、“格法”的集大成者，又是追求意趣的文人畫的大家。盛大士說：“趙吳興集唐宋之成，開明人之徑”（《溪山卧遊錄》）。但作爲元畫的代表則當推元末的四大家：黃公望、吳鎮、王蒙和倪瓒。他們把水墨山水畫推向了登峰造極的境地，給明、清兩代以巨大影響。元以前畫山水多用絹素，使用濕筆，謂之“水暈墨章”。元後期諸家則純用生紙，使用于筆皺擦，以水墨爲主或加淺绛淡彩。這些手法成爲後來畫壇的專尚。明陳繼儒在評元人畫風時說：“元之能者雖多，然率承宋法，稍加蕭散耳！吳仲珪（鎮）大有神氣，黃子久（公望）特妙風格，王叔明（蒙）奄有前規。而三家未洗縱橫習氣。獨雲林（倪瓒）古淡天然，米癡後一人而已。”（《妮古錄》）倪瓒的畫風，據他自己說：“仆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神似，聊以自娛耳！”陳繼儒所欣賞的正是這種逸筆草草的文人畫風。同時的王冕，善作役骨花卉，又善畫墨梅，萬蕊千花，自成一家。
二、書法
宋太宗命侍書王著選集古先帝王名臣墨迹，編成《淳化閣帖》。其中真僞雜揉，缺乏鑒別，但帖法卻從此大盛。帖學興而導緻古人筆法的消亡。所以，歐陽修說：“書之盛莫盛于唐，書之廢莫廢于今”。又說：“今士大夫務以遠自高，忽書爲不足學，往往僅能執筆”。
宋人學步，多以唐顔真卿和五代楊凝式爲歸依，而上追右軍。到蘇、黃、米、蔡出，才正式确定宋代書法的局面。蘇轼刻意創新，筆圓而韻勝。黃庭堅英俊挺秀，書得筆外意。蘇、黃的書法都是以神韻見重的。米芾學古人筆法最勤，技巧爲當時第一，用筆俊邁，沈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蔡襄以楷書見長，字體嬌娆，有如多飾繁華的貴族少婦。宋徽宗也擅長書法，以所謂“瘦金體”自成一格。
元人書法崇尚複古，而以趙孟頫為巨擘。他的書法超邁唐人而直接晉人。對于古篆、隸書、章草，也無不勤苦學習。因此，被譽爲“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他主張書畫同法，“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應八法通。若也有人能會此，須知書畫本來同。’他的書，也同他的畫一樣，具有一種特有的妩媚而以韻勝。此外，康裏子山善真行草書，得晉人筆意。鮮于樞善行草，與趙孟頫齊名。書法到宋季日趨衰敝，元代重得振興，主要是得力于趙孟頫與鮮于樞二人。
三、雕塑
宋、元的雕塑，在風格上沿襲晚唐的傳統，而趨于纖弱。
太原晉祠聖母殿中的侍女塑像，建造于北宋元祐時期，體态修長，娴雅纖秀，和唐人仕女的健美豐滿形成明顯的對比，典型地反映了宋人的風格。塑像情态各異，栩栩如生，表現了高度的現實主義手法。
元代崇尚喇嘛教，密教的雕塑藝術因此一度盛行，形成爲元朝雕塑藝術的典型風格。居庸關過街塔的浮雕是其代表。元世祖忽必烈時，尼泊爾人阿尼哥入仕元廷，他長于畫塑，又鑄金人爲像，兩都寺觀的神像，多出其手。劉元曾從阿尼哥學塑西天梵像，也稱絕藝。這種作品都是以腰細、肉髻高爲其特徵。
兩宋之詩詞、金元之曲劇
第二节 文學與藝術
唐代是文學藝術的極盛時期，在許多方面都爲宋代文藝的發展奠立了基礎。唐宋之間，是封建的社會經濟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宋代經濟關系和政治制度的新發展，不能不推動文學藝術也出現新的創造。宋代文藝的發展，大緻經曆了三個階段：（一）宋朝初年，承晚唐五代的靡麗之風，詩尚雕琢，文崇骈俪，文學上陳陳相因，很少新創。（二）仁宗以後，随着政治制度改革的嘗試，文風也有較大的轉變。以歐陽修爲代表的散文作家，上接韓、柳，重又開展了古文運動。散文成爲議論政事的有力武器。詩風也轉而趨于平易，并且由于賦予論議的内容而構成宋詩的特色。五代時興起的詞，原來隻供席上花前，淺斟低唱。由于宋代詞人爲它注入了豐富的思想内容，而使詞一躍成爲與詩文同樣受到重視的文體。現存宋詞，篇逾二萬，作者千人。宋詞彪炳一代，足以與唐詩比美。（三）宋朝南遷以後，抗金救國成爲社會政治生活的主題。詩與詞都以表現這一主題而得到發展。由于南宋城市經濟的發達，适應居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出現了話本與南戲等新文藝，爲小說與戲劇的發展，開拓了道路。
金代詩文并沒有多少新成就，但諸宮調和院本的發達，卻培育了元代的戲劇。元代戲劇創作極爲繁盛，出現了不少思文并茂的名篇巨作，戲劇的發展盛極一時。唐詩、宋詞、元曲（劇）彙為文學史上的三朵名花。
宋元時代，繪畫與書法也具有時代的特色，湧現出不少名垂後世的書家與畫家。
下面簡略叙述宋元時代文學藝術各部門的發展概況。
（一）詩、詞
一、北宋的詩詞
北宋初年，文壇上仍然沿襲着晚唐、五代的頹靡纖麗的風氣。北宋王朝“恩逮于百官惟恐不足，财取于萬民不留其有餘”，官僚、地主奢靡成風。頗有作爲的宰相寇準，有詩雲：“将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搏前聽豔歌。”北宋官僚家中，大都蓄養歌伎，金尊檀闆，縱情享樂。文風的頹靡纖麗正是這種社會風氣在文壇上的反映。
北宋初年，在文壇卓然自立，有所成就的作家是王禹偁。王禹偁（九五四——一○○一年），字元之，山東钜野人。他曾有志于改革弊政，三次遭到貶谪。他的詩文都很爲當時人所推重。趙匡胤稱贊他的文章是 “當今天下獨步”。著名的隐逸詩人林通也推崇說：“縱橫吾宋是黃州”（王禹偁谪居黃州）。詩學白居易，能得其清不得其俗。他的《畲田詞》歌頌勞動者的勤奮，語言平易通俗。當然，他造句也着意雕飾，如“萬壑有聲含晚籁，數峰無語立斜陽”（《村行》），“随船曉月孤輪白，入座晴山數點青”（《再泛吳江》），字斟句酌，得來還是艱辛的。王禹偁晚年寫了一首《點绛唇》：“平生事，此時凝睇，誰會憑欄意”。他平生的政治抱負沒有得到施展，含恨離開了人間。
真宗統治時期，朝廷上出現風靡一時的所謂“西昆體”。歐陽修稱它爲“時文”。楊億、劉筠等文學侍臣在爲皇帝撰寫诏令、編修故事的公餘之暇，作詩酬唱，編爲《西昆酬唱集》。西昆即由此而得名。楊億在序文中說：它是在“曆覽遺篇，研味前作，挹其芳潤，發于希慕”而寫成的。這一流派除楊億、劉筠外，還有錢惟演、丁謂、張詠等十八人。後來有人也把同他們的詩風接近的作家如晏殊、宋庫、文彥博、趙撲等都列入這一派。他們的詩，“大率效李義山之爲，豐富藻麗，不作枯瘦語”（《韻語陽秋》）。肯定這種文體的人說：“西昆派必要多讀經、史、騷、選”（馮舒、馮班《才調集》評語）。《四庫提要》說：“要其取材博贍，練詞精整，非學有根底，亦不能熔鑄變化，自名一家”。但是，這些作家生活狹窄，感情空虛，他們吟詠酬唱隻是爲了消閑解悶，專意于詞藻形式，談不上多少思想内容。大率是尚纖巧，重對偶，而且往往掇取前人作品中的華詞缛藻，流于堆砌。劉攽《中山詩話》載一個故事：西昆派因爲效法李義山，作詩時多剽竊李義山的詩句。有一次内廷設宴，優人扮李義山，衣服敗裂，告人說：“吾爲諸館聀挦扯至此”。聞者大笑。西昆派錢惟演曾作《無題》詩，有句雲：“鄂君繡被朝猶掩，荀令熏爐冷自香”。這與李義山《牡丹》詩：“繡被猶堆越鄂君”，“荀令香爐可待熏”造語雷同，顯然因襲。由此可以窺見西昆體詩作的大概。
宋初，詞也同詩一樣，沿襲晚唐、五代花間派的詞風。著名的詞人晏殊也沒有能擺脫五代绮麗詞風的桎梏。他們把詞當成“娛賓遣興”的作品，所描寫的都是那種在秦樓楚館、酒後歌餘而浮起的春恨秋愁，離情別緒。小不同的是他們的作品比起晚唐、五代的詞人來，用語清麗而不濃豔，含蓄而富韻緻。晏殊的詞，工于選語。他的名句“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屬對工整而又自然，但思想上卻隻是對無可抗拒的流逝時光的懷戀，晏殊是一位富貴宰相，“喜賓客，未嘗一日不宴飲”，消磨在“蕭娘勸我金厄，殷勤更唱新詞”之中。這種用來侑酒的詞，内容自然是尋歡作樂，甚至是庸俗無聊的。
對于文壇上這種因循萎靡的氣象，人民當然是厭惡的。一些有識之士也力圖加以改革。但是傳統的慣力很大，需要幾代人多方面的努力，才可能有所改易，重建起新的風格。仁宗時，政治改革的呼聲高漲，文壇上的革新之風也相應地興起，在詩、詞方面逐漸樹立起宋人的獨特風格。
宋詩的奠基人當推梅堯臣、蘇舜欽和歐陽修。
梅堯臣（一○○二——一○六○年），字聖俞，時稱宛陵先生，安徽宣城人。他一生做小官，家貧，自言是“瘦馬青袍三十載，功名富貴無能取”。他在當時詩名甚著。針對詩壇的纨靡空乏的風氣，梅堯臣提倡一種古淡深遠的新風。他在《讀邵不疑學士詩卷》裏說：“作詩無古今，惟造平淡難”。平淡并不是淺薄，而是要提倡一種“本人情、狀風物”的寫實精神。他曾說：“凡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然後爲至也。”（《宋史》本傳）他主張把“诙嘲刺譏”托之于詩，詩應有所“刺”，有所“美”。在《陶者》一詩中，他說：“陶盡門前土，屋上無片瓦。十指不沾泥，鱗鱗居大廈。”他寫鄉村的富豪，在一年豐收之後，“濫傾新釀酒，包載下江船。女髻銀钗滿，童袍毳氈鮮”（《村豪》），橫行霸道，連地方官吏也不放在眼裏。而終年辛勞的農民，卻是“老叟無衣猶抱孫”（《小村》），“燈前飯何有，白薤露中肥”（《田家》）。官府又逼稅追差，使人民掙紮在死亡的邊緣。貧富的對比構成一幅鮮明的畫圖。詩人懷着深切的同情哀歎說：“嗟哉生計一如此，謬入王民版籍論”。他對自己身爲官吏而爲政無方感到慚愧，願意“卻詠歸去來，刈薪向深谷”。作者以平淡的筆觸，深刻地揭露了人民的痛苦。他的一些寫景詩句也清晰如畫。作爲一個宋詩風格的開創者，梅堯臣的詩有時失于過分樸質、
生硬，過分散文化、議論化，但他所開辟的道路，正是宋詩發生轉折的方向。劉克莊把梅堯臣奉爲宋詩的開山鼻祖，說“宛陵出，然後桑濮之淫哇稍息”，是符合實際的。
與梅堯臣齊名的蘇舜欽（一○○八——一○四八年），字子美，宋都開封人。“少慷慨，有大志”，幾次上書評論時政。他曾由範仲淹薦用，但很快被罷黜，寄寓蘇州，買木石作滄浪亭，“時發憤懑于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宋史》本傳）。他對屈辱的澶淵之盟和西夏的侵掠懷着憤慨的激情。“予生雖儒家，氣欲吞逆羯。斯對不見用，感歎腸胃熱。晝卧書冊中，夢過玉關阙”（《吾聞》）。“何人同國恥，餘憤落搏前”（《有客》）。“願當發冊慮，坐使中國強。蠻夷不敢欺，四海無災殃”（《舟中感懷寄館中諸公》）。把憂國禦侮的忠忱發之于詩，蘇舜欽在兩宋詩人中是最早的一人。對時政的抨擊，他也比梅堯臣更爲大膽和激烈。他的詩雄健豪放，但不免粗糙和生硬的缺點。
歐陽修（一○○七——一○七二年），字永叔，廬陵人。他是宋代散文革新運動的主将。他繼承了韓愈以文爲詩的道路，詩風也一如他的文風，文從字順，清新流暢。他的主要成就是在散文的改革上，但由于他的政治地位較梅、蘇爲高，對詩壇的影響也較大。《石林詩話》說：“歐陽文忠公詩，始矯昆體，專以氣格爲主，故言多平易疏暢”。以文爲詩，能夠自由地發抒作者的思想感情，有平易的優點；但往往“失于直快，傾囷倒廪，無複餘地”，因而損害詩意。所以，《扪虱新話》評論說：“歐陽公詩猶有國初廟人風氣。公能變國朝文格，而不能變詩格。及荊公、蘇、黃輩出，然後詩格極于高古”。
歐陽修也能作詞，但他的詞隻是承襲五代遺風。對詞的形式與題材有所創新的主要人物是柳永。柳永（一○○四——一○五四年）原名三變，字耆卿，福建崇安人。晚年舉仁宗朝進士，但因仕途蹇艾，失意無聊，于是流連坊曲。柳永精通音律，能變舊聲爲新聲，爲樂工歌妓譜寫了大量新樂府。他的《樂章集》裏共收有一百多種詞調，其中絕大部分是他新創的。他還發展了詞體，創爲慢詞。在這之前，從晚唐、五代以來，多行小令。每首的字數在五十八字以下。這時，民間的新樂曲已經大爲發展。柳永向民間音樂吸取營養，創制成篇幅較長的慢詞，字數往往比舊調增加二三倍。短章小令之類，一般隻限于抒情。長調慢詞則除行情外，還可以寫景、叙事，内容大爲豐富。但因此也要求布局緊嚴，段落分明，前後呼應。柳永的詞，正是“層層鋪叙，情景兼融，一筆到底，始終不懈”（夏敬觀《手評樂章集》），表現了組織長篇的卓越才力。柳詞在内容上多寫失意飄零的羁旅行役。雅詞之外，他也寫了不少所謂俚詞，采用大量生動活潑的民間語言，反映中下層居民的生活，因而受到人們的喜愛。所謂“凡有并水飲處即能歌柳詞”（《避暑錄話》），主要是指這種俚詞。但這些作品中有不少是庸俗、猥亵的糟粕，因此柳永也以“淺近卑俗” （王灼語）而爲人所垢病。
對詞的發展有所貢獻的張先，和柳永齊名。柳、張的詞，一方面保持晚唐、五代以來含蓄婉約的特點；另一方面又表現爲淺露，言盡意盡。他們在詞的表達方式、體裁形式方面都帶有某種過渡性質，起着承先啓後的作用。
經過上述諸人的提倡和實踐，宋代的詩、詞進入了繁盛時期。宋詩是在唐詩高度成熟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又有新的開拓，形成鮮明的特色。明、清的一些評論家頗陋薄宋詩，甚至有終宋之世無詩之說（王夫之語）。他們認爲宋詩的弊病在于散文化、議論化。其實這也正是宋詩的特點。散文化不單是矯西昆體繁褥的必要，也是文風趨向平易所必然。議論化也爲詩開拓了一個新境界，使之更直接地反映社會矛盾。杜甫的五言古詩已多議論，但這并沒有妨礙他寫出《赴奉先縣詠懷》等名篇。當然，任何事物超過一定限度，都會走向反面。過分的散文化和議論化，會有損韻律，流于枯澀。就這些方面說，宋詩總是瑕瑜互見的。
政治家王安石，在詩和散文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王安石極重杜詩，推崇杜甫的憂國憂民，“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常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甯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寒飕飕”（《杜甫畫像》）。社甫的這種精神，深爲王安石所歎服。他陋薄李白，說李白雖然“詩語迅快，無疏脫處，然其識見下，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王安石主張文章“務有補于世”，由此出發而論李、杜，因而評價不同。他很推重歐陽修，因爲歐陽修力挽西昆的頹風，與他的文學觀點是一緻的。王安石早年所寫的詩作，主要是古體。詩中較爲廣泛地觸及當時的社會矛盾和政治積弊。包括人民的苦痛（《發廪》、《感事》、《河北民》）、軍事制度（《省兵》）、經濟政策（《寓言》第四首“婚喪孰不供”、《兼并》）、榷茶（《酬王詹叔奉使江南訪茶利害》）、河漕（《和吳禦史汴渠》）、水利（《送宋中道倅洺州》）、鹽政（《收鹽》）、被鎮壓的囚徒（《歎息行》）以及借評論曆史事件與曆史人物來發抒自己的政治見解和抱負。在風格上意氣縱橫，惟意所向，如排山襄陵，略無桎礙。但是，另一方面也因此顯得缺乏含蓄；有時用語險怪，多采故典，對後來的詩風帶來不好的影響。他的晚年在律詩的技巧上力求精嚴，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
《石林詩活》稱贊他的寫景詩“選語用字，間不容發。然意與言合，言随意遠，渾然天成”。有名的《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間，锺山隻隔數重山。春風自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綠”字曾經多次修改，先用“到”，後來改用“過”、“入”、“滿”，都不合意，最後才選用“綠”字，起了畫龍點睛的作用。這說明作者遣詞用句，千錘百煉，态度是很嚴謹的。正如他自己所說：“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王安石晚年的詩，表面上沖淡甯靜，實際上卻涵蘊着“烈士暮年”不能自己的“壯心”。“堯、桀是非時入夢”，“每逢車馬便驚猜”，所表明的正是一種表面平靜所難以掩飾的激情。王安石寫詞不多，但如有名的《桂枝香》“登臨送目”，氣勢渾厚，是公認的佳作。
蘇轼（一○三七——一一○一年），字子瞻，号東坡，四川眉山人。他在詩、詞、散文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蔚爲一代名家。父蘇洵、弟蘇轍，都有文名，一時合稱“三蘇”。慶曆以來，士大夫中談論政治改革是一時的風氣。蘇轼早年也談改革，但是，他所提出的主張，除役法改革外，其餘都很平庸，缺乏政見。在王安石變法時，他認爲是操切生事而予以反對。朱熹評他“分明有兩截的議論”；陳亮也譏他“轉手之間，而兩立論焉”。這是蘇轼的弱點，也是當時一些文人的通病，因爲他反對變法，終神宗之世，都遭到排斥。甚至因他寫詩，語涉譏刺，而被捕入獄，幾乎喪命。元祐以後，保守派執政，他又反對司馬光廢免役而複行差役法，主張較量利害，參用所長，因而又爲保守派所不容。這些都表明了蘇轼在政治上的迂闊和天真。但作爲詩人，他勇于革新，氣勢豪放，取得很大的成功。關心現實與不容于現實，構成蘇轼思想上用世與超世的矛盾，但其基本趨向還是積極的。熙甯九年，蘇轼黜居密州，寫成了有名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他在極度的失意愁怨中發出了“我欲乘風歸去”的浩歎。然而，對生活的熱愛，又使詩人不忍遁世，終于作出了“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的抉擇。蘇轼的詩詞，在思想矛盾中力求解放，用鮮明的浪漫主義構成獨具特色的新聲。
蘇轼的詩，諸體皆工，尤長于七古。沈德潛稱譽他“胸有洪爐，金銀鉛錫，皆歸熔鑄。其筆之超曠，等于天馬脫羁，飛仙遊戲，窮極變幻，而适如意中所欲出”。梅堯臣、蘇舜欽始倡平淡；歐陽修不爲尖新艱險之語，而有從容閑雅之态，開拓了北宋一代詩風。蘇轼不提倡艱險，但要求“新詩如玉雪，出語便新警”。并說：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美理于豪放之外”。這“新意”和“豪放”便是蘇轼作品的特征。蘇轼對詞的發展，功績尤爲巨大。他“一洗绮羅香澤之态，擺脫綢缪宛轉之度”（胡寅《酒邊詞》）。他用寫詩、寫散文的筆法來作詞，不拘守過分嚴格的音律；并且擴大了題材的範圍，使詞能同詩歌、散文一樣，表達複雜的生活和情緻。他采用韓愈所謂的盤空硬語來抒寫他胸中的抑郁，使詞的創作一反傳統的婉約而出現豪放的風格。用硬語代替軟語，用言盡意盡代替半吞半吐，用不滿意代替滿意，這就是豪放派與婉約派的分界線。劉辰翁說：“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大地奇觀”（《辛稼軒詞序》），爲詞的發展開拓了廣闊的道路。但由于他在政治上是保守的，思想上又雜有老、莊消極成分，所作詩詞很少昂揚的情調，連認爲要由關西大漢來唱的《念奴嬌》“大江東去”，最後仍歸結爲“人生如夢”，意境是消沈的。
在蘇轼周圍，集合了黃庭堅、秦觀、晁無咎、陳師道（所謂 “蘇門四學士”）及張來、李廌（合前四人稱爲“六君子”）等人，形成一個詩派。但他們都不拘一格，各有千秋。黃庭堅在詩壇上與蘇轼齊名，他與陳師道同爲江西詩派的鼻祖，予南宋的詩風以巨大的影響。黃庭堅（一○四五——一一○五年）江西分甯人，字魯直，自号山谷道人。他以詩文受知于蘇轼，由于當時的政争，兩次受到貶黜，以至于死。他早年的詩詞，大抵效法歐陽修，平易流暢。晚年風格發生了變化。他在《答洪駒夫書》一文中說：“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爲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于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這些話實際是後來江西詩派的創作綱領。它要求：一是詩文要作到“無一字無來處”；馴至末流，便是在作品中大量堆砌典故。二是要能點鐵成金，即所謂“脫胎換骨”。他還提倡“奇”、 “拗”。“奇”就是以俗爲雅，以故爲新；“拗”就是破棄聲律。總之，是力圖把冷僻的故事、生硬的語彙，運用到詩中，應該用平的地方用厭，故意違拗，以求聲律奇古。拗又有單拗、雙拗、吳體三種。這些都是在于形式上的改變。劉克莊說：黃庭堅“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曆代體制之變，搜獵奇書，穿穴異聞”，“鍛煉勤苦”，“自成一家”，大概是不錯的。黃庭堅所處的時代，朝廷上黨争激烈，政潮起伏不平。他爲了保身，在詩文中故作超脫，專從文字技巧上下工夫。因之，他的詩詞在思想内容上沒有什麽特點。
秦觀的成就主要在詞。他善于刻畫，情韻兼勝，但氣格不高，纖弱無力，在風格上接近于柳永。蘇轼就曾指出：他的《滿庭芳》“山抹微雲”中，“銷魂當此際”句是柳永的詞語。
北宋末年，以宋徽宗、蔡京等爲首的統治集團沉湎于窮侈極奢的享樂之中。這種風氣也給文壇帶來了影響。賀鑄、周邦彥就是這種影響下産生的作者。他們的作品都是滿紙風月。周邦彥的詞，南宋人陳郁說是“二百年來，以樂府獨步”。戈載說：“其意淡遠，其氣渾厚，其音節又複清研和雅，爲詞家之正宗”。近人王國維更說他是“兩宋之間，一人而已”，都不免褒揚過分。周邦彥的詞主要是寫男女之情，隻是較柳永稍爲含蓄。但他精通音律，能自度曲，所制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在詞的格律、法度和型式上有所創制，開南宋姜夔、吳文英等人一派的先聲。
二、南宋的詩詞
北宋亡于女真，南宋避地江南，屈辱苟安。詩人們依據他們的經曆而激起多種的情思：離黍的哀思、飄泊的愁怨、投降的恥辱、光複的壯心，所有這些都發爲詩詞。漢族人民反抗金兵南侵，要求恢複大好河山，成爲南宋一代詩詞的主流。這一時期有成就的詩人，大都或多或少地受過江西詩派的影響，但他們在自己的創作實踐中，部分或全部地擺脫了江西詩派的束縛。
南宋初年的詩人曾兒與江西詩派的淵源根深，但他的詩鳳清淡，詞意明快。他是大詩人陸遊的老師，曾因件秦桧而去職。作家陳與義刻意學杜詩，在藝術技巧與思想内容上都高出于同時代的江西詩派中人。他不滿南宋王朝的逃跑退卻，作品中對淪陷的故鄉寄予無限的深情。南宋初的幾位著名人物嶽飛、張元幹、張孝祥等，都是堅定的抵抗派。嶽飛的《滿江紅》 “怒發沖冠”一首，浩氣凜然，強烈地抒發了抗金報國的雄心壯志，是南宋人民抗金鬥争的精神的凝結。張元幹的《賀新郎》“寄李伯紀丞相”和“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二首，慷慨悲涼，表現了詩人堅貞不屈，反對投降的高尚品格。稍晚的張孝祥，在《六州歌頭》“長淮望斷”裏，以熾熱的情感叙說了人民渴望恢複的激情： “聞道中原遺老，常南望，翠藻霓族。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二張的詞，直接繼承了蘇轼豪放的風格，下開辛棄疾一派的先河。
李清照（一○八四———一五一年）是著名的女詞人，号易安居士，山東濟南人。她的丈夫趙明誠是金石學家。李清照于前輩詞人頗推重秦觀、黃庭堅。她與趙明誠婚後感情非常融洽。金兵南侵破滅了美滿的生活，被迫顛沛南流，趙明誠在赴湖州太守任的道上病死。這以後，李清照隻身飄泊在浙東一帶，晚景十分凄苦。她的詩留下來不多，但《夏日絕句》：“生當作人傑，死亦爲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送胡松年使金》：“願将血淚寄河山，去灑青州一杯土！”以及斷句 “南渡衣冠思王導，北來消息少劉琨”諸作，都表達了她悲憤熱切的憂國傷時的心境。李清照的詞接近正統的婉約派。她認爲詞與詩不同，“詞別是一家”。由于過分地強調詞的音律與婉約的傳統手法，她的詞在題材和思想内容上受到很大的局限，但在技巧上十分純熟，語言藝術上的造詣達到了高峰。她的詞，生動細膩地描繪了她早年真摯的愛情與晚年流落的愁苦。《醉花陰》：“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鮮明的形象，含蓄的感情，達到了婉約詞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聲聲慢》：“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一開始就以七個疊字，用濃重的彩筆渲染出了那種無法排遣的愁苦，真具有大珠小珠落玉盤的美感。李清照的遭遇，也是當時廣大婦女共同的遭遇，因此，雖然她的詞情緒低沉，但感情真切，十分動人。
南宋的詩人，舊來都以尤袤、楊萬裏、範成大和陸遊并稱爲四大家。不過尤表現存的作品，不很相稱。楊萬裏（一一二四———二○六年），自号誠齋，早年學江西詩派，後來轉而師法自然，創爲一種清新活潑、平易流暢的“誠齋體”，寫成了不少反映勞動人民生活和抒發憂國憂民情感的詩篇。範成大（一一二六——一一九三年），号石湖，他出使金國時寫的七十二首七絕，和晚年歸隐石湖時寫的《四時田園雜興》，是他的代表作。其中佳句如“豈是不能扁戶坐，忍寒猶可忍饑難”，确是優秀的作品。
陸遊（一一二五——一二一○年）是南宋傑出詩人，字務觀，号放翁，浙江山陰人。幾時即遇金兵南侵，備受流離遷徙的痛苦。壯年目睹南宋統治者忍恥包羞，強烈要求抗敵複仇，收複失地。他在參加進士考試中，因喜論恢複而受到秦桧的迫害，秦桧死後才被起用。張浚北伐失敗，陸遊也因“交結台谏，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而被罷黜。其後，陸遊宦遊入川，先後入參王炎與範成大的幕府。他懷着以塞上長城自許的雄心，從軍到漢水之濱，“千年史冊恥無名，一片丹心報天子”（《金錯刀行》）。但是，南宋統治集團文恬武嬉，陸遊的熱望不免落空。他隻能作爲一個行吟驢背的詩人，在細雨中的劍門吟哦踯躅。一一七七年，陸遊飽含悲憤地寫下了《關山月》一首：“和戎诏下十五年，将軍不戰空臨邊。朱門沉沉按歌舞，廄馬肥死弓斷弦。戍樓刁鬥催落月，三十從軍今自發。笛裏誰知壯士心？沙頭空照征人骨。中原幹戈古亦聞，豈有逆胡傳子孫？遺民忍死望恢複，幾處今宵垂淚痕！”對恥辱的和議與醉生夢死的統治者發出了有力的控訴。在四川逗留的八年是詩人創作最旺盛的時期。一一七八年，陸遊被召回臨安後，又作過幾任地方官，很不得意，但堅持抗戰的主張則始終不移，最後竟因此受到當政者的忌刻，罷官鄉居。韓任胄當政時期，陸遊曾短期出仕，爲韓托胄撰寫了《南園閱古泉記》一文，頗爲反對派所譏議。其實爲抗金而合作，是無可非議的。八十六歲高齡的陸遊，在臨終前還寫下了七律《示兒》一首，渴望王師北定中原。《示兒》詩情思并勝，傳誦一時，是罕見的名篇。
陸遊諸體皆工而尤長七律，藝術風格雄肆奔放，明朗流暢。劉克莊稱他“記問足以貫通，力量足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陵暴。南渡而下，故當爲一大宗。”他是一個很勤奮的作家，直到老年，還是以“無詩三日卻堪憂”。他所保存下來的詩有九千三百餘首，大部分是抒發愛國的情思。正如靳榮藩《讀陸放翁詩集》所說：“卷中多少英雄恨，不是尋常月露詞”。
和陸遊同時，雄據詞壇、兩相輝映的，是辛棄疾。辛棄疾（一一四○——一二○七年），字幼安，号稼軒，山東濟南人，廿一歲時，曾參加耿京所領導的抗金農民起義軍。南下投宋之後，積極建議恢複。但是，腐敗的南宋統治者，把他視爲所謂“歸正人”，予以歧視和壓制。辛棄疾自青年時領兵抗金，“壯歲施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陸遊稱贊他“管仲蕭何實流亞”，是能文能武的經國之材。然而，卻長期充任無足輕重的地方官，壯志難申。“落日樓頭，斷鴻聲裏，江南遊子。把吳鈎看了，欄幹拍遍，無人會，登臨意。”（《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詩人把他悲歌慷慨、抑郁無聊之氣，一寄之于其詞。一二○四年，他出任鎮江知府，正當韓托胄緊張地籌劃北伐，辛棄疾以廉頗自況，願殺敵報國。他在鎮江府任上積極進行軍事準備，但是很快又被調離，空懷着規複中原的宏願，抑郁而死。
辛棄疾的詞，留傳至今的有六百多首。劉克莊稱贊爲“大聲镗，小聲铿鍧，橫絕六合，掃空萬古”。他繼承和發揚了蘇詞豪放的風格。周密在評論蘇轼和辛棄疾時退蘇進辛，理由是“蘇之自在處，辛偶能到之；辛之當行處，蘇必不能到。二公之詞，不可同日語也”。把不同時代的古人放在一起來比長短，未免勉強。蘇詞首創豪放的風格，其巨大成就是不容否認的。蘇詞的豪放表現爲超逸。辛詞繼承并發揚了蘇詞的傳統，其豪放則表現爲激勵風發；在内容上則緊密聯系國家民族的命運和前途。這是南宋這一特定時代的産物，确是蘇詞所不能及。辛詞也在更大程度上突破了詞體格律的束縛，自由恣肆，語言也豐富生動，“如春雲浮空，卷舒起滅，随所變态，無非可觀”；但過多用典，即有所謂“掉書袋”的缺點。他在詞中往往議論縱橫，也時有議論過甚的毛病，緻有“詞論”之譏（陳模《懷古錄》引潘牥語：“東坡爲詞詩，稼軒爲詞論”）。但是，内容與形式并盛，仍是辛詞的一大特色。
和辛詞風格相同的詞人還有陳亮、劉過和韓元吉等。他們政治思想上的共同特點是堅持抗戰，并因此而受到壓抑和排斥。與之相反，姜夔、吳文英、張炎、周密這一派人則極力回避現實，沉浸于詞本身的藝術追求。這種詞風的産生也是同當時的社會環境密切聯系的。屈辱的對金和約使南宋小朝廷終于穩定了偏安的局面，同時也腐蝕了恢複舊疆的積極精神。舉朝上下都沉醉在苟安旦夕，縱情享樂的風氣之中。林升《題臨安邸》：“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正是南宋統治腐敗靡爛的寫照。在達官貴人的酒宴席上，出現了一批吟風弄月的幫閑文人。姜夔、吳文英就是這批文人的代表。姜夔長于音律。他自制譜曲，無不協律，很講究形式、音律和詞藻的美，上承周邦彥而發展爲後來以音律爲主的格律派。過去評論姜詞說：“古今詞人格調之高，無如白石”（王國維）。“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真詞中之聖也”（戈載）。“南渡一人，千秋論定”（馮煦）。這主要是指他長于音律說的。他的詞句，造語奇警。如“波心蕩，冷月無聲”。“冷香飛上詩句”，“數峰清苦，商略黃昏雨”，也得到人們的贊賞。最負盛名的《暗香》《疏影》，其中說：“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又《同潘德久作明妃詩》：“雖爲胡中婦，隻著漢家衣”。也還是有所寄托的，比起吳文英等人要高明得多。人們批評吳文英的詞說：“夢窗（吳文英号）如七寶樓台，眩人眼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張炎）。“用事下語太晦”（沈義父）。說明他的作品象一個漂亮的肥皂泡，就外表的音律和詞藻看，五光十色，瑰麗非常，思想内容卻十分空虛。爲了強求形式，甚至可以不顧辭義。張炎的父親張樞，“每一作詞，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協，随即改正”。有一次，他發現自己同中有 “瑣窗深”一句中的“深”字不協，便改爲“幽”；還是不協，最後改爲“明”，才算協律。“深”與“明”在意義上是相反的，但爲了協律，便可以任意換置。晚宋的詞家對一個字嚴格到要求辨四聲、五音，分別陰陽，而思想内容則可以置之不顧。在這樣一種形式主義的追求下，詞的生命力也就要完結了。
在詩的領域裏，南宋後期江西詩派進一步風行，詩風頹靡，形式上生硬拗捩，一派衰敗的氣象。永嘉四靈（徐照字靈輝、徐玑字靈淵、翁舒字靈舒、趙師秀字靈秀。他們都是永嘉人）起而反對江西派，但因爲思想内容與藝術功力都比較淺狹，不足以矯正時風。四靈派的推廣，成爲所謂江湖派（陳起能輯諸家詩，題爲《江湖小集·後集》）。這些人都是江湖遊士，品類複雜。其中比較出色的有劉克莊、戴複古、方嶽等。劉克莊在詞上繼承辛派詞人的豪放風格，是南宋後期能獨樹一格的重要詞人。
南宋末年，蒙古南侵，在南宋的危急關頭，文天祥毅然奮起，高舉抵抗的旗幟。他也是一個傑出的詩人。他兵敗被俘後，在《過零丁洋》詩中，慷慨誓言：“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充分顯示了堅貞不屈的英雄氣概。同時的文人如謝妨得、謝翺、汪元量、鄭所南、林景熙等也都和文天祥有共同處。他們的詩，悲憤蒼涼，表現了詩人們的氣節。
三、金元的詩詞和散曲
金元的詩詞，從風格上講，大體上是兩宋詩詞的延續。金初的詩人，多是被拘留的宋朝使者，其中著名的有字文虛中、高士談和吳激等。他們被迫留仕金朝，但又索情故國；不滿忍辱事仇，但又無所作爲，隻是抒發哀思，很少有積極的情緒。
金世宗、章宗時期，黨懷英、趙諷、王庭筠等活躍在詩壇。他們的作品很少觸及社會矛盾，在形式上則大都模仿蘇轼和黃庭堅。劉祁說：“明昌間，作詩尚尖新”。金中葉的詩風基本上是崇尚江西詩派。當時，金和南宋都崇江西詩派，但表現各有不同。金人追求尖新奇峭，南宋崇尚使事用典。換句話說：金人着重于以俗爲雅，而南宋人則以故爲新，各執江西詩派的一技。章宗明昌以後，作家益趨于雕章琢句，追求形式的新巧，呈現一種多華而少實的風氣。科舉考試的文章也要求拘守格法，苟合程式，十分平庸陳腐。趙秉文、楊雲翼出，思有以矯正，于是提倡唐宋古文。金宣宗初年，趙秉文在省試時錄取李獻能。李獻能所作的賦“格律稍疏而詞藻頗麗”，于是舉子大嘩，以爲“大壞文格”。這種文風是與金朝的衰敗相一緻的。
金宣宗南遷以後，一直到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前的一段時期，北方處在戰亂之中，淪于蒙古貴族統治之下。元好問的“喪亂詩”就是這一時期的記錄。元好問（一一九○——一二五七年），字裕之，号遺山，太原秀容人。他的創作生活，前半是随金室南遷汴梁，後半是在蒙古統治下度過。他的詩，“奇崛而絕雕判，巧缛而謝绮麗，五言高古沉郁，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金史》本傳）。他力矯前一時期金詩的形式主義頹風，成爲金元之際北方文壇的一代宗師。他不滿意于江西詩派“奇外無奇更出奇”的風氣，沒有生拗粗犷的毛病，但也沒有完全擺脫江西詩派的影響。他的詩作如《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續小娘歌十首》描繪蒙古軍的肆意俘掠，《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五首》記載了戰火所帶來的毀滅性的破壞，《雁門道中書所見》、《寄趙宜之》反映了兵亂後人民的災難。這些詩暴露社會的黑暗、同情人民疾苦，以渾厚深沉的藝術風格而達到一定的成就，但總的基調仍是消沉的。元好問在汴京被圍時曾爲叛臣崔立撰頌德碑，後來又同張德輝到漠北觐見忽必烈，投降蒙古。金亡之後，山西地方詩人集結在元好問周圍，形成所謂河汾詩派。他們的詩摹仿中晚唐。對金的亡國，懷抱淡淡的留戀，有些詩也表現了對人民痛苦的同情。他們的風景詩，剛健清新，多有佳作。
元朝初年，北方和南方的詩文各自保持原有的特色。北方的作者如劉因、王磐、王恽、鮮于樞等沿着元好問所開辟的道路，學蘇、黃而小變其調，清澹古樸，意盡言盡。南方作家如劉辰翁、方回、戴表元、仇遠、趙孟覜等略變江湖詩派的風格而崇尚晚唐，清麗婉約。他們對蒙古貴族統治下的人民的痛苦有過一些揭露，也隐約地流露出悲涼的故國之思。但總的來說，思想性是薄弱的。成宗元貞、大德以後，北方的元明善、姚燧、馬祖常，南方的袁桷相繼而起，作古詩模仿魏晉，律詩學盛唐，風格清麗猷壯，開始形成南北統一的詩風。稍後的虞集、楊載、範椁和揭傒斯，号爲元代四大家，是當時著名的代表人物。虞集（一二七○——一三四六年），字伯生，蜀郡人，宋亡，留寓在撫州路崇仁。他的詩優裕閑雅，有的作品接近李商隐，格律頗工，而且運用擱熟。所以他自稱自己的詩如“漢廷老吏”。楊載（一二七一——一三二三年），字仲弘，福建浦城人。他認爲詩當取材于漢魏，而音節則以唐爲宗。他的特點是含蓄委婉。範椁（一二七一——一三三○年），字享父，一字德機，臨江路清江人。揭溪斯（一二七四——一三四四年），字曼碩，龍興路富州人。他們二人都受江西詩派的影響，但主要傾向是崇尚晚唐。他們的寫作技巧不及虞集和楊載，但内容題材廣泛，觸及到社會上的某些不合理的現象。
元代徙居中原的各族人，學習漢文化，也湧現出不少運用漢文進行寫作的詩人。貫雲石、馬祖常、薩都刺、丁鶴年、高彥敬、康裏子山、達兼善、雅正卿、斡克莊、魯至道等都頗有時名。回回人薩都刺（一二七二年——？），字天錫，世居雁門。他以寫宮詞著稱，清婉流麗。他的詞也很出色，《滿江紅》“金陵懷古”，沉郁蒼涼，繼承了蘇詞豪放派的風格。
元末農民大起義前夕，社會矛盾日趨尖銳。朱德潤、廼賢等的作品中，對時政的黑暗進行了某些揭露。在大起義戰争中，文士多采遠居避禍的态度。他們雖然對元朝政府有某些不滿，但更害怕人民的反抗鬥争。這一時期中比較著名的詩人有王冕、楊維祯等。王冕的詩，自然質樸，氣骨高奇，風格有時頗似李賀。楊維祯喜作樂府詩，“大率秾麗妖冶，佳處不過長吉、文昌，平處便是傳奇、史斷”。一般來說，他的詩，技巧純熟，内容貧乏。
元代詩壇還出現了一種新的文體“散曲”。散曲是文士作家基于民間的“俗謠俚曲”，又吸收詞的某些特點而形成的文學體裁。元代散曲極爲流行，取得與詩、詞同樣重要的地位。散曲有小令與套數兩種。小令是一個曲牌的小曲，套數是不同曲牌而屬于同一宮調的若幹支曲聯綴成套。明人朱權所編《太和正音譜》，收錄元代散曲作家有一百八十七人，其中不少人是達官顯宦。他們在縱情詩酒之餘，作曲取樂。曲子可由妓女歌唱，内容多是男女私情。也有一些曲是失意文人寄情山水，發抒心中的郁結。如張小山（名可久）、喬夢符（名吉）等人的作品，雖然思緒消沉，但寫物狀景，造語清新，在藝術上取得了不同于詩詞的新成就。一些棄官隐退的文人，飽經仕途的險惡，深知名利場中的醜惡。歸隐之後，在曲中寄寓感慨，也偶有幾句同情人民疾苦的呼聲。如盧疏齋（名摯）、張養浩的某些作品即屬于此類。元末作家劉時中，有《上高監司》套數《端正好》兩套流傳。曲中極其犀利地揭露了吏治黑暗，鈔法敗壞，物價高漲，民不聊生，生動具體地描寫了人民生活的貧困，是散曲中不可多得的佳作。散曲套數是雜劇唱詞的基礎。元代的著名劇作家如關漢卿、馬緻遠、白樸、王實甫等人（見後節），也都是傑出的散曲作家。流傳至今的這些劇作家的套數和小令，是元代散曲中的優秀作品。
畏兀兒族作家貫雲石（小雲石海涯），自号酸齋，曾在兩淮任達魯花赤，精通漢文化，尤長于同曲。歸隐後，作曲甚多，有《酸齋樂府》傳世。一般說來，散曲較詩詞更爲通俗易懂。散曲吸收了西域和女真等民族的曲調，聲腔也更爲豐富新穎。元人楊朝英選錄較好的散曲作品，編成《朝野新聲太平樂府》和《陽春白雪》等曲集。明初人也續有編選。入選的作者，包括一批象貫雲石這樣以漢文作曲的各民族作家。如阿魯威、楊景賢是蒙古人，李直夫、奧敦周卿、蒲察善長等是女真人，阿魯丁、阿裏西瑛、賽景初等是色目人。作家中包括了各民族的文士，這也是元朝散曲的一個特點。
唐代是文學藝術的極盛時期，在許多方面都爲宋代文藝的發展奠立了基礎。唐宋之間，是封建的社會經濟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宋代經濟關系和政治制度的新發展，不能不推動文學藝術也出現新的創造。宋代文藝的發展，大緻經曆了三個階段：（一）宋朝初年，承晚唐五代的靡麗之風，詩尚雕琢，文崇骈俪，文學上陳陳相因，很少新創。（二）仁宗以後，随着政治制度改革的嘗試，文風也有較大的轉變。以歐陽修爲代表的散文作家，上接韓、柳，重又開展了古文運動。散文成爲議論政事的有力武器。詩風也轉而趨于平易，并且由于賦予論議的内容而構成宋詩的特色。五代時興起的詞，原來隻供席上花前，淺斟低唱。由于宋代詞人爲它注入了豐富的思想内容，而使詞一躍成爲與詩文同樣受到重視的文體。現存宋詞，篇逾二萬，作者千人。宋詞彪炳一代，足以與唐詩比美。（三）宋朝南遷以後，抗金救國成爲社會政治生活的主題。詩與詞都以表現這一主題而得到發展。由于南宋城市經濟的發達，适應居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出現了話本與南戲等新文藝，爲小說與戲劇的發展，開拓了道路。
金代詩文并沒有多少新成就，但諸宮調和院本的發達，卻培育了元代的戲劇。元代戲劇創作極爲繁盛，出現了不少思文并茂的名篇巨作，戲劇的發展盛極一時。唐詩、宋詞、元曲（劇）彙為文學史上的三朵名花。
宋元時代，繪畫與書法也具有時代的特色，湧現出不少名垂後世的書家與畫家。
下面簡略叙述宋元時代文學藝術各部門的發展概況。
（一）詩、詞
一、北宋的詩詞
北宋初年，文壇上仍然沿襲着晚唐、五代的頹靡纖麗的風氣。北宋王朝“恩逮于百官惟恐不足，财取于萬民不留其有餘”，官僚、地主奢靡成風。頗有作爲的宰相寇準，有詩雲：“将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搏前聽豔歌。”北宋官僚家中，大都蓄養歌伎，金尊檀闆，縱情享樂。文風的頹靡纖麗正是這種社會風氣在文壇上的反映。
北宋初年，在文壇卓然自立，有所成就的作家是王禹偁。王禹偁（九五四——一○○一年），字元之，山東钜野人。他曾有志于改革弊政，三次遭到貶谪。他的詩文都很爲當時人所推重。趙匡胤稱贊他的文章是 “當今天下獨步”。著名的隐逸詩人林通也推崇說：“縱橫吾宋是黃州”（王禹偁谪居黃州）。詩學白居易，能得其清不得其俗。他的《畲田詞》歌頌勞動者的勤奮，語言平易通俗。當然，他造句也着意雕飾，如“萬壑有聲含晚籁，數峰無語立斜陽”（《村行》），“随船曉月孤輪白，入座晴山數點青”（《再泛吳江》），字斟句酌，得來還是艱辛的。王禹偁晚年寫了一首《點绛唇》：“平生事，此時凝睇，誰會憑欄意”。他平生的政治抱負沒有得到施展，含恨離開了人間。
真宗統治時期，朝廷上出現風靡一時的所謂“西昆體”。歐陽修稱它爲“時文”。楊億、劉筠等文學侍臣在爲皇帝撰寫诏令、編修故事的公餘之暇，作詩酬唱，編爲《西昆酬唱集》。西昆即由此而得名。楊億在序文中說：它是在“曆覽遺篇，研味前作，挹其芳潤，發于希慕”而寫成的。這一流派除楊億、劉筠外，還有錢惟演、丁謂、張詠等十八人。後來有人也把同他們的詩風接近的作家如晏殊、宋庫、文彥博、趙撲等都列入這一派。他們的詩，“大率效李義山之爲，豐富藻麗，不作枯瘦語”（《韻語陽秋》）。肯定這種文體的人說：“西昆派必要多讀經、史、騷、選”（馮舒、馮班《才調集》評語）。《四庫提要》說：“要其取材博贍，練詞精整，非學有根底，亦不能熔鑄變化，自名一家”。但是，這些作家生活狹窄，感情空虛，他們吟詠酬唱隻是爲了消閑解悶，專意于詞藻形式，談不上多少思想内容。大率是尚纖巧，重對偶，而且往往掇取前人作品中的華詞缛藻，流于堆砌。劉攽《中山詩話》載一個故事：西昆派因爲效法李義山，作詩時多剽竊李義山的詩句。有一次内廷設宴，優人扮李義山，衣服敗裂，告人說：“吾爲諸館聀挦扯至此”。聞者大笑。西昆派錢惟演曾作《無題》詩，有句雲：“鄂君繡被朝猶掩，荀令熏爐冷自香”。這與李義山《牡丹》詩：“繡被猶堆越鄂君”，“荀令香爐可待熏”造語雷同，顯然因襲。由此可以窺見西昆體詩作的大概。
宋初，詞也同詩一樣，沿襲晚唐、五代花間派的詞風。著名的詞人晏殊也沒有能擺脫五代绮麗詞風的桎梏。他們把詞當成“娛賓遣興”的作品，所描寫的都是那種在秦樓楚館、酒後歌餘而浮起的春恨秋愁，離情別緒。小不同的是他們的作品比起晚唐、五代的詞人來，用語清麗而不濃豔，含蓄而富韻緻。晏殊的詞，工于選語。他的名句“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屬對工整而又自然，但思想上卻隻是對無可抗拒的流逝時光的懷戀，晏殊是一位富貴宰相，“喜賓客，未嘗一日不宴飲”，消磨在“蕭娘勸我金厄，殷勤更唱新詞”之中。這種用來侑酒的詞，内容自然是尋歡作樂，甚至是庸俗無聊的。
對于文壇上這種因循萎靡的氣象，人民當然是厭惡的。一些有識之士也力圖加以改革。但是傳統的慣力很大，需要幾代人多方面的努力，才可能有所改易，重建起新的風格。仁宗時，政治改革的呼聲高漲，文壇上的革新之風也相應地興起，在詩、詞方面逐漸樹立起宋人的獨特風格。
宋詩的奠基人當推梅堯臣、蘇舜欽和歐陽修。
梅堯臣（一○○二——一○六○年），字聖俞，時稱宛陵先生，安徽宣城人。他一生做小官，家貧，自言是“瘦馬青袍三十載，功名富貴無能取”。他在當時詩名甚著。針對詩壇的纨靡空乏的風氣，梅堯臣提倡一種古淡深遠的新風。他在《讀邵不疑學士詩卷》裏說：“作詩無古今，惟造平淡難”。平淡并不是淺薄，而是要提倡一種“本人情、狀風物”的寫實精神。他曾說：“凡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然後爲至也。”（《宋史》本傳）他主張把“诙嘲刺譏”托之于詩，詩應有所“刺”，有所“美”。在《陶者》一詩中，他說：“陶盡門前土，屋上無片瓦。十指不沾泥，鱗鱗居大廈。”他寫鄉村的富豪，在一年豐收之後，“濫傾新釀酒，包載下江船。女髻銀钗滿，童袍毳氈鮮”（《村豪》），橫行霸道，連地方官吏也不放在眼裏。而終年辛勞的農民，卻是“老叟無衣猶抱孫”（《小村》），“燈前飯何有，白薤露中肥”（《田家》）。官府又逼稅追差，使人民掙紮在死亡的邊緣。貧富的對比構成一幅鮮明的畫圖。詩人懷着深切的同情哀歎說：“嗟哉生計一如此，謬入王民版籍論”。他對自己身爲官吏而爲政無方感到慚愧，願意“卻詠歸去來，刈薪向深谷”。作者以平淡的筆觸，深刻地揭露了人民的痛苦。他的一些寫景詩句也清晰如畫。作爲一個宋詩風格的開創者，梅堯臣的詩有時失于過分樸質、
生硬，過分散文化、議論化，但他所開辟的道路，正是宋詩發生轉折的方向。劉克莊把梅堯臣奉爲宋詩的開山鼻祖，說“宛陵出，然後桑濮之淫哇稍息”，是符合實際的。
與梅堯臣齊名的蘇舜欽（一○○八——一○四八年），字子美，宋都開封人。“少慷慨，有大志”，幾次上書評論時政。他曾由範仲淹薦用，但很快被罷黜，寄寓蘇州，買木石作滄浪亭，“時發憤懑于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宋史》本傳）。他對屈辱的澶淵之盟和西夏的侵掠懷着憤慨的激情。“予生雖儒家，氣欲吞逆羯。斯對不見用，感歎腸胃熱。晝卧書冊中，夢過玉關阙”（《吾聞》）。“何人同國恥，餘憤落搏前”（《有客》）。“願當發冊慮，坐使中國強。蠻夷不敢欺，四海無災殃”（《舟中感懷寄館中諸公》）。把憂國禦侮的忠忱發之于詩，蘇舜欽在兩宋詩人中是最早的一人。對時政的抨擊，他也比梅堯臣更爲大膽和激烈。他的詩雄健豪放，但不免粗糙和生硬的缺點。
歐陽修（一○○七——一○七二年），字永叔，廬陵人。他是宋代散文革新運動的主将。他繼承了韓愈以文爲詩的道路，詩風也一如他的文風，文從字順，清新流暢。他的主要成就是在散文的改革上，但由于他的政治地位較梅、蘇爲高，對詩壇的影響也較大。《石林詩話》說：“歐陽文忠公詩，始矯昆體，專以氣格爲主，故言多平易疏暢”。以文爲詩，能夠自由地發抒作者的思想感情，有平易的優點；但往往“失于直快，傾囷倒廪，無複餘地”，因而損害詩意。所以，《扪虱新話》評論說：“歐陽公詩猶有國初廟人風氣。公能變國朝文格，而不能變詩格。及荊公、蘇、黃輩出，然後詩格極于高古”。
歐陽修也能作詞，但他的詞隻是承襲五代遺風。對詞的形式與題材有所創新的主要人物是柳永。柳永（一○○四——一○五四年）原名三變，字耆卿，福建崇安人。晚年舉仁宗朝進士，但因仕途蹇艾，失意無聊，于是流連坊曲。柳永精通音律，能變舊聲爲新聲，爲樂工歌妓譜寫了大量新樂府。他的《樂章集》裏共收有一百多種詞調，其中絕大部分是他新創的。他還發展了詞體，創爲慢詞。在這之前，從晚唐、五代以來，多行小令。每首的字數在五十八字以下。這時，民間的新樂曲已經大爲發展。柳永向民間音樂吸取營養，創制成篇幅較長的慢詞，字數往往比舊調增加二三倍。短章小令之類，一般隻限于抒情。長調慢詞則除行情外，還可以寫景、叙事，内容大爲豐富。但因此也要求布局緊嚴，段落分明，前後呼應。柳永的詞，正是“層層鋪叙，情景兼融，一筆到底，始終不懈”（夏敬觀《手評樂章集》），表現了組織長篇的卓越才力。柳詞在内容上多寫失意飄零的羁旅行役。雅詞之外，他也寫了不少所謂俚詞，采用大量生動活潑的民間語言，反映中下層居民的生活，因而受到人們的喜愛。所謂“凡有并水飲處即能歌柳詞”（《避暑錄話》），主要是指這種俚詞。但這些作品中有不少是庸俗、猥亵的糟粕，因此柳永也以“淺近卑俗” （王灼語）而爲人所垢病。
對詞的發展有所貢獻的張先，和柳永齊名。柳、張的詞，一方面保持晚唐、五代以來含蓄婉約的特點；另一方面又表現爲淺露，言盡意盡。他們在詞的表達方式、體裁形式方面都帶有某種過渡性質，起着承先啓後的作用。
經過上述諸人的提倡和實踐，宋代的詩、詞進入了繁盛時期。宋詩是在唐詩高度成熟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又有新的開拓，形成鮮明的特色。明、清的一些評論家頗陋薄宋詩，甚至有終宋之世無詩之說（王夫之語）。他們認爲宋詩的弊病在于散文化、議論化。其實這也正是宋詩的特點。散文化不單是矯西昆體繁褥的必要，也是文風趨向平易所必然。議論化也爲詩開拓了一個新境界，使之更直接地反映社會矛盾。杜甫的五言古詩已多議論，但這并沒有妨礙他寫出《赴奉先縣詠懷》等名篇。當然，任何事物超過一定限度，都會走向反面。過分的散文化和議論化，會有損韻律，流于枯澀。就這些方面說，宋詩總是瑕瑜互見的。
政治家王安石，在詩和散文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王安石極重杜詩，推崇杜甫的憂國憂民，“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常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甯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寒飕飕”（《杜甫畫像》）。社甫的這種精神，深爲王安石所歎服。他陋薄李白，說李白雖然“詩語迅快，無疏脫處，然其識見下，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王安石主張文章“務有補于世”，由此出發而論李、杜，因而評價不同。他很推重歐陽修，因爲歐陽修力挽西昆的頹風，與他的文學觀點是一緻的。王安石早年所寫的詩作，主要是古體。詩中較爲廣泛地觸及當時的社會矛盾和政治積弊。包括人民的苦痛（《發廪》、《感事》、《河北民》）、軍事制度（《省兵》）、經濟政策（《寓言》第四首“婚喪孰不供”、《兼并》）、榷茶（《酬王詹叔奉使江南訪茶利害》）、河漕（《和吳禦史汴渠》）、水利（《送宋中道倅洺州》）、鹽政（《收鹽》）、被鎮壓的囚徒（《歎息行》）以及借評論曆史事件與曆史人物來發抒自己的政治見解和抱負。在風格上意氣縱橫，惟意所向，如排山襄陵，略無桎礙。但是，另一方面也因此顯得缺乏含蓄；有時用語險怪，多采故典，對後來的詩風帶來不好的影響。他的晚年在律詩的技巧上力求精嚴，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
《石林詩活》稱贊他的寫景詩“選語用字，間不容發。然意與言合，言随意遠，渾然天成”。有名的《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間，锺山隻隔數重山。春風自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綠”字曾經多次修改，先用“到”，後來改用“過”、“入”、“滿”，都不合意，最後才選用“綠”字，起了畫龍點睛的作用。這說明作者遣詞用句，千錘百煉，态度是很嚴謹的。正如他自己所說：“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王安石晚年的詩，表面上沖淡甯靜，實際上卻涵蘊着“烈士暮年”不能自己的“壯心”。“堯、桀是非時入夢”，“每逢車馬便驚猜”，所表明的正是一種表面平靜所難以掩飾的激情。王安石寫詞不多，但如有名的《桂枝香》“登臨送目”，氣勢渾厚，是公認的佳作。
蘇轼（一○三七——一一○一年），字子瞻，号東坡，四川眉山人。他在詩、詞、散文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蔚爲一代名家。父蘇洵、弟蘇轍，都有文名，一時合稱“三蘇”。慶曆以來，士大夫中談論政治改革是一時的風氣。蘇轼早年也談改革，但是，他所提出的主張，除役法改革外，其餘都很平庸，缺乏政見。在王安石變法時，他認爲是操切生事而予以反對。朱熹評他“分明有兩截的議論”；陳亮也譏他“轉手之間，而兩立論焉”。這是蘇轼的弱點，也是當時一些文人的通病，因爲他反對變法，終神宗之世，都遭到排斥。甚至因他寫詩，語涉譏刺，而被捕入獄，幾乎喪命。元祐以後，保守派執政，他又反對司馬光廢免役而複行差役法，主張較量利害，參用所長，因而又爲保守派所不容。這些都表明了蘇轼在政治上的迂闊和天真。但作爲詩人，他勇于革新，氣勢豪放，取得很大的成功。關心現實與不容于現實，構成蘇轼思想上用世與超世的矛盾，但其基本趨向還是積極的。熙甯九年，蘇轼黜居密州，寫成了有名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他在極度的失意愁怨中發出了“我欲乘風歸去”的浩歎。然而，對生活的熱愛，又使詩人不忍遁世，終于作出了“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的抉擇。蘇轼的詩詞，在思想矛盾中力求解放，用鮮明的浪漫主義構成獨具特色的新聲。
蘇轼的詩，諸體皆工，尤長于七古。沈德潛稱譽他“胸有洪爐，金銀鉛錫，皆歸熔鑄。其筆之超曠，等于天馬脫羁，飛仙遊戲，窮極變幻，而适如意中所欲出”。梅堯臣、蘇舜欽始倡平淡；歐陽修不爲尖新艱險之語，而有從容閑雅之态，開拓了北宋一代詩風。蘇轼不提倡艱險，但要求“新詩如玉雪，出語便新警”。并說：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美理于豪放之外”。這“新意”和“豪放”便是蘇轼作品的特征。蘇轼對詞的發展，功績尤爲巨大。他“一洗绮羅香澤之态，擺脫綢缪宛轉之度”（胡寅《酒邊詞》）。他用寫詩、寫散文的筆法來作詞，不拘守過分嚴格的音律；并且擴大了題材的範圍，使詞能同詩歌、散文一樣，表達複雜的生活和情緻。他采用韓愈所謂的盤空硬語來抒寫他胸中的抑郁，使詞的創作一反傳統的婉約而出現豪放的風格。用硬語代替軟語，用言盡意盡代替半吞半吐，用不滿意代替滿意，這就是豪放派與婉約派的分界線。劉辰翁說：“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大地奇觀”（《辛稼軒詞序》），爲詞的發展開拓了廣闊的道路。但由于他在政治上是保守的，思想上又雜有老、莊消極成分，所作詩詞很少昂揚的情調，連認爲要由關西大漢來唱的《念奴嬌》“大江東去”，最後仍歸結爲“人生如夢”，意境是消沈的。
在蘇轼周圍，集合了黃庭堅、秦觀、晁無咎、陳師道（所謂 “蘇門四學士”）及張來、李廌（合前四人稱爲“六君子”）等人，形成一個詩派。但他們都不拘一格，各有千秋。黃庭堅在詩壇上與蘇轼齊名，他與陳師道同爲江西詩派的鼻祖，予南宋的詩風以巨大的影響。黃庭堅（一○四五——一一○五年）江西分甯人，字魯直，自号山谷道人。他以詩文受知于蘇轼，由于當時的政争，兩次受到貶黜，以至于死。他早年的詩詞，大抵效法歐陽修，平易流暢。晚年風格發生了變化。他在《答洪駒夫書》一文中說：“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爲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于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這些話實際是後來江西詩派的創作綱領。它要求：一是詩文要作到“無一字無來處”；馴至末流，便是在作品中大量堆砌典故。二是要能點鐵成金，即所謂“脫胎換骨”。他還提倡“奇”、 “拗”。“奇”就是以俗爲雅，以故爲新；“拗”就是破棄聲律。總之，是力圖把冷僻的故事、生硬的語彙，運用到詩中，應該用平的地方用厭，故意違拗，以求聲律奇古。拗又有單拗、雙拗、吳體三種。這些都是在于形式上的改變。劉克莊說：黃庭堅“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曆代體制之變，搜獵奇書，穿穴異聞”，“鍛煉勤苦”，“自成一家”，大概是不錯的。黃庭堅所處的時代，朝廷上黨争激烈，政潮起伏不平。他爲了保身，在詩文中故作超脫，專從文字技巧上下工夫。因之，他的詩詞在思想内容上沒有什麽特點。
秦觀的成就主要在詞。他善于刻畫，情韻兼勝，但氣格不高，纖弱無力，在風格上接近于柳永。蘇轼就曾指出：他的《滿庭芳》“山抹微雲”中，“銷魂當此際”句是柳永的詞語。
北宋末年，以宋徽宗、蔡京等爲首的統治集團沉湎于窮侈極奢的享樂之中。這種風氣也給文壇帶來了影響。賀鑄、周邦彥就是這種影響下産生的作者。他們的作品都是滿紙風月。周邦彥的詞，南宋人陳郁說是“二百年來，以樂府獨步”。戈載說：“其意淡遠，其氣渾厚，其音節又複清研和雅，爲詞家之正宗”。近人王國維更說他是“兩宋之間，一人而已”，都不免褒揚過分。周邦彥的詞主要是寫男女之情，隻是較柳永稍爲含蓄。但他精通音律，能自度曲，所制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在詞的格律、法度和型式上有所創制，開南宋姜夔、吳文英等人一派的先聲。
二、南宋的詩詞
北宋亡于女真，南宋避地江南，屈辱苟安。詩人們依據他們的經曆而激起多種的情思：離黍的哀思、飄泊的愁怨、投降的恥辱、光複的壯心，所有這些都發爲詩詞。漢族人民反抗金兵南侵，要求恢複大好河山，成爲南宋一代詩詞的主流。這一時期有成就的詩人，大都或多或少地受過江西詩派的影響，但他們在自己的創作實踐中，部分或全部地擺脫了江西詩派的束縛。
南宋初年的詩人曾兒與江西詩派的淵源根深，但他的詩鳳清淡，詞意明快。他是大詩人陸遊的老師，曾因件秦桧而去職。作家陳與義刻意學杜詩，在藝術技巧與思想内容上都高出于同時代的江西詩派中人。他不滿南宋王朝的逃跑退卻，作品中對淪陷的故鄉寄予無限的深情。南宋初的幾位著名人物嶽飛、張元幹、張孝祥等，都是堅定的抵抗派。嶽飛的《滿江紅》 “怒發沖冠”一首，浩氣凜然，強烈地抒發了抗金報國的雄心壯志，是南宋人民抗金鬥争的精神的凝結。張元幹的《賀新郎》“寄李伯紀丞相”和“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二首，慷慨悲涼，表現了詩人堅貞不屈，反對投降的高尚品格。稍晚的張孝祥，在《六州歌頭》“長淮望斷”裏，以熾熱的情感叙說了人民渴望恢複的激情： “聞道中原遺老，常南望，翠藻霓族。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二張的詞，直接繼承了蘇轼豪放的風格，下開辛棄疾一派的先河。
李清照（一○八四———一五一年）是著名的女詞人，号易安居士，山東濟南人。她的丈夫趙明誠是金石學家。李清照于前輩詞人頗推重秦觀、黃庭堅。她與趙明誠婚後感情非常融洽。金兵南侵破滅了美滿的生活，被迫顛沛南流，趙明誠在赴湖州太守任的道上病死。這以後，李清照隻身飄泊在浙東一帶，晚景十分凄苦。她的詩留下來不多，但《夏日絕句》：“生當作人傑，死亦爲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送胡松年使金》：“願将血淚寄河山，去灑青州一杯土！”以及斷句 “南渡衣冠思王導，北來消息少劉琨”諸作，都表達了她悲憤熱切的憂國傷時的心境。李清照的詞接近正統的婉約派。她認爲詞與詩不同，“詞別是一家”。由于過分地強調詞的音律與婉約的傳統手法，她的詞在題材和思想内容上受到很大的局限，但在技巧上十分純熟，語言藝術上的造詣達到了高峰。她的詞，生動細膩地描繪了她早年真摯的愛情與晚年流落的愁苦。《醉花陰》：“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鮮明的形象，含蓄的感情，達到了婉約詞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聲聲慢》：“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一開始就以七個疊字，用濃重的彩筆渲染出了那種無法排遣的愁苦，真具有大珠小珠落玉盤的美感。李清照的遭遇，也是當時廣大婦女共同的遭遇，因此，雖然她的詞情緒低沉，但感情真切，十分動人。
南宋的詩人，舊來都以尤袤、楊萬裏、範成大和陸遊并稱爲四大家。不過尤表現存的作品，不很相稱。楊萬裏（一一二四———二○六年），自号誠齋，早年學江西詩派，後來轉而師法自然，創爲一種清新活潑、平易流暢的“誠齋體”，寫成了不少反映勞動人民生活和抒發憂國憂民情感的詩篇。範成大（一一二六——一一九三年），号石湖，他出使金國時寫的七十二首七絕，和晚年歸隐石湖時寫的《四時田園雜興》，是他的代表作。其中佳句如“豈是不能扁戶坐，忍寒猶可忍饑難”，确是優秀的作品。
陸遊（一一二五——一二一○年）是南宋傑出詩人，字務觀，号放翁，浙江山陰人。幾時即遇金兵南侵，備受流離遷徙的痛苦。壯年目睹南宋統治者忍恥包羞，強烈要求抗敵複仇，收複失地。他在參加進士考試中，因喜論恢複而受到秦桧的迫害，秦桧死後才被起用。張浚北伐失敗，陸遊也因“交結台谏，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而被罷黜。其後，陸遊宦遊入川，先後入參王炎與範成大的幕府。他懷着以塞上長城自許的雄心，從軍到漢水之濱，“千年史冊恥無名，一片丹心報天子”（《金錯刀行》）。但是，南宋統治集團文恬武嬉，陸遊的熱望不免落空。他隻能作爲一個行吟驢背的詩人，在細雨中的劍門吟哦踯躅。一一七七年，陸遊飽含悲憤地寫下了《關山月》一首：“和戎诏下十五年，将軍不戰空臨邊。朱門沉沉按歌舞，廄馬肥死弓斷弦。戍樓刁鬥催落月，三十從軍今自發。笛裏誰知壯士心？沙頭空照征人骨。中原幹戈古亦聞，豈有逆胡傳子孫？遺民忍死望恢複，幾處今宵垂淚痕！”對恥辱的和議與醉生夢死的統治者發出了有力的控訴。在四川逗留的八年是詩人創作最旺盛的時期。一一七八年，陸遊被召回臨安後，又作過幾任地方官，很不得意，但堅持抗戰的主張則始終不移，最後竟因此受到當政者的忌刻，罷官鄉居。韓任胄當政時期，陸遊曾短期出仕，爲韓托胄撰寫了《南園閱古泉記》一文，頗爲反對派所譏議。其實爲抗金而合作，是無可非議的。八十六歲高齡的陸遊，在臨終前還寫下了七律《示兒》一首，渴望王師北定中原。《示兒》詩情思并勝，傳誦一時，是罕見的名篇。
陸遊諸體皆工而尤長七律，藝術風格雄肆奔放，明朗流暢。劉克莊稱他“記問足以貫通，力量足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陵暴。南渡而下，故當爲一大宗。”他是一個很勤奮的作家，直到老年，還是以“無詩三日卻堪憂”。他所保存下來的詩有九千三百餘首，大部分是抒發愛國的情思。正如靳榮藩《讀陸放翁詩集》所說：“卷中多少英雄恨，不是尋常月露詞”。
和陸遊同時，雄據詞壇、兩相輝映的，是辛棄疾。辛棄疾（一一四○——一二○七年），字幼安，号稼軒，山東濟南人，廿一歲時，曾參加耿京所領導的抗金農民起義軍。南下投宋之後，積極建議恢複。但是，腐敗的南宋統治者，把他視爲所謂“歸正人”，予以歧視和壓制。辛棄疾自青年時領兵抗金，“壯歲施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陸遊稱贊他“管仲蕭何實流亞”，是能文能武的經國之材。然而，卻長期充任無足輕重的地方官，壯志難申。“落日樓頭，斷鴻聲裏，江南遊子。把吳鈎看了，欄幹拍遍，無人會，登臨意。”（《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詩人把他悲歌慷慨、抑郁無聊之氣，一寄之于其詞。一二○四年，他出任鎮江知府，正當韓托胄緊張地籌劃北伐，辛棄疾以廉頗自況，願殺敵報國。他在鎮江府任上積極進行軍事準備，但是很快又被調離，空懷着規複中原的宏願，抑郁而死。
辛棄疾的詞，留傳至今的有六百多首。劉克莊稱贊爲“大聲镗，小聲铿鍧，橫絕六合，掃空萬古”。他繼承和發揚了蘇詞豪放的風格。周密在評論蘇轼和辛棄疾時退蘇進辛，理由是“蘇之自在處，辛偶能到之；辛之當行處，蘇必不能到。二公之詞，不可同日語也”。把不同時代的古人放在一起來比長短，未免勉強。蘇詞首創豪放的風格，其巨大成就是不容否認的。蘇詞的豪放表現爲超逸。辛詞繼承并發揚了蘇詞的傳統，其豪放則表現爲激勵風發；在内容上則緊密聯系國家民族的命運和前途。這是南宋這一特定時代的産物，确是蘇詞所不能及。辛詞也在更大程度上突破了詞體格律的束縛，自由恣肆，語言也豐富生動，“如春雲浮空，卷舒起滅，随所變态，無非可觀”；但過多用典，即有所謂“掉書袋”的缺點。他在詞中往往議論縱橫，也時有議論過甚的毛病，緻有“詞論”之譏（陳模《懷古錄》引潘牥語：“東坡爲詞詩，稼軒爲詞論”）。但是，内容與形式并盛，仍是辛詞的一大特色。
和辛詞風格相同的詞人還有陳亮、劉過和韓元吉等。他們政治思想上的共同特點是堅持抗戰，并因此而受到壓抑和排斥。與之相反，姜夔、吳文英、張炎、周密這一派人則極力回避現實，沉浸于詞本身的藝術追求。這種詞風的産生也是同當時的社會環境密切聯系的。屈辱的對金和約使南宋小朝廷終于穩定了偏安的局面，同時也腐蝕了恢複舊疆的積極精神。舉朝上下都沉醉在苟安旦夕，縱情享樂的風氣之中。林升《題臨安邸》：“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正是南宋統治腐敗靡爛的寫照。在達官貴人的酒宴席上，出現了一批吟風弄月的幫閑文人。姜夔、吳文英就是這批文人的代表。姜夔長于音律。他自制譜曲，無不協律，很講究形式、音律和詞藻的美，上承周邦彥而發展爲後來以音律爲主的格律派。過去評論姜詞說：“古今詞人格調之高，無如白石”（王國維）。“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真詞中之聖也”（戈載）。“南渡一人，千秋論定”（馮煦）。這主要是指他長于音律說的。他的詞句，造語奇警。如“波心蕩，冷月無聲”。“冷香飛上詩句”，“數峰清苦，商略黃昏雨”，也得到人們的贊賞。最負盛名的《暗香》《疏影》，其中說：“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又《同潘德久作明妃詩》：“雖爲胡中婦，隻著漢家衣”。也還是有所寄托的，比起吳文英等人要高明得多。人們批評吳文英的詞說：“夢窗（吳文英号）如七寶樓台，眩人眼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張炎）。“用事下語太晦”（沈義父）。說明他的作品象一個漂亮的肥皂泡，就外表的音律和詞藻看，五光十色，瑰麗非常，思想内容卻十分空虛。爲了強求形式，甚至可以不顧辭義。張炎的父親張樞，“每一作詞，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協，随即改正”。有一次，他發現自己同中有 “瑣窗深”一句中的“深”字不協，便改爲“幽”；還是不協，最後改爲“明”，才算協律。“深”與“明”在意義上是相反的，但爲了協律，便可以任意換置。晚宋的詞家對一個字嚴格到要求辨四聲、五音，分別陰陽，而思想内容則可以置之不顧。在這樣一種形式主義的追求下，詞的生命力也就要完結了。
在詩的領域裏，南宋後期江西詩派進一步風行，詩風頹靡，形式上生硬拗捩，一派衰敗的氣象。永嘉四靈（徐照字靈輝、徐玑字靈淵、翁舒字靈舒、趙師秀字靈秀。他們都是永嘉人）起而反對江西派，但因爲思想内容與藝術功力都比較淺狹，不足以矯正時風。四靈派的推廣，成爲所謂江湖派（陳起能輯諸家詩，題爲《江湖小集·後集》）。這些人都是江湖遊士，品類複雜。其中比較出色的有劉克莊、戴複古、方嶽等。劉克莊在詞上繼承辛派詞人的豪放風格，是南宋後期能獨樹一格的重要詞人。
南宋末年，蒙古南侵，在南宋的危急關頭，文天祥毅然奮起，高舉抵抗的旗幟。他也是一個傑出的詩人。他兵敗被俘後，在《過零丁洋》詩中，慷慨誓言：“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充分顯示了堅貞不屈的英雄氣概。同時的文人如謝妨得、謝翺、汪元量、鄭所南、林景熙等也都和文天祥有共同處。他們的詩，悲憤蒼涼，表現了詩人們的氣節。
三、金元的詩詞和散曲
金元的詩詞，從風格上講，大體上是兩宋詩詞的延續。金初的詩人，多是被拘留的宋朝使者，其中著名的有字文虛中、高士談和吳激等。他們被迫留仕金朝，但又索情故國；不滿忍辱事仇，但又無所作爲，隻是抒發哀思，很少有積極的情緒。
金世宗、章宗時期，黨懷英、趙諷、王庭筠等活躍在詩壇。他們的作品很少觸及社會矛盾，在形式上則大都模仿蘇轼和黃庭堅。劉祁說：“明昌間，作詩尚尖新”。金中葉的詩風基本上是崇尚江西詩派。當時，金和南宋都崇江西詩派，但表現各有不同。金人追求尖新奇峭，南宋崇尚使事用典。換句話說：金人着重于以俗爲雅，而南宋人則以故爲新，各執江西詩派的一技。章宗明昌以後，作家益趨于雕章琢句，追求形式的新巧，呈現一種多華而少實的風氣。科舉考試的文章也要求拘守格法，苟合程式，十分平庸陳腐。趙秉文、楊雲翼出，思有以矯正，于是提倡唐宋古文。金宣宗初年，趙秉文在省試時錄取李獻能。李獻能所作的賦“格律稍疏而詞藻頗麗”，于是舉子大嘩，以爲“大壞文格”。這種文風是與金朝的衰敗相一緻的。
金宣宗南遷以後，一直到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前的一段時期，北方處在戰亂之中，淪于蒙古貴族統治之下。元好問的“喪亂詩”就是這一時期的記錄。元好問（一一九○——一二五七年），字裕之，号遺山，太原秀容人。他的創作生活，前半是随金室南遷汴梁，後半是在蒙古統治下度過。他的詩，“奇崛而絕雕判，巧缛而謝绮麗，五言高古沉郁，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金史》本傳）。他力矯前一時期金詩的形式主義頹風，成爲金元之際北方文壇的一代宗師。他不滿意于江西詩派“奇外無奇更出奇”的風氣，沒有生拗粗犷的毛病，但也沒有完全擺脫江西詩派的影響。他的詩作如《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續小娘歌十首》描繪蒙古軍的肆意俘掠，《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五首》記載了戰火所帶來的毀滅性的破壞，《雁門道中書所見》、《寄趙宜之》反映了兵亂後人民的災難。這些詩暴露社會的黑暗、同情人民疾苦，以渾厚深沉的藝術風格而達到一定的成就，但總的基調仍是消沉的。元好問在汴京被圍時曾爲叛臣崔立撰頌德碑，後來又同張德輝到漠北觐見忽必烈，投降蒙古。金亡之後，山西地方詩人集結在元好問周圍，形成所謂河汾詩派。他們的詩摹仿中晚唐。對金的亡國，懷抱淡淡的留戀，有些詩也表現了對人民痛苦的同情。他們的風景詩，剛健清新，多有佳作。
元朝初年，北方和南方的詩文各自保持原有的特色。北方的作者如劉因、王磐、王恽、鮮于樞等沿着元好問所開辟的道路，學蘇、黃而小變其調，清澹古樸，意盡言盡。南方作家如劉辰翁、方回、戴表元、仇遠、趙孟覜等略變江湖詩派的風格而崇尚晚唐，清麗婉約。他們對蒙古貴族統治下的人民的痛苦有過一些揭露，也隐約地流露出悲涼的故國之思。但總的來說，思想性是薄弱的。成宗元貞、大德以後，北方的元明善、姚燧、馬祖常，南方的袁桷相繼而起，作古詩模仿魏晉，律詩學盛唐，風格清麗猷壯，開始形成南北統一的詩風。稍後的虞集、楊載、範椁和揭傒斯，号爲元代四大家，是當時著名的代表人物。虞集（一二七○——一三四六年），字伯生，蜀郡人，宋亡，留寓在撫州路崇仁。他的詩優裕閑雅，有的作品接近李商隐，格律頗工，而且運用擱熟。所以他自稱自己的詩如“漢廷老吏”。楊載（一二七一——一三二三年），字仲弘，福建浦城人。他認爲詩當取材于漢魏，而音節則以唐爲宗。他的特點是含蓄委婉。範椁（一二七一——一三三○年），字享父，一字德機，臨江路清江人。揭溪斯（一二七四——一三四四年），字曼碩，龍興路富州人。他們二人都受江西詩派的影響，但主要傾向是崇尚晚唐。他們的寫作技巧不及虞集和楊載，但内容題材廣泛，觸及到社會上的某些不合理的現象。
元代徙居中原的各族人，學習漢文化，也湧現出不少運用漢文進行寫作的詩人。貫雲石、馬祖常、薩都刺、丁鶴年、高彥敬、康裏子山、達兼善、雅正卿、斡克莊、魯至道等都頗有時名。回回人薩都刺（一二七二年——？），字天錫，世居雁門。他以寫宮詞著稱，清婉流麗。他的詞也很出色，《滿江紅》“金陵懷古”，沉郁蒼涼，繼承了蘇詞豪放派的風格。
元末農民大起義前夕，社會矛盾日趨尖銳。朱德潤、廼賢等的作品中，對時政的黑暗進行了某些揭露。在大起義戰争中，文士多采遠居避禍的态度。他們雖然對元朝政府有某些不滿，但更害怕人民的反抗鬥争。這一時期中比較著名的詩人有王冕、楊維祯等。王冕的詩，自然質樸，氣骨高奇，風格有時頗似李賀。楊維祯喜作樂府詩，“大率秾麗妖冶，佳處不過長吉、文昌，平處便是傳奇、史斷”。一般來說，他的詩，技巧純熟，内容貧乏。
元代詩壇還出現了一種新的文體“散曲”。散曲是文士作家基于民間的“俗謠俚曲”，又吸收詞的某些特點而形成的文學體裁。元代散曲極爲流行，取得與詩、詞同樣重要的地位。散曲有小令與套數兩種。小令是一個曲牌的小曲，套數是不同曲牌而屬于同一宮調的若幹支曲聯綴成套。明人朱權所編《太和正音譜》，收錄元代散曲作家有一百八十七人，其中不少人是達官顯宦。他們在縱情詩酒之餘，作曲取樂。曲子可由妓女歌唱，内容多是男女私情。也有一些曲是失意文人寄情山水，發抒心中的郁結。如張小山（名可久）、喬夢符（名吉）等人的作品，雖然思緒消沉，但寫物狀景，造語清新，在藝術上取得了不同于詩詞的新成就。一些棄官隐退的文人，飽經仕途的險惡，深知名利場中的醜惡。歸隐之後，在曲中寄寓感慨，也偶有幾句同情人民疾苦的呼聲。如盧疏齋（名摯）、張養浩的某些作品即屬于此類。元末作家劉時中，有《上高監司》套數《端正好》兩套流傳。曲中極其犀利地揭露了吏治黑暗，鈔法敗壞，物價高漲，民不聊生，生動具體地描寫了人民生活的貧困，是散曲中不可多得的佳作。散曲套數是雜劇唱詞的基礎。元代的著名劇作家如關漢卿、馬緻遠、白樸、王實甫等人（見後節），也都是傑出的散曲作家。流傳至今的這些劇作家的套數和小令，是元代散曲中的優秀作品。
畏兀兒族作家貫雲石（小雲石海涯），自号酸齋，曾在兩淮任達魯花赤，精通漢文化，尤長于同曲。歸隐後，作曲甚多，有《酸齋樂府》傳世。一般說來，散曲較詩詞更爲通俗易懂。散曲吸收了西域和女真等民族的曲調，聲腔也更爲豐富新穎。元人楊朝英選錄較好的散曲作品，編成《朝野新聲太平樂府》和《陽春白雪》等曲集。明初人也續有編選。入選的作者，包括一批象貫雲石這樣以漢文作曲的各民族作家。如阿魯威、楊景賢是蒙古人，李直夫、奧敦周卿、蒲察善長等是女真人，阿魯丁、阿裏西瑛、賽景初等是色目人。作家中包括了各民族的文士，這也是元朝散曲的一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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