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戰爭不斷與吏治的腐敗

第三節 對外戰爭的繼續與吏治的腐敗


　　乾隆帝在位六十年，是康熙帝以後統治時期最長的皇帝。在他退位以前的二十多年間，統治機構由腐敗而漸趨于腐朽，清王朝逐漸進入了衰敗時期。

　　以武功自诩的乾隆帝，在侵緬戰争失敗後，又在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發兵侵入安南，鎮壓安南人民的起義。清軍遭到失敗，損失慘重。由于西藏内部的糾紛，又招緻了清朝與廓爾喀的戰争。乾隆帝在戰勝廓爾喀後，在西藏地區确立了各項制度，使這一邊境地區得以安谧，是他退位前對清王朝的最後一個貢獻。

　　乾隆帝統治時期，清皇室揮霍無度，早已成爲最大的貪婪集團。乾隆帝晚年信用大學士和珅秉政，形成了以和珅為首的官員貪污網。自朝臣至地方官員，競相搜括，以貪賄爲能事。各地自督撫以下的貪污大案不斷發生。乾隆帝雖然陸續處置了大批觸法的官吏，卻無法遏止普遍形成的貪風。自省縣至鄉裏，吏治腐敗，貪賂公行，清政府自上而下，日益腐爛了。

　　不堪忍受嚴酷盤剝的各地民衆，醞釀着推翻清王朝的鬥争。甘肅和台灣相繼爆發了人民起義，預示着更大的風暴就要來臨。

　　（一）對鄰國的戰争與英國使團的來使

　　

　　一、對安南的戰争

　　一四二八年，安南黎利建立黎氏王朝。一五二七年，權臣莫登庸篡位。一五九二年，貴族鄭松從清化出兵攻占■龍（今河内），立黎維潭爲王，政權掌握在鄭氏手中。鄭氏派往鎮守順化的阮潢，逐步控制了南方，與鄭氏對峙，形成了南北分裂割據的局面。從一六二七年至一六七二年，鄭氏與阮氏先後進行了七次大戰，在安南造成了嚴重的災難。

　　一六六六年，鄭氏用黎維禧的名義，把南明永曆王朝頒發的敕印送繳清朝。次年，康熙帝封黎維禧爲安南國王。一七七一年，阮文嶽、阮文呂、阮文惠三兄弟在歸仁府西山村領導農民起義，推翻了當地政權。一七八五年打退了暹羅侵略軍，消滅了南方統治者阮福映的軍隊，控制了安南南方地區。一七八六年揮軍北上，直搗■龍。國王黎維祁于一七八七年潛逃。黎維祁母、妻及宗族二百人，逃往廣西太平府龍州邊界。清兩廣總督報告朝廷。乾隆帝認爲，百餘年來，黎氏王朝朝貢不絕，清朝有“興滅繼絕”的義務。遂派兩廣總督孫士毅率兵一萬二千人，雲南提督烏大經率兵八千人，并糾集黎氏王朝殘餘勢力鎮壓安南農民起義。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十月末，孫士毅和提督許世亨的部隊出廣西鎮南關，直奔北甯，渡過富良江（即紅河），于十一月十九日占領■龍，黎氏族人出迎。黎維祁也在夜半求見清軍統帥，孫士毅傳乾隆帝谕，封黎維祁爲安南國王。

　　在清軍侵入北甯時，安南農民起義軍吳文楚部轉移到甯平和清化交界的三叠山。十一月二十五日，阮文惠率領部隊北上，反攻入侵清軍。沿途農民紛紛參軍，到義安時，已經組成一支十萬人的大軍，配備大象一百頭。阮文惠到達三叠山與吳文楚研究敵情後，斷言：“他們（清軍）來到這裏是自尋死路而已。這次我親臨指揮，攻守之計已定，不消十天功夫，就可以打退清軍。”阮文惠部署軍隊，準備一舉殲滅清軍。孫士毅在■龍毫無戒備，正在策劃侵略南方，俘獲阮文惠，向乾隆帝報功。清軍官兵都忙着籌辦筵席，飲酒作樂，歡度春節。除夕之夜，農民起義軍秘密運動到■龍前線，清軍并未察覺。當阮文惠指揮軍隊突然進攻時，英勇的農民起義軍戰士沖鋒陷陣，大象載炮投入戰鬥。清軍驚慌失措，自相踐踏。在混亂中，黎維祁首先攜帶家屬逃竄。孫士毅在親兵掩護下，慌忙撤退，渡過富良江後，便拆斷浮橋逃命。在南岸的提督許世亨、總兵張朝龍等官兵夫役萬餘人，或被農民起義軍擊斃，或是落水淹死。孫士毅在鎮南關，收容逃回的官兵，不到清軍總額的一半，大量的糧械火藥丢失殆盡。從雲南開化廳馬白關出兵，侵入安南宣化鎮的烏大經部，遭到農民起義軍反擊後，也倉慌逃回國内。清朝侵略軍損兵折将，狼狽不堪，受到了安南農民的懲罰。

　　阮文惠領導安南農民打退了清朝侵略軍，保衛了農民起義的勝利果實和國家主權。但他并不願繼續與清朝爲敵，因而派侄阮光顯“赍表入貢”。阮文惠改名阮光平，于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親自到北京祝賀乾隆帝的八十壽辰，乾隆帝封他爲安南國王。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阮文惠病死。一八○二年（嘉慶七年），安南南方貴族阮福映攻陷■龍，受清封爲越南國王。

　　

　　二、對尼泊爾的戰争

　　尼泊爾自一四八二年以後，巴德岡王國、帕坦王國和加德滿都王國并立。一七三一年分別向清朝貢獻金葉表文。一七六八年廓爾喀族沙阿家族的普裏維·納拉揚攻占加德滿都，登上尼泊爾王位，并統一了全國。因此，清朝稱尼泊爾爲廓爾喀。

　　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班禅額爾德尼在北京病死，其兄仲巴胡圖克圖獨占他的大量财物，弟舍瑪爾巴憤恨不平，逃往尼泊爾，挑撥廓爾喀與西藏的關系，陰謀奪取仲巴财産。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廓爾喀王朝借口西藏商稅增額、食鹽糅土，由巴哈杜爾·沙阿派達莫達爾潘德率領尼泊爾軍隊，從聶拉木侵入西藏，并圍攻堅守協噶爾宗的西藏軍隊。清廷命四川總督鄂輝、成都将軍成德增援，但他們都按兵不戰。清駐藏查辦官員、侍衛巴忠密令西藏堪布私自與廓爾喀議和，許歲币銀五萬兩。達賴喇嘛反對，巴忠不理，遂與廓爾喀私訂和約。廓爾喀退兵，巴忠向清朝謊報得勝，又勸說廓爾喀遣使朝貢，受封爲國王。一七九一年（乾隆五十六年），廓爾喀因西藏沒有繳納歲币，派步兵數千人，從聶拉木大舉進攻西藏地方。駐藏大臣保泰張慌失措，趕快把班禅轉移到前藏，并奏請遷移達賴到西甯，班禅到泰甯暫住。仲巴早已聞風攜帶資财先逃，喇嘛濟仲紮蒼乘機造謠說，占蔔不宜作戰，動搖人心，藏軍潰敗。廓爾喀兵大掠紮什倫布寺，震動了西藏地方，達賴和班禅急速向清朝報告戰争形勢，請求增援。

　　這時，在熱河扈駕的侍衛巴忠聽到消息，畏罪自殺；駐藏大臣保泰被定罪，枷于軍前。乾隆帝任命福康安爲将軍，海蘭察爲參贊，調索倫兵二千人、金川土屯兵五千人，進軍西藏，反擊廓爾喀侵略軍。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二月，福康安等從青海草地進後藏，閏四月會合西藏官兵三千人進軍，五月侵入西藏境内的廓爾喀兵敗走，六月清軍向廓爾喀境内進軍。領隊大臣成德、岱森保爲左路，總兵諸神保爲右路，中路爲主力部隊。海蘭察率領三隊前進，福康安帶領二隊跟進。海蘭察在鐵索橋（距濟隴八十裏）上遊，結筏搶渡；福康安在鐵索橋處造橋奪卡，合攻廓爾喀兵，追擊一百六十裏至協布魯，又前進一百數十裏至東覺嶺，兩崖壁立，中隔橫河，水深流急，清軍分兵在上下遊搶渡，才通過這一險要地方。六月初九日至雍雅山，廓爾喀王朝感到驚慌，遣使到清軍營議和。福康安置之不理，繼續進攻，六戰六捷，侵入廓爾喀國境七百裏，到達納瓦科特，距國都陽布（加德滿都）僅一日路程。廓爾喀派兵十營，固守山嶺，堅決抵抗。八月初，清軍冒雨上山二十裏，在陡險地方，遭到廓爾喀軍滾木雷石的沖擊。廓爾喀兵乘勢三路反擊，清軍且戰且退，損失很大。海蘭察、額勒登保等督師力戰，才穩住陣腳。

　　廓爾喀雖擋住清軍的進攻，但大軍壓境，國都仍處于危險地位，因此再次遣使與清軍議和。清軍遭到挫敗後，感到進軍國都非常艱難，并且到八月底大雪封山，全軍則處于危險境地，便與廓爾喀議定和約：宣布巴忠私訂的協議書作廢；廓爾喀歸還在西藏掠奪的财寶，包括金塔頂、金冊印等，以及俘擄的人丁；并交出沙瑪爾巴的屍體；還規定尼泊爾每五年向清朝朝貢一次。清軍退出廓爾喀領土，戰争結束。

　　中尼戰争中，英屬印度總督康沃利斯勳爵曾派遣柯克帕特裏克使團趕到加德滿都，名爲援助，實際是要乘機控制尼泊爾，進而侵略西藏地方。中尼迅速達成和議，英國殖民者這個陰謀才未能實現。

　　

　　三、英國使團來使

　　清初，英國商船主要在鄭成功父子統治的廈門和台灣，與中國貿易。康熙帝開放海禁後，英商在廣州設立商館。乾隆時，英國商船主要在廣州貿易。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英國總商喀喇生與通事洪任輝，向甯紹台道申請在甯波貿易。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帝诏谕封閉各地口岸，隻準外商在廣州一處通商。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洪任輝到天津，向清廷告發粵海關勒索外商，并再要求在甯波貿易。乾隆帝派員查核，将粵海關監督李永标革職，又谕英商不準去甯波貿易。這時，英國經過産業革命，日益成爲資本主義工業強國，以東印度公司爲據點，不斷侵入東方，擴展商品市場。據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的統計，進入廣州的西方商船共五十九隻，其中英國船四十六隻，居各國之首。

　　一七八七年（乾隆五十二年），英國國王曾應東印度公司的請求，派遣查爾茲·凱斯卡爾特爲使臣，來中國交涉通商事務，使臣在途中病死。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國派出以馬戛爾尼（Gtorge Lord Ma- cartney）爲首的龐大使團，以祝賀乾隆帝八十三歲壽辰爲名前來中國，以探聽中國内部情況，謀取商務利益與各項特權。

　　全權特使馬戛爾尼勳爵在英國統治集團中是個有聲望的人物，他在印度擔任過重要職務，曾任駐俄國彼得堡公使，簽訂英俄通商條約，後來又被推薦爲孟加拉總督，辭不就任。在他出使中國的使團随員中，還有秘書喬治·斯當東爵士（兼代缺席時的全權特使）、使團衛隊司令官本松上校以及醫生、機械技師、測繪員、畫家等；另有炮兵、步兵、工匠、仆役等，使團全體人員共一百三十五人。分乘裝有六十四門大炮的“獅子”号兵船和“印度斯坦”号、“豺狼”号海船，配備水手、官兵六百五十人。使團帶有精心選購的天文地理儀器、樂器、鍾表、器用、圖象、毯■、車輛、軍器、船隻模型等禮品。使團的開支和禮品費用都由東印度公司負擔。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使團從樸次茅斯港出發，繞過南美洲，于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到大沽口。清廷派長蘆鹽政瑞征接待，直隸總督梁肯堂親自迎接。使團于八月二十一日到北京，九月二日去熱河行宮，十四日乾隆帝在萬樹園禦帷接見特使和秘書，并設宴招待。随後由大學士和■、福康安等陪同遊覽萬樹園，爲乾隆帝祝壽，觀劇，二十一日起程回京。十月三日，清朝頒賜國書和禮品，示意使團回國。馬戛爾尼匆忙開具說帖，提出六條要求： “第一，請中國允許英國商船在珠山（舟山）、甯波、天津等處登岸，經營商業；第二，請中國按照從前俄國商人在中國通商之例，允許英國商人在北京設一洋行，買賣貨物；第三，請于珠山附近劃一未經設防之小島，歸英國商人使用，以便英國商船到彼即行收歇，存放一切貨物，且可居住商人；第四，請于廣州附近得一同樣之權利，且聽英國商人自由往來，不加禁止；第五，凡英國商貨，自澳門運往廣州者，請特別優待，賜予免稅。如不能盡免，請依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之稅律，從寬減稅；第六，請允許英國商船，按照中國所定之稅率切實上稅，不在稅率之外，另行征收。并請将中國所定稅率錄賜一份，以便遵行。”（馬戛爾尼：《乾隆英使觐見記》中卷）乾隆帝頒發國書，對這些無理要求逐條駁斥，并對英國提出在舟（珠）山劃一海島及廣州附近之地歸英商使用等節，嚴肅指出：“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即島嶼沙洲，亦必劃界分疆，各有專屬。況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貨物者，亦不僅爾英吉利一國，若別國紛紛效尤，懇請賞給地方居住買賣之人，豈能各應所求。且天朝亦無此體制，此事尤不便準行。”（《高宗實錄》卷一四三五）乾隆帝看到英國有侵占領土的企圖，随即通令沿海督撫戒備，說“今該國有欲撥給近海地方貿易之語，則海疆一帶營汛，不特整饬軍容，并宜預籌防備。即如甯波之珠山等處海島，及附近澳門島嶼，皆當相度形勢，先事圖維，毋任英吉利夷人潛行占據。”（《廣東海防彙覽》卷二十二）又在給英王國書中警告說：“若經此次詳谕之後，爾國王或誤聽爾下人之言，任從夷商将貨船駛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嚴，……當立時驅逐出洋。”

　　十月七日，馬戛爾尼使團從北京出發，由軍機大臣松筠伴送，沿運河南下，再經浙江、江西、廣東等省，于一七九四年一月十日自廣州回國。

　　馬戛爾尼使團此行，雖然未能實現對清朝的各項要求，卻由此探察了中國軍事、政治和社會情況。他向英國政府提供了中國各方面的資料，并認爲中國停滞不前，對世界民族知識貧乏，寬衣大袖的軍隊未受過軍事教育，武器也還是刀槍弓箭。預言英國将能在中國未來的變化中獲得利益。作爲英國侵華先驅的使團，爲英國以後武裝侵略中國提供了依據。

　　馬戛爾尼在熱河觐見乾隆帝時，曾因朝見禮儀發生交涉。清廷堅持要英使行跪拜禮以維護“天朝尊嚴”，馬戛爾尼作爲英國特使，拒不跪拜。最後，許以單膝下跪的見英皇禮觐見。乾隆帝在接待英國使團和對英使無理要求的批駁中，表現了昧于世界形勢，以“天朝”自居的保守性，也表現了對英國侵略企圖的必要的警惕性。他已模糊地感到，力求侵入中國領土的這個海上之邦，已不同于他所謂的“蕞爾小夷”，而将是難于應付的對手。

　　

　　（二）西藏制度的改訂

　　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雍正帝封頗羅鼐爲郡王，兼管前後藏政務，留駐川陝兵兩千人（後減爲五百人）。頗羅鼐執政二十年間，西藏在清廷統治下，大體保持着穩定的局勢。一七四七年（乾隆十二年）頗羅鼐去世，次子珠爾默特那木紮勒襲封郡王，與七世達賴不和，并反對駐藏大臣紀山，奏請撤出駐藏軍隊，又刺殺在阿裏地區的長兄策布登，以防清廷倚任分權。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乾隆帝偵知珠爾默特與準噶爾部聯絡，任命傅清和拉布敦爲駐藏大臣進藏，伺機除珠爾默特。傅清等召珠爾默特至駐藏大臣衙門，乘其不備，将他殺死。随侍珠爾默特的藏軍焚燒衙門，傅清自殺，拉布敦被亂軍打死。清廷派川督策楞與提督嶽鍾琪領兵進藏平亂，七世達賴與西藏僧俗官員已将叛亂平定。乾隆帝嘉獎七世達賴，并随即改革了西藏的政治體制。此後，不再封授郡王、貝勒、貝子、台吉等官爵。在西藏設立“噶廈”作爲地方政府。噶廈設噶布倫四人，管理西藏事務。“遇有緊要事務，禀知達賴喇嘛與駐藏大臣，遵其指示而行。”清廷由此提高了達賴的政治權力，并确定了駐藏大臣的職權，派兵一千五百名長期駐藏，三年一換。此後約四十年間，七世、八世達賴和攝政第穆諾門（八世達賴年幼，設攝政代行），與駐藏大臣協同執政，西藏的政局又趨穩定。

　　一七九一年（乾隆五十六年），清王朝對廓爾喀的戰争，以反擊廓爾喀的入侵開始，以侵入廓爾喀的失敗告終。戰争暴露出西藏地方制度的許多弱點。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乾隆帝派工部侍郎和琳爲欽命西藏辦事大臣去藏，向達賴喇嘛、班禅額爾德尼查詢西藏情勢。又命吏部尚書攝四川總督孫士毅駐前藏，與大将軍福康安等會商西藏善後事宜。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至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間，清王朝對西藏的各項制度，作了一系列的改訂。

　　金瓶的頒授——達賴、班禅的轉世，例由吹忠（護法巫師）作法，指示轉世活佛呼畢勒罕所在之地。其間不免産生弊端，前輩達賴、班禅家族有如世襲。乾隆帝認爲，廓爾喀之戰，即由班禅家族兄弟之争所招緻，是“族屬傳襲之流弊”。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乾隆帝制作金瓶，頒發給西藏。此後達賴、班禅轉世時，命四吹忠将所指靈童的姓名及生年月日，各以藏、滿、漢文寫在牙簽上，置于瓶内。在駐藏大臣主持下，當衆抽簽決定。乾隆帝确定此項制度，以防止西藏貴族從中作弊，同時也是在保存西藏宗教傳統的形式下，加強了清朝政府對達賴、班禅轉世時的監督和任授的權力。達賴、班禅的坐床典禮，也由駐藏大臣主持。

　　藏軍的建立——西藏原有藏兵，系作爲居民的差役。平時很少訓練。廓爾喀軍侵入藏境時，藏兵并無防禦能力，甚至“乘間即逃，遇敵即退”。戰争之後，清廷在西藏建立正規的藏軍，定額三千名，拉薩及日喀則各駐一千名，南部邊地定日與江孜各駐五百名。藏兵每年給予糧饷青稞二石五鬥，遇有征調，再增加支給。軍官設戴琫五名，下設如琫十二名，各管兵二百五十名。如琫之下設甲琫、定琫。兵丁發給軍器軍火，認真操練，按時檢閱。各級軍官由駐藏大臣與達賴會同選任。駐藏大臣定期到各地巡視軍防。

　　貨幣與貿易——廓爾喀與西藏貿易，購買食鹽、酥油等物，例用廓爾喀所鑄銀錢，往往因折價不公，發生糾紛。戰争之後，清廷在西藏鑄造銀币行用，正面鑄“乾隆寶藏”字樣，背面鑄藏文。又對周鄰各國商人到西藏貿易，規定了登記造冊、納稅等制度。外國來往人員并須由駐藏大臣簽發路證。

　　賦稅差役 ——西藏民衆負擔繁重的賦稅差役。富戶及官員、活佛家屬均領有執照免役。清廷規定，此後将執照一律收回，所有差役，平均負擔。隻有新建的藏軍兵員，可予免役。經曆戰争的地區，分別免去一年至兩年的差徭。前後藏所有人民以前積欠的稅收，予以捐免。又規定僧俗官員向人民催收賦稅，不得提前預收來年賦稅及逃亡民稅。達賴及班禅的收入支出，需報駐藏大臣審核。

　　以上各種改革，均由福康安等與達賴、班禅會商後，逐條開列實施細則，呈報乾隆帝核準。戰後至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間，前後共奏報一百另二條，稱爲西藏“善後章程”。福康安等又将曆次呈奏的主要内容合并爲二十九條，奏報乾隆帝，并将藏文本存放于拉薩大昭寺和日喀則的紮什倫布寺，由西藏官民遵照執行。（原件現存兩寺，漢譯文見牙含章：《達賴喇嘛傳》）由于章程經乾隆帝欽定，又稱“欽定章程”。

　　廓爾喀戰争之後，清廷對西藏實行的改革，加強了清廷和駐藏大臣對達賴、班禅轉世的監督，也加強了駐藏大臣對西藏地區的軍事、财政、經濟的管理。“欽定章程”進而對駐藏大臣的地位和行政權力作了明确的規定，主要内容是：

　　——駐藏大臣督辦藏内事務，應與達賴喇嘛、班禅額爾德尼平等，自噶布倫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分系屬員，事無大小，均應禀命駐藏大臣辦理。至紮什倫布諸務，亦俱一體禀知駐藏大臣辦理，仍于巡辦之便，就近稽察管束。

　　——前後藏遇有噶布倫、戴琫、商卓特巴以下大小番目等缺，統歸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揀選，分別奏補揀放，其達賴喇嘛、班禅額爾德尼之親族人等，概不準幹預公事。

　　——大寺坐床堪布喇嘛缺出，俱由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秉公揀選，給與會印執照，派往住持。

　　——達賴喇嘛所管大小廟宇喇嘛名數，開造清冊，噶布倫所管衛藏地方各呼圖克圖所管寨落人戶，一體造具花名清冊，于駐藏大臣衙門及達賴喇嘛處各存一份，以備稽查。

　　——藏内喇嘛前往各外番地朝山禮塔者，由駐藏大臣給與照票，限以往還日期，回藏之日，仍将照票繳銷，不得逗留邊外，如有潛行私越者，即行究治。

　　——外番人等來藏布施瞻禮者，由邊界營官查明人數，禀明駐藏大臣驗放進口，事畢後查點人數，發給照票，再行遣回。

　　——廓爾喀、布魯克巴、哲孟雄、宗木等外番部落，如有禀商地方事件，俱由駐藏大臣主持。其與達賴喇嘛、班禅額爾德尼通問布施書信，俱報明駐藏大臣譯出查驗，并代爲酌定回書，方可發給。至噶布倫等，不得與外番私行發信。（《衛藏通志》卷十二）

　　清廷的這些規定，極大地加強了駐藏大臣的行政權力和管理涉外事務的權力，使清廷對西藏地區的統治進一步強化，西藏内部的統治秩序，也因而進一步鞏固。英國自建立東印度公司以來，蓄意插手西藏内部事務。西藏章程的制訂和制度的改訂，也抵制了英國的觊觎，鞏固了邊疆，是乾隆帝退位前對清王朝做出的最後的一個貢獻。

　　

　　（三）吏治的腐敗與人民的反抗

　　乾隆三十年至四十年間，清王朝已經日益陷入了衰敗的境地。連年的戰争和皇室貴族的靡費，使朝廷财富日益虛耗。滿族八旗兵丁生計日困，軍力日弱。滿漢官員的貪黩腐敗，更發展到極其嚴重的程度。各省以督撫爲首的貪污大案，不斷被揭露。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以後，朝廷上和珅專權聚斂，上下串通，貪賄公行。乾隆帝耽于遊樂，朝臣弄權，朝政日益昏暗。自朝廷至地方的各級官員，貪污腐敗，像蛀蟲一樣在腐蝕着清王朝的大廈。被壓迫的各族人民的反抗鬥争，已在興起。

　　

　　一、各地官員貪污案的叠起

　　兩淮鹽引案——早在一七六八年（乾隆三十三年），兩淮鹽引案的被揭露，震動了朝野。兩淮鹽政尤拔世向鹽商索賄不果，上奏說：“上年普福（前任兩淮鹽政）奏請預提戊子（乾隆三十三年）綱引，仍令各商每引繳銀三兩，以備公用，共繳貯運庫銀二十七萬八千有奇。普福任内所辦玉器、古玩等項，共動支銀八萬五千餘兩，其餘見存十五萬餘兩，請交内府查收。”（《清稗類鈔》第三冊，《兩淮鹽引案》）乾隆帝以曆任鹽政并未奏聞有此項收入，檢閱戶部檔案，亦無造報派用文冊，顯系鹽政私行支用。自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提引以來，二十餘年，數額巨大，密令江蘇巡撫彰寶會同尤拔世詳悉清查。彰寶、尤拔世清查後上奏說：“曆任鹽政等，均有營私侵蝕等弊”（《高宗實錄》卷八一三），“曆年預行提引商人交納餘息銀兩，共有一千零九十餘萬兩，均未歸公。前任鹽政高恒任内查出收受商人所繳銀至十三萬之多，普福任内收受丁亥（乾隆三十二年）綱銀私行開銷者又八萬餘兩，其曆次代購物件、借端開用者，尚未逐一查出。”（《清稗類鈔》第三冊，《兩淮鹽引案》）鹽商藉稱辦公名色，以提引應交官帑冒稱樂輸報效，濫邀褒獎。又将支用所餘應輸運庫之項亦乾沒不交，綱引應交官帑，各商未交餘利六百數十餘萬兩。乾隆帝命将原任鹽政普福、高恒，鹽運使盧見曾革職，解赴揚州交彰寶等按款查究。

　　七月，彰寶等奏稱：查出盧見曾令商人辦買古玩，未給價銀一萬六千餘兩。又查出和前任監掣同知楊重英名下，“隐寄累累”，尚有餘引無著銀三百九十六萬餘兩。乾隆帝以查抄高恒家産，“幾值數十萬，一應精粗什物俱存，且平昔費用奢侈，核其見存赀産，不甚相懸。”而“普福家當，查辦時所存資财無幾”（《高宗實錄》卷八一五），疑有寄頓。一面命彰寶等繼續詳查，一面命将高恒、普福交刑部會同軍機大臣鞫訊。九月，鞫實“高恒、普福侵蝕鹽引餘息，高恒收受銀三萬二千兩，普福私銷銀一萬八千八百餘兩。”（《高宗實錄》卷八一八）軍機大臣傅恒等結案後上奏說：“兩淮商人叠荷恩賞卿銜，乃于曆年提引一案，将官帑視爲己資，除自行侵用銀六百二十餘萬兩外，或代購器物，結納饋送，或借名差務，浪費浮開，又侵冒銀至數百萬兩。”曆年各商共應完納銀九百二十七萬五百四十八兩。各商代吉慶、高恒、普福購辦器物作價銀五十七萬六千七百九十二兩，又各商交付高恒仆人張文學、顧蓼懷經手各項銀二十萬七千八百八十七兩，各商代高恒辦檀、梨器物銀八萬六千五百四十兩，“均該商等有心結納，于中取利。”通共應向商人“追繳銀一千零十四萬一千七百六十九兩六錢”。又有普福自向運庫支用并無檔冊可查之丁亥綱銀四萬二千八百五十七兩，因普福無力賠補，亦“在通河衆商名下均攤”。“盧見曾婪得商人代辦古玩銀一萬六千二百四十一兩，例應在見曾名下勒追”， “如見曾家屬名下不能全完，仍應在各商名下分賠。”（《清稗類鈔》第三冊，《兩淮鹽引案》）乾隆帝命将高恒、普福、盧見曾絞監候，秋後處決。此案涉及幾任兩淮鹽政及衆多鹽商。官商勾結，侵吞稅銀千萬兩之多，連續舞弊達數年之久，上下相欺，貪利成風，已經到了多麽嚴重的地步！

　　甘肅冒赈案——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揭露的甘肅冒赈案，是全省官員上下勾通，合夥貪污的大案。

　　早在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三月，陝甘總督勒爾謹以甘肅省地瘠民貧，儲糧較少，而邊地災荒需赈事多爲由，奏請按舊例收捐納監生的本色糧，作爲備荒赈恤之用。當時，大學士于敏中管理戶部，即行議準，奏請乾隆帝允行。于敏中又奏調浙江布政使王亶望爲甘肅布政使，協助辦理。王亶望到任後，恃有于敏中庇護，改收捐監本色糧食爲折色銀兩，并且倚任蘭州知府蔣全迪“将通省各屬災赈，曆年捏開分數”，“酌定輕重，令州縣分報開銷。”（《高宗實錄》卷一一三七）于是各地連年虛報災荒，具結申轉，名爲以捐糧赈災，實際上是各級官員将捐納銀兩私分。此後，王亶望調任浙江巡撫，王廷贊繼任布政使，又将私收折色銀一事專交蘭州府承辦，并公議每名監生捐銀五十五兩，此項捐銀，由“首府分發各州縣”。（《高宗實錄》卷一一三二）這樣，全省各地大小官員便聯爲一氣，通同作弊，集體私分。“各州縣亦視侵冒官項爲故常，竟無一人潔己奉公。”（《高宗實錄》卷一一四○）直到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大學士阿桂去甘肅鎮壓蘇四十三起義（見下節），奉命與陝甘總督李侍堯查辦甘肅赈災事，才發現“該省旱災請赈，全屬虛捏”，将該省官員冒赈私分捐銀事上奏。乾隆帝驚歎爲“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說“甘省上下勾通一氣，竟以朕惠養黎元之政爲若輩肥身利己之圖，侵帑殃民，毫無忌憚。天下無不共知”，“而内外臣工無一人言及，思之實爲寒心。” （《高宗實錄》卷一一六七）勒爾謹、王亶望、王廷贊、蔣全迪等相繼被刑部提訊處斬。府道州縣官貪污二萬兩以上者拟斬決，以下者拟斬候。先後處死各級官員約六十人，另四十六人，發往伊犁、黑龍江等處充役，遇大赦不得援例寬釋。貪污官員分別監禁者多人。

　　事後乾隆帝憶及甘肅捐監之事，最初是由已故大學士于敏中力言應開，說：“是于敏中擁有厚資，亦必系王亶望等賄求賂謝。種種弊混，難逃朕之洞鑒。”（《高宗實錄》卷一二四八）命将于敏中牌位撤出賢良祠，“以昭儆戒”。

　　浙江貪污案——甘肅冒赈案被揭露後，原甘肅布政使王亶望已調任浙江巡撫，乾隆帝命斬王亶望，查抄其家産。又發生了以閩浙總督兼浙江巡撫陳輝祖爲首的浙江官員貪污查抄錢物的奇案。

　　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乾隆帝閱看查抄王亶望任所資财呈覽物件時，懷疑其中有抽換不實之弊，命現任藩司兼織造盛住“将查抄王亶望家産究系何人承辦，及有無侵蝕抵換之弊，逐一确查密奏。”（《高宗實錄》卷一一六一）九月，盛住查出升任河南糧道王站住首先随同抄籍，“有将金易銀，那掩情弊。” （《高宗實錄》卷一一六四）校檢解繳内務府入官物品進呈冊，與底冊開載不符。王站住底冊有金葉、金條、金錠等共四千七百四十八兩，查對解繳内務府進呈冊内，并無此項金兩。多列銀七萬三千五百九十三兩，系将金換銀。又底冊内有玉山、玉瓶子等件，亦未載入進呈冊内。乾隆帝派戶部侍郎福長安取道河南，将王站住解任，押帶赴浙質審。傳谕閩浙總督兼浙江巡撫陳輝祖會同盛住查辦，又命大學士阿桂從河南治河工次趕赴浙江按治。阿桂訊問王站住，王站住供稱查抄王亶望資财，有金約四千數百餘兩，銀約二三萬兩，玉器甚多。“我查辦時，總督陳輝祖曾吊取備用物件閱看。”乾隆帝命将陳輝祖革職拿問，由河南巡撫富勒渾補授閩浙總督。陳輝祖供稱：“以金易銀一款，查抄時據調任布政使國棟面禀商換。”乾隆帝認爲國棟（時任安徽布政使）與陳輝祖“商同舞弊，是此項金項全系陳輝祖、國棟二人抽換抵兌，分肥入己，自屬顯然。此事大奇，爲從來所未有。”（《高宗實錄》卷一一六五）命将國棟革職拿問，交阿桂審辦。

　　阿桂還未到浙江，浙江前任布政使李封、按察使陳淮、王杲俱至熱河。乾隆帝面詢他們辦理王亶望資财事，并命據實書面自陳，李封才覆奏：“陳輝祖接見司道時，言及查抄王亶望金兩發與首縣換銀解繳，李封并曾向錢塘縣換金五十兩等語。”乾隆帝發現他們與陳輝祖“聯爲一氣，突梯脂韋”，“俱各知而不言”，“此案竟系總督與司道商同作弊，實出情理之外。”（《高宗實錄》卷一一六五）命将李、陳、王革職，又令在浙官員悉心查對。

　　在浙官員查對王站住原抄底冊與咨送内務府、崇文門暨外估各冊，“尚有底冊開載之物而解京及外估各冊内并未造入者計一百宗，底冊本無而解京及外估各冊内造入者八十九宗，名色不符者二宗。”奏稱陳輝祖首先起意，以銀易金，并抽換玉瓶、玉山子等件，而經手之各委員等遂而通同舞弊，肆行抵換隐匿。請将經手檢查、造冊之知府王士翰、楊仁譽，同知楊先儀，知縣張翥革職拿問。江南河道總督兼安徽巡撫薩載訊問國棟後也奏稱，國棟曾目擊陳輝祖委員購買朝珠，“将抄出朝珠之佳者私自藏匿，反将平常不堪之物當衆人耳目挑選添入，以爲抽換地步。”（《高宗實錄》卷一一六六）乾隆帝命将這些奏折發交阿桂、福長安閱看，逐條嚴訊。

　　阿桂、福長安抵浙後，查出陳輝祖抽換玉器、字畫等件，并換金八百兩與“那移掩飾及倒提年月各情弊。”（《高宗實錄》卷一一六七）乾隆帝命阿桂查勘辦理山東運河河工，福長安押解陳輝祖、國棟及案内經手各犯來京，交大學士會同軍機大臣、刑部堂官等審辦。陳輝祖将以銀換金、隐匿玉器、抽換朝珠等情供出，大學士九卿等拟立置重典。乾隆帝以陳輝祖爲前協辦大學士陳大受之子，命從寬改爲斬監候，秋後處決。國棟、王士翰、楊仁譽亦定斬監候，楊先儀、張翥發新疆充當苦差，李封、陳淮、王杲發豫省河工效力。次年二月，閩浙總督富勒渾奏，訪查閩浙兩省虧空，是陳輝祖因循贻誤。福建水師提督黃仕簡也劾奏，陳輝祖武備廢弛。乾隆帝以陳輝祖在總督任内惟務營私牟利，于政務民事漠不關心，賜令自盡。浙江官員的這一貪污案，是在受命懲治貪犯、查抄犯官家産時，又從中貪貨謀利，而且自督撫至司道，上下勾通舞弊。可見官場的貪污，早已習以爲常，無所不至了。

　　山東庫銀案——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四月，禦史錢沣參奏山東巡撫國泰“貪婪無厭”，“所屬州縣虧空累累。”（錢泳：《履園叢話》五，《書南園先生事》）又奏國泰與布政使于易簡（于敏中弟）“貪縱營私，勒派所屬州縣，以緻曆城等處倉庫多有虧空。”（《高宗實錄》卷一一五四）乾隆帝覽奏後，派軍機大臣和珅偕左都禦史劉墉與錢沣馳赴山東查辦。未去之前，和珅先遣仆人送信給國泰，被錢沣截獲，“搜得私書，中多隐語。”（《清稗類鈔》第三冊，《國泰以交通和珅伏法》）和珅授意錢沣爲國泰彌縫，錢沣回答說：“且到山東再看。”待到山東曆城盤庫，和珅又提出不用全數彈對，隻抽盤數十封，沒有短绌就可以了。和珅回館舍後，錢沣即命封庫。次日徹底拆封，庫中并無五十兩一铤的帑銀，多是圓絲雜色銀，是借諸商鋪戶銀臨時充數的。錢沣诘問庫吏，得實。出告示命諸商來領，“庫藏爲之一空”。（《履園叢話》五，《書南園先生事》）經查出，曆城縣知縣郭德平一人，即虧空四萬兩。

　　再去查章丘、東平、益都三州縣庫，皆多有虧空。又查出“國泰任意婪索各屬官盈千累萬”，其中一案即“勒派通省屬員婪索銀八萬兩。”并查出國泰勒派婪索銀兩，皆濟南知府呂爾昌與馮埏經手。而布政使于易簡逢迎阿附國泰，“一任縣庫虧空，扶同弊混。”（《高宗實錄》卷一一五四）

　　乾隆帝命将國泰、于易簡、呂爾昌、馮埏、郭德平等革職拿問，任命直隸布政使明興爲山東巡撫，太常寺少卿孫士毅爲布政使。明興、孫士毅等通查諸州縣倉庫後，奏稱“查辦山東各屬虧空，竟至二百萬兩之多，實堪駭異。”乾隆帝命于獄中訊問國泰、于易簡，國泰等詭稱因辦理王倫“逆案”，“各州縣因公挪移，緻有虧空。”乾隆帝說：“王倫滋事之案，辦理不及一月，即使因公挪移，何至有二百萬兩之多？”（《高宗實錄》卷一一六○）命國泰、于易簡獄中自裁。此貪污庫銀案，以巡撫爲首，下與州縣通同舞弊，上有和珅庇護支持，是一個很典型的案例。

　　江蘇包庇貪吏案——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江蘇高郵州巡檢陳倚道揭報吏胥私雕印信，假冒重征，并查獲私描印篆、假給串票，具禀高郵州和揚州府。知府劉炳和知州吳瑍“俱未批發”。次年正月，陳倚道又向巡撫和藩司衙門舉告，巡撫闵鹗元和布政使康基田明知陳倚道所告屬實，但也“置之不問”，“沈閣不辦”，并将陳倚道派往他處采辦硝斤，以圖消弭此案。（《高宗實錄》卷一三五二）陳倚道不服，派家人張貴赴北京控告，将揭報文冊投至戶部侍郎韓■私宅，轉呈乾隆帝。乾隆帝派兵部尚書慶桂和刑部侍郎王昶爲欽差大臣，馳驿前往審辦，并傳谕兩江總督書麟協同江蘇巡撫闵鹗元查明複奏。書麟複奏知州吳瑍“袒庇書役，沈閣不辦”，奏請革職。闵鹗元在複奏中則“始終袒庇吳瑍，曲爲開脫”，對高郵州吏胥私雕印信，假冒重征案，“意欲彌縫”，“飾詞回護”。（《高宗實錄》卷一三五三）乾隆帝命将吳瑍革職，闵鹗元解任，一并交欽差大臣慶桂歸案質審。調任安徽巡撫福嵩爲江蘇巡撫。

　　兩江總督書麟見事态擴大，又奏稱：“揚州府知府劉炳于陳倚道具禀之後，即行提審，将林之佩假印僞票各情究出，尚無扶同徇庇情事”，企圖爲闵鹗元等開脫。乾隆帝覽奏，說劉炳“藉稱犯證未齊，不即通詳辦理，其爲扶同徇隐，情弊尤屬顯然”，書麟“希圖掩飾，并不将闵鹗元及該府劉炳嚴參，一味瞻徇，實屬有負委任。”并說，“由此推之，外省官官相護惡習，牢不可破。督撫等皆如此連爲一氣，罔上行私，又何事不可爲耶！”（《高宗實錄》卷一三五三）命将書麟交部嚴加議處，“革去翎頂，暫留總督之任，以觀後效。”又以江甯布政使康基田“于本任應辦之事，經巡撫批令嚴查，轉移交臬司辦理，推诿遲延竟至三月之久”，“瞻徇推诿，非袒護屬員，即系迎合闵鹗元之意。”（《高宗實錄》卷一三五三）命革去頂戴，暫留藩司之任。又命慶桂、王昶将闵鹗元、劉炳、吳瑍革職拿問，連同案内犯證、卷宗押解熱河行在審辦。康基田亦革職，解赴熱河。又令軍機大臣會同行在法司嚴審後，将案犯、質證等發往北京，命大學士九卿等定拟。并以江蘇按察使王士棻見撫藩通同循隐而不據實參奏，“乃亦置若罔聞，延閣不辦，非迎合上司即系袒護屬員”（《高宗實錄》卷一三五五），命将其革職，交書麟、福嵩嚴審。

　　在審訊過程中，福嵩又參奏闵鹗元巡撫任内，句容縣糧書江嵩年等将花戶完納錢糧折封侵挪案發，闵鹗元不親提嚴審，僅批饬江甯府提犯審訊，難保無瞻顧輕縱。乾隆帝命将句容縣知縣王光陞革職，交福嵩審訊。福嵩又查出句容書吏侵用錢糧三千七百兩，漕米八百餘石。乾隆帝以書麟駐紮江甯，距句容不過數十裏，“亦竟漫無覺察”（《高宗實錄》卷一三五六），又将書麟革職治罪。

　　大學士等審訊後，闵鹗元斬監候（後釋回），康基田發往軍台效力贖罪，書吏林之佩、夏琯等處斬，王士棻、劉炳等革職，書麟以頭等侍衛職銜遣戍伊犁。

　　江蘇巡撫包庇貪吏案，乾隆帝從嚴究治，對總督、巡撫以下官員重加懲處，并不是偶然的。當時的官場，官官相護，上下串通營私，辦事因循拖延，彼此推诿，日趨腐敗。乾隆帝也日益感到了吏治敗壞的威脅。在處理此案過程中，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帝曾巡視直隸、山東等地，目睹官府的腐敗，慨歎說：“身爲督撫者，惟知養尊處優，不以民事爲重，且遇刑名重案及城工等事，往往因循怠忽，展轉遲延，陽藉詳慎之名，陰遂诿玩之計。”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二月，直隸建昌縣發生盜犯馬十行劫一案，事懸兩載，尚延宕未結；山東金鄉縣借帑修城，時過數年，尚未辦理開工。乾隆帝說：“可見外省廢弛積習，大抵相同。” “似此玩延懸宕之案，或更有甚焉者。”又說：“至六部等衙門辦理事務，雖有限期，由各道禦史彙奏，但事有關涉兩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诿，行查不以爲要，吏胥等得以藉端沈閣，百弊叢生。其駁查外省事件，又每以一駁了事，或竟有駁至屢次，往返耽延，經年屢月，并不勒限嚴催。”（《高宗實錄》卷一三五一）乾隆帝曾命大學士九卿科道等會議，酌定各級官員承辦各類事件的期限，但懈宕廢弛的頹風，依然不可遏止。乾隆帝重懲兩江督撫，意在使官員知所儆戒，但官場腐敗的積習，并不能因此而有所變改。

　　浙撫貪污案——查處蘇撫闵鹗元案的新任江蘇巡撫福嵩，于結案後調任浙江巡撫。不久，也因貪污被揭露，成爲江南的又一大案。

　　滿洲正黃旗烏雅氏福嵩，原曾接任陳輝祖爲浙撫，因辦理彌補前任虧空事不力，被召還京。後署理山西巡撫。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自安徽調任江蘇，改任浙江。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兩淮鹽政全德參奏鹽運使柴桢“将商人王履泰等應納錢糧在外截留，作爲己收，私自移用共二十二萬兩。”又訊柴桢家人柏順，柏順供稱柴桢前在浙江鹽道任内“交代未清，恐浙省參奏，是以私那十七萬兩前往補填，其餘五萬系自己侵用。”（《高宗實錄》卷一四一八）柴桢被革職拿問。乾隆帝因福嵩身爲巡撫，兼管鹽政，于柴桢虧空庫項至十七萬之多，竟毫無聞見，懷疑他也染指分肥，通同作弊。命将福嵩革職拿問，另派兵部尚書慶桂往浙江與新任浙江巡撫長麟審辦此案。慶桂、長麟審訊柴桢，柴桢供出他在浙江鹽道任内，“福嵩曾向婪索金銀及派辦物件，不發價銀，通共用去銀十一萬五千餘兩。”（《高宗實錄》卷一四二○）又供出侵用掣規、值月、差費等項共銀六萬六千餘兩。後又查出福嵩奉母遊玩西湖，每次派令鹽道柴桢“豫備食用、燈彩、船隻等項，共用銀二千餘兩。”（《高宗實錄》卷一四二三）乾隆帝命将柴桢及其家人柏順于浙江處決，令慶桂押解福嵩來京親訊。大學士和珅深恐福嵩至京師廷訊，會涉及他的陰私，勸乾隆帝盡快将他處死。乾隆帝下谕說：“福嵩系碩色（原湖廣總督）之孫，伊家世受國恩，曆任封圻，自應廉隅謹饬，免力圖報。乃辄向鹽道婪索多贓，以緻柴桢虧缺庫項。營私玩法，莫此爲甚。此而不嚴辦示懲，何以肅官方而儆貪黩！”（《高宗實錄》卷一四二二）命毋庸解京，即由慶桂于押帶福嵩所到地方正法。福嵩飲鸩死。涉及此案的浙江司道多人，被革職。

　　福建貪污案——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閩浙總督覺羅伍拉納察知福建将軍正黃旗完顔氏魁倫夜宿娼家，欲上書彈劾。魁倫知伍拉納貪賄不法，遂先發制人，向乾隆帝彈劾伍拉納縱容盜匪。上奏說福建“各海口地方盜匪仍複肆行出沒，甚至五虎門近在省會，而盜船即在彼停泊叠劫，毫無忌憚，以緻商販聞風裹足。皆由該督撫等平日漫無整頓所緻。”（《高宗實錄》卷一四七七）又疏劾伍拉納和福建巡撫浦霖說：“閩省近年洋盜增多，由于漳泉被水後糧價昂貴，浦霖等辦理不善，以緻貧民流爲匪黨。伍拉納現駐泉州，饑民圍繞乞食。”（《高宗實錄》卷一四七八）乾隆帝怒，革伍拉納、浦霖及按察使錢受椿、布政使伊轍布職，命兩廣總督長麟署理閩浙總督，偕同魁倫質審。魁倫又奏新任福建巡撫姚棻“前在漳州道任内，所屬三縣虧空庫項二萬餘兩。”（《高宗實錄》卷一四八一）乾隆帝又命解姚棻任，由魁倫署理巡撫。

　　魁倫偕同長麟審出伍拉納自福建藩司升任閩浙總督，向新任藩司伊轍布交代時，“尚有四萬兩無從措繳”，“即将辦赈餘存項下銀四萬兩代爲措墊”。又審出他屬下庫吏周經“在外開張銀店，常有領出傾銷之項”。乾隆帝以“周經爲伍拉納私人，有通同侵用情弊”，命令長麟、魁倫嚴訊周經，“所短四萬兩在何處用去？” （《高宗實錄》卷一四八二）魁倫劾奏伍拉納原不過是泄憤護己，不意乾隆帝認真追查。他和長麟都懼怕得罪伍拉納的姻戚和支持者大學士和珅。魁倫明知伍拉納 “嘗納屬員賄，動辄千萬，有不納者，鎖锢逼勒。”“受洋盜賄，任其劫掠”等情（《嘯亭雜錄》卷九），在複奏中卻“代爲掩飾”，長麟也“意存将就完事”（乾隆帝語）。乾隆帝嚴斥魁倫、長麟，降旨續審，并将伍拉納、浦霖解京審訊。

　　長麟、魁倫續奏：“查出伍拉納、浦霖兩次各得受廈門同知黃奠邦銀九千二百兩”。又審出漳州府屬長泰縣械鬥一案，按察使錢受椿以所拿兇手未确，饬令提案至省審辦，因饋送财物“不滿欲壑”，“乃不即時審結，緻拖弊十命”等情。浙江布政使汪志伊奉命查抄浦霖原籍赀财，“查出現存銀錢及埋藏銀共二十八萬四千三百餘兩，房屋、地契共值銀六萬餘兩，金七百餘兩，其餘朝珠、衣服、玉器等物尚不在此數。”（《高宗實錄》卷一四八八）京中查抄伍拉納家，“得銀四十萬有奇，如意至一百餘柄。”（《清史稿》卷三三九，《伍拉納傳》）乾隆帝說：“此與唐元載查籍家财，胡椒至八百石何異？伊二人貪黩營私，殊出情理之外。”（《高宗實錄》卷一四八八）命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從重定拟，立斬決。又命長麟、魁倫将錢受椿鎖拿解京，交部治罪，随即送還福建，處以“夾刑二次，重責四十闆，再傳在省官員監同正法，俾觸目儆心，以爲玩法營私，謬妄貪黩者戒。”（《高宗實錄》卷一四八八）布政使伊轍布在押解進京途中病死。伍拉納、浦霖、伊轍布、錢受椿之子嗣，如系職官、監生，概行斥革，俱著照王亶望之子例，發往伊犁充當苦差。

　　長麟因審理此案“始終回護”被革職。魁倫因首發此案，免于治罪，暫行署理閩浙總督印務，清查各州縣虧空。魁倫查出虧缺數逾一萬兩以上之州縣官李堂等十名，奏拟斬監候；另有秦爲幹、李廷采二人虧缺雖未逾萬，但平日聲名狼藉，亦拟從重處以斬監候；其餘各員依次遞減。乾隆帝以“福建地方近年以來，自督撫司道以及各州縣，通同一氣，分肥飽橐，玩法營私，以緻通省倉庫錢糧虧空累累，盜風日熾”（《高宗實錄》卷一四九一），命加重處分，誅李堂等十人，其餘譴黜有差。

　　上舉諸案都是震動一時的大案。自西北之甘肅至東南之福建，遍及各大省。案犯自總督、巡撫以下，涉及司道諸大員。督撫下通州縣，上接朝臣，上下通同作弊。督撫大案如此，各地區各級官府的次案和小案，不難推知。已被處治的如此，未被處治的貪污腐敗現象，更是随處可見。乾隆帝雖然嚴厲懲處了這些大案的貪官，但依然不能制止遍及各地的貪風，因爲朝廷中還有掌握大權的更大的貪官。

　　

　　二、和珅擅權貪恣

　　乾隆帝退位前約二十年間，任用滿洲正紅旗鈕祜祿氏和珅爲軍機大臣，晉授議政大臣、領侍衛内大臣、文華殿大學士。乾隆帝晚年依然耽于悠遊享樂，朝政日益被和珅所操縱。和珅以宰輔兼領戶部、吏部兩尚書，朝廷财賦之收支，官員之升黜，均操其手。和珅由此無厭地向各級官員索取财貨，各級官員也競向和珅納賄輸财。上下相通，層層效尤，自朝廷到地方，形成了以和珅爲首的龐大的官員貪污網。清朝政府被這個密網所籠絡，吏治日益腐敗，難以收拾了。

　　侍衛出身的和珅，賴祖先的軍功，以生員承襲三等輕車都尉世職。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授三等侍衛，任近禦差使。爲人聰穎博聞，得乾隆帝的賞識。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擢任禦前侍衛，授正藍旗滿洲副都統。次年，升任戶部侍郎，爲軍機大臣、總管内務府大臣。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查知武英殿大學士、雲貴總督李侍堯貪贓不法，命和珅與刑部侍郎喀甯阿往雲南查辦。和珅等查實李侍堯“貪黩營私，婪索财物，盈千累萬，甚至将珠子賣與屬員，勒令交價，複将珠子收回。又廠（銅廠）員調回本任，勒索銀兩至八千兩之多。”（《高宗實錄》卷一一○六）李侍堯也自認得道府以下饋賂，被革職逮治。和珅又劾奏雲南巡撫孫士毅親見李侍堯受賄，“置若罔聞，隐慝不奏”及雲南吏治敗壞，府縣多虧空等事。乾隆帝大爲贊賞，因是往審之員，不能留任總督，擢任和珅爲戶部尚書、議政大臣、禦前大臣兼鑲藍旗滿洲都統。和珅之子被乾隆帝賜名豐紳殷德，指爲和孝公主（十公主）額驸，待年完婚。和珅又晉授領侍衛年大臣、四庫全書館總裁、理藩院尚書等要職。和珅以懲辦貪污得乾隆帝的殊遇，位居顯要又結皇親，權勢之顯赫，不可一世了。

　　專擅中樞——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和珅以戶部侍郎入值軍機。大學士于敏中爲軍機領袖。一七七九年（乾隆四十四年），于敏中卒。和珅授禦前大臣，次年晉戶部尚書。大學士阿桂領軍機。阿桂爲大學士阿克敦之子，系出滿洲望族，屢受命參予對準部、回部戰事，叠授内大臣、工部尚書、伊犁将軍，曆任四川及雲貴總督，又爲副将軍領兵對緬甸及金川作戰，是朝中軍功卓著的重臣。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阿桂奉命視師，鎮壓甘肅蘇四十三起義。和珅爲欽差大臣，先往督師作戰，大敗。阿桂至軍，責問和珅。和珅歸咎于諸将不聽指揮。阿桂召諸将至，指揮軍事，均奉命響應。阿桂對和珅說：“諸将并不怠慢，敗陣應當殺誰？” 乾隆帝知和珅與阿桂不和，調和珅回京，兼署兵部尚書。一七八三年（乾隆四十八年），調吏部尚書，仍兼戶部。一七八六年（乾隆五十一年），和珅授爲文華殿大學士，與阿桂、嵇璜同列宰輔。阿桂始終蔑視和珅，不與來往，入朝時也相距十數步，以示恥與同列。但阿桂連年奉命去河南等地治理黃河水患，在朝日短。嵇璜年邁不理事。和珅得以專擅中樞。此後數年，狀元出身的王傑補大學士。一日在朝房，和珅執王傑手，開玩笑說，你的手怎麽這麽綿軟？王傑正色回答說，王傑手雖好，但是不會弄錢！意在譏諷和珅貪婪。王傑雖然潔身自好，不與和珅合作，但隻管禮部，并無實權。軍機大臣名義上仍然以阿桂爲首，位列僅次于阿桂的和珅，得乾隆帝倚信，兼管吏、戶兩部，逐漸成爲軍機的實際的執政者。和珅通知各省奏事，均須抄送摺稿一份投送軍機處，稱爲“投遞軍機處另封事件”（梁章钜：《樞垣紀略》卷一）。由此控制了全部章奏。

　　貪賂公行——和珅專擅中樞并兼管吏、戶二部，憑借掌管财賦與官員升黜之權，公開向各級官員索取重賄，納賄多者升遷，少者貶黜，使官場上下，貪賂公行，風氣日壞。

　　昭槤《嘯亭雜錄》記載說：“自和相秉權後，政以賄成，人無遠志”，“故時風爲之一變”。朝中自親王以下，多向和珅納賄求庇護。肅親王永錫，恐不能襲王爵，向和珅行賄，贈給京都前門外鋪面房兩所。以學問優長著稱的窦光鼐任翰林院侍講、上書房總師傅、經筵講官，也“拜和相爲師，往谒其門，至琢姓名于玉器獻之，以博其歡。”（同上，卷九）皇親金簡（妹爲乾隆帝嘉貴妃）以勤慎受乾隆帝知遇，命爲工部尚書、鑲黃旗漢軍都統，仍“日馔美食，結和相歡。”（《嘯亭續錄》卷四）受到和珅排擠的将軍福康安、海蘭察等都曾向和珅饋贈貴重珠寶求容。被和珅懲治的李侍堯也送過和珅珍珠手串。大臣們賄銀自數百兩至千兩，更是常事，不計其數。戶部侍郎蔣賜■“附和和相，因與其家人劉全等聯爲友誼。”（《嘯亭雜錄》卷九）官員們入都谒選，向和珅家人納賂，以谒見和相爲榮。治理黃河原是國家的大事。官員們都視爲便于貪污的肥缺。任河帥者，須先向和珅納賄巨萬，然後才許到任視事。昭珅慨歎說：“故皆利水患充斥”，“至竭天下府庫之力，尚不足其用。”（同上，卷七）鹽政也是公認的肥缺。兩淮鹽政徵瑞一人，即賄和珅銀四十萬兩。地方官員自督撫以下，也多走和珅的門路，納賄求官。人們議論說：“内而部院群僚，外而督撫提鎮，其不由和門者或寡矣。”（陳焯：《歸雲室見聞雜記》卷中）

　　督撫提鎮等地方官既以行賄得官，到任後也向下級官員索賄求補償。下級以送禮爲名，向上級官員行賄，也成爲公開的通例。督撫提鎮以至道府官員出巡，下級要饋送“站規”、“門包”。平時有節禮、生日禮。每年還有“幫費”。州縣官爲向上司行賄而加倍向民間征收錢糧漕米。公然說：“我之所以加倍或加數倍者，實層層衙門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洪亮吉：《卷葹閣文甲集》卷一）州縣官任意刻剝民衆，以一半送上司，一半歸自己。據說起初還有所畏忌，年年如此，便成爲所謂“舊例”。有人向上司控告，上司當然也不會處治。所謂“好缺”的州縣官，未到任時，就需要先向上司行賄，名爲“買缺”，依缺之高下，定價之多少，一般好缺都需銀萬兩上下。州縣官通過書吏、衙役敲剝百姓。錢糧經戶書，漕米經糧書，倉谷、采買、軍需等經倉書，上下交通，除本分利。遇有民間訟事，衙役們先向原告家去要錢，叫做“啓發禮”，再到被告家去敲詐，不滿意不出門。族保、詞證等人，也都逐個勒索，要求“開發”。案件不及時審結，索取各種費用，漫無限止。以至民間被盜都不敢報案，因爲盜未必能緝獲，又要白費銀兩輸官。民間諺語說：“被盜經官重被盜”。官府的敲索甚于盜賊的偷竊，民間難以爲計了。

　　自朝廷至地方州縣，自和珅至縣衙書役，上下行賄營私，貪污公行。做官爲了弄錢，已成爲人們習見的常事。翰林院編修洪亮吉曾撰《守令篇》描述地方官的情形說：一個官員赴任前，親戚朋友都公然來替他盤算，此缺出息若幹，應酬若幹，自己一年裏可得若幹。至于民生吏治，從不過問。官員到任後也是先問一年的陋規收入有多少，屬員的饋贈有多少，錢糧稅務的赢餘（貪污）有多少。他的妻子、兄弟、親戚、朋友以至奴仆、妪保也都得到任上，幫他謀利。離任時，往往要用十隻船，百輛車來運送财物，比到任時多上十倍。又說，地方官員中稍知自愛，實心爲民辦事的人，十個裏頭也沒有一、兩個。而這一、兩個人，常要被那八、九個譏笑，說是迂腐、笨拙，不會做官。上面的大官也認爲這一、兩個人是“不合時宜”，遇有過失，盡快趕走。結果是這一、兩個人非得和那八、九個一起幹不行。（《清朝經世文編》卷二十一）洪亮吉的描述，深刻揭露了地方基層官員的貪污腐敗。貪污納賄已成爲公開的社會風氣，不以爲恥，反以爲榮，根源在于和珅爲首的各級權貴向下級官員層層勒索，也因爲下級官員貪污“不容不結交權貴以作護身之符”（尹壯圖語）。乾隆帝的奢靡無度縱容了和珅的貪婪無厭，各級官員“上下通同一氣”，清政府由腐敗而日趨腐爛，難于醫治了。

　　壓抑異己——和珅擅權納賄，吏治腐敗，不能不引起清正朝臣的不滿，但敢于彈劾和珅的官員，都遭到乾隆帝與和珅的壓制或懲處。其中著名的事件，是曹錫寶和尹壯圖案。

　　一七八六年（乾隆五十一年），江南上海人、監察禦史曹錫寶欲論劾和珅家人劉全兒恃和珅之勢營私舞弊，家資豐厚，服用奢侈，衣服、車馬、居室逾制。和珅令劉全兒部署掩蔽，拆改居室，并将衣服、車馬有逾制者藏匿，随後向乾隆帝奏報說：“家人全兒已到熱河，曾面加诘問。伊供從不敢招搖滋事，交接官員。即所謂房屋寬敞，器具完善容或有之，亦非可挾以外出之物。我與曹禦史素未聞知，彼又何從進宅目睹？”乾隆帝這時在熱河行宮，得和珅奏報，以爲近理，說：“曹錫寶身爲言官，必不至下交奴仆，其車馬、衣服尚可雲遇諸途路，至房屋寬敞，器具完美，非身臨其地何能知悉乎？至全兒代伊主辦理崇文門稅務有年，稍有積蓄，蓋造房屋數十間居住，亦屬情理之常。”并且指責曹錫寶是“徒讬諸空言，或其意本欲參劾和珅，而又不敢明言，故以家人爲由，隐約其詞，旁敲側擊。”（《高宗實錄》卷一二五七）命留京王大臣查辦。

　　留京王大臣等傳詢曹錫寶，曹錫寶稱：“我與和珅家人全兒，向來從不認識，即伊在崇文門管理稅務，我亦并不知道。伊于額稅之外有無擅自加增及別項情弊，亦未有人說過。我因聞全兒住屋服用甚是完美，于路過興化寺街留心查看，見其房屋甚是高大。我想伊系家奴，焉有多資造此華屋，恐有借主名目招搖撞騙之事，是以具奏。”乾隆帝又命留京王大臣追問：“究竟聞自何人？必有着落。若非有人說過，則曹錫寶何以知全兒住在興化寺街，而經過時即留心察看？”（同上）命令王大臣等再加詳詢，并令步軍統領衙門派司員帶同曹錫寶至全兒家看視住屋。全兒接和珅通知，早已預作手腳，察看自然一無所得。曹錫寶隻好自承冒昧。乾隆帝召曹錫寶至熱河面诘，曹錫寶奏稱：“原要和珅先事約束，杜漸防微，庶将來不至受人之累。”（《高宗實錄》卷一二五九）吏部逢迎和珅，請将曹錫寶降級調用。乾隆帝命改革職留任。曹錫寶從此郁郁，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病死。和珅此後更得乾隆帝寵信，權勢有加無已。

　　雲南昆明人、内閣學士尹壯圖曾上疏揭露官場積弊，說：“近年以來，風氣日趨浮華，人心習成狡詐。屬員以夤緣爲能，上司以逢迎爲喜，踵事增華，誇多鬥奢，百弊叢生，科斂竟溢陋規之外。上下通同一氣，勢不容不交結權貴以作護身之符。此督撫所以竭力趨奉和珅，而官民受困之原委也。”（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二）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又上疏揭露吏治廢弛，督撫有過不加革職，罰銀贖罪等流弊，說：“近有嚴罰示懲，而反鄰寬縱者。如督撫自蹈愆尤，不即罷斥，罰銀數萬以充公用，因有督撫等自認應罰銀若幹萬兩者。在桀骜之督撫，借口以快饕餮之私；即清廉自矢者，不得不望屬員佽助。日後遇有虧空營私重案，不容不曲爲庇護。是罰銀雖嚴，不惟無以動其愧懼之心，且潛生玩易之念。請永停罰銀之例，改記大過若幹次。如才具平常者，或即罷斥，或量予京職，毋許再膺外任。”乾隆帝雖然說尹壯圖“不爲無見”，但又說他“止系空言，并無左證。”（《高宗實錄》卷一三六七）要他指實參奏，“何人勒派，何處虧缺？”尹壯圖複奏：“各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臣經過各省地方，體察官吏賢否，商民半皆蹙額興歎。各省風氣，大體皆然。若問勒派、逢迎之人，彼上司、屬員授受時，外人豈能得見？”又奏稱“虧空各省皆有，請簡派滿洲大臣，同伊密往各省盤查。”（同上）乾隆帝責斥說：“密查虧空一語，所見尤謬”。“豈簡用之封疆大吏以及監司方面盡可疑，獨視尹壯圖之一、二人可寄之心膂乎？”（《高宗實錄》卷一三六八）和珅等奏請将尹壯圖革職治罪，乾隆帝派戶部侍郎慶成偕尹壯圖前往各省盤查。但各省督撫早已得到消息，多系設法挪移款項，彌縫掩飾。慶成所到之處，先遊宴數日，再發倉校核。尹壯圖去山西、直隸、山東、江南諸省盤查，皆無虧短實證，隻好自承虛诳，奏請治罪。

　　和珅等大學士九卿奏拟斬決。乾隆帝以尹壯圖“逞臆妄言”，加恩免予治罪，降授内閣侍讀。素喜粉飾升平的乾隆帝卻由此宣稱：“至現在綱紀整肅，内外大臣實無敢有營私玩法者。”（《高宗實錄》卷一三七○）以和珅爲首的貪官污吏，得乾隆帝的庇護，更加肆無忌憚。

　　乾隆帝退位前，似對和珅的擅權不法，已有所覺察。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九月朝審，和珅以管理理藩院失職，降三級留任。十月，又以和珅謊奏“文武試策總載實錄”，斥爲“護過飾非”，革職留任。但這時和珅權勢已固，而乾隆帝也已宣布即将歸政于皇太子了（見下節）。

　　

　　三、甘肅與台灣的人民起義


　　乾隆帝退位前的二十年間，民間秘密結社遍布各地，各地人民反抗鬥争在不斷興起。甘肅蘇四十三和台灣林爽文領導的人民起義，形成爲兩次規模巨大的反抗運動。


　　甘肅蘇四十三起義　　

　　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甘肅蘇四十三領導的人民起義，是由于清政府對回族人民的宗教糾紛進行鎮壓而引起的。

　　在甘肅從事農業生産的回民，根據伊斯蘭教的“天課制度”，需按一定比例向“天庫”繳納“天課”，由阿訇收存，形成爲稱爲“閣的木”的教坊制。阿訇動用 “天課”購買土地，租給農民耕種，成爲宗教地主。又由此形成所謂“門宦制度”（花寺），把分散的教坊集中起來，并确定門宦教長管轄各教坊。據《甘甯青史略》記載，回民馬明心“自西域回，慨然欲革除門宦制度，意謂道者公也，豈爲一家私有？教規者，随時變通者也，不宜膠柱鼓瑟。”狄道、河州各門宦教長，群起而攻。馬明心組織新教，編纂《卯路經》，比原有經典簡明扼要，教徒不需要再付出費用請阿訇念經。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以來，馬明心與賀麻六乎在循化廳撒拉族聚居區傳教，聲勢日盛。舊教總掌教韓哈濟向地方官控告，清政府将賀麻六乎發配新疆，給兵丁爲奴；驅逐馬明心出循化地方。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舊教又向總督衙門控告，教民蘇四十三請來安定（馬明心原籍，今定西）教師馬明心、韓二個另立新教，與舊教沖突，殺死舊教四十餘人。陝甘總督勒爾謹即派蘭州知府楊士玑、河州協副将新柱，前往查拿。新柱向蘇四十三等宣布：官府爲舊教作主，新教如不遵守法令，就斬盡殺絕。蘇四十三等十分憤慨，當夜（三月十九日）襲殺新柱等人，連夜趕到起台堡，第二天清晨殺死楊士玑等文武官員，奪取武器，乘勝進襲河州。從此，回族和撒拉族人民反對門宦制度的鬥争，發展成爲反對清朝統治的農民起義了。

　　清陝甘總督勒爾謹獲得起義消息，立即派兵扼守狄道、河州，抽調各鎮官兵前往鎮壓，并派人到安定逮捕馬明心，關押在蘭州監獄。三月二十一日，蘇四十三率領起義軍二千人攻克河州，殺死文武官員，在當地回民的支持下，夜渡洮河，由小路直搗蘭州。起義軍進攻西關，擊斃官兵三百餘人。截斷黃河浮橋，阻止清軍的增援部隊，包圍蘭州城，要求釋放馬明心。布政使王廷瓒組織地主武裝頑抗，并将馬明心押上城頭，強迫他勸說蘇四十三退兵。馬明心當衆宣傳對清朝統治者的憤恨，并把頭巾擲下城去，表達自己反抗到底的決心，鼓勵起義軍勇敢戰鬥。王廷瓒将馬明心處死。

　　清朝廷得到蘭州被圍的消息，慌忙派遣領侍衛内大臣海蘭察前往援救。并任命大學士阿桂、和珅爲欽差大臣，統率先後調集的健銳營、火器營和各省滿、漢官兵一萬多人，到蘭州作戰。和珅部署軍隊時，第一排爲舊教兵，第二排是綠旗官兵，第三排爲駐防旗兵。清朝的政策是：“此案用舊教而除新教，最爲吃緊關鍵。蓋舊教相沿已久，回人等耳濡目染，習慣成性。今欲去之，勢有不可。譬如僧道，未嘗非異端，亦不能盡使之爲民也。而新教則如白蓮等邪教，平日雖亦拜佛念經，而惑衆滋事，其名目斷不可留。”（《高宗實錄》卷一一三一）清廷逮捕勒爾謹治罪，派李侍堯接任總督。增調四川藏兵一千、阿拉善蒙古兵七百，會同各地援軍，把起義軍包圍在華林山。起義軍幾次突圍沒有成功。六月初蘇四十三戰死，清軍攻入華林山，火燒華林寺，起義軍全部壯烈犧牲，無一人投降。清廷在回族、撒拉族人民起義地區，增加駐防軍隊，陝西提督由西安移駐固原，固原總兵移駐河州，以加強對回族、撒拉族人民的統治。

　　蘇四十三起義失敗後不久，馬明心的弟子田五又組織武裝起義，在通渭修築石峰堡，制造兵器、旗幟，提出爲“馬明心複仇”的口号，号召回族人民參加反抗清朝“剿洗回民”的鬥争。乾隆帝事後把責任推托給地方官，“皆因李侍堯于查辦新教一事，地方官奉行不善，胥役從中勒索滋擾，緻逆回讵稱剿洗回民，借詞煽誘，到處勾結。”（《石峰堡紀略》卷十五）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四月，田五把起義隊伍隐蔽在伏羌縣（今甘谷）的鹿盧山和靜甯州的底店山、潘隴山，并與靖遠城内回民約定五月五日攻城。但是，由于舊教鄉約李應德告密，遂于四月十五日在鹽茶廳的小山地方舉行武裝起義，攻破西安州土堡。清地方官驚慌地報告說：“日聚日衆，毋論新教回民相率成群，即舊教亦多有聽從入黨。而其中守法良回，不肯從賊，并協同民人守禦者，亦複不少。”（同上，卷十四）起義軍在伏羌城外與清軍作戰，田五陣亡。張文慶、馬四圭（娃）領導起義軍繼續戰鬥，迅速發展到數千人，攻克通渭縣城，控制了鹽茶、靖遠、秦安、隆德、會甯等州縣的村堡。伏羌縣城回族監生馬應龍出首内應的回民，鹽茶廳官川地回族監生馬如仁和馬良才、馬良能，首報或引拿起義回民，使起義軍遇到了困難。

　　清廷又逮治總督李侍堯、提督剛塔，命福康安和海蘭察到甘肅鎮壓起義軍，并命大學士阿桂帶領健銳營、火器營兵二千人增援，陸續調遣甯夏滿兵一千人、阿拉善蒙古兵一千人、四川藏兵二千人、舊教撒拉回兵一千人、涼州和延綏鎮兵三千人參戰。六月十一日，起義軍與清軍在底店山決戰後，便退守石峰堡。清軍層層包圍，堵塞水源，起義軍和家屬飲食發生困難。七月初，馬四圭率領起義軍突圍，遭到清軍伏擊，損失慘重。清軍乘機攻陷石峰堡，殘酷鎮壓起義，回族人民遭到失敗。

　　

　　台灣林爽文領導的農民起義

　　一七八六年（乾隆五十一年），台灣彰化縣爆發了林爽文領導的農民起義。

　　林爽文原籍福建漳州平和，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随父渡台，居住在彰化縣的大裏杙莊。一七八三年（乾隆四十八年），他的同鄉嚴煙到台灣傳布天地會，林爽文應邀入會。此後，便以大裏杙爲中心，發展會員。一七八五年（乾隆五十年）林爽文被推爲主，形成一支反抗官府的強大勢力。一七八六年（乾隆五十一年）七月，天地會會員楊光勳、張烈等被逮捕，乘機逃出，至大裏杙。台灣知府孫景燧于十月二十七日到彰化，命知縣俞峻、副将赫生額、遊擊耿世文率領兵役四百人，前往鎮壓。他們行至離大裏杙五裏的大墩，強迫村民擒獻，又焚燒數小村房屋，進行恐吓，當地人民萬分憤慨。林爽文遂領導天地會員和當地人民發動武裝起義，襲擊大墩清營，殺死俞峻、赫生額、耿世文，全殲清軍。次日（十一月二十八日）乘勝攻克彰化縣城，殺死孫景燧、同知長庚、前同知劉亨基及都司王宗武等清朝官員，出榜安民，稱“順天元年大盟主林，爲出榜安民事：本盟主爲衆兄弟所推，今統雄兵猛士，誅殺貪官，以安百姓。貪官已死，其百姓各自安業，惟藏留官府者死不赦。”（《平台記》）林爽文稱盟主大元帥，封楊振國爲副元帥，劉懷清爲彰化知縣，劉志賢爲北路海防同知，王作爲征北大将軍，王芬爲平海大将軍。農民起義軍獲得人民群衆的熱烈支持，迅速發展。十二月六日以後，起義軍先後攻克了諸羅、淡水、鬥六門、南投、貓霧梀等地，殺死諸林爽文軍令羅知縣董啓■、淡水同知程峻等，并進攻台灣府城。

　　林爽文起義後，鳳山竹仔港農民莊大田即制造軍器，樹立南路輔國大元帥旗，領導數千群衆起義。十二月十三日，攻克鳳山，殺死知縣湯大紳及清軍官兵多人。當時，林爽文、莊大田兩部号稱十萬之衆，控制了台灣西部的大部分地區。

　　清廷調遣水師提督、海澄公黃仕簡率兵入鹿耳門，陸路提督任承恩統兵進鹿港，副将徐鼎士領兵入北淡水，兵分三路，前往鎮壓。次年正月初，黃仕簡到台灣後，派總兵柴大紀北上反攻諸羅，總兵郝壯猷南下奪取鳳山。起義軍退出諸羅，阻擊郝壯猷的南下。郝軍向南走二十裏，即遭到起義軍的抵抗，屯兵五十日才到鳳山。一部分起義軍作好埋伏，其餘隊伍撤出鳳山，誘敵進入空城，然後于三月十日裏應外合，殲滅清軍大半。清遊擊鄭嵩被殺，郝壯猷狼狽竄回府城。任承恩率兵至鹿港，距大裏杙僅四十裏，以“兵單難于遠捕”爲借口，株守鹿港，不敢前進。

　　清廷下令将黃仕簡、任承恩“革職拿問”，調閩浙總督常青爲将軍，親往台灣督辦軍務，以李侍堯署閩浙總督，駐劄廈門。又調廣東兵四千人、浙江兵三千人、滿洲兵一千人，命江南提督藍元枚和福州将軍恒瑞爲參贊，分別赴台，協助常青。常青抵台後，在離府城十裏的地方遇到起義軍，剛一交戰，就戰栗不能舉鞭，大呼“賊砍老子頭矣！”策馬逃遁。主帥如此，官兵更是望風落膽，退入城中，向朝廷請求增兵。

　　諸羅位于台西中部，是台灣府城的屏障和台灣的财賦之區，溝通南北的樞紐。對于起義軍和清軍來說，諸羅都是必争之地。一七八七年（乾隆五十二年）六月，林爽文率領起義軍晝夜圍攻諸羅，擊退了常青從府城派來的三次援軍，又攻鹽水港、鹿仔港，斷絕了諸羅的饷道，粒米不能入城，清軍隻能搶奪老百姓的地瓜、野菜、油籶充饑。起義軍用火箭、火炮猛攻，發布告示，隻拿貪官柴大紀、地主頭子黃奠邦，對被脅迫的官兵和“義民”（地主武裝）一律采取寬大政策。清兵心慌意亂。總兵柴大紀頑固死守，開決河水以阻擋起義軍的前進。

　　乾隆帝将常青、恒瑞撤職，任命協辦大學士福康安爲将軍，領侍衛内大臣海蘭察爲參贊，率領從湖南、廣西、貴州、四川等省征調的十餘萬清兵前往台灣。增援清軍于十月底在鹿港登岸，十一月八日在仔頂、牛稠山兩次作戰，解諸羅之圍。

　　起義軍從諸羅撤退之後，又敗于鬥六門（今雲林縣）。林爽文一面在大裏杙築土城高壘，排列巨炮，建栅設卡，和清軍對壘；一面派其弟林勇向莊大田求援。林爽文、莊大田兩支義軍雖曾聯合作戰，但南北分立，互不統轄。在這緊要關頭，莊大田沒有給林爽文以必要的援助，使林爽文陷于孤軍無援的境地。而敵人方面，福康安一面調官兵移駐水沙連山口，防備義軍轉入山内高山族地區；一面指揮官兵向大裏杙層層圍逼。十一月二十四日，起義軍與清軍決戰。趙翼《皇朝武功紀盛》卷四記此戰說：“官兵至，賊（起義軍）猶數萬出拒，退而複集者數次。既夕，我兵（清軍）伏溝坎間，賊萬炬來索戰，我兵在暗中賊不能見，而我兵視賊則曆曆可數，發槍箭無不中。賊自知失計，遽滅火複擊鼓來攻，我兵又從鼓聲處擊之，殺死無數。黎明，遂克其城。”起義軍在頑強抵抗後，遭到失敗。

　　林爽文在大裏杙失利後，得到水裏社高山族人民的掩護，率領起義軍二千餘人據守集集埔。十二月五日，被清軍攻陷，林爽文率數十人逃往深山老林，被福康安揀派的“義兵”、“竈丁”于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四日捕獲。在清軍的追迫下，莊大田也節節敗退，退到台灣南端的琅峤。福康安派侍衛烏什哈達率水師由水道繞而阻截，海蘭察、鄂輝率清兵由山路逼進，層層圍逼。起義軍大都壯烈犧牲。一七八八年二月初五日，莊大田被俘。

　　林爽文領導的農民起義，發展到十餘萬人，控制了台灣的大部分地區，與清軍戰鬥達十四個月之久，鬥志是頑強的。發動起義時，以天地會做号召，但未能克服台灣的閩粵居民，以及漳泉居民之間的對立情緒。起義領袖多爲漳州人，清軍則利用泉州地主武裝，以制造起義軍内部的不和。農民起義軍南北兩路，始終沒有建立起一個統一的領導機構，也削弱了戰鬥力量。這次起義，震撼了台灣，也震撼了全國。它進一步表明清王朝與各地人民間的矛盾，越來越激化了。

　　

　　（四）乾隆帝退位

　　乾隆帝即位之初，即焚香告天，說若得位六十年，即當傳位嗣子，歸政退閑，不敢有逾康熙帝六十一年紀年之數。一七九五年，乾隆帝在位已屆六十年，他本人也已有八十五歲的高齡。據朝鮮使臣次年的報告說，乾隆帝容貌氣力，雖然還不甚衰老，但已很善忘。昨天的事，今天就忘記。早上辦的事，晚間就記不清楚。（朝鮮《李朝正宗實錄》三）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九月，乾隆帝正式宣布，他将于明年歸政，傳位給皇太子。

　　乾隆帝初即位，即遵照雍正帝的舊制，冊立皇太子。但到他傳位時，皇太子已幾經更叠，經歷了曲折的過程。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七月，乾隆帝即立年僅七歲的皇次子永璉（孝賢皇後富察氏所出）爲皇太子，遵照雍正帝的“家法”，密書其名，藏于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之後。兩年後，一七三八年（乾隆三年）十月，永璉病死。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孝賢後生子永琮，乾隆帝曾有意立爲皇太子。次年十二月，永琮病痘死。乾隆帝又屬意于哲憫皇貴妃富察氏所生的皇長子永璜，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永璜未及立而病死。皇五子永琪（愉貴妃珂裏葉特氏出）也于一七六六年（乾隆三十一年）病死。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帝以“國儲四殒”，遂決意手書應立皇子之名密藏，并以其事谕知軍機大臣，但不明示所定何人。是年冬，乾隆帝至南郊大祀時，默禱上帝說：“以所定之子若賢，能承大清基業，則祈昊蒼眷祐，俾得有成；若其人弗克負荷，則速奪其算，毋誤國家重大之任，予亦可另行選擇。”（《高宗實錄》卷一○六六）。

　　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乾隆帝東巡，自盛京回銮途中，錦縣生員金從善于禦道旁進遞呈詞，條陳四事，首先是請立皇太子，說“立太子可杜分門別戶之嫌”。乾隆帝大怒，駁斥說：“有太子然後有門戶。蓋衆人見神器有屬，其庸碌者必豫爲獻媚逢迎，桀黠者且隐圖設機構陷，往牒昭然可鑒。若不立儲則同系皇子，并無分別，即有憸邪之輩，又孰從而依附觊觎乎？”（同上）将金從善以“狂誕悖逆”罪斬決。自此以後，再無人敢于議論立儲問題。

　　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九月，乾隆帝禦勤政殿，召皇子、皇孫、王公、大臣入見，共同閱看所定密緘嗣位皇子之名，宣示立皇十五子嘉親王永琰爲皇太子，以明年爲嗣皇帝嘉慶元年，皇太子移居毓慶宮，其名上一字“永”改爲“颙”。同時宣稱：“朕仰承昊眷，康強逢吉，一日不至倦勤，即一日不敢懈弛。歸政後凡遇軍國大事及用人行政諸大端，豈能置之不問！仍當躬親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訓谕，将來知所禀承，不至錯失。”“部院衙門并各省具題章疏及引見文武官員尋常事件，俱由嗣皇帝批閱，奏知朕辦理。”（《高宗實錄》卷一四八六）同年十二月，乾隆帝又發出谕旨說：“朕于明年歸政後，凡有繕奏事件，俱著書太上皇帝，其奏對著稱太上皇。”（《高宗實錄》卷一四九二）。

　　乾隆帝二十五歲即位做皇帝，至八十六歲退位，統治清朝六十年。雖然退位之後，仍以太上皇繼續干預朝政，但由此結束了作爲一代皇帝的政治生涯。

　　乾隆帝以皇子即帝位，自幼生長深宮，不諳世事，不同于康熙、雍正二帝。即位後，爲要鞏固他的統治，又力求建立功業，媲美于乃父乃祖。乾隆帝的這種特殊的境遇和特有的性格，爲六十年間的統治帶來了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是，他在位期間力圖有所作爲，繼述祖業，因而使這時的清朝大體上仍能保持前朝的國勢，并以“盛世”自詡。另一方面，又由于好大喜功而崇尚浮華，不同于雍正帝的倡導實心實政。連年用兵邀功，巡遊宴樂，造成巨大的靡費。自皇室貴族至地方官員貪婪無厭，吏治日壞，國力日損。清王朝由盛而衰，表面的強盛掩蓋着内在的虛弱，歌頌升平的背後醞釀着衰亂的危機。

　　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清軍戰勝廓爾喀後，乾隆帝曾撰《十全記》，自贊其五十七年間的“十全武功”，說：“十功者，平準噶爾爲二，定回部爲一，掃金川爲二，靖台灣爲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爲十。”（《禦制文三集》卷八）這十次戰争，對于鞏固前朝确立的版圖，強化邊疆的統治，客觀上起過一定的作用。臣僚們也因此頌爲“鼎盛”。但是，邊疆戰争中，大小金川之戰，如果處置得宜，并非不可避免。金川首領停戰乞降，乾隆帝仍然“必欲誅滅”，最後還是以事實上的失敗而告終。準、回之戰，對于穩定天山南北路的局勢，有其積極的意義，但清軍獲勝後，對當地各族民衆肆行殘酷屠殺，則隻能加劇民族間的矛盾。台灣林爽文領導的農民起義，給予清王朝以沉重的打擊，清軍損失慘重。清廷發重兵鎮壓起義，并無功績可說。至于對藩國緬甸和安南的侵略戰争，清王朝事實上都遭到失敗。廓爾喀之戰，清軍獲勝後，并非必要地深入廓爾喀境内，最後仍不得不退軍言和。綜觀清廷這十次戰争，有功有過，而過大于功，敗多于勝。乾隆帝不去正視經驗教訓，而一味自诩“十全武功”，并自稱“十全老人”，說明他直到晚年仍未改變不惜窮兵黩武，自炫功業的心理。

　　乾隆帝在傳位皇子的詔書中說：“朕缵紹洪業，六十年間，景運龐洪，版圖式廓，十全紀績，五代同堂，和慶骈蕃，實爲史冊所罕觏。”（《禦制文三集》卷六）在駁斥尹壯圖關于官吏貪婪，民間“蹙額興歎”的奏報時也說： “朕自缵緒以來，益隆繼述。凡澤民之事，敷錫愈多，恩施愈溥。此不特勝國所無，即上溯三代，下訖宋元，亦複罕有倫比。”又說：“夫以朕之愛養斯民，如此其厚，天下萬民無不身被醲膏共知感戴。尹壯圖于朕愛民勤政之意，懵然無覺，忍爲此蹙額興歎之語，幾于搖惑人心。”（《高宗實錄》卷一三六七）乾隆帝晚年陶醉于臣僚的一片頌聲，又陷于“于外事總未經曆”的境地，對于臣下的谏诤和民間的怨歎，不免厭聽。實際狀況是：乾隆帝退位前，清王朝的統治已然日益腐敗，危機四伏。民間不只“興歎”，而且在秘密醞釀着起義風暴的興起。乾隆帝無視這一切，自稱爲“歸政全人”，而把業已形成的種種危難，留給了他的繼承者嘉慶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