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戰爭與明朝之覆亡

第四节 农民战争与明朝的灭亡


　　明崇祯年間，在清軍不斷南下侵掠的同時，陝西、河南地區爆發了李自成、張獻忠等領導的大規模的農民戰争，在一六四四年三月，推翻了明朝的統治。

　　天啓年間，山東、河北地區以徐鴻儒爲首的農民起義，曾經發展爲頗大的規模。崇祯時，農民戰争的巨大風暴，逐漸轉移到陝西、河南。這是因爲：

　　（一）徐鴻儒起義遭到明朝的殘酷鎮壓，農民群衆付出巨大的犧牲，鬥争轉入低潮。清朝建号後，連年出兵河北、山東地區侵擾，這一地區廣大農民抵抗清軍的搶掠，成爲主要的鬥争目标。

　　（二）陝西地區是明朝西北的邊防地區。駐在這裏的明皇室藩王貴族，占據大量田地，攫括巨大的财富。史稱：“秦藩富甲天下，擁資數百萬。”（《平寇志》卷七）早在洪武時，明太祖封第二子樉爲秦王，就藩西安。以後秦王子孫曆代相承，成爲一方的豪富。一六六三年（清康熙二年）賈漢複《陝西通志》載明末陝西占田狀況，秦王府占有田地八千九百九十二頃，山坡、山場四百八十三處。此外還占有竹園、栗園數處。秦王所占田地，分布在西安、鳳翔兩府所屬各縣及鄠縣、商州等地。平涼的韓王、漢中的瑞王等宗室藩王，共占王田近萬頃，山坡、山場及果園等五百餘處。陝西東布政使轄西、延、鳳、漢、興四府一州耕地，約有三十八萬九千餘頃，藩王即占去百分之五左右。在平、慶、臨、鞏四府，肅、韓等王占地一萬六千餘頃，占這一地區總耕地面積二十五萬三千餘頃的百分之六強。藩王憑借權勢，向佃戶收租，不準拖欠。王侯都成巨富，“珠玉貨賂山積”。河南地區有藩王八人，号爲“八王”。也各占良田數萬頃。李自成農民軍進入河南時，即向老百姓宣告說：“王侯貴人剝窮民，視其凍餒，吾故殺之，以爲若曹”（《綏寇紀略》卷八）。

　　（三）陝西、河南地區是農業生産落後的地區，也是階級壓迫嚴酷的地區。宗王以下，各地官僚地主都占有大量土地。韓城占有萬畝田的大地主有數十百人，廣大農民幾乎沒有土地。渭南南氏是世代爲官的大族，農民軍曾向南氏索要饷銀一百六十萬兩。長安縣薛氏、華州郭氏、米脂李氏、艾氏，都是一方的大地主，并且役使着大批的家奴世仆。農民破産無告，即投充到大地主家作奴仆，世代相承爲奴。華州郭氏有家仆投身的契卷百餘紙，米脂李氏奴仆甚多，艾氏奴仆均改爲艾姓。奴仆或從事生産，或負擔家内勞役，地位低于農民。河南地區有大地主曹氏、諸氏、苗氏、範氏四家，各占有千頃良田，稱霸一方，号稱“四兇”。農民遭受地主的敲剝，還要承擔官府的壓榨。一五九八年（萬曆二十六年）至一六二七年（天啓七年），因抵禦金兵，多次加派稅銀，稱爲“遼饷”。遼饷按照畝數加征稅，不問産量的多少和年歲的豐歉。因而地多産少的陝西、山西和河南、湖廣等省，較地少産多的省份，實際負擔遠爲繁重。山西地瘠民貧，一年加派近四十萬兩，超過閩廣的兩三倍。陝西的情況也和山西差不多。河南省新舊稅銀多至一百六十多萬兩。湖廣土地遼闊，照畝加派，是全國加派最多的一省。農民起義爆發于陝西、河南，發展到山西和湖廣，明朝賦稅剝削的繁重是原因之一。禦史姜思睿曾經認爲“剝民以養兵，是驅民而爲盜也。”（《啓祯野乘》一集卷三）官員們多次指出，加派稅銀，等于剜肉醫瘡，人民的皮骨被剝盡，隻有起來造反。

　　（四）陝西地處西北，榆林、綏德、延安均設軍衛，軍戶耕種屯田，極爲困苦。軍官奴役兵丁和耕種的佃客人丁，稱爲“奴客”。他們遭受着比一般農戶更爲嚴酷的壓榨。農民起義爆發後，即紛紛參加起義。兵科給事中劉懋奏稱：“秦寇即延慶之兵丁土賊也。”（《平寇志》卷一）吏部尚書吳甡說：“延安四載奇荒，邊軍始亂，出掠米脂、綏德、清澗，脅從甚衆。”（光緒《米脂縣志》卷十一）清初編審三衛軍戶，實在戶丁都不過二、三百人。在明末農民戰争中，奴客與軍丁多已脫籍參加起義。至于那些世代爲軍官的世祿之家，也多已被消滅了。

　　（五）陝西、河南自天啓至崇祯年間，連年饑荒。遭受地主、官府和軍官壓榨的人民，更加斷絕了生路。陝北的延安、慶陽一帶，民間采摘山間的蓬草和樹皮作食物充饑，甚至挖掘山裏一種叫做青葉的石塊來充饑，吃下後即腹脹而死。崇祯二年（一六二九年）四月，路經延安的官員馬懋才向崇祯帝奏上《備陳災變疏》，陳述他所見到的情景：“如安塞城西，有糞場一處。每晨必棄二、三嬰兒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者。”“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影。後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爲薪，煮人肉以爲食，始知前之人皆爲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數日面目赤腫，内發燥熱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氣熏天。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用以掩其遺體。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餘。而數裏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許矣。小縣如此，大縣可知；一處如此，他處可知。”他最後說：“然則現在之民，止有抱恨而逃，飄流異地，栖泊無依。恒産既無，懷資易盡，夢斷鄉關之路，魂銷溝壑之填，又安得不相率爲盜乎？”（康熙《陝西通志》卷三十二）

　　

　　（一）農民戰争的序幕

　　自一六二七年（天啓七年）起，陝西農民先後在王二、王嘉胤、高迎祥等領導下，舉行起義，揭開了明末農民戰争的序幕。

　　王二起義一六二七年春，陝西澄城知縣張鬥耀在連年災荒之後，向饑民催逼賦稅，激起人民的反抗。三月間，農民王二聚集饑民數百人，問：“誰敢殺張知縣？”大家齊呼： “我敢殺！”饑民擁入澄城縣衙，殺死正在坐堂追比的張鬥耀，舉行起義。起義者以王二和鍾光道爲首，進而聚集饑民和逃兵，擴大隊伍，攻打蒲城的孝童村和韓城的芝川鎮。又西去宜君縣，打開監獄，放出囚犯。在洛河以北的山上樹旗立營，組成陝西農民起義的第一支隊伍。

　　王嘉胤起義在王二起義後一年，一六二八年（崇祯元年）陝西府谷縣爆發了王嘉胤領導的起義。起義的領袖還有号稱楊六郎、不沾泥（原名張存孟）等人。起義者聚集饑民，劫奪地主富戶的糧食。官府前來緝捕，即與官府對抗，發動起義。王二起義軍在這年冬季與王嘉胤部會合，有衆五、六千人，在延慶的黃龍山聚集。崇祯二年（一六二九年）正月，王二戰死。王嘉胤農民軍迅速發展壯大，以府谷、河曲爲據點，分兵轉戰各地，西南至延安、慶陽。一六三一年，又東向進入山西，到達陽城。起義群衆發展到三萬多人，有将領一百餘人，并設置左丞、右丞等官職，組成一支強大的農民軍。這支農民軍中的著名将領高迎祥，原在安塞起義，自号闖王，在各地流動作戰，後歸屬于王嘉胤。另一将領張獻忠，陝西延安衛柳樹澗（今定邊縣）人。幼年随父販棗，遭鄉紳毒打。後在明軍中當兵。一六三○年九月，張獻忠發動米脂十八寨農民起義，響應王嘉胤。自号八大王，又稱“黃虎”。

　　各地起義王二、王嘉胤起義後，陝西各地農民紛起響應。一六二八年，漢南王大梁，階州周大旺，宜川王左挂、飛山虎、大紅狼、苗美，洛川王虎、黑煞神，延川王和尚、混天王，慶陽韓朝宰，白水王子順等先後在各地領導起義，從四面八方沖擊着明朝的統治。明朝派總督楊鶴前往“招撫”，又派出官軍鎮壓。一六二九年四月，王左挂部被明洪承疇軍圍困于雲陽，王左挂突圍入神道嶺。王大梁在略陽大石川戰死。一六三○年，王左挂、苗美、王子順等轉戰陝西中部州縣。鄜、雒一帶有李老柴、獨行狼等領導的起義。甯塞一帶有神一元、神一魁等領導的邊兵起義，攻陷柳樹澗。河西士兵在混天猴領導下起義，轉戰陝甘。此外，還有清澗點燈子和葭州不沾泥諸部起義軍。一六三一年，王左挂、苗美、王子順等接受明朝總督楊鶴的“招撫”，降明後被殺。神一元敗死。神一魁降明後，察覺中計，突圍出走，率部數萬人，敗官軍于甯夏。點燈子、不沾泥、混天猴等先後敗降。明軍先後捕殺起義者二萬餘人，招降三萬餘人。

　　王自用、高迎樣等起義一六三一年四月，王嘉胤在陽城與明延綏副将曹文诏部作戰，敗死。起義軍推舉左丞王自用（号紫金梁）爲領袖，與部将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等率領部衆繼續作戰。李自成陝西米脂人，幼時爲地主放羊。二十一歲時，應募作驿卒。王左挂起義後，李自成投附農民軍。王左挂降明被害，又投附不沾泥部。不沾泥降明，部衆解體。李自成投入王嘉胤部下，号稱闖将。

　　農民軍興起以來，分散各地，各自爲戰，明軍易于各個擊破。這時，明軍主力在陝甘。王自用避開敵鋒，結集所屬三十六營起義軍轉戰山西，向晉東南發展，直到黃河以北，進入河南濟源地區。一六三二年，山西境内的起義軍分三路進軍，東路據澤州、潞安，西路攻平陽，中路攻打汾州、太原一帶州縣。各地饑民紛起響應。起義烽火燃遍山西全境。

　　一六三三年四月，王自用與部将馬守應（老回回）被明軍戰敗，自榆社奔武鄉。王自用在濟源戰死，起義軍失去領袖，各路軍又陷于分散作戰。數十萬人東向攻入真定、沙河、大名、順德諸府縣，遭到明軍曹文诏和左良玉部的圍剿。十一月，高迎祥統率張獻忠、羅汝才（曹操）、馬守應、惠登相、劉國能（闖塌天）等，合三十六營軍渡黃河，攻陷渑池，到達盧氏。起義軍由當地礦工作向導，越過崎岖山路，經内鄉到鄖陽，分兵出擊。張獻忠部攻信陽、鄧州，經應山至商雒。馬守應部五營攻南陽、汝甯，經棗陽、當陽、歸州、巴東入四川，破夔州。次年回軍鄖陽。

　　

　　（二）李自成、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起義與明軍的反攻

　　一、荥陽大會

　　農民起義爆發以來的六年間，起義者由于在各地分散作戰而屢遭明軍的鎮壓。明朝也由于諸鎮撫事權不一，互相推诿而使農民軍得以流動作戰，不斷發展。起義軍攻下鄖陽後，明朝将鄖陽巡撫蔣允儀逮捕（以盧象升代），擢升延綏巡撫陳奇瑜爲兵部右侍郎，總督陝、晉、豫、楚、川諸省軍務，專事鎮壓農民起義。陳奇瑜率師趕到均州後，檄令陝、鄖、豫、楚四撫臣領兵會讨。陝撫練國事駐商雒遏制起義軍之西北，鄖撫盧象升駐房縣、竹溪遏制于西，豫撫元默駐盧氏遏制于東，湖廣巡撫唐晖駐南漳遏制于東南，對起義軍四面圍剿。起義軍遭到明軍的圍剿，在平利，烏林關、乜家溝、蚋溪等戰役中連續失利，傷亡慘重。一六三四年六月，高迎祥部農民軍誤入興安縣的車箱峽，陷于困境。

　　車箱峽長四十裏，四面懸崖峭壁，号爲“絕地”。起義軍誤入這個“絕地”後，地主武裝壘石斷路，從山頂投石飛擊或擲火焚燒。起義軍無法突圍。高迎祥部将李自成采用謀士顧君恩策，賄賂明軍總督陳奇瑜及其部下将弁，得到出路。陳奇瑜将起義軍每百人編爲一隊，派遣安撫官護送他們回家務農。李自成等一出棧道，就将五百多個安撫官殺掉，聯合各部起義軍接連攻下麟遊、永壽、靈台、崇信、白水、泾州等州縣。起義軍脫離危境後，在這年冬季又分三路出擊，一路北向慶陽，一路南奔鄖陽，一路東進河南。

　　明朝政府逮捕陝西巡撫練國事（以李喬代任），将陳奇瑜削職聽勘，升洪承疇爲兵部尚書，兼督山西、陝西、河南、四川、湖廣軍務，指揮各鎮撫鎮壓起義。又調西北邊防兵、天津兵、關甯（山海關、甯遠）騎兵等數十萬人往河南集結，企圖以大規模的圍攻，把農民軍主力殲滅于河南境内。

　　據《綏寇紀略》卷三記載，崇祯八年（一六三五年）正月，各支農民軍将領曾在河南荥陽集會，商讨對付明軍重兵圍剿的作戰方案。馬守應主張北渡黃河轉入山西，張獻忠表示反對，但又提不出确實可行的計劃，因此發生争執。李自成提出“分兵定所向”的方案，建議将起義隊伍統一組織起來，依據作戰需要分成幾個方面軍，分頭出擊，配合對敵。李自成的意見得到與會将領們的一緻贊同，會上議定了分兵拒敵，四路進軍的作戰方案。賀一龍、賀錦南禦四川、湖廣敵兵；馬進忠、橫天王（後增李萬慶、許可變）西擋陝西之敵；羅汝才、惠登相扼守黃河沿線，抵擋開封、歸德、汝州方面明軍；高迎祥（李自成爲其部将）、張獻忠向東出擊，插入敵後；馬守應、九條龍爲機動部隊，往來策應。無論那一路獲勝，所得戰利品各路軍統一分配。

　　荥陽會後，高迎祥按照大會議定的進取路線，指揮起義軍主力分三路東下。勢如破竹，十多天之内就接連攻下固始、霍丘、壽州（壽縣）、穎州（阜陽）等數十州縣，殺死穎州知州尹夢鳌和在鄉尚書張鳴鶴，直逼鳳陽。

　　鳳陽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鄉，明朝的中都皇陵所在地。明朝在這裏設有留守司，轄八衛一千戶所，又有班軍、高牆軍、操軍和護陵新軍六千多人，由一個巡撫、一個太監負責護衛，戒備森嚴。

　　農民軍大隊抵達鳳陽之前，秘密派遣三百名壯士化裝成商人、僧道、乞丐等潛入鳳陽，在大軍進攻時作内應。明朝士兵和當地人民也痛恨守陵太監貪虐，主動爲農民軍帶路。高迎祥、張獻忠的部隊順利地占領鳳陽。

　　農民軍占領鳳陽府後，釋放囚犯，燒毀明“皇陵”和“龍興寺”，殺死留守署正朱國相，殲滅敵軍四千多人。起義軍還揭出“古元真龍皇帝”的旗幟，以示推翻明朝的決心。崇祯皇帝得到消息後，逮捕漕運禦史兼鳳陽巡撫楊一鵬，處死。将巡按禦史吳振纓遣戍。

　　農民軍在鳳陽駐了三天，張獻忠與李自成因分配戰利品發生争執，又分裂成兩股。張獻忠率所部向東南發展，轉戰于江淮流域。李自成随高迎祥西北走歸德（商丘），與羅汝才、惠登相等部會師。

　　同年，高迎祥、張獻忠等部又相繼轉戰到陝西境内，擊斃明軍悍将艾萬年，曹文诏戰敗自殺，農民軍獲得一系列勝利。

　　一六三六年七月，高迎祥率部經漢中之石泉，出陳倉、子午，打算進攻西安。途經周至黑水峪時，遭到新任陝西巡撫孫傳庭伏兵的襲擊，雙方展開激戰。明軍祖寬部來援，高迎祥戰敗被俘，就義。起義軍推李自成爲領袖，繼爲闖王。

　　

　　二、明軍的反攻

　　高迎祥死後，張獻忠的實力較爲強大，他聯合馬守應、蠍子塊等部二十多萬人進攻襄陽。崇祯十年（一六三七年）正月，張獻忠又聯合羅汝才、馬守應、劉國能諸部自襄陽順流東下，與很久以來就在江北英山、霍山一帶活動的“左革五營”中的賀一龍、賀錦會合。然後分攻江浦、六合、安慶等城，南京爲之震動。

　　三月，明朝新任兵部尚書楊嗣昌（楊鶴之子）策劃“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的戰略。“四正”是以陝西、河南、湖廣、江北（即今江淮地區）四個地區爲圍剿起義軍的正面戰場，由當地四個巡撫負責分剿，“六隅”是以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六個地區作爲輔助戰線，由這六個地區的巡撫負責協剿。“四正”加 “六隅”，成爲“十面之網”。（《明史·楊嗣昌傳》）總理六省軍務的熊文燦鎮壓張獻忠爲主的農民軍，總督洪承疇和陝西巡撫孫傳庭圍剿李自成部農民軍。農民軍與明軍展開了艱苦的戰鬥。

　　洪承疇和孫傳庭對李自成東西夾擊，步步進逼。李自成幾次激戰，連遭失敗。在三原與李自成會合的蠍子塊部投降明朝，使李自成更加勢孤。李自成奮力突破明軍重圍，到階州、成縣、西和、禮縣一帶活動，然後帶領過天星、混天星和本部人馬揮軍南下，攻克甯羌（甯強），開始向四川進軍。

　　甯羌是由陝入川的咽喉要地，李自成占領甯羌後，接着攻下七盤關，經過朝天嶺，接連攻克廣元、昭化、劍州（劍閣）、梓潼等地。然後分兵三路，分別向潼川、綿州（綿陽）、江油三個方向進軍，連下三十多個州縣，進逼成都。四川巡撫王維章龜縮在保甯（阆中），不敢與李自成軍接仗。李自成帶領農民軍打出敵人的包圍圈，變被動爲主動了。

　　一六三八年春，李自成領兵北還，在梓潼附近被洪承疇埋伏的重兵伏擊，傷亡慘重。李自成軍奮力突破重圍，西走松潘草地，穿過草甸和沼澤地帶，到達甘肅臨洮一帶。

　　四月，明軍悍将曹變蛟、張天祿率部尾追而來。李自成軍被迫進入西羌地區。曹變蛟、張天祿仍然尾追不舍，雙方在羌中遭遇。李自成率領農民軍浴血奮戰，連續二十七個晝夜馬不卸鞍。當地羌族人民也紛紛起來襲擊官軍，使明軍難于應付。李自成乘機率部轉移到洮河流域，繼續戰鬥。

　　崇祯十一年（一六三八年）正月，劉國能率五、六萬農民軍在随州（随縣）投敵叛變，當了明軍的守備，參預鎮壓起義。張獻忠假用明軍旗号進襲南陽，被左良玉軍擊敗。左良玉射中張獻忠眉心，部将孫可望力救脫險，帶兵退據谷城。

　　張獻忠退據谷城後，在明軍強大攻勢下，投降明朝，以等待時機。他派養子孫可望帶着珠玉珍寶拜見熊文燦部下的總兵官陳洪範，求陳代獻文燦乞降。熊文燦曾任福建巡撫和兩廣總督等職，以“招撫”政策平息了東南沿海的動亂，并且接受了巨額賄賂。他總理南直、河南、山西、陝西、湖廣、四川軍務後，企圖故技重演，在各城鎮廣散招降文檄。張獻忠行賄請降，他便欣然接受。張獻忠又派明朝首輔薛國觀的族侄攜帶珍寶财貨到京城活動，利用出入相府的機會廣交上層要人。朝中權貴多得獻忠賄賂，同意招降，不予加害。一六三八年四月，張獻忠接受了明朗的“招撫”和副總兵官銜，停止了與明軍的戰鬥。但是他不改變農民軍的編制，不服從明朝的軍事調遣，把部卒四萬人分屯于谷城四郊，其中精銳士兵三千人分四營駐紮在谷城，各設一員大将率領。并且加緊集草屯糧，打造軍器，招兵買馬，訓練士兵，作繼續戰鬥的準備。

　　張獻忠降明，雖然仍作繼續戰鬥的準備，但使李自成陷入不利地位。這年秋天，李自成部下的祁總管、周山等相繼向敵人投降，使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處境更加艱難。李自成遭到明軍曹變蛟、賀人龍、馬科等部的追擊和堵截，打算率軍出潼關，東進豫、皖，和在那裏的“左革五營”會合。十月，率領農民軍向東挺進，在潼關南原陷入了洪承疇和孫傳庭伏軍的重圍。

　　洪承疇和孫傳庭偵知李自成東進，故意讓開從白水到潼關的道路，引誘農民軍進軍。孫傳庭在潼關一帶的山丘、叢林中每隔五十裏設一道伏擊線埋伏重兵，附近地主武裝把守外圍各險要通道截擊。洪承疇率領曹變蛟、賀人龍等悍将對農民軍步步進逼，迫使農民軍進入伏擊圈内。明軍人多勢衆，不斷縮小包圍圈，向農民軍進攻。經過幾天的激戰，農民軍損失數萬人，傷亡慘重。李自成與田見秀、劉宗敏、李過等十八人奮力殺出重圍，奔陝西東南的商洛山中。李自成的妻女，都被明軍沖散。

　　明軍得不到李自成的消息，諜報說他已被打死，洪承疇、孫傳庭部被調離陝西，入衛京師。駐紮在均州的農民軍羅汝才部是當時起義軍中較大的一支，聽說洪承疇和孫傳庭帶兵出潼關，誤以爲是前來圍剿，遂率部向明軍熊文燦乞求接受“招撫”而不受節制。熊文燦要授他遊擊官，解散起義軍，挑選精壯從征，被羅汝才拒絕，說“不願受官領糧，願爲山農耕稼自贍。”（《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一）羅汝才部分屯在房、竹一帶，與張獻忠部成犄角之勢。熊文燦隻好容忍他們降明自立。

　　李自成部起義軍受挫後，惠登相、王光恩、馬進忠、李萬慶、一丈青、小秦王、一條龍、劉喜才等部或降或走，農民戰争轉入低潮。

　　

　　三、張獻忠的再起與信陽之敗

　　張獻忠接受明朝“招撫”後，用金銀珠寶厚賄明将熊文燦等官員。熊文燦受賄替張獻忠向朝廷請關防和饷銀，要求張獻忠選留精銳士卒二萬，其餘遣散還鄉。張獻忠拒不解散士兵，并制造器械戰船，積草屯糧，進行擴充，要求明朝發十萬人軍饷。

　　張獻忠等以數萬之衆屯據谷城，明朝不能按士兵數額發饷，農民軍便有理由打劫地主豪紳和設卡收稅，開辟饷源。這當然要引起官員們的強烈反對，紛紛起而抨擊。朝中對“招撫”張獻忠提出異議的人逐漸增多。湖廣巡撫餘應桂緻書熊文燦，反複論說不宜優容獻忠，招撫失策。農民軍輾轉得知，激憤不安。張獻忠與謀士潘獨鳌、徐以顯等日夜研究孫吳兵法，研制三眼槍、狼牙棒、埋伏連弩等武器，用團營、方陣、左右營等操法訓練軍隊，準備再度起義。張獻忠秘密布置部下在荊襄一帶散布流言，挑撥湖廣士紳和明朝調來鎮壓起義的滇兵之間不和，湖廣士紳果然奏請撤除滇兵副将龍在田的騎兵。

　　這時，河南和江北地區遭受嚴重旱蝗災害的饑民大批逃亡到漢水流域，張獻忠收聚饑民，擴大了隊伍。一六三九年五月六日，張獻忠在谷城再次起義，與明軍展開戰鬥。

　　張獻忠起義軍殺死谷城知縣阮之钿和巡按禦史林銘球，拆毀城垣，劫庫縱囚。明監軍道張大經和馬廷寶、徐起祚等被迫投降。離開谷城時，張獻忠在牆上留書，說明他再度起義的原委，并把曾經接受農民軍賄賂的官員姓名和受賄數額詳列于後，給明朝的官員們以沉重的打擊！

　　張獻忠再起，羅汝才部也起而響應，樹起反明旗幟。李自成在商洛山中得到消息，立即重整旗鼓，收聚部衆，沖破陝西總督鄭崇儉的包圍，到谷城與張獻忠合兵。張獻忠傲慢不容，李自成隻好到馬守應營中借得一些人馬，在陝、鄂、川邊境活動。

　　熊文燦得知張獻忠再起，立即調集左良玉和羅岱領兵追逐。張獻忠大軍埋伏在房縣以西的羅猴山中，派出一支隊伍佯敗撤退，引誘明軍入山，伏兵四起圍攻，明官兵一萬多人全部潰散。羅岱被生擒，左良玉丢盔棄甲，伏鞍而逃。明兵軍用物資和左良玉的印信、軍符等，全爲農民軍繳獲。

　　張獻忠起兵後，明廷曾逮捕孫傳庭下獄。明軍在羅猴山慘敗，崇祯帝又下令逮熊文燦下獄，随後處死。左良玉降三級，随軍帶罪立功。改派内閣大學士、兵部尚書楊嗣昌督師，總督以下并聽節制，再次展開對農民軍的大規模圍剿。

　　楊嗣昌到湖廣襄陽督師後，調遣中官劉元斌、湖廣總督方孔昭、總兵官左良玉、陳洪範等十多萬軍隊一齊向農民軍進攻。并責令河南、四川、陝西、鄖陽諸巡撫扼守要沖，堵截農民軍去路。

　　崇祯十三年（一六四○年）閏正月，張獻忠在枸坪關被左良玉擊敗，率衆突入四川。入川途中，在太平縣（今四川萬源縣）的瑪瑙山受到鄭崇儉和左良玉的夾擊，傷亡慘重。接着又相繼遭到湖廣軍張應元、潘之鳳，四川軍張令、方國安，陝西軍賀人龍、李國奇的追擊堵截，連受重創，退據興安、歸州（今湖北秭歸）山中休整，又被左良玉等軍團團圍住，陷于困境。

　　張獻忠利用楊嗣昌和左良玉的矛盾，派馬元利攜重寶賄賂左良玉，說：“獻忠在，故公見重。公所部多殺掠而閣部猜且專。無獻忠，即公滅不久矣。”（《明史·左良玉傳》）張獻忠瓦解左良玉的鬥志，乘機收集散亡，在山區居民的幫助下，走出興安，與羅汝才等部農民軍會合。

　　明軍統帥楊嗣昌驕傲自用，滿以爲明軍已把張獻忠、羅汝才等包圍在鄂、川、陝三省交界地區，勝利在握。但明軍的狀況是“總督之令不能行于将帥，将帥之令不能行于士卒”，上下之間矛盾重重（《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八引侯恂語）。左良玉懷恨明朝對他的處置，有意養敵自重，不受楊嗣昌節制。張獻忠和羅汝才乘隙擊潰巴霧河守将劉貴，由魚渡溪渡江，結營于萬頃山。楊嗣昌命令四川巡撫邵捷春專守夔門，放棄川楚交界的三十二隘口和大甯、大昌以誘起義軍，然後進行環攻。邵捷春懷疑楊嗣昌要以失地罪陷害他，不接受指揮，并派楊茂選和覃思岱扼守三十二隘。楊、覃二将不和，覃思岱谮楊暗通起義軍，邵捷春殺楊茂選，楊部逃散。張獻忠乘機斬關而入，連下新甯、大竹，大敗張應元，擊殺潘之鳳，然後攻下大昌，屯紮在開縣。

　　張獻忠入川後，楊嗣昌率師追擊。因厭惡左良玉不聽調遣，私許賀人龍代左良玉爲“平逆将軍”。左良玉在瑪瑙山與農民軍作戰獲勝，不能易帥。賀人龍怨楊嗣昌不實踐諾言。左良玉也對楊嗣昌更加懷恨。左、賀二将所部是明軍的主力，他們不受楊嗣昌約束，不肯出力作戰，使張獻忠得到緩沖的時機。

　　張獻忠避免和明軍打陣地戰，用“以走緻敵”的策略，快速流動作戰。明軍将要追到時，即迅速轉移，有時一晝夜馳走二百餘裏。楊嗣昌難以鎮壓張獻忠部，便在崇祯十三年（一六四○年）十二月再度對農民軍“招撫”，宣布赦羅汝才“罪”，歸降者授予官職，隻不赦張獻忠，能擒獲張獻忠者賞萬金，封侯爵。次日楊嗣昌駐地的牆壁上，有人塗寫：“有能斬閣部（楊嗣昌）來者，賞銀三錢。”（《綏寇紀略》卷七）農民軍對楊嗣昌的“招撫”，針鋒相對地給予回擊。

　　崇祯十四年（一六四一年）正月，張獻忠部在開縣黃陵城被明軍左良玉部追及。左部參将劉士傑連續行軍四十日，追到農民軍，立即出兵作戰。張獻忠部以逸待勞，派遣軍兵繞到明軍後方出擊。左良玉逃走，劉士傑被殺，明軍将士死傷過半。張獻忠獲得全勝，随即領兵東下，迅速抵達當陽。明兵來援，張獻忠留羅汝才部阻擋，親自率領大兵，疾行八晝夜，于二月初到達襄陽。襄陽是明朝的軍事重鎮，軍需饷銀，都聚集城内。張獻忠先派部将李定國僞稱奉督師楊嗣昌命調兵，賺開城門。潛伏城内，化裝成商販的農民軍起兵響應。張獻忠率大兵順利攻下襄陽，奪得軍饷數百萬兩，以十五萬兩赈濟饑民。又在城中得到被俘的農民軍謀士徐以顯、潘獨鳌和獻忠的妻女。農民軍俘獲明宗室襄王。楊嗣昌在夷陵，上疏請罪，絕食而死。左良玉被削職，戴罪領兵。農民軍奪得襄陽，軍威大振！

　　張獻忠奪取襄陽後數日，又渡江攻下樊城，随後與羅汝才合兵北上。四月，攻應山，不下。攻下随州。六月，攻打南陽，東略信陽。七月，攻下鄖西。八月，張獻忠至信陽。左良玉自南陽來攻。農民軍在信陽大敗，數萬人降明。張獻忠敗走南陽。在此之前，羅汝才因與張獻忠不合，已往投李自成部。張獻忠在信陽敗後，不能自立，也去投依李自成。

　　

　　（三）農民戰争的高潮，新順與大西的建号

　　一、李自成農民軍的再起

　　一六三九年，李自成離張獻忠去後，即在川、陝邊境立足。次年七月，楊嗣昌在彜陵招降，被李自成拒絕。九月，明軍以重兵來攻，李自成被圍困于巴西魚腹（巴東縣之西的奉節）山中。部衆多出山降明。部将劉宗敏等誓死擁戴李自成繼續作戰。這年，河南連續發生旱災和蝗災，饑民四處起義。李自成乘間率五十騎突圍出山，經鄖陽、均州，轉戰到河南。

　　李自成入河南，當地起義軍小袁營、袁老山、瓦罐子、一鬥谷、李好等部聞李自成威名，相繼率衆來附。各地饑民從者數萬人。崇祯十三年（一六四○年）十二月，李自成軍先後攻下宜陽、永甯（洛甯）、郾師等地，擊敗熊耳山以西四十八寨地主武裝，進而攻占盧氏、陝州、靈寶、渑池，聲勢大振。各地起義農民及礦工、手工業者紛紛參加起義。數月之間，李自成軍迅速發展到數十萬人。一六四一年初，已是一支雄踞河南的強大隊伍。

　　農民軍起義以來，在各地流動作戰，并無固定的據點和嚴密的組織，也沒有提出過明确的戰鬥目标。隻是由于地主階級的殘酷壓榨和明朝的不斷派饷派差，迫于天災人禍的各地饑民相繼起而反抗，農民軍才得以在失敗後又迅速重新結集。李自成在河南再次聚衆獲勝後，軍中文士牛金星（河南寶豐人，善星算）與李岩（籍貫及前期身世不詳）向李自成建策，提出“均田免糧”的戰鬥口号。“均田”即奪取地主豪紳的田地分給貧苦農民；“免糧”即農民軍駐地不再征收錢糧（一說減半征收，一說三年或五年不征）。“均田免糧”這一樸素的口号，恰好反映了農民群衆的迫切願望，從而産生了巨大的政治影響。民間到處傳說：“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 （《明季北略》卷二三）極大地便利了農民軍的發展。李自成還提出農民軍“平買平賣”的口号，以争取手工業者和商販的支持。

　　崇祯十四年（一六四一年）正月，李自成軍攻占洛陽附近州縣，圍攻重鎮洛陽。農民軍以炮火攻城。城中明軍士兵響應，燒毀城樓。農民軍順利占領洛陽，捕殺明福王常洵。打開官府倉庫，把糧食和錢财分散給當地農民。李自成獲得廣泛的支持，農民軍發展到百萬人。

　　二月，李自成軍從洛陽出兵攻下汝州、魯山，圍攻開封。李自成親臨前線作戰，猛攻七晝夜不下。李自成左目中箭負傷。明保定總督楊文嶽等領兵來援開封，農民軍解圍撤走。

　　不久之後，羅汝才率領四、五萬人離張獻忠部來投。李自成得戰将，兵力益盛。八月間，張獻忠在信陽戰敗，也來投附，不爲李自成所容。張獻忠憤而離去，羅汝才贈他五百騎随行。此後，張獻忠向南方求發展，獨立作戰。李自成在襄陽建号稱王。張獻忠在武昌稱王。

　　

　　二、李自成軍的發展與建号稱王

　　一六四一年四月，明朝任命陝西總督丁啓睿爲兵部尚書，代楊嗣昌督師，原兵部尚書傅宗龍爲陝西總督，領兵鎮壓李自成。保定總督楊文嶽率總兵虎大威等軍與傅宗龍在河南會師，陝西總兵賀人龍、李國奇所部已在河南，統屬傅宗龍指揮，合擊李自成軍。

　　九月，傅宗龍與各部軍在新蔡會合，準備渡過洪河進擊。李自成偵悉敵人動向，将精銳部隊埋伏在新蔡通往項城的要道孟家莊附近的叢林中，另派一支軍兵在洪河上遊架設浮橋，佯作向汝甯（汝南）進軍。明軍以爲農民軍怯戰，于九月六日全軍出動追擊。行至孟家莊卸甲休息。埋伏在叢林中的農民軍四起沖殺，明軍大敗。賀人龍率部逃往沈丘。李國奇戰敗，偕虎大威部潰逃。傅宗龍和楊文嶽率親兵駐火燒店，楊文嶽乘夜率殘部逃往陳州（淮陽）。傅宗龍被李自成包圍，糧盡援絕，被農民軍捕斬。

　　十一月，李自成攻陷南陽。十二月底，李自成和羅汝才部再次圍攻開封。農民軍制造高與城齊的炮台，晝夜攻打。又在城牆拆磚挖洞，内置火藥轟城，名爲“放迸”。因城垣堅厚，不能奏效。開封明軍築起“夾城”防禦，向明朝告急請援。

　　崇祯十五年（一六四二年）正月，明廷再起用孫傳庭爲兵部侍郎，督京軍援救開封。又急調左良玉、楊文嶽及新任陝西總督汪喬年等軍增援。左良玉從荊襄北上，偷襲了農民軍的軍資重地臨穎守區。李自成遂解開封之圍，往攻左軍，将左良玉圍困在郾城。

　　汪喬年統率西北邊防軍三萬人，由固原總兵鄭嘉棟、臨洮總兵牛成虎、援剿總兵賀人龍三人率領，日夜兼程進據襄城，企圖與左良玉東西呼應，夾擊李自成農民軍，以解郾城之圍。

　　李自成留小部分兵力牽制郾城的左良玉，率主力向襄城挺進。汪喬年陣勢未整，農民軍迅速出擊，明軍部署全被打亂。賀人龍、牛成虎撇下主帥汪喬年先自逃走。汪喬年率殘兵堅守，農民軍在城下挖洞轟倒城牆，攻入襄城，全殲守敵，捕殺汪喬年和起義軍叛徒李萬慶（射塌天）。

　　四月，李自成率領百萬雄師，第三次圍攻開封，以主力阻擊增援的明軍，坐斃城中守敵。

　　崇祯皇帝把前兵部尚書侯恂從監獄釋放出來，讓他督河南、河北、山東、湖廣諸路援軍馳援開封。又令督師丁啓睿、總督楊文嶽、總兵左良玉等率部前去開封增援。六月，丁啓睿會合楊文嶽，率領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四個總兵，調集了明朝在中原地區的所有精銳部隊進援開封，麇集在開封西南的朱仙鎮。

　　李自成偵知明軍向朱仙鎮聚集，分出一部分兵力圍困開封，派遣一支軍兵僞裝左良玉的援軍，通告城内明軍不可輕出，以切斷開封駐軍與援軍的會合。李自成親自統率大軍南下迎戰，搶先占領有利地形，在交通要道上挖掘深溝長塹，環繞百裏，做好切斷明軍糧運和攔截潰兵的準備。

　　明軍将帥商讨作戰方略，左良玉主張緩攻，虎大威堅持速戰，主帥丁啓睿奉命急速救汴，迫令諸将同時出戰。接戰後，左良玉首先拔營潰退，狂奔八十裏，遇到農民軍預先挖掘的深寬各二尋（每尋八尺）的大壕溝，騎馬不能躍過。李自成親統大軍從背後掩殺，左軍士兵争相棄馬過溝，自相踐踏，多被農民軍擊斃。左良玉率殘兵逃竄到襄陽，馬騾器械都爲農民軍所得。左良玉以善戰著稱，所部素稱精悍。左軍敗潰，各路明軍不戰自亂，相繼敗陣。農民軍追擊四百餘裏，俘獲明軍數萬，騾馬七千餘匹。

　　朱仙鎮戰後，農民軍鬥志旺盛，加強了對開封的圍攻。城内明巡撫高名衡和周王朱恭枵等守敵突圍不成，密約駐在河北的嚴雲京、蔔從善軍挖開朱家寨黃河大堤，企圖引水沖擊農民軍陣地。農民軍也鑿馬家口大堤，打算灌城。适會大雨經旬不止，兩口并決，一萬多農民軍戰士和數十萬居民被淹死，朱恭枵、高名衡等乘機溜走。

　　明軍在中原戰場上連戰連敗。九月，明廷命總督三邊軍務孫傳庭（四月任命）帶領鄭嘉楝、高傑、左勷、牛成虎、白廣恩等将領和新募集的三邊軍隊東出潼關。十月，在郏縣柿園遭到李自成軍的襲擊，逃回陝西。

　　長期轉戰在江、淮、豫、楚一帶的農民軍有兵數萬人，由左金王賀錦、革裏眼賀一龍、老回回馬守應、亂世王蔺養成、争世王劉希堯等領導，号稱“左革五營”。一六四一年秋，曾與張獻忠合兵。柿園之戰後，“左革五營”加入了李自成農民軍，使兵力大爲加強。十一月，李自成率本部和“左革五營”合攻汝甯，擊斃總兵虎大威，生擒總督楊文嶽和崇王朱由樻等人，勝利結束了在河南的戰役。

　　李自成在河南大獲全勝後，随即在十二月間揮軍南下，攻占了湖北重鎮襄樊。

　　襄樊是左良玉的守區。左良玉在朱仙鎮大敗後，到襄樊地區招兵買馬，擁衆二十萬。明朝政府隻發給二萬五千人的軍饷，兵士全靠四出劫掠過活。當地人民對左軍痛恨至極，聽說李自成農民軍到來，即放火燒毀左軍戰艦，帶領農民軍繞過埋設的地雷，從白馬渡渡過漢水。左良玉搶劫一批商船，拔營逃竄到武昌。襄樊人民殺牛羊，備酒漿，迎接李自成大軍進城。

　　農民軍順利占領襄樊，江漢人民紛紛起義響應。農民軍連續攻占德安（安陸）、夷陵（宜昌）、黃州（黃岡）等地，殺死明巡撫宋一鶴。農民軍所到之處，勢如破竹，明軍非潰即降。在三個月的時間内，占領了南至澧州、常德，東到麻城、黃州，西達光化、均州的廣大地區。

　　李自成占據襄陽重鎮及湖廣廣大地區，統治河南黃河以南地區，軍隊發展到近百萬人。勝利的形勢要求農民軍必須建立起軍事行政組織和必要的紀律，才能鞏固已經取得的成果，争取更大的勝利。崇祯十六年（一六四三年）正月，李自成改襄陽名襄京，自稱奉天倡義大元帥。羅汝才稱代天撫民德威大将軍，權位僅次于自成。大元帥之下，設立行政和軍事機構，任命各級官員。

　　行政機構——農民軍中樞設上相國一員，以降附的明進士張國紳充任。牛金星爲左輔，明降官知縣來儀爲右弼。紹興人徐在爲軍師，孔貞運（明楊文嶽部下降官）、王畿爲侍中。仿明六部，下設兵、吏、禮、工、刑、戶六政府。六政府官員稱侍郎、從事。地方官有防禦使、府尹、州牧、縣令。

　　軍事機構——全軍挑選十五到四十歲經過訓練、勇于作戰的士兵，配以良好的武器裝備，稱爲精兵，組成農民軍的主幹。六十萬大軍中，以六萬馬步精兵爲主幹，分編爲前、後、左、右、中五營。中營又稱“标營”或“中權親軍”、“中權營”，是五營中最強的一營。五營統由正副權将軍統率，由田見秀、劉宗敏二将充任。各營的首領稱制将軍，分別由李岩、劉芳亮、劉希堯、袁宗第、李過擔任。又有果毅将軍、威武将軍等協助制将軍指揮各營。每營的基層組織稱“小隊”。中營有一百個小隊，其他各營有三十多個小隊，共計二百三十餘個小隊。每小隊有騎兵五十名，步兵一百到一百五十名。

　　軍中另設有裁縫隊、打糧隊、打馬草隊等擔負軍需後勤事務。随軍家屬編爲老營，少年編爲孩兒軍，進行訓練。

　　行軍紀律——軍中規定：各營戰士必須每日四更起床吃飯，聽候軍令，有事時行軍打仗，無事則操練武藝，稱爲“站隊”。每天下午，各隊派一人到營将那裏聽候命令，決定紮營、行軍等事項，稱爲“議事”。每天晚上，各隊在營帳外點燃大火，防備敵人偷襲，稱爲“打亮”。軍隊駐紮時，派出放哨騎兵在百裏内巡邏，稱爲 “巡山”。各營輪流值勤，日夜嚴密防守。

　　軍中還規定：出兵作戰繳獲财物，不準私藏。必須在軍帳駐紮，不準私住民宅。進駐投降的城市，不準燒殺淫掠。騎兵不準踐踏百姓的禾苗。行軍時除随帶家屬外，不準攜帶其他婦女。

　　李自成還爲農民軍制定了跋山涉水時的行軍規則和作戰的陣法。三萬騎兵列爲三道防線，稱爲“三堵牆”。三萬步兵伏後。騎兵誘敵退走，步兵夾擊，稱爲“打倒翻”，等等。農民軍積累了作戰經驗，顯著地提高了戰鬥能力。

　　一六四三年三月，李自成稱新順王，準備建國稱帝。對羅汝才說：我和你起于草澤，不自量至此。今當圖關中，割土以王。羅汝才回答說：我等橫行天下爲快耳，何必據土！（《綏寇紀略》卷九）。羅汝才是自張獻忠部來投的猛将，戰績卓著，但滿足于遊擊擄掠，與李自成不和。李自成借故殺羅汝才。又殺與汝才相善的原 “左革五營”将領賀一龍。羅汝才部将楊承祖不能自安，率部投降明朝。駐守荊州的大将馬守應聞羅汝才被殺，憤而離去，投依張獻忠。這年五月，小袁營（袁時中）不服調遣，将李自成派去的使者獻給明軍。李自成怒斬袁時中，并其部衆。

　　李自成得襄陽後，稱王建制，加強了軍事和政治組織。但農民軍内部自相殘殺，削弱着自己。軍中的矛盾和弱點，逐漸暴露了。

　　

　　三、張獻忠稱王建号

　　一六四一年八月，張獻忠在信陽敗後，自河南東下。一鬥谷、瓦罐子諸小部來附。九月，與“左革五營”合兵，聲勢複振。一六四二年二月，攻下全椒。三月，圍舒城。四月，攻六安，不下。五月，攻下廬州。明廷逮安廬巡撫鄭二陽入獄，命馬士英提督鳳陽。八月，張獻忠攻下六安，擊敗明總兵黃得功、劉良佐的援兵。九月，在潛山被劉良佐戰敗。“左革五營”往投李自成。十月，張獻忠部又爲劉良佐所敗，西走蕲水。

　　崇祯十六年（一六四三年）正月，張獻忠乘夜攻陷蕲州。三月，攻下蕲水、黃州，占據麻城。招募兵士，得數萬人。進取武漢。武漢是明朝重鎮，宗室楚王朱華奎在此建府，廣積金銀财寶，但府庫竭蹶，守衛空虛。五月，張獻忠部攻下漢陽，接連攻下武昌。六月，執楚王投入長江，沒收金銀百餘萬兩。這時，李自成已在襄陽建号稱王。張獻忠也在武昌稱大西王，鑄“西王之寶”印，改武昌爲天授府，建立制度。

　　大西依仿明制，設立六部，各部設尚書。地方仍設府州縣，官員爲知府、知州、知縣。軍制也仿明制設五軍都督府，置總督、巡撫、都督等官。又在武昌開科舉，考取進士，授州縣官，以建立各級政權。選募十五歲至二十歲的青年從軍，以擴大隊伍。

　　張獻忠在武昌建号稱王，與李自成軍接境。李自成對張獻忠不釋前嫌，視若仇敵。張獻忠破漢陽，李自成出榜示衆，說能擒獻忠者賞千金。張獻忠破武昌後，李自成又寫信給他說：曹操、革裏眼都已被我殺死，就要輪到你了。張獻忠派遣三百騎向李自成獻重禮求和，李自成扣留使者，不予回答。武昌的大西王與襄陽的新順王形成并立的兩大勢力。

　　張獻忠并沒有能在武昌占駐多久。七月，明總兵方國安等從蕲州來攻，在大冶敗張獻忠軍。張獻忠率部西走，留謝鳳洲等守武昌。八月，明左良玉部攻入武昌，謝鳳洲自殺。張獻忠軍向嶽州進軍，被左良玉追及，損失甚重。張獻忠自嶽州攻下長沙，明總兵尹先民、何一德等投降。長沙成爲大西農民軍的新據點。

　　張獻忠在長沙封授官員，開科取士，設置州縣官吏，并告谕民衆免三年饷糧。沿途收降明軍，編爲新附營，軍容較武昌更盛。張獻忠軍控制了湖南全省，并及于湖北南部、廣東廣西北部廣大地區。數月之後，張獻忠又放棄長沙北走。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正月，攻入四川。

　　

　　（四）大順建國與明朝的覆亡

　　一、大順建國

　　一六四三年，李自成在襄陽建号後，随即計劃進取北京，推翻明朝的統治。左輔牛金星主張攻占河北，直取北京。禮政府侍郎楊永裕（明降官，欽天監博士）主張先占領南京，斷明糧道，再出兵北伐。兵政府從事顧君恩建策先取關中，占領陝西爲基地，再經山西攻取北京。六月，李自成采顧君恩策，向潼關進軍。

　　明廷任陝西總督孫傳庭爲兵部尚書，總督七省軍務，出潼關截擊。孫傳庭在郏縣被李自成軍擊敗，退守關中。陝西士紳上書指責他“玩寇靡饷”，孫傳庭被迫出關迎戰。七月，孫傳庭命總兵牛成虎、副将盧光祖爲前鋒，自陝西向河南進軍，與河南總兵陳永福在洛陽會合。又令左良玉自九江北上，至汝甯夾擊李自成軍。陝西巡撫馮師孔督率甘肅總兵馬爌、四川總兵秦翼明出兵商洛。孫傳庭自領大兵出潼關攻入河南，三軍形成犄角之勢。孫傳庭制造裝有火器的戰車二萬輛，稱爲“火車”，以抵擋農民軍的騎兵。“火車”總兵白廣恩、副總兵高傑随孫傳庭出戰。

　　面對明軍的大舉進攻，李自成将主力屯駐襄城，家屬集中于唐縣。派出一支農民軍駐内鄉阻擋馬爌、秦翼明部，另一支出阌鄉迎敵，且戰且退，誘敵軍入河南腹地。九月，孫傳庭領兵至汝州，農民軍都尉李養純降明，泄露李自成的部署。明軍襲擊唐縣，殘殺農民軍家屬。農民軍群情激奮。李自成見戰局變化，派出一支精兵襲擊敵後交通要沖白沙，截斷明軍糧道，迫使明軍困守郏縣。孫傳庭急從小路向洛陽撤軍，白廣恩的“火車”軍自大路撤退。李自成乘勢追擊，白廣恩部士兵丢棄“火車”，四向逃散。孫傳庭陷入重圍，突圍西走，農民軍追殺四百餘裏，明軍死傷四萬餘人。明軍辎重兵器數十萬，均被農民軍繳獲。孫傳庭見全軍潰敗，自殺未遂，逃入潼關。李自成軍攻破潼關，孫傳庭在渭南敗死。駐守西安的明軍起義，迎接農民軍入城。李自成順利占領西安。

　　李自成進駐西安，随即派出三路大軍，追擊逃敵。李過領兵北上追擊高傑部，高傑逃往山西。李過軍攻下榆林，明甯夏總兵官官撫民投降。另一路由田見秀南下追擊，明高汝利部投降。西路軍由劉宗敏、賀錦率領，攻入甘肅，明蘭州、莊浪、涼州等軍相繼投降。賀錦部攻下甘州，斬明甘肅巡撫林日瑞和總兵馬爌。白廣恩率殘部逃至固原投降。關中之戰，李自成軍獲得全勝，陝西、甘肅全境及青海、甯夏的部分地區均爲農民軍所占有。

　　李自成收降白廣恩，優加禮遇，并要他去勸說逃敵陳永福歸降。陳永福以前在開封作戰，其子陳德曾射傷李自成左目。李自成折箭爲誓，不念前惡。陳永福來降。

　　一六四四年（崇祯十七年）正月元旦，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國，國号大順，年号永昌，自稱大順王，改名自晟。稱西安爲西京。大順國鑄造自己的銅錢永昌通寶行用。又制定曆法，稱甲申曆（是年甲申）。

　　李自成任牛金星爲天祐殿大學士，主持政務。宋獻策爲軍師（牛金星所薦文士，能占蔔）。六政府增設尚書一人，分管各部。又增設弘文館、文谕院、驗馬司、知政司等多種機構分司各項事務。大順國還建立侯、伯、子、男等爵位，分封作戰有功的将領。

　　大順國在西安下令嚴禁軍士搶掠。軍兵縱馬踏田禾者處死。陝西是李自成的故鄉，所到之處慰谕父老。軍兵妄殺民衆者償命。對官僚富戶，則勒令出錢作軍饷，名曰“追贓助饷”。責令渭南大族南氏，出饷銀一百六十萬兩。處死明工部尚書南居益等官僚。

　　李自成在西安建國，整饬軍紀。每天親到校場閱兵，加強訓練，作滅明稱帝的準備。

　　

　　二、垂危的明朝

　　明王朝自崇祯帝即位，誅滅客、魏，一時頗有意于振興朝政，挽救危亡。但魏忠賢敗後，閹黨仍企圖操縱朝政，長期延續的黨争并沒有消除。崇祯帝對文臣多所疑忌，對武将任意殺戮，屢逐朝臣，屢斬敗将。統治集團長期動蕩，上下官員貪賄風行，軍兵日益虛潰。内外交困的明朝，臨近了它的末日。

　　黨争的繼續崇祯二年（一六二九年）十二月，崇祯帝特旨任命周延儒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周延儒是萬曆時的狀元，曾爲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崇祯帝即位後，爲禮部右侍郎，上言遼東防務，多合帝意。錢龍錫獲罪後，周延儒于一六三○年（崇祯三年）九月，又進爲首輔。原禮部尚書溫體仁，得周延儒之助，于同年六月兼東閣大學士輔政。溫體仁與吏部尚書王之光請起用魏黨王之臣。周延儒沮議，說：“若用之臣，崔呈秀也可昭雪了。”崇祯帝因而止議。溫體仁蓄謀傾複周延儒，指使言官彈劾周延儒徇私納賄。一六三三年（崇祯六年）六月，周延儒辭官出閣。溫體仁進爲首輔，得到魏忠賢餘黨的支持，再來貶斥東林。被指爲東林黨人的朝官原以楊漣、左光鬥爲領袖，楊、左被害後，最有威望的人物是文官文震孟。文震孟，天啓時狀元，授修撰，曾上疏彈劾魏忠賢，遭受廷杖，免官。崇祯帝即位，召爲日講官，上疏指責王之光等欲翻逆案。一六三五年（崇祯八年）七月，特授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溫體仁佯爲優容，在崇祯帝前借故陷文震孟落職。溫體仁獨專相權。

　　溫體仁排斥文震孟等東林官員出朝，便又蓄謀控制複社。複社是繼東林之後的又一個文人社團。明末各地文士紛紛結爲文社，江蘇的應社、複社等合并組成複社，标榜“複興古學”，評選文章。入社者稱爲同志。太倉人張溥（字天如，号西銘）鄉試第一，爲時所重，主選時文。與同裏進士張采（字受先）同爲複社領袖。一六二九年（崇祯二年），複社在吳江尹山召開大會，次年又在金陵集會，一六三二年在蘇州虎丘大會。這時複社勢力已自江蘇發展到江西、福建、湖廣、貴州、山東、山西等省，各地到會同志多至二千餘人。張溥于一六三一年（崇祯四年）中進士，改庶吉士。複社同志除二張外，吳偉業、吳昌時、陳子龍等均成進士，爲一時名士。複社品評官員，議論時政，被稱爲“小東林”。東林文士多援助複社，考試的舉子也多依附複社以求得中。複社逐漸形成影響科舉的議政集團。不得入複社的人攻擊複社“黨同伐異”。溫體仁将興大獄查治複社。但他也随即遭到宦官曹化淳的彈劾，指斥他結黨營私。一六三七年（崇祯十年），溫體仁被免官歸裏，次年病死。

　　溫體仁先後任相八年，是崇祯朝任相時間最長的首輔。溫體仁去後，禮部尚書劉宇亮爲首輔，左佥都禦史薛國觀爲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陝西韓城人薛國觀，萬曆時進士，天啓時依附魏忠賢仇視東林。崇祯時，又參與大治魏黨，反對起用魏崔黨人，因溫體仁之薦入閣。一六三八年（崇祯十一年），劉宇亮出朝督師，以罪罷職。次年二月，薛國觀爲首輔。複社吳昌時爲禮部主事，與東廠理刑吳道正揭發薛國觀行賄事。一六四○年六月，崇祯帝罷薛國觀，放歸裏。八月，又以行賄有據，處死。張溥與吳昌時等複社官員支持在家閑居的周延儒再次出相。吳昌時交通内監，勸崇祯帝起複周延儒入閣。一六四一年二月，周延儒恢複原職，九月，以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進爲首輔。周延儒依複社所薦，起用黃道周、劉宗周等東林舊官，又起用魏黨馬士英督師鳳陽。吳昌時得周延儒信用，交結廠衛，納賄攬權。周延儒奏請罷廢廠衛緝事，頗得人望，卻招緻廠衛和宦官的忌恨。錦衣衛駱養性與宦官交結，彈劾周延儒、吳昌時貪賄之罪。一六四三年，周延儒削官，賜自盡。吳昌時處死。首輔改任庸碌無能的陳演。薛國觀的門生魏藻德入閣輔政。明朝的末日已經到來了。

　　崇祯朝自周延儒以下曆任宰相以至大小官員，貪污納賄，成爲不可抑止的頹風。崇祯帝向官員們提出“文官不愛錢”。戶科給事中韓一良上疏說：“皇上平台召對，有文臣不愛錢之語，然今世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納賄得官），安得不以錢償（貪污）？”他還說：“縣令爲行賄之首，給事（谏官）乃納賄之魁。”（《三朝野記》）崇祯帝對臣下疑忌甚多，責罰甚嚴。有人彈劾，即或殺或逐。在位十七年間，任相者（内閣大學士）前後更換五十人，被處死和被流放的各二人。刑部尚書先後更換十七人。祟祯帝專擅自用，臣下多求避禍自保。明王朝中樞的統治，日益陷于土崩瓦解之中。

　　軍兵虛潰萬曆天啓以來，各級軍将虛報兵額，貪污軍饷，作戰的精兵越來越少。一萬兵額通常隻有六千，另四千作爲家丁的糧饷。家丁即軍将私養的兵丁，成爲軍隊的中堅。錦州總兵吳襄（吳三桂之父）所領乓士，按冊有八萬，其實隻有三萬。三萬人中隻有三千可用，即是家丁。吳襄對崇祯帝說，這三千人都是“細酒肥羊”，“纨羅纻绮”，衣食華美。所以一年需饷百萬，還嫌不足。（《綏寇紀略補遺》卷上）

　　明初，各鎮的主兵（正兵）即足以鎮守其地，後來不足，增加募兵；又不足，再增加客兵。客兵越來越多，軍饷也逐年增長。明初邊饷約需五十萬兩。萬曆時，增加到二百八十五萬六千兩。天啓時，又增加到三百五十三萬七千餘兩。朝廷雜項開支，萬曆時不過三十四萬；崇祯時已增加到六十八萬。朝廷總開支共五百餘萬兩，歲入不過三百二、三十萬。朝廷财政，入不敷出，即拖欠軍饷不發。一六一○年至一六二七年間，京運銀饷積欠達九百多萬兩。一六二八年，陝西兵饷積欠三十多個月。一六二九年（崇祯二年），延綏、甯夏、固原三鎮欠饷至三十六個月。朝廷長期欠饷，軍官再從中貪扣，士兵每月僅得饷銀五錢，而一鬥米價銀至六、七錢。一六三七年（崇祯十年），盧象升奏報說：山西的士兵饑寒迫體，“餒而病，僵而仆者，紛紛見告矣。”（《盧忠肅公奏議》卷八）這樣的軍兵，當然無法戰勝強敵。迫于饑寒的軍兵，或四出劫掠擾民，或嘩變反抗。崇祯一朝，到處發生。官員奏報說：“今調官兵剿賊，本以爲衛民也。乃官兵不能剿賊，反以殃民，以緻民間有‘賊兵如梳，官兵如栉’之謠。”（《烈皇小識》卷四）一六四二年（崇祯十五年），左良玉部至武昌，向宗室楚王索要兵饷二十萬。楚王不應，左良玉縱兵劫掠，火光照江中，宗室士民均逃奔山谷。官兵以“剿賊”爲名，劫掠擾民。李自成針鋒相對地提出“剿兵安民”的口号，被迫害的人民紛紛投向起義軍。士兵大舉嘩變之事，自天啓至崇祯時，前後有數十次。兵士嘩變，明朝即重責官員，補發糧饷來平息。袁崇煥在崇祯二年的奏疏中即指出：“凡請饷之疏，俱未蒙溫谕。而索饷兵嘩，則重處任事之臣。一番兵嘩，一番給發，一番逮治。嘩則得饷，不嘩則不得饷。”他還指出，“嘩不勝嘩，誅不勝誅。外防虜讧，内防兵潰。”“如秦之大盜，嘩兵爲倡，可鑒也。”（《明清史料》甲編第七冊）士兵逃跑之事也不斷發生。山西巡撫耿如杞率領五千士兵入援京師，抵抗金兵。兵士到良鄉，三日不得糧饷。五千人一哄而散，逃回山西。延綏鎮的士兵也因缺饷嘩變，逃回陝西。明兵“剿賊”，李自成軍“剿兵”，互剿的結果是農民軍越戰越強，明兵越來越弱了。

　　明軍将領在對清作戰和鎮壓農民起義中，稍有失誤，即被崇祯帝免官下獄，以至處死。兵部尚書王洽頗負時望。清兵陷遵化，崇祯帝責王洽事先偵探不明，下獄，瘐死。領兵總督自袁崇煥以下，前後被處死八人。巡撫被處死十一人。《明史·流賊傳序》說崇祯帝“敗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殺一吏。責罰太明而至于不能罰，制馭過嚴而至于不能制。”明軍作戰屢敗，軍将或戰死或被處死。增兵日多，而善戰的将領日少。崇祯帝末年，文臣武将殺逐殆盡。虛弱腐朽的統治集團已經完全無力維持自己的統治。

　　加派賦稅天啓時，因遼東戰事，屢次加派“遼饷”。每畝增稅銀至九厘，共加派五百二十萬兩。崇祯時，朝廷入不敷出，軍饷不繼，又多次加派稅銀。一六三○年（崇祯三年）遼東軍興，在原增畝稅九厘外，又增遼饷三厘，共加派稅銀一百六十五萬兩。一六三七年（崇祯十年），明廷命熊文燦圍剿農民起義軍，因議增兵十二萬，增饷二百八十萬，稱爲“剿饷”。崇祯帝下谕說：“不集兵無以平寇，不增賦無以饷兵，勉從廷議，暫累吾民一年。”（《明史·楊嗣昌傳》）一年之後，農民軍更加壯大。明廷繼續征收“剿饷”，隻是饷額減半。一六三九年（崇祯十二年），廷議又以軍兵虛弱，請練邊兵。崇祯帝命楊嗣昌定議，邊鎮及畿輔、山東、河北四總督、十七總兵官，共抽練額兵七十三萬餘。郡縣設練備、練總，訓練民兵。練兵的費用，又加派到當地人民身上，稱爲“練饷”。每畝加稅銀一分，各地共增七百三十萬兩。一六四二年（崇祯十五年），兵部通計各鎮額兵一百二十三萬八千五百二十四人，缺額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一人。“遼饷”、“剿饷”、“練饷”每年共征二千三百餘萬兩。戶科題本指出添饷之後，“究境（竟）舊伍空虛，未聞清核。新兵募練，未見充強。小民賣兒貼婦，剝膚敲髓之脂膏，徒爲行間歌舞行樂、結交窟穴之具而已。”（《明清史料》乙編第五本）明廷一再加征稅銀，并不能強兵，而隻是增加對人民的敲剝。廣大農民再也不能生活下去，明朝也再不能統治下去了。

　　烽煙四起 崇祯時，中原有李自成領導的大規模農民起義，西南有張獻忠和彜族起義，東北面臨清軍的嚴重威脅，東南沿海則有“海寇”出沒。明王朝陷于四面受敵的危境之中。崇祯末年的形勢是：

　　東北和北方——清國以遼東爲基地，不斷擴軍。連年到山海關内擄掠人畜，深入到河北、山東。蒙古諸部也繼續與明朝爲敵。

　　西北和中原——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在西北建立大順，控制陝甘。河南地區和湖北北部均爲大順軍所占有。

　　西南——一六二七年，崇祯帝即位時，彜族首領奢崇明、安邦彥等再次起兵反明。九月，明廷任朱燮元總督軍務，移鎮貴陽。次年，奢崇明自号大梁王，安邦彥稱四裔大長老，合兵十餘萬，據有鴨池，進兵永甯。明雲南、四川駐軍與貴陽軍分路出兵夾擊。八月，擊敗彜兵，奢崇明、安邦彥敗死。安位降明。

　　一六四四年（崇祯十七年）初，張獻忠農民軍攻入四川。四月，在忠州擊敗明軍。六月，攻下涪州，占領重慶。八月，攻占成都。四川州縣均爲大西軍所占有。

　　東南沿海——福建、廣東、浙江沿海自天啓時，即有“海寇”在海上活動，阻截商船，并在沿岸登陸。所謂海寇多是無告的民衆，糾聚在海上依恃強劫謀生，發展成爲職業。他們多來自福建，主要在廣東海上往來，也有少數人北至浙江沿海。江西南部的山中，多有反抗的農民聚集。福建“海寇”登陸和他們保持聯絡。大股的 “海寇”擁有大船，并有火器。明朝的兵船不敢接近，隻能嚴守海門，防止登陸。

　　一六四四年初，當李自成在西安建制練兵，準備滅明時，明王朝已處在四面包圍之中，失去了對全國的控制能力。隻有作爲經濟基地的江浙東南地區，還爲明室藩王所統治。

　　

　　三、大順推翻明朝

　　李自成領導的大順軍在西安建制練兵，經過月餘的準備，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正月開始攻取北京。李自成派遣劉宗敏、李過領兵入山西。山西明兵多次嘩變，軍力空虛。劉、李軍順利攻占山西西南部的三十多個州縣，爲大軍出師開辟了道路。二月初，李自成親率幾十萬大軍由韓城禹門渡黃河，入山西境，迅速占領太原。

　　大順軍在太原向山西、河南各地發出文告，揭露明朝：“公侯皆食肉纨绔，而倚爲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豕，而借其耳目。獄囚累累，士無報禮之施；微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七）并宣布農民軍“五年不征，一民不殺”，“貴賤均田”（《罪惟錄·李自成傳》）。又派遣士兵扮作小商販到各地揭露明朝惡政，宣傳大順農民軍“不殺人、不愛财、不奸淫、不搶掠、平買平賣、蠲免錢糧，且将富家銀錢分赈窮民。”（《明季北略》卷二十）山西人民紛紛支持大順軍。

　　大順軍兵分兩路，攻取北京。李自成親自統率主力軍取道忻州、代州、大同、宣化，由北路經居庸關取北京。偏師由劉芳亮率領，東出固關，經真定（正定）、保定自南道北上進攻北京，與李自成會師。

　　李自成農民軍到忻州，州民開門迎降。進至代州，明總兵周遇吉退守甯武關。農民軍經過激戰，擒斬周遇吉。大同總兵姜瓖、宣化總兵王承胤相繼投降，巡撫朱之馮自殺。農民軍經過陽和、柳溝，到達居庸關。居庸關守将總兵唐通、監軍太監杜之秩開門迎降。

　　劉芳亮率領的偏師出固關後，真定知府邱茂華、遊擊謝素福出降，内閣大學士李建泰也在保定投降。三月十七日，南北兩路大軍先後到達北京城外，包圍北京。

　　明朝守衛京城的三大營潰散。大順軍繳獲明巨炮轟城。城内防守力量薄弱，士氣不振。大順軍猛攻西直門、平則門（阜成門）、彰義門（廣安門）等處。守城明軍在城上避而不戰，遷延時日。

　　十八日，農民軍與城外的百姓填平濠溝，發動更加猛烈的進攻。明守軍士兵拒不與農民軍作戰，隻向城外放空炮，或揮手讓農民軍避開再行射擊。

　　大順軍命令少年組成的“孩兒軍”攻城。砍倒楊樹作雲梯，手持短刀爬城。守城明軍狼狽奔逃，或脫下軍服，丢棄武器投降。當時流傳着這樣的歌謠：“孩兒軍師孩兒兵，孩兒攻戰管教嬴；只消出個孩兒陣，孩兒奪取北京城。”（《明季北略》卷二十三）

　　農民軍首先攻下彰義門，占領外城，繼續向内城發動猛攻。崇祯皇帝見末日來臨，逼死皇後，親手殺死幾個嫔妃，砍傷自己的女兒，然後換上太監衣帽，企圖與太監王承恩一同出逃。走到崇文門不能出城，又到朝陽門，聲稱太監奉命出城。城上守軍疑爲“奸細”，張弓下射。崇祯帝又走到安定門，也不得出去。隻得返回宮中，換上皇帝袍服，敲鍾召集百官議事。這時，官員們都已脫下官服，換上貧民服裝四處躲藏，無一人再來上朝。崇祯帝見大勢已去，同王承恩登上萬歲山（煤山，即景山），在一棵槐樹下自缢而死。（南明谥思宗，後改毅宗。清谥懷宗，後改莊烈帝）明朝自太祖即位，凡二百七十六年，至此宣告了它的滅亡。

　　三月十九日上午，大順軍攻開内城各城門。李自成命令大軍整隊入城，不得殺掠。劉宗敏首先率領大軍從宣武門進入内城，隊伍整齊，軍紀肅然。老百姓張燈結彩，擺設香案。張貼“大順永昌皇帝萬歲！萬萬歲！”“永昌元年，順天王萬萬歲！”等标語，熱烈迎接農民軍的到來。

　　李自成依然保持農民軍的本色，頭戴氈笠，身穿青布衣，騎着雜色黑馬，在數百名騎兵護衛下，和大順的官員們進入北京城，經承天門進駐皇宮。

　　大順農民軍攻占北京，推翻明朝，是巨大的勝利。在整個中國封建時代的農民戰争史上，也是一個輝煌的成就。農民軍自陝西進軍，所到之處，明朝官員開城出降，取得勝利是迅速的。但是，大順軍順利攻占北京，顯然缺少取代明朝、建立全國統治的足夠的政治準備和必要的軍事部署。農民軍繼承自發起義的樸素傳統，對内和對外都缺乏有效的措施，自身的弱點也很快地暴露了。

　　内部措施——李自成進駐北京後，随即采取了如下的一些措施：（一）廢除亡明的政治制度，實行大順的官制，六政府尚書分別管理政務。權将軍劉宗敏統一節制文武官員。國中大事由李自成與劉宗敏、李過等議定。（二）限令明朝文武官員一概報名彙察。不願仕者聽其自便。願仕者照前擢用。違抗不出者，處死。明朝兵部尚書侯恂因與農民軍作戰失敗被明朝下獄。大順釋放侯恂，任爲尚書。四品以下官員任用者百餘人。外任州縣的五十餘人。（三）禮政府開科考試舉人，吏政府錄用五十人，以安人心。（四）由劉宗敏、李過等主持向官員富戶“追贓助饷”。明朝官員除被錄用者外，均交劉宗敏發落，勒令獻出金銀。勳戚大臣獻銀不足，即加拷掠追逼。被夾者多至數百人。明外戚周奎（周皇後之父）獻銀五十萬兩，仍被夾死。巨商大賈以至當鋪、飯館，均被搜掠。徽商被拷掠者多至千人。被捆綁追索的人，不絕于道，京城一片恐怖。

　　大順軍錄用明朝官員、考試舉人，多少起到争取敵人的作用。“追贓助饷”又抵銷了這些作用。農民軍起義時，懷着樸素的階級仇恨，自發地奪取官員富戶的财富，是可以理解的。李自成在行軍過程中，提出“均田免糧”的口号，不征賦稅以争取人民的支持，“追贓助饷”以濟軍用，也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但是，推翻明朝後繼續發展這些措施，而不及時制定政策，顯然不利于大順政權的鞏固。農民軍無休止地追索錢财，也造成了軍紀的敗壞。李自成曾企圖禁止，将士們對他說：“皇帝讓你做，金銀婦女還不讓我們麽！”據說，大順軍在北京追得助饷銀七千萬兩。自将軍至戰士也各有私囊。《明季南略》卷五記載說：“腰纏多者千餘金，少者亦不下三百、四百金，人人有富足還鄉之心，無勇往赴戰之氣。”農民軍進北京一月有餘，競相奪取私财，戰鬥力大爲削弱了。

　　大順又派出州縣官員到占領區的畿内和河南、山東各州縣任職，推行“均田免糧”和“追贓助饷”。據山東諸城的一個地主丁耀亢記載，大順所行均田，即将地主霸占的農民田地，退還給農民。田産不論久近，農民認爲祖産即可占有（《出劫紀略》）。另據《順治史書》記載，諸城和日照的地主，明副總兵厲甯在兩縣所有田産四十餘頃，當大順官員到來後，也爲農民所占有。農民奪回地主占據的田地，是完全正當的措施。農民群衆也由此得到實際利益。但各地拷掠官紳，“追贓助饷”的資财，則全爲農民軍所得。山東等地的地主不斷舉行反撲。德州地主貢生馬元騄等借口農民軍“征比饷銀酷急”，糾結當地地主殺死大順派遣的官員。附近四十餘州縣也相繼殺逐大順官員。臨清明地方官得商人資助，募兵三千殺大順防禦使，占領臨清、濟甯。山東、河北以至河南的地主紛紛組織武裝，與大順軍爲敵。大順所屬各州縣面對地主階級的反攻，面臨着艱巨的鬥争任務。

　　外部形勢——大順軍進駐北京時，已經占領了北起長城，南抵江淮，西至甘肅，東至山東沿海的廣大地區。但在這個地區的周圍，也還存在着與大順并立和對立的幾大勢力。（一）張獻忠的大西軍占有四川，雄踞西南，構成農民起義軍的又一支巨大的力量。但李自成與張獻忠素不相容。大順推翻明朝後，并沒有去聯合大西，壯大農民軍以對付内外的敵人。（二）山海關是明清交界的要沖，明甯遠總兵吳三桂在此鎮守。李自成逮捕在北京的吳襄（三桂父），要他寫信招三桂來降。并派降将唐通去與吳三桂聯絡。吳三桂行至灤州，聽說家室被擄，憤而降清。并發布檄文，聲讨李自成。（三）遼東的清國，正處在發展的時期，軍力強盛，久已蓄謀滅明，占領中原。農民軍占領北京後，清軍正在準備入關。（四）江南地區仍爲明室勢力所統治。明總兵左良玉駐守武昌。總兵高傑及劉澤清駐守江淮下遊。李自成以大順國王名義招降左、高、劉等，不成。四月初一日，明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等官員，在南京誓告天地，議立新君，複辟明朝。

　　大順軍攻占北京後，取代明朝而處于四面受敵的被動地位。特別是北面的清國和江南的明室殘餘，構成了夾擊大順的嚴重形勢。但大順軍的領導者們卻沒有足夠的警惕，驕躁輕敵，甚至認爲山海關是彈丸之地，“不足當京師一角，用腳尖踢倒耳”（《谀聞續筆》卷一）；江南地區，不需重兵，即可“傳檄而下”（《平寇志》卷十）。北京城内的大順禮政府正忙于籌備李自成做皇帝的登極大典，軍士們則競相“追贓”積财，準備還鄉。大順強敵壓境，而軍心渙散，失敗不可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