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傾軋與朋黨之爭

（二）官僚倾轧与朋党之争


　　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年）以來，明王朝面臨邊境内外的多次戰争，神宗親攬大權而又怠于聽政，耽于搜括靡費，朝中閣部科道諸臣，相互結納又相互攻讦，形成一片混戰。明末有人評論說：“其始天子靜攝，聽臣工群類之自戰而不爲之理，所謂鼠鬥穴中，将勇者勝耳。故其時其血玄黃，時勝時敗”（《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六引明末國子祭酒倪元璐語）。臣僚互鬥，勝敗無準，因爲他們之間多是權力之争或意氣之争，進而黨同伐異，結爲朋黨，并無多少原則性的是非可言。礦監稅使之爲害，曾遭到朝官們近乎一緻的反對，少有争議。他們的争端，并非關系國計民生的大政，而往往是憑借細事，小題大作，以至無事生非。臣僚間相互攻擊又相互報複，朝政日益陷于昏亂之中。

　　明太祖時即立有官員考察制度。初爲三年，後改十年一考。孝宗弘治十四年（一五○一年），定爲六年一考。武宗正德四年己巳年（一五○九年）起，規定巳年與亥年爲考察之年。朝廷京官的考察，簡稱爲京察，又稱内計。外官考察稱爲外察，又稱外計。朝官四品以上京察後，或升或黜，由皇帝親自裁決。神宗怠于政事，對官員的升黜，不免爲廷臣言論所左右，或者任情用事，輕易裁處。臣僚乘機徇私毀譽，平時積累的恩怨都在京察中暴露出來。相互對立的官員，則在京察中，結援同黨，與對手一決勝負。萬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年）癸巳京察以後的四次京察，大都演爲群臣的大搏鬥，一批又一批的大臣被罷免，一再掀起軒然大波。

　　

　　一、閣部之争與癸巳京察　　

　　明制，吏部居六部之首，掌理官員選授封勳考課，直接向皇帝負責，權位特重。内閣諸臣以尚書銜兼殿閣大學士，協理朝政，與前朝宰相的最大區別，就在于不領铨選（《萬曆野獲編》卷七）。萬曆以前，閣臣兼領吏部，隻是偶然出現的特例。神宗以沖年即位，張居正獨攬朝政，吏部遂受命于内閣首輔。張居正死後，神宗親政，削弱内閣，但吏部尚書楊巍遇事仍請命于閣臣。萬曆十八年（一五九○年）戶部尚書宋壎改任吏部，遂力求擺脫内閣的控制，恢複吏部的權位。《明史·宋壎傳》說他“絕請寄，獎廉抑貪，罪黠吏百餘人，于執政（内閣）一無所關白。”《明史·陸光祖傳》說：“時部權爲内閣所奪，壎力矯之”。次年，宋壎卒于官。繼任吏部尚書陸光祖繼承其志，對首輔申時行不予理會。舊例，吏部尚書與閣臣在途中相遇，不避讓。以後内閣權重，吏部尚書須引避。陸光祖據理力争，遂又恢複舊例，以提高吏部的地位。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年），原南京吏部尚書繼任京師吏部。《明史·孫■傳》說：“自宋壎及光祖爲政，權始歸部，至■，守益堅”。首輔申時行于萬曆十九年三月緻仕，繼任首輔王家屏也于一年後緻仕。原以禮部右侍郎引歸的張位被起用入閣。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年）正月，閣臣王錫爵歸省還朝，繼爲首輔。内閣大學士共三人：王、張與趙志臯（萬曆十九年九月以禮部尚書入閣）。《明史·張位傳》說：“時黜陟權盡還吏部，政府（内閣）不得侵撓，位深憾之”。張位建議把原來由吏部廷推大臣，改爲九卿各舉一人類奏，由皇帝裁用。得神宗诏準。内閣與吏部的權力之争，仍在繼續。

　　這年（癸巳年）三月，實行京察。例由吏部尚書孫■主持其事。吏部考功郎中趙南星、左都禦史李世達協理。這次京察，史稱“秉公澄汰”，“無所徇私”。孫■ 的外甥吏部文選郎呂胤昌、趙南星的姻親都給事中王三餘，均被斥黜。閣臣趙志臯之弟也在被貶斥的官員之中。許多由閣臣任用的私人，也因不稱職而被黜。前此的京察，對官員的去留，先告知閣臣，再上奏皇帝。孫■、趙南星等有意矯正此事，爲吏部奪權，不經内閣，直接将察疏上奏神宗。首輔王錫爵原想有所庇護，察疏已上，無以爲計。

　　明制，京察之後，言官仍可糾彈沒有被察議的官員，稱爲“拾遺”。言官劾論吏部稽勳司員外郎虞淳熙、兵部職方郎中楊于庭、主事袁黃，孫■爲虞、楊說解，隻黜袁黃。刑科給事中劉道隆迎合内閣，遂上疏劾奏吏部非體。孫■回奏說：“臣不忍以功爲罪。若知其無罪，以科道之言而去之，昧心欺君，臣不能爲”。神宗怒孫■不引罪自責，罰俸三月。内閣遂拟旨切責吏部專權結黨。孫■憤而上疏自辯，說：“今以留二庶僚爲專權，則無往非專矣。以留二京職爲結黨，則無往非黨矣。”（《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六）辭官乞休。禮部署員外郎事陳泰來上長篇奏疏，說他曆官四任，目睹四次京察，都沒有像今春這樣“旁咨博采，覈實稱情，邪陷盡屏，貪墨必汰”。他在疏中直接揭露閣部之争，說：“今除奸祛蠹之功未償，而以憐才爲過。割情捐愛之義不稱而以品評爲私。科臣或有獨見，閣臣得無微指耶？”又說吏部權歸内閣，始自高拱兼攝（代領）部事和張居正專擅國政。今借拾遺處分，“将來必挈權以阿閣臣而後爲不專權，必植黨以附閣臣而後爲不結黨”（《神宗實錄》卷二五八）。神宗将陳泰來降級，發往極邊。孫■罷免，趙南星削籍。吏科都給事中史孟麟也稱病歸裏。禮部郎中于孔兼、主事顧允成、國子助教薛敷教等上疏申救，被指爲“朋謀亂政”，各降三級，調外任。被言官彈劾的虞淳熙、楊于庭，罷職削籍。

　　此次争論中，首輔王錫爵也上疏乞休，神宗手诏慰留，說：“朕因新春積火上升，兩目疼痛。卿可即出，待朕火愈，召卿面商國事。”（《神宗實錄》卷二五八）神宗将國事委付内閣，以王錫爵爲首的閣臣在癸巳京察中獲得全勝，進而追究吏部官員。

　　吏部右侍郎趙用賢素與王錫爵不和。孫■罷免後數月，趙用賢也被罷免。起因隻是他的女兒出生三月時曾許配吳家，其後又退婚改嫁蔣氏。這原來隻是家庭細事，卻成爲朝臣互攻的依據。吳家控訟趙用賢“論财逐婿”。趙用賢上疏自辯。王錫爵疏議“宜聽用賢引疾”，遂被免職歸裏。戶部郎中楊應宿力诋趙用賢，仍請治罪。都禦史李世達力陳趙用賢無罪，楊應宿谄谀，遭到楊應宿等的反擊。癸巳京察中，李世達協助孫■，已爲閣臣所不滿。至此，獲準緻仕，吏部行人司行人（官名）高攀龍上疏指楊應宿谄谀閣臣。楊應宿上疏反擊高攀龍。高攀龍又上疏說，大臣則孫■、李世達、趙用賢罷去，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于孔兼等貶斥，爲（皇上）聖德累不小。神宗将楊應宿、高攀龍俱貶官外調。

　　次年（一五九四年）五月，王錫爵引疾緻仕。廷推閣臣。吏部尚書陳有年推舉被神宗罷免的前任首輔王家屏。神宗不納，以禮部尚書、國史副總裁陳于陛與原任南京禮部尚書、國史副總裁沈一貫二人入閣。陳有年因請緻仕。參預此事的吏部文選司郎中顧憲成也被削籍歸裏。都察院左都禦史孫丕揚繼任吏部尚書。

　　

　　二、閣臣相攻與乙巳京察　　

　　一六○五年（萬曆三十三年）乙巳京察上距癸巳已十二年。中經一五九九年（萬曆二十七年）己亥京察，似無多争鬥。乙巳京察又成爲曆年積怨的大爆發。

　　一五九四年十月，陳、沈二人入閣後，趙志臯爲首輔，次爲張位，合共四人。一五九六年十二月，陳于陛病死。一五九八年六月，張位落職閑住。十月，趙志臯養病家居。閣臣實際隻有沈一貫一人。這種情形延續達三年之久，沈一貫獨專内閣，爲前此所少見。沈一貫原籍浙江鄞縣，在任期間，浙江籍的官員多附麗門下，一時被指爲“浙黨”。一六○一年九月，趙志臯病死，沈一貫正式繼任首輔，勢須增選閣臣。神宗對大臣素來心存疑慮，更慮閣臣植黨，因而不用在任官員，而在家居或已罷的人員中選用。河南歸德人沈鯉，嘉靖時進士，神宗爲太子時，曾任太子東宮講官，即位後，爲左贊善，累進禮部尚書。一五八八年，因與首輔申時行不和，被劾辭官，家居十餘年，已六十一歲。被召以原官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繼沈鯉爲禮部尚書的朱赓，浙江山陰人，萬曆初年，曾以侍讀爲神宗侍講官。任禮部尚書的次年，即以母喪去官家居，也被召以故官兼東閣大學士入閣。沈鯉爲人耿直，遇事秉正不撓，頗有威望，因是神宗幼時的講官，也頗受神宗的禮重。沈一貫長期專擅朝政，得神宗倚信，深慮沈鯉入閣奪其權位，多有戒備。沈鯉以師保老臣自居，對沈一貫也不肯屈從。沈一貫在朝有浙黨舊臣爲依恃，沈鯉則結納禮部侍郎郭正域、左都禦史溫純等人相助。二沈之間，漸形對立。

　　一六○三年四月，楚王案起，兩沈集團展開了公開的角鬥。

　　楚恭王朱英■（朱元璋第六子楚昭王朱桢之後）生前有“廢疾”，隆慶五年死，宮人胡氏雙生遺腹二子，華奎、華壁。萬曆八年（一五八○年），華奎嗣楚王位，華壁封宣化王。一六○三年六月，有楚王府宗人中尉朱華趆上疏告狀，說華奎本是異姓之子，不當立。華奎向沈一貫行賄，使通政使沈子木，将此疏壓置，不予上奏。但不久之後，華奎劾宗人之疏奏上。神宗令“部院看議”。郭正域以侍郎署禮部事，主張“敕撫按公勘”，沈一貫提出“親王不當勘，但當體訪”。神宗采郭正域議，敕下“公勘”；華奎又向郭正域行賄，請求不再追究，并稱事後将以饋贈沈一貫者贈郭。郭正域嚴辭拒絕。

　　撫按公勘的結果送到京城，都說事無佐證。公卿集議，意見不一，各寫具一單。郭正域欲盡錄諸人議，禮部左侍郎李廷機以辭太繁，摘要奏上。沈一貫遂使給事中楊應文、禦史康丕揚，彈劾禮部“壅阏群議，不以實聞”。郭正域得沈鯉支持，上疏自辯，并揭發沈子本匿疏、沈一貫阻止公勘及受華奎賄賂等情狀。沈一貫誣指郭正域“私庇華趆”。又使給事中姚文蔚等上疏攻擊郭正域有意陷害楚王。左都禦史溫純上疏彈劾姚文蔚，并指沈一貫。給事中錢夢臯又劾郭正域并及沈鯉。六月神宗傳旨：“罷楚事勿按”，華趆坐誣告，降爲庶人，禁锢鳳陽。郭正域隻好自請休緻。此案原無據可查，二沈相争，沈鯉集團不能不陷于失敗。

　　一年半後的乙巳京察，舊案重提，兩沈集團再次展開搏鬥。這次京察始于萬曆三十三年（一六○五年）正月。吏部侍郎署尚書事楊時喬與左都禦史溫純主持其事。沈一貫請改用兵部尚書蕭大亨主持，遭到沈鯉的反對，未能獲準。

　　楊時喬與溫純在考察中極力鏟除沈一貫的私人親信，特別是以彈劾爲職事的言官。給事中錢夢臯、鍾兆鬥及禦史張似渠、于永清等，都在斥逐之内。考察的給事中評爲“浮躁”者二人，評爲“不及”者二人，禦史評爲“浮躁”者三人，評爲“不及”者三人，評爲“不謹”者一人。察疏奏上後，二月間，廣東巡按禦史林秉漢上疏條陳時事，重提楚案，稱：“假王之說，未必全無影響，不一嚴勘，何以服諸宗之心？”錢夢臯乘機上疏，指林秉漢是侍郎郭正域的私人，并說他們被察，是當事大臣代郭正域驅除建白楚事之人，爲楚事翻案。神宗輕信其說，将林秉漢降五級，調極邊，說“錢夢臯盡職建言，忠義可嘉，著照舊供職”。（《神宗實錄》卷四○ 六）楊時喬、溫純等呈上的察疏，留中不下。三月間，傳谕吏部、都察院說：“今大察各官本内，科道兩衙門不稱職的甚繁，豈皆不肖。内必有徇私之弊。因忿恚以洩之者有之，因結黨以去之者有之，欲豎權以挾人者有之，欲立威以制人者有之。不然，何乃如此，朕不能無疑”。（《神宗實錄》卷四○七）楊時喬、溫純上疏陳辯，列舉曆次京察中被察科道官的數目，證明這次所察并不爲多，但也不得不自承“聖谕嚴切，臣等無狀”，請求罷免。四月，錢夢臯又提楚王事，請追奪郭正域侍郎職，并攻诋溫純，給事中、鍾兆鬥繼續上疏劾溫純多贓。溫純被迫上疏求退，獲準緻仕。

　　五月，候補南京兵部職方司郎中劉元珍抗疏彈劾沈一貫，說“一貫自秉政以來，比暱■人，叢集奸慝，假至尊之權以售私，竊朝廷之恩以市德，罔上不忠，孰大于是！近見夢臯有疏，每以黨加人，從古小人未有不以朋黨之說先空善類者，所關治亂安危之機，非細故也。”六月，南京禦史朱吾弼上疏論察典，繼續指責沈一貫。七月，兵部主事龐時雍“直攻一貫欺罔者十，誤國者十。”神宗将劉元珍、龐時雍革職爲民，朱吾弼罰俸。但迫于物議，終于發下察疏。考察不稱職而被留任者，也不得不自請罷免去官。

　　乙巳京察之後，二沈之争仍在繼續。沈一貫自京察以來，即稱病閉門家居，但仍在家中草拟诏旨批答章奏，沈鯉極力說他不合規例。次年六月，南京吏科給事中陳嘉訓、南京禦史孫居相又交章、彈劾沈一貫奸貪。沈一貫上疏詳辯，并再次請求辭官，說：“上如有意憐臣，則幸放臣，勿久留不決。”沈鯉也以年老，請求休緻。七月，神宗诏降陳嘉訓三級調外任，孫居相罰俸一年。同日罷免沈一貫、沈鯉，各賜路費，馳驿歸裏。

　　沈一貫與沈鯉兩大臣長期互鬥，兩敗俱傷，同日罷官而去。内閣大臣又隻剩下了朱赓一人。

　　

　　三、朋黨之争與辛亥京察　　

　　神宗怠于朝政，又不願爲大臣所挾制，疑慮多重。因而閣部大臣出缺，常常久不選補，以至曹署常空。二沈去後，朱赓一人在閣，将近一年。一六○七年才補任禮部尚書李廷機、葉向高入閣。次年，朱赓病死。李廷機因被言官攻擊，杜門養病，不再赴閣。内閣大臣又隻有葉向高一人。這種局面又延續了五年之久。葉向高，福建福清人，進士出身，曾任南京禮部右侍郎，改任吏部。在任期間，曾上疏說：今天下必亂必危之道，蓋有數端，“廊廟空虛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争，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鳳聲氣習日趨日下莫可挽回，五也”。（《明史·葉向高傳》）葉向高所說五大弊端，大體反映了當時昏亂的形勢。“士大夫好勝喜争”，進而結爲朋黨，相互攻讦，更加重了朝政的昏亂！

　　吏部文選司郎中顧憲成自一五九四年罷官後，在無錫故裏家居。爾後，在無錫東林書院聚集文士講學議政，被指爲東林黨人。東林書院原爲宋代理學家楊時講學之所，一六○四年重新修建落成。學人除首領顧憲成外，還有高攀龍、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及憲成弟允成等人。薛敷教年齡最長，曾是顧憲成、允成兄弟的教師。高攀龍與顧憲成是萬曆十七年的同年進士，同出趙南星門下。不難看出，他們都是癸巳京察閣部之争中被罷免的官員，而且多曾供職吏部，熟悉朝廷官員情況，因而得以諷議朝政，裁量人物。又因爲他們多已罷官家居多年，與地主、商人、文士時有交往，熟悉鄉裏情事，往往能夠反映民衆的呼聲，抨擊朝政的積弊，因而在社會上博得清名。緻仕的禦史武進人錢一本也來東林講學，罷官家居的趙南星則與東林相呼應。葉向高入閣後，顧憲成即寫信給葉向高，說近日輔相“賢否混淆”，意在暗示李廷機出于沈一貫的浙黨。一六○八年十月，葉向高奏準起用顧憲成爲南京光祿少卿，顧憲成辭官不就，以保持令名，但不時幹預政事。東林黨漸由民間的議政集團變成參與政争的朋黨。

　　朝官中的文士也結爲朋黨，有宣黨、崑黨。宣黨首領湯賓尹，宣城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一六○六年進爲右春坊右中允，一六○九年爲左春坊左谕德，署國子司業，顧天峻，崑山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編修，累遷至左谕德。湯賓尹和顧天峻都是翰林院編修，任太子東宮的文臣，卻各自收召朋徒，幹預時政《國榷》（卷八十一）。說“天峻高亢自得，賓尹淫污無行”，各自成一勢力。東林以正人自诩，指他們爲奸邪，兩黨則指東林爲邪黨。諸黨之外，朝官與言官，北官與南官也各自結成大小不等的集團。是己非人，互攻不止。

　　閣臣李廷機晉江人，沈一貫在閣時，曾爲吏部左侍郎，後代郭正域署理部事。處事公正，尤以廉潔著稱，但不免偏愎固執。李廷機入閣後，一六○七年六月，工科給事中雲南甯州人王元翰等言官，上疏誣告李廷機受賄，辇金載玉，以圖中傷。神宗诏責王元翰“呶呶求勝不已，疑君誣人，莫此爲甚”（《國榷》卷八十），罰俸半年。王元翰曾請起用顧憲成等被罷免的官員，不報。宣黨湯賓尹的門人、給事中王紹徽請王元翰揚譽湯賓尹，被元翰拒絕。一六○九年二月，王紹徽指使禦史鄭繼芳誣指王元翰“盜庫金，克商人赀，奸贓數十萬”。王元翰上疏自辨，并對鄭繼芳進行反擊。王紹徽與同黨劉文炳、劉國缙等連上十餘疏攻擊王元翰。南京給事中金士衡、禦史劉蘭等合詞申救。閣臣葉向高請盡下諸疏，敕部院評曲直。神宗置此事不理。鄭繼芳不待神宗诏下，即遣人圍守王元翰家。王元翰憤而盡出筐箧，置于國門，讓吏士簡括，痛哭辭朝，成爲轟動一時的奇聞。六月，以擅離職守，降爲刑部檢校。

　　數月之後，又因淮撫李三才的擢用，掀起了一場紛争。李三才，順天通州人。萬曆二年進士。一五九九年，以右佥都禦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撫淮十三年，結交遍天下，與顧憲成也有交往。一六○四年八月，顧憲成曾專程赴淮安，與李三才議論政事；一六○七年七月，李三才曾上疏請用“廢棄”，意在薦用顧憲成等人。李三才居官頗有成績，被譽爲大才，但爲人好用機權，顧憲成曾見他用财如流水，也顯有貪賄。

　　萬曆三十七年（一六○九年）正月，李三才加戶部尚書兼左副都禦史銜。浙黨官員謀劃彈劾，并借此事力斥東林，因爲劾李，“則東林必救，可布一網打盡之局”。這年十二月，沈一貫的親戚、工部郎中邵輔忠（浙江定海人），參論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詐似直，而爲貪險假橫之人”。次年正月，浙江道禦史徐兆魁繼續上疏劾論。李三才上四疏力辨，并請休緻。給事中馬從龍、禦史董兆舒等相繼上疏爲李三才辨。大學士葉向高上言：李三才已“杜門待罪”，爲漕政計，應速定去留。神宗不答。禦史劉國缙、喬應甲，給事中王紹徽、徐紹吉、周永春、姚宗文等，又連章彈劾李三才，給事中胡忻、曹于汴等，則交章論救。言官争論，數月不止。這時，顧憲成寫信給葉向高和吏部尚書孫丕揚，力稱李三才廉能，爲其排解。李三才的友人禦史吳亮，即将顧憲成的兩信附傳于邸報之中，言官見而大嘩。喬應甲又上兩疏，列舉李三才十貪五奸，極力攻讦。李三才被迫疏請罷免，疏至十五上。久不得命，遂自引去。次年（一六一一年）二月，被正式罷免。

　　三月，舉行辛亥京察（萬曆三十九年辛亥）。主持者是吏部尚書孫丕揚、侍郎蕭雲舉及副都禦史許弘綱。陝西高平人孫丕揚在癸巳京察後任吏部尚書，兩年後罷去。自一六○四年以來，吏部尚書即由左侍郎楊時喬代署，空缺至五年之久。一六○八年，神宗再次起用孫丕揚。辛亥京察時，他已是年屆八十的老臣。言官中禦史徐兆魁、喬應甲、劉國缙、鄭繼芳，給事中王紹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紹吉、周永春等已在策劃傾覆東林。有人向孫丕揚建策，散發訪單，咨詢是非，以便掀起黨争，指東林爲朋黨予以鈎察。吏部右禦郎王圖發覺其事，急告丕揚制止。王圖，陝西耀州人，反對者曾指他與孫丕揚是秦黨。王紹徽向王圖極力稱譽其師湯賓尹，并說言官中的南黨，将要排陷湯賓尹和王圖，請早爲戒備，意在迥護湯賓尹，被王圖嚴詞拒絕。當時已晉爲國子祭酒的湯賓尹遂與王紹徽設計，令禦史金明時彈劾王圖之子寶坻知縣王淑抃“贓私巨萬”，又說王圖将在京察拾遺時傾覆其兄保定巡撫王國。王圖兄弟抗章力辯，其事乃止。

　　多年以來，言官彈劾朝官，略無虛日。言官中也結爲南黨和北黨，互相攻擊。明制，朝官一經言官彈劾，不論虛實，即須先上疏辭官，彈劾不當，再由皇帝慰留。因而，言官得以任意彈劾，以遂其私，朝官也結納言官，以攻擊對手。六年一次的京察，由吏部主持，言官也在被察之列，因而成爲清查言官優劣，驅逐劣官的難得的時機。孫丕揚老謀深算，在閣臣葉向高的支持下，閣部一緻，着重于驅逐黨魁，糾察言官。

　　察疏奏上，宣黨湯賓尹、崑黨顧天峻，故禦史康丕揚、徐大化，故給事中鍾兆鬥、陳治則、宋一韓、姚文蔚，主事鄭振先、張嘉言以及現任禦史劉國缙等都被察糾，給事中王紹徽、禦史喬應甲依年例轉外任。禮部主事丁元薦，恐察疏不下，又上疏揭發崑黨、宣黨。言官朱一桂、鄭繼芳、周永春、徐兆魁、姚宗文等想乘機動搖察疏，于是争相攻擊丁元薦。丁元薦因而去官歸鄉。但這時内閣，葉向高獨相，内援京察，察疏終于在五月間诏準下發，被糾察的諸人均被罷免出朝。孫丕揚主察，獲得勝利。東林黨人也由此避免了被鈎察的危機。

　　辛亥京察之後，朝臣交攻，仍在繼續。察疏發下前，京畿道禦史徐兆魁曾上疏直攻東林，說：“今年察典，盡趨東林”，“東林所至，傾動一時，能使南北交攻，角勝黨附”（《國榷》卷八十一），又指稱顧憲成受賄，但無左驗。光祿丞吳炯疏辨，說“憲成贻書救三才，誠爲出位，臣嘗咎之，憲成亦自悔。今憲成被誣，天下将以講學爲戒”。神宗置之不問。

　　曾同王元翰一起攻擊李廷機的給事中胡忻等人又彈劾戶部尚書趙世卿，說他當年在楚案争論中，力言楚王非僞，與沈一貫議合，因而懷疑他是沈黨。趙世卿爲官頗有政績，屢谏革除弊政，激切反對礦監稅使，史稱他“素勵清操，當官盡職。” （《明史·趙世卿傳》）被劾後憤而閉門辭官。上章十餘次，神宗不予處理。一六一一年十月，不待诏下，自乘柴車去官歸裏。清乾隆帝在《資治通鑒三編發明》中論此事說：“楚宗事至是幾十年矣，而廷臣猶以世卿右王之故，相繼論劾，借端攻擊，報複相尋，朝事已不可問”。乾隆帝不拘黨人正邪之論，洞察朋黨相攻之害，所論是恰當的。

　　閣部大臣，長久缺員。京察後，科道官也有待補任。神宗長期拖延，不予選任，朝政漸形阻滞。閣臣葉向高上疏，激切陳言，說：“今自閣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隻存其二”，“陛下萬事不理，以爲天下長如此，臣恐禍端一發不可收也”。吏部尚書孫丕揚，先後推薦沈鯉、郭正域、顧憲成、趙南星、高攀龍等人及原禦史錢一本等被罷免的舊官。神宗俱不理。一六一二年二月，孫丕揚以年老自請緻仕歸裏。五月，顧憲成在家中病死。

　　葉向高先後上疏百餘次，請補閣臣。一六一三年九月，命吏部左侍郎方從哲、前吏部左侍郎吳道南入閣，次年八月，葉向高緻仕，方從哲爲首輔。

　　

　　四、丁巳京察

　　萬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年）丁巳京察是神宗朝最後一次，三年後神宗病死。

　　辛亥京察後，科道言官依籍貫不同，又形成齊、楚、浙三黨，權勢漸盛，進而得以左右朝官，排斥異己。不附者即群起彈劾，借端尋釁，指爲東林一黨。一六一三年十二月，戶部主事李樸曾上書，激切揭露齊、楚、浙黨“深結戚畹近侍，威制大僚；日事請寄、廣納賂遺；亵衣小車，邀遊市肆，狎比娼優；或就飲商賈之家，流連山人之室；身則鬼蜮，反誣他人”；“百人合爲一心，以擠排善類。”又說：“乃攻東林者，今日指爲亂政，明日目爲擅權，不知東林居何室？操何柄？在朝列言路者，反謂無權，而林下投閑杜門樂道者，反謂有權，此不可欺三尺豎子，而乃以欺陛下哉！”李樸最後說“望俯察臣言，立賜威斷，先斬臣以謝諸奸，然後斬諸奸以謝天下”。（《明史·李樸傳》）神宗責李樸“出位妄言”，部議降三級調外任。

　　丁巳京察，由吏部尚書鄭繼之、刑部尚書兼署都察院事李鋕主持。楚人鄭繼之已年逾八十，遇事即聽從于楚黨，李鋕得到浙黨的支持。佐理人員給事中徐紹吉依附于楚黨，禦史韓浚原屬齊黨。這次京察于是演爲三黨言官對辛亥京察以來異己者的報複。辛亥京察時揭發崑黨、宣黨的禮部主事丁元薦，原已家居，這時又以“不謹” 削籍。李樸也被定爲“不謹”，落職。曾經力攻湯賓尹的禦史王時熙被糾爲“浮躁”。禦史孫居相，曾先後彈劾過沈一貫、湯賓尹，與三黨相抗，京察中以年例外轉。刑部主事王之寀因曾與韓浚不和，也在京察中被罷免。其後，熹宗天啓時禦史蔣允儀追論丁巳京察說：“當日八法之處分，台省之例轉，大僚之拾遺，黑白顛倒，私意橫行。”“于是方從哲獨居政府，元（音齊）詩教、趙興邦等分部要津。”（《明史·蔣允儀傳》）

　　丁巳京察後，三黨權勢更盛。他們的主要人物是：齊黨給事中亓詩教、周永春，禦史韓浚；楚黨給事中官應震、吳亮嗣；浙黨給事中姚允文、禦史劉廷元。給事中趙興邦等與之呼應。退職的湯賓尹仍在幕後操縱。（《明史·夏嘉遇傳》）亓詩教是方從哲的門生，爲三黨的總首領，漸與楚、浙兩黨矛盾。一六一九年，禮部主事華亭人夏嘉遇連疏力攻亓詩教等，浙人禦史唐世濟、董元儒助嘉遇。朋黨之争，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