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廷虛匱與農民起義

（三）明廷虚匮与农民起义

　　一、明廷的兵虛财匮

　　皇室侈靡無度，群臣傾軋不止，明朝走上了衰朽的道路。

　　随着商品經濟的發展，晚明上層社會競爲奢侈，形成一時的風氣。随之而來的則是官員們的貪污受賄，多方掠取。神宗一朝，貪賄案件，史不絕書。重大案件，貪贓至數十萬兩，一次行賄即可有數萬以至十數萬兩。饋贈珍奇，請托送禮，更爲官場所習見。神宗曾在一個诏書中斥責地方官員：“供張僭侈，費用浩繁，歲時慶賀之儀，不勝奔走。廪饩常供之外，複多饋遺。司道官又借視聽于窩訪，取私費于官庫。以緻貪官污吏，有恃無忌。”（《神宗實錄》卷三一二）诏書說明：神宗對彌漫各地的貪風，并非無所覺察，但皇室費用浩繁，中使四出掠取，上行下效，也助長了地方上的貪風。神宗隻知責人，不知責己，上下相蒙，充斥上下的貪官污吏，依然有恃無忌。

　　皇室靡費掠取，官員貪污成風，帶來兩方面的後果。一是各級軍官相效貪賄，軍兵日趨衰弱，一是朝廷财政匮乏，國用難支。神宗在位長達四十八年。即位之初，任用張居正以富國強兵的理想，經過幾十年的演變，卻鑄成了兵虛财匮的敗局。

　　軍兵衰朽神宗朝的軍兵，在幾次作戰中曾經顯示出足以克敵制勝的作戰能力。但随着軍隊中腐敗現象的滋長，到神宗晚年，軍政日益昏暗，戰鬥力也随之銳減。

　　虛報戰功——早在一五八三年，禦史魏允貞就曾指責遼東戰功奏報失真。一五九八年，吏科給事中劉道亨上奏，防禦蒙古的邊官，務以搗巢見奇。搗巢獲首功，一則報十，十者報百。虛報戰功即晉階升官，因而軍官數量大增。萬曆十九年（一五九一年）閏三月戶部奏稱：“遼東近日用兵以來，假稱捷報，冒功授官者甚多，在薊鎮一邊分爲四鎮，一鎮又分三路，設官比原額幾二十倍。”（《神宗實錄》卷二三四）

　　冒領糧饷——士兵逃跑或死亡，軍官不上報，仍以空名支饷。上下串通，瓜分月糧。如莊浪參将楊定國，任職九年，與其部下的中軍千、把總等下級軍官，冒支軍糧，每年約二千石。

　　賄賂公行——軍官因接受賄賂而被懲處，屢見不鮮。未被揭露者更爲普遍。賄賂公行不能不嚴重影響軍法号令的執行。一六○九年十一月，兵部奏稱：“将之号令而不能行于偏裨，則國之賞罰亦漸不能行于将帥也，皆緣寡廉債帥責問贽饋，以緻節制之陵夷，文吏亦得因而掣肘之。”神宗說：“近來交際恣濫，豈但大将受偏裨贽饋，即文官亦受将領贽饋。弊端不革，法安得行。”（《神宗實錄》卷四六四）

　　克剝士兵——軍官對士兵恣意克剝，諸如克扣軍饷，侵占屯田，差遣役使等皆是。軍官擅自差遣役使，爲害尤大。一六一二年禦史劉廷元指出，京營的三大營，“自副參遊佐，下至千把總，共五百八十八員，即一把總月役軍四十八名矣，其他侵占當不下三、四萬人”。（《神宗實錄》卷五○三）次年正月，兵部尚書黃嘉善也指出，“鎮臣路将有占（役）數百名，少亦不下百名者”。（《神宗實錄》卷五七八）軍官們還經常把士兵借給地方官員役使。如薊鎮過往官員，經常由當地軍兵供役，“馬供遞送，軍役扛擡”，“以緻應付日煩，軍疲馬瘦”。（《神宗實錄》卷三八七）京城太監占役士兵的現象也極爲嚴重。一五九二年九月，禮科給事中馬邦良等揭露：東安等門官軍四百餘名，宦官占役将近十分之九。萬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年）閏四月，戎政尚書薛三才說，京城“十六門原額軍六千八百餘名，每門分上下二班，領以指揮、千百戶，而總隸于後府、兵部。不知起自何年，此外添差内監提督，逐門占役至四千三百三十二名”。（同上，卷五六九）

　　兵力虛弱——軍隊的腐敗不能不導緻兵力的削弱。主要表現是：（一）疏于訓練。一六一五年二月，巡視京營的禮科給事中姚永濟等上疏說：“今春光入暮，開操無期，将不習軍，軍不習陣。弱者矢無簇，槍無頭，刀劍盡成班鏽，志氣日就委靡。間得強有力者，又以■■不肖之心，用之酗酒行潑，劫殺爲邪……一旦有事，豈能以不教之軍戰哉！”（《神宗實錄》卷二五九）（二）兵員減少。保衛京城的中都、河南、山東京操班軍，多有具其名而無其人。士兵輸錢給領班之官“包折”，便可家居。“軍便于家居，官便于厚利，稍出其金，以爲雇點之資，上下各以文具相欺”。（同上，卷四九六）（三）士兵貧困。一六一○年宣府巡撫都禦史薛三才奏報宣鎮士兵情況說：“諸軍糧饷，月不過數錢，八口之家，率皆仰給。饷不時至，未免稱貸而食。又不足，則草料、布花質錢于債家，銀未入手，子錢已去其大半。欲冀士飽馬騰，容可得乎！”（同上，卷四七六）

　　以上種種說明，此時的軍兵，包括京營與邊軍，都已日益衰朽，不再是往日克敵制勝的強兵。如神宗所說：“兵數雖多，堪戰者少。”但軍費開支卻日漸增加。九邊年例，嘉靖末年約二百五十萬兩，萬曆三十六年（一六○八年）激增到四百九十餘萬，此後每年也都在四百萬左右。一六○九年，兵部請削減皇室的靡費，以充軍需，說：“何惜捐大内朽蠹之财，以安宗社。”福建巡撫金學曾上言，“至商稅原系饷額，若歸之内帑則饷不得有。若仍之饷額則課不能充。所當懇請特留，以給兵需”。（《神宗實錄》卷四五九）遼東巡撫熊廷弼請爲封疆計，早發内帑。神宗俱不聽。

　　财政匮乏神宗在位的最後十多年間，軍費開支激增，皇室靡費不減。由于官員上下貪污，稅使掠奪以及豪強欺隐賦稅，朝廷的稅收卻是有減無增。明廷的财政，不能不日益匮乏。戶部太倉庫、工部節慎庫以及太仆寺、光祿寺的庫藏，大體反映了當時的财政狀況。

　　戶部太倉庫——英宗時始設戶部太倉庫，貯藏各地折銀交納的各種稅銀，供應軍官俸祿和皇帝禦用，稱金花銀。神宗即位，曆朝積蓄銀兩，存于老庫，共二百萬兩，另有窖房銀四百萬兩。神宗即位以來的十餘年間，續有積存三百餘萬兩，收藏在日常出納的外庫。積蓄總量約可供兩年支出。神宗親政後，連年入不敷出，漸用積蓄。一五八六年八月，外庫餘銀隻餘四十六萬餘兩。九月，又減至三十萬。到次年三月，除老庫、窖房外，隻餘銀九萬兩。外庫餘銀用盡，遂又動用窖房銀。一五九九年，外庫與窖房都已一空如洗，僅存老庫二百萬兩。次年四月，借用老庫銀五十萬分發積欠的各邊鎮額饷。到一六○八年，戶部太倉庫就隻有老庫貯銀八萬兩。一六○九年，兵部上言“雖知饷之當處，無奈計窮，以天下之大，僅太倉八萬兩”。（《神宗實錄》卷四五九）庫藏空虛，邊地軍饷不能按時發放。一六○八年，九邊額欠一百二十萬兩。一六一一年欠饷至二百五十萬兩。一六一六年積欠軍饷總計達五百萬兩。

　　工部節慎庫——用以貯存工部料價的節慎庫也漸匮乏。乾清宮與坤甯宮被焚後，一五九六年即着手興建，費用浩繁。一六○○年二月，工部尚書楊一魁上疏說： “今見貯節慎庫者，合四司（工部所屬營饍、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止七、八萬兩，而浩大未竟之工程，急切應需之造辦，監局年例之錢糧，又若庫房、若城垣、若墳工，種種并集，一時之費約用八十餘萬兩，即罄竭積貯，未當十分之一。”（《神宗實錄》卷三四四）兩宮建成後，又接連修建陵寝、宮内花園台榭。一六 ○三年，又動工興修被焚的三大殿，坐派湖廣采辦楠杉大木，合銀四百二十萬兩。貴州采木，價銀一百餘萬兩，湖廣、貴州、四川三省所派三殿木植大工錢糧至九百六十餘萬兩。一六○五年十一月，内閣大學士朱赓慨歎說：“兩宮經始，節慎庫尚百十萬金，今罄然無分毫之蓄。”（同上，卷四一五）

　　太仆寺庫——太仆寺庫歲入馬價、草料、籽粒等銀約六十萬兩，歲出各邊年例約四十萬，賞赉修築諸費約二、三萬，每年原可剩銀二十萬，備買馬之用。太仆寺逐年皆有積存，神宗即位時，前朝積累，多至一千萬兩。神宗親政後，内廷靡費每由戶、工二部挪用太仆寺庫銀彌補。軍費不足，也向太仆寺庫挪借。以至庫藏漸被耗費。一六○二年九月，太仆寺署印少卿連标上疏指出：嘉靖、隆慶年間太仆寺庫存銀達一千萬兩，“迩來國家多事，借讨紛紛，戶工二部動去八百七十餘萬，見存庫者僅一百萬有奇”。（《神宗實錄》卷三七六）一六○七年八月，太仆寺少卿李思孝上疏說：“臣稽往牒，在嘉、隆間舊庫積至一千餘萬，盛矣。迨萬曆十八年，西征哱、劉，借一百六十萬；東征倭，借五百六十餘萬。二十七年爲邊饷借五十萬，又爲征播借三十三萬。三十一年，又爲邊饷動老庫二十一萬、馬價三十萬。三十二年，又以年例借三十五萬餘。先是二十九年，以邊饷不給，頓借百萬。前後所借在計部者已九百八十三萬矣。而二十九年，工部以大婚大禮借三十五萬，三十一年，光祿寺以年例借二萬，又借三十七萬。今老庫見存者二十七萬耳。而東西兩庫每年所解，僅可以供各邊年例之用，況重以各邊功次賞赉，亦取于此。”（同上，卷四三七）到一六一七年十一月，太仆寺庫老庫僅餘八萬兩。太仆寺庫存銀，原用以購買馬匹以供軍需，庫藏空竭，軍馬也難以爲計了。

　　光祿寺庫——神宗即位之初，光祿寺庫有前朝節餘銀兩一百一十多萬。一五八七年十二月，隻剩下四萬四千餘兩。次年三月，至于内供取用不敷。一六○一年，光祿寺因庫藏已空，爲供應皇帝膳食，兩次共借戶部銀約三萬餘兩。

　　以上太倉庫等四庫貯藏稅銀至晚到萬曆四十年（一六一二年），便已先後空虛。各地的稅糧，主要是東南地區的糧米，由大運河運至京師，分儲于北京、通州二地的糧倉。京倉五十六，通倉十六，分別供應京師軍匠在官人等需用。萬曆初年，二倉儲糧甚富。一五八三年十二月統計，京、通二倉實存糧共一千八百一十八萬五千四百石有奇，每年軍匠在官人等實支本色米二百二十萬石。京倉積米足支八、九年。但一六○二年九月，京倉實在之數隻有四百四十八萬餘石，僅夠二年支用。

　　

　　二、前仆後繼的農民起義

　　皇室、貴族和各級官員，日益貪婪奢侈，廣大農民則遭受越來越多的剝奪，日漸陷入極端貧困的境地。

　　明廷财政匮乏，便不斷加派賦稅，剝奪農民。早自一五八六年，閣臣申時行即奏稱：“比年以來，漸有加派。有因事而增者，若戶部草料之類是也。有用不足而增者，若工部大炭之類是也。方今财绌民勞，惟正之供尚不能繼，額外之派又何以堪！”（《神宗實錄》卷一七二）此後，朝鮮之戰曾有加派，平播州之亂又有加派。一五九九年，全國賦額比二十年前增加了十分之四。一六○一年，“按丁增調，踐畝加租”（同上，卷三五九），比二十年前增加了将近一倍。

　　一條鞭法推行後，州縣征稅已有定額。但地方官吏往往在定額之外，重複征收。一五八七年，神宗诏谕中就指出：“各處編審糧差，于條鞭之外，重派裏甲、系有司任情擾害小民。”（同上，卷一八七）一六○一年廣東巡按李時華奏報廣東的情形說：“禁網常疎，吏奸法弊。條鞭之後，仍用甲首，均平所編，盡入私橐。上下相蒙，恬不爲怪。”（同上，卷三六五）征稅之外，又加收所謂“耗羨”。一六一三年北直隸、河南、山東等處州縣糧羨多至十取二、三。一六一八年十一月，禦史房壯麗指陳：“官府借口驗封，加收火耗，至一錢二錢，屢經嚴禁不遵。”（同上，卷五七六）

　　官府的賦稅，依據一條鞭法的規定，本應依據田地的占有和人丁數分擔。但是，占有數千頃以至上萬頃田地的皇室、貴族、官員可依據“優免”的規定，任意擴大優免範圍，逃避賦稅。地方豪強也以“詭推”（詭稱田已賣出）、“灑派”（稅額分散于他戶）等等辦法，把應納的賦稅轉嫁給廣大民戶。受害最大的還是窮苦的農民。

　　随着土地兼并的盛行，早已有一批又一批的農民被迫失去土地，淪爲佃仆和流民。僅有小塊土地的農民，在不斷加派的賦稅重壓下，也不得不失去田地，背井離鄉。如遇水旱災荒，更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陷于極其悲慘的境地。一五九二年，陝西頻年荒旱，農民流亡多至十分之七。一五九三年，河南衛輝獲嘉縣，因路居沖要，差役浩繁，加以瘟疫流行，農民流亡過半。一五九七年，刑部左侍郎呂坤上疏，說他“久曆外任，熟知民艱”，他所見山東、山西、陝西各地農村的狀況是：官倉空而庫竭，民十室而九空。冬無破絮者有一半，一天隻吃一餐者也有一半。破屋頹牆，風雨不蔽。流民未回鄉井，棄地多荒。可是，存者還要代去者賠交稅銀，生者更爲死者頂役。（參見《去僞齋集》卷一）一六○一年，吏部尚書李戴上疏說：幾年來，連續災荒。陝西、山西首先受災，農民吃土塊求生。接着是河南受災，農民吃雁糞過活。山東、江南、湖北以至京畿，也相續受災。“老弱填委溝壑，壯者展轉就食”。（《明經世文編》卷四四○）

　　自一五八六年以來，一些地區不堪重壓的農民，即相繼舉行武裝起義，展開拼死的搏鬥。随着明廷掠奪的加重，各個地區的農民起義，風起雲湧，不斷沖擊着明廷的腐朽統治。

　　滑縣饑民起義——一五八六年七月，河南滑縣人車宗孔、王安等，因旱災缺糧，向有麥數萬斛的富商趙國英、張學書等借貸，遭到拒絕。車宗孔等聚集饑民上千人起而奪麥。官府前來鎮壓，饑民轉展于淇縣、汲縣一帶，與官兵發生激戰，王安、車宗孔先後被俘。

　　陝甘回民起義——居住在陝甘甯交界處的回族人民約五百人，在一五八六年發動了起義。起義者流動于泾州、靈台、麟遊、永壽、三水、淳化、耀州、白水等地，反抗官軍，英勇作戰。沿途漢族人民也陸續參加起義。起義軍給予官府以沉重打擊。次年，被鎮壓失敗。

　　太湖農民起義——一五八八年，農民殷應采等利用太湖“港渎縱橫，蘆葦蓊翳”的條件，在太湖起義。起義者略取附近富室的财産，多次與前來鎮壓的官軍激戰，三吳戒嚴。随後，遭到官軍的殘酷鎮壓而失敗。

　　梅堂、劉汝國起義——一五八八年，蕲黃農民梅堂起義，“匠人”劉汝國（又名劉少溪）前來參加。梅堂在宿松古車嶺被官府逮捕，劉汝國逃脫，繼續領導起義者作戰，自稱順天安民王。樹立旗幟，上寫鏟富濟貧替天元帥。起義軍出沒于英山、潛山、太湖、宿松、蕲州、黃梅、廣濟之間，在各處沒收富豪谷米财産，招徕饑民就食，從者數萬人。官府派人招降，劉汝國回信說：“豪家不法，吾取其财以濟貧，此替天行道。”起義者多次打敗前來鎮壓的官軍，明安慶指揮陳越及蕲州州判陳策敗死。安慶、宿松諸府縣的地方官，懾于起義軍的壓力，紛紛借故離任而去。一五八九年二月，明廷命應天巡撫周繼、湖廣巡撫邵陛、江西巡撫莊國祯、提督操江王用汲等大員，督率領屬，協力剿捕。起義失敗，劉汝國被俘，在安慶被殺。

　　柯守嶽起義——福建莆田廣業裏，方圓一百二十裏，重岡叠阜，深峻迂回，便于起義活動。一五八九年，在這裏開山而耕的農民柯守嶽因歲饑民流，發動起義。自号遊天王，下設隊長、中将軍、東方将、旗首等職。多次與官軍作戰，當年失敗。

　　李圓朗起義——廣東始興人李圓朗，自稱有起死回生之術，并能剪紙爲人馬，翁源人王子龍自稱彌勒降生，又說是黃巢之後，在民間傳布子醜年天有大災。聚衆數百人。一五八九年，龍南災荒，禾黍不入。李圓朗與王子龍相結納，聚衆在龍南東桃隘鳴鼓祭旗，宣布起義。起義軍曾轉戰南雄，被官軍戰敗。王子龍戰死，李圓朗被俘，押解到龍南被殺。

　　王自簡起義——一五九四年春，河南農民王自簡領導當地農民上千人起義，活動在新蔡、沈五、息縣一帶。明颍州兵備副使李骥千等用招撫的辦法，離散起義部衆。王自簡在颍州被擒，随後被殺。

　　趙古元起義——一六○○年，兩畿及各省出現災荒，又苦于礦監稅使的騷擾，各地兵民多起而反抗。浙江山陰人趙一平與妻王氏編成“指南經”等書，投散各省會及兩京，策動起義。先去杭州，又去徐州，改名趙古元，自稱是宋朝皇室後人，與友人孟化鲸等在徐州和豐、沛等地招集逃亡的流民和拚死起義的農民，約定明年二月諸方并起，先取淮揚，次取徐州，再取金陵與北京。起義計劃泄露，遭到明徐州兵備徐光複等人的鎮壓，主要首領陸續被捕；趙古元逃到寶城後被擒，同年十一月，被押至北京處死。

　　吳建起義——一六○四年，福建毆甯縣謝屯鄉民吳建，奉白蓮教，稱世界将亂，聚衆數千人起義。知縣前來誘降，被拒。兵備道劉毅命鄉兵發動進攻，起義失敗。吳建自殺。（一說被害）

　　劉天緒起義——河南永城人劉天緒，流寓鳳陽府臨淮縣朱龍橋，崇奉無爲教主，當地人王宗、張名等信從傳教。信徒多至千餘人。劉天緒自稱辟地定奪乾坤李王。一六○六年十一月定議，本月二十三日長至節，乘南京百官出城谒陵的機會，在南京正式發動起義。劉天緒自号龍華帝王，王宗、張名等被封爲國公侯伯将軍指揮等職。因出現叛徒向官府告密，明南京兵部尚書孫鑛等發兵捕劉天緒等四十九人，劉天緒受酷刑逼訊緻死。

　　保定農民起義——一六一一年，保定等處有劉應第、董世耀聚衆稱王，在遠近各地剽劫，被保定巡撫王國鎮壓。

　　山東農民起義——一六一五年，山東各地自正月至六月，無雨，田禾枯槁，千裏如焚。安丘縣，有千餘起義者，攻入城内，劫庫焚獄；蒙陰縣，起義者豎旗稱王，殺死官兵；沂州，有七百名起義者騎馬彎弓，搶劫糧畜；費縣、濟陽，起義農民白晝打劫；昌樂縣，起義者三百人嘯聚搶掠，聲勢充斥。這些起義都是由于農民饑餓無食，不得不起而劫奪府庫和富戶。神宗诏令“破格區處”；同年十二月發太仆寺馬價銀十六萬兩，在山東進行赈濟，但并不能消弭農民的反抗。此後不久，山東又有周堯德、張計緒等聚衆起義，各立頭目，在泰山、曆城、章丘、萊蕪等處，出沒行劫。周堯德被起義者稱爲“紅竿大王”，又改稱“平師王”。起義軍所到之處，截殺官兵，屢獲勝利。直到一六一七年春季才被鎮壓而失敗。

　　陝甘回民起義——陝甘地區的回民起義，前仆後繼，仍在繼續發展。一六○八年，有數百人組成的起義隊伍，由潼關進入山西，攻掠芮城等縣，并攻入河津、稷山等四縣。一六一一年，田有奇領導的起義者渡過黃河，進入山西平陽一帶，田有奇被俘。一六一五年，以高尚千爲首的起義回民，曾在宜君縣劫獄。次年八月，高尚千在延安被俘。

　　田峨起義——一六一七年四月，山東钜野縣有人奏報，鄉人田峨自稱仁義王，糾衆數千，劫掠财物，強奪獄犯，謀殺縣官。

　　李文起義——一六一八年九月，白蓮教首李文在慶陽府聚衆數百人，自号彌天一字王，建年号“天真混元”，自稱是李老君真達磨下生，賜有天書飛劍。策劃于十月十二日發動起義。事前被人首告，李文被捕，次年被處死。

　　以上見于記載的這些起義，都不曾得到較大的發展。起義發動未久甚至未及發動，就遭到明朝官軍的鎮壓。但是，起義由饑民的自發的奪糧發展爲有組織的武裝搏鬥，以至建号稱王，顯示出推翻明朝統治的戰鬥意志。各地農民的武裝起義，前仆後繼，預示着一場規模巨大的農民戰争的風暴就要到來。腐朽的明朝被推翻的日子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