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治集團的紛爭與人民的反抗

第四节 统治集团的纷争与人民的反抗


　　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作爲清朝初期的皇帝，他主要完成了兩件大事。一件是結束了滿洲貴族内部關于統治制度的紛争，基本上依照漢族的傳統制度建立起封建制統治。另一件是在東北、蒙古和西藏等地區建立起對邊疆各族的統治，奠定了清朝的版圖。只是準噶爾部仍占據伊犁河流域，不時在邊地竄擾。

　　康熙後期的形勢是：滿漢貴族地主與廣大農民、手工業者等被壓迫階級的矛盾，統治階級内部争奪權利的矛盾等，都日益激化。貪賂風行，吏治日漸敗壞。清朝的統治陷入重重矛盾之中。

　　關于康熙時期社會經濟領域的狀況将在另章論述。下面主要叙述統治集團的内部紛争與人民的反抗等史實。

　　

　　（一）朝臣傾軋與立太子的紛争

　　順治時期，朝臣之争主要是滿洲貴族大臣之間的鬥争。它實質上是滿族奴隸制與漢族封建制兩種統治制度的矛盾的反映。滿洲貴族在統治了漢族地區後，鬥争的焦點是如何對待漢族傳統的統治制度和統治階級。在清初的任官制度中，八旗滿洲、蒙古、漢軍與漢人（關内漢人）存在着明顯的區別，但不象元朝對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在法律上明确規定不同待遇。持有不同主張的滿洲貴族對待漢軍、漢人，或倚任或排斥，成爲清初政治鬥争的主要内容。康熙帝親政誅鳌拜後，漢族地主特別是江南文士經由科舉而大批進入朝臣的行列。“三藩”反清戰争之後，漢族官員的勢力進一步增長。随着封建統治制度的逐步建立，康熙朝的朝臣之争，主要表現爲由滿漢官僚合組的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鬥争。

　　

　　一、索額圖、明珠兩集團的對立

　　康熙帝依靠索額圖的支持，誅除鳌拜集團。索額圖由此成爲康熙帝左右的重臣，任國史院大學士。一六七○年，建内閣，爲保和殿大學士，一六七二年加太子太保。康熙帝皇後（孝仁後）赫舍哩氏，爲索額圖兄噶布喇之女，一六七四年五月，生皇子胤礽，次年立爲太子。索額圖以皇親而爲國相，專權貪賄，攫取巨大财富。朝鮮來清的使臣回報說，索閣老“專權用事，賄賂公行，人多怨之”（朝鮮《李朝肅宗實錄》一）。

　　滿洲正黃旗人明珠，出身葉赫納喇氏貴族。曆任侍衛、内務府總管、弘文院學士、刑部尚書、左都禦史。一六七二年任兵部尚書。康熙帝閱兵，稱他陣列甚善，軍容整肅。明珠曾附和撤藩之議，吳三桂反，索額圖上疏請誅建策撤藩者。康熙帝不許，說“此出自朕意，他人何罪？”一六七五年，調任吏部尚書。次年，授武英殿大學士，累加太子太師。明珠擅政，權勢僅次于索額圖。結納黨羽，貨賄山積，形成又一個專權貪賂的官僚集團。

　　一六七九年七月，京師地震。左都禦史魏象樞上疏劾索額圖、明珠受賄徇私。次年，索額圖因病請解任。康熙帝稱贊他“勤敏練達”，改命爲内大臣，授議政大臣。明珠一黨由此更加專擅。

　　明珠黨中，漢官餘國柱是僅次于明珠的要員。湖廣大冶人餘國柱，順治九年進士。一六八一年（康熙二十年），由戶科給事中擢左副都禦史，不久，出任江甯巡撫。據說餘國柱每年都要饋獻明珠萬金，以爲常（《嘯亭雜錄》卷四）。一六八四年，轉左都禦史，改任戶部尚書。餘國柱結黨行私，被指爲“餘秦桧”。明珠一黨的要員還有滿人大學士勒德洪，曆任工、刑、戶部尚書佛倫，漢人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李之芳。地方官員中有雲貴總督蔡毓榮、湖廣巡撫張汧（音千qiān）等。一時稱爲“北黨”。一六八七年二月，蔡毓榮被劾隐藏吳三桂孫女爲妾，匿取逆财，減死籍沒，發往黑龍江。同月，餘國柱受任爲武英殿大學士。

　　索額圖解任後，一六八四年因弟心裕等驕縱，索額圖不能教，被奪去内大臣、議政大臣、太子太傅。一六八六年，又授領侍衛内大臣。索額圖結納李光地等漢人儒臣，奉事皇太子胤礽，在朝中仍擁有相當的勢力。明珠一黨則陰反皇太子。朝臣有侍皇太子者，即加排斥。一六八四年，餘國柱調任戶部尚書，離江甯。康熙帝改任理學名儒湯斌爲江甯巡撫。餘國柱向湯斌索賂四十萬兩饋送明珠，湯斌不理。一六八六年，明珠等舉薦湯斌爲太子師傅，陰謀坑害湯斌。康熙帝授湯斌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一八六七年五月，明珠、餘國柱等指斥湯斌輔太子失禮，并告讦湯斌在江甯任時文告有“愛民有心，救民無術”語，指爲诽謗朝廷。湯斌自陳愚昧，請加處分。康熙帝仍留任湯斌，九月改工部尚書。十月，湯斌病死。

　　康熙帝漸覺明珠一黨奸惡貪賂。一六八七年十二月，禦史陳紫芝參劾明珠黨的湖廣巡撫張汧，“莅任未久，黩貨多端”，“甚至漢口市肆招牌，亦指數派錢”。張汧被革職拿問。康熙帝下谕說：“科道職在糾參。張汧貪婪，無人敢言。陳紫芝獨能參劾，甚爲可嘉。”新任直隸巡撫于成龍向康熙帝密奏：“官已被明珠、餘國柱賣完”。康熙帝詢問供職南書房的錢塘文士高士奇。高士奇原爲明珠所薦引，也說明珠黨貪婪。康熙帝問：“爲何無人劾奏？”士奇答：“人誰不畏死？”康熙帝說：“他們的勢力還能重于四輔臣（指鳌拜等）麽？我要除去即可去，有什麽可怕！”士奇說：“皇上作主，還有什麽不能除去！”高士奇與左都禦史徐乾學密謀參奏，由佥都禦史郭琇奏呈。據傳，參奏之稿事先都曾呈康熙帝，請加改定。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年）正月，郭琇疏上，彈劾明珠、餘國柱“植黨類以樹私，竊威福以惑衆”。列舉罪行八款，并說“漢人之總攬者，則餘國柱，結爲死黨，寄以腹心。”“督撫藩臬缺出，餘國柱等無不輾轉販鬻”“是以督撫等官遇事朘剝，小民重困”（蔣氏《東華錄》卷十四）。二月，康熙帝召集内閣大臣，說朝中大臣，三五成群，互相交結，徇庇同黨，圖取貨賂，作弊營私。種種情狀，确知已久。“廷議如此，國是何憑？”将勒德洪、明珠革去大學士，交領侍衛内大臣酌用。李之芳緻休回籍。餘國柱革職。佛倫等解任（《聖祖實錄》卷一三三）。内閣三殿滿漢大學士當時共有五人，勒、明、李、餘四人同時被革，是清朝中樞一次重大的變動。

　　

　　二、南黨的紛争

　　一六八八年，明珠黨敗後，戶部尚書管兵部事梁清标（正定人）與禮部尚書、滿人伊桑阿并任大學士，原任刑部尚書江南丹徒人張玉書爲兵部尚書，徐乾學爲刑部尚書，吏部侍郎李天馥爲工部尚書，組成新的内閣。

　　徐乾學是江南昆山大族地主，又是著名文士。康熙九年會試一甲第三名，稱探花。弟徐元文是順治十六年狀元。弟徐秉義是康熙十二年探花。時稱“昆山三徐”。昆山徐氏在順治末年的江南奏銷案中曾遭株連。康熙帝親政後，徐乾學入值翰林院，考試第一，聲名大震。康熙一朝，曆年科舉取士，江浙人都很多，據統計，約占三分之一以上。翰林院的江南漢人官員以徐乾學爲首，形成集團号爲“南黨”。南黨接近皇帝，草拟诏令，具有一定的權勢。高士奇爲康熙帝所倚信，也屬南黨。

　　徐乾學、高士奇，不久也遭到彈劾。一六八八年春，審訊張汧貪污案，張汧供出曾向徐乾學行賄，并涉及高士奇和工部尚書陳廷敬（山西澤州人）。康熙帝命止質訊，“戒勿株連”。徐乾學上疏稱“爲貪吏誣構”，請“放歸田裏”。五月，康熙帝準徐乾學罷任，但仍領修書總裁。高士奇、陳廷敬亦上疏請歸田裏，康熙帝命解任修書。徐乾學罷任後，弟徐元文爲左都禦史，進爲刑部、戶部尚書。江南常熟人翁叔元爲工部尚書。次年，徐元文擢任大學士。南黨在朝，仍是一大勢力。熊賜履于一六七六年被索額圖糾劾，奪官。一六九○年，複起爲禮部尚書，值經筵，是南黨以外身居顯要的儒士。

　　郭琇彈劾明珠後，一六八九年充經筵講官，爲左都禦史。郭琇，山東即墨人，不屬南黨。九月間，上疏劾高士奇與原左都禦史王鴻緒（江南婁縣人，康熙十二年榜眼）植黨營私，招權納賄。高士奇在一六八九年春曾随康熙帝南巡，仍得倚信。郭琇劾高士奇在随從南巡時，受納文官饋送萬金。郭琇疏上，康熙帝命高士奇、王鴻緒“休緻回籍”。十月，右都禦史許三禮（河南安陽人，順治十八年進士）上疏彈劾徐乾學，“乘修史爲名，出入禁廷，與高士奇相爲表裏”，“招搖納賄”。徐乾學抗疏自辯。許三禮再上疏，列舉徐乾學及徐氏家族，科舉考試舞弊，納賄置産等罪狀九款，說京師三尺童子都知道“四方寶物歸東海（徐乾學），萬國寶珠送澹人（高士奇）”。大學士徐元文上疏爲徐氏家族辯解，并說許三禮在考選之後曾請執弟子禮被拒，數日之間又來誣告，殊難臆測。康熙帝對許三禮嚴加申斥，免予處分。徐乾學給假回籍，編修會典。

　　徐乾學一再受到非南黨漢人言官的參劾，康熙帝對徐乾學一再優容，實際上是對南黨和江南地主士大夫的優容。徐乾學回鄉後，昆山縣徐氏家族稱霸一方，操縱官府，子弟橫行鄉裏，更加肆無忌憚。現存檔案中，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間，徐乾學一家被控橫行不法的事件即有二十餘起（《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五輯）。明珠案中，兩江總督傅拉塔（滿洲鑲黃旗人）曾被指爲與明珠交通。一六九○年，傅拉塔上疏彈劾大學士徐元文與解任尚書徐乾學放縱家人“招搖納賄，争利害民”，列罪十五款。巡撫洪之傑“趨炎附勢”。康熙帝命徐元文“休緻回籍”，洪之傑降調，不再審理。一六九一年四月，因明珠案被免職的尚書佛倫，被任爲山東巡撫，追究前任巡撫錢珏包庇濰縣知縣朱敦厚貪污案，查明朱敦厚曾請托徐乾學密函錢珏疏通。徐乾學被奪職。郭琇在一六八九年冬曾被錢珏反控托薦私人未果，挾嫌誣劾，被降五級調用。次年，郭琇休緻。

　　徐學乾失勢，北黨起而報複。朝中黨争愈演愈烈。一六九一年十一月，康熙帝诏谕吏部，說：“乃近見内外各官，間有彼此傾軋，代異黨同，私怨交尋，牽連報複。或己所銜恨，而反囑人代糾，陰爲主使。或意所欲言，而不直指其事，巧陷術中。雖業已解職投閑，仍複吹求不止，株連逮于子弟，顛覆及于身家”。“朕總攬機務已三十年，此等情态，知之最悉”。“倘仍執迷不悟，複踵前非，朕将窮極根株，悉坐以交結朋黨之罪”（《聖祖實錄》卷一五三）。康熙帝緻力消弭朋黨，仍繼續貫徹争取江南士大夫的執政方針。一六九四年，又召徐乾學、高士奇、王鴻緒等進京修書。适徐乾學病死，诏複尚書官職。王鴻緒入京，授爲工部尚書。高士奇入京，仍直南書房。

　　

　　三、誅索額圖與廢太子

　　在索額圖與明珠黨争中，太子胤礽是索黨的支持者，明珠黨則是反太子派的結合。明珠敗後，索額圖再被起用。一六八九年，索額圖率領使團與俄國談判，身負重任。一六九○年以後，又連年領兵與噶爾丹軍作戰，屢立戰功。原來被革去的爵位，又全恢複。一七○一年，以年老乞休，但在朝中仍擁有強大的勢力，并且是太子胤礽最倚信的支持者。朝臣中索額圖黨逐漸演爲太子黨。康熙帝對太子時疑時信。圍繞着太子的廢立，釀成長期的紛争。

　　誅索額圖一六九○年至一六九七年間，康熙帝兩次親征準噶爾部，留太子胤礽在京師執政。一六九七年九月，康熙帝返回京師，認爲太子改變素行，将内務府總管海喇孫及膳房人花喇拿問處死。所謂改變素行，據康熙後來所說，主要是指皇太子所用諸物俱用黃色，所定一切儀制，都與皇帝相同。康熙帝這時實際上已懷疑是出于索額圖指使。對太子胤礽和索額圖日益疑慮。

　　一七○二年九月，康熙帝巡視河南，閱視河工。十月，皇太子至德州稱病不行，康熙帝召索額圖前來視疾。十六天後，康熙帝下谕回銮，閱視河工改在來年。留胤礽在德州調理疾病。十一月十六日，皇太子胤礽病愈回京。一七○三年春，康熙帝再次南巡，至杭州。三月，返抵京師。五月間，據索額圖家人的告發，下谕斥責索額圖“背後怨尤，議論國事”，說“伊之黨類，朕皆訪知”。舉出阿朱達、麻爾圖、額庫禮等多人，指斥“伊等結黨，議論國事，威吓衆人”。并說：“至索額圖之黨，漢官亦多。朕若盡指出，俱至滅族”。命索黨 “與索額圖絕交，将所行之事舉出”，否則“必被索額圖連累緻死”（《聖祖實錄》卷二一二）。随後又谕刑部将索黨麻爾圖、額庫禮等鎖禁。阿朱達因是年老舊臣，得到寬恕。又傳谕索額圖說：“爾家人告爾之事，留内三年，朕有寬爾之意，爾并無退悔之意，背後仍怨尤，議論國事，結黨妄行。爾背後之言，不可宣說，爾心内甚明。”又說：“朕将爾行事指出一端，就可在此正法。尚念爾原系大臣，朕心不忍”，着交宗人府拘禁（同上書）。索額圖之子并家内要人俱交拘禁。索額圖死于獄中。後來康熙帝曾稱因索額圖助太子“潛謀大事”，“将索額圖處死”。索額圖出身滿族貴族，兩代俱爲輔臣，朝臣中黨羽甚衆。索額圖被處死，朝野震動。

　　廢太子康熙帝誅索額圖後，依然疑慮重重，常常舉措失度。五年之後，一七○八年五月間，率領太子胤礽與長子胤礽、十三子、十四子、十五子、十六子、十七子、十八子等，巡視塞外。八月，至鄂爾多斯。十八子胤礽重病。九月初，行至蒙古布爾哈蘇台地方。初四日，康熙帝命太子胤礽跪見。諸王大臣齊集行宮之前，斥責胤礽對胤礽患病“毫無友愛之意。因朕加責讓，伊反忿然發怒。”決意廢太子。宣谕說：胤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訓”，“朕包容二十年矣。乃其惡愈張，僇辱在廷諸王貝勒大臣官員，專擅威權，鸠聚黨羽，窺伺朕躬，起居動作，無不探聽”，“有将朕諸子不遺噍類之勢”。并說：“從前索額圖助伊潛謀大事，朕悉知其情”，“今胤礽欲爲索額圖複仇，結成黨羽。令朕未蔔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晝夜戒慎不甯。似此之人，豈可付以祖宗弘業”。宣布将胤礽廢斥拘禁。康熙帝廢太子，顯然是出于對索額圖黨的疑慮。同時又宣布，将索額圖兩子及胤礽的親随四人正法。是日，胤礽病死。

　　康熙廢胤礽後，仍然疑慮重重，惴惴不安。九月十一日，對滿族大臣說，“今皇太子所行若此，朕實不勝憤懑。至今六日，未嘗安寝”。兩天後，又宣谕内大臣等：“近觀胤礽行事，與人大有不同。……語言顛倒，竟類狂易之疾，似有鬼物憑之者”。回京後，将胤礽幽禁在上驷院旁的氈帳之内，特命皇長子胤礽和皇四子胤礽（雍正帝）看守。康熙又對諸皇子及領侍衛内大臣、滿族大學士、尚書等宣布：“今胤礽事已完結。諸阿哥（皇子）中，倘有借此邀結人心，樹黨相傾者，朕斷不能姑容也”。但是，胤礽廢後，太子虛位，圍繞太子廢立的黨争，更加不可遏止。

　　

　　（二）理學的提倡與西學的傳入

　　一、理學的提倡

　　康熙帝面對着清朝内部的重重矛盾，在他的晚年越來越着意研究程朱理學（道學），從中尋求維護封建統治的權術。

　　康熙帝自幼即學習漢文化，研讀經史。親政後任用儒臣，實行漢制，目的仍在于争取漢人地主階級的支持，以鞏固清朝的統治，并未把漢儒的理學作爲執政的指導思想。“三藩”反清戰争時，儒臣魏象樞谏阻用兵，力主招撫，康熙帝棄而不用。台灣鄭氏降服後，理學名臣李光地建策棄地不守，康熙帝仍采施琅策統治台灣。噶爾丹之亂，李光地谏奏，依《易》經蔔卦，出兵不利。康熙帝平亂後，說：“汝輩漢人說予向征噶爾旦（丹）時，不必如此窮黩。”“噶爾旦邊釁一動，兵疲于奔命，民窮于轉饷，欲休養生息，得乎？所以予不憚親征，去此大害。今而後庶可言休養生息四字”（《榕村語錄續集》卷十八）。噶爾丹敗亡後，各地戰事大體平定，康熙帝轉而整饬内政，日益倡用程朱理學。

　　一六九七年，法國傳教士白晉向法皇路易十四報告說：“康熙皇帝是儒教的教主，這個資格加強了這位皇帝的權威。”（《康熙皇帝》）一七一一年時，康熙帝曾自稱：“朕禦極五十年，聽政之暇，勤覽書籍。凡四書、五經、通鑒、性理等書，俱經研究。”康熙帝在一七○一年以後的二十年間，更加緻力于理學的研讨。一七一三年，康熙帝命熊賜履、李光地等編輯《朱子全書》，并親自撰序言，說“非先王之法不可用，非先生（指朱熹）之道不可爲。反之身心，求之經史，手不釋卷。數十年來，方得宋儒之實據。”又說： “朕讀其書，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與之奧，非此不能治萬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爲一家。”李光地曾說：“朱子之意與皇上同，皇上近來大信朱子之言。”（《榕村語錄續集》卷七）一七一七年，康熙帝并爲新編《性理精義》一書撰序。康熙帝非常自覺地以程朱理學作爲治天下的統治思想，依用熊賜履、李光地、張伯行等儒臣，極力提倡理學，以穩定清王朝的統治秩序。

　　标榜“仁政” 康熙帝親政後的三、四十年間，不斷嚴懲貪污，獎勵廉吏清官，以維護其統治。康熙帝曾說：“治天下以懲貪獎廉爲要。”又說：“朕恨貪污之吏，更過于噶爾丹。此後澄清吏治，如圖平噶爾丹，則善矣。”（《聖祖實錄》卷一八三）康熙帝親政初期，确曾出現過一些著名的清官，但以後的官場逐漸腐敗，貪墨風行。康熙帝力言“澄清吏治”，也正證明吏治之不清。平噶爾丹後，康熙帝标榜仁心仁政，變懲貪爲寬政，以圖穩定政局。張鵬翮以清廉著稱，對下甚嚴。康熙帝對他說：“從來大儒持身接物當如光風霁月。爾平日亦講理學，乃一味苛刻嚴厲，豈所謂光風霁月乎？況大臣受朝廷委任，必需爲國爲民，事事皆有實濟。若徒飲食菲薄，自表廉潔，于國事何濟耶？”康熙帝甚至公然允許官吏貪取。一七○九年九月，對河南巡撫鹿佑說：“所謂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謂。若纖毫無所資給，則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爲生？如州縣官隻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稱好官。其實系貪黩無忌者，自當參處。若一概從苛糾摘，則屬吏不勝參矣。”（《聖祖實錄》卷二三九）康熙帝晚年标榜仁政，放縱官吏貪剝，其實是對不勝參的官吏們的妥協。提倡寬政的結果，吏治更加敗壞了。

　　控馭臣下程朱理學把封建的政治學說哲學化，一個顯著的特點是不僅論述統治的理，并且還論述被統治的理，告誡人們自覺地去接受統治。自稱“得宋儒之實據”的康熙帝，确已理解到這個奧秘，并着意加以利用。他曾對進講的儒臣說：“向來進講，但切君身。此後當兼寓訓勉臣下之意，庶使諸臣皆有所警省。”（《聖祖實錄》卷一一一）又說：“使果系道學之人，惟當以忠誠爲本。豈有在人主之前作一等語，退後又別作一等語者乎？”（《聖祖實錄》卷一六三）他告誡那些自稱信奉理學的漢大臣說：“大凡人臣事君之道，公而忘私乃爲正理，且理學諸書中，亦不過辨別公私二字。事君者果能以公勝私，于治天下何難？若挾其私心，則天下必不能治。” （《聖祖實錄》卷二五六）漢人大臣力圖以程朱理學影響康熙帝，以維護地主階級的封建統治。康熙帝則以理學爲武器，要求漢人臣僚對皇帝無私地忠誠。

　　統治社會程朱理學的社會、政治學說以封建綱常爲主要内容。君臣、父子、夫婦稱爲三綱。不僅把政權家族化，也還把每個家族政權化，在血緣關系上建立起統治與被統治的準則，從而維護整個的社會秩序。康熙帝遵從理學的準則，一再下诏褒揚各地的孝子節婦，标榜“以孝治天下”。一七一三年，康熙帝诏谕大學士宣揚孝弟，說“倘天下皆知孝弟爲重，此誠移風易俗之本，禮樂道德之根。”（《聖祖實錄》卷二五四）一七一八年，又對臣下說：“朕臨禦天下垂六十年，仰惟祖宗付托之重，知天子以乂安海内爲孝。”“夫人皆知孝行之爲先，則臣節必砥，此即經學之本也。”（《聖祖實錄》卷二七八）皇帝行孝即要統治海内。臣民行孝，即要服從皇帝的統治，在家孝父，在朝忠君。這就是所謂的“以孝治天下”。一七○六年頒布的聖谕十六條（見前）是康熙帝實行理學政治的綱領，也是“教化”臣民的條規。十六條通行曉谕滿洲八旗并直隸各省督撫，轉行府州縣鄉村廣大居民。每月朔望日，各地村莊都要向村民講解十六條，以推行“教化”。清朝此後的曆代皇帝，奉康熙聖谕十六條爲祖宗之法，影響極大。

　　宋代理學至朱熹而漸完備，宋理宗時始被尊爲官方學說，但南宋不久即告滅亡。元仁宗、文宗曾先後提倡理學，舉行科舉考試，表彰孝子節婦。但元朝的統治随即衰落，理學并未能在政治思想上占據統治地位。明初再度倡行理學，萬曆以後随着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商人的興起，理學在社會上已不再能控制人們的思想和言行。康熙帝倡行理學用以指導政治，并在社會上大力宣揚，深入到各地農村。理學的倫常說教，經康熙帝提倡而普及于全國，影響是深遠的。

　　

　　二、西學的傳入與傳教士的禁逐

　　康熙帝自即位以來，不僅随漢人儒臣學習儒家經書，也還從西方傳教士學習天文曆算等自然科學知識。這在曆代皇帝中是極爲罕見的。但是，西方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又不能不和理學的倡用形成嚴重的矛盾。

　　早在明朝萬曆年間，意大利耶稣會士利瑪窦等來到中國，帶來西方著述和工藝品。利瑪窦留居北京，曾得到明神宗的賞識。據統計，明萬曆至清順治時，翻譯出版的西方宗教和科學技術書籍，多達一百五十餘種。晚明士大夫研習西學，一時成爲風氣。明禮部侍郎徐光啓與德國耶稣會士湯若望等依西法改訂曆法，編成《崇祯曆書》，未及頒行而明朝複亡。順治元年（一六四四年）五月，湯若望上書多爾衮，請用新曆，稱天主教“以勸人忠君孝親貞廉守法爲務。”次年清朝正式廢明大統曆，改用湯若望等編制的時憲曆。湯若望得到清廷的信用，一六五三年爲通政使，加号“通玄教師”。江南徽州官生楊光先自稱“素以理學自信”、著《辟邪論》，又上“正國體疏”，指責天主教是“無父無君”、“五倫俱廢”的邪教，西洋之學是“左道之學”，并控告湯若望“暗竊正朔，惑衆謀反。”順治帝不予審理。一六六四年（康熙三年），楊光先再次上疏，指控湯若望“邀結天下人心，叛形已成”。輔政大臣逮湯若望入獄，廢時憲曆，複用明大統曆。次年，命楊光先爲欽天監正，楊的好友吳明烜爲監副。楊光先又著書，題爲《不得已》，攻擊西學，稱“甯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湯若望出獄後病死。

　　康熙帝親政後，康熙六年（一六六八年）十二月，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上疏，指責吳明烜所制康熙八年曆種種差誤。康熙帝傳谕：“曆法關系重大”，“應以合天象爲主。”命大臣圖海、李霨、索額圖、明珠等二十八人同往觀象台測驗。一六六九年二月，在觀象台觀測星象測量日影以校定曆法。楊光先托故不行，由吳明烜與南懷仁應對。觀測結果，“南懷仁所言逐款皆符，吳明烜所言逐款皆錯。”（《聖祖實錄》卷二八）康熙帝決定複用時憲曆，任南懷仁爲欽天監副（一六七三年升爲監正）。楊光先從寬免死。

　　曆法的考辨促使年輕的康熙帝發憤學習西方科學知識。他後來自稱：“朕思己不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庭訓格言》）康熙帝在經筵學習儒學的同時，延聘南懷仁和葡萄牙人徐日升，意大利人闵完我等輪番進講自然科學。每天約二、三小時，先後持續十餘年之久。據說，他曾先後學習天文、數學、地理、醫藥、音樂、繪畫以及歐洲哲學、拉丁語文等知識，都能粗通大意。南懷仁在一六七四年制成大型天文儀器，置于觀象台，被授任太常寺卿。

　　康熙帝對西方天主教傳教士日益信用，南懷仁請求羅馬教廷增派傳教士來華。一六八七年，法國傳教士張誠、白晉等五人來到北京。一六九○年，清朝派出使團去尼布楚與俄國舉行談判。張誠、徐日升等曾被任爲使團譯員，在談判中奔走于雙方之間。西方傳教士進而參予了清朝的外交活動。一六九三年，白晉受命爲清朝皇帝的欽差，去歐洲延聘人才。一六九八年白晉返回北京，随同前來者有巴多明等十餘人。

　　西方傳教士得到清朝皇帝的信用，天主教也随之在清朝各地日益廣泛的傳播。一六六九年任用南懷仁時，原曾曉谕直隸各省禁止立堂入教。但事實上各地天主教勢力在不斷發展。一六九一年，浙江巡撫張鵬翮曾重申康熙八年上谕，禁止浙江各地傳習天主教。傳教士通過信教的大臣佟國綱等向康熙帝請求弛禁。一六九二年，康熙帝傳谕“各處天主堂仍照舊存留。凡進香供奉之人，不必禁止。”（《奉教正褒》）康熙帝取消禁令，天主教迅速發展，遍及十五省。據一七一○年統計，全國教徒多達三十餘萬人。

　　天主教的教義和理學的倫常說教尖銳對立。明末，耶稣會士利瑪窦來華傳教，援引天主教義傅會理學的倫常，允許教徒祭天、祭祖和祭孔。利瑪窦身着中國儒士冠服，被稱爲“西儒”。清初，湯若望、南懷仁、白晉等傳教也都遵從利瑪窦的方式，稱爲“利瑪窦規矩”。一六九二年弛禁後，天主教勢力日益強大。以西班牙傳教士爲主的天主教托缽修會之一的多明我會，聯合聖方濟會，堅持宣傳上帝是至高無上的唯一主宰，攻擊耶稣會允許中國教徒祭天、祭祖、祭孔，是對教義的背棄。雙方都上書羅馬教皇，相互指責，被稱爲“禮儀之争”。一七○四年，新任教皇克羅門十世決斷：中國教徒祭天、祭祖、祭孔，實屬異端，應予禁止。铎羅攜帶禁止異端的谕令前來中國。康熙帝傳谕：“慎無擾亂中國”；來華的西人必須 “謹守法度”，勸铎羅返回。铎羅行抵南京，竟然擅自公布教皇谕令，要求傳教士和中國教徒“一體遵照勿違”。康熙帝怒其抗旨，将铎羅押送澳門。

　　教皇的禁令也自然要在漢人臣僚中引起強烈的反應。一七○六年，康熙帝對理學名臣李光地、熊賜履等說：“汝等知西洋人漸漸作怪乎？将孔夫子亦罵了。予所以好待他者，不過是用其技藝耳。曆算之學果然好。你們通是讀書人，見外面地方官與知道理者，可俱道朕意。”（《榕村語錄續集》卷六）次年三月，康熙帝斷然傳谕各國傳教士：“自今以後，若不遵利瑪窦規矩，斷不準在中國住，必逐回去”（《康熙帝與羅馬使節關系文書》）。

　　康熙時期，歐洲各國已先後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向外殖民。各國傳教士來華，以傳教爲主要任務，傳播西方科學技術隻是輔助的手段，同時也不能不在政治上爲本國政府的殖民利益服務。康熙帝企圖使傳教士服膺于理學的封建倫常，而單純地“用其技藝”，這當然不能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與教廷發生嚴重的沖突。一七一八年，羅馬教皇克羅門十一世正式公布了禁止異端的禁令。一七二二年，羅馬教廷派遣教士嘉樂攜帶“禁約”來中國見康熙帝。“禁約”規定，在中國之西洋人和中國天主教徒，不許用“天”字，不許祭孔子、祭祖宗，不許依中國規矩留牌位在家，如不遵守，依天主教規處罰。康熙帝接見嘉樂，駁斥說：“爾教王條約與中國道理大相悖戾”，“隻可禁得西洋人，中國人非爾教王所可禁也。”并明确宣布此後禁止天主教在中國流行，傳教之人除會技藝之人留用外，其餘均回西洋。嘉樂被斥離去。康熙帝随令廣東等地禁止天主教。傳教士陸續離華返國。

　　理學戰勝天主教，更加鞏固了其思想統治的地位。

　　

　　（三）吏治敗壞與人民的反抗

　　一、吏治的敗壞

　　康熙帝提倡理學，标榜仁政，對官吏的貪風由寬容演爲妥協，吏治日益敗壞。

　　康熙帝曾公然提出，廉吏并非一文不取，火耗取一分即是好官，實際上是公開準許官吏加派火耗營私。所謂“火耗”即稅戶向官府交納稅銀，額外加成，歸州縣官吏私有，并向上司饋送。加火耗既屬合法，其他各種名目的加派也層出不窮。一六八四年山西地方加派的火耗，一兩即加至三、四錢（《聖祖實錄》卷一二二）。一六九七年，禦史荊元實奏報說：“蓋言州縣居官一月不派費，則不能安其位，猶之京官賃房一月不出租，則不能安其居也”。（《皇清奏議》卷二十三）一七○一年，禦史李發甲詳細地陳奏說：“一官入省，省費有派，夫馬有派，贽見有派，中夥長随跟役有派。上官一飯，封赍四兩、六兩不等。上官一席，封賞十二至二十四兩不等。而又捏爲公務，押令某府州縣捐銀若幹，或百金或三、四百金，或一、二千金。又且上官之父母生辰有公祝之禮，生子生孫有三朝滿月之禮。至于平日之生辰禮節，定爲常規，無足論矣。”“每歲民間正項錢糧一兩，有派至三兩、四兩、五、六兩以至十兩”，“而于朝廷正供之外，辄加至三倍、四倍、五、六倍，以至十倍不止。”（《皇清奏議》卷二十三）大官對小官，小官對小民，層層刻剝，最後都加到廣大農民的身上。一七○二年，湖南巡撫趙申喬奏報湖南地方情形說： “計每歲科派有較正供額賦增至數倍者”，“百姓窮蹙不支，多緻流離轉徙”（《聖祖實錄》卷二一一）。

　　康熙帝晚年實行寬政，甚至對于證據确鑿的重大貪污案件，也任意寬縱，與早期嚴懲貪污，形成鮮明的對比。一七一○年，禦史參劾戶部堂官希福納等侵貪戶部内倉銀六十四萬餘兩，參予貪污的官吏多達一百數十人。康熙帝說“朕反複思之，終夜不寐，若将伊等審問，獲罪之人甚多矣”（《聖祖實錄》卷二四二）。經九卿複議，隻将希福納革職，其餘官員勒限賠完，免其議處。次年三月，康熙帝對大學士等大臣說：“治天下之道，以寬爲本”，“夫官之清廉，隻可論其大者。今張鵬翮居官甚清，在山東兖州爲官時，亦曾受人規例。張伯行居官亦清，但其刻書甚多。刻一部書，非千金不得，此皆從何處來者？此等處亦不必究。兩淮鹽差官員送人禮物，朕非不知，亦不追求”（《聖祖實錄》卷二四五）。

　　康熙帝寬縱官吏貪剝，雖然得以使各級官員上下相安，與廣大人民間的矛盾，卻日益激化了。

　　

　　二、人民的反抗

　　清朝在大規模戰争過後，封建經濟逐漸恢複，農民群衆遭受地主階級的壓榨也日益深重，出現大批的破産流民。官吏的肆意加派，更使廣大農民饑寒交迫，不斷舉行各種形式的反抗鬥争。

　　杭州反加派鬥争——一七○七年六月間，浙江巡撫加派公費，下屬州縣，拟每畝加三。這年又值大旱，歉收，百姓數千人到巡撫門前抗議，督撫被迫出告示安民（《文獻叢編·王鴻緒密繕小折》）。十一月間，太倉州北門外永樂庵地方，有大批群衆，頭裹紅布，豎立旗幟聚集。官兵出動鎮壓，群衆散走（《李煦奏折》）。

　　江浙搶米鬥争——杭州的鬥争，影響到江浙兩省。一七○八年，戶部尚書王鴻緒奏報江浙情形說：“近因官法廢弛，又有不軌之徒在内煽惑，遂有市井奸民，倡率饑民吵鬧官府，打劫富家，一呼而集遂緻數百人，官府一時無法”。江甯因粜賣官米刻剝居民，群衆聚集搶米鋪三四十家。王鴻緒說：“其餘江浙之各府州縣在在有之。至各府州縣之村鎮奸民，聚衆以米貴爲名，抄搶富家者，尤不可勝數。”（《文獻叢編·王鴻緒密繕小折》）。

　　泉州搶米鬥争——一七一一年時，福建泉州府永春、德化兩縣聯界地帶貧民以陳五顯等四人爲首，聚集至二千餘人搶奪富戶米糧，抗拒官兵。陳五顯等在各處張示揭帖說：屢次捐免錢糧，地方官員不曾施及百姓，“故我等窮民窘于衣食，不得已而爲此。若各處富戶不将屯積米石粜賣，我等必搶奪。”康熙帝得報，也不能不承認：“伊等原非盜賊，因年歲歉收乏食，不得已行之耳”（《聖祖實錄》卷二四六）。官兵大舉出動，對搶米的貧民殘酷鎮壓，斬殺八十餘名，逮捕一百四十五名。負傷逃走者甚衆。

　　雩都抗租賦鬥争——一七一三年，江西雩都縣佃戶丘蘭秀、陳萬餘、丁介卿等率衆要求“除賦捐租”，圍攻地主趙唐伯的田莊。當地廣東人馬天祥等在各處響應，聚衆千人。地主趙唐伯向縣衙報告。官兵逮捕四十餘人入獄監禁。陳萬餘等率衆據守禾豐。十一月間，官兵前來鎮壓，陳萬餘率衆作戰，失敗被擒，被斬首犧牲。次年，官府又将獄中三十餘人處死。

　　興國抗租鬥争——一七一三年時，江西興國縣也暴發了佃戶抗租的鬥争。興國縣衣錦鄉佃戶李鼎三率領當地佃戶和閩、廣遷來的農民，共約數千人，向縣官要求 “田骨田皮許退不許批”，并勒石爲例（同治《興國縣志》）。鬥争獲得勝利，反抗的佃戶即組織“會館”，進行長期的抗租鬥争。每年秋收，倡議“七收、八收”，即将二成或三成交租。田主如按原來高額收租，佃戶即聚集起來，奪回多收地租收入會館。當地農民以“會館”爲鬥争的組織和基地，堅持抗租達十三年之久。至雍正時才被官府勒令将會館焚拆。

　　宜陽反加派鬥争——一七一六年，河南宜陽縣的農民群衆進行了反加派的鬥争。河南巡撫李錫傳令八府所屬州縣加派田賦，每畝地私派銀四厘，又借故科派馬捐。群衆二千餘人在亢珽等率領下起而反抗，将宜陽知縣擒捕。官兵前來鎮壓，搶回知縣。亢珽等聲言：“皇上因李錫居官甚劣，已取進京。若李錫伏誅，我等情願引頸受刑。”康熙帝谕：“李錫居官固屬不堪，但此賊不盡拿獲，斷乎不可。”即派刑部尚書等乘驿急往當地，“嚴加查獲詳審，一面于彼處正法，一面奏聞。”（《聖祖實錄》卷二七三）亢珽抗拒官兵失敗，自缢死。其他領導者十五人被清朝處斬，十五人處絞。二十四人流放到三姓等地做奴隸。

　　無錫人民鬥争——康熙末年（具體年代不詳），江蘇無錫縣人民因縣令李牧殘酷成性，草菅人命，村民數百人嘯聚山中反抗。村民劉三公布李牧殘酷殺人數十事。李牧派捕役下鄉擒拿，劉三率兵抵抗，逃匿後被捕。黃印《錫金識小錄》記載說：“劉自知必死，訊時辭色侃侃，曆數其惡（指李牧）。備受極刑，終不委靡乞哀，下于獄，瘐死獄中。”

　　如上所舉，一七○七年以來，各地人民的反抗鬥争連綿不斷。雖然這些鬥争都還限于局部地區，規模也很小，但它不斷地沖擊着清朝的統治，顯示着康熙末年社會矛盾在日趨激化。

　　

　　三、禁礦與禁海

　　康熙帝面對着各地農民的鬥争，同時注意到對遊民、手工業者的防範。一七一二年，告谕臣下說：“朕前谕各省督撫，查拿越省遊行者，另有深意。蓋謂奸惡之徒，有爲僧道而行者，亦有爲市藥賣卦而行者。……明代李自成即其驗也。不予爲之計可乎？”（《聖祖實錄》卷二五○）一七一四年，京師城内的遊民即達數十萬人。康熙帝認爲：這些人原來都是來京師貿易傭工者，因貿易無資，“栖泊京師，入于匪類者甚多。”（《康熙起居注》）京師如此，各省區更爲嚴重。

　　明末礦工和沿海工商遊民曾不斷舉行反官府的鬥争。康熙帝以“安民防亂”爲名，一再實行“禁礦”、“禁海”，以防止手工業工人、海上商販和各類遊民的反抗。

　　禁礦——礦業的開采是手工業和商業發展的必要的條件。康熙帝親政初年，曾開放礦禁，工商業因而得到發展。一七○四年，康熙帝傳谕：“開礦事情，甚無益于地方，嗣後有請開采者，俱著不準行。”（雍正《會典》卷五十三）這還隻是不準再開新礦，已有之礦業尚未禁止。所謂“無益于地方”即不利于統治。次年，禦史景月畛上疏請禁閉廣東海陽縣礦，說是“聚衆幾至十餘萬，強梁争兢，時時有之。”（《聖祖實錄》卷二二一）廣東巡撫随即上疏，說廣東商民何錫已開礦六十四處，在廠之人約二萬有餘，請予封禁，得到康熙帝的允準。何錫在商民中，開礦規模最大，因而首遭封禁。由此開始了對各地礦廠的封禁。

　　一六一三年，四川提督奏稱：“蜀省一碗水地方聚集萬人開礦，随逐随聚。”康熙帝命大學士與九卿會議礦事。議複後決定：（一）除雲南督撫雇本地人開礦和皇商王綱明等在湖廣、山西雇本地人開礦以外，其他各省未經開采之礦，仍行禁止。（二）本地貧民已開采的小礦，姑免禁止。由地方官查明姓名造冊。（三）外省人不許開采，并嚴禁本處豪強富戶設廠。這幾項規定，即不準開新礦、開大礦，不準外省人遊移，隻許當地貧民小規模開采。但在實行中，逐漸擴大封禁範圍，陸續停止整個地區的礦采。在此以前，一七一一年時已封禁湖南鉛礦。此後，一七一四年，停止郴州銀礦和河南全省的礦采。一七一五年，嚴行封禁廣州所屬礦場。一七一八年又停止四川全省各廠。事實上，廣東、四川和河南的礦采，已全遭封禁。

　　雲南的礦業，尤其是銅礦的開采，自元代已稱發達。曆代相傳，清初仍是全國最發達的礦業。一七○五年，雲南總督貝和諾，廢除原來由商民開礦，官府抽稅二分，餘銅聽民自售的舊制，改爲官收餘銅，不準私賣。商民礦業受到打擊，日漸衰落。一七一○年，雲南澂江府屬路南州之開太廠、羊腳迹廠被封禁。一七一五年，雲南官員請求準開銀礦。康熙帝與大學士等論議。李光地奏對：“今議開礦以蘇民困，請著令禁止。土著貧民無産業職事者，許人持一铫而越境者有誅，則奸民不緻聚徒山澤以生事端矣。”（方苞：《安溪李相逸事》）康熙帝采此議，以防民變。李光地記述說：“蓋明季礦徒之禍，上所素念故也。于是特旨不準行。”（《李光地年譜》）一七一九年又封禁雲南運一廠、獅子廠、華祝箐廠。雲南境内其他廠礦，也半開半閉，礦采日益蕭條。雲南銅礦年産曾達四百萬斤，課稅八萬餘兩。康熙末年下降到一百萬斤，課稅僅二萬餘兩。

　　禁海——康熙帝在禁礦之後又在一七一六年實行海禁，對海外貿易規定禁條，嚴加限制。

　　清朝初年，南明和鄭成功家族據東南沿海反抗清朝。清朝統治台灣後，康熙帝實行“開海”，海上貿易逐漸發達，促進了東南各省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也使清朝增加了關稅收入。直到一七○八年，都察院以江浙米外運過多緻使米價騰貴爲由，請禁商船出洋，康熙帝仍不允準。一七一一年，康熙帝又駁回了吏部因海上發生盜劫案請禁海上貿易的奏疏。一七一六年，康熙帝之所以要禁止南洋貿易和限制出海，主要是由于防範東南沿海人民與海外聯系，據地抗清。康熙帝在實行海禁前，曾說：“朕訪問海外有呂宋、噶剌巴兩處地方，噶剌巴乃紅毛國泊船之所，呂宋乃西洋泊船之所，彼處藏匿盜賊甚多。内地之民希圖獲利，往往于船上載米帶去，并賣船而回。甚至有留在彼處之人，不可不豫爲措置也。”又說“海外有呂宋、噶剌巴等處常留漢人。自明代以來有之，此即海賊之薮也。”“台灣之人時與呂宋地方人互相往來，亦須豫爲措置。”（《聖祖實錄》卷二七○）江蘇巡撫張伯行奏請禁海，兵部與廣東、閩浙官員拟定禁海辦法，奏準實行。主要是：（一）呂宋、噶剌巴等處，不許商船前往貿易。東洋（日本）貿易照舊。（二）嚴禁出賣船隻到海外。違者，知情同去之人皆立斬。禁止販賣糧食出口。出洋船隻，每日每人隻準帶食米一升、餘米一升。如果超額，嚴拿治罪。（三）限制百姓外出謀生，禁止留居海外。有人留在外國，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月。留下之人，行文國外，解回立斬。

　　一七一六年實行海禁後，極大地限制了海外貿易和沿海各省工商業的發展。對日本貿易，雖未做新的規定，但日本這時已實行“鎖國”政策，限制中國去日商船，由每年八十艘減爲三十艘，并規定了貿易限額和多種限制手續。中日貿易因而大減。東南亞諸地，自晚明至清初，沿海各省大批居民前往留住墾荒或經營工商。海上來往頻繁。一七一六年禁海後，海上一片荒涼。西方國家的貿易商船，清朝“聽其自來，不許往販。”每年來華商船不過幾艘，影響遠不能與東南亞相比。

　　康熙帝禁海，旨在防範沿海人民反抗，但實行的結果卻又增加了沿海人民生計的困難，激化了矛盾，廣東普甯知縣藍鼎元著《論南洋事宜書》，論述閩廣形勢說， “閩廣人稠地狹，田園不足于耕，望海謀生，十居五六。内地賤菲無足輕重之物，載至番境皆同珍貝，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藝，以及女紅針黹，皆于洋船行銷。歲收諸島銀錢貨物，百十萬入我中土，所關爲不細矣。南洋未禁之先，閩廣家給人足。遊手無賴亦爲欲富所驅，盡入番島，鮮有在家饑寒竊劫爲非之患。既禁之後，百貨不通，民生日蹙。”又說：“一船之敝，廢中人數百家之産，其慘目傷心，可勝道邪？沿海居民蕭索岑寂，窮困不聊之狀，皆因海禁。”他最後認爲：“今禁南海，有害無利，但能使沿海居民富者貧，貧者困，驅工商爲遊手，驅遊手爲盜賊耳。”（《鹿州初集》卷三）海禁之後，沿海工商被迫失業。藍鼎元的記述，大體上是符合實情的。

　　

　　四、台灣農民起義

　　台灣遠在海疆，清朝設府統治，官吏的貪污刻剝，較陸上更加橫暴。康熙帝實行禁海後，爲防範台灣人民與呂宋往來，統治極爲嚴厲。一七二一年，台灣農民在朱一貴等領導下，舉行了大規模的武裝起義。

　　一七二一年春，台灣知府王珍在鳳山縣征收糧稅，肆意刻剝，并逮捕入山伐竹的農民二三百人進行勒索。出錢者釋放，不出錢者重責四十大闆，驅逐過海，趕回原籍。王珍又監禁因地震過後唱戲謝神的百姓四十多人，指爲“無故拜把”治罪。台灣農民群情激憤，起義爆發了。

　　四月十九日，農民朱一貴、黃殿、李勇、吳外等五十二人在羅漢山焚表結拜，發動武裝起義。朱一貴原是福建漳州長泰人，一七一三年來到台灣。曾充當轅役，被革，以養鴨爲生。康熙時期，東南地區民間一直流傳着明室後裔朱三太子的傳說。康熙帝禁海，民間流傳南洋有所謂“前明苗裔”也是原因之一。台灣起義者适應民間的傳聞，稱朱一貴爲明朝皇室後人，推爲領袖。起義群衆聚集一千餘人，以山竹制成尖槍作武器，占據岡山，樹立起義大旗，上寫“激變良民，大明重興，大元帥朱。”

　　駐台灣府城的清朝總兵歐陽凱得知起義的消息，急派右營遊擊周應龍率領清兵四百及新港、目加留灣、蕭垅、麻豆四社的高山族兵丁前去鎮壓。岡山離府城僅三十裏，周應龍進兵，第一天走了五裏即駐軍，第二天走了十五裏又止營。起義軍夜出，繳獲清軍鳥槍、藤牌等軍械甚多，周應龍隔溪相望，不敢出救。台灣各縣人民紛紛起義響應。南路起義軍由杜君英領導，在淡水槟榔林招集粵東種地傭工客民數百人起義，與陳福壽、劉國基等商議奪取台灣府庫，并派兵百餘人與朱一貴等聯絡。郭國正、翁義在草潭起義；戴穆、江國論在下埤頭起義；林曹、林骞、林琏在新園起義；王忠在小琉球起義，都願與朱一貴、杜君英合作，共同進攻台灣府城。二十七日，朱一貴、杜君英在赤山兩路夾攻清軍，擊斃千總陳元，活捉把總周應遂，周應龍怆惶逃入府城。朱一貴軍乘勝追擊；杜君英率領陳福壽、劉國基等軍進攻鳳山縣南路營，殺死把總林富。清守備馮定國自殺，參将苗景龍逃匿萬丹港漁寮，被起義軍搜獲處死。清軍戰敗的消息傳到台灣府城，文武官員各遣家屬連夜逃命，紛紛争舟搶渡鹿耳門。

　　二十八日，總兵官歐陽凱、遊擊劉得紫率兵千餘人，台灣協标水師副将許雲率兵一千五百人，紮營春牛埔。中夜自相驚擾，鎮兵四故，二十九日黎明清軍稍集。五月一日，朱一貴率領數萬起義軍來攻。劉得紫領兵在中路口堵截；歐陽凱、許雲率兵在春牛埔迎擊。朱一貴、杜君英合兵奮力沖殺，清軍把總楊泰爲内應，刺歐陽凱墜馬。起義軍殺歐陽凱，擊斃副将許雲、遊擊遊崇功，生擒遊擊劉得紫、守備張成。台協水師中營遊擊張彥賢，左營遊擊王鼎等率領殘兵敗卒，逃往澎湖；右營遊擊周應龍等附商船逃歸内陸；台廈道梁文宣、知府王珍、同知王禮等盡驅港内商船漁艇出鹿耳門渡海。朱一貴率領起義軍占領台灣府城，開府庫，取金銀。又開紅毛樓（即荷蘭人所築之赤嵌樓），獲得貯存的原屬鄭成功的軍器，火藥、大炮、刀槍、彈藥無數。義軍北路賴池、張嶽、鄭維晃、賴元改等也攻陷了諸羅，擊殺北路營參将羅萬倉。旬日之間，便摧毀了清朝在台灣的統治，取得了重大勝利。

　　五月三日，起義軍擁戴朱一貴稱中興王，建元永和，布告中外，申述反清複明的宗旨，号召全國人民推翻清朝。起義軍建立官職，有國師、太師、國公、将軍等稱号。派骁将鄭定瑞、蘇天威領兵三千，鎮守鹿耳門。

　　從台灣逃出的清朝文武官員，五月二，三日麇集澎湖。澎湖協标将弁，不知所措，家屬雜沓登舟，将渡廈門，被守備林亮制止。清水師提督施世骠見到逃往廈門的船隻，才知道台灣爆發了農民起義，急忙調兵渡海。浙閩總督滿保也趕到廈門，調南澳鎮總兵藍廷珍率領水陸軍鎮壓台灣起義軍。先後調遣到台灣的清兵共有一萬二千多人，大小船隻六百餘艘，舵工水手六千餘名。

　　清朝調兵反攻之際，起義軍内部已發生分裂。朱一貴軍紀嚴明，禁止淫掠。國公戴穆強娶民間婦女，被朱一貴處死。太師洪陣私賣起義軍信劄，被朱一貴正法。杜君英原要立自己的兒子杜會三爲王，遭到反對。杜軍不服從命令，擄掠婦女财物。被擄人口中有國公吳外的戚屬，吳外請求釋放，杜君英不理。朱一貴派楊來、林琏去勸他放回，杜君英将楊來、林琏捆綁。朱一貴與國公李勇、郭國正等整兵讨伐杜君英。杜君英戰敗，挾持數萬人北走虎尾溪，至貓兒幹屯劄。起義軍戰士分裂成兩支，給敵人以各個擊破的機會。

　　清淡水營守備陳策，率淡水侯觀德、李直三等地主武裝，乘隙襲擊朱一貴。諸羅縣地主陳徽也率兵攻陷縣治。陳策派人赴澎、廈請求援兵，滿保、施世骠先後發兵一千七百人往援。各地地主武裝更加猖狂鎮壓農民起義軍。

　　六月十三日，施世骠等從澎湖出發，十六日抵鹿耳門外。起義軍一支由蘇天威率領據守險要，發炮抵抗，戰鬥十分激烈。清軍入鹿耳門，起義軍退守安平鎮，被清軍攻陷。朱一貴派楊來、顔子京、張阿山、翁飛虎率八千義軍反攻安平。十九日又派李勇、吳外等率數萬人再攻安平，遭到清軍夾擊。義軍喪失了主動地位，退保府治，沿岸列炮固守。

　　六月二十日夜，西港仔地主帶領清守備林亮官兵一千三百名，在西港仔登岸。二十一日晚，清南澳總兵藍廷珍自率水師五千五百餘人到西港仔與林亮等會合。次日分兵八路，向起義軍進攻。黃殿率領起義軍迎敵，遭到伏擊。起義軍當夜襲擊清營，又中埋伏，受到了嚴重挫折。

　　六月二十三日，藍廷珍進至茑松溪，直逼府城。朱一貴率數萬義軍退走，清兵分爲南北二路追擊。被起義軍俘虜的遊擊劉得紫乘隙逃走，組織地主武裝，向起義軍進攻。陳策也率地主武裝與清兵會合。朱一貴率領千餘人退至溝尾莊。莊主楊石、楊旭、楊雄等已接受藍廷珍給與的守備、千總銜劄，合謀誘捕朱一貴。閏六月初五日夜，楊旭齊集六莊的丁壯，以守護爲名，将義軍所攜火炮用水灌濕，夜半大舉攻擊。起義軍從夢中驚醒，倉促反抗。朱一貴被楊旭的伏兵擒捉，吳外、陳印等突圍。藍廷珍審訊朱一貴，他昂然屹立，辱罵敵人，腿骨被打斷仍英勇不屈。後被押解到北京處死。杜君英父子被蘭廷珍招降，随後也被解送北京處死。

　　朱一貴被捕後，起義軍餘部仍在王忠等領導下堅持鬥争，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四月王忠在鳳山境内被俘，起義軍全部失敗。

　　

　　（四）太子的廢立與諸王紛争

　　自一七○八年九月太子胤礽被廢至康熙帝病死的十多年間，圍繞着太子的廢立形成長期的紛争。

　　一、胤禩謀立的失敗

　　康熙帝廢胤礽後，未立新儲。諸皇子及黨附諸臣密謀争立。

　　康熙帝共有三十五子，其中十五子早殇，一子出繼，實有十九子。長子胤禔系惠妃納喇氏所生，故不得立爲太子。二子胤礽出于康熙帝第一位皇後——大臣索尼之孫女赫舍裏後。後生胤礽而卒。三子胤祉封郡王，四子胤禛、五子胤祺、七子胤祐、八子胤禩均封貝勒（六子胤祚早卒）。諸子各自結交權臣，招納門客，植黨互鬥。胤禔不得立而心忌胤礽，康熙帝曾說他“黨羽甚多”，“聞各處俱有大阿哥之人”（《聖祖實錄》卷二三七）。胤禔并蓄養“飛賊”刺客，暗害異己。胤礽廢後，胤禔立即向康熙帝陳奏，請立八子胤禩。胤禩爲良妃王氏所生，亦不出于正後。胤禔陳奏說：“相面人張明德曾相胤禩必大貴。”并說：“今欲誅胤礽，不必出于皇父之手。”（《聖祖實錄》卷二三四）康熙帝大怒，斥他“兇頑愚昧”。皇三子胤祉乘機揭發胤禔曾用喇嘛魇術謀害胤礽。康熙帝将胤禔革爵幽禁，張明德等淩遲處死。康熙帝傳谕：“如有人譽胤禩，必殺無赦。”胤禩被革去貝勒，爲閑散宗室。

　　

　　二、胤礽的再立

　　康熙帝廢胤礽時，曾說他“似有鬼物憑之者”。胤禔魇咒事揭發後，康熙帝曾召胤礽入見，釋禁居宮。說：“今胤礽之疾，漸已清爽，亦自知其罪”，并說胤礽以前的悖亂行事，俱由于索額圖父子（《聖祖實錄》卷二三五）。一七○八年十一月，康熙帝命滿漢大臣議立太子事。左副都禦史勞之辨等，見康熙帝已釋胤礽，希圖迎合康熙帝的意旨，密奏複立胤礽爲太子，說“乞速渙新綸，收回成诏，敕部擇吉早正東宮”。康熙帝見奏，不悅，斥勞之辨行爲奸詭，革職回籍。擁胤禩的滿漢大臣又乘機推舉胤禩。滿大臣阿靈阿（遏必隆之子）、鄂倫岱（佟國綱之子）、揆叙（明珠之子）等貴族及漢人尚書王鴻緒等私下計議，舉胤禩。奏稱：“皇上辦事精明，天下無人不知曉，斷無錯誤之處”，已廢太子決不可改易，請立胤禩爲太子。康熙帝不允，說胤禩“未嘗更事，近又罹罪，且其母家亦甚微賤”（《聖祖實錄》卷二三五）。

　　康熙四十八年（一七○九年）正月，康熙帝決意複立太子胤禩，因而又懷疑推舉胤禩的大臣，有人操縱，傳谕追查，說：“此事必舅舅佟國維，大學士馬齊以當舉胤禩默喻于衆，衆乃畏懼伊等，依阿立議耳。”（《聖祖實錄》卷二三六）佟國維是康熙帝生母孝康章皇後之弟，又是康熙帝第三位皇後佟佳氏之父，故稱爲舅舅。佟佳後已死，無子。佟國維原屬漢軍旗，康熙初改隸滿洲鑲黃旗，曾仕内大臣、議政大臣。一七○四年以年老緻仕。康熙帝予以寬免，不加深責，要他以後“不于諸王阿哥中結爲黨羽”，“不有所依附而陷害其餘”（《聖祖實錄》卷二三六）。随後，将大學士馬齊（滿洲鑲黃旗人）拘禁追究。

　　一七○九年三月，康熙帝舉行立太子的大典，宣告複立胤礽爲太子。康熙帝同時也對其他皇子加封晉爵，以圖穩定局勢。八子胤禩已在胤礽被釋後即恢複了貝勒爵位，三子胤祉、四子胤禛、五子胤祺這時都由郡王晉封爲親王。七子胤祐由貝勒晉封郡王。十子胤■封郡王。九子胤禟、十二子胤祹、十四子胤禵封貝子。

　　太子胤礽複位，諸皇子晉封，上距一七○八年九月廢太子，前後不滿半年。在這半年中，諸王大臣多陷入諸子紛争之中，康熙帝反複失措，朝廷更加動蕩。朝鮮使臣闵鎮厚向朝鮮肅宗報告說：“胡人持皇帝陰事告外人無所隐。如乍廢太子，旋複其位；毆曳馬齊，仍官其子。處事已極顛倒”（朝鮮《李朝肅宗實錄》三）。

　　

　　三、胤礽再廢與紛争再起

　　康熙帝複立太子胤礽，多方扶植，作繼承皇位的準備。康熙帝曾說：“伊（指胤礽）所奏欲責之人，朕無不責。欲處之人，朕無不處。欲逐之人，朕無不逐。惟所奏欲誅之人，朕不曾誅。”“凡事如所欲，以感悅其心，冀其遷善也。”（《聖祖實錄》卷二五一）康熙帝去熱河行宮或到江南塞北巡視，太子胤礽即留居京師。一些滿漢大臣見太子胤礽繼承皇位的大勢已定，便紛紛依附到太子周圍。胤礽也結納臣僚門客，四處索取貨賄和美女，驕縱日甚。

　　一七一一年夏，康熙帝去熱河行宮（避暑山莊）。得密告，太子胤礽處有滿大臣多人聚飲，結爲朋黨。康熙帝嚴查此事。十月間回京，即鎖拿都統鄂繕、兵部尚書耿額、刑部尚書齊世武、副都統悟禮等多人，斥責爲依皇太子結黨。并指斥耿額乃索額圖之家奴，依太子結黨是要爲索額圖複仇。康熙帝将此案交宗人府審理，并與貪污受賄案一并追查。審訊長達七個月之久，牽連臣僚多人。一七一二年四月定案，耿額、齊世武、讬合齊等以受賄罪絞死。其他官員分別議處。康熙帝說“此等事俱因太子胤礽所緻”，說他“不仁不孝，難于掩蓋。徒以言語貨财，買囑此等貪濁谄媚之人潛通信息，尤屬無恥之甚矣。”定案後，康熙帝随即奉皇太後去熱河避暑，命太子胤礽随行。刑部在京結案行刑。九月底，康熙帝返京，即傳谕諸皇子拘執胤礽。十月，将胤礽“廢黜禁锢。”（《聖祖實錄》卷二五一）

　　太子胤礽自再立至再廢，不滿三年，此時已年近四十。康熙帝決意再廢太子，顯然是在懷疑太子黨形成，将會謀奪皇位。康熙帝傳谕說：“今之人善者少而惡者多。胤礽秉性兇殘，與惡劣小人結黨。胤礽因朕爲父，雖無異心，但小人輩懼日後被誅，倘于朕躬有不測之事，則關系朕一世聲名。”（《聖祖實錄》卷二五一）康熙帝認定臣下善者少惡者多，對太子和臣僚疑慮重重。朝中臣僚也在太子廢立之争中進退維谷，朝夕惴惴，至有“兩處總是一死”的流言。朝鮮使者向本國報告說： “皇帝心甚不快，頻有乖常之事，大小臣僚如在針氈。”（朝鮮《李朝肅宗實錄》三）。

　　康熙帝對太子胤礽，兩立兩廢。廢後又希冀再立。一七一三年，戶部尚書趙申喬疏請再立太子，康熙帝不準。一七一五年，拘禁中的胤礽借治病的機會，以礬水寫密信給宗室普奇，要普奇保舉他爲大将軍，親信數人爲将軍，讬太醫傳遞。事被揭發，康熙帝将普奇治罪。一七一七年，漢人大學士王掞、禦史陳嘉猷等相繼上疏，請複立胤礽。康熙帝怒加申斥，指爲“植黨希榮”，充軍西北（王掞以子奕清代戍）。一七一八年翰林院檢讨朱天保（滿人）奏稱“儲位重大，未可移置如棋”，力言胤礽仁孝，請複立爲太子。康熙帝斥責說：“爾雲二阿哥仁孝，爾何由知之？”竟将朱天保處斬。朱天保父朱都納，曾任兵部尚書，年老緻仕，因助天保上奏，也被枷示幽禁。朱都納婿戴保也因參預此事，被處死。

　　八皇子胤禩原來謀立不成。胤礽被廢後，胤禩又謀繼立，被康熙帝察覺。一七一四年十一月，康熙帝出巡塞外，駐跸遙亭。胤禩往祭亡母，遣太監赴遙亭向康熙帝請安。康熙帝大怒，指爲“藐視朕躬”，在帷帳前将所遣太監夾訊，追查胤禩黨羽事。随即傳谕諸皇子，指斥胤禩原曾謀殺胤礽，并說：“胤禩仍望遂其初念，與亂臣賊子等結成黨羽，密行險奸，謂朕年已老邁，歲月無多，及至不諱，伊曾爲人所保，誰敢争執，遂自謂可保無虞矣。”“朕恐後日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仰賴其恩，爲之興兵構難，逼朕遜位而立胤禩者。”（《聖祖實錄》卷二六一）康熙帝時刻擔心皇子發動政變，指胤禩爲“大奸大邪”，嚴加監視。

　　十四皇子胤禵在一七一八年受命爲撫遠大将軍，進讨準噶爾部。出師前，康熙帝親自授印，并命用正黃旗纛。朝中因而傳言，允禵已“默承儲眷”。皇位繼承遷延未決，朝臣議論紛纭。

　　

　　四、胤禛繼位

　　在皇子争奪儲位的鬥争中，圖謀繼立的皇四子胤禛在康熙帝面前亟表恭順，不露形迹，暗中結納朝臣，多方活動。

　　胤禛母烏雅氏，護軍參領威武之女，并非出身顯貴，在妃嫔中地位低微。一六七八年十月生胤禛，次年，始爲德嫔，一六八一年進爲德妃。一六九八年，胤禛二十一歲，封貝勒。一七○八年十月，康熙帝向諸王大臣論及諸皇子優劣，說：“惟四阿哥，朕親撫育，幼年時微覺喜怒不定，至其能體朕意，愛朕之心，殷勤懇切，可謂誠孝。”胤禛随即上奏，稱“頃者複降褒綸，實切感愧。”并說“喜怒不定四字，關系臣之生平”，請求谕旨内“恩免記載”。康熙帝再傳谕，說是“偶然谕及，無非益加勉勵之意。此語不必記載。”十一月，康熙帝已決意複立胤礽，傳谕諸皇子及諸王大臣說：“前拘禁胤礽時，并無一人爲之陳奏。惟四阿哥性量過人，深知大義，屢在朕前爲胤礽保奏。似此居心行事，洵是偉人。”胤禛知胤礽廢立不定，急忙陳奏否認，說：“臣奉皇父谕旨，謂臣屢爲皇太子胤礽保奏，臣實無其事。皇父褒嘉之旨，臣不敢仰承”（《聖祖實錄》卷二三五）。次年春，康熙帝複立胤礽爲太子，并加封諸皇子，胤禛晉封爲雍親王。

　　胤禛爲雍親王時，已年逾三十。倚信滿人戴铎爲之謀畫。戴铎勸他“戒急用忍”，說“我主子（指胤禛）天性仁孝，皇上前毫無所疵。其諸王阿哥之中，俱當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爲忌，無才者以爲靠。”胤禛不僅招納門客、結交權臣，也力求與兄弟諸王和睦相處，不露謀位的迹象。一七一三年，康熙帝再次廢胤礽後，戴铎寫密信給胤禛，說“當此緊要之時，誠不容一刻放松也。否則稍爲懈怠，倘有高才捷足者先主子而得之，我主子之才智德學，素俱高人萬倍，人之妒念一起，毒念即生，至勢難中立之秋，悔無及矣。”（《文獻叢編》第三輯）胤禛與戴铎加緊暗中活動。理學名臣李光地在太子廢立中超逸避禍。康熙帝幾次問他，他只是說建儲大事“惟宜聽天心獨斷，臣何敢遽贊一詞。”康熙帝再廢太子後，更加倚信李光地，說“大臣中每事爲我計萬世者，惟此一老臣耳。”（《李光地年譜》）一七一六年，李光地告假回福建故鄉。康熙帝特召晉京，商議建儲大事。戴铎得知消息，急去李光地處密謀立胤禛共享富貴。事後，他向胤禛密報，說：“奴才聞知驚心，特于彼處（指李光地）相探。彼雲目下諸王，八王最賢等語。奴才密向彼雲：八王柔懦無爲，不及我四王爺聰明天縱，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濟，大有作爲。大人如肯相助，将來富貴共之。彼亦首肯”（《文獻叢編》第三輯）。

　　一七一七年十一月，康熙帝召集諸皇子及滿漢大學士、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入宮，傳長篇口谕。康熙帝說他年将七旬，在位已五十餘年。“自康熙四十七年大病之後，過傷心神，漸不及往時。”他曆叙梁武帝爲侯景所逼，隋文帝不能預知炀帝之惡以至宋太祖燭影之類的疑案，然後說：“死生常理，朕所不諱。惟是天下大權，當統于一。十年以來，朕将所行之事，所存之心，俱書寫封固，仍未告竣。立儲大事，朕豈忘耶？”最後說：“若有遺诏，無非此言。”（《聖祖實錄》卷二七五）康熙帝在此谕中暗示他已定計立儲，告誡皇子諸王大臣勿謀廢立，隻是并未将繼承者言明。

　　一七二二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六十九歲的康熙帝在寝宮病死。死後，宮中傳出遺诏，内稱“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聖祖實錄》卷三百）雍親王胤禛（清世宗）奉诏即位，改明年年号爲雍正。李光地已在康熙五十七年病死。雍正帝即位後，追封爲“太子太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