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時邊疆戰事的發展與思想統治的加強

第二節 邊疆戰事的發展與思想統治的加強


　　乾隆帝即位之初，曾标榜“既鮮靡費之端，亦無兵役之耗”，在朝臣中則力倡消除畛域，以鞏固其統治。但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後的三十年間，逐漸向相反的方面轉化，邊疆戰事頻繁興起，皇室貴族奢靡無度，在誇耀武功，競尚浮華的背後，日益消耗着前朝積聚的國力。清王朝走上由盛而衰，外盛内衰的歷程。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控制也随之日益強化了。

　　

　　（一）西北和西南的戰事　　

　　一、準噶爾部戰争的繼續

　　雍正帝擊敗準噶爾部噶爾丹策零，定界遊牧，十年間不再有大的戰事。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噶爾丹策零死，次子多爾濟那木紮爾繼承汗位。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被衆台吉攻殺。大策零敦多布之孫達瓦齊、小策零敦多布之子達什達瓦和輝特部台吉阿睦爾撒納，策劃擁立那木紮爾弟策妄達什爲汗。其兄剌麻達爾紮乘機奪取汗位，将策妄達什與達什達瓦除滅。達瓦齊和阿睦爾撒納逃往哈薩克，剌麻達爾紮派兵三萬人，跟蹤追捕。阿睦爾撒納潛回故地，組織精兵一千五百人，從闼勒奇山路突入伊犁，襲殺剌麻達爾紮，推戴達瓦奇爲汗。阿睦爾撒納原在雅爾（塔爾巴哈台）遊牧，娶杜爾伯特台吉達什女，後殺害達什，控制了達什子納默庫所屬的杜爾伯特部，并移居額爾齊斯河。在庫什烏蘇遊牧的和碩特台吉班珠爾是他的同母兄，與他聯爲一體。阿睦爾撤納調動輝特、杜爾伯特、和碩特等三部兵力，威脅伊犁。達瓦齊親自率兵三萬進攻額爾齊斯河，并派勇将瑪木特率烏梁海兵八千，東西夾擊。達瓦齊與阿睦爾撒納交攻經年。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阿睦爾撒納兵敗，遂與納默庫、班珠爾率所部二萬人降清朝，在紮蔔堪遊牧。乾隆帝在熱河行宮召見阿睦爾撒納，封爲親王，納默庫、班珠爾爲郡王。在此之前，準噶爾部宰桑薩賴爾（台吉達什達瓦部屬）、杜爾伯特部台吉策淩也各率所部先後降清。達瓦齊汗的大将瑪木特，見諸台吉相繼降清，也脫身來投。

　　阿睦爾撒納、瑪木特向清廷建策進攻達瓦齊，說：到秋天，我軍馬肥，敵人（指達瓦奇）馬也肥。不如在春天，乘敵人沒有防備，不能遠遁，可一戰成功，永除後患。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二月，清朝分兵兩路向伊犁進軍：命班第爲定北将軍，統北路軍，阿睦爾撒納爲副将軍，瑪木特爲參贊，從烏裏雅蘇台出發；又命永常爲定西将軍，統西路軍，薩賴爾爲副将軍，班珠爾爲參贊，從巴裏坤出發。兩路軍約定在博洛塔拉河會師。清軍所到之處，額魯特各部大者數千戶、小者數百戶，相繼降清。準噶爾部大台吉噶爾藏多爾濟和維吾爾族的和卓，也先後迎降。清兵不戰而進軍數千裏。五月五日，兩路清軍到達伊犁，達瓦齊率領萬人，退守伊犁西北一百八十裏的格登山。清侍衛阿玉錫率騎兵二十二人，乘夜直搗大營，準噶爾兵潰散，黎明收降七千餘人。達瓦齊率二千人南逃，沿途兵丁逃散，到烏什城時僅有百餘人，被維吾爾族的阿奇木伯克霍吉斯擒獻清軍。清朝順利地控制了天山南北兩路。

　　清朝釋放了被準噶爾拘留在伊犁的維吾爾族的大和卓波羅泥都，讓他返回天山南路統轄舊部；又示意額魯特各部台吉，将分封四汗統轄四衛拉特。阿睦爾撒納企圖專制西域，做四部之汗，不穿戴清朝賞給他的袍褂頂翎，不用清朝頒發的定北副将軍印，仍用準噶爾舊傳小紅钤記調兵，揚言：“不立阿睦爾撒納爲汗，終不得甯帖。”清廷命阿睦爾撒納入朝，拟封他爲輝特汗。八月十九日，阿睦爾撒納從伊犁行至烏隆古河，詭稱回紮蔔堪舊遊牧地治裝，策劃起兵。這時，清軍已撤，隻留班第、鄂容安率兵五百人，處理善後事宜。阿睦爾撒納襲殺班第、鄂容安。永常率兵數千，從烏魯木齊退回巴裏坤，天山北路又被阿睦爾撒納軍攻占。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正月，清軍反攻，二月至伊犁，阿睦爾撒納逃往哈薩克。六月，蒙古喀爾喀郡王青滾雜布也起兵反清，盡撤北路軍台。西路軍中清朝冊封的綽羅斯（準噶爾）部汗噶爾藏多爾濟、輝特部汗巴雅爾等，也參加戰亂。駐防伊犁的定邊右副将軍兆惠，率兵一千五百人，由濟爾哈朗河轉戰而南，幾次沖破包圍，退回巴裏坤。準噶爾貴族紮那噶爾布襲殺噶爾藏多爾濟，尼瑪又圖謀殺害紮那噶爾布，準噶爾貴族之間争奪汗位的鬥争非常激烈。阿睦爾撒納從哈薩克回到博羅塔拉河，大會諸部，欲自立爲汗，聞清軍将至，慌忙逃走。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三月，定邊左副将軍成衮紮布出北路，兆惠出西路，夾擊準噶爾部。當時額魯特各部正在痘疫流行，已無抵抗能力，巴雅爾等被俘，紮那噶爾布病死。六月，兆惠、富德進軍哈薩克，追擊阿睦爾撒納。哈薩克汗阿布赍布署逮捕阿睦爾撒納，阿睦爾撒納逃往俄羅斯界内，不久病死。

　　次年，兆惠、富德分兵數路，搜捕山谷間的準噶爾殘部。連年進兵，對準噶爾部衆進行了殘酷的鎮壓。

　　

　　二、對回部霍集占的鎮壓與天山南北路的統治

　　對霍集占的鎮壓聚居在天山南路的維吾爾族，清廷沿襲古譯，稱爲回部。回部伊斯蘭教長者尊稱爲和卓。準噶爾部噶爾丹攻占天山南路，回部和卓阿布都什特被拘于伊犁。噶爾丹敗後，阿布都什特降清。康熙帝命他返回葉爾羌故地。阿布都什特子瑪罕木特和卓，又被準部噶爾丹策零俘擄，囚禁在伊犁病死。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清軍攻占伊犁，命瑪罕木特子波羅泥都（布拉呢敦）回葉爾羌，統領舊部，被尊稱爲大和卓木（意爲我的大和卓）。波羅泥都弟霍集占仍留伊犁，被稱爲小和卓木（我的小和卓）。阿睦爾撒納起兵反清時，霍集占逃回葉爾羌。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五月，殺清副都統阿敏道，唆使其兄乘機起兵。

　　一七五八年（乾隆二十三年）正月，清廷調任兆惠部下的雅爾哈善率領索倫兵一千，綠旗兵五千往征和卓，加号靖逆将軍。雅爾哈善自吐魯番進軍庫車，七月，在庫車擊敗霍集占軍。雅爾哈善失誤戰機，緻使霍集占兄弟突圍逃走。清廷命兆惠領兵南下追擊。兩和卓逃至阿克蘇，阿克蘇城的伯克（管城官）霍集斯已降清受封，閉城不納。小和卓霍集占逃往烏什，又被拒絕，遂逃回葉爾羌。大和卓波羅泥都逃往喀什噶爾。十月，兆惠率先行的步騎四千至葉爾羌，命霍集斯随行。兆惠的先行軍在葉爾羌城外的黑水河畔駐營，以待南下的大軍。霍集占有步、騎兵萬餘，屢出兵攻擊。兆惠軍被圍困三月，傷亡日衆。

　　天山北路的富德軍奉命南援兆惠。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正月進至黑水。駐巴裏坤大臣阿裏衮也奉命領兵來援。二月，霍集占兵敗，退守葉爾羌城。清廷斬雅爾哈善，晉封富德一等伯。兆惠、富德兩軍會師後，返回阿克蘇，命霍集斯駐和阗，斷霍集占退路。六月，兆惠進兵喀什噶爾，富德進兵葉爾羌，分道追擊兩和卓。閏六月，霍集占棄葉爾羌城逃跑，并通告大和卓波羅泥都棄喀什噶爾，同往巴達克山（今阿富汗境）。七月，兆惠軍由烏什進駐喀什噶爾城，富德軍由和阗進駐葉爾羌城。兩路各有兵一萬五千餘人。八月，富德部明瑞率軍追擊霍集占，至阿勒楚爾，大敗其軍。回部一萬二千餘人投降，霍集占兄弟逃入巴達克山。霍集占受傷身死，波羅泥都被當地部落首領素勒坦沙擒捕。素勒坦沙奉乾隆帝谕，将霍集占首級呈獻，由兆惠送至清廷，在京師示衆（《高宗實錄》卷五九八——五九九）。三年後，波羅泥都的屍首也被尋獲（《聖武記·平定回疆記》）。天山南路諸城的回部伯克和部衆相繼降清，西布魯特十五部（柯爾克孜人）也緻書兆惠，歸附于清朝。

　　對天山南北路的統治乾隆帝在戰勝阿睦爾撒納和霍集占後，先後攻戰了準噶爾部和回部地區，在天山南北路建立起清朝的軍事統治。南路回部西有喀什噶爾、葉爾羌、英吉沙、和阗，稱西四城；東有烏什、阿克蘇、庫車、拜城，稱東四城。天山東路哈密城回部早在康熙帝時降清，依蒙古旗制編旗。吐魯番城回部曾受準噶爾部侵迫東遷，準噶爾敗後，又返回吐魯番。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依哈密旗制編旗。此外，哈剌沙爾城也爲回部駐地。南路與東路合共十一城。各城又分領若幹大小城堡。管城長官稱伯克。管領數城的大城長官稱阿奇木伯克。回部舊制，例由貴族世襲。乾隆帝鎮壓大小和卓木後，改革舊制，各城阿奇木伯克均由清廷任免，廢除世襲，依清官制，分定爲三品至六品的品級。吐魯番、哈密和較早降清并在對大小和卓木作戰中立有軍功的回部伯克，多被任爲阿齊木伯克。

　　清廷在各大城也直接派駐官員，統轄地方事務，稱爲辦事大臣或領隊大臣。南路在喀什噶爾城設參贊大臣統領諸臣，北路在伊犁和塔爾巴哈台兩城各設參贊大臣統領。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在伊犁設總管伊犁等處将軍，統管天山南北路軍兵。參贊大臣受其節制。下設都統一人，駐烏魯木齊，統轄烏魯木齊至巴裏坤等地軍兵。乾隆帝又在伊犁北、東建固勒劄、烏哈爾裏克兩城，賜名綏定、甯遠。烏魯木齊城賜名迪化。

　　清廷在連年作戰中，先後調滿、蒙、索倫、達呼爾、錫伯及綠營等各族兵士一萬六千餘人，分駐天山北路各地，此後即長期在當地駐紮，受伊犁将軍調遣。南路各族兵約五、六千人，每隔三至五年換防一次，成爲定制。

　　蒙古四衛拉特的遷徙 在清廷對準噶爾部的長期作戰中，原被稱爲四衛拉特的蒙古諸部，屢經遷徙，部衆分散各地。清廷即分別在各地編旗統治，不相統屬。

　　杜爾伯特部——杜爾伯特部台吉車■在達瓦齊稱汗時，率部衆萬餘人降清。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設盟編旗。左翼盟十一旗，右翼盟六旗。在科布多北境遊牧，由科布多參贊大臣統轄。

　　輝特部——遷往青海的部衆，一七二五年（雍正三年）獨立設旗，由西甯辦事大臣統轄。遷往外蒙古的部衆，于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降清編爲一旗。另有二旗依附杜爾伯特部，在伊犁降清編旗，也由科布多參贊大臣統轄。

　　準噶爾部——在長期戰亂中，四處逃散，不再沿用準噶爾部名。逃往青海者稱綽羅斯部，編爲二旗，分別在青海東南岸和西北岸遊牧，由西甯辦事大臣統轄。遷往外蒙古二旗，稱爲額魯特。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清廷指定在烏蘭烏蘇遊牧。移駐伊犁三旗，稱額魯特上三旗。逃往哈薩克，布魯特又遷回伊犁的五旗，稱額魯特下五旗。共八旗編爲二十佐領，由伊犁将軍統轄。

　　土爾扈特部——康熙時（一七○四年）降清的部衆，被安置在色爾騰遊牧，編爲額濟納旗，由陝甘總督節制。遷往青海的部衆，曾依附于青海和碩特部。雍正時（一七二五年），清廷編爲四旗，由西甯辦事大臣統轄。早在清太宗皇太極時，土爾扈特部曾有五萬餘帳西越烏拉爾山，遷徙到伏爾加河下遊遊牧，自成部落，首領稱汗。此後，仍不時向清廷遣使進貢。康熙帝曾派遣内閣侍讀圖理琛前往該部駐地探問，受到土爾扈特部阿玉奇汗的款待。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土爾扈特部渥巴錫汗（阿玉奇後裔）遣使者來京朝見。乾隆帝在承德和北京，先後接見了使臣。在這一時期裏，俄國沙皇政府日益加強了對土爾扈特部的控制，多方限制汗的權力，并不斷向土爾扈特部征調兵役。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春，渥巴錫汗率領所部三萬三千餘戶十六萬九千餘人脫離俄國，返回天山。沿途不斷抗擊俄軍的追擊，沿巴勒喀什湖南下，六月到達天山北路本原。清伊犁将軍伊勒圖在伊犁會見渥巴錫汗，并奏報乾隆帝。乾隆帝命土爾扈特部衆暫駐博羅博拉，渥巴錫汗來避暑山莊朝見。九月，乾隆帝在熱河接見渥巴錫，封他爲舊土爾扈特部卓哩克圖汗。以下貴族首領加封親王、郡王，各有賞賜。土爾扈特部衆被分別安置在天山南北遊牧，北路在塔爾巴哈台附近，編爲三旗；南路在珠勒都斯河一帶，編爲四旗。另外安置在東路庫爾哈剌烏蘇一帶遊牧的部衆，編爲兩旗。西路精河一帶另編一旗。四路共十旗，均歸伊犁将軍統轄。随同渥巴錫汗回歸的和碩特部衆，也被安置在珠勒都斯河遊牧，編爲三旗，由伊犁将軍節制。同歸的台吉舍楞部衆，被稱爲新土爾扈特部，編爲二旗，在阿爾泰遊牧。舍楞加封爲新土爾扈特部弼哩克圖郡王，所部由科布多參贊大臣兼轄。乾隆帝親撰《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在承德刻石紀功。

　　

　　三、第二次大小金川之戰

　　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乾隆帝在作戰經年後，結束了大小金川的戰事。藏族土司之間的争鬥并未因而終止。大金川首領莎羅奔老病，侄郎卡主持土司事務。小金川首領澤旺也因年老不理事，子僧格桑主事。郎卡不斷侵掠小金川及革布什咱土司。一七六六年（乾隆三十一年），四川總督阿爾泰從中調解。郎卡以女嫁僧格桑。大小金川結姻後，又聯合向鄰近土司攻掠。郎卡病死，子索諾木于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誘殺革布什紮土官。僧格桑也于同年進攻鄂克什、明正兩土司，清朝派兵救援，遂與小金川開戰。阿爾泰進軍延緩，乾隆帝以大學士兼兵部尚書溫福赴四川，另任桂林爲四川總督會同進兵。冬十二月，清軍分兵攻打大小金川。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二月，澤旺代子請罪，索諾木請求交還僧格桑侵地。乾隆帝不準。四月，溫福、桂林進攻小金川，兵敗。五月，乾隆帝罷桂林，仍以阿爾泰署四川總督。六月，又罷阿爾泰（以貪贓罪，于次年賜死），以陝甘總督文绶爲四川總督。大小金川各寨堅持抵抗，清軍連克數寨。原雲貴總督阿桂署四川提督，随軍效力，以皮船夜渡河，攻小金川。十二月，乾隆帝以溫福爲定邊将軍，阿桂、豐升額爲副将軍，福康安爲領隊大臣，分路進攻，奪取小金川的根據地美諾寨，俘澤旺。僧格桑逃往大金川。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正月，清朝命令大金川索諾木獻出僧格桑，索諾木不聽，清兵進攻大金川。溫福仍采用張廣泗、納親的戰法，以碉逼碉，以卡逼卡，緻使兩萬官兵，分散四處。六月，索諾木派遣小金川諸首領收集部衆，攻陷提督董天弼營，劫奪糧台，攻襲木果木溫福大營。溫福戰死，清軍大敗，傷亡将官多人，兵士三千人，軍營被劫銀五萬六千餘兩。金川軍乘勢奪回美諾，乾隆帝急谕阿桂、豐升額等退師。八月，以阿桂爲定西将軍，增派健銳營、火器營、索倫以及各省兵數千人，再次出兵。九月，索諾木與僧格桑返回大金川。十月，阿桂乘機進軍，攻占小金川的美諾，随即進攻大金川。大金川增壘設險，比小金川嚴密十倍，據點在勒烏圍與噶爾崖兩地。清軍分路進攻，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七月攻克薩斯甲嶺，圍攻勒烏圍外的遜克爾宗壘。索諾木部下毒死僧格桑，獻屍清軍。清軍繼續進攻，索諾木率部死守。清軍分道攻下附近諸寨。至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八月，清軍攻克勒烏圍，莎羅奔及其親屬事先逃走。十二月，清軍直進噶爾崖，用大炮轟擊。索諾木之母及姑、姐、妹等與部衆二千餘人出降。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正月，索諾木與其祖莎羅奔等被迫出降。四月，阿桂押解索諾木、莎羅奔等及僧格桑屍首，回京獻于朝廷。乾隆帝親審俘囚，将索諾木等以磔刑處死，并懸僧格桑首示衆。

　　乾隆帝再次鎮壓大小金川之戰，仍由當地土司間的相互攻掠而引起。戰争先後延續五年之久，調動兵士數萬人，損失溫福等将官多人，耗費軍帑銀至七千萬兩（與準部、回部作戰，耗銀三千萬餘兩）。清廷付出的兵力、财力是巨大的。清軍連年掃蕩各寨堡，大小金川部落流散，人民遭到慘重的傷亡。戰争之後，部落統治不能繼續，清廷實行所謂“改土歸流”，在大金川設阿爾古廳，小金川設美諾廳，依内地制度，設官統治。

　　

　　（二）侵緬戰争的失敗

　　緬甸原與明朝爲鄰。清順治時，李定國轉戰滇緬邊境抗清，南明桂王（永曆帝）逃入緬甸。一六六一年（順治十八年），清軍攻入緬甸境内，追索桂王。緬甸國王莽白将桂王獻給清軍。吳三桂在昆明殺桂王。吳三桂據守雲南，随後又掀起所謂“三藩之亂”。在此期間，緬甸與清廷不曾有更多的聯系。直到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由于雲南茂隆銀場商人吳尚賢的聯絡，曾有緬甸使者來北京貢獻商品。

　　緬甸在莽白後王的統治時期，各地的小邦相繼叛離。下緬甸的孟族攻占了國都阿瓦。上緬甸木疏村首領雍籍牙聯合各村寨，擊敗孟族，于一七五三年攻占了阿瓦。雍籍牙進而南下追擊，于次年攻占大光（今仰光）。一七五六年，攻下孟族都城白古，從而占領了整個下緬甸。但是，上緬甸北部的木邦和桂家人都并不服從雍籍牙的統治。桂家是随從桂王入緬的雲貴軍兵和家屬。他們在緬甸各地擄掠爲生，後被安置在者梗（實階）地區。桂王被殺後，仍留居緬甸，被稱爲桂家，即桂族。一七六四年，桂家首領宮裏雁（一作古利宴）被雍籍牙兵打敗，逃入雲南界内，被雲貴總督吳達善誘騙處死。木邦首領也兵敗逃亡。宮裏雁妻囊占嗾使緬甸孟艮（今景棟）首領攻打車裏，清兵屢次戰敗。雍籍牙軍也進入雲南境内，追索木邦首領。乾隆帝調吳達善爲湖廣總督，另命劉藻代爲總督。一七六六年（乾隆三十一年）正月，以劉藻無功，調爲湖廣總督。又降爲湖北巡撫，褫職，留滇效力。劉藻畏罪自殺。大學士、陝甘總督楊應琚調任爲雲貴總督，領綠營兵進剿。

　　楊應琚二月至軍，恢複車裏，進占孟艮等地，遣人至緬甸北境各部招降。楊應琚見進軍順利，企圖僥幸邀功，親自帶兵三千移駐永昌，向緬甸發布檄文，虛稱領兵五十萬，大炮千門大舉進讨。楊部騰越副将趙宏榜領兵五百出鐵壁關，乘隙占領緬甸邊境的互市地新街。緬軍大舉反攻，趙宏榜退回鐵壁關，緬軍入境追擊。九月，楊應琚至永昌，木邦等地也又被雍籍牙軍占領。楊應琚見勢不利，十一月急向乾隆帝奏報各部首領已相繼被招降。奏勝不奏敗。又奏原有心神驚悸風痰流注之疾， “今因自省前赴永昌，舊疾複作”，“仰懇簡員來滇接買”。（《高宗實錄》卷七七二）乾隆帝命兩廣總督楊廷璋前往永昌接辦，傳谕“若該督至永昌而楊應琚已痊愈能辦事，則該督即行回粵。”（同上）并遣侍衛福靈安帶領禦醫赴滇。十二月，楊應琚命雲南提督李時升調兵一萬四千，總兵烏爾登額率領攻取木邦，總兵朱■出鐵壁關取新街。緬甸軍繞道入雲南境，圍攻永昌。朱■由銅壁關退軍。緬軍乘間攻雲南猛卯城，不勝。烏爾登額不來策應。緬軍退走。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正月，兩廣總督楊廷璋至雲南，見局勢混亂，奏稱楊應琚已病愈辦事，随即返回廣東。楊應琚謊報得勝，奏稱“若欲直搗巢穴，恐曠日持久，得不償失”，“似即可宥其前愆，酌與自新之路。”（《高宗實錄》卷七七六）乾隆帝覽奏，懷疑“所報剿殺克捷之處，俱未盡可信”，命福靈安“就近馳往軍前，詳悉體察。”（同上）福靈安查實奏報趙宏榜、朱■失地退軍等情。三月，乾隆帝将趙宏榜、朱■、李時升、烏爾登額等逮治處死。斥責楊應琚“前後所奏，種種乖謬”，“執迷不悟”， “病愦無能”，命其罷任回京，随即賜死（勒令自盡）。乾隆帝在谕中說：“且我國家正當全盛之時，準夷、回部悉皆底定，何有此區區緬甸而不加翦滅乎？” （《高宗實錄》卷七八○）調任伊犁将軍明瑞爲雲貴總督，接辦軍務，再次發動對緬甸的戰争。

　　三月間，明瑞到永昌，陸續調集滿兵三千人、雲貴和四川綠旗兵二萬餘人，于九月間分兵兩路進攻。明瑞統率清軍主力，出宛頂，經木邦，向緬甸首都阿瓦（今曼德勒附近）進軍；命參贊大臣額爾登額率兵趨蠻莫（今八莫），沿伊洛瓦底江而下，在阿瓦會師。額爾登額在老官屯頓兵堅城之下，贻誤戰機。十二月，明瑞軍攻破蠻結，屢遭緬軍襲擊，供應困難，卻向朝廷報捷。次年正月，乾隆帝封授明瑞一等誠嘉義勇公，賞給黃帶子。明瑞軍轉向勐籠就食，以待額爾登額軍。緬軍跟蹤追擊，明瑞率領清軍取道大山土司、木邦土司回師，在木邦被緬軍圍困。額爾登額擁兵不救。雲南巡撫鄂甯奏聞，乾隆帝命将額爾登額押解來京，并傳谕明瑞突圍退兵。明瑞在蠻化設伏擊敗緬甸軍，間道出波■銅廠，急向雲南境内撤退。緬甸軍不斷增援，二月初十日在小勐育結集四、五萬人，包圍清軍。明瑞命諸将在夜間帶兵突圍，自領親兵數百名斷後。兩軍激戰，清領隊大臣紮拉豐阿陣亡，領隊大臣觀音保自刎，明瑞身負重傷，在軍中自缢死。清軍損失慘重。

　　乾隆帝任命大學士傅恒爲經略，阿桂、阿裏■爲副将軍，增調索倫、吉林兵四千人，健銳、火器營兵一千人，荊州、成都駐防八旗兵五千人，以及各省綠旗兵數萬人去雲南，又在雲南趕造船隻槍炮，準備再次進軍。一七六九年（乾隆三十四年），清軍分三路進兵：傅恒率主力部隊渡■鸠江（又名槟榔江，即大盈江）西行，經孟拱、孟養土司地方，由陸路攻阿瓦；阿桂率兵萬人出虎踞關，進取孟密，到阿瓦會師；提督哈國興率兵三千及湖廣造船工匠，出銅壁關，在蠻莫造船，編成水師，作爲策應。十月，清軍合爲一路，在依洛瓦底江口打敗緬軍主力，進而攻打老官屯。緬軍防守嚴密，清軍用炮擊，用火攻，埋火藥轟，都不能攻破。

　　十一月，阿裏■死于軍中。傅恒患病，退居銅壁關。奏報老官屯久不下，本年瘴疠過甚，領隊大臣也多患病。乾隆帝得報，谕令傅恒撤兵。傅恒派提督哈國興去緬甸軍營，與緬甸将領眇旺模議和。商定：緬甸交還侵占的雲南土司地，雙方交還俘虜。十二月，清軍焚毀舟船大炮，退出緬甸。傅恒奉旨回京，不久病死。

　　清廷自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發動對緬戰争，前後将近五年。調兵數萬人，損失總督以下将領多人，耗費饷銀一千三百萬兩。此次戰争原來隻是由于邊界土司的糾紛而引起，乾隆帝以所謂“張國威”爲名，連年興兵。清軍兩度侵入緬甸，最後仍不得不撤回，實際上是以失敗而告終。此後，兩國之間不再有戰事。英國殖民勢力日益侵入緬甸。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緬甸國王孟雲（雍籍牙子）遣使與清朝通商，并交還俘虜楊重英（楊應琚子）。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遣使爲乾隆帝祝壽。乾隆帝敕封他爲緬甸國王，每十年入貢一次。

　　

　　（三）巡遊的繼續與皇家園囿的修建

　　自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來的三十年間，乾隆帝在頻繁發動戰争，消耗國力的同時，仍然連年去各地巡遊，玩賞山水，并在京師和承德等地不斷擴建園林，以供帝後遊賞消閑。朝廷有限的财賦，日益虛潰。

　　

　　一、巡遊的繼續

　　乾隆帝在連年的戰争中，從未親臨戰場，卻依然每年去各地遊玩。其中耗費最大的，是幾次“南巡”。

　　乾隆帝自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奉皇太後去江南巡遊，耽樂于蘇杭山水。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又連續三次奉皇太後南巡。所謂南巡，隻是在蘇州、杭州和江甯府一帶留連觀賞，并未遠涉南方的廣大地區。一七七七年（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孝聖皇太後崩。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年屆七十，又舉行第五次南巡。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最後一次即第六次南巡。爲觀賞江南春色，孝聖後與乾隆帝的每次南巡，大都于正月間自京師出發，四、五月間返回。南巡之年，前後約有五個月的時間在外地遊玩，兼理公務。

　　帝後南巡途中，曾視察高家堰堤工和海甯石塘的改築，并曾在江甯閱兵，但這些都隻是便道舉行，并沒有什麽重要的意義。主要目的還在于遊賞春景。沿途官商接駕，布置繁盛即得到獎掖，接駕不周，便受到懲處。各地争奇鬥巧，以博取帝後的歡心。巡遊的規模和耗費越來越大。沿途所經之地，一處供設即耗銀二、三十萬兩，超過康熙帝南巡時的十倍。蘇州、杭州、江甯和揚州等地是遊賞的勝地，陳設更爲侈靡。帝後所到之處，必先鋪修道路，碼頭鋪棕毯，禦道用文磚，水路特制龍舟，彩繪雕镂，陸路兩旁結彩棚，搭戲台，布列花石，陳設文玩。帝後所居的行營營帳，備設各種豪侈的家具用品。遊覽的寺觀，也即爲修飾，以供瞻仰。沿途官民商賈還要供獻各種珍寶、器物、文玩、字畫等等，不一而足。乾隆帝有《駐跸姑蘇》詩雲：“牙樯春日駐姑蘇，爲問民風豈自娛？豔歌新舞翻覺鬧，老扶幼挈喜相趨。周谘歲計雲秋有，旋察官方通弊無。入耳信疑還各半，可誠萬衆慶恬愉。”（《南巡盛典》卷八）乾隆帝幼居深宮，南巡經行各地，得與官民接觸，自可略知世情。但六次南巡，均在蘇杭山水之間，“爲問民風”顯然不足以爲“自娛”作辯解。他所體察的民情，也隻是“有秋無弊”一類的谀詞。乾隆帝爲粉飾的升平而陶醉，而自炫，直到晚年退位後才多少有所醒悟，說他在位六十年，“惟六次南巡，勞民傷财，作無益，害有益。”（《清史稿·吳熊光傳》）爲“南巡”作出了恰當的評語。

　　江南賦稅是清朝廷财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乾隆帝先後六次南巡，都不得不減免江浙以及經行的山東等地的賦稅，以至逋賦。這種減免使朝廷的收入大爲減少，江南百姓的負擔卻并未因而減輕。相反，每次南巡都使沿途人民增加了繁重的勞役和各種額外加派的負擔。各地鋪治道路、搬運花石、修建行宮殿宇以及一切供設，均征用大批民夫服役。朝廷使臣報道說：“治道則編茅篩土、轉■磨堅，數百裏内丁夫裹糧赴役，最爲民弊。”又說，南巡時“供億浩繁，州縣凋弊，農民舉未息肩，商船或不通津。雖值豐登，無異歉荒。”（朝鮮《李朝正宗實錄》一）朝鮮使臣的客觀報道，比起那些爲迎合乾隆帝誇耀的心理而極力讴歌“盛典”的記述，當更爲接近實際。南巡中的大量耗費，均由地方官員承辦。各級官府又向民間征索。乾隆帝初次南巡，已要各地鹽商供給需費。此後五次南巡，也多取自鹽商。鹽商不足，又向其他商人富戶征取。正賦以外，于是又添出多種名目的“加派”（參見下節）。加之官吏從中侵漁中飽，以迎駕爲名多方敲榨勒索。巨大的耗費，最後都還是落到了廣大民衆的肩上。六次南巡，爲江南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多方面的損害。

　　南巡而外，乾隆帝還曾先後五次遊幸五台山，四次東巡谒陵。至于熱河避暑、木蘭行圍，更是每年的常例。乾隆帝在位之年，幾乎每年都有數月時間在外遊幸，可稱爲曆史上最能遊樂的皇帝。隋炀帝以遊樂而緻亡國，乾隆帝在連年歡慶“盛典”的一片頌聲中，使清朝的國力日益虛耗了。

　　

　　二、皇家園囿的修建

　　乾隆帝幾次南巡，對江南的樓閣園林，愛羨不止。經行之處，賦詩刻石，以志其盛。巡遊不足，又在避暑山莊和京城内外，廣建園囿。南巡時所見蘇杭等地的樓台景物，依樣重建于園中，以便及時遊賞。乾隆帝有詩雲：“因教規寫阊城趣，爲便尋常禦苑臨。”自乾隆帝初次南巡以來，京城内外園囿的修建，連年不斷。其規模之大與持續時間之久，爲曆史上所罕見。乾隆帝是曆史上最善遊樂的皇帝，也是修建園囿最多最頻的一位皇帝。把江南景觀移建于北方，自然有助于園林建築藝術的交流，但也和南巡一樣，不能不嚴重地“勞民傷财”。

　　避暑山莊的擴建曆史上的北方民族，如契丹、女真、蒙古等族，在建立國家後，爲保持騎射的傳統，皇帝和大臣例于不同季節，在不同地點從事騎射漁獵等活動，并在當地處理政事。駐地稱爲納■（參見本書第五冊）。清康熙帝于夏秋間去木蘭行圍，在熱河駐夏，處理政務，正是繼承了北方民族的這一傳統。一七○三年（康熙四十二年）在熱河駐地，依仿漢族建築，營造宮室，一七○九年（康熙四十八年）稱熱河行宮。一七一一年（康熙五十年），改名爲避暑山莊，使傳統的滿漢文化得到自然的融合。乾隆帝即位，曆年奉皇太後在避暑山莊駐夏、木蘭行圍。又依仿江南園林山水，對山莊多次擴建，形成爲一座瑰麗的行宮離苑。

　　一七四三年（乾隆八年），在湖中造大型禦舟青花舫。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修築了松鶴齋，接着又翻修了正宮，新建了東宮。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後，乾隆帝連年南巡，又在避暑山莊的平原區修建春好軒；湖區建築煙雨樓、文園、文津閣、戒得堂、繼德堂；在山區增建綠雲樓等十三處景區。這些建築和園林，多依仿江浙景觀。如金山島仿鎮江的金山寺，千尺雪和笠雲亭仿蘇州寒山寺的千尺雪與笠雲亭，文園獅子林和滄浪嶼仿蘇州獅子林和滄浪亭，一片雲仿杭州萬松嶺上的一片雲，文津閣仿甯波範氏天一閣，煙雨樓仿嘉興南湖鴛鴦島上的煙雨樓，永佑寺舍利塔仿杭州六和塔與江甯報恩寺塔。此外，廣元宮仿泰山碧霞元君祠，清音閣仿北京皇宮内的暢音閣。避暑山莊經過曆年的陸續擴建，到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才最後完工。山莊占地八千四百餘畝，宮牆周長近二十華裏。牆内由宮殿區與苑景區兩大區域組成。苑景區山水園林輝映，構成七十二景，各有名目（康熙時有三十六景）。滿族傳統的騎射理政的納缽行宮布滿了江南風貌的樓閣園林，顯示着滿族皇帝已是多麽沉溺于漢族的文明。

　　乾隆帝在避暑山莊駐夏理政，也在這裏接見蒙古和西藏的官員。蒙古杜爾伯特部策淩、輝特部阿睦爾撒納、準噶爾部達瓦齊、土爾扈特部渥巴錫和喀爾喀蒙古喇嘛教領袖哲布尊丹巴三世、西藏班禅六世，都曾來這裏朝觐。乾隆帝在山莊宮牆外的山林中，依仿西藏的桑鸢寺、布達拉宮和劄什倫布寺，先後建造了普甯寺、普陀宗乘之廟和須彌福壽之廟，以便蒙藏喇嘛教僧俗前來朝拜并接待來觐的貴族、首領。乾隆帝曾自認是文殊菩薩的化身，在山莊外又依仿五台山殊象寺的模式，建殊象寺，以暗示他在佛教中的地位的尊崇。又建普樂寺、安遠廟、溥仁寺、溥善寺。俗稱外八廟。如果說，山莊内樓閣園林的建造，主要是爲了遊賞，那麽，喇嘛教寺廟的修建，則顯示了對蒙藏民族和宗教信仰的尊重。對于維護各民族間的聯系和鞏固清朝對邊疆地區的統治，起過積極的作用。

　　圓明園的擴建一七○九年（康熙四十八年），康熙帝将圓明園賜給皇子胤■（雍正帝）。雍正帝即位後，在圓明園内建立殿署，接見臣僚，處理政務。據稱園内“或辟田廬，或營蔬圃”，“校文于墀，觀射于圃。”（《世宗憲皇帝禦制圓明園記》）乾隆帝也說當時是“不尚其華而尚其樸，不稱其高而稱其幽。”（乾隆帝《禦制圓明園後記》）乾隆帝即位後，自一七四○年（乾隆五年）即開始在園中建築樓閣園林，陸續建成四十景（雍正時有二十八景）。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孝聖皇太後六十壽辰時，在圓明園旁建長春園，作爲附園。一七七○年（乾隆三十五年），乾隆帝六十壽辰，又建成附園绮春園（後名萬春園）。合稱圓明三園。圓明園内的樓閣和園林風景，多至三百餘處。宮殿十九座。占地五千餘畝，周回二十裏。成爲京郊最大的一座皇家園囿。

　　圓明園中布列的樓閣和小型園林，也多依江南景物仿建。乾隆帝幾次南巡，都到蘇州獅子林遊賞，賦詩紀盛。在圓明園的長春園中，依獅子林圖仿建，仍名獅子林。清漪園中仿無錫惠山的寄暢園建惠山園，仿海甯陳氏安瀾園建安瀾園。杭州的西湖蘇堤風景和甯波範氏天一閣藏書樓，也在園中依樣仿建。仿建的樓台風景，不能不依傍當地形勢，又不能不融入北方的建築技巧和風格，使再建的江南園林，各具特色，布滿圓明園及其附園，号爲“萬園之園”。乾隆帝又命來華的意大利畫家郎世甯與法國建築師蔣友仁、王緻誠等，依仿西方建築，設計樓台群，名爲西洋樓，在園中別具特色。

　　雍正帝時，即在圓明園内建置官署理政。乾隆時，各類官署更爲齊備。據《日下舊聞考·園囿》記載，圓明園南門大宮門内，東西兩廂，宗人府、内閣、南書房、軍機處、六部以至都察院、理藩院、翰林院、内務府等朝中機構，均在此建有房署。入賢良門内爲正大光明殿，東爲勤政殿。在園内形成爲一個小朝廷。乾隆帝每年夏季去避暑山莊，春秋二季在南苑、西郊行圍，在圓明園與大臣理政。圓明園實際上成爲園林化的春納缽與秋納缽。

　　京師園囿乾隆帝在京城内外，還陸續修建多處園囿，蔚爲大觀。京城内的皇宮西苑，包括南海、中海、北海等處，增建樓閣寺院和各種景物。南海建寶月樓，中海建紫光閣，北海建閱古樓、闡福寺。城南二十裏的南苑，爲順治以來的圍獵之所，舊有行宮，附近有德壽寺。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毀于火，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重修，規模更加宏偉。城西三十裏有甕山，山前有湖，原稱西海。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引玉泉山水疏浚，賜名昆明湖。次年皇太後六十壽辰，賜甕山名萬壽山，山前建延壽寺。寺西有羅漢堂，塑五百羅漢。玉泉山下有湖名西湖，山下修建十六景，稱靜明園。西郊香山舊有香山寺，爲金世宗時所建。乾隆時修建樓閣景物，成二十八景，賜名靜宜園。自香山靜宜園至圓明園十餘裏間，三山五園相聯，形成爲浩大的園囿區，爲前代所未有。

　　乾隆帝連年修建園囿，以資“遊目賞心”，雖然客觀上促進了園林建造藝術的發展，但财力物力的耗費也是巨大的。臣僚中不斷有人對此提出诤谏。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乾隆帝在避暑山莊自撰《知過論》，說他在京師和熱河修建園囿、行宮、寺廟等等，“是皆弗用正帑，惟以關稅盈餘及内帑節省者，物給價、工給值，更弗興徭役、加賦稅。”又說：他不敢因“遊目賞心”的小事荒廢“敬天勤民”的大事。但也不得不承認，各處行宮争奇較勝，“究其緻如此者，過應歸于予。謂之無過，實自欺也。”乾隆帝引過自咎，以搪塞臣下，但園圃的修建，此後仍在繼續，直到他退位時，迄未終止。

　　

　　三、皇室慶典的靡費

　　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乾隆帝爲皇太後慶祝六十壽辰，舉國上下，造成極大的靡費。由此開端，此後幾十年間，皇室各種喜慶典禮，競尚豪侈，愈演愈烈。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皇太後七十壽辰；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八十壽辰，都舉行盛大的慶祝。《清史稿·後妃列傳》描述說：“慶典以次加隆。先期，日進壽禮九九。先以親制詩文、書畫，次則如意、佛像、冠服、簪飾、金玉、犀象、瑪瑙、水晶、玻璃、琺琅、彜鼎、瓷器、書畫、绮繡、币帛、花果，諸外國珍品，靡不具備。”皇太後自西直門去暢春園，途經萬壽寺，爲明萬曆時所建。皇太後六十壽辰時，曾加修葺，乾隆帝撰有碑記。皇太後七十壽辰時，重加修建，在此頌經祝壽。寺外并建蘇州街，以供太後遊賞。昭■《嘯亭雜錄·蘇州街》條說是因皇太後“素喜江南風景，以年邁不宜遠行，因于萬壽寺旁造屋，仿江南式樣。市廛坊巷，無不畢具，長至數裏，以奉銮輿往來遊行。”慶祝活動的靡費，難以計數。

　　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在避暑山莊度過他自己的七十歲生日，慶典更爲隆盛。朝鮮使節樸趾源記載當時各地向乾隆帝祝壽進貢的情況說：“餘從使者出長城，晝夜兼行，道見四方貢獻，車可萬輛，又人擔、駝負、轎架而去，勢如風雨。其杠而擔者，物之尤精軟雲。每車引騾馬六、七頭，轎或聯杠駕四騾。上插小黃旗，皆書‘進貢’二字。進貢物皆外裹猩猩氈、諸色氆氇。……日既黃昏，益見車乘争道催趕，篝燈相照，鈴铎動地，鞭聲震野。”（朝鮮樸趾源《燕岩集》卷十四，《山莊雜記》）朝鮮使臣親見“有進貢複黃帕架子，盛以金佛一座，■入阙中，聞是戶部尚書和■所獻。”（朝鮮《李朝正宗實錄》二）另據記載，王公大臣等僅造佛像一項，就用銀三十二萬一千多兩（《慶典章程》）。金銀、玉器、古玩和人參、珍珠等山珍海寶，不計其數。

　　八月十三日慶祝壽辰時，乾隆帝先在避暑山莊内的澹泊敬誠殿接受滿、蒙、漢、藏、回（維吾爾族）等族貴族的朝賀，然後在東西配殿舉行宴會，宴後看戲。劇場除清音閣外，“另立戲台于行宮東。樓閣皆重檐，高可達五丈許，廣可容數萬人。設、撤之際不相挂礙。台左右木假山高與閣齊，而瓊樹瑤林，蒙絡其上，剪彩爲花，綴珠爲果。”（《燕岩集》卷十三，《熱河日記》，千餘人提燈表演名爲“萬年春”的歌舞祝嘏。

　　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帝過八十歲生日，慶典由熱河避暑山莊延續到北京。參加祝壽的除親王、郡王、各部院大臣和各省督撫、将軍外，還有蒙古、維吾爾等少數民族首領及安南國王阮光平與朝鮮、南掌、緬甸等國使臣。阮光平的臣僚■從，凡一百八十四人（柳得恭《灤陽錄》卷一），慶典規模之大，可想而知。内務府原拟經費一百七十一萬八千兩，嗣減定一百十四萬四千二百九十七兩五錢（吳振■《養吉齋叢錄》卷十一）。“各省督撫獻結彩銀屢钜萬兩，……兩淮商賈獻銀二百萬兩”（《灤陽錄》卷一）。自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起，從皇宮到圓明園，都加修飾。自京城至西山四十裏，複道亭台寺刹，也都重葺。經大學士阿桂、和■等奏請，令戶部計其容入之數，多至一百四十萬兩（朝鮮《李朝正宗實錄》二）。自熱河至京城四百裏，處處結彩。自西華門至圓明園三十裏，左右排比起假樓，覆黃琉璃瓦。由各省、各部以至舉人，立牌分掌。又立牌書某戲、某曲，自某處起到某處止。八月十二日乾隆帝自圓明園入京城，左右彩樓中，一齊唱曲。内而軍機處、内務府大臣，外而各省督撫、将軍，競獻珍玩。據說，玉如意最多，陳列殿陛，觸目琳琅。小金佛一辇數十，覆黃帕舁入宮門，絡繹不絕，無慮萬軀。官員們的奉獻，自然都是搜括百姓得來。

　　皇室侈靡之風日熾，皇子、公主自幼即習于豪侈，婚嫁尤爲奢費。■妃汪氏所生和孝公主，一周歲時，乾隆帝即賞給她漢玉撇口鍾、漢玉娃娃戲獅、青玉匙、紅白瑪瑙仙鶴、油珀圓盒、玉扇器等珍寶。六歲時，指配和■子豐紳殷德；十三歲，封“固倫和孝公主”，賜乘金頂轎。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二記載，乾隆帝攜和孝公主遊買賣街（圓明園中仿民間交易而設的商業街），見有大紅夾衣一領，即讓和■“以二十八金買而進之”。一衣之費如此，其它用度可以想見。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下嫁時，乾隆帝依親王例賞給大量土地和奴仆，并賞賜數量驚人的妝奁。現存妝奁清單檔分頭飾、朝珠、皮衣、衣料、各種用具、梳妝用品、陳設品等七大類。頭飾及各類用品多用金銀珠寶裝嵌。碎小正朝珠一盤，即有珍珠一百零八顆。珊瑚佛頭塔、銀鑲珠背雲等，均極華貴。另賜帑銀三十萬兩。此外，禮部還要備辦珍貴禮品，各級官員也要送上大宗賀禮。這些禮品，據說價值數百萬兩。和孝公主婚禮的奢靡，是一個典型事例。宗室王公生活的豪華揮霍，也于此可見一斑。

　　

　　（四）滿洲貴族與八旗兵丁

　　自順治帝建都北京以來的一百多年間，滿族在政治上鞏固了統治地位，在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等方面也在不斷的演變。乾隆時期，更加速了演變的過程。康熙、雍正、乾隆諸帝，都酷嗜漢文化，親自撰寫詩文。乾隆帝“禦制詩集”多達四百三十四卷，收入詩作四萬一千八百首。巡遊各地，題字刻石，更是到處可見。在皇帝提倡下，滿族貴族子弟自幼習讀漢文詩書，甚至已不再通習滿語、滿文。乾隆帝炫耀盛業，帝後皇室侈靡逾度，上行下效，王公貴族也競尚浮華。任職的官員貪賄公行。不任職的王公貴族依然享有優厚的殊遇，終日嬉遊享樂，日趨腐惰。八旗兵丁享有其他民族所沒有的特殊的優遇，不事生産，閑散嬉遊，日益喪失騎射善戰的武風。廣大八旗人戶則由于生計無着，日益陷于貧困。所謂“八旗生計”，已成爲乾隆朝難以解決的嚴重問題。作爲統治民族的滿族，在“漸染漢化”的同時，又在加劇分化。

　　

　　一、王公貴族的遊惰

　　乾隆帝以生長深宮的太子繼承帝位。乾隆時期的王公貴族，也大都依父祖的世職承襲爵位。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并不像他們的父祖那樣，爲建立清國而馳騁沙場，而是以“天潢貴胄”深居府第，慣于優遊。

　　清初定宗室封爵爲十等。親王一子封親王，餘子爲郡王；郡王一子封郡王，餘子爲貝勒；貝勒之子封貝子，貝子之子封鎮國公，鎮國公之子封輔國公，輔國公之子授三等鎮國将軍，鎮國将軍之子授三等輔國将軍，輔國将軍之子授三等奉國将軍，奉國将軍之子授奉恩将軍。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增定爲十二等，即和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固山貝子、奉恩鎮國公、奉恩輔國公、不入八分鎮國公、不入八分輔國公、鎮國将軍、輔國将軍、奉國将軍、奉恩将軍十二個等次，其中鎮國、輔國、奉國、奉恩将軍又分一二三等，并有兼與不兼雲騎尉之分。親王的世子（候襲親王）和郡王的長子（候襲郡王）也受封食祿（《清朝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宗室王公中的禮（初封代善）、鄭（濟爾哈朗）、睿（多爾■）、豫（多铎）、肅（豪格）、莊（碩塞，初封承澤親王，其子博果铎襲封時，改号莊親王）六親王和克勤（嶽托）、順承（勒克德渾）二郡王世襲罔替，号稱“鐵帽王”。雍正年間又封怡親王允祥亦世襲罔替。

　　受封食祿的八旗王公，在朝中任職者多位居顯要。由于清初幾代皇帝不斷采取措施削弱諸王的權力，他們的子弟中也有相當多的人不再任職，但仍享受種種優厚的特殊待遇。不僅占有大量莊園人丁，而且仍領有數量可觀的俸銀。親王歲給一萬兩，世子六千兩；郡王五千兩，長子三千兩；貝勒二千五百兩；貝子一千三百兩。各級公爵、将軍，也都以次領有多少不等的俸銀（參《清朝文獻通考》卷四十一，《國用·俸饷》）。

　　清初功臣、外戚，也多封有世爵。世爵分公、侯、伯、子（精奇尼哈番）、男（阿思哈尼哈番）、輕車都尉（阿達哈哈番）、騎都尉（拜他喇布勒哈番）、雲騎尉（拖沙喇哈番）、恩騎尉九等，又有實任與閑散之分。其中公、侯、伯爲“超品”，即在正一品之上，各分爲三等。子爵爲正一品，男爵爲正二品，輕車都尉爲正三品，也都分一二三等。騎都尉爲正四品，雲騎尉爲正五品，恩騎尉爲正六品，不分等。他們的俸祿是公一等七百兩，二等六百八十五兩，三等六百六十兩，閑散二百五十五兩。侯一等兼雲騎尉者六百三十五兩，不兼者六百一十兩；二等五百八十五兩，三等五百六十兩，閑散二百三十兩。以下遞減。

　　受有封爵的王公和功臣的後裔，俸銀之外還有祿米，每銀一兩，給米一斛。遇有婚嫁喪葬，另由皇帝給予賞賜。《中樞政考》載有賞銀的規定數額。但事實上，往往由皇帝任意頒賞，賞銀可超過定額的數十倍以至百倍。

　　王公既爲世襲，他們的子孫往往在幼小時即可襲封，爲王爲公。如敬謹親王尼堪第二子尼思哈襲封親王時隻有三歲，十歲時便病死。肅親王豪格之子富绶襲封親王時，也隻有九歲。乾隆時襲封多羅順承郡王的恒昌（勒克德渾六世孫），四歲時封王，二十六歲病死。世襲的王公自幼即高爵厚祿，養尊處優，日以遊樂爲事。雍正帝曾在一個敕谕中對八旗貴族子弟指斥說：“平居積習，尤以奢侈相尚。居家器用、衣服飲馔，無不備極紛華，争誇靡麗。甚至沉湎梨園，遨遊博肆，飲酒賭博于歌場戲館。……不念從前積累之維艱，不顧向後日用之難繼，任意靡費，取樂目前，彼此效尤。”（《八旗通志》卷首九，敕谕）雍正帝指出的這些現象，到乾隆時更加發展。

　　乾隆帝連年廣建園囿，京師王公競相效尤，營建豪侈的宅第和江南式的園林。簡親王德沛（費揚武曾孫）用銀數萬兩建造別墅，據稱“亭榭軒然”，在諸王邸中爲最優（《嘯亭雜錄》卷六）。定親王綿恩（乾隆帝孫）令護衛“點綴園庭”，“任其通下吏苞苴（賄賂），動辄巨萬。”（《嘯亭續錄》卷五）兩江總督尹繼善說他曾到忠勇公、大學士傅恒的府第，“不是前途頻指引，回廊曲檻路常迷。參差畫棟接飛霞，翠閣凝香護绛紗”，有如蓬萊島境（《尹文端公詩集》）。大學士和■以聚斂著稱，據說“園寓點綴，與圓明園蓬島、瑤台無異。”（《清史列傳·和■傳》）以廉明著稱的宗室長麟，出任江蘇巡撫時，置私宅數千廈，毗連街巷，說是爲了“使此巷人知有長制府之名。”（《嘯亭續錄》卷三）宗室王公大臣，紛紛營建宅第園囿，說明滿洲貴族的崇尚浮華，已成爲風氣。大量的花費，自然是來自下吏的苞苴。

　　八旗王公及其子弟，平居優閑無事，耽于遊樂。标榜高雅者，或賞玩花鳥珍奇，或唱曲演戲。等而下者，聚賭宿娼，無所不爲。乾隆帝第八子永璇“沉湎酒色”， “做事顛倒”（朝鮮《李朝正宗實錄》二）。十七子永■”不甚讀書，喜音樂，好遊嬉。少時嘗微服出遊，間爲狹巷之樂（嫖妓）。”（《嘯亭續錄》卷五）京師東城某寺院中，經常聚集王公貴族和富室子弟，設局賭博，又私蓄女伎，日夜淫縱（前引書卷八）。乾隆朝領兵作戰的名将福康安（傅恒子），享用豪奢，又喜唱曲，軍中往往通宵彈奏。據說：“雖前敵開仗，血肉交飛，而袅袅之聲猶未絕。”（《清稗類鈔》第七冊）金德純《旗軍志》說：“八旗将佐居家，皆彈筝擊築，衣文繡，策肥（馬），日從賓客子弟飲。”從家居的八旗貴族子弟到外出領兵的将佐，都日益沉溺于豪奢遊樂之中。

　　八旗貴族依仗權勢，恣爲不法。昭■《嘯亭續錄·宗室積習》說：“近日宗室蕃衍，入仕者少，飽食終日，毫無所事。……每有淫佚幹上之事，有司以其天潢，故爲屈法。市井之良善者又多畏其權勢，不敢與抗，适足以長其兇焰，其俗日漸卑惡也。”這種情形，在乾隆朝已經習見。《嘯亭雜錄·權貴之淫虐》記：“乾隆中，某驸馬家巨富，嘗淫其婢不從，命裸置雪中僵死。其家撻死女婢無算，皆自牆穴棄屍出。”朝廷的大臣，如大學士和■、福長安等“擅弄威福，大開賄門，豪奢富麗，拟于王室。”（朝鮮《李朝正宗實錄》二）外省的官員，“奉差收稅，即不守本分，恣意花消，虧竭國帑。”（《八旗通志》卷首十一，敕谕）領兵的将軍“凡有征讨，軍饷一邊用，一邊奏，十萬■減五萬。”（柳得恭《燕台再遊錄》）從京師到外省，從相臣到将軍，耽于享樂，貪賄不法，滿族貴族統治集團日益腐敗了。

　　滿洲貴族原以騎射善戰而建立起統治，百餘年間，久居漢地，在沉溺遊樂的同時，也逐漸廢棄了習練弓馬的舊俗。滿洲貴族要統治廣大漢族人民，就不能不通曉漢族的語文和文化。王公子弟幼讀漢文詩書，以應科舉考試，甚至逐漸不習滿文滿語。這在乾隆時已成爲普遍的現象。乾隆帝曾有詩一首，概括地說明了當時的情景： “八旗讀書人，假藉詞林授。然以染漢習，率多忘世舊。問以弓馬事，曰我讀書秀。及至問文章，曰我旗人胄。兩歧失進退，故鮮大成就。”（乾隆《禦制詩四集》卷五十九）早自清太宗皇太極以來，曆代皇帝都已提出過保持滿洲文化傳統的告誡。乾隆帝更提出“騎射國語”的口号，說是“滿洲之根本”。乾隆帝每年在避暑山莊駐夏，在木蘭行圍，象征着納■騎射的傳統。但京師宗室多不善射獵，盛京地區甚至還不如京師。乾隆帝酷嗜漢文化，每年都要親自撰寫詩文。宗室王公大臣也多習作詩詞，與漢族文人相唱和，甚至不能用滿文奏對。乾隆帝雖然一再把提倡“騎射國語”作爲根本大計，但并不能改變滿洲貴族“漸染漢習”的趨勢，以至在他晚年，不得不下谕允準滿族地方官員的某些章奏，可用漢文繕寫，不再用滿文。滿族在統治漢地後不能不采用漢族的制度、文化，以至漢族的語文。這是由客觀的曆史條件而決定的。從某些方面說，也是曆史的進步。但滿族王公貴族子弟依恃特權，棄武習文，優遊享樂，則不能不日益削弱。震鈞《天咫偶聞》評論說：“習于漢人者，多得其流弊而非其精華。所存舊俗，又多失其精華而存其流弊。”八旗貴族在“漸染漢習”的同時，漸趨腐化。作爲統治民族的統治集團，日益削弱了它的統治能力和作戰能力。

　　

　　二、滿洲軍兵的衰落

　　滿洲自建立八旗制度以來，各旗兵丁地位高于平民。初期作戰獲勝，俘掠生口财物，即可上升到貴族行列。在北京立國後，八旗成員也通過各種途徑，成爲大小官員。旗丁除服兵役外，不再有漢人平民所有的各種賦役負擔，并享有各種特權。旗人犯法，不由地方官審理，統歸步軍統領衙門或慎刑司減等量刑。八旗人丁依舊制，每丁撥給田地五垧（三十畝）。旗兵依職位不同，每月分別發給一至四兩的饷銀，三至四斛的糧米。較高的糧饷約略相當一個七品縣令的俸祿。外出作戰，另有 “行糧”。

　　八旗兵丁多常駐京師，駐防外地者不到總額的一半。屬于京旗的兵丁，隻準在京居住。分授給他們的旗地，也在近京五百裏内各縣。這些旗地原系圈占漢人民衆的耕地。“雖将民地圈給旗人，但仍系民人輸租自種。民人自種其地，旗人坐取其租。”（《清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五，《八旗公産疏》）旗兵占有民地，并不是“亦兵亦農”，而是坐取地租和糧饷，不戰不耕。京師八旗兵丁久居城中，疏于訓練，甚至不能騎射。乾隆帝曾率領他們行圍，學習技勇，給予賞賜，但兵丁希圖安逸，并不樂從。乾隆帝曾慨歎說：“不肖之徒，不識朕教養滿洲之志，反以行圍爲勞衆，不無怨望。”（《八旗通志》卷首十一，敕谕）又曾說：“升平日久，八旗子弟如鷹居籠；日飽肉，不能奮擊。”（柳得恭《灤陽錄》卷一）乾隆帝把八旗子弟比喻做不能奮擊的鷹，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八旗兵坐享優厚的待遇，在京城中四處流蕩。或三五成群，臂鷹架雀，在街上閑遊。或結幫聚夥，在茶坊酒館裏消磨日子。或鬥鹌鹑、鬥蟋蟀。乃至嫖妓聚賭，變賣房地揮霍。震鈞《天咫偶聞》評論說：“後生小子，既不知征役之勞，又不習擊刺之法，下至束伍安營，全忘舊制，更安望其殺敵緻果乎？”八旗兵丁逐漸變成浮蕩子弟，骁勇善戰的滿洲傳統日益丢失了。

　　駐防外地的八旗兵也是養尊處優，久不操練。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禦史和其衷上疏，劾奏駐防旅順口和天津的八旗兵海防水師營說：“該管各員，既不勤加操練，兵丁巡哨，不過掩飾虛文。即軍營器械，半皆朽壞。似此怠玩成風，何以固疆圉而資彈壓！”（《清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五，和其衷《根本四計疏》）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乾隆帝南巡至鎮江（京口），較射而有弓箭落地者。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乾隆帝至杭州閱兵，八旗兵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堕地，當時人以爲笑談（《清仁宗實錄》卷三十八）。盛京八旗兵丁在行圍演武獵獸時，上繳的鹿多于吉林、黑龍江兵丁，但并非自行射獵，而是從漢民那裏買來。乾隆帝大怒，訓斥說：“盛京爲我朝根本之地，兵丁技藝宜較各處加優，乃至不能殺獸，由漢人買取交納，滿洲舊習竟至荒廢，伊等豈不可恥！……傳谕福康安留心訓練騎射，行圍時将軍親自督率射獵，務令技藝精強，以複滿洲舊習。”（《清高宗聖訓》卷三○○）事實上，旗兵長期不事生産，荒廢騎射，“恢複滿洲舊習”，是不可能的。

　　八旗兵丁，如此荒嬉。各級軍官，更加腐敗。他們平日克扣軍饷，優遊享樂。遇有戰事，沿途勒索，乘機中飽。作戰時則擁兵自衛，不敢向前。不僅下級軍官如此，朝廷欽命的領兵将軍，也很少知兵善戰者。大金川之戰，經略大臣讷親（清初名将額亦都後人），臨戰躲在帳内指揮，傳爲笑柄。三千兵士攻碉，遇敵即作鳥獸散。大學士溫福領兵出征大小金川，隻知在軍中置酒高會，撻辱士卒。同行的四川提督馬铨譏笑他是“空搖羽扇，無計請纓。”乾隆朝官至領侍衛内大臣的索倫人海蘭察曾說：“近日大臣中知兵者，惟阿公（阿桂）一人而已，某安敢不爲其下？其餘皆畏懦之夫，使其登壇秉钺，适足爲殃民耳。某安能爲其送死也。”（《嘯亭雜錄》卷九）

　　滿洲貴族将領多不知兵，八旗兵丁多不能戰。乾隆帝在連年發動的邊疆戰事中，不能不調遣綠營兵和索倫、錫伯、達斡爾等各族兵，組成作戰的中堅力量。清朝發展到乾隆時期，綠營兵額經常在六十萬左右。據魏源《聖武記》統計，中外禁旅即駐防的八旗兵，共有二十萬餘人，其中一半在京師。八旗兵包括滿洲、蒙古、漢軍在内，按照乾隆朝編制的比例，八旗滿洲兵不過十二萬左右。滿洲兵雖仍保持着優越的地位，但已基本上喪失了戰鬥能力。漢人組成的綠營兵，這時已逐漸代替八旗兵，成爲國家軍隊中的事實上的主力軍。

　　

　　三、八旗生計問題

　　滿洲八旗兵丁不加訓練，又不事生産，如此世代相傳，不僅無力作戰，而且家口生活也日益困窘。于是出現了所謂“八旗生計”問題，京師尤爲嚴重。

　　乾隆一朝對這一問題的産生，曾有過種種議論。歸納起來，主要是源于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不事生産，收入減少。八旗兵丁久居京城，不事耕種，按照清朝規定，又不得經營工商，隻靠朝廷發給糧饷和出租旗地爲生。如果擅自外出謀生，即被視爲“逃旗”，從重治罪。旗人長期遊惰，靡費無節，糧饷不足即向佐領等官員借債（放印子）。再不足，便變賣朝廷地産和住房抵用。借貸放印子錢，錢糧即被扣還。土地變賣後不能再收取地租。房産賣後還要再出銀租房。這樣下去，收入越來越少。一年不如一年，一代不如一代，不能不陷于困窘。

　　另一方面是滿洲八旗人口不斷增加。滿洲八旗隻有旗兵本人領取糧饷，旗丁分授耕地。百餘年來，旗人生活安閑，家口不斷增殖，生活負擔也不能不随之增長。戶部尚書梁詩正在奏疏中說：“而百年休養，戶口衆多，無農工商賈之業可執，類皆仰食于官”，是旗人窮乏的原因。（《清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五）禦史赫泰說，順治初年到京的一人，現在已成爲一族，“以彼時所給之房地，養現今之人口，是一分之産而養數倍之人。”（《皇清名臣奏議彙編》初集卷一四五）

　　滿洲八旗人戶生齒日繁，收入日绌，在乾隆朝已成爲急待解決的社會問題。乾隆帝的處置辦法是：（一）增發賞銀。以恩賞名義，發給貧困戶賞銀，以爲赈濟。又動用國帑，贖回旗人典賣給漢人的旗地，由官府收租，将租金分賞給八旗兵丁。據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清查，贖回旗地一萬四千餘頃，歲征租銀三十一萬五千餘兩（《石渠餘記》卷四）。這些賞銀，對于貧困的旗戶，雖然可緩解一時，并不能解決長久的生計。（二）增加養育兵額，“出旗爲民”。雍正時設養育兵額四千八百人，乾隆帝擴大到二萬五千人。八旗兵原有滿洲、蒙古、漢軍之分，乾隆帝準令八旗漢軍“出旗爲民”，即脫離八旗兵籍，另謀生理。由此空出的兵額，改由滿洲旗丁補充。如廣州、杭州駐防漢軍和福州水師漢軍，各出旗一千餘人，由京師滿洲旗丁往補。駐防福州的八旗漢軍步兵改設爲綠營兵，另派京師八旗滿洲兵丁二千餘人駐防。

　　此外，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乾隆帝還曾遷移京師滿洲八旗三千戶去東北拉林等地開墾荒地，建房屯種。說是“但念現在京中滿洲，生齒日繁，額缺有定，恃一人錢糧，供贍多口，終恐拮據”。“欲我滿洲世仆，仍歸故土，生計充裕。”前往人等，每戶賞給治裝銀兩，沿途給與車輛草束，到達後又賞給立産銀并官房田地、牛犋籽種，每戶約需銀百餘兩。乾隆帝告誡說：“伊等至彼，各宜感戴朕恩，撙節用度，以墾屯爲務。稍有餘暇，勤習騎射技勇。”（《高宗實錄》卷五○四）但是滿洲“故土”的旗人，也并非“生計充裕”，典賣旗地，生計困乏的現象也在發展。據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甯古塔将軍鄂彌達的奏報，吉林烏拉滿洲兵丁三千，其中可稱富戶者僅二十一戶。貧戶一千一百八十五戶，八千九百三十五口。赤貧戶六百七十八戶，兩千八百九十四口。兩者合計一千八百六十三戶，一萬一千八百二十九口。其餘爲中戶，共八百四十八戶，八千八百二十九口（《軍機處滿文月折檔》，乾隆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這個典型材料反映出，當地八旗滿洲兵丁中，可以溫飽的中戶還不足半數，絕大多數是貧困戶以至赤貧戶。乾隆帝遷往拉林的三千滿洲戶，實際上隻有二千戶前去。其中老幼約十分之一，壯年而不會耕作者有十之六、七，能耕作者不過十之二、三。因此，去拉林等地不久，便又相繼逃回京師。留在拉林等地者，也多雇用關内流民代耕。所領旗地又通過典賣，漸歸漢民所有。

　　廣大八旗滿洲人戶從不耕不戰到難以存活，顯示着滿族的統治危機，也表明滿洲貴族與旗戶的分化，日益加劇了。

　　

　　（五）思想統治的加強

　　乾隆時期的清王朝，已經經過了一百多年的統治。作爲統治民族的滿族，漸染漢習，漸趨腐化，也日益加深着本民族内部的分化。表面的繁華掩蓋不了統治集團的腐朽，武功的炫耀也不能掩蓋八旗兵力的衰弱。滿洲民族和清王朝一樣，經曆着由盛而衰的過程。

　　大抵一個王朝，越是處在強盛的時期，在政治上越能包容大度，具有較強的自信心。相反，一個王朝處在日趨衰朽的時刻，越是難以自保，越加偏狹疑忌，強化暴力統治。乾隆帝初即位，繼承父祖盛業，力矯前期嚴政，宣示寬仁，标榜滿漢一體，顯示出有信心建立功業。大約自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後，滿族上下日趨衰弱，對漢人的疑慮也日益加深。由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強對漢人的統治。

　　

　　一、文字獄的叠起

　　康熙朝曾嚴厲鎮壓反清複明思想的傳播，雍正朝先後興起汪景祺、錢名世、查嗣庭等大獄及呂留良、曾靜案，指責語言文字之過，以鎮壓漢人反滿思想，被稱爲 “文字獄”。乾隆帝初即位，力圖消除滿漢朋黨畛域，曾收到一定的成效。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處置胡中藻獄，又恢複了以文字之過懲治大臣的惡例。

　　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後的二十餘年間，文字獄連年興起，形成嚴厲的思想統治。與前朝不同，鎮壓的對象，既不是“複明”的志士，也不是結黨的權臣，而是一般的漢人文士。見于記載的約七十餘起文字獄中，六十六獄都是懲治舉人、貢生以下的生員以至塾師、術士。興起這些案獄，目的不在限制臣僚的結黨擅權，而在于控制民間的反滿思想，用意是明顯的。下面是一些影響較大的文字獄的概況。

　　彭家屏案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乾隆帝南巡。曾任江蘇布政使的河南夏邑鄉紳彭家屏在迎駕時面奏，去年河南數處被災，河南巡撫圖爾炳阿匿而不報。乾隆帝查詢河東河道總督張師載，得知夏邑被災甚重。二月，命圖爾炳阿親往查勘，并下谕申斥他“玩視民瘼”，“存心回護”。四月間，乾隆帝南巡回京途中，又先後有夏邑居民張欽、劉元德陳訴，被災散赈不實。乾隆帝以爲“有刁徒從中主使”，劉元德供出生員段昌緒曾商同具詞。圖爾炳阿命夏邑知縣孫默查拿段昌緒，在段家卧室中搜出吳三桂反亂檄文一紙，“濃圈密點，加評贊賞”。乾隆帝命圖爾炳阿繼續搜查，并召彭家屏至京師面詢。彭家屏奏稱并未見過吳檄，隻是家中藏明末野史，未嘗檢閱。乾隆帝命侍衛三泰去夏邑彭家，搜出記載李自成事的刻本《豫變紀略》一書（彭家屏有序）。圖爾炳阿又奏稱彭氏族譜題署“大彭統紀”，“甚屬狂妄”，查取進呈。乾隆帝指責彭氏族譜稱彭氏得姓本于黃帝，是“自居帝王苗裔”。又指責譜中萬曆年号“曆”字不避諱缺筆（乾隆帝名弘曆），“足見目無君上，爲人類中所不容。”（俱見《高宗實錄》卷五三七至五四二）賜彭家屏自盡，将段昌緒斬決，彭家屏子傳笏斬監候，沒收家産入官。圖爾炳阿和孫默查辦此案“緝邪之功大，諱災之罪小”，俱免革職，仍留原任。此案源起于河南百姓被災，滿官匿而不報，經查核屬實。乾隆帝雖然不得不下谕斥責，卻又以文字之罪轉而嚴懲了揭發此事的鄉紳和文士。諱言疾患，粉飾升平，乃是乾隆朝習見的現象。但鄉民控告封疆大吏，卻被乾隆帝認爲是“此風不可長”。乾隆帝親自處置此案，意在回護滿洲大員，鎮壓漢人士民的反抗，目的十分清楚。

　　蔡顯案江蘇華亭舉人蔡顯，字景真，号閑漁，平生所作詩文，自編爲《閑漁閑閑錄》，刊印行世。書中對邑紳及知府、禦史等官員，多有指責。鄉紳因而嫉恨，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指書中引古人詠紫牡丹詩句“奪朱非正色，異種盡稱王”，是對清朝“怨望讪謗”，向松江府檢舉。蔡顯已七十一歲，自信無罪，向松江府出首。松江知府鍾光豫呈報兩江總督高晉、江蘇巡撫明德。檢閱《閑漁閑閑錄》及蔡顯的其它著述，指爲“語含诽謗，意多悖逆”，逐條粘簽标出，進呈乾隆帝。乾隆帝親自查閱蔡書，指書中稱“戴名世以南山集棄市，錢名世以年案得罪”及“風雨從所好，南北杳難分”等詩句，是“甘與惡逆之人爲伍，實爲該犯罪案所系。”乾隆帝并且嚴厲斥責督撫于此等處“轉不簽出”，“簽出各條，多屬■傺無聊”，所拟有關案犯治罪等節，是“意存姑息”，“苟且完事”。（《高宗實錄》卷七八六）傳谕嚴加懲處。蔡顯斬決，十七歲的兒子蔡必照發往黑龍江爲奴。爲《閑漁閑閑錄》作序的聞人倬及蔡顯門人劉朝棟等二十四人被株連，遣戍伊犁等處。

　　蔡顯所稱戴、錢得罪事，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隻是因爲隐含同情語氣，便被指爲“甘與惡逆之人爲伍”，鑄成此獄，罪及家屬門生，在江南文士中引起極大的震動。

　　齊周華案浙江天台縣生員齊周華，早在雍正帝時，曾撰拟“獨抒己見疏”爲呂留良案申辯，赴刑部具呈，被解押回浙江，永遠監禁。乾隆帝即位，遇赦出獄，遊曆各省，卒居湖廣武當山道觀。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其子齊式昕接他回籍。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浙江巡撫熊學鵬至天台巡查，齊周華将已刊及未刊的曆年所撰文稿《名山藏初集》等書奉呈，請求熊學鵬作序，并将當年的“獨抒己見疏”稿附呈。熊學鵬将齊周華押解至杭州，與閩浙總督蘇昌會同審訊，随即向乾隆帝奏報說，書中《祭呂留良》一文，“将逆賊呂留良極力推崇，……希圖煽惑人心，其存心黨逆，牢不可破”。“其已刻、未刻諸書，牢騷狂悖之言，不一而足；廟諱禦名，公然不避。”（《清代文字獄檔》）經乾隆帝欽準，将齊周華依大逆律，淩遲處死。子孫四人從寬斬監候，秋後處決。齊周華堂兄齊召南，原任禮部侍郎，爲當代名儒。齊周華書中《天台山遊記》一文，有齊召南跋。熊學鵬召齊召南至省訊問，供稱雍正二年曾“爲跋數語”，“今所刻者，系齊周華自行添改。”乾隆帝命召齊召南進京候審。軍機大臣會同刑部拟處杖流。乾隆帝谕令寬免，遞回原籍，傳谕他“閉戶安分”。浙江巡撫覺羅永德将齊召南交原籍地方官，向乾隆帝奏報說： “奴才仍随時查察，如再不知感恩警惕，稍有掉弄筆頭怨诽情事，即行嚴參，從重治罪。”（同上書）齊召南四月回籍，五月間即病死。此案因涉及名士齊召南而轟動士林。

　　王錫侯案江西新昌人王錫侯，三十八歲才考中舉人，會試落第，仕途無望，便在家編書，刻印發賣謀利。所編書如《國朝試帖詳解》、《唐人試帖詳解》等，都隻是供考試舉子參閱，并沒有什麽政治見解可言。另編有《字貫》一書，是就《康熙字典》摘編，使散字聯貫，以便檢索。一七七七年（乾隆四十二年），他的仇家王泷南乘文字獄叠起的時機，告發他删改《康熙字典》，“與叛逆無異”。江西巡撫海成（滿人）親理此案，查閱《字貫》序中有議論《康熙字典》“穿貫之難”，“學者查此遺彼，舉一漏十”等語，指爲“雖無悖逆之詞，隐寓軒轾之意，實爲狂妄不法”，請旨革去舉人，并将《字貫》粘簽進呈。乾隆帝親閱《字貫》，在書前凡例中發現康熙、雍正及乾隆三帝的名字，開列不諱，大爲震怒。說：“此實大逆不法，爲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即應照大逆律問拟。”（《高宗實錄》卷一○四三）并嚴厲申斥海成“茫然不見”，“漫不經意”，命海成親往王錫侯家繼續搜查并将王錫侯領押來京。十一月，海成查出王錫侯編纂書十種進呈，并奏稱“檢閱各書，俱有悖謬不法之處。”乾隆帝又申斥海成“身爲巡撫，乃于初次條奏王錫侯《字貫》時，并不将伊書内大逆不法之處據實核出，轉稱尚無悖逆之詞。實屬昧盡天良，罔知大義，不可不重加懲處。”（同上書，卷一○四四）随将海成革職，交刑部治罪。命兩江總督高晉前往，暫管巡撫事，繼續收繳江甯等地流傳的《字貫》等書。王錫侯斬決，子、孫五人斬監候，所著書概行銷毀。

　　王錫侯原是科場失意、編書求活的鄉曲文士，在政治上、學術上并無建樹，對清廷也未必有謗言。乾隆帝由此興起大獄，株連甚廣。《字貫》另本前有工部侍郎李友棠題詩一首，乾隆帝斥責李友棠“身爲卿貳，乃見此等悖逆之書，尚敢作詩贊美，實屬天良已昧。”李友棠即著革職。江西布政使贛南道周克開、按察使馮廷丞因未能檢出《字貫》“悖逆重情”，俱被革職，交刑部治罪。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以“失察妄著書籍”，降一級留任。江西吉安、南昌二處曆任知縣、知府，從寬免于治罪，交部分別議處。乾隆帝嚴懲王錫侯，旨在表明不準許漢人文士對滿族皇帝有任何不忠不敬；嚴懲地方官員，則在激勵所屬，加強統治。他傳谕說：“各省地方官當共加感惕，務須時刻留心查察，倘所屬内或有不法書籍刊布流傳，即行禀報督撫，嚴拿重治”，倘若“漫不知儆”，“嗣後別經發覺，必當從重辦理。”（《高宗實錄》卷一○四九）此案之後，各省先後設立“書局”，專門負責查繳不法違礙書籍，對詩文著述的控制，大爲加強了。

　　徐述夔案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春，江蘇東台縣民徐食田與蔡嘉樹發生田畝糾紛。東台縣出示收繳違礙書籍，蔡嘉樹即指控徐食田祖父徐述夔（已故）所著《一柱樓詩》中多有違礙。徐食田将已刻書及書闆向知縣塗躍龍呈交。塗躍龍将田畝糾紛事結案，見徐述夔所著書中有引呂留良語句，送呈江甯書局查處。書局局員因原書未粘簽指出違礙，退還東台縣。蔡嘉樹又徑赴江甯布政使衙門控告，并将《一柱樓詩》中“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等句粘簽摘出。布政使陶易命幕友陸炎批交揚州府，批語中有“若有違礙，俱應收解奏繳；若隻字句失檢，将舉首之人以所誣反坐”等語。揚州知府謝啓昆簽出“悖逆”詩句，送呈督撫。署兩江總督薩載、江蘇巡撫楊魁将書稿及有關案卷解京。這時，江蘇學政劉墉也得到民間告發，将《一柱樓詩》及原禮部侍郎沈德潛（已故）所撰《徐述夔傳》呈送乾隆帝。徐述夔先世世代爲官。一七三八年（乾隆三年）考中舉人。進京會試時，勘磨官指他試卷中有“不敬”字句，停止考試，永不叙用。徐述夔家居吟詩，不無怨望。一七六三年（乾隆二十八年）病死。一七六八年（乾隆三十三年），子徐懷祖将其遺作《一柱樓詩》、《和陶詩》等詩集刻闆流傳。一七七七年（乾隆四十二年），徐懷祖病死。乾隆帝審閱送呈詩集，傳谕說：“《一柱樓詩》各種妄肆诋譏，狂誕悖逆。”“伊子徐懷祖并敢将伊父逆詞公然刊刻，均屬罪大惡極。”“沈德潛敢爲逆犯徐述夔作傳，……實爲喪盡天良，負恩無恥。”（《高宗實錄》卷一○六八）将此案交軍機大臣等議處。軍機大臣阿桂等遵谕鎖拿徐食田等人，會同刑部嚴加審訊，奏稱徐述夔引據逆犯呂留良邪說，是“悖逆不法”；《一柱樓詩》“犴肆謬妄”；“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之句，是“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用上、到等字而用去清都，顯寓欲複興明朝之意，大逆不道至此已極。”徐懷祖刊刻流傳，是“父子相繼爲逆”，“照大逆淩遲律■碎其屍，枭首示衆。”（《掌故叢編》第九輯）布政使陶易以“故縱大逆”之罪處斬，揚州知府、東台知縣也以懲治遲延不力，分處流刑和徒刑。徐食田及弟食書，參與校刻的徐首發、沈成濯及陶易幕僚陸炎等俱從寬定爲斬監候，秋後處決。已故沈德潛曾爲徐述夔作傳，内有“品行文章皆可法”等語，廷臣請旨将官爵谥典盡行革去，禦賜祭葬碑文一并撲毀。碑不移置他處。長洲人沈德潛自乾隆初年以進士入爲翰林院編修，以詩名一時，在上書房行走，與乾隆帝作詩唱和。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以禮部侍郎休緻歸籍。曾進呈所著《歸愚集》，乾隆帝親爲作序。乾隆帝曆次南巡，沈德潛均被召見。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加禮部尚書銜。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入朝祝皇太後七十壽辰。入朝賜杖，爲緻仕九老之首。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在常州迎駕，加太子太傅。一七六九年（乾隆三十四年），在家死去，年九十七。贈太子太師，谥文悫。沈德潛晚年入仕，備受乾隆帝眷遇，爲一代名士。死後遭此惡譴，使士林再次震動了。

　　尹嘉铨案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乾隆帝西巡五台，三月中回銮至保定。原大理寺卿，在博野縣休緻家居的尹嘉铨，連上兩折，命其子尹紹淳至保定奏呈。一折請求乾隆帝對其故父尹會一賜予谥法，一折請将清初漢人大臣湯斌、範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諸人從祀孔廟。尹會一曾任巡撫，休緻時，請返籍終養老母，乾隆帝曾賜詩褒獎孝行。尹嘉铨在奏折中說：“既蒙禦制詩章，褒嘉稱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從祀。”乾隆帝覽奏甚怒，在第一折批：“與谥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要他“安分家居”。第二折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命将尹嘉铨革去頂戴，交刑部治罪。又命直隸總督袁守侗查抄尹氏在博野的家産，大學士英廉查抄尹嘉铨在京的房舍。谕令“至伊家如果有狂妄字迹詩冊及書信等件，務必留心搜檢。”（《清代文字獄檔》）英廉與大學士三寶詳查搜獲的書冊，有尹嘉铨編《近思錄》書稿，将湯斌、陸隴其、張伯行與尹會一合稱爲“孔門四子”。又所著《随五草》，内有《朋黨說》，與雍正帝所著《朋黨論》相背。又編有《本朝名臣言行錄》，列入高士奇、張廷玉、鄂爾泰等多人。廷臣會審，尹嘉铨不得不自認“狂悖糊塗，罪應萬死。”乾隆帝覽奏，指斥尹嘉铨文中“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君亦安能獨尊于上哉”等語，是“反以朋黨爲是，顛倒是非，顯悖聖制，誠不知是何肺腸？”又指斥所編《本朝名臣言行錄》是“以本朝之人，标榜當代人物”， “将來伊等子孫恩怨即從此起”，關系“朝常世教”，其他狂悖誕妄，不一而足。命将尹嘉铨以絞刑處死，立決。

　　乾隆帝處死尹嘉铨後，特發布“明辟尹嘉铨标榜之罪谕”。說：“朕以爲本朝紀綱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乾綱在上，不緻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乾隆帝提出的這個新論點，是說清朝的統治，一切決定于皇帝，如果“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國家之福。”皇帝英明，就不需仰賴“名臣”，也不會容納 “奸臣”。臣下都不過是效忠于他的奴仆。尹嘉铨要求崇列這些奴仆，自是乾隆帝所不能容許的。

　　以上文字獄，是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至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二十餘年間幾樁影響較大的案件。其中大多數是鄉裏文士的語言文字的疏失被加以悖逆不法的罪名，并非确有反滿的思想和行動。尹嘉铨身列九卿而遭顯戮，也隻是由于請求表彰他的父祖和名臣，更沒有什麽反清思想可言。但崇顯名臣，卻觸犯了乾隆帝的忌諱。乾隆帝不斷處置文字獄，是要以暴力鎮壓的手段，強制漢人臣民文士對滿洲皇帝絕對效忠和安分，而絕不容許任何不忠或不敬。但文字獄興起，卻又帶來了難以預料的後果：（一）仇家告讦。乾隆帝嚴治文字之罪，不逞之徒因而摘引文字告讦仇冤之家，借以報複私仇，奪取私利。随着文字獄的叠興，社會上到處出現了誣告之風。（二）官員嚴處。乾隆帝查處文字獄，經辦的各級官員往往以失察得罪，遭到嚴厲的處治，輕者革職，重者流放或處死。官員們畏罪，不得自安，遇有告讦，即從重審理，以求免禍。此類冤案從而更爲泛濫。（三）師友株連。文字獄起，例需查抄家藏書稿、詩文、書信。一人在案，曾爲撰寫序跋、碑傳、唱和詩詞以至書信往來的師友，往往橫被株連，禍從天降。文字獄叠起，廣大文士惴惴不能自保，造成社會上人心動蕩。以上這些現象日益嚴重，勢将反轉來搖撼清朝的統治。面對這一形勢，乾隆帝不得不多方收斂，以穩定人心。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福建海成縣人周铿聲挾嫌誣告在籍知縣葉廷推纂輯縣志“載入碑傳詩句，詞語狂悖。”巡撫楊魁上奏。乾隆帝查閱，認爲“俱系剿用腐爛舊句，原無悖逆之處”，命依誣告律，将周铿聲“嚴示懲創”。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湖南龍陽縣監生高治清刊行《滄浪鄉志》，被告“語句狂悖”。署巡撫李世傑奏請究治。乾隆帝傳谕：鄉志“不過無識鄉愚雜湊成編”，“若俱如此吹毛求疵，謬加指摘，将使人何所措手足耶？”同年，安徽巡撫譚尚忠奏報已故貢生方芬詩集中有“蒹葭欲白露華清，夢裏哀鴻聽轉明”句，請将其孫依大逆律治罪。乾隆帝認爲，詩句“雖隐躍其詞，有厭清思明之意”，但還不是“公然毀謗本朝”，“若必一一吹求，繩以法律，則詩以言志，反使人人自危。”谕令“毋庸辦理”。（以上俱見《清代文字獄檔》）乾隆帝親自連駁數案，使官員嚴處、仇家告讦之風有所遏止。風靡一時的文字獄，漸趨平息。但就在此前後，又興起了禁毀書籍的浪潮。

　　

　　二、禁毀書籍的浪潮

　　乾隆朝在叠興文字獄的同時，又在全國範圍内大規模地查禁時人著述與藏書，先後延續了十餘年之久。

　　早在一七六九年（乾隆三十四年），乾隆帝閱錢謙益所著《初學集》、《有學集》等書後，說“其中诋謗本朝之處不一而足”，傳谕各督撫在各地查繳銷毀。錢謙益是明末清初文壇巨擘。叛明降清後，因病乞歸，死于家中。所著文集在各地流傳甚廣。乾隆帝怒斥他“大節有虧”，“不足齒于人類”，令各地不得再遺留片簡。銷毀錢書，是焚毀書籍的開始。大規模禁毀書籍，大體上是和《四庫全書》的編纂同時進行。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乾隆帝即曾傳谕直省督撫學政，廣泛搜訪民間書籍，彙送京師。“在坊肆者或量爲給價，家藏者或官爲裝印，其有未經镌刻隻系鈔本存留者，不妨繕錄副本，仍将原書給還。”（《高宗實錄》卷九 ○○）次年初，安徽學政朱筠上疏，請将《永樂大典》中分在各卷的佚書，分別輯錄校閱。乾隆帝诏谕依經、史、子、集四庫分類輯出，流傳已少者先撮要旨進呈。随即開設四庫全書館，以大學士劉統勳、于敏中等人爲總裁官，在全國範圍内，搜采遺書，編纂以四庫分類的圖書總集《四庫全書》（參見另章）。乾隆帝诏谕各地督撫，以半年之限，采進民間藏書，若因循搪塞，惟該督撫是問。又诏谕兩江總督與江、浙巡撫，就江浙著名藏書家和坊間書賈中搜訪進呈。私人進獻藏書，将來仍與發還并給予獎勵。進書五百種以上者，賞内府所藏《古今圖書集成》一部，百種以上者賞給内府刊印《佩文韻府》一部。各地進呈私獻書籍不下萬餘種。

　　乾隆帝廣泛征求已刻未刻書籍，包含着查檢“違礙”的目的，即所謂“寓禁于征”。但文字獄叠起，各地官民多有顧慮，不敢将稍涉違礙者進呈。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乾隆帝降旨明确規定收繳禁毀。傳谕各地督撫，“其或文字觸礙者，亦當分別查出奏明，或封固進呈，請旨銷毀；或在外焚棄，将書名奏聞。” 明末野史“必有诋毀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稗官私載、詩文專集，有诋毀者，也不準隐匿流傳。各省已經進到之書，交四庫全書處檢查，有關礙者，撤出銷毀。并令派員傳谕藏書家，如有不應存留之書，即速交出。此後若再有存留、有心藏匿，罪在不赦。（《高宗實錄》卷九六四）同年十一月，再次降旨，收繳銷毀“明末國初悖謬之書”。禁毀書籍，逐漸形成浪潮。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閏十月，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乾隆帝一再谕令嚴厲查繳“違礙”書籍，查禁的範圍也越來越擴大。

　　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帝谕令四庫全書館拟定“查辦違礙書籍條款”頒布，規定了查禁的範圍和處理辦法。

　　全毀——全部銷毀的書籍，稱爲全毀。所謂“诋毀本朝”、“語涉狂悖”的清人著作、文集，原在全毀之列。條款規定的銷毀範圍，還擴大到前代的著述。明萬曆以前各書，涉及遼東、女真，語有違礙者，銷毀。明代各書載及西北邊外部落，語涉偏謬者，銷毀。爲了扼制漢人反滿思想，甚至對宋人關于遼、金，明人關于元代的記述，“議論偏謬尤甚者”，也拟銷毀。書籍内容并無違礙，但作者在清朝得罪者，如錢謙益、呂留良、金堡、屈大均等人的著作，也一律銷毀。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乾隆帝在上谕中說：“其人實不足齒，其書豈可複存！自應逐細查明，概行毀棄。”曆朝文字獄之起，是因詩文著述中有狂悖字句而罪及其人，又因其人得罪，而焚毀其所有的文字著述。因書罪人，因人毀書，加以彼此株累，禁毀數量極大。

　　抽毀——即抽出違礙字句，部分銷毀。門各爲目，人各爲傳的著述，将其中有違礙的門、傳抽毀。選編的奏議、科舉對策之類，如明經世文編、明狀元策等書，将其中有違礙者抽毀。錢謙益、呂留良等獲罪者的詩文被錄入他書或被人援引者，摘出抽毀，從原版内鏟除。如此等等。曆年被列入抽毀之書，多達四百餘種。

　　删改——在上引乾隆帝曆年谕旨和“條款”中，還有對原作删改的規定。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的上谕中提到明人所刻類書邊塞、兵防等門，可删去數卷或數篇，或改定字句。“他若南宋人書之斥金，明初人書之斥元，且悖于義理者，自當從删；涉于诋詈者，自當從改。”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頒布的“條款” 中，也提到“凡宋人之于遼、金，元明人之于元，其書内記載語句乖戾者，酌量改正。”（《辦理四庫全書檔案》）删改的範圍也極廣泛。甚至被認爲“非斯文正軌”、“詞意■■”、“有乖雅正”以及所謂“乖觸字句”等，都可酌改。被收入《四庫全書》而又經過删改的書籍，不計其數。往往面目全非，與原義乖違。

　　除以上這些專制而愚蠢的規定外，乾隆帝還先後實行了兩項虐政。

　　改譯古史——和乾隆帝下谕搜訪遺書約略同時，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乾隆帝又命改譯遼、金、元三史中的音譯專名。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改譯完成。乾隆帝親自作序，說：“遼、金、元三國之譯漢文，則出于秦越人視肥瘠者之手，性情各別，語言不通，而又有謬寓嗤斥之意存焉。”三朝“漢人之爲臣仆者，心意終未浃洽”，所以“必當及此時而改譯其訛誤者。”（乾隆帝《禦制文集》二集卷十七）所謂“改譯”，即将三史中契丹語、女真語和蒙古語的人名、地名、部名、制度專名等，都依照清代滿語漢譯的方法，修改譯字，換成新的譯名。結果造成極大的混亂。乾隆帝卻認爲這是他的一大功績，在序中說：“是則吾于遼、金、元三代，實厚有造而慰焉。”查禁書籍和編修《四庫全書》時，又将改譯的辦法加以推廣。大抵自宋人以至明清人著述中有關契丹、女真、蒙古的譯名，也都按三史的辦法予以改譯。改譯中又因斷句錯誤、缺少知識和漫無準則，而錯上加錯，給讀者帶來極大的幹擾。如果說乾隆帝删改“違礙”字句是爲了箝制反滿思想，用滿語譯名改譯其他民族的古史，則全屬無知且愚昧了。

　　查禁戲曲——乾隆帝在大規模查禁史籍、詩文等書籍後，又進而對民間戲曲予以查禁。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谕旨中說：“因思演戲曲本内，亦未必無違礙之處。如明季國初之事，有關涉本朝字句，自當一體饬查。至南宋與金朝關涉詞曲，外間劇本往往有扮演過當，以緻失實者。……亦當一體饬查。”（《高宗實錄》卷一一一八）乾隆帝因蘇州、揚州爲戲曲盛行之地，傳谕當地官員将“應删改及抽撤者，務爲斟酌妥辦，并将查出原本暨删改、抽撤之篇，一并粘簽，解京呈覽。”蘇、揚等地以昆腔（昆山腔）最爲流行。蘇、揚查禁後，又傳谕江蘇、廣東、福建、浙江、四川、雲南、貴州各省督巡，對當地流行的石牌腔、秦腔、弋陽腔、楚腔等，也分別饬查。地方戲曲是民間的文藝創作。乾隆帝爲壓制民間反滿思想，對關涉本朝以至宋金間事的曲文，也嚴加饬查，删改、抽撤，這自然又是極端專制的暴行。

　　乾隆帝自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下谕搜訪民間書籍，結合編纂《四庫全書》實行了大規模的查禁。《四庫全書》完成後，直到一七八五年（乾隆五十年）仍在嚴谕江西、江蘇、浙江等省繼續查禁民間書籍。據近人考證，先後被銷毀的書籍約三千種，七萬卷以上，與《四庫全書》所收三千五百餘種，七萬九千餘卷，數目大體相近。（孫殿起：《清代禁書知見錄·自序》）收入《四庫全書》的書籍中，經抽毀者四百餘種，删改者不計其數。乾隆帝編纂《四庫全書》，保存了大量文化典籍，又由于廣泛禁毀書籍，造成了一次文化浩劫。有人認爲這是秦始皇焚書後的又一次焚書劫難，并非苛論。不過，遭到禁毀的某些有價值的著述，此後仍然長期在民間秘密流傳。這又再一次證明，應用嚴刑峻法的暴力手段去加強文化思想的統治，雖可震動于一時，并不能阻止文化著述的傳播。

　　

　　三、《貳臣傳》的編修

　　乾隆帝大批焚毀“讪謗”書籍，以加強所謂“獎忠懲逆”的思想統治。但在處置明清之際的某些著述和人物時，卻遇到了難以解決的矛盾。明朝末年，特別是南明時期，不少忠臣義士堅持抗清鬥争，也有不少文臣武将叛明降清。如果以清朝本位判忠奸，明朝的忠臣将是清朝的奸逆，降清的叛臣，反而成爲忠臣。這将使大批明末文獻難于處置，而且從根本上違背了乾隆帝所倡導的“忠君”的思想原則和道德标準。

　　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閏十月，乾隆帝在一道谕旨中，正式提出承認南明王統和褒獎抗清死難的南明忠臣。浙江巡撫因見朱■之所著《明紀輯略》一書附記南明福王、唐王、桂王事，奏請銷毀。乾隆帝在這道谕旨中指爲“不宜在概禁之例”，并指示四庫館臣在編纂《通鑒輯覽》時，應載入南明三王事迹，因福王承繼江山半壁，唐王、桂王也是“明室宗支”，不應稱“僞”。當時“各爲其主，始終不屈”而死節者，與宋末之文天祥、陸秀夫“實相仿佛”，雖然清初“不得不行抗命之誅”，但他們“有死無二，洵無愧人臣忠于所事之義。”對這些“仗義死節之人”的事迹，也都應該寫入《通鑒輯覽》，說是“崇獎忠貞，亦足以爲世道人心之勸。”十一月，又發出谕旨，重申“崇獎忠貞”，“風勵臣節”。谕中說世祖（順治帝）時，曾對崇祯末年殉難的明朝大學士範景文等二十人“特恩賜谥”。至于史可法“支撐殘局”，劉宗周、黃道周“臨危授命”，都足爲一代完人。其他死守城池、戰死行陣或被俘後視死如歸者，無愧于“疾風勁草”。舍生取義，忠于所事者，也“一體旌谥”。薩爾浒之戰時的明将劉■、杜松“冒镝撄鋒，竭忠效命”；孫承宗、盧象■等“抵拒王師，身膏原野”。凡明季盡節諸臣，爲國盡忠，都應優獎。慷慨輕生的諸生韋布，由鄉裏供祭。（《高宗實錄》卷九九五至九九六）次年，在揚州爲史可法建立祠堂，乾隆帝親自爲史可法劄稿題詩說：“經文已識一篇笃，予谥仍留兩字芳（谥忠正）；凡此無非勵臣節，監茲可不慎君綱！”（同上，卷一○三五）乾隆帝表彰明末死難臣民，旨在倡導“忠君”，詩句說得很清楚。

　　乾隆帝在連年文字獄後，陸續發出這些谕旨，實際上是把“忠君”視爲超乎本朝或本族狹隘範圍的最高道德标準，這不能不在漢人臣僚文士中引起震動。一些漢臣稱頌說：“聖人至公無我之思，教孝教忠，萬世瞻仰。”（龔炜：《巢林筆談續編》卷下）其實，乾隆帝并非是“無我”，恰恰是把“我”即皇帝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告誡人們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絕對向皇帝效忠。但這一原則确立後，如何處置清初歸降的漢人和他們的著述，又使乾隆帝面臨另一個難題。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乾隆帝提出了編寫《貳臣傳》的辦法，把曆事兩朝的臣僚稱爲“貳臣”。這年，江蘇呈繳拟毀書籍中有《明末諸臣奏疏》、《同時尚論錄》等書。乾隆帝閱後傳谕說，劉宗周、黃道周等人的奏疏，隻需修改“不當”字句，原奏保存。王永吉、龔鼎孳、吳偉業等人，“在明已登仕版，又複身仕本朝”，其人不足齒，作品也不應保存。在這道谕旨中，乾隆帝進一步指出，洪承疇因兵敗被俘歸順，祖大壽因懼禍投誠，馮铨、王铎等人在明朝是顯宦，在本朝又“忝爲閣臣”。左夢庚等人是在清朝大軍到後，才解甲乞降。當時，對這些人不得不加錄用，以安人心。事後平情而論，他們都是遭逢時難，畏死■生。“至于既降複叛，或又暗中诋毀者，更不能比之人類”。乾隆帝指令把這些“大節有虧之人”，在國史内另立《貳臣傳》一門，據實直書，送呈裁定。

　　乾隆帝力倡忠君，不惜獎谥明末忠臣，貶抑降清的貳臣。但據此實行，忠于明者得到表彰，降清後忠于清者又遭到貶斥。而且降清者或忠或叛，不加區別，一律對待，也顯然難以服人。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帝又下谕說，列入《貳臣傳》的諸人，事迹不同，邪正各異，不可不分。洪承疇、李永芳等屢立戰功， “雖不克終于勝國（明），實能效忠于本朝。”錢謙益等降清後又在詩文中對朝廷诋毀，“進退無據，非複人類。”命國史館考核各人行事，分編爲甲、乙二編，以示區別。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館臣将乙編進呈，乾隆帝又命将行爲卑劣者從中撤出，不予立傳。吳三桂、李建泰等降清後又行叛逆者，也從《貳臣傳》撤出，另編《逆臣傳》。一七九一年（乾隆五十六年），最後編定的《貳臣傳》，甲、乙兩編共收一百二十五人。又依其行事之不同，在甲、乙編各分爲上中下三等。

　　乾隆帝褒獎明末忠臣，又将曆仕兩朝的漢臣分別列等編傳，可謂用心良苦。他自稱這是出于“大中至正之心”，“爲萬世子孫植綱常”。實際目的，還是要控制廣大漢人臣僚效忠于滿洲皇帝，以鞏固清朝的統治。他的這些舉動，雖然在漢人官員中不無成效，但并不能弭止廣大人民的反抗。

　　

　　（六）人民的反抗鬥争

　　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至一七八五年（乾隆五十年）這三十年間，清王朝沿着由盛而衰，外盛内衰的道路演變。社會各階級的矛盾日益激化。廣大農民、手工業工人、商人陸續掀起了各種形式的反抗鬥争。清王朝不斷受到多方面的沖擊。

　　

　　一、佃農抗租鬥争

　　乾隆初，江西、福建的佃農，即不斷發動抗租鬥争，抵抗地主收租，聲勢浩大。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上杭羅日光曾領導佃農千人抗租，毆打地主，抗拒官兵。江西、福建佃農中有佃長、長關令、會館等，逐漸形成自己的鬥争組織，提出均田（佃）、永佃、田骨田皮等口号，以争取耕種田地的權利。

　　江蘇佃農，往往聯合抗租。吳縣人黃中堅說：“今鄉曲細民，無不醵金演戲，詛盟歃結，以抗田主者。雖屢蒙各憲曉谕，而略不知懼。間有一二良佃願輸租者，則衆且群起攻之，甚至沉其舟，散其米，毀其屋，蓋比比然。”（《蓄齋集》卷四）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靖江縣徐永祥等率領佃農進城報荒，要求免租；崇明佃戶，“捏災爲名，結黨鼓衆，不許還租”，并聚集在一起，要求該縣縣丞出示減租。（《高宗實錄》卷一五一、一五三）一七五八年（乾隆二十三年），崇明佃農再次抗租，燒毀草房，毆傷差役兵丁，圍攻縣丞、守備。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浙江永嘉胡挺三領導佃農抗租，毆打典史，并把他拘留。

　　直隸省經管旗地的滿族地主、莊頭以及州縣官吏，對壯丁、佃戶的剝削和壓迫非常嚴重，農民的反抗鬥争也十分激烈。一七四○年（乾隆五年），豐潤縣莊頭蔡懷碧承領十五頃多莊地，王公顯等串連佃戶拒不交租。蔡懷碧要收地自種，遭到佃農群衆的堅決抵制。王公顯等率領佃農二百餘人，打傷蔡懷碧“壯丁”二人，“并将農具犁铧打碎，兇猛異常。”（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乾隆六年内務府來文》）從這一年起，清朝禁止增租奪佃。可是佃農的“抗租霸佃”鬥争，仍在繼續發展。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直隸總督英廉統計，全省經理旗地的共七十七州縣，積欠旗租的有四十二州縣，達二十年之久，數至二十四萬餘兩之多。其中一部分是被官侵吏蝕，大部分是佃農抗欠。

　　清王朝要求各地官府對佃戶抗租嚴厲鎮壓。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禮部侍郎秦惠田說：“頑佃抗租，欺慢田主，有司聽其刁脫”，應依法嚴懲。（《高宗實錄》卷二四八）現存《昆山縣奉憲永禁頑佃積弊碑》中記述說：“乃日見城廂内外之以抗租枷示者，相望于途。”

　　地主向佃戶勒索租米。佃戶迫于饑馑，往往搶米求生，是鬥争的另一形式。一七四四年（乾隆九年），左副都禦史範燦說：“查乾隆七年之冬，八年之春，湖廣、江西、江南等處搶米之案，俱未能免；而江西尤甚，一邑中竟有搶至百案者。”（《高宗實錄》卷二三○）此後，浙江、福建、直隸、陝甘等地都發生過饑民搶米鬥争。

　　

　　二、農民反封禁鬥争

　　清初，八旗滿洲人戶大批進關，關外呈現出一片荒涼景象。一六六一年（順治十八年），奉天府尹張尚賢報告說：“合河東、河西腹裏以觀之，荒城廢堡，敗瓦頹垣，沃野千裏，有土無人。”（《聖祖實錄》卷二）康熙時，直隸、山東無地農民多逃往奉天耕墾。一六八○年（康熙十九年），清朝劃定旗民開墾界限，民界地畝約等于旗界地畝的五分之一。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帝明确地指出：“奉天田土旗民疆界，早已丈量明白。以旗下餘地付之莊頭，俟滿洲蓄衍之時，漸次給與耕種。”（《聖祖實錄》卷一四一）這是保護滿族地主占有土地，限制漢族人民開墾的政策。但直隸、山東農民繼續出關求活，并未因而終止。一七四○年（乾隆五年），乾隆帝又規定，奉天流民要取保入籍，否則必須在十年之内返回原籍。此後，在山海關嚴厲查禁攜眷農民出關，并在山東登、萊、青和奉天複、海、蓋、甯等處海口，查禁運載流民的船隻，對東北地區嚴格封禁。但出關流民依然有增無減。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查明，從一七四○年（乾隆五年）以後，出關人數續添四萬七千餘口。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在甯古塔和船廠的工商傭作人等，不下三、四萬人。清朝又于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制定《甯古塔禁止流民例》，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宣布吉林是“永禁流民，毋許入境”。實際上，流民出關的洪流已無法制止。據《盛京通志》記載的數字統計，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在東北的漢族人口有十六萬五千四百九十五戶，九十六萬一千三百二十八人，民賦田有三百七十九萬八千零六十畝，比一六五七年（順治十四年）增加了六十二倍，占當時全部墾田四百二十六萬九千七百一十八日（二千五百六十一萬八千三百零八畝）的百分之十四點八。

　　清初，蒙古地方不準漢人居住，戶部發票八百張，許漢人領票春去秋回。一七○七年（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帝巡行邊外，“見各處皆有山東人，或行商，或力田，至數十萬人之多。”（《聖祖實錄》卷二三○）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發現喀喇沁等旗種地漢人已達數萬，清朝認爲蒙古人“漸将地畝賤價出典，因而遊牧地窄，至失本業”。遂規定喀喇沁、土默特、敖漢、翁牛特以及察哈爾八旗，“嗣後将容留民人居住，增墾地畝者，嚴行禁止。”（《高宗實錄》卷三四八）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更制定一項律例：“口内居住旗民人等，不準出邊在蒙古地方開墾地畝，違者照例治罪。”（《理藩院則例》卷十）這如同奉天的封禁政策一樣，并不能阻止流民出邊。一七六○年（乾隆二十五年），在古北口外蒙古地方種地的漢人，即不下數十萬戶。

　　漢族農民反封禁的鬥争，是在中原地區階級矛盾日益尖銳，貧困無告的情況下進行的。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山東人民“南走江淮，北出口外。揆其所由，實緣有身家者，不能贍養佃戶，以緻衆生無策，動辄流移。”（《高宗實錄》卷三○九）遇到荒年，清朝也不得不暫弛關禁，放流民出口覓食。過後雖然仍勸流民回籍，并重申禁令，但是關口一開，再想封閉就更加困難了。滿族地主、蒙古王公都招佃收租，“巧爲庇護”。在這種情況下，封禁政策更成爲具文。

　　清廷在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設立台灣府後，隻準閩、粵人民春去秋回，不準攜眷居住。從一七三二年（雍正十年）起，這項禁令幾次暫停執行，又幾次恢複。人們有時冒着生命危險偷渡，有時賄賂官兵私渡，據一八一一年（嘉慶十六年）統計，台灣漢族人口已達二百萬零三千八百六十一人，比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增加了将近十倍。

　　

　　三、手工業工人和商民的反抗

　　清初，手工業工人就進行有組織的罷工鬥争。據蘇州現存石刻（見《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輯》）記載：一六七○年（康熙九年）踹匠窦桂甫，“倡言年荒米貴，傳單約會衆匠停踹。”處罰了不參加罷工的王明浩，所有工匠都停止工作。一六九三年（康熙三十二年），踹匠羅貴又齊行增價，“聚衆毆搶，複毀官示”。一七○○年（康熙三十九年），劉如珍等湊錢演戲，号召工匠參加反抗鬥争。一七一五年（康熙五十四年），王德等倡議創立踹匠會館，正式成立自己的組織。布商非常恐慌，說“倘會館一成，則無籍之徒，結黨群來，害将叵測。”因此，屢次請求地方官查拿“流棍”，管束工匠。一七二○年（康熙五十九年）建立的《長吳二縣踹匠條約碑》規定八條，就是要把踹匠置于包頭、坊長、巡役的嚴密控制下，制止罷工鬥争。這表明工匠的罷工鬥争，已經十分激烈。乾隆時，鬥争在繼續發展。

　　蘇州的機戶，多數雇用織工。織工常因機戶無故解雇，或要求增加工資，發動罷工鬥争。據一七三四年（雍正十二年）建立的碑文記載：“倡爲幫行各色，挾衆叫歇，勒加銀口，使機戶停織。”一七三九年（乾隆四年），王言享等反對布商扣克工價罷工。一七七九年（乾隆四十四年），李宏林等要求增加工價罷工。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又有蔡士謹領導的罷工鬥争。

　　江西景德鎮官民窯戶，每窯一座，需工數十人。“一有所拂，辄然停工。”（《道光浮梁縣志》卷二）他們罷工也是知會同行共同行動，“甚至合黨成群，恣行抄毆。”（淩■：《西江視臬紀事》卷四）。

　　北京戶部寶泉局在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發放工價時，鑄錢工匠聲稱不敷應用，四廠同時罷工。經署侍郎三和出面“曉谕”，在童光榮領導下，東廠工匠仍然拒不開工。

　　陝西周至縣南山木工，在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聚衆毆差，反抗縣官。

　　貴州威甯州媽姑鉛廠，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因廠官毆打廠丁，遂聚衆擁入官房，拴毆廠官。

　　各地手工業工人的各種形式的鬥争，此伏彼起，彙成巨大的力量。

　　商人罷市，清初已見記載。一六六○年（順治十七年），潞安織綢機戶不堪官府勒派，焚機罷市。一六八一年（康熙二十年），蕪湖鈔關額外征稅，蕪湖商民罷市三天。乾隆時，各地時有罷市鬥争。一七四七年（乾隆十二年），乾隆帝指出：“近據各省奏報奸民聚衆之案，如江南宿遷、山東蘭山皆因求赈，浙江臨海則因求雨，福建上杭則因抗租，山西安邑、萬泉則因丁糧豁免，遂至聚衆多人，抗官塞署，放火罷市，肆爲不法。”（《高宗實錄》卷二八九）事件發生的原因各有不同，參加鬥争的民衆也不隻是商人。

　　

　　四、王倫領導的農民起義

　　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山東爆發了王倫領導的農民起義。

　　王倫，山東壽張人，于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從張既成學道，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開始收徒傳教。運氣治病，學習拳棒，名爲清水教，實是白蓮教的一支。

　　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山東年歲歉收，地方官額外加征，農民無法生活。大路上常有饑民圍住行旅乞食，車輛不能通行。王倫在民衆中傳布：“八月之後，有四十五天大劫，從我都可得免。于二十五日，差孟燦到王經隆處，傳人起事。”（《剿撲臨清逆匪紀略》卷十四）黨家莊有數百人參加，張四孤莊有五、六百人參加。二十八日夜，攻破壽張縣城，捕殺官吏，大開監獄，釋放犯人。九月初四日，連克堂邑、陽谷，都棄城不守，奔襲東昌、臨清。初七日，占領臨清舊城，并控制了三十裏以内的地區，起義軍發展到五、六千人。清軍在堂邑和柳林兩次被起義軍打敗，巡撫徐績在臨清的梁家淺被起義軍包圍。據徐績說：“初七日領兵交戰時，見其領衆之人，兩手持刀，疾走如飛，宛如猕猴；其餘亦俱■不畏死，不避槍炮。”（同上書，卷二）王倫在臨清舊城宣布擁立明朝後裔朱兆龍（實無其人）爲帝，加封王樸爲王，又封國公、元帥多人。于初七日、十三日、十九日三次進攻臨清新城，招集南下的糧船短纖參戰。但是，兵臨堅城之下，未能擴大戰果。

　　清廷命大學士舒赫德佩欽差大臣關防，趕赴山東督師；派額驸那旺多爾濟、左都禦史阿思哈率領健銳營、火器營兵千人，以及吉林、索倫射手五十人，赴山東增援；并命令直隸總督周元理防守廣平、大名一帶，河道總督姚立德防守東昌。二十三日，舒赫德率領清軍進攻臨清舊城，起義軍出兵千人北去，牽制敵軍；挑選精銳部隊五、六百人，在東門迎擊清軍。舒赫德親自指揮清軍攻擊東門，二十九日突入城内，巷戰甚爲激烈。起義軍中的“無生娘”（即入教婦女）數十人，參加戰鬥，都壯烈犧牲。王倫登樓自焚死，王樸、孟燦、王經隆等被俘，臨清舊城落入清軍手中。北去起義軍千人，在塔灣與清軍作戰失敗。總計起義軍陣亡一、二千人，被俘近二千人。

　　這次起義雖然由白蓮教徒秘密組織，主要還是由農民饑馑無告而被迫反抗。禦史李漱芳在奏報中也不得不承認：“雖曰奸民，其實大半皆無告之饑民，激而成之也。”（《剿撲臨清逆匪紀略》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