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世宗加強專制統治

第五节 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加强


　　雍正帝（世宗）四十五歲即皇帝位，五十八歲病死。前後在位僅十三年。在這十三年中，康熙時期建立起來的封建統治制度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雍正帝采取一系列的強硬措施力矯康熙帝晚年的種種積弊。積重難返的清朝政局，一時頗有振作的氣象。清朝皇帝對臣下的統治，卻由此更加嚴厲和專制。清王朝的賦稅制度和某些社會經濟制度也在這一時期，有所改革。雍正帝還加強了對西南和西北邊疆地區的統治，爲乾隆時期興盛之局奠定了基礎。

　　

　　（一）專制統治的加強和政局的整頓

　　雍正帝在諸皇子的長期争奪中繼承皇位，即位後立即采取措施，以穩定局勢。（一）雍正帝即位之日，即命胤禩、胤祥與大學士馬齊、尚書隆科多總理國家事務。臣下啓奏和谕旨傳出均經四大臣。并晉封胤禩、胤祥爲親王。胤祥原是雍正帝的支持者。胤禩長期謀位，在朝中結黨甚衆。封任胤禩顯然是爲了暫時穩定局勢，以便進而清除其同黨。（二）雍正帝即位之日，即召康熙帝十四子胤禵來京奔喪。胤禵爲雍正帝同母弟。自一七一八年受命爲撫遠大将軍，讨準噶爾。一七二一年五月，率師駐甘州，進至吐魯番。十月，曾奉召回京。次年三月還軍。康熙帝病死時，胤禵領重兵在外。雍正帝召胤禵回京守陵。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五月，下谕說： “胤禵無知狂悖，氣傲心高，朕望其改悔，以便加恩。今又恐其不能改，不及恩施，特進爲郡王（原爲貝子），慰我皇妣皇太後之心”。胤禵被解除兵權，留居京師。（三）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年）十二月，雍正帝依宗人府奏，命兄弟同輩諸王的名字“胤”字均改爲“允”，以有別于皇帝名諱。（四）雍正帝爲消除康熙以來建儲結黨的積弊，一七二三年八月宣谕，親自書寫皇位繼承人，密封匣内，放在乾清宮正中匾額之後。皇帝死後再取視繼立，稱爲“密封建儲”。此後，不再立太子，以消弭朋黨。

　　雍正帝皇位穩定後，逐步強化專制統治。

　　

　　一 誅除允禩黨

　　康熙時，允禩謀立結黨，允禟（康熙第九子，宜妃所生）、允■（康熙第十子，溫禧貴妃所生）均依附允禩。雍正帝晉封允禩，調回允禵，随命允禟出駐西甯，命允■往蒙古祭奠哲布尊丹巴（雍正元年死于京師，靈龛送還喀爾喀），允■中途稱病不行，還居張家口。一七二四年四月，雍正帝将允■革職逮捕，拘禁京師。允禟在西甯，被劾違法買草、踏勘牧地。雍正帝暫予寬免。

　　一七二四年七月，雍正帝自著《朋黨論》指責諸王大巨結爲朋黨，“徒自逆天悖義，以陷于誅絕之罪。”（《世宗實錄》卷二十二）十二月，廢太子允礽在囚禁中病死。雍正帝兄弟中的政敵主要是允禩一黨。一七二五年二月，诏谕諸王大臣，撤銷四大臣總理事務，斥責允禩“自委任以來，諸事推诿，無一實心出力之處，無一有裨政治之言，且懷挾私心，遇事簸弄，希冀搖動衆志”，“有罪無功，不應議叙。”（《世宗實錄》卷二十九）随後，又傳谕說：“朕弟兄中如允禔、允禩、允禟、允■、允禵等，在皇考時結黨妄行，以緻皇考聖心憂憤，日夜不甯”。允禔早被拘禁。雍正帝曆舉允禵、允■、允禟等事君不敬事例，說“嗣後大小臣工，若有怙惡不悛，暗附其黨者，朕必明正其罪，置之重辟，使伊等黨援解散，無附會濟惡之人”（同上）。随将允禩黨首鄂倫岱（佟國綱子）發往奉天。

　　雍正帝派遣都統楚宗捧旨去西甯查處允禟被劾事，允禟拒不奉旨。山西巡撫伊都立又參劾允禟指使護衛毆打生員。一七二五年七月，雍正帝革去允禟貝子封爵，撤除其屬下佐領，在西甯幽禁。十一月，因議裁内務府佐領披甲，内務府屬下聚衆喧鬧。雍正帝指允禩爲此事的禍首，命領侍衛内大臣與宗人府會審具奏。宗人府議奏：“允禩心懷奸惡，其悖逆結黨之罪，屢蒙皇上寬免”，“激令内務府人等嚷鬧，明系市恩惑衆，毫無畏懼，奸惡已極”。請革退親王，撤出屬下佐領。雍正帝谕 “俱從寬免”（《世宗實錄》卷三十八）。不久，又查出允禩曾私毀康熙帝禦批事。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正月，雍正帝将當年康熙帝責斥允禩謀害允礽谕旨公開發出，内稱“朕與允禩父子之恩絕矣”。雍正帝據此處治允禩，說“今其作爲至此，斷不可留于宗室之内，以爲我朝之玷。”（《世宗實錄》卷四十）遂将允禩革去黃帶子，即削去皇室宗籍，禁锢高牆。允禟及允禩黨蘇努、吳爾占等宗室也被削籍離宗。允禩被削去宗籍後，不能再用皇族舊名，三月，改名爲阿其那（滿語，詈詞）。五月，允禟自西甯押至保定監禁，改名塞思黑（滿語，詈詞）。允■、允禵也被監禁。八、九月間，允禩與允禟相繼死于獄中。依附允禩的鄂倫岱及内大臣阿爾阿松（遏必隆子）在戍所處死。雍正帝一舉消除允禩等諸弟黨，擊潰了政敵。

　　康熙帝第三子允祉，在雍正帝即位後，受命守護景陵（康熙帝陵）。康熙時擁戴允祉的漢族文士陳夢雷被逮，發遣關外。一七二八年，降封允祉爲郡王。一七三○年二月，複爲親王。五月又被奪爵，禁锢于景山永安亭。子弘晟禁宗人府。允祉一系勢力也被消除了。

　　

　　二、削弱八旗貴族

　　康熙以來，諸皇子争立，滿洲八旗王公貴族分別依附諸皇子，自成勢力，形成朋黨。雍正帝翦除諸弟，又從制度上削弱八旗貴族，以杜絕禍源。

　　停止諸王兼理旗務——康熙時，曾由皇子諸王數人分管八旗事務，一七二八年十月诏谕說：“向因宗室諸王等閑居無職掌之事，……是以谕令數人管理旗下之事。今觀諸王之辦旗下事者，與該旗大臣不甚相安。似此，則于諸王無益，而于公事亦未免耽誤矣。”雍正帝還在诏谕中指責諸王所辦之事有舛錯，若照例處分，于心不忍，不若仍令閑居。诏谕規定：“除宗人府外，其餘兼掌之處，俱著停止。”（《世宗實錄》卷七十四）

　　王公護軍歸隸營伍——清初定制，上三旗守衛禁廷，下五旗護軍各守王公府第。王公所轄旗下每佐領有護軍（大巴牙喇）十七名。雍正帝即位後，重申康熙時舊制：“凡上三旗大臣侍衛官員人等，俱不許在諸王門下行走。”（《世宗實錄》卷三）一七三○年，将八旗護軍均隸禁衛，一律改爲禁衛軍，王公隻留滿洲、蒙古佐領下二名親軍（《八旗通志初集》卷六十七）。

　　改革主仆關系——滿洲八旗王公對屬下人等，仍沿襲奴隸制遺留的主仆關系，存在許多特權。雍正帝即位後，一七二八年七月，即将八旗都統（固山額真，旗主人）改稱爲固山昂邦（旗長官），改鑄印文。這實際上即是取消了八旗王公都統的主人地位。八旗旗主原可對屬下審刑治罪。雍正帝定制：“旗分人員，不許擅行治罪，必奏聞交部。”（《八旗通志初集》卷一）又定制：八旗補用王府官職，任使旗下人員，或需用多人供差役事，都必須列名請旨，極大地限制了八旗王公的權力。八旗各派滿洲禦史二員，稽察八旗一切事務。

　　出旗爲民——滿洲王公貴族擁有大批的奴仆和壯丁，視如奴隸。一七二四年，雍正诏谕刑部說：“向來八旗官軍人等，待家人過嚴，微小之失，甚至毆責斃命。奴仆雖賤，彼亦人子”。定議：“其官員違法責打奴仆緻死，及持刃殺死者，分三等，定以罰俸、降革、鞭責。平人犯者，分三等鞭責枷号。至官員平人有緻死族中家仆者，各從重拟。八旗官員畫一遵行。”（《世宗實錄》卷二十一）但旗人奴仆違犯教令，家主依法決罰緻死及過失殺者，仍照舊例不論罪。可見，這還隻是對主奴關系給予更多的限制。

　　皇莊和王莊中，莊頭役使壯丁，也與奴仆相似。一七二四年規定：“嗣後如肆行淩虐者，許壯丁即行控告，所告果實，止一二人，則另撥與別處屯莊；至四、五人，即将莊頭革退治罪。”（《世宗實錄》卷二十）次年規定：八旗家奴，如果主人情願令其贖身爲民，檔案可查，以後不得借端控告。一七二七年又規定：八旗繼養“民人之子及仆人之子，俱著爲民。”（《世宗實錄》卷六十四）雍正帝連年頒發的一系列诏谕，使八旗貴族役使的奴仆、莊丁，得以經由各種途徑有條件地出爲民戶。雍正帝旨在限制滿洲貴族勢力，殘餘的滿洲奴隸制因而更爲削弱了。

　　

　　三、鎮壓滿漢大臣與文士

　　雍正帝在位期間也加強了對滿漢大臣與文士的控制和鎮壓。

　　誅年羹堯年羹堯是漢軍鑲黃旗人，康熙三十九年進士，授翰林院檢讨，遷内閣學士。一七○九年，出任四川巡撫，一七一八年擢任四川總督，一七二一年升任川陝總督，成爲鎮守一方的大員。雍正帝即位後，召允禵還京師，今年羹堯總理大将軍事務。一七二三年，特授撫遠大将軍，駐師西甯，進兵青海，擊敗和碩特蒙古（見下節）。次年晉爵一等公。

　　年羹堯主持西北軍務多年，戰功日著，權勢日盛。在西北行營時，任用官員，不經奏請，但咨吏部，謂之“年選”，與當年吳三桂之“西選”并稱。一七二四年十月還京陛見，公卿跪接廣安門外。但雍正帝因查知他曾與允禟有書信來往，已加疑忌，曾說：“近日隆科多、年羹堯大露作威福、擅權勢光景，朕若不防微杜漸，此二臣将來必緻不能保全。”（《東華錄》卷二十六）次年正月，被年羹堯參劾的四川巡撫蔡珽來京，被召見。蔡珽奏被誣陷，并奏年羹堯貪殘諸事。三月，雍正帝借故責斥年羹堯，指責他的奏疏，“字畫潦草，且将朝乾夕惕，寫作夕陽朝乾”，诏谕問罪說：“觀此，則年羹堯自恃己功，顯露不敬之意，其謬悮之處，斷非無心”，将本發還，“令其明白回奏”（《世宗實錄》卷三十）。年羹堯曾舉薦西安布政使胡期恒，又在西安劾罷驿道金南瑛。胡期恒擢任甘肅巡撫奉召來京。雍正帝說他奏對荒謬，革職。四月間傳谕，年羹堯妄舉妄劾，不可複任總督，改授杭州将軍。年羹堯疏報：“臣不敢久居陝西，亦不敢遽赴浙江，今于儀征（江南省）水陸交通之處候旨”。雍正帝益怒。七月，命革将軍職，授閑散章京，速赴杭州效力。年羹堯疏稱：“求主子饒了臣，臣年紀不老，留下這一個犬馬，慢慢的給主子效力”。内閣九卿科道合詞劾奏年羹堯“貪婪成性，驕橫居心，顛倒官常，草菅民命。”請正典刑。雍正帝因年羹堯在西北立有戰功，恐處死後人心不服，命各省将軍督撫提鎮，“各秉忠心，各抒己見”（《世宗實錄》卷三十四）。各省督撫提鎮連續劾年羹堯之罪。十月，雍正帝令将年羹堯逮送京師。十二月，議政王大臣等議奏年羹堯與道人“謀爲不軌”等罪九十二款。雍正帝诏谕年羹堯在獄中自裁，子年富與賓客鄒魯等處斬。父年遐齡（曾任湖廣巡撫，緻休，授尚書銜）、兄年希堯（廣東巡撫）奪職免死。

　　囚隆科多隆科多是佟國維之子，康熙帝孝懿仁皇後之弟，雍正帝稱舅舅。康熙帝病死，隆科多傳遺诏雍正帝繼位，爲雍正帝所倚重，曾任爲總理事務大臣，兼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銜。一七二五年，王大臣議年羹堯之罪“罷任留爵”，雍正帝大爲惱怒，疑隆科多有意徇庇，削太保銜，以示警告。并诏谕說：“朕禦極之初，隆科多、年羹堯皆寄以心膂”，“伊竟有二心，朕予以寵榮，伊幸爲邀結，招權納賄，擅作威福”。“隆科多、年羹堯若不知恐懼，痛改前非，欲如明珠等之故習，則萬不能也。殊典不可再邀，覆轍不可屢陷，各宜警懼，無得自幹誅滅。”（《東華錄》卷二十六）隆科多被撤銷總理事務大臣。一七二六年，又因家仆牛倫挾勢貪髒，刑部議斬隆科多。雍正帝命斬牛倫，罷隆科多尚書之職，發往阿爾泰料理邊務。一七二七年六月，因私藏玉牒，被召回京師。王大臣等議隆科多罪四十一款，當斬。雍正帝免其正法，于暢春園外造屋三楹，“永遠禁锢”。次年，死于禁所。

　　文士三獄 雍正帝處治年羹堯、隆科多案，涉及曾經依附于他們的一些漢人文士。雍正帝羅織他們文字之罪，指爲譏謗朝政，嚴加懲治。其中汪景琪、錢名世、查嗣庭三案，成爲文士中震動一時的大獄。

　　浙江錢塘文士汪景琪，曾爲年羹堯記室。一七二五年搜查年羹堯家文書，内有汪景琪所寫《西征随筆》。雍正帝指責其中記事文字是譏讪康熙，诋诽雍正年号，所撰“功臣不可爲論”尤爲大逆不道。将汪景琪處斬，枭首示衆，妻子發黑龍江爲奴。

　　江蘇武進人翰林院侍講錢名世，曾作詩頌揚年羹堯，雍正帝指爲“以文詞谄媚奸惡”，“行止不端，立身卑污”，革職發回原籍。雍正帝并親書“名教罪人”四字匾額，令地方官懸挂錢氏宅門。又谕令在京現任官員，由舉人進士出身者，仿詩人刺惡之意，各撰詩文，紀錢名世的劣迹進呈。雍正帝閱後，交付錢名世刊印（《世宗實錄》卷四十二）。翰林院侍讀吳孝登、陳邦彥等，作“刺惡”詩不合雍正帝意。吳孝登被發往甯古塔給披甲人爲奴，陳邦彥落職（《永憲錄》卷四）。

　　禮部侍郎浙江海甯人查嗣庭，曾由隆科多薦引。一七二六年出任江西考官，以“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命題考試（見《槐廳載筆》）。一說出題“維民聽止”，被指爲“雍正”二字去首（見《掌故拾零》卷二）。雍正帝指責他心懷怨望，有意謗讪君上，又在其寓所搜出日記二本，被指爲有譏謗用人行政之語。雍正帝将查嗣庭革職囚禁，瘐死獄中。其子坐死，家屬流放。查嗣庭兄、翰林院編修查慎行，曾在康熙時入值南書房，是一代名士，也因嗣庭罪被逮，放回原籍。弟查嗣 ■，也爲翰林院編修，因嗣庭罪被逮，谪遣關西。一七三四年死于戍所。

　　康熙時期，曾經極力争取江南名士，以穩定清王朝的統治。雍正帝嚴懲汪、錢、查等之獄，說是爲了“儆戒士人”，特別是江南士人。雍正帝對大臣們說：“狂妄無忌憚之徒，往往腹诽朝政。甚至筆之于書，肆其誣謗。如汪景琪、查嗣庭，豈能逃于天譴乎！”（《世宗實錄》卷四十九）汪、查都是浙江文士，獄後并停止浙江鄉、會試，以壓制江南士人。

　　謝濟世與曾靜案 三獄之後不久，雍正帝又處治了廣西謝濟世獄和湖南曾靜獄。

　　廣西全州人謝濟世，康熙五十一年進士，一七二六年（雍正四年）考選浙江道禦史，劾奏河南巡撫田文鏡營私貪虐等十罪。田文鏡漢軍正黃旗人，曾受到雍正帝的嘉許。雍正帝說謝濟世劾狀“顯與朕之明旨相悖”，奪官審訊。廣西巡撫李绂赴任直隸總督，晉京陛見，亦劾奏田文鏡貪虐。雍正帝說“濟世言與绂奏一一吻合”， “是其受人指使，情弊顯見”，革謝濟世官，發往阿爾泰軍前效力。謝濟世在軍中撰《古本大學注》，被劾“毀謗程朱”。雍正帝見其中有“拒谏飾非，必至拂人之性”等語，指謝濟世“意不止毀謗程朱”，而是“借以抒寫其怨望诽謗之私”（《世宗實錄》卷八十二），下九卿議罪。

　　廣西舉人陸生楠選授江南吳縣知縣，晉京陛見。雍正帝說他态度傲慢，必是謝濟世一黨，命奪官發往軍前，與謝濟世同效力。一七二九年，陸生楠撰《通鑒論》十七篇，内中論及建儲和隋炀帝事，被劾爲“非議時政”，并下九卿議罪。謝濟世與陸生楠均議軍前正法。雍正帝斬陸生楠，赦謝濟世，在軍中服役贖罪。

　　湖南靖州人曾靜案，是雍正朝震動朝野的大案。清初，浙江文士呂留良（号晚村）隐居山林，著書宣揚夷夏之防，傳播反滿思想。康熙時呂留良病死，弟子嚴鴻逵繼續傳播呂留良學說。曾靜應試落第，在呂留良子呂毅中家中，得呂留良所著書，與嚴鴻逵門人沈在寬等聯絡，密謀反清。一七二九年四月，曾靜弟子張熙被派往川陝總督嶽鍾琪處，攜帶密函勸嶽鍾琪起兵反清。信中羅列雍正帝罪狀，稱嶽鍾琪爲嶽飛後人。嶽鍾琪将張熙拘留審訊，奏報雍正帝。雍正帝差刑部侍郎杭奕祿等會同湖南巡撫王國棟，拘訊曾靜，解押來京。浙江總督李衛在呂留良、嚴鴻逵家中搜出家藏書籍日記等。雍正帝命九卿會審，将呂留良、嚴鴻逵（已死）剖棺戮屍，枭首示衆。斬呂毅中、沈在寬等。曾靜服罪，說“自悔從前執迷不悟，萬死莫贖。今乃如夢初覺。”（《世宗實錄》卷八十一）雍正帝赦曾靜、張熙死罪，命他們到江浙各地去宣講悔悟原委，以消除漢人的反滿思想。

　　一七二九年九月，雍正帝親自撰著長篇谕示，引據經史和清朝建國事實，對呂留良等反滿之論，逐條批駁，并頒布各府州縣，以至遠鄉僻壤，說是“俾讀書士子及鄉曲小民共知之”（《世宗實錄》卷八十六）。雍正帝批駁的诏谕之後，附曾靜、張熙等人名爲《歸仁錄》的服罪悔過文狀和呂毅中、沈在寬等人的供詞，合稱爲《大義覺迷錄》頒行。所謂“大義”指 “君臣之義”，“迷”是指“華夷之說”。雍正帝在鎮壓漢人文士後，又對漢人臣民加強了思想統治。

　　

　　四、吏治的整頓

　　雍正帝即位後，一七二三年五月即發布上谕十一道，曆舉官場種種積弊，各級官吏貪賄無能，華而不實，一再告谕澄清吏治。康熙末，吏治敗壞已成爲危及清朝統治的嚴重問題。雍正帝即位後的幾年間，以雷厲風行之勢，大力整頓吏治。

　　清除冗劣雍正帝首先罷斥各省巡撫中貪黩和庸懦不勝任的官員，親自降旨先後革除江西巡撫王企清、湖廣巡撫張連登、直隸巡撫趙之垣、山西巡撫蘇克濟、河道總督趙世顯等多人。随令各省督撫整饬屬下官吏。貪酷者參處，庸碌者裁汰。各督撫不敢不遵，力行整饬。浙閩總督滿保奏稱，“浙閩屬吏已劾多員，若再題參，恐至無人辦事”。湖南巡撫魏廷珍奏稱：“屬員參劾過半，容再查奏”。一七二五年四月，雍正帝诏谕督撫等，說“乃有庸懦無能之督撫，間有參劾，每向人雲，我若不參，恐非上意，又恐他人參劾，于我不便。以此等語解釋于衆，似覺參劾爲迎合朕意”。他訓誡說：“凡事秉公據理，不可稍存迎合之見。”（《世宗實錄》卷三十一）

　　一七二六年十一月，對朝中各部官吏進行裁簡。雍正帝傳谕說：“各部漢司官實能辦事者不過一、二人。其餘庸碌無能之人偷惰安閑，實屬冗濫”。“著各部堂官将所屬司官，詳加甄別。凡有才具平常，目前不能辦事，将來不堪升用者，盡行舉出，與應留辦事人員，一同帶來請旨”。（《世宗實錄》卷四十九）各部院遵旨甄別官吏，分爲留任、改除（調任）、休緻（退休）三類，裁減了大批冗員。

　　清理錢糧各級地方政府經管錢糧，曆任官員侵貪肥私，已是代代相因的公開的積弊。地方呈報積貯錢糧數字，多有虛額虧空。虧空的緣由是經管官吏貪污，上司勒索。前任官員将虧空移交下任，下任再加侵貪，積年累月，越虧越多。上下欺蒙，互爲掩飾，成爲官場腐敗的積習，也使地方财政日益虛潰。

　　雍正帝即位後，即下谕指斥地方官員虧空錢糧的種種弊端，限三年之内，各省督撫将所屬錢糧嚴行稽查。凡有虧空，三年之内，如數補足。不得苛派民間，不得借端掩飾，如限滿不完，從重治罪。三年補完之後，若再有虧空者，決不寬貸。

　　各地方清查錢糧中出現苛派掩飾諸弊，雍正帝随時予以禁止和駁斥。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閏四月，直隸州縣官與當地紳衿通同作弊，奏呈百姓願代賠州縣虧空，名爲“樂捐”，實際上是勒索百姓。雍正帝嚴谕禁止。浙閩總督滿保奏稱前任總督任内，虧空銀六萬兩，系康熙帝南巡時積欠相沿。雍正帝嚴加駁斥，說當年皇考南巡，屢降谕旨，絲毫不取給于地方。命滿保具奏南巡時有何費用，虧空至二十年之久，不能消結。滿保不能對。山西、河南兩省奏稱虧空系應辦軍需所緻。雍正帝駁斥說，軍需皆有正項錢糧，不曾累及地方。虧空乃下吏侵漁，上司需索所緻。一七二六年七月，戶部尚書徐元夢，接受虧空官員的饋送，代爲掩飾。雍正帝即将徐元夢革職。

　　一七二六年八月，雍正帝因三年期限已滿，各省均未奏報清理就緒，再展限三年，如到期仍不能補完，即将督撫從重治罪。實有難于補足之處，可奏聞請旨。

　　一些地方在限内奏報補完，雍正帝詳加查核，嚴懲虛報。江西巡撫裴■度奏報江西倉谷俱已補足。一七二六年十一月，雍正帝派遣吏部侍郎邁柱（滿洲鑲黃旗人）前往查核。邁柱查出江西虛報貯存，又虛報民間借領，多方掩飾。雍正帝将裴■度及布政使等革職，命他們以家産買谷還倉。虧空之州縣官解任，留在本處賠補。福建巡撫毛文铨掩飾虧空，虛報實貯在倉。雍正帝派員查得，福建所屬倉谷、錢糧虛懸甚多，實貯在倉者隻有十之三、四。一七二七年六月，任命常赉（滿洲鑲白旗人）爲福建巡撫，前往清查。隻查出虧欠銀四十四萬餘兩。江蘇省是生産發達，賦稅收入最多的省份。一七二九年二月，雍正帝命王璣署江蘇巡撫，兼管清查錢糧。蘇松等處即查出曆年積欠一千六百餘萬兩。雍正帝将康熙五十年以前的積欠豁免，五十一年以後者嚴加清理。侵貪錢糧的官吏，準自行出首，毫無隐匿者，從寬免罪。

　　虧欠錢糧，是康熙時期以來長期形成的積弊。侵漁錢糧，也久已在官場上下相習成風。要使各級官吏徹底補完，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山西巡撫諾岷（滿洲正藍旗人），河南、山東總督田文鏡，在當地清查，成績較著，但也不可能全部補完。一七三○年二月，雍正帝诏谕内閣大臣說：“近觀各省吏治，雖未必能徹底澄清，而公然貪贓犯法及侵盜錢糧者亦覺甚少。”（《世宗實錄》卷九十一）命将各省官員名下應追贓銀及侵欺、挪移、流抵、分賠、代賠銀兩，凡在雍正三年以前發覺者，酌情免追。四年以後犯罪之案及貪污軍務錢糧，不準寬免。雍正帝在六年多的時間裏，在全國各地清查錢糧，雖然不能補完積欠，但對官場侵貪的積習，給予沉重的打擊。在整頓吏治中，成效還是顯著的。

　　火耗養廉清初沿襲明制，各地征收錢糧，加收“火耗”（碎銀加火鑄成銀錠時的折耗，亦稱耗羨）。實行中，官員任意加派，一兩可加至數錢。因不在上交正額之内，官員從中任意侵貪，成爲官場公行的陋習。康熙帝曾說，清官也取火耗。康熙末年，各地官員以火耗爲名，肆意橫征中飽，已無法限止。雍正帝清理錢糧時，山西巡撫諾岷與布政使高成齡在雍正二年奏請将該省各地加派的火耗，提解布政使司庫，以二十萬兩補完該省虧空，除公用外，分發給地方官員，稱爲“養廉”。雍正帝指出，曆來火耗皆州縣征收而加派橫征，侵蝕國帑不下數百萬。原因是各州縣征收火耗分送上司，種種饋送，名目繁多，州縣肆意貪污，上司曲爲容隐，這是從來的積弊，應當消除。他采納山西官員的建策，說“與其州縣存火耗以養上司，何如上司撥火耗以養州縣。”（《世宗實錄》卷二十二）州縣養上司是公開的非法賄賂。上司撥州縣便成爲合法的“養廉”，即官俸的補貼。山西實行後，各省相繼仿效，以火耗補完虧空的錢糧，并分撥州縣養廉。一七二七年，又命各省督撫，就該省情形酌議具奏，着爲定額。這一改革形成制度，稱爲“養廉”，又稱“耗羨歸公”，即由上級官府依定額發給官員。

　　清沿明制，官員俸祿低微。定額的“養廉”超過俸銀數倍，各省下一。督撫爲正二品或從一品，俸銀不過一百五十五兩至一百八十兩（另有俸米一百數十斛）。養廉銀最少的省份，如浙、閩、四川有一萬三千兩，多者如陝、甘、雲、貴，有二萬兩。七品知縣年俸銀不過四十五兩，米四十五斛。養廉銀可多至二千兩，至少也有五、六百兩。火耗養廉制度實行後，雖然民間負擔的加耗仍然繁重，但對限制橫征加派，改變官場上下公開貪污的積弊，還是有作用的。

　　講求實政康熙晚年提倡理學，要臣僚對上忠順，對下寬仁。忠順流爲逢迎，寬仁流爲隐庇，官場中從而形成因循苟且不負責任的頹風。雍正帝即位前深知這些積弊，即位後在理财懲貪的同時，力圖矯正官風。他在元年元旦的上谕中即指責：“今或以逢迎意指爲能，以沽名市譽爲賢，甚至暗通賄賂，私受請托，不肖官吏，濫列薦章，而樸素無華、敦尚實治者，反抑而不伸，是豈風勵屬員之道乎！”（《世宗實錄》卷三）他力矯臣下逢迎之弊，以防欺隐，說“一涉欺隐，即開巧僞之端，何弊不因此而漸滋耶。”（《朱批谕旨》鍾保四年一月十二日折）一七二九年十一月的一個朱批說得更明白：“封疆大吏于是非真僞必有确見，将一派忠誠對朕方是。若一味迎合揣度，以爲敬慎，則大錯矣。”（《朱批谕旨》趙弘恩七年十一月七日折）一些官員标榜“寬仁”沽名，放縱豪紳貪吏觸法而不究治，政務廢弛卻博得頌聲。遭到罷斥，也有人爲之申籲。雍正帝稱這些人爲“巧宦”，說“巧宦沽名之贻誤國家，較貪劣者爲尤甚”（《朱批谕旨》石雲倬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折）雍正帝針對逢迎欺隐、因循巧僞的積弊，提出“實心實政”，以整頓吏治。

　　雍正在裁汰庸劣官吏的同時，極力獎谕實心任事的官員。山西巡撫諾岷到任半年，即将錢糧料理清楚，雍正帝稱他“實爲天下撫臣之第一者也”。滿洲貴族鄂爾泰（鑲黃旗人）康熙末年任内務府員外郎，雍正帝爲皇子時曾向他違例需索，遭到拒絕。雍正帝即位後，對他說：“汝爲郎官拒皇子，其執法甚嚴”。擢任爲江蘇布政使，以矯逢迎之弊。一七二五年升任爲雲南巡撫，一七二八年爲雲貴、廣西總督，勤勞任事。雍正帝稱他爲“滿漢文武大臣中第一人”。一七三二年，升任大學士、兵部尚書。一七二三年山西災荒，巡撫德音隐瞞不報。内閣侍讀田文鏡路經山西，如實陳報災情，受到雍正帝的嘉獎，任爲山西布政使。次年，改任河南布政使，擢爲巡撫、總督。一七二八年，任河南山東總督。田文鏡極力整頓吏治，遭到非議。河南學政王國棟奏報說：“怨望田文鏡者，或言其催科太迫，或言其禦下太嚴，不留餘地。……臣下封印後回省，目擊其辦事甚勤，大小屬員一到即見，家人吏役約束甚嚴，門包小費一概謝絕。居官如此，可謂難得”。雍正帝朱批：“甚屬公當”（《朱批谕旨》王國棟摺）。雲南布政使李衛，因整頓鹽政，揭露官吏貪污，被巡撫借端裁抑。雍正帝擢任他爲浙江巡撫，又任爲浙江總督管巡撫事。雍正帝授任各地方官員，有意矯枉，以倡導實政，消弭積習。

　　清朝中樞也揀選“實心任事”的滿漢大臣，以加強統治機構。雍正帝翦除謀立諸弟，贊譽十三皇弟允祥“未嘗圖利幹預一事，糾黨邀結一人”，加封爲怡親王，管領戶部。十七弟允禮“實心爲國，操守清廉”，封爲果郡王，管理理藩院與工部事。中樞大臣、滿人大學士白潢、馬齊、漢人大學士張鵬翮、禮部尚書張廷玉、刑部尚書勵廷儀、吏部尚書朱轼、禮部右侍郎蔣廷錫等都以勤慎廉能得到擢用，形成雍正帝的統治核心。

　　雍正帝爲加強對各級官員的控制和深入了解下情，特定密折言事之制。康熙時滿漢大臣與督撫提鎮許密折言事。雍正帝進而命朝中科道諸臣每日每人上密折，一折隻言一事，無論大小，據實敷陳。地方官員布政使、按察使至道員、知府，軍中總兵、副将、參将也都可以密折陳奏。一切地方利弊，通省吏治之勤惰，上司孰公孰私，屬員某優某劣，營伍是否整饬，以至水旱天時，百姓生計等等都可密奏。“凡有駭人聽聞之事，不必待真知灼見，悉可風聞入告”（《朱批谕旨》鄂昌七年六月十八日折）。密折不準謀于他人，不準泄露，須官員親自書寫，直送京師。督撫密折呈交官内奏事處。以下滿漢官員密折，分別由怡親王允祥和漢人大臣張廷玉、蔣廷錫轉呈雍正帝閱看批旨。雍正帝從密折察知各地政情，又設缇騎（偵探）秘密偵查官員言行，雖生活細事也随時密報。甚至有的官員，身邊仆役即是雍正帝派遣的缇騎。官員們心懷畏懼，不敢妄爲了。

　　

　　（二）軍機處的設立與賦稅制度的改革

　　雍正帝統治時期，對中樞統治制度和賦稅制度，相繼作了重要的改革，成爲此後清王朝曆代相承的定制。

　　

　　一、軍機處的設立

　　清朝初年，沿襲滿洲貴族議事的舊制，設議政王大臣會議，決定軍國大事。康熙初年，四大臣輔政，滿洲、蒙古都統俱爲議政大臣。六部滿人尚書也參與會議。議政王大臣會議較前擴大。康熙帝親政後，加強皇權，會議權限逐漸削弱。民政事務由内閣大學士或六部會議具奏。議政王大臣隻議國家典章制度及軍事要務。設南書房後，始由漢人翰林參預撰拟诏旨。一六八五年，罷滿蒙都統議政，隻參預議論軍事。雍正帝削弱八旗王公權勢，議政王大臣會議又被進一步削弱。

　　一七二五年（雍正三年），撤消總理事務王大臣制。次年，雍正帝下密旨，在内廷設立軍需房，籌辦西北用兵的軍需。西北準備出兵，是當時的軍事機密，朝内外均不得知。一七三○年，在内廷設軍機房。由怡親王允祥和大學士張廷玉、蔣廷錫（雍正六年拜大學士兼領戶部）等，參予軍機要務。随後改稱軍機處。一七三二年，鑄造“辦理軍機印信”，成爲正式的常設機構。

　　軍機處選派大學士、尚書、侍郎數人入值，名爲“在軍機處行走”或“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後來又保選内閣中書舍人數名，繕寫文書、保管文件，名爲軍機章京。軍機處隻有值廬，沒有官署，官員稱“内廷差使”。部院大臣不得擅入，軍機大臣也不得接交外吏。皇帝每天寅醜二時（上午五至八點）召見軍機大臣，口授谕旨，或是把章疏交下審議。軍機大臣 “承旨書谕”，經辦一切。軍機處雖名爲軍機，實際上是作爲皇帝左右的助手，處理所有軍政要務。據王昶《軍機處題名記》所記：内而六部各卿寺及九門提督、内務府太監之敬事房，外則十八省及邊疆将軍、辦事大臣，迄于屬國，有事無不綜彙。凡巡幸、谒陵、經筵、蠲赈與朝内侍郎以上，外省知府、總兵以上，黜陟調補，以及曉谕中外谕旨，稱爲“明發”；告誡臣工，指授方略，查核政事，糾正處理不當的刑獄，稱爲“寄信”（廷寄）。“明發”交内閣，轉發部科；“寄信”密封交兵部驿馬遞送，注明日行三百裏或四、五、六百裏，以至八百裏。内閣、翰林院撰拟不當，下軍機處審定。軍機大臣還被派往各處調查，處理各種重要事件。軍機處承旨出政，把議政王大臣會議與内閣票拟合而爲一。内閣隻辦例行題本，也成爲處理政事的機關，軍政大事均在軍機處決定。

　　軍機大臣滿漢并用，但大學士、軍機大臣的領班需由滿大臣擔任。他們能文能武，出将入相，既能熟悉部院事務，了解地方情況，又能指揮作戰，具有軍事經曆。鄂爾泰出身進士，先後任佐領、廣西巡撫、雲貴廣西三省總督，一七三二年授任保和殿大學士、兵部尚書，進爲軍機大臣。軍機處的漢大臣參與機要，草拟谕旨。雍正帝曾說：“自張廷玉爲大學士，聽朕谕旨，悉能記憶，繕錄呈覽，與朕言相符。”（《世宗實錄》卷八十七）他們都是翰林出身，經由内閣學士、六部侍郎、尚書以至大學士，進而充任軍機大臣的。

　　雍正帝每天與軍機大臣在一起，處理各地呈送的各種文書，迅速批交内外官員辦理。使手續簡化，行事快捷，加強了王朝的統治效能。議政王大臣會議漸成虛設，被軍機處取代。

　　

　　二、賦稅制的改革

　　明朝賦稅，自萬曆時實行一條鞭法，合并各種稅目，但仍是田畝征稅，人丁服役，二者并行。明末“加派”賦稅，漫無限止，激起農民的廣泛反抗。清初，削減加派，但地丁稅役仍沿明制。康熙五十一年起，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之法，以限制賦稅的增加。但行之既久，各地人口生死遷徙，原定稅額與實際不符，出現許多流弊。雍正時，将人丁稅與田畝稅合一，依地畝多少統一征收賦役，号爲“攤丁入畝”。在我國封建社會的賦稅史上，這是一次重大的改革。

　　清初編審戶口，分軍、民、匠、竈四種戶籍，十六歲以上成年男子稱“丁”，女子及未成年的男子稱“口”，六十歲以上除籍。三年（後改五年）編審一次。凡編審在冊的成年男子，都須繳納丁銀（又稱丁徭銀或徭裏銀），各地額數多寡不一。康熙時編審戶口，已是沿襲舊簿，老不除籍，壯不加丁，亡故者仍在籍不減。征收丁銀都轉加到在籍男丁身上。農民被迫逃亡，應納丁銀也由在籍人丁負擔。康熙時，丁銀的征收已是統治者面臨的嚴重問題。

　　早在順治時，陝西南鄭、浙江嵊縣等地就曾試行過“丁随糧行”和“攤丁入畝”的辦法。有的地方将逃亡故絕的人丁的丁銀攤入田畝中征收，以田補丁。康熙時，河南太康、四川蘆山、湖北沔陽、山東黃縣等地也分別試行過“丁随地派”，“按畝均丁”，“丁随糧派”和“丁銀攤地”等辦法，将丁銀與田賦結合起來征收。一七一四年（康熙五十三年）禦史董之燧即奏請“統計丁糧，按畝均派”（《養吉齋餘錄》卷一），未獲允準。一七一六年戶部議準，“廣東所屬丁銀，就各州縣地畝攤征，每地銀一兩，攤丁銀一錢六厘四毫不等”。四川省實行“丁随地起”，“田載丁而輸納，丁随田而買賣”（《熙朝紀政》卷三《紀丁額》、《紀丁随地起》）。

　　雍正帝即位後，一七二三年六月，山東巡撫黃炳曾疏請“攤丁入畝”，未準。七月，直隸巡撫李維鈞疏言：“順天、保定、河間、永平、宣化五州（府），地多旗圈，丁銀留爲民累，請自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始，攤入通省地畝内，按地輸丁。”（《清史列傳》卷十三）雍正帝命戶部議複。九月，戶部議準，請于雍正二年爲始，造冊征收。每田賦一兩，攤入丁銀二錢二厘。李維鈞在直隸實行“攤丁入畝”後，福建巡撫黃國材亦奏準自雍正二年實行“攤丁入畝”，田賦一兩，攤丁銀五分二厘七毫至三錢一分三厘不等，隻有台灣府緩行（《熙朝紀政》卷三《紀丁随地起》）。山東、河南、雲南、陝西、浙江、甘肅、江蘇、安徽、江西、湖南、廣西、湖北等十二省和廣東、四川未“攤丁入畝”的州縣，也在雍正五年至七年間先後實行“攤丁入畝”，将丁銀攤入田賦内征收。攤入科則各地不同，有的全省通籌均攤，有的是各州縣分別均攤，甘肅則分河東、河西各自均派。山西省在雍正二年即由布政使高成齡奏請“照直隸新例，将丁銀并入地糧”（《世宗實錄》卷二十四），但遭到各州縣官的反對，遲遲不能實行。盛京、吉林因大量八旗丁壯和家屬遷進關内，又有大批漢人移居關外，戶籍無定，仍照舊制地稅丁銀分征。

　　明代的軍戶清初改稱屯戶，軍丁改稱屯丁，與民丁分別編征。實行“攤丁入畝”後，有的省區不分民丁、屯丁和民地、屯地，一律把丁銀攤入田賦中征收。也有的地區則将屯丁銀攤入屯地銀征比，與民丁、民地分開計算。另一種辦法是，歸入所在州縣内均攤。清初曾一度廢止明代的匠籍，将匠戶編入民籍一體征銀，後又恢複匠籍，單獨完納，稱爲“匠班銀”。實行“攤丁入畝”後，匠班銀也與丁銀一起攤入地糧。從事鹽業生産的人丁屬于竈籍，稱竈戶，人丁稱竈丁。竈丁除繳納鹽課外，還需繳納丁銀。“攤丁入畝”後，竈丁的丁銀也攤入竈地（制鹽場地）内征收。

　　雍正帝改革稅制，在全國絕大部分地區推行攤丁入畝制，實際是統一依據占田多少增加賦稅。占田多的地主須多納田賦和附加的地丁銀。少地和無地的農民則可少交或不交賦稅。貧苦農民的負擔因而減輕，作用還是積極的。對清王朝說來，由此較易于保證賦稅征收，加強統治。攤丁入畝後，逃隐的人丁減少，入籍的戶口顯著增多了。

　　

　　三、“除賤爲良”

　　清代統治的人戶中，滿洲貴族役使的奴隸之外，還有各種賤民，分布各地，在明代或更早的時期即已形成，曆代相沿不改。這些賤民并非奴隸，但地位低于平民，不列于民戶的戶籍。雍正帝在削除滿洲奴隸制和改革丁稅制的同時，陸續将各地的各類賤民，除籍爲良民，編入戶籍。

　　山陝樂戶——樂戶原爲教坊樂人。明代将罪犯罰爲樂戶，逼勒爲娼，不入民戶戶籍。山西、陝西一帶有大批樂戶。據《熙朝紀政》卷三《除賤爲良》條載，他們是明初不附靖難的兵民，“編爲樂籍，令世世不得自拔爲良”。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四月，浙江道監察禦史年熙（年羹堯子）條奏說：“山陝樂戶沉淪醜穢，無由自新”。（《永憲錄》卷二）議政王大臣會議認爲，壓良爲賤，是前朝弊政，亟宜革除。雍正帝采此議，命除山西、陝西教坊樂籍，改業爲良民（《世宗實錄》卷六）。

　　浙江惰民——浙江一帶有所謂“惰民”，不在士農工商四民之中，不入民籍，甚至不能穿着四民的服裝。男子捕蛙、賣餅爲業，婦女或說媒，或伴良家娶嫁，爲人髻冠梳發、穿珠花。或走市巷，成爲私娼。一七二三年八月，兩浙巡鹽監察禦史噶爾泰奏請除紹興惰民籍，說當地惰民稱爲“丐戶”，“醜穢不堪，與樂戶無二。請照山陝樂籍，一例削除”。雍正帝于當年九月，诏“除紹興府惰民丐籍”（《世宗實錄》卷十一）。惰民改業，同于平民。

　　安徽伴當、世仆——明末以來，江南徽州府有“伴當”，甯國府有“世仆”，當地稱爲“細民”。伴當、世仆戶需爲主戶服役，甚至遭受主戶鞭打。主仆之分承襲前代，茫然無考。雍正帝認爲，這是相沿之惡習，并無上下之分，應開豁爲良，命當地督撫查明具奏。安徽巡撫魏廷珍奏請：“嗣後紳衿之家典買奴仆，有文契可考未經贖身者，本身及其子孫俱應聽從伊主役使；即已贖身，其本身及在主家所生子孫，仍應存主仆名分；其不在主家所生者，應照旗人開戶之例，豁免爲良；至年代久遠，文契無存，不受主家豢養者，概不得以世仆名之，永行禁止”。雍正帝準其議，一批細民被除爲良民（《世宗實錄》卷五十六）。

　　廣東疍戶——廣東濱海，有疍（音旦）戶籍。疍戶以船爲家，捕魚爲業。疍戶地位卑賤，不準登岸居住。疍戶不敢與平民抗衡，畏威隐忍，跼蹐舟中，終身漂泊。雍正帝認爲，疍戶本屬良民，無可輕賤擯棄之處。且輸納魚課，與齊民一體，不應因地方積習強爲區別。饬令督撫曉谕地方，“凡無力之疍戶，聽其在船自便，不必強令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栖身者，準其在近水村莊居住，與齊民一同編列甲戶，以便稽查。勢豪土棍不得借端欺淩驅逐，并令有司勸谕疍戶開墾荒地，播種力田，共爲務本之人”（《世宗實錄》卷八十一）。

　　江蘇丐戶——一七三○年五月，江蘇巡撫尹繼善奏稱，蘇州府屬之常熟、昭文二縣，有從舊沿襲下來的丐戶，不得列于四民。請照樂籍、惰民之例，除其丐籍，列于編氓。得到雍正帝的允準實行（《世宗實錄》卷九十四）。

　　雍正時，各地大批不在籍的賤民除爲良民，編入戶籍的民戶人口也因而大爲增加。

　　

　　（三）邊疆地區的統治

　　雍正帝統治時期，繼承康熙帝的事業，加強對邊疆地區的統治。先後擊敗青海和碩特蒙古和準噶爾部貴族的反抗，與俄國訂立恰克圖條約，劃定清朝在喀爾喀蒙古地區的領域，并進一步加強了東北的邊防。西藏地方平息了貴族間的戰亂，鞏固了統治。在西南各民族地區，廢除土司，訂立統一的官制。雍正帝對邊疆地區統治的加強，爲乾隆時期清朝疆域的确定，奠立了基礎。

　　

　　一、對青海蒙古的統治

　　一六九七年，青海和碩特蒙古八台吉晉見康熙帝，顧實汗子達什巴圖被封爲和碩親王，諸台吉分別封爲貝勒、貝子和公爵。達什巴圖死後，子羅布藏丹津承襲王爵。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夏季，羅布藏丹津招誘諸部到察罕托羅海盟會，要諸台吉放棄清朝封授的貝勒、貝子、公等名号，恢複舊稱，并自号爲達賴渾台吉。八月，羅布藏丹津出兵攻擊拒不從命的親王察罕丹津（顧實汗曾孫，封親王），并聯絡青海大喇嘛察罕諾們汗，率領和碩特蒙古及藏族人丁、喇嘛等共二十萬人起兵。十月，雍正帝任年羹堯爲撫遠大将軍、嶽鍾琪爲奮威将軍平亂。羅布藏丹津率部進攻西甯。年羹堯軍封鎖青海通往西藏和天山的道路，大舉進攻。十二月，被脅迫的諸台吉和部衆十餘萬人，先後降清。次年正月，嶽鍾琪在郭隆寺（西甯東北）重創和碩特蒙古軍，二月，又率精兵五千人，遠襲柴達木敵營，羅布藏丹津率領二百人化裝逃走，投依準噶爾。一七二五年，雍正帝将青海和碩特蒙古分編爲二十旗，置佐領，設紮薩克統治。

　　

　　二、北疆的劃界與邊防的加強

　　恰克圖條約康熙時，準噶爾部噶爾丹擁兵反清，曾多次與俄國聯絡，企求援助。噶爾丹敗死後，喀爾喀蒙古諸部返回故地。清朝即向俄國提出，劃定北段即喀爾喀蒙古地區的邊界，以确定北部邊疆。雍正帝即位，曾向俄國重申此議。一七二五年，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第一即位，派遣薩瓦爲全權大使，來北京慶賀雍正帝登基，并商談締結商約、劃定邊界、引渡逃犯和在中國傳教諸事。一七二六年十月，薩瓦到達北京，與清吏部尚書查弼納、理藩院尚書特古成、兵部侍郎圖理琛會談。經過三十多次會議，到次年三月初十日基本上達成協議。五月十六日，隆科多（六月被雍正帝撤回北京）、郡王策淩、内大臣四格、兵部侍郎圖理琛與俄國代表薩瓦、科留赤夫、郎克、格拉儒諾夫，在布爾河岸舉行會議，勘察、劃定兩國邊界。七月十三日（公曆九月一日），兩國代表簽訂邊界條約，即《布連斯奇條約》。雙方又根據在北京達成的協議原則，以及會勘的邊境界圖，于九月初七日（公曆十一月一日）簽訂《恰克圖條約》。條約共十一條，其主要之點是：（一）劃定中俄北段邊界。由沙畢納依嶺至額爾古納河之間，依據山川形勢和設立鄂博的原則，确立自楚庫河以西，沿布爾古特依山，至沙畢納依嶺，爲兩國邊界（即今蒙蘇邊界）。烏第何等處，暫置爲兩邊公中地方，均不得侵占居住。（二）商定貿易管理事項。俄國商人限在二百人以内，每三年來北京一次。兩國交界地帶的日常零星貿易，指定尼布楚和恰克圖兩地，準免稅建造房屋，但沿途需經正道。如有繞道或赴他處貿易者，将貿易貨物入官。（三）規定俄羅斯館留居人員。準許北京俄羅斯人居住俄羅斯館，并在館内建造東正教教堂。俄國學生由國子監滿漢助教各一人，住館教習滿漢語文。

　　恰克圖條約劃定的邊界，大體上依據當時的實際控制狀況，貝加爾湖地帶，原爲蒙古土謝圖汗領屬的布裏亞特蒙古故地，從此歸于俄國。清王朝則确立了對喀爾喀蒙古地區的領域，加強了對蒙古的統治。

　　修築城驿康熙時，曾在漠北地區建成五路驿站，以加強京師與蒙古諸部的聯絡。一七一八年（康熙五十七年），在漠北科布多、烏蘭古木等處，築城駐兵，護衛喀爾喀。自殺虎口至科布多、烏蘭古木地方，均設驿站。雍正時，又在漠北和西北相繼建成科布多城（周圍十二裏）、巴爾庫爾城（周圍八裏）、察罕廋爾城和烏裏雅蘇台城，駐兵屯糧。一七三二年，設定邊左副将軍，駐紮烏裏雅蘇台，統率喀爾喀四部的蒙古軍隊，兼理紮薩克圖和賽音諾顔兩部事務。清軍并在西北地區實行屯田。同時還規定：“嗣後将應發黑龍江等處人犯，遣往北路軍營附近可耕之地，令其開墾效力。”（《世宗實錄》卷一二○）次年，巴爾庫爾、哈密等處屯田，收獲青稞、大小麥等多達六萬一千三百石。修築城驿和實行屯田，加強了北方和西北的邊防。

　　呼倫貝爾駐防呼倫貝爾草原，處于漠北與東北之間，并與俄國交界，原爲蒙古牧地。一七三二年，采黑龍江将軍庫爾海的建策，在呼倫貝爾築城駐防。揀選索倫、達斡兒、巴爾虎、鄂倫春之兵三千名，遷移其地，編爲八旗，左翼自修城處至俄國交界處遊牧，右翼在喀爾喀河遊牧，共編爲五十佐領。各給牛羊，以立産業。在呼倫貝爾城設總管（後改統領），歸黑龍江将軍統轄。

　　

　　三、對南方諸民族的統治

　　雲南、貴州、湖南、廣西等省境年居住着彜、傣、苗、瑤、壯（僮）等少數民族。他們分別實行與漢族不同的封建農奴制、奴隸制甚至保留着氏族部落制的殘存。明朝統治時期，各民族的統治者和各級首領，接受明朝授予的宣慰使司、宣撫使司、招讨使司等司官以及知府、知州、知縣等地方官職稱号。但各民族仍各依照自己的傳統制度進行首領的承襲與更替，報請明朝認可，因而被稱爲“土司”、“土官”。明朝末年，大西農民軍和南明軍據西南地區抗清，當地一些土司曾率領本族武裝參加抗清戰争。吳三桂據雲貴時，請準土司世襲，又有一些土司參與吳三桂發動的反清戰争。雍正時期，改變南方諸省的土司制度，由朝廷直接任命滿漢官員統治，任免遷調，權歸朝廷，号爲“流官”。這當然不能不引起各族統治者的反抗。雍正帝鎮壓了這些反抗，在南方各民族區改革了統治制度，号爲“改土歸流”。

　　雲南一七二六年，雲貴總督鄂爾泰上奏說：“雲貴大患，無如苗蠻。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歸流”。他認爲：土司之所以難治，是由于地分數省，事權不一，即如東川、烏蒙、鎮雄，皆四川土府。東川與滇一嶺之隔，至滇省城四百餘裏，而距四川成都千有八百裏。去冬烏蒙土府攻掠東川，滇兵擊退，而川省令箭方至。雍正帝采鄂爾泰議，把四川的烏蒙、鎮雄、東川改隸雲南，鑄發雲南、貴州、廣西三省總督印，統一事權，委派鄂爾泰全權辦理西南地區的“改土歸流”事。鄂爾泰到任後，先從改隸雲南的東川入手。東川于康熙三十一年已經改流，但仍爲土目占據。鄂爾泰革除了東川土目。烏蒙土知府祿萬鍾、鎮雄土知府隴慶侯均年少，兵權操在兩人的叔父祿鼎坤和隴聯星手中。鄂爾泰令總兵劉起元屯兵東川，招撫祿鼎坤。祿萬鍾在漢人劉建隆等的挾持下，約鎮雄土兵三千，襲擊屯住魯甸的祿鼎坤。鄂爾泰派遊擊哈元生參戰，擊敗祿萬鍾。又邀集與烏蒙相仇的阿底土兵共搗烏豪，連破關隘，祿萬鍾逃往鎮雄。十二月，隴聯星被鄂爾泰招降。隴慶侯與祿萬鍾抵抗失敗，逃往四川，不久也降。清朝設立烏蒙府，鎮雄州，派總兵劉起元坐鎮，控制烏蒙、鎮雄、東川三屬。時東川法戛土目祿天祐、烏蒙米貼土目祿永孝仍割據一方。鄂爾泰派兵收服，擒祿天祐。祿永孝敗逃四川，複糾涼山等地土兵回襲清軍。清軍大敗祿永孝，并趁勢擊敗雷波、阿盧等未附土司。烏蒙事平後，清朝改設流官，任祿鼎坤爲守備，升調河南參将。祿鼎坤不滿，派其子祿萬福回魯甸聯絡舊部反清。一七三○年祿萬福乘劉起元不備，攻陷烏蒙、東川、鎮雄，聯絡涼山的舊土官、土目、頭人等數萬人相繼起兵反。鄂爾泰調遣官兵萬人（其中一半是少數民族土兵），分三路進攻。哈元生直撲烏蒙，連奪大關、伐烏關、豆沙關，逼近魯甸。祿萬福等逃往東川巧家營，被清軍俘獲。反抗失敗。

　　雲南境内，西起永昌東至元江一線以南，全屬各民族土司統治區域。以北爲府州縣區，但每府也都有土職。鄂爾泰先後把鎮沅知府刁瀚、霑益知州安于藩以及赭樂長官司、威遠府、廣南府等土目革職，委派同知劉洪度權知鎮沉府。劉洪度派人清丈土地，刁氏族舍土目不肯交還民田，聯絡威遠彜人反清，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年）正月殺劉洪度。鄂爾泰出兵鎮壓，把已革土司、土目遷移到外省安置。次年，鄂爾泰又出兵進攻孟養、茶山未附的土司，深入數千裏。瀾滄江内土司全部改爲流官，設立普洱府，調元江綠旗兵駐守，并派兵到思茅、橄榄壩扼守通往蒙（今泰國西部）、緬、老撾的門戶。江外車裏等處仍保留土司制度。

　　貴州明朝在貴州設立布政使司，管轄境内八府、四州和七十五個長官司。一六六四年（康熙三年），水西宣慰使安坤反清；次年，郎岱土目隴安藩亦反，被吳三桂鎮壓，設立黔西、平遠、大定、威甯四府州。雍正時，貴州還有以古州爲中心的三千裏苗疆，計有一千三百多處苗寨，十萬餘人。這裏土地肥饒，出産桐油、白臘、棉、桅木、毛竹等，但長期與外界隔絕，時有清朝罪犯來此逃避。

　　一七二六年（雍正四年），鄂爾泰派兵進攻廣順州之長寨。副将劉業浚焚毀布依族土寨，遭到反擊，被迫撤退。鄂爾泰又令總兵石禮哈繼續進攻，連破三十六寨，收降二十一寨，招撫苗人、布依人三千餘口。清朝在長寨設參将營，派兵扼守險要，迫令當地各族人民剃發易服，設保甲，編戶籍。廣順、定番、鎮甯等處的六百八十個苗寨，永甯、永豐、安順的一千三百九十八個苗寨，先後降清。清軍進而向黔東苗嶺山脈和清水江、都江流域推進。一七二八年夏，清軍建立八寨城，命貴州按察使張廣泗（漢軍鑲紅旗人）分兵進攻大小丹江，焚毀雞講五寨。一七三一年，清軍沿九股河而下，進抵清水江，潛居九股苗族中的漢人曾文登向苗人獻策說：改流升科，賦稅倍增。此地江深崖險，清兵不能攻入。清軍開到，以農忙爲借口乞降，再伺機襲擊清軍。張廣泗偵知後，一面佯爲受降，一面布署軍隊，發動突然進攻。

　　廣西廣西是壯族聚居區，瑤族壯族多于漢人十倍。除桂林、平樂、浔州、梧州未設土官外，全省各處都有土官，共計一百五十餘人。雍正初年，泗城土知府岑映宸勢力最強，派兵四千在紅水江北立營。一七二七年夏，鄂爾泰部署清兵進攻泗城，岑映宸被迫繳出敕印。鄂爾泰遷岑映宸于浙江，派流官管理泗城府，并把紅水江北地方劃歸貴州，設永豐州。思明知府土官黃觀珠，因爲各寨頭人不服管束，主動請求将洞郎等五十村寨改爲流官管轄。柳州、思恩、慶遠等地的土目，魚肉壯民，積案如山。壯民聽到“改土歸流”的消息，争相備糧請兵。一七二八年，清軍進攻思陵州八達寨，壯民斬土目顔光色以獻。八月，清軍攻克思明府鄧橫寨，遠近土目繳出軍器二萬餘件降清。清廷廢除當地的土司制，降清的土官大都被任爲流官。

　　湖南湖南土司緊鄰内地，多役使漢人墾田納糧。土司剝削苗漢農民，并在城市之内置有房産，經營生理。雍正時，桑植、保靖土司内有近十萬土民，聲稱土司淩虐難堪，願入籍爲民。清朝乘勢迫令永順、桑植、保靖、容美四大土司“繳印納土”，設立永順府，永順、龍山、桑植、保靖等縣和鶴峰州。其他土司也因無力彈壓土民的反抗，不得不先後請求歸流，繳印納土。清廷授予降服的土司官總兵、副将、參将、遊擊、千總、把總等職銜，以流官補用。願遷移置産者，準予遷移。

　　自雍正四年至九年間，伴随着清軍的鎮壓，南方諸民族區大部分實現了“改土歸流”。繼續保留土司制度的一些地區，領地和土兵都很少，并要受清朝的種種限制，不得擴張。清王朝在改設流官的地區，加強了對各族人民的統治和民族壓迫，但各民族内部更爲落後的統治制度則由此多少受到限制。

　　

　　四、西藏戰亂的平定

　　康熙末年，擊敗準噶爾部對西藏的侵擾後，七世達賴格桑嘉錯自青海入藏。清廷命拉藏汗舊臣康濟鼐輔達賴管理前藏事務。頗羅鼐管理後藏事務。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六月，西藏噶倫阿爾布巴等謀殺了康濟鼐，企圖奪取政權，并向後藏進兵。頗羅鼐率領後藏及阿裏兵幾千人擊敗阿爾布巴軍，奏報清廷請求發兵進藏平亂。次年五月，頗羅鼐領兵至拉薩，圍困布達拉宮。阿爾布巴被擒。清廷駐藏欽差馬喇、曾格等在戰亂中保護了七世達賴的安全。頗羅鼐在清軍到來之前，即出兵削平了阿爾布巴之亂，得到清廷的嘉獎。辦理西藏事務吏部尚書查郎阿依據頗羅鼐的保選，奏請以色朱特色布騰及策淩旺紮爾二人補授噶倫。由頗羅鼐兼管前後藏事務。雍正帝準其議，鞏固了對西藏的統治。

　　

　　五、對準噶爾部的戰争

　　準噶爾部策旺阿拉布坦，在康熙末年派兵侵擾西藏失敗，一七二七年病死。子噶爾丹策零繼位，繼續與清朝爲敵。一七三一年六月，噶爾丹策零派大小策零敦多布二人，率兵三萬，越過阿爾泰山向東進攻。清靖邊大将軍傅爾丹領兵三萬人，從科布多出發迎擊，在和通泊（科布多西二百裏）大戰。清軍潰敗，副将軍巴寨等戰死，生還科布多者僅二千人。九月，大小策零敦多布乘勝進攻喀爾喀蒙古，清郡王額驸策淩與親王丹津多爾濟，率領喀爾喀蒙古兵，在鄂登楚勒河大敗準噶爾兵。一七三二年七月噶爾丹策零又親自領兵，越過杭愛山，劫掠哲蔔尊丹巴胡圖克圖地方。八月，襲擊塔密河的策淩帳幕，掠奪子女牲畜。策淩回師追擊，在喀喇森齊泊大戰，準噶爾兵潰敗。策淩追至光顯寺，又擊斃敵軍萬人，噶爾丹策零敗逃，向清朝求和。一七三四年，清廷撤回征準噶爾兵将。一七三五年三月，清廷定議：準噶爾遊牧，不準過阿爾泰山；喀爾喀遊牧，不準過紮蔔堪。阿爾泰山以東由清軍巡邏，以西由準噶爾部巡邏，暫息争端。

　　雍正帝在位的十三年間，在整饬内政的同時，逐步加強對邊疆地區的統治。準噶爾事定後不久，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八月，雍正帝病死，年五十八。死前，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等捧讀雍正帝親書密旨，命皇四子弘曆繼帝位。次年，改年号爲乾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