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的革故鼎新

第二章 商品經濟的發展與明朝的衰落

第一節 世宗的新政與內閣的演變

（一）世宗的革故鼎新


　　一、世宗初政

　　武宗縱欲亡身，死後并無子嗣繼承皇位。宸濠之亂剛剛平定，明王朝又面臨着宗藩奪位的危局。皇太后張后（孝宗后）命太監張永、谷大用和内閣大臣謀議扶立新帝。首輔内閣大學士楊廷和在位十餘年，權位最重，且已預有謀劃，因據《皇明祖訓》中兄終弟及之義，倡議迎立憲宗之孫、孝宗之侄、興獻王祐杬之子厚熜嗣位。這時，祐杬已死，厚熜年十五歲，襲王封。楊廷和之議，得到大學士梁儲等閣臣的贊同，張太後照準，遂命谷大用與梁儲等前往安陸藩邸，以拟作的武宗遺诏迎接嗣君厚熜（世宗）來京繼位。新君繼位前由楊廷和理政。明朝自成祖以後，曆代皇帝嗣位，多由皇太後主持其事，但繼位的皇帝出自閣臣的提名，則是前此所未有。皇帝繼位前，由閣臣楊廷和奉太後懿旨綜攬朝政，也是前此所未見。這表明閣臣的權位已日益嚴重，并不僅是司票拟的文臣。

　　自武宗逝世到世宗即位，楊廷和總攬朝政凡三十七天，主要做了兩件大事。（一）稱奉武宗遺诏罷遣邊兵入衛京師者歸鎮；停罷威武團練營，又将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樂人等諸非常例者，一切罷遣；放遣四方進獻女子；停京師不急工務；收宣府行宮金寶歸諸内庫。（二）奉皇太後懿旨收捕江彬。江彬在正德末年受命提督贊畫軍機密務并督管東廠與錦衣衛官校，統率邊兵數萬，改團練營爲威武團練營，親自提督軍馬。幾次導從武宗巡遊取樂，沿途勒索掠奪，民不堪命。武宗死後，江彬是民憤最大也最爲危險的人物。楊廷和罷設威武團練營後，江彬稱疾不出，窺伺情勢。楊廷和請張太後允準，迅速行動，三月十八日，召江彬進宮行禮，在宮中将他收捕。楊廷和辦了以上兩件大事，消除了朝中的隐患，穩定了京師局勢，爲世宗的即位鋪平了道路。

　　世宗生于安陸藩邸，幼讀經書。十三歲時，父祐杬死，以世子繼理藩國。對于突然而來的承繼皇位，原無準備，對于宮廷及朝中諸事，也無經曆。武宗寵信宦官佞幸，淫樂無度。内廷宦官與朝中大臣之間也是矛盾重重，相互傾軋。世宗繼統，既無朝中師保可爲倚恃，又無藩府舊臣随從輔佐，少年天子入京師，不啻隻身入虎穴，前途是艱險的。這使他不能不對周圍的各種陌生的勢力，心存戒備、以防不測之變的發生，又不能不極力維持皇權，以免成爲被人操縱的工具。史稱世宗“多謀”而又“剛愎”，正是這種特定的曆史環境的産物。

　　四月二十二日，世宗至京城外的行殿。禮部請依皇太子即位禮，入東安門，宿文華殿。世宗對随從的王府長史袁宗臯說：我奉遺诏嗣皇帝位，并不是皇子。楊廷和請依禮部具儀，入居文華殿，上箋勸進，擇日登極。世宗仍不允。皇太後懿旨，改爲即日在行殿勸進、宣告即位。世宗自大明門入宮，在奉天殿即皇帝位。這次争議是世宗與内廷和朝臣的第一次較量。世宗不甘屈從，顯示出皇帝的權威。後來的繼統争議也于此露出了端倪。

　　世宗即位頒诏，改明年年号爲嘉靖。诏書原已由楊廷和事先拟就，企圖乘此時機宣告革除積弊，也爲新皇帝收攬人心，穩定統治。诏書長達八千八百餘言，所列興革諸事，包羅巨細，多至六十餘款。世宗閱後報可，頒行全國。诏書中說：“皇兄大行皇帝……中遭權奸，曲爲蒙蔽，潛弄政柄，大播兇威。朕在藩邸之時，已知非皇兄之意。茲欲興道緻治，必爲革故鼎新。”（《世宗實錄》卷一）诏書中有關革故鼎新的内容包括：武宗朝因忠直谏诤甯正被害去任降調的官員，起複原職。因谏巡遊被處死者追贈谕祭；正德元年以來的大小傳升官，盡行裁革；内府各監局依弘治以前員數，多餘者另行聽用；錦衣衛旗校人等據弘治編軍冊内數目，其餘裁革；正德十五年前該納官錢糧物件，拖久未征者，盡數捐免；嘉靖元年夏秋稅糧減免一半，以及查禁各地鎮守官科斂财物，查辦王府、衛所的冒籍投充人員、禁止鹽商投托勢要等等。诏書還指出：自正德年來，劉瑾、錢甯、江彬擅權時的弊政，诏書開載未盡者許議奏裁革。頒诏後，錦衣衛及内監局旗校工役，共裁減十四萬八千七百人，省減漕糧一百五十餘萬石。各項裁革，多是朝野積憤已久的弊政，即位诏下，人心大快，稱頌新皇帝是“聖人”。

　　世宗順利即位，穩定了局勢，随即進一步采取果斷的措施，以鞏固皇權。

　　除惡宦——明朝的宦官，作爲一個特殊的集團，雖然其中也是良莠不齊，但武宗寵信奸佞，宦官恃寵弄權作惡者甚多。他們不僅爲朝臣所側目，也是世宗強化皇權的威脅與隐患。即位诏下，福建道監察禦史王鈞即上疏劾奏一批太監的罪惡。世宗即位才五日，即貶降迎立有功但權勢甚重的太監谷大用奉禦南京孝陵司香。又将東廠太監張銳、司禮監太監張雄、禦馬太監張忠、于經、以及宣府鎮守太監劉祥等十餘名弄權作惡的宦官下獄治罪。太監張永在武宗朝曾與楊一清奏誅劉瑾，與王守仁平宸濠之亂，武宗死後，督軍九門防變，在太監中，功多于過，也被免職閑住，又降爲南京奉禦。世宗翦除内宦，不僅爲了改革惡政，而還爲了排除羁絆，強化皇權統治，用意是清楚的。

　　誅錢、江——錢甯在武宗朝依附劉瑾，掌錦衣衛事。正德末年因參予宸濠之亂被逮。世宗即位後，五月間，以磔刑處死錢甯，甯子十一人俱在錦衣衛爲官，也都斬首。六月間，又處死江彬及其子三人，黨附江彬的李琮被處死，許泰下獄論死，減罪徙邊。抄沒錢甯的家産有黃金十餘萬兩、白金三千箱，玉帶二千五百束。江彬家産有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二百櫃。世宗命将錢、江家産充作邊地用度、以代民賦。

　　清莊田——世宗即位诏中曾經提到，如有倚恃權勢侵奪霸占抄沒犯人莊田者，審證明白，歸還本主管業。诏書下後，群臣紛紛上疏，指責正德時京畿多有太監侵占民田，稱投獻爲皇莊。請廢除皇莊名義，撤回管莊太監。戶部左侍郎秦金上疏“乞差科道部屬官一員，分詣查勘，自正德以後，系額外侵占者，給還其主。管莊人員，盡數撤回”。世宗說：“迩來奸猾妄将軍民田土設謀投獻，管莊人等，因而乘機侵占。朕在潛邸，已知其弊”（《世宗實錄》卷五），準如所議實行。清莊田是從經濟上對奸猾内宦的一個沉重打擊。

　　迎母后——世宗自安陸藩邸匆促被奉迎來京師，生母興王妃蔣氏仍留藩府。世宗即位後三日，即诏谕遣使往安陸迎生母來京。如何尊封母妃成爲世宗面臨的一個特殊問題。世宗命禮官集議崇奉生父興獻王的祀禮及封号。禮部尚書毛澄依據首輔楊廷和之意，與公卿上議，依宋英宗繼統仁宗封生父濮王的舊事，應尊孝宗爲父考，生父興獻王及王妃稱皇叔父母。世宗覽奏，說：“父母也可以移易麽？”交付再議。楊廷和與毛澄一再上疏，堅持前議。世宗也堅持不允。七月，禮部觀政進士、永嘉人張璁上“大禮疏”提出繼統不斷嗣之義，說：“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六年，比于崩殂，而廷臣遵祖訓、奉遺诏，迎取皇上入繼大統。遺诏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爲孝宗後，比之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者，較然不同。”（宋英宗曾養于宮中，封皇子）“今日之禮，宜別爲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興獻王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世宗得奏甚喜，說：“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當即召見楊廷和等，手敕：“卿等所言俱有見，第朕罔極之恩無由報耳。今尊父爲興獻皇帝，母興獻皇後，祖母爲康壽皇太後。”楊廷和等封還世宗手敕，抗疏力争。九月，世宗母興獻王妃蔣氏從安陸來到通州，得知朝廷大臣拟議以孝宗爲考，大怒說：“安得以我子爲人之子！”因留通州，不肯進京。世宗聽說，涕泗不止，啓奏慈壽皇太後（孝宗後張氏），願避皇位奉母歸藩。楊廷和見勢不得已，乃草敕說：“聖母慈壽皇太後懿旨，以朕缵承大統，本生父興獻王宜稱興獻帝，母宜稱興獻後，憲廟貴妃邵氏（興獻帝生母）爲皇太後。”世宗準此敕草，迎母進京。禮部會拟迎後進宮禮儀，由朝陽門進東安門。世宗不準，自定從正陽門由中道行。禮部請用王妃鳳轎儀仗。世宗不準，诏用母後駕儀。十月初四日，興獻後至京，由大明門中門入，世宗在午門迎駕入宮。世宗一再爲生母力争後位，也就是提高他本人的皇權，以示不屈從于前朝。迎後之争，世宗終于擊敗以楊廷和爲首的前朝舊臣，取得了行使皇權的又一個勝利。

　　

　　二、“大禮”之議

　　世宗自安陸入京即位，隻有藩府長史袁宗臯随從。即位後，任袁宗臯爲吏部左侍郎又晉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輔政。袁宗臯以老病不赴任，九月間即死去。閣臣中梁儲于五月間緻仕。隻餘楊廷和、蔣冕、毛紀三人。武宗朝已緻仕的費宏奉召入閣。世宗要鞏固他的統治，不得不依靠内閣舊臣，卻又恐被人左右，時存戒心。世宗與蔣後入京之儀，堅持改變了閣部的拟議，也由此更加深了對舊臣的疑慮。憲宗以來，皇帝很少朝見大臣，内閣與宦官參預機務，成爲慣例。這時的内閣，以楊廷和爲首，都是前朝老臣，參預定策立帝，更不免自恃功高，企圖決斷一切。大禮之議遂使新皇帝與舊閣臣的矛盾，日益尖銳。

　　蔣後入宮後，如何尊奉世宗生父與母後，仍是繼續争議的課題，時稱大禮之議。大禮之議表面上是朝臣中不同意見的争議，實際上則是閣臣與皇帝之争。以楊廷和爲首的舊臣雖然依祖訓兄終弟及之意擁立世宗，卻把世宗繼位看作是孝宗過繼皇子，因而堅持尊孝宗爲父考，而以生父爲叔父，這當然是蔣後與世宗母子所不能同意的。楊廷和等閣臣聯絡朝官，一再抗疏，旨在迫使世宗就範，屈從廷議。世宗尊崇父母，旨在維護皇權，自不甘受人擺布，自削權柄。大禮之議于是成爲新帝與舊臣的一次全面的較量。

　　十月間，兵部職官主事霍韬作大禮議，反駁楊廷和、毛澄等人的廷議。上疏說：廷議以孝宗爲父，興獻王爲叔，“考之古禮則不合，質之聖賢之道則不通，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明史·霍韬傳》）進士張璁力排衆議，進大禮議之後，十一月又作“大禮或問，”重申前議（見《世宗實錄》卷八）。正德末年緻仕的大學士楊一清，得見此議，寫信給吏部尚書喬宇，說“張生此論，聖人不易，恐終當從之”。（《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十二月，楊廷和授意吏部，任命張璁爲南京刑部主事，調出京師，并且寄語張璁說：你本不應當做南官，姑且安靜等待，別再作大禮說和我爲難！楊廷和在大禮議中，利用權勢，排斥異己，直言而并不隐諱。群臣畏懼楊廷和排擠，不敢不附和楊議，力斥張璁。

　　蔣後入京時，世宗姑且同意稱興獻帝、後，而不稱皇，本是一時的妥協之計。十一月間，又稱奉太後懿旨，加“皇”字，稱興獻皇帝與興獻皇後。楊廷和封還世宗手诏，拒不發布。朝臣也附和上疏，力争不可。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年）正月，禮部右給事中熊浃則上言：“興獻王宜尊以帝稱，別立一廟。”“母妃則尊爲太後，徽号如慈壽之例”。（《世宗實錄》卷十）熊浃是大學士費宏的同鄉。不久之後，費宏即調熊浃出朝，任按察司佥事，以免得罪楊廷和，牽連自己。禮部毛澄乘清甯宮後之小宮發生火災，上疏說是“變不虛生，宜應之以實”，又說禦執父母又各加一皇字，不可以告天下。給事中安磐上疏，說“興”是藩國不可加于帝之上， “獻”是谥号不可加于生存之母。世宗迫于衆議，改爲皇太後、皇後加上尊号，慈壽皇太後（孝宗後）加上尊号爲昭聖慈壽皇太後。皇嫂皇後（武宗後）加号莊肅皇後，本生母興獻後加号興國太後，祖母邵氏皇太後（憲宗妃）加号壽安皇太後。三月間正式行禮，奉上尊号。生父仍号興獻帝，不加皇字。世宗此舉，顯然是不得已的退讓。楊廷和至此已先後四次封還世宗的禦批，執奏近三十疏，并多次以去就力争。十一月，世宗祖母壽安皇太後病死。楊廷和奏稱：上爲孝宗後，不宜爲孝宗之庶母持祖母承重服。世宗不采其議，自定宮中服喪二十七日。十二月，原兵科給事中史道升任山西佥事，上疏說是楊廷和察覺他的彈劾奏章，因而調出外任，并說 “先帝（武宗）自稱威武大将軍，廷和未嘗力争。今于興獻帝一皇字考字，乃欲以去就争之，實爲欺罔”。楊廷和上疏自辯，并請緻仕。世宗下诏撫慰，說他“及國勢危疑之際，又能計擒逆彬，俟朕從容嗣統，功在社稷。”（《世宗實錄》卷二十一）楊廷和奉诏留任，但與世宗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了。

　　巡撫湖廣都禦史席書曾草拟奏疏，附和張璁、霍韬之議，稱興獻帝宜定号“皇考興獻帝。”疏成未能奏上，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上疏，也提出繼統不繼嗣之論，請宣示朝臣改議“稱孝宗曰皇伯，稱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十二月，南京十三道禦史方鳳等上疏，說“吏部員外郎方獻夫與張璁、霍韬議禮非是”。一年之後，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又上疏議禮，并将席、方二疏附上，請世宗速發明诏“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興國太後曰聖母，武宗曰皇兄。”嘉靖三年（一五二四年）正月，世宗交付文武群臣集議。楊廷和見世宗有意變更前議，又因谏言罷遣内宦提督蘇杭織造，未被采納，遂又上疏請求緻仕。此時世宗的統治已漸穩固，并已厭于楊廷和的跋扈難制，遂诏允楊廷和緻仕歸裏。言官交章請留，世宗不聽。

　　楊廷和緻仕，自是當時震動朝野的一件大事，也是新帝舊臣之争的一個轉折。禮部尚書毛澄于嘉靖二年二月因老病緻仕，死于歸鄉途中。八月，吏部侍郎汪俊繼任禮部尚書。次年二月，楊廷和離京，汪俊聯絡朝官上疏，仍持原議，說“宜考孝宗”，并說，諸章奏，隻有張璁、霍韬、熊浃與桂萼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都同臣議。世宗将奏疏交付有司，敕召席書、桂萼、張璁等來京集議。

　　張璁、桂萼等在南京聞訊，随即上疏，說：“今之加稱，不在皇與不皇，實在考與不考”。三月，世宗頒诏：本生父興獻帝、本生母興國太後，今加稱爲“本生父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母章聖皇太後。”又稱：“朕本生父已有尊稱，仍于奉先殿側別立一室，盡朕追慕之情。”這時，張璁、桂萼已行至鳳陽，從邸報上看到新诏，又上奏疏，說：“臣知‘本生’二字，決非皇上之心所自裁定，特出禮官之陰術。”六月，張璁、桂萼至京師，被擢任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此前，禮部尚書汪俊因再次上疏，遭世宗斥責，緻仕。席書繼任禮部尚書，到任前，由侍郎代管。七月，世宗采張璁、桂萼等議，派司禮監太監谕内閣去掉“尊稱”中的“本生”二字。内閣自楊廷和去後，蔣冕繼爲首輔，僅兩月即疏請緻仕。毛紀代爲首輔，力言不可，世宗斥責說：“你們無君，也要讓我無父麽？”毛紀等惶懼而退。世宗正式诏谕禮部：“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後，更定尊号曰‘聖母章聖皇太後’。于七月十六日恭上冊文，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世宗實錄》卷四一）禮部奉诏拟定儀注奏止。世宗制準。

　　世宗去“本生”二字的敕下，又引起一場風波。朝臣紛起上疏谏阻。首輔毛紀與新入閣的大學士、原吏部尚書石珤（寶）也上疏谏止。疏俱留中。七月十五日，朝會方罷，吏部左侍郎何孟春對百官說：“憲宗朝，百官哭文華門，争慈懿皇太後葬禮，憲宗從之，此國朝故事也。”楊廷和之子、翰林修撰楊慎說：“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張翀等遂摭留百官于金水橋南，聲言今日不參加力争者，必共擊之。于是九卿自尚書、侍郎至員外郎、主事、司務等二百二十人跪伏于左順門候旨。世宗命司禮監太監傳旨勸令退去，群臣必求谕旨。再次傳谕姑退，群臣仍跪伏喧呼，企圖迫使世宗屈服。

　　世宗在位三年，于朝政逐漸熟悉。楊廷和去後，對于抗旨臣下，漸趨嚴厲，屢加斥責。面對左順門的嚴峻形勢，世宗行使皇權，采取鎮壓措施。先将爲首者翰林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等八人逮捕，又逮五品以下官員一百三十四人下獄，命四品以上八十六人待罪。錦衣衛奉诏拷訊豐熙等八人，編伍谪戍。其餘四品以上者奪俸，五品以下杖責。被杖緻死者十六人。

　　七月十六日，世宗率文武群臣奉冊寶，上生母蔣後尊号爲章聖慈仁皇太後。十八日，奉安生父神主，上尊号爲皇考恭穆獻皇帝，均不再有“本生”二字。九月間，經席書、張璁、桂萼等與群臣集議，世宗正式頒诏定大禮； “稱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聖懷惠慈聖皇太後曰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皇考，章聖皇太後曰聖母。”（《世宗實錄》卷四三）次年，在太廟旁建世廟（後改稱獻皇帝廟）奉祀獻帝。大禮之議，世宗終于戰勝朝臣，取得全面的勝利。

　　世宗初即位，與楊廷和等閣臣協力清除弊政，曾博得朝野的贊譽。大禮議起，楊廷和等執意脅迫世宗以生父爲叔父，順從内閣。一五二八年（嘉靖七年）六月，世宗在事過之後敕定議禮諸臣之罪時說：“楊廷和爲罪之魁，懷貪天之功，制脅君父，定策國老以自居，門生天子而視朕。”（《世宗實錄》卷八九）這裏，說出了世宗郁結已久的衷言，也大體上接近于實際。但事情的另一面是，世宗以年輕的世子即帝位，對武宗朝的舊臣也多所防範，絕不甘于受人操縱。君臣之間的暗鬥明争，到左順門事件而發展到了頂點。談遷《國榷》引支大綸《永昭二陵編年信史》論大禮之議說：“大禮之議，肇于永嘉（張璁）……倫序昭然，名義甚正，自無可疑”。“（楊廷和）力主濮議，諸卿佐複畏廷和之排擊，附和雷同，莫敢牴牾。”“以附廷和者爲守正，以附永嘉者爲幹進，互相标榜，毒盈缙紳。”支大綸不拘于标榜“守正”的偏見，所論較爲客觀。他又論左順門事說：“然以沖齡之主，而舉朝元老卿輔至二百餘人，皆喧呼恸哭，卒不少動”，“神武獨斷，萬古一君而已”。說世宗是“萬古一君”顯是稱頌過分。但世宗作爲不滿二十歲的新君，面對元老群臣的脅迫，臨亂不懼，力挽狂瀾，終于使大局底定，确是顯示出他獨具的膽略與才能。不過，杖責臣下十餘人緻死，不免失于嚴酷。對于才有可用、過有可原的閣部諸臣斥逐過多，也削弱了朝廷的力量。世宗初即位，銳意革故鼎新，由于朝臣連年陷于大禮之争，影響了新政的繼續實施。此後起用新人，重整閣部，明朝政局又出現了新的局面。

　　

　　三、新政的繼續

　　左順門事件，内閣首輔毛紀即引咎緻仕。費宏成爲首輔。吏部侍郎賈詠入閣。禮部尚書席書于八月間自南京來京師到任，推薦起用武宗時緻仕的大學士楊一清。張璁也向世宗薦引。嘉靖三年（一五二四年）十二月，世宗任楊一清爲兵部尚書，總制三邊。次年又召入内閣，參預機務。一五二六年加太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楊一清在大禮議中未參與争議，持論較爲公允，私下則贊同張璁之議。張璁奉命修成《大禮集議》，一五二五年進爲詹事兼翰林學士。一五二六年爲兵部侍郎，仍兼原官。方獻夫、霍韬俱爲少詹事。一五二七年二月，費宏、石珤緻仕。張璁早在兩年前（一五二五年），即推薦武宗時的緻仕大學士謝遷，說他“雖垂老之年，實台輔之器”。費宏緻仕後，楊一清薦引謝遷入閣。八月，賈詠緻仕。十月，張璁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内閣參預機務，并兼署都察院事。桂萼爲吏部尚書、方獻夫爲禮部尚書。禮議之争中，楊廷和等閣部諸臣堅執己見，自诩爲“守正”，诋張璁等爲“新進”。大禮議後，新舊朝臣之間，仍不免明争暗鬥，時有紛争。影響較大的是以下兩事。

　　郭勳、張寅案——郭勳是明初名将武定侯郭英的後裔。世宗時襲封武定侯爵，掌領團營。大禮之議，曾贊助張璁。山西太原衛指揮張寅得識郭勳。張寅仇家薛良揭發他原名李福達，是山西代州人，曾随從叔父李钺參加過彌勒教的反亂，李钺被殺，福達逃走，改換姓名。張寅自動到官置對。代州知州坐實其罪。巡撫畢昭則認爲是仇家誣陷。一五二六年秋，禦史馬錄巡視山西，重新查問此案。郭勳寫信給馬錄，托請免于追究。馬錄将來信上奏，并彈劾郭勳庇奸亂法。世宗交付都察院審理。大理寺評事杜鸾說席書助郭勳偏袒張寅，上書請先将郭、席二人正法，然後再審此案。十一月，世宗準左都禦史聶賢等奏，将張寅系獄待決，诘責郭勳，不予問罪。張寅子大仁上書爲父申冤。給事中、禦史亭台谏官連章劾奏，說大仁上書申冤是經郭勳指點，郭勳“交通逆賊”、“知情故縱”、“黨護叛逆”，應置重典連坐。郭勳向世宗申訴，說是因議禮得罪廷臣。廷臣内外交結，借事陷害，并将漸及議禮諸臣。世宗命将人犯逮京，由刑部尚書顔頤壽等會同大理寺審訊，顔頤壽等再次坐實此案。世宗說要親自審問。顔頤壽等又改指爲疑獄。世宗更加懷疑。一五二七年四月，世宗将顔頤壽等審問過此案的官員，俱系诏獄。命桂萼攝刑部，張璁攝都察院，方獻夫攝大理寺共同審理。禦史馬錄被迫承認“挾私故入人罪”。遂以仇家誣告定案。世宗要将馬錄處死，張璁、桂萼等說他罪不至死，請予寬宥，改爲谪戍。世宗又将審問過此案的布政使李瓊等十二人谪戍，左都禦史聶賢等十一人削職爲民，刑部尚書顔頤壽等十七人革職閑住。因此事獲罪的官員多至四十餘人。此案起于民間仇怨，張寅是否李福達本在疑似之間，既使屬實，也隻是曾經随從作亂，并非起義首領，且早已降附明朝，在軍中效力，前罪并非必不可赦。台谏官因此案群起劾奏郭勳，兼及席書，顯然是借題發揮，小題大作。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論此事說，當福達叛亂時，郭勳豈曾參與謀劃？說他嗾使申冤，也并不一定真有。最多隻能治他個請托之罪，爲什麽一定要連坐？況且“知情藏匿故縱”之律與郭勳本不相似，一定要據此治罪，置于重典，隻能是激成翻案（《明史經事本末》卷五十六）。郭勳在朝并非賢臣，後因貪婪謀利等罪被劾，死于獄中。但就此案而論，谷應泰的剖析，則較爲公允。谷氏又指責張、桂諸人審理此案，是仇視台谏。實際上，對台谏諸臣的嚴懲，乃出于世宗本人。但世宗因涉及議禮而被激怒，張、桂諸人也确曾受命平反，迫使馬錄承伏。這一事件表明，大禮議後，新舊臣僚之間，乃至世宗與舊臣之間，仍然心存積怨，難以相容。從這個意義上說，張寅或李福達案，實是議禮之争的一個餘波，但仍是軒然大波。

　　楊一清案——楊一清自憲宗成化八年（一四七二年）考中進士，曆仕憲宗、孝宗、武宗三朝，曾領兵西北，抗禦蒙古，又曾與太監張永除劉瑾，因而在朝臣中擁有較高的聲望。大禮議中，群臣多附和楊廷和，緻仕家居的楊一清獨贊張璁。世宗起用總制三邊，又擢入内閣。費弘緻仕後，晉爲首輔。一五二七年十月，張璁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仍掌都察院事。謝遷也奉召入閣，但已年近八十，次年三月即告老。六月，世宗逾次擢任禮部右侍郎翟銮入閣。一五二九年二月，桂萼入閣。内閣四人中，翟銮遇事順從帝意，小心從事。楊、張、桂三人實際任事。七月間，兵科給事中孫應奎上疏，彈劾内閣說：“大學士楊一清雖練達國體，而情多尚通，私其故舊”，“張璁學雖博而性偏，傷于自恃”，“桂萼以枭雄之資，桀骜之性，作威福而沮抑氣節，援黨與而暗役言官，大私親故，政以賄成”（《世宗實錄》卷一○三）。楊、張、桂三人各上疏自陳，乞休，世宗均予慰留。八月，禮科給事中王準彈劾張璁、桂萼薦用私人。工科給事中陸桀上疏，說張、桂“不三四年，位至極品。”“乃敢罔上行私，專權納賄，擅作威福，報複恩仇”。世宗命張璁回家自省，以資後用。桂萼革去學士職銜緻仕，又令法司查究張、桂等薦引的官員。詹事府詹事霍韬上疏爲張璁、桂萼申辯，說他們多有專權，是出于向世宗效忠，不避禍福。張璁引用浙江人王桀即指爲親黨。王桀與楊一清都是南直隸人，豈不也可說是親黨？又說王準、陸桀的彈章，是受楊一清指使，并列舉楊一清任用私人及貪賄事狀。吏部尚書方獻夫說言官追究張、桂薦引的官員，多至百餘人，多是受誣陷，一概看作是親黨加以繩治，豈不要空人之國？九月初，張璁已行至天津。世宗又下诏召還，複任。光祿寺少卿史道言上疏說：“風習易移，人才難得。楊一清有通達萬變之才，張璁力足以擔當天下之重。伏願陛下谕勉二臣，忘私奉公。”世宗嘉納。霍韬又上疏乞假歸省，說爲張璁等辨雪之後，刑官仍再追逼誣陷桂萼受贓。這是由于桂萼任事獨勇，任怨獨多，爲衆所忌。刑官謂陛下猶可欺侮，奸贓權臣（指楊一清）獨不可觸。又說前疏所述楊一清贓罪，皆有指名，皆有實迹。霍韬請求徹查桂萼及楊一清贓案，說，一清、萼實有贓賄，即顯剹于市。臣或陸桀妄言，也顯剹于市。世宗不準霍韬乞假，下诏說：楊一清位居内閣輔臣之首，乃大肆納賄，不畏人言，甚非大臣之體。命法司會官議奏處置。刑部尚書許讚會同官員議奏楊一清“大肆納賄”，但系耆舊重臣，請予罷官歸裏或令休緻。世宗覽奏，谕内閣：楊一清“不顧晚節，貪婪無恥，贓迹顯著”，“今當正法，而使知警。”命翟銮拟旨。張璁連上三疏，曆叙楊一清議禮之功，說，當群議喧騰之時，得老成大臣贊與一詞，所助不少，請予寬容。第三疏中并說：“況臣複任之初，而一清即有此事，又因霍韬所奏，中外臣工不能無疑。保全一清，實所以保全臣等也。”（《世宗實錄》卷一○五）情詞極爲懇切。世宗慰谕，說已從寬區處。楊一清自陳：“罪狀既著，誅竄何辭，請予矜貸，削職放還。”世宗诏準緻仕，馳驿以歸，并賜金、布、纻絲等物，讓他較爲體面地退任。楊一清曆仕四朝，功業昭著，但長期處在前朝貪賄成風的官場，似亦不免沾染積習。《世宗實錄》所載有關奏疏及诏書表明，楊一清貪贓受賄，确實有據，并非他人誣指。楊一清曾自稱與張璁“雖間有異同，旋即如故”，“蓋終始未嘗失歡”（《世宗實錄》卷一○四）。舊史家或囿于偏見，指張璁力排一清以求晉任，不免有違史實，持論也有失公允。不過，左順門事件後，世宗有意再行新政，楊一清趨于保守，因而與張璁等每有不合，則是事實。早在張璁敕罷之前，楊一清即曾上疏說：“今之持論者，多尚（原作‘尚多’）紛更，臣獨勸以安靜。多尚刻削，臣獨矯以寬平。欲變法，臣謂隻宜守法，欲生事，臣謂不如省事”。（《世宗實錄》卷一○三）楊一清緻仕後，世宗倚任張璁等人，繼續實施消除積弊的新政。

　　永嘉人張璁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年）四十七歲，才考中進士。世宗即位後，作爲新科進士，尚無官職，在大禮議中力排衆議，獨持尊父之論，因而獲得世宗的賞識和楊一清等人的贊許。但在議禮之争中，也因而受到楊廷和爲首的守舊群臣的攻擊，請求嚴處張璁的奏疏紛至沓來。張璁入閣後，薦用新人，革除弊政，于是又成爲舊臣與新臣、北人與南人、守舊與革新諸矛盾的焦點。因薦引新人而被指爲私植親黨，甚至“不三、四年，位至極品”以及“幹進”“驟貴”等等也都成爲言官們攻擊的口實。守舊者自诩爲“守正”的君子，指革新者爲“幹進”“好事”的小人，是曆代保守派攻擊革新派的故技。舊史家沿襲其說，多欠公允。事實上，正由于張璁是新進的官員，才不曾沾染前朝官場的腐敗積習，具有革除弊政的足夠的勇氣。談遷《國榷》稱他“學博才贍，有廊廟之用”。《明史·張璁傳》對他多所指摘，但也稱他“剛明果敢，不避嫌怨”，又說他“持身特廉，痛惡髒吏”當是事實。張璁以進士而入居内閣，始終清廉自守，博學明辨，而又勇于革新，可謂嘉靖朝難得的賢相，也是有明一代少見的閣臣。楊一清罷後，張璁被擢任爲首輔。後因避世宗厚熜諱，改名孚敬。一五三一年七月曾一度緻仕，翟銮任首輔，十一月被召還。一五三二年三月，再請緻仕，方獻夫繼任首輔。次年正月，張璁又奉召複任，一五三五年四月緻仕，閣臣李時繼任首輔。在此期間，張璁、方獻夫與主張革新的官員輔佐世宗繼續推行了一系列革除積弊的新政。

　　革鎮守中官——宦官出鎮各地，是前朝的一大弊政。宦官領兵鎮守，掌握兵權，多施橫暴，又往往牽制主帥，延誤軍機，甚至與内宦結納，釀成亂事。一五二九年三月，禦史毛鳳韶建言裁革各地鎮守官及補差内臣，兵部議複，隻在部分地區各裁一員。張璁任首輔後，世宗制準兵部尚書李承勖等人的建言，裁撤鎮守中官二十七人，又革去錦衣官五百人，并以騰骧四衛（京師親軍）改屬兵部。内宦或稱四衛有功，隸兵部不便。李承勖舉出王振、曹吉祥事爲證，說往年正是因爲兵歸閹寺，才釀成禍亂。李承勖曾被彈劾爲張璁親黨。他力主裁革宦官，得到張璁的支持。雲南鎮守太監杜唐擾害地方，诏命調回，并采巡按雲南禦史毛鳳韶之議，從此裁革，不再續差。一五三一年，又以次裁革鎮守浙江、兩廣、湖廣、福建及分守獨石、萬全，守備永甯城等處的内臣。《明史·宦官·張永傳》說：“世宗習見正德時宦侍之禍。即位後，禦近侍甚嚴。”“帝又盡撤天下鎮守内臣及典京營倉場者，終四十餘年不複設。故内臣之勢，惟嘉靖朝少殺雲”。世宗裁革鎮守中官，事在張璁任首輔時。故明人多将此事歸美于張璁。萬曆時名士王世貞論張璁說：“公相而中涓（宦官）之勢绌，至于今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信其志于朝，而黔首得安寝于裏者，誰力也。”（引自《國榷》卷五十七）世宗任楊廷和翦除内宦勢力，又進而倚張璁内閣革罷鎮守中官，對宦官勢力嚴加抑制，影響是深遠的。

　　清勳戚莊田——一五二九年，霍韬奉命編修《會典》，上疏說：“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額田已減強半”。（《明史·食貨志》）額田大量減少，是因爲地主豪民的欺隐和憲宗成化以來，諸王勳戚依仗權勢，擴展莊田。《明史·張璁傳》說清勳戚莊田“皆其力也”。大約張璁入閣後，即已開始清理勳戚擴占的莊田，一五二九年四月，戶部左侍郎王軏（音月yuè）上言“臣奉命清查各處莊田，見勳戚之家，多者數百千頃，占據膏腴，跨連郡邑”。（《世宗實錄》卷一○○）世宗敕谕“有分外強占者，俱給原主”，今後不準妄行。嘉靖十年（一五三一年）閏六月，采禦史張心奏議，诏南京兵部查牧馬草場，内外守備衙門有占種者悉令退出，召民回納。又采戶部議，查革王府以山場湖坡爲名強占的民田，斷自宣德以後。山東德王府上疏，自稱所受莊田與山場湖坡不同。世宗命山東都禦史邵錫複勘。邵錫勘報：“王府所奏請多指民間墾田謂之荒地，既得請爲莊田，則縱〔官〕校等爲虐，征斂過于稅糧，地方騷然，民不堪命”。（《世宗實錄》卷一三○）戶部議複，王府有封國之初原請莊田，聽留用。立國以後，即系莊田，也不得議留。世宗采戶部議，诏谕各王府務遵處斷。世宗處置此事，在張璁緻仕期間。但清勳戚莊田，張璁在任時已經實行。史書不見清理莊田的詳細紀錄，但此舉旨在清查諸王貴戚強占的民田，用意是清楚的。

　　改賦役制度——嘉靖時的額田已不到明初的一半，朝廷的賦稅收入減少，民間的賦役也因田地被兼并而負擔不均。一五三○年四月，桂萼再次被召至京師入閣辦事。十月間，他上疏建策清查新增田地與編審徭役，世宗準予施行。次年正月，桂萼因病乞休，歸裏後病死。三月間，禦史傅漢臣把編審徭役的改革稱爲“一條編法”，奏報施行情況說：“頃行一條編法，十甲丁糧總于一裏，各裏丁糧總于一州一縣，各州縣總于各府，各府總于布政司，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内，量除優免之數。每糧一石，審銀若幹，每丁審銀若幹，斟酌繁簡，通融科派，造定冊籍，行令各府州縣永爲遵守，則徭役公平而無不均之歎矣”。（《世宗實錄》卷一二三）這種“一條編法”，不拘限于原定的裏甲，而在省府州縣的大範圍内通融科派，以求符合實際占田的狀況，糧稅與丁役各審定交銀若幹，一體征收，以求均平。但施行中又有田地肥瘠不同、人丁貧富不同等複雜情況，因此傅漢臣建策“取殷厚之産，補砂薄之地”，但并未能實施。這次賦役改制似僅在局部地區試行，但影響是深遠的。

　　抑制外戚——明初以來，後妃家多封授高官，爵至公侯，并許世襲。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以爲“戚裏如此恩澤，近古所無”。曆朝外戚，世爲權貴豪門，以至親戚家人也可依仗權勢，暴虐鄉裏，聚斂營私。孝宗張皇後父張巒及後弟鶴齡、延齡，爵至侯伯，占田經商，恣爲不法，朝廷不能制（見前）。世宗繼位，張鶴齡因定策有功，進封昌國公。張氏兄弟得張後縱容，權勢顯赫一時。大禮之議，楊廷和等力主世宗繼嗣孝宗，張太後及後家勢大，也是原因之一。張延齡在武宗時曾被人指告謀爲不軌。一五三三年，張延齡殺死與此事有關的人員，被人告發。世宗将張延齡下獄，欲以謀反罪，處以族誅。張璁上疏說，張延齡是個守财奴，怎能謀反？如坐謀反罪，恐傷皇太後。法司審訊，又揭出張延齡占買官田、私殺奴婢等事，遂以違制殺人罪處死刑，系獄，後被處決。張太後曾請見世宗說情，世宗不見。張鶴齡被削去公爵，三年後也被告發，死于獄中。外戚世襲封爵，是形成豪門的重要原因。英宗錢後家，世封安昌伯。因嫡系絕嗣，請以庶子襲封。世宗交廷臣議。一五二九年十月，吏部尚書方獻夫等議奏：舊制非軍功不封，洪熙以來，始封外戚。其後一門數貴，傳襲三、四世不已。建策“現封爵宜終其身，勿得請襲。自今皇親驸馬，并如祖宗舊制，勿得夤緣請封”（《世宗實錄》卷一○六）。世宗敕準：“及今已封，姑與終身，于孫俱不準承襲，著爲令”。世宗生母蔣太後家及皇後陳後家，均不準承襲封爵。萬曆時沈德符著《萬曆野獲編》論此事說：“本朝外戚世爵，至世宗盡革之”，又說：“蓋自世宗裁定恩澤，立爲永制，至是已八十年。”外戚與宦官曆來是擁有特權并往往能以左右皇室的兩大勢力。世宗在裁革宦官權力之後，又嚴格抑制外戚，影響也是深遠的。

　　以上幾件大事都是在大禮議後至嘉靖中葉，陸續推行的一些新政。這些新政實際施行的程度有所不同，但目标都是在抑制宦官外戚諸王貴族和民間豪富勢力，作用是積極的。新政的繼續推行，消除了前朝的某些積弊，也使世宗的皇權統治更爲鞏固了。

　　

　　四、内閣的演變

　　明太祖廢中書丞相制，選任文官兼殿閣大學士，備侍從顧問。成祖簡選翰林院文臣入值文淵閣，參預機要咨議，草拟制诰，但仍爲兼職，不設專官。殿閣大學士号爲閣臣，受到禮重，但無權統屬六部朝臣政務，隻備皇帝顧問。這種特殊的建置，使閣臣的作用可大可小，因人因事而不同。明太祖、成祖親馭軍政，高度集權，閣臣隻是處于侍從的地位。洪熙以後，當皇帝銳意求治倚重閣臣，或怠于政事倚付閣臣時，閣臣權位漸重。但如皇帝倚任外戚中官，内閣諸臣不被倚重，也就難于有所作爲。武宗倚用内官劉瑾，遊樂荒淫，内閣陷于無所作爲的境地。武宗死後，張太後倚用楊廷和等閣臣定策立世宗，閣臣的地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世宗在後來的诏書中，一再提到他初即位時，内閣老臣欺他年幼。他有意獨立處事，不爲内閣所左右，對閣臣多所限制。大禮議後，他任用新人，重建内閣，稱楊一清、張璁等爲“輔臣”“丞弼”。在新政的推行中，内閣又顯示出決策性的重大作用。此後，世宗皇位鞏固，崇信道術以求長生，閣臣由咨議漸成輔弼，權位日重了。

　　崇道修玄——明朝自開國以來，即禮重佛、道。憲宗寵信僧繼曉，廣封僧道官。武宗、劉瑾也大興佛寺，番僧入于禁苑，僧道傳升官充斥于朝。世宗初即位，即采工部侍郎趙璜議，沒收大能仁寺妖僧齊瑞竹資财，毀除佛像，又查禁京師淫祠，革罷僧道傳升官。但聽信太監崔文，信奉道教齋醮（道場）禱祀。明太祖曾封授龍虎山張道陵的後裔張正常爲真人。憲宗、孝宗兩朝多次封授他姓道士爲真人。一五二四年，世宗召龍虎山上清宮道士邵元節入京，禱祀雨雪，有驗，封授爲緻一真人，總領道教。宮中設醮，世宗親自禱祝。一五三四年，世宗見禁中佛殿的佛像有淫亵之狀（當是密宗神像），命廢除佛殿改建内宮，又将佛殿所藏佛牙及佛像等一萬三千餘斤，在街市通衢大道公開焚毀。從此宮中不見佛殿，隻有道場。這年，世宗杜貴妃生皇子載垕（穆宗），世宗認爲是邵真人禱祀之功，加授邵元節禮部尚書。一五三九年八月，邵元節病死。次年，世宗封授他生前所薦引的道士陶仲文（原名典真）爲秉一真人，領道教事。

　　嘉靖時文士何良俊說，當時的道士有三千六百家，“蓋劍術、符水、服金丹、禦女、服日月精華、導引、辟谷、搬運、飛精補腦、墨子服氣之類皆是，不可以一途限也”（《四友齋叢說》卷二十二）。大抵世宗初年奉道，還是在于求雨祈年，以鞏固皇位。中年以後，自稱多病，服食丹藥以求長生。道士段朝用進獻自煉的金器，說是作爲飲食器皿用，可以長生不死。又自稱可以點化金銀，補助國用，世宗信以爲真，召他入朝。後來證明都是謊言，被人揭發下獄，死于獄中。宮中齋醮祭天，例需撰寫“青詞”，是奉祭天神的表文。世宗常命文臣代撰，後來竟由内閣大學士撰寫供奉。世宗此舉，似在向臣下表明，他确是受命于天，可以上與天通，但由大學士撰寫誕妄的青詞，自是有失體統，不免傳爲笑柄。一五四二年十月，世宗宿于曹妃宮中，宮婢楊金英等十餘人乘世宗熟睡，企圖用繩索把他勒死。方後聞訊趕到，世宗得救，宮婢被擒處死。此事原委，史書記載甚簡，但似無重大的政治背景。世宗采邵元節主靜之說，以靜攝修玄求長生，據史事記事，也并不象武宗那樣淫樂無度。朝鮮《李朝實錄》載歸國使臣的書狀記此事說：“蓋以皇帝雖寵宮人，若有微過，少不容恕，辄加捶楚，因此殒命者多至二百餘人，蓄怨積苦，發此兇謀”。又記得自明人的傳聞：“皇帝笃好道術，煉丹服食，性浸躁急，喜怒無常。宮人等不勝怨懼，同謀構亂雲。”（朝鮮《中宗大王實錄》卷十）朝鮮保存的記錄，可能較爲接近于事實。

　　宮婢之變的次日，世宗即遷出大内，移住西苑。此後二十餘年即常居西苑，号爲靜攝修玄，雖然仍不時親自改訂诏敕、批答奏章，但不再朝見大臣。中年以後的世宗，由初政時的革故鼎新演變爲靜攝修玄，内閣大學士因而得以更多地預政，權勢日隆。

　　閣臣傾軋——一五三七年四月，世宗因内閣規制未備，命太監高忠與大學士李時等議，在文淵閣正中一間設皇帝禦座，旁四間各相間隔，爲閣臣辦事之所。閣東诰敕房貯藏書籍，閣西制敕房之南，添造卷棚三間，安置書辦。《世宗實錄》說：“于是閣制，視前稱完美矣”。（《世宗實錄》卷一九九）閣臣原備顧問且非專職，世宗規劃的“閣制”，使内閣成爲閣臣經常的辦公機構。次年九月，南京禮部尚書霍韬上書說：“陛下總攬乾綱，政自己出，宜無所謂權柄下移者，乃其疑似之迹則有之。内閣之臣，止司票拟，而外人不知者遂謂朝廷大政舉出其手。”（《世宗實錄》卷二○四）他舉出官員的任免事例，說明閣臣超越本職，參預其事。霍韬的奏疏表明，“止司票拟”乃是原定的制度，并未明文變改。“權力下移”則是逐漸形成的事實。外人以爲大政舉出閣臣，并非無據。萬曆時，沈德符說：“内閣輔臣主看詳票而已，若兼領铨選，則爲真宰相”。又說：自翟銮以後“無不以殿閣大學士爲真相”（《萬曆野獲編》卷七），當是反映了嘉靖以來人們的一般觀念。

　　内閣權位漸重，閣臣間的相互傾軋，也日益嚴重。江西資溪人夏言，在大禮議後，于一五三○年以吏科給事中進爲侍講學士，建言分祀天地，得世宗寵遇。次年即擢任禮部尚書，與張璁不和。行人司正薛侃因上疏建言擇藩王居守京師，獲罪。張璁事先已得見此疏，送呈世宗，說是出自夏言。薛侃案後，張璁因有意中傷夏言，奉旨緻仕。次年，還朝。一五三五年因病歸裏。一五三六年，李時爲内閣首輔，夏言加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參預機務。一五三八年，李時病死，夏言繼任首輔。

　　夏言入閣後，禮部右侍郎嚴嵩進爲禮部尚書。江西分宜人嚴嵩，弘治時進士。正德時，爲南京翰林院侍讀。世宗即位，召爲國子祭酒，後出任禮部。一五三九年，夏言與嚴嵩随同世宗去湖北安陸，祭顯陵（生父獻帝陵）。夏言乞候回京，嚴嵩奏請表賀，得世宗嘉許。此後，嚴嵩謀與道士陶仲文設計傾陷夏言，夏言則指使親信彈劾嚴嵩。一五四二年六月，嚴嵩向世宗曆陳夏言欺淩之事，六月，夏言被削職。八月，嚴嵩授武英閣大學士，入值内閣。這時他年已六十，仍勤于任事，得世宗信任。夏言去後，原在内閣的大學士翟銮繼爲首輔。一五四四年，嚴嵩指使言官彈劾翟銮之子考中進士有弊。翟銮被削職。嚴嵩繼任首輔。

　　嚴嵩爲首輔未久，閣臣吏部尚書許瓒、禮部尚書張璧等即奏陳嚴嵩處事獨斷。一五四五年十二月，世宗又将已削職的夏言召還内閣，恢複原官，位在嚴嵩之上。

　　夏言複職，志得意滿，所拟批答均自行處斷，不理嚴嵩，又逐步斥逐嚴黨官員，非嚴黨的朝士，也往往因而受禍。嚴嵩厚賂内官，伺機報複。嚴、夏互相傾軋，日益激烈。

　　原由夏言薦用的陝西三邊總督曾銑曾在一五四六年上疏，建策出兵收複河套，以抗禦蒙古，得到夏言的支持。宣大總督翁萬達依據他所了解的蒙古情事，認爲不宜挑起戰事。朝臣中議論不一。嘉靖二十七年（一五四八年）正月，世宗命内閣議複此事，意在駁複，嚴嵩乘機上書，說原來拟旨褒獎曾銑，“臣皆不予聞”，稱：河套必不可複，師既無名，費複不淺。又進而攻擊夏言在内閣“驕橫自恣，凡事專決。不惟常務不獲與聞，即興兵複套，事體重大，自始至終，亦并無一言議及”。（《世宗實錄》卷三三二）夏言上疏抗辯。世宗命削奪夏言官階，以尚書緻仕，逮捕曾銑問罪。嚴嵩又與錦衣都督陸炳等指告曾銑與夏言妻父蘇綱結納，厚賂當道、克扣軍饷，掩敗不報。世宗将曾銑與蘇綱下诏獄拷訊。四月間又逮捕夏言，下鎮撫司，查訊恣妾父蘇綱爲奸利之罪。曾銑被指爲“罔上貪功”、“交結近侍”，依律處斬。十月，夏言坐與曾銑交通，也被斬首。

　　夏言死後，嚴嵩繼爲首輔，長達十餘年之久。世宗居西苑玄修，嚴嵩得以獨攬相權。曾銑案後，朝臣不再敢說邊防事，随即爆發了蒙古俺答汗的南侵戰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