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統治的確立

第五章 乾嘉時期的清朝

第一節 乾隆帝統治的確立


　　乾隆帝弘曆，是雍正帝第四子。一七一一年（康熙五十年）八月生。母鈕祜祿氏，雍正帝封熹貴妃。弘曆六歲時，由康熙帝收養宮中，親授書課，深得寵愛。雍正帝即位後，爲防止日後的皇位糾紛，秘密書寫繼承者的名字，封存于乾清宮匾額之上。密書名即是弘曆。雍正帝在位時，弘曆深居讀書，尤好漢詩文，雖曾參與軍事谘議，受封爲和碩寶親王，但基本上是生長深宮，如他自己所說：“于外事總未經曆”（《高宗實錄》卷一），與乃父即位前迥然不同。

　　乾隆帝即位時，由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和大學士張廷玉、原任大學士鄂爾泰等開讀密封，擁帝即位，受命輔政。乾隆帝服喪期間，由允祿等總理事務王大臣執政，撤銷雍正時設立的軍機處，另設總理事務處辦事。在此期間，乾隆帝仍不時過問政事。一七三七年（乾隆二年）十一月，乾隆帝服喪期滿，親自執政，總理事務王大臣解任，總理事務處也随之撤銷。複設軍機處，草拟诏旨，處理章奏，以鄂爾泰、張廷玉等爲軍機大臣。乾隆帝由此組成滿漢大臣集團，建立起他的統治。

　　

　　（一）乾隆初政諸措施

　　乾隆帝依“密封建儲”制，順利地繼承了帝位，避免了皇位争奪和朋黨糾紛，但也正由于此，他在即位前并未能建立起足夠的威望，在他的周圍也未能聚集一批可以信賴的臣佐。他在清王朝已臻富盛時即位，原隻能做個守成的君主，但他又并不甘于守成，而渴望有所作爲，以樹立自己的聲威，鞏固皇室的統治。雍正帝因力矯康熙末年的積弊，施政不免嚴猛。乾隆帝在即位的次年即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二月的诏谕中說：“大抵皇祖聖祖仁皇帝時，久道化成，與民休息，而臣下奉行不善，多有寬縱之弊。皇考世宗憲皇帝整頓積習，仁育而兼義正，臣下奉行不善，又多有嚴峻之弊。朕缵承統緒，繼述谟烈，惟日孜孜，正欲明作有功，以幾惇大成裕之治。”（《高宗實錄》卷十二）乾隆帝這段話表明：他力圖矯正前朝或寬或嚴之弊，從而以所謂“寬嚴相濟”作爲施政的方針。乾隆帝即位之初的十多年間，依此方針，實行如下的一些重大措施。

　　

　　一、寬赦與嚴懲

　　乾隆帝初即位，即下诏說：“凡皇考辦理未竟之事，皆朕今日所當敬謹繼述者。”（《高宗實錄》卷一）但依據寬嚴相濟的施政方針，對前朝已經處置的重大案件，又重新做了處理。

　　雍正帝嚴懲宗室兄弟，翦除政敵允禩、允禟一黨，令其削籍離宗，賜名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禟相繼死于獄中。宗室多人也被株連。乾隆帝即位後，于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九月，诏宗人府依聖祖康熙帝處置宗室例，将宗室、覺羅中有因罪革退名号，并其子孫除去玉牒，不準載入者逐一查明，分賜紅帶、紫帶，附載玉牒。十月，谕将雍正帝拘禁的允■、允禵寬宥。已死的允祉收入譜牒。又命廷臣重議允禩、允禟子孫事。十一月，诏依聖祖處置莽古爾泰等例，将允禩、允禟之子孫，給與紅帶，收入玉牒，即重新承認他們的宗籍，仍爲皇族。乾隆帝此舉，旨在争取皇族宗室的支持，用意是明顯的。雍正帝處置年羹堯案，涉及依附他的漢人文士汪景祺、查嗣庭，家屬子孫均被流放。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三月，下谕說，“汪景祺狂亂悖逆……，其兄弟族屬南北遠隔，皆不知情。今事已十載有餘，著将伊兄弟及兄弟之子……開恩赦回。”（同上，卷十四）族人牽連革禁者，也予寬宥。查嗣庭子姪拘系配所者，也從寬赦回。

　　乾隆帝在寬赦前朝滿漢罪臣族屬的同時，又嚴厲處置了曾靜、張熙。湖南靖州人曾靜及弟子張熙，因雍正時傳播呂留良反滿思想，勸說嶽鍾琪反清案被拘。雍正帝赦其死罪，命往江浙各地宣講，自陳悔悟。乾隆帝即位後，随即加重處置，說：“在皇考當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斷難曲宥。”（同上，卷九）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将曾靜、張熙淩遲處死。乾隆帝初即位，即處置曾、張，旨在鎮壓漢人的反抗，用意也是明顯的。

　　

　　二、減免賦稅

　　清王朝建立起封建制的統治後，征收賦稅是對廣大農民的主要的剝削方式，也是向地主索取錢糧的主要手段。因而減免賦稅便成爲朝廷争取各階級民衆的最便當的方法。乾隆帝即位時，前朝建樹的富盛的國力，爲他準備了減免賦稅的物質條件。父祖因減免賦稅而博得贊譽的事實，又爲他提供了借鑒。乾隆帝初即位下诏頒布合行事宜，恩賞各級官員，即令查明“各省民欠錢糧，系十年以上者”，“候旨豁免。”（《高宗實錄》卷二）甘肅省因連年負擔軍需，雍正帝在世時已有旨，将本年地丁錢糧全行捐免。此後十年間，乾隆帝不斷減免各地賦稅。全省通免及一次減十州縣以上者，屢見于清《高宗實錄》及乾隆《會典》。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二月，在豁免甘肅應征錢糧的同時，又谕“陝西隻征一半，以昭格外之恩。”（同上，卷十二）又免貴州通省錢糧一年。二年，免順天直隸額賦，免山東正項錢糧一百萬兩。三年，免江南松江府額賦。四年，免陝西榆林等十一州縣逋（欠）賦。六年，免福建台灣逋賦，江蘇蘇州等府屬逋賦。七年，免直隸、江蘇、安徽、福建、甘肅、廣東等省雍正十三年逋賦，并免江南、浙江未完雍正十三年漕項。十年六月，又命普免全國次年錢糧，下诏說：“朕臨禦天下……，躬行節儉，薄賦輕徭。…… 是以左藏尚有餘積。數年以來，直省偶有水旱，朕加恩赈濟，多在常格之外。如前年江南被水，撫綏安插，計費帑金千餘萬兩。”“朕思海宇乂安，民氣和樂，持盈保泰，莫先于足民”，“将丙寅年（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年）直省應征錢糧，通行豁免。”（同上，卷二四二）廷議三年之内輪免一周。乾隆十年下诏普免錢糧，一時頌爲盛事，也說明當時确是财力充裕，左藏有餘。乾隆帝即位後的十多年間，如他自己所說，各地遇有水旱雹災地震等害，也都加赈濟和減免額賦，并一再廢止各地的多項雜稅，史不絕書。乾隆帝以減少稅收的辦法，安定人心，防止動亂，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三、漢人文士的選用

　　清王朝經過康、雍兩朝采用漢制統治廣大漢人地區，漢人文臣已在統治集團中逐漸占有重要地位。乾隆帝即位後，在處置曾、張以鎮壓漢人反抗思想的同時，又以多種方式，選擢文士，開拓仕途，以争取漢人文士的臣服。康熙時曾于科舉定例之外，特設博學鴻儒科，擢選文士。一七三三年（雍正十一年），曾诏舉博學鴻詞。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八月乾隆帝即位後，随即于十一月下诏說：“皇考樂育群材，特降谕旨，令直省及在朝大臣，各保舉博學鴻詞之士，以備制館之選。乃直省奉诏已及二年，而所舉人數寥寥。……朕因再爲申谕，凡在内大臣及各直省督撫，務宜悉心延訪，速行保薦，定于一年之内，齊集京師。”（《高宗實錄》卷六）次年二月，各省所舉文士即有一百餘人到京。九月，在保和殿禦試一百七十六人，命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及吏部侍郎邵基閱卷。考取一等五名，二等十名。乾隆帝親自召見，授一等劉綸、潘安禮、諸錦、于振、杭世駿爲翰林院編修。二等中由科甲出身的陳兆侖、劉玉麟、夏之蓉、周長發、程恂授爲翰林院檢讨，未經中舉的楊度汪、沈廷芳、汪士■、陳士■、齊召南授爲翰林院庶吉士。一七三七年（乾隆二年）七月，張廷玉等又考取續到博學鴻詞之士一等萬松齡、張漢爲翰林院檢讨，二等朱荃、洪世澤爲翰林院庶吉士。博學鴻詞科是皇帝特設的制科，考取者即可入官翰林院，一時被士林視爲殊榮，貴于例行的科舉。

　　一七三七年（乾隆二年）五月，舉行定例的科舉，考取于敏中等三百二十四人。賜進士及第三人，進士出身八十人，同進士出身三百四十一人。殿試進士，原由主考官閱卷。乾隆帝親自閱定前十名，诏谕主考官說：“卿等所拟第四卷，策語字畫俱佳，可置第一。所拟第一卷改置第二。所拟第七卷亦佳，可置第三。所拟第二卷改置第四，……。”乾隆帝親自閱卷，決定名次，掌握了科舉取士的權柄。同年，又親自考試翰林、詹事等官，說：“非朕親加考試，無以鼓勵其讀書向學之心。” （《高宗實錄》卷四十）閱卷後，依文字優劣，定爲四等，分別予以升降，以至休緻。乾隆帝由此加強了對文士的選擢和控制。康熙以來，國子監生和知縣官缺，可輸錢米捐納，是一項弊政。乾隆帝即位後宣布停止捐納，也有利于科舉取士制的實行。

　　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六月，乾隆帝命内閣學士方苞主持選頒四書文，将明朝及清初的科舉應試文章，選集數百篇頒布，以爲舉業指南。六年正月，又谕各省督撫學政，采訪近世研究經學的著述，不拘刻本抄本，随時進呈。十四年十一月，因翰林以文學侍從，多緻力于同章，诏谕各省公舉潛心經學之士，不拘進士、舉人、諸生以及退休閑廢人員，以應精選。由此訪得顧棟高等名儒四人，于十六年并授國子監司業。乾隆帝通過多種途徑察訪文士儒生，也從而加強了對文化思想的統治。

　　

　　四、統治核心的整頓

　　乾隆帝初即位，由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與鄂爾泰、張廷玉受命輔政，組成最高的統治核心。乾隆帝親政後的十多年間，對這個核心勢力，逐步整頓，使權力更加集中于皇帝。

　　允祿、允禮是雍正帝的兄弟，也是宗室中最有威望的親王。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三月，乾隆帝因祭堂子（祭天）時，允禮托病不到，削去親王雙俸和護衛。一七三八年（乾隆三年），允禮病死，允祿受命總理事務并任理藩院尚書。乾隆帝察知他與允■子弘皙、允祺子弘■、允祥子弘昌等來往，指爲“私相交結，往來詭密”，于一七三九年（乾隆四年）十月交宗人府審處。弘皙革去親王，弘■永遠圈禁，弘昌革去貝勒。允祿從寬免革親王，仍管内務府事，革退議政大臣、理藩院尚書等職及親王雙俸。十二月，弘皙又被告發聽信巫術，向妖人詢問國事，指爲“大逆不道”，永遠禁锢。允祿也被罰俸五年，“以示懲儆”（《高宗實錄》卷一○ 六）。輔政兩親王先後失去權勢，宗室子孫不敢“私相結納”了。

　　乾隆帝即位親政，複設軍機處後，鄂爾泰與張廷玉分任滿、漢軍機大臣，總理朝廷大政。鄂爾泰曆仕三朝，能文能武，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七月，因辦理貴州苗疆事務獲罪，解大學士任，削去一等伯爵。乾隆帝即位，受命爲總理事務大臣，授一等子爵。次年，爲軍機大臣，三等伯。一七三八年（乾隆三年）兼議政大臣。安徽桐城人張廷玉，康熙時曾以翰林院檢讨入直南書房。雍正時，爲翰林院掌院學士、國史館總裁、會典總裁，晉爲大學士，草拟皇帝谕旨，深得雍正帝倚信。乾隆帝即位，受命輔政爲總理事務大臣。元年，複爲大學士、軍機大臣。二年，與鄂爾泰同進三等伯。漢人文臣爵至侯伯，爲前此所未有。張廷玉以進士出身，得三朝倚任，在朝連膺重任，并一再充會試考官，成爲漢人文臣和文壇的領袖。

　　乾隆帝即位，倚用鄂、張二老臣輔政，并将雍正帝生前的谕旨入于遺诏，說：“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終不渝。朕萬年之後，二臣著配享太廟。”朝臣配享太廟，前此如費英東、額亦都等，都是滿洲元勳。漢人文臣配享，是曆來所不曾有。清朝一代，也隻有張廷玉一人。鄂爾泰、張廷玉主持軍機處後，權勢尤盛。乾隆帝爲防範滿、漢朝臣結黨，屢次申谕饬戒。一七四○年（乾隆五年）四月，在一個谕旨中說：“而無知之輩，妄行揣摩，如滿洲則思依附鄂爾泰，漢人則思依附張廷玉，不獨微末之員，即侍郎、尚書中，亦所不免。”“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與朕久用之好大臣，衆人當成全之，使之完名令節，永受國恩。”“二臣當更仰體朕心，益加敬謹，以成我君臣際遇之美。” （同上，卷一一四）昭■《嘯亭雜錄》說：“上習知其弊，故屢降明谕，引憲皇帝（雍正帝）朋黨論戒之。”乾隆帝親自處理朝政，大權獨攬，又多次告誡臣工，預防朋黨。

　　鄂爾泰是著名武将，又主持文壇爲翰林院掌院學士，主考會試，門下滿、漢臣僚甚衆。受命輔政，位至尊顯。子鄂容安也在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授任翰林院編修、南書房行走。後轉侍讀，擢升詹事府詹事。鄂氏一門在朝中權勢甚盛。左都禦史仲永檀乾隆元年進士，是鄂爾泰主考的門生。乾隆七年十二月被揭發與鄂容安結黨營私，将密奏留中事泄露（昭■《嘯亭雜錄》以此事爲刑部侍郎張照誣谮）。乾隆帝說他“依附師門，将密奏密參之事無不預先商酌，暗結黨援，排擠不睦之人，情罪甚屬重大。”（《清史列傳》）審理此案的王大臣請将鄂爾泰革職拿問，乾隆帝特予寬容，“交部議處，以示薄罰”，仍留原任。鄂容安革職。仲永檀死于獄中。乾隆十年（一七四五年）正月，鄂爾泰因病請解任，有旨慰留。四月病死。

　　自鄂爾泰獲罪後，張廷玉主持軍機處，權勢益重。早在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左都禦史劉統勳即上奏說：“外間輿論，動曰桐城張、姚兩姓，占卻半部缙紳。”“今張氏登仕版者，有張廷璐等十九人。姚氏與張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振等十三人。”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乾隆帝因廷玉年老，命其次子張若澄入直南書房，以便扶掖入朝。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張廷玉以老病乞休，乾隆帝不準。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冬，再次乞休。乾隆帝不悅，乃許緻仕。次日，張廷玉未入朝，隻命若澄入謝。乾隆帝大怒，命發旨诘責。張廷玉随即于次日晨入朝謝恩。乾隆帝又懷疑草拟诏旨的汪由敦泄露内情，将汪由敦革職，削去張廷玉伯爵，命以大學士銜休緻留京。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張廷玉疏請南還，乾隆帝更怒，嚴加斥責。張廷玉疏請治罪。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四月病死，年八十。仍命配享太廟。

　　張廷玉在乾隆朝，執政十餘年。作爲漢人文臣的領袖和代表，權位至于極盛。乾隆帝倚用漢人文臣而又時加控制，并一再宣告“滿漢均爲朕之臣工”，不得相互歧視。乾隆帝即位後約二十年間，滿漢大臣之間并未出現嚴重的朋黨紛争。

　　

　　（二）邊疆戰事的發動

　　乾隆帝即位的二十年間，主要在穩定政局，鞏固他的統治，并未發動大規模的戰争。但初年曾出兵鎮壓貴州苗族的反抗，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又開始了對四川西部大小金川的征剿。

　　

　　一、苗疆戰事

　　雍正帝時，張廣泗等攻占貴州古州苗人地區，鄂爾泰在古州設鎮，爲總兵駐地。又在苗嶺山脈及清水江、都江流域的清江（清水江）、丹江、八寨等城設立協營駐兵。後改清江爲鎮，與古州分轄。鄂爾泰因而晉封伯爵，入爲武英殿大學士。一七三二年（雍正十年），清軍在台拱駐兵，引起苗民反抗。次年，清軍攻占台拱。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春，各地苗人因反抗征糧起義，接連攻陷數城。六月，雍正帝诏發雲南、四川、湖北、廣東等六省兵會剿，特授雲南提督哈元生爲揚威将軍、湖廣提督董芳爲副将軍，領兵作戰。七月，又命刑部尚書張照爲撫定苗疆大臣，總領其事。張照至苗疆，認爲強行“改土歸流”并非良策，與哈元生不和。清兵數月無功，苗人起義更加迅速發展。鄂爾泰也因此被免去大學士職。

　　乾隆帝即位後，十月間逮捕張照，治罪，命張廣泗爲七省經略，節制諸軍。張廣泗至軍，劾哈元生徒事招撫。免官逮入京師論斬。乾隆帝命免死赴西路軍效力。張廣泗又劾董芳師集數月，剿撫無端。免官逮至京師，以副将發雲南。張廣泗調集貴州兵，集中于鎮遠府。分三路進攻苗寨。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春，又增加兵力，分八路進軍。四、五月間，對起義苗民進行大規模的屠殺。六月間戰事結束，共毀苗寨一千二百二十四所，斬殺一萬七千餘人，俘擄二萬五千餘。乾隆帝不惜發動大軍大肆屠殺，爲苗民帶來慘重的災禍。但迫于苗民的堅決反抗，戰事過後，仍不得不宣诏免除苗疆的錢糧，永不征收。苗人之間的訴訟，也仍依苗人習俗處理，不拘清朝的律例。

　　

　　二、對瞻對土司的鎮壓

　　四川打箭爐西北，有瞻對土司，居雅龍江畔岸山中，稱爲上瞻對、下瞻對。各有首領（土目），居民是土著的藏族。有人恃險劫貨，掠及清台站士兵。官府捕治時，土司隐匿不交。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川陝總督慶複偕四川巡撫紀山、提督李質粹奏請發兵進剿。慶複、李質粹分兵數路圍剿上瞻對，上瞻對土目四朗降。清兵合力進攻下瞻對諸寨，下瞻對首領班滾力戰，不敵，請降。慶複不許，上疏報捷。乾隆帝授慶複文華殿大學士。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春，慶複以明正土司汪結爲向導，繼續進軍。四月，慶複、李質粹領兵進攻丫魯地方，燒毀碉樓四十餘座。碉内所居男婦老幼，俱被火燒。李質粹咨報班滾已自焚死。六月，慶複據以奏報朝廷。乾隆帝以爲可疑，說：“惟班滾渠魁，斷不可容其漏網。”傳谕慶複繼續查訪，“留心蹤迹，毋留遺孽。”（《高宗實錄》卷二六八）清軍暫且收兵。

　　

　　三、第一次大小金川之戰

　　四川西部金沙江上遊，有兩水，因山中産金，俗稱爲大小金川。藏族部落居兩川附近地區，稱大金川爲促浸水，小金川爲■納水。大金川首領嘉勒塔爾巴于一六六六年（康熙五年）由清廷授予嘉勒巴演化禅師印，統領部衆。其庶孫莎羅奔曾随嶽鍾琪部進軍西藏，有功于清廷。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授予金川安撫使的封号。莎羅奔依靠清廷的支持，雄據一方，聲勢漸盛。又以己女阿扣嫁小金川首領澤旺，以圖控制。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莎羅奔曾将澤旺捉拿，被清大學士管川陝總督事慶複制止。慶複在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奏報說：“大金川土司色勒奔細（即莎羅奔）性更兇頑……，更欺壓小金川。去年竟有将小金川土司拿去之信。經臣差弁嚴查……，方遣土目具禀軍前，當即嚴加申饬。”（《高宗實錄》卷二八三）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年）正月，四川巡撫紀山奏報說，莎羅奔侵占鄰近的革布什咱土司地方，彼此仇殺，并誘奪澤旺印信。乾隆帝認爲是土司之間的“小小攻殺”，诏谕“即當任其自行消釋，不必遽興問罪之師”，“令其畏憚奉法，恩撫感懷，各得其道，先事所籌，無緻輕有舉動。”（同上，卷二八四）随後，慶複又奏報莎羅奔“近攻革布什咱之正地寨，又攻明正土司所屬之魯察景谷，番民望風畏避。坐汛把總李進廷抵敵不住，退保呂利。”乾隆帝得報大怒，說“看此情形，則賊首恃其巢穴險阻，侵蝕諸番，張大其勢，并敵擾我汛地，猖獗太甚。”三月，調任鎮壓苗民有功的雲貴總督張廣泗爲川陝總督，會同慶複相機進剿（同上，卷二八六）。

　　張廣泗領兵三萬進攻金川。六月，小金川土司澤旺及弟良爾吉來降。張廣泗即駐兵于澤旺的美諾寨，命良爾吉從征。慶複被召回京。張廣泗分兵兩路攻打大金川。莎羅奔阻山爲石壘，清軍無法前進。十月，紀山及張廣泗先後奏報莎羅奔乞降。乾隆帝谕軍機大臣等：“此番官兵雲集……，斷無以納款受降，草草了局之理。著傳谕張廣泗，務将莎羅奔擒獲。”（同上，卷三○一）十一月，張廣泗又奏報莎羅奔遣使乞降，“臣複面加曉谕……，此番用兵，務期剿除兇逆，不滅不已。”乾隆帝旨複：“甚是！甚是！是慰朕懷。”又批：“好！明告之，甚是。”（同上，卷三○五）年底，清軍仍不能前進。

　　在此期間，張廣泗察知下瞻對首領班滾隐藏未死，慶複奏報班滾自焚事不實。乾隆帝命他繼續查訪核實，将慶複免官，與李質粹同下刑部獄。審訊，以贻誤軍機論斬。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年）正月，張廣泗又奏請增兵一萬進攻，但至三月，仍無進展。四月，乾隆帝命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讷親爲經略大臣，到四川督師，并起用削職的嶽鍾琪以總兵銜到軍中聽用，起用董芳爲四川重慶總兵從征。大金川以勒烏圍與噶爾■兩寨爲主要據點。莎羅奔自駐勒烏圍，其侄郎卡駐噶爾■。六月間，讷親至軍，急于求功，限令三日攻下噶爾■。清軍發起猛攻，總兵任舉、參将買國良戰死，無功而退。張廣泗蔑視讷親，臨陣推诿困擾。讷、張不和，軍心瓦解。讷親上疏劾奏張廣泗“糜饷老師”。嶽鍾琪至軍，升爲四川提督。雍正時，嶽鍾琪遭張廣泗彈劾罷官。這時，他也密奏張廣泗玩兵養寇，信用良爾吉，泄露軍機。九月，乾隆帝将張廣泗革職，交刑部治罪。十二月逮捕入京處死。讷親也被召回京，以贻誤軍機革職治罪。次年正月，被處死。

　　乾隆帝召回讷親、張廣泗後，九月間，晉升協辦大學士傅恒（滿洲鑲黃旗人）爲保和殿大學士，暫管川陝總督，經略軍務。十月，傅恒奉旨出發，十二月入川。傅恒至軍，在卡撒駐營。察知張廣泗信用的良爾吉，與莎羅奔女阿扣私通，向莎羅奔密報軍情。随即将良爾吉、阿扣及引薦良爾吉的漢人王秋斬首，軍中震動。傅恒奏報作戰方略、當地險要形勢及期以四月間取勝，并稱“此番必期成功，若不能殄滅醜類，臣實無顔以見衆人。”乾隆帝得報“深不以爲然。”這時，邊疆戰事已經并非必要地拖延經年，損兵折将，虛耗資财。乾隆帝已漸有悔悟，谕軍機大臣傳谕傅恒，說他“輾轉思之，竟至夜不成寐。”“現在酌撥幫帑項千萬有奇，至動及各省留備銀兩，已屬拮據。”“乘此機會，因而撫納，亦足以振軍威而全國體。”（同上，卷三三一）幾天後，又以“恭奉皇太後懿旨”名義，傳谕傅恒，限令四月初旬以前結束戰事。次年正月，乾隆帝決意撤兵，诏谕說：“朕思用兵一事，總系從前不知其難，錯誤辦理。今已洞悉實在形勢，定計撤兵。另有谕旨寄發，召經略大學士傅恒還朝。”（同上，卷三三二）傅恒接谕後，交還原旨，請求繼續攻打噶爾■。說：“攻克賊巢，旦夕可必。一篑之虧，誠爲可惜。”（《清史列傳·傅恒傳》）乾隆帝得報，不允。再次下谕，召傅恒還朝，并賜詩三章，有句雲：“武豈黩兵應戒彼，績惟和衆孰同斯；功成萬骨枯何益，壯志無須效貳師。”（同上）傅恒得旨，适莎羅奔遣使來降。傅恒谕令莎羅奔、郎卡親到清營來降，當赦免不殺。爲取信于莎羅奔，提督嶽鍾琪隻率十三騎親自到勒烏圍開谕。莎羅奔率領郎卡随嶽鍾琪到清軍大營投降，誓遵六事：不侵犯鄰封、歸土司侵地、獻出兇手、資送内地人、納軍械、供徭役。傅恒宣诏赦免莎羅奔，領兵還朝。乾隆帝褒賞傅恒，後封嶽鍾琪三等公，賜号威信。董芳赴鎮料理善後，以功加左都督。

　　乾隆帝先後發動對瞻對和大小金川的征剿，戰事經年，爲當地居民帶來極大的災禍，清廷也遭受了重大的損失。戰争的發動，并非由于藏族居民反抗清廷，而隻是因爲邊地出現的某些糾紛。這些糾紛本來并不是不可以妥善處理。乾隆帝輕率出動大兵，又一再拒不接受當地土司首領的投降，務期“盡滅”以維護所謂的軍威國體，實際上也就是樹立乾隆帝的聲威。乾隆帝的橫暴的鎮壓，遭到邊地居民的頑強抵抗。清廷先後處死大學士、總督等滿漢重臣三人，将官多員戰死，傷亡兵士數千。戰争耗費軍需銀七百七十五萬兩（實銷六百五十八萬，移駁一百十七萬。見趙翼《檐曝雜記》卷二），以緻不得不動用各地的後備，使“财用枯窘”。清廷在付出巨大代價後，仍然不得不收兵納降，繼續承認當地土司的統治。軍事上的表面的勝利，并不能掩蓋事實上的失敗。不必要的連年戰争沖擊了乾隆初年保持的承平局面，也爲此後的黩武邀功開了端緒。

　　

　　（三）帝后巡遊與究治朋黨

　　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乾隆帝在捐免直省賦稅的诏谕中曾自稱：“朕臨禦天下，十年于茲，撫育蒸黎，民依切念。躬行節儉，薄賦輕徭。”“今寰宇敉甯，既鮮靡費之端，亦無兵役之耗。”（《高宗實錄》卷二四二）如果說，大小金川之役是開始了并非不可避免的“兵役之耗”，那麽帝后的巡遊和皇室的豪侈，又開了 “靡費之端”。

　　

　　一、帝后巡遊

　　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在承德府修建行宮，稱避暑山莊。夏秋間皇帝在木蘭狩獵，稱爲“秋■”。駐跸避暑山莊聽政。秋■駐跸實際上是繼承了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納■制的傳統，以保持騎射的武風。但山莊的修建，模仿江南園林，日益豪侈。乾隆帝于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開始舉行秋■，奉母鈕祜祿氏皇太後（嘉慶時谥孝聖憲皇後）同行，駐山莊避暑。此後隔年一至。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以後，每年夏秋必至，均奉皇太後同行。乾隆帝上效康熙帝，又連年巡遊南北各省，号爲東巡、西巡和南巡。康熙帝的出巡，旨在考察形勢、鞏固統治和視察黃河的治理。乾隆帝的巡遊，主要以遊樂爲目的，上下虛耗，所經之處競尚侈麗，帶來巨大的靡費。

　　谒陵與東巡乾隆帝生長京師，不知滿洲故鄉風土。一七四三年（乾隆八年）八月，奉皇太後自北京啓行，前往盛京祭谒祖陵。臨行前下谕說：“朕奉皇太後前往盛京，恭谒祖陵，所有經過州縣，不令絲毫擾累。但安營除道，未免有資民力”，将各地本年應征錢糧捐免。所謂“不令絲毫擾累”，自是空文。“有資民力”，則是事實。啓行之前，各地即忙于修築橋梁道路，鋪設駐跸宮幄等所謂“應辦差使”。孝聖太後與乾隆帝途中駐跸避暑山莊，在木蘭行圍。蒙古王公台吉随行。行圍後賜宴并頒賞腰刀緞疋，随行兵士亦各有賞銀。行經召烏達盟，盟長貢獻牛羊駝馬。乾隆帝以經過地方“蒙古人等修理橋道，備辦一切用項，俱屬整齊妥協”，下谕褒獎，對各級官員、兵丁頒賞大批緞布等物。九月，至盛京，先賞賜盛京将軍銀五千兩、副都統銀二千五百兩。随即舉行大宴，盛京文武官員、三陵官員及自京随來的王公大臣、官員、蒙古王公、額驸等均入宴，規模盛大。皇太後與乾隆帝先祭谒永陵（景祖覺昌安、顯祖塔克世陵。原稱東京陵，順治十六年尊稱永陵），然後祭福陵（太祖陵）及昭陵（太宗陵）。三陵祭儀，均依康熙時定例。祭後又盛宴諸王及文武大臣，慶賀禮成。乾隆帝受賀并親制《盛京延宴世德舞辭》，以漢高帝過沛而歌大風自比。随即以禮成頒诏全國，賞賜文武大臣及奉天旗民。乾隆帝此次東巡谒陵，朝廷耗費了大批的賞賜，盛京及所經各地爲接送帝後，更耗費了無數的人力與财力。

　　一七四五年（乾隆十九年）七月，乾隆帝再次奉皇太後谒陵。八月，途經吉林，駐跸，渡松花江，遊龍潭。因“途次迎銮者，踴躍趨事”，獎谕吉林将軍、副都統以下各級執事官員、兵丁，賞給緞疋、銀兩。抵盛京谒陵禮成，又依例頒賞盛京官兵，較一七四三年（乾隆八年）更爲豐厚。盛京禮部侍郎世臣，因備辦祭典“并不竭盡誠敬，草草辦理”，被革職發往黑龍江。乾隆帝賞罰分明，更加助長了地方官員迎銮的靡侈。

　　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二月，乾隆帝奉皇太後去曲阜谒孔子陵廟，遊泰山，是爲東巡。沿途迎銮競尚侈麗，過于盛京谒陵。乾隆帝在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的一個诏書中說：“自十三年東巡，該撫等于省會城市，稍從觀美，後乃踵事增華。雖謂巷舞衢歌，輿情共樂，而以旬日經營，僅供逐次一覽，實覺過于勞費。且耳目之娛，徒增喧聒，朕心深所不取”。事過之後，乾隆帝以“深所不取”爲言，以求限止。當年的奢費，不難想見。

　　西巡五台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乾隆帝又奉皇太後往易州谒祭泰陵，然後西遊五台山，号爲西巡。自順治帝定都北京後，順治、康熙兩帝都葬在遵化。雍正帝生前，即把自己的葬地定在易州泰甯山下，并修建了陵園。一七三七年（乾隆二年），葬雍正帝于此，稱爲泰陵。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九月，乾隆帝與皇太後到泰陵行祭禮，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員随行。谒泰陵後，自易州去山西五台遊賞。乾隆帝下谕說，他“臨幸五台，觀風問俗”，是爲了“周知闾閻疾苦”。事實上，主要是巡遊覽勝。去五台前，借口山西巡撫阿裏■患病，特命兵部尚書班第署理山西巡撫，即日前往，辦理巡幸五台之事。帝後抵五台後，賜宴随從王大臣。因“安營除道，未免有資民力”，免五台縣明年額賦十分之三。乾隆帝在五台行圍。留駐五日後啓程。十月，經滹沱河，駐正定府，查閱堤工。經石家莊，駐保定府，遊蓮池書院，在太平莊行圍，由涿州回京。

　　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乾隆帝再次奉皇太後西巡。二月自京師出發，由王公大臣扈從，經涿州、保定府至五台，在菩薩頂駐跸三日後，循原道回銮。臨行，在五台下谕說：“朕巡幸五台，所有各處道路，該撫多已預備。其中朕所未到之處，向例不準開銷。……賞銀一萬兩，交該撫阿裏■通融辦理，以補前項諸費之用。”（《高宗實錄》卷二五八）山西境内，乾隆帝未到之處，賞銀一萬兩補用，實際籌辦費用，當不止此數。直隸境内及山西已到各處，虛耗費用，當然還要超出數倍至數十倍。據說，一九○○年慈禧太後逃到太原，見到乾隆帝巡幸五台時所供用的物品，歎爲宮中所未有。其豪侈奢靡，可想而知。

　　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秋八月，乾隆帝又奉皇太後巡幸中嶽嵩山。一切供頓，俱由正項開銷。依西巡之例，也與賞銀一萬兩交督撫通融籌酌。八月初七日自京啓程，先向京東遵化祭谒孝陵、景陵，然後西行去易州谒泰陵。經正定府、彰德府、孟縣、洛陽縣，十月初至嵩山。祭中嶽廟，賜扈從王公大臣及河南巡撫等官宴，在嵩山兩日回銮。經中牟縣至開封府，留住四日，賜宴閱兵。經衛輝府北返，十一月初回京。下谕将河南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以前積欠錢糧三十五萬兩捐免。

　　南巡江南乾隆帝連年奉皇太後東西巡遊，王公大臣随從，轉輾各地，貢獻賞賜，耗費是巨大的。但最大的靡費還是南巡江南。江浙一帶曆來是生産最爲發展的地區，也是景物繁盛，商業貿易最爲發達的地區。康熙帝曾六次南巡，以鞏固對漢地的統治，乾隆帝自稱效法皇祖，也先後六次到江南巡遊。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乾隆帝奉皇太後還京。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正月，又奉皇太後啓銮初次南巡。大學士傅恒等王公大臣随行，規模浩大。啓程一年前，經行各地即已在忙于準備禦舟，修築道路，布設行營行宮，籌備迎駕。乾隆帝出發前下谕說：“朕巡行江浙，問俗省方，廣沛恩膏，聿昭慶典”，将江蘇自乾隆元年至十三年（一七三六至一七四八年）積欠地丁銀二百二十八萬餘兩、安徽積欠三十萬五千餘兩捐免。浙江無積欠，将來年應征地丁錢糧三十萬兩捐免。随從人等各有幫銀路費俸饷，但因沿途諸物昂貴，另加恩賞，傅恒賞銀六百兩，以次各有賞銀。二月間，經山東泰安入江蘇，渡黃河至直隸廠，閱洪澤湖高家堰堤工。過淮安，經揚州平山堂高■寺渡江至金山寺，經鎮江府，由水路至蘇州府駐跸二日。三月初，經嘉興至杭州。月中自杭州回蘇州駐跸。往江甯府，祭明太祖陵。四月，經泰安府，遊泰山。五月初回京（《高宗實錄》，參《南巡盛典·程途》）。

　　乾隆帝奉皇太後駐跸的城邑，對當地各級官員以緻兵丁，屢有賞賜。二月初，在途中下谕說：“朕問俗觀風，南巡江浙，清跸所至，廣沛恩膏。更念三吳兩浙爲人文所萃，皇祖聖祖仁皇帝屢經巡幸，素悉 ■庠，試額頻加，覃敷教澤。朕法祖省方，銮輿所莅，式循式典，用示渥恩。”（《高宗實錄》卷三八二）江蘇、安徽、浙江三省，本年歲試文童，府學及州縣大學增取五名，中學增取四名，小學增取三名。乾隆帝到杭州後，又頒賜江浙各書院新刊武英殿版十三經、二十二史各一部，又召試呈獻詩諸生，謝墉、陳鴻寶、王又曾等三人特賜舉人。在江甯，也準此例，特賜蔣雍植、錢大昕等五人舉人。

　　乾隆帝巡遊之地，當地設備接送，競尚豪華。據說每處供設，所費不隻二、三十萬兩，超過康熙帝南巡時十倍。帝後的大量賞賜和地方的豪華供設，耗費巨大。所謂“動用正項”和減免額賦，自然遠不足用。乾隆帝在山西和山東巡遊時，曾準當地商人捐輸。遊嵩山時，河南巡撫鄂容安奏稱：“恭遇駕幸河南，通省紳民鹹沐皇仁，無由仰報，情願捐輸，共輸銀五十八萬七千餘兩，以充公用。”（《高宗實錄》卷三七四）乾隆帝饬令給還紳民。南巡江南時，因費用浩大，深慮“辦理拮據”，明谕嘉獎 “兩淮商人，踴躍急公，捐輸報效。地方官一應公務，于此取給。”（同上，卷三八二）兩淮商人中，以鹽商爲最富。乾隆帝将兩淮綱鹽、食鹽于定額外，每引賞加十斤，“不在原定成束之内，俾得永遠沾受實惠。”（同上）乾隆帝用賞加鹽引的辦法，換取鹽商捐輸，以供巡遊。鹽商自炫富有，官員互競豪華，侈靡之習，愈演愈烈。袁枚記揚州情形說：“自辛未歲（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天子南巡，官吏因商民子來之意，賦工屬役，增榮飾觀，奢而張之。水則洋洋然回淵九折矣，山則峨峨然■約橫斜矣，樹則焚槎發等，桃梅鋪紛矣，苑落則鱗羅布列、■然陰閉而■然陽開矣。”（《揚州畫舫錄·序》）乾隆帝遊蘇州時，曾說這裏“紛華靡麗之意多，而樸茂之風，轉有未逮”，“凡茲士庶，更宜力敦本業，力戒浮華。”（《高宗實錄》卷三八三）遊杭州後也說：“闾閻趨尚，較吳稍樸。但浮競之習，舉所不免。”（同上，卷三八四）乾隆帝指蘇、杭二府趨尚浮華，其實他的南巡，就正是在倡導浮華的風氣。

　　康熙帝南巡時，視察黃河河工是主要目的之一。乾隆帝後來自稱：“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而辛未（一七五一年）、丁醜（一七五七年）兩度，不過敕河臣慎守修防，無多指示。”（《南巡記》）乾隆帝初次南巡，本不以視察河工爲目的，“無多指示”是必然的。不過，他經淮南時，曾往視高家堰。自江甯往祭禹陵途中，也至蔣家壩閱視堤工。并曾诏谕河臣盡心修治洪澤湖水壩，對黃河的治理，也還多少有所推動。乾隆帝在巡遊各地時，仍在各地批閱奏章，處理軍國大政，與荒廢政事的單純的遊玩，也還有所不同。不過，南巡的目的，既在于“觀風問俗”，遊賞勝景，沿途的靡費，不僅耗費了前代積聚的大量資财，也助長了地方官員競尚華侈，貪賄敲索的頹風，影響是巨大的。

　　

　　二、宮廷的侈靡

　　乾隆帝即位日久，宮廷生活也日益侈靡，任情揮霍。典型的事例，是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冬，爲孝聖皇太後舉行六十壽辰的慶典。康熙帝曾爲孝惠皇太後祝賀六十壽辰，貢獻各色珍貴禮物，備極豪侈。但孝惠太後仍令停止筵宴，以爲限止。乾隆帝效法乃祖，也爲生母皇太後祝壽，但其豪華遠遠超過康熙時的慶典。

　　京師城西有圓明園，原爲雍正帝即位前藩邸賜園。圓明園之南，有暢春園。康熙時，以明人別墅改建。乾隆時，孝聖太後常居此園。十一月二十五日爲皇太後生日。十九日，皇太後自暢春園去萬壽山遊幸。次日，自暢春園啓銮，入城，入居皇城的壽康宮（在慈甯宮西，後改名壽安宮）受賀。

　　皇太後的慶壽活動雖在京師舉行，但成爲全國各省都要鼎力籌辦的大事。早在本年春初，即由在京王大臣奏準，于萬壽山至京一路，“分段預備，公祝聖壽。”乾隆帝诏谕各省督撫，先期遣人進京，按分派地段，預備經壇、戲台之類，“以展臣子祝嘏之誠，而玉辂經過，亦可仰承聖母歡心。”（《高宗實錄》卷三八四）各省督撫自然競相貢獻，争奇鬥豔。城外自萬壽山至西直門，城内自西直門至皇宮西華門，沿路十餘裏遍設萬壽彩棚、戲台、燈彩樓閣之類。城内道路兩旁房屋均被遮擋不見。廣東省搭設的“翡翠亭”，寬約兩、三丈，亭瓦全用孔雀尾翎毛，不下萬眼。湖北省搭建“黃鶴樓”，重檐三層，用玻璃作牆壁，高七、八尺。浙江省獻“出湖鏡”，在廣榭中用大圓鏡嵌入藻井，小鏡數萬堆砌四旁，構成鏡壁。人入其中，即可照影千百。各省搭設的祝壽棚，互競豪侈，剪彩爲花，鋪錦爲屋。每數十步，設一戲台。南北戲曲及四方樂舞，在台上演出祝壽。不僅在京王公大臣及各省督撫各自搭設華侈的壇台，博取“聖母歡心”。在京及各省非現任職官的在籍人員，也有一百八十五員設立經壇慶祝，因而獲得晉級和賞給職銜的“恩施”。十一月初，西直門一路祝壽彩棚就已鋪設，并特派步兵晝夜看守。大約自初十日起，即開始樂舞慶祝。許居民觀賞，以示“普天同慶”。史學家趙翼當時正在京師，說他曾到長街遊覽兩次，“如入蓬萊仙島，在瓊樓玉宇中聽霓裳曲、觀羽衣舞”，“此等勝會，千百年不可一遇。”（《檐曝雜記》卷一）不僅各省督撫以下的各級官員，都來京祝壽，地方紳民也相繼來京，因人數過多而被制止。但直隸和湖廣的老民老婦，因起程較早而陸續到京，受到恩賞。皇太後啓銮回宮之日，在京文武官員、大臣命婦、八旗男婦、京師士女及各省來京官民，都端服盛妝，跪伏在道路兩旁，爲太後祝嘏。二十二日（乙酉），乾隆帝爲皇太後加上徽号，舉行慶典。二十五日，舉行祝壽大典，乾隆帝親制《慈聖萬壽九如頌》九章，書在屏風上進獻。随後頒诏天下，說：“盛典特隆，洪恩用溥”，王妃、公主、滿漢大臣命婦、外藩王妃以下，俱加恩賜。在京滿漢文武大小官員，俱晉一級。内外官員，俱加封贈。太監，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兵丁，均給賞銀。

　　乾隆帝爲皇太後祝壽之年，雖然國庫仍尚充裕，但連年水旱，各省已多有災荒。十一月初，兩江總督尹繼善就奏報說：“上下江節年偏災，赈貸平粜，動用不赀。統計缺額米，上江五十餘萬石，下江一百餘萬石。”（《高宗實錄》卷四○二）兩江是最爲高産的地區，這時也受災缺糧。但這年春夏，帝後巡遊江南，冬季又大辦祝壽慶典。各地的負擔是沉重的。督撫向帝後的貢獻，自是來自州縣，州縣又攫括于民間。皇室奢靡，上行下效，不僅助長了浮華之風，也促使官吏的貪賄勒索，随之日益加劇，難以遏止。

　　

　　三、究治朋黨

　　乾隆帝即位後，倚用老臣鄂爾泰、張廷玉掌管朝政。鄂氏與張氏家族，多居官位。外姓臣僚也争相依附。乾隆帝曾一再告誡，防止朋黨的形成。鄂爾泰于一七四二年（乾隆七年）獲罪，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病死。張廷玉也于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遭到乾隆帝貶斥後休緻。但朝臣中相互攻讦和相互援依之風已漸形成。乾隆帝也對滿漢臣僚漸多疑忌，時加防範。鄂爾泰死後次年，其侄鄂昌任廣西巡撫，奏請将鄂爾泰列爲廣西名宦入祀，遭到乾隆帝的駁斥。一七四七年（乾隆十二年），乾隆帝令督撫大臣舉賢自代。鄂昌舉薦廣西布政使李錫泰，說他“堪膺封疆之寄”。乾隆帝說，他曾召見過李錫泰。李錫泰痛貶前任廣西巡撫托庸的壞處，極力稱贊鄂昌居官的好處。現在鄂昌又來舉薦李錫泰，這怎能避免黨同朋比之嫌？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初，乾隆帝還在诏谕中說起，張廷玉當年乞休時，曾奏稱史贻直曾說他不宜配享太廟，請求保證。史贻直是在單獨奏對時說過這樣話的。張廷玉怎麽會知道？這能說沒有揣摩朋黨之風麽！又說，南巡時準令兵部尚書梁詩正解職歸鄉，奉養老父，就有人懷疑，說是因汪由敦排擠而去。倘使汪由敦能在朕前排擠梁詩正，何以不能救護張廷玉？這不是很明白麽！又下谕說：“徇情曲庇，即是黨援門戶之漸。昔皇考洞悉此等陋習，大加振刷。如查嗣庭、呂留良諸案，實足以挽頹風而勵名教”。“倘以日久漸弛，複萌故智，将來如有似查嗣庭、呂留良不法之案，朕亦非不能執國憲以警奸頑者。諸臣其苦均之。”（《高宗實錄》卷四八一）乾隆帝此谕，向諸臣發出警告，表明他也将懲治查嗣庭案一類的事件。果然，這年二月，便有胡中藻、鄂昌獄興起。

　　江西新建人胡中藻，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殿試考取進士，鄂爾泰爲會試正考官，因而自稱爲鄂爾泰門人，入爲内閣學士。得到鄂爾泰的賞識，被視爲“昌黎（韓愈）再世”（《履園叢話》一）。他在詩中也說是“記出西林（鄂氏出西林覺羅氏）第一門”。鄂爾泰死後，胡中藻出爲陝西學政。一七四八年至一七四九年（乾隆十三年至十四年），出爲廣西學政。奉調回京，後解任歸江西。鄂昌于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調任江西巡撫，旋調四川巡撫、甘肅巡撫。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署陝甘總督，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調江西巡撫。一七五二年（乾隆十七年）冬，因申奏不實，被解任。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再授甘肅巡撫。胡中藻平居吟詩，與鄂昌相唱和。彙集所作詩稿題爲《堅磨生詩鈔》，禮部侍郎張泰開曾爲作序刊刻。乾隆帝因而懷疑鄂昌與胡中藻等結黨怨望。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二月，密谕廣西巡撫衛哲治：“将胡中藻任廣西學政時所出試題及與人唱和詩文并一切惡迹，嚴行察出速奏。”（《清代文字獄檔》）衛哲治查出胡中藻曾出試題及唱和詩三十六首與在陝西時詩文一本奏呈。三月初二日，乾隆帝又密谕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乘鄂昌去安西之際，親往蘭州鄂昌撫署，“将其與胡中藻往來應酬之詩文、書信，嚴行搜查，并其與別人往來字迹中有涉譏刺囑托者，一并搜查封固，差妥人馳驿送來”，并嚴示“不可預露風聲”。三月十三日，乾隆帝召谕大學士九卿等朝臣，痛斥胡中藻“诋讪怨望”， “非人類中所應有”。指斥胡中藻集内詩句“又降一世夏秋冬”，是隐喻清朝傳三世以後至乾隆時“又降一世”。“一把心腸論濁清”，是“加濁字于國号之上”。呈南巡詩有“三才生後生今日”，是詈罵乾隆帝在三才（天、地、人）之後。又所出經義試題有“乾三爻不象龍說”，“乾隆乃朕年号，龍與隆同音，其诋毀之意可見。”等等。乾隆帝還說：“伊在鄂爾泰門下，依草附木，而詩中乃有‘記出西林第一門’之句，攀援門戶，恬不知恥。”乾隆帝認定：“胡中藻之詩，措詞用意，實非語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謗及朕躬猶可，謗及本朝，則叛逆耳。”“鄂昌身爲滿洲世仆，曆任巡撫，見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憤恨，且喪心與之唱和，引爲同調，其罪實不容誅。”最後說：“朕不得不申我國法，正爾嚣風，效皇考之誅查嗣庭矣。”（《清代文字獄檔·軍機處檔》）随即将鄂昌、胡中藻拿解來京審訊，并将張泰開革職。

　　江西巡撫胡寶■奉谕，多次查抄胡中藻家中文稿書信，送呈審查。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奏稱：“胡中藻違天逆道，覆載不容，合依大逆，淩遲處死。”乾隆帝谕“免其淩遲，著即行處斬，爲天下後世炯戒”，而将此案追究到鄂爾泰。說： “胡中藻系鄂爾泰門生，文辭險怪，人所共知，而鄂爾泰獨加贊賞，以緻肆無忌憚，悖慢■張。且與其侄鄂昌叙門誼，論杯酒，則鄂爾泰從前标榜之私，适以釀成惡逆耳。”又說：“胡中藻依附師門，甘爲鷹犬，其詩中讒舌青蠅，據供實指張廷玉、張照二人。可見其門戶之見，牢不可破。”著将鄂爾泰祭牌從賢良祠撤出。鄂昌被押來京後，經大學士九卿嚴審，“低首無辭，惟稱萬死”。乾隆帝“從寬賜令自盡。”（《高宗實錄》卷四八六）

　　乾隆帝親自鑄成此案，旨在打擊權勢顯赫的鄂爾泰家族，消除大臣間的朋黨積習，用意是明顯的。但以胡中藻獄爲引線，任意指斥詩句爲诽謗，則又繼承了前朝以語言文字之過處置大臣的惡例。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的胡中藻獄以後，乾隆帝加強了對滿漢臣僚的控制，朝臣間的相互攻陷也愈加頻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