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农民起义与英国在海上的侵扰
嘉慶帝在位二十四年，繼承前代形成的衰朽之局，有心興革而無力興革。長期積累的種種社會矛盾，不斷爆發爲人民群衆的武裝反抗。嘉慶元年，川、楚、陝等省即爆發了規模浩大的白蓮教農民起義。起義以反清複明爲号召，參加者多至數十萬人。武裝鬥争遍及三省邊界和河南南部地區，延續了九年之久。清王朝爲鎮壓起義，動用兵力十餘萬人，耗費軍費二萬萬兩。東南沿海人民的海上武裝鬥争，随之興起，先後曆時八年，波及浙江、福建、廣東三省。直隸、河南、山東地區的天理會起義，威脅京畿，起義者曾打入皇宮，震動了宮廷。全國各地接連不斷的人民起義，此仆彼起。以嘉慶帝爲首的統治集團終日皇皇，不能自安。清朝的統治日益動搖。
乾隆帝爲求立功耀武，連年在邊疆地區和周鄰諸國發動戰争的局面，到嘉慶帝即位時已經終結。曆史的發展，使清王朝轉而面臨着外國侵略的威脅。向東方尋求殖民利益的英國，不斷在中國的東南沿海侵擾，堵截他國的商船。鴉片大量輸入，使清朝的白銀外流，也爲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多方面的危害。日益衰弱的清朝面對着日漸強盛的英國的來侵，鬥争不可免了。
（一）川陝楚地區的農民起義
一、起義的發動
嘉慶元年（一七九六年）正月，嘉慶帝剛剛宣告即位，湖北枝江、宜都等地即爆發了白蓮教徒發動的農民起義。
乾隆帝鎮壓了王倫領導的農民起義後，白蓮教仍在民間秘密流傳。陝、楚交界處的南山和川、楚間的巴山，距省城遙遠，山區的農民和山民，遭受着地方官吏和地主豪霸的殘酷剝奪。乾隆時期，兩湖、安徽、江西、四川、河南等地的饑民陸續進入山區，開墾荒地謀生，在山林間，搭棚居住，因而又被稱爲“棚民”。耕地不足，又在鹽井和鐵廠、紙廠、煤廠等處充當雇工或背運爲生。數年之間，聚集數十萬人。棚民遭受多方欺淩，最爲艱苦。經過白蓮教徒的發動，三省交界的山區，成爲起義的爆發點。
乾隆帝退位前，曾對這些省區的白蓮教徒嚴厲鎮壓。白蓮教以其他名義，秘密傳布。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号爲混元教的首領河南鹿邑縣人樊明德被清朝逮捕處死。弟子劉松被發遣甘肅隆德縣。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劉松又與弟子劉之協繼續傳教，改名三陽教，稱劉松之子劉四兒爲彌勒佛轉世，輔助牛八（即“朱”，隐喻明室後裔）。次年，轉往湖北襄陽，與号爲收元教的教首宋之清聯合，仍稱三陽教。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宋之清與劉之協不合，另立西天大乘教，在川、楚、陝、豫等省區廣泛傳布，宣傳輔佐牛八，反清複明。一七九四年（乾隆五十九年）夏，清朝在陝西興安府破獲西天大乘教，逮捕首領多人。又在四川大甯縣，破獲收元教。九月，宋之清、齊林等首領在湖北被逮捕。十月，收元教首王應琥也在湖北被捕。劉松及劉四兒等在陝西境内被捕。劉之協脫逃。乾隆帝處死劉松、宋之清、王應琥及各地教首數十人，随即诏谕各地，對白蓮教徒嚴加搜捕。白蓮教及改換名義的各教派，是起義農民秘密聯絡、策劃反清的組織，也是貧苦無告的民衆互助自衛團體，各地入教者不下數萬人。地方官吏乘機以搜捕爲名，對入教者嚴刑逼供，多方勒索，甚至“不論習教不習教，隻論給錢不給錢”。習教和不習教的民衆都被逼得無路可走。一場“官逼民反”的戰争不能不爆發了。
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冬，三陽教首劉之協與各路教首王聰兒（齊林妻）、姚之富、劉起榮、張漢潮等在襄陽集會，議定以“官逼民反”作号召，分東、中、西三線，于辰年辰月辰日（嘉慶元年三月初十）同時起義，派出傳教師到各地組織籌劃。
在湖北枝江、宜都、長樂、長陽等地傳教的張正谟，于一七九五年十一月間邀同聶傑人、劉盛鳴、黃庭柱、向瑤明等在山洞打造刀槍等物，爲辰年辰月辰日起義進行準備，被地方官發現。黃庭柱、劉光先等在長樂、長陽等地被捕，起義不得不提前發動。嘉慶元年（一七九六年）正月十一日，起義者聚集在宜都聶家河聶傑人家，首舉義旗，武裝占據灌腦灣，發展到一萬人，内有白蓮教徒二千人。二月，長陽林之華、覃士輝在九州河等地起義，張訓龍策動弟子覃佳耀等在風火山起義。兩支起義軍聯合，攻占榔平，發展到一萬五六千人。二月十五日，來鳳胡正中領導起義，三日内就發展到三四萬人，攻下來鳳城，占據旗鼓寨。附近教徒及農民群衆起而響應。陳得本、劉秀石等聚衆千人，由東湖進入當陽縣境，得到縣役楊起元、熊道成等接應，于二月十七日攻入縣城，懲辦貪官，擒捕縣令黃仁出署，“以錢一串置令左手，銀一錠置其右手中，拉殺之。”（石香村居士：《勘靖教匪述編》卷九）王聰兒、姚之富等于襄陽會後，在襄陽附近地區組織起義。二月二十日，姚之富之子姚文學率衆圍攻房縣，另一首領曾世興攻下保康。二十二日，吳明山攻下竹山，聯絡王全禮兄弟攻鄖陽，約于三月十八日合兵攻白河、洵陽。三月間，聶傑人降清被殺。白蓮教主要領導人劉之協、王聰兒、姚之富、劉起榮、樊人傑、張漢潮，張天倫等，率領一萬人，在襄陽黃龍垱正式宣告起義反清，随即進攻棗陽、樊城、襄陽等地，發展到四五萬人。湖北境内的農民起義軍在一七九六年夏，迅速發展壯大。
四川達州白蓮教領導人徐天德，與王登廷等于九月十五日起義，響應湖北，旬日間，發展到一萬多人；東鄉王三槐、冷天祿也聚衆萬人在豐城起義，響應徐天德；徐天德又派遣弟弟徐天富到太平鼓動黃富才、卿有才起義，占據城口、鞍子坪互爲聲援。起義軍随即攻下東鄉縣城，控制了周圍一百數十裏的地區。十二月，巴州羅其清和苟文明等在方山坪起義；通江冉文俦和冉天元等在王家寨起義；太平龍紹周和徐萬富等在南津關起義。四川幾支起義軍，都有一定的聯系，并和湖北起義軍互相聲援，聲勢益盛。
十一月間，陝西安康馮得仕起義于将軍山；翁祿玉、林開泰起義于大小米溪；王可秀、成自智起義于安嶺；胡知和、廖明萬、李九萬起義于汝、洞二河，相繼遭到清軍鎮壓而失敗。但陝西的白蓮教徒和棚民，已然點起燎原的烈火，清軍難以撲滅了。
起義爆發後，嘉慶帝命湖廣總督畢沅鎮壓湖北荊州起義，西安将軍恒瑞進攻當陽起義，都統永保率兵增援；陝甘總督宜綿鎮壓陝西起義軍；四川地區先後由總督福甯，英善鎮壓起義。又陸續調遣八旗兵和各省綠旗兵參戰。嘉慶二年（一七九七年）正月因領侍衛内大臣額勒登保之奏請，命荊州将軍興肇撤出鎮壓苗族的清軍，帶兵四千回襄陽，總兵張廷彥帶兵二千赴長陽，都統德楞泰、将軍明亮帶兵六千赴達州，集中兵力鎮壓三省起義。
湖北農民起義軍面對清兵的強大攻勢，據守的城寨相繼被攻破，一七九七年初，便改用流動作戰方式，向陝西轉移。三月初，起義軍在王聰兒、姚之富、王廷诏、李全率領下，分兵三路，經過河南向陝西進軍。進軍途中，湖北、河南等地習教的農民“千百成群，一呼而至”（《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二十六）。入陝西後，南部山區參加起義的農民有數千人。李全的弟子陳子明說：“三股原隻四五千人，自到陝以來，陸續入夥及裹來者，現在兩萬有餘。”（同上，卷三十八）農民起義軍行軍不整隊，不迎戰，不走平原，數百人一夥，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使清兵無可奈何。六月，起義軍集結于紫陽，渡過漢水，分路入川，和四川的起義軍在東鄉會合，商定編組辦法和作戰方略。起義軍的編制是以青、黃、藍、白等号爲記，設掌櫃、元帥、先鋒、總兵、千總等。四川達州徐天德被當地地主武裝鄉勇包圍，三月初六日墜崖自殺；起義軍首領王三槐輕信知縣劉清，被誘騙到清軍大營，解送北京處死；首領羅其書、冉文俦、覃佳耀等也先後犧牲。
農民起義軍在三年的戰鬥中，已經形成二十萬人的大軍，活動地區湖北有三十九州縣，四川有三十六州縣，陝西有三十五州縣（廳），河南有二十州縣。雖然在一些戰役中，遭到清軍的鎮壓而陷于失敗，但清朝仍然難以制止農民起義軍的繼續發展。
二、嘉慶帝的對策
嘉慶帝初即位，即面對波及數省的農民起義風暴，爲數十年來所未有。嘉慶帝在四年（一七九九年）正月，傳谕川、鄂、陝将軍督撫說，乾隆帝在位六十年，從未有數年之久，靡饷至數千萬兩之多，而尚未蒇功者（指鎮壓起義）。乾隆帝雖已退位，仍主持軍國大事，不能不參予鎮壓起義。陝西巡撫永保追剿張漢潮兵敗，以罪當死。乾隆帝親自處治，免死降職留用。嘉慶帝在谕中說：“皇考焦勞軍務，寝膳靡甯，即大漸之前，猶頻問捷報。”（《仁宗實錄》卷三十七）乾隆帝于嘉慶四年（一七九九年）正月初二日病死。嘉慶帝随即采取幾項重大措施，以圖消滅起義。
誅和珅
乾隆帝退位爲太上皇後，仍信用和珅爲心腹。大臣向太上皇奏事，均須通過和珅。嘉慶帝也不得不對他心存戒備。乾隆帝死後五日，嘉慶帝即将和珅革職拿問。依附和珅的戶部尚書福長安（傅恒之子），也被革職監禁。随即命臣下舉發和珅罪惡。正月十五日，條列大罪二十款頒谕天下。儀親王永璇、成親王永理奉旨審訊，和珅伏罪。嘉慶帝援引康熙帝誅鳌拜之例，命和珅自盡，福長安斬監候，秋後處決。和珅爲相二十年，是貪官污吏的總首領。成親王永瑆奉旨查抄和珅家産。據流傳的查抄清單，在和珅家中抄出古玩玉器、珠寶器、金銀器等各種珍貴用具三萬餘件。金、銀元寶各一千個，赤金五百八十萬兩，生沙金二百餘萬兩，元寶銀九百四十萬兩，洋錢（銀圓）五萬八千圓。玉器、綢緞、洋貨、皮張、瓷器、紫檀器、玻璃器等各有庫房貯存。另開設當鋪七十五座、銀号四十二座、古玩鋪十三座。私有田産八千餘頃，内外住宅一百八十餘間。查抄家産編号登錄，共編一百另九号。據正月十七日對其中二十六件（号）的估價，即值銀兩億二千餘萬兩，相當國庫數年的收入。和珅攫取财富之巨，使朝野爲之震驚，也正是王朝上下競相貪污掠奪的典型寫照。和珅隻是貪污官員的一個總代表。和珅以下的各級官員，攫取民财、侵吞官款雖不如和珅之巨，但貪污腐敗之風，已然上行下效，彌漫全國，迫使廣大農民不得不起而反抗。嘉慶帝誅和珅後下谕說：“教匪聚衆滋事，皆以官逼民反爲詞”， “百姓幸際昌期，安土樂業，若非迫于萬不得已，焉肯不顧身家，铤而走險！總緣親民之吏，不能奉宣朝廷德意，多方婪索，竭其脂膏，因而激變至此。然州縣之所以剝削小民者，不盡自肥己橐，大半趨奉上司。而督撫大吏之所以勒索屬員者，不盡安心貪黩，無非交結和珅。是層層剝削，皆爲和珅一人。而無窮之苦累，則我百姓當之。言念即此，能不痛心？現在大憝已去，綱紀肅清，下情無不上達。各省官吏自當大法小廉，湔除積習，民間無所擾累，亦可各遂其生。”（《仁宗實錄》卷三十八）嘉慶帝不能不承認各級官吏“多方婪索”，但又把層層剝削歸罪于和珅一人，企圖以此來緩和人民的反抗，說：“庶被脅之人，聞知貪墨屏退，吏盡循良，自必幡然來歸。”（同上，卷四十九）但誅和珅後，大小官員既不能“湔除積習”，減少擾累，“吏盡循良”也隻是一句空話，人民反抗的浪潮仍然洶湧澎湃地向前發展。
用團練乾隆時，滿洲八旗兵已經日益腐惰。吏治的腐敗，也不能不直接影響到八旗官兵。嘉慶帝在乾隆帝死後，即傳谕軍機大臣，指責帶兵大臣及将領等“全不以軍務爲事，惟思玩兵養寇，藉以冒功升賞，寡廉鮮恥，營私肥橐。”（《仁宗實錄》卷三十七）并說，在京的谙達（教皇子騎射者）、侍衛、章京等，遇有軍務，無不營求前往。平日窮乏的人，自軍營回來，便突然緻富，請假回家購置田産。嘉慶帝進而指出：“試思肥橐之資皆婪索地方而得，而地方官吏又必取之百姓。小民脂膏有幾，豈能供無厭之求？”“是原有之賊未平，轉驅民以益其黨。”（同上）嘉慶帝的诏書，大體上指出了八旗官兵臨陣貪婪腐敗的實狀。軍官的貪婪必然導緻軍兵的虛弱。經略大臣勒保奏稱滿洲健銳營、火器營兵丁俱“技藝平常，不耐勞苦”。嘉慶帝傳谕說，這次兩營的二千名兵丁，并非選充，而是以名帖求該管大臣出派。隻想往返途中向地方驿站勒索錢文，坐食軍饷。還沒有啓程，就已是居心卑鄙，臨到陣前還能指望他們聽命效力麽！嘉慶帝嚴令該管大臣加強操練，以複滿洲舊習。谕中還說：“今滿洲兵丁，不但遠遜當年，且不及綠營，以緻人皆不願帶領。”（《仁宗實錄》卷四十七）
清初建立的綠營，由漢人兵丁組成，用以鎮壓漢族人民的反抗。清軍入關後，滿洲八旗兵丁即因有優越地位而逐漸失去戰鬥能力。綠營兵一度成爲數量多于八旗，戰鬥力也優于八旗的一支勁旅。但到乾隆末年，綠營兵也逐漸趨于腐化。勒索送禮、尅扣軍糧、借端攤派等等陋習，被視爲常事。将官貪賄享樂，兵丁疏于訓練。嘉慶帝在一七九九年（嘉慶四年）正月的上谕中說：“近聞各省營務，如提、鎮大員，一味養尊處優，全不習勞”，“所謂訓練操防，全屬有名無實。”在另一上谕中并舉出乾隆時随駕南巡，親見杭州綠營兵丁騎射：“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堕地。當時以爲笑談。”（《仁宗實錄》卷三十七、三十八）同年五月又說，綠營兵丁 “或在外兼習手藝，訓練生疏，營伍廢弛，所關非細。”（同上，卷四十四）綠營兵日益削弱了作戰能力，也已不再是清王朝鎮壓農民起義的得力工具了。
面對着白蓮教農民起義軍的進軍，嘉慶帝逐漸倚用漢人地主武裝，配合官軍鎮壓起義。一七九八年（嘉慶三年），四川招募武裝鄉勇達三十七萬人，湖北也有三十六萬六千餘人。清軍都統德楞泰、副都統明亮率領主力軍在湖北襄陽鎮壓王聰兒、姚之富起義軍，當地鄉勇配合作戰。王、姚軍在鄖西三岔河被知縣孔繼檊率領的鄉勇堵截。起義軍戰敗，王聰兒、姚之富投崖自殺。清軍獲得少有的勝利。湖北随州地主武裝築寨自保，也曾阻遏了襄陽起義軍的進軍。一七九九年（嘉慶四年）初，嘉慶帝遂命勒保會同各督撫，曉谕州縣居民“扼要團練”，與官軍配合作戰。嘉慶帝又因黑龍江等地調遣一兵的費用，可以招募幾十個鄉勇，正式诏令以鄉勇替代。各路官軍在各地招募鄉勇随軍作戰，臨陣命鄉勇居前，綠營兵在後，滿洲兵在最後。鄉勇有傷亡，不在軍額之内，可以匿而不報，甚至也可以敗爲勝，謊報戰功。有的官軍則招募他鄉遊民充役，号爲鄉勇，實爲散勇。針對這些流弊，嘉慶帝又下诏說：“至鄉勇原爲保護鄉裏而設，若僅募他鄉遊民，無田廬家室之戀，既去其鄉，安望其勇？……何如省此養疲兵、募散勇之資，以團練本地之鄉勇。”“總之，他省未練之新兵，不如本地之鄉勇，而本省隔屬招募之鄉勇，又不如本鄉守堡之團勇。自後各縣練勇，各守堡寨，不許調往軍營，緻村莊反遭荼毒。其鄉勇固守卡寨，以堵爲剿。”（《聖武記》卷九）川北一帶的地主武裝團練，築堡寨抗禦起義軍取得成效。嘉慶帝命陝西、湖北等地依仿實行。
清初建國，以八旗兵爲主，綠營爲輔，對漢人地主武裝限制極嚴。嘉慶帝因鎮壓白蓮教起義的需要，倡導漢人地主實行團練，武裝自衛，是一項因時制宜的新措施。這一措施的實行，在以後的曆史上，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起義的失敗
清軍出剿嘉慶四年（一七九九年）正月，嘉慶帝命勒保爲經略大臣駐軍四川，各路軍兵受其節制。明亮、額勒登保實授副都統，爲參贊大臣。起義軍徐天德、冷天祿、王光祖、張天倫、李全、樊人傑等率領主力軍進攻湖北；川北楊開甲、王廷诏在三月中遠征甘肅鞏昌、宕昌，五月間又回軍四川。起義軍不斷獲得補充，各自獨立作戰。清軍顧此失彼，幾至束手無策。會理四川軍饷的福甯奏稱：“據川東北各府州縣禀報，多者萬餘，少者數千，其不知逆首姓名者，尚不知凡幾。新起之賊，實多于剿除之數。地方之傷殘更甚，黎庶之疾苦更深。賊愈剿而愈熾，饷徒糜而罔益。”（《聖武記》卷九）嘉慶帝将勒保逮問治罪，先後任命明亮、額勒登保爲經略大臣，工部尚書那彥成、副都統德楞泰爲參贊大臣。十月，湖北、陝西各路起義軍又集中四川，十二月離川北去，留冉天元在大竹整頓隊伍。嘉慶五年（一八○○年）正月十五日，冉天元率領三四千人，在定遠石闆沱渡過嘉陵江，進攻西充、蓬溪等縣，起義軍迅速發展到萬人。二月南攻南部、鹽亭、射洪，北攻梓潼、江油，在馬蹄崗與清軍決戰。起義軍三路會合，多至三萬人。德楞泰身陷重圍，激戰三晝夜，無法逃脫。守備羅思舉率領鄉勇四千助清軍作戰，德楞泰據險自守，冉天元登山督戰，受傷被俘。徐萬富、張子聰等遂統率起義軍在太河鎮搶渡潼河，南攻遂甯、安嶽、樂至等縣，北攻中江。四月，回軍川東。
陝西起義軍在張漢潮率領下，一七九九年（嘉慶四年）初活動在南山地區，幾次遠征甘肅。九月，張漢潮在五郎與清軍明亮部作戰，敗死。明亮與勒保弟永保互相攻讦，嘉慶帝命将二人逮捕入京，那彥成代明亮領兵。起義軍冉學勝在甘肅繼續作戰，依恃老林，配合行動，那彥成軍被困數月，無法前進。十二月，嘉慶帝下诏斥責那彥成，命即領兵赴陝守禦。又赦明亮，命以領隊大臣去湖北鎮壓起義。一八○○年春，那彥成與德楞泰、額勒登保兵分三路，堵截起義軍北上的去路。那彥成在文縣與起義軍高天升、馬學禮部作戰。高、馬部敗入四川。那彥成領兵回陝。嘉慶帝斥責那彥成“剿賊不盡”。閏四月，那彥成被召晉京奏對，嘉慶帝将那彥成革職，降爲翰林院侍讀學士。
三陽教首劉之協在湖北起義軍戰敗後，逃往河南。一八○○年（嘉慶五年）六月，在河南峽縣與李嶽、孫繼元、王哲等千餘人再度起義，樹立大旗稱天王劉之協。清布政使馬慧裕乘起義軍初起，發兵鎮壓。起義軍戰敗，劉之協欲逃往湖北，途經葉縣時，被清兵逮捕。
七月，嘉慶帝命将劉之協押送京師處死，并由此展開對起義軍招撫的宣傳。嘉慶帝指劉之協爲“教匪首逆”，傳谕各路帶兵将領及陝、甘、川、楚等省督撫，“将劉之協擒獲一事廣爲宣播”，說“教匪本屬良民”，已被鎮壓的白蓮教諸首領也都是“聽從劉之協倡教而起”，“被裹脅之人”，“如能翻然悔悟，不但免誅，并當妥爲安置”。“實系同教”之人，如果“棄械歸誠”，“亦必貸其一死”（《仁宗實錄》卷七十一）。随後，嘉慶帝又自著《邪教說》，對信教與“叛逆”加以區別，說：“苟能安靜奉法，即燒香治病原有恻怛之心，在朝政之所不禁。若藉此聚衆弄兵，漸成叛逆之大案，則王法之所不容。”又說：“夫官軍所誅者，叛逆也。未習教而抗拒者，殺無赦。習教而在家持誦者，原無罪也。”“白蓮教與叛逆不同之理既明，則五年以來所辦理者，一叛逆大案也，非欲除邪教也。”至于以白蓮教 “聚衆斂錢”者，則應由地方官員“實心訓導，宣揚正學”（《三省邊防備覽·策略續》）。白蓮教起義原由官府查禁白蓮教徒而起。嘉慶帝在擒獲劉之協後，自撰此文發布，意在對白蓮教起義軍分化招撫，以求速勝。但從另一方面說，這又等于事實上解除了教禁，承認信奉“邪教”爲合法，民間宗教的秘密結社也由此得以公開活動。開放教禁，是嘉慶帝爲鎮壓白蓮教起義而采取的又一項新措施。如果說，前此采取的倚用團練的新措施，加強了清王朝和漢族地主鎮壓農民起義的力量，開放教禁則爲此後農民反抗活動的組織和發動，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條件。這兩項措施的實行，在以後的長時期裏從不同方面影響了階級鬥争的發展和曆史的運動。
起義的失敗一八○○年以來，起義軍面對着清朝的重兵圍剿，日益陷于困境，但起義軍仍然是分散各地，流動作戰，缺少統一的指揮，使清朝易于各個擊破。流動作戰，原來便于奪取地主富豪的糧食，擴大起義農民的隊伍，但自清朝倚用團練鄉勇以來，各地豪強倚險結寨或挖濠築堡，起義軍到來時，在寨堡中聚集農民貯藏糧米，堅壁清野。義軍駐營時，團練鄉勇又可乘勢出擊。《三省邊防備覽·策略》卷說：“無人可裹，無糧可掠，賊勢自衰矣。”一八○○年秋季以後，起義軍在全局上日益陷于被動的地位，在有勝有敗的作戰過程中，逐漸走向失敗。
起義軍高天升、馬學禮部進入四川後，曾攻下龍安，轉戰川西，後又北上甘肅，一八○○年六月間，至秦州，與起義軍冉學勝、張士龍等部在秦州會合，有衆二萬人。追擊起義軍的清額勒登保軍楊遇春部，與右翼總兵率領的吉林、黑龍江兵的長麟部也在秦州會合。起義軍在甘肅徽縣夜襲長麟軍，獲得勝利，清軍前四川将軍官成敗死。七月，高、馬部轉向東南，攻打略陽、沔縣、西鄉。清固原提督王文雄敗死。冉、張等部自階州折回，被楊遇春軍擊敗，損失三千餘人。八月，轉赴沔縣。高、馬部欲南渡漢水，遭到鄉勇的截擊。高部轉入小巴山。馬部與教首徐天德等至安康，遭到清軍邀擊。十月間，額勒登保向清廷奏報當時起義軍的形勢是，曾芝秀、徐天德、樊人傑等部已先後被逼入川境，冉學勝、張士龍、龍紹周等在川、陝邊界，王廷诏、高、馬部在陝、楚邊界。額勒登保率大軍入四川，各部起義軍則先後轉入湖北。王廷诏與馬學禮部自安康渡漢水，遇額勒登保追擊，損失慘重。樊人傑及冉學勝部也相繼在途中敗于清軍。
一八○一年（嘉慶六年）初，嘉慶帝下诏，明指白蓮教起義首領徐天德、王廷诏爲“起事首犯”，高天升及弟天得、馬學禮是屢戕清軍大員的“元惡大憝”，擒獲者給賞升官。樊人傑、冉學勝、龍紹周、苟文明等首領許降免死，緝獲者也給予賞銀。嘉慶帝指列起義首領姓氏，以激勵将士集中作戰目标，并進一步分化起義軍。德楞泰馳軍漢北，分兵追擊高天升部，至山陽。高天升兵敗，戰死。
高天得、馬學禮與王廷诏被額勒登保軍追擊，轉而北上甘肅，與楊遇春軍遇，折回四川。又被寨堡團練堵截，再折回兩河口入陝。王廷诏在川、陝邊界■子溝被楊遇春軍俘擄，押送京師。高天得、馬學禮領兵出斜谷，至大甯二郎壩龍洞溪遇楊軍伏兵，也被清軍擒獲。嘉慶帝晉額勒登保二等子爵，楊遇春世襲騎都尉。
起義軍冉學勝部乘清長麟軍南下，在川、陝邊界之留壩，大敗清軍楊奎猷部，擒斬清總兵、副都統以下将士數百人，獲得糧米牲畜，由秦州渡渭水。四月，額勒登保親率大軍追擊，冉部渡漢南，入巴山，五月，與曾芝秀、張天倫等部會合，有兵五、六千人。額勒登保調楊遇春軍來戰。張天倫軍遭清軍突擊，大部犧牲。曾芝秀、冉學勝部分兵敗逃。
轉戰在湖北的徐天德部，五月間曾與苟文明、樊人傑等及曾芝秀部會合東進，遭地方團練堵擊，不得不再分兵轉戰。徐天德率部入陝西，在西鄉兩河口渡河時，被德楞泰軍追及，舟船翻沉，溺死。龍紹周、苟文明部轉至陝西平利。曾芝秀等部在洵陽、竹山，冉學勝部向白土關轉移。各路起義軍都被壓制于川、陝、楚邊界。
清廷繼續利用團練鄉勇，加築寨堡，以制止起義軍流動作戰。湖北提督長麟上奏說：“湖北邊界與川、陝犬牙相錯二千七百餘裏，出川、陝即入楚，出楚即入川、陝，層巒叠嶂，四路可通”，“但當并力守我有糧有民之區，逼賊歸入無食無人之地，黨孤食盡，自然竄出，以逸兵待困賊，不難一舉撲滅。”（《聖武記》卷十）他建策推廣鄖西、竹山一帶的“築堡團鄉之法”，使“層層俱有堡寨堅守”。秦隴以西，興工築堡。陝西境内西安、同州、鳳翔三府及漢南平利、安康、紫陽一帶鄰近四川地區，各邑遍設寨堡，自百餘至數百，以阻止起義軍入陝。六月間，清經略大臣額勒登保與參贊大臣德楞泰在平利集議，察知邊界起義軍不過二萬四千餘人。清兵八萬，分三路圍剿三省邊界。額勒登保自東北出兵，德楞泰與提督七十五（人名）由西南進攻，勒保一路居中。七月，勒保軍在川北之南江擊敗起義軍冉學勝部，冉學勝被擒處死。八月，德楞泰軍追擊大甯山中的龍紹周、苟文明部起義軍。龍紹周轉至平利，被清軍追及，戰死。苟文明部在大甯被七十五軍戰敗，損失過半。十月，額勒登保部楊芳、楊遇春軍分東西兩路圍攻川北起義軍，起義軍冉天璜部與李彬部分南北兩路轉移，在川北之東鄉和陝南之西鄉，先後被楊芳、楊遇春軍擊敗。
額勒登保奏報，清軍連續獲勝，各路起義軍總計隻餘一萬餘人。嘉慶帝以勝利在望，晉封額勒登保三等伯，德楞泰複一等子爵。诏谕二人通盤籌畫，“所有官兵應撤應留之處，統俟額勒登保、德楞泰酌辦”（《仁宗實錄》卷八十八）。
十一月，額勒登保與德楞泰移軍川北，勒保赴川東。起義軍苟文明部有衆二千餘，乘七十五就饷太平廳，搶渡嘉陵江，奔赴甘肅階州。額勒登保命楊遇春助七十五出擊。苟文明部折返東南，至廣元，發展到三千餘人。十二月，轉至開縣、大甯之老林，與李彬餘部會合。嘉慶七年（一八○二年）正月，在開縣被德楞泰軍戰敗，複歸老林。嘉慶帝得報，大怒。将七十五革職，留營自贖；額勒登保免去伯爵，降爲一等男。苟文明部西行，與宋應伏部數百名起義軍會合，戰敗清副将韓自昌軍。嘉慶帝又诏命德楞泰以參贊爲成都将軍，專攻川、楚；額勒登保以經略爲西安将軍，專剿陝西。二月，南山中之起義軍劉永受部被清楊遇春軍戰敗，在華陽與苟文明、宋應伏會合，越秦嶺北上。四月，嘉慶帝切責額勒登保，革職留任，限令在六月間剿滅起義軍，又谕令懸重賞購募起義首領。額勒登保請寬限一月。七月間，苟文明部分三路散居老林。清軍以百、十人編爲小隊，深入林中搜捕，苟文明被殺。嘉慶帝诏複額勒登保三等伯爵，移軍湖北。
湖北境内，一八○二年初起義軍首領樊人傑、戴仕傑聚集曾芝秀等部，仍有數千人，轉戰于楚、陝邊界。德楞泰率清軍追擊，五月間，戰于房縣、竹谿界之官渡河。起義軍戰敗，在白鐵峽陷入峽谷。時值大雨，起義軍五百餘人甯死不降，樊人傑、曾芝秀等率衆投河自盡。戴仕傑部得以轉移。九月，額勒登保至竹谿，與德楞泰等會議，分兵追剿。十月，德楞泰部與起義軍戰于興山，戴仕傑戰死。清軍繼續搜捕川、楚邊界山林中的起義軍餘部。南山苟文明餘部在苟朝九率領下，避過楊芳的追軍，轉赴甯羌，與先來甯羌的宋應伏部會合，有衆二百餘，轉至漢南。
十二月，額勒登保、德楞泰會同川、陝、楚總督馳奏“三省蕩平”。嘉慶帝随即傳谕說：“茲幸三省餘匪，一律殄除，耆定大功，飛章奏捷。從此海宇敉甯，昇平永慶。” （《仁宗實錄》卷一○六）将士論功行賞。額勒登保晉一等侯，世襲，授禦前大臣加太子太保銜，賞用紫缰。德楞泰晉一等候，加太子太保銜，賞用紫缰。勒保、明亮、楊遇春等，以次封賞。
起義的延續 嘉慶帝在宣谕祝捷的同時，命額勒登保、德楞泰等不必來京，繼續領兵追捕山林邊界的起義軍餘部。額勒登保領兵扼川北，德楞泰扼川東，勒保居中往來，堵截南路，分兵清剿。
白蓮教起義軍遭到慘重失敗後，各地餘部或數百人或數十人，拒不投降，堅持抗清。起義的餘波仍然不時形成軒然大波。一八○二年間，起義首領李彬、張天倫等也相繼戰死。苟朝九與宋應伏合兵後，成爲起義軍的中堅。苟朝九率部攻入通江，宋應伏部與活動在南江的姚馨佐（姚之富之子）部聯合。巴東一帶，則有劉學禮部聯合他部活動，有衆六、七百人。額勒登保領兵去通江進剿苟朝九部，命左翼長、甘肅提督穆克登布去南江。姚部起義軍馮天保等數十人埋伏林中，阻擊清兵，穆克登布率兵勇一千五百餘人入林，中矛身死。穆克登布在軍中與楊遇春齊名，分任左右翼長，長期随從額勒登保作戰，是清軍的著名将領。穆克登布死，震動了清廷。三月，額勒登保部羅聲臯追擊苟朝九部。四月，苟部兵分兩路，一路走太平，另一路北行入陝，遭到額勒登保邀擊，潰敗。額勒登保移軍太平。川東一帶，德楞泰于閏二月間戰敗劉學禮部。劉學禮餘部二百人，逃往竹山，被清軍追及，潰敗。六月，德楞泰與勒保會師開縣，分兵二十路在老林内排搜，起義軍被擒斬二百餘人。七月，額勒登保與德楞泰、勒保會奏“三省肅清，官兵凱旋”。嘉慶帝诏德楞泰進京，留額勒登保繼續搜捕。
清廷爲鎮壓白蓮教起義，倚用團練鄉勇。四川一省應募鄉勇曾多達三十餘萬。後經裁汰，至嘉慶七年（一八○二年）時，川、陝、楚本地鄉勇共計約二萬人，外地流民編爲随征鄉勇者又有一萬七千餘人。清廷鎮壓白蓮教起義後，額勒登保建策編入清官軍。但清軍額數糧饷有限，一八○三年（嘉慶八年），清廷先将各營随征鄉勇遣散，各人繳出刀矛武器給銀五錢，另給銀二兩回籍。被遣散的鄉勇爲清廷死戰多年，戰後無家可歸，憤怨不平，或流居山林間，與起義軍餘部結合，抗清圖存。一八○三年八月間，陝西被遣散的鄉勇一百六十人入洋縣山中，投奔起義軍苟文潤部。九月，楊遇春率領的清軍自洋縣入山，苟文潤部轉赴漢南，至西鄉，與巴山老林中的起義軍餘部會合，又有通江遣散的鄉勇五百人加入起義軍隊伍，斬清副将朱槐。原來被清廷用以鎮壓起義的鄉勇轉而起義抗清，起義軍的隊伍又不斷擴大了。
十月，嘉慶帝诏額勒登保還朝，再命德楞泰出都。苟文潤等活躍于川、陝邊界山林中。十一月，德楞泰領兵入山剿捕，以鄉勇爲清軍前隊。兩軍交戰，前隊鄉勇與起義軍中的鄉勇在陣前按兵不動，互訴委屈。清軍自副将以下數十名軍官，被起義軍殺死。德楞泰派遣清軍中的鄉勇軍官魏中才去起義軍營勸降，被苟文潤處死。
一八○四年（嘉慶九年）二月，嘉慶帝複命額勒登保帶欽差大臣關防出都，查閱陝、楚等省軍營，掃蕩川、陝邊界大山老林，“搜捕淨盡，永靖闾閻”（《仁宗實錄》卷一二六），并處理裁撤兵勇等事。當時的形勢是，起義軍餘部“具悉官軍号令及老林徑路，忽陝忽川，忽聚忽散，屢被圍，複乘霧溜崖突竄，有中數矢猶力戰者。”清軍“分軍遇之則不利，大隊趨之則兔脫，僅餘二三百賊而三省不得解嚴”（《聖武記》卷十）。兵士在山林中展轉作戰，備極艱苦，且已從戰八年，師老兵疲，人無鬥志，都想解役歸鄉。四月，額勒登保由興安渡江督師，裁汰疲病兵勇，又下令：“凡士卒擒一賊者，即優遣回籍”（同上），分兵五路，人自爲戰。苟文潤率部出山林，自大甯入四川，又有清軍遣散兵勇二百人參加起義軍。五月，嘉慶帝得報，下诏切責額勒登保、德楞泰等，說“所叙連日分兵探剿情節，不過殺賊一名”。“賊匪除二百三四十人外，又新擄百姓一、二百人，賊數竟添至一倍”。“此等敗殘零匪，不但不能殲除，又複展轉奔逃，緻增裹脅，均由伊等辦理延誤所緻”。斥責額勒登保“今自與德楞泰會合以來，又閱月餘，老師靡饷，一籌莫展”（《仁宗實錄》卷一二九）。額勒登保、德楞泰降戴單眼花翎（原戴雙眼花翎），并革去原賞用紫缰。德楞泰并由一等侯降爲二等侯，“以示薄懲”。這時，川北大雨，軍不能進，額勒登保、德楞泰均卧病不起。六月，起義軍于夜間偷襲清營後逃脫。額勒登保冒雨扶病入山，馬匹陷入泥中，跌死，被衆官兵扯引下山。嘉慶帝指責額勒登保、德楞泰等，不知天時地利，不得人和，傳旨嚴行申斥。
德楞泰等于上年冬招降起義鄉勇失敗，即懸重賞購捕苟文潤。一八○四年（嘉慶九年）夏，苟文潤部在川、陝邊界之鳳凰寨被德楞泰軍擊敗，亡失一百六十餘人。餘部二百人轉赴平利受阻，折回化龍山。八月，起義軍中之鄉勇趙洪周叛斬苟文潤降清受賞，餘衆散去。同月，苟朝九也在南鄭被當地寨堡兵勇擒斬。九月，額勒登保奉诏班師回京，德楞泰回任成都将軍。嘉慶帝诏令新任陝甘總督那彥成于邊界山林“留心防範”，對山中潛伏的白蓮教徒衆，勿再搜查滋事，“日久自可潛消” （《仁宗實錄》卷一三四）。
波及川、楚、陝、甘、豫五省的白蓮教農民起義，自一七九六年初發動至一八○四年秋敗滅，前後延續了九年之久。起義軍民被殺數十萬。清廷出動官兵十餘萬，各地鄉勇先後不下數十萬。消耗軍費銀二萬萬兩。嘉慶帝自即位以來，即全力鎮壓起義，于朝政無多興革。起義震動了全國，給予清朝統治以沉重的打擊，也鼓舞了被壓迫的各地農民。川、楚、陝等地白蓮教起義失敗後，其他地區的農民起義又随之興起。
（二）英國在海疆的侵擾與鴉片的輸入
一、英國在海疆的侵擾
乾隆時期，英國已不斷在海外殖民，向東方擴展勢力。護送貨船的英國兵船，經常在中國東南沿海侵擾，截掠他國船隻。一七四二年（乾隆七年），英艦在澳門劫奪西班牙商船一隻，并帶入省河。清兩廣總督派東莞知縣印光任前往質問，英艦被迫将二百九十九名俘虜釋放。一七四四年（乾隆九年），又有英艦四艘在廣東洋面截捕法國商船。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英艦在黃埔擅捕荷蘭船隻。廣東巡撫李湖曾警告說：“倘仍冥頑不靈，不守天朝規矩，此後敢有一天在我天朝地方犯我法度，擾我客商，騷動一草一木，不論公班、港腳夷船，本部院總要按照大皇帝功令，連大班人等同本犯一并嚴拿，分別從重究治，不稍寬貸。”（《達衷集》一三三頁）
嘉慶帝即位後，一七九九年（嘉慶四年）有英艦三艘從印度駛來，闖入中國境内，在穿鼻附近停泊。兩廣總督谕令，在半月之内移往潭仔洋面灣泊，并提出停止與英國貿易的嚴正警告。一八○二年（嘉慶七年），英國兵船開到零丁洋，準備進駐澳門。早在明嘉靖時，即有葡萄牙商人獲準在澳門居住，明官府向他們征收租稅，審理他們的案件。一六五一年（順治八年），清廷派兵駐守澳門。一七四四年（乾隆九年），增設廣州府海防同知（即澳門同知）駐前山寨，香山縣丞移駐澳門統治。一八○二年，清朝接到住在澳門的葡萄牙人的報告，随即饬谕英艦不準登陸。一八○八年（嘉慶十三年），英國又以防備法國侵占澳門爲由，由海軍少将度路利（Drury）率軍三百人，于七月二十一日到達澳門洋面，八月初二日徑行登岸，占據澳門炮台三處。兩廣總督吳熊光派員曉谕撤出，并于十六日下令封艙，停止貿易。九月初一、二日，度路利帶兵船三隻，駛進虎門，停泊黃埔地方。二十天後，他又率領官兵五十餘名，水手二百餘人，到省城外十三行停留，求見總督。這時，英船陸續開到，連前共十三隻；陸續登岸英人，連前共七百六十名。十月，吳熊光檄調督擾提鎮各标官兵二千六百名，派令參将張紹緒等率領，劄黃埔、澳門，并派員向英軍宣示嘉慶帝谕旨，警告英軍：“若再有延挨，不遵法度，則不但目前停止開艙，一面即當封禁進澳水路，絕爾糧食，并當調集大兵，前來圍捕，爾等後悔無及。”（《仁宗實錄》卷二○一）度路利見清廷調集水師，準備作戰，遂于十月二十五、六日率兵退出虎門，十一月初二、三日退出澳門。英兵退後，吳熊光宣布開艙，恢複正常貿易。
嘉慶帝采取果斷的态度，斥退英國兵船，随即查究此事，下谕斥責兩廣總督吳熊光說：“前此吳熊光在兩廣總督任内，英吉利國商船帶兵入澳，占據東望洋、娘媽閣、加斯蘭三處炮台，雖向系西洋商人防守所設，但究在中國地面，即與闖入内境無異。”吳熊光遲至月餘始行具奏，既未親往查辦，度路利求見，又隻派員曉谕，并未當面斥逐。“雖開艙在夷兵既退之後，而許其開艙，究在夷兵未退之先。是奏報既屬遲延，辦理又形畏葸。”（《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二、三）将吳熊光革職拿問，充軍伊犁。巡撫孫玉庭革職。
一八一四年（嘉慶十九年）四月，英國“脫裏斯”号兵船在老萬山群島附近劫奪美國商船一隻，五月又追逐一隻美國商船，趕到黃埔截留。清廷爲此向英屬東印度公司提出強烈抗議，并準備停止英國商人貿易。東印度公司請求英王遣使來中國交涉。一八一五年，英國派出以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Lord Amherst）爲首的使團出使中國，商談解決糾紛，并再次帶來馬戛爾尼所提出過的各項要求，向清廷交涉。
阿美士德使團于一八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嘉慶二十一年閏六月初六日）到達天津口外。清廷派長蘆鹽政廣惠、工部尚書蘇楞額接待，又派理藩院尚書和世泰、總管内務府大臣穆克登額前往通州迎候。進京途中雙方讨論，清方要求英使觐見皇帝行三跪九叩禮，并令演習跪叩如式，方能進京；英使堅持不肯。和世泰等謊報： “谕以天朝禮節，該貢使等肅恭誠敬，具見順從”，于七月初六日（八月二十八日）帶領進京。次日清晨，嘉慶帝在圓明園正大光明殿接見使臣，阿美士德借口國書和制服未到，拒絕晉見行禮。和世泰等詭稱正使患病，不能行動。嘉慶帝召見副使，又說副使也稱病不至。嘉慶帝察覺真實情況，立即命英使回國，并将和世泰等人革職議處。阿美士德一行由清朝官員伴送，從通州沿運河至瓜州，溯江西上至南昌，沿贛江至大庾，過梅嶺至廣州，于一八一七年初離廣州回國。嘉慶帝随即傳谕直隸、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各督撫，饬知沿海各地官員：“各将水師炮械，勤加訓練，并留心察探。此後如有英吉利國夷船駛近海口，即行驅逐，并不許寄椗停泊，亦不準其一人上岸。倘該夷船不遵約束，竟有搶掠情事，即痛加剿殺，或用炮擊，不可稍存姑息。”（《清代外交史料》六·五）嘉慶帝對于英國兵船在沿海的侵擾，堅決制止，是完全必要的。但由于禮儀上的糾葛而斥退阿美士德使團，則使清王朝失去了一次與英國商談正常貿易的時機。
二、鴉片的輸入
早在明朝萬曆年間，荷蘭、葡萄牙商人即曾把少量鴉片作爲藥材販運到中國。鴉片是從罂粟中提煉出的含有刺激性和麻醉性的毒品，清人或稱爲阿芙蓉。提煉的煙膏又稱煙土或大煙。抽吸後即不易戒絕。清朝初年，英國在和清朝的貿易中，從中國購買大批絲、茶、瓷器等商品，造成貿易逆差，每年需要支付大量白銀。雍正時，英國開始經營鴉片交易。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向中國輸入鴉片二百箱（每箱重一百三十餘磅），中國吸鴉片者逐漸增加。廣州等地出現了供吸食鴉片的煙館。一七二九年（雍正七年），雍正帝曾下谕嚴厲禁煙，“興販鴉片者，照收買違禁貨物例，枷号一月，發近邊充軍；私開煙館引誘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衆律，拟絞監候”（李圭：《鴉片事略》卷上）；失察的地方文武官員及海關人員，也都要嚴加議處。但此後吸鴉片者并未斂迹，英國鴉片商人通過向清朝官員行賄，鴉片作爲藥材納稅後，仍然不斷輸入中國，有加無已。乾隆時期，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控制了孟加拉等鴉片産地，從而取得向中國販賣鴉片的壟斷，經由私商，大量販運鴉片，牟取暴利。鴉片的售價，高出成本數倍。
嘉慶帝即位後，英國東印度公司每年向中國輸入的鴉片，已經多達四千箱左右。各地吸食鴉片者也日漸增多，成爲流毒全國的一大禍害。一八○○年（嘉慶五年），清廷再次禁止鴉片輸入，停征鴉片稅，并規定外國商船來廣東，必須由廣東行商具結擔保不夾帶鴉片，才準駛入黃埔。英國商船遂将鴉片由廣州内河移到澳門，加以僞裝，分船裝運。再行賄行商具保，買通當地官員，走私運入黃埔。行商明知運入鴉片，受賄後繼續具保。當地商販代英商銷煙，按箱收取傭金。官員和行商因走私鴉片而收取的賄賂，每年多達十萬元左右。英人格林堡記載說：“貪污風氣已經達到如此程度，以緻運送鴉片的走私船常常就是那些負責緝私職務的官船。同樣，每年由廣州到北京裝着呈獻皇帝貢品的貢船，也成了運送鴉片到北方各省的一個得力工具。”（格林堡：《鴉片戰争前中英通商史》頁100—102）中國官員和行商、商販因走私鴉片而獲得巨額賄賂和傭金，不惜千方百計輸入鴉片。英國商人和東印度公司因販運鴉片而獲得高額利潤，英印政府每年由此取得大量稅收，不遺餘力地向中國輸入鴉片。嘉慶帝禁煙的诏令不能不成爲一紙空文。
嘉慶帝在位二十五年間，每年輸入的鴉片始終在四千箱左右，并未因清廷的禁令而有所減少。鴉片不僅在廣東、福建等地販賣，而且逐漸行銷于内地各省，直到京城。一八一○年（嘉慶十五年）三月，嘉慶帝在一個诏書中說：“鴉片煙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驟長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戕賊軀命，大爲風俗人心之害。”“近聞購食者頗多，奸商牟利販賣，接踵而來。……仍著步軍統領、五城禦史于各門禁嚴密查訪，一有緝獲，即當按律懲治，并将其煙物毀棄。”（《仁宗實錄》卷二二七）鴉片大量輸入，吸食者日衆，官吏、将士以至滿洲貴族因吸食鴉片而更加昏怠腐敗。清王朝的對外貿易也由出超漸變爲入超，白銀内流變爲外流。鴉片貿易也使正常的商業的發展受到重大的影響。英國政府和商人由經營鴉片而獲得巨大利益。清王朝的社會經濟卻面臨着日益嚴重的威脅。
（三）浙閩粵沿海人民的鬥争與豫魯直三省的農民起義
嘉慶帝面對乾隆時期所形成的吏冶腐敗、軍兵虛潰、社會矛盾加劇的局面，曾經企圖在誅和珅後，有所興革，但事實上積重難返的局勢并不能有所扭轉。一七九九年，翰林院編修洪亮吉上書，大緻說出了當時的情勢。他說，“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天下望治之心孔迫矣”，但“機局未轉”，言路似通而未通，吏治欲肅而未肅。一是處事太緩，二是集思廣益之法未備，三是進賢退不肖尚在遊移。他指出，“官場以摸棱爲曉事，以軟弱爲良圖，以鑽營爲取進之階，以苟且爲服官之計。” 朝内諸臣，事本不多，還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外督撫，“賢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營私”。“國計民生，非所計也，救目前而已。官方吏治，非所急也，保本任而已。慮久遠者，以爲過憂；事興革者，以爲生事。”賞罰不明，風俗日下，貪欺害政，比比皆是。（《卷葹閣文甲集》卷一）洪亮吉上書成親王永瑆，奏呈嘉慶帝。嘉慶帝大怒，交廷臣會審，當以“大不敬”罪處斬，從寬免死，革職遣戍伊犁。洪亮吉上書得罪，說明嘉慶帝雖然求治心急，卻無意集思廣益，勵精圖治。官府與民衆的階級矛盾日益尖銳了。
延續九年的川、楚、陝白蓮教起義後，東南沿海随即爆發了蔡牽領導的武裝鬥争。此後又爆發了林清、李文成領導的農民起義，搖撼着清朝的統治。
一、蔡牽等領導的海上鬥争
浙江、福建、廣東沿海地區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多依海謀生，或作水手，或捕魚蝦，乘船在海上往來。他們不堪官府的敲索壓迫，往往結爲幫夥自衛互助。清廷把他們和劫掠海上的盜匪不加區別，統稱爲“海盜”或“洋盜”。兩廣總督百齡向嘉慶帝奏稱：“洋盜本系内地民人，不過因糊口缺乏，無計謀生，遂相率下洋，往來掠食。伊等愚蠢無知，但知趁此營生，不知幹犯王法。歲月既久，愈聚愈多，甚至不服擒拿，冒死抗拒。”（《仁宗實錄》卷二二七）百齡的陳述，大體反映了曆來所謂洋盜的實狀。清廷的擒拿，迫使他們冒死抗拒，自乾隆時，即已形成自己的幫夥武裝。
東南沿海的幫夥有水澳、鳳尾等幫。各幫又相互聯合。廣東沿海以自稱海南王的走私商人朱濆爲首。浙江、福建海域以彈棉花出身的福建同安縣貧民蔡牽爲首。各有船數十艘。蔡牽得漁民船戶擁戴，勢力日漸擴展。一八○二年（嘉慶七年）五月，曾率部攻下廈門海口大擔、小擔等島的清軍炮台。清軍原來雇商船剿捕漁船，不能與敵。浙江巡撫阮元捐資，命定海總兵李長庚在福建造大船三十艘，名爲“霆船”，配鑄大炮四百餘尊。李長庚擢任浙江水師提督，統領兵船。
蔡牽雄踞閩海，有船五十餘艘。嘉慶八年（一八○三年）正月，駛入定海登岸，至普陀山進香。李長庚率部來襲。蔡牽敗走福建海面，向閩浙總督玉德僞降。玉德納降，命浙師停止追擊。蔡牽乘勢揚帆遁去。
蔡牽原居陸上，得岸上商民支持。用重金托閩商購造較清軍霆船更爲高大的戰船，閩商載貨出海，送船接濟，僞報被動。蔡牽得大船，聲勢又振。一八○四年（嘉慶九年）夏，駛近台灣，奪取台灣糧米數千石，接濟朱濆領導的廣東海上武裝，聯合戰船八十餘隻，進入福建海面，清官兵不能抵禦。八月，進入浙江海面，結連戰船百艘爲一陣，聲勢浩大。李長庚率兵船直貫其中，分割蔡牽、朱濆戰陣，命令鎮兵對付朱濆，親自帶兵追擊蔡牽，遇風雨退回。蔡牽責備朱濆沒有配合作戰，朱潑遂脫離蔡牽而去。一八○五年（嘉慶十年）十月，蔡牽率船百艘攻台灣，得台灣起義軍民的支持，二十三日攻克鳳山縣，沉舟塞鹿耳門，阻止清軍登岸。聯合台灣起義民衆萬餘人，圍攻府城，自稱鎮海王。建立年号，樹起反清旗幟，有衆二萬餘人。嘉慶帝得報蔡牽稱王台灣，特命廣州将軍賽沖阿佩欽差大臣關防，赴閩剿辦，節制諸軍。
嘉慶十一年（一八○六年）正月，李長庚率兵三千增援台灣，派小船封鎖南北二汕。蔡牽圍攻府城不克，又在南汕戰敗，兵船被焚，退守北汕。二月初七日，大風，鹿耳門沉舟被風浪漂起。蔡牽率兵船奪門而去，退出台灣。李長庚部僅有三千餘人，不得閩師援助，不敢追擊。嘉慶帝诏責閩督玉德，降職示懲。随後又将玉德革職，調湖南巡撫阿林保接代。
蔡牽率領的反清兵船得到沿岸居民的廣泛支持。嘉慶帝在斥責玉德的诏書中指出：“洋匪幫船所用水米，自必藉各口岸私行接濟”。“至火藥一項，必非洋匪所能自行配造”。“官貯火藥較少，而盜匪轉多有積存，若非内地奸民私運接濟，即系營汛弁兵牟利營私，暗中售賣。可見沿海一帶，非特視诘奸爲具文，竟以通盜濟匪爲常事。”（《仁宗實錄》卷一六一）蔡牽自鹿耳門退出後，迅速在沿岸得到補濟。五月間，李長庚奏報說：“蔡逆此次在鹿耳門竄出時，篷索破爛，火藥缺乏，一回内地，在水澳、大金裝篷燂洗。現在盜船無一非系新篷，火藥無不充足。”（同上）蔡牽率領的隊伍，不僅有沿岸商民和弁兵不斷接濟水米火藥，而且還有不少官兵暗中傳送消息，官船的動靜，事先便可得知。閩商代造的大船，高過清軍艇船五、六尺。嘉慶帝也已察知“蔡逆賊船較大，駕駛便捷。官兵乘船低小，每緻落後。即追及時，仰攻亦不能制勝。”（同上）英國和葡萄牙停駐澳門的兵船，要求出師助剿，被廣東官員拒絕。
阿林保到任後，見勢難取勝，與李長庚密商，斬一假蔡牽首級報功了事。李長庚不從。阿林保即上密疏，彈劾李長庚逗留不進。嘉慶帝命浙江巡撫清安泰察訪。清安泰奏稱李長庚熟悉海島形勢，傾其家資造船，奮勇作戰，“實水師諸将之冠”。嘉慶帝怒責阿林保“忌功掣時”，将追剿蔡牽事責成李長庚一人專辦。賽沖阿調任福州将軍。八月間，李長庚曾追擊蔡牽于漁山，身受重傷，清軍傷一百四十人。十月，在廣東海域，擊滅蔡牽侄蔡天來的兵船。
一八○七年（嘉慶十二年）春，李長庚軍在廣東海上之大星嶼與蔡牽軍作戰，蔡牽敗走。清軍奉旨加造大船，并嚴防沿岸兵民與海上的聯系。夏、秋間，蔡牽率領的反清兵船遠流海外，無大戰事。嘉慶帝命賽沖阿還任廣州将軍本官。冬十一月，李長庚在福建海上之浮鷹島敗蔡牽軍。十二月，與福建水師提督張見升追擊蔡牽至黑水外洋。蔡牽統領大兵船三艘被李長庚追及。李長庚以火攻船挂蔡船後艄，企圖登船生擒邀功。蔡牽般尾猛發一炮，李長庚中炮身死。張見升倉皇退走，清軍大亂。蔡牽亦率部遠去。李長庚戰死，清廷震動。嘉慶帝說：“覽奏，爲之心搖手戰，震悼之至。”（《仁宗實錄》卷一九一）追封李長庚伯爵，在原籍同安縣建祠祭祀，命李長庚部将王得祿、邱良功繼續領兵追剿。次年，王得祿調任福建提督，邱良功爲浙江提督。
清軍失主帥，損失慘重。蔡牽軍也多次戰敗受損。由于與岸上兵民的聯系被割斷，補濟困難。一八○八年（嘉慶十三年），蔡牽軍在安南海面休整後，返回廣東海域，得到朱濆部的接濟。蔡、朱再度聯合，進入浙江沿海，與海上張阿治部的反清船隊聯絡。複任浙江巡撫的阮元（前以丁憂離任，由清安泰代）用計離間朱、蔡。朱濆再度離去，率部去福建，至東湧外洋。金門總兵許松年奉命追擊，至長山尾。朱濆率兵船四十餘艘，與清軍激戰，中炮死。張阿治率衆五百人，獻炮八十餘尊降清。
蔡牽率部自浙江駛入福建沿海。一八○九年（嘉慶十四年），各幫反清兵船均活動于福建海域。七月，嘉慶帝調阿林保爲兩江總督，擢任陝西巡撫方維甸爲閩浙總督。八月，蔡牽率部再入浙海。福建提督王得祿與浙江提督邱良功聯合，在定海縣屬漁山島乘順風攻蔡牽。蔡牽率兵船駛向東南，至綠水洋。次日，浙、閩清軍圍攻蔡牽。浙船在蔡船之東，并船激戰。邱良功中槍矛負傷。閩船繼續在浙船之東阻截。蔡牽兵船三十餘艘，被清浙、閩諸船從中隔斷，不能相救。炮彈用盡，以刀矛拼鬥。王得祿受傷，沖擊蔡牽兵船，兼用火攻。蔡牽兵敗被圍，沉船自殺。朱濆弟朱渥率衆三千餘人向福建清軍投降，交出船四十二艘、炮八百餘門。次年，蔡牽餘部一千三百餘人也在福建海上降清。浙、閩、粵三省的海上反清鬥争，遭到失敗。
海上船民的武裝反清鬥争，自蔡牽發動，先後延續九年，波及三省。在白蓮教起義失敗後，又一次震撼了清朝。
二、林清、李文成領導的天理會起義
川、陝、楚白蓮教起義和浙、閩、粵海上鬥争失敗後，緊接着，又在直隸、河南、山東地區爆發了天理會起義。起義者直接攻打了首都的皇宮。
天理會又名白陽教龍華會，是白蓮教遭到禁止後形成的一個支派。天理會的秘密組織以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卦爲号，因而又稱八卦教。坎卦教首林清原籍浙江紹興，出生于京畿大興縣黃村宋家莊。青年時期，在北京藥店學徒，以後當過商店夥計、衙門書吏。後在蘇州做糧道的長随。失業後，爲糧船拉纖，返回通州，在北京開店賣鳥爲生。一八○六年（嘉慶十一年）加入天理會，被推舉掌管直隸坎卦組織，自稱是彌勒佛轉世。河南震卦教首李文成，滑縣謝家莊人，木匠出身，人稱“李四木匠”。其師梁健忠，與李文成争做卦首。一八一一年（嘉慶十六年），自春至冬，林清三次去滑縣扶立李文成，宣稱李文成是原震卦王教主轉世。梁健忠交出經卷底簿及錢糧号簿，不再争位。此後，河南震卦教徒日增。山東定陶人張廷舉爲首的乾卦、山西嶽陽人邱玉爲首的坤卦、山東武城人程百嶽、張景文分領的巽卦、離卦、河南虞城人郭泗湖統領的艮卦、山西嶽陽人侯國龍統領的兌卦等組織，都隸屬于震卦，李文成成爲八卦教的教首。署名蘭簃外史（盛大士）所撰《靖逆記》說：“震爲七卦之首，取帝出震宮之意，習教者共聽約束。文成兼長九宮，統管八卦，衆至數萬。”李文成統管教衆，扶立他的林清在教内擁有崇高的地位。李文成向他跪拜，尊稱爲“當家的”。
一八一二年（嘉慶十七年）春，林清至滑縣與各卦首領集會，密謀起義。十一月及次年正月，李文成與接管離卦的河南滑縣人馮克善先後到黃村宋家莊，會見林清，商議起義的組織和計劃。林、李二人共掌教事，林清稱天皇，李文成稱人皇，馮克善稱地皇。林清曾于一八○八年（嘉慶十三年）在保定結識滑縣革職庫書牛亮臣，并經牛的聯系，得與李文成、馮克善相識。林、李商定，以牛亮臣爲起義軍的丞相。以次各卦首領，各有分職。起義沿用民間熟知的反清複明口号，新創的王朝稱爲“大明天順”。起義者以小白旗爲标志，定于西之年戍之月寅之日午之時即嘉慶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時舉事，林清攻直隸保定，李文成攻河南彰德，馮克善攻山東德州。
一八一三年（嘉慶十八年）七月，林清去滑縣與李文成會商，修訂起義計劃。九月十五日，趁嘉慶帝去熱河駐夏，由林清指揮京城教徒攻打皇宮，李文成選派精兵一千名化裝進京協助。同日，李文成在滑縣率衆起義響應。
八月，林清回到黃村宋家莊，組成陳爽、劉呈祥、陳文奎、劉永泰等率領的一百四十人攻打皇宮的小隊。随後進京與皇宮中的天理會教徒太監劉得财等六人會商，聯絡正藍旗豫親王府的包衣陳爽、祝現，正黃旗漢軍獨石口都司曹綸及其子曹福昌，宗室子弟海康、慶遙等八旗會衆，參加起義，分頭接應。
李文成、牛亮臣也在滑縣大坯山東坡，打造軍器，樹起“大明天順李真主”大旗。被老岸司巡檢劉斌偵知，報告滑縣知縣強克捷，李文成被捕受刑，足胫被夾斷。九月七日，牛亮臣、于克敬、劉成章等率領三千人，攻占滑縣縣城，殺死強克捷（一說潛逃，後在封丘自殺）、劉斌等官吏，救出李文成，提前宣布武裝起義。直隸長垣、東明，山東曹縣、定陶等地天理會教徒和農民群衆紛起響應，十日攻下定陶，十一日攻下曹縣。河南、直隸、山東三省交界地帶，起義軍東西相聯，聲勢浩大。直隸總督溫承惠、河南巡撫高杞、山東巡撫同興等派兵加強設防，不敢出戰。起義軍因而也無法按計劃北上，支援京城。
九月十四日，林清仍按原計劃攻打皇宮，命小隊潛入京城，分散于飯鋪、酒樓等處。十五日，或頭裹白布，身藏小刀；或扮作賣柿子的小販，在柿筐中藏刀，分東西兩路進入内城。東隊由陳爽、劉呈祥帶隊，太監劉得财、劉金領入東華門；西路由陳文奎、劉永泰帶隊，太監張泰、高廣福領入西華門。太監王福祿、閻進喜等專爲内應。東隊接近東華門，被護軍察覺，閉門拒守，起義軍小隊進入宮門者隻有五、六人。西隊七十多人進入西華門後，擊斃護軍，沖入尚衣監水穎館，攻打隆宗門，被清護衛軍擊敗，向南撤退，在宮城樹起“大明天順”、“順天保明”的白旗。皇次子綿甯、總管太監常永貴指揮侍衛、太監進行鎮壓，儀親王永璇、成親王永璇、莊親王綿課等率領健銳營、火器營官兵千餘人從神武門進宮。起義軍小隊激戰一晝夜，至十六日午，戰死三十餘人，被俘四十餘人，攻打皇宮的戰鬥遭到失敗。
林清坐鎮黃村宋家莊，等候滑縣援軍。十五日夜，在東華門被阻不能進宮的小隊十餘人返回黃村報告。十六日，不得消息。十七日晨，縣衙差官僞裝起義軍，來迎林清入京。林清中計被捕。十九日，嘉慶帝自熱河返回北京，處死林清及響應起義的太監。命陝甘總督那彥成爲欽差大臣，與提督楊遇春、副都統富僧德、總兵楊芳等領兵去河南，鎮壓起義。又派兵分赴直隸開州及山東曹縣，鎮壓當地的起義軍。
李文成占領滑縣後，樹立“大明天順李真主”大旗，以牛亮臣爲軍師，宋元成爲大元帥，以縣北道口鎮爲軍事據點，北攻浚縣。九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六日，起義軍兩度大舉攻城，清兵增援三千人，起義軍兩次戰敗，損失慘重。李文成得知清廷派大兵來攻，命浚縣退兵，集結于道口以待。又命曹縣起義軍三千人由徐安國率領向道口結集。九月二十七日，清軍進攻定陶，起義軍在髣山戰敗，退入曹縣扈家集。十月初四日，清軍來攻，定陶、曹縣起義軍戰敗，全部覆滅。十月初，清楊遇春軍與直隸總督溫承惠軍合攻道口，遭到起義軍襲擊，大敗而退。那彥成至河南衛輝府，部署重兵，圍困道口。起義軍面臨大敵，處境艱難了。
面對嚴峻的形勢，李文成與牛亮臣、宋元成等集議，命曹縣來此的徐安國率二千人突圍渡河去太行山，與山西起義會衆聯系，作轉移的準備。徐安國遭到清軍堵截，不能渡河。十月二十七日，清軍萬餘名分七路圍攻道口。道口起義軍也有萬餘人之衆，兩軍激戰，互有勝負。清軍以大炮轟擊，攻入鎮上，縱火燒鎮，起義軍大敗。徐安國率衆數百人，敗歸滑縣。道口重鎮，陷于清軍。
十月末，李文成與牛亮臣、宋元成、徐安國等計議，牛、宋、徐等留滑縣堅守，由駐守滑縣東北桃源鎮的兌卦首領劉國明護送李文成向太行山轉移，擴充兵力，再反攻清軍，救援滑縣。由于清重兵在滑縣以西，李文成東走直隸南部的開州、東明、長垣，再向西南繞道赴輝縣，去太行。當時直隸南部的形勢是，開州、東明、長垣一帶都有天理會起義軍活動，十月初以來，清軍曾先後三次進攻。起義軍堅持抵抗，并曾于十月二十三日在開州獲得勝利。李文成、劉國明率領軍士一千名，順利經過直隸南部，西行至輝縣。沿途擴充隊伍，至四千餘人，駐于輝縣西北山中，在司寨紮營。
十一月中，那彥成得報，命楊芳領兵追擊李文成。司寨依山背河，易守難攻。清軍計誘義軍出寨，設伏兵圍攻，義軍損失二千餘人。十一月二十日，清軍大舉攻寨。自晨至午，司寨被攻破，起義軍退據民房抵抗，槍炮齊發，清軍死傷甚衆。楊芳又用火攻，在寨内縱火。劉國明躍出碉樓，擊殺清兵數人，戰死。楊芳向李文成喊話誘降。樓内大呼 “李文成在此，欲殺即殺，斷不肯降！”（《靖逆記》卷三）李文成與戰友數十人，自焚而死。
這時，直隸南部開州以南的各地起義軍也相繼遭到清軍的鎮壓而失敗。起義軍的主力據守滑縣，仍有衆二萬餘人，由牛亮臣、宋元成等統領。在楊芳部攻陷司寨的同時，那彥成于十一月十九日調集重兵，發起對滑縣的圍攻。清軍約兩萬人分路攻打滑縣四城的城門，都不能攻下。清軍挖掘地道，也被起義軍發現搗毀。起義軍堅守滑縣的戰鬥，持續二十日。清軍久攻不下，架雲梯登城，被起義軍擊退。十二月十日，清軍暗中在城牆角下埋置炸藥，炸開西南城牆，乘勢攻入縣城，展開巷戰。義軍奮勇抗擊，傷亡慘重。次日，清軍又施火攻的故技，縱火焚燒城内房舍。起義軍被困。李文成妻張氏揮刀殺敵，在家中自缢殉難。突圍軍士約四、五千人，遭清軍阻截，戰死。二千餘人被俘。宋元成戰死。牛亮臣、徐安國等被俘不屈，被押送京城處死。起義軍将領及軍士數千人遭到清軍的殘酷屠殺，壯烈地結束了戰鬥。
林清、李文成領導的天理會起義，前後持續了三個月。起義發動時，即揭出推翻清朝重建新朝的目标，建立“大明天順”旗号。起義者聯合滿漢人民，深入皇宮，更爲前此起義所罕見，極大地震動了清朝。以滑縣爲中心的三省邊界的起義軍，鄰近京畿，給予清王朝以嚴重的威脅。嘉慶帝調動數萬重兵鎮壓了起義，随即命刑部酌議傳習白陽等教分別治罪條例，搜查各地教徒。白陽、白蓮、八卦等教，傳徒爲首者處以絞刑。奉教的“愚民”，“許以自贖”，由地方官“詳爲化導”（《仁宗實錄》卷二八一）。
此仆彼起的各地農民起義，不斷沖擊着腐朽的清王朝。清朝的統治日益動搖了。
（四）嘉慶帝病死
當林清起義軍在一八一三年（嘉慶十八年）九月攻入皇宮養心殿附近時，嘉慶帝第二子、三十一歲的旻甯曾擊斃起義兵士二人。嘉慶帝得報大喜，稱贊他“忠孝兼備”，加封爲智親王。嘉慶帝晚年，面對重重矛盾，難于有所作爲。一八二○年（嘉慶二十五年）七月，去木蘭狩獵，旻甯随行，駐于熱河避暑山莊。一日，嘉慶帝登山騎射，突然發病。次日，立旻甯爲皇太子，随即病死，年六十一歲。旻甯（宣宗）奉梓宮回京，即皇帝位。改明年年号爲道光。
2009年1月31日星期六
對外戰爭不斷與吏治的腐敗
第三節 對外戰爭的繼續與吏治的腐敗
乾隆帝在位六十年，是康熙帝以後統治時期最長的皇帝。在他退位以前的二十多年間，統治機構由腐敗而漸趨于腐朽，清王朝逐漸進入了衰敗時期。
以武功自诩的乾隆帝，在侵緬戰争失敗後，又在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發兵侵入安南，鎮壓安南人民的起義。清軍遭到失敗，損失慘重。由于西藏内部的糾紛，又招緻了清朝與廓爾喀的戰争。乾隆帝在戰勝廓爾喀後，在西藏地區确立了各項制度，使這一邊境地區得以安谧，是他退位前對清王朝的最後一個貢獻。
乾隆帝統治時期，清皇室揮霍無度，早已成爲最大的貪婪集團。乾隆帝晚年信用大學士和珅秉政，形成了以和珅為首的官員貪污網。自朝臣至地方官員，競相搜括，以貪賄爲能事。各地自督撫以下的貪污大案不斷發生。乾隆帝雖然陸續處置了大批觸法的官吏，卻無法遏止普遍形成的貪風。自省縣至鄉裏，吏治腐敗，貪賂公行，清政府自上而下，日益腐爛了。
不堪忍受嚴酷盤剝的各地民衆，醞釀着推翻清王朝的鬥争。甘肅和台灣相繼爆發了人民起義，預示着更大的風暴就要來臨。
（一）對鄰國的戰争與英國使團的來使
一、對安南的戰争
一四二八年，安南黎利建立黎氏王朝。一五二七年，權臣莫登庸篡位。一五九二年，貴族鄭松從清化出兵攻占■龍（今河内），立黎維潭爲王，政權掌握在鄭氏手中。鄭氏派往鎮守順化的阮潢，逐步控制了南方，與鄭氏對峙，形成了南北分裂割據的局面。從一六二七年至一六七二年，鄭氏與阮氏先後進行了七次大戰，在安南造成了嚴重的災難。
一六六六年，鄭氏用黎維禧的名義，把南明永曆王朝頒發的敕印送繳清朝。次年，康熙帝封黎維禧爲安南國王。一七七一年，阮文嶽、阮文呂、阮文惠三兄弟在歸仁府西山村領導農民起義，推翻了當地政權。一七八五年打退了暹羅侵略軍，消滅了南方統治者阮福映的軍隊，控制了安南南方地區。一七八六年揮軍北上，直搗■龍。國王黎維祁于一七八七年潛逃。黎維祁母、妻及宗族二百人，逃往廣西太平府龍州邊界。清兩廣總督報告朝廷。乾隆帝認爲，百餘年來，黎氏王朝朝貢不絕，清朝有“興滅繼絕”的義務。遂派兩廣總督孫士毅率兵一萬二千人，雲南提督烏大經率兵八千人，并糾集黎氏王朝殘餘勢力鎮壓安南農民起義。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十月末，孫士毅和提督許世亨的部隊出廣西鎮南關，直奔北甯，渡過富良江（即紅河），于十一月十九日占領■龍，黎氏族人出迎。黎維祁也在夜半求見清軍統帥，孫士毅傳乾隆帝谕，封黎維祁爲安南國王。
在清軍侵入北甯時，安南農民起義軍吳文楚部轉移到甯平和清化交界的三叠山。十一月二十五日，阮文惠率領部隊北上，反攻入侵清軍。沿途農民紛紛參軍，到義安時，已經組成一支十萬人的大軍，配備大象一百頭。阮文惠到達三叠山與吳文楚研究敵情後，斷言：“他們（清軍）來到這裏是自尋死路而已。這次我親臨指揮，攻守之計已定，不消十天功夫，就可以打退清軍。”阮文惠部署軍隊，準備一舉殲滅清軍。孫士毅在■龍毫無戒備，正在策劃侵略南方，俘獲阮文惠，向乾隆帝報功。清軍官兵都忙着籌辦筵席，飲酒作樂，歡度春節。除夕之夜，農民起義軍秘密運動到■龍前線，清軍并未察覺。當阮文惠指揮軍隊突然進攻時，英勇的農民起義軍戰士沖鋒陷陣，大象載炮投入戰鬥。清軍驚慌失措，自相踐踏。在混亂中，黎維祁首先攜帶家屬逃竄。孫士毅在親兵掩護下，慌忙撤退，渡過富良江後，便拆斷浮橋逃命。在南岸的提督許世亨、總兵張朝龍等官兵夫役萬餘人，或被農民起義軍擊斃，或是落水淹死。孫士毅在鎮南關，收容逃回的官兵，不到清軍總額的一半，大量的糧械火藥丢失殆盡。從雲南開化廳馬白關出兵，侵入安南宣化鎮的烏大經部，遭到農民起義軍反擊後，也倉慌逃回國内。清朝侵略軍損兵折将，狼狽不堪，受到了安南農民的懲罰。
阮文惠領導安南農民打退了清朝侵略軍，保衛了農民起義的勝利果實和國家主權。但他并不願繼續與清朝爲敵，因而派侄阮光顯“赍表入貢”。阮文惠改名阮光平，于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親自到北京祝賀乾隆帝的八十壽辰，乾隆帝封他爲安南國王。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阮文惠病死。一八○二年（嘉慶七年），安南南方貴族阮福映攻陷■龍，受清封爲越南國王。
二、對尼泊爾的戰争
尼泊爾自一四八二年以後，巴德岡王國、帕坦王國和加德滿都王國并立。一七三一年分別向清朝貢獻金葉表文。一七六八年廓爾喀族沙阿家族的普裏維·納拉揚攻占加德滿都，登上尼泊爾王位，并統一了全國。因此，清朝稱尼泊爾爲廓爾喀。
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班禅額爾德尼在北京病死，其兄仲巴胡圖克圖獨占他的大量财物，弟舍瑪爾巴憤恨不平，逃往尼泊爾，挑撥廓爾喀與西藏的關系，陰謀奪取仲巴财産。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廓爾喀王朝借口西藏商稅增額、食鹽糅土，由巴哈杜爾·沙阿派達莫達爾潘德率領尼泊爾軍隊，從聶拉木侵入西藏，并圍攻堅守協噶爾宗的西藏軍隊。清廷命四川總督鄂輝、成都将軍成德增援，但他們都按兵不戰。清駐藏查辦官員、侍衛巴忠密令西藏堪布私自與廓爾喀議和，許歲币銀五萬兩。達賴喇嘛反對，巴忠不理，遂與廓爾喀私訂和約。廓爾喀退兵，巴忠向清朝謊報得勝，又勸說廓爾喀遣使朝貢，受封爲國王。一七九一年（乾隆五十六年），廓爾喀因西藏沒有繳納歲币，派步兵數千人，從聶拉木大舉進攻西藏地方。駐藏大臣保泰張慌失措，趕快把班禅轉移到前藏，并奏請遷移達賴到西甯，班禅到泰甯暫住。仲巴早已聞風攜帶資财先逃，喇嘛濟仲紮蒼乘機造謠說，占蔔不宜作戰，動搖人心，藏軍潰敗。廓爾喀兵大掠紮什倫布寺，震動了西藏地方，達賴和班禅急速向清朝報告戰争形勢，請求增援。
這時，在熱河扈駕的侍衛巴忠聽到消息，畏罪自殺；駐藏大臣保泰被定罪，枷于軍前。乾隆帝任命福康安爲将軍，海蘭察爲參贊，調索倫兵二千人、金川土屯兵五千人，進軍西藏，反擊廓爾喀侵略軍。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二月，福康安等從青海草地進後藏，閏四月會合西藏官兵三千人進軍，五月侵入西藏境内的廓爾喀兵敗走，六月清軍向廓爾喀境内進軍。領隊大臣成德、岱森保爲左路，總兵諸神保爲右路，中路爲主力部隊。海蘭察率領三隊前進，福康安帶領二隊跟進。海蘭察在鐵索橋（距濟隴八十裏）上遊，結筏搶渡；福康安在鐵索橋處造橋奪卡，合攻廓爾喀兵，追擊一百六十裏至協布魯，又前進一百數十裏至東覺嶺，兩崖壁立，中隔橫河，水深流急，清軍分兵在上下遊搶渡，才通過這一險要地方。六月初九日至雍雅山，廓爾喀王朝感到驚慌，遣使到清軍營議和。福康安置之不理，繼續進攻，六戰六捷，侵入廓爾喀國境七百裏，到達納瓦科特，距國都陽布（加德滿都）僅一日路程。廓爾喀派兵十營，固守山嶺，堅決抵抗。八月初，清軍冒雨上山二十裏，在陡險地方，遭到廓爾喀軍滾木雷石的沖擊。廓爾喀兵乘勢三路反擊，清軍且戰且退，損失很大。海蘭察、額勒登保等督師力戰，才穩住陣腳。
廓爾喀雖擋住清軍的進攻，但大軍壓境，國都仍處于危險地位，因此再次遣使與清軍議和。清軍遭到挫敗後，感到進軍國都非常艱難，并且到八月底大雪封山，全軍則處于危險境地，便與廓爾喀議定和約：宣布巴忠私訂的協議書作廢；廓爾喀歸還在西藏掠奪的财寶，包括金塔頂、金冊印等，以及俘擄的人丁；并交出沙瑪爾巴的屍體；還規定尼泊爾每五年向清朝朝貢一次。清軍退出廓爾喀領土，戰争結束。
中尼戰争中，英屬印度總督康沃利斯勳爵曾派遣柯克帕特裏克使團趕到加德滿都，名爲援助，實際是要乘機控制尼泊爾，進而侵略西藏地方。中尼迅速達成和議，英國殖民者這個陰謀才未能實現。
三、英國使團來使
清初，英國商船主要在鄭成功父子統治的廈門和台灣，與中國貿易。康熙帝開放海禁後，英商在廣州設立商館。乾隆時，英國商船主要在廣州貿易。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英國總商喀喇生與通事洪任輝，向甯紹台道申請在甯波貿易。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帝诏谕封閉各地口岸，隻準外商在廣州一處通商。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洪任輝到天津，向清廷告發粵海關勒索外商，并再要求在甯波貿易。乾隆帝派員查核，将粵海關監督李永标革職，又谕英商不準去甯波貿易。這時，英國經過産業革命，日益成爲資本主義工業強國，以東印度公司爲據點，不斷侵入東方，擴展商品市場。據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的統計，進入廣州的西方商船共五十九隻，其中英國船四十六隻，居各國之首。
一七八七年（乾隆五十二年），英國國王曾應東印度公司的請求，派遣查爾茲·凱斯卡爾特爲使臣，來中國交涉通商事務，使臣在途中病死。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國派出以馬戛爾尼（Gtorge Lord Ma- cartney）爲首的龐大使團，以祝賀乾隆帝八十三歲壽辰爲名前來中國，以探聽中國内部情況，謀取商務利益與各項特權。
全權特使馬戛爾尼勳爵在英國統治集團中是個有聲望的人物，他在印度擔任過重要職務，曾任駐俄國彼得堡公使，簽訂英俄通商條約，後來又被推薦爲孟加拉總督，辭不就任。在他出使中國的使團随員中，還有秘書喬治·斯當東爵士（兼代缺席時的全權特使）、使團衛隊司令官本松上校以及醫生、機械技師、測繪員、畫家等；另有炮兵、步兵、工匠、仆役等，使團全體人員共一百三十五人。分乘裝有六十四門大炮的“獅子”号兵船和“印度斯坦”号、“豺狼”号海船，配備水手、官兵六百五十人。使團帶有精心選購的天文地理儀器、樂器、鍾表、器用、圖象、毯■、車輛、軍器、船隻模型等禮品。使團的開支和禮品費用都由東印度公司負擔。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使團從樸次茅斯港出發，繞過南美洲，于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到大沽口。清廷派長蘆鹽政瑞征接待，直隸總督梁肯堂親自迎接。使團于八月二十一日到北京，九月二日去熱河行宮，十四日乾隆帝在萬樹園禦帷接見特使和秘書，并設宴招待。随後由大學士和■、福康安等陪同遊覽萬樹園，爲乾隆帝祝壽，觀劇，二十一日起程回京。十月三日，清朝頒賜國書和禮品，示意使團回國。馬戛爾尼匆忙開具說帖，提出六條要求： “第一，請中國允許英國商船在珠山（舟山）、甯波、天津等處登岸，經營商業；第二，請中國按照從前俄國商人在中國通商之例，允許英國商人在北京設一洋行，買賣貨物；第三，請于珠山附近劃一未經設防之小島，歸英國商人使用，以便英國商船到彼即行收歇，存放一切貨物，且可居住商人；第四，請于廣州附近得一同樣之權利，且聽英國商人自由往來，不加禁止；第五，凡英國商貨，自澳門運往廣州者，請特別優待，賜予免稅。如不能盡免，請依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之稅律，從寬減稅；第六，請允許英國商船，按照中國所定之稅率切實上稅，不在稅率之外，另行征收。并請将中國所定稅率錄賜一份，以便遵行。”（馬戛爾尼：《乾隆英使觐見記》中卷）乾隆帝頒發國書，對這些無理要求逐條駁斥，并對英國提出在舟（珠）山劃一海島及廣州附近之地歸英商使用等節，嚴肅指出：“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即島嶼沙洲，亦必劃界分疆，各有專屬。況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貨物者，亦不僅爾英吉利一國，若別國紛紛效尤，懇請賞給地方居住買賣之人，豈能各應所求。且天朝亦無此體制，此事尤不便準行。”（《高宗實錄》卷一四三五）乾隆帝看到英國有侵占領土的企圖，随即通令沿海督撫戒備，說“今該國有欲撥給近海地方貿易之語，則海疆一帶營汛，不特整饬軍容，并宜預籌防備。即如甯波之珠山等處海島，及附近澳門島嶼，皆當相度形勢，先事圖維，毋任英吉利夷人潛行占據。”（《廣東海防彙覽》卷二十二）又在給英王國書中警告說：“若經此次詳谕之後，爾國王或誤聽爾下人之言，任從夷商将貨船駛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嚴，……當立時驅逐出洋。”
十月七日，馬戛爾尼使團從北京出發，由軍機大臣松筠伴送，沿運河南下，再經浙江、江西、廣東等省，于一七九四年一月十日自廣州回國。
馬戛爾尼使團此行，雖然未能實現對清朝的各項要求，卻由此探察了中國軍事、政治和社會情況。他向英國政府提供了中國各方面的資料，并認爲中國停滞不前，對世界民族知識貧乏，寬衣大袖的軍隊未受過軍事教育，武器也還是刀槍弓箭。預言英國将能在中國未來的變化中獲得利益。作爲英國侵華先驅的使團，爲英國以後武裝侵略中國提供了依據。
馬戛爾尼在熱河觐見乾隆帝時，曾因朝見禮儀發生交涉。清廷堅持要英使行跪拜禮以維護“天朝尊嚴”，馬戛爾尼作爲英國特使，拒不跪拜。最後，許以單膝下跪的見英皇禮觐見。乾隆帝在接待英國使團和對英使無理要求的批駁中，表現了昧于世界形勢，以“天朝”自居的保守性，也表現了對英國侵略企圖的必要的警惕性。他已模糊地感到，力求侵入中國領土的這個海上之邦，已不同于他所謂的“蕞爾小夷”，而将是難于應付的對手。
（二）西藏制度的改訂
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雍正帝封頗羅鼐爲郡王，兼管前後藏政務，留駐川陝兵兩千人（後減爲五百人）。頗羅鼐執政二十年間，西藏在清廷統治下，大體保持着穩定的局勢。一七四七年（乾隆十二年）頗羅鼐去世，次子珠爾默特那木紮勒襲封郡王，與七世達賴不和，并反對駐藏大臣紀山，奏請撤出駐藏軍隊，又刺殺在阿裏地區的長兄策布登，以防清廷倚任分權。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乾隆帝偵知珠爾默特與準噶爾部聯絡，任命傅清和拉布敦爲駐藏大臣進藏，伺機除珠爾默特。傅清等召珠爾默特至駐藏大臣衙門，乘其不備，将他殺死。随侍珠爾默特的藏軍焚燒衙門，傅清自殺，拉布敦被亂軍打死。清廷派川督策楞與提督嶽鍾琪領兵進藏平亂，七世達賴與西藏僧俗官員已将叛亂平定。乾隆帝嘉獎七世達賴，并随即改革了西藏的政治體制。此後，不再封授郡王、貝勒、貝子、台吉等官爵。在西藏設立“噶廈”作爲地方政府。噶廈設噶布倫四人，管理西藏事務。“遇有緊要事務，禀知達賴喇嘛與駐藏大臣，遵其指示而行。”清廷由此提高了達賴的政治權力，并确定了駐藏大臣的職權，派兵一千五百名長期駐藏，三年一換。此後約四十年間，七世、八世達賴和攝政第穆諾門（八世達賴年幼，設攝政代行），與駐藏大臣協同執政，西藏的政局又趨穩定。
一七九一年（乾隆五十六年），清王朝對廓爾喀的戰争，以反擊廓爾喀的入侵開始，以侵入廓爾喀的失敗告終。戰争暴露出西藏地方制度的許多弱點。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乾隆帝派工部侍郎和琳爲欽命西藏辦事大臣去藏，向達賴喇嘛、班禅額爾德尼查詢西藏情勢。又命吏部尚書攝四川總督孫士毅駐前藏，與大将軍福康安等會商西藏善後事宜。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至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間，清王朝對西藏的各項制度，作了一系列的改訂。
金瓶的頒授——達賴、班禅的轉世，例由吹忠（護法巫師）作法，指示轉世活佛呼畢勒罕所在之地。其間不免産生弊端，前輩達賴、班禅家族有如世襲。乾隆帝認爲，廓爾喀之戰，即由班禅家族兄弟之争所招緻，是“族屬傳襲之流弊”。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乾隆帝制作金瓶，頒發給西藏。此後達賴、班禅轉世時，命四吹忠将所指靈童的姓名及生年月日，各以藏、滿、漢文寫在牙簽上，置于瓶内。在駐藏大臣主持下，當衆抽簽決定。乾隆帝确定此項制度，以防止西藏貴族從中作弊，同時也是在保存西藏宗教傳統的形式下，加強了清朝政府對達賴、班禅轉世時的監督和任授的權力。達賴、班禅的坐床典禮，也由駐藏大臣主持。
藏軍的建立——西藏原有藏兵，系作爲居民的差役。平時很少訓練。廓爾喀軍侵入藏境時，藏兵并無防禦能力，甚至“乘間即逃，遇敵即退”。戰争之後，清廷在西藏建立正規的藏軍，定額三千名，拉薩及日喀則各駐一千名，南部邊地定日與江孜各駐五百名。藏兵每年給予糧饷青稞二石五鬥，遇有征調，再增加支給。軍官設戴琫五名，下設如琫十二名，各管兵二百五十名。如琫之下設甲琫、定琫。兵丁發給軍器軍火，認真操練，按時檢閱。各級軍官由駐藏大臣與達賴會同選任。駐藏大臣定期到各地巡視軍防。
貨幣與貿易——廓爾喀與西藏貿易，購買食鹽、酥油等物，例用廓爾喀所鑄銀錢，往往因折價不公，發生糾紛。戰争之後，清廷在西藏鑄造銀币行用，正面鑄“乾隆寶藏”字樣，背面鑄藏文。又對周鄰各國商人到西藏貿易，規定了登記造冊、納稅等制度。外國來往人員并須由駐藏大臣簽發路證。
賦稅差役 ——西藏民衆負擔繁重的賦稅差役。富戶及官員、活佛家屬均領有執照免役。清廷規定，此後将執照一律收回，所有差役，平均負擔。隻有新建的藏軍兵員，可予免役。經曆戰争的地區，分別免去一年至兩年的差徭。前後藏所有人民以前積欠的稅收，予以捐免。又規定僧俗官員向人民催收賦稅，不得提前預收來年賦稅及逃亡民稅。達賴及班禅的收入支出，需報駐藏大臣審核。
以上各種改革，均由福康安等與達賴、班禅會商後，逐條開列實施細則，呈報乾隆帝核準。戰後至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間，前後共奏報一百另二條，稱爲西藏“善後章程”。福康安等又将曆次呈奏的主要内容合并爲二十九條，奏報乾隆帝，并将藏文本存放于拉薩大昭寺和日喀則的紮什倫布寺，由西藏官民遵照執行。（原件現存兩寺，漢譯文見牙含章：《達賴喇嘛傳》）由于章程經乾隆帝欽定，又稱“欽定章程”。
廓爾喀戰争之後，清廷對西藏實行的改革，加強了清廷和駐藏大臣對達賴、班禅轉世的監督，也加強了駐藏大臣對西藏地區的軍事、财政、經濟的管理。“欽定章程”進而對駐藏大臣的地位和行政權力作了明确的規定，主要内容是：
——駐藏大臣督辦藏内事務，應與達賴喇嘛、班禅額爾德尼平等，自噶布倫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分系屬員，事無大小，均應禀命駐藏大臣辦理。至紮什倫布諸務，亦俱一體禀知駐藏大臣辦理，仍于巡辦之便，就近稽察管束。
——前後藏遇有噶布倫、戴琫、商卓特巴以下大小番目等缺，統歸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揀選，分別奏補揀放，其達賴喇嘛、班禅額爾德尼之親族人等，概不準幹預公事。
——大寺坐床堪布喇嘛缺出，俱由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秉公揀選，給與會印執照，派往住持。
——達賴喇嘛所管大小廟宇喇嘛名數，開造清冊，噶布倫所管衛藏地方各呼圖克圖所管寨落人戶，一體造具花名清冊，于駐藏大臣衙門及達賴喇嘛處各存一份，以備稽查。
——藏内喇嘛前往各外番地朝山禮塔者，由駐藏大臣給與照票，限以往還日期，回藏之日，仍将照票繳銷，不得逗留邊外，如有潛行私越者，即行究治。
——外番人等來藏布施瞻禮者，由邊界營官查明人數，禀明駐藏大臣驗放進口，事畢後查點人數，發給照票，再行遣回。
——廓爾喀、布魯克巴、哲孟雄、宗木等外番部落，如有禀商地方事件，俱由駐藏大臣主持。其與達賴喇嘛、班禅額爾德尼通問布施書信，俱報明駐藏大臣譯出查驗，并代爲酌定回書，方可發給。至噶布倫等，不得與外番私行發信。（《衛藏通志》卷十二）
清廷的這些規定，極大地加強了駐藏大臣的行政權力和管理涉外事務的權力，使清廷對西藏地區的統治進一步強化，西藏内部的統治秩序，也因而進一步鞏固。英國自建立東印度公司以來，蓄意插手西藏内部事務。西藏章程的制訂和制度的改訂，也抵制了英國的觊觎，鞏固了邊疆，是乾隆帝退位前對清王朝做出的最後的一個貢獻。
（三）吏治的腐敗與人民的反抗
乾隆三十年至四十年間，清王朝已經日益陷入了衰敗的境地。連年的戰争和皇室貴族的靡費，使朝廷财富日益虛耗。滿族八旗兵丁生計日困，軍力日弱。滿漢官員的貪黩腐敗，更發展到極其嚴重的程度。各省以督撫爲首的貪污大案，不斷被揭露。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以後，朝廷上和珅專權聚斂，上下串通，貪賄公行。乾隆帝耽于遊樂，朝臣弄權，朝政日益昏暗。自朝廷至地方的各級官員，貪污腐敗，像蛀蟲一樣在腐蝕着清王朝的大廈。被壓迫的各族人民的反抗鬥争，已在興起。
一、各地官員貪污案的叠起
兩淮鹽引案——早在一七六八年（乾隆三十三年），兩淮鹽引案的被揭露，震動了朝野。兩淮鹽政尤拔世向鹽商索賄不果，上奏說：“上年普福（前任兩淮鹽政）奏請預提戊子（乾隆三十三年）綱引，仍令各商每引繳銀三兩，以備公用，共繳貯運庫銀二十七萬八千有奇。普福任内所辦玉器、古玩等項，共動支銀八萬五千餘兩，其餘見存十五萬餘兩，請交内府查收。”（《清稗類鈔》第三冊，《兩淮鹽引案》）乾隆帝以曆任鹽政并未奏聞有此項收入，檢閱戶部檔案，亦無造報派用文冊，顯系鹽政私行支用。自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提引以來，二十餘年，數額巨大，密令江蘇巡撫彰寶會同尤拔世詳悉清查。彰寶、尤拔世清查後上奏說：“曆任鹽政等，均有營私侵蝕等弊”（《高宗實錄》卷八一三），“曆年預行提引商人交納餘息銀兩，共有一千零九十餘萬兩，均未歸公。前任鹽政高恒任内查出收受商人所繳銀至十三萬之多，普福任内收受丁亥（乾隆三十二年）綱銀私行開銷者又八萬餘兩，其曆次代購物件、借端開用者，尚未逐一查出。”（《清稗類鈔》第三冊，《兩淮鹽引案》）鹽商藉稱辦公名色，以提引應交官帑冒稱樂輸報效，濫邀褒獎。又将支用所餘應輸運庫之項亦乾沒不交，綱引應交官帑，各商未交餘利六百數十餘萬兩。乾隆帝命将原任鹽政普福、高恒，鹽運使盧見曾革職，解赴揚州交彰寶等按款查究。
七月，彰寶等奏稱：查出盧見曾令商人辦買古玩，未給價銀一萬六千餘兩。又查出和前任監掣同知楊重英名下，“隐寄累累”，尚有餘引無著銀三百九十六萬餘兩。乾隆帝以查抄高恒家産，“幾值數十萬，一應精粗什物俱存，且平昔費用奢侈，核其見存赀産，不甚相懸。”而“普福家當，查辦時所存資财無幾”（《高宗實錄》卷八一五），疑有寄頓。一面命彰寶等繼續詳查，一面命将高恒、普福交刑部會同軍機大臣鞫訊。九月，鞫實“高恒、普福侵蝕鹽引餘息，高恒收受銀三萬二千兩，普福私銷銀一萬八千八百餘兩。”（《高宗實錄》卷八一八）軍機大臣傅恒等結案後上奏說：“兩淮商人叠荷恩賞卿銜，乃于曆年提引一案，将官帑視爲己資，除自行侵用銀六百二十餘萬兩外，或代購器物，結納饋送，或借名差務，浪費浮開，又侵冒銀至數百萬兩。”曆年各商共應完納銀九百二十七萬五百四十八兩。各商代吉慶、高恒、普福購辦器物作價銀五十七萬六千七百九十二兩，又各商交付高恒仆人張文學、顧蓼懷經手各項銀二十萬七千八百八十七兩，各商代高恒辦檀、梨器物銀八萬六千五百四十兩，“均該商等有心結納，于中取利。”通共應向商人“追繳銀一千零十四萬一千七百六十九兩六錢”。又有普福自向運庫支用并無檔冊可查之丁亥綱銀四萬二千八百五十七兩，因普福無力賠補，亦“在通河衆商名下均攤”。“盧見曾婪得商人代辦古玩銀一萬六千二百四十一兩，例應在見曾名下勒追”， “如見曾家屬名下不能全完，仍應在各商名下分賠。”（《清稗類鈔》第三冊，《兩淮鹽引案》）乾隆帝命将高恒、普福、盧見曾絞監候，秋後處決。此案涉及幾任兩淮鹽政及衆多鹽商。官商勾結，侵吞稅銀千萬兩之多，連續舞弊達數年之久，上下相欺，貪利成風，已經到了多麽嚴重的地步！
甘肅冒赈案——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揭露的甘肅冒赈案，是全省官員上下勾通，合夥貪污的大案。
早在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三月，陝甘總督勒爾謹以甘肅省地瘠民貧，儲糧較少，而邊地災荒需赈事多爲由，奏請按舊例收捐納監生的本色糧，作爲備荒赈恤之用。當時，大學士于敏中管理戶部，即行議準，奏請乾隆帝允行。于敏中又奏調浙江布政使王亶望爲甘肅布政使，協助辦理。王亶望到任後，恃有于敏中庇護，改收捐監本色糧食爲折色銀兩，并且倚任蘭州知府蔣全迪“将通省各屬災赈，曆年捏開分數”，“酌定輕重，令州縣分報開銷。”（《高宗實錄》卷一一三七）于是各地連年虛報災荒，具結申轉，名爲以捐糧赈災，實際上是各級官員将捐納銀兩私分。此後，王亶望調任浙江巡撫，王廷贊繼任布政使，又将私收折色銀一事專交蘭州府承辦，并公議每名監生捐銀五十五兩，此項捐銀，由“首府分發各州縣”。（《高宗實錄》卷一一三二）這樣，全省各地大小官員便聯爲一氣，通同作弊，集體私分。“各州縣亦視侵冒官項爲故常，竟無一人潔己奉公。”（《高宗實錄》卷一一四○）直到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大學士阿桂去甘肅鎮壓蘇四十三起義（見下節），奉命與陝甘總督李侍堯查辦甘肅赈災事，才發現“該省旱災請赈，全屬虛捏”，将該省官員冒赈私分捐銀事上奏。乾隆帝驚歎爲“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說“甘省上下勾通一氣，竟以朕惠養黎元之政爲若輩肥身利己之圖，侵帑殃民，毫無忌憚。天下無不共知”，“而内外臣工無一人言及，思之實爲寒心。” （《高宗實錄》卷一一六七）勒爾謹、王亶望、王廷贊、蔣全迪等相繼被刑部提訊處斬。府道州縣官貪污二萬兩以上者拟斬決，以下者拟斬候。先後處死各級官員約六十人，另四十六人，發往伊犁、黑龍江等處充役，遇大赦不得援例寬釋。貪污官員分別監禁者多人。
事後乾隆帝憶及甘肅捐監之事，最初是由已故大學士于敏中力言應開，說：“是于敏中擁有厚資，亦必系王亶望等賄求賂謝。種種弊混，難逃朕之洞鑒。”（《高宗實錄》卷一二四八）命将于敏中牌位撤出賢良祠，“以昭儆戒”。
浙江貪污案——甘肅冒赈案被揭露後，原甘肅布政使王亶望已調任浙江巡撫，乾隆帝命斬王亶望，查抄其家産。又發生了以閩浙總督兼浙江巡撫陳輝祖爲首的浙江官員貪污查抄錢物的奇案。
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乾隆帝閱看查抄王亶望任所資财呈覽物件時，懷疑其中有抽換不實之弊，命現任藩司兼織造盛住“将查抄王亶望家産究系何人承辦，及有無侵蝕抵換之弊，逐一确查密奏。”（《高宗實錄》卷一一六一）九月，盛住查出升任河南糧道王站住首先随同抄籍，“有将金易銀，那掩情弊。” （《高宗實錄》卷一一六四）校檢解繳内務府入官物品進呈冊，與底冊開載不符。王站住底冊有金葉、金條、金錠等共四千七百四十八兩，查對解繳内務府進呈冊内，并無此項金兩。多列銀七萬三千五百九十三兩，系将金換銀。又底冊内有玉山、玉瓶子等件，亦未載入進呈冊内。乾隆帝派戶部侍郎福長安取道河南，将王站住解任，押帶赴浙質審。傳谕閩浙總督兼浙江巡撫陳輝祖會同盛住查辦，又命大學士阿桂從河南治河工次趕赴浙江按治。阿桂訊問王站住，王站住供稱查抄王亶望資财，有金約四千數百餘兩，銀約二三萬兩，玉器甚多。“我查辦時，總督陳輝祖曾吊取備用物件閱看。”乾隆帝命将陳輝祖革職拿問，由河南巡撫富勒渾補授閩浙總督。陳輝祖供稱：“以金易銀一款，查抄時據調任布政使國棟面禀商換。”乾隆帝認爲國棟（時任安徽布政使）與陳輝祖“商同舞弊，是此項金項全系陳輝祖、國棟二人抽換抵兌，分肥入己，自屬顯然。此事大奇，爲從來所未有。”（《高宗實錄》卷一一六五）命将國棟革職拿問，交阿桂審辦。
阿桂還未到浙江，浙江前任布政使李封、按察使陳淮、王杲俱至熱河。乾隆帝面詢他們辦理王亶望資财事，并命據實書面自陳，李封才覆奏：“陳輝祖接見司道時，言及查抄王亶望金兩發與首縣換銀解繳，李封并曾向錢塘縣換金五十兩等語。”乾隆帝發現他們與陳輝祖“聯爲一氣，突梯脂韋”，“俱各知而不言”，“此案竟系總督與司道商同作弊，實出情理之外。”（《高宗實錄》卷一一六五）命将李、陳、王革職，又令在浙官員悉心查對。
在浙官員查對王站住原抄底冊與咨送内務府、崇文門暨外估各冊，“尚有底冊開載之物而解京及外估各冊内并未造入者計一百宗，底冊本無而解京及外估各冊内造入者八十九宗，名色不符者二宗。”奏稱陳輝祖首先起意，以銀易金，并抽換玉瓶、玉山子等件，而經手之各委員等遂而通同舞弊，肆行抵換隐匿。請将經手檢查、造冊之知府王士翰、楊仁譽，同知楊先儀，知縣張翥革職拿問。江南河道總督兼安徽巡撫薩載訊問國棟後也奏稱，國棟曾目擊陳輝祖委員購買朝珠，“将抄出朝珠之佳者私自藏匿，反将平常不堪之物當衆人耳目挑選添入，以爲抽換地步。”（《高宗實錄》卷一一六六）乾隆帝命将這些奏折發交阿桂、福長安閱看，逐條嚴訊。
阿桂、福長安抵浙後，查出陳輝祖抽換玉器、字畫等件，并換金八百兩與“那移掩飾及倒提年月各情弊。”（《高宗實錄》卷一一六七）乾隆帝命阿桂查勘辦理山東運河河工，福長安押解陳輝祖、國棟及案内經手各犯來京，交大學士會同軍機大臣、刑部堂官等審辦。陳輝祖将以銀換金、隐匿玉器、抽換朝珠等情供出，大學士九卿等拟立置重典。乾隆帝以陳輝祖爲前協辦大學士陳大受之子，命從寬改爲斬監候，秋後處決。國棟、王士翰、楊仁譽亦定斬監候，楊先儀、張翥發新疆充當苦差，李封、陳淮、王杲發豫省河工效力。次年二月，閩浙總督富勒渾奏，訪查閩浙兩省虧空，是陳輝祖因循贻誤。福建水師提督黃仕簡也劾奏，陳輝祖武備廢弛。乾隆帝以陳輝祖在總督任内惟務營私牟利，于政務民事漠不關心，賜令自盡。浙江官員的這一貪污案，是在受命懲治貪犯、查抄犯官家産時，又從中貪貨謀利，而且自督撫至司道，上下勾通舞弊。可見官場的貪污，早已習以爲常，無所不至了。
山東庫銀案——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四月，禦史錢沣參奏山東巡撫國泰“貪婪無厭”，“所屬州縣虧空累累。”（錢泳：《履園叢話》五，《書南園先生事》）又奏國泰與布政使于易簡（于敏中弟）“貪縱營私，勒派所屬州縣，以緻曆城等處倉庫多有虧空。”（《高宗實錄》卷一一五四）乾隆帝覽奏後，派軍機大臣和珅偕左都禦史劉墉與錢沣馳赴山東查辦。未去之前，和珅先遣仆人送信給國泰，被錢沣截獲，“搜得私書，中多隐語。”（《清稗類鈔》第三冊，《國泰以交通和珅伏法》）和珅授意錢沣爲國泰彌縫，錢沣回答說：“且到山東再看。”待到山東曆城盤庫，和珅又提出不用全數彈對，隻抽盤數十封，沒有短绌就可以了。和珅回館舍後，錢沣即命封庫。次日徹底拆封，庫中并無五十兩一铤的帑銀，多是圓絲雜色銀，是借諸商鋪戶銀臨時充數的。錢沣诘問庫吏，得實。出告示命諸商來領，“庫藏爲之一空”。（《履園叢話》五，《書南園先生事》）經查出，曆城縣知縣郭德平一人，即虧空四萬兩。
再去查章丘、東平、益都三州縣庫，皆多有虧空。又查出“國泰任意婪索各屬官盈千累萬”，其中一案即“勒派通省屬員婪索銀八萬兩。”并查出國泰勒派婪索銀兩，皆濟南知府呂爾昌與馮埏經手。而布政使于易簡逢迎阿附國泰，“一任縣庫虧空，扶同弊混。”（《高宗實錄》卷一一五四）
乾隆帝命将國泰、于易簡、呂爾昌、馮埏、郭德平等革職拿問，任命直隸布政使明興爲山東巡撫，太常寺少卿孫士毅爲布政使。明興、孫士毅等通查諸州縣倉庫後，奏稱“查辦山東各屬虧空，竟至二百萬兩之多，實堪駭異。”乾隆帝命于獄中訊問國泰、于易簡，國泰等詭稱因辦理王倫“逆案”，“各州縣因公挪移，緻有虧空。”乾隆帝說：“王倫滋事之案，辦理不及一月，即使因公挪移，何至有二百萬兩之多？”（《高宗實錄》卷一一六○）命國泰、于易簡獄中自裁。此貪污庫銀案，以巡撫爲首，下與州縣通同舞弊，上有和珅庇護支持，是一個很典型的案例。
江蘇包庇貪吏案——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江蘇高郵州巡檢陳倚道揭報吏胥私雕印信，假冒重征，并查獲私描印篆、假給串票，具禀高郵州和揚州府。知府劉炳和知州吳瑍“俱未批發”。次年正月，陳倚道又向巡撫和藩司衙門舉告，巡撫闵鹗元和布政使康基田明知陳倚道所告屬實，但也“置之不問”，“沈閣不辦”，并将陳倚道派往他處采辦硝斤，以圖消弭此案。（《高宗實錄》卷一三五二）陳倚道不服，派家人張貴赴北京控告，将揭報文冊投至戶部侍郎韓■私宅，轉呈乾隆帝。乾隆帝派兵部尚書慶桂和刑部侍郎王昶爲欽差大臣，馳驿前往審辦，并傳谕兩江總督書麟協同江蘇巡撫闵鹗元查明複奏。書麟複奏知州吳瑍“袒庇書役，沈閣不辦”，奏請革職。闵鹗元在複奏中則“始終袒庇吳瑍，曲爲開脫”，對高郵州吏胥私雕印信，假冒重征案，“意欲彌縫”，“飾詞回護”。（《高宗實錄》卷一三五三）乾隆帝命将吳瑍革職，闵鹗元解任，一并交欽差大臣慶桂歸案質審。調任安徽巡撫福嵩爲江蘇巡撫。
兩江總督書麟見事态擴大，又奏稱：“揚州府知府劉炳于陳倚道具禀之後，即行提審，将林之佩假印僞票各情究出，尚無扶同徇庇情事”，企圖爲闵鹗元等開脫。乾隆帝覽奏，說劉炳“藉稱犯證未齊，不即通詳辦理，其爲扶同徇隐，情弊尤屬顯然”，書麟“希圖掩飾，并不将闵鹗元及該府劉炳嚴參，一味瞻徇，實屬有負委任。”并說，“由此推之，外省官官相護惡習，牢不可破。督撫等皆如此連爲一氣，罔上行私，又何事不可爲耶！”（《高宗實錄》卷一三五三）命将書麟交部嚴加議處，“革去翎頂，暫留總督之任，以觀後效。”又以江甯布政使康基田“于本任應辦之事，經巡撫批令嚴查，轉移交臬司辦理，推诿遲延竟至三月之久”，“瞻徇推诿，非袒護屬員，即系迎合闵鹗元之意。”（《高宗實錄》卷一三五三）命革去頂戴，暫留藩司之任。又命慶桂、王昶将闵鹗元、劉炳、吳瑍革職拿問，連同案内犯證、卷宗押解熱河行在審辦。康基田亦革職，解赴熱河。又令軍機大臣會同行在法司嚴審後，将案犯、質證等發往北京，命大學士九卿等定拟。并以江蘇按察使王士棻見撫藩通同循隐而不據實參奏，“乃亦置若罔聞，延閣不辦，非迎合上司即系袒護屬員”（《高宗實錄》卷一三五五），命将其革職，交書麟、福嵩嚴審。
在審訊過程中，福嵩又參奏闵鹗元巡撫任内，句容縣糧書江嵩年等将花戶完納錢糧折封侵挪案發，闵鹗元不親提嚴審，僅批饬江甯府提犯審訊，難保無瞻顧輕縱。乾隆帝命将句容縣知縣王光陞革職，交福嵩審訊。福嵩又查出句容書吏侵用錢糧三千七百兩，漕米八百餘石。乾隆帝以書麟駐紮江甯，距句容不過數十裏，“亦竟漫無覺察”（《高宗實錄》卷一三五六），又将書麟革職治罪。
大學士等審訊後，闵鹗元斬監候（後釋回），康基田發往軍台效力贖罪，書吏林之佩、夏琯等處斬，王士棻、劉炳等革職，書麟以頭等侍衛職銜遣戍伊犁。
江蘇巡撫包庇貪吏案，乾隆帝從嚴究治，對總督、巡撫以下官員重加懲處，并不是偶然的。當時的官場，官官相護，上下串通營私，辦事因循拖延，彼此推诿，日趨腐敗。乾隆帝也日益感到了吏治敗壞的威脅。在處理此案過程中，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帝曾巡視直隸、山東等地，目睹官府的腐敗，慨歎說：“身爲督撫者，惟知養尊處優，不以民事爲重，且遇刑名重案及城工等事，往往因循怠忽，展轉遲延，陽藉詳慎之名，陰遂诿玩之計。”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二月，直隸建昌縣發生盜犯馬十行劫一案，事懸兩載，尚延宕未結；山東金鄉縣借帑修城，時過數年，尚未辦理開工。乾隆帝說：“可見外省廢弛積習，大抵相同。” “似此玩延懸宕之案，或更有甚焉者。”又說：“至六部等衙門辦理事務，雖有限期，由各道禦史彙奏，但事有關涉兩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诿，行查不以爲要，吏胥等得以藉端沈閣，百弊叢生。其駁查外省事件，又每以一駁了事，或竟有駁至屢次，往返耽延，經年屢月，并不勒限嚴催。”（《高宗實錄》卷一三五一）乾隆帝曾命大學士九卿科道等會議，酌定各級官員承辦各類事件的期限，但懈宕廢弛的頹風，依然不可遏止。乾隆帝重懲兩江督撫，意在使官員知所儆戒，但官場腐敗的積習，并不能因此而有所變改。
浙撫貪污案——查處蘇撫闵鹗元案的新任江蘇巡撫福嵩，于結案後調任浙江巡撫。不久，也因貪污被揭露，成爲江南的又一大案。
滿洲正黃旗烏雅氏福嵩，原曾接任陳輝祖爲浙撫，因辦理彌補前任虧空事不力，被召還京。後署理山西巡撫。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自安徽調任江蘇，改任浙江。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兩淮鹽政全德參奏鹽運使柴桢“将商人王履泰等應納錢糧在外截留，作爲己收，私自移用共二十二萬兩。”又訊柴桢家人柏順，柏順供稱柴桢前在浙江鹽道任内“交代未清，恐浙省參奏，是以私那十七萬兩前往補填，其餘五萬系自己侵用。”（《高宗實錄》卷一四一八）柴桢被革職拿問。乾隆帝因福嵩身爲巡撫，兼管鹽政，于柴桢虧空庫項至十七萬之多，竟毫無聞見，懷疑他也染指分肥，通同作弊。命将福嵩革職拿問，另派兵部尚書慶桂往浙江與新任浙江巡撫長麟審辦此案。慶桂、長麟審訊柴桢，柴桢供出他在浙江鹽道任内，“福嵩曾向婪索金銀及派辦物件，不發價銀，通共用去銀十一萬五千餘兩。”（《高宗實錄》卷一四二○）又供出侵用掣規、值月、差費等項共銀六萬六千餘兩。後又查出福嵩奉母遊玩西湖，每次派令鹽道柴桢“豫備食用、燈彩、船隻等項，共用銀二千餘兩。”（《高宗實錄》卷一四二三）乾隆帝命将柴桢及其家人柏順于浙江處決，令慶桂押解福嵩來京親訊。大學士和珅深恐福嵩至京師廷訊，會涉及他的陰私，勸乾隆帝盡快将他處死。乾隆帝下谕說：“福嵩系碩色（原湖廣總督）之孫，伊家世受國恩，曆任封圻，自應廉隅謹饬，免力圖報。乃辄向鹽道婪索多贓，以緻柴桢虧缺庫項。營私玩法，莫此爲甚。此而不嚴辦示懲，何以肅官方而儆貪黩！”（《高宗實錄》卷一四二二）命毋庸解京，即由慶桂于押帶福嵩所到地方正法。福嵩飲鸩死。涉及此案的浙江司道多人，被革職。
福建貪污案——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閩浙總督覺羅伍拉納察知福建将軍正黃旗完顔氏魁倫夜宿娼家，欲上書彈劾。魁倫知伍拉納貪賄不法，遂先發制人，向乾隆帝彈劾伍拉納縱容盜匪。上奏說福建“各海口地方盜匪仍複肆行出沒，甚至五虎門近在省會，而盜船即在彼停泊叠劫，毫無忌憚，以緻商販聞風裹足。皆由該督撫等平日漫無整頓所緻。”（《高宗實錄》卷一四七七）又疏劾伍拉納和福建巡撫浦霖說：“閩省近年洋盜增多，由于漳泉被水後糧價昂貴，浦霖等辦理不善，以緻貧民流爲匪黨。伍拉納現駐泉州，饑民圍繞乞食。”（《高宗實錄》卷一四七八）乾隆帝怒，革伍拉納、浦霖及按察使錢受椿、布政使伊轍布職，命兩廣總督長麟署理閩浙總督，偕同魁倫質審。魁倫又奏新任福建巡撫姚棻“前在漳州道任内，所屬三縣虧空庫項二萬餘兩。”（《高宗實錄》卷一四八一）乾隆帝又命解姚棻任，由魁倫署理巡撫。
魁倫偕同長麟審出伍拉納自福建藩司升任閩浙總督，向新任藩司伊轍布交代時，“尚有四萬兩無從措繳”，“即将辦赈餘存項下銀四萬兩代爲措墊”。又審出他屬下庫吏周經“在外開張銀店，常有領出傾銷之項”。乾隆帝以“周經爲伍拉納私人，有通同侵用情弊”，命令長麟、魁倫嚴訊周經，“所短四萬兩在何處用去？” （《高宗實錄》卷一四八二）魁倫劾奏伍拉納原不過是泄憤護己，不意乾隆帝認真追查。他和長麟都懼怕得罪伍拉納的姻戚和支持者大學士和珅。魁倫明知伍拉納 “嘗納屬員賄，動辄千萬，有不納者，鎖锢逼勒。”“受洋盜賄，任其劫掠”等情（《嘯亭雜錄》卷九），在複奏中卻“代爲掩飾”，長麟也“意存将就完事”（乾隆帝語）。乾隆帝嚴斥魁倫、長麟，降旨續審，并将伍拉納、浦霖解京審訊。
長麟、魁倫續奏：“查出伍拉納、浦霖兩次各得受廈門同知黃奠邦銀九千二百兩”。又審出漳州府屬長泰縣械鬥一案，按察使錢受椿以所拿兇手未确，饬令提案至省審辦，因饋送财物“不滿欲壑”，“乃不即時審結，緻拖弊十命”等情。浙江布政使汪志伊奉命查抄浦霖原籍赀财，“查出現存銀錢及埋藏銀共二十八萬四千三百餘兩，房屋、地契共值銀六萬餘兩，金七百餘兩，其餘朝珠、衣服、玉器等物尚不在此數。”（《高宗實錄》卷一四八八）京中查抄伍拉納家，“得銀四十萬有奇，如意至一百餘柄。”（《清史稿》卷三三九，《伍拉納傳》）乾隆帝說：“此與唐元載查籍家财，胡椒至八百石何異？伊二人貪黩營私，殊出情理之外。”（《高宗實錄》卷一四八八）命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從重定拟，立斬決。又命長麟、魁倫将錢受椿鎖拿解京，交部治罪，随即送還福建，處以“夾刑二次，重責四十闆，再傳在省官員監同正法，俾觸目儆心，以爲玩法營私，謬妄貪黩者戒。”（《高宗實錄》卷一四八八）布政使伊轍布在押解進京途中病死。伍拉納、浦霖、伊轍布、錢受椿之子嗣，如系職官、監生，概行斥革，俱著照王亶望之子例，發往伊犁充當苦差。
長麟因審理此案“始終回護”被革職。魁倫因首發此案，免于治罪，暫行署理閩浙總督印務，清查各州縣虧空。魁倫查出虧缺數逾一萬兩以上之州縣官李堂等十名，奏拟斬監候；另有秦爲幹、李廷采二人虧缺雖未逾萬，但平日聲名狼藉，亦拟從重處以斬監候；其餘各員依次遞減。乾隆帝以“福建地方近年以來，自督撫司道以及各州縣，通同一氣，分肥飽橐，玩法營私，以緻通省倉庫錢糧虧空累累，盜風日熾”（《高宗實錄》卷一四九一），命加重處分，誅李堂等十人，其餘譴黜有差。
上舉諸案都是震動一時的大案。自西北之甘肅至東南之福建，遍及各大省。案犯自總督、巡撫以下，涉及司道諸大員。督撫下通州縣，上接朝臣，上下通同作弊。督撫大案如此，各地區各級官府的次案和小案，不難推知。已被處治的如此，未被處治的貪污腐敗現象，更是随處可見。乾隆帝雖然嚴厲懲處了這些大案的貪官，但依然不能制止遍及各地的貪風，因爲朝廷中還有掌握大權的更大的貪官。
二、和珅擅權貪恣
乾隆帝退位前約二十年間，任用滿洲正紅旗鈕祜祿氏和珅爲軍機大臣，晉授議政大臣、領侍衛内大臣、文華殿大學士。乾隆帝晚年依然耽于悠遊享樂，朝政日益被和珅所操縱。和珅以宰輔兼領戶部、吏部兩尚書，朝廷财賦之收支，官員之升黜，均操其手。和珅由此無厭地向各級官員索取财貨，各級官員也競向和珅納賄輸财。上下相通，層層效尤，自朝廷到地方，形成了以和珅爲首的龐大的官員貪污網。清朝政府被這個密網所籠絡，吏治日益腐敗，難以收拾了。
侍衛出身的和珅，賴祖先的軍功，以生員承襲三等輕車都尉世職。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授三等侍衛，任近禦差使。爲人聰穎博聞，得乾隆帝的賞識。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擢任禦前侍衛，授正藍旗滿洲副都統。次年，升任戶部侍郎，爲軍機大臣、總管内務府大臣。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查知武英殿大學士、雲貴總督李侍堯貪贓不法，命和珅與刑部侍郎喀甯阿往雲南查辦。和珅等查實李侍堯“貪黩營私，婪索财物，盈千累萬，甚至将珠子賣與屬員，勒令交價，複将珠子收回。又廠（銅廠）員調回本任，勒索銀兩至八千兩之多。”（《高宗實錄》卷一一○六）李侍堯也自認得道府以下饋賂，被革職逮治。和珅又劾奏雲南巡撫孫士毅親見李侍堯受賄，“置若罔聞，隐慝不奏”及雲南吏治敗壞，府縣多虧空等事。乾隆帝大爲贊賞，因是往審之員，不能留任總督，擢任和珅爲戶部尚書、議政大臣、禦前大臣兼鑲藍旗滿洲都統。和珅之子被乾隆帝賜名豐紳殷德，指爲和孝公主（十公主）額驸，待年完婚。和珅又晉授領侍衛年大臣、四庫全書館總裁、理藩院尚書等要職。和珅以懲辦貪污得乾隆帝的殊遇，位居顯要又結皇親，權勢之顯赫，不可一世了。
專擅中樞——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和珅以戶部侍郎入值軍機。大學士于敏中爲軍機領袖。一七七九年（乾隆四十四年），于敏中卒。和珅授禦前大臣，次年晉戶部尚書。大學士阿桂領軍機。阿桂爲大學士阿克敦之子，系出滿洲望族，屢受命參予對準部、回部戰事，叠授内大臣、工部尚書、伊犁将軍，曆任四川及雲貴總督，又爲副将軍領兵對緬甸及金川作戰，是朝中軍功卓著的重臣。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阿桂奉命視師，鎮壓甘肅蘇四十三起義。和珅爲欽差大臣，先往督師作戰，大敗。阿桂至軍，責問和珅。和珅歸咎于諸将不聽指揮。阿桂召諸将至，指揮軍事，均奉命響應。阿桂對和珅說：“諸将并不怠慢，敗陣應當殺誰？” 乾隆帝知和珅與阿桂不和，調和珅回京，兼署兵部尚書。一七八三年（乾隆四十八年），調吏部尚書，仍兼戶部。一七八六年（乾隆五十一年），和珅授爲文華殿大學士，與阿桂、嵇璜同列宰輔。阿桂始終蔑視和珅，不與來往，入朝時也相距十數步，以示恥與同列。但阿桂連年奉命去河南等地治理黃河水患，在朝日短。嵇璜年邁不理事。和珅得以專擅中樞。此後數年，狀元出身的王傑補大學士。一日在朝房，和珅執王傑手，開玩笑說，你的手怎麽這麽綿軟？王傑正色回答說，王傑手雖好，但是不會弄錢！意在譏諷和珅貪婪。王傑雖然潔身自好，不與和珅合作，但隻管禮部，并無實權。軍機大臣名義上仍然以阿桂爲首，位列僅次于阿桂的和珅，得乾隆帝倚信，兼管吏、戶兩部，逐漸成爲軍機的實際的執政者。和珅通知各省奏事，均須抄送摺稿一份投送軍機處，稱爲“投遞軍機處另封事件”（梁章钜：《樞垣紀略》卷一）。由此控制了全部章奏。
貪賂公行——和珅專擅中樞并兼管吏、戶二部，憑借掌管财賦與官員升黜之權，公開向各級官員索取重賄，納賄多者升遷，少者貶黜，使官場上下，貪賂公行，風氣日壞。
昭槤《嘯亭雜錄》記載說：“自和相秉權後，政以賄成，人無遠志”，“故時風爲之一變”。朝中自親王以下，多向和珅納賄求庇護。肅親王永錫，恐不能襲王爵，向和珅行賄，贈給京都前門外鋪面房兩所。以學問優長著稱的窦光鼐任翰林院侍講、上書房總師傅、經筵講官，也“拜和相爲師，往谒其門，至琢姓名于玉器獻之，以博其歡。”（同上，卷九）皇親金簡（妹爲乾隆帝嘉貴妃）以勤慎受乾隆帝知遇，命爲工部尚書、鑲黃旗漢軍都統，仍“日馔美食，結和相歡。”（《嘯亭續錄》卷四）受到和珅排擠的将軍福康安、海蘭察等都曾向和珅饋贈貴重珠寶求容。被和珅懲治的李侍堯也送過和珅珍珠手串。大臣們賄銀自數百兩至千兩，更是常事，不計其數。戶部侍郎蔣賜■“附和和相，因與其家人劉全等聯爲友誼。”（《嘯亭雜錄》卷九）官員們入都谒選，向和珅家人納賂，以谒見和相爲榮。治理黃河原是國家的大事。官員們都視爲便于貪污的肥缺。任河帥者，須先向和珅納賄巨萬，然後才許到任視事。昭珅慨歎說：“故皆利水患充斥”，“至竭天下府庫之力，尚不足其用。”（同上，卷七）鹽政也是公認的肥缺。兩淮鹽政徵瑞一人，即賄和珅銀四十萬兩。地方官員自督撫以下，也多走和珅的門路，納賄求官。人們議論說：“内而部院群僚，外而督撫提鎮，其不由和門者或寡矣。”（陳焯：《歸雲室見聞雜記》卷中）
督撫提鎮等地方官既以行賄得官，到任後也向下級官員索賄求補償。下級以送禮爲名，向上級官員行賄，也成爲公開的通例。督撫提鎮以至道府官員出巡，下級要饋送“站規”、“門包”。平時有節禮、生日禮。每年還有“幫費”。州縣官爲向上司行賄而加倍向民間征收錢糧漕米。公然說：“我之所以加倍或加數倍者，實層層衙門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洪亮吉：《卷葹閣文甲集》卷一）州縣官任意刻剝民衆，以一半送上司，一半歸自己。據說起初還有所畏忌，年年如此，便成爲所謂“舊例”。有人向上司控告，上司當然也不會處治。所謂“好缺”的州縣官，未到任時，就需要先向上司行賄，名爲“買缺”，依缺之高下，定價之多少，一般好缺都需銀萬兩上下。州縣官通過書吏、衙役敲剝百姓。錢糧經戶書，漕米經糧書，倉谷、采買、軍需等經倉書，上下交通，除本分利。遇有民間訟事，衙役們先向原告家去要錢，叫做“啓發禮”，再到被告家去敲詐，不滿意不出門。族保、詞證等人，也都逐個勒索，要求“開發”。案件不及時審結，索取各種費用，漫無限止。以至民間被盜都不敢報案，因爲盜未必能緝獲，又要白費銀兩輸官。民間諺語說：“被盜經官重被盜”。官府的敲索甚于盜賊的偷竊，民間難以爲計了。
自朝廷至地方州縣，自和珅至縣衙書役，上下行賄營私，貪污公行。做官爲了弄錢，已成爲人們習見的常事。翰林院編修洪亮吉曾撰《守令篇》描述地方官的情形說：一個官員赴任前，親戚朋友都公然來替他盤算，此缺出息若幹，應酬若幹，自己一年裏可得若幹。至于民生吏治，從不過問。官員到任後也是先問一年的陋規收入有多少，屬員的饋贈有多少，錢糧稅務的赢餘（貪污）有多少。他的妻子、兄弟、親戚、朋友以至奴仆、妪保也都得到任上，幫他謀利。離任時，往往要用十隻船，百輛車來運送财物，比到任時多上十倍。又說，地方官員中稍知自愛，實心爲民辦事的人，十個裏頭也沒有一、兩個。而這一、兩個人，常要被那八、九個譏笑，說是迂腐、笨拙，不會做官。上面的大官也認爲這一、兩個人是“不合時宜”，遇有過失，盡快趕走。結果是這一、兩個人非得和那八、九個一起幹不行。（《清朝經世文編》卷二十一）洪亮吉的描述，深刻揭露了地方基層官員的貪污腐敗。貪污納賄已成爲公開的社會風氣，不以爲恥，反以爲榮，根源在于和珅爲首的各級權貴向下級官員層層勒索，也因爲下級官員貪污“不容不結交權貴以作護身之符”（尹壯圖語）。乾隆帝的奢靡無度縱容了和珅的貪婪無厭，各級官員“上下通同一氣”，清政府由腐敗而日趨腐爛，難于醫治了。
壓抑異己——和珅擅權納賄，吏治腐敗，不能不引起清正朝臣的不滿，但敢于彈劾和珅的官員，都遭到乾隆帝與和珅的壓制或懲處。其中著名的事件，是曹錫寶和尹壯圖案。
一七八六年（乾隆五十一年），江南上海人、監察禦史曹錫寶欲論劾和珅家人劉全兒恃和珅之勢營私舞弊，家資豐厚，服用奢侈，衣服、車馬、居室逾制。和珅令劉全兒部署掩蔽，拆改居室，并将衣服、車馬有逾制者藏匿，随後向乾隆帝奏報說：“家人全兒已到熱河，曾面加诘問。伊供從不敢招搖滋事，交接官員。即所謂房屋寬敞，器具完善容或有之，亦非可挾以外出之物。我與曹禦史素未聞知，彼又何從進宅目睹？”乾隆帝這時在熱河行宮，得和珅奏報，以爲近理，說：“曹錫寶身爲言官，必不至下交奴仆，其車馬、衣服尚可雲遇諸途路，至房屋寬敞，器具完美，非身臨其地何能知悉乎？至全兒代伊主辦理崇文門稅務有年，稍有積蓄，蓋造房屋數十間居住，亦屬情理之常。”并且指責曹錫寶是“徒讬諸空言，或其意本欲參劾和珅，而又不敢明言，故以家人爲由，隐約其詞，旁敲側擊。”（《高宗實錄》卷一二五七）命留京王大臣查辦。
留京王大臣等傳詢曹錫寶，曹錫寶稱：“我與和珅家人全兒，向來從不認識，即伊在崇文門管理稅務，我亦并不知道。伊于額稅之外有無擅自加增及別項情弊，亦未有人說過。我因聞全兒住屋服用甚是完美，于路過興化寺街留心查看，見其房屋甚是高大。我想伊系家奴，焉有多資造此華屋，恐有借主名目招搖撞騙之事，是以具奏。”乾隆帝又命留京王大臣追問：“究竟聞自何人？必有着落。若非有人說過，則曹錫寶何以知全兒住在興化寺街，而經過時即留心察看？”（同上）命令王大臣等再加詳詢，并令步軍統領衙門派司員帶同曹錫寶至全兒家看視住屋。全兒接和珅通知，早已預作手腳，察看自然一無所得。曹錫寶隻好自承冒昧。乾隆帝召曹錫寶至熱河面诘，曹錫寶奏稱：“原要和珅先事約束，杜漸防微，庶将來不至受人之累。”（《高宗實錄》卷一二五九）吏部逢迎和珅，請将曹錫寶降級調用。乾隆帝命改革職留任。曹錫寶從此郁郁，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病死。和珅此後更得乾隆帝寵信，權勢有加無已。
雲南昆明人、内閣學士尹壯圖曾上疏揭露官場積弊，說：“近年以來，風氣日趨浮華，人心習成狡詐。屬員以夤緣爲能，上司以逢迎爲喜，踵事增華，誇多鬥奢，百弊叢生，科斂竟溢陋規之外。上下通同一氣，勢不容不交結權貴以作護身之符。此督撫所以竭力趨奉和珅，而官民受困之原委也。”（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二）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又上疏揭露吏治廢弛，督撫有過不加革職，罰銀贖罪等流弊，說：“近有嚴罰示懲，而反鄰寬縱者。如督撫自蹈愆尤，不即罷斥，罰銀數萬以充公用，因有督撫等自認應罰銀若幹萬兩者。在桀骜之督撫，借口以快饕餮之私；即清廉自矢者，不得不望屬員佽助。日後遇有虧空營私重案，不容不曲爲庇護。是罰銀雖嚴，不惟無以動其愧懼之心，且潛生玩易之念。請永停罰銀之例，改記大過若幹次。如才具平常者，或即罷斥，或量予京職，毋許再膺外任。”乾隆帝雖然說尹壯圖“不爲無見”，但又說他“止系空言，并無左證。”（《高宗實錄》卷一三六七）要他指實參奏，“何人勒派，何處虧缺？”尹壯圖複奏：“各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臣經過各省地方，體察官吏賢否，商民半皆蹙額興歎。各省風氣，大體皆然。若問勒派、逢迎之人，彼上司、屬員授受時，外人豈能得見？”又奏稱“虧空各省皆有，請簡派滿洲大臣，同伊密往各省盤查。”（同上）乾隆帝責斥說：“密查虧空一語，所見尤謬”。“豈簡用之封疆大吏以及監司方面盡可疑，獨視尹壯圖之一、二人可寄之心膂乎？”（《高宗實錄》卷一三六八）和珅等奏請将尹壯圖革職治罪，乾隆帝派戶部侍郎慶成偕尹壯圖前往各省盤查。但各省督撫早已得到消息，多系設法挪移款項，彌縫掩飾。慶成所到之處，先遊宴數日，再發倉校核。尹壯圖去山西、直隸、山東、江南諸省盤查，皆無虧短實證，隻好自承虛诳，奏請治罪。
和珅等大學士九卿奏拟斬決。乾隆帝以尹壯圖“逞臆妄言”，加恩免予治罪，降授内閣侍讀。素喜粉飾升平的乾隆帝卻由此宣稱：“至現在綱紀整肅，内外大臣實無敢有營私玩法者。”（《高宗實錄》卷一三七○）以和珅爲首的貪官污吏，得乾隆帝的庇護，更加肆無忌憚。
乾隆帝退位前，似對和珅的擅權不法，已有所覺察。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九月朝審，和珅以管理理藩院失職，降三級留任。十月，又以和珅謊奏“文武試策總載實錄”，斥爲“護過飾非”，革職留任。但這時和珅權勢已固，而乾隆帝也已宣布即将歸政于皇太子了（見下節）。
三、甘肅與台灣的人民起義
乾隆帝退位前的二十年間，民間秘密結社遍布各地，各地人民反抗鬥争在不斷興起。甘肅蘇四十三和台灣林爽文領導的人民起義，形成爲兩次規模巨大的反抗運動。
甘肅蘇四十三起義
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甘肅蘇四十三領導的人民起義，是由于清政府對回族人民的宗教糾紛進行鎮壓而引起的。
在甘肅從事農業生産的回民，根據伊斯蘭教的“天課制度”，需按一定比例向“天庫”繳納“天課”，由阿訇收存，形成爲稱爲“閣的木”的教坊制。阿訇動用 “天課”購買土地，租給農民耕種，成爲宗教地主。又由此形成所謂“門宦制度”（花寺），把分散的教坊集中起來，并确定門宦教長管轄各教坊。據《甘甯青史略》記載，回民馬明心“自西域回，慨然欲革除門宦制度，意謂道者公也，豈爲一家私有？教規者，随時變通者也，不宜膠柱鼓瑟。”狄道、河州各門宦教長，群起而攻。馬明心組織新教，編纂《卯路經》，比原有經典簡明扼要，教徒不需要再付出費用請阿訇念經。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以來，馬明心與賀麻六乎在循化廳撒拉族聚居區傳教，聲勢日盛。舊教總掌教韓哈濟向地方官控告，清政府将賀麻六乎發配新疆，給兵丁爲奴；驅逐馬明心出循化地方。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舊教又向總督衙門控告，教民蘇四十三請來安定（馬明心原籍，今定西）教師馬明心、韓二個另立新教，與舊教沖突，殺死舊教四十餘人。陝甘總督勒爾謹即派蘭州知府楊士玑、河州協副将新柱，前往查拿。新柱向蘇四十三等宣布：官府爲舊教作主，新教如不遵守法令，就斬盡殺絕。蘇四十三等十分憤慨，當夜（三月十九日）襲殺新柱等人，連夜趕到起台堡，第二天清晨殺死楊士玑等文武官員，奪取武器，乘勝進襲河州。從此，回族和撒拉族人民反對門宦制度的鬥争，發展成爲反對清朝統治的農民起義了。
清陝甘總督勒爾謹獲得起義消息，立即派兵扼守狄道、河州，抽調各鎮官兵前往鎮壓，并派人到安定逮捕馬明心，關押在蘭州監獄。三月二十一日，蘇四十三率領起義軍二千人攻克河州，殺死文武官員，在當地回民的支持下，夜渡洮河，由小路直搗蘭州。起義軍進攻西關，擊斃官兵三百餘人。截斷黃河浮橋，阻止清軍的增援部隊，包圍蘭州城，要求釋放馬明心。布政使王廷瓒組織地主武裝頑抗，并将馬明心押上城頭，強迫他勸說蘇四十三退兵。馬明心當衆宣傳對清朝統治者的憤恨，并把頭巾擲下城去，表達自己反抗到底的決心，鼓勵起義軍勇敢戰鬥。王廷瓒将馬明心處死。
清朝廷得到蘭州被圍的消息，慌忙派遣領侍衛内大臣海蘭察前往援救。并任命大學士阿桂、和珅爲欽差大臣，統率先後調集的健銳營、火器營和各省滿、漢官兵一萬多人，到蘭州作戰。和珅部署軍隊時，第一排爲舊教兵，第二排是綠旗官兵，第三排爲駐防旗兵。清朝的政策是：“此案用舊教而除新教，最爲吃緊關鍵。蓋舊教相沿已久，回人等耳濡目染，習慣成性。今欲去之，勢有不可。譬如僧道，未嘗非異端，亦不能盡使之爲民也。而新教則如白蓮等邪教，平日雖亦拜佛念經，而惑衆滋事，其名目斷不可留。”（《高宗實錄》卷一一三一）清廷逮捕勒爾謹治罪，派李侍堯接任總督。增調四川藏兵一千、阿拉善蒙古兵七百，會同各地援軍，把起義軍包圍在華林山。起義軍幾次突圍沒有成功。六月初蘇四十三戰死，清軍攻入華林山，火燒華林寺，起義軍全部壯烈犧牲，無一人投降。清廷在回族、撒拉族人民起義地區，增加駐防軍隊，陝西提督由西安移駐固原，固原總兵移駐河州，以加強對回族、撒拉族人民的統治。
蘇四十三起義失敗後不久，馬明心的弟子田五又組織武裝起義，在通渭修築石峰堡，制造兵器、旗幟，提出爲“馬明心複仇”的口号，号召回族人民參加反抗清朝“剿洗回民”的鬥争。乾隆帝事後把責任推托給地方官，“皆因李侍堯于查辦新教一事，地方官奉行不善，胥役從中勒索滋擾，緻逆回讵稱剿洗回民，借詞煽誘，到處勾結。”（《石峰堡紀略》卷十五）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四月，田五把起義隊伍隐蔽在伏羌縣（今甘谷）的鹿盧山和靜甯州的底店山、潘隴山，并與靖遠城内回民約定五月五日攻城。但是，由于舊教鄉約李應德告密，遂于四月十五日在鹽茶廳的小山地方舉行武裝起義，攻破西安州土堡。清地方官驚慌地報告說：“日聚日衆，毋論新教回民相率成群，即舊教亦多有聽從入黨。而其中守法良回，不肯從賊，并協同民人守禦者，亦複不少。”（同上，卷十四）起義軍在伏羌城外與清軍作戰，田五陣亡。張文慶、馬四圭（娃）領導起義軍繼續戰鬥，迅速發展到數千人，攻克通渭縣城，控制了鹽茶、靖遠、秦安、隆德、會甯等州縣的村堡。伏羌縣城回族監生馬應龍出首内應的回民，鹽茶廳官川地回族監生馬如仁和馬良才、馬良能，首報或引拿起義回民，使起義軍遇到了困難。
清廷又逮治總督李侍堯、提督剛塔，命福康安和海蘭察到甘肅鎮壓起義軍，并命大學士阿桂帶領健銳營、火器營兵二千人增援，陸續調遣甯夏滿兵一千人、阿拉善蒙古兵一千人、四川藏兵二千人、舊教撒拉回兵一千人、涼州和延綏鎮兵三千人參戰。六月十一日，起義軍與清軍在底店山決戰後，便退守石峰堡。清軍層層包圍，堵塞水源，起義軍和家屬飲食發生困難。七月初，馬四圭率領起義軍突圍，遭到清軍伏擊，損失慘重。清軍乘機攻陷石峰堡，殘酷鎮壓起義，回族人民遭到失敗。
台灣林爽文領導的農民起義
一七八六年（乾隆五十一年），台灣彰化縣爆發了林爽文領導的農民起義。
林爽文原籍福建漳州平和，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随父渡台，居住在彰化縣的大裏杙莊。一七八三年（乾隆四十八年），他的同鄉嚴煙到台灣傳布天地會，林爽文應邀入會。此後，便以大裏杙爲中心，發展會員。一七八五年（乾隆五十年）林爽文被推爲主，形成一支反抗官府的強大勢力。一七八六年（乾隆五十一年）七月，天地會會員楊光勳、張烈等被逮捕，乘機逃出，至大裏杙。台灣知府孫景燧于十月二十七日到彰化，命知縣俞峻、副将赫生額、遊擊耿世文率領兵役四百人，前往鎮壓。他們行至離大裏杙五裏的大墩，強迫村民擒獻，又焚燒數小村房屋，進行恐吓，當地人民萬分憤慨。林爽文遂領導天地會員和當地人民發動武裝起義，襲擊大墩清營，殺死俞峻、赫生額、耿世文，全殲清軍。次日（十一月二十八日）乘勝攻克彰化縣城，殺死孫景燧、同知長庚、前同知劉亨基及都司王宗武等清朝官員，出榜安民，稱“順天元年大盟主林，爲出榜安民事：本盟主爲衆兄弟所推，今統雄兵猛士，誅殺貪官，以安百姓。貪官已死，其百姓各自安業，惟藏留官府者死不赦。”（《平台記》）林爽文稱盟主大元帥，封楊振國爲副元帥，劉懷清爲彰化知縣，劉志賢爲北路海防同知，王作爲征北大将軍，王芬爲平海大将軍。農民起義軍獲得人民群衆的熱烈支持，迅速發展。十二月六日以後，起義軍先後攻克了諸羅、淡水、鬥六門、南投、貓霧梀等地，殺死諸林爽文軍令羅知縣董啓■、淡水同知程峻等，并進攻台灣府城。
林爽文起義後，鳳山竹仔港農民莊大田即制造軍器，樹立南路輔國大元帥旗，領導數千群衆起義。十二月十三日，攻克鳳山，殺死知縣湯大紳及清軍官兵多人。當時，林爽文、莊大田兩部号稱十萬之衆，控制了台灣西部的大部分地區。
清廷調遣水師提督、海澄公黃仕簡率兵入鹿耳門，陸路提督任承恩統兵進鹿港，副将徐鼎士領兵入北淡水，兵分三路，前往鎮壓。次年正月初，黃仕簡到台灣後，派總兵柴大紀北上反攻諸羅，總兵郝壯猷南下奪取鳳山。起義軍退出諸羅，阻擊郝壯猷的南下。郝軍向南走二十裏，即遭到起義軍的抵抗，屯兵五十日才到鳳山。一部分起義軍作好埋伏，其餘隊伍撤出鳳山，誘敵進入空城，然後于三月十日裏應外合，殲滅清軍大半。清遊擊鄭嵩被殺，郝壯猷狼狽竄回府城。任承恩率兵至鹿港，距大裏杙僅四十裏，以“兵單難于遠捕”爲借口，株守鹿港，不敢前進。
清廷下令将黃仕簡、任承恩“革職拿問”，調閩浙總督常青爲将軍，親往台灣督辦軍務，以李侍堯署閩浙總督，駐劄廈門。又調廣東兵四千人、浙江兵三千人、滿洲兵一千人，命江南提督藍元枚和福州将軍恒瑞爲參贊，分別赴台，協助常青。常青抵台後，在離府城十裏的地方遇到起義軍，剛一交戰，就戰栗不能舉鞭，大呼“賊砍老子頭矣！”策馬逃遁。主帥如此，官兵更是望風落膽，退入城中，向朝廷請求增兵。
諸羅位于台西中部，是台灣府城的屏障和台灣的财賦之區，溝通南北的樞紐。對于起義軍和清軍來說，諸羅都是必争之地。一七八七年（乾隆五十二年）六月，林爽文率領起義軍晝夜圍攻諸羅，擊退了常青從府城派來的三次援軍，又攻鹽水港、鹿仔港，斷絕了諸羅的饷道，粒米不能入城，清軍隻能搶奪老百姓的地瓜、野菜、油籶充饑。起義軍用火箭、火炮猛攻，發布告示，隻拿貪官柴大紀、地主頭子黃奠邦，對被脅迫的官兵和“義民”（地主武裝）一律采取寬大政策。清兵心慌意亂。總兵柴大紀頑固死守，開決河水以阻擋起義軍的前進。
乾隆帝将常青、恒瑞撤職，任命協辦大學士福康安爲将軍，領侍衛内大臣海蘭察爲參贊，率領從湖南、廣西、貴州、四川等省征調的十餘萬清兵前往台灣。增援清軍于十月底在鹿港登岸，十一月八日在仔頂、牛稠山兩次作戰，解諸羅之圍。
起義軍從諸羅撤退之後，又敗于鬥六門（今雲林縣）。林爽文一面在大裏杙築土城高壘，排列巨炮，建栅設卡，和清軍對壘；一面派其弟林勇向莊大田求援。林爽文、莊大田兩支義軍雖曾聯合作戰，但南北分立，互不統轄。在這緊要關頭，莊大田沒有給林爽文以必要的援助，使林爽文陷于孤軍無援的境地。而敵人方面，福康安一面調官兵移駐水沙連山口，防備義軍轉入山内高山族地區；一面指揮官兵向大裏杙層層圍逼。十一月二十四日，起義軍與清軍決戰。趙翼《皇朝武功紀盛》卷四記此戰說：“官兵至，賊（起義軍）猶數萬出拒，退而複集者數次。既夕，我兵（清軍）伏溝坎間，賊萬炬來索戰，我兵在暗中賊不能見，而我兵視賊則曆曆可數，發槍箭無不中。賊自知失計，遽滅火複擊鼓來攻，我兵又從鼓聲處擊之，殺死無數。黎明，遂克其城。”起義軍在頑強抵抗後，遭到失敗。
林爽文在大裏杙失利後，得到水裏社高山族人民的掩護，率領起義軍二千餘人據守集集埔。十二月五日，被清軍攻陷，林爽文率數十人逃往深山老林，被福康安揀派的“義兵”、“竈丁”于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四日捕獲。在清軍的追迫下，莊大田也節節敗退，退到台灣南端的琅峤。福康安派侍衛烏什哈達率水師由水道繞而阻截，海蘭察、鄂輝率清兵由山路逼進，層層圍逼。起義軍大都壯烈犧牲。一七八八年二月初五日，莊大田被俘。
林爽文領導的農民起義，發展到十餘萬人，控制了台灣的大部分地區，與清軍戰鬥達十四個月之久，鬥志是頑強的。發動起義時，以天地會做号召，但未能克服台灣的閩粵居民，以及漳泉居民之間的對立情緒。起義領袖多爲漳州人，清軍則利用泉州地主武裝，以制造起義軍内部的不和。農民起義軍南北兩路，始終沒有建立起一個統一的領導機構，也削弱了戰鬥力量。這次起義，震撼了台灣，也震撼了全國。它進一步表明清王朝與各地人民間的矛盾，越來越激化了。
（四）乾隆帝退位
乾隆帝即位之初，即焚香告天，說若得位六十年，即當傳位嗣子，歸政退閑，不敢有逾康熙帝六十一年紀年之數。一七九五年，乾隆帝在位已屆六十年，他本人也已有八十五歲的高齡。據朝鮮使臣次年的報告說，乾隆帝容貌氣力，雖然還不甚衰老，但已很善忘。昨天的事，今天就忘記。早上辦的事，晚間就記不清楚。（朝鮮《李朝正宗實錄》三）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九月，乾隆帝正式宣布，他将于明年歸政，傳位給皇太子。
乾隆帝初即位，即遵照雍正帝的舊制，冊立皇太子。但到他傳位時，皇太子已幾經更叠，經歷了曲折的過程。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七月，乾隆帝即立年僅七歲的皇次子永璉（孝賢皇後富察氏所出）爲皇太子，遵照雍正帝的“家法”，密書其名，藏于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之後。兩年後，一七三八年（乾隆三年）十月，永璉病死。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孝賢後生子永琮，乾隆帝曾有意立爲皇太子。次年十二月，永琮病痘死。乾隆帝又屬意于哲憫皇貴妃富察氏所生的皇長子永璜，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永璜未及立而病死。皇五子永琪（愉貴妃珂裏葉特氏出）也于一七六六年（乾隆三十一年）病死。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帝以“國儲四殒”，遂決意手書應立皇子之名密藏，并以其事谕知軍機大臣，但不明示所定何人。是年冬，乾隆帝至南郊大祀時，默禱上帝說：“以所定之子若賢，能承大清基業，則祈昊蒼眷祐，俾得有成；若其人弗克負荷，則速奪其算，毋誤國家重大之任，予亦可另行選擇。”（《高宗實錄》卷一○六六）。
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乾隆帝東巡，自盛京回銮途中，錦縣生員金從善于禦道旁進遞呈詞，條陳四事，首先是請立皇太子，說“立太子可杜分門別戶之嫌”。乾隆帝大怒，駁斥說：“有太子然後有門戶。蓋衆人見神器有屬，其庸碌者必豫爲獻媚逢迎，桀黠者且隐圖設機構陷，往牒昭然可鑒。若不立儲則同系皇子，并無分別，即有憸邪之輩，又孰從而依附觊觎乎？”（同上）将金從善以“狂誕悖逆”罪斬決。自此以後，再無人敢于議論立儲問題。
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九月，乾隆帝禦勤政殿，召皇子、皇孫、王公、大臣入見，共同閱看所定密緘嗣位皇子之名，宣示立皇十五子嘉親王永琰爲皇太子，以明年爲嗣皇帝嘉慶元年，皇太子移居毓慶宮，其名上一字“永”改爲“颙”。同時宣稱：“朕仰承昊眷，康強逢吉，一日不至倦勤，即一日不敢懈弛。歸政後凡遇軍國大事及用人行政諸大端，豈能置之不問！仍當躬親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訓谕，将來知所禀承，不至錯失。”“部院衙門并各省具題章疏及引見文武官員尋常事件，俱由嗣皇帝批閱，奏知朕辦理。”（《高宗實錄》卷一四八六）同年十二月，乾隆帝又發出谕旨說：“朕于明年歸政後，凡有繕奏事件，俱著書太上皇帝，其奏對著稱太上皇。”（《高宗實錄》卷一四九二）。
乾隆帝二十五歲即位做皇帝，至八十六歲退位，統治清朝六十年。雖然退位之後，仍以太上皇繼續干預朝政，但由此結束了作爲一代皇帝的政治生涯。
乾隆帝以皇子即帝位，自幼生長深宮，不諳世事，不同于康熙、雍正二帝。即位後，爲要鞏固他的統治，又力求建立功業，媲美于乃父乃祖。乾隆帝的這種特殊的境遇和特有的性格，爲六十年間的統治帶來了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是，他在位期間力圖有所作爲，繼述祖業，因而使這時的清朝大體上仍能保持前朝的國勢，并以“盛世”自詡。另一方面，又由于好大喜功而崇尚浮華，不同于雍正帝的倡導實心實政。連年用兵邀功，巡遊宴樂，造成巨大的靡費。自皇室貴族至地方官員貪婪無厭，吏治日壞，國力日損。清王朝由盛而衰，表面的強盛掩蓋着内在的虛弱，歌頌升平的背後醞釀着衰亂的危機。
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清軍戰勝廓爾喀後，乾隆帝曾撰《十全記》，自贊其五十七年間的“十全武功”，說：“十功者，平準噶爾爲二，定回部爲一，掃金川爲二，靖台灣爲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爲十。”（《禦制文三集》卷八）這十次戰争，對于鞏固前朝确立的版圖，強化邊疆的統治，客觀上起過一定的作用。臣僚們也因此頌爲“鼎盛”。但是，邊疆戰争中，大小金川之戰，如果處置得宜，并非不可避免。金川首領停戰乞降，乾隆帝仍然“必欲誅滅”，最後還是以事實上的失敗而告終。準、回之戰，對于穩定天山南北路的局勢，有其積極的意義，但清軍獲勝後，對當地各族民衆肆行殘酷屠殺，則隻能加劇民族間的矛盾。台灣林爽文領導的農民起義，給予清王朝以沉重的打擊，清軍損失慘重。清廷發重兵鎮壓起義，并無功績可說。至于對藩國緬甸和安南的侵略戰争，清王朝事實上都遭到失敗。廓爾喀之戰，清軍獲勝後，并非必要地深入廓爾喀境内，最後仍不得不退軍言和。綜觀清廷這十次戰争，有功有過，而過大于功，敗多于勝。乾隆帝不去正視經驗教訓，而一味自诩“十全武功”，并自稱“十全老人”，說明他直到晚年仍未改變不惜窮兵黩武，自炫功業的心理。
乾隆帝在傳位皇子的詔書中說：“朕缵紹洪業，六十年間，景運龐洪，版圖式廓，十全紀績，五代同堂，和慶骈蕃，實爲史冊所罕觏。”（《禦制文三集》卷六）在駁斥尹壯圖關于官吏貪婪，民間“蹙額興歎”的奏報時也說： “朕自缵緒以來，益隆繼述。凡澤民之事，敷錫愈多，恩施愈溥。此不特勝國所無，即上溯三代，下訖宋元，亦複罕有倫比。”又說：“夫以朕之愛養斯民，如此其厚，天下萬民無不身被醲膏共知感戴。尹壯圖于朕愛民勤政之意，懵然無覺，忍爲此蹙額興歎之語，幾于搖惑人心。”（《高宗實錄》卷一三六七）乾隆帝晚年陶醉于臣僚的一片頌聲，又陷于“于外事總未經曆”的境地，對于臣下的谏诤和民間的怨歎，不免厭聽。實際狀況是：乾隆帝退位前，清王朝的統治已然日益腐敗，危機四伏。民間不只“興歎”，而且在秘密醞釀着起義風暴的興起。乾隆帝無視這一切，自稱爲“歸政全人”，而把業已形成的種種危難，留給了他的繼承者嘉慶帝。
乾隆帝在位六十年，是康熙帝以後統治時期最長的皇帝。在他退位以前的二十多年間，統治機構由腐敗而漸趨于腐朽，清王朝逐漸進入了衰敗時期。
以武功自诩的乾隆帝，在侵緬戰争失敗後，又在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發兵侵入安南，鎮壓安南人民的起義。清軍遭到失敗，損失慘重。由于西藏内部的糾紛，又招緻了清朝與廓爾喀的戰争。乾隆帝在戰勝廓爾喀後，在西藏地區确立了各項制度，使這一邊境地區得以安谧，是他退位前對清王朝的最後一個貢獻。
乾隆帝統治時期，清皇室揮霍無度，早已成爲最大的貪婪集團。乾隆帝晚年信用大學士和珅秉政，形成了以和珅為首的官員貪污網。自朝臣至地方官員，競相搜括，以貪賄爲能事。各地自督撫以下的貪污大案不斷發生。乾隆帝雖然陸續處置了大批觸法的官吏，卻無法遏止普遍形成的貪風。自省縣至鄉裏，吏治腐敗，貪賂公行，清政府自上而下，日益腐爛了。
不堪忍受嚴酷盤剝的各地民衆，醞釀着推翻清王朝的鬥争。甘肅和台灣相繼爆發了人民起義，預示着更大的風暴就要來臨。
（一）對鄰國的戰争與英國使團的來使
一、對安南的戰争
一四二八年，安南黎利建立黎氏王朝。一五二七年，權臣莫登庸篡位。一五九二年，貴族鄭松從清化出兵攻占■龍（今河内），立黎維潭爲王，政權掌握在鄭氏手中。鄭氏派往鎮守順化的阮潢，逐步控制了南方，與鄭氏對峙，形成了南北分裂割據的局面。從一六二七年至一六七二年，鄭氏與阮氏先後進行了七次大戰，在安南造成了嚴重的災難。
一六六六年，鄭氏用黎維禧的名義，把南明永曆王朝頒發的敕印送繳清朝。次年，康熙帝封黎維禧爲安南國王。一七七一年，阮文嶽、阮文呂、阮文惠三兄弟在歸仁府西山村領導農民起義，推翻了當地政權。一七八五年打退了暹羅侵略軍，消滅了南方統治者阮福映的軍隊，控制了安南南方地區。一七八六年揮軍北上，直搗■龍。國王黎維祁于一七八七年潛逃。黎維祁母、妻及宗族二百人，逃往廣西太平府龍州邊界。清兩廣總督報告朝廷。乾隆帝認爲，百餘年來，黎氏王朝朝貢不絕，清朝有“興滅繼絕”的義務。遂派兩廣總督孫士毅率兵一萬二千人，雲南提督烏大經率兵八千人，并糾集黎氏王朝殘餘勢力鎮壓安南農民起義。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十月末，孫士毅和提督許世亨的部隊出廣西鎮南關，直奔北甯，渡過富良江（即紅河），于十一月十九日占領■龍，黎氏族人出迎。黎維祁也在夜半求見清軍統帥，孫士毅傳乾隆帝谕，封黎維祁爲安南國王。
在清軍侵入北甯時，安南農民起義軍吳文楚部轉移到甯平和清化交界的三叠山。十一月二十五日，阮文惠率領部隊北上，反攻入侵清軍。沿途農民紛紛參軍，到義安時，已經組成一支十萬人的大軍，配備大象一百頭。阮文惠到達三叠山與吳文楚研究敵情後，斷言：“他們（清軍）來到這裏是自尋死路而已。這次我親臨指揮，攻守之計已定，不消十天功夫，就可以打退清軍。”阮文惠部署軍隊，準備一舉殲滅清軍。孫士毅在■龍毫無戒備，正在策劃侵略南方，俘獲阮文惠，向乾隆帝報功。清軍官兵都忙着籌辦筵席，飲酒作樂，歡度春節。除夕之夜，農民起義軍秘密運動到■龍前線，清軍并未察覺。當阮文惠指揮軍隊突然進攻時，英勇的農民起義軍戰士沖鋒陷陣，大象載炮投入戰鬥。清軍驚慌失措，自相踐踏。在混亂中，黎維祁首先攜帶家屬逃竄。孫士毅在親兵掩護下，慌忙撤退，渡過富良江後，便拆斷浮橋逃命。在南岸的提督許世亨、總兵張朝龍等官兵夫役萬餘人，或被農民起義軍擊斃，或是落水淹死。孫士毅在鎮南關，收容逃回的官兵，不到清軍總額的一半，大量的糧械火藥丢失殆盡。從雲南開化廳馬白關出兵，侵入安南宣化鎮的烏大經部，遭到農民起義軍反擊後，也倉慌逃回國内。清朝侵略軍損兵折将，狼狽不堪，受到了安南農民的懲罰。
阮文惠領導安南農民打退了清朝侵略軍，保衛了農民起義的勝利果實和國家主權。但他并不願繼續與清朝爲敵，因而派侄阮光顯“赍表入貢”。阮文惠改名阮光平，于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親自到北京祝賀乾隆帝的八十壽辰，乾隆帝封他爲安南國王。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阮文惠病死。一八○二年（嘉慶七年），安南南方貴族阮福映攻陷■龍，受清封爲越南國王。
二、對尼泊爾的戰争
尼泊爾自一四八二年以後，巴德岡王國、帕坦王國和加德滿都王國并立。一七三一年分別向清朝貢獻金葉表文。一七六八年廓爾喀族沙阿家族的普裏維·納拉揚攻占加德滿都，登上尼泊爾王位，并統一了全國。因此，清朝稱尼泊爾爲廓爾喀。
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班禅額爾德尼在北京病死，其兄仲巴胡圖克圖獨占他的大量财物，弟舍瑪爾巴憤恨不平，逃往尼泊爾，挑撥廓爾喀與西藏的關系，陰謀奪取仲巴财産。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廓爾喀王朝借口西藏商稅增額、食鹽糅土，由巴哈杜爾·沙阿派達莫達爾潘德率領尼泊爾軍隊，從聶拉木侵入西藏，并圍攻堅守協噶爾宗的西藏軍隊。清廷命四川總督鄂輝、成都将軍成德增援，但他們都按兵不戰。清駐藏查辦官員、侍衛巴忠密令西藏堪布私自與廓爾喀議和，許歲币銀五萬兩。達賴喇嘛反對，巴忠不理，遂與廓爾喀私訂和約。廓爾喀退兵，巴忠向清朝謊報得勝，又勸說廓爾喀遣使朝貢，受封爲國王。一七九一年（乾隆五十六年），廓爾喀因西藏沒有繳納歲币，派步兵數千人，從聶拉木大舉進攻西藏地方。駐藏大臣保泰張慌失措，趕快把班禅轉移到前藏，并奏請遷移達賴到西甯，班禅到泰甯暫住。仲巴早已聞風攜帶資财先逃，喇嘛濟仲紮蒼乘機造謠說，占蔔不宜作戰，動搖人心，藏軍潰敗。廓爾喀兵大掠紮什倫布寺，震動了西藏地方，達賴和班禅急速向清朝報告戰争形勢，請求增援。
這時，在熱河扈駕的侍衛巴忠聽到消息，畏罪自殺；駐藏大臣保泰被定罪，枷于軍前。乾隆帝任命福康安爲将軍，海蘭察爲參贊，調索倫兵二千人、金川土屯兵五千人，進軍西藏，反擊廓爾喀侵略軍。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二月，福康安等從青海草地進後藏，閏四月會合西藏官兵三千人進軍，五月侵入西藏境内的廓爾喀兵敗走，六月清軍向廓爾喀境内進軍。領隊大臣成德、岱森保爲左路，總兵諸神保爲右路，中路爲主力部隊。海蘭察率領三隊前進，福康安帶領二隊跟進。海蘭察在鐵索橋（距濟隴八十裏）上遊，結筏搶渡；福康安在鐵索橋處造橋奪卡，合攻廓爾喀兵，追擊一百六十裏至協布魯，又前進一百數十裏至東覺嶺，兩崖壁立，中隔橫河，水深流急，清軍分兵在上下遊搶渡，才通過這一險要地方。六月初九日至雍雅山，廓爾喀王朝感到驚慌，遣使到清軍營議和。福康安置之不理，繼續進攻，六戰六捷，侵入廓爾喀國境七百裏，到達納瓦科特，距國都陽布（加德滿都）僅一日路程。廓爾喀派兵十營，固守山嶺，堅決抵抗。八月初，清軍冒雨上山二十裏，在陡險地方，遭到廓爾喀軍滾木雷石的沖擊。廓爾喀兵乘勢三路反擊，清軍且戰且退，損失很大。海蘭察、額勒登保等督師力戰，才穩住陣腳。
廓爾喀雖擋住清軍的進攻，但大軍壓境，國都仍處于危險地位，因此再次遣使與清軍議和。清軍遭到挫敗後，感到進軍國都非常艱難，并且到八月底大雪封山，全軍則處于危險境地，便與廓爾喀議定和約：宣布巴忠私訂的協議書作廢；廓爾喀歸還在西藏掠奪的财寶，包括金塔頂、金冊印等，以及俘擄的人丁；并交出沙瑪爾巴的屍體；還規定尼泊爾每五年向清朝朝貢一次。清軍退出廓爾喀領土，戰争結束。
中尼戰争中，英屬印度總督康沃利斯勳爵曾派遣柯克帕特裏克使團趕到加德滿都，名爲援助，實際是要乘機控制尼泊爾，進而侵略西藏地方。中尼迅速達成和議，英國殖民者這個陰謀才未能實現。
三、英國使團來使
清初，英國商船主要在鄭成功父子統治的廈門和台灣，與中國貿易。康熙帝開放海禁後，英商在廣州設立商館。乾隆時，英國商船主要在廣州貿易。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英國總商喀喇生與通事洪任輝，向甯紹台道申請在甯波貿易。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帝诏谕封閉各地口岸，隻準外商在廣州一處通商。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洪任輝到天津，向清廷告發粵海關勒索外商，并再要求在甯波貿易。乾隆帝派員查核，将粵海關監督李永标革職，又谕英商不準去甯波貿易。這時，英國經過産業革命，日益成爲資本主義工業強國，以東印度公司爲據點，不斷侵入東方，擴展商品市場。據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的統計，進入廣州的西方商船共五十九隻，其中英國船四十六隻，居各國之首。
一七八七年（乾隆五十二年），英國國王曾應東印度公司的請求，派遣查爾茲·凱斯卡爾特爲使臣，來中國交涉通商事務，使臣在途中病死。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國派出以馬戛爾尼（Gtorge Lord Ma- cartney）爲首的龐大使團，以祝賀乾隆帝八十三歲壽辰爲名前來中國，以探聽中國内部情況，謀取商務利益與各項特權。
全權特使馬戛爾尼勳爵在英國統治集團中是個有聲望的人物，他在印度擔任過重要職務，曾任駐俄國彼得堡公使，簽訂英俄通商條約，後來又被推薦爲孟加拉總督，辭不就任。在他出使中國的使團随員中，還有秘書喬治·斯當東爵士（兼代缺席時的全權特使）、使團衛隊司令官本松上校以及醫生、機械技師、測繪員、畫家等；另有炮兵、步兵、工匠、仆役等，使團全體人員共一百三十五人。分乘裝有六十四門大炮的“獅子”号兵船和“印度斯坦”号、“豺狼”号海船，配備水手、官兵六百五十人。使團帶有精心選購的天文地理儀器、樂器、鍾表、器用、圖象、毯■、車輛、軍器、船隻模型等禮品。使團的開支和禮品費用都由東印度公司負擔。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使團從樸次茅斯港出發，繞過南美洲，于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到大沽口。清廷派長蘆鹽政瑞征接待，直隸總督梁肯堂親自迎接。使團于八月二十一日到北京，九月二日去熱河行宮，十四日乾隆帝在萬樹園禦帷接見特使和秘書，并設宴招待。随後由大學士和■、福康安等陪同遊覽萬樹園，爲乾隆帝祝壽，觀劇，二十一日起程回京。十月三日，清朝頒賜國書和禮品，示意使團回國。馬戛爾尼匆忙開具說帖，提出六條要求： “第一，請中國允許英國商船在珠山（舟山）、甯波、天津等處登岸，經營商業；第二，請中國按照從前俄國商人在中國通商之例，允許英國商人在北京設一洋行，買賣貨物；第三，請于珠山附近劃一未經設防之小島，歸英國商人使用，以便英國商船到彼即行收歇，存放一切貨物，且可居住商人；第四，請于廣州附近得一同樣之權利，且聽英國商人自由往來，不加禁止；第五，凡英國商貨，自澳門運往廣州者，請特別優待，賜予免稅。如不能盡免，請依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之稅律，從寬減稅；第六，請允許英國商船，按照中國所定之稅率切實上稅，不在稅率之外，另行征收。并請将中國所定稅率錄賜一份，以便遵行。”（馬戛爾尼：《乾隆英使觐見記》中卷）乾隆帝頒發國書，對這些無理要求逐條駁斥，并對英國提出在舟（珠）山劃一海島及廣州附近之地歸英商使用等節，嚴肅指出：“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即島嶼沙洲，亦必劃界分疆，各有專屬。況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貨物者，亦不僅爾英吉利一國，若別國紛紛效尤，懇請賞給地方居住買賣之人，豈能各應所求。且天朝亦無此體制，此事尤不便準行。”（《高宗實錄》卷一四三五）乾隆帝看到英國有侵占領土的企圖，随即通令沿海督撫戒備，說“今該國有欲撥給近海地方貿易之語，則海疆一帶營汛，不特整饬軍容，并宜預籌防備。即如甯波之珠山等處海島，及附近澳門島嶼，皆當相度形勢，先事圖維，毋任英吉利夷人潛行占據。”（《廣東海防彙覽》卷二十二）又在給英王國書中警告說：“若經此次詳谕之後，爾國王或誤聽爾下人之言，任從夷商将貨船駛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嚴，……當立時驅逐出洋。”
十月七日，馬戛爾尼使團從北京出發，由軍機大臣松筠伴送，沿運河南下，再經浙江、江西、廣東等省，于一七九四年一月十日自廣州回國。
馬戛爾尼使團此行，雖然未能實現對清朝的各項要求，卻由此探察了中國軍事、政治和社會情況。他向英國政府提供了中國各方面的資料，并認爲中國停滞不前，對世界民族知識貧乏，寬衣大袖的軍隊未受過軍事教育，武器也還是刀槍弓箭。預言英國将能在中國未來的變化中獲得利益。作爲英國侵華先驅的使團，爲英國以後武裝侵略中國提供了依據。
馬戛爾尼在熱河觐見乾隆帝時，曾因朝見禮儀發生交涉。清廷堅持要英使行跪拜禮以維護“天朝尊嚴”，馬戛爾尼作爲英國特使，拒不跪拜。最後，許以單膝下跪的見英皇禮觐見。乾隆帝在接待英國使團和對英使無理要求的批駁中，表現了昧于世界形勢，以“天朝”自居的保守性，也表現了對英國侵略企圖的必要的警惕性。他已模糊地感到，力求侵入中國領土的這個海上之邦，已不同于他所謂的“蕞爾小夷”，而将是難于應付的對手。
（二）西藏制度的改訂
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雍正帝封頗羅鼐爲郡王，兼管前後藏政務，留駐川陝兵兩千人（後減爲五百人）。頗羅鼐執政二十年間，西藏在清廷統治下，大體保持着穩定的局勢。一七四七年（乾隆十二年）頗羅鼐去世，次子珠爾默特那木紮勒襲封郡王，與七世達賴不和，并反對駐藏大臣紀山，奏請撤出駐藏軍隊，又刺殺在阿裏地區的長兄策布登，以防清廷倚任分權。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乾隆帝偵知珠爾默特與準噶爾部聯絡，任命傅清和拉布敦爲駐藏大臣進藏，伺機除珠爾默特。傅清等召珠爾默特至駐藏大臣衙門，乘其不備，将他殺死。随侍珠爾默特的藏軍焚燒衙門，傅清自殺，拉布敦被亂軍打死。清廷派川督策楞與提督嶽鍾琪領兵進藏平亂，七世達賴與西藏僧俗官員已将叛亂平定。乾隆帝嘉獎七世達賴，并随即改革了西藏的政治體制。此後，不再封授郡王、貝勒、貝子、台吉等官爵。在西藏設立“噶廈”作爲地方政府。噶廈設噶布倫四人，管理西藏事務。“遇有緊要事務，禀知達賴喇嘛與駐藏大臣，遵其指示而行。”清廷由此提高了達賴的政治權力，并确定了駐藏大臣的職權，派兵一千五百名長期駐藏，三年一換。此後約四十年間，七世、八世達賴和攝政第穆諾門（八世達賴年幼，設攝政代行），與駐藏大臣協同執政，西藏的政局又趨穩定。
一七九一年（乾隆五十六年），清王朝對廓爾喀的戰争，以反擊廓爾喀的入侵開始，以侵入廓爾喀的失敗告終。戰争暴露出西藏地方制度的許多弱點。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乾隆帝派工部侍郎和琳爲欽命西藏辦事大臣去藏，向達賴喇嘛、班禅額爾德尼查詢西藏情勢。又命吏部尚書攝四川總督孫士毅駐前藏，與大将軍福康安等會商西藏善後事宜。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至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間，清王朝對西藏的各項制度，作了一系列的改訂。
金瓶的頒授——達賴、班禅的轉世，例由吹忠（護法巫師）作法，指示轉世活佛呼畢勒罕所在之地。其間不免産生弊端，前輩達賴、班禅家族有如世襲。乾隆帝認爲，廓爾喀之戰，即由班禅家族兄弟之争所招緻，是“族屬傳襲之流弊”。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乾隆帝制作金瓶，頒發給西藏。此後達賴、班禅轉世時，命四吹忠将所指靈童的姓名及生年月日，各以藏、滿、漢文寫在牙簽上，置于瓶内。在駐藏大臣主持下，當衆抽簽決定。乾隆帝确定此項制度，以防止西藏貴族從中作弊，同時也是在保存西藏宗教傳統的形式下，加強了清朝政府對達賴、班禅轉世時的監督和任授的權力。達賴、班禅的坐床典禮，也由駐藏大臣主持。
藏軍的建立——西藏原有藏兵，系作爲居民的差役。平時很少訓練。廓爾喀軍侵入藏境時，藏兵并無防禦能力，甚至“乘間即逃，遇敵即退”。戰争之後，清廷在西藏建立正規的藏軍，定額三千名，拉薩及日喀則各駐一千名，南部邊地定日與江孜各駐五百名。藏兵每年給予糧饷青稞二石五鬥，遇有征調，再增加支給。軍官設戴琫五名，下設如琫十二名，各管兵二百五十名。如琫之下設甲琫、定琫。兵丁發給軍器軍火，認真操練，按時檢閱。各級軍官由駐藏大臣與達賴會同選任。駐藏大臣定期到各地巡視軍防。
貨幣與貿易——廓爾喀與西藏貿易，購買食鹽、酥油等物，例用廓爾喀所鑄銀錢，往往因折價不公，發生糾紛。戰争之後，清廷在西藏鑄造銀币行用，正面鑄“乾隆寶藏”字樣，背面鑄藏文。又對周鄰各國商人到西藏貿易，規定了登記造冊、納稅等制度。外國來往人員并須由駐藏大臣簽發路證。
賦稅差役 ——西藏民衆負擔繁重的賦稅差役。富戶及官員、活佛家屬均領有執照免役。清廷規定，此後将執照一律收回，所有差役，平均負擔。隻有新建的藏軍兵員，可予免役。經曆戰争的地區，分別免去一年至兩年的差徭。前後藏所有人民以前積欠的稅收，予以捐免。又規定僧俗官員向人民催收賦稅，不得提前預收來年賦稅及逃亡民稅。達賴及班禅的收入支出，需報駐藏大臣審核。
以上各種改革，均由福康安等與達賴、班禅會商後，逐條開列實施細則，呈報乾隆帝核準。戰後至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間，前後共奏報一百另二條，稱爲西藏“善後章程”。福康安等又将曆次呈奏的主要内容合并爲二十九條，奏報乾隆帝，并将藏文本存放于拉薩大昭寺和日喀則的紮什倫布寺，由西藏官民遵照執行。（原件現存兩寺，漢譯文見牙含章：《達賴喇嘛傳》）由于章程經乾隆帝欽定，又稱“欽定章程”。
廓爾喀戰争之後，清廷對西藏實行的改革，加強了清廷和駐藏大臣對達賴、班禅轉世的監督，也加強了駐藏大臣對西藏地區的軍事、财政、經濟的管理。“欽定章程”進而對駐藏大臣的地位和行政權力作了明确的規定，主要内容是：
——駐藏大臣督辦藏内事務，應與達賴喇嘛、班禅額爾德尼平等，自噶布倫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分系屬員，事無大小，均應禀命駐藏大臣辦理。至紮什倫布諸務，亦俱一體禀知駐藏大臣辦理，仍于巡辦之便，就近稽察管束。
——前後藏遇有噶布倫、戴琫、商卓特巴以下大小番目等缺，統歸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揀選，分別奏補揀放，其達賴喇嘛、班禅額爾德尼之親族人等，概不準幹預公事。
——大寺坐床堪布喇嘛缺出，俱由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秉公揀選，給與會印執照，派往住持。
——達賴喇嘛所管大小廟宇喇嘛名數，開造清冊，噶布倫所管衛藏地方各呼圖克圖所管寨落人戶，一體造具花名清冊，于駐藏大臣衙門及達賴喇嘛處各存一份，以備稽查。
——藏内喇嘛前往各外番地朝山禮塔者，由駐藏大臣給與照票，限以往還日期，回藏之日，仍将照票繳銷，不得逗留邊外，如有潛行私越者，即行究治。
——外番人等來藏布施瞻禮者，由邊界營官查明人數，禀明駐藏大臣驗放進口，事畢後查點人數，發給照票，再行遣回。
——廓爾喀、布魯克巴、哲孟雄、宗木等外番部落，如有禀商地方事件，俱由駐藏大臣主持。其與達賴喇嘛、班禅額爾德尼通問布施書信，俱報明駐藏大臣譯出查驗，并代爲酌定回書，方可發給。至噶布倫等，不得與外番私行發信。（《衛藏通志》卷十二）
清廷的這些規定，極大地加強了駐藏大臣的行政權力和管理涉外事務的權力，使清廷對西藏地區的統治進一步強化，西藏内部的統治秩序，也因而進一步鞏固。英國自建立東印度公司以來，蓄意插手西藏内部事務。西藏章程的制訂和制度的改訂，也抵制了英國的觊觎，鞏固了邊疆，是乾隆帝退位前對清王朝做出的最後的一個貢獻。
（三）吏治的腐敗與人民的反抗
乾隆三十年至四十年間，清王朝已經日益陷入了衰敗的境地。連年的戰争和皇室貴族的靡費，使朝廷财富日益虛耗。滿族八旗兵丁生計日困，軍力日弱。滿漢官員的貪黩腐敗，更發展到極其嚴重的程度。各省以督撫爲首的貪污大案，不斷被揭露。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以後，朝廷上和珅專權聚斂，上下串通，貪賄公行。乾隆帝耽于遊樂，朝臣弄權，朝政日益昏暗。自朝廷至地方的各級官員，貪污腐敗，像蛀蟲一樣在腐蝕着清王朝的大廈。被壓迫的各族人民的反抗鬥争，已在興起。
一、各地官員貪污案的叠起
兩淮鹽引案——早在一七六八年（乾隆三十三年），兩淮鹽引案的被揭露，震動了朝野。兩淮鹽政尤拔世向鹽商索賄不果，上奏說：“上年普福（前任兩淮鹽政）奏請預提戊子（乾隆三十三年）綱引，仍令各商每引繳銀三兩，以備公用，共繳貯運庫銀二十七萬八千有奇。普福任内所辦玉器、古玩等項，共動支銀八萬五千餘兩，其餘見存十五萬餘兩，請交内府查收。”（《清稗類鈔》第三冊，《兩淮鹽引案》）乾隆帝以曆任鹽政并未奏聞有此項收入，檢閱戶部檔案，亦無造報派用文冊，顯系鹽政私行支用。自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提引以來，二十餘年，數額巨大，密令江蘇巡撫彰寶會同尤拔世詳悉清查。彰寶、尤拔世清查後上奏說：“曆任鹽政等，均有營私侵蝕等弊”（《高宗實錄》卷八一三），“曆年預行提引商人交納餘息銀兩，共有一千零九十餘萬兩，均未歸公。前任鹽政高恒任内查出收受商人所繳銀至十三萬之多，普福任内收受丁亥（乾隆三十二年）綱銀私行開銷者又八萬餘兩，其曆次代購物件、借端開用者，尚未逐一查出。”（《清稗類鈔》第三冊，《兩淮鹽引案》）鹽商藉稱辦公名色，以提引應交官帑冒稱樂輸報效，濫邀褒獎。又将支用所餘應輸運庫之項亦乾沒不交，綱引應交官帑，各商未交餘利六百數十餘萬兩。乾隆帝命将原任鹽政普福、高恒，鹽運使盧見曾革職，解赴揚州交彰寶等按款查究。
七月，彰寶等奏稱：查出盧見曾令商人辦買古玩，未給價銀一萬六千餘兩。又查出和前任監掣同知楊重英名下，“隐寄累累”，尚有餘引無著銀三百九十六萬餘兩。乾隆帝以查抄高恒家産，“幾值數十萬，一應精粗什物俱存，且平昔費用奢侈，核其見存赀産，不甚相懸。”而“普福家當，查辦時所存資财無幾”（《高宗實錄》卷八一五），疑有寄頓。一面命彰寶等繼續詳查，一面命将高恒、普福交刑部會同軍機大臣鞫訊。九月，鞫實“高恒、普福侵蝕鹽引餘息，高恒收受銀三萬二千兩，普福私銷銀一萬八千八百餘兩。”（《高宗實錄》卷八一八）軍機大臣傅恒等結案後上奏說：“兩淮商人叠荷恩賞卿銜，乃于曆年提引一案，将官帑視爲己資，除自行侵用銀六百二十餘萬兩外，或代購器物，結納饋送，或借名差務，浪費浮開，又侵冒銀至數百萬兩。”曆年各商共應完納銀九百二十七萬五百四十八兩。各商代吉慶、高恒、普福購辦器物作價銀五十七萬六千七百九十二兩，又各商交付高恒仆人張文學、顧蓼懷經手各項銀二十萬七千八百八十七兩，各商代高恒辦檀、梨器物銀八萬六千五百四十兩，“均該商等有心結納，于中取利。”通共應向商人“追繳銀一千零十四萬一千七百六十九兩六錢”。又有普福自向運庫支用并無檔冊可查之丁亥綱銀四萬二千八百五十七兩，因普福無力賠補，亦“在通河衆商名下均攤”。“盧見曾婪得商人代辦古玩銀一萬六千二百四十一兩，例應在見曾名下勒追”， “如見曾家屬名下不能全完，仍應在各商名下分賠。”（《清稗類鈔》第三冊，《兩淮鹽引案》）乾隆帝命将高恒、普福、盧見曾絞監候，秋後處決。此案涉及幾任兩淮鹽政及衆多鹽商。官商勾結，侵吞稅銀千萬兩之多，連續舞弊達數年之久，上下相欺，貪利成風，已經到了多麽嚴重的地步！
甘肅冒赈案——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揭露的甘肅冒赈案，是全省官員上下勾通，合夥貪污的大案。
早在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三月，陝甘總督勒爾謹以甘肅省地瘠民貧，儲糧較少，而邊地災荒需赈事多爲由，奏請按舊例收捐納監生的本色糧，作爲備荒赈恤之用。當時，大學士于敏中管理戶部，即行議準，奏請乾隆帝允行。于敏中又奏調浙江布政使王亶望爲甘肅布政使，協助辦理。王亶望到任後，恃有于敏中庇護，改收捐監本色糧食爲折色銀兩，并且倚任蘭州知府蔣全迪“将通省各屬災赈，曆年捏開分數”，“酌定輕重，令州縣分報開銷。”（《高宗實錄》卷一一三七）于是各地連年虛報災荒，具結申轉，名爲以捐糧赈災，實際上是各級官員将捐納銀兩私分。此後，王亶望調任浙江巡撫，王廷贊繼任布政使，又将私收折色銀一事專交蘭州府承辦，并公議每名監生捐銀五十五兩，此項捐銀，由“首府分發各州縣”。（《高宗實錄》卷一一三二）這樣，全省各地大小官員便聯爲一氣，通同作弊，集體私分。“各州縣亦視侵冒官項爲故常，竟無一人潔己奉公。”（《高宗實錄》卷一一四○）直到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大學士阿桂去甘肅鎮壓蘇四十三起義（見下節），奉命與陝甘總督李侍堯查辦甘肅赈災事，才發現“該省旱災請赈，全屬虛捏”，将該省官員冒赈私分捐銀事上奏。乾隆帝驚歎爲“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說“甘省上下勾通一氣，竟以朕惠養黎元之政爲若輩肥身利己之圖，侵帑殃民，毫無忌憚。天下無不共知”，“而内外臣工無一人言及，思之實爲寒心。” （《高宗實錄》卷一一六七）勒爾謹、王亶望、王廷贊、蔣全迪等相繼被刑部提訊處斬。府道州縣官貪污二萬兩以上者拟斬決，以下者拟斬候。先後處死各級官員約六十人，另四十六人，發往伊犁、黑龍江等處充役，遇大赦不得援例寬釋。貪污官員分別監禁者多人。
事後乾隆帝憶及甘肅捐監之事，最初是由已故大學士于敏中力言應開，說：“是于敏中擁有厚資，亦必系王亶望等賄求賂謝。種種弊混，難逃朕之洞鑒。”（《高宗實錄》卷一二四八）命将于敏中牌位撤出賢良祠，“以昭儆戒”。
浙江貪污案——甘肅冒赈案被揭露後，原甘肅布政使王亶望已調任浙江巡撫，乾隆帝命斬王亶望，查抄其家産。又發生了以閩浙總督兼浙江巡撫陳輝祖爲首的浙江官員貪污查抄錢物的奇案。
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乾隆帝閱看查抄王亶望任所資财呈覽物件時，懷疑其中有抽換不實之弊，命現任藩司兼織造盛住“将查抄王亶望家産究系何人承辦，及有無侵蝕抵換之弊，逐一确查密奏。”（《高宗實錄》卷一一六一）九月，盛住查出升任河南糧道王站住首先随同抄籍，“有将金易銀，那掩情弊。” （《高宗實錄》卷一一六四）校檢解繳内務府入官物品進呈冊，與底冊開載不符。王站住底冊有金葉、金條、金錠等共四千七百四十八兩，查對解繳内務府進呈冊内，并無此項金兩。多列銀七萬三千五百九十三兩，系将金換銀。又底冊内有玉山、玉瓶子等件，亦未載入進呈冊内。乾隆帝派戶部侍郎福長安取道河南，将王站住解任，押帶赴浙質審。傳谕閩浙總督兼浙江巡撫陳輝祖會同盛住查辦，又命大學士阿桂從河南治河工次趕赴浙江按治。阿桂訊問王站住，王站住供稱查抄王亶望資财，有金約四千數百餘兩，銀約二三萬兩，玉器甚多。“我查辦時，總督陳輝祖曾吊取備用物件閱看。”乾隆帝命将陳輝祖革職拿問，由河南巡撫富勒渾補授閩浙總督。陳輝祖供稱：“以金易銀一款，查抄時據調任布政使國棟面禀商換。”乾隆帝認爲國棟（時任安徽布政使）與陳輝祖“商同舞弊，是此項金項全系陳輝祖、國棟二人抽換抵兌，分肥入己，自屬顯然。此事大奇，爲從來所未有。”（《高宗實錄》卷一一六五）命将國棟革職拿問，交阿桂審辦。
阿桂還未到浙江，浙江前任布政使李封、按察使陳淮、王杲俱至熱河。乾隆帝面詢他們辦理王亶望資财事，并命據實書面自陳，李封才覆奏：“陳輝祖接見司道時，言及查抄王亶望金兩發與首縣換銀解繳，李封并曾向錢塘縣換金五十兩等語。”乾隆帝發現他們與陳輝祖“聯爲一氣，突梯脂韋”，“俱各知而不言”，“此案竟系總督與司道商同作弊，實出情理之外。”（《高宗實錄》卷一一六五）命将李、陳、王革職，又令在浙官員悉心查對。
在浙官員查對王站住原抄底冊與咨送内務府、崇文門暨外估各冊，“尚有底冊開載之物而解京及外估各冊内并未造入者計一百宗，底冊本無而解京及外估各冊内造入者八十九宗，名色不符者二宗。”奏稱陳輝祖首先起意，以銀易金，并抽換玉瓶、玉山子等件，而經手之各委員等遂而通同舞弊，肆行抵換隐匿。請将經手檢查、造冊之知府王士翰、楊仁譽，同知楊先儀，知縣張翥革職拿問。江南河道總督兼安徽巡撫薩載訊問國棟後也奏稱，國棟曾目擊陳輝祖委員購買朝珠，“将抄出朝珠之佳者私自藏匿，反将平常不堪之物當衆人耳目挑選添入，以爲抽換地步。”（《高宗實錄》卷一一六六）乾隆帝命将這些奏折發交阿桂、福長安閱看，逐條嚴訊。
阿桂、福長安抵浙後，查出陳輝祖抽換玉器、字畫等件，并換金八百兩與“那移掩飾及倒提年月各情弊。”（《高宗實錄》卷一一六七）乾隆帝命阿桂查勘辦理山東運河河工，福長安押解陳輝祖、國棟及案内經手各犯來京，交大學士會同軍機大臣、刑部堂官等審辦。陳輝祖将以銀換金、隐匿玉器、抽換朝珠等情供出，大學士九卿等拟立置重典。乾隆帝以陳輝祖爲前協辦大學士陳大受之子，命從寬改爲斬監候，秋後處決。國棟、王士翰、楊仁譽亦定斬監候，楊先儀、張翥發新疆充當苦差，李封、陳淮、王杲發豫省河工效力。次年二月，閩浙總督富勒渾奏，訪查閩浙兩省虧空，是陳輝祖因循贻誤。福建水師提督黃仕簡也劾奏，陳輝祖武備廢弛。乾隆帝以陳輝祖在總督任内惟務營私牟利，于政務民事漠不關心，賜令自盡。浙江官員的這一貪污案，是在受命懲治貪犯、查抄犯官家産時，又從中貪貨謀利，而且自督撫至司道，上下勾通舞弊。可見官場的貪污，早已習以爲常，無所不至了。
山東庫銀案——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四月，禦史錢沣參奏山東巡撫國泰“貪婪無厭”，“所屬州縣虧空累累。”（錢泳：《履園叢話》五，《書南園先生事》）又奏國泰與布政使于易簡（于敏中弟）“貪縱營私，勒派所屬州縣，以緻曆城等處倉庫多有虧空。”（《高宗實錄》卷一一五四）乾隆帝覽奏後，派軍機大臣和珅偕左都禦史劉墉與錢沣馳赴山東查辦。未去之前，和珅先遣仆人送信給國泰，被錢沣截獲，“搜得私書，中多隐語。”（《清稗類鈔》第三冊，《國泰以交通和珅伏法》）和珅授意錢沣爲國泰彌縫，錢沣回答說：“且到山東再看。”待到山東曆城盤庫，和珅又提出不用全數彈對，隻抽盤數十封，沒有短绌就可以了。和珅回館舍後，錢沣即命封庫。次日徹底拆封，庫中并無五十兩一铤的帑銀，多是圓絲雜色銀，是借諸商鋪戶銀臨時充數的。錢沣诘問庫吏，得實。出告示命諸商來領，“庫藏爲之一空”。（《履園叢話》五，《書南園先生事》）經查出，曆城縣知縣郭德平一人，即虧空四萬兩。
再去查章丘、東平、益都三州縣庫，皆多有虧空。又查出“國泰任意婪索各屬官盈千累萬”，其中一案即“勒派通省屬員婪索銀八萬兩。”并查出國泰勒派婪索銀兩，皆濟南知府呂爾昌與馮埏經手。而布政使于易簡逢迎阿附國泰，“一任縣庫虧空，扶同弊混。”（《高宗實錄》卷一一五四）
乾隆帝命将國泰、于易簡、呂爾昌、馮埏、郭德平等革職拿問，任命直隸布政使明興爲山東巡撫，太常寺少卿孫士毅爲布政使。明興、孫士毅等通查諸州縣倉庫後，奏稱“查辦山東各屬虧空，竟至二百萬兩之多，實堪駭異。”乾隆帝命于獄中訊問國泰、于易簡，國泰等詭稱因辦理王倫“逆案”，“各州縣因公挪移，緻有虧空。”乾隆帝說：“王倫滋事之案，辦理不及一月，即使因公挪移，何至有二百萬兩之多？”（《高宗實錄》卷一一六○）命國泰、于易簡獄中自裁。此貪污庫銀案，以巡撫爲首，下與州縣通同舞弊，上有和珅庇護支持，是一個很典型的案例。
江蘇包庇貪吏案——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江蘇高郵州巡檢陳倚道揭報吏胥私雕印信，假冒重征，并查獲私描印篆、假給串票，具禀高郵州和揚州府。知府劉炳和知州吳瑍“俱未批發”。次年正月，陳倚道又向巡撫和藩司衙門舉告，巡撫闵鹗元和布政使康基田明知陳倚道所告屬實，但也“置之不問”，“沈閣不辦”，并将陳倚道派往他處采辦硝斤，以圖消弭此案。（《高宗實錄》卷一三五二）陳倚道不服，派家人張貴赴北京控告，将揭報文冊投至戶部侍郎韓■私宅，轉呈乾隆帝。乾隆帝派兵部尚書慶桂和刑部侍郎王昶爲欽差大臣，馳驿前往審辦，并傳谕兩江總督書麟協同江蘇巡撫闵鹗元查明複奏。書麟複奏知州吳瑍“袒庇書役，沈閣不辦”，奏請革職。闵鹗元在複奏中則“始終袒庇吳瑍，曲爲開脫”，對高郵州吏胥私雕印信，假冒重征案，“意欲彌縫”，“飾詞回護”。（《高宗實錄》卷一三五三）乾隆帝命将吳瑍革職，闵鹗元解任，一并交欽差大臣慶桂歸案質審。調任安徽巡撫福嵩爲江蘇巡撫。
兩江總督書麟見事态擴大，又奏稱：“揚州府知府劉炳于陳倚道具禀之後，即行提審，将林之佩假印僞票各情究出，尚無扶同徇庇情事”，企圖爲闵鹗元等開脫。乾隆帝覽奏，說劉炳“藉稱犯證未齊，不即通詳辦理，其爲扶同徇隐，情弊尤屬顯然”，書麟“希圖掩飾，并不将闵鹗元及該府劉炳嚴參，一味瞻徇，實屬有負委任。”并說，“由此推之，外省官官相護惡習，牢不可破。督撫等皆如此連爲一氣，罔上行私，又何事不可爲耶！”（《高宗實錄》卷一三五三）命将書麟交部嚴加議處，“革去翎頂，暫留總督之任，以觀後效。”又以江甯布政使康基田“于本任應辦之事，經巡撫批令嚴查，轉移交臬司辦理，推诿遲延竟至三月之久”，“瞻徇推诿，非袒護屬員，即系迎合闵鹗元之意。”（《高宗實錄》卷一三五三）命革去頂戴，暫留藩司之任。又命慶桂、王昶将闵鹗元、劉炳、吳瑍革職拿問，連同案内犯證、卷宗押解熱河行在審辦。康基田亦革職，解赴熱河。又令軍機大臣會同行在法司嚴審後，将案犯、質證等發往北京，命大學士九卿等定拟。并以江蘇按察使王士棻見撫藩通同循隐而不據實參奏，“乃亦置若罔聞，延閣不辦，非迎合上司即系袒護屬員”（《高宗實錄》卷一三五五），命将其革職，交書麟、福嵩嚴審。
在審訊過程中，福嵩又參奏闵鹗元巡撫任内，句容縣糧書江嵩年等将花戶完納錢糧折封侵挪案發，闵鹗元不親提嚴審，僅批饬江甯府提犯審訊，難保無瞻顧輕縱。乾隆帝命将句容縣知縣王光陞革職，交福嵩審訊。福嵩又查出句容書吏侵用錢糧三千七百兩，漕米八百餘石。乾隆帝以書麟駐紮江甯，距句容不過數十裏，“亦竟漫無覺察”（《高宗實錄》卷一三五六），又将書麟革職治罪。
大學士等審訊後，闵鹗元斬監候（後釋回），康基田發往軍台效力贖罪，書吏林之佩、夏琯等處斬，王士棻、劉炳等革職，書麟以頭等侍衛職銜遣戍伊犁。
江蘇巡撫包庇貪吏案，乾隆帝從嚴究治，對總督、巡撫以下官員重加懲處，并不是偶然的。當時的官場，官官相護，上下串通營私，辦事因循拖延，彼此推诿，日趨腐敗。乾隆帝也日益感到了吏治敗壞的威脅。在處理此案過程中，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帝曾巡視直隸、山東等地，目睹官府的腐敗，慨歎說：“身爲督撫者，惟知養尊處優，不以民事爲重，且遇刑名重案及城工等事，往往因循怠忽，展轉遲延，陽藉詳慎之名，陰遂诿玩之計。”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二月，直隸建昌縣發生盜犯馬十行劫一案，事懸兩載，尚延宕未結；山東金鄉縣借帑修城，時過數年，尚未辦理開工。乾隆帝說：“可見外省廢弛積習，大抵相同。” “似此玩延懸宕之案，或更有甚焉者。”又說：“至六部等衙門辦理事務，雖有限期，由各道禦史彙奏，但事有關涉兩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诿，行查不以爲要，吏胥等得以藉端沈閣，百弊叢生。其駁查外省事件，又每以一駁了事，或竟有駁至屢次，往返耽延，經年屢月，并不勒限嚴催。”（《高宗實錄》卷一三五一）乾隆帝曾命大學士九卿科道等會議，酌定各級官員承辦各類事件的期限，但懈宕廢弛的頹風，依然不可遏止。乾隆帝重懲兩江督撫，意在使官員知所儆戒，但官場腐敗的積習，并不能因此而有所變改。
浙撫貪污案——查處蘇撫闵鹗元案的新任江蘇巡撫福嵩，于結案後調任浙江巡撫。不久，也因貪污被揭露，成爲江南的又一大案。
滿洲正黃旗烏雅氏福嵩，原曾接任陳輝祖爲浙撫，因辦理彌補前任虧空事不力，被召還京。後署理山西巡撫。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自安徽調任江蘇，改任浙江。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兩淮鹽政全德參奏鹽運使柴桢“将商人王履泰等應納錢糧在外截留，作爲己收，私自移用共二十二萬兩。”又訊柴桢家人柏順，柏順供稱柴桢前在浙江鹽道任内“交代未清，恐浙省參奏，是以私那十七萬兩前往補填，其餘五萬系自己侵用。”（《高宗實錄》卷一四一八）柴桢被革職拿問。乾隆帝因福嵩身爲巡撫，兼管鹽政，于柴桢虧空庫項至十七萬之多，竟毫無聞見，懷疑他也染指分肥，通同作弊。命将福嵩革職拿問，另派兵部尚書慶桂往浙江與新任浙江巡撫長麟審辦此案。慶桂、長麟審訊柴桢，柴桢供出他在浙江鹽道任内，“福嵩曾向婪索金銀及派辦物件，不發價銀，通共用去銀十一萬五千餘兩。”（《高宗實錄》卷一四二○）又供出侵用掣規、值月、差費等項共銀六萬六千餘兩。後又查出福嵩奉母遊玩西湖，每次派令鹽道柴桢“豫備食用、燈彩、船隻等項，共用銀二千餘兩。”（《高宗實錄》卷一四二三）乾隆帝命将柴桢及其家人柏順于浙江處決，令慶桂押解福嵩來京親訊。大學士和珅深恐福嵩至京師廷訊，會涉及他的陰私，勸乾隆帝盡快将他處死。乾隆帝下谕說：“福嵩系碩色（原湖廣總督）之孫，伊家世受國恩，曆任封圻，自應廉隅謹饬，免力圖報。乃辄向鹽道婪索多贓，以緻柴桢虧缺庫項。營私玩法，莫此爲甚。此而不嚴辦示懲，何以肅官方而儆貪黩！”（《高宗實錄》卷一四二二）命毋庸解京，即由慶桂于押帶福嵩所到地方正法。福嵩飲鸩死。涉及此案的浙江司道多人，被革職。
福建貪污案——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閩浙總督覺羅伍拉納察知福建将軍正黃旗完顔氏魁倫夜宿娼家，欲上書彈劾。魁倫知伍拉納貪賄不法，遂先發制人，向乾隆帝彈劾伍拉納縱容盜匪。上奏說福建“各海口地方盜匪仍複肆行出沒，甚至五虎門近在省會，而盜船即在彼停泊叠劫，毫無忌憚，以緻商販聞風裹足。皆由該督撫等平日漫無整頓所緻。”（《高宗實錄》卷一四七七）又疏劾伍拉納和福建巡撫浦霖說：“閩省近年洋盜增多，由于漳泉被水後糧價昂貴，浦霖等辦理不善，以緻貧民流爲匪黨。伍拉納現駐泉州，饑民圍繞乞食。”（《高宗實錄》卷一四七八）乾隆帝怒，革伍拉納、浦霖及按察使錢受椿、布政使伊轍布職，命兩廣總督長麟署理閩浙總督，偕同魁倫質審。魁倫又奏新任福建巡撫姚棻“前在漳州道任内，所屬三縣虧空庫項二萬餘兩。”（《高宗實錄》卷一四八一）乾隆帝又命解姚棻任，由魁倫署理巡撫。
魁倫偕同長麟審出伍拉納自福建藩司升任閩浙總督，向新任藩司伊轍布交代時，“尚有四萬兩無從措繳”，“即将辦赈餘存項下銀四萬兩代爲措墊”。又審出他屬下庫吏周經“在外開張銀店，常有領出傾銷之項”。乾隆帝以“周經爲伍拉納私人，有通同侵用情弊”，命令長麟、魁倫嚴訊周經，“所短四萬兩在何處用去？” （《高宗實錄》卷一四八二）魁倫劾奏伍拉納原不過是泄憤護己，不意乾隆帝認真追查。他和長麟都懼怕得罪伍拉納的姻戚和支持者大學士和珅。魁倫明知伍拉納 “嘗納屬員賄，動辄千萬，有不納者，鎖锢逼勒。”“受洋盜賄，任其劫掠”等情（《嘯亭雜錄》卷九），在複奏中卻“代爲掩飾”，長麟也“意存将就完事”（乾隆帝語）。乾隆帝嚴斥魁倫、長麟，降旨續審，并将伍拉納、浦霖解京審訊。
長麟、魁倫續奏：“查出伍拉納、浦霖兩次各得受廈門同知黃奠邦銀九千二百兩”。又審出漳州府屬長泰縣械鬥一案，按察使錢受椿以所拿兇手未确，饬令提案至省審辦，因饋送财物“不滿欲壑”，“乃不即時審結，緻拖弊十命”等情。浙江布政使汪志伊奉命查抄浦霖原籍赀财，“查出現存銀錢及埋藏銀共二十八萬四千三百餘兩，房屋、地契共值銀六萬餘兩，金七百餘兩，其餘朝珠、衣服、玉器等物尚不在此數。”（《高宗實錄》卷一四八八）京中查抄伍拉納家，“得銀四十萬有奇，如意至一百餘柄。”（《清史稿》卷三三九，《伍拉納傳》）乾隆帝說：“此與唐元載查籍家财，胡椒至八百石何異？伊二人貪黩營私，殊出情理之外。”（《高宗實錄》卷一四八八）命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從重定拟，立斬決。又命長麟、魁倫将錢受椿鎖拿解京，交部治罪，随即送還福建，處以“夾刑二次，重責四十闆，再傳在省官員監同正法，俾觸目儆心，以爲玩法營私，謬妄貪黩者戒。”（《高宗實錄》卷一四八八）布政使伊轍布在押解進京途中病死。伍拉納、浦霖、伊轍布、錢受椿之子嗣，如系職官、監生，概行斥革，俱著照王亶望之子例，發往伊犁充當苦差。
長麟因審理此案“始終回護”被革職。魁倫因首發此案，免于治罪，暫行署理閩浙總督印務，清查各州縣虧空。魁倫查出虧缺數逾一萬兩以上之州縣官李堂等十名，奏拟斬監候；另有秦爲幹、李廷采二人虧缺雖未逾萬，但平日聲名狼藉，亦拟從重處以斬監候；其餘各員依次遞減。乾隆帝以“福建地方近年以來，自督撫司道以及各州縣，通同一氣，分肥飽橐，玩法營私，以緻通省倉庫錢糧虧空累累，盜風日熾”（《高宗實錄》卷一四九一），命加重處分，誅李堂等十人，其餘譴黜有差。
上舉諸案都是震動一時的大案。自西北之甘肅至東南之福建，遍及各大省。案犯自總督、巡撫以下，涉及司道諸大員。督撫下通州縣，上接朝臣，上下通同作弊。督撫大案如此，各地區各級官府的次案和小案，不難推知。已被處治的如此，未被處治的貪污腐敗現象，更是随處可見。乾隆帝雖然嚴厲懲處了這些大案的貪官，但依然不能制止遍及各地的貪風，因爲朝廷中還有掌握大權的更大的貪官。
二、和珅擅權貪恣
乾隆帝退位前約二十年間，任用滿洲正紅旗鈕祜祿氏和珅爲軍機大臣，晉授議政大臣、領侍衛内大臣、文華殿大學士。乾隆帝晚年依然耽于悠遊享樂，朝政日益被和珅所操縱。和珅以宰輔兼領戶部、吏部兩尚書，朝廷财賦之收支，官員之升黜，均操其手。和珅由此無厭地向各級官員索取财貨，各級官員也競向和珅納賄輸财。上下相通，層層效尤，自朝廷到地方，形成了以和珅爲首的龐大的官員貪污網。清朝政府被這個密網所籠絡，吏治日益腐敗，難以收拾了。
侍衛出身的和珅，賴祖先的軍功，以生員承襲三等輕車都尉世職。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授三等侍衛，任近禦差使。爲人聰穎博聞，得乾隆帝的賞識。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擢任禦前侍衛，授正藍旗滿洲副都統。次年，升任戶部侍郎，爲軍機大臣、總管内務府大臣。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查知武英殿大學士、雲貴總督李侍堯貪贓不法，命和珅與刑部侍郎喀甯阿往雲南查辦。和珅等查實李侍堯“貪黩營私，婪索财物，盈千累萬，甚至将珠子賣與屬員，勒令交價，複将珠子收回。又廠（銅廠）員調回本任，勒索銀兩至八千兩之多。”（《高宗實錄》卷一一○六）李侍堯也自認得道府以下饋賂，被革職逮治。和珅又劾奏雲南巡撫孫士毅親見李侍堯受賄，“置若罔聞，隐慝不奏”及雲南吏治敗壞，府縣多虧空等事。乾隆帝大爲贊賞，因是往審之員，不能留任總督，擢任和珅爲戶部尚書、議政大臣、禦前大臣兼鑲藍旗滿洲都統。和珅之子被乾隆帝賜名豐紳殷德，指爲和孝公主（十公主）額驸，待年完婚。和珅又晉授領侍衛年大臣、四庫全書館總裁、理藩院尚書等要職。和珅以懲辦貪污得乾隆帝的殊遇，位居顯要又結皇親，權勢之顯赫，不可一世了。
專擅中樞——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和珅以戶部侍郎入值軍機。大學士于敏中爲軍機領袖。一七七九年（乾隆四十四年），于敏中卒。和珅授禦前大臣，次年晉戶部尚書。大學士阿桂領軍機。阿桂爲大學士阿克敦之子，系出滿洲望族，屢受命參予對準部、回部戰事，叠授内大臣、工部尚書、伊犁将軍，曆任四川及雲貴總督，又爲副将軍領兵對緬甸及金川作戰，是朝中軍功卓著的重臣。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阿桂奉命視師，鎮壓甘肅蘇四十三起義。和珅爲欽差大臣，先往督師作戰，大敗。阿桂至軍，責問和珅。和珅歸咎于諸将不聽指揮。阿桂召諸将至，指揮軍事，均奉命響應。阿桂對和珅說：“諸将并不怠慢，敗陣應當殺誰？” 乾隆帝知和珅與阿桂不和，調和珅回京，兼署兵部尚書。一七八三年（乾隆四十八年），調吏部尚書，仍兼戶部。一七八六年（乾隆五十一年），和珅授爲文華殿大學士，與阿桂、嵇璜同列宰輔。阿桂始終蔑視和珅，不與來往，入朝時也相距十數步，以示恥與同列。但阿桂連年奉命去河南等地治理黃河水患，在朝日短。嵇璜年邁不理事。和珅得以專擅中樞。此後數年，狀元出身的王傑補大學士。一日在朝房，和珅執王傑手，開玩笑說，你的手怎麽這麽綿軟？王傑正色回答說，王傑手雖好，但是不會弄錢！意在譏諷和珅貪婪。王傑雖然潔身自好，不與和珅合作，但隻管禮部，并無實權。軍機大臣名義上仍然以阿桂爲首，位列僅次于阿桂的和珅，得乾隆帝倚信，兼管吏、戶兩部，逐漸成爲軍機的實際的執政者。和珅通知各省奏事，均須抄送摺稿一份投送軍機處，稱爲“投遞軍機處另封事件”（梁章钜：《樞垣紀略》卷一）。由此控制了全部章奏。
貪賂公行——和珅專擅中樞并兼管吏、戶二部，憑借掌管财賦與官員升黜之權，公開向各級官員索取重賄，納賄多者升遷，少者貶黜，使官場上下，貪賂公行，風氣日壞。
昭槤《嘯亭雜錄》記載說：“自和相秉權後，政以賄成，人無遠志”，“故時風爲之一變”。朝中自親王以下，多向和珅納賄求庇護。肅親王永錫，恐不能襲王爵，向和珅行賄，贈給京都前門外鋪面房兩所。以學問優長著稱的窦光鼐任翰林院侍講、上書房總師傅、經筵講官，也“拜和相爲師，往谒其門，至琢姓名于玉器獻之，以博其歡。”（同上，卷九）皇親金簡（妹爲乾隆帝嘉貴妃）以勤慎受乾隆帝知遇，命爲工部尚書、鑲黃旗漢軍都統，仍“日馔美食，結和相歡。”（《嘯亭續錄》卷四）受到和珅排擠的将軍福康安、海蘭察等都曾向和珅饋贈貴重珠寶求容。被和珅懲治的李侍堯也送過和珅珍珠手串。大臣們賄銀自數百兩至千兩，更是常事，不計其數。戶部侍郎蔣賜■“附和和相，因與其家人劉全等聯爲友誼。”（《嘯亭雜錄》卷九）官員們入都谒選，向和珅家人納賂，以谒見和相爲榮。治理黃河原是國家的大事。官員們都視爲便于貪污的肥缺。任河帥者，須先向和珅納賄巨萬，然後才許到任視事。昭珅慨歎說：“故皆利水患充斥”，“至竭天下府庫之力，尚不足其用。”（同上，卷七）鹽政也是公認的肥缺。兩淮鹽政徵瑞一人，即賄和珅銀四十萬兩。地方官員自督撫以下，也多走和珅的門路，納賄求官。人們議論說：“内而部院群僚，外而督撫提鎮，其不由和門者或寡矣。”（陳焯：《歸雲室見聞雜記》卷中）
督撫提鎮等地方官既以行賄得官，到任後也向下級官員索賄求補償。下級以送禮爲名，向上級官員行賄，也成爲公開的通例。督撫提鎮以至道府官員出巡，下級要饋送“站規”、“門包”。平時有節禮、生日禮。每年還有“幫費”。州縣官爲向上司行賄而加倍向民間征收錢糧漕米。公然說：“我之所以加倍或加數倍者，實層層衙門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洪亮吉：《卷葹閣文甲集》卷一）州縣官任意刻剝民衆，以一半送上司，一半歸自己。據說起初還有所畏忌，年年如此，便成爲所謂“舊例”。有人向上司控告，上司當然也不會處治。所謂“好缺”的州縣官，未到任時，就需要先向上司行賄，名爲“買缺”，依缺之高下，定價之多少，一般好缺都需銀萬兩上下。州縣官通過書吏、衙役敲剝百姓。錢糧經戶書，漕米經糧書，倉谷、采買、軍需等經倉書，上下交通，除本分利。遇有民間訟事，衙役們先向原告家去要錢，叫做“啓發禮”，再到被告家去敲詐，不滿意不出門。族保、詞證等人，也都逐個勒索，要求“開發”。案件不及時審結，索取各種費用，漫無限止。以至民間被盜都不敢報案，因爲盜未必能緝獲，又要白費銀兩輸官。民間諺語說：“被盜經官重被盜”。官府的敲索甚于盜賊的偷竊，民間難以爲計了。
自朝廷至地方州縣，自和珅至縣衙書役，上下行賄營私，貪污公行。做官爲了弄錢，已成爲人們習見的常事。翰林院編修洪亮吉曾撰《守令篇》描述地方官的情形說：一個官員赴任前，親戚朋友都公然來替他盤算，此缺出息若幹，應酬若幹，自己一年裏可得若幹。至于民生吏治，從不過問。官員到任後也是先問一年的陋規收入有多少，屬員的饋贈有多少，錢糧稅務的赢餘（貪污）有多少。他的妻子、兄弟、親戚、朋友以至奴仆、妪保也都得到任上，幫他謀利。離任時，往往要用十隻船，百輛車來運送财物，比到任時多上十倍。又說，地方官員中稍知自愛，實心爲民辦事的人，十個裏頭也沒有一、兩個。而這一、兩個人，常要被那八、九個譏笑，說是迂腐、笨拙，不會做官。上面的大官也認爲這一、兩個人是“不合時宜”，遇有過失，盡快趕走。結果是這一、兩個人非得和那八、九個一起幹不行。（《清朝經世文編》卷二十一）洪亮吉的描述，深刻揭露了地方基層官員的貪污腐敗。貪污納賄已成爲公開的社會風氣，不以爲恥，反以爲榮，根源在于和珅爲首的各級權貴向下級官員層層勒索，也因爲下級官員貪污“不容不結交權貴以作護身之符”（尹壯圖語）。乾隆帝的奢靡無度縱容了和珅的貪婪無厭，各級官員“上下通同一氣”，清政府由腐敗而日趨腐爛，難于醫治了。
壓抑異己——和珅擅權納賄，吏治腐敗，不能不引起清正朝臣的不滿，但敢于彈劾和珅的官員，都遭到乾隆帝與和珅的壓制或懲處。其中著名的事件，是曹錫寶和尹壯圖案。
一七八六年（乾隆五十一年），江南上海人、監察禦史曹錫寶欲論劾和珅家人劉全兒恃和珅之勢營私舞弊，家資豐厚，服用奢侈，衣服、車馬、居室逾制。和珅令劉全兒部署掩蔽，拆改居室，并将衣服、車馬有逾制者藏匿，随後向乾隆帝奏報說：“家人全兒已到熱河，曾面加诘問。伊供從不敢招搖滋事，交接官員。即所謂房屋寬敞，器具完善容或有之，亦非可挾以外出之物。我與曹禦史素未聞知，彼又何從進宅目睹？”乾隆帝這時在熱河行宮，得和珅奏報，以爲近理，說：“曹錫寶身爲言官，必不至下交奴仆，其車馬、衣服尚可雲遇諸途路，至房屋寬敞，器具完美，非身臨其地何能知悉乎？至全兒代伊主辦理崇文門稅務有年，稍有積蓄，蓋造房屋數十間居住，亦屬情理之常。”并且指責曹錫寶是“徒讬諸空言，或其意本欲參劾和珅，而又不敢明言，故以家人爲由，隐約其詞，旁敲側擊。”（《高宗實錄》卷一二五七）命留京王大臣查辦。
留京王大臣等傳詢曹錫寶，曹錫寶稱：“我與和珅家人全兒，向來從不認識，即伊在崇文門管理稅務，我亦并不知道。伊于額稅之外有無擅自加增及別項情弊，亦未有人說過。我因聞全兒住屋服用甚是完美，于路過興化寺街留心查看，見其房屋甚是高大。我想伊系家奴，焉有多資造此華屋，恐有借主名目招搖撞騙之事，是以具奏。”乾隆帝又命留京王大臣追問：“究竟聞自何人？必有着落。若非有人說過，則曹錫寶何以知全兒住在興化寺街，而經過時即留心察看？”（同上）命令王大臣等再加詳詢，并令步軍統領衙門派司員帶同曹錫寶至全兒家看視住屋。全兒接和珅通知，早已預作手腳，察看自然一無所得。曹錫寶隻好自承冒昧。乾隆帝召曹錫寶至熱河面诘，曹錫寶奏稱：“原要和珅先事約束，杜漸防微，庶将來不至受人之累。”（《高宗實錄》卷一二五九）吏部逢迎和珅，請将曹錫寶降級調用。乾隆帝命改革職留任。曹錫寶從此郁郁，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病死。和珅此後更得乾隆帝寵信，權勢有加無已。
雲南昆明人、内閣學士尹壯圖曾上疏揭露官場積弊，說：“近年以來，風氣日趨浮華，人心習成狡詐。屬員以夤緣爲能，上司以逢迎爲喜，踵事增華，誇多鬥奢，百弊叢生，科斂竟溢陋規之外。上下通同一氣，勢不容不交結權貴以作護身之符。此督撫所以竭力趨奉和珅，而官民受困之原委也。”（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二）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又上疏揭露吏治廢弛，督撫有過不加革職，罰銀贖罪等流弊，說：“近有嚴罰示懲，而反鄰寬縱者。如督撫自蹈愆尤，不即罷斥，罰銀數萬以充公用，因有督撫等自認應罰銀若幹萬兩者。在桀骜之督撫，借口以快饕餮之私；即清廉自矢者，不得不望屬員佽助。日後遇有虧空營私重案，不容不曲爲庇護。是罰銀雖嚴，不惟無以動其愧懼之心，且潛生玩易之念。請永停罰銀之例，改記大過若幹次。如才具平常者，或即罷斥，或量予京職，毋許再膺外任。”乾隆帝雖然說尹壯圖“不爲無見”，但又說他“止系空言，并無左證。”（《高宗實錄》卷一三六七）要他指實參奏，“何人勒派，何處虧缺？”尹壯圖複奏：“各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臣經過各省地方，體察官吏賢否，商民半皆蹙額興歎。各省風氣，大體皆然。若問勒派、逢迎之人，彼上司、屬員授受時，外人豈能得見？”又奏稱“虧空各省皆有，請簡派滿洲大臣，同伊密往各省盤查。”（同上）乾隆帝責斥說：“密查虧空一語，所見尤謬”。“豈簡用之封疆大吏以及監司方面盡可疑，獨視尹壯圖之一、二人可寄之心膂乎？”（《高宗實錄》卷一三六八）和珅等奏請将尹壯圖革職治罪，乾隆帝派戶部侍郎慶成偕尹壯圖前往各省盤查。但各省督撫早已得到消息，多系設法挪移款項，彌縫掩飾。慶成所到之處，先遊宴數日，再發倉校核。尹壯圖去山西、直隸、山東、江南諸省盤查，皆無虧短實證，隻好自承虛诳，奏請治罪。
和珅等大學士九卿奏拟斬決。乾隆帝以尹壯圖“逞臆妄言”，加恩免予治罪，降授内閣侍讀。素喜粉飾升平的乾隆帝卻由此宣稱：“至現在綱紀整肅，内外大臣實無敢有營私玩法者。”（《高宗實錄》卷一三七○）以和珅爲首的貪官污吏，得乾隆帝的庇護，更加肆無忌憚。
乾隆帝退位前，似對和珅的擅權不法，已有所覺察。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九月朝審，和珅以管理理藩院失職，降三級留任。十月，又以和珅謊奏“文武試策總載實錄”，斥爲“護過飾非”，革職留任。但這時和珅權勢已固，而乾隆帝也已宣布即将歸政于皇太子了（見下節）。
三、甘肅與台灣的人民起義
乾隆帝退位前的二十年間，民間秘密結社遍布各地，各地人民反抗鬥争在不斷興起。甘肅蘇四十三和台灣林爽文領導的人民起義，形成爲兩次規模巨大的反抗運動。
甘肅蘇四十三起義
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甘肅蘇四十三領導的人民起義，是由于清政府對回族人民的宗教糾紛進行鎮壓而引起的。
在甘肅從事農業生産的回民，根據伊斯蘭教的“天課制度”，需按一定比例向“天庫”繳納“天課”，由阿訇收存，形成爲稱爲“閣的木”的教坊制。阿訇動用 “天課”購買土地，租給農民耕種，成爲宗教地主。又由此形成所謂“門宦制度”（花寺），把分散的教坊集中起來，并确定門宦教長管轄各教坊。據《甘甯青史略》記載，回民馬明心“自西域回，慨然欲革除門宦制度，意謂道者公也，豈爲一家私有？教規者，随時變通者也，不宜膠柱鼓瑟。”狄道、河州各門宦教長，群起而攻。馬明心組織新教，編纂《卯路經》，比原有經典簡明扼要，教徒不需要再付出費用請阿訇念經。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以來，馬明心與賀麻六乎在循化廳撒拉族聚居區傳教，聲勢日盛。舊教總掌教韓哈濟向地方官控告，清政府将賀麻六乎發配新疆，給兵丁爲奴；驅逐馬明心出循化地方。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舊教又向總督衙門控告，教民蘇四十三請來安定（馬明心原籍，今定西）教師馬明心、韓二個另立新教，與舊教沖突，殺死舊教四十餘人。陝甘總督勒爾謹即派蘭州知府楊士玑、河州協副将新柱，前往查拿。新柱向蘇四十三等宣布：官府爲舊教作主，新教如不遵守法令，就斬盡殺絕。蘇四十三等十分憤慨，當夜（三月十九日）襲殺新柱等人，連夜趕到起台堡，第二天清晨殺死楊士玑等文武官員，奪取武器，乘勝進襲河州。從此，回族和撒拉族人民反對門宦制度的鬥争，發展成爲反對清朝統治的農民起義了。
清陝甘總督勒爾謹獲得起義消息，立即派兵扼守狄道、河州，抽調各鎮官兵前往鎮壓，并派人到安定逮捕馬明心，關押在蘭州監獄。三月二十一日，蘇四十三率領起義軍二千人攻克河州，殺死文武官員，在當地回民的支持下，夜渡洮河，由小路直搗蘭州。起義軍進攻西關，擊斃官兵三百餘人。截斷黃河浮橋，阻止清軍的增援部隊，包圍蘭州城，要求釋放馬明心。布政使王廷瓒組織地主武裝頑抗，并将馬明心押上城頭，強迫他勸說蘇四十三退兵。馬明心當衆宣傳對清朝統治者的憤恨，并把頭巾擲下城去，表達自己反抗到底的決心，鼓勵起義軍勇敢戰鬥。王廷瓒将馬明心處死。
清朝廷得到蘭州被圍的消息，慌忙派遣領侍衛内大臣海蘭察前往援救。并任命大學士阿桂、和珅爲欽差大臣，統率先後調集的健銳營、火器營和各省滿、漢官兵一萬多人，到蘭州作戰。和珅部署軍隊時，第一排爲舊教兵，第二排是綠旗官兵，第三排爲駐防旗兵。清朝的政策是：“此案用舊教而除新教，最爲吃緊關鍵。蓋舊教相沿已久，回人等耳濡目染，習慣成性。今欲去之，勢有不可。譬如僧道，未嘗非異端，亦不能盡使之爲民也。而新教則如白蓮等邪教，平日雖亦拜佛念經，而惑衆滋事，其名目斷不可留。”（《高宗實錄》卷一一三一）清廷逮捕勒爾謹治罪，派李侍堯接任總督。增調四川藏兵一千、阿拉善蒙古兵七百，會同各地援軍，把起義軍包圍在華林山。起義軍幾次突圍沒有成功。六月初蘇四十三戰死，清軍攻入華林山，火燒華林寺，起義軍全部壯烈犧牲，無一人投降。清廷在回族、撒拉族人民起義地區，增加駐防軍隊，陝西提督由西安移駐固原，固原總兵移駐河州，以加強對回族、撒拉族人民的統治。
蘇四十三起義失敗後不久，馬明心的弟子田五又組織武裝起義，在通渭修築石峰堡，制造兵器、旗幟，提出爲“馬明心複仇”的口号，号召回族人民參加反抗清朝“剿洗回民”的鬥争。乾隆帝事後把責任推托給地方官，“皆因李侍堯于查辦新教一事，地方官奉行不善，胥役從中勒索滋擾，緻逆回讵稱剿洗回民，借詞煽誘，到處勾結。”（《石峰堡紀略》卷十五）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四月，田五把起義隊伍隐蔽在伏羌縣（今甘谷）的鹿盧山和靜甯州的底店山、潘隴山，并與靖遠城内回民約定五月五日攻城。但是，由于舊教鄉約李應德告密，遂于四月十五日在鹽茶廳的小山地方舉行武裝起義，攻破西安州土堡。清地方官驚慌地報告說：“日聚日衆，毋論新教回民相率成群，即舊教亦多有聽從入黨。而其中守法良回，不肯從賊，并協同民人守禦者，亦複不少。”（同上，卷十四）起義軍在伏羌城外與清軍作戰，田五陣亡。張文慶、馬四圭（娃）領導起義軍繼續戰鬥，迅速發展到數千人，攻克通渭縣城，控制了鹽茶、靖遠、秦安、隆德、會甯等州縣的村堡。伏羌縣城回族監生馬應龍出首内應的回民，鹽茶廳官川地回族監生馬如仁和馬良才、馬良能，首報或引拿起義回民，使起義軍遇到了困難。
清廷又逮治總督李侍堯、提督剛塔，命福康安和海蘭察到甘肅鎮壓起義軍，并命大學士阿桂帶領健銳營、火器營兵二千人增援，陸續調遣甯夏滿兵一千人、阿拉善蒙古兵一千人、四川藏兵二千人、舊教撒拉回兵一千人、涼州和延綏鎮兵三千人參戰。六月十一日，起義軍與清軍在底店山決戰後，便退守石峰堡。清軍層層包圍，堵塞水源，起義軍和家屬飲食發生困難。七月初，馬四圭率領起義軍突圍，遭到清軍伏擊，損失慘重。清軍乘機攻陷石峰堡，殘酷鎮壓起義，回族人民遭到失敗。
台灣林爽文領導的農民起義
一七八六年（乾隆五十一年），台灣彰化縣爆發了林爽文領導的農民起義。
林爽文原籍福建漳州平和，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随父渡台，居住在彰化縣的大裏杙莊。一七八三年（乾隆四十八年），他的同鄉嚴煙到台灣傳布天地會，林爽文應邀入會。此後，便以大裏杙爲中心，發展會員。一七八五年（乾隆五十年）林爽文被推爲主，形成一支反抗官府的強大勢力。一七八六年（乾隆五十一年）七月，天地會會員楊光勳、張烈等被逮捕，乘機逃出，至大裏杙。台灣知府孫景燧于十月二十七日到彰化，命知縣俞峻、副将赫生額、遊擊耿世文率領兵役四百人，前往鎮壓。他們行至離大裏杙五裏的大墩，強迫村民擒獻，又焚燒數小村房屋，進行恐吓，當地人民萬分憤慨。林爽文遂領導天地會員和當地人民發動武裝起義，襲擊大墩清營，殺死俞峻、赫生額、耿世文，全殲清軍。次日（十一月二十八日）乘勝攻克彰化縣城，殺死孫景燧、同知長庚、前同知劉亨基及都司王宗武等清朝官員，出榜安民，稱“順天元年大盟主林，爲出榜安民事：本盟主爲衆兄弟所推，今統雄兵猛士，誅殺貪官，以安百姓。貪官已死，其百姓各自安業，惟藏留官府者死不赦。”（《平台記》）林爽文稱盟主大元帥，封楊振國爲副元帥，劉懷清爲彰化知縣，劉志賢爲北路海防同知，王作爲征北大将軍，王芬爲平海大将軍。農民起義軍獲得人民群衆的熱烈支持，迅速發展。十二月六日以後，起義軍先後攻克了諸羅、淡水、鬥六門、南投、貓霧梀等地，殺死諸林爽文軍令羅知縣董啓■、淡水同知程峻等，并進攻台灣府城。
林爽文起義後，鳳山竹仔港農民莊大田即制造軍器，樹立南路輔國大元帥旗，領導數千群衆起義。十二月十三日，攻克鳳山，殺死知縣湯大紳及清軍官兵多人。當時，林爽文、莊大田兩部号稱十萬之衆，控制了台灣西部的大部分地區。
清廷調遣水師提督、海澄公黃仕簡率兵入鹿耳門，陸路提督任承恩統兵進鹿港，副将徐鼎士領兵入北淡水，兵分三路，前往鎮壓。次年正月初，黃仕簡到台灣後，派總兵柴大紀北上反攻諸羅，總兵郝壯猷南下奪取鳳山。起義軍退出諸羅，阻擊郝壯猷的南下。郝軍向南走二十裏，即遭到起義軍的抵抗，屯兵五十日才到鳳山。一部分起義軍作好埋伏，其餘隊伍撤出鳳山，誘敵進入空城，然後于三月十日裏應外合，殲滅清軍大半。清遊擊鄭嵩被殺，郝壯猷狼狽竄回府城。任承恩率兵至鹿港，距大裏杙僅四十裏，以“兵單難于遠捕”爲借口，株守鹿港，不敢前進。
清廷下令将黃仕簡、任承恩“革職拿問”，調閩浙總督常青爲将軍，親往台灣督辦軍務，以李侍堯署閩浙總督，駐劄廈門。又調廣東兵四千人、浙江兵三千人、滿洲兵一千人，命江南提督藍元枚和福州将軍恒瑞爲參贊，分別赴台，協助常青。常青抵台後，在離府城十裏的地方遇到起義軍，剛一交戰，就戰栗不能舉鞭，大呼“賊砍老子頭矣！”策馬逃遁。主帥如此，官兵更是望風落膽，退入城中，向朝廷請求增兵。
諸羅位于台西中部，是台灣府城的屏障和台灣的财賦之區，溝通南北的樞紐。對于起義軍和清軍來說，諸羅都是必争之地。一七八七年（乾隆五十二年）六月，林爽文率領起義軍晝夜圍攻諸羅，擊退了常青從府城派來的三次援軍，又攻鹽水港、鹿仔港，斷絕了諸羅的饷道，粒米不能入城，清軍隻能搶奪老百姓的地瓜、野菜、油籶充饑。起義軍用火箭、火炮猛攻，發布告示，隻拿貪官柴大紀、地主頭子黃奠邦，對被脅迫的官兵和“義民”（地主武裝）一律采取寬大政策。清兵心慌意亂。總兵柴大紀頑固死守，開決河水以阻擋起義軍的前進。
乾隆帝将常青、恒瑞撤職，任命協辦大學士福康安爲将軍，領侍衛内大臣海蘭察爲參贊，率領從湖南、廣西、貴州、四川等省征調的十餘萬清兵前往台灣。增援清軍于十月底在鹿港登岸，十一月八日在仔頂、牛稠山兩次作戰，解諸羅之圍。
起義軍從諸羅撤退之後，又敗于鬥六門（今雲林縣）。林爽文一面在大裏杙築土城高壘，排列巨炮，建栅設卡，和清軍對壘；一面派其弟林勇向莊大田求援。林爽文、莊大田兩支義軍雖曾聯合作戰，但南北分立，互不統轄。在這緊要關頭，莊大田沒有給林爽文以必要的援助，使林爽文陷于孤軍無援的境地。而敵人方面，福康安一面調官兵移駐水沙連山口，防備義軍轉入山内高山族地區；一面指揮官兵向大裏杙層層圍逼。十一月二十四日，起義軍與清軍決戰。趙翼《皇朝武功紀盛》卷四記此戰說：“官兵至，賊（起義軍）猶數萬出拒，退而複集者數次。既夕，我兵（清軍）伏溝坎間，賊萬炬來索戰，我兵在暗中賊不能見，而我兵視賊則曆曆可數，發槍箭無不中。賊自知失計，遽滅火複擊鼓來攻，我兵又從鼓聲處擊之，殺死無數。黎明，遂克其城。”起義軍在頑強抵抗後，遭到失敗。
林爽文在大裏杙失利後，得到水裏社高山族人民的掩護，率領起義軍二千餘人據守集集埔。十二月五日，被清軍攻陷，林爽文率數十人逃往深山老林，被福康安揀派的“義兵”、“竈丁”于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四日捕獲。在清軍的追迫下，莊大田也節節敗退，退到台灣南端的琅峤。福康安派侍衛烏什哈達率水師由水道繞而阻截，海蘭察、鄂輝率清兵由山路逼進，層層圍逼。起義軍大都壯烈犧牲。一七八八年二月初五日，莊大田被俘。
林爽文領導的農民起義，發展到十餘萬人，控制了台灣的大部分地區，與清軍戰鬥達十四個月之久，鬥志是頑強的。發動起義時，以天地會做号召，但未能克服台灣的閩粵居民，以及漳泉居民之間的對立情緒。起義領袖多爲漳州人，清軍則利用泉州地主武裝，以制造起義軍内部的不和。農民起義軍南北兩路，始終沒有建立起一個統一的領導機構，也削弱了戰鬥力量。這次起義，震撼了台灣，也震撼了全國。它進一步表明清王朝與各地人民間的矛盾，越來越激化了。
（四）乾隆帝退位
乾隆帝即位之初，即焚香告天，說若得位六十年，即當傳位嗣子，歸政退閑，不敢有逾康熙帝六十一年紀年之數。一七九五年，乾隆帝在位已屆六十年，他本人也已有八十五歲的高齡。據朝鮮使臣次年的報告說，乾隆帝容貌氣力，雖然還不甚衰老，但已很善忘。昨天的事，今天就忘記。早上辦的事，晚間就記不清楚。（朝鮮《李朝正宗實錄》三）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九月，乾隆帝正式宣布，他将于明年歸政，傳位給皇太子。
乾隆帝初即位，即遵照雍正帝的舊制，冊立皇太子。但到他傳位時，皇太子已幾經更叠，經歷了曲折的過程。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七月，乾隆帝即立年僅七歲的皇次子永璉（孝賢皇後富察氏所出）爲皇太子，遵照雍正帝的“家法”，密書其名，藏于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之後。兩年後，一七三八年（乾隆三年）十月，永璉病死。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孝賢後生子永琮，乾隆帝曾有意立爲皇太子。次年十二月，永琮病痘死。乾隆帝又屬意于哲憫皇貴妃富察氏所生的皇長子永璜，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永璜未及立而病死。皇五子永琪（愉貴妃珂裏葉特氏出）也于一七六六年（乾隆三十一年）病死。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帝以“國儲四殒”，遂決意手書應立皇子之名密藏，并以其事谕知軍機大臣，但不明示所定何人。是年冬，乾隆帝至南郊大祀時，默禱上帝說：“以所定之子若賢，能承大清基業，則祈昊蒼眷祐，俾得有成；若其人弗克負荷，則速奪其算，毋誤國家重大之任，予亦可另行選擇。”（《高宗實錄》卷一○六六）。
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乾隆帝東巡，自盛京回銮途中，錦縣生員金從善于禦道旁進遞呈詞，條陳四事，首先是請立皇太子，說“立太子可杜分門別戶之嫌”。乾隆帝大怒，駁斥說：“有太子然後有門戶。蓋衆人見神器有屬，其庸碌者必豫爲獻媚逢迎，桀黠者且隐圖設機構陷，往牒昭然可鑒。若不立儲則同系皇子，并無分別，即有憸邪之輩，又孰從而依附觊觎乎？”（同上）将金從善以“狂誕悖逆”罪斬決。自此以後，再無人敢于議論立儲問題。
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九月，乾隆帝禦勤政殿，召皇子、皇孫、王公、大臣入見，共同閱看所定密緘嗣位皇子之名，宣示立皇十五子嘉親王永琰爲皇太子，以明年爲嗣皇帝嘉慶元年，皇太子移居毓慶宮，其名上一字“永”改爲“颙”。同時宣稱：“朕仰承昊眷，康強逢吉，一日不至倦勤，即一日不敢懈弛。歸政後凡遇軍國大事及用人行政諸大端，豈能置之不問！仍當躬親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訓谕，将來知所禀承，不至錯失。”“部院衙門并各省具題章疏及引見文武官員尋常事件，俱由嗣皇帝批閱，奏知朕辦理。”（《高宗實錄》卷一四八六）同年十二月，乾隆帝又發出谕旨說：“朕于明年歸政後，凡有繕奏事件，俱著書太上皇帝，其奏對著稱太上皇。”（《高宗實錄》卷一四九二）。
乾隆帝二十五歲即位做皇帝，至八十六歲退位，統治清朝六十年。雖然退位之後，仍以太上皇繼續干預朝政，但由此結束了作爲一代皇帝的政治生涯。
乾隆帝以皇子即帝位，自幼生長深宮，不諳世事，不同于康熙、雍正二帝。即位後，爲要鞏固他的統治，又力求建立功業，媲美于乃父乃祖。乾隆帝的這種特殊的境遇和特有的性格，爲六十年間的統治帶來了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是，他在位期間力圖有所作爲，繼述祖業，因而使這時的清朝大體上仍能保持前朝的國勢，并以“盛世”自詡。另一方面，又由于好大喜功而崇尚浮華，不同于雍正帝的倡導實心實政。連年用兵邀功，巡遊宴樂，造成巨大的靡費。自皇室貴族至地方官員貪婪無厭，吏治日壞，國力日損。清王朝由盛而衰，表面的強盛掩蓋着内在的虛弱，歌頌升平的背後醞釀着衰亂的危機。
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清軍戰勝廓爾喀後，乾隆帝曾撰《十全記》，自贊其五十七年間的“十全武功”，說：“十功者，平準噶爾爲二，定回部爲一，掃金川爲二，靖台灣爲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爲十。”（《禦制文三集》卷八）這十次戰争，對于鞏固前朝确立的版圖，強化邊疆的統治，客觀上起過一定的作用。臣僚們也因此頌爲“鼎盛”。但是，邊疆戰争中，大小金川之戰，如果處置得宜，并非不可避免。金川首領停戰乞降，乾隆帝仍然“必欲誅滅”，最後還是以事實上的失敗而告終。準、回之戰，對于穩定天山南北路的局勢，有其積極的意義，但清軍獲勝後，對當地各族民衆肆行殘酷屠殺，則隻能加劇民族間的矛盾。台灣林爽文領導的農民起義，給予清王朝以沉重的打擊，清軍損失慘重。清廷發重兵鎮壓起義，并無功績可說。至于對藩國緬甸和安南的侵略戰争，清王朝事實上都遭到失敗。廓爾喀之戰，清軍獲勝後，并非必要地深入廓爾喀境内，最後仍不得不退軍言和。綜觀清廷這十次戰争，有功有過，而過大于功，敗多于勝。乾隆帝不去正視經驗教訓，而一味自诩“十全武功”，并自稱“十全老人”，說明他直到晚年仍未改變不惜窮兵黩武，自炫功業的心理。
乾隆帝在傳位皇子的詔書中說：“朕缵紹洪業，六十年間，景運龐洪，版圖式廓，十全紀績，五代同堂，和慶骈蕃，實爲史冊所罕觏。”（《禦制文三集》卷六）在駁斥尹壯圖關于官吏貪婪，民間“蹙額興歎”的奏報時也說： “朕自缵緒以來，益隆繼述。凡澤民之事，敷錫愈多，恩施愈溥。此不特勝國所無，即上溯三代，下訖宋元，亦複罕有倫比。”又說：“夫以朕之愛養斯民，如此其厚，天下萬民無不身被醲膏共知感戴。尹壯圖于朕愛民勤政之意，懵然無覺，忍爲此蹙額興歎之語，幾于搖惑人心。”（《高宗實錄》卷一三六七）乾隆帝晚年陶醉于臣僚的一片頌聲，又陷于“于外事總未經曆”的境地，對于臣下的谏诤和民間的怨歎，不免厭聽。實際狀況是：乾隆帝退位前，清王朝的統治已然日益腐敗，危機四伏。民間不只“興歎”，而且在秘密醞釀着起義風暴的興起。乾隆帝無視這一切，自稱爲“歸政全人”，而把業已形成的種種危難，留給了他的繼承者嘉慶帝。
2009年1月30日星期五
乾隆時邊疆戰事的發展與思想統治的加強
第二節 邊疆戰事的發展與思想統治的加強
乾隆帝即位之初，曾标榜“既鮮靡費之端，亦無兵役之耗”，在朝臣中則力倡消除畛域，以鞏固其統治。但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後的三十年間，逐漸向相反的方面轉化，邊疆戰事頻繁興起，皇室貴族奢靡無度，在誇耀武功，競尚浮華的背後，日益消耗着前朝積聚的國力。清王朝走上由盛而衰，外盛内衰的歷程。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控制也随之日益強化了。
（一）西北和西南的戰事
一、準噶爾部戰争的繼續
雍正帝擊敗準噶爾部噶爾丹策零，定界遊牧，十年間不再有大的戰事。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噶爾丹策零死，次子多爾濟那木紮爾繼承汗位。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被衆台吉攻殺。大策零敦多布之孫達瓦齊、小策零敦多布之子達什達瓦和輝特部台吉阿睦爾撒納，策劃擁立那木紮爾弟策妄達什爲汗。其兄剌麻達爾紮乘機奪取汗位，将策妄達什與達什達瓦除滅。達瓦齊和阿睦爾撒納逃往哈薩克，剌麻達爾紮派兵三萬人，跟蹤追捕。阿睦爾撒納潛回故地，組織精兵一千五百人，從闼勒奇山路突入伊犁，襲殺剌麻達爾紮，推戴達瓦奇爲汗。阿睦爾撒納原在雅爾（塔爾巴哈台）遊牧，娶杜爾伯特台吉達什女，後殺害達什，控制了達什子納默庫所屬的杜爾伯特部，并移居額爾齊斯河。在庫什烏蘇遊牧的和碩特台吉班珠爾是他的同母兄，與他聯爲一體。阿睦爾撤納調動輝特、杜爾伯特、和碩特等三部兵力，威脅伊犁。達瓦齊親自率兵三萬進攻額爾齊斯河，并派勇将瑪木特率烏梁海兵八千，東西夾擊。達瓦齊與阿睦爾撒納交攻經年。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阿睦爾撒納兵敗，遂與納默庫、班珠爾率所部二萬人降清朝，在紮蔔堪遊牧。乾隆帝在熱河行宮召見阿睦爾撒納，封爲親王，納默庫、班珠爾爲郡王。在此之前，準噶爾部宰桑薩賴爾（台吉達什達瓦部屬）、杜爾伯特部台吉策淩也各率所部先後降清。達瓦齊汗的大将瑪木特，見諸台吉相繼降清，也脫身來投。
阿睦爾撒納、瑪木特向清廷建策進攻達瓦齊，說：到秋天，我軍馬肥，敵人（指達瓦奇）馬也肥。不如在春天，乘敵人沒有防備，不能遠遁，可一戰成功，永除後患。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二月，清朝分兵兩路向伊犁進軍：命班第爲定北将軍，統北路軍，阿睦爾撒納爲副将軍，瑪木特爲參贊，從烏裏雅蘇台出發；又命永常爲定西将軍，統西路軍，薩賴爾爲副将軍，班珠爾爲參贊，從巴裏坤出發。兩路軍約定在博洛塔拉河會師。清軍所到之處，額魯特各部大者數千戶、小者數百戶，相繼降清。準噶爾部大台吉噶爾藏多爾濟和維吾爾族的和卓，也先後迎降。清兵不戰而進軍數千裏。五月五日，兩路清軍到達伊犁，達瓦齊率領萬人，退守伊犁西北一百八十裏的格登山。清侍衛阿玉錫率騎兵二十二人，乘夜直搗大營，準噶爾兵潰散，黎明收降七千餘人。達瓦齊率二千人南逃，沿途兵丁逃散，到烏什城時僅有百餘人，被維吾爾族的阿奇木伯克霍吉斯擒獻清軍。清朝順利地控制了天山南北兩路。
清朝釋放了被準噶爾拘留在伊犁的維吾爾族的大和卓波羅泥都，讓他返回天山南路統轄舊部；又示意額魯特各部台吉，将分封四汗統轄四衛拉特。阿睦爾撒納企圖專制西域，做四部之汗，不穿戴清朝賞給他的袍褂頂翎，不用清朝頒發的定北副将軍印，仍用準噶爾舊傳小紅钤記調兵，揚言：“不立阿睦爾撒納爲汗，終不得甯帖。”清廷命阿睦爾撒納入朝，拟封他爲輝特汗。八月十九日，阿睦爾撒納從伊犁行至烏隆古河，詭稱回紮蔔堪舊遊牧地治裝，策劃起兵。這時，清軍已撤，隻留班第、鄂容安率兵五百人，處理善後事宜。阿睦爾撒納襲殺班第、鄂容安。永常率兵數千，從烏魯木齊退回巴裏坤，天山北路又被阿睦爾撒納軍攻占。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正月，清軍反攻，二月至伊犁，阿睦爾撒納逃往哈薩克。六月，蒙古喀爾喀郡王青滾雜布也起兵反清，盡撤北路軍台。西路軍中清朝冊封的綽羅斯（準噶爾）部汗噶爾藏多爾濟、輝特部汗巴雅爾等，也參加戰亂。駐防伊犁的定邊右副将軍兆惠，率兵一千五百人，由濟爾哈朗河轉戰而南，幾次沖破包圍，退回巴裏坤。準噶爾貴族紮那噶爾布襲殺噶爾藏多爾濟，尼瑪又圖謀殺害紮那噶爾布，準噶爾貴族之間争奪汗位的鬥争非常激烈。阿睦爾撒納從哈薩克回到博羅塔拉河，大會諸部，欲自立爲汗，聞清軍将至，慌忙逃走。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三月，定邊左副将軍成衮紮布出北路，兆惠出西路，夾擊準噶爾部。當時額魯特各部正在痘疫流行，已無抵抗能力，巴雅爾等被俘，紮那噶爾布病死。六月，兆惠、富德進軍哈薩克，追擊阿睦爾撒納。哈薩克汗阿布赍布署逮捕阿睦爾撒納，阿睦爾撒納逃往俄羅斯界内，不久病死。
次年，兆惠、富德分兵數路，搜捕山谷間的準噶爾殘部。連年進兵，對準噶爾部衆進行了殘酷的鎮壓。
二、對回部霍集占的鎮壓與天山南北路的統治
對霍集占的鎮壓聚居在天山南路的維吾爾族，清廷沿襲古譯，稱爲回部。回部伊斯蘭教長者尊稱爲和卓。準噶爾部噶爾丹攻占天山南路，回部和卓阿布都什特被拘于伊犁。噶爾丹敗後，阿布都什特降清。康熙帝命他返回葉爾羌故地。阿布都什特子瑪罕木特和卓，又被準部噶爾丹策零俘擄，囚禁在伊犁病死。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清軍攻占伊犁，命瑪罕木特子波羅泥都（布拉呢敦）回葉爾羌，統領舊部，被尊稱爲大和卓木（意爲我的大和卓）。波羅泥都弟霍集占仍留伊犁，被稱爲小和卓木（我的小和卓）。阿睦爾撒納起兵反清時，霍集占逃回葉爾羌。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五月，殺清副都統阿敏道，唆使其兄乘機起兵。
一七五八年（乾隆二十三年）正月，清廷調任兆惠部下的雅爾哈善率領索倫兵一千，綠旗兵五千往征和卓，加号靖逆将軍。雅爾哈善自吐魯番進軍庫車，七月，在庫車擊敗霍集占軍。雅爾哈善失誤戰機，緻使霍集占兄弟突圍逃走。清廷命兆惠領兵南下追擊。兩和卓逃至阿克蘇，阿克蘇城的伯克（管城官）霍集斯已降清受封，閉城不納。小和卓霍集占逃往烏什，又被拒絕，遂逃回葉爾羌。大和卓波羅泥都逃往喀什噶爾。十月，兆惠率先行的步騎四千至葉爾羌，命霍集斯随行。兆惠的先行軍在葉爾羌城外的黑水河畔駐營，以待南下的大軍。霍集占有步、騎兵萬餘，屢出兵攻擊。兆惠軍被圍困三月，傷亡日衆。
天山北路的富德軍奉命南援兆惠。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正月進至黑水。駐巴裏坤大臣阿裏衮也奉命領兵來援。二月，霍集占兵敗，退守葉爾羌城。清廷斬雅爾哈善，晉封富德一等伯。兆惠、富德兩軍會師後，返回阿克蘇，命霍集斯駐和阗，斷霍集占退路。六月，兆惠進兵喀什噶爾，富德進兵葉爾羌，分道追擊兩和卓。閏六月，霍集占棄葉爾羌城逃跑，并通告大和卓波羅泥都棄喀什噶爾，同往巴達克山（今阿富汗境）。七月，兆惠軍由烏什進駐喀什噶爾城，富德軍由和阗進駐葉爾羌城。兩路各有兵一萬五千餘人。八月，富德部明瑞率軍追擊霍集占，至阿勒楚爾，大敗其軍。回部一萬二千餘人投降，霍集占兄弟逃入巴達克山。霍集占受傷身死，波羅泥都被當地部落首領素勒坦沙擒捕。素勒坦沙奉乾隆帝谕，将霍集占首級呈獻，由兆惠送至清廷，在京師示衆（《高宗實錄》卷五九八——五九九）。三年後，波羅泥都的屍首也被尋獲（《聖武記·平定回疆記》）。天山南路諸城的回部伯克和部衆相繼降清，西布魯特十五部（柯爾克孜人）也緻書兆惠，歸附于清朝。
對天山南北路的統治乾隆帝在戰勝阿睦爾撒納和霍集占後，先後攻戰了準噶爾部和回部地區，在天山南北路建立起清朝的軍事統治。南路回部西有喀什噶爾、葉爾羌、英吉沙、和阗，稱西四城；東有烏什、阿克蘇、庫車、拜城，稱東四城。天山東路哈密城回部早在康熙帝時降清，依蒙古旗制編旗。吐魯番城回部曾受準噶爾部侵迫東遷，準噶爾敗後，又返回吐魯番。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依哈密旗制編旗。此外，哈剌沙爾城也爲回部駐地。南路與東路合共十一城。各城又分領若幹大小城堡。管城長官稱伯克。管領數城的大城長官稱阿奇木伯克。回部舊制，例由貴族世襲。乾隆帝鎮壓大小和卓木後，改革舊制，各城阿奇木伯克均由清廷任免，廢除世襲，依清官制，分定爲三品至六品的品級。吐魯番、哈密和較早降清并在對大小和卓木作戰中立有軍功的回部伯克，多被任爲阿齊木伯克。
清廷在各大城也直接派駐官員，統轄地方事務，稱爲辦事大臣或領隊大臣。南路在喀什噶爾城設參贊大臣統領諸臣，北路在伊犁和塔爾巴哈台兩城各設參贊大臣統領。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在伊犁設總管伊犁等處将軍，統管天山南北路軍兵。參贊大臣受其節制。下設都統一人，駐烏魯木齊，統轄烏魯木齊至巴裏坤等地軍兵。乾隆帝又在伊犁北、東建固勒劄、烏哈爾裏克兩城，賜名綏定、甯遠。烏魯木齊城賜名迪化。
清廷在連年作戰中，先後調滿、蒙、索倫、達呼爾、錫伯及綠營等各族兵士一萬六千餘人，分駐天山北路各地，此後即長期在當地駐紮，受伊犁将軍調遣。南路各族兵約五、六千人，每隔三至五年換防一次，成爲定制。
蒙古四衛拉特的遷徙 在清廷對準噶爾部的長期作戰中，原被稱爲四衛拉特的蒙古諸部，屢經遷徙，部衆分散各地。清廷即分別在各地編旗統治，不相統屬。
杜爾伯特部——杜爾伯特部台吉車■在達瓦齊稱汗時，率部衆萬餘人降清。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設盟編旗。左翼盟十一旗，右翼盟六旗。在科布多北境遊牧，由科布多參贊大臣統轄。
輝特部——遷往青海的部衆，一七二五年（雍正三年）獨立設旗，由西甯辦事大臣統轄。遷往外蒙古的部衆，于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降清編爲一旗。另有二旗依附杜爾伯特部，在伊犁降清編旗，也由科布多參贊大臣統轄。
準噶爾部——在長期戰亂中，四處逃散，不再沿用準噶爾部名。逃往青海者稱綽羅斯部，編爲二旗，分別在青海東南岸和西北岸遊牧，由西甯辦事大臣統轄。遷往外蒙古二旗，稱爲額魯特。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清廷指定在烏蘭烏蘇遊牧。移駐伊犁三旗，稱額魯特上三旗。逃往哈薩克，布魯特又遷回伊犁的五旗，稱額魯特下五旗。共八旗編爲二十佐領，由伊犁将軍統轄。
土爾扈特部——康熙時（一七○四年）降清的部衆，被安置在色爾騰遊牧，編爲額濟納旗，由陝甘總督節制。遷往青海的部衆，曾依附于青海和碩特部。雍正時（一七二五年），清廷編爲四旗，由西甯辦事大臣統轄。早在清太宗皇太極時，土爾扈特部曾有五萬餘帳西越烏拉爾山，遷徙到伏爾加河下遊遊牧，自成部落，首領稱汗。此後，仍不時向清廷遣使進貢。康熙帝曾派遣内閣侍讀圖理琛前往該部駐地探問，受到土爾扈特部阿玉奇汗的款待。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土爾扈特部渥巴錫汗（阿玉奇後裔）遣使者來京朝見。乾隆帝在承德和北京，先後接見了使臣。在這一時期裏，俄國沙皇政府日益加強了對土爾扈特部的控制，多方限制汗的權力，并不斷向土爾扈特部征調兵役。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春，渥巴錫汗率領所部三萬三千餘戶十六萬九千餘人脫離俄國，返回天山。沿途不斷抗擊俄軍的追擊，沿巴勒喀什湖南下，六月到達天山北路本原。清伊犁将軍伊勒圖在伊犁會見渥巴錫汗，并奏報乾隆帝。乾隆帝命土爾扈特部衆暫駐博羅博拉，渥巴錫汗來避暑山莊朝見。九月，乾隆帝在熱河接見渥巴錫，封他爲舊土爾扈特部卓哩克圖汗。以下貴族首領加封親王、郡王，各有賞賜。土爾扈特部衆被分別安置在天山南北遊牧，北路在塔爾巴哈台附近，編爲三旗；南路在珠勒都斯河一帶，編爲四旗。另外安置在東路庫爾哈剌烏蘇一帶遊牧的部衆，編爲兩旗。西路精河一帶另編一旗。四路共十旗，均歸伊犁将軍統轄。随同渥巴錫汗回歸的和碩特部衆，也被安置在珠勒都斯河遊牧，編爲三旗，由伊犁将軍節制。同歸的台吉舍楞部衆，被稱爲新土爾扈特部，編爲二旗，在阿爾泰遊牧。舍楞加封爲新土爾扈特部弼哩克圖郡王，所部由科布多參贊大臣兼轄。乾隆帝親撰《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在承德刻石紀功。
三、第二次大小金川之戰
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乾隆帝在作戰經年後，結束了大小金川的戰事。藏族土司之間的争鬥并未因而終止。大金川首領莎羅奔老病，侄郎卡主持土司事務。小金川首領澤旺也因年老不理事，子僧格桑主事。郎卡不斷侵掠小金川及革布什咱土司。一七六六年（乾隆三十一年），四川總督阿爾泰從中調解。郎卡以女嫁僧格桑。大小金川結姻後，又聯合向鄰近土司攻掠。郎卡病死，子索諾木于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誘殺革布什紮土官。僧格桑也于同年進攻鄂克什、明正兩土司，清朝派兵救援，遂與小金川開戰。阿爾泰進軍延緩，乾隆帝以大學士兼兵部尚書溫福赴四川，另任桂林爲四川總督會同進兵。冬十二月，清軍分兵攻打大小金川。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二月，澤旺代子請罪，索諾木請求交還僧格桑侵地。乾隆帝不準。四月，溫福、桂林進攻小金川，兵敗。五月，乾隆帝罷桂林，仍以阿爾泰署四川總督。六月，又罷阿爾泰（以貪贓罪，于次年賜死），以陝甘總督文绶爲四川總督。大小金川各寨堅持抵抗，清軍連克數寨。原雲貴總督阿桂署四川提督，随軍效力，以皮船夜渡河，攻小金川。十二月，乾隆帝以溫福爲定邊将軍，阿桂、豐升額爲副将軍，福康安爲領隊大臣，分路進攻，奪取小金川的根據地美諾寨，俘澤旺。僧格桑逃往大金川。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正月，清朝命令大金川索諾木獻出僧格桑，索諾木不聽，清兵進攻大金川。溫福仍采用張廣泗、納親的戰法，以碉逼碉，以卡逼卡，緻使兩萬官兵，分散四處。六月，索諾木派遣小金川諸首領收集部衆，攻陷提督董天弼營，劫奪糧台，攻襲木果木溫福大營。溫福戰死，清軍大敗，傷亡将官多人，兵士三千人，軍營被劫銀五萬六千餘兩。金川軍乘勢奪回美諾，乾隆帝急谕阿桂、豐升額等退師。八月，以阿桂爲定西将軍，增派健銳營、火器營、索倫以及各省兵數千人，再次出兵。九月，索諾木與僧格桑返回大金川。十月，阿桂乘機進軍，攻占小金川的美諾，随即進攻大金川。大金川增壘設險，比小金川嚴密十倍，據點在勒烏圍與噶爾崖兩地。清軍分路進攻，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七月攻克薩斯甲嶺，圍攻勒烏圍外的遜克爾宗壘。索諾木部下毒死僧格桑，獻屍清軍。清軍繼續進攻，索諾木率部死守。清軍分道攻下附近諸寨。至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八月，清軍攻克勒烏圍，莎羅奔及其親屬事先逃走。十二月，清軍直進噶爾崖，用大炮轟擊。索諾木之母及姑、姐、妹等與部衆二千餘人出降。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正月，索諾木與其祖莎羅奔等被迫出降。四月，阿桂押解索諾木、莎羅奔等及僧格桑屍首，回京獻于朝廷。乾隆帝親審俘囚，将索諾木等以磔刑處死，并懸僧格桑首示衆。
乾隆帝再次鎮壓大小金川之戰，仍由當地土司間的相互攻掠而引起。戰争先後延續五年之久，調動兵士數萬人，損失溫福等将官多人，耗費軍帑銀至七千萬兩（與準部、回部作戰，耗銀三千萬餘兩）。清廷付出的兵力、财力是巨大的。清軍連年掃蕩各寨堡，大小金川部落流散，人民遭到慘重的傷亡。戰争之後，部落統治不能繼續，清廷實行所謂“改土歸流”，在大金川設阿爾古廳，小金川設美諾廳，依内地制度，設官統治。
（二）侵緬戰争的失敗
緬甸原與明朝爲鄰。清順治時，李定國轉戰滇緬邊境抗清，南明桂王（永曆帝）逃入緬甸。一六六一年（順治十八年），清軍攻入緬甸境内，追索桂王。緬甸國王莽白将桂王獻給清軍。吳三桂在昆明殺桂王。吳三桂據守雲南，随後又掀起所謂“三藩之亂”。在此期間，緬甸與清廷不曾有更多的聯系。直到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由于雲南茂隆銀場商人吳尚賢的聯絡，曾有緬甸使者來北京貢獻商品。
緬甸在莽白後王的統治時期，各地的小邦相繼叛離。下緬甸的孟族攻占了國都阿瓦。上緬甸木疏村首領雍籍牙聯合各村寨，擊敗孟族，于一七五三年攻占了阿瓦。雍籍牙進而南下追擊，于次年攻占大光（今仰光）。一七五六年，攻下孟族都城白古，從而占領了整個下緬甸。但是，上緬甸北部的木邦和桂家人都并不服從雍籍牙的統治。桂家是随從桂王入緬的雲貴軍兵和家屬。他們在緬甸各地擄掠爲生，後被安置在者梗（實階）地區。桂王被殺後，仍留居緬甸，被稱爲桂家，即桂族。一七六四年，桂家首領宮裏雁（一作古利宴）被雍籍牙兵打敗，逃入雲南界内，被雲貴總督吳達善誘騙處死。木邦首領也兵敗逃亡。宮裏雁妻囊占嗾使緬甸孟艮（今景棟）首領攻打車裏，清兵屢次戰敗。雍籍牙軍也進入雲南境内，追索木邦首領。乾隆帝調吳達善爲湖廣總督，另命劉藻代爲總督。一七六六年（乾隆三十一年）正月，以劉藻無功，調爲湖廣總督。又降爲湖北巡撫，褫職，留滇效力。劉藻畏罪自殺。大學士、陝甘總督楊應琚調任爲雲貴總督，領綠營兵進剿。
楊應琚二月至軍，恢複車裏，進占孟艮等地，遣人至緬甸北境各部招降。楊應琚見進軍順利，企圖僥幸邀功，親自帶兵三千移駐永昌，向緬甸發布檄文，虛稱領兵五十萬，大炮千門大舉進讨。楊部騰越副将趙宏榜領兵五百出鐵壁關，乘隙占領緬甸邊境的互市地新街。緬軍大舉反攻，趙宏榜退回鐵壁關，緬軍入境追擊。九月，楊應琚至永昌，木邦等地也又被雍籍牙軍占領。楊應琚見勢不利，十一月急向乾隆帝奏報各部首領已相繼被招降。奏勝不奏敗。又奏原有心神驚悸風痰流注之疾， “今因自省前赴永昌，舊疾複作”，“仰懇簡員來滇接買”。（《高宗實錄》卷七七二）乾隆帝命兩廣總督楊廷璋前往永昌接辦，傳谕“若該督至永昌而楊應琚已痊愈能辦事，則該督即行回粵。”（同上）并遣侍衛福靈安帶領禦醫赴滇。十二月，楊應琚命雲南提督李時升調兵一萬四千，總兵烏爾登額率領攻取木邦，總兵朱■出鐵壁關取新街。緬甸軍繞道入雲南境，圍攻永昌。朱■由銅壁關退軍。緬軍乘間攻雲南猛卯城，不勝。烏爾登額不來策應。緬軍退走。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正月，兩廣總督楊廷璋至雲南，見局勢混亂，奏稱楊應琚已病愈辦事，随即返回廣東。楊應琚謊報得勝，奏稱“若欲直搗巢穴，恐曠日持久，得不償失”，“似即可宥其前愆，酌與自新之路。”（《高宗實錄》卷七七六）乾隆帝覽奏，懷疑“所報剿殺克捷之處，俱未盡可信”，命福靈安“就近馳往軍前，詳悉體察。”（同上）福靈安查實奏報趙宏榜、朱■失地退軍等情。三月，乾隆帝将趙宏榜、朱■、李時升、烏爾登額等逮治處死。斥責楊應琚“前後所奏，種種乖謬”，“執迷不悟”， “病愦無能”，命其罷任回京，随即賜死（勒令自盡）。乾隆帝在谕中說：“且我國家正當全盛之時，準夷、回部悉皆底定，何有此區區緬甸而不加翦滅乎？” （《高宗實錄》卷七八○）調任伊犁将軍明瑞爲雲貴總督，接辦軍務，再次發動對緬甸的戰争。
三月間，明瑞到永昌，陸續調集滿兵三千人、雲貴和四川綠旗兵二萬餘人，于九月間分兵兩路進攻。明瑞統率清軍主力，出宛頂，經木邦，向緬甸首都阿瓦（今曼德勒附近）進軍；命參贊大臣額爾登額率兵趨蠻莫（今八莫），沿伊洛瓦底江而下，在阿瓦會師。額爾登額在老官屯頓兵堅城之下，贻誤戰機。十二月，明瑞軍攻破蠻結，屢遭緬軍襲擊，供應困難，卻向朝廷報捷。次年正月，乾隆帝封授明瑞一等誠嘉義勇公，賞給黃帶子。明瑞軍轉向勐籠就食，以待額爾登額軍。緬軍跟蹤追擊，明瑞率領清軍取道大山土司、木邦土司回師，在木邦被緬軍圍困。額爾登額擁兵不救。雲南巡撫鄂甯奏聞，乾隆帝命将額爾登額押解來京，并傳谕明瑞突圍退兵。明瑞在蠻化設伏擊敗緬甸軍，間道出波■銅廠，急向雲南境内撤退。緬甸軍不斷增援，二月初十日在小勐育結集四、五萬人，包圍清軍。明瑞命諸将在夜間帶兵突圍，自領親兵數百名斷後。兩軍激戰，清領隊大臣紮拉豐阿陣亡，領隊大臣觀音保自刎，明瑞身負重傷，在軍中自缢死。清軍損失慘重。
乾隆帝任命大學士傅恒爲經略，阿桂、阿裏■爲副将軍，增調索倫、吉林兵四千人，健銳、火器營兵一千人，荊州、成都駐防八旗兵五千人，以及各省綠旗兵數萬人去雲南，又在雲南趕造船隻槍炮，準備再次進軍。一七六九年（乾隆三十四年），清軍分三路進兵：傅恒率主力部隊渡■鸠江（又名槟榔江，即大盈江）西行，經孟拱、孟養土司地方，由陸路攻阿瓦；阿桂率兵萬人出虎踞關，進取孟密，到阿瓦會師；提督哈國興率兵三千及湖廣造船工匠，出銅壁關，在蠻莫造船，編成水師，作爲策應。十月，清軍合爲一路，在依洛瓦底江口打敗緬軍主力，進而攻打老官屯。緬軍防守嚴密，清軍用炮擊，用火攻，埋火藥轟，都不能攻破。
十一月，阿裏■死于軍中。傅恒患病，退居銅壁關。奏報老官屯久不下，本年瘴疠過甚，領隊大臣也多患病。乾隆帝得報，谕令傅恒撤兵。傅恒派提督哈國興去緬甸軍營，與緬甸将領眇旺模議和。商定：緬甸交還侵占的雲南土司地，雙方交還俘虜。十二月，清軍焚毀舟船大炮，退出緬甸。傅恒奉旨回京，不久病死。
清廷自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發動對緬戰争，前後将近五年。調兵數萬人，損失總督以下将領多人，耗費饷銀一千三百萬兩。此次戰争原來隻是由于邊界土司的糾紛而引起，乾隆帝以所謂“張國威”爲名，連年興兵。清軍兩度侵入緬甸，最後仍不得不撤回，實際上是以失敗而告終。此後，兩國之間不再有戰事。英國殖民勢力日益侵入緬甸。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緬甸國王孟雲（雍籍牙子）遣使與清朝通商，并交還俘虜楊重英（楊應琚子）。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遣使爲乾隆帝祝壽。乾隆帝敕封他爲緬甸國王，每十年入貢一次。
（三）巡遊的繼續與皇家園囿的修建
自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來的三十年間，乾隆帝在頻繁發動戰争，消耗國力的同時，仍然連年去各地巡遊，玩賞山水，并在京師和承德等地不斷擴建園林，以供帝後遊賞消閑。朝廷有限的财賦，日益虛潰。
一、巡遊的繼續
乾隆帝在連年的戰争中，從未親臨戰場，卻依然每年去各地遊玩。其中耗費最大的，是幾次“南巡”。
乾隆帝自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奉皇太後去江南巡遊，耽樂于蘇杭山水。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又連續三次奉皇太後南巡。所謂南巡，隻是在蘇州、杭州和江甯府一帶留連觀賞，并未遠涉南方的廣大地區。一七七七年（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孝聖皇太後崩。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年屆七十，又舉行第五次南巡。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最後一次即第六次南巡。爲觀賞江南春色，孝聖後與乾隆帝的每次南巡，大都于正月間自京師出發，四、五月間返回。南巡之年，前後約有五個月的時間在外地遊玩，兼理公務。
帝後南巡途中，曾視察高家堰堤工和海甯石塘的改築，并曾在江甯閱兵，但這些都隻是便道舉行，并沒有什麽重要的意義。主要目的還在于遊賞春景。沿途官商接駕，布置繁盛即得到獎掖，接駕不周，便受到懲處。各地争奇鬥巧，以博取帝後的歡心。巡遊的規模和耗費越來越大。沿途所經之地，一處供設即耗銀二、三十萬兩，超過康熙帝南巡時的十倍。蘇州、杭州、江甯和揚州等地是遊賞的勝地，陳設更爲侈靡。帝後所到之處，必先鋪修道路，碼頭鋪棕毯，禦道用文磚，水路特制龍舟，彩繪雕镂，陸路兩旁結彩棚，搭戲台，布列花石，陳設文玩。帝後所居的行營營帳，備設各種豪侈的家具用品。遊覽的寺觀，也即爲修飾，以供瞻仰。沿途官民商賈還要供獻各種珍寶、器物、文玩、字畫等等，不一而足。乾隆帝有《駐跸姑蘇》詩雲：“牙樯春日駐姑蘇，爲問民風豈自娛？豔歌新舞翻覺鬧，老扶幼挈喜相趨。周谘歲計雲秋有，旋察官方通弊無。入耳信疑還各半，可誠萬衆慶恬愉。”（《南巡盛典》卷八）乾隆帝幼居深宮，南巡經行各地，得與官民接觸，自可略知世情。但六次南巡，均在蘇杭山水之間，“爲問民風”顯然不足以爲“自娛”作辯解。他所體察的民情，也隻是“有秋無弊”一類的谀詞。乾隆帝爲粉飾的升平而陶醉，而自炫，直到晚年退位後才多少有所醒悟，說他在位六十年，“惟六次南巡，勞民傷财，作無益，害有益。”（《清史稿·吳熊光傳》）爲“南巡”作出了恰當的評語。
江南賦稅是清朝廷财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乾隆帝先後六次南巡，都不得不減免江浙以及經行的山東等地的賦稅，以至逋賦。這種減免使朝廷的收入大爲減少，江南百姓的負擔卻并未因而減輕。相反，每次南巡都使沿途人民增加了繁重的勞役和各種額外加派的負擔。各地鋪治道路、搬運花石、修建行宮殿宇以及一切供設，均征用大批民夫服役。朝廷使臣報道說：“治道則編茅篩土、轉■磨堅，數百裏内丁夫裹糧赴役，最爲民弊。”又說，南巡時“供億浩繁，州縣凋弊，農民舉未息肩，商船或不通津。雖值豐登，無異歉荒。”（朝鮮《李朝正宗實錄》一）朝鮮使臣的客觀報道，比起那些爲迎合乾隆帝誇耀的心理而極力讴歌“盛典”的記述，當更爲接近實際。南巡中的大量耗費，均由地方官員承辦。各級官府又向民間征索。乾隆帝初次南巡，已要各地鹽商供給需費。此後五次南巡，也多取自鹽商。鹽商不足，又向其他商人富戶征取。正賦以外，于是又添出多種名目的“加派”（參見下節）。加之官吏從中侵漁中飽，以迎駕爲名多方敲榨勒索。巨大的耗費，最後都還是落到了廣大民衆的肩上。六次南巡，爲江南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多方面的損害。
南巡而外，乾隆帝還曾先後五次遊幸五台山，四次東巡谒陵。至于熱河避暑、木蘭行圍，更是每年的常例。乾隆帝在位之年，幾乎每年都有數月時間在外遊幸，可稱爲曆史上最能遊樂的皇帝。隋炀帝以遊樂而緻亡國，乾隆帝在連年歡慶“盛典”的一片頌聲中，使清朝的國力日益虛耗了。
二、皇家園囿的修建
乾隆帝幾次南巡，對江南的樓閣園林，愛羨不止。經行之處，賦詩刻石，以志其盛。巡遊不足，又在避暑山莊和京城内外，廣建園囿。南巡時所見蘇杭等地的樓台景物，依樣重建于園中，以便及時遊賞。乾隆帝有詩雲：“因教規寫阊城趣，爲便尋常禦苑臨。”自乾隆帝初次南巡以來，京城内外園囿的修建，連年不斷。其規模之大與持續時間之久，爲曆史上所罕見。乾隆帝是曆史上最善遊樂的皇帝，也是修建園囿最多最頻的一位皇帝。把江南景觀移建于北方，自然有助于園林建築藝術的交流，但也和南巡一樣，不能不嚴重地“勞民傷财”。
避暑山莊的擴建曆史上的北方民族，如契丹、女真、蒙古等族，在建立國家後，爲保持騎射的傳統，皇帝和大臣例于不同季節，在不同地點從事騎射漁獵等活動，并在當地處理政事。駐地稱爲納■（參見本書第五冊）。清康熙帝于夏秋間去木蘭行圍，在熱河駐夏，處理政務，正是繼承了北方民族的這一傳統。一七○三年（康熙四十二年）在熱河駐地，依仿漢族建築，營造宮室，一七○九年（康熙四十八年）稱熱河行宮。一七一一年（康熙五十年），改名爲避暑山莊，使傳統的滿漢文化得到自然的融合。乾隆帝即位，曆年奉皇太後在避暑山莊駐夏、木蘭行圍。又依仿江南園林山水，對山莊多次擴建，形成爲一座瑰麗的行宮離苑。
一七四三年（乾隆八年），在湖中造大型禦舟青花舫。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修築了松鶴齋，接着又翻修了正宮，新建了東宮。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後，乾隆帝連年南巡，又在避暑山莊的平原區修建春好軒；湖區建築煙雨樓、文園、文津閣、戒得堂、繼德堂；在山區增建綠雲樓等十三處景區。這些建築和園林，多依仿江浙景觀。如金山島仿鎮江的金山寺，千尺雪和笠雲亭仿蘇州寒山寺的千尺雪與笠雲亭，文園獅子林和滄浪嶼仿蘇州獅子林和滄浪亭，一片雲仿杭州萬松嶺上的一片雲，文津閣仿甯波範氏天一閣，煙雨樓仿嘉興南湖鴛鴦島上的煙雨樓，永佑寺舍利塔仿杭州六和塔與江甯報恩寺塔。此外，廣元宮仿泰山碧霞元君祠，清音閣仿北京皇宮内的暢音閣。避暑山莊經過曆年的陸續擴建，到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才最後完工。山莊占地八千四百餘畝，宮牆周長近二十華裏。牆内由宮殿區與苑景區兩大區域組成。苑景區山水園林輝映，構成七十二景，各有名目（康熙時有三十六景）。滿族傳統的騎射理政的納缽行宮布滿了江南風貌的樓閣園林，顯示着滿族皇帝已是多麽沉溺于漢族的文明。
乾隆帝在避暑山莊駐夏理政，也在這裏接見蒙古和西藏的官員。蒙古杜爾伯特部策淩、輝特部阿睦爾撒納、準噶爾部達瓦齊、土爾扈特部渥巴錫和喀爾喀蒙古喇嘛教領袖哲布尊丹巴三世、西藏班禅六世，都曾來這裏朝觐。乾隆帝在山莊宮牆外的山林中，依仿西藏的桑鸢寺、布達拉宮和劄什倫布寺，先後建造了普甯寺、普陀宗乘之廟和須彌福壽之廟，以便蒙藏喇嘛教僧俗前來朝拜并接待來觐的貴族、首領。乾隆帝曾自認是文殊菩薩的化身，在山莊外又依仿五台山殊象寺的模式，建殊象寺，以暗示他在佛教中的地位的尊崇。又建普樂寺、安遠廟、溥仁寺、溥善寺。俗稱外八廟。如果說，山莊内樓閣園林的建造，主要是爲了遊賞，那麽，喇嘛教寺廟的修建，則顯示了對蒙藏民族和宗教信仰的尊重。對于維護各民族間的聯系和鞏固清朝對邊疆地區的統治，起過積極的作用。
圓明園的擴建一七○九年（康熙四十八年），康熙帝将圓明園賜給皇子胤■（雍正帝）。雍正帝即位後，在圓明園内建立殿署，接見臣僚，處理政務。據稱園内“或辟田廬，或營蔬圃”，“校文于墀，觀射于圃。”（《世宗憲皇帝禦制圓明園記》）乾隆帝也說當時是“不尚其華而尚其樸，不稱其高而稱其幽。”（乾隆帝《禦制圓明園後記》）乾隆帝即位後，自一七四○年（乾隆五年）即開始在園中建築樓閣園林，陸續建成四十景（雍正時有二十八景）。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孝聖皇太後六十壽辰時，在圓明園旁建長春園，作爲附園。一七七○年（乾隆三十五年），乾隆帝六十壽辰，又建成附園绮春園（後名萬春園）。合稱圓明三園。圓明園内的樓閣和園林風景，多至三百餘處。宮殿十九座。占地五千餘畝，周回二十裏。成爲京郊最大的一座皇家園囿。
圓明園中布列的樓閣和小型園林，也多依江南景物仿建。乾隆帝幾次南巡，都到蘇州獅子林遊賞，賦詩紀盛。在圓明園的長春園中，依獅子林圖仿建，仍名獅子林。清漪園中仿無錫惠山的寄暢園建惠山園，仿海甯陳氏安瀾園建安瀾園。杭州的西湖蘇堤風景和甯波範氏天一閣藏書樓，也在園中依樣仿建。仿建的樓台風景，不能不依傍當地形勢，又不能不融入北方的建築技巧和風格，使再建的江南園林，各具特色，布滿圓明園及其附園，号爲“萬園之園”。乾隆帝又命來華的意大利畫家郎世甯與法國建築師蔣友仁、王緻誠等，依仿西方建築，設計樓台群，名爲西洋樓，在園中別具特色。
雍正帝時，即在圓明園内建置官署理政。乾隆時，各類官署更爲齊備。據《日下舊聞考·園囿》記載，圓明園南門大宮門内，東西兩廂，宗人府、内閣、南書房、軍機處、六部以至都察院、理藩院、翰林院、内務府等朝中機構，均在此建有房署。入賢良門内爲正大光明殿，東爲勤政殿。在園内形成爲一個小朝廷。乾隆帝每年夏季去避暑山莊，春秋二季在南苑、西郊行圍，在圓明園與大臣理政。圓明園實際上成爲園林化的春納缽與秋納缽。
京師園囿乾隆帝在京城内外，還陸續修建多處園囿，蔚爲大觀。京城内的皇宮西苑，包括南海、中海、北海等處，增建樓閣寺院和各種景物。南海建寶月樓，中海建紫光閣，北海建閱古樓、闡福寺。城南二十裏的南苑，爲順治以來的圍獵之所，舊有行宮，附近有德壽寺。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毀于火，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重修，規模更加宏偉。城西三十裏有甕山，山前有湖，原稱西海。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引玉泉山水疏浚，賜名昆明湖。次年皇太後六十壽辰，賜甕山名萬壽山，山前建延壽寺。寺西有羅漢堂，塑五百羅漢。玉泉山下有湖名西湖，山下修建十六景，稱靜明園。西郊香山舊有香山寺，爲金世宗時所建。乾隆時修建樓閣景物，成二十八景，賜名靜宜園。自香山靜宜園至圓明園十餘裏間，三山五園相聯，形成爲浩大的園囿區，爲前代所未有。
乾隆帝連年修建園囿，以資“遊目賞心”，雖然客觀上促進了園林建造藝術的發展，但财力物力的耗費也是巨大的。臣僚中不斷有人對此提出诤谏。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乾隆帝在避暑山莊自撰《知過論》，說他在京師和熱河修建園囿、行宮、寺廟等等，“是皆弗用正帑，惟以關稅盈餘及内帑節省者，物給價、工給值，更弗興徭役、加賦稅。”又說：他不敢因“遊目賞心”的小事荒廢“敬天勤民”的大事。但也不得不承認，各處行宮争奇較勝，“究其緻如此者，過應歸于予。謂之無過，實自欺也。”乾隆帝引過自咎，以搪塞臣下，但園圃的修建，此後仍在繼續，直到他退位時，迄未終止。
三、皇室慶典的靡費
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乾隆帝爲皇太後慶祝六十壽辰，舉國上下，造成極大的靡費。由此開端，此後幾十年間，皇室各種喜慶典禮，競尚豪侈，愈演愈烈。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皇太後七十壽辰；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八十壽辰，都舉行盛大的慶祝。《清史稿·後妃列傳》描述說：“慶典以次加隆。先期，日進壽禮九九。先以親制詩文、書畫，次則如意、佛像、冠服、簪飾、金玉、犀象、瑪瑙、水晶、玻璃、琺琅、彜鼎、瓷器、書畫、绮繡、币帛、花果，諸外國珍品，靡不具備。”皇太後自西直門去暢春園，途經萬壽寺，爲明萬曆時所建。皇太後六十壽辰時，曾加修葺，乾隆帝撰有碑記。皇太後七十壽辰時，重加修建，在此頌經祝壽。寺外并建蘇州街，以供太後遊賞。昭■《嘯亭雜錄·蘇州街》條說是因皇太後“素喜江南風景，以年邁不宜遠行，因于萬壽寺旁造屋，仿江南式樣。市廛坊巷，無不畢具，長至數裏，以奉銮輿往來遊行。”慶祝活動的靡費，難以計數。
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在避暑山莊度過他自己的七十歲生日，慶典更爲隆盛。朝鮮使節樸趾源記載當時各地向乾隆帝祝壽進貢的情況說：“餘從使者出長城，晝夜兼行，道見四方貢獻，車可萬輛，又人擔、駝負、轎架而去，勢如風雨。其杠而擔者，物之尤精軟雲。每車引騾馬六、七頭，轎或聯杠駕四騾。上插小黃旗，皆書‘進貢’二字。進貢物皆外裹猩猩氈、諸色氆氇。……日既黃昏，益見車乘争道催趕，篝燈相照，鈴铎動地，鞭聲震野。”（朝鮮樸趾源《燕岩集》卷十四，《山莊雜記》）朝鮮使臣親見“有進貢複黃帕架子，盛以金佛一座，■入阙中，聞是戶部尚書和■所獻。”（朝鮮《李朝正宗實錄》二）另據記載，王公大臣等僅造佛像一項，就用銀三十二萬一千多兩（《慶典章程》）。金銀、玉器、古玩和人參、珍珠等山珍海寶，不計其數。
八月十三日慶祝壽辰時，乾隆帝先在避暑山莊内的澹泊敬誠殿接受滿、蒙、漢、藏、回（維吾爾族）等族貴族的朝賀，然後在東西配殿舉行宴會，宴後看戲。劇場除清音閣外，“另立戲台于行宮東。樓閣皆重檐，高可達五丈許，廣可容數萬人。設、撤之際不相挂礙。台左右木假山高與閣齊，而瓊樹瑤林，蒙絡其上，剪彩爲花，綴珠爲果。”（《燕岩集》卷十三，《熱河日記》，千餘人提燈表演名爲“萬年春”的歌舞祝嘏。
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帝過八十歲生日，慶典由熱河避暑山莊延續到北京。參加祝壽的除親王、郡王、各部院大臣和各省督撫、将軍外，還有蒙古、維吾爾等少數民族首領及安南國王阮光平與朝鮮、南掌、緬甸等國使臣。阮光平的臣僚■從，凡一百八十四人（柳得恭《灤陽錄》卷一），慶典規模之大，可想而知。内務府原拟經費一百七十一萬八千兩，嗣減定一百十四萬四千二百九十七兩五錢（吳振■《養吉齋叢錄》卷十一）。“各省督撫獻結彩銀屢钜萬兩，……兩淮商賈獻銀二百萬兩”（《灤陽錄》卷一）。自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起，從皇宮到圓明園，都加修飾。自京城至西山四十裏，複道亭台寺刹，也都重葺。經大學士阿桂、和■等奏請，令戶部計其容入之數，多至一百四十萬兩（朝鮮《李朝正宗實錄》二）。自熱河至京城四百裏，處處結彩。自西華門至圓明園三十裏，左右排比起假樓，覆黃琉璃瓦。由各省、各部以至舉人，立牌分掌。又立牌書某戲、某曲，自某處起到某處止。八月十二日乾隆帝自圓明園入京城，左右彩樓中，一齊唱曲。内而軍機處、内務府大臣，外而各省督撫、将軍，競獻珍玩。據說，玉如意最多，陳列殿陛，觸目琳琅。小金佛一辇數十，覆黃帕舁入宮門，絡繹不絕，無慮萬軀。官員們的奉獻，自然都是搜括百姓得來。
皇室侈靡之風日熾，皇子、公主自幼即習于豪侈，婚嫁尤爲奢費。■妃汪氏所生和孝公主，一周歲時，乾隆帝即賞給她漢玉撇口鍾、漢玉娃娃戲獅、青玉匙、紅白瑪瑙仙鶴、油珀圓盒、玉扇器等珍寶。六歲時，指配和■子豐紳殷德；十三歲，封“固倫和孝公主”，賜乘金頂轎。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二記載，乾隆帝攜和孝公主遊買賣街（圓明園中仿民間交易而設的商業街），見有大紅夾衣一領，即讓和■“以二十八金買而進之”。一衣之費如此，其它用度可以想見。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下嫁時，乾隆帝依親王例賞給大量土地和奴仆，并賞賜數量驚人的妝奁。現存妝奁清單檔分頭飾、朝珠、皮衣、衣料、各種用具、梳妝用品、陳設品等七大類。頭飾及各類用品多用金銀珠寶裝嵌。碎小正朝珠一盤，即有珍珠一百零八顆。珊瑚佛頭塔、銀鑲珠背雲等，均極華貴。另賜帑銀三十萬兩。此外，禮部還要備辦珍貴禮品，各級官員也要送上大宗賀禮。這些禮品，據說價值數百萬兩。和孝公主婚禮的奢靡，是一個典型事例。宗室王公生活的豪華揮霍，也于此可見一斑。
（四）滿洲貴族與八旗兵丁
自順治帝建都北京以來的一百多年間，滿族在政治上鞏固了統治地位，在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等方面也在不斷的演變。乾隆時期，更加速了演變的過程。康熙、雍正、乾隆諸帝，都酷嗜漢文化，親自撰寫詩文。乾隆帝“禦制詩集”多達四百三十四卷，收入詩作四萬一千八百首。巡遊各地，題字刻石，更是到處可見。在皇帝提倡下，滿族貴族子弟自幼習讀漢文詩書，甚至已不再通習滿語、滿文。乾隆帝炫耀盛業，帝後皇室侈靡逾度，上行下效，王公貴族也競尚浮華。任職的官員貪賄公行。不任職的王公貴族依然享有優厚的殊遇，終日嬉遊享樂，日趨腐惰。八旗兵丁享有其他民族所沒有的特殊的優遇，不事生産，閑散嬉遊，日益喪失騎射善戰的武風。廣大八旗人戶則由于生計無着，日益陷于貧困。所謂“八旗生計”，已成爲乾隆朝難以解決的嚴重問題。作爲統治民族的滿族，在“漸染漢化”的同時，又在加劇分化。
一、王公貴族的遊惰
乾隆帝以生長深宮的太子繼承帝位。乾隆時期的王公貴族，也大都依父祖的世職承襲爵位。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并不像他們的父祖那樣，爲建立清國而馳騁沙場，而是以“天潢貴胄”深居府第，慣于優遊。
清初定宗室封爵爲十等。親王一子封親王，餘子爲郡王；郡王一子封郡王，餘子爲貝勒；貝勒之子封貝子，貝子之子封鎮國公，鎮國公之子封輔國公，輔國公之子授三等鎮國将軍，鎮國将軍之子授三等輔國将軍，輔國将軍之子授三等奉國将軍，奉國将軍之子授奉恩将軍。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增定爲十二等，即和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固山貝子、奉恩鎮國公、奉恩輔國公、不入八分鎮國公、不入八分輔國公、鎮國将軍、輔國将軍、奉國将軍、奉恩将軍十二個等次，其中鎮國、輔國、奉國、奉恩将軍又分一二三等，并有兼與不兼雲騎尉之分。親王的世子（候襲親王）和郡王的長子（候襲郡王）也受封食祿（《清朝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宗室王公中的禮（初封代善）、鄭（濟爾哈朗）、睿（多爾■）、豫（多铎）、肅（豪格）、莊（碩塞，初封承澤親王，其子博果铎襲封時，改号莊親王）六親王和克勤（嶽托）、順承（勒克德渾）二郡王世襲罔替，号稱“鐵帽王”。雍正年間又封怡親王允祥亦世襲罔替。
受封食祿的八旗王公，在朝中任職者多位居顯要。由于清初幾代皇帝不斷采取措施削弱諸王的權力，他們的子弟中也有相當多的人不再任職，但仍享受種種優厚的特殊待遇。不僅占有大量莊園人丁，而且仍領有數量可觀的俸銀。親王歲給一萬兩，世子六千兩；郡王五千兩，長子三千兩；貝勒二千五百兩；貝子一千三百兩。各級公爵、将軍，也都以次領有多少不等的俸銀（參《清朝文獻通考》卷四十一，《國用·俸饷》）。
清初功臣、外戚，也多封有世爵。世爵分公、侯、伯、子（精奇尼哈番）、男（阿思哈尼哈番）、輕車都尉（阿達哈哈番）、騎都尉（拜他喇布勒哈番）、雲騎尉（拖沙喇哈番）、恩騎尉九等，又有實任與閑散之分。其中公、侯、伯爲“超品”，即在正一品之上，各分爲三等。子爵爲正一品，男爵爲正二品，輕車都尉爲正三品，也都分一二三等。騎都尉爲正四品，雲騎尉爲正五品，恩騎尉爲正六品，不分等。他們的俸祿是公一等七百兩，二等六百八十五兩，三等六百六十兩，閑散二百五十五兩。侯一等兼雲騎尉者六百三十五兩，不兼者六百一十兩；二等五百八十五兩，三等五百六十兩，閑散二百三十兩。以下遞減。
受有封爵的王公和功臣的後裔，俸銀之外還有祿米，每銀一兩，給米一斛。遇有婚嫁喪葬，另由皇帝給予賞賜。《中樞政考》載有賞銀的規定數額。但事實上，往往由皇帝任意頒賞，賞銀可超過定額的數十倍以至百倍。
王公既爲世襲，他們的子孫往往在幼小時即可襲封，爲王爲公。如敬謹親王尼堪第二子尼思哈襲封親王時隻有三歲，十歲時便病死。肅親王豪格之子富绶襲封親王時，也隻有九歲。乾隆時襲封多羅順承郡王的恒昌（勒克德渾六世孫），四歲時封王，二十六歲病死。世襲的王公自幼即高爵厚祿，養尊處優，日以遊樂爲事。雍正帝曾在一個敕谕中對八旗貴族子弟指斥說：“平居積習，尤以奢侈相尚。居家器用、衣服飲馔，無不備極紛華，争誇靡麗。甚至沉湎梨園，遨遊博肆，飲酒賭博于歌場戲館。……不念從前積累之維艱，不顧向後日用之難繼，任意靡費，取樂目前，彼此效尤。”（《八旗通志》卷首九，敕谕）雍正帝指出的這些現象，到乾隆時更加發展。
乾隆帝連年廣建園囿，京師王公競相效尤，營建豪侈的宅第和江南式的園林。簡親王德沛（費揚武曾孫）用銀數萬兩建造別墅，據稱“亭榭軒然”，在諸王邸中爲最優（《嘯亭雜錄》卷六）。定親王綿恩（乾隆帝孫）令護衛“點綴園庭”，“任其通下吏苞苴（賄賂），動辄巨萬。”（《嘯亭續錄》卷五）兩江總督尹繼善說他曾到忠勇公、大學士傅恒的府第，“不是前途頻指引，回廊曲檻路常迷。參差畫棟接飛霞，翠閣凝香護绛紗”，有如蓬萊島境（《尹文端公詩集》）。大學士和■以聚斂著稱，據說“園寓點綴，與圓明園蓬島、瑤台無異。”（《清史列傳·和■傳》）以廉明著稱的宗室長麟，出任江蘇巡撫時，置私宅數千廈，毗連街巷，說是爲了“使此巷人知有長制府之名。”（《嘯亭續錄》卷三）宗室王公大臣，紛紛營建宅第園囿，說明滿洲貴族的崇尚浮華，已成爲風氣。大量的花費，自然是來自下吏的苞苴。
八旗王公及其子弟，平居優閑無事，耽于遊樂。标榜高雅者，或賞玩花鳥珍奇，或唱曲演戲。等而下者，聚賭宿娼，無所不爲。乾隆帝第八子永璇“沉湎酒色”， “做事顛倒”（朝鮮《李朝正宗實錄》二）。十七子永■”不甚讀書，喜音樂，好遊嬉。少時嘗微服出遊，間爲狹巷之樂（嫖妓）。”（《嘯亭續錄》卷五）京師東城某寺院中，經常聚集王公貴族和富室子弟，設局賭博，又私蓄女伎，日夜淫縱（前引書卷八）。乾隆朝領兵作戰的名将福康安（傅恒子），享用豪奢，又喜唱曲，軍中往往通宵彈奏。據說：“雖前敵開仗，血肉交飛，而袅袅之聲猶未絕。”（《清稗類鈔》第七冊）金德純《旗軍志》說：“八旗将佐居家，皆彈筝擊築，衣文繡，策肥（馬），日從賓客子弟飲。”從家居的八旗貴族子弟到外出領兵的将佐，都日益沉溺于豪奢遊樂之中。
八旗貴族依仗權勢，恣爲不法。昭■《嘯亭續錄·宗室積習》說：“近日宗室蕃衍，入仕者少，飽食終日，毫無所事。……每有淫佚幹上之事，有司以其天潢，故爲屈法。市井之良善者又多畏其權勢，不敢與抗，适足以長其兇焰，其俗日漸卑惡也。”這種情形，在乾隆朝已經習見。《嘯亭雜錄·權貴之淫虐》記：“乾隆中，某驸馬家巨富，嘗淫其婢不從，命裸置雪中僵死。其家撻死女婢無算，皆自牆穴棄屍出。”朝廷的大臣，如大學士和■、福長安等“擅弄威福，大開賄門，豪奢富麗，拟于王室。”（朝鮮《李朝正宗實錄》二）外省的官員，“奉差收稅，即不守本分，恣意花消，虧竭國帑。”（《八旗通志》卷首十一，敕谕）領兵的将軍“凡有征讨，軍饷一邊用，一邊奏，十萬■減五萬。”（柳得恭《燕台再遊錄》）從京師到外省，從相臣到将軍，耽于享樂，貪賄不法，滿族貴族統治集團日益腐敗了。
滿洲貴族原以騎射善戰而建立起統治，百餘年間，久居漢地，在沉溺遊樂的同時，也逐漸廢棄了習練弓馬的舊俗。滿洲貴族要統治廣大漢族人民，就不能不通曉漢族的語文和文化。王公子弟幼讀漢文詩書，以應科舉考試，甚至逐漸不習滿文滿語。這在乾隆時已成爲普遍的現象。乾隆帝曾有詩一首，概括地說明了當時的情景： “八旗讀書人，假藉詞林授。然以染漢習，率多忘世舊。問以弓馬事，曰我讀書秀。及至問文章，曰我旗人胄。兩歧失進退，故鮮大成就。”（乾隆《禦制詩四集》卷五十九）早自清太宗皇太極以來，曆代皇帝都已提出過保持滿洲文化傳統的告誡。乾隆帝更提出“騎射國語”的口号，說是“滿洲之根本”。乾隆帝每年在避暑山莊駐夏，在木蘭行圍，象征着納■騎射的傳統。但京師宗室多不善射獵，盛京地區甚至還不如京師。乾隆帝酷嗜漢文化，每年都要親自撰寫詩文。宗室王公大臣也多習作詩詞，與漢族文人相唱和，甚至不能用滿文奏對。乾隆帝雖然一再把提倡“騎射國語”作爲根本大計，但并不能改變滿洲貴族“漸染漢習”的趨勢，以至在他晚年，不得不下谕允準滿族地方官員的某些章奏，可用漢文繕寫，不再用滿文。滿族在統治漢地後不能不采用漢族的制度、文化，以至漢族的語文。這是由客觀的曆史條件而決定的。從某些方面說，也是曆史的進步。但滿族王公貴族子弟依恃特權，棄武習文，優遊享樂，則不能不日益削弱。震鈞《天咫偶聞》評論說：“習于漢人者，多得其流弊而非其精華。所存舊俗，又多失其精華而存其流弊。”八旗貴族在“漸染漢習”的同時，漸趨腐化。作爲統治民族的統治集團，日益削弱了它的統治能力和作戰能力。
二、滿洲軍兵的衰落
滿洲自建立八旗制度以來，各旗兵丁地位高于平民。初期作戰獲勝，俘掠生口财物，即可上升到貴族行列。在北京立國後，八旗成員也通過各種途徑，成爲大小官員。旗丁除服兵役外，不再有漢人平民所有的各種賦役負擔，并享有各種特權。旗人犯法，不由地方官審理，統歸步軍統領衙門或慎刑司減等量刑。八旗人丁依舊制，每丁撥給田地五垧（三十畝）。旗兵依職位不同，每月分別發給一至四兩的饷銀，三至四斛的糧米。較高的糧饷約略相當一個七品縣令的俸祿。外出作戰，另有 “行糧”。
八旗兵丁多常駐京師，駐防外地者不到總額的一半。屬于京旗的兵丁，隻準在京居住。分授給他們的旗地，也在近京五百裏内各縣。這些旗地原系圈占漢人民衆的耕地。“雖将民地圈給旗人，但仍系民人輸租自種。民人自種其地，旗人坐取其租。”（《清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五，《八旗公産疏》）旗兵占有民地，并不是“亦兵亦農”，而是坐取地租和糧饷，不戰不耕。京師八旗兵丁久居城中，疏于訓練，甚至不能騎射。乾隆帝曾率領他們行圍，學習技勇，給予賞賜，但兵丁希圖安逸，并不樂從。乾隆帝曾慨歎說：“不肖之徒，不識朕教養滿洲之志，反以行圍爲勞衆，不無怨望。”（《八旗通志》卷首十一，敕谕）又曾說：“升平日久，八旗子弟如鷹居籠；日飽肉，不能奮擊。”（柳得恭《灤陽錄》卷一）乾隆帝把八旗子弟比喻做不能奮擊的鷹，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八旗兵坐享優厚的待遇，在京城中四處流蕩。或三五成群，臂鷹架雀，在街上閑遊。或結幫聚夥，在茶坊酒館裏消磨日子。或鬥鹌鹑、鬥蟋蟀。乃至嫖妓聚賭，變賣房地揮霍。震鈞《天咫偶聞》評論說：“後生小子，既不知征役之勞，又不習擊刺之法，下至束伍安營，全忘舊制，更安望其殺敵緻果乎？”八旗兵丁逐漸變成浮蕩子弟，骁勇善戰的滿洲傳統日益丢失了。
駐防外地的八旗兵也是養尊處優，久不操練。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禦史和其衷上疏，劾奏駐防旅順口和天津的八旗兵海防水師營說：“該管各員，既不勤加操練，兵丁巡哨，不過掩飾虛文。即軍營器械，半皆朽壞。似此怠玩成風，何以固疆圉而資彈壓！”（《清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五，和其衷《根本四計疏》）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乾隆帝南巡至鎮江（京口），較射而有弓箭落地者。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乾隆帝至杭州閱兵，八旗兵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堕地，當時人以爲笑談（《清仁宗實錄》卷三十八）。盛京八旗兵丁在行圍演武獵獸時，上繳的鹿多于吉林、黑龍江兵丁，但并非自行射獵，而是從漢民那裏買來。乾隆帝大怒，訓斥說：“盛京爲我朝根本之地，兵丁技藝宜較各處加優，乃至不能殺獸，由漢人買取交納，滿洲舊習竟至荒廢，伊等豈不可恥！……傳谕福康安留心訓練騎射，行圍時将軍親自督率射獵，務令技藝精強，以複滿洲舊習。”（《清高宗聖訓》卷三○○）事實上，旗兵長期不事生産，荒廢騎射，“恢複滿洲舊習”，是不可能的。
八旗兵丁，如此荒嬉。各級軍官，更加腐敗。他們平日克扣軍饷，優遊享樂。遇有戰事，沿途勒索，乘機中飽。作戰時則擁兵自衛，不敢向前。不僅下級軍官如此，朝廷欽命的領兵将軍，也很少知兵善戰者。大金川之戰，經略大臣讷親（清初名将額亦都後人），臨戰躲在帳内指揮，傳爲笑柄。三千兵士攻碉，遇敵即作鳥獸散。大學士溫福領兵出征大小金川，隻知在軍中置酒高會，撻辱士卒。同行的四川提督馬铨譏笑他是“空搖羽扇，無計請纓。”乾隆朝官至領侍衛内大臣的索倫人海蘭察曾說：“近日大臣中知兵者，惟阿公（阿桂）一人而已，某安敢不爲其下？其餘皆畏懦之夫，使其登壇秉钺，适足爲殃民耳。某安能爲其送死也。”（《嘯亭雜錄》卷九）
滿洲貴族将領多不知兵，八旗兵丁多不能戰。乾隆帝在連年發動的邊疆戰事中，不能不調遣綠營兵和索倫、錫伯、達斡爾等各族兵，組成作戰的中堅力量。清朝發展到乾隆時期，綠營兵額經常在六十萬左右。據魏源《聖武記》統計，中外禁旅即駐防的八旗兵，共有二十萬餘人，其中一半在京師。八旗兵包括滿洲、蒙古、漢軍在内，按照乾隆朝編制的比例，八旗滿洲兵不過十二萬左右。滿洲兵雖仍保持着優越的地位，但已基本上喪失了戰鬥能力。漢人組成的綠營兵，這時已逐漸代替八旗兵，成爲國家軍隊中的事實上的主力軍。
三、八旗生計問題
滿洲八旗兵丁不加訓練，又不事生産，如此世代相傳，不僅無力作戰，而且家口生活也日益困窘。于是出現了所謂“八旗生計”問題，京師尤爲嚴重。
乾隆一朝對這一問題的産生，曾有過種種議論。歸納起來，主要是源于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不事生産，收入減少。八旗兵丁久居京城，不事耕種，按照清朝規定，又不得經營工商，隻靠朝廷發給糧饷和出租旗地爲生。如果擅自外出謀生，即被視爲“逃旗”，從重治罪。旗人長期遊惰，靡費無節，糧饷不足即向佐領等官員借債（放印子）。再不足，便變賣朝廷地産和住房抵用。借貸放印子錢，錢糧即被扣還。土地變賣後不能再收取地租。房産賣後還要再出銀租房。這樣下去，收入越來越少。一年不如一年，一代不如一代，不能不陷于困窘。
另一方面是滿洲八旗人口不斷增加。滿洲八旗隻有旗兵本人領取糧饷，旗丁分授耕地。百餘年來，旗人生活安閑，家口不斷增殖，生活負擔也不能不随之增長。戶部尚書梁詩正在奏疏中說：“而百年休養，戶口衆多，無農工商賈之業可執，類皆仰食于官”，是旗人窮乏的原因。（《清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五）禦史赫泰說，順治初年到京的一人，現在已成爲一族，“以彼時所給之房地，養現今之人口，是一分之産而養數倍之人。”（《皇清名臣奏議彙編》初集卷一四五）
滿洲八旗人戶生齒日繁，收入日绌，在乾隆朝已成爲急待解決的社會問題。乾隆帝的處置辦法是：（一）增發賞銀。以恩賞名義，發給貧困戶賞銀，以爲赈濟。又動用國帑，贖回旗人典賣給漢人的旗地，由官府收租，将租金分賞給八旗兵丁。據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清查，贖回旗地一萬四千餘頃，歲征租銀三十一萬五千餘兩（《石渠餘記》卷四）。這些賞銀，對于貧困的旗戶，雖然可緩解一時，并不能解決長久的生計。（二）增加養育兵額，“出旗爲民”。雍正時設養育兵額四千八百人，乾隆帝擴大到二萬五千人。八旗兵原有滿洲、蒙古、漢軍之分，乾隆帝準令八旗漢軍“出旗爲民”，即脫離八旗兵籍，另謀生理。由此空出的兵額，改由滿洲旗丁補充。如廣州、杭州駐防漢軍和福州水師漢軍，各出旗一千餘人，由京師滿洲旗丁往補。駐防福州的八旗漢軍步兵改設爲綠營兵，另派京師八旗滿洲兵丁二千餘人駐防。
此外，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乾隆帝還曾遷移京師滿洲八旗三千戶去東北拉林等地開墾荒地，建房屯種。說是“但念現在京中滿洲，生齒日繁，額缺有定，恃一人錢糧，供贍多口，終恐拮據”。“欲我滿洲世仆，仍歸故土，生計充裕。”前往人等，每戶賞給治裝銀兩，沿途給與車輛草束，到達後又賞給立産銀并官房田地、牛犋籽種，每戶約需銀百餘兩。乾隆帝告誡說：“伊等至彼，各宜感戴朕恩，撙節用度，以墾屯爲務。稍有餘暇，勤習騎射技勇。”（《高宗實錄》卷五○四）但是滿洲“故土”的旗人，也并非“生計充裕”，典賣旗地，生計困乏的現象也在發展。據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甯古塔将軍鄂彌達的奏報，吉林烏拉滿洲兵丁三千，其中可稱富戶者僅二十一戶。貧戶一千一百八十五戶，八千九百三十五口。赤貧戶六百七十八戶，兩千八百九十四口。兩者合計一千八百六十三戶，一萬一千八百二十九口。其餘爲中戶，共八百四十八戶，八千八百二十九口（《軍機處滿文月折檔》，乾隆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這個典型材料反映出，當地八旗滿洲兵丁中，可以溫飽的中戶還不足半數，絕大多數是貧困戶以至赤貧戶。乾隆帝遷往拉林的三千滿洲戶，實際上隻有二千戶前去。其中老幼約十分之一，壯年而不會耕作者有十之六、七，能耕作者不過十之二、三。因此，去拉林等地不久，便又相繼逃回京師。留在拉林等地者，也多雇用關内流民代耕。所領旗地又通過典賣，漸歸漢民所有。
廣大八旗滿洲人戶從不耕不戰到難以存活，顯示着滿族的統治危機，也表明滿洲貴族與旗戶的分化，日益加劇了。
（五）思想統治的加強
乾隆時期的清王朝，已經經過了一百多年的統治。作爲統治民族的滿族，漸染漢習，漸趨腐化，也日益加深着本民族内部的分化。表面的繁華掩蓋不了統治集團的腐朽，武功的炫耀也不能掩蓋八旗兵力的衰弱。滿洲民族和清王朝一樣，經曆着由盛而衰的過程。
大抵一個王朝，越是處在強盛的時期，在政治上越能包容大度，具有較強的自信心。相反，一個王朝處在日趨衰朽的時刻，越是難以自保，越加偏狹疑忌，強化暴力統治。乾隆帝初即位，繼承父祖盛業，力矯前期嚴政，宣示寬仁，标榜滿漢一體，顯示出有信心建立功業。大約自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後，滿族上下日趨衰弱，對漢人的疑慮也日益加深。由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強對漢人的統治。
一、文字獄的叠起
康熙朝曾嚴厲鎮壓反清複明思想的傳播，雍正朝先後興起汪景祺、錢名世、查嗣庭等大獄及呂留良、曾靜案，指責語言文字之過，以鎮壓漢人反滿思想，被稱爲 “文字獄”。乾隆帝初即位，力圖消除滿漢朋黨畛域，曾收到一定的成效。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處置胡中藻獄，又恢複了以文字之過懲治大臣的惡例。
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後的二十餘年間，文字獄連年興起，形成嚴厲的思想統治。與前朝不同，鎮壓的對象，既不是“複明”的志士，也不是結黨的權臣，而是一般的漢人文士。見于記載的約七十餘起文字獄中，六十六獄都是懲治舉人、貢生以下的生員以至塾師、術士。興起這些案獄，目的不在限制臣僚的結黨擅權，而在于控制民間的反滿思想，用意是明顯的。下面是一些影響較大的文字獄的概況。
彭家屏案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乾隆帝南巡。曾任江蘇布政使的河南夏邑鄉紳彭家屏在迎駕時面奏，去年河南數處被災，河南巡撫圖爾炳阿匿而不報。乾隆帝查詢河東河道總督張師載，得知夏邑被災甚重。二月，命圖爾炳阿親往查勘，并下谕申斥他“玩視民瘼”，“存心回護”。四月間，乾隆帝南巡回京途中，又先後有夏邑居民張欽、劉元德陳訴，被災散赈不實。乾隆帝以爲“有刁徒從中主使”，劉元德供出生員段昌緒曾商同具詞。圖爾炳阿命夏邑知縣孫默查拿段昌緒，在段家卧室中搜出吳三桂反亂檄文一紙，“濃圈密點，加評贊賞”。乾隆帝命圖爾炳阿繼續搜查，并召彭家屏至京師面詢。彭家屏奏稱并未見過吳檄，隻是家中藏明末野史，未嘗檢閱。乾隆帝命侍衛三泰去夏邑彭家，搜出記載李自成事的刻本《豫變紀略》一書（彭家屏有序）。圖爾炳阿又奏稱彭氏族譜題署“大彭統紀”，“甚屬狂妄”，查取進呈。乾隆帝指責彭氏族譜稱彭氏得姓本于黃帝，是“自居帝王苗裔”。又指責譜中萬曆年号“曆”字不避諱缺筆（乾隆帝名弘曆），“足見目無君上，爲人類中所不容。”（俱見《高宗實錄》卷五三七至五四二）賜彭家屏自盡，将段昌緒斬決，彭家屏子傳笏斬監候，沒收家産入官。圖爾炳阿和孫默查辦此案“緝邪之功大，諱災之罪小”，俱免革職，仍留原任。此案源起于河南百姓被災，滿官匿而不報，經查核屬實。乾隆帝雖然不得不下谕斥責，卻又以文字之罪轉而嚴懲了揭發此事的鄉紳和文士。諱言疾患，粉飾升平，乃是乾隆朝習見的現象。但鄉民控告封疆大吏，卻被乾隆帝認爲是“此風不可長”。乾隆帝親自處置此案，意在回護滿洲大員，鎮壓漢人士民的反抗，目的十分清楚。
蔡顯案江蘇華亭舉人蔡顯，字景真，号閑漁，平生所作詩文，自編爲《閑漁閑閑錄》，刊印行世。書中對邑紳及知府、禦史等官員，多有指責。鄉紳因而嫉恨，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指書中引古人詠紫牡丹詩句“奪朱非正色，異種盡稱王”，是對清朝“怨望讪謗”，向松江府檢舉。蔡顯已七十一歲，自信無罪，向松江府出首。松江知府鍾光豫呈報兩江總督高晉、江蘇巡撫明德。檢閱《閑漁閑閑錄》及蔡顯的其它著述，指爲“語含诽謗，意多悖逆”，逐條粘簽标出，進呈乾隆帝。乾隆帝親自查閱蔡書，指書中稱“戴名世以南山集棄市，錢名世以年案得罪”及“風雨從所好，南北杳難分”等詩句，是“甘與惡逆之人爲伍，實爲該犯罪案所系。”乾隆帝并且嚴厲斥責督撫于此等處“轉不簽出”，“簽出各條，多屬■傺無聊”，所拟有關案犯治罪等節，是“意存姑息”，“苟且完事”。（《高宗實錄》卷七八六）傳谕嚴加懲處。蔡顯斬決，十七歲的兒子蔡必照發往黑龍江爲奴。爲《閑漁閑閑錄》作序的聞人倬及蔡顯門人劉朝棟等二十四人被株連，遣戍伊犁等處。
蔡顯所稱戴、錢得罪事，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隻是因爲隐含同情語氣，便被指爲“甘與惡逆之人爲伍”，鑄成此獄，罪及家屬門生，在江南文士中引起極大的震動。
齊周華案浙江天台縣生員齊周華，早在雍正帝時，曾撰拟“獨抒己見疏”爲呂留良案申辯，赴刑部具呈，被解押回浙江，永遠監禁。乾隆帝即位，遇赦出獄，遊曆各省，卒居湖廣武當山道觀。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其子齊式昕接他回籍。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浙江巡撫熊學鵬至天台巡查，齊周華将已刊及未刊的曆年所撰文稿《名山藏初集》等書奉呈，請求熊學鵬作序，并将當年的“獨抒己見疏”稿附呈。熊學鵬将齊周華押解至杭州，與閩浙總督蘇昌會同審訊，随即向乾隆帝奏報說，書中《祭呂留良》一文，“将逆賊呂留良極力推崇，……希圖煽惑人心，其存心黨逆，牢不可破”。“其已刻、未刻諸書，牢騷狂悖之言，不一而足；廟諱禦名，公然不避。”（《清代文字獄檔》）經乾隆帝欽準，将齊周華依大逆律，淩遲處死。子孫四人從寬斬監候，秋後處決。齊周華堂兄齊召南，原任禮部侍郎，爲當代名儒。齊周華書中《天台山遊記》一文，有齊召南跋。熊學鵬召齊召南至省訊問，供稱雍正二年曾“爲跋數語”，“今所刻者，系齊周華自行添改。”乾隆帝命召齊召南進京候審。軍機大臣會同刑部拟處杖流。乾隆帝谕令寬免，遞回原籍，傳谕他“閉戶安分”。浙江巡撫覺羅永德将齊召南交原籍地方官，向乾隆帝奏報說： “奴才仍随時查察，如再不知感恩警惕，稍有掉弄筆頭怨诽情事，即行嚴參，從重治罪。”（同上書）齊召南四月回籍，五月間即病死。此案因涉及名士齊召南而轟動士林。
王錫侯案江西新昌人王錫侯，三十八歲才考中舉人，會試落第，仕途無望，便在家編書，刻印發賣謀利。所編書如《國朝試帖詳解》、《唐人試帖詳解》等，都隻是供考試舉子參閱，并沒有什麽政治見解可言。另編有《字貫》一書，是就《康熙字典》摘編，使散字聯貫，以便檢索。一七七七年（乾隆四十二年），他的仇家王泷南乘文字獄叠起的時機，告發他删改《康熙字典》，“與叛逆無異”。江西巡撫海成（滿人）親理此案，查閱《字貫》序中有議論《康熙字典》“穿貫之難”，“學者查此遺彼，舉一漏十”等語，指爲“雖無悖逆之詞，隐寓軒轾之意，實爲狂妄不法”，請旨革去舉人，并将《字貫》粘簽進呈。乾隆帝親閱《字貫》，在書前凡例中發現康熙、雍正及乾隆三帝的名字，開列不諱，大爲震怒。說：“此實大逆不法，爲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即應照大逆律問拟。”（《高宗實錄》卷一○四三）并嚴厲申斥海成“茫然不見”，“漫不經意”，命海成親往王錫侯家繼續搜查并将王錫侯領押來京。十一月，海成查出王錫侯編纂書十種進呈，并奏稱“檢閱各書，俱有悖謬不法之處。”乾隆帝又申斥海成“身爲巡撫，乃于初次條奏王錫侯《字貫》時，并不将伊書内大逆不法之處據實核出，轉稱尚無悖逆之詞。實屬昧盡天良，罔知大義，不可不重加懲處。”（同上書，卷一○四四）随将海成革職，交刑部治罪。命兩江總督高晉前往，暫管巡撫事，繼續收繳江甯等地流傳的《字貫》等書。王錫侯斬決，子、孫五人斬監候，所著書概行銷毀。
王錫侯原是科場失意、編書求活的鄉曲文士，在政治上、學術上并無建樹，對清廷也未必有謗言。乾隆帝由此興起大獄，株連甚廣。《字貫》另本前有工部侍郎李友棠題詩一首，乾隆帝斥責李友棠“身爲卿貳，乃見此等悖逆之書，尚敢作詩贊美，實屬天良已昧。”李友棠即著革職。江西布政使贛南道周克開、按察使馮廷丞因未能檢出《字貫》“悖逆重情”，俱被革職，交刑部治罪。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以“失察妄著書籍”，降一級留任。江西吉安、南昌二處曆任知縣、知府，從寬免于治罪，交部分別議處。乾隆帝嚴懲王錫侯，旨在表明不準許漢人文士對滿族皇帝有任何不忠不敬；嚴懲地方官員，則在激勵所屬，加強統治。他傳谕說：“各省地方官當共加感惕，務須時刻留心查察，倘所屬内或有不法書籍刊布流傳，即行禀報督撫，嚴拿重治”，倘若“漫不知儆”，“嗣後別經發覺，必當從重辦理。”（《高宗實錄》卷一○四九）此案之後，各省先後設立“書局”，專門負責查繳不法違礙書籍，對詩文著述的控制，大爲加強了。
徐述夔案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春，江蘇東台縣民徐食田與蔡嘉樹發生田畝糾紛。東台縣出示收繳違礙書籍，蔡嘉樹即指控徐食田祖父徐述夔（已故）所著《一柱樓詩》中多有違礙。徐食田将已刻書及書闆向知縣塗躍龍呈交。塗躍龍将田畝糾紛事結案，見徐述夔所著書中有引呂留良語句，送呈江甯書局查處。書局局員因原書未粘簽指出違礙，退還東台縣。蔡嘉樹又徑赴江甯布政使衙門控告，并将《一柱樓詩》中“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等句粘簽摘出。布政使陶易命幕友陸炎批交揚州府，批語中有“若有違礙，俱應收解奏繳；若隻字句失檢，将舉首之人以所誣反坐”等語。揚州知府謝啓昆簽出“悖逆”詩句，送呈督撫。署兩江總督薩載、江蘇巡撫楊魁将書稿及有關案卷解京。這時，江蘇學政劉墉也得到民間告發，将《一柱樓詩》及原禮部侍郎沈德潛（已故）所撰《徐述夔傳》呈送乾隆帝。徐述夔先世世代爲官。一七三八年（乾隆三年）考中舉人。進京會試時，勘磨官指他試卷中有“不敬”字句，停止考試，永不叙用。徐述夔家居吟詩，不無怨望。一七六三年（乾隆二十八年）病死。一七六八年（乾隆三十三年），子徐懷祖将其遺作《一柱樓詩》、《和陶詩》等詩集刻闆流傳。一七七七年（乾隆四十二年），徐懷祖病死。乾隆帝審閱送呈詩集，傳谕說：“《一柱樓詩》各種妄肆诋譏，狂誕悖逆。”“伊子徐懷祖并敢将伊父逆詞公然刊刻，均屬罪大惡極。”“沈德潛敢爲逆犯徐述夔作傳，……實爲喪盡天良，負恩無恥。”（《高宗實錄》卷一○六八）将此案交軍機大臣等議處。軍機大臣阿桂等遵谕鎖拿徐食田等人，會同刑部嚴加審訊，奏稱徐述夔引據逆犯呂留良邪說，是“悖逆不法”；《一柱樓詩》“犴肆謬妄”；“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之句，是“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用上、到等字而用去清都，顯寓欲複興明朝之意，大逆不道至此已極。”徐懷祖刊刻流傳，是“父子相繼爲逆”，“照大逆淩遲律■碎其屍，枭首示衆。”（《掌故叢編》第九輯）布政使陶易以“故縱大逆”之罪處斬，揚州知府、東台知縣也以懲治遲延不力，分處流刑和徒刑。徐食田及弟食書，參與校刻的徐首發、沈成濯及陶易幕僚陸炎等俱從寬定爲斬監候，秋後處決。已故沈德潛曾爲徐述夔作傳，内有“品行文章皆可法”等語，廷臣請旨将官爵谥典盡行革去，禦賜祭葬碑文一并撲毀。碑不移置他處。長洲人沈德潛自乾隆初年以進士入爲翰林院編修，以詩名一時，在上書房行走，與乾隆帝作詩唱和。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以禮部侍郎休緻歸籍。曾進呈所著《歸愚集》，乾隆帝親爲作序。乾隆帝曆次南巡，沈德潛均被召見。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加禮部尚書銜。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入朝祝皇太後七十壽辰。入朝賜杖，爲緻仕九老之首。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在常州迎駕，加太子太傅。一七六九年（乾隆三十四年），在家死去，年九十七。贈太子太師，谥文悫。沈德潛晚年入仕，備受乾隆帝眷遇，爲一代名士。死後遭此惡譴，使士林再次震動了。
尹嘉铨案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乾隆帝西巡五台，三月中回銮至保定。原大理寺卿，在博野縣休緻家居的尹嘉铨，連上兩折，命其子尹紹淳至保定奏呈。一折請求乾隆帝對其故父尹會一賜予谥法，一折請将清初漢人大臣湯斌、範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諸人從祀孔廟。尹會一曾任巡撫，休緻時，請返籍終養老母，乾隆帝曾賜詩褒獎孝行。尹嘉铨在奏折中說：“既蒙禦制詩章，褒嘉稱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從祀。”乾隆帝覽奏甚怒，在第一折批：“與谥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要他“安分家居”。第二折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命将尹嘉铨革去頂戴，交刑部治罪。又命直隸總督袁守侗查抄尹氏在博野的家産，大學士英廉查抄尹嘉铨在京的房舍。谕令“至伊家如果有狂妄字迹詩冊及書信等件，務必留心搜檢。”（《清代文字獄檔》）英廉與大學士三寶詳查搜獲的書冊，有尹嘉铨編《近思錄》書稿，将湯斌、陸隴其、張伯行與尹會一合稱爲“孔門四子”。又所著《随五草》，内有《朋黨說》，與雍正帝所著《朋黨論》相背。又編有《本朝名臣言行錄》，列入高士奇、張廷玉、鄂爾泰等多人。廷臣會審，尹嘉铨不得不自認“狂悖糊塗，罪應萬死。”乾隆帝覽奏，指斥尹嘉铨文中“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君亦安能獨尊于上哉”等語，是“反以朋黨爲是，顛倒是非，顯悖聖制，誠不知是何肺腸？”又指斥所編《本朝名臣言行錄》是“以本朝之人，标榜當代人物”， “将來伊等子孫恩怨即從此起”，關系“朝常世教”，其他狂悖誕妄，不一而足。命将尹嘉铨以絞刑處死，立決。
乾隆帝處死尹嘉铨後，特發布“明辟尹嘉铨标榜之罪谕”。說：“朕以爲本朝紀綱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乾綱在上，不緻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乾隆帝提出的這個新論點，是說清朝的統治，一切決定于皇帝，如果“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國家之福。”皇帝英明，就不需仰賴“名臣”，也不會容納 “奸臣”。臣下都不過是效忠于他的奴仆。尹嘉铨要求崇列這些奴仆，自是乾隆帝所不能容許的。
以上文字獄，是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至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二十餘年間幾樁影響較大的案件。其中大多數是鄉裏文士的語言文字的疏失被加以悖逆不法的罪名，并非确有反滿的思想和行動。尹嘉铨身列九卿而遭顯戮，也隻是由于請求表彰他的父祖和名臣，更沒有什麽反清思想可言。但崇顯名臣，卻觸犯了乾隆帝的忌諱。乾隆帝不斷處置文字獄，是要以暴力鎮壓的手段，強制漢人臣民文士對滿洲皇帝絕對效忠和安分，而絕不容許任何不忠或不敬。但文字獄興起，卻又帶來了難以預料的後果：（一）仇家告讦。乾隆帝嚴治文字之罪，不逞之徒因而摘引文字告讦仇冤之家，借以報複私仇，奪取私利。随着文字獄的叠興，社會上到處出現了誣告之風。（二）官員嚴處。乾隆帝查處文字獄，經辦的各級官員往往以失察得罪，遭到嚴厲的處治，輕者革職，重者流放或處死。官員們畏罪，不得自安，遇有告讦，即從重審理，以求免禍。此類冤案從而更爲泛濫。（三）師友株連。文字獄起，例需查抄家藏書稿、詩文、書信。一人在案，曾爲撰寫序跋、碑傳、唱和詩詞以至書信往來的師友，往往橫被株連，禍從天降。文字獄叠起，廣大文士惴惴不能自保，造成社會上人心動蕩。以上這些現象日益嚴重，勢将反轉來搖撼清朝的統治。面對這一形勢，乾隆帝不得不多方收斂，以穩定人心。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福建海成縣人周铿聲挾嫌誣告在籍知縣葉廷推纂輯縣志“載入碑傳詩句，詞語狂悖。”巡撫楊魁上奏。乾隆帝查閱，認爲“俱系剿用腐爛舊句，原無悖逆之處”，命依誣告律，将周铿聲“嚴示懲創”。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湖南龍陽縣監生高治清刊行《滄浪鄉志》，被告“語句狂悖”。署巡撫李世傑奏請究治。乾隆帝傳谕：鄉志“不過無識鄉愚雜湊成編”，“若俱如此吹毛求疵，謬加指摘，将使人何所措手足耶？”同年，安徽巡撫譚尚忠奏報已故貢生方芬詩集中有“蒹葭欲白露華清，夢裏哀鴻聽轉明”句，請将其孫依大逆律治罪。乾隆帝認爲，詩句“雖隐躍其詞，有厭清思明之意”，但還不是“公然毀謗本朝”，“若必一一吹求，繩以法律，則詩以言志，反使人人自危。”谕令“毋庸辦理”。（以上俱見《清代文字獄檔》）乾隆帝親自連駁數案，使官員嚴處、仇家告讦之風有所遏止。風靡一時的文字獄，漸趨平息。但就在此前後，又興起了禁毀書籍的浪潮。
二、禁毀書籍的浪潮
乾隆朝在叠興文字獄的同時，又在全國範圍内大規模地查禁時人著述與藏書，先後延續了十餘年之久。
早在一七六九年（乾隆三十四年），乾隆帝閱錢謙益所著《初學集》、《有學集》等書後，說“其中诋謗本朝之處不一而足”，傳谕各督撫在各地查繳銷毀。錢謙益是明末清初文壇巨擘。叛明降清後，因病乞歸，死于家中。所著文集在各地流傳甚廣。乾隆帝怒斥他“大節有虧”，“不足齒于人類”，令各地不得再遺留片簡。銷毀錢書，是焚毀書籍的開始。大規模禁毀書籍，大體上是和《四庫全書》的編纂同時進行。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乾隆帝即曾傳谕直省督撫學政，廣泛搜訪民間書籍，彙送京師。“在坊肆者或量爲給價，家藏者或官爲裝印，其有未經镌刻隻系鈔本存留者，不妨繕錄副本，仍将原書給還。”（《高宗實錄》卷九 ○○）次年初，安徽學政朱筠上疏，請将《永樂大典》中分在各卷的佚書，分別輯錄校閱。乾隆帝诏谕依經、史、子、集四庫分類輯出，流傳已少者先撮要旨進呈。随即開設四庫全書館，以大學士劉統勳、于敏中等人爲總裁官，在全國範圍内，搜采遺書，編纂以四庫分類的圖書總集《四庫全書》（參見另章）。乾隆帝诏谕各地督撫，以半年之限，采進民間藏書，若因循搪塞，惟該督撫是問。又诏谕兩江總督與江、浙巡撫，就江浙著名藏書家和坊間書賈中搜訪進呈。私人進獻藏書，将來仍與發還并給予獎勵。進書五百種以上者，賞内府所藏《古今圖書集成》一部，百種以上者賞給内府刊印《佩文韻府》一部。各地進呈私獻書籍不下萬餘種。
乾隆帝廣泛征求已刻未刻書籍，包含着查檢“違礙”的目的，即所謂“寓禁于征”。但文字獄叠起，各地官民多有顧慮，不敢将稍涉違礙者進呈。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乾隆帝降旨明确規定收繳禁毀。傳谕各地督撫，“其或文字觸礙者，亦當分別查出奏明，或封固進呈，請旨銷毀；或在外焚棄，将書名奏聞。” 明末野史“必有诋毀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稗官私載、詩文專集，有诋毀者，也不準隐匿流傳。各省已經進到之書，交四庫全書處檢查，有關礙者，撤出銷毀。并令派員傳谕藏書家，如有不應存留之書，即速交出。此後若再有存留、有心藏匿，罪在不赦。（《高宗實錄》卷九六四）同年十一月，再次降旨，收繳銷毀“明末國初悖謬之書”。禁毀書籍，逐漸形成浪潮。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閏十月，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乾隆帝一再谕令嚴厲查繳“違礙”書籍，查禁的範圍也越來越擴大。
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帝谕令四庫全書館拟定“查辦違礙書籍條款”頒布，規定了查禁的範圍和處理辦法。
全毀——全部銷毀的書籍，稱爲全毀。所謂“诋毀本朝”、“語涉狂悖”的清人著作、文集，原在全毀之列。條款規定的銷毀範圍，還擴大到前代的著述。明萬曆以前各書，涉及遼東、女真，語有違礙者，銷毀。明代各書載及西北邊外部落，語涉偏謬者，銷毀。爲了扼制漢人反滿思想，甚至對宋人關于遼、金，明人關于元代的記述，“議論偏謬尤甚者”，也拟銷毀。書籍内容并無違礙，但作者在清朝得罪者，如錢謙益、呂留良、金堡、屈大均等人的著作，也一律銷毀。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乾隆帝在上谕中說：“其人實不足齒，其書豈可複存！自應逐細查明，概行毀棄。”曆朝文字獄之起，是因詩文著述中有狂悖字句而罪及其人，又因其人得罪，而焚毀其所有的文字著述。因書罪人，因人毀書，加以彼此株累，禁毀數量極大。
抽毀——即抽出違礙字句，部分銷毀。門各爲目，人各爲傳的著述，将其中有違礙的門、傳抽毀。選編的奏議、科舉對策之類，如明經世文編、明狀元策等書，将其中有違礙者抽毀。錢謙益、呂留良等獲罪者的詩文被錄入他書或被人援引者，摘出抽毀，從原版内鏟除。如此等等。曆年被列入抽毀之書，多達四百餘種。
删改——在上引乾隆帝曆年谕旨和“條款”中，還有對原作删改的規定。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的上谕中提到明人所刻類書邊塞、兵防等門，可删去數卷或數篇，或改定字句。“他若南宋人書之斥金，明初人書之斥元，且悖于義理者，自當從删；涉于诋詈者，自當從改。”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頒布的“條款” 中，也提到“凡宋人之于遼、金，元明人之于元，其書内記載語句乖戾者，酌量改正。”（《辦理四庫全書檔案》）删改的範圍也極廣泛。甚至被認爲“非斯文正軌”、“詞意■■”、“有乖雅正”以及所謂“乖觸字句”等，都可酌改。被收入《四庫全書》而又經過删改的書籍，不計其數。往往面目全非，與原義乖違。
除以上這些專制而愚蠢的規定外，乾隆帝還先後實行了兩項虐政。
改譯古史——和乾隆帝下谕搜訪遺書約略同時，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乾隆帝又命改譯遼、金、元三史中的音譯專名。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改譯完成。乾隆帝親自作序，說：“遼、金、元三國之譯漢文，則出于秦越人視肥瘠者之手，性情各別，語言不通，而又有謬寓嗤斥之意存焉。”三朝“漢人之爲臣仆者，心意終未浃洽”，所以“必當及此時而改譯其訛誤者。”（乾隆帝《禦制文集》二集卷十七）所謂“改譯”，即将三史中契丹語、女真語和蒙古語的人名、地名、部名、制度專名等，都依照清代滿語漢譯的方法，修改譯字，換成新的譯名。結果造成極大的混亂。乾隆帝卻認爲這是他的一大功績，在序中說：“是則吾于遼、金、元三代，實厚有造而慰焉。”查禁書籍和編修《四庫全書》時，又将改譯的辦法加以推廣。大抵自宋人以至明清人著述中有關契丹、女真、蒙古的譯名，也都按三史的辦法予以改譯。改譯中又因斷句錯誤、缺少知識和漫無準則，而錯上加錯，給讀者帶來極大的幹擾。如果說乾隆帝删改“違礙”字句是爲了箝制反滿思想，用滿語譯名改譯其他民族的古史，則全屬無知且愚昧了。
查禁戲曲——乾隆帝在大規模查禁史籍、詩文等書籍後，又進而對民間戲曲予以查禁。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谕旨中說：“因思演戲曲本内，亦未必無違礙之處。如明季國初之事，有關涉本朝字句，自當一體饬查。至南宋與金朝關涉詞曲，外間劇本往往有扮演過當，以緻失實者。……亦當一體饬查。”（《高宗實錄》卷一一一八）乾隆帝因蘇州、揚州爲戲曲盛行之地，傳谕當地官員将“應删改及抽撤者，務爲斟酌妥辦，并将查出原本暨删改、抽撤之篇，一并粘簽，解京呈覽。”蘇、揚等地以昆腔（昆山腔）最爲流行。蘇、揚查禁後，又傳谕江蘇、廣東、福建、浙江、四川、雲南、貴州各省督巡，對當地流行的石牌腔、秦腔、弋陽腔、楚腔等，也分別饬查。地方戲曲是民間的文藝創作。乾隆帝爲壓制民間反滿思想，對關涉本朝以至宋金間事的曲文，也嚴加饬查，删改、抽撤，這自然又是極端專制的暴行。
乾隆帝自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下谕搜訪民間書籍，結合編纂《四庫全書》實行了大規模的查禁。《四庫全書》完成後，直到一七八五年（乾隆五十年）仍在嚴谕江西、江蘇、浙江等省繼續查禁民間書籍。據近人考證，先後被銷毀的書籍約三千種，七萬卷以上，與《四庫全書》所收三千五百餘種，七萬九千餘卷，數目大體相近。（孫殿起：《清代禁書知見錄·自序》）收入《四庫全書》的書籍中，經抽毀者四百餘種，删改者不計其數。乾隆帝編纂《四庫全書》，保存了大量文化典籍，又由于廣泛禁毀書籍，造成了一次文化浩劫。有人認爲這是秦始皇焚書後的又一次焚書劫難，并非苛論。不過，遭到禁毀的某些有價值的著述，此後仍然長期在民間秘密流傳。這又再一次證明，應用嚴刑峻法的暴力手段去加強文化思想的統治，雖可震動于一時，并不能阻止文化著述的傳播。
三、《貳臣傳》的編修
乾隆帝大批焚毀“讪謗”書籍，以加強所謂“獎忠懲逆”的思想統治。但在處置明清之際的某些著述和人物時，卻遇到了難以解決的矛盾。明朝末年，特別是南明時期，不少忠臣義士堅持抗清鬥争，也有不少文臣武将叛明降清。如果以清朝本位判忠奸，明朝的忠臣将是清朝的奸逆，降清的叛臣，反而成爲忠臣。這将使大批明末文獻難于處置，而且從根本上違背了乾隆帝所倡導的“忠君”的思想原則和道德标準。
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閏十月，乾隆帝在一道谕旨中，正式提出承認南明王統和褒獎抗清死難的南明忠臣。浙江巡撫因見朱■之所著《明紀輯略》一書附記南明福王、唐王、桂王事，奏請銷毀。乾隆帝在這道谕旨中指爲“不宜在概禁之例”，并指示四庫館臣在編纂《通鑒輯覽》時，應載入南明三王事迹，因福王承繼江山半壁，唐王、桂王也是“明室宗支”，不應稱“僞”。當時“各爲其主，始終不屈”而死節者，與宋末之文天祥、陸秀夫“實相仿佛”，雖然清初“不得不行抗命之誅”，但他們“有死無二，洵無愧人臣忠于所事之義。”對這些“仗義死節之人”的事迹，也都應該寫入《通鑒輯覽》，說是“崇獎忠貞，亦足以爲世道人心之勸。”十一月，又發出谕旨，重申“崇獎忠貞”，“風勵臣節”。谕中說世祖（順治帝）時，曾對崇祯末年殉難的明朝大學士範景文等二十人“特恩賜谥”。至于史可法“支撐殘局”，劉宗周、黃道周“臨危授命”，都足爲一代完人。其他死守城池、戰死行陣或被俘後視死如歸者，無愧于“疾風勁草”。舍生取義，忠于所事者，也“一體旌谥”。薩爾浒之戰時的明将劉■、杜松“冒镝撄鋒，竭忠效命”；孫承宗、盧象■等“抵拒王師，身膏原野”。凡明季盡節諸臣，爲國盡忠，都應優獎。慷慨輕生的諸生韋布，由鄉裏供祭。（《高宗實錄》卷九九五至九九六）次年，在揚州爲史可法建立祠堂，乾隆帝親自爲史可法劄稿題詩說：“經文已識一篇笃，予谥仍留兩字芳（谥忠正）；凡此無非勵臣節，監茲可不慎君綱！”（同上，卷一○三五）乾隆帝表彰明末死難臣民，旨在倡導“忠君”，詩句說得很清楚。
乾隆帝在連年文字獄後，陸續發出這些谕旨，實際上是把“忠君”視爲超乎本朝或本族狹隘範圍的最高道德标準，這不能不在漢人臣僚文士中引起震動。一些漢臣稱頌說：“聖人至公無我之思，教孝教忠，萬世瞻仰。”（龔炜：《巢林筆談續編》卷下）其實，乾隆帝并非是“無我”，恰恰是把“我”即皇帝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告誡人們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絕對向皇帝效忠。但這一原則确立後，如何處置清初歸降的漢人和他們的著述，又使乾隆帝面臨另一個難題。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乾隆帝提出了編寫《貳臣傳》的辦法，把曆事兩朝的臣僚稱爲“貳臣”。這年，江蘇呈繳拟毀書籍中有《明末諸臣奏疏》、《同時尚論錄》等書。乾隆帝閱後傳谕說，劉宗周、黃道周等人的奏疏，隻需修改“不當”字句，原奏保存。王永吉、龔鼎孳、吳偉業等人，“在明已登仕版，又複身仕本朝”，其人不足齒，作品也不應保存。在這道谕旨中，乾隆帝進一步指出，洪承疇因兵敗被俘歸順，祖大壽因懼禍投誠，馮铨、王铎等人在明朝是顯宦，在本朝又“忝爲閣臣”。左夢庚等人是在清朝大軍到後，才解甲乞降。當時，對這些人不得不加錄用，以安人心。事後平情而論，他們都是遭逢時難，畏死■生。“至于既降複叛，或又暗中诋毀者，更不能比之人類”。乾隆帝指令把這些“大節有虧之人”，在國史内另立《貳臣傳》一門，據實直書，送呈裁定。
乾隆帝力倡忠君，不惜獎谥明末忠臣，貶抑降清的貳臣。但據此實行，忠于明者得到表彰，降清後忠于清者又遭到貶斥。而且降清者或忠或叛，不加區別，一律對待，也顯然難以服人。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帝又下谕說，列入《貳臣傳》的諸人，事迹不同，邪正各異，不可不分。洪承疇、李永芳等屢立戰功， “雖不克終于勝國（明），實能效忠于本朝。”錢謙益等降清後又在詩文中對朝廷诋毀，“進退無據，非複人類。”命國史館考核各人行事，分編爲甲、乙二編，以示區別。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館臣将乙編進呈，乾隆帝又命将行爲卑劣者從中撤出，不予立傳。吳三桂、李建泰等降清後又行叛逆者，也從《貳臣傳》撤出，另編《逆臣傳》。一七九一年（乾隆五十六年），最後編定的《貳臣傳》，甲、乙兩編共收一百二十五人。又依其行事之不同，在甲、乙編各分爲上中下三等。
乾隆帝褒獎明末忠臣，又将曆仕兩朝的漢臣分別列等編傳，可謂用心良苦。他自稱這是出于“大中至正之心”，“爲萬世子孫植綱常”。實際目的，還是要控制廣大漢人臣僚效忠于滿洲皇帝，以鞏固清朝的統治。他的這些舉動，雖然在漢人官員中不無成效，但并不能弭止廣大人民的反抗。
（六）人民的反抗鬥争
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至一七八五年（乾隆五十年）這三十年間，清王朝沿着由盛而衰，外盛内衰的道路演變。社會各階級的矛盾日益激化。廣大農民、手工業工人、商人陸續掀起了各種形式的反抗鬥争。清王朝不斷受到多方面的沖擊。
一、佃農抗租鬥争
乾隆初，江西、福建的佃農，即不斷發動抗租鬥争，抵抗地主收租，聲勢浩大。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上杭羅日光曾領導佃農千人抗租，毆打地主，抗拒官兵。江西、福建佃農中有佃長、長關令、會館等，逐漸形成自己的鬥争組織，提出均田（佃）、永佃、田骨田皮等口号，以争取耕種田地的權利。
江蘇佃農，往往聯合抗租。吳縣人黃中堅說：“今鄉曲細民，無不醵金演戲，詛盟歃結，以抗田主者。雖屢蒙各憲曉谕，而略不知懼。間有一二良佃願輸租者，則衆且群起攻之，甚至沉其舟，散其米，毀其屋，蓋比比然。”（《蓄齋集》卷四）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靖江縣徐永祥等率領佃農進城報荒，要求免租；崇明佃戶，“捏災爲名，結黨鼓衆，不許還租”，并聚集在一起，要求該縣縣丞出示減租。（《高宗實錄》卷一五一、一五三）一七五八年（乾隆二十三年），崇明佃農再次抗租，燒毀草房，毆傷差役兵丁，圍攻縣丞、守備。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浙江永嘉胡挺三領導佃農抗租，毆打典史，并把他拘留。
直隸省經管旗地的滿族地主、莊頭以及州縣官吏，對壯丁、佃戶的剝削和壓迫非常嚴重，農民的反抗鬥争也十分激烈。一七四○年（乾隆五年），豐潤縣莊頭蔡懷碧承領十五頃多莊地，王公顯等串連佃戶拒不交租。蔡懷碧要收地自種，遭到佃農群衆的堅決抵制。王公顯等率領佃農二百餘人，打傷蔡懷碧“壯丁”二人，“并将農具犁铧打碎，兇猛異常。”（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乾隆六年内務府來文》）從這一年起，清朝禁止增租奪佃。可是佃農的“抗租霸佃”鬥争，仍在繼續發展。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直隸總督英廉統計，全省經理旗地的共七十七州縣，積欠旗租的有四十二州縣，達二十年之久，數至二十四萬餘兩之多。其中一部分是被官侵吏蝕，大部分是佃農抗欠。
清王朝要求各地官府對佃戶抗租嚴厲鎮壓。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禮部侍郎秦惠田說：“頑佃抗租，欺慢田主，有司聽其刁脫”，應依法嚴懲。（《高宗實錄》卷二四八）現存《昆山縣奉憲永禁頑佃積弊碑》中記述說：“乃日見城廂内外之以抗租枷示者，相望于途。”
地主向佃戶勒索租米。佃戶迫于饑馑，往往搶米求生，是鬥争的另一形式。一七四四年（乾隆九年），左副都禦史範燦說：“查乾隆七年之冬，八年之春，湖廣、江西、江南等處搶米之案，俱未能免；而江西尤甚，一邑中竟有搶至百案者。”（《高宗實錄》卷二三○）此後，浙江、福建、直隸、陝甘等地都發生過饑民搶米鬥争。
二、農民反封禁鬥争
清初，八旗滿洲人戶大批進關，關外呈現出一片荒涼景象。一六六一年（順治十八年），奉天府尹張尚賢報告說：“合河東、河西腹裏以觀之，荒城廢堡，敗瓦頹垣，沃野千裏，有土無人。”（《聖祖實錄》卷二）康熙時，直隸、山東無地農民多逃往奉天耕墾。一六八○年（康熙十九年），清朝劃定旗民開墾界限，民界地畝約等于旗界地畝的五分之一。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帝明确地指出：“奉天田土旗民疆界，早已丈量明白。以旗下餘地付之莊頭，俟滿洲蓄衍之時，漸次給與耕種。”（《聖祖實錄》卷一四一）這是保護滿族地主占有土地，限制漢族人民開墾的政策。但直隸、山東農民繼續出關求活，并未因而終止。一七四○年（乾隆五年），乾隆帝又規定，奉天流民要取保入籍，否則必須在十年之内返回原籍。此後，在山海關嚴厲查禁攜眷農民出關，并在山東登、萊、青和奉天複、海、蓋、甯等處海口，查禁運載流民的船隻，對東北地區嚴格封禁。但出關流民依然有增無減。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查明，從一七四○年（乾隆五年）以後，出關人數續添四萬七千餘口。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在甯古塔和船廠的工商傭作人等，不下三、四萬人。清朝又于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制定《甯古塔禁止流民例》，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宣布吉林是“永禁流民，毋許入境”。實際上，流民出關的洪流已無法制止。據《盛京通志》記載的數字統計，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在東北的漢族人口有十六萬五千四百九十五戶，九十六萬一千三百二十八人，民賦田有三百七十九萬八千零六十畝，比一六五七年（順治十四年）增加了六十二倍，占當時全部墾田四百二十六萬九千七百一十八日（二千五百六十一萬八千三百零八畝）的百分之十四點八。
清初，蒙古地方不準漢人居住，戶部發票八百張，許漢人領票春去秋回。一七○七年（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帝巡行邊外，“見各處皆有山東人，或行商，或力田，至數十萬人之多。”（《聖祖實錄》卷二三○）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發現喀喇沁等旗種地漢人已達數萬，清朝認爲蒙古人“漸将地畝賤價出典，因而遊牧地窄，至失本業”。遂規定喀喇沁、土默特、敖漢、翁牛特以及察哈爾八旗，“嗣後将容留民人居住，增墾地畝者，嚴行禁止。”（《高宗實錄》卷三四八）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更制定一項律例：“口内居住旗民人等，不準出邊在蒙古地方開墾地畝，違者照例治罪。”（《理藩院則例》卷十）這如同奉天的封禁政策一樣，并不能阻止流民出邊。一七六○年（乾隆二十五年），在古北口外蒙古地方種地的漢人，即不下數十萬戶。
漢族農民反封禁的鬥争，是在中原地區階級矛盾日益尖銳，貧困無告的情況下進行的。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山東人民“南走江淮，北出口外。揆其所由，實緣有身家者，不能贍養佃戶，以緻衆生無策，動辄流移。”（《高宗實錄》卷三○九）遇到荒年，清朝也不得不暫弛關禁，放流民出口覓食。過後雖然仍勸流民回籍，并重申禁令，但是關口一開，再想封閉就更加困難了。滿族地主、蒙古王公都招佃收租，“巧爲庇護”。在這種情況下，封禁政策更成爲具文。
清廷在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設立台灣府後，隻準閩、粵人民春去秋回，不準攜眷居住。從一七三二年（雍正十年）起，這項禁令幾次暫停執行，又幾次恢複。人們有時冒着生命危險偷渡，有時賄賂官兵私渡，據一八一一年（嘉慶十六年）統計，台灣漢族人口已達二百萬零三千八百六十一人，比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增加了将近十倍。
三、手工業工人和商民的反抗
清初，手工業工人就進行有組織的罷工鬥争。據蘇州現存石刻（見《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輯》）記載：一六七○年（康熙九年）踹匠窦桂甫，“倡言年荒米貴，傳單約會衆匠停踹。”處罰了不參加罷工的王明浩，所有工匠都停止工作。一六九三年（康熙三十二年），踹匠羅貴又齊行增價，“聚衆毆搶，複毀官示”。一七○○年（康熙三十九年），劉如珍等湊錢演戲，号召工匠參加反抗鬥争。一七一五年（康熙五十四年），王德等倡議創立踹匠會館，正式成立自己的組織。布商非常恐慌，說“倘會館一成，則無籍之徒，結黨群來，害将叵測。”因此，屢次請求地方官查拿“流棍”，管束工匠。一七二○年（康熙五十九年）建立的《長吳二縣踹匠條約碑》規定八條，就是要把踹匠置于包頭、坊長、巡役的嚴密控制下，制止罷工鬥争。這表明工匠的罷工鬥争，已經十分激烈。乾隆時，鬥争在繼續發展。
蘇州的機戶，多數雇用織工。織工常因機戶無故解雇，或要求增加工資，發動罷工鬥争。據一七三四年（雍正十二年）建立的碑文記載：“倡爲幫行各色，挾衆叫歇，勒加銀口，使機戶停織。”一七三九年（乾隆四年），王言享等反對布商扣克工價罷工。一七七九年（乾隆四十四年），李宏林等要求增加工價罷工。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又有蔡士謹領導的罷工鬥争。
江西景德鎮官民窯戶，每窯一座，需工數十人。“一有所拂，辄然停工。”（《道光浮梁縣志》卷二）他們罷工也是知會同行共同行動，“甚至合黨成群，恣行抄毆。”（淩■：《西江視臬紀事》卷四）。
北京戶部寶泉局在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發放工價時，鑄錢工匠聲稱不敷應用，四廠同時罷工。經署侍郎三和出面“曉谕”，在童光榮領導下，東廠工匠仍然拒不開工。
陝西周至縣南山木工，在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聚衆毆差，反抗縣官。
貴州威甯州媽姑鉛廠，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因廠官毆打廠丁，遂聚衆擁入官房，拴毆廠官。
各地手工業工人的各種形式的鬥争，此伏彼起，彙成巨大的力量。
商人罷市，清初已見記載。一六六○年（順治十七年），潞安織綢機戶不堪官府勒派，焚機罷市。一六八一年（康熙二十年），蕪湖鈔關額外征稅，蕪湖商民罷市三天。乾隆時，各地時有罷市鬥争。一七四七年（乾隆十二年），乾隆帝指出：“近據各省奏報奸民聚衆之案，如江南宿遷、山東蘭山皆因求赈，浙江臨海則因求雨，福建上杭則因抗租，山西安邑、萬泉則因丁糧豁免，遂至聚衆多人，抗官塞署，放火罷市，肆爲不法。”（《高宗實錄》卷二八九）事件發生的原因各有不同，參加鬥争的民衆也不隻是商人。
四、王倫領導的農民起義
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山東爆發了王倫領導的農民起義。
王倫，山東壽張人，于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從張既成學道，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開始收徒傳教。運氣治病，學習拳棒，名爲清水教，實是白蓮教的一支。
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山東年歲歉收，地方官額外加征，農民無法生活。大路上常有饑民圍住行旅乞食，車輛不能通行。王倫在民衆中傳布：“八月之後，有四十五天大劫，從我都可得免。于二十五日，差孟燦到王經隆處，傳人起事。”（《剿撲臨清逆匪紀略》卷十四）黨家莊有數百人參加，張四孤莊有五、六百人參加。二十八日夜，攻破壽張縣城，捕殺官吏，大開監獄，釋放犯人。九月初四日，連克堂邑、陽谷，都棄城不守，奔襲東昌、臨清。初七日，占領臨清舊城，并控制了三十裏以内的地區，起義軍發展到五、六千人。清軍在堂邑和柳林兩次被起義軍打敗，巡撫徐績在臨清的梁家淺被起義軍包圍。據徐績說：“初七日領兵交戰時，見其領衆之人，兩手持刀，疾走如飛，宛如猕猴；其餘亦俱■不畏死，不避槍炮。”（同上書，卷二）王倫在臨清舊城宣布擁立明朝後裔朱兆龍（實無其人）爲帝，加封王樸爲王，又封國公、元帥多人。于初七日、十三日、十九日三次進攻臨清新城，招集南下的糧船短纖參戰。但是，兵臨堅城之下，未能擴大戰果。
清廷命大學士舒赫德佩欽差大臣關防，趕赴山東督師；派額驸那旺多爾濟、左都禦史阿思哈率領健銳營、火器營兵千人，以及吉林、索倫射手五十人，赴山東增援；并命令直隸總督周元理防守廣平、大名一帶，河道總督姚立德防守東昌。二十三日，舒赫德率領清軍進攻臨清舊城，起義軍出兵千人北去，牽制敵軍；挑選精銳部隊五、六百人，在東門迎擊清軍。舒赫德親自指揮清軍攻擊東門，二十九日突入城内，巷戰甚爲激烈。起義軍中的“無生娘”（即入教婦女）數十人，參加戰鬥，都壯烈犧牲。王倫登樓自焚死，王樸、孟燦、王經隆等被俘，臨清舊城落入清軍手中。北去起義軍千人，在塔灣與清軍作戰失敗。總計起義軍陣亡一、二千人，被俘近二千人。
這次起義雖然由白蓮教徒秘密組織，主要還是由農民饑馑無告而被迫反抗。禦史李漱芳在奏報中也不得不承認：“雖曰奸民，其實大半皆無告之饑民，激而成之也。”（《剿撲臨清逆匪紀略》卷四）。
乾隆帝即位之初，曾标榜“既鮮靡費之端，亦無兵役之耗”，在朝臣中則力倡消除畛域，以鞏固其統治。但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後的三十年間，逐漸向相反的方面轉化，邊疆戰事頻繁興起，皇室貴族奢靡無度，在誇耀武功，競尚浮華的背後，日益消耗着前朝積聚的國力。清王朝走上由盛而衰，外盛内衰的歷程。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控制也随之日益強化了。
（一）西北和西南的戰事
一、準噶爾部戰争的繼續
雍正帝擊敗準噶爾部噶爾丹策零，定界遊牧，十年間不再有大的戰事。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噶爾丹策零死，次子多爾濟那木紮爾繼承汗位。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被衆台吉攻殺。大策零敦多布之孫達瓦齊、小策零敦多布之子達什達瓦和輝特部台吉阿睦爾撒納，策劃擁立那木紮爾弟策妄達什爲汗。其兄剌麻達爾紮乘機奪取汗位，将策妄達什與達什達瓦除滅。達瓦齊和阿睦爾撒納逃往哈薩克，剌麻達爾紮派兵三萬人，跟蹤追捕。阿睦爾撒納潛回故地，組織精兵一千五百人，從闼勒奇山路突入伊犁，襲殺剌麻達爾紮，推戴達瓦奇爲汗。阿睦爾撒納原在雅爾（塔爾巴哈台）遊牧，娶杜爾伯特台吉達什女，後殺害達什，控制了達什子納默庫所屬的杜爾伯特部，并移居額爾齊斯河。在庫什烏蘇遊牧的和碩特台吉班珠爾是他的同母兄，與他聯爲一體。阿睦爾撤納調動輝特、杜爾伯特、和碩特等三部兵力，威脅伊犁。達瓦齊親自率兵三萬進攻額爾齊斯河，并派勇将瑪木特率烏梁海兵八千，東西夾擊。達瓦齊與阿睦爾撒納交攻經年。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阿睦爾撒納兵敗，遂與納默庫、班珠爾率所部二萬人降清朝，在紮蔔堪遊牧。乾隆帝在熱河行宮召見阿睦爾撒納，封爲親王，納默庫、班珠爾爲郡王。在此之前，準噶爾部宰桑薩賴爾（台吉達什達瓦部屬）、杜爾伯特部台吉策淩也各率所部先後降清。達瓦齊汗的大将瑪木特，見諸台吉相繼降清，也脫身來投。
阿睦爾撒納、瑪木特向清廷建策進攻達瓦齊，說：到秋天，我軍馬肥，敵人（指達瓦奇）馬也肥。不如在春天，乘敵人沒有防備，不能遠遁，可一戰成功，永除後患。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二月，清朝分兵兩路向伊犁進軍：命班第爲定北将軍，統北路軍，阿睦爾撒納爲副将軍，瑪木特爲參贊，從烏裏雅蘇台出發；又命永常爲定西将軍，統西路軍，薩賴爾爲副将軍，班珠爾爲參贊，從巴裏坤出發。兩路軍約定在博洛塔拉河會師。清軍所到之處，額魯特各部大者數千戶、小者數百戶，相繼降清。準噶爾部大台吉噶爾藏多爾濟和維吾爾族的和卓，也先後迎降。清兵不戰而進軍數千裏。五月五日，兩路清軍到達伊犁，達瓦齊率領萬人，退守伊犁西北一百八十裏的格登山。清侍衛阿玉錫率騎兵二十二人，乘夜直搗大營，準噶爾兵潰散，黎明收降七千餘人。達瓦齊率二千人南逃，沿途兵丁逃散，到烏什城時僅有百餘人，被維吾爾族的阿奇木伯克霍吉斯擒獻清軍。清朝順利地控制了天山南北兩路。
清朝釋放了被準噶爾拘留在伊犁的維吾爾族的大和卓波羅泥都，讓他返回天山南路統轄舊部；又示意額魯特各部台吉，将分封四汗統轄四衛拉特。阿睦爾撒納企圖專制西域，做四部之汗，不穿戴清朝賞給他的袍褂頂翎，不用清朝頒發的定北副将軍印，仍用準噶爾舊傳小紅钤記調兵，揚言：“不立阿睦爾撒納爲汗，終不得甯帖。”清廷命阿睦爾撒納入朝，拟封他爲輝特汗。八月十九日，阿睦爾撒納從伊犁行至烏隆古河，詭稱回紮蔔堪舊遊牧地治裝，策劃起兵。這時，清軍已撤，隻留班第、鄂容安率兵五百人，處理善後事宜。阿睦爾撒納襲殺班第、鄂容安。永常率兵數千，從烏魯木齊退回巴裏坤，天山北路又被阿睦爾撒納軍攻占。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正月，清軍反攻，二月至伊犁，阿睦爾撒納逃往哈薩克。六月，蒙古喀爾喀郡王青滾雜布也起兵反清，盡撤北路軍台。西路軍中清朝冊封的綽羅斯（準噶爾）部汗噶爾藏多爾濟、輝特部汗巴雅爾等，也參加戰亂。駐防伊犁的定邊右副将軍兆惠，率兵一千五百人，由濟爾哈朗河轉戰而南，幾次沖破包圍，退回巴裏坤。準噶爾貴族紮那噶爾布襲殺噶爾藏多爾濟，尼瑪又圖謀殺害紮那噶爾布，準噶爾貴族之間争奪汗位的鬥争非常激烈。阿睦爾撒納從哈薩克回到博羅塔拉河，大會諸部，欲自立爲汗，聞清軍将至，慌忙逃走。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三月，定邊左副将軍成衮紮布出北路，兆惠出西路，夾擊準噶爾部。當時額魯特各部正在痘疫流行，已無抵抗能力，巴雅爾等被俘，紮那噶爾布病死。六月，兆惠、富德進軍哈薩克，追擊阿睦爾撒納。哈薩克汗阿布赍布署逮捕阿睦爾撒納，阿睦爾撒納逃往俄羅斯界内，不久病死。
次年，兆惠、富德分兵數路，搜捕山谷間的準噶爾殘部。連年進兵，對準噶爾部衆進行了殘酷的鎮壓。
二、對回部霍集占的鎮壓與天山南北路的統治
對霍集占的鎮壓聚居在天山南路的維吾爾族，清廷沿襲古譯，稱爲回部。回部伊斯蘭教長者尊稱爲和卓。準噶爾部噶爾丹攻占天山南路，回部和卓阿布都什特被拘于伊犁。噶爾丹敗後，阿布都什特降清。康熙帝命他返回葉爾羌故地。阿布都什特子瑪罕木特和卓，又被準部噶爾丹策零俘擄，囚禁在伊犁病死。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清軍攻占伊犁，命瑪罕木特子波羅泥都（布拉呢敦）回葉爾羌，統領舊部，被尊稱爲大和卓木（意爲我的大和卓）。波羅泥都弟霍集占仍留伊犁，被稱爲小和卓木（我的小和卓）。阿睦爾撒納起兵反清時，霍集占逃回葉爾羌。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五月，殺清副都統阿敏道，唆使其兄乘機起兵。
一七五八年（乾隆二十三年）正月，清廷調任兆惠部下的雅爾哈善率領索倫兵一千，綠旗兵五千往征和卓，加号靖逆将軍。雅爾哈善自吐魯番進軍庫車，七月，在庫車擊敗霍集占軍。雅爾哈善失誤戰機，緻使霍集占兄弟突圍逃走。清廷命兆惠領兵南下追擊。兩和卓逃至阿克蘇，阿克蘇城的伯克（管城官）霍集斯已降清受封，閉城不納。小和卓霍集占逃往烏什，又被拒絕，遂逃回葉爾羌。大和卓波羅泥都逃往喀什噶爾。十月，兆惠率先行的步騎四千至葉爾羌，命霍集斯随行。兆惠的先行軍在葉爾羌城外的黑水河畔駐營，以待南下的大軍。霍集占有步、騎兵萬餘，屢出兵攻擊。兆惠軍被圍困三月，傷亡日衆。
天山北路的富德軍奉命南援兆惠。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正月進至黑水。駐巴裏坤大臣阿裏衮也奉命領兵來援。二月，霍集占兵敗，退守葉爾羌城。清廷斬雅爾哈善，晉封富德一等伯。兆惠、富德兩軍會師後，返回阿克蘇，命霍集斯駐和阗，斷霍集占退路。六月，兆惠進兵喀什噶爾，富德進兵葉爾羌，分道追擊兩和卓。閏六月，霍集占棄葉爾羌城逃跑，并通告大和卓波羅泥都棄喀什噶爾，同往巴達克山（今阿富汗境）。七月，兆惠軍由烏什進駐喀什噶爾城，富德軍由和阗進駐葉爾羌城。兩路各有兵一萬五千餘人。八月，富德部明瑞率軍追擊霍集占，至阿勒楚爾，大敗其軍。回部一萬二千餘人投降，霍集占兄弟逃入巴達克山。霍集占受傷身死，波羅泥都被當地部落首領素勒坦沙擒捕。素勒坦沙奉乾隆帝谕，将霍集占首級呈獻，由兆惠送至清廷，在京師示衆（《高宗實錄》卷五九八——五九九）。三年後，波羅泥都的屍首也被尋獲（《聖武記·平定回疆記》）。天山南路諸城的回部伯克和部衆相繼降清，西布魯特十五部（柯爾克孜人）也緻書兆惠，歸附于清朝。
對天山南北路的統治乾隆帝在戰勝阿睦爾撒納和霍集占後，先後攻戰了準噶爾部和回部地區，在天山南北路建立起清朝的軍事統治。南路回部西有喀什噶爾、葉爾羌、英吉沙、和阗，稱西四城；東有烏什、阿克蘇、庫車、拜城，稱東四城。天山東路哈密城回部早在康熙帝時降清，依蒙古旗制編旗。吐魯番城回部曾受準噶爾部侵迫東遷，準噶爾敗後，又返回吐魯番。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依哈密旗制編旗。此外，哈剌沙爾城也爲回部駐地。南路與東路合共十一城。各城又分領若幹大小城堡。管城長官稱伯克。管領數城的大城長官稱阿奇木伯克。回部舊制，例由貴族世襲。乾隆帝鎮壓大小和卓木後，改革舊制，各城阿奇木伯克均由清廷任免，廢除世襲，依清官制，分定爲三品至六品的品級。吐魯番、哈密和較早降清并在對大小和卓木作戰中立有軍功的回部伯克，多被任爲阿齊木伯克。
清廷在各大城也直接派駐官員，統轄地方事務，稱爲辦事大臣或領隊大臣。南路在喀什噶爾城設參贊大臣統領諸臣，北路在伊犁和塔爾巴哈台兩城各設參贊大臣統領。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在伊犁設總管伊犁等處将軍，統管天山南北路軍兵。參贊大臣受其節制。下設都統一人，駐烏魯木齊，統轄烏魯木齊至巴裏坤等地軍兵。乾隆帝又在伊犁北、東建固勒劄、烏哈爾裏克兩城，賜名綏定、甯遠。烏魯木齊城賜名迪化。
清廷在連年作戰中，先後調滿、蒙、索倫、達呼爾、錫伯及綠營等各族兵士一萬六千餘人，分駐天山北路各地，此後即長期在當地駐紮，受伊犁将軍調遣。南路各族兵約五、六千人，每隔三至五年換防一次，成爲定制。
蒙古四衛拉特的遷徙 在清廷對準噶爾部的長期作戰中，原被稱爲四衛拉特的蒙古諸部，屢經遷徙，部衆分散各地。清廷即分別在各地編旗統治，不相統屬。
杜爾伯特部——杜爾伯特部台吉車■在達瓦齊稱汗時，率部衆萬餘人降清。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設盟編旗。左翼盟十一旗，右翼盟六旗。在科布多北境遊牧，由科布多參贊大臣統轄。
輝特部——遷往青海的部衆，一七二五年（雍正三年）獨立設旗，由西甯辦事大臣統轄。遷往外蒙古的部衆，于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降清編爲一旗。另有二旗依附杜爾伯特部，在伊犁降清編旗，也由科布多參贊大臣統轄。
準噶爾部——在長期戰亂中，四處逃散，不再沿用準噶爾部名。逃往青海者稱綽羅斯部，編爲二旗，分別在青海東南岸和西北岸遊牧，由西甯辦事大臣統轄。遷往外蒙古二旗，稱爲額魯特。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清廷指定在烏蘭烏蘇遊牧。移駐伊犁三旗，稱額魯特上三旗。逃往哈薩克，布魯特又遷回伊犁的五旗，稱額魯特下五旗。共八旗編爲二十佐領，由伊犁将軍統轄。
土爾扈特部——康熙時（一七○四年）降清的部衆，被安置在色爾騰遊牧，編爲額濟納旗，由陝甘總督節制。遷往青海的部衆，曾依附于青海和碩特部。雍正時（一七二五年），清廷編爲四旗，由西甯辦事大臣統轄。早在清太宗皇太極時，土爾扈特部曾有五萬餘帳西越烏拉爾山，遷徙到伏爾加河下遊遊牧，自成部落，首領稱汗。此後，仍不時向清廷遣使進貢。康熙帝曾派遣内閣侍讀圖理琛前往該部駐地探問，受到土爾扈特部阿玉奇汗的款待。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土爾扈特部渥巴錫汗（阿玉奇後裔）遣使者來京朝見。乾隆帝在承德和北京，先後接見了使臣。在這一時期裏，俄國沙皇政府日益加強了對土爾扈特部的控制，多方限制汗的權力，并不斷向土爾扈特部征調兵役。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春，渥巴錫汗率領所部三萬三千餘戶十六萬九千餘人脫離俄國，返回天山。沿途不斷抗擊俄軍的追擊，沿巴勒喀什湖南下，六月到達天山北路本原。清伊犁将軍伊勒圖在伊犁會見渥巴錫汗，并奏報乾隆帝。乾隆帝命土爾扈特部衆暫駐博羅博拉，渥巴錫汗來避暑山莊朝見。九月，乾隆帝在熱河接見渥巴錫，封他爲舊土爾扈特部卓哩克圖汗。以下貴族首領加封親王、郡王，各有賞賜。土爾扈特部衆被分別安置在天山南北遊牧，北路在塔爾巴哈台附近，編爲三旗；南路在珠勒都斯河一帶，編爲四旗。另外安置在東路庫爾哈剌烏蘇一帶遊牧的部衆，編爲兩旗。西路精河一帶另編一旗。四路共十旗，均歸伊犁将軍統轄。随同渥巴錫汗回歸的和碩特部衆，也被安置在珠勒都斯河遊牧，編爲三旗，由伊犁将軍節制。同歸的台吉舍楞部衆，被稱爲新土爾扈特部，編爲二旗，在阿爾泰遊牧。舍楞加封爲新土爾扈特部弼哩克圖郡王，所部由科布多參贊大臣兼轄。乾隆帝親撰《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在承德刻石紀功。
三、第二次大小金川之戰
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乾隆帝在作戰經年後，結束了大小金川的戰事。藏族土司之間的争鬥并未因而終止。大金川首領莎羅奔老病，侄郎卡主持土司事務。小金川首領澤旺也因年老不理事，子僧格桑主事。郎卡不斷侵掠小金川及革布什咱土司。一七六六年（乾隆三十一年），四川總督阿爾泰從中調解。郎卡以女嫁僧格桑。大小金川結姻後，又聯合向鄰近土司攻掠。郎卡病死，子索諾木于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誘殺革布什紮土官。僧格桑也于同年進攻鄂克什、明正兩土司，清朝派兵救援，遂與小金川開戰。阿爾泰進軍延緩，乾隆帝以大學士兼兵部尚書溫福赴四川，另任桂林爲四川總督會同進兵。冬十二月，清軍分兵攻打大小金川。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二月，澤旺代子請罪，索諾木請求交還僧格桑侵地。乾隆帝不準。四月，溫福、桂林進攻小金川，兵敗。五月，乾隆帝罷桂林，仍以阿爾泰署四川總督。六月，又罷阿爾泰（以貪贓罪，于次年賜死），以陝甘總督文绶爲四川總督。大小金川各寨堅持抵抗，清軍連克數寨。原雲貴總督阿桂署四川提督，随軍效力，以皮船夜渡河，攻小金川。十二月，乾隆帝以溫福爲定邊将軍，阿桂、豐升額爲副将軍，福康安爲領隊大臣，分路進攻，奪取小金川的根據地美諾寨，俘澤旺。僧格桑逃往大金川。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正月，清朝命令大金川索諾木獻出僧格桑，索諾木不聽，清兵進攻大金川。溫福仍采用張廣泗、納親的戰法，以碉逼碉，以卡逼卡，緻使兩萬官兵，分散四處。六月，索諾木派遣小金川諸首領收集部衆，攻陷提督董天弼營，劫奪糧台，攻襲木果木溫福大營。溫福戰死，清軍大敗，傷亡将官多人，兵士三千人，軍營被劫銀五萬六千餘兩。金川軍乘勢奪回美諾，乾隆帝急谕阿桂、豐升額等退師。八月，以阿桂爲定西将軍，增派健銳營、火器營、索倫以及各省兵數千人，再次出兵。九月，索諾木與僧格桑返回大金川。十月，阿桂乘機進軍，攻占小金川的美諾，随即進攻大金川。大金川增壘設險，比小金川嚴密十倍，據點在勒烏圍與噶爾崖兩地。清軍分路進攻，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七月攻克薩斯甲嶺，圍攻勒烏圍外的遜克爾宗壘。索諾木部下毒死僧格桑，獻屍清軍。清軍繼續進攻，索諾木率部死守。清軍分道攻下附近諸寨。至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八月，清軍攻克勒烏圍，莎羅奔及其親屬事先逃走。十二月，清軍直進噶爾崖，用大炮轟擊。索諾木之母及姑、姐、妹等與部衆二千餘人出降。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正月，索諾木與其祖莎羅奔等被迫出降。四月，阿桂押解索諾木、莎羅奔等及僧格桑屍首，回京獻于朝廷。乾隆帝親審俘囚，将索諾木等以磔刑處死，并懸僧格桑首示衆。
乾隆帝再次鎮壓大小金川之戰，仍由當地土司間的相互攻掠而引起。戰争先後延續五年之久，調動兵士數萬人，損失溫福等将官多人，耗費軍帑銀至七千萬兩（與準部、回部作戰，耗銀三千萬餘兩）。清廷付出的兵力、财力是巨大的。清軍連年掃蕩各寨堡，大小金川部落流散，人民遭到慘重的傷亡。戰争之後，部落統治不能繼續，清廷實行所謂“改土歸流”，在大金川設阿爾古廳，小金川設美諾廳，依内地制度，設官統治。
（二）侵緬戰争的失敗
緬甸原與明朝爲鄰。清順治時，李定國轉戰滇緬邊境抗清，南明桂王（永曆帝）逃入緬甸。一六六一年（順治十八年），清軍攻入緬甸境内，追索桂王。緬甸國王莽白将桂王獻給清軍。吳三桂在昆明殺桂王。吳三桂據守雲南，随後又掀起所謂“三藩之亂”。在此期間，緬甸與清廷不曾有更多的聯系。直到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由于雲南茂隆銀場商人吳尚賢的聯絡，曾有緬甸使者來北京貢獻商品。
緬甸在莽白後王的統治時期，各地的小邦相繼叛離。下緬甸的孟族攻占了國都阿瓦。上緬甸木疏村首領雍籍牙聯合各村寨，擊敗孟族，于一七五三年攻占了阿瓦。雍籍牙進而南下追擊，于次年攻占大光（今仰光）。一七五六年，攻下孟族都城白古，從而占領了整個下緬甸。但是，上緬甸北部的木邦和桂家人都并不服從雍籍牙的統治。桂家是随從桂王入緬的雲貴軍兵和家屬。他們在緬甸各地擄掠爲生，後被安置在者梗（實階）地區。桂王被殺後，仍留居緬甸，被稱爲桂家，即桂族。一七六四年，桂家首領宮裏雁（一作古利宴）被雍籍牙兵打敗，逃入雲南界内，被雲貴總督吳達善誘騙處死。木邦首領也兵敗逃亡。宮裏雁妻囊占嗾使緬甸孟艮（今景棟）首領攻打車裏，清兵屢次戰敗。雍籍牙軍也進入雲南境内，追索木邦首領。乾隆帝調吳達善爲湖廣總督，另命劉藻代爲總督。一七六六年（乾隆三十一年）正月，以劉藻無功，調爲湖廣總督。又降爲湖北巡撫，褫職，留滇效力。劉藻畏罪自殺。大學士、陝甘總督楊應琚調任爲雲貴總督，領綠營兵進剿。
楊應琚二月至軍，恢複車裏，進占孟艮等地，遣人至緬甸北境各部招降。楊應琚見進軍順利，企圖僥幸邀功，親自帶兵三千移駐永昌，向緬甸發布檄文，虛稱領兵五十萬，大炮千門大舉進讨。楊部騰越副将趙宏榜領兵五百出鐵壁關，乘隙占領緬甸邊境的互市地新街。緬軍大舉反攻，趙宏榜退回鐵壁關，緬軍入境追擊。九月，楊應琚至永昌，木邦等地也又被雍籍牙軍占領。楊應琚見勢不利，十一月急向乾隆帝奏報各部首領已相繼被招降。奏勝不奏敗。又奏原有心神驚悸風痰流注之疾， “今因自省前赴永昌，舊疾複作”，“仰懇簡員來滇接買”。（《高宗實錄》卷七七二）乾隆帝命兩廣總督楊廷璋前往永昌接辦，傳谕“若該督至永昌而楊應琚已痊愈能辦事，則該督即行回粵。”（同上）并遣侍衛福靈安帶領禦醫赴滇。十二月，楊應琚命雲南提督李時升調兵一萬四千，總兵烏爾登額率領攻取木邦，總兵朱■出鐵壁關取新街。緬甸軍繞道入雲南境，圍攻永昌。朱■由銅壁關退軍。緬軍乘間攻雲南猛卯城，不勝。烏爾登額不來策應。緬軍退走。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正月，兩廣總督楊廷璋至雲南，見局勢混亂，奏稱楊應琚已病愈辦事，随即返回廣東。楊應琚謊報得勝，奏稱“若欲直搗巢穴，恐曠日持久，得不償失”，“似即可宥其前愆，酌與自新之路。”（《高宗實錄》卷七七六）乾隆帝覽奏，懷疑“所報剿殺克捷之處，俱未盡可信”，命福靈安“就近馳往軍前，詳悉體察。”（同上）福靈安查實奏報趙宏榜、朱■失地退軍等情。三月，乾隆帝将趙宏榜、朱■、李時升、烏爾登額等逮治處死。斥責楊應琚“前後所奏，種種乖謬”，“執迷不悟”， “病愦無能”，命其罷任回京，随即賜死（勒令自盡）。乾隆帝在谕中說：“且我國家正當全盛之時，準夷、回部悉皆底定，何有此區區緬甸而不加翦滅乎？” （《高宗實錄》卷七八○）調任伊犁将軍明瑞爲雲貴總督，接辦軍務，再次發動對緬甸的戰争。
三月間，明瑞到永昌，陸續調集滿兵三千人、雲貴和四川綠旗兵二萬餘人，于九月間分兵兩路進攻。明瑞統率清軍主力，出宛頂，經木邦，向緬甸首都阿瓦（今曼德勒附近）進軍；命參贊大臣額爾登額率兵趨蠻莫（今八莫），沿伊洛瓦底江而下，在阿瓦會師。額爾登額在老官屯頓兵堅城之下，贻誤戰機。十二月，明瑞軍攻破蠻結，屢遭緬軍襲擊，供應困難，卻向朝廷報捷。次年正月，乾隆帝封授明瑞一等誠嘉義勇公，賞給黃帶子。明瑞軍轉向勐籠就食，以待額爾登額軍。緬軍跟蹤追擊，明瑞率領清軍取道大山土司、木邦土司回師，在木邦被緬軍圍困。額爾登額擁兵不救。雲南巡撫鄂甯奏聞，乾隆帝命将額爾登額押解來京，并傳谕明瑞突圍退兵。明瑞在蠻化設伏擊敗緬甸軍，間道出波■銅廠，急向雲南境内撤退。緬甸軍不斷增援，二月初十日在小勐育結集四、五萬人，包圍清軍。明瑞命諸将在夜間帶兵突圍，自領親兵數百名斷後。兩軍激戰，清領隊大臣紮拉豐阿陣亡，領隊大臣觀音保自刎，明瑞身負重傷，在軍中自缢死。清軍損失慘重。
乾隆帝任命大學士傅恒爲經略，阿桂、阿裏■爲副将軍，增調索倫、吉林兵四千人，健銳、火器營兵一千人，荊州、成都駐防八旗兵五千人，以及各省綠旗兵數萬人去雲南，又在雲南趕造船隻槍炮，準備再次進軍。一七六九年（乾隆三十四年），清軍分三路進兵：傅恒率主力部隊渡■鸠江（又名槟榔江，即大盈江）西行，經孟拱、孟養土司地方，由陸路攻阿瓦；阿桂率兵萬人出虎踞關，進取孟密，到阿瓦會師；提督哈國興率兵三千及湖廣造船工匠，出銅壁關，在蠻莫造船，編成水師，作爲策應。十月，清軍合爲一路，在依洛瓦底江口打敗緬軍主力，進而攻打老官屯。緬軍防守嚴密，清軍用炮擊，用火攻，埋火藥轟，都不能攻破。
十一月，阿裏■死于軍中。傅恒患病，退居銅壁關。奏報老官屯久不下，本年瘴疠過甚，領隊大臣也多患病。乾隆帝得報，谕令傅恒撤兵。傅恒派提督哈國興去緬甸軍營，與緬甸将領眇旺模議和。商定：緬甸交還侵占的雲南土司地，雙方交還俘虜。十二月，清軍焚毀舟船大炮，退出緬甸。傅恒奉旨回京，不久病死。
清廷自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發動對緬戰争，前後将近五年。調兵數萬人，損失總督以下将領多人，耗費饷銀一千三百萬兩。此次戰争原來隻是由于邊界土司的糾紛而引起，乾隆帝以所謂“張國威”爲名，連年興兵。清軍兩度侵入緬甸，最後仍不得不撤回，實際上是以失敗而告終。此後，兩國之間不再有戰事。英國殖民勢力日益侵入緬甸。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緬甸國王孟雲（雍籍牙子）遣使與清朝通商，并交還俘虜楊重英（楊應琚子）。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遣使爲乾隆帝祝壽。乾隆帝敕封他爲緬甸國王，每十年入貢一次。
（三）巡遊的繼續與皇家園囿的修建
自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來的三十年間，乾隆帝在頻繁發動戰争，消耗國力的同時，仍然連年去各地巡遊，玩賞山水，并在京師和承德等地不斷擴建園林，以供帝後遊賞消閑。朝廷有限的财賦，日益虛潰。
一、巡遊的繼續
乾隆帝在連年的戰争中，從未親臨戰場，卻依然每年去各地遊玩。其中耗費最大的，是幾次“南巡”。
乾隆帝自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奉皇太後去江南巡遊，耽樂于蘇杭山水。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又連續三次奉皇太後南巡。所謂南巡，隻是在蘇州、杭州和江甯府一帶留連觀賞，并未遠涉南方的廣大地區。一七七七年（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孝聖皇太後崩。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年屆七十，又舉行第五次南巡。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最後一次即第六次南巡。爲觀賞江南春色，孝聖後與乾隆帝的每次南巡，大都于正月間自京師出發，四、五月間返回。南巡之年，前後約有五個月的時間在外地遊玩，兼理公務。
帝後南巡途中，曾視察高家堰堤工和海甯石塘的改築，并曾在江甯閱兵，但這些都隻是便道舉行，并沒有什麽重要的意義。主要目的還在于遊賞春景。沿途官商接駕，布置繁盛即得到獎掖，接駕不周，便受到懲處。各地争奇鬥巧，以博取帝後的歡心。巡遊的規模和耗費越來越大。沿途所經之地，一處供設即耗銀二、三十萬兩，超過康熙帝南巡時的十倍。蘇州、杭州、江甯和揚州等地是遊賞的勝地，陳設更爲侈靡。帝後所到之處，必先鋪修道路，碼頭鋪棕毯，禦道用文磚，水路特制龍舟，彩繪雕镂，陸路兩旁結彩棚，搭戲台，布列花石，陳設文玩。帝後所居的行營營帳，備設各種豪侈的家具用品。遊覽的寺觀，也即爲修飾，以供瞻仰。沿途官民商賈還要供獻各種珍寶、器物、文玩、字畫等等，不一而足。乾隆帝有《駐跸姑蘇》詩雲：“牙樯春日駐姑蘇，爲問民風豈自娛？豔歌新舞翻覺鬧，老扶幼挈喜相趨。周谘歲計雲秋有，旋察官方通弊無。入耳信疑還各半，可誠萬衆慶恬愉。”（《南巡盛典》卷八）乾隆帝幼居深宮，南巡經行各地，得與官民接觸，自可略知世情。但六次南巡，均在蘇杭山水之間，“爲問民風”顯然不足以爲“自娛”作辯解。他所體察的民情，也隻是“有秋無弊”一類的谀詞。乾隆帝爲粉飾的升平而陶醉，而自炫，直到晚年退位後才多少有所醒悟，說他在位六十年，“惟六次南巡，勞民傷财，作無益，害有益。”（《清史稿·吳熊光傳》）爲“南巡”作出了恰當的評語。
江南賦稅是清朝廷财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乾隆帝先後六次南巡，都不得不減免江浙以及經行的山東等地的賦稅，以至逋賦。這種減免使朝廷的收入大爲減少，江南百姓的負擔卻并未因而減輕。相反，每次南巡都使沿途人民增加了繁重的勞役和各種額外加派的負擔。各地鋪治道路、搬運花石、修建行宮殿宇以及一切供設，均征用大批民夫服役。朝廷使臣報道說：“治道則編茅篩土、轉■磨堅，數百裏内丁夫裹糧赴役，最爲民弊。”又說，南巡時“供億浩繁，州縣凋弊，農民舉未息肩，商船或不通津。雖值豐登，無異歉荒。”（朝鮮《李朝正宗實錄》一）朝鮮使臣的客觀報道，比起那些爲迎合乾隆帝誇耀的心理而極力讴歌“盛典”的記述，當更爲接近實際。南巡中的大量耗費，均由地方官員承辦。各級官府又向民間征索。乾隆帝初次南巡，已要各地鹽商供給需費。此後五次南巡，也多取自鹽商。鹽商不足，又向其他商人富戶征取。正賦以外，于是又添出多種名目的“加派”（參見下節）。加之官吏從中侵漁中飽，以迎駕爲名多方敲榨勒索。巨大的耗費，最後都還是落到了廣大民衆的肩上。六次南巡，爲江南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多方面的損害。
南巡而外，乾隆帝還曾先後五次遊幸五台山，四次東巡谒陵。至于熱河避暑、木蘭行圍，更是每年的常例。乾隆帝在位之年，幾乎每年都有數月時間在外遊幸，可稱爲曆史上最能遊樂的皇帝。隋炀帝以遊樂而緻亡國，乾隆帝在連年歡慶“盛典”的一片頌聲中，使清朝的國力日益虛耗了。
二、皇家園囿的修建
乾隆帝幾次南巡，對江南的樓閣園林，愛羨不止。經行之處，賦詩刻石，以志其盛。巡遊不足，又在避暑山莊和京城内外，廣建園囿。南巡時所見蘇杭等地的樓台景物，依樣重建于園中，以便及時遊賞。乾隆帝有詩雲：“因教規寫阊城趣，爲便尋常禦苑臨。”自乾隆帝初次南巡以來，京城内外園囿的修建，連年不斷。其規模之大與持續時間之久，爲曆史上所罕見。乾隆帝是曆史上最善遊樂的皇帝，也是修建園囿最多最頻的一位皇帝。把江南景觀移建于北方，自然有助于園林建築藝術的交流，但也和南巡一樣，不能不嚴重地“勞民傷财”。
避暑山莊的擴建曆史上的北方民族，如契丹、女真、蒙古等族，在建立國家後，爲保持騎射的傳統，皇帝和大臣例于不同季節，在不同地點從事騎射漁獵等活動，并在當地處理政事。駐地稱爲納■（參見本書第五冊）。清康熙帝于夏秋間去木蘭行圍，在熱河駐夏，處理政務，正是繼承了北方民族的這一傳統。一七○三年（康熙四十二年）在熱河駐地，依仿漢族建築，營造宮室，一七○九年（康熙四十八年）稱熱河行宮。一七一一年（康熙五十年），改名爲避暑山莊，使傳統的滿漢文化得到自然的融合。乾隆帝即位，曆年奉皇太後在避暑山莊駐夏、木蘭行圍。又依仿江南園林山水，對山莊多次擴建，形成爲一座瑰麗的行宮離苑。
一七四三年（乾隆八年），在湖中造大型禦舟青花舫。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修築了松鶴齋，接着又翻修了正宮，新建了東宮。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後，乾隆帝連年南巡，又在避暑山莊的平原區修建春好軒；湖區建築煙雨樓、文園、文津閣、戒得堂、繼德堂；在山區增建綠雲樓等十三處景區。這些建築和園林，多依仿江浙景觀。如金山島仿鎮江的金山寺，千尺雪和笠雲亭仿蘇州寒山寺的千尺雪與笠雲亭，文園獅子林和滄浪嶼仿蘇州獅子林和滄浪亭，一片雲仿杭州萬松嶺上的一片雲，文津閣仿甯波範氏天一閣，煙雨樓仿嘉興南湖鴛鴦島上的煙雨樓，永佑寺舍利塔仿杭州六和塔與江甯報恩寺塔。此外，廣元宮仿泰山碧霞元君祠，清音閣仿北京皇宮内的暢音閣。避暑山莊經過曆年的陸續擴建，到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才最後完工。山莊占地八千四百餘畝，宮牆周長近二十華裏。牆内由宮殿區與苑景區兩大區域組成。苑景區山水園林輝映，構成七十二景，各有名目（康熙時有三十六景）。滿族傳統的騎射理政的納缽行宮布滿了江南風貌的樓閣園林，顯示着滿族皇帝已是多麽沉溺于漢族的文明。
乾隆帝在避暑山莊駐夏理政，也在這裏接見蒙古和西藏的官員。蒙古杜爾伯特部策淩、輝特部阿睦爾撒納、準噶爾部達瓦齊、土爾扈特部渥巴錫和喀爾喀蒙古喇嘛教領袖哲布尊丹巴三世、西藏班禅六世，都曾來這裏朝觐。乾隆帝在山莊宮牆外的山林中，依仿西藏的桑鸢寺、布達拉宮和劄什倫布寺，先後建造了普甯寺、普陀宗乘之廟和須彌福壽之廟，以便蒙藏喇嘛教僧俗前來朝拜并接待來觐的貴族、首領。乾隆帝曾自認是文殊菩薩的化身，在山莊外又依仿五台山殊象寺的模式，建殊象寺，以暗示他在佛教中的地位的尊崇。又建普樂寺、安遠廟、溥仁寺、溥善寺。俗稱外八廟。如果說，山莊内樓閣園林的建造，主要是爲了遊賞，那麽，喇嘛教寺廟的修建，則顯示了對蒙藏民族和宗教信仰的尊重。對于維護各民族間的聯系和鞏固清朝對邊疆地區的統治，起過積極的作用。
圓明園的擴建一七○九年（康熙四十八年），康熙帝将圓明園賜給皇子胤■（雍正帝）。雍正帝即位後，在圓明園内建立殿署，接見臣僚，處理政務。據稱園内“或辟田廬，或營蔬圃”，“校文于墀，觀射于圃。”（《世宗憲皇帝禦制圓明園記》）乾隆帝也說當時是“不尚其華而尚其樸，不稱其高而稱其幽。”（乾隆帝《禦制圓明園後記》）乾隆帝即位後，自一七四○年（乾隆五年）即開始在園中建築樓閣園林，陸續建成四十景（雍正時有二十八景）。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孝聖皇太後六十壽辰時，在圓明園旁建長春園，作爲附園。一七七○年（乾隆三十五年），乾隆帝六十壽辰，又建成附園绮春園（後名萬春園）。合稱圓明三園。圓明園内的樓閣和園林風景，多至三百餘處。宮殿十九座。占地五千餘畝，周回二十裏。成爲京郊最大的一座皇家園囿。
圓明園中布列的樓閣和小型園林，也多依江南景物仿建。乾隆帝幾次南巡，都到蘇州獅子林遊賞，賦詩紀盛。在圓明園的長春園中，依獅子林圖仿建，仍名獅子林。清漪園中仿無錫惠山的寄暢園建惠山園，仿海甯陳氏安瀾園建安瀾園。杭州的西湖蘇堤風景和甯波範氏天一閣藏書樓，也在園中依樣仿建。仿建的樓台風景，不能不依傍當地形勢，又不能不融入北方的建築技巧和風格，使再建的江南園林，各具特色，布滿圓明園及其附園，号爲“萬園之園”。乾隆帝又命來華的意大利畫家郎世甯與法國建築師蔣友仁、王緻誠等，依仿西方建築，設計樓台群，名爲西洋樓，在園中別具特色。
雍正帝時，即在圓明園内建置官署理政。乾隆時，各類官署更爲齊備。據《日下舊聞考·園囿》記載，圓明園南門大宮門内，東西兩廂，宗人府、内閣、南書房、軍機處、六部以至都察院、理藩院、翰林院、内務府等朝中機構，均在此建有房署。入賢良門内爲正大光明殿，東爲勤政殿。在園内形成爲一個小朝廷。乾隆帝每年夏季去避暑山莊，春秋二季在南苑、西郊行圍，在圓明園與大臣理政。圓明園實際上成爲園林化的春納缽與秋納缽。
京師園囿乾隆帝在京城内外，還陸續修建多處園囿，蔚爲大觀。京城内的皇宮西苑，包括南海、中海、北海等處，增建樓閣寺院和各種景物。南海建寶月樓，中海建紫光閣，北海建閱古樓、闡福寺。城南二十裏的南苑，爲順治以來的圍獵之所，舊有行宮，附近有德壽寺。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毀于火，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重修，規模更加宏偉。城西三十裏有甕山，山前有湖，原稱西海。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引玉泉山水疏浚，賜名昆明湖。次年皇太後六十壽辰，賜甕山名萬壽山，山前建延壽寺。寺西有羅漢堂，塑五百羅漢。玉泉山下有湖名西湖，山下修建十六景，稱靜明園。西郊香山舊有香山寺，爲金世宗時所建。乾隆時修建樓閣景物，成二十八景，賜名靜宜園。自香山靜宜園至圓明園十餘裏間，三山五園相聯，形成爲浩大的園囿區，爲前代所未有。
乾隆帝連年修建園囿，以資“遊目賞心”，雖然客觀上促進了園林建造藝術的發展，但财力物力的耗費也是巨大的。臣僚中不斷有人對此提出诤谏。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乾隆帝在避暑山莊自撰《知過論》，說他在京師和熱河修建園囿、行宮、寺廟等等，“是皆弗用正帑，惟以關稅盈餘及内帑節省者，物給價、工給值，更弗興徭役、加賦稅。”又說：他不敢因“遊目賞心”的小事荒廢“敬天勤民”的大事。但也不得不承認，各處行宮争奇較勝，“究其緻如此者，過應歸于予。謂之無過，實自欺也。”乾隆帝引過自咎，以搪塞臣下，但園圃的修建，此後仍在繼續，直到他退位時，迄未終止。
三、皇室慶典的靡費
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乾隆帝爲皇太後慶祝六十壽辰，舉國上下，造成極大的靡費。由此開端，此後幾十年間，皇室各種喜慶典禮，競尚豪侈，愈演愈烈。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皇太後七十壽辰；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八十壽辰，都舉行盛大的慶祝。《清史稿·後妃列傳》描述說：“慶典以次加隆。先期，日進壽禮九九。先以親制詩文、書畫，次則如意、佛像、冠服、簪飾、金玉、犀象、瑪瑙、水晶、玻璃、琺琅、彜鼎、瓷器、書畫、绮繡、币帛、花果，諸外國珍品，靡不具備。”皇太後自西直門去暢春園，途經萬壽寺，爲明萬曆時所建。皇太後六十壽辰時，曾加修葺，乾隆帝撰有碑記。皇太後七十壽辰時，重加修建，在此頌經祝壽。寺外并建蘇州街，以供太後遊賞。昭■《嘯亭雜錄·蘇州街》條說是因皇太後“素喜江南風景，以年邁不宜遠行，因于萬壽寺旁造屋，仿江南式樣。市廛坊巷，無不畢具，長至數裏，以奉銮輿往來遊行。”慶祝活動的靡費，難以計數。
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在避暑山莊度過他自己的七十歲生日，慶典更爲隆盛。朝鮮使節樸趾源記載當時各地向乾隆帝祝壽進貢的情況說：“餘從使者出長城，晝夜兼行，道見四方貢獻，車可萬輛，又人擔、駝負、轎架而去，勢如風雨。其杠而擔者，物之尤精軟雲。每車引騾馬六、七頭，轎或聯杠駕四騾。上插小黃旗，皆書‘進貢’二字。進貢物皆外裹猩猩氈、諸色氆氇。……日既黃昏，益見車乘争道催趕，篝燈相照，鈴铎動地，鞭聲震野。”（朝鮮樸趾源《燕岩集》卷十四，《山莊雜記》）朝鮮使臣親見“有進貢複黃帕架子，盛以金佛一座，■入阙中，聞是戶部尚書和■所獻。”（朝鮮《李朝正宗實錄》二）另據記載，王公大臣等僅造佛像一項，就用銀三十二萬一千多兩（《慶典章程》）。金銀、玉器、古玩和人參、珍珠等山珍海寶，不計其數。
八月十三日慶祝壽辰時，乾隆帝先在避暑山莊内的澹泊敬誠殿接受滿、蒙、漢、藏、回（維吾爾族）等族貴族的朝賀，然後在東西配殿舉行宴會，宴後看戲。劇場除清音閣外，“另立戲台于行宮東。樓閣皆重檐，高可達五丈許，廣可容數萬人。設、撤之際不相挂礙。台左右木假山高與閣齊，而瓊樹瑤林，蒙絡其上，剪彩爲花，綴珠爲果。”（《燕岩集》卷十三，《熱河日記》，千餘人提燈表演名爲“萬年春”的歌舞祝嘏。
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帝過八十歲生日，慶典由熱河避暑山莊延續到北京。參加祝壽的除親王、郡王、各部院大臣和各省督撫、将軍外，還有蒙古、維吾爾等少數民族首領及安南國王阮光平與朝鮮、南掌、緬甸等國使臣。阮光平的臣僚■從，凡一百八十四人（柳得恭《灤陽錄》卷一），慶典規模之大，可想而知。内務府原拟經費一百七十一萬八千兩，嗣減定一百十四萬四千二百九十七兩五錢（吳振■《養吉齋叢錄》卷十一）。“各省督撫獻結彩銀屢钜萬兩，……兩淮商賈獻銀二百萬兩”（《灤陽錄》卷一）。自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起，從皇宮到圓明園，都加修飾。自京城至西山四十裏，複道亭台寺刹，也都重葺。經大學士阿桂、和■等奏請，令戶部計其容入之數，多至一百四十萬兩（朝鮮《李朝正宗實錄》二）。自熱河至京城四百裏，處處結彩。自西華門至圓明園三十裏，左右排比起假樓，覆黃琉璃瓦。由各省、各部以至舉人，立牌分掌。又立牌書某戲、某曲，自某處起到某處止。八月十二日乾隆帝自圓明園入京城，左右彩樓中，一齊唱曲。内而軍機處、内務府大臣，外而各省督撫、将軍，競獻珍玩。據說，玉如意最多，陳列殿陛，觸目琳琅。小金佛一辇數十，覆黃帕舁入宮門，絡繹不絕，無慮萬軀。官員們的奉獻，自然都是搜括百姓得來。
皇室侈靡之風日熾，皇子、公主自幼即習于豪侈，婚嫁尤爲奢費。■妃汪氏所生和孝公主，一周歲時，乾隆帝即賞給她漢玉撇口鍾、漢玉娃娃戲獅、青玉匙、紅白瑪瑙仙鶴、油珀圓盒、玉扇器等珍寶。六歲時，指配和■子豐紳殷德；十三歲，封“固倫和孝公主”，賜乘金頂轎。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二記載，乾隆帝攜和孝公主遊買賣街（圓明園中仿民間交易而設的商業街），見有大紅夾衣一領，即讓和■“以二十八金買而進之”。一衣之費如此，其它用度可以想見。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下嫁時，乾隆帝依親王例賞給大量土地和奴仆，并賞賜數量驚人的妝奁。現存妝奁清單檔分頭飾、朝珠、皮衣、衣料、各種用具、梳妝用品、陳設品等七大類。頭飾及各類用品多用金銀珠寶裝嵌。碎小正朝珠一盤，即有珍珠一百零八顆。珊瑚佛頭塔、銀鑲珠背雲等，均極華貴。另賜帑銀三十萬兩。此外，禮部還要備辦珍貴禮品，各級官員也要送上大宗賀禮。這些禮品，據說價值數百萬兩。和孝公主婚禮的奢靡，是一個典型事例。宗室王公生活的豪華揮霍，也于此可見一斑。
（四）滿洲貴族與八旗兵丁
自順治帝建都北京以來的一百多年間，滿族在政治上鞏固了統治地位，在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等方面也在不斷的演變。乾隆時期，更加速了演變的過程。康熙、雍正、乾隆諸帝，都酷嗜漢文化，親自撰寫詩文。乾隆帝“禦制詩集”多達四百三十四卷，收入詩作四萬一千八百首。巡遊各地，題字刻石，更是到處可見。在皇帝提倡下，滿族貴族子弟自幼習讀漢文詩書，甚至已不再通習滿語、滿文。乾隆帝炫耀盛業，帝後皇室侈靡逾度，上行下效，王公貴族也競尚浮華。任職的官員貪賄公行。不任職的王公貴族依然享有優厚的殊遇，終日嬉遊享樂，日趨腐惰。八旗兵丁享有其他民族所沒有的特殊的優遇，不事生産，閑散嬉遊，日益喪失騎射善戰的武風。廣大八旗人戶則由于生計無着，日益陷于貧困。所謂“八旗生計”，已成爲乾隆朝難以解決的嚴重問題。作爲統治民族的滿族，在“漸染漢化”的同時，又在加劇分化。
一、王公貴族的遊惰
乾隆帝以生長深宮的太子繼承帝位。乾隆時期的王公貴族，也大都依父祖的世職承襲爵位。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并不像他們的父祖那樣，爲建立清國而馳騁沙場，而是以“天潢貴胄”深居府第，慣于優遊。
清初定宗室封爵爲十等。親王一子封親王，餘子爲郡王；郡王一子封郡王，餘子爲貝勒；貝勒之子封貝子，貝子之子封鎮國公，鎮國公之子封輔國公，輔國公之子授三等鎮國将軍，鎮國将軍之子授三等輔國将軍，輔國将軍之子授三等奉國将軍，奉國将軍之子授奉恩将軍。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增定爲十二等，即和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固山貝子、奉恩鎮國公、奉恩輔國公、不入八分鎮國公、不入八分輔國公、鎮國将軍、輔國将軍、奉國将軍、奉恩将軍十二個等次，其中鎮國、輔國、奉國、奉恩将軍又分一二三等，并有兼與不兼雲騎尉之分。親王的世子（候襲親王）和郡王的長子（候襲郡王）也受封食祿（《清朝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宗室王公中的禮（初封代善）、鄭（濟爾哈朗）、睿（多爾■）、豫（多铎）、肅（豪格）、莊（碩塞，初封承澤親王，其子博果铎襲封時，改号莊親王）六親王和克勤（嶽托）、順承（勒克德渾）二郡王世襲罔替，号稱“鐵帽王”。雍正年間又封怡親王允祥亦世襲罔替。
受封食祿的八旗王公，在朝中任職者多位居顯要。由于清初幾代皇帝不斷采取措施削弱諸王的權力，他們的子弟中也有相當多的人不再任職，但仍享受種種優厚的特殊待遇。不僅占有大量莊園人丁，而且仍領有數量可觀的俸銀。親王歲給一萬兩，世子六千兩；郡王五千兩，長子三千兩；貝勒二千五百兩；貝子一千三百兩。各級公爵、将軍，也都以次領有多少不等的俸銀（參《清朝文獻通考》卷四十一，《國用·俸饷》）。
清初功臣、外戚，也多封有世爵。世爵分公、侯、伯、子（精奇尼哈番）、男（阿思哈尼哈番）、輕車都尉（阿達哈哈番）、騎都尉（拜他喇布勒哈番）、雲騎尉（拖沙喇哈番）、恩騎尉九等，又有實任與閑散之分。其中公、侯、伯爲“超品”，即在正一品之上，各分爲三等。子爵爲正一品，男爵爲正二品，輕車都尉爲正三品，也都分一二三等。騎都尉爲正四品，雲騎尉爲正五品，恩騎尉爲正六品，不分等。他們的俸祿是公一等七百兩，二等六百八十五兩，三等六百六十兩，閑散二百五十五兩。侯一等兼雲騎尉者六百三十五兩，不兼者六百一十兩；二等五百八十五兩，三等五百六十兩，閑散二百三十兩。以下遞減。
受有封爵的王公和功臣的後裔，俸銀之外還有祿米，每銀一兩，給米一斛。遇有婚嫁喪葬，另由皇帝給予賞賜。《中樞政考》載有賞銀的規定數額。但事實上，往往由皇帝任意頒賞，賞銀可超過定額的數十倍以至百倍。
王公既爲世襲，他們的子孫往往在幼小時即可襲封，爲王爲公。如敬謹親王尼堪第二子尼思哈襲封親王時隻有三歲，十歲時便病死。肅親王豪格之子富绶襲封親王時，也隻有九歲。乾隆時襲封多羅順承郡王的恒昌（勒克德渾六世孫），四歲時封王，二十六歲病死。世襲的王公自幼即高爵厚祿，養尊處優，日以遊樂爲事。雍正帝曾在一個敕谕中對八旗貴族子弟指斥說：“平居積習，尤以奢侈相尚。居家器用、衣服飲馔，無不備極紛華，争誇靡麗。甚至沉湎梨園，遨遊博肆，飲酒賭博于歌場戲館。……不念從前積累之維艱，不顧向後日用之難繼，任意靡費，取樂目前，彼此效尤。”（《八旗通志》卷首九，敕谕）雍正帝指出的這些現象，到乾隆時更加發展。
乾隆帝連年廣建園囿，京師王公競相效尤，營建豪侈的宅第和江南式的園林。簡親王德沛（費揚武曾孫）用銀數萬兩建造別墅，據稱“亭榭軒然”，在諸王邸中爲最優（《嘯亭雜錄》卷六）。定親王綿恩（乾隆帝孫）令護衛“點綴園庭”，“任其通下吏苞苴（賄賂），動辄巨萬。”（《嘯亭續錄》卷五）兩江總督尹繼善說他曾到忠勇公、大學士傅恒的府第，“不是前途頻指引，回廊曲檻路常迷。參差畫棟接飛霞，翠閣凝香護绛紗”，有如蓬萊島境（《尹文端公詩集》）。大學士和■以聚斂著稱，據說“園寓點綴，與圓明園蓬島、瑤台無異。”（《清史列傳·和■傳》）以廉明著稱的宗室長麟，出任江蘇巡撫時，置私宅數千廈，毗連街巷，說是爲了“使此巷人知有長制府之名。”（《嘯亭續錄》卷三）宗室王公大臣，紛紛營建宅第園囿，說明滿洲貴族的崇尚浮華，已成爲風氣。大量的花費，自然是來自下吏的苞苴。
八旗王公及其子弟，平居優閑無事，耽于遊樂。标榜高雅者，或賞玩花鳥珍奇，或唱曲演戲。等而下者，聚賭宿娼，無所不爲。乾隆帝第八子永璇“沉湎酒色”， “做事顛倒”（朝鮮《李朝正宗實錄》二）。十七子永■”不甚讀書，喜音樂，好遊嬉。少時嘗微服出遊，間爲狹巷之樂（嫖妓）。”（《嘯亭續錄》卷五）京師東城某寺院中，經常聚集王公貴族和富室子弟，設局賭博，又私蓄女伎，日夜淫縱（前引書卷八）。乾隆朝領兵作戰的名将福康安（傅恒子），享用豪奢，又喜唱曲，軍中往往通宵彈奏。據說：“雖前敵開仗，血肉交飛，而袅袅之聲猶未絕。”（《清稗類鈔》第七冊）金德純《旗軍志》說：“八旗将佐居家，皆彈筝擊築，衣文繡，策肥（馬），日從賓客子弟飲。”從家居的八旗貴族子弟到外出領兵的将佐，都日益沉溺于豪奢遊樂之中。
八旗貴族依仗權勢，恣爲不法。昭■《嘯亭續錄·宗室積習》說：“近日宗室蕃衍，入仕者少，飽食終日，毫無所事。……每有淫佚幹上之事，有司以其天潢，故爲屈法。市井之良善者又多畏其權勢，不敢與抗，适足以長其兇焰，其俗日漸卑惡也。”這種情形，在乾隆朝已經習見。《嘯亭雜錄·權貴之淫虐》記：“乾隆中，某驸馬家巨富，嘗淫其婢不從，命裸置雪中僵死。其家撻死女婢無算，皆自牆穴棄屍出。”朝廷的大臣，如大學士和■、福長安等“擅弄威福，大開賄門，豪奢富麗，拟于王室。”（朝鮮《李朝正宗實錄》二）外省的官員，“奉差收稅，即不守本分，恣意花消，虧竭國帑。”（《八旗通志》卷首十一，敕谕）領兵的将軍“凡有征讨，軍饷一邊用，一邊奏，十萬■減五萬。”（柳得恭《燕台再遊錄》）從京師到外省，從相臣到将軍，耽于享樂，貪賄不法，滿族貴族統治集團日益腐敗了。
滿洲貴族原以騎射善戰而建立起統治，百餘年間，久居漢地，在沉溺遊樂的同時，也逐漸廢棄了習練弓馬的舊俗。滿洲貴族要統治廣大漢族人民，就不能不通曉漢族的語文和文化。王公子弟幼讀漢文詩書，以應科舉考試，甚至逐漸不習滿文滿語。這在乾隆時已成爲普遍的現象。乾隆帝曾有詩一首，概括地說明了當時的情景： “八旗讀書人，假藉詞林授。然以染漢習，率多忘世舊。問以弓馬事，曰我讀書秀。及至問文章，曰我旗人胄。兩歧失進退，故鮮大成就。”（乾隆《禦制詩四集》卷五十九）早自清太宗皇太極以來，曆代皇帝都已提出過保持滿洲文化傳統的告誡。乾隆帝更提出“騎射國語”的口号，說是“滿洲之根本”。乾隆帝每年在避暑山莊駐夏，在木蘭行圍，象征着納■騎射的傳統。但京師宗室多不善射獵，盛京地區甚至還不如京師。乾隆帝酷嗜漢文化，每年都要親自撰寫詩文。宗室王公大臣也多習作詩詞，與漢族文人相唱和，甚至不能用滿文奏對。乾隆帝雖然一再把提倡“騎射國語”作爲根本大計，但并不能改變滿洲貴族“漸染漢習”的趨勢，以至在他晚年，不得不下谕允準滿族地方官員的某些章奏，可用漢文繕寫，不再用滿文。滿族在統治漢地後不能不采用漢族的制度、文化，以至漢族的語文。這是由客觀的曆史條件而決定的。從某些方面說，也是曆史的進步。但滿族王公貴族子弟依恃特權，棄武習文，優遊享樂，則不能不日益削弱。震鈞《天咫偶聞》評論說：“習于漢人者，多得其流弊而非其精華。所存舊俗，又多失其精華而存其流弊。”八旗貴族在“漸染漢習”的同時，漸趨腐化。作爲統治民族的統治集團，日益削弱了它的統治能力和作戰能力。
二、滿洲軍兵的衰落
滿洲自建立八旗制度以來，各旗兵丁地位高于平民。初期作戰獲勝，俘掠生口财物，即可上升到貴族行列。在北京立國後，八旗成員也通過各種途徑，成爲大小官員。旗丁除服兵役外，不再有漢人平民所有的各種賦役負擔，并享有各種特權。旗人犯法，不由地方官審理，統歸步軍統領衙門或慎刑司減等量刑。八旗人丁依舊制，每丁撥給田地五垧（三十畝）。旗兵依職位不同，每月分別發給一至四兩的饷銀，三至四斛的糧米。較高的糧饷約略相當一個七品縣令的俸祿。外出作戰，另有 “行糧”。
八旗兵丁多常駐京師，駐防外地者不到總額的一半。屬于京旗的兵丁，隻準在京居住。分授給他們的旗地，也在近京五百裏内各縣。這些旗地原系圈占漢人民衆的耕地。“雖将民地圈給旗人，但仍系民人輸租自種。民人自種其地，旗人坐取其租。”（《清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五，《八旗公産疏》）旗兵占有民地，并不是“亦兵亦農”，而是坐取地租和糧饷，不戰不耕。京師八旗兵丁久居城中，疏于訓練，甚至不能騎射。乾隆帝曾率領他們行圍，學習技勇，給予賞賜，但兵丁希圖安逸，并不樂從。乾隆帝曾慨歎說：“不肖之徒，不識朕教養滿洲之志，反以行圍爲勞衆，不無怨望。”（《八旗通志》卷首十一，敕谕）又曾說：“升平日久，八旗子弟如鷹居籠；日飽肉，不能奮擊。”（柳得恭《灤陽錄》卷一）乾隆帝把八旗子弟比喻做不能奮擊的鷹，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八旗兵坐享優厚的待遇，在京城中四處流蕩。或三五成群，臂鷹架雀，在街上閑遊。或結幫聚夥，在茶坊酒館裏消磨日子。或鬥鹌鹑、鬥蟋蟀。乃至嫖妓聚賭，變賣房地揮霍。震鈞《天咫偶聞》評論說：“後生小子，既不知征役之勞，又不習擊刺之法，下至束伍安營，全忘舊制，更安望其殺敵緻果乎？”八旗兵丁逐漸變成浮蕩子弟，骁勇善戰的滿洲傳統日益丢失了。
駐防外地的八旗兵也是養尊處優，久不操練。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禦史和其衷上疏，劾奏駐防旅順口和天津的八旗兵海防水師營說：“該管各員，既不勤加操練，兵丁巡哨，不過掩飾虛文。即軍營器械，半皆朽壞。似此怠玩成風，何以固疆圉而資彈壓！”（《清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五，和其衷《根本四計疏》）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乾隆帝南巡至鎮江（京口），較射而有弓箭落地者。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乾隆帝至杭州閱兵，八旗兵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堕地，當時人以爲笑談（《清仁宗實錄》卷三十八）。盛京八旗兵丁在行圍演武獵獸時，上繳的鹿多于吉林、黑龍江兵丁，但并非自行射獵，而是從漢民那裏買來。乾隆帝大怒，訓斥說：“盛京爲我朝根本之地，兵丁技藝宜較各處加優，乃至不能殺獸，由漢人買取交納，滿洲舊習竟至荒廢，伊等豈不可恥！……傳谕福康安留心訓練騎射，行圍時将軍親自督率射獵，務令技藝精強，以複滿洲舊習。”（《清高宗聖訓》卷三○○）事實上，旗兵長期不事生産，荒廢騎射，“恢複滿洲舊習”，是不可能的。
八旗兵丁，如此荒嬉。各級軍官，更加腐敗。他們平日克扣軍饷，優遊享樂。遇有戰事，沿途勒索，乘機中飽。作戰時則擁兵自衛，不敢向前。不僅下級軍官如此，朝廷欽命的領兵将軍，也很少知兵善戰者。大金川之戰，經略大臣讷親（清初名将額亦都後人），臨戰躲在帳内指揮，傳爲笑柄。三千兵士攻碉，遇敵即作鳥獸散。大學士溫福領兵出征大小金川，隻知在軍中置酒高會，撻辱士卒。同行的四川提督馬铨譏笑他是“空搖羽扇，無計請纓。”乾隆朝官至領侍衛内大臣的索倫人海蘭察曾說：“近日大臣中知兵者，惟阿公（阿桂）一人而已，某安敢不爲其下？其餘皆畏懦之夫，使其登壇秉钺，适足爲殃民耳。某安能爲其送死也。”（《嘯亭雜錄》卷九）
滿洲貴族将領多不知兵，八旗兵丁多不能戰。乾隆帝在連年發動的邊疆戰事中，不能不調遣綠營兵和索倫、錫伯、達斡爾等各族兵，組成作戰的中堅力量。清朝發展到乾隆時期，綠營兵額經常在六十萬左右。據魏源《聖武記》統計，中外禁旅即駐防的八旗兵，共有二十萬餘人，其中一半在京師。八旗兵包括滿洲、蒙古、漢軍在内，按照乾隆朝編制的比例，八旗滿洲兵不過十二萬左右。滿洲兵雖仍保持着優越的地位，但已基本上喪失了戰鬥能力。漢人組成的綠營兵，這時已逐漸代替八旗兵，成爲國家軍隊中的事實上的主力軍。
三、八旗生計問題
滿洲八旗兵丁不加訓練，又不事生産，如此世代相傳，不僅無力作戰，而且家口生活也日益困窘。于是出現了所謂“八旗生計”問題，京師尤爲嚴重。
乾隆一朝對這一問題的産生，曾有過種種議論。歸納起來，主要是源于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不事生産，收入減少。八旗兵丁久居京城，不事耕種，按照清朝規定，又不得經營工商，隻靠朝廷發給糧饷和出租旗地爲生。如果擅自外出謀生，即被視爲“逃旗”，從重治罪。旗人長期遊惰，靡費無節，糧饷不足即向佐領等官員借債（放印子）。再不足，便變賣朝廷地産和住房抵用。借貸放印子錢，錢糧即被扣還。土地變賣後不能再收取地租。房産賣後還要再出銀租房。這樣下去，收入越來越少。一年不如一年，一代不如一代，不能不陷于困窘。
另一方面是滿洲八旗人口不斷增加。滿洲八旗隻有旗兵本人領取糧饷，旗丁分授耕地。百餘年來，旗人生活安閑，家口不斷增殖，生活負擔也不能不随之增長。戶部尚書梁詩正在奏疏中說：“而百年休養，戶口衆多，無農工商賈之業可執，類皆仰食于官”，是旗人窮乏的原因。（《清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五）禦史赫泰說，順治初年到京的一人，現在已成爲一族，“以彼時所給之房地，養現今之人口，是一分之産而養數倍之人。”（《皇清名臣奏議彙編》初集卷一四五）
滿洲八旗人戶生齒日繁，收入日绌，在乾隆朝已成爲急待解決的社會問題。乾隆帝的處置辦法是：（一）增發賞銀。以恩賞名義，發給貧困戶賞銀，以爲赈濟。又動用國帑，贖回旗人典賣給漢人的旗地，由官府收租，将租金分賞給八旗兵丁。據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清查，贖回旗地一萬四千餘頃，歲征租銀三十一萬五千餘兩（《石渠餘記》卷四）。這些賞銀，對于貧困的旗戶，雖然可緩解一時，并不能解決長久的生計。（二）增加養育兵額，“出旗爲民”。雍正時設養育兵額四千八百人，乾隆帝擴大到二萬五千人。八旗兵原有滿洲、蒙古、漢軍之分，乾隆帝準令八旗漢軍“出旗爲民”，即脫離八旗兵籍，另謀生理。由此空出的兵額，改由滿洲旗丁補充。如廣州、杭州駐防漢軍和福州水師漢軍，各出旗一千餘人，由京師滿洲旗丁往補。駐防福州的八旗漢軍步兵改設爲綠營兵，另派京師八旗滿洲兵丁二千餘人駐防。
此外，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乾隆帝還曾遷移京師滿洲八旗三千戶去東北拉林等地開墾荒地，建房屯種。說是“但念現在京中滿洲，生齒日繁，額缺有定，恃一人錢糧，供贍多口，終恐拮據”。“欲我滿洲世仆，仍歸故土，生計充裕。”前往人等，每戶賞給治裝銀兩，沿途給與車輛草束，到達後又賞給立産銀并官房田地、牛犋籽種，每戶約需銀百餘兩。乾隆帝告誡說：“伊等至彼，各宜感戴朕恩，撙節用度，以墾屯爲務。稍有餘暇，勤習騎射技勇。”（《高宗實錄》卷五○四）但是滿洲“故土”的旗人，也并非“生計充裕”，典賣旗地，生計困乏的現象也在發展。據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甯古塔将軍鄂彌達的奏報，吉林烏拉滿洲兵丁三千，其中可稱富戶者僅二十一戶。貧戶一千一百八十五戶，八千九百三十五口。赤貧戶六百七十八戶，兩千八百九十四口。兩者合計一千八百六十三戶，一萬一千八百二十九口。其餘爲中戶，共八百四十八戶，八千八百二十九口（《軍機處滿文月折檔》，乾隆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這個典型材料反映出，當地八旗滿洲兵丁中，可以溫飽的中戶還不足半數，絕大多數是貧困戶以至赤貧戶。乾隆帝遷往拉林的三千滿洲戶，實際上隻有二千戶前去。其中老幼約十分之一，壯年而不會耕作者有十之六、七，能耕作者不過十之二、三。因此，去拉林等地不久，便又相繼逃回京師。留在拉林等地者，也多雇用關内流民代耕。所領旗地又通過典賣，漸歸漢民所有。
廣大八旗滿洲人戶從不耕不戰到難以存活，顯示着滿族的統治危機，也表明滿洲貴族與旗戶的分化，日益加劇了。
（五）思想統治的加強
乾隆時期的清王朝，已經經過了一百多年的統治。作爲統治民族的滿族，漸染漢習，漸趨腐化，也日益加深着本民族内部的分化。表面的繁華掩蓋不了統治集團的腐朽，武功的炫耀也不能掩蓋八旗兵力的衰弱。滿洲民族和清王朝一樣，經曆着由盛而衰的過程。
大抵一個王朝，越是處在強盛的時期，在政治上越能包容大度，具有較強的自信心。相反，一個王朝處在日趨衰朽的時刻，越是難以自保，越加偏狹疑忌，強化暴力統治。乾隆帝初即位，繼承父祖盛業，力矯前期嚴政，宣示寬仁，标榜滿漢一體，顯示出有信心建立功業。大約自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後，滿族上下日趨衰弱，對漢人的疑慮也日益加深。由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強對漢人的統治。
一、文字獄的叠起
康熙朝曾嚴厲鎮壓反清複明思想的傳播，雍正朝先後興起汪景祺、錢名世、查嗣庭等大獄及呂留良、曾靜案，指責語言文字之過，以鎮壓漢人反滿思想，被稱爲 “文字獄”。乾隆帝初即位，力圖消除滿漢朋黨畛域，曾收到一定的成效。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處置胡中藻獄，又恢複了以文字之過懲治大臣的惡例。
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以後的二十餘年間，文字獄連年興起，形成嚴厲的思想統治。與前朝不同，鎮壓的對象，既不是“複明”的志士，也不是結黨的權臣，而是一般的漢人文士。見于記載的約七十餘起文字獄中，六十六獄都是懲治舉人、貢生以下的生員以至塾師、術士。興起這些案獄，目的不在限制臣僚的結黨擅權，而在于控制民間的反滿思想，用意是明顯的。下面是一些影響較大的文字獄的概況。
彭家屏案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乾隆帝南巡。曾任江蘇布政使的河南夏邑鄉紳彭家屏在迎駕時面奏，去年河南數處被災，河南巡撫圖爾炳阿匿而不報。乾隆帝查詢河東河道總督張師載，得知夏邑被災甚重。二月，命圖爾炳阿親往查勘，并下谕申斥他“玩視民瘼”，“存心回護”。四月間，乾隆帝南巡回京途中，又先後有夏邑居民張欽、劉元德陳訴，被災散赈不實。乾隆帝以爲“有刁徒從中主使”，劉元德供出生員段昌緒曾商同具詞。圖爾炳阿命夏邑知縣孫默查拿段昌緒，在段家卧室中搜出吳三桂反亂檄文一紙，“濃圈密點，加評贊賞”。乾隆帝命圖爾炳阿繼續搜查，并召彭家屏至京師面詢。彭家屏奏稱并未見過吳檄，隻是家中藏明末野史，未嘗檢閱。乾隆帝命侍衛三泰去夏邑彭家，搜出記載李自成事的刻本《豫變紀略》一書（彭家屏有序）。圖爾炳阿又奏稱彭氏族譜題署“大彭統紀”，“甚屬狂妄”，查取進呈。乾隆帝指責彭氏族譜稱彭氏得姓本于黃帝，是“自居帝王苗裔”。又指責譜中萬曆年号“曆”字不避諱缺筆（乾隆帝名弘曆），“足見目無君上，爲人類中所不容。”（俱見《高宗實錄》卷五三七至五四二）賜彭家屏自盡，将段昌緒斬決，彭家屏子傳笏斬監候，沒收家産入官。圖爾炳阿和孫默查辦此案“緝邪之功大，諱災之罪小”，俱免革職，仍留原任。此案源起于河南百姓被災，滿官匿而不報，經查核屬實。乾隆帝雖然不得不下谕斥責，卻又以文字之罪轉而嚴懲了揭發此事的鄉紳和文士。諱言疾患，粉飾升平，乃是乾隆朝習見的現象。但鄉民控告封疆大吏，卻被乾隆帝認爲是“此風不可長”。乾隆帝親自處置此案，意在回護滿洲大員，鎮壓漢人士民的反抗，目的十分清楚。
蔡顯案江蘇華亭舉人蔡顯，字景真，号閑漁，平生所作詩文，自編爲《閑漁閑閑錄》，刊印行世。書中對邑紳及知府、禦史等官員，多有指責。鄉紳因而嫉恨，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指書中引古人詠紫牡丹詩句“奪朱非正色，異種盡稱王”，是對清朝“怨望讪謗”，向松江府檢舉。蔡顯已七十一歲，自信無罪，向松江府出首。松江知府鍾光豫呈報兩江總督高晉、江蘇巡撫明德。檢閱《閑漁閑閑錄》及蔡顯的其它著述，指爲“語含诽謗，意多悖逆”，逐條粘簽标出，進呈乾隆帝。乾隆帝親自查閱蔡書，指書中稱“戴名世以南山集棄市，錢名世以年案得罪”及“風雨從所好，南北杳難分”等詩句，是“甘與惡逆之人爲伍，實爲該犯罪案所系。”乾隆帝并且嚴厲斥責督撫于此等處“轉不簽出”，“簽出各條，多屬■傺無聊”，所拟有關案犯治罪等節，是“意存姑息”，“苟且完事”。（《高宗實錄》卷七八六）傳谕嚴加懲處。蔡顯斬決，十七歲的兒子蔡必照發往黑龍江爲奴。爲《閑漁閑閑錄》作序的聞人倬及蔡顯門人劉朝棟等二十四人被株連，遣戍伊犁等處。
蔡顯所稱戴、錢得罪事，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隻是因爲隐含同情語氣，便被指爲“甘與惡逆之人爲伍”，鑄成此獄，罪及家屬門生，在江南文士中引起極大的震動。
齊周華案浙江天台縣生員齊周華，早在雍正帝時，曾撰拟“獨抒己見疏”爲呂留良案申辯，赴刑部具呈，被解押回浙江，永遠監禁。乾隆帝即位，遇赦出獄，遊曆各省，卒居湖廣武當山道觀。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其子齊式昕接他回籍。一七六七年（乾隆三十二年），浙江巡撫熊學鵬至天台巡查，齊周華将已刊及未刊的曆年所撰文稿《名山藏初集》等書奉呈，請求熊學鵬作序，并将當年的“獨抒己見疏”稿附呈。熊學鵬将齊周華押解至杭州，與閩浙總督蘇昌會同審訊，随即向乾隆帝奏報說，書中《祭呂留良》一文，“将逆賊呂留良極力推崇，……希圖煽惑人心，其存心黨逆，牢不可破”。“其已刻、未刻諸書，牢騷狂悖之言，不一而足；廟諱禦名，公然不避。”（《清代文字獄檔》）經乾隆帝欽準，将齊周華依大逆律，淩遲處死。子孫四人從寬斬監候，秋後處決。齊周華堂兄齊召南，原任禮部侍郎，爲當代名儒。齊周華書中《天台山遊記》一文，有齊召南跋。熊學鵬召齊召南至省訊問，供稱雍正二年曾“爲跋數語”，“今所刻者，系齊周華自行添改。”乾隆帝命召齊召南進京候審。軍機大臣會同刑部拟處杖流。乾隆帝谕令寬免，遞回原籍，傳谕他“閉戶安分”。浙江巡撫覺羅永德将齊召南交原籍地方官，向乾隆帝奏報說： “奴才仍随時查察，如再不知感恩警惕，稍有掉弄筆頭怨诽情事，即行嚴參，從重治罪。”（同上書）齊召南四月回籍，五月間即病死。此案因涉及名士齊召南而轟動士林。
王錫侯案江西新昌人王錫侯，三十八歲才考中舉人，會試落第，仕途無望，便在家編書，刻印發賣謀利。所編書如《國朝試帖詳解》、《唐人試帖詳解》等，都隻是供考試舉子參閱，并沒有什麽政治見解可言。另編有《字貫》一書，是就《康熙字典》摘編，使散字聯貫，以便檢索。一七七七年（乾隆四十二年），他的仇家王泷南乘文字獄叠起的時機，告發他删改《康熙字典》，“與叛逆無異”。江西巡撫海成（滿人）親理此案，查閱《字貫》序中有議論《康熙字典》“穿貫之難”，“學者查此遺彼，舉一漏十”等語，指爲“雖無悖逆之詞，隐寓軒轾之意，實爲狂妄不法”，請旨革去舉人，并将《字貫》粘簽進呈。乾隆帝親閱《字貫》，在書前凡例中發現康熙、雍正及乾隆三帝的名字，開列不諱，大爲震怒。說：“此實大逆不法，爲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即應照大逆律問拟。”（《高宗實錄》卷一○四三）并嚴厲申斥海成“茫然不見”，“漫不經意”，命海成親往王錫侯家繼續搜查并将王錫侯領押來京。十一月，海成查出王錫侯編纂書十種進呈，并奏稱“檢閱各書，俱有悖謬不法之處。”乾隆帝又申斥海成“身爲巡撫，乃于初次條奏王錫侯《字貫》時，并不将伊書内大逆不法之處據實核出，轉稱尚無悖逆之詞。實屬昧盡天良，罔知大義，不可不重加懲處。”（同上書，卷一○四四）随将海成革職，交刑部治罪。命兩江總督高晉前往，暫管巡撫事，繼續收繳江甯等地流傳的《字貫》等書。王錫侯斬決，子、孫五人斬監候，所著書概行銷毀。
王錫侯原是科場失意、編書求活的鄉曲文士，在政治上、學術上并無建樹，對清廷也未必有謗言。乾隆帝由此興起大獄，株連甚廣。《字貫》另本前有工部侍郎李友棠題詩一首，乾隆帝斥責李友棠“身爲卿貳，乃見此等悖逆之書，尚敢作詩贊美，實屬天良已昧。”李友棠即著革職。江西布政使贛南道周克開、按察使馮廷丞因未能檢出《字貫》“悖逆重情”，俱被革職，交刑部治罪。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以“失察妄著書籍”，降一級留任。江西吉安、南昌二處曆任知縣、知府，從寬免于治罪，交部分別議處。乾隆帝嚴懲王錫侯，旨在表明不準許漢人文士對滿族皇帝有任何不忠不敬；嚴懲地方官員，則在激勵所屬，加強統治。他傳谕說：“各省地方官當共加感惕，務須時刻留心查察，倘所屬内或有不法書籍刊布流傳，即行禀報督撫，嚴拿重治”，倘若“漫不知儆”，“嗣後別經發覺，必當從重辦理。”（《高宗實錄》卷一○四九）此案之後，各省先後設立“書局”，專門負責查繳不法違礙書籍，對詩文著述的控制，大爲加強了。
徐述夔案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春，江蘇東台縣民徐食田與蔡嘉樹發生田畝糾紛。東台縣出示收繳違礙書籍，蔡嘉樹即指控徐食田祖父徐述夔（已故）所著《一柱樓詩》中多有違礙。徐食田将已刻書及書闆向知縣塗躍龍呈交。塗躍龍将田畝糾紛事結案，見徐述夔所著書中有引呂留良語句，送呈江甯書局查處。書局局員因原書未粘簽指出違礙，退還東台縣。蔡嘉樹又徑赴江甯布政使衙門控告，并将《一柱樓詩》中“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等句粘簽摘出。布政使陶易命幕友陸炎批交揚州府，批語中有“若有違礙，俱應收解奏繳；若隻字句失檢，将舉首之人以所誣反坐”等語。揚州知府謝啓昆簽出“悖逆”詩句，送呈督撫。署兩江總督薩載、江蘇巡撫楊魁将書稿及有關案卷解京。這時，江蘇學政劉墉也得到民間告發，将《一柱樓詩》及原禮部侍郎沈德潛（已故）所撰《徐述夔傳》呈送乾隆帝。徐述夔先世世代爲官。一七三八年（乾隆三年）考中舉人。進京會試時，勘磨官指他試卷中有“不敬”字句，停止考試，永不叙用。徐述夔家居吟詩，不無怨望。一七六三年（乾隆二十八年）病死。一七六八年（乾隆三十三年），子徐懷祖将其遺作《一柱樓詩》、《和陶詩》等詩集刻闆流傳。一七七七年（乾隆四十二年），徐懷祖病死。乾隆帝審閱送呈詩集，傳谕說：“《一柱樓詩》各種妄肆诋譏，狂誕悖逆。”“伊子徐懷祖并敢将伊父逆詞公然刊刻，均屬罪大惡極。”“沈德潛敢爲逆犯徐述夔作傳，……實爲喪盡天良，負恩無恥。”（《高宗實錄》卷一○六八）将此案交軍機大臣等議處。軍機大臣阿桂等遵谕鎖拿徐食田等人，會同刑部嚴加審訊，奏稱徐述夔引據逆犯呂留良邪說，是“悖逆不法”；《一柱樓詩》“犴肆謬妄”；“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之句，是“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用上、到等字而用去清都，顯寓欲複興明朝之意，大逆不道至此已極。”徐懷祖刊刻流傳，是“父子相繼爲逆”，“照大逆淩遲律■碎其屍，枭首示衆。”（《掌故叢編》第九輯）布政使陶易以“故縱大逆”之罪處斬，揚州知府、東台知縣也以懲治遲延不力，分處流刑和徒刑。徐食田及弟食書，參與校刻的徐首發、沈成濯及陶易幕僚陸炎等俱從寬定爲斬監候，秋後處決。已故沈德潛曾爲徐述夔作傳，内有“品行文章皆可法”等語，廷臣請旨将官爵谥典盡行革去，禦賜祭葬碑文一并撲毀。碑不移置他處。長洲人沈德潛自乾隆初年以進士入爲翰林院編修，以詩名一時，在上書房行走，與乾隆帝作詩唱和。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以禮部侍郎休緻歸籍。曾進呈所著《歸愚集》，乾隆帝親爲作序。乾隆帝曆次南巡，沈德潛均被召見。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加禮部尚書銜。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入朝祝皇太後七十壽辰。入朝賜杖，爲緻仕九老之首。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在常州迎駕，加太子太傅。一七六九年（乾隆三十四年），在家死去，年九十七。贈太子太師，谥文悫。沈德潛晚年入仕，備受乾隆帝眷遇，爲一代名士。死後遭此惡譴，使士林再次震動了。
尹嘉铨案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乾隆帝西巡五台，三月中回銮至保定。原大理寺卿，在博野縣休緻家居的尹嘉铨，連上兩折，命其子尹紹淳至保定奏呈。一折請求乾隆帝對其故父尹會一賜予谥法，一折請将清初漢人大臣湯斌、範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諸人從祀孔廟。尹會一曾任巡撫，休緻時，請返籍終養老母，乾隆帝曾賜詩褒獎孝行。尹嘉铨在奏折中說：“既蒙禦制詩章，褒嘉稱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從祀。”乾隆帝覽奏甚怒，在第一折批：“與谥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要他“安分家居”。第二折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命将尹嘉铨革去頂戴，交刑部治罪。又命直隸總督袁守侗查抄尹氏在博野的家産，大學士英廉查抄尹嘉铨在京的房舍。谕令“至伊家如果有狂妄字迹詩冊及書信等件，務必留心搜檢。”（《清代文字獄檔》）英廉與大學士三寶詳查搜獲的書冊，有尹嘉铨編《近思錄》書稿，将湯斌、陸隴其、張伯行與尹會一合稱爲“孔門四子”。又所著《随五草》，内有《朋黨說》，與雍正帝所著《朋黨論》相背。又編有《本朝名臣言行錄》，列入高士奇、張廷玉、鄂爾泰等多人。廷臣會審，尹嘉铨不得不自認“狂悖糊塗，罪應萬死。”乾隆帝覽奏，指斥尹嘉铨文中“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君亦安能獨尊于上哉”等語，是“反以朋黨爲是，顛倒是非，顯悖聖制，誠不知是何肺腸？”又指斥所編《本朝名臣言行錄》是“以本朝之人，标榜當代人物”， “将來伊等子孫恩怨即從此起”，關系“朝常世教”，其他狂悖誕妄，不一而足。命将尹嘉铨以絞刑處死，立決。
乾隆帝處死尹嘉铨後，特發布“明辟尹嘉铨标榜之罪谕”。說：“朕以爲本朝紀綱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乾綱在上，不緻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乾隆帝提出的這個新論點，是說清朝的統治，一切決定于皇帝，如果“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國家之福。”皇帝英明，就不需仰賴“名臣”，也不會容納 “奸臣”。臣下都不過是效忠于他的奴仆。尹嘉铨要求崇列這些奴仆，自是乾隆帝所不能容許的。
以上文字獄，是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至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二十餘年間幾樁影響較大的案件。其中大多數是鄉裏文士的語言文字的疏失被加以悖逆不法的罪名，并非确有反滿的思想和行動。尹嘉铨身列九卿而遭顯戮，也隻是由于請求表彰他的父祖和名臣，更沒有什麽反清思想可言。但崇顯名臣，卻觸犯了乾隆帝的忌諱。乾隆帝不斷處置文字獄，是要以暴力鎮壓的手段，強制漢人臣民文士對滿洲皇帝絕對效忠和安分，而絕不容許任何不忠或不敬。但文字獄興起，卻又帶來了難以預料的後果：（一）仇家告讦。乾隆帝嚴治文字之罪，不逞之徒因而摘引文字告讦仇冤之家，借以報複私仇，奪取私利。随着文字獄的叠興，社會上到處出現了誣告之風。（二）官員嚴處。乾隆帝查處文字獄，經辦的各級官員往往以失察得罪，遭到嚴厲的處治，輕者革職，重者流放或處死。官員們畏罪，不得自安，遇有告讦，即從重審理，以求免禍。此類冤案從而更爲泛濫。（三）師友株連。文字獄起，例需查抄家藏書稿、詩文、書信。一人在案，曾爲撰寫序跋、碑傳、唱和詩詞以至書信往來的師友，往往橫被株連，禍從天降。文字獄叠起，廣大文士惴惴不能自保，造成社會上人心動蕩。以上這些現象日益嚴重，勢将反轉來搖撼清朝的統治。面對這一形勢，乾隆帝不得不多方收斂，以穩定人心。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福建海成縣人周铿聲挾嫌誣告在籍知縣葉廷推纂輯縣志“載入碑傳詩句，詞語狂悖。”巡撫楊魁上奏。乾隆帝查閱，認爲“俱系剿用腐爛舊句，原無悖逆之處”，命依誣告律，将周铿聲“嚴示懲創”。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湖南龍陽縣監生高治清刊行《滄浪鄉志》，被告“語句狂悖”。署巡撫李世傑奏請究治。乾隆帝傳谕：鄉志“不過無識鄉愚雜湊成編”，“若俱如此吹毛求疵，謬加指摘，将使人何所措手足耶？”同年，安徽巡撫譚尚忠奏報已故貢生方芬詩集中有“蒹葭欲白露華清，夢裏哀鴻聽轉明”句，請将其孫依大逆律治罪。乾隆帝認爲，詩句“雖隐躍其詞，有厭清思明之意”，但還不是“公然毀謗本朝”，“若必一一吹求，繩以法律，則詩以言志，反使人人自危。”谕令“毋庸辦理”。（以上俱見《清代文字獄檔》）乾隆帝親自連駁數案，使官員嚴處、仇家告讦之風有所遏止。風靡一時的文字獄，漸趨平息。但就在此前後，又興起了禁毀書籍的浪潮。
二、禁毀書籍的浪潮
乾隆朝在叠興文字獄的同時，又在全國範圍内大規模地查禁時人著述與藏書，先後延續了十餘年之久。
早在一七六九年（乾隆三十四年），乾隆帝閱錢謙益所著《初學集》、《有學集》等書後，說“其中诋謗本朝之處不一而足”，傳谕各督撫在各地查繳銷毀。錢謙益是明末清初文壇巨擘。叛明降清後，因病乞歸，死于家中。所著文集在各地流傳甚廣。乾隆帝怒斥他“大節有虧”，“不足齒于人類”，令各地不得再遺留片簡。銷毀錢書，是焚毀書籍的開始。大規模禁毀書籍，大體上是和《四庫全書》的編纂同時進行。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乾隆帝即曾傳谕直省督撫學政，廣泛搜訪民間書籍，彙送京師。“在坊肆者或量爲給價，家藏者或官爲裝印，其有未經镌刻隻系鈔本存留者，不妨繕錄副本，仍将原書給還。”（《高宗實錄》卷九 ○○）次年初，安徽學政朱筠上疏，請将《永樂大典》中分在各卷的佚書，分別輯錄校閱。乾隆帝诏谕依經、史、子、集四庫分類輯出，流傳已少者先撮要旨進呈。随即開設四庫全書館，以大學士劉統勳、于敏中等人爲總裁官，在全國範圍内，搜采遺書，編纂以四庫分類的圖書總集《四庫全書》（參見另章）。乾隆帝诏谕各地督撫，以半年之限，采進民間藏書，若因循搪塞，惟該督撫是問。又诏谕兩江總督與江、浙巡撫，就江浙著名藏書家和坊間書賈中搜訪進呈。私人進獻藏書，将來仍與發還并給予獎勵。進書五百種以上者，賞内府所藏《古今圖書集成》一部，百種以上者賞給内府刊印《佩文韻府》一部。各地進呈私獻書籍不下萬餘種。
乾隆帝廣泛征求已刻未刻書籍，包含着查檢“違礙”的目的，即所謂“寓禁于征”。但文字獄叠起，各地官民多有顧慮，不敢将稍涉違礙者進呈。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乾隆帝降旨明确規定收繳禁毀。傳谕各地督撫，“其或文字觸礙者，亦當分別查出奏明，或封固進呈，請旨銷毀；或在外焚棄，将書名奏聞。” 明末野史“必有诋毀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稗官私載、詩文專集，有诋毀者，也不準隐匿流傳。各省已經進到之書，交四庫全書處檢查，有關礙者，撤出銷毀。并令派員傳谕藏書家，如有不應存留之書，即速交出。此後若再有存留、有心藏匿，罪在不赦。（《高宗實錄》卷九六四）同年十一月，再次降旨，收繳銷毀“明末國初悖謬之書”。禁毀書籍，逐漸形成浪潮。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閏十月，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乾隆帝一再谕令嚴厲查繳“違礙”書籍，查禁的範圍也越來越擴大。
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帝谕令四庫全書館拟定“查辦違礙書籍條款”頒布，規定了查禁的範圍和處理辦法。
全毀——全部銷毀的書籍，稱爲全毀。所謂“诋毀本朝”、“語涉狂悖”的清人著作、文集，原在全毀之列。條款規定的銷毀範圍，還擴大到前代的著述。明萬曆以前各書，涉及遼東、女真，語有違礙者，銷毀。明代各書載及西北邊外部落，語涉偏謬者，銷毀。爲了扼制漢人反滿思想，甚至對宋人關于遼、金，明人關于元代的記述，“議論偏謬尤甚者”，也拟銷毀。書籍内容并無違礙，但作者在清朝得罪者，如錢謙益、呂留良、金堡、屈大均等人的著作，也一律銷毀。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乾隆帝在上谕中說：“其人實不足齒，其書豈可複存！自應逐細查明，概行毀棄。”曆朝文字獄之起，是因詩文著述中有狂悖字句而罪及其人，又因其人得罪，而焚毀其所有的文字著述。因書罪人，因人毀書，加以彼此株累，禁毀數量極大。
抽毀——即抽出違礙字句，部分銷毀。門各爲目，人各爲傳的著述，将其中有違礙的門、傳抽毀。選編的奏議、科舉對策之類，如明經世文編、明狀元策等書，将其中有違礙者抽毀。錢謙益、呂留良等獲罪者的詩文被錄入他書或被人援引者，摘出抽毀，從原版内鏟除。如此等等。曆年被列入抽毀之書，多達四百餘種。
删改——在上引乾隆帝曆年谕旨和“條款”中，還有對原作删改的規定。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的上谕中提到明人所刻類書邊塞、兵防等門，可删去數卷或數篇，或改定字句。“他若南宋人書之斥金，明初人書之斥元，且悖于義理者，自當從删；涉于诋詈者，自當從改。”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頒布的“條款” 中，也提到“凡宋人之于遼、金，元明人之于元，其書内記載語句乖戾者，酌量改正。”（《辦理四庫全書檔案》）删改的範圍也極廣泛。甚至被認爲“非斯文正軌”、“詞意■■”、“有乖雅正”以及所謂“乖觸字句”等，都可酌改。被收入《四庫全書》而又經過删改的書籍，不計其數。往往面目全非，與原義乖違。
除以上這些專制而愚蠢的規定外，乾隆帝還先後實行了兩項虐政。
改譯古史——和乾隆帝下谕搜訪遺書約略同時，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乾隆帝又命改譯遼、金、元三史中的音譯專名。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改譯完成。乾隆帝親自作序，說：“遼、金、元三國之譯漢文，則出于秦越人視肥瘠者之手，性情各別，語言不通，而又有謬寓嗤斥之意存焉。”三朝“漢人之爲臣仆者，心意終未浃洽”，所以“必當及此時而改譯其訛誤者。”（乾隆帝《禦制文集》二集卷十七）所謂“改譯”，即将三史中契丹語、女真語和蒙古語的人名、地名、部名、制度專名等，都依照清代滿語漢譯的方法，修改譯字，換成新的譯名。結果造成極大的混亂。乾隆帝卻認爲這是他的一大功績，在序中說：“是則吾于遼、金、元三代，實厚有造而慰焉。”查禁書籍和編修《四庫全書》時，又将改譯的辦法加以推廣。大抵自宋人以至明清人著述中有關契丹、女真、蒙古的譯名，也都按三史的辦法予以改譯。改譯中又因斷句錯誤、缺少知識和漫無準則，而錯上加錯，給讀者帶來極大的幹擾。如果說乾隆帝删改“違礙”字句是爲了箝制反滿思想，用滿語譯名改譯其他民族的古史，則全屬無知且愚昧了。
查禁戲曲——乾隆帝在大規模查禁史籍、詩文等書籍後，又進而對民間戲曲予以查禁。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谕旨中說：“因思演戲曲本内，亦未必無違礙之處。如明季國初之事，有關涉本朝字句，自當一體饬查。至南宋與金朝關涉詞曲，外間劇本往往有扮演過當，以緻失實者。……亦當一體饬查。”（《高宗實錄》卷一一一八）乾隆帝因蘇州、揚州爲戲曲盛行之地，傳谕當地官員将“應删改及抽撤者，務爲斟酌妥辦，并将查出原本暨删改、抽撤之篇，一并粘簽，解京呈覽。”蘇、揚等地以昆腔（昆山腔）最爲流行。蘇、揚查禁後，又傳谕江蘇、廣東、福建、浙江、四川、雲南、貴州各省督巡，對當地流行的石牌腔、秦腔、弋陽腔、楚腔等，也分別饬查。地方戲曲是民間的文藝創作。乾隆帝爲壓制民間反滿思想，對關涉本朝以至宋金間事的曲文，也嚴加饬查，删改、抽撤，這自然又是極端專制的暴行。
乾隆帝自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下谕搜訪民間書籍，結合編纂《四庫全書》實行了大規模的查禁。《四庫全書》完成後，直到一七八五年（乾隆五十年）仍在嚴谕江西、江蘇、浙江等省繼續查禁民間書籍。據近人考證，先後被銷毀的書籍約三千種，七萬卷以上，與《四庫全書》所收三千五百餘種，七萬九千餘卷，數目大體相近。（孫殿起：《清代禁書知見錄·自序》）收入《四庫全書》的書籍中，經抽毀者四百餘種，删改者不計其數。乾隆帝編纂《四庫全書》，保存了大量文化典籍，又由于廣泛禁毀書籍，造成了一次文化浩劫。有人認爲這是秦始皇焚書後的又一次焚書劫難，并非苛論。不過，遭到禁毀的某些有價值的著述，此後仍然長期在民間秘密流傳。這又再一次證明，應用嚴刑峻法的暴力手段去加強文化思想的統治，雖可震動于一時，并不能阻止文化著述的傳播。
三、《貳臣傳》的編修
乾隆帝大批焚毀“讪謗”書籍，以加強所謂“獎忠懲逆”的思想統治。但在處置明清之際的某些著述和人物時，卻遇到了難以解決的矛盾。明朝末年，特別是南明時期，不少忠臣義士堅持抗清鬥争，也有不少文臣武将叛明降清。如果以清朝本位判忠奸，明朝的忠臣将是清朝的奸逆，降清的叛臣，反而成爲忠臣。這将使大批明末文獻難于處置，而且從根本上違背了乾隆帝所倡導的“忠君”的思想原則和道德标準。
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閏十月，乾隆帝在一道谕旨中，正式提出承認南明王統和褒獎抗清死難的南明忠臣。浙江巡撫因見朱■之所著《明紀輯略》一書附記南明福王、唐王、桂王事，奏請銷毀。乾隆帝在這道谕旨中指爲“不宜在概禁之例”，并指示四庫館臣在編纂《通鑒輯覽》時，應載入南明三王事迹，因福王承繼江山半壁，唐王、桂王也是“明室宗支”，不應稱“僞”。當時“各爲其主，始終不屈”而死節者，與宋末之文天祥、陸秀夫“實相仿佛”，雖然清初“不得不行抗命之誅”，但他們“有死無二，洵無愧人臣忠于所事之義。”對這些“仗義死節之人”的事迹，也都應該寫入《通鑒輯覽》，說是“崇獎忠貞，亦足以爲世道人心之勸。”十一月，又發出谕旨，重申“崇獎忠貞”，“風勵臣節”。谕中說世祖（順治帝）時，曾對崇祯末年殉難的明朝大學士範景文等二十人“特恩賜谥”。至于史可法“支撐殘局”，劉宗周、黃道周“臨危授命”，都足爲一代完人。其他死守城池、戰死行陣或被俘後視死如歸者，無愧于“疾風勁草”。舍生取義，忠于所事者，也“一體旌谥”。薩爾浒之戰時的明将劉■、杜松“冒镝撄鋒，竭忠效命”；孫承宗、盧象■等“抵拒王師，身膏原野”。凡明季盡節諸臣，爲國盡忠，都應優獎。慷慨輕生的諸生韋布，由鄉裏供祭。（《高宗實錄》卷九九五至九九六）次年，在揚州爲史可法建立祠堂，乾隆帝親自爲史可法劄稿題詩說：“經文已識一篇笃，予谥仍留兩字芳（谥忠正）；凡此無非勵臣節，監茲可不慎君綱！”（同上，卷一○三五）乾隆帝表彰明末死難臣民，旨在倡導“忠君”，詩句說得很清楚。
乾隆帝在連年文字獄後，陸續發出這些谕旨，實際上是把“忠君”視爲超乎本朝或本族狹隘範圍的最高道德标準，這不能不在漢人臣僚文士中引起震動。一些漢臣稱頌說：“聖人至公無我之思，教孝教忠，萬世瞻仰。”（龔炜：《巢林筆談續編》卷下）其實，乾隆帝并非是“無我”，恰恰是把“我”即皇帝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告誡人們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絕對向皇帝效忠。但這一原則确立後，如何處置清初歸降的漢人和他們的著述，又使乾隆帝面臨另一個難題。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乾隆帝提出了編寫《貳臣傳》的辦法，把曆事兩朝的臣僚稱爲“貳臣”。這年，江蘇呈繳拟毀書籍中有《明末諸臣奏疏》、《同時尚論錄》等書。乾隆帝閱後傳谕說，劉宗周、黃道周等人的奏疏，隻需修改“不當”字句，原奏保存。王永吉、龔鼎孳、吳偉業等人，“在明已登仕版，又複身仕本朝”，其人不足齒，作品也不應保存。在這道谕旨中，乾隆帝進一步指出，洪承疇因兵敗被俘歸順，祖大壽因懼禍投誠，馮铨、王铎等人在明朝是顯宦，在本朝又“忝爲閣臣”。左夢庚等人是在清朝大軍到後，才解甲乞降。當時，對這些人不得不加錄用，以安人心。事後平情而論，他們都是遭逢時難，畏死■生。“至于既降複叛，或又暗中诋毀者，更不能比之人類”。乾隆帝指令把這些“大節有虧之人”，在國史内另立《貳臣傳》一門，據實直書，送呈裁定。
乾隆帝力倡忠君，不惜獎谥明末忠臣，貶抑降清的貳臣。但據此實行，忠于明者得到表彰，降清後忠于清者又遭到貶斥。而且降清者或忠或叛，不加區別，一律對待，也顯然難以服人。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帝又下谕說，列入《貳臣傳》的諸人，事迹不同，邪正各異，不可不分。洪承疇、李永芳等屢立戰功， “雖不克終于勝國（明），實能效忠于本朝。”錢謙益等降清後又在詩文中對朝廷诋毀，“進退無據，非複人類。”命國史館考核各人行事，分編爲甲、乙二編，以示區別。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館臣将乙編進呈，乾隆帝又命将行爲卑劣者從中撤出，不予立傳。吳三桂、李建泰等降清後又行叛逆者，也從《貳臣傳》撤出，另編《逆臣傳》。一七九一年（乾隆五十六年），最後編定的《貳臣傳》，甲、乙兩編共收一百二十五人。又依其行事之不同，在甲、乙編各分爲上中下三等。
乾隆帝褒獎明末忠臣，又将曆仕兩朝的漢臣分別列等編傳，可謂用心良苦。他自稱這是出于“大中至正之心”，“爲萬世子孫植綱常”。實際目的，還是要控制廣大漢人臣僚效忠于滿洲皇帝，以鞏固清朝的統治。他的這些舉動，雖然在漢人官員中不無成效，但并不能弭止廣大人民的反抗。
（六）人民的反抗鬥争
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至一七八五年（乾隆五十年）這三十年間，清王朝沿着由盛而衰，外盛内衰的道路演變。社會各階級的矛盾日益激化。廣大農民、手工業工人、商人陸續掀起了各種形式的反抗鬥争。清王朝不斷受到多方面的沖擊。
一、佃農抗租鬥争
乾隆初，江西、福建的佃農，即不斷發動抗租鬥争，抵抗地主收租，聲勢浩大。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上杭羅日光曾領導佃農千人抗租，毆打地主，抗拒官兵。江西、福建佃農中有佃長、長關令、會館等，逐漸形成自己的鬥争組織，提出均田（佃）、永佃、田骨田皮等口号，以争取耕種田地的權利。
江蘇佃農，往往聯合抗租。吳縣人黃中堅說：“今鄉曲細民，無不醵金演戲，詛盟歃結，以抗田主者。雖屢蒙各憲曉谕，而略不知懼。間有一二良佃願輸租者，則衆且群起攻之，甚至沉其舟，散其米，毀其屋，蓋比比然。”（《蓄齋集》卷四）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靖江縣徐永祥等率領佃農進城報荒，要求免租；崇明佃戶，“捏災爲名，結黨鼓衆，不許還租”，并聚集在一起，要求該縣縣丞出示減租。（《高宗實錄》卷一五一、一五三）一七五八年（乾隆二十三年），崇明佃農再次抗租，燒毀草房，毆傷差役兵丁，圍攻縣丞、守備。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浙江永嘉胡挺三領導佃農抗租，毆打典史，并把他拘留。
直隸省經管旗地的滿族地主、莊頭以及州縣官吏，對壯丁、佃戶的剝削和壓迫非常嚴重，農民的反抗鬥争也十分激烈。一七四○年（乾隆五年），豐潤縣莊頭蔡懷碧承領十五頃多莊地，王公顯等串連佃戶拒不交租。蔡懷碧要收地自種，遭到佃農群衆的堅決抵制。王公顯等率領佃農二百餘人，打傷蔡懷碧“壯丁”二人，“并将農具犁铧打碎，兇猛異常。”（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乾隆六年内務府來文》）從這一年起，清朝禁止增租奪佃。可是佃農的“抗租霸佃”鬥争，仍在繼續發展。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直隸總督英廉統計，全省經理旗地的共七十七州縣，積欠旗租的有四十二州縣，達二十年之久，數至二十四萬餘兩之多。其中一部分是被官侵吏蝕，大部分是佃農抗欠。
清王朝要求各地官府對佃戶抗租嚴厲鎮壓。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禮部侍郎秦惠田說：“頑佃抗租，欺慢田主，有司聽其刁脫”，應依法嚴懲。（《高宗實錄》卷二四八）現存《昆山縣奉憲永禁頑佃積弊碑》中記述說：“乃日見城廂内外之以抗租枷示者，相望于途。”
地主向佃戶勒索租米。佃戶迫于饑馑，往往搶米求生，是鬥争的另一形式。一七四四年（乾隆九年），左副都禦史範燦說：“查乾隆七年之冬，八年之春，湖廣、江西、江南等處搶米之案，俱未能免；而江西尤甚，一邑中竟有搶至百案者。”（《高宗實錄》卷二三○）此後，浙江、福建、直隸、陝甘等地都發生過饑民搶米鬥争。
二、農民反封禁鬥争
清初，八旗滿洲人戶大批進關，關外呈現出一片荒涼景象。一六六一年（順治十八年），奉天府尹張尚賢報告說：“合河東、河西腹裏以觀之，荒城廢堡，敗瓦頹垣，沃野千裏，有土無人。”（《聖祖實錄》卷二）康熙時，直隸、山東無地農民多逃往奉天耕墾。一六八○年（康熙十九年），清朝劃定旗民開墾界限，民界地畝約等于旗界地畝的五分之一。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帝明确地指出：“奉天田土旗民疆界，早已丈量明白。以旗下餘地付之莊頭，俟滿洲蓄衍之時，漸次給與耕種。”（《聖祖實錄》卷一四一）這是保護滿族地主占有土地，限制漢族人民開墾的政策。但直隸、山東農民繼續出關求活，并未因而終止。一七四○年（乾隆五年），乾隆帝又規定，奉天流民要取保入籍，否則必須在十年之内返回原籍。此後，在山海關嚴厲查禁攜眷農民出關，并在山東登、萊、青和奉天複、海、蓋、甯等處海口，查禁運載流民的船隻，對東北地區嚴格封禁。但出關流民依然有增無減。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查明，從一七四○年（乾隆五年）以後，出關人數續添四萬七千餘口。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在甯古塔和船廠的工商傭作人等，不下三、四萬人。清朝又于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制定《甯古塔禁止流民例》，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宣布吉林是“永禁流民，毋許入境”。實際上，流民出關的洪流已無法制止。據《盛京通志》記載的數字統計，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在東北的漢族人口有十六萬五千四百九十五戶，九十六萬一千三百二十八人，民賦田有三百七十九萬八千零六十畝，比一六五七年（順治十四年）增加了六十二倍，占當時全部墾田四百二十六萬九千七百一十八日（二千五百六十一萬八千三百零八畝）的百分之十四點八。
清初，蒙古地方不準漢人居住，戶部發票八百張，許漢人領票春去秋回。一七○七年（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帝巡行邊外，“見各處皆有山東人，或行商，或力田，至數十萬人之多。”（《聖祖實錄》卷二三○）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發現喀喇沁等旗種地漢人已達數萬，清朝認爲蒙古人“漸将地畝賤價出典，因而遊牧地窄，至失本業”。遂規定喀喇沁、土默特、敖漢、翁牛特以及察哈爾八旗，“嗣後将容留民人居住，增墾地畝者，嚴行禁止。”（《高宗實錄》卷三四八）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更制定一項律例：“口内居住旗民人等，不準出邊在蒙古地方開墾地畝，違者照例治罪。”（《理藩院則例》卷十）這如同奉天的封禁政策一樣，并不能阻止流民出邊。一七六○年（乾隆二十五年），在古北口外蒙古地方種地的漢人，即不下數十萬戶。
漢族農民反封禁的鬥争，是在中原地區階級矛盾日益尖銳，貧困無告的情況下進行的。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山東人民“南走江淮，北出口外。揆其所由，實緣有身家者，不能贍養佃戶，以緻衆生無策，動辄流移。”（《高宗實錄》卷三○九）遇到荒年，清朝也不得不暫弛關禁，放流民出口覓食。過後雖然仍勸流民回籍，并重申禁令，但是關口一開，再想封閉就更加困難了。滿族地主、蒙古王公都招佃收租，“巧爲庇護”。在這種情況下，封禁政策更成爲具文。
清廷在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設立台灣府後，隻準閩、粵人民春去秋回，不準攜眷居住。從一七三二年（雍正十年）起，這項禁令幾次暫停執行，又幾次恢複。人們有時冒着生命危險偷渡，有時賄賂官兵私渡，據一八一一年（嘉慶十六年）統計，台灣漢族人口已達二百萬零三千八百六十一人，比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增加了将近十倍。
三、手工業工人和商民的反抗
清初，手工業工人就進行有組織的罷工鬥争。據蘇州現存石刻（見《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輯》）記載：一六七○年（康熙九年）踹匠窦桂甫，“倡言年荒米貴，傳單約會衆匠停踹。”處罰了不參加罷工的王明浩，所有工匠都停止工作。一六九三年（康熙三十二年），踹匠羅貴又齊行增價，“聚衆毆搶，複毀官示”。一七○○年（康熙三十九年），劉如珍等湊錢演戲，号召工匠參加反抗鬥争。一七一五年（康熙五十四年），王德等倡議創立踹匠會館，正式成立自己的組織。布商非常恐慌，說“倘會館一成，則無籍之徒，結黨群來，害将叵測。”因此，屢次請求地方官查拿“流棍”，管束工匠。一七二○年（康熙五十九年）建立的《長吳二縣踹匠條約碑》規定八條，就是要把踹匠置于包頭、坊長、巡役的嚴密控制下，制止罷工鬥争。這表明工匠的罷工鬥争，已經十分激烈。乾隆時，鬥争在繼續發展。
蘇州的機戶，多數雇用織工。織工常因機戶無故解雇，或要求增加工資，發動罷工鬥争。據一七三四年（雍正十二年）建立的碑文記載：“倡爲幫行各色，挾衆叫歇，勒加銀口，使機戶停織。”一七三九年（乾隆四年），王言享等反對布商扣克工價罷工。一七七九年（乾隆四十四年），李宏林等要求增加工價罷工。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又有蔡士謹領導的罷工鬥争。
江西景德鎮官民窯戶，每窯一座，需工數十人。“一有所拂，辄然停工。”（《道光浮梁縣志》卷二）他們罷工也是知會同行共同行動，“甚至合黨成群，恣行抄毆。”（淩■：《西江視臬紀事》卷四）。
北京戶部寶泉局在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發放工價時，鑄錢工匠聲稱不敷應用，四廠同時罷工。經署侍郎三和出面“曉谕”，在童光榮領導下，東廠工匠仍然拒不開工。
陝西周至縣南山木工，在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聚衆毆差，反抗縣官。
貴州威甯州媽姑鉛廠，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因廠官毆打廠丁，遂聚衆擁入官房，拴毆廠官。
各地手工業工人的各種形式的鬥争，此伏彼起，彙成巨大的力量。
商人罷市，清初已見記載。一六六○年（順治十七年），潞安織綢機戶不堪官府勒派，焚機罷市。一六八一年（康熙二十年），蕪湖鈔關額外征稅，蕪湖商民罷市三天。乾隆時，各地時有罷市鬥争。一七四七年（乾隆十二年），乾隆帝指出：“近據各省奏報奸民聚衆之案，如江南宿遷、山東蘭山皆因求赈，浙江臨海則因求雨，福建上杭則因抗租，山西安邑、萬泉則因丁糧豁免，遂至聚衆多人，抗官塞署，放火罷市，肆爲不法。”（《高宗實錄》卷二八九）事件發生的原因各有不同，參加鬥争的民衆也不隻是商人。
四、王倫領導的農民起義
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山東爆發了王倫領導的農民起義。
王倫，山東壽張人，于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從張既成學道，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開始收徒傳教。運氣治病，學習拳棒，名爲清水教，實是白蓮教的一支。
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山東年歲歉收，地方官額外加征，農民無法生活。大路上常有饑民圍住行旅乞食，車輛不能通行。王倫在民衆中傳布：“八月之後，有四十五天大劫，從我都可得免。于二十五日，差孟燦到王經隆處，傳人起事。”（《剿撲臨清逆匪紀略》卷十四）黨家莊有數百人參加，張四孤莊有五、六百人參加。二十八日夜，攻破壽張縣城，捕殺官吏，大開監獄，釋放犯人。九月初四日，連克堂邑、陽谷，都棄城不守，奔襲東昌、臨清。初七日，占領臨清舊城，并控制了三十裏以内的地區，起義軍發展到五、六千人。清軍在堂邑和柳林兩次被起義軍打敗，巡撫徐績在臨清的梁家淺被起義軍包圍。據徐績說：“初七日領兵交戰時，見其領衆之人，兩手持刀，疾走如飛，宛如猕猴；其餘亦俱■不畏死，不避槍炮。”（同上書，卷二）王倫在臨清舊城宣布擁立明朝後裔朱兆龍（實無其人）爲帝，加封王樸爲王，又封國公、元帥多人。于初七日、十三日、十九日三次進攻臨清新城，招集南下的糧船短纖參戰。但是，兵臨堅城之下，未能擴大戰果。
清廷命大學士舒赫德佩欽差大臣關防，趕赴山東督師；派額驸那旺多爾濟、左都禦史阿思哈率領健銳營、火器營兵千人，以及吉林、索倫射手五十人，赴山東增援；并命令直隸總督周元理防守廣平、大名一帶，河道總督姚立德防守東昌。二十三日，舒赫德率領清軍進攻臨清舊城，起義軍出兵千人北去，牽制敵軍；挑選精銳部隊五、六百人，在東門迎擊清軍。舒赫德親自指揮清軍攻擊東門，二十九日突入城内，巷戰甚爲激烈。起義軍中的“無生娘”（即入教婦女）數十人，參加戰鬥，都壯烈犧牲。王倫登樓自焚死，王樸、孟燦、王經隆等被俘，臨清舊城落入清軍手中。北去起義軍千人，在塔灣與清軍作戰失敗。總計起義軍陣亡一、二千人，被俘近二千人。
這次起義雖然由白蓮教徒秘密組織，主要還是由農民饑馑無告而被迫反抗。禦史李漱芳在奏報中也不得不承認：“雖曰奸民，其實大半皆無告之饑民，激而成之也。”（《剿撲臨清逆匪紀略》卷四）。
2009年1月29日星期四
乾隆帝統治的確立
第五章 乾嘉時期的清朝
第一節 乾隆帝統治的確立
乾隆帝弘曆，是雍正帝第四子。一七一一年（康熙五十年）八月生。母鈕祜祿氏，雍正帝封熹貴妃。弘曆六歲時，由康熙帝收養宮中，親授書課，深得寵愛。雍正帝即位後，爲防止日後的皇位糾紛，秘密書寫繼承者的名字，封存于乾清宮匾額之上。密書名即是弘曆。雍正帝在位時，弘曆深居讀書，尤好漢詩文，雖曾參與軍事谘議，受封爲和碩寶親王，但基本上是生長深宮，如他自己所說：“于外事總未經曆”（《高宗實錄》卷一），與乃父即位前迥然不同。
乾隆帝即位時，由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和大學士張廷玉、原任大學士鄂爾泰等開讀密封，擁帝即位，受命輔政。乾隆帝服喪期間，由允祿等總理事務王大臣執政，撤銷雍正時設立的軍機處，另設總理事務處辦事。在此期間，乾隆帝仍不時過問政事。一七三七年（乾隆二年）十一月，乾隆帝服喪期滿，親自執政，總理事務王大臣解任，總理事務處也随之撤銷。複設軍機處，草拟诏旨，處理章奏，以鄂爾泰、張廷玉等爲軍機大臣。乾隆帝由此組成滿漢大臣集團，建立起他的統治。
（一）乾隆初政諸措施
乾隆帝依“密封建儲”制，順利地繼承了帝位，避免了皇位争奪和朋黨糾紛，但也正由于此，他在即位前并未能建立起足夠的威望，在他的周圍也未能聚集一批可以信賴的臣佐。他在清王朝已臻富盛時即位，原隻能做個守成的君主，但他又并不甘于守成，而渴望有所作爲，以樹立自己的聲威，鞏固皇室的統治。雍正帝因力矯康熙末年的積弊，施政不免嚴猛。乾隆帝在即位的次年即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二月的诏谕中說：“大抵皇祖聖祖仁皇帝時，久道化成，與民休息，而臣下奉行不善，多有寬縱之弊。皇考世宗憲皇帝整頓積習，仁育而兼義正，臣下奉行不善，又多有嚴峻之弊。朕缵承統緒，繼述谟烈，惟日孜孜，正欲明作有功，以幾惇大成裕之治。”（《高宗實錄》卷十二）乾隆帝這段話表明：他力圖矯正前朝或寬或嚴之弊，從而以所謂“寬嚴相濟”作爲施政的方針。乾隆帝即位之初的十多年間，依此方針，實行如下的一些重大措施。
一、寬赦與嚴懲
乾隆帝初即位，即下诏說：“凡皇考辦理未竟之事，皆朕今日所當敬謹繼述者。”（《高宗實錄》卷一）但依據寬嚴相濟的施政方針，對前朝已經處置的重大案件，又重新做了處理。
雍正帝嚴懲宗室兄弟，翦除政敵允禩、允禟一黨，令其削籍離宗，賜名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禟相繼死于獄中。宗室多人也被株連。乾隆帝即位後，于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九月，诏宗人府依聖祖康熙帝處置宗室例，将宗室、覺羅中有因罪革退名号，并其子孫除去玉牒，不準載入者逐一查明，分賜紅帶、紫帶，附載玉牒。十月，谕将雍正帝拘禁的允■、允禵寬宥。已死的允祉收入譜牒。又命廷臣重議允禩、允禟子孫事。十一月，诏依聖祖處置莽古爾泰等例，将允禩、允禟之子孫，給與紅帶，收入玉牒，即重新承認他們的宗籍，仍爲皇族。乾隆帝此舉，旨在争取皇族宗室的支持，用意是明顯的。雍正帝處置年羹堯案，涉及依附他的漢人文士汪景祺、查嗣庭，家屬子孫均被流放。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三月，下谕說，“汪景祺狂亂悖逆……，其兄弟族屬南北遠隔，皆不知情。今事已十載有餘，著将伊兄弟及兄弟之子……開恩赦回。”（同上，卷十四）族人牽連革禁者，也予寬宥。查嗣庭子姪拘系配所者，也從寬赦回。
乾隆帝在寬赦前朝滿漢罪臣族屬的同時，又嚴厲處置了曾靜、張熙。湖南靖州人曾靜及弟子張熙，因雍正時傳播呂留良反滿思想，勸說嶽鍾琪反清案被拘。雍正帝赦其死罪，命往江浙各地宣講，自陳悔悟。乾隆帝即位後，随即加重處置，說：“在皇考當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斷難曲宥。”（同上，卷九）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将曾靜、張熙淩遲處死。乾隆帝初即位，即處置曾、張，旨在鎮壓漢人的反抗，用意也是明顯的。
二、減免賦稅
清王朝建立起封建制的統治後，征收賦稅是對廣大農民的主要的剝削方式，也是向地主索取錢糧的主要手段。因而減免賦稅便成爲朝廷争取各階級民衆的最便當的方法。乾隆帝即位時，前朝建樹的富盛的國力，爲他準備了減免賦稅的物質條件。父祖因減免賦稅而博得贊譽的事實，又爲他提供了借鑒。乾隆帝初即位下诏頒布合行事宜，恩賞各級官員，即令查明“各省民欠錢糧，系十年以上者”，“候旨豁免。”（《高宗實錄》卷二）甘肅省因連年負擔軍需，雍正帝在世時已有旨，将本年地丁錢糧全行捐免。此後十年間，乾隆帝不斷減免各地賦稅。全省通免及一次減十州縣以上者，屢見于清《高宗實錄》及乾隆《會典》。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二月，在豁免甘肅應征錢糧的同時，又谕“陝西隻征一半，以昭格外之恩。”（同上，卷十二）又免貴州通省錢糧一年。二年，免順天直隸額賦，免山東正項錢糧一百萬兩。三年，免江南松江府額賦。四年，免陝西榆林等十一州縣逋（欠）賦。六年，免福建台灣逋賦，江蘇蘇州等府屬逋賦。七年，免直隸、江蘇、安徽、福建、甘肅、廣東等省雍正十三年逋賦，并免江南、浙江未完雍正十三年漕項。十年六月，又命普免全國次年錢糧，下诏說：“朕臨禦天下……，躬行節儉，薄賦輕徭。…… 是以左藏尚有餘積。數年以來，直省偶有水旱，朕加恩赈濟，多在常格之外。如前年江南被水，撫綏安插，計費帑金千餘萬兩。”“朕思海宇乂安，民氣和樂，持盈保泰，莫先于足民”，“将丙寅年（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年）直省應征錢糧，通行豁免。”（同上，卷二四二）廷議三年之内輪免一周。乾隆十年下诏普免錢糧，一時頌爲盛事，也說明當時确是财力充裕，左藏有餘。乾隆帝即位後的十多年間，如他自己所說，各地遇有水旱雹災地震等害，也都加赈濟和減免額賦，并一再廢止各地的多項雜稅，史不絕書。乾隆帝以減少稅收的辦法，安定人心，防止動亂，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三、漢人文士的選用
清王朝經過康、雍兩朝采用漢制統治廣大漢人地區，漢人文臣已在統治集團中逐漸占有重要地位。乾隆帝即位後，在處置曾、張以鎮壓漢人反抗思想的同時，又以多種方式，選擢文士，開拓仕途，以争取漢人文士的臣服。康熙時曾于科舉定例之外，特設博學鴻儒科，擢選文士。一七三三年（雍正十一年），曾诏舉博學鴻詞。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八月乾隆帝即位後，随即于十一月下诏說：“皇考樂育群材，特降谕旨，令直省及在朝大臣，各保舉博學鴻詞之士，以備制館之選。乃直省奉诏已及二年，而所舉人數寥寥。……朕因再爲申谕，凡在内大臣及各直省督撫，務宜悉心延訪，速行保薦，定于一年之内，齊集京師。”（《高宗實錄》卷六）次年二月，各省所舉文士即有一百餘人到京。九月，在保和殿禦試一百七十六人，命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及吏部侍郎邵基閱卷。考取一等五名，二等十名。乾隆帝親自召見，授一等劉綸、潘安禮、諸錦、于振、杭世駿爲翰林院編修。二等中由科甲出身的陳兆侖、劉玉麟、夏之蓉、周長發、程恂授爲翰林院檢讨，未經中舉的楊度汪、沈廷芳、汪士■、陳士■、齊召南授爲翰林院庶吉士。一七三七年（乾隆二年）七月，張廷玉等又考取續到博學鴻詞之士一等萬松齡、張漢爲翰林院檢讨，二等朱荃、洪世澤爲翰林院庶吉士。博學鴻詞科是皇帝特設的制科，考取者即可入官翰林院，一時被士林視爲殊榮，貴于例行的科舉。
一七三七年（乾隆二年）五月，舉行定例的科舉，考取于敏中等三百二十四人。賜進士及第三人，進士出身八十人，同進士出身三百四十一人。殿試進士，原由主考官閱卷。乾隆帝親自閱定前十名，诏谕主考官說：“卿等所拟第四卷，策語字畫俱佳，可置第一。所拟第一卷改置第二。所拟第七卷亦佳，可置第三。所拟第二卷改置第四，……。”乾隆帝親自閱卷，決定名次，掌握了科舉取士的權柄。同年，又親自考試翰林、詹事等官，說：“非朕親加考試，無以鼓勵其讀書向學之心。” （《高宗實錄》卷四十）閱卷後，依文字優劣，定爲四等，分別予以升降，以至休緻。乾隆帝由此加強了對文士的選擢和控制。康熙以來，國子監生和知縣官缺，可輸錢米捐納，是一項弊政。乾隆帝即位後宣布停止捐納，也有利于科舉取士制的實行。
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六月，乾隆帝命内閣學士方苞主持選頒四書文，将明朝及清初的科舉應試文章，選集數百篇頒布，以爲舉業指南。六年正月，又谕各省督撫學政，采訪近世研究經學的著述，不拘刻本抄本，随時進呈。十四年十一月，因翰林以文學侍從，多緻力于同章，诏谕各省公舉潛心經學之士，不拘進士、舉人、諸生以及退休閑廢人員，以應精選。由此訪得顧棟高等名儒四人，于十六年并授國子監司業。乾隆帝通過多種途徑察訪文士儒生，也從而加強了對文化思想的統治。
四、統治核心的整頓
乾隆帝初即位，由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與鄂爾泰、張廷玉受命輔政，組成最高的統治核心。乾隆帝親政後的十多年間，對這個核心勢力，逐步整頓，使權力更加集中于皇帝。
允祿、允禮是雍正帝的兄弟，也是宗室中最有威望的親王。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三月，乾隆帝因祭堂子（祭天）時，允禮托病不到，削去親王雙俸和護衛。一七三八年（乾隆三年），允禮病死，允祿受命總理事務并任理藩院尚書。乾隆帝察知他與允■子弘皙、允祺子弘■、允祥子弘昌等來往，指爲“私相交結，往來詭密”，于一七三九年（乾隆四年）十月交宗人府審處。弘皙革去親王，弘■永遠圈禁，弘昌革去貝勒。允祿從寬免革親王，仍管内務府事，革退議政大臣、理藩院尚書等職及親王雙俸。十二月，弘皙又被告發聽信巫術，向妖人詢問國事，指爲“大逆不道”，永遠禁锢。允祿也被罰俸五年，“以示懲儆”（《高宗實錄》卷一○ 六）。輔政兩親王先後失去權勢，宗室子孫不敢“私相結納”了。
乾隆帝即位親政，複設軍機處後，鄂爾泰與張廷玉分任滿、漢軍機大臣，總理朝廷大政。鄂爾泰曆仕三朝，能文能武，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七月，因辦理貴州苗疆事務獲罪，解大學士任，削去一等伯爵。乾隆帝即位，受命爲總理事務大臣，授一等子爵。次年，爲軍機大臣，三等伯。一七三八年（乾隆三年）兼議政大臣。安徽桐城人張廷玉，康熙時曾以翰林院檢讨入直南書房。雍正時，爲翰林院掌院學士、國史館總裁、會典總裁，晉爲大學士，草拟皇帝谕旨，深得雍正帝倚信。乾隆帝即位，受命輔政爲總理事務大臣。元年，複爲大學士、軍機大臣。二年，與鄂爾泰同進三等伯。漢人文臣爵至侯伯，爲前此所未有。張廷玉以進士出身，得三朝倚任，在朝連膺重任，并一再充會試考官，成爲漢人文臣和文壇的領袖。
乾隆帝即位，倚用鄂、張二老臣輔政，并将雍正帝生前的谕旨入于遺诏，說：“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終不渝。朕萬年之後，二臣著配享太廟。”朝臣配享太廟，前此如費英東、額亦都等，都是滿洲元勳。漢人文臣配享，是曆來所不曾有。清朝一代，也隻有張廷玉一人。鄂爾泰、張廷玉主持軍機處後，權勢尤盛。乾隆帝爲防範滿、漢朝臣結黨，屢次申谕饬戒。一七四○年（乾隆五年）四月，在一個谕旨中說：“而無知之輩，妄行揣摩，如滿洲則思依附鄂爾泰，漢人則思依附張廷玉，不獨微末之員，即侍郎、尚書中，亦所不免。”“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與朕久用之好大臣，衆人當成全之，使之完名令節，永受國恩。”“二臣當更仰體朕心，益加敬謹，以成我君臣際遇之美。” （同上，卷一一四）昭■《嘯亭雜錄》說：“上習知其弊，故屢降明谕，引憲皇帝（雍正帝）朋黨論戒之。”乾隆帝親自處理朝政，大權獨攬，又多次告誡臣工，預防朋黨。
鄂爾泰是著名武将，又主持文壇爲翰林院掌院學士，主考會試，門下滿、漢臣僚甚衆。受命輔政，位至尊顯。子鄂容安也在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授任翰林院編修、南書房行走。後轉侍讀，擢升詹事府詹事。鄂氏一門在朝中權勢甚盛。左都禦史仲永檀乾隆元年進士，是鄂爾泰主考的門生。乾隆七年十二月被揭發與鄂容安結黨營私，将密奏留中事泄露（昭■《嘯亭雜錄》以此事爲刑部侍郎張照誣谮）。乾隆帝說他“依附師門，将密奏密參之事無不預先商酌，暗結黨援，排擠不睦之人，情罪甚屬重大。”（《清史列傳》）審理此案的王大臣請将鄂爾泰革職拿問，乾隆帝特予寬容，“交部議處，以示薄罰”，仍留原任。鄂容安革職。仲永檀死于獄中。乾隆十年（一七四五年）正月，鄂爾泰因病請解任，有旨慰留。四月病死。
自鄂爾泰獲罪後，張廷玉主持軍機處，權勢益重。早在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左都禦史劉統勳即上奏說：“外間輿論，動曰桐城張、姚兩姓，占卻半部缙紳。”“今張氏登仕版者，有張廷璐等十九人。姚氏與張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振等十三人。”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乾隆帝因廷玉年老，命其次子張若澄入直南書房，以便扶掖入朝。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張廷玉以老病乞休，乾隆帝不準。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冬，再次乞休。乾隆帝不悅，乃許緻仕。次日，張廷玉未入朝，隻命若澄入謝。乾隆帝大怒，命發旨诘責。張廷玉随即于次日晨入朝謝恩。乾隆帝又懷疑草拟诏旨的汪由敦泄露内情，将汪由敦革職，削去張廷玉伯爵，命以大學士銜休緻留京。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張廷玉疏請南還，乾隆帝更怒，嚴加斥責。張廷玉疏請治罪。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四月病死，年八十。仍命配享太廟。
張廷玉在乾隆朝，執政十餘年。作爲漢人文臣的領袖和代表，權位至于極盛。乾隆帝倚用漢人文臣而又時加控制，并一再宣告“滿漢均爲朕之臣工”，不得相互歧視。乾隆帝即位後約二十年間，滿漢大臣之間并未出現嚴重的朋黨紛争。
（二）邊疆戰事的發動
乾隆帝即位的二十年間，主要在穩定政局，鞏固他的統治，并未發動大規模的戰争。但初年曾出兵鎮壓貴州苗族的反抗，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又開始了對四川西部大小金川的征剿。
一、苗疆戰事
雍正帝時，張廣泗等攻占貴州古州苗人地區，鄂爾泰在古州設鎮，爲總兵駐地。又在苗嶺山脈及清水江、都江流域的清江（清水江）、丹江、八寨等城設立協營駐兵。後改清江爲鎮，與古州分轄。鄂爾泰因而晉封伯爵，入爲武英殿大學士。一七三二年（雍正十年），清軍在台拱駐兵，引起苗民反抗。次年，清軍攻占台拱。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春，各地苗人因反抗征糧起義，接連攻陷數城。六月，雍正帝诏發雲南、四川、湖北、廣東等六省兵會剿，特授雲南提督哈元生爲揚威将軍、湖廣提督董芳爲副将軍，領兵作戰。七月，又命刑部尚書張照爲撫定苗疆大臣，總領其事。張照至苗疆，認爲強行“改土歸流”并非良策，與哈元生不和。清兵數月無功，苗人起義更加迅速發展。鄂爾泰也因此被免去大學士職。
乾隆帝即位後，十月間逮捕張照，治罪，命張廣泗爲七省經略，節制諸軍。張廣泗至軍，劾哈元生徒事招撫。免官逮入京師論斬。乾隆帝命免死赴西路軍效力。張廣泗又劾董芳師集數月，剿撫無端。免官逮至京師，以副将發雲南。張廣泗調集貴州兵，集中于鎮遠府。分三路進攻苗寨。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春，又增加兵力，分八路進軍。四、五月間，對起義苗民進行大規模的屠殺。六月間戰事結束，共毀苗寨一千二百二十四所，斬殺一萬七千餘人，俘擄二萬五千餘。乾隆帝不惜發動大軍大肆屠殺，爲苗民帶來慘重的災禍。但迫于苗民的堅決反抗，戰事過後，仍不得不宣诏免除苗疆的錢糧，永不征收。苗人之間的訴訟，也仍依苗人習俗處理，不拘清朝的律例。
二、對瞻對土司的鎮壓
四川打箭爐西北，有瞻對土司，居雅龍江畔岸山中，稱爲上瞻對、下瞻對。各有首領（土目），居民是土著的藏族。有人恃險劫貨，掠及清台站士兵。官府捕治時，土司隐匿不交。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川陝總督慶複偕四川巡撫紀山、提督李質粹奏請發兵進剿。慶複、李質粹分兵數路圍剿上瞻對，上瞻對土目四朗降。清兵合力進攻下瞻對諸寨，下瞻對首領班滾力戰，不敵，請降。慶複不許，上疏報捷。乾隆帝授慶複文華殿大學士。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春，慶複以明正土司汪結爲向導，繼續進軍。四月，慶複、李質粹領兵進攻丫魯地方，燒毀碉樓四十餘座。碉内所居男婦老幼，俱被火燒。李質粹咨報班滾已自焚死。六月，慶複據以奏報朝廷。乾隆帝以爲可疑，說：“惟班滾渠魁，斷不可容其漏網。”傳谕慶複繼續查訪，“留心蹤迹，毋留遺孽。”（《高宗實錄》卷二六八）清軍暫且收兵。
三、第一次大小金川之戰
四川西部金沙江上遊，有兩水，因山中産金，俗稱爲大小金川。藏族部落居兩川附近地區，稱大金川爲促浸水，小金川爲■納水。大金川首領嘉勒塔爾巴于一六六六年（康熙五年）由清廷授予嘉勒巴演化禅師印，統領部衆。其庶孫莎羅奔曾随嶽鍾琪部進軍西藏，有功于清廷。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授予金川安撫使的封号。莎羅奔依靠清廷的支持，雄據一方，聲勢漸盛。又以己女阿扣嫁小金川首領澤旺，以圖控制。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莎羅奔曾将澤旺捉拿，被清大學士管川陝總督事慶複制止。慶複在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奏報說：“大金川土司色勒奔細（即莎羅奔）性更兇頑……，更欺壓小金川。去年竟有将小金川土司拿去之信。經臣差弁嚴查……，方遣土目具禀軍前，當即嚴加申饬。”（《高宗實錄》卷二八三）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年）正月，四川巡撫紀山奏報說，莎羅奔侵占鄰近的革布什咱土司地方，彼此仇殺，并誘奪澤旺印信。乾隆帝認爲是土司之間的“小小攻殺”，诏谕“即當任其自行消釋，不必遽興問罪之師”，“令其畏憚奉法，恩撫感懷，各得其道，先事所籌，無緻輕有舉動。”（同上，卷二八四）随後，慶複又奏報莎羅奔“近攻革布什咱之正地寨，又攻明正土司所屬之魯察景谷，番民望風畏避。坐汛把總李進廷抵敵不住，退保呂利。”乾隆帝得報大怒，說“看此情形，則賊首恃其巢穴險阻，侵蝕諸番，張大其勢，并敵擾我汛地，猖獗太甚。”三月，調任鎮壓苗民有功的雲貴總督張廣泗爲川陝總督，會同慶複相機進剿（同上，卷二八六）。
張廣泗領兵三萬進攻金川。六月，小金川土司澤旺及弟良爾吉來降。張廣泗即駐兵于澤旺的美諾寨，命良爾吉從征。慶複被召回京。張廣泗分兵兩路攻打大金川。莎羅奔阻山爲石壘，清軍無法前進。十月，紀山及張廣泗先後奏報莎羅奔乞降。乾隆帝谕軍機大臣等：“此番官兵雲集……，斷無以納款受降，草草了局之理。著傳谕張廣泗，務将莎羅奔擒獲。”（同上，卷三○一）十一月，張廣泗又奏報莎羅奔遣使乞降，“臣複面加曉谕……，此番用兵，務期剿除兇逆，不滅不已。”乾隆帝旨複：“甚是！甚是！是慰朕懷。”又批：“好！明告之，甚是。”（同上，卷三○五）年底，清軍仍不能前進。
在此期間，張廣泗察知下瞻對首領班滾隐藏未死，慶複奏報班滾自焚事不實。乾隆帝命他繼續查訪核實，将慶複免官，與李質粹同下刑部獄。審訊，以贻誤軍機論斬。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年）正月，張廣泗又奏請增兵一萬進攻，但至三月，仍無進展。四月，乾隆帝命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讷親爲經略大臣，到四川督師，并起用削職的嶽鍾琪以總兵銜到軍中聽用，起用董芳爲四川重慶總兵從征。大金川以勒烏圍與噶爾■兩寨爲主要據點。莎羅奔自駐勒烏圍，其侄郎卡駐噶爾■。六月間，讷親至軍，急于求功，限令三日攻下噶爾■。清軍發起猛攻，總兵任舉、參将買國良戰死，無功而退。張廣泗蔑視讷親，臨陣推诿困擾。讷、張不和，軍心瓦解。讷親上疏劾奏張廣泗“糜饷老師”。嶽鍾琪至軍，升爲四川提督。雍正時，嶽鍾琪遭張廣泗彈劾罷官。這時，他也密奏張廣泗玩兵養寇，信用良爾吉，泄露軍機。九月，乾隆帝将張廣泗革職，交刑部治罪。十二月逮捕入京處死。讷親也被召回京，以贻誤軍機革職治罪。次年正月，被處死。
乾隆帝召回讷親、張廣泗後，九月間，晉升協辦大學士傅恒（滿洲鑲黃旗人）爲保和殿大學士，暫管川陝總督，經略軍務。十月，傅恒奉旨出發，十二月入川。傅恒至軍，在卡撒駐營。察知張廣泗信用的良爾吉，與莎羅奔女阿扣私通，向莎羅奔密報軍情。随即将良爾吉、阿扣及引薦良爾吉的漢人王秋斬首，軍中震動。傅恒奏報作戰方略、當地險要形勢及期以四月間取勝，并稱“此番必期成功，若不能殄滅醜類，臣實無顔以見衆人。”乾隆帝得報“深不以爲然。”這時，邊疆戰事已經并非必要地拖延經年，損兵折将，虛耗資财。乾隆帝已漸有悔悟，谕軍機大臣傳谕傅恒，說他“輾轉思之，竟至夜不成寐。”“現在酌撥幫帑項千萬有奇，至動及各省留備銀兩，已屬拮據。”“乘此機會，因而撫納，亦足以振軍威而全國體。”（同上，卷三三一）幾天後，又以“恭奉皇太後懿旨”名義，傳谕傅恒，限令四月初旬以前結束戰事。次年正月，乾隆帝決意撤兵，诏谕說：“朕思用兵一事，總系從前不知其難，錯誤辦理。今已洞悉實在形勢，定計撤兵。另有谕旨寄發，召經略大學士傅恒還朝。”（同上，卷三三二）傅恒接谕後，交還原旨，請求繼續攻打噶爾■。說：“攻克賊巢，旦夕可必。一篑之虧，誠爲可惜。”（《清史列傳·傅恒傳》）乾隆帝得報，不允。再次下谕，召傅恒還朝，并賜詩三章，有句雲：“武豈黩兵應戒彼，績惟和衆孰同斯；功成萬骨枯何益，壯志無須效貳師。”（同上）傅恒得旨，适莎羅奔遣使來降。傅恒谕令莎羅奔、郎卡親到清營來降，當赦免不殺。爲取信于莎羅奔，提督嶽鍾琪隻率十三騎親自到勒烏圍開谕。莎羅奔率領郎卡随嶽鍾琪到清軍大營投降，誓遵六事：不侵犯鄰封、歸土司侵地、獻出兇手、資送内地人、納軍械、供徭役。傅恒宣诏赦免莎羅奔，領兵還朝。乾隆帝褒賞傅恒，後封嶽鍾琪三等公，賜号威信。董芳赴鎮料理善後，以功加左都督。
乾隆帝先後發動對瞻對和大小金川的征剿，戰事經年，爲當地居民帶來極大的災禍，清廷也遭受了重大的損失。戰争的發動，并非由于藏族居民反抗清廷，而隻是因爲邊地出現的某些糾紛。這些糾紛本來并不是不可以妥善處理。乾隆帝輕率出動大兵，又一再拒不接受當地土司首領的投降，務期“盡滅”以維護所謂的軍威國體，實際上也就是樹立乾隆帝的聲威。乾隆帝的橫暴的鎮壓，遭到邊地居民的頑強抵抗。清廷先後處死大學士、總督等滿漢重臣三人，将官多員戰死，傷亡兵士數千。戰争耗費軍需銀七百七十五萬兩（實銷六百五十八萬，移駁一百十七萬。見趙翼《檐曝雜記》卷二），以緻不得不動用各地的後備，使“财用枯窘”。清廷在付出巨大代價後，仍然不得不收兵納降，繼續承認當地土司的統治。軍事上的表面的勝利，并不能掩蓋事實上的失敗。不必要的連年戰争沖擊了乾隆初年保持的承平局面，也爲此後的黩武邀功開了端緒。
（三）帝后巡遊與究治朋黨
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乾隆帝在捐免直省賦稅的诏谕中曾自稱：“朕臨禦天下，十年于茲，撫育蒸黎，民依切念。躬行節儉，薄賦輕徭。”“今寰宇敉甯，既鮮靡費之端，亦無兵役之耗。”（《高宗實錄》卷二四二）如果說，大小金川之役是開始了并非不可避免的“兵役之耗”，那麽帝后的巡遊和皇室的豪侈，又開了 “靡費之端”。
一、帝后巡遊
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在承德府修建行宮，稱避暑山莊。夏秋間皇帝在木蘭狩獵，稱爲“秋■”。駐跸避暑山莊聽政。秋■駐跸實際上是繼承了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納■制的傳統，以保持騎射的武風。但山莊的修建，模仿江南園林，日益豪侈。乾隆帝于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開始舉行秋■，奉母鈕祜祿氏皇太後（嘉慶時谥孝聖憲皇後）同行，駐山莊避暑。此後隔年一至。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以後，每年夏秋必至，均奉皇太後同行。乾隆帝上效康熙帝，又連年巡遊南北各省，号爲東巡、西巡和南巡。康熙帝的出巡，旨在考察形勢、鞏固統治和視察黃河的治理。乾隆帝的巡遊，主要以遊樂爲目的，上下虛耗，所經之處競尚侈麗，帶來巨大的靡費。
谒陵與東巡乾隆帝生長京師，不知滿洲故鄉風土。一七四三年（乾隆八年）八月，奉皇太後自北京啓行，前往盛京祭谒祖陵。臨行前下谕說：“朕奉皇太後前往盛京，恭谒祖陵，所有經過州縣，不令絲毫擾累。但安營除道，未免有資民力”，将各地本年應征錢糧捐免。所謂“不令絲毫擾累”，自是空文。“有資民力”，則是事實。啓行之前，各地即忙于修築橋梁道路，鋪設駐跸宮幄等所謂“應辦差使”。孝聖太後與乾隆帝途中駐跸避暑山莊，在木蘭行圍。蒙古王公台吉随行。行圍後賜宴并頒賞腰刀緞疋，随行兵士亦各有賞銀。行經召烏達盟，盟長貢獻牛羊駝馬。乾隆帝以經過地方“蒙古人等修理橋道，備辦一切用項，俱屬整齊妥協”，下谕褒獎，對各級官員、兵丁頒賞大批緞布等物。九月，至盛京，先賞賜盛京将軍銀五千兩、副都統銀二千五百兩。随即舉行大宴，盛京文武官員、三陵官員及自京随來的王公大臣、官員、蒙古王公、額驸等均入宴，規模盛大。皇太後與乾隆帝先祭谒永陵（景祖覺昌安、顯祖塔克世陵。原稱東京陵，順治十六年尊稱永陵），然後祭福陵（太祖陵）及昭陵（太宗陵）。三陵祭儀，均依康熙時定例。祭後又盛宴諸王及文武大臣，慶賀禮成。乾隆帝受賀并親制《盛京延宴世德舞辭》，以漢高帝過沛而歌大風自比。随即以禮成頒诏全國，賞賜文武大臣及奉天旗民。乾隆帝此次東巡谒陵，朝廷耗費了大批的賞賜，盛京及所經各地爲接送帝後，更耗費了無數的人力與财力。
一七四五年（乾隆十九年）七月，乾隆帝再次奉皇太後谒陵。八月，途經吉林，駐跸，渡松花江，遊龍潭。因“途次迎銮者，踴躍趨事”，獎谕吉林将軍、副都統以下各級執事官員、兵丁，賞給緞疋、銀兩。抵盛京谒陵禮成，又依例頒賞盛京官兵，較一七四三年（乾隆八年）更爲豐厚。盛京禮部侍郎世臣，因備辦祭典“并不竭盡誠敬，草草辦理”，被革職發往黑龍江。乾隆帝賞罰分明，更加助長了地方官員迎銮的靡侈。
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二月，乾隆帝奉皇太後去曲阜谒孔子陵廟，遊泰山，是爲東巡。沿途迎銮競尚侈麗，過于盛京谒陵。乾隆帝在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的一個诏書中說：“自十三年東巡，該撫等于省會城市，稍從觀美，後乃踵事增華。雖謂巷舞衢歌，輿情共樂，而以旬日經營，僅供逐次一覽，實覺過于勞費。且耳目之娛，徒增喧聒，朕心深所不取”。事過之後，乾隆帝以“深所不取”爲言，以求限止。當年的奢費，不難想見。
西巡五台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乾隆帝又奉皇太後往易州谒祭泰陵，然後西遊五台山，号爲西巡。自順治帝定都北京後，順治、康熙兩帝都葬在遵化。雍正帝生前，即把自己的葬地定在易州泰甯山下，并修建了陵園。一七三七年（乾隆二年），葬雍正帝于此，稱爲泰陵。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九月，乾隆帝與皇太後到泰陵行祭禮，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員随行。谒泰陵後，自易州去山西五台遊賞。乾隆帝下谕說，他“臨幸五台，觀風問俗”，是爲了“周知闾閻疾苦”。事實上，主要是巡遊覽勝。去五台前，借口山西巡撫阿裏■患病，特命兵部尚書班第署理山西巡撫，即日前往，辦理巡幸五台之事。帝後抵五台後，賜宴随從王大臣。因“安營除道，未免有資民力”，免五台縣明年額賦十分之三。乾隆帝在五台行圍。留駐五日後啓程。十月，經滹沱河，駐正定府，查閱堤工。經石家莊，駐保定府，遊蓮池書院，在太平莊行圍，由涿州回京。
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乾隆帝再次奉皇太後西巡。二月自京師出發，由王公大臣扈從，經涿州、保定府至五台，在菩薩頂駐跸三日後，循原道回銮。臨行，在五台下谕說：“朕巡幸五台，所有各處道路，該撫多已預備。其中朕所未到之處，向例不準開銷。……賞銀一萬兩，交該撫阿裏■通融辦理，以補前項諸費之用。”（《高宗實錄》卷二五八）山西境内，乾隆帝未到之處，賞銀一萬兩補用，實際籌辦費用，當不止此數。直隸境内及山西已到各處，虛耗費用，當然還要超出數倍至數十倍。據說，一九○○年慈禧太後逃到太原，見到乾隆帝巡幸五台時所供用的物品，歎爲宮中所未有。其豪侈奢靡，可想而知。
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秋八月，乾隆帝又奉皇太後巡幸中嶽嵩山。一切供頓，俱由正項開銷。依西巡之例，也與賞銀一萬兩交督撫通融籌酌。八月初七日自京啓程，先向京東遵化祭谒孝陵、景陵，然後西行去易州谒泰陵。經正定府、彰德府、孟縣、洛陽縣，十月初至嵩山。祭中嶽廟，賜扈從王公大臣及河南巡撫等官宴，在嵩山兩日回銮。經中牟縣至開封府，留住四日，賜宴閱兵。經衛輝府北返，十一月初回京。下谕将河南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以前積欠錢糧三十五萬兩捐免。
南巡江南乾隆帝連年奉皇太後東西巡遊，王公大臣随從，轉輾各地，貢獻賞賜，耗費是巨大的。但最大的靡費還是南巡江南。江浙一帶曆來是生産最爲發展的地區，也是景物繁盛，商業貿易最爲發達的地區。康熙帝曾六次南巡，以鞏固對漢地的統治，乾隆帝自稱效法皇祖，也先後六次到江南巡遊。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乾隆帝奉皇太後還京。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正月，又奉皇太後啓銮初次南巡。大學士傅恒等王公大臣随行，規模浩大。啓程一年前，經行各地即已在忙于準備禦舟，修築道路，布設行營行宮，籌備迎駕。乾隆帝出發前下谕說：“朕巡行江浙，問俗省方，廣沛恩膏，聿昭慶典”，将江蘇自乾隆元年至十三年（一七三六至一七四八年）積欠地丁銀二百二十八萬餘兩、安徽積欠三十萬五千餘兩捐免。浙江無積欠，将來年應征地丁錢糧三十萬兩捐免。随從人等各有幫銀路費俸饷，但因沿途諸物昂貴，另加恩賞，傅恒賞銀六百兩，以次各有賞銀。二月間，經山東泰安入江蘇，渡黃河至直隸廠，閱洪澤湖高家堰堤工。過淮安，經揚州平山堂高■寺渡江至金山寺，經鎮江府，由水路至蘇州府駐跸二日。三月初，經嘉興至杭州。月中自杭州回蘇州駐跸。往江甯府，祭明太祖陵。四月，經泰安府，遊泰山。五月初回京（《高宗實錄》，參《南巡盛典·程途》）。
乾隆帝奉皇太後駐跸的城邑，對當地各級官員以緻兵丁，屢有賞賜。二月初，在途中下谕說：“朕問俗觀風，南巡江浙，清跸所至，廣沛恩膏。更念三吳兩浙爲人文所萃，皇祖聖祖仁皇帝屢經巡幸，素悉 ■庠，試額頻加，覃敷教澤。朕法祖省方，銮輿所莅，式循式典，用示渥恩。”（《高宗實錄》卷三八二）江蘇、安徽、浙江三省，本年歲試文童，府學及州縣大學增取五名，中學增取四名，小學增取三名。乾隆帝到杭州後，又頒賜江浙各書院新刊武英殿版十三經、二十二史各一部，又召試呈獻詩諸生，謝墉、陳鴻寶、王又曾等三人特賜舉人。在江甯，也準此例，特賜蔣雍植、錢大昕等五人舉人。
乾隆帝巡遊之地，當地設備接送，競尚豪華。據說每處供設，所費不隻二、三十萬兩，超過康熙帝南巡時十倍。帝後的大量賞賜和地方的豪華供設，耗費巨大。所謂“動用正項”和減免額賦，自然遠不足用。乾隆帝在山西和山東巡遊時，曾準當地商人捐輸。遊嵩山時，河南巡撫鄂容安奏稱：“恭遇駕幸河南，通省紳民鹹沐皇仁，無由仰報，情願捐輸，共輸銀五十八萬七千餘兩，以充公用。”（《高宗實錄》卷三七四）乾隆帝饬令給還紳民。南巡江南時，因費用浩大，深慮“辦理拮據”，明谕嘉獎 “兩淮商人，踴躍急公，捐輸報效。地方官一應公務，于此取給。”（同上，卷三八二）兩淮商人中，以鹽商爲最富。乾隆帝将兩淮綱鹽、食鹽于定額外，每引賞加十斤，“不在原定成束之内，俾得永遠沾受實惠。”（同上）乾隆帝用賞加鹽引的辦法，換取鹽商捐輸，以供巡遊。鹽商自炫富有，官員互競豪華，侈靡之習，愈演愈烈。袁枚記揚州情形說：“自辛未歲（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天子南巡，官吏因商民子來之意，賦工屬役，增榮飾觀，奢而張之。水則洋洋然回淵九折矣，山則峨峨然■約橫斜矣，樹則焚槎發等，桃梅鋪紛矣，苑落則鱗羅布列、■然陰閉而■然陽開矣。”（《揚州畫舫錄·序》）乾隆帝遊蘇州時，曾說這裏“紛華靡麗之意多，而樸茂之風，轉有未逮”，“凡茲士庶，更宜力敦本業，力戒浮華。”（《高宗實錄》卷三八三）遊杭州後也說：“闾閻趨尚，較吳稍樸。但浮競之習，舉所不免。”（同上，卷三八四）乾隆帝指蘇、杭二府趨尚浮華，其實他的南巡，就正是在倡導浮華的風氣。
康熙帝南巡時，視察黃河河工是主要目的之一。乾隆帝後來自稱：“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而辛未（一七五一年）、丁醜（一七五七年）兩度，不過敕河臣慎守修防，無多指示。”（《南巡記》）乾隆帝初次南巡，本不以視察河工爲目的，“無多指示”是必然的。不過，他經淮南時，曾往視高家堰。自江甯往祭禹陵途中，也至蔣家壩閱視堤工。并曾诏谕河臣盡心修治洪澤湖水壩，對黃河的治理，也還多少有所推動。乾隆帝在巡遊各地時，仍在各地批閱奏章，處理軍國大政，與荒廢政事的單純的遊玩，也還有所不同。不過，南巡的目的，既在于“觀風問俗”，遊賞勝景，沿途的靡費，不僅耗費了前代積聚的大量資财，也助長了地方官員競尚華侈，貪賄敲索的頹風，影響是巨大的。
二、宮廷的侈靡
乾隆帝即位日久，宮廷生活也日益侈靡，任情揮霍。典型的事例，是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冬，爲孝聖皇太後舉行六十壽辰的慶典。康熙帝曾爲孝惠皇太後祝賀六十壽辰，貢獻各色珍貴禮物，備極豪侈。但孝惠太後仍令停止筵宴，以爲限止。乾隆帝效法乃祖，也爲生母皇太後祝壽，但其豪華遠遠超過康熙時的慶典。
京師城西有圓明園，原爲雍正帝即位前藩邸賜園。圓明園之南，有暢春園。康熙時，以明人別墅改建。乾隆時，孝聖太後常居此園。十一月二十五日爲皇太後生日。十九日，皇太後自暢春園去萬壽山遊幸。次日，自暢春園啓銮，入城，入居皇城的壽康宮（在慈甯宮西，後改名壽安宮）受賀。
皇太後的慶壽活動雖在京師舉行，但成爲全國各省都要鼎力籌辦的大事。早在本年春初，即由在京王大臣奏準，于萬壽山至京一路，“分段預備，公祝聖壽。”乾隆帝诏谕各省督撫，先期遣人進京，按分派地段，預備經壇、戲台之類，“以展臣子祝嘏之誠，而玉辂經過，亦可仰承聖母歡心。”（《高宗實錄》卷三八四）各省督撫自然競相貢獻，争奇鬥豔。城外自萬壽山至西直門，城内自西直門至皇宮西華門，沿路十餘裏遍設萬壽彩棚、戲台、燈彩樓閣之類。城内道路兩旁房屋均被遮擋不見。廣東省搭設的“翡翠亭”，寬約兩、三丈，亭瓦全用孔雀尾翎毛，不下萬眼。湖北省搭建“黃鶴樓”，重檐三層，用玻璃作牆壁，高七、八尺。浙江省獻“出湖鏡”，在廣榭中用大圓鏡嵌入藻井，小鏡數萬堆砌四旁，構成鏡壁。人入其中，即可照影千百。各省搭設的祝壽棚，互競豪侈，剪彩爲花，鋪錦爲屋。每數十步，設一戲台。南北戲曲及四方樂舞，在台上演出祝壽。不僅在京王公大臣及各省督撫各自搭設華侈的壇台，博取“聖母歡心”。在京及各省非現任職官的在籍人員，也有一百八十五員設立經壇慶祝，因而獲得晉級和賞給職銜的“恩施”。十一月初，西直門一路祝壽彩棚就已鋪設，并特派步兵晝夜看守。大約自初十日起，即開始樂舞慶祝。許居民觀賞，以示“普天同慶”。史學家趙翼當時正在京師，說他曾到長街遊覽兩次，“如入蓬萊仙島，在瓊樓玉宇中聽霓裳曲、觀羽衣舞”，“此等勝會，千百年不可一遇。”（《檐曝雜記》卷一）不僅各省督撫以下的各級官員，都來京祝壽，地方紳民也相繼來京，因人數過多而被制止。但直隸和湖廣的老民老婦，因起程較早而陸續到京，受到恩賞。皇太後啓銮回宮之日，在京文武官員、大臣命婦、八旗男婦、京師士女及各省來京官民，都端服盛妝，跪伏在道路兩旁，爲太後祝嘏。二十二日（乙酉），乾隆帝爲皇太後加上徽号，舉行慶典。二十五日，舉行祝壽大典，乾隆帝親制《慈聖萬壽九如頌》九章，書在屏風上進獻。随後頒诏天下，說：“盛典特隆，洪恩用溥”，王妃、公主、滿漢大臣命婦、外藩王妃以下，俱加恩賜。在京滿漢文武大小官員，俱晉一級。内外官員，俱加封贈。太監，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兵丁，均給賞銀。
乾隆帝爲皇太後祝壽之年，雖然國庫仍尚充裕，但連年水旱，各省已多有災荒。十一月初，兩江總督尹繼善就奏報說：“上下江節年偏災，赈貸平粜，動用不赀。統計缺額米，上江五十餘萬石，下江一百餘萬石。”（《高宗實錄》卷四○二）兩江是最爲高産的地區，這時也受災缺糧。但這年春夏，帝後巡遊江南，冬季又大辦祝壽慶典。各地的負擔是沉重的。督撫向帝後的貢獻，自是來自州縣，州縣又攫括于民間。皇室奢靡，上行下效，不僅助長了浮華之風，也促使官吏的貪賄勒索，随之日益加劇，難以遏止。
三、究治朋黨
乾隆帝即位後，倚用老臣鄂爾泰、張廷玉掌管朝政。鄂氏與張氏家族，多居官位。外姓臣僚也争相依附。乾隆帝曾一再告誡，防止朋黨的形成。鄂爾泰于一七四二年（乾隆七年）獲罪，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病死。張廷玉也于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遭到乾隆帝貶斥後休緻。但朝臣中相互攻讦和相互援依之風已漸形成。乾隆帝也對滿漢臣僚漸多疑忌，時加防範。鄂爾泰死後次年，其侄鄂昌任廣西巡撫，奏請将鄂爾泰列爲廣西名宦入祀，遭到乾隆帝的駁斥。一七四七年（乾隆十二年），乾隆帝令督撫大臣舉賢自代。鄂昌舉薦廣西布政使李錫泰，說他“堪膺封疆之寄”。乾隆帝說，他曾召見過李錫泰。李錫泰痛貶前任廣西巡撫托庸的壞處，極力稱贊鄂昌居官的好處。現在鄂昌又來舉薦李錫泰，這怎能避免黨同朋比之嫌？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初，乾隆帝還在诏谕中說起，張廷玉當年乞休時，曾奏稱史贻直曾說他不宜配享太廟，請求保證。史贻直是在單獨奏對時說過這樣話的。張廷玉怎麽會知道？這能說沒有揣摩朋黨之風麽！又說，南巡時準令兵部尚書梁詩正解職歸鄉，奉養老父，就有人懷疑，說是因汪由敦排擠而去。倘使汪由敦能在朕前排擠梁詩正，何以不能救護張廷玉？這不是很明白麽！又下谕說：“徇情曲庇，即是黨援門戶之漸。昔皇考洞悉此等陋習，大加振刷。如查嗣庭、呂留良諸案，實足以挽頹風而勵名教”。“倘以日久漸弛，複萌故智，将來如有似查嗣庭、呂留良不法之案，朕亦非不能執國憲以警奸頑者。諸臣其苦均之。”（《高宗實錄》卷四八一）乾隆帝此谕，向諸臣發出警告，表明他也将懲治查嗣庭案一類的事件。果然，這年二月，便有胡中藻、鄂昌獄興起。
江西新建人胡中藻，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殿試考取進士，鄂爾泰爲會試正考官，因而自稱爲鄂爾泰門人，入爲内閣學士。得到鄂爾泰的賞識，被視爲“昌黎（韓愈）再世”（《履園叢話》一）。他在詩中也說是“記出西林（鄂氏出西林覺羅氏）第一門”。鄂爾泰死後，胡中藻出爲陝西學政。一七四八年至一七四九年（乾隆十三年至十四年），出爲廣西學政。奉調回京，後解任歸江西。鄂昌于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調任江西巡撫，旋調四川巡撫、甘肅巡撫。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署陝甘總督，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調江西巡撫。一七五二年（乾隆十七年）冬，因申奏不實，被解任。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再授甘肅巡撫。胡中藻平居吟詩，與鄂昌相唱和。彙集所作詩稿題爲《堅磨生詩鈔》，禮部侍郎張泰開曾爲作序刊刻。乾隆帝因而懷疑鄂昌與胡中藻等結黨怨望。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二月，密谕廣西巡撫衛哲治：“将胡中藻任廣西學政時所出試題及與人唱和詩文并一切惡迹，嚴行察出速奏。”（《清代文字獄檔》）衛哲治查出胡中藻曾出試題及唱和詩三十六首與在陝西時詩文一本奏呈。三月初二日，乾隆帝又密谕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乘鄂昌去安西之際，親往蘭州鄂昌撫署，“将其與胡中藻往來應酬之詩文、書信，嚴行搜查，并其與別人往來字迹中有涉譏刺囑托者，一并搜查封固，差妥人馳驿送來”，并嚴示“不可預露風聲”。三月十三日，乾隆帝召谕大學士九卿等朝臣，痛斥胡中藻“诋讪怨望”， “非人類中所應有”。指斥胡中藻集内詩句“又降一世夏秋冬”，是隐喻清朝傳三世以後至乾隆時“又降一世”。“一把心腸論濁清”，是“加濁字于國号之上”。呈南巡詩有“三才生後生今日”，是詈罵乾隆帝在三才（天、地、人）之後。又所出經義試題有“乾三爻不象龍說”，“乾隆乃朕年号，龍與隆同音，其诋毀之意可見。”等等。乾隆帝還說：“伊在鄂爾泰門下，依草附木，而詩中乃有‘記出西林第一門’之句，攀援門戶，恬不知恥。”乾隆帝認定：“胡中藻之詩，措詞用意，實非語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謗及朕躬猶可，謗及本朝，則叛逆耳。”“鄂昌身爲滿洲世仆，曆任巡撫，見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憤恨，且喪心與之唱和，引爲同調，其罪實不容誅。”最後說：“朕不得不申我國法，正爾嚣風，效皇考之誅查嗣庭矣。”（《清代文字獄檔·軍機處檔》）随即将鄂昌、胡中藻拿解來京審訊，并将張泰開革職。
江西巡撫胡寶■奉谕，多次查抄胡中藻家中文稿書信，送呈審查。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奏稱：“胡中藻違天逆道，覆載不容，合依大逆，淩遲處死。”乾隆帝谕“免其淩遲，著即行處斬，爲天下後世炯戒”，而将此案追究到鄂爾泰。說： “胡中藻系鄂爾泰門生，文辭險怪，人所共知，而鄂爾泰獨加贊賞，以緻肆無忌憚，悖慢■張。且與其侄鄂昌叙門誼，論杯酒，則鄂爾泰從前标榜之私，适以釀成惡逆耳。”又說：“胡中藻依附師門，甘爲鷹犬，其詩中讒舌青蠅，據供實指張廷玉、張照二人。可見其門戶之見，牢不可破。”著将鄂爾泰祭牌從賢良祠撤出。鄂昌被押來京後，經大學士九卿嚴審，“低首無辭，惟稱萬死”。乾隆帝“從寬賜令自盡。”（《高宗實錄》卷四八六）
乾隆帝親自鑄成此案，旨在打擊權勢顯赫的鄂爾泰家族，消除大臣間的朋黨積習，用意是明顯的。但以胡中藻獄爲引線，任意指斥詩句爲诽謗，則又繼承了前朝以語言文字之過處置大臣的惡例。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的胡中藻獄以後，乾隆帝加強了對滿漢臣僚的控制，朝臣間的相互攻陷也愈加頻繁了。
第一節 乾隆帝統治的確立
乾隆帝弘曆，是雍正帝第四子。一七一一年（康熙五十年）八月生。母鈕祜祿氏，雍正帝封熹貴妃。弘曆六歲時，由康熙帝收養宮中，親授書課，深得寵愛。雍正帝即位後，爲防止日後的皇位糾紛，秘密書寫繼承者的名字，封存于乾清宮匾額之上。密書名即是弘曆。雍正帝在位時，弘曆深居讀書，尤好漢詩文，雖曾參與軍事谘議，受封爲和碩寶親王，但基本上是生長深宮，如他自己所說：“于外事總未經曆”（《高宗實錄》卷一），與乃父即位前迥然不同。
乾隆帝即位時，由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和大學士張廷玉、原任大學士鄂爾泰等開讀密封，擁帝即位，受命輔政。乾隆帝服喪期間，由允祿等總理事務王大臣執政，撤銷雍正時設立的軍機處，另設總理事務處辦事。在此期間，乾隆帝仍不時過問政事。一七三七年（乾隆二年）十一月，乾隆帝服喪期滿，親自執政，總理事務王大臣解任，總理事務處也随之撤銷。複設軍機處，草拟诏旨，處理章奏，以鄂爾泰、張廷玉等爲軍機大臣。乾隆帝由此組成滿漢大臣集團，建立起他的統治。
（一）乾隆初政諸措施
乾隆帝依“密封建儲”制，順利地繼承了帝位，避免了皇位争奪和朋黨糾紛，但也正由于此，他在即位前并未能建立起足夠的威望，在他的周圍也未能聚集一批可以信賴的臣佐。他在清王朝已臻富盛時即位，原隻能做個守成的君主，但他又并不甘于守成，而渴望有所作爲，以樹立自己的聲威，鞏固皇室的統治。雍正帝因力矯康熙末年的積弊，施政不免嚴猛。乾隆帝在即位的次年即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二月的诏谕中說：“大抵皇祖聖祖仁皇帝時，久道化成，與民休息，而臣下奉行不善，多有寬縱之弊。皇考世宗憲皇帝整頓積習，仁育而兼義正，臣下奉行不善，又多有嚴峻之弊。朕缵承統緒，繼述谟烈，惟日孜孜，正欲明作有功，以幾惇大成裕之治。”（《高宗實錄》卷十二）乾隆帝這段話表明：他力圖矯正前朝或寬或嚴之弊，從而以所謂“寬嚴相濟”作爲施政的方針。乾隆帝即位之初的十多年間，依此方針，實行如下的一些重大措施。
一、寬赦與嚴懲
乾隆帝初即位，即下诏說：“凡皇考辦理未竟之事，皆朕今日所當敬謹繼述者。”（《高宗實錄》卷一）但依據寬嚴相濟的施政方針，對前朝已經處置的重大案件，又重新做了處理。
雍正帝嚴懲宗室兄弟，翦除政敵允禩、允禟一黨，令其削籍離宗，賜名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禟相繼死于獄中。宗室多人也被株連。乾隆帝即位後，于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九月，诏宗人府依聖祖康熙帝處置宗室例，将宗室、覺羅中有因罪革退名号，并其子孫除去玉牒，不準載入者逐一查明，分賜紅帶、紫帶，附載玉牒。十月，谕将雍正帝拘禁的允■、允禵寬宥。已死的允祉收入譜牒。又命廷臣重議允禩、允禟子孫事。十一月，诏依聖祖處置莽古爾泰等例，将允禩、允禟之子孫，給與紅帶，收入玉牒，即重新承認他們的宗籍，仍爲皇族。乾隆帝此舉，旨在争取皇族宗室的支持，用意是明顯的。雍正帝處置年羹堯案，涉及依附他的漢人文士汪景祺、查嗣庭，家屬子孫均被流放。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三月，下谕說，“汪景祺狂亂悖逆……，其兄弟族屬南北遠隔，皆不知情。今事已十載有餘，著将伊兄弟及兄弟之子……開恩赦回。”（同上，卷十四）族人牽連革禁者，也予寬宥。查嗣庭子姪拘系配所者，也從寬赦回。
乾隆帝在寬赦前朝滿漢罪臣族屬的同時，又嚴厲處置了曾靜、張熙。湖南靖州人曾靜及弟子張熙，因雍正時傳播呂留良反滿思想，勸說嶽鍾琪反清案被拘。雍正帝赦其死罪，命往江浙各地宣講，自陳悔悟。乾隆帝即位後，随即加重處置，說：“在皇考當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斷難曲宥。”（同上，卷九）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将曾靜、張熙淩遲處死。乾隆帝初即位，即處置曾、張，旨在鎮壓漢人的反抗，用意也是明顯的。
二、減免賦稅
清王朝建立起封建制的統治後，征收賦稅是對廣大農民的主要的剝削方式，也是向地主索取錢糧的主要手段。因而減免賦稅便成爲朝廷争取各階級民衆的最便當的方法。乾隆帝即位時，前朝建樹的富盛的國力，爲他準備了減免賦稅的物質條件。父祖因減免賦稅而博得贊譽的事實，又爲他提供了借鑒。乾隆帝初即位下诏頒布合行事宜，恩賞各級官員，即令查明“各省民欠錢糧，系十年以上者”，“候旨豁免。”（《高宗實錄》卷二）甘肅省因連年負擔軍需，雍正帝在世時已有旨，将本年地丁錢糧全行捐免。此後十年間，乾隆帝不斷減免各地賦稅。全省通免及一次減十州縣以上者，屢見于清《高宗實錄》及乾隆《會典》。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二月，在豁免甘肅應征錢糧的同時，又谕“陝西隻征一半，以昭格外之恩。”（同上，卷十二）又免貴州通省錢糧一年。二年，免順天直隸額賦，免山東正項錢糧一百萬兩。三年，免江南松江府額賦。四年，免陝西榆林等十一州縣逋（欠）賦。六年，免福建台灣逋賦，江蘇蘇州等府屬逋賦。七年，免直隸、江蘇、安徽、福建、甘肅、廣東等省雍正十三年逋賦，并免江南、浙江未完雍正十三年漕項。十年六月，又命普免全國次年錢糧，下诏說：“朕臨禦天下……，躬行節儉，薄賦輕徭。…… 是以左藏尚有餘積。數年以來，直省偶有水旱，朕加恩赈濟，多在常格之外。如前年江南被水，撫綏安插，計費帑金千餘萬兩。”“朕思海宇乂安，民氣和樂，持盈保泰，莫先于足民”，“将丙寅年（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年）直省應征錢糧，通行豁免。”（同上，卷二四二）廷議三年之内輪免一周。乾隆十年下诏普免錢糧，一時頌爲盛事，也說明當時确是财力充裕，左藏有餘。乾隆帝即位後的十多年間，如他自己所說，各地遇有水旱雹災地震等害，也都加赈濟和減免額賦，并一再廢止各地的多項雜稅，史不絕書。乾隆帝以減少稅收的辦法，安定人心，防止動亂，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三、漢人文士的選用
清王朝經過康、雍兩朝采用漢制統治廣大漢人地區，漢人文臣已在統治集團中逐漸占有重要地位。乾隆帝即位後，在處置曾、張以鎮壓漢人反抗思想的同時，又以多種方式，選擢文士，開拓仕途，以争取漢人文士的臣服。康熙時曾于科舉定例之外，特設博學鴻儒科，擢選文士。一七三三年（雍正十一年），曾诏舉博學鴻詞。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八月乾隆帝即位後，随即于十一月下诏說：“皇考樂育群材，特降谕旨，令直省及在朝大臣，各保舉博學鴻詞之士，以備制館之選。乃直省奉诏已及二年，而所舉人數寥寥。……朕因再爲申谕，凡在内大臣及各直省督撫，務宜悉心延訪，速行保薦，定于一年之内，齊集京師。”（《高宗實錄》卷六）次年二月，各省所舉文士即有一百餘人到京。九月，在保和殿禦試一百七十六人，命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及吏部侍郎邵基閱卷。考取一等五名，二等十名。乾隆帝親自召見，授一等劉綸、潘安禮、諸錦、于振、杭世駿爲翰林院編修。二等中由科甲出身的陳兆侖、劉玉麟、夏之蓉、周長發、程恂授爲翰林院檢讨，未經中舉的楊度汪、沈廷芳、汪士■、陳士■、齊召南授爲翰林院庶吉士。一七三七年（乾隆二年）七月，張廷玉等又考取續到博學鴻詞之士一等萬松齡、張漢爲翰林院檢讨，二等朱荃、洪世澤爲翰林院庶吉士。博學鴻詞科是皇帝特設的制科，考取者即可入官翰林院，一時被士林視爲殊榮，貴于例行的科舉。
一七三七年（乾隆二年）五月，舉行定例的科舉，考取于敏中等三百二十四人。賜進士及第三人，進士出身八十人，同進士出身三百四十一人。殿試進士，原由主考官閱卷。乾隆帝親自閱定前十名，诏谕主考官說：“卿等所拟第四卷，策語字畫俱佳，可置第一。所拟第一卷改置第二。所拟第七卷亦佳，可置第三。所拟第二卷改置第四，……。”乾隆帝親自閱卷，決定名次，掌握了科舉取士的權柄。同年，又親自考試翰林、詹事等官，說：“非朕親加考試，無以鼓勵其讀書向學之心。” （《高宗實錄》卷四十）閱卷後，依文字優劣，定爲四等，分別予以升降，以至休緻。乾隆帝由此加強了對文士的選擢和控制。康熙以來，國子監生和知縣官缺，可輸錢米捐納，是一項弊政。乾隆帝即位後宣布停止捐納，也有利于科舉取士制的實行。
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六月，乾隆帝命内閣學士方苞主持選頒四書文，将明朝及清初的科舉應試文章，選集數百篇頒布，以爲舉業指南。六年正月，又谕各省督撫學政，采訪近世研究經學的著述，不拘刻本抄本，随時進呈。十四年十一月，因翰林以文學侍從，多緻力于同章，诏谕各省公舉潛心經學之士，不拘進士、舉人、諸生以及退休閑廢人員，以應精選。由此訪得顧棟高等名儒四人，于十六年并授國子監司業。乾隆帝通過多種途徑察訪文士儒生，也從而加強了對文化思想的統治。
四、統治核心的整頓
乾隆帝初即位，由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與鄂爾泰、張廷玉受命輔政，組成最高的統治核心。乾隆帝親政後的十多年間，對這個核心勢力，逐步整頓，使權力更加集中于皇帝。
允祿、允禮是雍正帝的兄弟，也是宗室中最有威望的親王。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三月，乾隆帝因祭堂子（祭天）時，允禮托病不到，削去親王雙俸和護衛。一七三八年（乾隆三年），允禮病死，允祿受命總理事務并任理藩院尚書。乾隆帝察知他與允■子弘皙、允祺子弘■、允祥子弘昌等來往，指爲“私相交結，往來詭密”，于一七三九年（乾隆四年）十月交宗人府審處。弘皙革去親王，弘■永遠圈禁，弘昌革去貝勒。允祿從寬免革親王，仍管内務府事，革退議政大臣、理藩院尚書等職及親王雙俸。十二月，弘皙又被告發聽信巫術，向妖人詢問國事，指爲“大逆不道”，永遠禁锢。允祿也被罰俸五年，“以示懲儆”（《高宗實錄》卷一○ 六）。輔政兩親王先後失去權勢，宗室子孫不敢“私相結納”了。
乾隆帝即位親政，複設軍機處後，鄂爾泰與張廷玉分任滿、漢軍機大臣，總理朝廷大政。鄂爾泰曆仕三朝，能文能武，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七月，因辦理貴州苗疆事務獲罪，解大學士任，削去一等伯爵。乾隆帝即位，受命爲總理事務大臣，授一等子爵。次年，爲軍機大臣，三等伯。一七三八年（乾隆三年）兼議政大臣。安徽桐城人張廷玉，康熙時曾以翰林院檢讨入直南書房。雍正時，爲翰林院掌院學士、國史館總裁、會典總裁，晉爲大學士，草拟皇帝谕旨，深得雍正帝倚信。乾隆帝即位，受命輔政爲總理事務大臣。元年，複爲大學士、軍機大臣。二年，與鄂爾泰同進三等伯。漢人文臣爵至侯伯，爲前此所未有。張廷玉以進士出身，得三朝倚任，在朝連膺重任，并一再充會試考官，成爲漢人文臣和文壇的領袖。
乾隆帝即位，倚用鄂、張二老臣輔政，并将雍正帝生前的谕旨入于遺诏，說：“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終不渝。朕萬年之後，二臣著配享太廟。”朝臣配享太廟，前此如費英東、額亦都等，都是滿洲元勳。漢人文臣配享，是曆來所不曾有。清朝一代，也隻有張廷玉一人。鄂爾泰、張廷玉主持軍機處後，權勢尤盛。乾隆帝爲防範滿、漢朝臣結黨，屢次申谕饬戒。一七四○年（乾隆五年）四月，在一個谕旨中說：“而無知之輩，妄行揣摩，如滿洲則思依附鄂爾泰，漢人則思依附張廷玉，不獨微末之員，即侍郎、尚書中，亦所不免。”“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與朕久用之好大臣，衆人當成全之，使之完名令節，永受國恩。”“二臣當更仰體朕心，益加敬謹，以成我君臣際遇之美。” （同上，卷一一四）昭■《嘯亭雜錄》說：“上習知其弊，故屢降明谕，引憲皇帝（雍正帝）朋黨論戒之。”乾隆帝親自處理朝政，大權獨攬，又多次告誡臣工，預防朋黨。
鄂爾泰是著名武将，又主持文壇爲翰林院掌院學士，主考會試，門下滿、漢臣僚甚衆。受命輔政，位至尊顯。子鄂容安也在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授任翰林院編修、南書房行走。後轉侍讀，擢升詹事府詹事。鄂氏一門在朝中權勢甚盛。左都禦史仲永檀乾隆元年進士，是鄂爾泰主考的門生。乾隆七年十二月被揭發與鄂容安結黨營私，将密奏留中事泄露（昭■《嘯亭雜錄》以此事爲刑部侍郎張照誣谮）。乾隆帝說他“依附師門，将密奏密參之事無不預先商酌，暗結黨援，排擠不睦之人，情罪甚屬重大。”（《清史列傳》）審理此案的王大臣請将鄂爾泰革職拿問，乾隆帝特予寬容，“交部議處，以示薄罰”，仍留原任。鄂容安革職。仲永檀死于獄中。乾隆十年（一七四五年）正月，鄂爾泰因病請解任，有旨慰留。四月病死。
自鄂爾泰獲罪後，張廷玉主持軍機處，權勢益重。早在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左都禦史劉統勳即上奏說：“外間輿論，動曰桐城張、姚兩姓，占卻半部缙紳。”“今張氏登仕版者，有張廷璐等十九人。姚氏與張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振等十三人。”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乾隆帝因廷玉年老，命其次子張若澄入直南書房，以便扶掖入朝。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張廷玉以老病乞休，乾隆帝不準。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冬，再次乞休。乾隆帝不悅，乃許緻仕。次日，張廷玉未入朝，隻命若澄入謝。乾隆帝大怒，命發旨诘責。張廷玉随即于次日晨入朝謝恩。乾隆帝又懷疑草拟诏旨的汪由敦泄露内情，将汪由敦革職，削去張廷玉伯爵，命以大學士銜休緻留京。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張廷玉疏請南還，乾隆帝更怒，嚴加斥責。張廷玉疏請治罪。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四月病死，年八十。仍命配享太廟。
張廷玉在乾隆朝，執政十餘年。作爲漢人文臣的領袖和代表，權位至于極盛。乾隆帝倚用漢人文臣而又時加控制，并一再宣告“滿漢均爲朕之臣工”，不得相互歧視。乾隆帝即位後約二十年間，滿漢大臣之間并未出現嚴重的朋黨紛争。
（二）邊疆戰事的發動
乾隆帝即位的二十年間，主要在穩定政局，鞏固他的統治，并未發動大規模的戰争。但初年曾出兵鎮壓貴州苗族的反抗，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又開始了對四川西部大小金川的征剿。
一、苗疆戰事
雍正帝時，張廣泗等攻占貴州古州苗人地區，鄂爾泰在古州設鎮，爲總兵駐地。又在苗嶺山脈及清水江、都江流域的清江（清水江）、丹江、八寨等城設立協營駐兵。後改清江爲鎮，與古州分轄。鄂爾泰因而晉封伯爵，入爲武英殿大學士。一七三二年（雍正十年），清軍在台拱駐兵，引起苗民反抗。次年，清軍攻占台拱。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春，各地苗人因反抗征糧起義，接連攻陷數城。六月，雍正帝诏發雲南、四川、湖北、廣東等六省兵會剿，特授雲南提督哈元生爲揚威将軍、湖廣提督董芳爲副将軍，領兵作戰。七月，又命刑部尚書張照爲撫定苗疆大臣，總領其事。張照至苗疆，認爲強行“改土歸流”并非良策，與哈元生不和。清兵數月無功，苗人起義更加迅速發展。鄂爾泰也因此被免去大學士職。
乾隆帝即位後，十月間逮捕張照，治罪，命張廣泗爲七省經略，節制諸軍。張廣泗至軍，劾哈元生徒事招撫。免官逮入京師論斬。乾隆帝命免死赴西路軍效力。張廣泗又劾董芳師集數月，剿撫無端。免官逮至京師，以副将發雲南。張廣泗調集貴州兵，集中于鎮遠府。分三路進攻苗寨。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春，又增加兵力，分八路進軍。四、五月間，對起義苗民進行大規模的屠殺。六月間戰事結束，共毀苗寨一千二百二十四所，斬殺一萬七千餘人，俘擄二萬五千餘。乾隆帝不惜發動大軍大肆屠殺，爲苗民帶來慘重的災禍。但迫于苗民的堅決反抗，戰事過後，仍不得不宣诏免除苗疆的錢糧，永不征收。苗人之間的訴訟，也仍依苗人習俗處理，不拘清朝的律例。
二、對瞻對土司的鎮壓
四川打箭爐西北，有瞻對土司，居雅龍江畔岸山中，稱爲上瞻對、下瞻對。各有首領（土目），居民是土著的藏族。有人恃險劫貨，掠及清台站士兵。官府捕治時，土司隐匿不交。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川陝總督慶複偕四川巡撫紀山、提督李質粹奏請發兵進剿。慶複、李質粹分兵數路圍剿上瞻對，上瞻對土目四朗降。清兵合力進攻下瞻對諸寨，下瞻對首領班滾力戰，不敵，請降。慶複不許，上疏報捷。乾隆帝授慶複文華殿大學士。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春，慶複以明正土司汪結爲向導，繼續進軍。四月，慶複、李質粹領兵進攻丫魯地方，燒毀碉樓四十餘座。碉内所居男婦老幼，俱被火燒。李質粹咨報班滾已自焚死。六月，慶複據以奏報朝廷。乾隆帝以爲可疑，說：“惟班滾渠魁，斷不可容其漏網。”傳谕慶複繼續查訪，“留心蹤迹，毋留遺孽。”（《高宗實錄》卷二六八）清軍暫且收兵。
三、第一次大小金川之戰
四川西部金沙江上遊，有兩水，因山中産金，俗稱爲大小金川。藏族部落居兩川附近地區，稱大金川爲促浸水，小金川爲■納水。大金川首領嘉勒塔爾巴于一六六六年（康熙五年）由清廷授予嘉勒巴演化禅師印，統領部衆。其庶孫莎羅奔曾随嶽鍾琪部進軍西藏，有功于清廷。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授予金川安撫使的封号。莎羅奔依靠清廷的支持，雄據一方，聲勢漸盛。又以己女阿扣嫁小金川首領澤旺，以圖控制。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莎羅奔曾将澤旺捉拿，被清大學士管川陝總督事慶複制止。慶複在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奏報說：“大金川土司色勒奔細（即莎羅奔）性更兇頑……，更欺壓小金川。去年竟有将小金川土司拿去之信。經臣差弁嚴查……，方遣土目具禀軍前，當即嚴加申饬。”（《高宗實錄》卷二八三）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年）正月，四川巡撫紀山奏報說，莎羅奔侵占鄰近的革布什咱土司地方，彼此仇殺，并誘奪澤旺印信。乾隆帝認爲是土司之間的“小小攻殺”，诏谕“即當任其自行消釋，不必遽興問罪之師”，“令其畏憚奉法，恩撫感懷，各得其道，先事所籌，無緻輕有舉動。”（同上，卷二八四）随後，慶複又奏報莎羅奔“近攻革布什咱之正地寨，又攻明正土司所屬之魯察景谷，番民望風畏避。坐汛把總李進廷抵敵不住，退保呂利。”乾隆帝得報大怒，說“看此情形，則賊首恃其巢穴險阻，侵蝕諸番，張大其勢，并敵擾我汛地，猖獗太甚。”三月，調任鎮壓苗民有功的雲貴總督張廣泗爲川陝總督，會同慶複相機進剿（同上，卷二八六）。
張廣泗領兵三萬進攻金川。六月，小金川土司澤旺及弟良爾吉來降。張廣泗即駐兵于澤旺的美諾寨，命良爾吉從征。慶複被召回京。張廣泗分兵兩路攻打大金川。莎羅奔阻山爲石壘，清軍無法前進。十月，紀山及張廣泗先後奏報莎羅奔乞降。乾隆帝谕軍機大臣等：“此番官兵雲集……，斷無以納款受降，草草了局之理。著傳谕張廣泗，務将莎羅奔擒獲。”（同上，卷三○一）十一月，張廣泗又奏報莎羅奔遣使乞降，“臣複面加曉谕……，此番用兵，務期剿除兇逆，不滅不已。”乾隆帝旨複：“甚是！甚是！是慰朕懷。”又批：“好！明告之，甚是。”（同上，卷三○五）年底，清軍仍不能前進。
在此期間，張廣泗察知下瞻對首領班滾隐藏未死，慶複奏報班滾自焚事不實。乾隆帝命他繼續查訪核實，将慶複免官，與李質粹同下刑部獄。審訊，以贻誤軍機論斬。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年）正月，張廣泗又奏請增兵一萬進攻，但至三月，仍無進展。四月，乾隆帝命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讷親爲經略大臣，到四川督師，并起用削職的嶽鍾琪以總兵銜到軍中聽用，起用董芳爲四川重慶總兵從征。大金川以勒烏圍與噶爾■兩寨爲主要據點。莎羅奔自駐勒烏圍，其侄郎卡駐噶爾■。六月間，讷親至軍，急于求功，限令三日攻下噶爾■。清軍發起猛攻，總兵任舉、參将買國良戰死，無功而退。張廣泗蔑視讷親，臨陣推诿困擾。讷、張不和，軍心瓦解。讷親上疏劾奏張廣泗“糜饷老師”。嶽鍾琪至軍，升爲四川提督。雍正時，嶽鍾琪遭張廣泗彈劾罷官。這時，他也密奏張廣泗玩兵養寇，信用良爾吉，泄露軍機。九月，乾隆帝将張廣泗革職，交刑部治罪。十二月逮捕入京處死。讷親也被召回京，以贻誤軍機革職治罪。次年正月，被處死。
乾隆帝召回讷親、張廣泗後，九月間，晉升協辦大學士傅恒（滿洲鑲黃旗人）爲保和殿大學士，暫管川陝總督，經略軍務。十月，傅恒奉旨出發，十二月入川。傅恒至軍，在卡撒駐營。察知張廣泗信用的良爾吉，與莎羅奔女阿扣私通，向莎羅奔密報軍情。随即将良爾吉、阿扣及引薦良爾吉的漢人王秋斬首，軍中震動。傅恒奏報作戰方略、當地險要形勢及期以四月間取勝，并稱“此番必期成功，若不能殄滅醜類，臣實無顔以見衆人。”乾隆帝得報“深不以爲然。”這時，邊疆戰事已經并非必要地拖延經年，損兵折将，虛耗資财。乾隆帝已漸有悔悟，谕軍機大臣傳谕傅恒，說他“輾轉思之，竟至夜不成寐。”“現在酌撥幫帑項千萬有奇，至動及各省留備銀兩，已屬拮據。”“乘此機會，因而撫納，亦足以振軍威而全國體。”（同上，卷三三一）幾天後，又以“恭奉皇太後懿旨”名義，傳谕傅恒，限令四月初旬以前結束戰事。次年正月，乾隆帝決意撤兵，诏谕說：“朕思用兵一事，總系從前不知其難，錯誤辦理。今已洞悉實在形勢，定計撤兵。另有谕旨寄發，召經略大學士傅恒還朝。”（同上，卷三三二）傅恒接谕後，交還原旨，請求繼續攻打噶爾■。說：“攻克賊巢，旦夕可必。一篑之虧，誠爲可惜。”（《清史列傳·傅恒傳》）乾隆帝得報，不允。再次下谕，召傅恒還朝，并賜詩三章，有句雲：“武豈黩兵應戒彼，績惟和衆孰同斯；功成萬骨枯何益，壯志無須效貳師。”（同上）傅恒得旨，适莎羅奔遣使來降。傅恒谕令莎羅奔、郎卡親到清營來降，當赦免不殺。爲取信于莎羅奔，提督嶽鍾琪隻率十三騎親自到勒烏圍開谕。莎羅奔率領郎卡随嶽鍾琪到清軍大營投降，誓遵六事：不侵犯鄰封、歸土司侵地、獻出兇手、資送内地人、納軍械、供徭役。傅恒宣诏赦免莎羅奔，領兵還朝。乾隆帝褒賞傅恒，後封嶽鍾琪三等公，賜号威信。董芳赴鎮料理善後，以功加左都督。
乾隆帝先後發動對瞻對和大小金川的征剿，戰事經年，爲當地居民帶來極大的災禍，清廷也遭受了重大的損失。戰争的發動，并非由于藏族居民反抗清廷，而隻是因爲邊地出現的某些糾紛。這些糾紛本來并不是不可以妥善處理。乾隆帝輕率出動大兵，又一再拒不接受當地土司首領的投降，務期“盡滅”以維護所謂的軍威國體，實際上也就是樹立乾隆帝的聲威。乾隆帝的橫暴的鎮壓，遭到邊地居民的頑強抵抗。清廷先後處死大學士、總督等滿漢重臣三人，将官多員戰死，傷亡兵士數千。戰争耗費軍需銀七百七十五萬兩（實銷六百五十八萬，移駁一百十七萬。見趙翼《檐曝雜記》卷二），以緻不得不動用各地的後備，使“财用枯窘”。清廷在付出巨大代價後，仍然不得不收兵納降，繼續承認當地土司的統治。軍事上的表面的勝利，并不能掩蓋事實上的失敗。不必要的連年戰争沖擊了乾隆初年保持的承平局面，也爲此後的黩武邀功開了端緒。
（三）帝后巡遊與究治朋黨
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乾隆帝在捐免直省賦稅的诏谕中曾自稱：“朕臨禦天下，十年于茲，撫育蒸黎，民依切念。躬行節儉，薄賦輕徭。”“今寰宇敉甯，既鮮靡費之端，亦無兵役之耗。”（《高宗實錄》卷二四二）如果說，大小金川之役是開始了并非不可避免的“兵役之耗”，那麽帝后的巡遊和皇室的豪侈，又開了 “靡費之端”。
一、帝后巡遊
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在承德府修建行宮，稱避暑山莊。夏秋間皇帝在木蘭狩獵，稱爲“秋■”。駐跸避暑山莊聽政。秋■駐跸實際上是繼承了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納■制的傳統，以保持騎射的武風。但山莊的修建，模仿江南園林，日益豪侈。乾隆帝于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開始舉行秋■，奉母鈕祜祿氏皇太後（嘉慶時谥孝聖憲皇後）同行，駐山莊避暑。此後隔年一至。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以後，每年夏秋必至，均奉皇太後同行。乾隆帝上效康熙帝，又連年巡遊南北各省，号爲東巡、西巡和南巡。康熙帝的出巡，旨在考察形勢、鞏固統治和視察黃河的治理。乾隆帝的巡遊，主要以遊樂爲目的，上下虛耗，所經之處競尚侈麗，帶來巨大的靡費。
谒陵與東巡乾隆帝生長京師，不知滿洲故鄉風土。一七四三年（乾隆八年）八月，奉皇太後自北京啓行，前往盛京祭谒祖陵。臨行前下谕說：“朕奉皇太後前往盛京，恭谒祖陵，所有經過州縣，不令絲毫擾累。但安營除道，未免有資民力”，将各地本年應征錢糧捐免。所謂“不令絲毫擾累”，自是空文。“有資民力”，則是事實。啓行之前，各地即忙于修築橋梁道路，鋪設駐跸宮幄等所謂“應辦差使”。孝聖太後與乾隆帝途中駐跸避暑山莊，在木蘭行圍。蒙古王公台吉随行。行圍後賜宴并頒賞腰刀緞疋，随行兵士亦各有賞銀。行經召烏達盟，盟長貢獻牛羊駝馬。乾隆帝以經過地方“蒙古人等修理橋道，備辦一切用項，俱屬整齊妥協”，下谕褒獎，對各級官員、兵丁頒賞大批緞布等物。九月，至盛京，先賞賜盛京将軍銀五千兩、副都統銀二千五百兩。随即舉行大宴，盛京文武官員、三陵官員及自京随來的王公大臣、官員、蒙古王公、額驸等均入宴，規模盛大。皇太後與乾隆帝先祭谒永陵（景祖覺昌安、顯祖塔克世陵。原稱東京陵，順治十六年尊稱永陵），然後祭福陵（太祖陵）及昭陵（太宗陵）。三陵祭儀，均依康熙時定例。祭後又盛宴諸王及文武大臣，慶賀禮成。乾隆帝受賀并親制《盛京延宴世德舞辭》，以漢高帝過沛而歌大風自比。随即以禮成頒诏全國，賞賜文武大臣及奉天旗民。乾隆帝此次東巡谒陵，朝廷耗費了大批的賞賜，盛京及所經各地爲接送帝後，更耗費了無數的人力與财力。
一七四五年（乾隆十九年）七月，乾隆帝再次奉皇太後谒陵。八月，途經吉林，駐跸，渡松花江，遊龍潭。因“途次迎銮者，踴躍趨事”，獎谕吉林将軍、副都統以下各級執事官員、兵丁，賞給緞疋、銀兩。抵盛京谒陵禮成，又依例頒賞盛京官兵，較一七四三年（乾隆八年）更爲豐厚。盛京禮部侍郎世臣，因備辦祭典“并不竭盡誠敬，草草辦理”，被革職發往黑龍江。乾隆帝賞罰分明，更加助長了地方官員迎銮的靡侈。
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二月，乾隆帝奉皇太後去曲阜谒孔子陵廟，遊泰山，是爲東巡。沿途迎銮競尚侈麗，過于盛京谒陵。乾隆帝在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的一個诏書中說：“自十三年東巡，該撫等于省會城市，稍從觀美，後乃踵事增華。雖謂巷舞衢歌，輿情共樂，而以旬日經營，僅供逐次一覽，實覺過于勞費。且耳目之娛，徒增喧聒，朕心深所不取”。事過之後，乾隆帝以“深所不取”爲言，以求限止。當年的奢費，不難想見。
西巡五台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乾隆帝又奉皇太後往易州谒祭泰陵，然後西遊五台山，号爲西巡。自順治帝定都北京後，順治、康熙兩帝都葬在遵化。雍正帝生前，即把自己的葬地定在易州泰甯山下，并修建了陵園。一七三七年（乾隆二年），葬雍正帝于此，稱爲泰陵。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九月，乾隆帝與皇太後到泰陵行祭禮，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員随行。谒泰陵後，自易州去山西五台遊賞。乾隆帝下谕說，他“臨幸五台，觀風問俗”，是爲了“周知闾閻疾苦”。事實上，主要是巡遊覽勝。去五台前，借口山西巡撫阿裏■患病，特命兵部尚書班第署理山西巡撫，即日前往，辦理巡幸五台之事。帝後抵五台後，賜宴随從王大臣。因“安營除道，未免有資民力”，免五台縣明年額賦十分之三。乾隆帝在五台行圍。留駐五日後啓程。十月，經滹沱河，駐正定府，查閱堤工。經石家莊，駐保定府，遊蓮池書院，在太平莊行圍，由涿州回京。
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乾隆帝再次奉皇太後西巡。二月自京師出發，由王公大臣扈從，經涿州、保定府至五台，在菩薩頂駐跸三日後，循原道回銮。臨行，在五台下谕說：“朕巡幸五台，所有各處道路，該撫多已預備。其中朕所未到之處，向例不準開銷。……賞銀一萬兩，交該撫阿裏■通融辦理，以補前項諸費之用。”（《高宗實錄》卷二五八）山西境内，乾隆帝未到之處，賞銀一萬兩補用，實際籌辦費用，當不止此數。直隸境内及山西已到各處，虛耗費用，當然還要超出數倍至數十倍。據說，一九○○年慈禧太後逃到太原，見到乾隆帝巡幸五台時所供用的物品，歎爲宮中所未有。其豪侈奢靡，可想而知。
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秋八月，乾隆帝又奉皇太後巡幸中嶽嵩山。一切供頓，俱由正項開銷。依西巡之例，也與賞銀一萬兩交督撫通融籌酌。八月初七日自京啓程，先向京東遵化祭谒孝陵、景陵，然後西行去易州谒泰陵。經正定府、彰德府、孟縣、洛陽縣，十月初至嵩山。祭中嶽廟，賜扈從王公大臣及河南巡撫等官宴，在嵩山兩日回銮。經中牟縣至開封府，留住四日，賜宴閱兵。經衛輝府北返，十一月初回京。下谕将河南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以前積欠錢糧三十五萬兩捐免。
南巡江南乾隆帝連年奉皇太後東西巡遊，王公大臣随從，轉輾各地，貢獻賞賜，耗費是巨大的。但最大的靡費還是南巡江南。江浙一帶曆來是生産最爲發展的地區，也是景物繁盛，商業貿易最爲發達的地區。康熙帝曾六次南巡，以鞏固對漢地的統治，乾隆帝自稱效法皇祖，也先後六次到江南巡遊。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乾隆帝奉皇太後還京。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正月，又奉皇太後啓銮初次南巡。大學士傅恒等王公大臣随行，規模浩大。啓程一年前，經行各地即已在忙于準備禦舟，修築道路，布設行營行宮，籌備迎駕。乾隆帝出發前下谕說：“朕巡行江浙，問俗省方，廣沛恩膏，聿昭慶典”，将江蘇自乾隆元年至十三年（一七三六至一七四八年）積欠地丁銀二百二十八萬餘兩、安徽積欠三十萬五千餘兩捐免。浙江無積欠，将來年應征地丁錢糧三十萬兩捐免。随從人等各有幫銀路費俸饷，但因沿途諸物昂貴，另加恩賞，傅恒賞銀六百兩，以次各有賞銀。二月間，經山東泰安入江蘇，渡黃河至直隸廠，閱洪澤湖高家堰堤工。過淮安，經揚州平山堂高■寺渡江至金山寺，經鎮江府，由水路至蘇州府駐跸二日。三月初，經嘉興至杭州。月中自杭州回蘇州駐跸。往江甯府，祭明太祖陵。四月，經泰安府，遊泰山。五月初回京（《高宗實錄》，參《南巡盛典·程途》）。
乾隆帝奉皇太後駐跸的城邑，對當地各級官員以緻兵丁，屢有賞賜。二月初，在途中下谕說：“朕問俗觀風，南巡江浙，清跸所至，廣沛恩膏。更念三吳兩浙爲人文所萃，皇祖聖祖仁皇帝屢經巡幸，素悉 ■庠，試額頻加，覃敷教澤。朕法祖省方，銮輿所莅，式循式典，用示渥恩。”（《高宗實錄》卷三八二）江蘇、安徽、浙江三省，本年歲試文童，府學及州縣大學增取五名，中學增取四名，小學增取三名。乾隆帝到杭州後，又頒賜江浙各書院新刊武英殿版十三經、二十二史各一部，又召試呈獻詩諸生，謝墉、陳鴻寶、王又曾等三人特賜舉人。在江甯，也準此例，特賜蔣雍植、錢大昕等五人舉人。
乾隆帝巡遊之地，當地設備接送，競尚豪華。據說每處供設，所費不隻二、三十萬兩，超過康熙帝南巡時十倍。帝後的大量賞賜和地方的豪華供設，耗費巨大。所謂“動用正項”和減免額賦，自然遠不足用。乾隆帝在山西和山東巡遊時，曾準當地商人捐輸。遊嵩山時，河南巡撫鄂容安奏稱：“恭遇駕幸河南，通省紳民鹹沐皇仁，無由仰報，情願捐輸，共輸銀五十八萬七千餘兩，以充公用。”（《高宗實錄》卷三七四）乾隆帝饬令給還紳民。南巡江南時，因費用浩大，深慮“辦理拮據”，明谕嘉獎 “兩淮商人，踴躍急公，捐輸報效。地方官一應公務，于此取給。”（同上，卷三八二）兩淮商人中，以鹽商爲最富。乾隆帝将兩淮綱鹽、食鹽于定額外，每引賞加十斤，“不在原定成束之内，俾得永遠沾受實惠。”（同上）乾隆帝用賞加鹽引的辦法，換取鹽商捐輸，以供巡遊。鹽商自炫富有，官員互競豪華，侈靡之習，愈演愈烈。袁枚記揚州情形說：“自辛未歲（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天子南巡，官吏因商民子來之意，賦工屬役，增榮飾觀，奢而張之。水則洋洋然回淵九折矣，山則峨峨然■約橫斜矣，樹則焚槎發等，桃梅鋪紛矣，苑落則鱗羅布列、■然陰閉而■然陽開矣。”（《揚州畫舫錄·序》）乾隆帝遊蘇州時，曾說這裏“紛華靡麗之意多，而樸茂之風，轉有未逮”，“凡茲士庶，更宜力敦本業，力戒浮華。”（《高宗實錄》卷三八三）遊杭州後也說：“闾閻趨尚，較吳稍樸。但浮競之習，舉所不免。”（同上，卷三八四）乾隆帝指蘇、杭二府趨尚浮華，其實他的南巡，就正是在倡導浮華的風氣。
康熙帝南巡時，視察黃河河工是主要目的之一。乾隆帝後來自稱：“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而辛未（一七五一年）、丁醜（一七五七年）兩度，不過敕河臣慎守修防，無多指示。”（《南巡記》）乾隆帝初次南巡，本不以視察河工爲目的，“無多指示”是必然的。不過，他經淮南時，曾往視高家堰。自江甯往祭禹陵途中，也至蔣家壩閱視堤工。并曾诏谕河臣盡心修治洪澤湖水壩，對黃河的治理，也還多少有所推動。乾隆帝在巡遊各地時，仍在各地批閱奏章，處理軍國大政，與荒廢政事的單純的遊玩，也還有所不同。不過，南巡的目的，既在于“觀風問俗”，遊賞勝景，沿途的靡費，不僅耗費了前代積聚的大量資财，也助長了地方官員競尚華侈，貪賄敲索的頹風，影響是巨大的。
二、宮廷的侈靡
乾隆帝即位日久，宮廷生活也日益侈靡，任情揮霍。典型的事例，是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冬，爲孝聖皇太後舉行六十壽辰的慶典。康熙帝曾爲孝惠皇太後祝賀六十壽辰，貢獻各色珍貴禮物，備極豪侈。但孝惠太後仍令停止筵宴，以爲限止。乾隆帝效法乃祖，也爲生母皇太後祝壽，但其豪華遠遠超過康熙時的慶典。
京師城西有圓明園，原爲雍正帝即位前藩邸賜園。圓明園之南，有暢春園。康熙時，以明人別墅改建。乾隆時，孝聖太後常居此園。十一月二十五日爲皇太後生日。十九日，皇太後自暢春園去萬壽山遊幸。次日，自暢春園啓銮，入城，入居皇城的壽康宮（在慈甯宮西，後改名壽安宮）受賀。
皇太後的慶壽活動雖在京師舉行，但成爲全國各省都要鼎力籌辦的大事。早在本年春初，即由在京王大臣奏準，于萬壽山至京一路，“分段預備，公祝聖壽。”乾隆帝诏谕各省督撫，先期遣人進京，按分派地段，預備經壇、戲台之類，“以展臣子祝嘏之誠，而玉辂經過，亦可仰承聖母歡心。”（《高宗實錄》卷三八四）各省督撫自然競相貢獻，争奇鬥豔。城外自萬壽山至西直門，城内自西直門至皇宮西華門，沿路十餘裏遍設萬壽彩棚、戲台、燈彩樓閣之類。城内道路兩旁房屋均被遮擋不見。廣東省搭設的“翡翠亭”，寬約兩、三丈，亭瓦全用孔雀尾翎毛，不下萬眼。湖北省搭建“黃鶴樓”，重檐三層，用玻璃作牆壁，高七、八尺。浙江省獻“出湖鏡”，在廣榭中用大圓鏡嵌入藻井，小鏡數萬堆砌四旁，構成鏡壁。人入其中，即可照影千百。各省搭設的祝壽棚，互競豪侈，剪彩爲花，鋪錦爲屋。每數十步，設一戲台。南北戲曲及四方樂舞，在台上演出祝壽。不僅在京王公大臣及各省督撫各自搭設華侈的壇台，博取“聖母歡心”。在京及各省非現任職官的在籍人員，也有一百八十五員設立經壇慶祝，因而獲得晉級和賞給職銜的“恩施”。十一月初，西直門一路祝壽彩棚就已鋪設，并特派步兵晝夜看守。大約自初十日起，即開始樂舞慶祝。許居民觀賞，以示“普天同慶”。史學家趙翼當時正在京師，說他曾到長街遊覽兩次，“如入蓬萊仙島，在瓊樓玉宇中聽霓裳曲、觀羽衣舞”，“此等勝會，千百年不可一遇。”（《檐曝雜記》卷一）不僅各省督撫以下的各級官員，都來京祝壽，地方紳民也相繼來京，因人數過多而被制止。但直隸和湖廣的老民老婦，因起程較早而陸續到京，受到恩賞。皇太後啓銮回宮之日，在京文武官員、大臣命婦、八旗男婦、京師士女及各省來京官民，都端服盛妝，跪伏在道路兩旁，爲太後祝嘏。二十二日（乙酉），乾隆帝爲皇太後加上徽号，舉行慶典。二十五日，舉行祝壽大典，乾隆帝親制《慈聖萬壽九如頌》九章，書在屏風上進獻。随後頒诏天下，說：“盛典特隆，洪恩用溥”，王妃、公主、滿漢大臣命婦、外藩王妃以下，俱加恩賜。在京滿漢文武大小官員，俱晉一級。内外官員，俱加封贈。太監，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兵丁，均給賞銀。
乾隆帝爲皇太後祝壽之年，雖然國庫仍尚充裕，但連年水旱，各省已多有災荒。十一月初，兩江總督尹繼善就奏報說：“上下江節年偏災，赈貸平粜，動用不赀。統計缺額米，上江五十餘萬石，下江一百餘萬石。”（《高宗實錄》卷四○二）兩江是最爲高産的地區，這時也受災缺糧。但這年春夏，帝後巡遊江南，冬季又大辦祝壽慶典。各地的負擔是沉重的。督撫向帝後的貢獻，自是來自州縣，州縣又攫括于民間。皇室奢靡，上行下效，不僅助長了浮華之風，也促使官吏的貪賄勒索，随之日益加劇，難以遏止。
三、究治朋黨
乾隆帝即位後，倚用老臣鄂爾泰、張廷玉掌管朝政。鄂氏與張氏家族，多居官位。外姓臣僚也争相依附。乾隆帝曾一再告誡，防止朋黨的形成。鄂爾泰于一七四二年（乾隆七年）獲罪，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病死。張廷玉也于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遭到乾隆帝貶斥後休緻。但朝臣中相互攻讦和相互援依之風已漸形成。乾隆帝也對滿漢臣僚漸多疑忌，時加防範。鄂爾泰死後次年，其侄鄂昌任廣西巡撫，奏請将鄂爾泰列爲廣西名宦入祀，遭到乾隆帝的駁斥。一七四七年（乾隆十二年），乾隆帝令督撫大臣舉賢自代。鄂昌舉薦廣西布政使李錫泰，說他“堪膺封疆之寄”。乾隆帝說，他曾召見過李錫泰。李錫泰痛貶前任廣西巡撫托庸的壞處，極力稱贊鄂昌居官的好處。現在鄂昌又來舉薦李錫泰，這怎能避免黨同朋比之嫌？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初，乾隆帝還在诏谕中說起，張廷玉當年乞休時，曾奏稱史贻直曾說他不宜配享太廟，請求保證。史贻直是在單獨奏對時說過這樣話的。張廷玉怎麽會知道？這能說沒有揣摩朋黨之風麽！又說，南巡時準令兵部尚書梁詩正解職歸鄉，奉養老父，就有人懷疑，說是因汪由敦排擠而去。倘使汪由敦能在朕前排擠梁詩正，何以不能救護張廷玉？這不是很明白麽！又下谕說：“徇情曲庇，即是黨援門戶之漸。昔皇考洞悉此等陋習，大加振刷。如查嗣庭、呂留良諸案，實足以挽頹風而勵名教”。“倘以日久漸弛，複萌故智，将來如有似查嗣庭、呂留良不法之案，朕亦非不能執國憲以警奸頑者。諸臣其苦均之。”（《高宗實錄》卷四八一）乾隆帝此谕，向諸臣發出警告，表明他也将懲治查嗣庭案一類的事件。果然，這年二月，便有胡中藻、鄂昌獄興起。
江西新建人胡中藻，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殿試考取進士，鄂爾泰爲會試正考官，因而自稱爲鄂爾泰門人，入爲内閣學士。得到鄂爾泰的賞識，被視爲“昌黎（韓愈）再世”（《履園叢話》一）。他在詩中也說是“記出西林（鄂氏出西林覺羅氏）第一門”。鄂爾泰死後，胡中藻出爲陝西學政。一七四八年至一七四九年（乾隆十三年至十四年），出爲廣西學政。奉調回京，後解任歸江西。鄂昌于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調任江西巡撫，旋調四川巡撫、甘肅巡撫。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署陝甘總督，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調江西巡撫。一七五二年（乾隆十七年）冬，因申奏不實，被解任。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再授甘肅巡撫。胡中藻平居吟詩，與鄂昌相唱和。彙集所作詩稿題爲《堅磨生詩鈔》，禮部侍郎張泰開曾爲作序刊刻。乾隆帝因而懷疑鄂昌與胡中藻等結黨怨望。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二月，密谕廣西巡撫衛哲治：“将胡中藻任廣西學政時所出試題及與人唱和詩文并一切惡迹，嚴行察出速奏。”（《清代文字獄檔》）衛哲治查出胡中藻曾出試題及唱和詩三十六首與在陝西時詩文一本奏呈。三月初二日，乾隆帝又密谕協辦陝甘總督劉統勳，乘鄂昌去安西之際，親往蘭州鄂昌撫署，“将其與胡中藻往來應酬之詩文、書信，嚴行搜查，并其與別人往來字迹中有涉譏刺囑托者，一并搜查封固，差妥人馳驿送來”，并嚴示“不可預露風聲”。三月十三日，乾隆帝召谕大學士九卿等朝臣，痛斥胡中藻“诋讪怨望”， “非人類中所應有”。指斥胡中藻集内詩句“又降一世夏秋冬”，是隐喻清朝傳三世以後至乾隆時“又降一世”。“一把心腸論濁清”，是“加濁字于國号之上”。呈南巡詩有“三才生後生今日”，是詈罵乾隆帝在三才（天、地、人）之後。又所出經義試題有“乾三爻不象龍說”，“乾隆乃朕年号，龍與隆同音，其诋毀之意可見。”等等。乾隆帝還說：“伊在鄂爾泰門下，依草附木，而詩中乃有‘記出西林第一門’之句，攀援門戶，恬不知恥。”乾隆帝認定：“胡中藻之詩，措詞用意，實非語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謗及朕躬猶可，謗及本朝，則叛逆耳。”“鄂昌身爲滿洲世仆，曆任巡撫，見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憤恨，且喪心與之唱和，引爲同調，其罪實不容誅。”最後說：“朕不得不申我國法，正爾嚣風，效皇考之誅查嗣庭矣。”（《清代文字獄檔·軍機處檔》）随即将鄂昌、胡中藻拿解來京審訊，并将張泰開革職。
江西巡撫胡寶■奉谕，多次查抄胡中藻家中文稿書信，送呈審查。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奏稱：“胡中藻違天逆道，覆載不容，合依大逆，淩遲處死。”乾隆帝谕“免其淩遲，著即行處斬，爲天下後世炯戒”，而将此案追究到鄂爾泰。說： “胡中藻系鄂爾泰門生，文辭險怪，人所共知，而鄂爾泰獨加贊賞，以緻肆無忌憚，悖慢■張。且與其侄鄂昌叙門誼，論杯酒，則鄂爾泰從前标榜之私，适以釀成惡逆耳。”又說：“胡中藻依附師門，甘爲鷹犬，其詩中讒舌青蠅，據供實指張廷玉、張照二人。可見其門戶之見，牢不可破。”著将鄂爾泰祭牌從賢良祠撤出。鄂昌被押來京後，經大學士九卿嚴審，“低首無辭，惟稱萬死”。乾隆帝“從寬賜令自盡。”（《高宗實錄》卷四八六）
乾隆帝親自鑄成此案，旨在打擊權勢顯赫的鄂爾泰家族，消除大臣間的朋黨積習，用意是明顯的。但以胡中藻獄爲引線，任意指斥詩句爲诽謗，則又繼承了前朝以語言文字之過處置大臣的惡例。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的胡中藻獄以後，乾隆帝加強了對滿漢臣僚的控制，朝臣間的相互攻陷也愈加頻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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