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皖系

一、金匱石屋，段氏執政
　
1916年 6月 6日，北洋集團首腦、竊國大盜袁世凱在全國人民的咒罵聲中死去。袁世凱在世時，憑著他的資歷、聲望和手段，尚能控制整個北洋集團。袁世凱死後，北洋集團群龍無首，很快走向分裂，其中主要的派系，是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馮國璋為首的直系以及張作霖為首的奉系。這三個軍閥集團，互相牽制，互相爭鬥，長達十年之久。我們在第二章裡先談到皖系，並不是因為最強大，而僅僅是在袁世凱死後，皖系首先控制了北京政權。

皖系軍閥首領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 1865年生。他的祖父以辦團練鎮壓捻軍起家，官至淮軍統領。其父也在舊軍中任過管帶。段祺瑞幼承家訓，也立志從軍， 1885考入北洋武備學堂砲兵科。由於學業精良，畢業後被派往德國，在克虜伯炮廠學習。一年後回國，被派往威海隨營武備學堂任教習。在舊軍中，武備學堂的畢業生並不受重用，段祺瑞當了五年的教習。 1895年底，袁世凱受命到天津小站練兵，除了自己的親兵親將，他也起用一批武備學堂的畢業生。 1896年初，段祺瑞與王士珍、馮國璋等調到小站，很快受到袁世凱的賞識和重用，不久越級提升為砲兵統帶兼砲兵學堂監督。一次，袁世凱請德國軍官觀操，那軍官用馬鞭指著王、段、馮三人稱讚說：“他們不愧為傑出的將才。”因此，王、段、馮三人被吹捧為“北洋三傑”，後來，更形象化地稱為“王龍、段虎、馮狗”，段祺瑞因而有“北洋之虎”的美譽。

段祺瑞遇上袁世凱，如魚得水，盡力為之效力。袁世凱也對他倍加重用，先後任命他為常備軍第三鎮翼長、第四鎮統制、第三鎮統制、北洋武備學堂監督、保定軍官學校總辦、第六鎮統制等。此外，袁世凱還把義女張佩蘅嫁給段祺瑞作續配夫人，這樣，袁、段的關係又更深入了一層。

1911年 10月，武昌起義爆發，清政府被迫起用被開缺回籍的袁世凱。段祺瑞被任命為湖廣總督，統領湖北前線各軍，協助袁世凱向革命黨人不斷施加壓力，並脅迫清帝退位，使袁世凱當上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段祺瑞也被任命為陸軍總長。 1913年 7月，段祺瑞還曾擔任代理國務總理。

袁世凱當上民國總統以後，精力分散，無暇專管軍事。 “北洋三傑”中的王士珍退隱正定，安於山林生活；馮國璋在鎮壓“二次革命”後外調南京，任江蘇都督，在中央長期任陸軍總長兼總統府軍事處長的則是段祺瑞。隨著職務的提高和權力的增長，段祺瑞已不甘對袁世凱俯首聽命，更不願當一個有名無實的陸軍總長，因此，對一些大事，他往往擅自決定，並在軍中培養自己的勢力，他的親信學生和部屬，如除樹錚、靳雲鵬、傅良佐、吳光新、曲同豐等，都擔任了要職，在陸軍中隱然自成派系。其中徐樹錚（江蘇蕭縣人， 1880年生），是他的得意學生，長期在他手下任職， 1914年遷陸軍部次長，成為他的重要助手和智囊，被稱為段祺瑞的“靈魂”。

對段祺瑞執掌軍權，實力膨脹，袁世凱深有疑慮，但當時他正準備恢復帝制，不得不依仗段祺瑞。袁世凱長子袁克定熱衷於實行帝制，希望能當上皇太子及皇位的繼承人，他托阮忠樞去遊說段祺瑞，想讓段祺瑞率北洋將領來一次聯名通電，擁袁稱帝，不料被段祺瑞一口回絕。袁世凱得知此事，當然對段祺瑞更加忌恨，決定逐步奪回他的兵權。 1914年 5月，袁世凱聽從袁克定的獻計，成立了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硬把正隱居正定的王士珍請出擔任辦事處坐辦。陸軍總長、海軍總長、參謀總長及大元帥所派高級軍官，均為該處辦事員，須每日到府辦公。如此一來，陸軍部名存實亡，總長段祺瑞退為辦事員，袁世凱把全國兵權又總攬手中。 1914年 10月，袁世凱又建立陸軍混成模範團，作為自己的親軍，以進一步加強軍事集權，逐步把段祺瑞的勢力排擠出去。模範團團長開始由袁世凱自兼，為了提高袁克定在軍中的威望（袁克定因騎馬墜地而成了跛子），到第二期便把團長職務讓給了袁克定。 1915年，袁世凱加快復辟帝制，更極力排斥段祺瑞，經常說他氣色不好，想是有病，應當休息。段祺瑞無奈，只好以“養病”為名避居西山，不久又提出辭呈。袁世凱假意挽留，到了 5月，下令派王士珍署理陸軍總長； 6月，藉故免去徐樹錚陸軍次長的職務； 8月 29日，袁世凱正式批准解除段祺瑞陸軍總長的職務，由王士珍繼任。

段祺瑞被解職後，袁世凱復辟帝制，終於當上洪憲皇帝，但是遭到全國人民的憤怒聲討。雲南護國軍興，各省紛紛獨立，袁世凱很快陷入眾叛親離，岌岌可危的困境。袁世凱打算請出段祺瑞，替他應付局面。他先任命徐樹錚為將軍府事務廳廳長，藉以討好段祺瑞，然後再請段出山。但是，段祺瑞卻以“宿疾未痊”，拒不受命的做法。袁世凱不得已，最後放棄帝位，再親筆寫信請出段祺瑞，委以參謀總長，後又委以國務卿，希望他幫助自己維持總統的職位。但是袁世凱緊握軍權及用人權不放，段祺瑞不過是個有名無實的政治傀儡，他當然不肯為袁世凱效死力。

1916年 5月下旬及 6月初，袁世凱因憂憤病生。 6月 5日，袁世凱自知死期將至，傳命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及表弟張鎮芳、長子袁克定等到病榻旁交待後事。徐世昌問及總統繼任人，袁世凱只說出“約法”二字。袁克定急忙追問：“金匱石屋？”袁世凱此時只能把頭微微一動，似表示同意。原來南京臨時政府頒布的約法，規定總統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總統繼任。這個約法已被袁世凱下命廢止，另搞一個新約法，關於繼任總統的人選，規定由現任總統提名三人，寫於嘉禾金簡 ，藏於金匱石屋，待總統死後取出，從中選定一人為總統。袁克定所問的“金匱石屋”，顯然指袁記約法所規定的做法。

6月 6日，袁世凱死後，大家打開金匱石屋，見嘉禾金簡上寫著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三人的名字。據後人透露，袁世凱是在幾天前將袁克定的名字換上段祺瑞，因為他意識到不會有人推舉和輔佐自己的兒子當總統的，害得袁克定白做了一場黃粱美夢。

名單找了出來，究竟應選誰繼任總統？老於世故的徐世昌當然不便也不會推舉自己，並認為在這個時候段祺瑞也不是合適人選，最好讓北洋派及護國軍都能接受的副總統黎元洪繼任，利用他來收拾殘局。徐世昌的主張一提出，段祺瑞也不便再說什麼，表示同意。段祺瑞並不是不想當總統，他是意識到自己的威望和實力還不足，如果由他繼任總統，必然會招惹馮國璋的忌恨和爭鬥，以及西南護國軍的反對，不如把手無寸鐵的黎元洪扶在傀儡總統的位置，自己以內閣總理的身份獨攬大權，利用責任內閣之名，行軍事獨裁之實，這是他同意推舉黎元洪為總統的主要原因。

二、段黎相爭，元洪失敗

1916年 6月 7日，黎元洪繼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總統。在這裡，有必要簡介黎元洪其人，因為他走上政壇，身居高位，有一段頗為離奇可笑的經歷。

黎元洪，字宋卿，祖籍安徽，本籍湖北黃陂，後人也稱他黎黃陂。 1864年生於漢陽。 14歲隨父上直隸。 19歲考上北洋水師學堂，是水師學堂的優等生，嚴復很欣賞他，稱讚他“德勝於才”。他曾參加過朝廷的兩次秋操，並指揮南軍兩次取得南北對抗的勝利，段祺瑞便是他的手下敗將，這為後來的“府院之爭”埋下伏筆。畢業後，黎元洪在廣甲艦任職，甲午海戰中死裡逃生。 1895年投兩江總督張之洞，備受器重。 1905年擢升為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平時表現出治軍嚴整、剛正不阿、和善開明，在湖北軍政各界留下良好印象。

1911年 10月 10日，武昌起義爆發。當晚，黎元洪親手處決了兩名准備參加起義的士兵，並威脅部屬說：“誰敢造反，如此下場。” 10月 11日，革命黨人攻占武昌，黎元洪已知局勢難以控制，換上便裝逃往隨從參謀劉文吉家躲藏起來。不料，革命黨人找到劉文吉家，把黎元洪從床下拽了出來，把他帶到楚望台的起義軍臨時指揮部，後又把他簇擁到諮議局會場。黎元洪以為要把他處決，不料，會場中全體與會者起立，鼓掌歡呼，黎元洪不知所措。原來，革命軍攻下武昌，急需組建軍政府，革命黨人張振武、蔡濟民、吳兆麟等及原諮議局長湯化龍等清朝舊員商議，要推出一位眾望所歸的權威人物來控制局面，發號施令，後來想到了黎元洪。當黎元洪明白事情的原委後，連聲高喊：“休要害我，休要害我！”死活不肯在安民告示的都督名下簽字。最後，革命黨人李翊東用槍對著他的腦袋，逼他簽字，他還是不肯簽。李翊東乾脆將筆奪過，在佈告下端劃了個黎字，佈告於是發出。到 12日、 13日，漢口、漢陽光復，黎元洪見局勢已定，也表示接受出任軍政府都督一職。 10月 16日，黎元洪在武昌閱馬場正式宣誓就任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都督。後人都笑他是個“槍口下逼出來的都督”。

黎元洪被革命黨人擁戴為都督後，起初不肯合作。但他一旦開始合作，就迅速進入狀態。他在接見英文《大陸報》記者時說：民軍的目標是推翻滿洲人的統治，並以美國為藍本建立共和製度。他還說：滿洲統治者從來沒有公正地對待過漢人，只是一昧地屠殺和鎮壓，因此才爆發了革命。革命成功後，中國將加大對外開放的力度，使外國資本能自由地與中國資本、勞動力結合，以開放中國的資源。該記者驚呼：黎元洪是中國最偉大的改革者。

其後，南京臨時政府成立，黎元洪當上副總統兼湖北都督。南北議和結束，袁世凱篡奪了革命黨人用鮮血換來的辛亥革命果實，登上臨時大總統的寶座。黎元洪也當上了中華民國的副總統，授銜陸軍上將，仍兼湖北都督，坐鎮武昌。黎元洪雖然大權在握，但他也深知自己的底細，有些武昌起義元老並不把他放在眼內。為達到排除異己的目的，黎元洪與袁世凱合謀，殺害了張振武和方維，造成民國第一大冤案。 1913年二月革命爆發，袁世凱調兵南下，湖北再度成為南北雙方爭奪的重要戰場，黎元洪全力投向袁世凱，幫助袁世凱打敗國民黨人。儘管黎元洪已甘心投靠袁世凱，但袁世凱派段祺瑞到漢口，以“蹉商要政”為由，迎駕黎元洪北上。誰知，到北京以後，黎元洪使失去了行動自由，成了袁世凱的政治俘虜，只能掛著個副總統的空銜，過著幾乎隱居的生活。

袁世凱死後，黎元洪被推上了總統的位置，但是，北京政府的實權，卻由國務總理段祺瑞所控制。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軍閥，形成了一個強大的軍事集團。徐樹錚、靳雲鵬、曲同豐、傅良佐被稱為“皖系四大金剛”。此外，段芝貴、吳光新、盧永祥等都是皖系干將。段祺瑞憑藉其軍事實力，控制著北京政權，控制全國。但是，黎元洪自當上總統以後，也不甘做政治傀儡，爭欲執掌實權，於是，黎、段的衝突不可避免，演出了一場府（總統府）院（國務院）之爭。

黎元洪上台後，重提裁兵，想將全國軍隊集中於中央，並削弱段祺瑞的軍權，但身兼陸軍部長的段祺瑞極力阻撓，使裁兵終遭流產。後段祺瑞任命親信徐樹錚為國務院秘書長，黎元洪只得勉強讓步。徐樹錚上任後，根本不把大總統放在眼中，平時只到總統府催黎元洪蓋印，凡事不須他過問。為反擊段祺瑞的囂張氣焰，黎元洪授意總統府秘書長丁世鐸制訂劃分府院權限的文案，主張大總統對國務院自由行使職權，這次，段祺瑞不得不稍作讓步。不久，徐樹錚又藉故打擊內務部長孫洪伊，一連四次，手持“孫洪伊著即免職”的命令親赴總統府，請黎元洪蓋印，均遭拒絕。最後，段祺瑞親自出馬，黎元洪依舊不准。段祺瑞盛怒之下棄職離京。黎元洪想請出徐世昌組閣，但徐世昌不肯得罪段祺瑞。黎元洪感到事態嚴重，不得不向段祺瑞屈服。結果，在徐世昌的調停下，徐樹錚、孫洪伊及丁世鐸同時被免職，段祺瑞才官复總理原職。

1917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戰臨近尾聲。日本和美國出於各自的利益考慮，在中國對德的關係問題上，分別支持主戰的段祺瑞和主和的黎元洪。日本政府對德宣戰，並慫恿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參戰，是以企圖攫佔德國在華的權益，從而進一步控制中國。段祺瑞則企圖以參戰為名，向日借款擴充軍備加強實力，借日扶持編練“參戰軍”；黎元洪為首的主和派反對參戰則企圖利用全國反戰輿論打擊主戰派。結果，兩派你爭我奪，各不相讓。黎元洪請出徐世昌、王士珍、馮國璋出面幫忙，但三人也不敢得罪段祺瑞。結果， 3月 14日，北京政府正式宣布對德絕交。

之後，段祺瑞又積極準備對德宣戰，遭到黎元洪及各方人士的反對。 4月，段祺瑞以開軍事會議為名，召集安徽督軍倪嗣衝、福建督軍李厚基、江西督軍李純、湖北督軍王占元、河南督軍趙倜、吉林督軍孟恩遠、直隸督軍曹錕、山西督軍閻錫山、山東督軍張懷芝、察哈爾都統田中玉、綏遠都統蔣雁行、晉北鎮守使孔庚等到北京，成立督軍團，以圖逼迫黎元洪同意參戰，但黎元洪依然拒絕。 5月 10日國會審批此案時，段祺瑞又指使軍警流氓數千人組成“公民請願團”，包圍國會，脅迫議員通過。黎元洪不堪忍受段祺瑞的所為，在美國公使芮恩施的支持下，於 5月 23日下令免除段祺瑞的國務總理和陸軍總長職務，任命伍廷芳為國務代總理，王士珍為京津臨時警備司令。

段祺瑞被免職後，退避天津，指使九省督軍脫離中央宣布獨立，並授意在徐州的長江巡閱使張勛入京倒黎。於是，張勛通電擁護總統，自願充當府院之爭的調停人。黎元洪在皖系壓力下內外交困，孤立無援，只好同意由張勛作“調人”，並明令張勛入京“共商國是”。

張勛，江西奉新人。早年投清軍。 1895年到小站投靠袁世凱。清末曾任雲南提督、甘肅提督、江防營統領、江蘇巡撫、署理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等。民國成立後，歷任江蘇督軍、長江巡閱使、安徽督軍等。張勛效忠清室，部隊皆留髮辮，人稱“辮子軍”，他也被稱為“辮帥”。袁世凱死後，邀集七省軍閥代表主盟徐州會議，組成“十三省區聯合會”，陰謀復辟清室。這次北上“調解”府院之爭，其真實意圖也在於趁機搞復辟。 6月 7日，張勛率五千辮子軍自徐州北上，經天津時與段祺瑞密謀。入京後，張勛先逼黎元洪解散國會，再逼黎元洪辭職。黎元洪如夢初醒，自己引狼入室，但悔之已晚，只好隻身逃往日本使館避難。之後，張勛與清朝遺臣籌劃復辟。 7月 1日，擁遜帝溥儀“重登大寶”，宣布改民國六年為宣統九年，恢復清朝官制，大加封官授爵。張勛被封為忠勇親王、自任首席議政大臣、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張勛復辟遭到舉國一致反對，如任命譚延闓為湖南巡撫的電令發到時，譚正在宴客，見此連呼“滑稽”、“滑稽”不已。當時各省奉滿清詔謝恩的，只有“安徽巡撫”倪嗣衝；掛龍旗的，也只有北京和蚌埠兩地而已。黎元洪接受秘書長張國淦的建議：一則致電馮國璋，令其代行大總統職權；另則起用段祺瑞為國務總理，命其出師討伐張勛。段祺瑞見借張倒黎的目的已達到，便搖身一變，組織“討逆軍”，自任總司令，在天津馬廠誓師，進京討伐張勛。辮子軍一戰而潰，死不逾百，市民遭池魚之殃者 3人，學校僅停課 1天。許多人在從北京往天津的列車上觀看了兩軍對壘，如同看戲。張勛戰敗，於 7月 12日逃入荷蘭使館。溥儀再度宣布退位。

張勛復辟僅十二天便告收場。 張勛復辟失敗後，躲在荷蘭使館的洋樓中，生活舒適。曾有訪客問他：“復辟是否符合國情，姑且不論。倘公及早宣布立憲已安人心，雖敗亦足解嘲，胡不見及此？”張勛說：“我不懂這套玩意兒，都憑著公雨（萬繩拭）等人瞎鬧而已！”

段祺瑞趕跑張勛，接任國務總理，儼然成為“再造共和”的英雄。之後，他假惺惺到日本使館，懇請黎元洪回府復職。黎元洪作為府院之爭的失敗者，無意再當“北洋之虎”的政治傀儡，後遷往天津居住。

三、段馮鬥法，國璋下野

段祺瑞重新上台，執掌政權後，全國輿論呼籲恢復第二次解散的國會，但遭到段祺瑞的拒絕。孫中山即於 7月 17日自上海率海軍南下護法，在廣州組織護法軍政府，開始了護法運動。此外，西南滇、桂軍閥在這個時候或者標榜自主，或者公開反對段內閣。段祺瑞急於擴充軍備，決心發動第二次南北戰爭，以武力統一中國。為此，他向日本大量借款，其中僅西原借款（由日本寺內正毅內閣的代表西原龜三經手，故名）就有八次之多，約一億四千五百萬日元，用以購買日本軍火，編練“參戰軍”。

袁世凱死後，以直隸河間人馮國璋為首的軍閥結成聯盟，世稱直系。直系的勢力當時主要在長江流域，江蘇督軍馮國璋、江西督軍李純、湖北督軍王占元，稱“長江三督”。馮國璋出任代理大總統，段祺瑞不無顧忌，但能將馮國璋調離他的勢力範圍，反倒容易對付。馮國璋也有他的打算，他表示可以北上就職，但必須以李純接任江蘇督軍，陳光遠為江西督軍，自己帶一師人馬入京。在這些條件滿足後，他才動身離開南京。馮國璋雖然當上一個沒有多大實權的總統，但新的“長江三督”則是他的外部力量。

馮國璋入京後，段祺瑞即以控制黎元洪一樣對他加以架空和利用；馮國璋當然力圖擺脫控制，當一個有名有實的總統。雙方的矛盾，亦即直、皖兩大派系的矛盾，造成了新的“府院之爭”。而相爭的焦點，是在對西南軍閥及廣東護法軍政府的政策上。段祺瑞主張“武力統一”，藉此擴充皖系的勢力；馮國璋主張“和平混一”，藉此討好西南軍閥，保護直系的利益，從而對抗皖系。

1917年 8月，段祺瑞派傅良佐為湖南督軍，吳光新為長江上游總司令兼四川查辦使，調北洋第 8、第 20兩師入湖南。湖南的爭奪戰，拉開了南北戰爭（護法戰爭）的序幕。馮國璋一面與西南實力派陸榮廷等暗中往來，互通聲氣，一面指使“長江三督”加以牽制。於是，陸榮廷在南寧召開兩廣援湘軍事會議，通電公開討段，出兵大舉援湘。長江三督則聯名發表和平建議，與西南軍閥呼應。

11月，正當湖南戰事繼續擴大之時，北洋軍第 8師師長王汝賢、第 20師師長范國璋突然於 11月 14日發出通電，主張停戰議和。王、範兩將均係直隸人，與馮國璋關係良好，故有此舉。緊接著，長江三督以及直隸督軍曹錕聯名發表通電，響應停戰。形勢的突變使段祺瑞極為被動，只得以退為進，提出辭職。佔了上風的馮國璋不失時機，於 11月 25日下令準免段祺瑞國務總理職，先以外交總長汪大燮代理，後又請出王士珍署理內閣總理兼陸軍總長。

段祺瑞解職，不過退居幕後，徐樹錚仍在前台活動，在他們的背後，有日本的全力支持。段祺瑞、徐樹錚於 12月 2日策動了北方十督：曹錕、張懷芝、張作霖、倪嗣衝、閻錫山、陳樹藩、趙倜、楊善德、盧永祥、張敬堯等齊集天津，舉行督軍團會議。 12月 6日，聯名電請北京政府明令討伐西南。馮國璋在督軍團的逼迫威脅下，只得表示讓步，下達討伐令。又任命段祺瑞為參戰督辦，段芝貴為陸軍總長，使皖係得以東山再起。此時，由馮國璋原先授意，李純與陸榮廷達成了諒解。陸榮廷提出恢復國會，停止湘粵進兵和擁護馮國璋繼任總統的條件，一旦滿足這些條件，兩廣即取消自主。這樣一來，馮國璋又發出了停戰佈告，責成南北兩軍停止敵對行動。但北方主戰派立即又展開攻勢。 12月 31日，北方十督曹錕等發表通電，堅決反對恢復舊國會，主張以皖系控制的臨時參議會代行國會職權，選舉正式大總統，實際是想“合法倒馮”。在這種形勢之下，馮國璋改變策略，聲稱要親自出征討伐西南，親率拱衛軍一旅，乘車沿津浦路南下，實質想逃離皖系控制下的北京，回到直系大本營南京。不料，專車開到蚌埠時，被皖系干將倪嗣衝攔截，迫使馮國璋回到北京。這樣，馮、段兩派的鬥爭更趨白熱化。

為了從根本上打擊馮國璋的直系力量，段祺瑞派徐樹錚到奉天與奉系首領張作霖商討合作，調奉軍入關“兵諫”，迫使馮國璋就範。以日本運來的軍火，作為換取奉軍入關的條件。奉係得到軍火後，迅速出兵入關，進逼天津。皖、奉聯合，馮國璋的處境更加危險，不得已再作妥協，又一次請出段祺瑞當國務總理。

段祺瑞第三次組閣後，繼續推行他的武力統一政策，同時按原定合法驅馮的計劃，指使臨時參議院通過國會組織法和兩院議員選舉修正案。 1918年 8月 12日，皖系一手操辦的安福國會開幕，合法倒馮的時機已成熟。

在這裡，很有必要先解釋一下安福俱樂部，安福系及安福國會等幾個名稱。安福俱樂部，是皖系軍閥的御用團體。 1917年 3月，段祺瑞為抵制孫中山在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和操縱是年 9月的總統大選，指使王揖唐、唐毓雋等在北京安福胡同樑式堂住宅組織俱樂部。 3月 8日正式成立，因在安福胡同開會，且本部設於此，故取名安福俱樂部。俱樂部的組織具有一個國家全部官制的雛形，下設幹事部，主任王揖唐；評議會，會長田應璜；政務研究會，會長李盛鐸。以安福俱樂部為組織形式而形成了一個派系，稱為安福系，是皖系軍閥政治上的中堅和核心力量，其首領為徐樹錚、王揖唐等。 1917年 7月 24日，段祺瑞通電各省，徵求召集臨時參議院的意見。 9月 29日下令召集， 11月 10日開會。臨時參議院被安福系所控制，主要任務是修改民國元年所定有關國會的各種法規，以便組成有利於皖系的“正式國會”。 1918年 2月 17日公佈了《修正國會組織法》，選出參議院議員 168名，眾議院議員 406名。 8月 12日國會成立。參議院正副議長為李盛鐸、田應璜，眾議院正副議長為王揖唐、劉恩格。由於它是由安福俱樂部一手包辦選舉產生，而且安福系佔絕對多數議席，故稱安福國會。

安福國會的目的是倒馮。馮國璋自知無力抵抗，但又心有不甘，因此提出以段祺瑞同時下台為他下野的條件。正當此時，局勢又發生新的變化。原來傾向皖系的直隸總督曹錕及他的第 3師師長吳佩孚等前線將領由主戰變成了主和。吳佩孚還公開痛罵安福國會甚至段祺瑞本人。沉默已久的長江三督也發出先決時局，後選舉總統的通電。這些，都旨在挽救馮國璋，衝擊段內閣。面對直系的反撲，段祺瑞決定迅速組織總統選舉法，儘早完成合法倒馮計劃。為避免直系的直接報復，段祺瑞表示與馮國璋同時下野。 9月 4日，大總統選舉會正式舉行，結果徐世昌當選，馮國璋、段祺瑞同時下野。

馮、段的結局，形式相似，內容則完全不同。段祺瑞不過是以退為進，他依舊在幕後操縱和控制著中國政治。而馮國璋則是個徹底的失敗者，下野後回到河間隱居，經營產業，一年後在北京帽兒胡同私宅病逝。

四、段徐較量，祺瑞再起
　
馮、段相爭的結果，使得徐世昌當上了中華民國第五任大總統。徐世昌，字菊人，號東海等。祖籍直隸天津，本籍河南， 1855年生於開封。清朝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早年便認識袁世凱，還有個故事： 徐世昌微時，曾在項城縣署襄助文案。一日，慕名拜訪袁世凱，門衛阻之，徐恍若未聞，昂然入內。袁世凱正在仰山堂執捲而讀，徐世昌徑自走到他的面前長揖作禮。袁世凱起立還禮，延之上座。兩人座談良久，慷慨論天下之事，互相傾服，於是訂交。徐世昌回到縣署，對縣令說：“吾今日識一人，他日必成偉業豐功。”縣令問是何人，徐世昌大聲回答：“項城袁世凱！”

1895年，徐世昌被袁世凱羅緻小站練兵，成了袁世凱的主要策士，有“北洋軍師”之稱。袁克定非常討厭他，稱他為“活曹操”。因為他喜怒不形於色，北洋舊人都認為“伺候項城（袁）易，伺候東海（徐）難”。後曾任東三省總督、軍機大臣等要職。民國成立後，曾任國務卿，但更多時，他是以北洋元老的身份充當各派系的“調人”。其實，他是一位圓滑奸詐的老政客。安福國會之所以選舉他繼任總統，當然是看中他是不掌握兵權的北洋官僚，同時，又是一個能使直、奉及西南軍閥所能接受的人選。

徐世昌就任大總統後，曾先後任命錢能訓、龔心湛為國務總理，但北京政府的實權仍掌握在參戰督辦段祺瑞手中，安福系分子對各屆內閣都進行著控制，尤其是徐樹錚，在國務院事事干涉，無論何項政務，不經他過目，即使片紙隻字，亦飛不出國務院大門，國務總理不過是個蓋印工具罷了。段祺瑞不任國務總理，專任參戰督辦，正是為了利用日本帝國主義作為支柱，以鞏固和擴大皖系的武裝力量，控制中央政權。

徐世昌知道自己不過是個文人總統，無法與氣勢洶洶的皖系軍人抗衡，因此，他以“文治”自我標榜，以示其與以往軍閥軍人當政之區別。他盡量任用自己的舊幕僚，如梁士詒、葉恭綽、龍建章、吳世湘、曹秉章、許寶衡、錢能訓、周樹模、朱啟鈐等，以形成左右政局確保高位的政治勢力。此外，他更意識到，真正有勢力足以與段氏皖系抗衡的，當時唯有直系曹錕及奉系張作霖，且這兩派都與自己夙有淵源，因此，他極力交歡於直、奉雙方。對皖系本身，他也搞些分化活動。當時的陸軍總長靳雲鵬，與直系曹錕、奉系張作霖皆有兒女姻親，徐世昌便多方籠絡，以為己用。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英、美欲與日本爭霸東方，先後向徐世昌提出和平統一南北的勸告。當時，國內也群情厭戰，徐世昌即因勢利導，發布和平令，實施“南北議和”。這樣做，一則順應民意，提高自己的威望，二則也是對皖系軍閥“武力統一”的對抗，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

徐世昌交歡直、奉，抑制皖系的做法，當然遭到段祺瑞的不滿，尤其對“南北議和”，更是極力破壞。他一方面利用皖系的附庸陝西督軍陳樹藩挑起戰事，破壞和會；另一方面在北方代表中安插安福系分子，設置障礙，使多次和談陷於僵局和破裂。

1919年 1月，各戰勝國在巴黎凡爾賽宮召開戰後“和平會議”。中國政府也以戰勝國的資格出席了和會，並提出希望帝國主義放棄在華特權，取消日本帝國主義和袁世凱訂立的二十一條、歸還德國在山東的各種特權等，遭到帝國主義的蠻橫拒絕，竟將德國在山東掠奪的一切權利全都讓予日本。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國內，全國人民大為震驚，而北京政府竟準備同意在和約上簽字。於是，全國輿論鼎沸，群情激憤，爆發了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是一場規模巨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社會各界人士都理解和支持。保皇派康有為公開讚美學生運動：“誠自宋大學生陳東、歐陽澈以來，稀有之盛舉也。試問四萬萬人對於學生此舉，有不稱快者乎？”又說：“自有民國，八年以來，未見真民意、真民權，有之自學生此舉始耳。”並主張立即釋放被捕學生，誅殺賣國賊曹、章。新文學運動的頭號敵人林紓，表示支持抵制日貨。北洋系前線將領吳佩孚通電支持學生，痛斥政府，不久更唱著抗日歌曲，“撤防”北上。湖南督軍張敬堯、江西督軍陳光遠也要求政府罷免曹、章、陸，力爭收回青島。教育總長傅增湘三次提交辭呈，迫使政府收回了懲處肇事學生的命令；他還堅決拒不簽署解散有關學校的命令。就是被學生痛打了的章宗祥，也委託其妻子具書呈請國務院釋放學生。這種形勢，對親日的段祺瑞皖系，更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弄得聲名狼藉。段祺瑞負隅頑抗，直、奉軍閥也乘勢反皖。段祺瑞用日本金錢和武器裝備的嫡係部隊“參戰軍”共三師四個混成旅，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而失去“參戰”的藉口，於是，他先後改名為“國防軍”、“邊防軍”，派徐樹錚主管，自己亦改名為“邊防督辦”。徐樹錚具有強烈的個人野心，飛揚跋扈，遭到其他派系及徐世昌的嫉恨。因此，當皖系軍閥整編邊防軍時，徐世昌為調虎離山，以處理“外蒙自治”為由，於 1919年 6月 24日任命他為西北籌邊使兼西北邊防軍總司令，管理西北邊防事。 8月，又特派徐樹錚兼西北邊防總司令，原參戰軍改稱西北邊防軍。

徐樹錚受命率部赴外蒙古，軍威甚威。他又以禮物宴會聯絡安撫主要官員，並十分策略地主張外蒙撤治不需訂立條約，而是勸蒙方宗教活佛出面率眾呈請撤治。 1919年 11月，在外蒙舉行了冊封典禮，中國政府加封活佛為外蒙翊善輔化博克多 哲布尊丹巴 呼圖克圖汗。徐樹錚武功文治，改組外蒙官署，設立邊業銀行，籌還外蒙俄債，註銷外蒙欠前清戶部的債務。他還引種蔬菜，修建公路，創辦日報，加強中華文化教育，推行漢化教育，且在庫侖開闢網球場，與部將同嬉，自稱“絕域蹋踘”，大有漢朝霍去病、趙充國之遺風。徐樹錚做了許多有益於外蒙社會政治穩定、經濟文化發展的好事，造成了外蒙自治問題的緩解。由於徐樹錚的積極經營，不僅控制了西北地區，反而使皖系多了一塊大地盤。

徐樹錚在外蒙撤治成功後，回駐京都，庫倫事務委託李垣副使代理。不久，吳佩孚從湖南撤防，行抵保定，聲言行將入京。吳在張作霖、曹琨等人的支持下，羅列徐樹錚的罪狀，並請中央削去徐的兵權。段祺瑞迫於形勢，免去了徐樹錚的西北籌邊使職務。

在內閣問題上，五四運動期間，段祺瑞指責國務總理錢能訓鎮壓學潮無能，企圖使安福系首領王揖唐出組新閣；徐世昌不同意，推出財政總長龔心湛暫代。後來經過反复爭鬥，徐世昌和直、奉軍閥聯合，有意推薦靳雲鵬出任國務總理。靳雲鵬是皖系大將，“四大金剛”之一，段祺瑞不便反對；靳雲鵬與徐樹錚關係惡劣，推出靳雲鵬，可以達到分裂皖系的目的；此外，靳雲鵬又是大總統徐世昌的門生，奉系張作霖的兒女親家，直系大將曹錕的換貼兄弟，對直、奉方面都有利。果然，段祺瑞不作公開反對，但提出要以安福系干將曾毓雋、李思浩、姚震、朱深分任秘書長和財政、司法、交通三總長，靳雲鵬不接受。而靳雲鵬提出的閣員名單，又遭到段祺瑞、徐樹錚和安福議員們的反對。到 11月 28日靳雲鵬正式組閣時，曾毓雋、李思浩、朱深還是被塞進了內閣。靳雲鵬難安其位，與段祺瑞、徐樹錚的裂痕迅速擴大。

1919年 12月，馮國璋病死，曹錕被奉為直系首領，其手下大將吳佩孚更異常活躍，對皖系和安福係不斷發起挑戰。曹錕於保定、吳佩孚於湖南，一北一南，互相呼應。與此同時，直系還利用皖、奉的矛盾，積極爭取張作霖，共同把矛頭指向皖系段祺瑞。

1920年 4月，曹錕在保定召開直、蘇、贛、鄂、豫、吉、黑八省軍閥代表會議，討論反皖對策，結成八省反皖同盟。 5月，吳佩孚從湖南撤軍北上。與此同時，段祺瑞也調動兵力，作出迎擊準備。 6月 22 日，曹錕召集反皖同盟在保定再舉行會議，提出解散安福國會、罷免安福系三總長、撤銷邊防軍等多項條件，繼而再提出懲辦“禍國殃民”、“賣國媚外”的徐樹錚。段祺瑞也召集安福系重要人物討論時局對策，堅決不肯退讓。幾經反复，徐世昌在直、奉雙方的作用之下，於 7月 4日發布命令：調任徐樹錚為遠威將軍，免去西北籌邊使，令其留京供職。這一命令激怒了段祺瑞， 7月 8日，他由團河回到北京，在將軍府召集全體閣員及軍政人員開聯席會議，決定起兵討伐曹錕、吳佩孚，並在團河成立定國軍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徐樹錚為總參謀長，段芝貴為第一路司令兼京師總司令，曲同豐為第二路司令，李進才為第三路司令，傅良佐為總參議。雙方劍撥弩張，戰爭一觸即發。在這最後時刻，徐世昌不得已又下了一道命令：懲辦吳佩孚，將曹錕“褫職留任”，但已無法阻止局勢的發展。吳佩孚則通電痛罵段祺瑞：“自古中國嚴外國之防，罪莫大於賣國，醜莫重於媚外。佩孚等束髮受書，嘗聞大義，誓不與石敬瑭、張邦昌、劉豫、吳三桂共戴一天。寧飲彈而瞑目，不為外奴以後亡。佩孚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7月 14日晚，直皖戰爭終於爆發。

直皖戰爭的主要戰場在京漢路和京津路之間的河北涿州、高碑店和楊村一帶。直系兵分兩路，吳佩孚任直軍前敵總司令兼西路總指揮，曹瑛任東路總指揮，另派第一混成旅旅長王承斌駐鄭州，為後路總指揮。 7月 14日晚，皖軍首先向直軍的楊村進攻，直軍放棄楊村敗退北倉固守。初戰皖軍告捷。 7月 17日，戰情發生變化。吳佩孚率軍退出高碑店，奔襲皖軍西路軍指揮部所在地鬆林店，指揮曲同豐被俘，餘部投降。同日，奉系軍閥張作霖通電與直軍並肩作戰，令 27師、 28師開進關內，分駐馬廠和軍糧城一帶配合直軍作戰，皖系東路軍指揮徐樹錚在廊房不戰而逃回北京，所部向京綏路敗走。至此，東西兩路皖軍均大敗。在戰爭開始後，南方軍閥支持直系。孫中山的廣東護法軍政府也發布討段檄文。段祺瑞四面楚歌，被迫於 7月 19日通電罷免官職，撤銷定國軍名義。 7月 22日，直系察哈爾都統王廷楨率部進駐康莊，在居庸關附近打敗皖軍殘部。 7月 23日，直、奉兩軍進駐京都，直皖戰爭結束。

直皖戰爭一結束，北京政府即下令：撤銷對曹錕、吳佩孚等處分；免去段祺瑞本兼各職，撤銷督辦邊防事務處及西北邊防軍名義；通輯禍首徐樹錚、曾毓雋、段芝貴、王揖唐、丁士源、梁鴻志、王郅隆、張宣等人；奪曲同豐、陳文運等人官職；解散安福俱樂部。皖系勢力從此衰弱下去。

五、六回組閣，皖系 終亡
　
直皖戰爭以皖系的失敗而告終。其原因，除了皖系已聲名狼藉，直系迅速崛起等原因外，奉系的介入起到決定的作用。日本帝國主義看到皖系已無多大的利用價值，便拋棄皖系，大力扶持奉系，指使奉系聯直倒皖，戰後在中央政府中和直系平分秋色。直、奉兩系共同把持的北京政府，實際上是英美日三國的共同侵略工具。但是，由於帝國主義相互間的矛盾，又迅速導致了直、奉兩系的矛盾和鬥爭。在其後數年間，直、奉兩係不斷磨擦和爭鬥，終於爆發了兩次直奉大戰。由於事件繁多而復雜，留待後兩章再詳述，這裡僅談皖系殘餘勢力的活動。

直皖戰爭後，段祺瑞避居天津，等待時機，以圖再起。而徐樹錚則逃往上海，因皖系干將盧永祥佔有浙江、上海一帶的地盤。盧永祥，山東濟陽人，清末曾任北洋軍統帶、統領。民國成立後，歷任陸軍第 24師師長、第 10師師長、淞滬護軍使等。 1919年 8月起任浙江都督兼第 10師師長。直皖戰爭後，提倡“省自治”以及“聯省自治”以求自保。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後，英美支持直系控制了北京政權。 1923年直系首領曹錕當上了賄選總統，遭到全國人民反對。反直系的各派也乘機反對曹錕、吳佩孚。皖系軍閥盧永祥首先在浙江發出不承認曹錕為總統的通電，一時間，反直勢力齊集杭州、上海，浙、滬一帶儼然成了反直的中心。奉系張作霖也起而響應，並聯繫在廣東的孫中山，與浙江盧永祥結成反直三角同盟。直系軍閥為撥除浙、滬這個釘子，吳佩孚支持江蘇都督齊燮元聯合閩粵邊防督辦孫傳芳、福建都督周蔭人、江西都督蔡成勳、安徽都督馬聯甲聯合進擊盧永祥，爆發了江浙戰爭，又稱“齊盧之戰”。

1924年 9月 3日晨，江、浙兩軍正式開戰，激戰於上海外圍的嘉定、寶山、松江、太倉、瀏河和宜興一帶，初戰浙軍略佔優勢。后孫傳芳率兵乘虛越過仙霞嶺， 9月 16日攻下江山，擊潰浙江守江山的張載陽第三路，逼進杭州。這時，浙江警務處處長夏超倒戈，暗通孫傳芳，導致浙軍放棄杭州，收縮兵力於上海。 9月 25日，孫傳芳部進入杭州。 10月初，齊軍、孫軍攻下上海外圍的寶山、嘉定、松江等地。 10月 13日，盧永祥通電下野，偕同部將何豐林等乘船逃往日本。浙滬聯軍殘部推皖系健將徐樹錚為總司令，繼續作戰。 10月 15日，徐樹錚被上海工部局軟禁，浙滬聯軍遂告失敗。

江浙戰爭是第二次直奉戰爭的導火線和前哨戰，江浙戰爭爆發後，北方的第二次直奉戰爭立即發動。這場戰爭雙方有 40多萬人參加，戰爭首先在熱河揭開，主要戰場在山海關一帶。 10月，正當吳佩孚在山海關前線同奉軍激戰時，直系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與直系援軍第二路司令胡景翼，聯合京畿警備副司令孫岳秘密計劃倒戈。 10月 22日晚，馮部李鳴鐘旅及鹿鍾麟旅開回北京，佔領交通、電訊等重要機關。 23日，馮玉祥到達北京，通電停戰，囚禁了賄選總統曹錕，發動了北京政變。吳佩孚率殘部乘艦南逃。第二次直奉戰爭，以直系吳佩孚失敗而告結束。直系政權亦隨之倒台。

北京政變後，馮玉祥將所部改為國民軍。批准顏惠慶內閣辭職，任命黃郛代理國務總理並攝行總統職務。馮玉祥通過攝政內閣會議，修正清室優待條件，並於 11月 5日派京師警備總司令鹿鍾麟將末代皇帝溥儀驅逐出宮。馮玉祥還與胡景翼、孫岳等聯名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改組北京政府。馮玉祥的這些做法，深為北洋各實力派所忌，各帝國主義也不斷地向其施加壓力。同時，張作霖的奉軍入關後，馮、張很快又發生了尖銳矛盾，而長江流域各省的直系勢力還隨時可能北上。在這種情況下，馮玉祥為了平衡與奉張的關係，阻止直系勢力北上，便決定聯絡皖系軍閥鄭士琦，使他在山東截阻直軍，並決定請段祺瑞出山。 1924年 11月 15日，由張作霖、盧永祥、馮玉祥、胡景翼、孫岳五人以聯名推戴的方式，公舉段祺瑞為中華民國總執政，執行政府職權。段祺瑞不僅為馮奉兩系所推戴，而且還受到直系及西南軍閥所擁護。四年前曾經受到國人唾罵的賣國賊，這時突然變為全國實力派所擁護的對象，這也屬怪事一樁。不過，說怪也不怪，當幾派軍閥都暫時無法稱霸時，請出一位政治傀儡來平衡各方的關係，恐怕也是最好不過的辦法了。

1924年 11月 22日段祺瑞入京， 24日在陸軍部宣誓就職，臨時政府宣告成立。段祺瑞在就職宣言中說道：“本執政誓當鞏固共和，導揚民智，內謀更新，外崇國信”。這裡所說的“外崇國信”，顯然就是要承認幾十年來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就是要維持它們在中國的既得權利和統治特權。段祺瑞從重新上台的第一天起，又成了各帝國主義侵華的共同工具。

臨時政府成立後，公佈了臨時政府的組織條例，規定臨時政府不設內閣總理，以執政兼理內閣，總攬軍政事務，統率陸海軍，對外代表中國，其身份、職權和總統相當。 11月 25日，任命唐紹儀、龔心湛、李思浩、吳光新、林建章、章士釗、王九齡、楊庶堪、葉恭綽為閣員，梁鴻志為秘書長。其中，梁鴻志與財政總長李思浩、陸軍總長吳光新都是安福係人物。

儘管段祺瑞以總統而兼總理，又組織了一個以安福係為中心的政府，但是，當時中國政壇的主角畢竟已不是段祺瑞和安福系，而是手握兵權的國民軍首領馮玉祥及奉系軍閥張作霖等，對段祺瑞及安福系，我們只簡述以下幾件事。

1924年 11月 10日，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主張召開國民會議解決國是。段祺瑞則為使其統治合法化，並延續北洋軍閥統治的壽命，積極籌備善後會議，抵制孫中山關於召開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的主張。 1925年 2月 1日，善後會議召開，會員共 86人，絕大多數為各省軍閥代表及政客，這實則是一次各系軍閥權力分配的會議。在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下，會議通過了幾項條例後，於 4月 21日草草收場。

善後會議之後，段祺瑞為收回庚款展緩之款一千零三萬餘元以解臨時執政府各項軍政費用之急需，並爭取與法國政府通過懸而未解的金佛郎案的解決，使海關二五加稅得到實現以增加臨時政府的財源，於 4月正式公佈金佛郎案新協定。這是一件曹錕政府也不敢做的事。金佛郎案成立後，中國方面在金紙對比上所受損失達到八千幾百萬元。

善後會議之後，段祺瑞為了鞏固地位，裝點門面，設立了臨時參政院為代替國會的臨時立法機關，由各省軍民長官所派代表，各省省議會議長及執政特聘人員組成。臨時參政院實際是軍閥、官僚、政客的“聯合交易所”，絲毫不能代表民意。

1925年 5、 6月間，帝國主義者製造了五卅慘案和沙基慘案，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反帝怒潮。面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暴行，段政府表現得軟弱無能。五卅慘案之後，全國反帝鬥爭日益高漲，作為帝國主義工具的臨時執政府更被全國人民所厭惡。段祺瑞為了逃避集矢於一身，特於 1925年 12月 26日公佈了《修正臨時政府制》，增設國務院，任命國務總理，恢復責任內閣制，藉此作為自己的擋箭牌。但是實際上，依然由他嚴密控制一切。

隨著馮、奉兩派軍閥的矛盾日益加深，段祺瑞的地位岌岌可危。為了滿足馮、奉兩系的地盤慾望，坐穩臨時執政的位置，他先後犧牲了手下的皖系幹將盧永祥、鄭士琦、王揖唐、吳炳湘、吳新田等的利益和地位，使皖系已名存實亡。江浙戰爭以後，徐樹錚出走歐洲。段祺瑞重新上台後，由於徐樹錚的名聲不好，不敢召他回國，叫他留在國外以專使的名義進行外交活動。徐樹錚在歐洲，也有些故事。徐樹錚訪德，時傳他將與德國簽訂賣國條約，在德留學生為此衝擊了中國駐德使館。公使陳籙只好簽字畫押：“陳籙謹以身家性命，擔保徐樹錚君此次來德，確無賣國行為。”徐樹錚匆匆離開德國，在途中致電段祺瑞：“陳使闒茸失體，乞予撤職。”陳籙於是被免，從此退出外交界。徐樹錚訪問法國，在巴黎宴請朝野名流，膳單十分華貴。徐以中國人特有的謙虛致詞：“今晚所備菜餚皆菲薄粗陋，不堪招待各位貴賓，萬望原宥！”酒店經理聽後大為震怒，認為徐影響其名譽，竟要提起公訴。不得已，徐只好登報解釋這種中西文化差異。

1925年 12月 10日徐樹錚回到上海， 27日入京見段祺瑞，後在北京到處公開活動，引起物議沸騰。因徐樹錚過去殺害了馮玉祥的舅父——陝西軍閥陸建章，段祺瑞叫他不要在京久留。 29日晚，徐樹錚乘坐專列離京。十時到達廊房車站，即被人拉下車去槍殺。事後證實，是馮玉祥指使陸建章之子陸承武替父報仇把他打死的。徐樹錚被殺，段祺瑞惶惶不可終日，但又捨不得辭職。

1926年初，奉、直軍閥聯合進攻國民軍。 3月，日本軍艦協助奉系，砲擊大沽口。國民軍開砲還擊，將日艦驅逐。日本糾集各帝國主義將二十多艘軍艦集中於大沽口，以武力相威脅。 3月 18日，北京各界群眾約五千人在天安門前集合抗議。會後，二千多群眾赴國務院請願。竟遭到事先佈置的軍警槍擊，當場被打死 47人，打傷 200多人，造成三·一八慘案，文化界名流如蔣夢麟、傅斯年、魯迅、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聞一多等都以不同方式表達了憤慨。

三·一八慘案後，段祺瑞政府遭到全國人民的激烈反抗，已難以維持統治。國民軍退守北京，遭到奉、直軍閥的包圍。這時，段祺瑞為保住執政的地位，又企圖聯合奉系，指派吳光新聯絡奉軍張學良，作奉軍的內應，先將鹿鍾麟逮捕，與奉軍裡應外合趕走在北京的馮軍。不料，消息被鹿鍾麟發覺。 4月 9日，鹿鍾麟率所部國民軍包圍執政府。因消息走漏，段祺瑞及李思浩、曾敏雋等皖係政客逃匿東交民巷。 4月 15日，吳佩孚電令部將唐之道拘捕段祺瑞。 4月 20日，段祺瑞與曾敏雋、梁鴻志、吳光新、姚震、姚國禎、許世英、曲同豐、兒子段宏業等在直魯聯軍保護下乘汽車赴天津，臨時執政府倒台。段祺瑞先後六次組閣，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活躍了十年之久，這一次則是他政治生命的終結，同時，也是皖系軍閥的最後消亡。

段祺瑞下野之後，閒居天津。段祺瑞酷愛圍棋，但水平遠不及其子段宏業。有一次父子對弈，湯濟武作壁上觀，眼看段祺瑞大負，只見他氣哼哼地以手亂之，怒斥道：“你一無所能，就會下棋，有什麼出息！”足見其可愛的一面。

此外，段祺瑞的晚節也值得稱道。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段祺瑞被日本軍方列入了“合作者”的花名冊。日本人巴望著曾是中國頭面人物的老段出面組織華北的偽政權。為了不讓一位有影響的前國家領導人為敵寇所挾，蔣介石寫親筆信，懇請“芝泉老”南下。 當 69歲的段祺瑞抵達南京浦口時，不光在京的少將以上的軍人集體過江迎接，蔣介石本人也親自到碼頭恭候。享受國賓級待遇的老段，當即對記者發表了對時局的書面講話 :“當此共赴國難之際，政府既有整個禦侮方針和辦法，無論朝野，皆應一致起為後援。瑞雖衰年，亦當勉從國人之後。”

1933年，他從南京移居上海，有記者登門採訪，他鏗鏘作答 :“日本橫暴行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國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語云 :'求人不如求己。 '全國積極備戰，合力應付，則雖有十個日本，何足畏哉？”

1935年，蔣介石曾任他為國民政府委員，但他沒有就職，後移居廬山。 1936年 11月 2日，曾經在中國政壇上煊赫一時的北洋皖系軍閥首領段祺瑞，在其上海寓所中病逝，享年 7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