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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1日星期二

佛教

佛教由古印度的釋迦牟尼(被稱為佛陀)在西元前6世紀以前建立,與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並列為世界三大宗教。「佛」(或者佛陀)的意思是覺悟者,而「教」可以理解為宗教或教育,意為佛陀對大眾的一種普遍而傳承的教育。佛教重視人類心靈的進步和覺悟,人們的一切煩惱(苦)都是有因有緣的,「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人和其他眾生一樣,沉淪於苦迫之中,並不斷的生死輪迴。惟有斷滅貪、嗔、痴的聖人(佛陀、辟支佛、和阿羅漢)才能脫離生死輪迴,達到涅槃(清涼寂靜之意,即無有煩惱),釋迦牟尼就在35歲時成佛,並對眾人宣揚他所發現的真理。佛教徒的目的即在於從佛陀的教育(正法)裏,看透苦迫和「自我」的真相(緣起法),最終超越生死和苦、斷盡一切煩惱,成佛,或者成阿羅漢。

現代佛教可分為南傳佛教與北傳佛教二大傳承,北傳佛教又可分為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因此又可分為三大傳承。(詳細的分類請參考佛教宗派。)南傳佛教大致上就是上座部佛教,北傳佛教大致上就是大眾部佛教,包括大乘佛教(主要是漢傳佛教),以及秘密大乘佛教或金剛乘佛教(主要是藏傳佛教)。各傳乘在佛教的根本教義基本上沒有分別,在修行特色上與一些理論上則略有分別,以菩薩行理論的分別為最顯著。


佛教歷史

佛教由古印度的喬達摩·悉達多(被尊稱為釋迦牟尼或佛陀)35歲時創立,由於釋迦牟尼的生卒年代說法有兩種,佛教開始的時間也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認為是在西元前523年5月月圓之日,另一種認為是在前589年或前588年。當時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悟道,創立佛教,在其後的幾十年中雲游四方,度化了許多弟子,佛教影響逐漸擴大。

釋迦牟尼死(入滅)後,弟子們整理出他的言行說教,通過幾次結集,成為經、律、論「三藏」。之後佛教在古印度發展非常迅速,到孔雀王朝阿育王時,成為了國教,佛教得到了極大的弘揚。隨著形勢的發展,佛教修正並發展了釋迦牟尼的學說,分化為18個部(有的說是20個部)。1世紀時產生了大乘佛教。

從孔雀王朝開始,佛教分別向南北兩個方向傳播。南傳佛教(又稱小乘佛教)主要影響泰國、緬甸、柬埔寨、斯里蘭卡等地。北傳佛教(又稱大乘佛教)又分為兩個支派,一個經喀什米爾到達新疆,在東漢時傳入中國,形成漢傳佛教,後又傳入朝鮮、日本以及越南;另外一支則主要在西藏地區傳播,稱為藏傳佛教,後來又傳入蒙古和中國東北等地區。


基本教義

六道輪迴
佛教認為一切有情眾生都在天道、人道、阿修羅、畜生、餓鬼和地獄這六道裡生死流轉,無有止境。


四諦
根據佛教,佛陀一生所教的內容主要就是知苦與滅苦。四諦學說是佛教教義的核心。

苦諦:佛教認為人生在世,哪一個也免不了生老病死等諸多苦難。這些苦難不會因為人的死亡而結束,因為人死之後並不是徹底的消失,仍然會在六道中輪迴不息,不論在天堂、地獄還是人間,苦總是存在的,只是程度不同罷了。佛教還認為,世間的萬物都是變化不定的,沒有永恆,這叫做無常。對眾生來說,這種永無止歇的變化本身就是一種苦。

集諦:集諦是講苦產生的原因。佛教認為世上沒有無因之果,也沒有無果之因。有情眾生之所以會受苦,皆是由於在無盡的輪迴過程中,在貪、嗔、痴這三毒的驅使下做下很多的業,這些業積累起來成為未來的苦因。

滅諦:佛教認為只要是在六道中輪迴,就無法避免會受苦。有情眾生要想從苦中真正的、徹底的解脫出來,只有脫離輪迴這一個辦法。

道諦:為了脫離輪迴,必須進行修行。佛陀給出的方法主要為戒、定、慧三學。經過從四念處到八正道,一共三十七道品的次第修習,便可以達到涅槃,永遠從輪迴中解脫出來,證得阿羅漢。

緣起

緣起理論是整個佛教的理論基礎,是佛教區別於其他宗教和哲學思想的主要特點。 緣起理論認為,世間萬法都是依因緣而生,依因緣而存在。世上沒有不依靠其他事物而獨立存在的東西,任何事物都是因緣合和而成;沒有什麼東西能夠不受其他事物的影響,也沒有什麼東西能夠不影響任何其他事物;任何事物都有前因,也有後果,而這種因果關係構成了一個無始無終的鏈條。根據這種理論,佛教否認了「第一因」和「造物主」的存在。

緣起論在原始佛教中的主要應用表現在十二因緣上。

因為覺悟到緣起法和十二因緣而得到解脫的修行者被稱為辟支佛。


緣起理論的發展

在緣起理論的基礎上,後來大乘佛教的中觀學派發展出「空性」學說,唯識學派則提出了「阿賴耶緣起」,後期如來藏思想中又產生了「法界緣起」的說法。


佛教理論的發展

以上所講的四聖諦是佛陀在世時對弟子們宣講的教義,這些教義後來被稱為原始佛教或小乘佛教。




大乘佛教

在佛教建立大約五百年後,大乘佛教在印度興起,對佛教理論有較大的發展。

如果說原始佛教的核心是一個「苦」字,那麼大乘佛教的核心就是一個「空」字。 大乘佛教認為這個世界,不論是有情眾生還是物質元素,乃至時間空間,都是人們所感知的假象,並非真實存在。因此要想解脫苦,並不一定非要按照佛陀所說的那樣從六道中徹底脫離,因為所謂「六道」,甚至「苦」本身,在大乘佛教看來都是人們所感知的假象而已。而且即使從六道輪迴中脫離出來,成為阿羅漢,按照大乘佛教的標準來看只能算是暫時的脫離痛苦,根本不是真正的解脫。

大乘佛教認為,人們只要證得空性,當下就是解脫。而真正徹底的解脫,只有成佛才能達到。眾生都應該成佛,眾生也都能夠成佛。當然眾生在成佛之前要經歷三大阿僧祗劫的時間進行艱苦的修行。這種以成佛為終極目標進行修行的佛弟子稱為菩薩。


密宗佛教

大約在公元6、7世紀,大乘佛教在印度逐漸衰落,密教開始興起。密教,(或密乘,金剛乘)是佛教吸收了印度原始的婆羅門教的一些思想理論和修行方法後產生的。密教認為原來的大乘佛教與小乘佛教都是佛陀的方便說法,而不是佛的真實義諦。甚至歷史上的釋迦牟尼佛在密乘看來只是佛的應化身而已。佛陀的真實教義不能為一般信徒所接受,只能由師傅秘密傳授給具備資格的弟子。

密乘的修行方法主要有「持咒」、「灌頂」加持等,如果修行得好的話,便能夠即身成佛。


禪宗思想

禪定本來是大乘佛教的一種修行法門。在南北朝時期,印度僧人菩提達摩來到中國創立了禪宗,提倡「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禪宗法門。禪宗認為解脫不在身外,也無須借助經典的指導。解脫之道就在人的內心,只要能夠放下執著,放下自我,便是解脫。

菩提達摩號稱初祖,師徒次第相傳,直到傳到六祖惠能,衣缽即止。而惠能的徒子徒孫,演化出五家七派,號稱「一花開五葉」,最重要的有臨濟宗、曹洞宗等。

後來,禪宗在中國的發展非常興旺,禪宗思想本身也經歷了很大的發展,並對中國的文學、藝術、思想文化等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甚至東傳,影響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淨土信仰

淨土宗也是大乘佛教的一個宗派,因提倡淨土法門而得名。淨土法門主要是對阿彌陀佛和極樂世界的信仰。

淨土思想認為,極樂世界的教主阿彌陀佛曾經發願說:只要眾生虔誠地念誦阿彌陀佛的名號,內心真切地希望在死後往生到極樂世界(淨土),那麼在臨終時他就會被阿彌陀佛接引到那裡,永遠脫離六道輪迴之苦。極樂世界顧名思義是一個非常美好的地方,眾生在那裡繼續修行直到成佛。

淨土思想號召人人念佛,死後往生淨土。並認為這條道路最簡單、最快捷、最穩妥。

在漢傳佛教地區的各個佛教宗派中,具有淨土信仰的人是最多的。


佛乘佛法

妙法蓮華經:「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釋迦牟尼佛弘法四十九年並無因緣將真正成佛的妙義實理傳給娑婆世界的眾生,此成佛義理就是法性,又稱佛性,是宇宙生命的本質。

大自在王佛代表法性,是法界唯一本來存在的佛,其他諸佛皆是因地修行,實證法性而成就成佛。二十世紀初在中國西南地區,大自在王佛應化為妙空聖僧,將即生肉身成佛之法傳給唯一傳人緣道上人,上人俗名羅雷,雲南鎮康人。

佛乘宗為妙空聖僧及緣道上人所立,尊大自在王佛為第一代祖師,教導「體相一如,時空統一」的思想觀念,以「人佛合一」的圓滿境界為目標。


佛教信徒

一般來說,皈依佛教的人稱為佛教徒。佛教徒分為出家眾和在家眾兩大類。

出家眾包括: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式叉摩尼。 在家眾包括:優婆塞和優婆夷。

佛教徒遵守的戒律: 在家眾者遵守五戒,分別是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




傳統的社會階級制度

印度教信奉神靈主宰一切,認為通過對這些神靈進行祈禱,就可以獲得現世的種種好處,於是漸漸出現各種祭祀,以及對各種神靈的贊詠,進而成為四種《吠陀》。

根據玄奘法師的名著《大唐西域記》的記載:「其婆羅門,學四吠陀論。一曰壽,謂養生繕性;二曰祠,謂享祭祈禱;三曰平,謂禮儀占卜,兵法軍陣;四曰術,謂技能伎數,禁咒醫方。」

因為種族等級、社會分工、文化教育等的長期巨大差異,古印度社會漸漸分化成了婆羅門、剎帝利、吠舍以及首陀羅等四種非常不平等的階級,其中婆羅門主要從事祭祀,剎帝利世襲軍政,吠舍經營市農工商,首陀羅則為貧窮的自由民,但是接近奴隸的地位。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賤民」,地位更低,被稱為「不可觸者」。 唐朝留學印度的義淨法師在《南海寄歸內法傳》中這樣記載:「五天之地,皆以婆羅門為貴勝,凡有坐席,並不與余三姓同行。」(印度古來譯作天竺,有東、南、西、北、中之分,稱為「五天」。)甚至當時人們認為,他們的「梵天祖公」在創造人時,婆羅門是從口生,剎帝利從肩生,吠舍從腹生,首陀羅則從足生。 賤民從地下出生。時至今日,雖然經過了聖雄甘地的不懈革新,種姓制度仍然籠罩在印度社會上空。



中國佛教以大乘佛教為主,包括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中國雲南傣族等地區有南傳佛教。


佛教的傳入

有一種說法,佛教最早是在孔子時傳入中國的,也有說是在秦朝以前傳入的。但是這些說法現在一般認為不可信,因為按照一般的說法,釋迦牟尼只比孔子大十幾歲。現在一般認為,佛教是在大約西漢末年,東漢初年時由印度從西域傳入的。根據記載,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盧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經》。到了東漢永平十年(67年),漢明帝夢見金人,於是派人去西域,迎來迦葉摩騰與竺法蘭兩位高僧,並且帶來了許多佛像和佛經,用白馬駝迴首都洛陽,皇帝命人修建房屋供其居住,翻譯《四十二章經》。也就是現在的白馬寺。因此,在中國佛教史上,多以漢明帝永平十年作為佛教傳入之年。白馬寺成為中國第一座佛寺。《四十二章經》,也成為中國第一部漢譯佛經。

佛教在中國經長期傳播發展,形成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中國佛教。由於傳入的時間、途徑不同和民族文化、社會歷史背影的不同,中國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和雲南傣族等地區的上座部佛教(巴利語系)。

漢傳佛教由古印度經古代中國西域傳入中原地區,爾後傳入朝鮮半島、台灣、日本等處,又稱北傳佛教。十大宗派中以大乘佛教為主,共有八宗。其經典屬漢文系統。有別於藏傳佛教之顯密並重,漢傳佛教的宗派以顯教為多。


宗派

大乘

淨土宗——東晉慧遠大師起始。
天台宗(法華宗)——南北朝智者大師奠基。
律宗——南北朝慧光大師奠基。
三論宗(性宗)——南北朝僧朗法師、吉藏大師奠基。
禪宗——咸認南北朝達摩祖師東渡中國起始。
法相唯識宗(慈恩宗)——唐玄奘法師起始。
華嚴宗(賢首宗)——唐杜順法師起始。
密宗(真言宗)——唐玄宗時,印度善無畏三藏與金剛智三藏先後傳入漢地。

小乘

俱舍宗
成實宗


傳入經過

佛教傳入中國始於漢朝[1]。漢明帝夢見金人,遣使求法,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2]。



先秦
王嘉《拾遺記》載,燕昭王七年(前317年)「沐胥(即印度)之國來朝 有道術人名屍羅荷錫持瓶,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是「佛法入中國之始」(俞樾,《茶香室叢鈔》卷十三)

《列子·仲尼篇》:「丘聞西方有聖人焉」,唐代道宣認為「孔子深知佛為大聖」[3]。


秦朝
《歷代三室記》卷一,秦始皇四年(前50年)沙門釋利防等一十八賢者攜經來化始皇,被禁。


漢朝
在佛教史上,多以漢明帝永平十年(67年),迦葉摩騰與竺法蘭以白馬馱經像來華,是為佛教傳入中國之年[4]。

梁代慧皎《高僧傳》記載:「漢明帝夢一金人於殿廷,以占所夢,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愔等於彼遇見摩騰、竺法蘭二梵僧,乃要還漢地,譯《四十二章經》,二僧住處,今雒陽門白馬寺也。」

東漢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安息太子安世高東來洛陽,致力譯經二十餘年,譯有《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四諦經》、《八正道經》等三十餘部。是中國早期傳譯小乘佛教的第一人[來源請求]。

桓帝末年支婁迦讖至洛陽,譯有經典十四部二十七卷,皆大乘佛學,其中以《道行般若經》、《首楞嚴三昧經》和《般舟三昧經》為最。


魏晉
東晉時後趙中書著作郎王度,向石虎奏說:「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饗祭殊禮,荒夏服祀,不宜雜錯。國家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眾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從回民之服。」(見梁《僧傳》卷九《佛圖澄傳》)石虎駁斥:「朕生自邊壤,黍當期運,君臨諸夏。至於饗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見梁《僧傳》卷九《佛圖澄傳》)


南北朝
北魏太武帝起初信奉佛教,後改信道教,下令禁止王公士庶供養僧侶,50歲以下的僧侶還俗。太平真君七年(446年)詔:「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唐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記載:「以太平七年,遂滅佛法。分軍四齣,燒掠寺舍,統內僧尼,無少長坑之!其竄逸者,捕獲梟斬!」

梁武帝蕭衍提倡尊儒崇佛,並曾多次捨身出家,普通八年(527年)三月八日,第一次前往同泰寺捨身出家,三日後返回,大赦天下,改年號大通;大通元年(529年)九月十五日,第二次至同泰寺舉行「四部無遮大會」,脫下帝袍,換上僧衣,捨身出家[5][6],九月十六日講解《涅槃經》,二十五日由群臣捐錢一億,向「三寶」禱告,請求贖回「皇帝菩薩」[7],二十七日蕭衍還俗;大同元年(546年)四月十日,蕭衍第三次出家,這次群臣用兩億錢將其贖回[8][9];太清元年(547年),三月三日蕭衍又第四次出家,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四月十日朝廷出資一億錢贖回。[10][11]


唐朝
唐初玄奘法師主持佛經翻譯事業,有「五不翻」:

一祕密故。如陀羅尼。
二含多義故。如薄伽梵具六義。
三此無故。如閻淨樹中。夏實無此木。
四順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騰以來常顧梵音。
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輕淺。…
武則天寵信白馬寺主僧懷義,胡作非為,《資治通鑑》卷二○三,垂拱元年載:

“ 太后修故白馬寺,以僧懷義為寺主。……出入乘御馬,宦官十餘人侍從。士民遇之者皆奔避,有近之者,輒撾其首流血,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見道士則極意毆之,仍髟其髮而去。……多聚無賴少年,度為僧,縱橫犯法。 ”

唐代宗深信佛教,「常于禁中飯僧。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闥,勢移權貴。」[12]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鳳翔法門寺護國真身塔內的一節釋迦牟尼佛指骨,被送往京城以迎福納祥。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反對

“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13]。 ”

《資治通鑑》卷二四○,元和十四年正月條記載:

“ 中使迎佛骨至京師,上留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施捨,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燃香臂頂供奉者。形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上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 ”

陳善在《捫蝨新話》批評韓愈:「今之與佛老辨者,皆未嘗涉其流者也,而欲以一己之見破二氏之宗,譬如與人訟,初不知置詞曲直所在,而曰吾理勝,其誰肯信之。」

唐武宗於會昌五年(845年)出現大規模毀佛,共毀寺院4,600余所,勒令還俗僧尼達260,500人,沒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15萬人[14]。史稱「會昌毀佛」或「會昌法難」。


五代十國
後周世宗柴榮顯德二年(955年)廢天下佛寺,以佛寺銅材鑄行「周元通寶」,錢質與鑄量均居五代之冠,其毀佛行為,史稱「三武(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一宗」,他說:「佛祖說以身世為輕,以利和為急,使其真身尚在,敬利於世,猶欲割截,豈有所惜哉!」[15] 。司馬光評述周世宗「毀佛」:「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16]


宋朝
《中國佛教史——宋朝佛教文化事業》記載:「宋太祖開寶四年(971年)令高品張從信去四川益州開刻大藏經,於太平興國八年(983年)完成,這是中國第一部木雕藏經……」

天禧五年(1021年),僧眾人數達397,615人,尼眾61,240人,寺院4萬餘所,成為宋朝佛教最發達的一個時期。

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有奏曰:道民「吃菜事魔,所謂奸民者也。自植黨與,十百為群,扶持妖教,聾瞽愚俗。或以修路建橋為名,或效誦經焚香為會,夜聚曉散,男女無別,所至各有渠魁相統……假名興造,自豐囊囊,創置私庵,以為逋逃淵藪」[17],請禁止流行。


元朝
中統五年(1264年),元世祖以國師八思巴為院使,掌管全國佛教事物。「發諸衛軍六千八百人,給護國寺修道」[18],「自有天下,寺院田產,二稅盡蠲免之,並令緇侶安心辦道。」[19]自此藏傳佛教地位穩固,「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為之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席於坐隅。」[20],大規模賜田賜鈔之風,「凡天下人跡所到,精藍勝觀,棟宇相望」[21]。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境內有寺4萬2千余所,僧尼21300余人[22]。

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建臨洮寺、萬壽依國寺。大德五年(1031年),「賜昭應宮、興教寺地各百頃,興教寺仍賜鈔萬五千錠;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頃,鈔皆如興教之數;萬安寺地六百頃,鈔萬錠,南寺地百二十頃,鈔如萬安之數。」[23]

元順帝時,佛事的費用支出,較元世祖時,「歲增金38錠,銀203錠40兩,繒帛61600余匹,鈔29250余錠」。[24]


明朝
景泰年間,太監興安「佞佛甚於王振,請帝於大興縣東大市街之西北建大隆福寺,費數十萬,以太監尚義、陳祥、陳謹、工部左侍郎趙榮董之,四年三月功成。」[25],莊嚴可與大興隆寺媲美。《明典匯》載:「隆福寺成,車架擇日臨幸,……大(太)學士濟寧楊浩上疏言,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而睹。今乃(又)棄儒學而崇佛,豈可垂范後世耶?」

萬曆年間《順天府志》:「風會之趨也,人情之返也,(開)始未嘗不樸茂。而後漸以漓,其流殆益甚焉。(社會)大都薄骨肉而重交游,厭老成而尚輕銳,以宴游為佳致,以飲博為本業。(人民)家無擔石(之儲)而飲食服御擬於巨室,囊若垂罄而典妻鬻子以佞佛進香。(更)甚則遺骸未收,即樹幡疊鼓,崇朝雲集。噫,何心哉!德化凌遲,民風不竟。」


清朝
滿族最早信仰薩滿教,金代佛教盛行,後金亦受其影響,皇太極與西藏達賴喇嘛五世羅桑嘉措建立關係。滿清入關後,《大清律例》規定,不許私建或增置寺院,不許私度僧尼。清初各省官建大寺6073處,小寺6409處;私建大寺8458處,小寺58682處。有僧110292人,尼8615人。[26]


注釋
1 中國史書最早的記載是《三國志‧魏志‧東夷傳》注引西漢末:「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經》。」
2 慧皎《高僧傳》記載:「漢明帝夢一金人於殿廷,以占所夢,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愔等於彼遇見摩騰、竺法蘭二梵僧,乃要還漢地,譯《四十二章經》,二僧住處,今雒陽門白馬寺也。」
3 《感應記》
4 佛教何時傳入中國,至今尚無定論,至少有六種說法:先秦說、秦朝說、漢武帝時期說、西漢末說、西漢末東漢初說、東漢初說。「東漢初說」後漢明帝感夢求法說,列入史冊,最為著名。
5 《南史》 〈杜之偉傳〉曰:「中大通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捨身,敕徐劭撰定儀註,勉以臺閣先無此禮,召杜之偉草具其儀。」
6 《歷代三寶紀》曰:「中大通元年九月十五日,帝幸同泰寺,遜位為僕,地震,百僚請復位。凡十五日,十月一日駕還宮。」
7 《魏書》〈蕭衍傳〉:「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誡,有事佛精苦者,輒加以菩薩之號。其臣下奏表上書,亦稱衍為皇帝菩薩。」
8 《南史》〈梁本紀〉:「中大同元年(546年)三月庚戌(八日),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仍施身。夏四月丙戌(十四日),皇太子以下奉贖,仍於同泰寺解講,設法會,大赦,改元(中大同)。」
9 《健康實錄》曰:「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幸同泰寺,講三慧經,乃捨身為奴。」
10 《梁書》〈武帝紀〉曰:「三月庚子(三日),高祖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捨身。」
11 《資治通鑑》卷一五九〈中大同元年條〉、《考異》引《典略》
12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四
13 《韓昌黎全集·卷三十九》論佛骨表
14 《唐會要》卷49;《舊唐書》卷18;《資治通鑑》卷248
15 《資治通鑒》卷第二百九十二
16 《資治通鑒》卷第二百九十二
17 《釋門正統》卷四
18 《元史》卷十三
19 《佛祖統記》卷四八
20 《元史》
21 《續資治通鑒》卷一九七
22 咔奇兒,元代的佛教政策
23 《成宗紀三》,《元史》卷二十
24 《元史》
25 《順天府志》
26 《大清會典》


佛教目前主要流行於中國大陸(30%)、台灣 (28%)、日本(71%)、韓國(23%)、蒙古(93%)等東亞地區以及泰國(94%)、柬埔寨(93%)、緬甸(90%)、越南(50%)、斯里蘭卡(70%)等東南亞國家,在歐洲、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也有少量信徒。佛教徒人數有3億多,占世界總人口的5%。



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佛教各宗派學說,經過長期的研究和廣泛的弘揚,對中國思想界曾起了不可磨滅的影響。舉宋明理學為例,很明顯地,大受華嚴、禪宗和另一部分佛教理論的刺激和影響而產生,這是思想界公認的歷史事實。在晚清時期,中國知識界研究佛學蔚為當時的風氣。一些民主思想啟蒙運動者,如譚嗣同、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等學術名流,都採取了佛教中的一部分教理作為思想啟蒙教材。佛教的慈悲、平等、無常、無我的思想,在當時的知識界中激升起啟發和鼓舞的作用。

  數千卷由梵文翻譯過來的經典,本身就是偉大、富麗的文學作品。其中如《維摩詰經》、《法華經》、《楞嚴經》特別為歷代文人們所喜愛,常被當成純文學而研讀著。近代文豪魯迅曾捐款給金陵刻經處,刻印了一部《百喻經》。這部經所敘述的譬喻故事,常常被譯為白話文發表在今天的報刊上,作為文學作品來欣賞。佛教為中國的文學帶來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意境、新文體、新的命意遣詞方法。馬鳴的《佛所行讚》帶來了長篇敘事詩的典範。《法華》、《維摩詰》、《百喻》諸經鼓舞了晉唐小說的創作。《般若》和禪宗的思想影響了陶淵明、王維、白居易、蘇軾的詩歌創作。

  為使佛化普及而盛行於古代的梵唄,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文學:變文,這是把佛經內容演變為方便講唱的通俗文詞。敦煌石窟發現的各種變文,都是文詞酣暢、想像力豐富的大眾化文藝作品。從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後來的平話、小說、戲曲等中國通俗文學的淵源。此外經由禪師們的談話和開示的記錄所產生的一種特殊文體:語錄體,這種樸素而活潑自由的口語文體,逕相為宋明理學家仿效而產生了各種語錄。此外音韻學,如同中國字典上通行的反切,就是受梵文拼音的影響而發展起來的。總之,佛教在中國文學領域中的表現豐富多彩。

  隨著佛教的傳入,建塔造像的藝術很快地風行於中國各地。現存的上海龍華寺塔和蘇州報恩寺塔,都是西元二世紀三國時代創建而經後人重修的。西元四世紀到六世紀時,全國各地都有壯麗的塔寺建築,世界聞名的佛教石窟寺,如:敦煌、雲崗、龍門等等,這些古代雕塑壁畫藝術的寶庫,西至新疆,東到遼寧,南到江南,都是在這一時期開始動工的,沿續了數世紀之久。在中國,塔的形式很多,大致可歸納為兩類:一類是印度式,有許多變化;一類是中國式,主要採用中國原有的樓閣形式而建築。研究中國建築藝術,寺塔是主要部分。至於佛教造像,在取材與造法上種類很多,有石窟造像,有木、石、玉、牙的雕刻像,有金、銀、銅、鐵的鑄像,有泥塑像、夾紵像、磚像、瓷像、繡像、畫像。它吸收了犍陀羅和印度的作風,進而發展成為具有中國民族風格的造像藝術,是我國偉大的文化遺產。

  佛教繪畫主要是壁畫。現存於敦煌石窟中的壁畫,提供了非常豐富的藝術和歷史資料。值得注意的是,最初盛行的佛陀本生故事畫,發展到唐代,逐漸為「經變」畫所代替。正如文學中有變文一樣,佛畫中的「經變」,也就是將佛經中的故事譬喻演繪成圖,如敦煌石窟中演繪《維摩經》的「維摩變」,演繪淨土經的「淨土變」等,都是十分精彩生動的偉大作品。經變畫的興起,使得壁畫內容大大豐富起來,也使得唐代佛寺壁畫興盛,登峰造極。當時名畫家輩出,如閻立本、吳道子等,大多是從事於佛畫的。由此可見佛教對於當時繪畫藝術影響深遠。國畫也由王維一派的文人畫發展為宋元以後盛行的寫意畫,這和般若和禪宗的思想,很有關係。佛教版畫,隨著佛經的刊印很早就產生了,現在所看到中國最早的版畫是大藏經上面的佛畫,房山石經中有唐代的石刻線條佛畫,宋元以來的觀音畫、羅漢畫以及水陸畫等,在當時都是很流行的。

  伴隨佛教而來的也有天文、音樂、醫藥等的傳習。古代天文學者一行,西元八世紀初的一位高僧,是由印度來華弘傳密教的善無畏的弟子。他在天文學方面著有《大衍曆》和測定子午線等,對天文學有著卓越的貢獻。至於醫藥,隋唐史書上記載由印度翻譯過來的醫書和藥方就有十餘種,藏語系佛教中也有醫方明之學。若談到音樂,西元二世紀時,中國已有梵唄的流行。西元七世紀初,在今緬甸境內的驃國曾贈送中國佛曲十種,並派來樂工三十二人。中國唐代的音樂中吸收了天竺樂、龜茲樂、安國樂、康國樂、驃國樂、林邑樂等來自佛教國家的音樂。唐代音樂至今還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廟中。

  佛教徒從事公益事業是廣泛多樣的,如行醫施藥、造橋修路、掘義井、設義學、植樹造林等等,這在古代記載中屢見不鮮。特別是植樹造林,成就卓越。我國各地,凡有佛教塔寺之處,多翠枝如黛,碧草如茵,環境清幽,景色宜人。一片鬱鬱蔥蔥之中,掩映著紅牆青瓦,寶殿瓊閣,為大自然平添了無限春色。

佛教與中國文化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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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語系佛教與本民族的文化融為一體,一方面在教義上保持印度原來的傳統,另一方面在形式上也吸收了漢地文化和印度文化之優點,創造了極為光彩奪目的西藏佛教文化。

  傣族巴利語系佛教基本上保持南傳上座部佛教的傳統,在傣族各地區形成傣族文化主體。

  佛教傳入漢地,時間最長,發展變化最多,影響也最為廣遠。大體說來佛教與漢民族文化的結合是沿著三方面進行的,即佛教的學術化、藝術化、和社會化。

  一、學術化:佛教傳入中國時面臨一個民族傳統文化高度發展的社會。從一開始,這個社會的知識階層,就把佛教作為一種思想學說來接受,鑽研講習,不遺餘力。由於書寫工具的便利,每一新譯經論不久即可傳遍全國,講、錄、注、述,蔚然成風。因此,在教理、教義的研究方面很快達到高水準,贏得當時國外佛教學者的讚美和崇敬。如東晉時的道安(312—385),被西域的佛教大師鳩摩羅什譽為「東方聖人」,「恒遙而禮之」。北魏時的曇謨最,妙達《涅槃》、《華嚴》,印度的佛教學者菩提留支來華,「見而禮之,號為東方菩薩」,又把他的著作《大乘義章》譯為梵文,「寄傳大夏,彼方讀者皆東向禮之為聖人矣」。唐玄奘在印度被尊稱為大乘天和解脫天,更是眾所周知的事情。歷史事實說明,大乘佛教傳入中國後,教義的研究始終是發展的主流,由此引起十餘種宗派的興起和二萬三千餘卷大量譯本及著述的出現。

  二、藝術化:在佛教傳入以前,中國的藝術和工藝已達到極高的水平,書法、繪畫、製造工藝、紡織、建築等的精美在世界上都冠絕一時。大乘佛教傳入後,吸收了中國文化這一方面的長處,引起畫像、造像、寺塔建築等藝術和工藝的發展,佛教面目煥然一新。西元301年前後來華的耆域大沙門看見洛陽寺、塔、宮殿的壯麗,讚歎說:「兜率天宮,彷佛似此。」西元516年洛陽永寧寺建成後,菩提達摩祖師見之,口唱南無,合掌連日,讚歎說:「此寺精麗,閻浮所無。」「極樂境界,亦未有此。」他又看見修梵寺的金剛像,形像逼真,讚美說:「得其真相。」至於歷史上一些著名畫家如顧愷之、吳道子、揚惠之等為僧寺所作的壁畫、塑像引起轟動的故事,更是膾炙人口。今天,敦煌壁畫、龍門造像、樂山大佛、雍和宮大佛、劄什倫布寺大佛、布達拉宮等以及遍佈全國的寺、塔、石刻,其藝術上的價值已為世界所公認。事實上,大乘佛教的發展方向,是用中國文化中高超的藝術來表達佛教的思想教義。近代有人認為佛教是多神教,是偶像崇拜,這是不理解佛教教義和無視歷史事實的一種誤解。事實上,大乘佛教信奉「諸法緣起性空」的學說。

  三、社會化:中國大乘佛教,繼承龍樹的「一切資生事業悉是佛道」和彌勒的成佛必須修學五明的思想,在僧俗信徒中產生許多著名的學者,如一行、道宣、王維、孫思邈等人是天文學家、醫師、史學家、文學家。到了禪宗六祖慧能(638—713)時提出了「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的思想,以後的懷海(720—814),又提出「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原則,將佛教融入社會,實現釋迦牟尼佛的「成熟有情,莊嚴淨土」的理想,大乘佛法進而發展為「人間佛教」。自西元九世紀後一千餘年中,佛教的高僧大德從事造橋、修路、興修水利、植樹造林、行醫施藥、賑災救難、救死扶傷、興辦社會福利、從事民族團結、整理文化遺產者代不乏人。舉其著者,如深受禪宗思想影響的西藏寧瑪派高僧缽闡布在擔任吐蕃僧相時,力主和議,促使唐、番立碑結盟,結束了百餘年紛爭的局面,開闢了漢藏兩族世代相交的新歷史。明代僧人道衍(1335—1419),主持《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八卷的編撰,匯總了當時中國文化的全部內容,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書。此時大乘佛教的發展,已將佛教與中國文化完全地融合,二者無法分割。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大乘佛教傳入中國後,和中國文化相結合,發展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與中國的思辨哲學相結合,朝向學術化發展,對教義愈研愈精,由此引起各宗派的成立,使得佛教本身達到高度的繁榮。一方面與中國的精美工藝相結合,朝向藝術化發展,使得佛教成為絢麗多彩的藝術寶庫。一方面與中國的人生理想相結合,朝向社會化發展,使佛教與中國社會密切聯繫。這三方面都使佛教成為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大乘佛教提出菩薩應以五明為修學的主要內容以來,佛教已由避世潛修的宗教信仰和思辨哲學,轉向世間的學術、文藝、理論科學、生產工藝的領域邁進。一千多年的歷史經驗證明,佛教在中國大地上吸取中國文化的營養,沿著人間佛教的方向發展,已獲得很大的迴響。釋迦牟尼佛「成熟友情,莊嚴淨土」的偉大理想,已在東方的廣大地區,在一定的程度上化為具體的實現。在人類所創造的各個古老文化中,佛教已以其獨具的精深哲學思想,豐富的精神財富,龐大的文獻寶藏,及精美的文化遺產等等,成為東方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支柱,在長期進行的「成熟友情,莊嚴淨土」崇高事業的同時,也使自身成熟起來和嚴淨起來了。

  這些事實說明了佛教已在中國發揚光大開出燦爛的花朵,而且延伸到民族文化的各個領域結出豐碩的果實。古聖先賢在佛教事業上、在文化事業上、人類友好上已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他們不僅翻譯了幾千卷的經論和寫下了許多不朽的著作,為這個世界留下了寶貴的共同遺產,而且相互交流各民族智慧的華果,豐富了各民族的文化寶藏。現今,佛教先輩們辛勤努力做出的歷史功蹟,已顯發了它的光輝,並且繼續發揮新的積極作用。


參考網址:
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D%9B%E6%95%99&variant=zh-hk
2. http://www.budaedu.org/budaedu/buda1_1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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