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晉綏系

一、閻錫山的崛起

上一章在談到馮玉祥及其西北系軍閥時，四、五兩節都提到閻錫山這位人物，本章就專門談談這位善於見風使舵、投機鑽營的山西“土皇帝”及其以他為首的晉綏系軍閥集團。

閻錫山，字百川，1883年10月8日出生於山西省五台縣河邊村一個地主兼商業高利貸者家庭。他6歲喪母，由外祖母扶養。9歲入私塾，16歲隨父閻書堂到縣城自家開設的吉慶昌錢鋪學習經商。1900年，父子倆在一次買空賣空的“打虎生意”中蝕了大本，只得逃離縣城，回到河邊村。不久，為避債又逃到太原，閻錫山經人介紹進裕盛店當了伙計。閻錫山不甘心在店裡受人差使，1902年，清政府在山西設立武備學堂，他認為這是躋身官場之路，於是應機報考。初試時，他做了《韓信將兵多多益善論》的論文；口試時，他對答靈便，深得山西新軍第四十三混成協統姚鴻法的賞識，被順利錄取。

1904年，閻錫山考取官費生赴日本留學。先入振武學校，後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結識了岡村寧次、板桓徵四郎、土肥原賢二等人。另外，在此期間，他也結識了孫中山，參加了同盟會，並加入了孫中山在軍人中成立的“鐵血丈夫團”。

1909年3月，閻錫山畢業回國。他先後在北京和太原四處活動，獲得了山西陸軍小學教官的位置，三個月後升任監督。9月，他又到北京參加陸軍部舉行的留日歸國學生會試，與同盟會員尹昌衡、李烈鈞、唐繼堯等有了接觸，了解到各地的反清革命活動。回山西後，他積極謀取兵權，1910年春，他升任山西新軍第43混成協第86標標統。在此期間，他施展兩面派的手法，一方面討好清朝官吏和立憲派，抓住兵權；一方面組織以同盟會員和反清分子為骨幹的模範隊，以圖在革命到來時作為自己的資本。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閻錫山與第85標標統黃國良及溫壽泉等策劃太原起義，由第85標首先發動。10月29日，第85標在第二營管帶姚以價的指揮下率部起義，攻打撫署。在太原起義的過程中，閻錫山也玩弄兩面手法，一面給所部下令，稱“85標兵變”，調動一部分兵力協助清軍保護撫署；一面密令餘部相機擊潰抗拒起義的巡防馬隊營。而他則躲在大教場東北的樹林裡，派人四處觀察打探情況，隨時向他報告，以便看風使舵，成則居功，敗則諉過。當起義軍佔領巡撫衙門，擊斃巡撫陸鐘琦，起義已成定局時，他便公開率部參加起義。

太原起義成功，為選舉山西都督，同盟會員與立憲派展開了爭鬥。在公選會議上，有選舉立憲派首領梁善濟的傾向，在表決的關鍵時刻，閻錫山的親信張樹幟持槍跳上主席台，大聲說道：“選閻錫山為大都督，贊成的舉手！“全體議員在驚愕中，相顧舉手，一致通過。就這樣，閻錫山、溫壽泉分別當選為大都督和副都督。

太原起義後，清政府派第六鎮統制吳祿貞為山西巡撫，帶兵入晉，鎮壓革命。但吳祿貞早已參加了革命黨，當領兵進至石家莊後，即前往娘子關與閻錫山會晤，組織燕晉革命聯軍，吳祿貞任大都督兼總司令，閻錫山、張紹曾為副都督兼副總司令，決定揮戈進京，掃除清室。對此，清廷及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驚恐萬分，便以重金賄買吳祿貞舊部周符麟，設計將吳刺殺。隨後，又派張錫鑾為山西巡撫，率領第三鎮曹錕所部進攻山西。閻錫山只得撤離太原，向北進軍，攻取大同，又會合吳行芳、張培梅帶領的雁門、懷仁兩部民軍，攻占包頭。

1912年2月，清帝下詔退位，南北政府和議告成，袁世凱竊據臨時大總統之位。閻錫山看到形勢已定，便下令返回山西。但袁世凱藉口閻錫山棄省出走，不承認山西為起義省份，電令其不准擅自行動。閻錫山焦急萬分，他馬上施展手腕，急電親信南桂馨面見孫中山，請求支援；一面派與袁世凱拜過把子的董崇仁進京，千方百計向袁世凱表忠。袁世凱終於在3月15日任命閻錫山為山西都督，他才得以重返太原。

閻錫山回到太原後，深知要坐穩都督的寶座，就必須要討好袁世凱。他派人長駐北京，賄賂袁世凱的親信、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向袁世凱表示恭順。薦請任命董崇仁為晉南鎮守使，又請任與袁族有親戚關係的陳鈺為山西民政長。為取得袁世凱的信任，他還把自己的父親閻書堂送到北京長住，作為人質。1912年10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閻錫山立即聲明脫離國民黨，並在三個月內將山西國民黨黨部一律解散。

1913年，國民黨發動的二次革命失敗，閻錫山雖在這次革命中袖手旁觀，但因他是同盟會員出身，袁世凱也不輕易放過，便三次傳見閻錫山，想尋機剪除。但閻錫山每次都俯首恭順，故作庸碌、懦弱和畏懼的樣子，使袁世凱認為他沒有反骨，不僅沒有撤他的職，還封他為“同武將軍”。此時，閻錫山已完全賣身投靠袁世凱，完全背叛了孫中山。但是在表面上，他對革命的旗號既不舉起，也不放下，而是見機行事。

1915年，袁世凱要實行稱帝，閻錫山亦投其所好，向袁密奏“國本大計”，倡議“廢共和而行帝制，以帝製而行憲政”，得到袁世凱的賞識。之後，他又爭先請願，接連三次電請袁世凱登基稱帝。後來，蔡鍔等組織護國軍討袁，他立即致電指責其為“破壞大局，不顧國家”，閻錫山的所為，甚得袁世凱的歡心，袁一即帝位，便封他為一等侯。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死去。袁世凱在世時，閻錫山十分畏懼，袁世凱死後，閻錫山認為再無畏懼之人，於是，不擇手段，要獨攬山西軍政大權。他先以“獨斷軍事”等罪名，將與他一起發動辛亥太原起義的黃國良撤去旅長之職，後又把他趕出山西。又將曾利用來聯絡袁世凱的晉南鎮守使董崇仁撤職。繼而逼令曾在閻出走包頭時出過大力的晉北鎮守使孔庚交出軍權。閻錫山在藉故剷除異己的同時，把自己的親信都安插到軍隊之中。收回軍權後，他又策劃奪取行政權，唆使省議會和督軍團會議相繼趕走省長沈銘昌及繼任孫發緒，自己乘機兼任省長。閻錫山雖然奪取了山西軍政大權，但沒有北京政府的正式任命，總是不大放心。於是，他便多方接近和討好當時的手握大權的國務總理段祺瑞。在“府院之爭”和張勛復辟中，他都站在段祺瑞一邊。因此，1917年張勛復辟失敗，段祺瑞重新上台後，段祺瑞政府任命閻錫山為山西省督軍兼省長。從此，山西的軍政大權就集中閻錫山的一身了。

閻錫山總攬軍政大權後，在山西實行政治擴張，提出“保境安民”的口號，實質是推行軍國主義式的“用民政治”，以武力加強對人民的統治。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進行大規模的擴軍。

晉軍初建於1912年。當時閻錫山從包頭返回太原後，組建軍隊為一個師，師轄兩個旅，旅轄兩個團。另有直轄砲兵一個團，騎兵一個團。1914年，閻錫山派孔庚率部參加了袁世凱的“徵蒙”行動。事平後孔庚師留駐包頭。由於孔庚原為吳祿貞的部下，且在部隊中不斷安插自己的親信，所以為閻錫山所不容，乃暗中操縱張培梅、張樹幟等發動兵變。1914年6月1日夜，變兵幾十人闖入孔庚的辦公室和寢室，開槍射擊。孔庚藏於天花板上未被擊中，變兵搶劫後逃去。孔庚對此兵變不諳內情，亂殺官兵40餘人。閻錫山以此兵變為口實，將孔師縮編為第13混成旅，孔庚降為旅長。閻錫山將編餘士兵另組成第12混成旅。不久，晉軍就擴編成3個混成旅。1917年8月，閻錫山將所部與山西巡防營改編的警備隊，合併擴編為4個混成旅，轄12個步兵團、4個砲兵營、1個機槍營，共有步、騎槍1萬餘支。為提高軍隊素質，1918年底，閻錫山又成立第9步兵團，專門培訓軍事幹部。半年後，該團被命名為學兵團，專收學生施以軍訓。又成立了4個在鄉軍人訓練連，分期分批輪訓全省壯丁，每期3個月，訓練後還鄉，隨時召徵入伍。

閻錫山通過不斷擴軍，壯大軍事實力，鞏固了他在山西的統治，同時，使得晉系成為了北洋軍閥中舉足輕重的一股勢力。

二、在軍閥混戰中壯大
　
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分裂成皖、直、奉等幾大派系，各派為了爭奪中央政權和自己的地盤展開了長期的明爭暗鬥。在軍閥混戰中，閻錫山坐鎮山西，窺測方向，看風使舵，擴張勢力，準備在適當的時刻與各路群雄一較高下。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開始，雙方都派人與閻錫山聯繫，爭取支援。但閻錫山見局勢不明，採取中立態度，暗中卻派他的參謀主任台壽民到北京、天津探聽情況。待馮玉祥反直倒戈，發動北京政變後，他見曹錕、吳佩孚已倒，大局將定，便聯合馮玉祥、張作霖出兵石家莊，致使直軍兵敗，直系倒台。於是，馮玉祥與張作霖、段祺瑞聯合組成北京政府，段祺瑞任臨時總執政。閻錫山因出兵討曹、吳有功，得以繼續統治山西。

1926年春，奉系張作霖與直系吳佩孚重新修好，聯合段祺瑞，排斥馮玉祥，發動了對國民軍的“討赤戰爭”。閻錫山仍然兩面討好，見機行事。一方面對馮軍錶示友好態度，一方面又暗中協助吳佩孚，阻隔河南國民軍與直隸間的聯繫，使馮軍處於直、奉、晉三軍的包圍之中。馮軍調整部署，決定先擊破山西，宋哲元率部從殺虎口、得勝口分數路合擊大同。這時，閻錫山公開與張作霖、吳佩孚合作，派兵死守關口及重鎮，阻擋國民軍的進攻。在直、奉、晉三方軍閥的聯合攻擊下，經過三個多月的激戰，馮軍被擊敗，退守西北地區。閻錫山乘勢將國民軍韓復榘、石友三、陳希聖等部收編，編為自己的三個師，還派商震率部一路追殺，攻至綏遠城。這樣，閻錫山的地盤由山西擴大至綏遠。隨即，他著手進行山西第二次擴軍，把部隊擴充為17個師又8個砲兵團，軍隊亦改名為晉綏軍。

1926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正式出師北伐。9月，馮玉祥在五原誓師，加入國民革命軍行列，出兵響應北伐。閻錫山為討好馮玉祥，把收編西北軍的韓復榘、石友三、陳希聖三個師歸還給他，而閻錫山自己則伺機觀變，按兵不動。10月，北伐軍攻占武漢。廣州國民政府派代表到太原，請閻錫山派人到武漢商討參加北伐事宜。閻錫山派老同盟會員趙丕廉前往。趙丕廉到武漢會見了國民革命軍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又到南昌會見了國民革命總司令蔣介石。國民政府請閻錫山早日在山西舉事，並授他為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閻錫山了解詳情后，並不馬上表明態度，也就任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職，仍持觀望態度。馮玉祥多次催促他出兵討奉，他置之不理。到了1927年6月，北伐軍會師鄭州，奉軍潰敗北撤，他認為時機已到，才宣布就職，開始懸掛青天白日旗，正式歸屬國民政府，並出兵娘子關，佔領石家莊。隨後，他又按兵不動，保存實力。7月，他在山西實行“清黨”運動，同時，又進行了山西第三次擴軍，收編了一些地方部隊，把晉綏軍統編為7個軍。

對閻錫山的易幟，張作霖甚為不滿，派人到山西拉攏，並以“安國軍政府”副元帥相許。閻錫山表示，雖然易幟，但不一定與奉張決裂。張作霖見閻錫山按兵不動，加上寧漢不和，蔣介石被逼下野時之機，率兵南下反攻，一路攻打在河南的武漢國民政府之張發奎部，一路沿津浦線援救孫傳芳。與此同時，張作霖也派於珍前往豐鎮平地泉一帶部署軍事。閻錫山察覺此舉是針對自己來的，便於1927年9月，公開與張作霖決裂，向奉軍發起攻擊，爆發了晉奉之戰。

開戰之初，晉軍占主動地位。閻錫山以徐永昌為右路軍總指揮、孫楚為前敵指揮，集中四個軍的步兵附以騎兵和砲兵，沿京漢路西側前進。以商震為總指揮，張蔭梧為前敵指揮的左路軍，集中兩個軍的步兵附以騎兵、砲兵沿京綏路兩側前進。另以傅作義及李服膺兩部，出蔚縣走山路，直取北京。晉軍開戰告捷，右路軍佔領石家莊、新縣，向望都攻擊，左路佔領宣化。10月7日，奉軍反攻。激戰10天，奉軍在京漢線佔領了定州、正定、石家莊；在京綏線佔領了宣化、張家口、柴溝堡。晉軍全線撤退。奉軍又集中號稱30萬大軍，張學良、韓麟春部沿京漢線，張作相、萬福麟部沿京綏線大舉攻擊。晉軍憑險固守，奉軍無法突破晉軍防線，戰爭呈膠著狀態。

從10月15日起，雙方開始了圍繞涿州的為時3個月的空前激烈的攻守戰。攻城的是奉軍張學良，守城的是晉軍傅作義。15日凌晨，奉軍發動第一輪攻勢，發起7次大規模的進攻，使用大小砲100門，飛機在天上助戰，均被晉軍擊退。16日凌晨，奉軍發起第二輪攻勢，在城根鋪設輕便鐵路，使用鐵甲車助戰。第三輪攻勢，是開挖地道。27日凌晨，第四輪攻勢展開，奉軍工兵司令柏桂林親自點燃引爆地道的炸藥，然後飛機出動，立體轟炸。然而，無論張學良採取怎樣的戰術，都不能動搖傅作義及守城的晉軍的決心。傅作義多次打電報請求閻錫山派兵增援，但閻回點只是說：“盡軍人最後之天職。”12月，城中缺糧，援軍無望，傅作義只得出城與奉軍談判。1928年1月5日，傅作義到保定與張學良議和。兩位戰將惺惺相惜，議和成功。1月12日，晉軍7000人撤出涿州，奉軍和平接受涿州，萬福麟師進駐城內，戰事始告結束。

傅作義被送往北京，張作霖在中南海大元帥府設宴招待傅作義，並許以指揮方面軍一職，但遭到傅的拒絕。張作霖大怒，要槍斃傅作義。經張學良說請，將傅軟禁於保定指揮所。其後，傅作義在張學良、參謀長鮑文越、副官長單益三等的周旋和幫助下，於5月初騎自行車逃離保定，到了天津。

晉軍失敗後，馮玉祥部也受到奉軍的威脅，閻、馮為了擺脫困境，聯名致電下野後留居日本的蔣介石回國，主持“北伐”戰爭，共同對付張作霖。不久，蔣介石從日本回到南京，再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1928年2月，蔣介石在徐州召開軍事會議，改編軍隊，成立四個集團軍。閻錫山的北方國民軍編為第三集團軍，閻錫山任總司令。4月，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四個集團軍聯合北伐。閻軍一舉奪取石家莊，收復大同，進而攻打保定。與此同時，他派人潛入天津，與日本駐屯軍司令新井勾結。新井表示：“閻軍如果占領保定，日軍保證北京、天津不用放一槍，唾手可得。”閻錫山得到日軍許諾後，全力攻打保定，迫使張學良放棄保定北撤。6月，閻軍不戰而相繼佔領北京、天津。面對這一事實，蔣介石也只好委任閻錫山兼任平津衛戍總司令。閻錫山舉張蔭梧為北平警備司令，傅作義為天津警備司令、商震為河北省主席。至此，閻錫山通過投機手段兼併了晉、冀、察、綏四省及平津兩市，勢力驟然擴大。
在此期間，閻錫山的第三集團軍不斷擴編，到1928年7月，他已擁有11個軍，轄30個師。朱綬光為參謀長，商震、楊愛源、徐永昌、傅存懷、傅作義、豐玉璽、張蔭梧、譚慶林、李維新、徐源泉、方玉晉分任各軍軍長。此外，李培基、趙承綬、孫楚、高鴻文、王靖國、李服膺、李生達、週玳、楊澄源、彭毓斌、史澤波、陳長捷等都是他的重要將領。

國民黨北伐成功以後，蔣介石企圖利用編遣會議，削弱非嫡係部隊，使得蔣介石與其他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的矛盾再度激化。1929年3月至6月，爆發了蔣桂戰爭，閻錫山坐山觀虎鬥。蔣介石擊敗桂係後，又轉而攻擊馮玉祥，先後收買策動馮軍韓復榘、石友三、劉鎮華、楊虎城、馬鴻逵等部，馮玉祥被迫於5月27日通電下野。閻錫山為挾馮以自重，向蔣討價還價，於6月將馮玉祥誘騙到太原，隨後將馮軟禁於五台縣建安村。同年8月，蔣介石召開編遣實施會議，欲強行削弱各地實力派的兵力，蔣、閻的矛盾加劇，閻錫山轉而實行聯馮抗蔣的方針。10月10日，西北軍將領宋哲元等27人通電反蔣，分三路進攻河南。正當蔣馮兩軍激戰之際，閻錫山卻又按兵不動。蔣介石見有機可乘，正式任命閻錫山為全國陸海空副總司令。閻錫山又被蔣介石拉攏過去，宣布就任此職，馮玉祥再遭軟禁，馮軍被迫退至潼關以西。
1930年1月，馮玉祥密令西北軍將領主動與蔣介石聯絡，閻錫山聞訊，擔心蔣馮合作對付自己，急忙主動與馮玉祥修好，3月8日，馮玉祥回到潼關。

在蔣馮衝突的同時，蔣介石與唐生智之間也爆發了一場戰爭。閻錫山開始時與唐生智、石友三秘密聯繫，策劃聯合反蔣。唐生智承諾通電擁閻為首，閻錫山答應接濟唐生智軍餉60萬元。但後來唐的通電是“擁汪（精衛）”為首，閻錫山即串通張學良，擁蔣反唐，並就任蔣介石委派的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職。但戰爭爆發後，閻錫山命令晉綏軍在鄭州觀望，待到各路討唐軍連戰皆捷，他才督師進發，獲得不戰而勝的戰果。唐軍殘部被晉綏軍改編。蔣介石對閻錫山既出兵又觀望的行為很惱怒，戰事一停，便授意韓復榘在鄭州秘密不止捉拿閻錫山。閻錫山得知消息，倉惶化裝逃回太原。

閻錫山就是這樣，在軍閥混戰之中，看風使舵，處處投機鑽營，不斷壯大自己的力量，終於有一天，他要和蔣介石直接較量，爭奪最高領導權。

三、閻蔣相爭與合流
　
在桂系、馮系、唐系先後遭到蔣介石的打擊時，閻錫山靠著他的投機本領，使晉係得到了發展。但是，閻錫山心裡也明白，蔣介石雖然處處處利用他，但當蔣介石打敗了桂、馮、唐等派係後，下一個打擊的目標就是自己了，他和蔣介石的下面交鋒是在所難免的。當然，他也知道，光憑晉綏系的力量無法對抗蔣介石的打擊，必然要聯絡全國的反蔣勢力，結成聯盟，由自己充當盟主。

1930年1月，蔣介石派吳鐵城到太原，代表南京政府要閻錫山補行就職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宣誓儀式。實際上閻錫山早已宣布就職，蔣介石此舉無非是逼閻錫山宣誓服從蔣記中央。閻錫山大為不滿，於是在1月22日舉行的就職宣誓儀式上藉機發表演說，駁斥蔣介石的武力統一論，攻擊蔣介石的施政方針。接著，閻、蔣之間展開了一場所謂“國是”之爭的電報論戰。2月10日，閻錫山首先致電蔣介石，指出“戡亂而不如止亂，不止亂而一昧戡亂，國內紛亂，將無已時”，並提出“為今之計，禮讓為國，捨此莫由”，表示請蔣下野。以此電為開端，寧晉之間的電報論戰長達兩個月，互相責罵，喋喋不休。

在電報戰期間，全國反蔣勢力紛紛派代表云集太原，表示願意擁戴閻錫山為反蔣領袖，商定倒蔣事宜，正式形成反蔣陣線。3月14日，鹿鍾麟等57位將領發出倒蔣通電，擁護閻錫山為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張學良為副總司令。3月21日，閻、馮公開發出倒蔣通電，全國各個反蔣的大小軍閥陸續起而響應。4月1日，閻錫山在太原就任總司令，同日，馮玉祥、李宗仁在潼關、桂平各就副總司令職。閻錫山成立了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先後召開了所有軍閥代表和所部高級軍官會議，決定集結重兵，組織8個方面軍，沿平漢線、隴海線和津浦線三路進擊。蔣介石亦針鋒相對，在南京以“國民政府”名義，於4月4日下令免除閻錫山所任各項職務，並通令拿辦；5日，下令討伐閻錫山。於是，空前規模的中原大戰爆發了。中原大戰又稱“蔣馮閻大戰”。

中原大戰展開後，閻錫山赴鄭州與馮玉祥會晤，商討作戰方略，決定在隴海路豫中方面，平漢路豫南方面，均採取攻勢防禦，在津浦路之魯北方面，則採取攻勢，待有進展後，再全線出擊。在作了相應兵力部署之後，閻錫山在魯北晏城設行營，親自指揮作戰。5月22日起，蔣、馮、閻激戰於魯、豫千里戰場。戰爭初期，馮玉祥軍在平漢路及隴海路大敗蔣軍，晉綏軍也攻占濟南，向徐州、蚌埠進逼。但是不久，反蔣派內部矛盾逐漸暴露，各派軍隊各懷異志，一味保存實力，貽誤戰機。蔣介石乘機調整兵力部署，重點在津浦線上打擊晉綏軍。閻錫山即採取守勢，使馮軍在隴海線上失去呼應。8月15日，蔣軍重佔濟南，晉綏軍敗退黃河以北。蔣介石乘勢把重兵用於隴海線上，9月6日開始總攻。閻錫山為保存實力，密令隴海線晉綏軍向黃河以北撤退，使馮軍孤軍作戰，形勢急轉直下。

與此同時，反蔣聯盟積極在北平籌建國民政府，以閻錫山為主席。閻錫山為取“久久”諧音作為吉兆，於1930年即民國19年9月9日上午9時，在北京懷仁堂宣誓就職，這就是北平民國政府，時稱“四九小朝廷”。

9月18日，在交戰雙方都力圖爭取的張學良，接受了蔣介石任命的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一職及巨額款項，發表通電，倒向蔣介石，派出12萬東北軍大舉入關，威脅倒蔣聯軍的後路。閻錫山見大勢已去，發表通電聲稱“願退避三舍”，令晉綏軍全線撤退，把幾百里戰線，大片陣地讓給蔣軍，使馮軍措手不及，苦戰之後全軍瓦解，分別被蔣介石、張學良所改編。就這樣，頗有聲勢的一場倒蔣戰爭，因閻錫山的懦弱、動搖、破壞而終告失敗。當時，有人畫了一幅漫畫，畫中：閻錫山一手拿算盤，一手拿帳本；蔣介石一手拿金錢，一手拿飛機；馮玉祥一手拿大刀，一手拿窩頭，把三方在中原大戰中的形態描繪得準確、生動。

閻錫山雖然戰敗，但他不像馮玉祥把老本都賠上，由於他在戰爭中時時撥動自己的算盤，雖然戰敗，但總算保住了多年苦心經營的晉綏軍及其山西老巢。閻錫山敗回太原後，對退路作了周密的佈置，他把陸海空軍總司令部撤消，成立晉綏警備司令部，安排親信徐永昌、楊愛源任正副司令，替他看守山西、綏遠的地盤。同時，他對地方上有權力的人士也作了收買和佈置。然後，他自己化裝潛入日本人控制的大連，暫作寓公，遙控山西。他經常派親信副官劉昇潛回太原，了解情況，傳達指示，要徐永昌和楊愛源團結控制晉綏軍各軍、師長，不要為蔣介石和張學良所收買利用。中原大戰後，晉綏軍為張學良裁併，表面上，徐永昌、楊愛源接受了張學良的裁編命令，但實際上他們是根據閻錫山的指示作人事調整的。
閻錫山外逃後，山西蔣記國民黨省黨部大量通緝、開除閻錫山的骨幹分子。另外，山西的知識分子也於1931年1月9日成立了山西善後協進會，揭發閻錫山的種種罪行，並派代表分赴南京、北平等地呼籲聲援。協進會提出如下要求和號召：（1）山西駐軍以師為單位，一律編為國防軍，開赴邊疆；（2）財政絕對公開，向中央力爭2400萬金融公債；（3）將山西兵工廠改為農具製造廠，收回正太路；（4）厲行軍民分治。2月9日，協進會代表張策到南京向國民黨中央請願，提出了五點要求，基本內容同上。由於閻錫山出逃前，對山西的軍政要員和地方上有權勢的人士作了收買和佈置，多數人為閻所用，不願參加這次反閻運動，因而協進會的活動很快也煙消雲散。

儘管如此，閻錫山還是擔心離晉日久，軍隊離心，老巢傾覆，遂於1931年8月5日，在日本飛機護送下回到大同，隨即返回五台縣河邊村。同僚們都為他的安全擔心，而他自恃有日本人撐腰，而且預言說：“過不了多久，全國就要行動起來，反對蔣介石和張學良。他們將自顧不暇，對我也無可奈何。”果然，一個月後，“九·一八”事變爆發，蔣介石和張學良都無暇顧及閻錫山。這時，汪清衛從法國回國，高唱“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調子，又同蔣介石合流，擔任了國民政府行政院長。閻錫山為了取得汪精衛的支持，派親信趙丕廉駐南京與汪聯繫，同時，還派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到北平活動，通過宋美齡的關係向蔣介石疏通。這時，蔣介石也表示“捐棄前嫌，團結禦侮”，接受了汪精衛的提議，於1932年2月，委派閻錫山為太原綏靖公署主任。2月19日，閻錫山由河邊村回到太原就職，不久，閻錫山又恢復了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等職務，並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從此，閻錫山與蔣介石重新合流，再度統治晉綏兩省。

四、抗戰中的晉綏軍
　
閻錫山回太原任職以後，加緊發展自己的勢力，制定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劃案》，發展山西的輕重工業，擴大官僚資本。幾年後，山西形成了一個由採礦、冶金、發電、採煤、化工、軍火製造、機器製造、造紙、印刷、皮革、毛織、水泥等初具規模的較完整的輕重工業體系，並修建了同浦鐵路等大型工程。民初各省的都督，大多曇花一現，只有閻錫山獨管山西三十餘年，山西因此少有戰事，治績冠於全國。到三十年代，還一度被評選為全國的模範省，全國的商標中，半數以上都是山西商家的。上述的政績，應該算到閻錫山的頭上。但是，閻錫山對山西人民的剝削也是嚴重的，他巧立名目收捐派稅，以“講究衛生”為名，連農民進城挑糞也要上捐，難怪文人劉師亮作一對聯諷刺曰：“自古未聞糞有稅，而今只有屁無捐。”橫批是“民國萬歲”。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加快了對中國的侵略步伐，熱河淪陷、華北危急，山西也處於抗日前沿。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北上抗日，到達陝北。陝北蘇區日漸擴大，紅軍勢力日益增強。這時，閻錫山十分恐慌，日夜考慮的中心問題是防共反共，派兵西渡黃河協助陝西國民黨軍“進剿”紅軍。1935年冬，中共中央為了民族利益，發表了停止內戰，槍口對外的聲明，要求閻錫山允許紅軍通過山西地區開赴前線抗日，但閻錫山拒絕紅軍的要求，派兵阻止紅軍東渡對日作戰。1936年2月，中共中央發表“東征宣言”，東征紅軍渡過黃河，擊破阻擊的閻軍。閻錫山主動請蔣介石派兵入晉，蔣介石趁機即派5個師開進山西。中共中央為了珍惜國力，履行“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主張，於5月5日發出“回師通電”，東征紅軍撤回黃河以西。

1936年7月，日軍侵占察北6縣，準備進犯綏遠。閻錫山為了保護自己的地盤，只得提出“守土抗戰”的主張，並成立了山西統一戰線性質的抗日救亡群眾組織——主要由共產黨人薄一波等領導的“犧牲救國同盟會”。全國各地許多進步青年湧向山西，參加抗日。1936年11月，閻錫山派傅作義指揮晉軍向日軍佔領的百靈廟發起進攻，經過激戰，將敵擊潰，收復了綏北要地百靈廟。

1937年“七·七”事變後，閻錫山被任命為第二戰區司令長官，晉綏軍改編為第6、第7集團軍，紅軍改編為第18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兼任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第18集團軍挺進華北前線，與國民軍聯合作戰。8月上旬，日軍侵入南口後，戰事進入第二戰區晉綏兩省。閻錫山將部隊布防於天鎮、大同等要隘，自己到雁門關西面的嶺口，佈置行營，親自指揮作戰。不久，天鎮失守，閻錫山將王靖國、傅作義、李服膺等軍一齊調進雁門關以南，扼守平型關至陽口一線。9月，日軍大舉進攻太原，閻錫山在八路軍的配合下，組織了太原會戰，中國軍隊與日軍展開了激戰，給日軍以沉重的打擊。但不久，保定、灃源、石家莊等相繼陷入敵手，雁門關一線亦被日軍突破，閻錫山指揮部隊退守第二道防線——忻口防線。閻錫山集中了8萬人的兵力，由衛立煌為前敵總司令，組織忻口防禦戰役。戰鬥非常的激烈，雙方死傷慘重。10月15日，第9軍軍長郝夢齡中彈犧牲。日軍攻下忻口，曾三易指揮官。後因平漢線上國民黨撤至石家莊以南地區，日軍主力川岸師團直撲娘子關，威脅太原，閻錫山被迫放棄忻口，向太原撤退。日軍尾隨追擊，很快迫近城下，傅作義率部與日軍激戰兩天，終因力量不支，放棄太原南撤。

11月8日，閻錫山將部隊撤至臨汾，進行整軍，在共產黨和八路軍建議和推動下，閻錫山組織了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動員委員會”，先後成立了四個“抗日決死隊”和其他抗日民眾武裝。但是，1938年3月初，臨汾失陷後，閻錫山的官僚統治集團陷於異常混亂的狀態，失敗主義情緒以及各種亡國論調籠罩及擴散。而共產黨所領導的“犧盟會”、“決死隊”等進步力量，則紛紛轉入敵後，積極發動群眾，組織抗日武裝，建立敵後政權，發展抗日游擊根據地。閻錫山看到這種發展趨勢，深怕大權旁落，無法掌權，便採取“內部分化”、“製造摩擦”、“派兵監視”等各種反動措施，製造分裂，限制進步活動。

1938年12月，日軍進攻吉縣，閻錫山倉皇率部西渡黃河，向陝西宜川退避。此時，他對抗日已喪失信心，日軍也加緊對他進行誘降。閻錫山決心採取“降日擁蔣反共”的路線，他對部屬說：“抗日要準備聯日，擁蔣要準備反蔣，聯共要準備反共”，並美其名曰“二的哲學”、“唯中哲學”。1939年10月，閻錫山下令解散“戰委會”，取締“犧盟會”，接著又以軍隊要“正規化”為藉口，將“決死隊”取消，把抗日新軍改編為幾個旅，撤消薄一波等決死隊縱隊政委的職務。他的這些行動，受到共產黨人薄一波等的堅決抵制。12月，閻錫山公然製造了“十二月事變”。他與日軍勾結，命令第7集團軍總司令趙承綬等率部進攻決死隊各縱隊，大肆屠殺摧殘革命人士，使山西抗日力量遭受到重大損失。

“十二月事變”後，閻錫山加緊與日軍勾結，多次派趙承綬等與日軍接觸，商談投降條件。1941年8月11日，趙承綬與日軍代表田邊盛武和楠山秀吉簽訂了《汾陽協定》，閻錫山實際是想降日充當漢奸傀儡。後因共產黨、八路軍的阻止，閻錫山又有所顧忌。之後，閻錫山與日軍打打停停，但降日的打算並未放棄。1942年4月，閻錫山又派趙承綬到太原會見日軍山西駐軍參謀長花谷正。花谷正提出，必須與閻錫山直接談判，才能解決問題。5月，閻錫山親自與日方在吉縣安平村舉行會談。因條件不合，會談未獲結果。後日軍將《汾陽協定》及“安平會議”開會所拍照片印刷，用飛機投撒西安，公佈於世，並對閻錫山發動進攻。雖然如此，閻錫山仍與日軍繼續聯繫，直到日本投降。

和閻錫山的曖昧的抗日態度相反的，晉綏軍中也有堅決的抗日英雄和部隊，堅守原平十晝夜的薑玉貞將軍以及他的第66軍第196旅就是一例。中共領導人之一的任弼時在他寫的《山西抗戰的回憶》一文中說：“我們對於崞縣特別是原平守城的晉綏軍那種英勇壯烈犧牲精神是非常欽佩的。由於他們的英勇抵抗，從正面遲緩了敵人的前進，使增援的生力軍得到充裕的時間集結於忻口，使忻口後來能夠堅持將近一個月的抗戰。”

1937年9月，日軍大舉進攻山西，突破我軍雁門關防線，矛頭指向太原，妄想一舉奪下山西腹地，進而攻占我國西北地區，南渡黃河壓迫中國政府投降。中國軍隊包括中央軍、晉綏軍、八路軍及其他部隊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團結作戰，在晉中忻口一帶與日軍展開了血戰，狠狠打擊了日軍的侵略氣焰，消滅了大量日軍，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戰決心。忻口會戰是抗日戰爭初期，中國軍隊與日本軍隊打的第一個大規模的陣地戰，原平保衛戰是這一戰役的前哨戰，國民黨第66軍第196旅5000餘官兵在旅長姜玉貞將軍的率領下，浴血奮戰，寸土必爭，堅守原平10天，遲緩了日軍的推進，掩護我軍主力在忻口一帶集結布防，保證了整個戰役的勝利。最後，姜玉貞將軍與全旅大部分官兵與城同殉，譜寫了一曲抗日的悲壯之歌。姜玉貞，山東荷澤人，1894年生。國民政府授予196旅以“榮譽旅”稱號，追贈旅長姜玉貞陸軍中將銜。

帶著壽衣轉戰各戰場的趙錫章將軍，亦應大書一筆。趙錫章，河北河間人，1901年生。保定軍校畢業後，歷任晉綏軍連長、教官、師參謀長、獨立第3旅第4團團長。抗戰開始後，晉綏軍各部開赴抗日戰場。趙錫章在上戰場前，專門為自己做了一套壽衣，上面寫著“不成功，便成仁”幾個大字，他帶著壽衣投入抗戰，參加了忻口會戰等戰役。此戰役後，趙錫章因戰功升為第19軍第70師第215旅少將旅長。
1938年2月，趙錫章率部在山西隰縣川口鎮戰役中身負重傷，壯烈成仁殉國，被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

王鳳山將軍，山西五台人，1904年生。太原軍官學校畢業。歷任晉綏軍連長、營長、團長。抗日戰爭開始後，即投入戰鬥，轉戰各戰場。1941年，升任第218旅旅長。1942年4月，王鳳山率部在晉西汾河一帶抗擊日軍，4月18日，在與日軍血戰中壯烈殉國。

石作衡將軍，山西渾源人，1905年生。北方軍校畢業。歷任晉綏軍連長、營長。抗日戰爭開始後，參加了南口、大同、平型關、忻口諸戰役。他身先士卒，英勇殺敵，在南懷化爭奪戰中身負重傷。1937年底，升任第209旅參謀長。其後，歷任第8旅旅長、第70師師長。1941年9月，在中條山戰役中，被砲彈擊中，英勇殉國。國民政府追贈其為陸軍中將。

尉遲鳳崗將軍，山西朔縣人，1903年生。步兵專門學校畢業。歷任晉綏軍連長、營長、副團長、第7師第21旅副旅長兼第41團團長。抗戰開始後，率部北上作戰，同年9月22日，在保定附近董村與大批日軍遭遇，經過激戰後負傷，流血過多，壯烈殉國。

張樹楨將軍，河北省人，早年投身軍旅，後一直在晉綏軍中服役，歷任連長、營長、副團長、第72師第416團團長。抗日戰爭開始後，參加了南口會戰。1937年8月22日，在與日軍血戰中身負重傷，壯烈殉國。國民政府追贈其陸軍少將銜。

此外，傅作義、楊愛源、陳長捷等晉綏軍將領，在抗日戰爭中都立下不朽的功績。

五、晉綏系的結局
　
1945年8月，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後，閻錫山與日偽軍勾結，即調動兵力搶占太原等重要城市。閻錫山以留用技術人員作掩護，留用日軍戰俘與技術人員5000餘人，其中有戰鬥力的3000餘人，編為6個大隊。隨後，他又將偽軍改編為5個“省防軍”，為他奪取人民的勝利果實賣命。

1945年9月，閻錫山抽調重兵，令第19軍軍長史澤波等率13個師，分左、右兩路，向上黨解放區進犯，妄圖將八路軍和廣大人民經過艱苦鬥爭建立起來的革命根據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劉伯承、鄧小平調集晉察魯豫主力部隊3萬餘人，民兵5萬餘人奮起自衛。經過40余天的激戰，閻軍精銳3萬餘人被殲，第7集團軍副司令彭毓斌被擊斃，史波波等27名將官被俘虜，上黨戰役使閻錫山的實力損失慘重，當時人們諷刺他說：“上黨一戰，實力損失一半。”

其後，閻錫山在山西極力推行各種暴政，加強特務統治，組織“還鄉團”，向廣大農民進行反攻倒算，並積極追隨蔣介石進行反共反人民的內戰。但是，隨著人民革命戰爭的深入發展，閻錫山遭到一連串的打擊和失敗。從1946年11月底開始，晉西各縣相繼被陳賡、王震等部攻占。1948年6、7月間，人民解放軍發動晉中戰役，閻錫山所部被殲10萬人，丟失了縣城十多座，連太原綏靖公署副主任趙承綬也被俘虜，閻錫山只有困守太原，作垂死掙扎。

趙承綬，晉綏軍主要將領之一，時任太原綏靖公署副主任、野戰軍總司令。被俘虜後，他從前線被送到解放軍華北兵團指揮部，受到司令員徐向前的接見。徐向前以同鄉、老同學的身份，感化了趙承綬。趙承綬願意反戈一擊，立功贖罪。於是，他與同時被俘的第33軍軍長沈瑞、參謀長曹近謙，向晉綏軍展開政策攻心工作。很快，爭取到第8總隊司令趙瑞的率部投誠。

1948年7月以後，太原城已被人民解放軍包圍，解放軍多次提倡和平談判，均遭到閻錫山的拒絕。其所屬第30軍軍長黃樵松準備舉行和平起義，被閻錫山逮捕，押送南京交蔣介石槍殺。

1948年11月，張家口、北平、天津均被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等部包圍。張家口守軍、傅部第1兵團司令孫蘭峰告急，華北“剿總”總司令傅作義急令第35軍軍長郭景雲率領3個師星夜馳援張家口，但第35軍在新保安被圍，大部被殲，郭景云自殺。張家口的第104軍、第105軍、第16軍和第11兵團也被殲。1949年1月，傅作義在共產黨代表以及北平的愛國民主人士的敦促下，準備走和平起義道路。1月15日，天津守軍因拒絕投降，解放軍進攻天津，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被俘虜。天津失守，更堅定了傅作義起義的決心。蔣介石先後派晉綏系元老、軍令部長徐永昌、國防部次長鄭介民以及次子蔣緯國飛抵北平，勸傅作義南撤。但傅作義不聽從，只將蔣介石嫡系第9兵團司令石覺、第4兵團司令李文等放回南京。1月31日，解放軍進入北平。

1949年1月，原屬晉綏軍將領的陳長捷在天津戰敗被俘，傅作義在北平率部接受和平改編，閻錫山更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雖然他還狂妄叫喊，要與太原共存亡，拒絕解放軍提出的和平談判。他在接見外國記者時，在桌上放著幾瓶毒藥，說：“我決心死守太原，與城共存亡，太原如果不守，我就和這些小瓶同歸於盡。”但是，暗地裡，他卻為自己準備後路，指使其親信在蔣介石、李宗仁面前活動，建議李宗仁電邀他到南京“討論國事”。1949年3月，他假借開會之機，倉皇逃往南京。

4月，徐向前派趙承綬到太原前線，請求入城談判，王靖國、孫楚等以“無人負責”為由拒絕。在總攻太原的前一天，趙承綬再給王靖國打電話，遭到王的拒絕。4月24日，人民解放軍徐向前兵團一舉攻克太原，全殲守敵。第61軍軍長趙恭被擊斃；國民黨山西省代理主席梁化之服毒身亡；第10兵團司令官王靖國、第15兵團司令官孫楚，以及趙世珍、孫福麟、劉奉濱、溫懷憲、曹國忠、韓步洲、高倬之、劉效曾、陳如日等一批高級將領被俘虜。

8月，中共中央決定和平解決綏遠問題，與綏遠省保安司令兼省主席董其武接觸談判。蔣介石又派晉綏系元老、軍令部長徐永昌，以及空軍副司令王叔銘飛抵包頭利誘和阻止。但遭到董其武拒絕。8月20日，傅作義與鄧寶珊親自到包頭，策動綏遠部隊。蔣介石發來電報，告誡傅作義不要“一錯再錯”，即來重慶，將委以重任。李宗仁和閻錫山發來電報，慶賀傅“脫險”，邀請傅即來廣州，傅作義不為所動。9月15日，徐永昌還親自飛到包頭，遊說傅作義鄧寶珊和董其武、孫蘭峰等。傅作義經過艱苦的工作，挫敗了頑固分子和軍統特務的破壞，9月19日，綏遠省保安司令兼省主席董其武率部起義，綏遠和平解放。至此，閻錫山苦心經營的晉綏軍徹底覆滅，閻錫山在山西長達38年之久的統治亦徹底結束。

閻錫山逃出太原後，於6月3日出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院長。然而，“閻內閣”僅僅存在一個星期，到6月11日，就被在廣州成立的以蔣介石為主席的中央非常委員會所替代，他實際是個毫無實權的“院長”。“閻內閣”可以說是國民黨統治時期最後一屆內閣。1949年10月11日，閻錫山隨“國民政府”遷逃重慶，重慶解放後，又逃往成都。12月8日，人民解放軍迫近成都，閻錫山見已無立身之所，只得飛往台灣。

在人民解放的砲火聲中，經營了數十年的晉綏系軍事集團土崩瓦解。在最後一節，我們談談幾位晉綏軍主要將領即徐永昌、楊愛源、趙承綬、陳長捷、商震、傅作義等人的歸宿，尤其是晉綏軍首領閻錫山去台後的情況。

徐永昌，山西崞縣人，1887年生。保定軍校畢業。歷任晉軍第十二路軍總指揮、綏遠省政府主席、河北省政府主席、山西省政府主席等。1937年後，歷任軍委會辦公室主任，保定行營主任、國民政府軍令部部長。1945年9月2日，以中國代表團團長身份，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1948年，徐永昌出任國防部長，其後一年多時間，他活動於太原、北京、綏遠之間，企圖挽回國民黨的危局，失敗後去台灣，任總統府資政、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等。1959年7月13日，徐永昌在台北病逝。

楊愛源，山西五台人，1897年生。1914年畢業於保定軍校。應閻錫山之邀請回山西，歷任團長、旅長、山西第6師師長、晉綏陸軍總監、山西第2師師長、第2軍軍長、第三軍團總指揮、察哈爾省政府主席、第34軍軍長等。1937年後，歷任第六集團軍總司令、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太原綏靖公署副主任。
太原解放前夕逃走，1949年底去台灣，任總統府戰備委員會顧問。1959年1月，楊愛源在台灣病逝。

趙承綬，山西五台人，1891年生。1911年參加山西新軍起義。1919年畢業於保定軍校。後歷任晉軍團長、第2師師長、騎兵司令、大同警備司令等。抗戰時期，出任第七集團軍總司令。1946年後，任山西保安副司令、野戰軍司令。1948年6月在晉中地區被解放軍俘虜。以後曾為和平解放太原奔走。新中國時期，曾任水利部參事。1966年10月1日在北京病逝。

陳長捷，福建閩侯人，1892年生。保定軍校畢業。畢業後在晉軍中任職。歷任參謀、營長、團長等。抗日戰爭時期，歷任陸軍第35軍第72師師長、第6集團軍總司令，率部參加過南口會戰、忻口會戰。
1946年後，任天津警備司令部中將司令。1949年1月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天津時戰敗被俘虜。新中國時期，在戰犯管理所學習改造。1959年獲特赦。後在全國政協文史工作委員會工作。1968年4月7日在上海病逝。

商震，浙江紹興人，1891年生於河北大城縣。早年畢業於北洋陸軍速成學堂，後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回國後，在北洋軍陸建章部任職，曾任中堅團團長。1916年，北洋軍節節失敗，改投閻錫山。歷任陸軍少將旅長、中將師長，1927年任天津警備司令，升陸軍上將。1935年後，歷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河南省政府主席、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第六戰區司令長官、軍委辦公廳主任、中國駐美國軍事代表團團長、總統府參軍長，1947年4月起任駐日本軍事代表團團長。1949年國民黨在大陸失敗後，商震棄政從商，並定居日本。1974年曾回國觀光。1978年5月15日，商震在東京病逝。根據其生前願望，其骨灰後來被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傅作義，山西榮河人，1895年生。1915年二十歲從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後，即在晉軍中任職，歷任師長、軍團總指揮、第35軍軍長、綏遠省政府主席。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率部參加長城抗戰和綏遠抗戰。抗日戰爭時期，傅作義歷任第二戰區第7集團軍總司令、第二戰區北路軍總司令、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第十二戰區司令長官等。日本投降後，曾代表國民黨政府到綏遠、察哈爾、熱河受降。1947年任察哈爾政府主席，12月出任華北“剿共”總司令。在平津戰役中，傅作義能順應歷史潮流，選擇和平起義的道路，使北京這座歷史名城免遭炮火的摧毀。新中國成立後，傅作義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水利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等，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1974年4月19日在北京病逝，終年79歲。

最後談談閻錫山。

1949年12月7日上午，67歲的行政院長閻錫山逃離成都機場，逃離大陸，飛往台灣。閻錫山經營山西數十年，深謀遠慮是他成功之道，1949年3月，他逃離太原時，已知國民政府不會長久，亦為自己未來作精心安排。他先將他的繼母和二兒媳送到台灣，給她們一大筆錢，在台北建立“閻公館”；他送第四兒子閻志敏到美國，同樣在美國購置高級別墅；他又派親戚徐士珙到日本，在東京購置房產。這樣，他便營造了“狡兔三窟”，為自己安排好退路。

閻錫山逃往台灣後，他希望李宗仁回台，他可以繼續擔任行政院長，但是，赴台後的蔣介石，當然不會容忍李宗仁、閻錫山繼續掌權，1950年1月，蔣介石宣布復行“總統”職權，宣布重祖政府，於是，李宗仁代總統時代的行政院，將會被取代，閻錫山深知老蔣的意圖，只好率全體行政院“閣員”向蔣介石提出總辭職，當即獲得批准。這樣，閻錫山的政治生涯便告結束，儘管他還擔任台灣總統府資政和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等虛銜。

閻錫山知道蔣介石不容他，繼續留在台灣也沒有好處，於是，他向蔣介石打報告，以治病為由，提出到日本或美國的要求。誰知，蔣介石擔心他到了國外，會說些不利於自己的話，做些不利於自己的事，不批准他的請求。這樣一來，閻錫山如同被蔣介石軟禁在台灣島。

閻錫山無可奈何，心灰意冷，他不願住在台北鬧市區，不願見到故舊，更不願見到新貴，他搬到台北市郊的陽明山的菁山居住，過著隱居的生活。這期間，閻錫山的主要的活動就是看書和寫作。他雖退居台島，雖已失勢，但是，他頑固的反共思想不變，他繼續著書進行反共宣傳，先後寫作和出版了多部著作。此外，他也喜歡接受邀請作演講，在演講中，他也是大談反共以及反攻大陸。在寫作和演講之餘，他也喜歡在寓所裡接待各類人物，大搞反共宣傳。閻錫山之所以這樣做，一方面是他內心世界的反映，另一方面，他也是想博取蔣介石的好感，希望有東山再起的一日。但是，蔣介石已經不會關注他的苦心了。

閻錫山蟄居台灣，也時時思念大陸，思念山西老家。他常常提到山西五台縣河邊村的那座叫文山的小山頭。直到臨死前，他還叫喊著，要重返太原。1960年5月23日，78歲的閻錫山在台北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