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直系

一、馮狗掌國，不敵段虎

直系是北洋軍閥的主要派系之一。1916年袁世凱死後，由北洋軍閥分裂而成。因首領馮國璋、王士珍、曹錕等都是直隸（今河北）人，故稱直系。

馮國璋，字華南，直隸河間人。1859年生於一個農家。1884年到天津大沽口投淮軍當兵。1885年考入天津北洋武備學堂。1890年畢業後，留學堂充任教官，又任大清國貴冑學校總辦。當時，貴冑學校學生多系滿洲貴族子弟，意氣驕橫，偶因烹飪不佳，毆打廚師。馮國璋告誡他們說：“今日之學生，即明日之師表。予在學生時代，惟知埋頭讀書，他非所問。諸生乃天潢貴冑，更應明禮，廚子不好，可告庶務委員會易之，豈能滋生事端而後快？”某學生曾外出嫖娼，馮國璋得知後，立刻親自到娼寮將其帶回，當著眾學生的面揮杖責打，笞杖竟至斷折。其時清廷的統治已日薄西山，王公貴室皆望子成龍，冀能力挽狂瀾，因此儘管馮國璋如此嚴厲，那些學生家長卻更加器重他。不久，馮國璋投聶士成幕，很受聶士成青睞，後被推薦給中國駐日本公使裕庚做軍事隨員。在日本期間，馮國璋結識了一批日本軍界人士，並留心考察近代軍制和日本軍事，編成兵書數冊。

1896年，馮國璋回國後，將他所編的兵書呈送聶士成，聶士成轉交給了正在天津小站練兵的袁世凱。袁世凱當時正在尋訪軍事人材，見到這幾冊兵書，如獲至寶，大加讚賞說：“軍界之學子無逾公者”，很快將其羅致門下。馮國璋到小站後，充分發揮他的軍事才幹，幫助袁世凱編定新軍兵法操典，很快成為袁世凱的心腹愛將，與王士珍、段祺瑞並稱“北洋三傑”，後來亦稱“王龍”、“段虎”、“馮狗”。皆因王士珍在政治舞台上時隱時現，似龍見首不見尾；段祺瑞暴躁如虎；馮國璋狗頭狗腦，聰明善變。自投袁世凱後，馮國璋歷任新建陸軍督練營務處總辦、軍政司教練處總辦、中央練兵處軍學司司長、北洋陸軍速成學堂督辦、軍諮使等。馮國璋也不忘袁世凱的提攜之恩，當袁世凱在1908年被放逐回籍後，馮國璋不時前往探望，並常與他保持聯絡。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為撲滅起義，清廷派蔭昌統率北洋兩軍南下鎮壓，其中蔭昌親率第一軍，第二軍則由馮國璋督率。馮國璋在受命的當天，便秘密跑到彰德拜見袁世凱，請示機宜，袁世凱授以“慢慢走，等著瞧”的秘訣。北洋軍早已養成了“只知有袁宮保，不知有大清朝”的心理，再加上馮國璋從中作梗，部隊走走停停，令朝廷驚慌失措，不得已下令召回蔭昌，派袁世凱為欽差大臣，以馮國璋為第一軍軍統，擔任前方作戰任務，段祺瑞為第二軍軍統，為後方接應。

袁世凱出山後，馮國璋便率軍猛攻漢口，用重砲轟擊人煙稠密的市區，革命軍被迫退出漢口。佔領漢口後，馮國璋擊退了黃興所組織的反攻，不久又攻克了漢陽。馮國璋因軍功被朝廷授予二等男爵。袁世凱在軍事上佔上風之後，便命令停止進攻，開始私下與革命軍進行談判，在清政府與革命軍之間謀取私利。此外，為了更有效地控制清政府，袁世凱這時即調馮國璋回京，接替載濤任禁衛軍統領。在辛亥革命中，馮國璋為袁世凱竊取革命成果，當上臨時大總統立下了汗馬功勞。

民國成立後，袁世凱實行獨裁統治，謀刺宋教仁，解散國會。孫中山發起二次革命，在江西、安徽、南京、上海等地首先起事。馮國璋再次被袁世凱委以重任，出任江淮宣撫使兼第二軍軍長，督率第四、第五兩師各一部及雷震春、倪嗣衝部，會同辮帥張勛沿津浦路南下，很快攻占徐州、蚌埠，再合攻南京。攻下南京後，北洋軍進行了殘酷的洗劫。馮國璋鎮壓二次革命立了大功，晉升陸軍上將，出任直隸總督，江蘇都督由張勛出任。由於張勛不屬袁世凱親信，袁世凱不放心他佔據江蘇這塊東南重地，於是，以張勛在南京縱兵燒殺搶掠引起外交壓力為由，改張勛為長江巡閱使，馮國璋為江蘇都督，這使得馮國璋不僅有了實力，也有了塊富庶之區作為自己的地盤。

不久，袁世凱為抑制北洋將領私人勢力的擴大，加強中央集權和個人對全國局面的控制，陸續拋出廢省改道、裁撤都督、設立將軍府等方案。馮國璋作為地方實力派，正想擴展自己的地盤，當然聯絡其他北洋將領暗地抵制和反對，從而與袁世凱的關係出現了裂痕。不過，袁世凱對馮國璋還是盡力籠絡，當馮國璋原配夫人新故，袁世凱便撮合婚姻，把自己的家庭女教師周道如介紹給他做夫人，並派自己的第三妾金氏送親到南京與馮國璋完婚。

其後，袁世凱積極推行帝制，但又不便自己出面，對馮國璋這樣的手下大將也不說真話，使馮國璋極為惱怒，因此，拒絕參加“擁戴”活動。但這樣一來，袁、馮之間的裂痕更加擴大。袁世凱稱帝后，即下令調馮國璋入京做參謀總長。馮國璋知道這是袁世凱的調虎離山計，裝病而不拒不赴任。1915年底，護國軍興，雲南、廣西等省宣布獨立，馮國璋知道袁世凱氣數將盡，暗中與各省北洋軍人頻繁聯繫，造成在袁世凱與護國軍之外的第三種勢力，將來準備出來收拾殘局。馮國璋暗中支持四川將軍陳宦獨立。接著，馮國璋聯絡江西將軍李純、浙江將軍朱瑞，山東將軍靳雲鵬，湖南將軍湯薌銘，聯名密電各省將軍，共同壓迫袁世凱取消帝制，懲辦禍首。這就是“五將軍密電”。直隸將軍朱家寶得此密電，急忙告知袁世凱。袁世凱驚得如五雷轟頂，幾乎暈倒，絕望地說：“完了，一切都完了。”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但仍當大總統。馮國璋知道袁世凱遲早要倒台，宜採取窮追猛打的策略，4月16日通電勸袁世凱退位，震動了北洋集團，不少軍閥紛紛效仿。6月6日，袁世凱終於在四面聲討之中死去。後人作了副對聯：“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陳湯。”陳樹藩、陳宦及湯薌銘的反叛固然令老袁氣憤，其實馮國璋更是他主要的送命人。

袁世凱死後，國務總理段祺瑞取代了袁世凱北洋集團首腦的地位。為了緩和南方護國軍的態度及堵住馮國璋等北洋將領的進路，便“擁戴”副總統黎元洪為總統，以責任內閣制的名義造成其國務總理的獨裁地位。

為了對抗段祺瑞的專制，國會中反段的議員孫洪伊等人便提出“以馮制段”的策略，推舉馮國璋為副總統以牽制段祺瑞。馮國璋想到能當副總統，也是一件美事。於是，在1916年10月30日就任此職。不過，馮國璋也深知段祺瑞的打算，想讓他入京當個沒有兵權的副總統，離開自己經營多年的地盤。因此，他頂著副總統的頭銜，卻依然留在南京。

其後，黎元洪與段祺瑞的矛盾愈演愈烈，馮國璋靜觀局勢，似乎持中立態度。府院之爭，最後導致張勛入京，黎元洪倒台，段祺瑞以討伐張勛復辟為名，“再造共和”，重登國務總理的地位，馮國璋也被推上大總統的寶座。馮國璋深知段祺瑞的粗暴奸詐，對是否就任總統猶豫不決。他的手下也意見分歧。女婿陳之驥等持反對態度，認為馮國璋不能離開自己的軍隊和經營多年的長江地盤，到北京做空頭大總統。參謀長景雲等則認為，當下中央無主，元首虛懸，正是馮國璋執掌中樞，擴大權勢的大好時機。曹錕、李純等直系將領也紛紛通電擁護。於是，馮國璋以李純接任江蘇督軍，陳光遠為江西督軍，安排好一切以後，離開南京。1917年8月4日，馮國璋正式代理大總統，成為中華民國第四位總統。
馮國璋就任總統以後，以直系首領的身份與國務總理、皖系首領段祺瑞進行了一番激烈的爭鬥，終於在1918年10月被皖系軍閥操縱的安福國會逼迫下台。有關這一段歷史，在上一章第三節中已經談過，這裡就無須贅述。

馮國璋下野後，回到河間隱居，經營他的家業，所謂家業，主要是他在野時專設的由他直接控制的第十五、十六兩師糧餉局，是他的斂財機關。此外，他還投資開灤煤礦、中華匯業銀行等。1919年12月28日，馮國璋因肺病死於北京帽兒胡同寓所，享年60歲。馮國璋死後，段祺瑞親往弔喪，放聲大哭，哀傷不已，馮國璋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二、曹錕勢大，勝皖驅張

馮國璋死後，曹錕、吳佩孚成為直系的代表人物。這裡先說曹錕其人。

曹錕，字仲珊，1862年生於直隸天津一個小業主之家。幼年曾入私塾，粗通文字，好習武。世傳曹錕不識字，給人題字，只會題一“虎”字，實則曹錕頗通才藝，猶善畫梅。十六歲後，以販佈為生。二十歲時，投淮軍當兵。不久，被選送天津武備學堂學習。1890年畢業後，入宋慶的毅軍當哨官。1895年，到天津小站投奔袁世凱的新建陸軍，憑著他的善於投機鑽營，很快搏得袁世凱的歡心，成為“北洋三傑”之外的第四號人物，歷任幫帶、管帶、統領、統制、總兵等。

1912年2月，袁世凱竊取了臨時大總統職，南京臨時政府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衛等到北京迎接袁世凱南下就職。曹錕當時任北洋第三師師長，在袁世凱的操縱下，於2月29日在北京縱兵譁變，焚掠內外城，為袁世凱製作拒絕南下的藉口。1914年4月，曹錕被袁世凱任命為長江上游警備司令，率第三師進駐岳州，監視南方革命勢力。1915年，曹錕投袁世凱所好，擁護他稱帝。1916年1月，曹錕又受命率軍入川，與護國軍交戰。袁世凱死後，曹錕被調任直隸督軍，駐守保定。

曹錕是直系重要頭目之一，但他在當時直皖兩派尖銳的矛盾衝突中，常以兩面敷衍的手法求得自保。他與皖系段祺瑞保持良好關係，段祺瑞以權利誘惑他，他便附和段；馮國璋以直系結合為號召，他又附合馮。曹錕的官癮大野心大，當時馮國璋任代理大總統，副總統一職虛懸，曹錕夢寐以求想當個副總統，段祺瑞、徐樹錚便以“副總統”一職作為釣餌，爭取了曹錕加入主戰派的行列，並成為主戰派督軍團的盟主。1918年2月親領大軍南下入湘，3月攻陷岳州，4月占領衡陽。可是，段祺瑞並沒有兌現“副總統”之約，反而連他親手搶下的地盤湖南也讓給張敬堯。曹錕一怒之下回到天津。6月，督軍團在天津開會，曹錕本擬策動議和，但徐樹錚向他百般解釋，“副總統”之約一定會兌現。曹錕覺得尚有希望，又繼續主戰，但和徐樹錚討價還價。徐主張先南下作戰，立功後送副總統之座；曹錕堅持先定下副總統歸自己，再去南征，雙方爭持不下。8、9月間，曹錕部將吳佩孚在湖南前線通電攻擊段祺瑞內閣及其武力統一政策，曹錕亦暗中支持。面對這種局勢，段祺瑞也只得決定讓曹錕出任副總統，指使安福國會開會薦舉。但是，國會中的交通系、研究系一百多名議員在徐世昌的策動下，以“虛副總統一席以待南方領袖”為由，反對選曹錕為副總統，拒不出席會議。結果，折騰了一番。終因法定人數不夠而“流會”收場。曹錕白做了一場“副總統”美夢。

1919年12月，馮國璋病逝，曹錕被奉為直系首領。曹錕與吳佩孚一北一南互相呼應配合，準備與皖系決一雌雄。同時，積極拉攏奉系張作霖，共同對付段祺瑞。於是，直、皖軍閥之間的矛盾更加激化，終於在1920年7月14日爆發了直皖戰爭。戰爭只進行了4天，以直系大獲全勝而告終（直皖戰爭的起因及經過詳見第二章第四節）。

直皖戰爭之後，段祺瑞因戰敗而通電辭職。曹錕和張作霖舉行天津會議，商量組閣一事。曹錕本意推薦王士珍，但為了鞏固同張作霖的關係，最終同意了張作霖請出其兒女親家靳雲鵬組閣的建議。於是，靳內閣於8月11日組成。8月14日，曹錕、張作霖兩位大帥乘坐專列進京，受到徐世昌等以帝王之禮的迎接。

曹錕、張作霖為共同壟斷北京政府，達成了分贓協議。曹錕為直魯豫三省巡閱使，吳佩孚為副使；張作霖晉授為鎮威上將軍。雙方各向北京政府索要軍費一千萬元後，於9月4日離京返天津。到天津後，由張景惠、靳雲鵬撮合，曹錕將七歲之女曹士英許給張作霖八歲之子張學思（後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少將）。曹、張兩人又成了兒女親家。

但是，曹、張兩人的合作以及直、奉兩派的聯合，只是極其短暫的。直系要保住已得利益並繼續搶占地盤，奉係為擴大勢力範圍而不斷向關內發展，雙方很快形成了尖銳的衝突。靳雲鵬內閣上台後，完全受直、奉兩系的控制，任何一件國事均需取得直奉雙方的同意。靳雲鵬為了統一步驟，調處直奉矛盾，邀請張作霖、曹錕、王占元到天津開會，時稱天津四巨頭會議，也稱巡閱使會議。會議從1921年4月下旬開至5月下旬，就財政、內閣、裁兵等問題進行了了激烈的討論和爭吵。雙方雖有所妥協，各有收穫，但無法解決根本的問題，反使直奉矛盾更加尖銳激化，最後不歡而散。在內外交困的形勢下，靳內閣支撐了數月之後，不得不在12月17日宣布辭職。12月24日，張作霖薦舉親日派梁士詒當了國務總理。梁士詒上台後，乾了一系列親日賣國勾當，引起全國各界不滿。直系的吳佩孚也趁機大肆攻擊梁內閣，矛頭實則指向了張作霖。張作霖則揚言，如果吳佩孚再反對梁內閣，即以“反抗元首”和“軍人干政”的罪名加以討伐。直奉戰爭一觸即發。

在這緊急的情況下，徐世昌要求直奉兩系推荐一個雙方可以同意的內閣總理，張作霖表示“擁護元首，應由元首主持”，吳佩孚則表示“軍人不干政”。1922年4月初，徐世昌任命周自齊署理內閣總理，不料遭到奉系的反對。4月10日開始，奉軍相繼開進關內，以軍糧城為本營，從軍糧城、馬廠、靜海一直開至德州附近。奉軍號稱鎮威軍，張作霖自任鎮威軍總司令，孫烈臣為副司令，設總部於山海關，後分兩路出擊。

對奉軍的進逼，曹錕不想和親家張作霖開戰，其弟曹銳等人也一意求和。曹錕電令直軍不作抵抗，引起了直軍將領一致不滿。吳佩孚不顧曹錕指令，積極調兵準備應戰。結果在吳佩孚的連連請命下，曹錕下了最後決心。他奮然說：“功名富貴皆是我掙來的，如今決計不要了！”又自擬一電致吳，電文說：“你即是我，我即是你。親戚雖親，不如你親，你說怎麼辦就怎麼辦！”曹錕任吳佩孚為總司令，以保定為大本營，分頭抵禦。

4月29日，張作霖下總攻擊令，第一次直奉戰爭正式爆發。這次戰爭，東路在天津浦路馬廠一帶，西路在京漢路的長辛店一帶。最激烈的戰鬥是在長辛店和琉璃河之間進行，兩軍屢進屢退，互有傷亡，不分勝負。吳佩孚令董政國於二十四小時內奪回長辛店，不然提頭來見，結果半天時間，已有傳令兵回來報告：“董旅長過去了。”曹錕一聽大驚，以為董已死，乃慘然看了吳佩孚一眼，正準備徵詢該以誰繼任旅長的時候，那傳令官又頻頻催促：“大帥，總司令，您們也一起都過去吧！”曹錕才知是打了勝仗，不覺虎躍而起道：“子玉，我們一齊都過去了吧！”戰至5月3日，吳佩孚轉守為攻，以一部作正面箝制，另以主力繞到奉軍背後，直撲蘆溝橋，使西路奉軍腹背受敵。5月5日，西路奉軍張景惠部第十六師師長鄒芬倒戈，當日長辛店就被直軍佔領，奉軍大敗退至北京。奉軍東路聞長辛店失守，軍心大亂，鬥志消失，紛紛潰退。張作霖被迫下令退卻，後經天津、灤州率殘部出關。奉軍戰敗後，大總統徐世昌應直系要求，下令免除張作霖所任各職聽候查辦。張作霖在日本帝國主義支持下，於5月12日宣布獨立。19日出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繼續整軍備戰，以圖反攻。6月17日，雙方在英國的干預下進行停戰議和，直軍全權代表王承斌、楊清臣，奉軍全權代表孫烈臣、張學良，在秦皇島海面英國克爾笛號軍艦上簽訂了停戰條約，以山海關為兩軍界線。第一次直奉戰爭以直系軍閥大獲全勝而告終，直系軍閥從此完全控制了北京的中央政權。

三、總統賄得，敗於老馮
　
直系軍閥獨掌北京政權後，夢寐以求想當總統的曹錕，想立即驅逐徐世昌，由自己登台。還是吳佩孚想得深入全面一些，主張召集舊國會，把黎元洪挖出來復位，用“恢復法統”的名義來作為過渡的辦法，這樣，可以使直系的統治披上“合法”的外衣，可以使總統和國會都成為直系的手中的傀儡，也利於曹錕在黎元洪“補足任期”後，“名正言順”地取得總統的位置。曹錕同意了吳佩孚的主張，兩人領銜發出征求恢復國會意見的通電，得到一大批軍閥和社會名流的支持。直系將領孫傳芳多次發表通電，主張恢復“法統”，請黎元洪復職，要求徐世昌下野。

1922年5月24日，“第一屆國會繼續開會籌備處”成立。6月1日，舊國會議員150多人在天津開會，宣布國會“恢復”。6月2日，大總統徐世昌被迫下台。徐世昌這位圓滑世故的北洋元老，由皖係安福國會推上總統的寶座，任期三年零八個月後，又被直系軍閥趕下台來，他的政治生涯也從此結束。

此後，徐世昌在天津作了十七年的“租界寓公”，他晚年拒絕出任日偽職務，還能保持民族氣節。七七事變後，親日派不斷來游說他。曹汝霖巧言令色：“南京親英美派當權，支持英美壓制日本，使日本在華利益受到損失，日本不得已才出兵與中國打仗。總統若能出山，與日本簽訂親善條約，他們就可以撤兵。”徐以年老體弱為藉口加以拒絕，等曹一走他便對家人說：“今後此人再來，就說我不在家。”日酋土肥原賢二約他見面，他也不見。日本人又派他的門生章梫和金梁來勸說他，他委婉推辭，拂袖上樓。後來，徐練氣功不得法，熱結於膀胱，患了炎症，須到北京動手術。他認為自己一出租界，必被日本人所劫留，於是放棄治療，於1939年6月5日，從容而逝，享年84歲。逝前曾有客來訪，說到抗戰前途，他不答，但手指壁上“晚晴簃”橫幅而已，是以“晚晴”象徵抗戰之必然勝利。

徐世昌下野後，曹錕、吳佩孚率直系督軍聯名通電要求黎元洪“依法復位”。黎元洪表示同意，6月11日入京供職，6月14日下令撤銷1917年6月12日“解散國會令”。8月1日，舊國會議員召開會議，正式恢復國會，實現了直系的所謂“法統重光”。

然而，如同其他軍閥集團一樣，直系在獨掌北京政權之後，作為直系首領的曹錕和吳佩孚之間的矛盾立即表露了出來，形成了以曹錕為首的保（定）派和以吳佩孚為首的洛（陽）派。兩派在製憲和選總統問題上鬥爭激烈。而內閣傾向洛派，深為保派不滿。為了推倒王寵惠內閣和驅逐黎元洪，使曹錕早日當上總統，1922年11月18日，在保派慫恿下，傾向保派的眾議院議長吳景濂和副議長張伯烈揭發財政總長羅文幹擅自與華義銀行代理人羅森達、格索利簽訂奧國借款展期合同，換發新債票，使國家財產遭受5000萬元損失一事，逼迫黎元洪親下手諭，命令步兵統領聶憲蕃、京師警察總監薛之珩帶兵逮捕了羅文幹，解送法庭處理。後在吳佩孚的干預下，也因證據不步而釋放。羅文幹案件導致了保洛兩派矛盾激化，吳佩孚最終屈從了曹錕，王寵惠內閣也於11月29日倒台。

1923年初，黎元洪已快滿任期，曹錕本來再等幾個月，也能順當坐上總統的寶座，但是曹錕已經急不可耐，要把黎元洪趕走。黎元洪其實是個傀儡總統，本無實權，但是被人趕下台，又心有不甘，所以聯繫張紹曾內閣及政學系議員與曹錕對抗，不肯下台。5、6月間，直系保、洛兩派取得一致意見，提出“擁曹必先驅黎，驅黎必先驅張”的策略。先由親直系的閣員高凌尉、吳毓麟、程克先拆內閣的台，使張紹曾內閣不得不於6月6日全體辭職，張紹曾當晚被趕往天津。緊接著，曹錕便親自導演了一場“逼宮奪印”戲。

6月8日，馮玉祥部張之江率軍官數十人佩刀闖入新華門，圍住居仁堂，向大總統索要欠餉。9日上午，曹錕黨徒又慫恿警察罷崗，撤走總統府衛隊。10日下午，又有中級軍官三百餘人到黎府索要欠餉。接著，“市民請願團”、“國民大會代表”約千餘人手持“黎元洪退位”的旗幟呼喊而來。12日，黎府又出現軍警代表、“公民團”代表輪番示威騷擾。黎元洪明知是曹錕要趕他下台，卻堅持不走。但不久黎宅斷了水、電，黎元洪大怒之下，決定離開北京。他把總統的大小印信十五顆拿出來，十顆留在公府，五顆送去交給他那住在法國醫院的危氏如夫人，並作了其他一些最後交待。13日下午，黎元洪乘專車離開北京。

曹錕得知黎元洪拿走了總統印信，急令直隸省長王承斌截車奪印。黎元洪的專車到達天津新站後，王承斌率領的大批軍警便包圍了專車，卸下車頭，迫黎元洪交出印信。黎元洪被逼得撥槍自殺，被隨員搶救沒有打中要害。到了晚上，黎元洪無可奈何，只得說出實情，曹錕終於在14日清晨取回總統印信，才放走黎元洪。經過這場恥辱和劫難以後，黎元洪仍不甘心就此退出政治舞台，後還在天津、上海等地活動，試圖東山再起。但不久也感到大勢已去，回天無力，便隱居天津張園，從事工商業活動，擔任中興煤礦董事長等。1928年6月3日，因患腦溢血去世，享年64歲。

再說曹錕，指使直系軍閥鬧餉、逼宮、截車、奪印、趕走黎元洪種種暴行，激起了全國各界的反對。但曹錕對此全然不顧，為當總統一意孤行。他以40萬元的高價收買了國會議長吳景濂，為他在國會選舉中出謀出力，又以高價收買和脅迫國會議員來京參加國會選舉，並派專人在北京宣武門外設立暗察處，對議員進行監視。1923年9月10日，國會開預選會議，曹錕以五千至一萬元一張選票收買了五百多名議員。10月5日舉行正式選舉，曹錕派遣大批軍警、憲兵“警戒”。原定十點鐘開選，但到上午十一點四十分簽到者也不過400多人，不足法定人數，選舉會議主席吳景濂急得團團轉，派出可靠議員分頭去拉同黨、同鄉的議員，而已簽到者已失出自由，不得外出。直到下午一點二十分，簽到者達593人，這才搖鈴開會投票，四點鐘選舉完畢，曹錕終於以480票“當選”為大總統，10月10日宣布就職。這次選舉共支賄款1350餘萬元，因此，時稱曹錕為“賄選總統”，國會是“豬仔國會”，議員是“豬仔議員”，在民國史上留下了醜惡的一頁。

曹錕“當選”總統後，為鞏固他的地位，首先竭盡全力擴大勢力，將所有親信均以封官晉爵，給直系諸將論功行賞。其次，利用他的最高權力，進一步聚斂財富，使得百姓苦不堪言。由於他臭名昭著，民心喪盡，不僅遭到全國人民的唾棄和反抗，就是各地軍閥也不聽從他的號令，相互爭鬥，搶占地盤。

第一次直奉戰爭之後，直系內部已經存在保定、洛陽兩個派別，曹錕當總統以後，兩派因爭權奪利矛盾日深。吳佩孚居功自傲，自稱是曹錕的長子，言外之意是遲早要取而代之。吳佩孚還把馮玉祥、王承斌等人的地盤和兵權也奪了去，因此，直系內部又形成了馮玉祥、王承斌、劉燮元結合起來的反吳三角聯盟。直系外部以孫中山為首的廣東政權，為實行北伐，採取了分化北洋軍閥集團，聯合皖、奉共同討直的策略，形成了粵皖奉反直三角聯盟。這兩個三角聯盟搞得曹錕焦頭爛額。

1924年9月3日，江浙戰爭爆發，皖系盧永祥與直系齊燮元交戰。（詳見第二章第五節）9月5日，孫中山下令討伐曹、吳。作為反直三角聯盟之一的奉系張作霖也率軍入關為助，隨即爆發了第二次直奉戰爭。9月15日，曹錕接到奉天發來的挑戰書，立即電召吳佩孚進京，下令討伐張作霖，任命吳佩孚為討逆軍總司令。9月18日，直、奉兩軍在山海關一線正面接觸，展開連日激戰，雙方投入20萬以上兵力，均出動了海、空軍參戰，戰爭的規模是近代軍閥混戰史上空前的。

討逆軍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受命率部出古北口經灤平、承德向北進軍。馮玉祥早已和吳佩孚矛盾激化，已有意倒戈反直。10月21日，馮玉祥乘吳佩孚與張作霖在前方酣戰之時，將所率部隊後隊改為前隊，由李鳴鐘、鹿鍾麟率領，晝夜兼程140裡，沿途割斷電線，封鎖消息。22日午夜，在負責戌守北京的孫岳配合下，一槍未發，迅速佔領了北京城，發動了北京政變。鹿鍾麟派一營士兵包圍了總統府，將還在睡夢中的曹錕抓了起來，囚禁在中南海延慶樓上。

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軟禁曹錕後，第一件事是將曹的一個佞幸李彥青槍斃，實際上是為了奪取他的巨額財產。不久又要曹銳去見他，曹銳不願受辱，馬上服毒而死。11月2日，王承斌到公府逼曹錕辭職。曹錕只得向國會提出辭職咨文，由新任的黃郛內閣攝行總統職權。曹錕看到前來逼他下台的人就是一年前截車奪印，捧他上台的干將王承斌時，不禁酸甜苦辣，成感交集。11月25日，段祺瑞被馮、奉捧為臨時執政，不久，即下令將曹錕“著內務、陸軍兩部嚴行監視，聽候公判”，實際是將曹錕保護起來。

1926年春，張作霖、吳佩孚聯兵攻擊馮玉祥。馮玉祥被迫通電下野，所部國民軍交由張之江、鹿鍾麟率領。鹿鍾麟為分化直奉聯盟，恢復了曹錕的自由，電請吳佩孚入京主持大計。曹錕也派人轉告吳佩孚，想出來再當總統。吳佩孚拒絕曹錕的要求，復電命張之江、鹿鍾麟同時下野。張、鹿獲電後率部退出北京。

在此，還要插敘直系另一頭目王士珍的情況。王士珍，直隸正定人，1861年生，字聘卿，“士珍”不是他的本名，聶士成練兵時，廣求將才，王本位卑不足當選，剛好有守備名“王士珍”者請求退出，於是他借名以進。不料以此名成名。1995年袁士凱小站練兵時，王士珍與馮國璋、段祺瑞等投靠，後為“北洋三傑”之一。清末，王士珍任北洋陸軍第六鎮統制、江北提督、兵部侍郎等。民國成立後，王士珍歷任陸軍部大臣、陸軍部總長、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等。在直皖、直奉矛盾和戰爭中，王士珍總是以北洋派元老的身份作“調停人”。1922年1月授將軍府德威上將軍，並管理將軍府事務。1925年任軍事整理會委員長。1926年4月，國民軍退出北京後，他的軍政權力也喪失，只是組織京師治安維持會，出任會長。1930年7月，病死於北平，享年69歲。

再說曹錕恢復自由後，還想恢復總統的職務，派人到漢口找吳佩孚，但吳不予支持。曹錕只好在當年5月1日通電發表補行辭職宣言，聲稱“因病辭職”。不久，曹錕離開北京，移居保定，又移居鄭州。他曾企圖利用吳佩孚到鄭州車站迎接他時，將吳殺掉，自為主帥，佈告天下，但終因感到力不從心而放棄此計劃。

1927年2月，國民革命軍北伐至河南，曹錕逃往天津，此後長期寓居天津英租界，過著休閒的生活。

對曹錕的評價，歷來不好。但也可以挖掘出一些亮點。

曹錕曾對議員們說：“誰既有名又有錢，就可以做總統。”某議員立即提議道：“大帥，梅蘭芳既有名又有錢，我看他就可以做總統。”曹在賄選當日，見國民黨議員呂复沒有選自己，竟附耳低語：“如何不選曹某人？”呂复勃然大怒道：“你要是能做總統，天下人就都能做總統了。”部下王坦就說：“花錢買總統當，比之拿槍逼人選舉的人強多了。”確實，曹錕至少在選舉程序上嚴格遵守了《臨時約法》，也沒有採取任何暴力手段，對某些拿了錢不投票的議員也未採取報復手段，因此，他實在算不上是最壞的。

曹錕任總統時，他的親信吳毓麟等人想為了駐倫敦公使的人選問題，向外長顧維鈞施加壓力。雙方爭執不下，吳毓麟就請曹錕出面，曹錕正色道：“老弟，你什麼時候開始學的外交？因為我們不懂外交，才請顧先生來作外交總長。顧先生對外交有經驗，你們憑什麼干預？”顧維鈞在回憶錄裡寫道：曹錕雖然從未受過學校教育，卻是個天生的領袖。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曹錕拒絕出任日偽職務，顯示了民族氣節。華北淪陷後，曹錕的老部下紛紛落水，出任漢奸政權要職。日酋土肥原賢二極力拉攏前大總統曹錕，想以他為首成立傀儡政府，年邁的曹錕在劉夫人勸導下，立誓寧肯喝稀粥，也不給日本人辦事。日本人碰壁後，派出已當上偽“華北治安軍”總司令的齊燮元前來叩門，曹錕夫婦讓家人把他關在門外。接著河北省省長高淩蔚又奉日寇之命來訪，曹錕一見，臉色陡變，大聲吼道:“你給我滾出去，以後不許你登曹家的門！”嚇得高淩蔚渾身哆嗦，被幾個侍從架著慌忙溜走。當曹錕聽到台兒莊大捷的消息時，興奮溢於言表，連說：“我就不信，我們還打不過那小日本！”但隨著戰事不利，他不久便鬱鬱而病重。1938年5月17日，曹錕在天津病逝，時年76歲。

四、玉帥雅儒，榆關受挫
　
上兩節談到直系軍閥首領曹錕，總離不開吳佩孚。其實，曹錕是一個昏聵、粗野而充滿野心的封建軍閥，他的“功名”，幾乎都是吳佩孚替他創立的。

吳佩孚，字子玉，1874年生於山東蓬萊縣一個小生意人的家庭。青年時考中秀才，因得罪當地土紳，1898年到天津入聶士成的武衛軍當兵，1902年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學習。1906年，吳佩孚任北洋軍第三鎮曹錕部砲兵第三標第一營管帶。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後，清廷起用袁世凱出山，鎮壓革命軍。袁世凱命曹錕率部入山西，鎮壓山西革命黨人。部隊從石家莊沿正太鐵路入晉，目的地是井陘。當時是深夜行車，車過了井陘但沒有停。原來砲兵第三標標統是革命黨人，故意使列車開往由革命軍佔據的娘子關，想將曹錕的這個砲兵團全部吃掉。這事被吳佩孚覺察，及時將車上的革命黨人制服。隨後，又帶人控制了車頭，令司機把火車退回井陘車站，此時，協統盧永祥等才大夢初醒。隨後，曹錕乘坐的列車也到達井陘，得知情況後驚呆了老半天，接著盛讚吳佩孚能當機立斷，平息事變，當即提升吳佩孚為炮三標標統。井陘事變給吳佩孚提供了飛黃騰達的機會，從此，他成為曹錕的親信和得力部將。

民國成立後，吳佩孚依然在曹錕部任職。1916年1月，西南護國軍興，吳佩孚隨曹錕入川作戰，升任旅長。1917年7月，張勛復辟帝制時，隨曹錕參加“討逆軍”，任西路軍前敵總指揮。1918年南北戰爭時，任第三師師長，隨曹錕入湖南作戰，攻岳州，陷長沙，4月占領衡陽。5月底，第一路軍司令曹錕以養病為辭回天津與段祺瑞討價還價，第二路軍司令張懷芝也回到山東，入湘的北洋軍由吳佩孚直接統率。6月，吳佩孚在衡陽與滇桂軍閥信使往還，暗定停戰協議，通電主和。8、9月間，吳佩孚接連通電攻擊段祺瑞內閣及其武力統一政策，稱武力統一政策實為“亡國的政策”，直系將領紛紛響應。吳佩孚善於電報戰，他討徐樹錚、段祺瑞、梁士詒、張作霖的電文都是絕好的頭版內容，洋洋灑灑，激揚慷慨，時人目為觀止。而他參與的每次戰爭，都以電報戰為序幕。直皖戰爭前，吳佩孚通電痛罵段祺瑞：“自古中國嚴外國之防，罪莫大於賣國，醜莫重於媚外。佩孚等束髮受書，嘗聞大義，誓不與石敬瑭、張邦昌、劉豫、吳三桂共戴一天。寧飲彈而瞑目，不為外奴以後亡。佩孚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吳佩孚說：“當今國政有三，一曰官吏不賣國，二曰武人不爭地，三曰召集國民大會。”五四運動後，全國人民愛國熱情空前高漲，段祺瑞政府陷於孤立，成了眾矢之的。吳佩孚從反皖的目的出發，極力使自己以一個“愛國將軍”的姿態出現，大談軍人的天職是“救國救民”，甚至還高談“勞工神聖”，允許共產黨人在其統治範圍內的京漢、隴海等鐵路沿線組織工會，因而，使他獲得良好的名聲。

1919年11月下旬，吳佩孚又與西南軍閥簽訂了密約，即救國同盟軍草約。草約總綱為平息內爭、力謀統一、合力對外。其宗旨是：軍人以衛國保民為天職，無論何時，國內爭戰，不得牽功武力，惟須弭患無形，以盡保民之責務。並須保全現在之主權，兼收回已失之主權等等。此草約充滿了“愛國精神”，實質是直軍與南軍結成反皖同盟的標誌，也為吳佩孚北上討段消除後顧之憂。

1919年12月馮國璋死後，曹錕和吳佩孚成為北洋直系的首領。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促使了掌握北京政權的皖系軍閥與直系、奉系的矛盾加劇，直皖戰爭已不可避免。1920年5月，吳佩孚自衡陽撤防北返，至直隸保定。7月，直皖戰爭爆發，吳佩孚出任“討賊軍”前敵總司令，在奉系的援助下率部打敗了皖系，迫使段祺瑞下台，直、奉兩派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權。

直皖戰爭之後，吳佩孚獲得“常勝將軍”的美名，聲望急速上升，由師長升任直魯豫三省巡閱副使。1921年8月，升任兩湖巡閱使。由於吳佩孚與奉系張作霖的矛盾日益激化，到了1922年初，雙方已決定兵戎相見。4月3日，直系各軍閥借祝賀吳佩孚的生辰，聚集洛陽，商討對奉係作戰計劃。10月10日後，奉軍相繼開進關內。直軍以吳佩孚為總司令，以保定為大本營，分頭抵禦。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戰爭的結束，以直系大獲全勝而告終（第一次直奉戰爭詳見本章第二節）。

第一次直奉戰爭之後，奉系勢力退出關外，直系不僅佔領了黃河、長江流域的許多地盤，而且控制了北京政權，曹、吳趕走了大總統徐世昌，推出了黎元洪作傀儡總統。吳佩孚由於軍功被授予將軍府孚威上將軍，他擁有的嫡系武力，盡是全國精銳之師，一共有五師及一混成旅，吳佩孚依舊兼第三師師長，駐防洛陽。吳佩孚雖身居洛陽，實際操縱“直系中央”政治，甚至連他的老上司曹錕，也得看他的眼色行事，每一次國務總理更迭，都由曹錕派專使到洛陽徵求吳佩孚的意見。

幾年前，吳佩孚為了對抗皖系軍閥，爭取民心，曾大談“救國救民”、“勞工神聖”，允許共產黨人在其統治範圍內的京漢、隴海等鐵路沿線組織工會。但時至今日，吳佩孚完全剝下了偽裝，由他一手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

1923年2月1日，京漢鐵路工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鄭州舉行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但遭到吳佩孚的武力阻撓。總工會決定舉行總罷工表示反抗，並將總工會移至漢口江岸辦公。2月4日總罷工開始，全線各站工人一致行動，使長達一千餘公里的京漢鐵路頓時陷於癱瘓。罷工得到社會各界進步人士的支持。2月7日，吳佩孚在帝國主義支持下，命令其部將湖北督軍蕭耀南等在鄭州、江岸、長辛店等進行血腥鎮壓，工人被殺四十餘人，造成“二七慘案”。經此慘案，吳佩孚的兇殘的真面目暴露無遺。

幾年前，吳佩孚也極力反對段祺瑞的武力統一的政策，稱之為“亡國的政策”。但是，當他大權在握時，也積極推行直系的武力統一政策。吳佩孚計劃把全國分為9個軍區，編全國軍隊為40個師，軍政大權歸中央。1923年3月，吳佩孚在洛陽召開軍事會議，公開提出“武力統一”的主張，聯合直、魯、豫、晉、陝、甘、蘇、皖、贛、鄂10省，在英美支持下，一面準備打到關外與奉系張作霖作戰，一面把勢力伸面南方，勾結陳炯明，反對孫中山北伐。

1923年4月，吳佩孚在洛陽大辦其五十大壽，各省軍政要員前往賀壽的有七百多人。康有為也親來致賀，並送了一副恭維得體、傳誦一時的壽聯：“牧野鷹揚，百歲勳名才一半；洛陽虎踞，八方風雨會中州。”這副壽聯把吳佩孚當時春風得意、趾高氣揚的境況描繪得十分逼真。

1923年10月，吳佩孚幫助他的老上司曹錕當上了“賄選總統”。本來，吳佩孚對曹錕的“總統夢”不以為然，以吳佩孚的威望和實力也完全可以取曹錕而代之。但是，秀才出身的吳佩孚，深受儒家“上下”、“尊卑”、“主從”等封建道德的束縛，終究還是服從了他的那個昏庸的上司。

由於吳佩孚極力推行直系的武力統一政策，使各地軍閥紛紛以“省自治”和“聯省自治”相抵制，並形成了奉粵皖反直三角同盟。1924年9月江浙戰爭爆發，張作霖乘機率軍入關，第二次直奉戰爭隨之爆發。曹錕急電吳佩孚火速入京。9月27日，吳佩孚到達北京，28日晚，在中南海四照堂點將誓師。

點將誓師本是一件莊嚴慎重的大事，但吳佩孚隻身穿便服，吸著紙菸，還歪坐一旁，隨便宣讀了討張電文，接著宣布自任討逆軍總司令，王承斌為副司令，彭壽莘為第一軍總司令，沿京奉線出發；王懷慶為第二軍總司令，出喜峰口趨朝陽、平泉；馮玉祥為第三軍總司令，出古北口趨赤峰……由於他事先沒有認真考慮，把很多重要單位遺漏了，使得部下要起而提醒。吳佩孚“四照堂點將”，充分反映了他驕傲輕敵的心理，他的失敗也就不足為奇了。

10月初，直、奉兩軍在榆關（山海關）展開決戰。正當雙方酣戰之際，早已同吳佩孚矛盾激化的直軍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於10月22日晚率部回師北京，發動了北京政變。吳佩孚在榆關前線聞變，大驚失色，直軍亦隨即土崩瓦解，吳佩孚的精銳幾乎被奉軍全殲，僅率萬餘人突破重圍疾趨天津，回師討馮，但在楊村一戰，又損兵折將。吳佩孚急盼的江蘇齊夑元、浙江孫傳芳、湖北蕭耀南、河南李濟臣等直系援軍又中途受阻，無法北上。到11月3日，奉軍和馮軍逼近天津，吳佩孚不得不率殘部二千餘人分乘三艘兵艦自塘沽出海南下，狼狽遁逃。

五、東山再起，兵敗楚湘
　
第二次直奉戰爭，由於吳佩孚的輕敵，加上馮玉祥的倒戈，使吳佩孚落得個泛海南逃的可悲結局。他當然不甘心失敗，南下到南京，到漢口與齊燮元及蕭耀南商議由黃河上游與長江流域各省在武昌成立“護憲軍政府”。齊燮元表面應允，事後又反悔，並與蕭耀南、孫傳芳、周蔭人、蔡成勳、杜錫珪、馬聯甲、劉鎮華、李濟臣、李炳之等聯名通電擁護段祺瑞組織政府。此時的直系將領都急於自保或聯省自保，並不想刺激風頭正盛的張作霖和馮玉祥。

吳佩孚失敗後眾叛親離，無處落腳，在苦悶中飲酒作詩，“戎馬生涯付水流，卻將恩義反為仇。與君釣雪黃州岸，不管人間可自由。”最後，他到河南信陽的雞公山避居。他自己也很難預料，能否有東山再起的一天。

然而，在軍閥混戰的年代裡，一些不可思議的奇蹟竟也會發生。如同段祺瑞蟄居四年後有人將他捧上臨時執政的寶座一樣，無兵無錢的吳佩孚也在倒台後不到一年的時間，又有了東山再起的機會。

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後，張作霖的奉軍和馮玉祥的國民軍控制了北京政權，奉馮兩派亦不斷擴張勢力，尤其是奉系，多次向關內進軍，到1925年9月，津浦沿線各省區全部為奉系所佔有：李景林為直隸軍務督辦、張宗昌為山東軍務督辦、姜登選為安徽軍務督辦、楊宇霆為江蘇軍務督辦。此外，邢士廉等部進駐上海。奉系勢力日益向東南擴張，直接威脅到直系的利益，使得直系將領們不得不謀求聯防自保。

江西督軍方本仁，首先發起湘、鄂、贛三省聯防。湖南督軍趙恆惕開始對此不感興趣，正在岳州居住的吳佩孚乘機鼓動趙恆惕：“我們何不來個湘、鄂、川、黔四省聯防呢？”趙恆惕覺得這主張不錯，就答應了。很快，湘鄂川黔四省聯防組成，公推吳佩孚為盟主。不久，豫、陝、晉亦加入，四省聯防擴大到七省聯防，吳佩孚的聲威一下猛增。

浙江督軍孫傳芳，原來曾聯奉自保，此時也乘勢而起，組織了蘇、浙、閩、贛、皖五省聯軍，自任總司令，並用這五省聯軍與吳佩孚的七省聯防合流，推吳佩孚為盟主。1925年10月，吳佩孚在武漢出任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並發表通電，決心“再與天下群雄共角逐”。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聽說吳佩孚東山再起，揮兵北上“討賊”，急忙央求張作霖和馮玉祥出兵，討伐吳佩孚。但在此時，馮玉祥與張作霖的矛盾已經異常尖銳，勢同水火。1925年11月，馮玉祥串通掌握奉軍大半精銳之師的郭松齡和時任直隸督軍的奉係將領李景林，結成反奉三角同盟，並簽訂了“反奉密約”。11月下旬，郭松齡倒戈，發動反奉戰事，向張作霖發起突然攻擊，殺得張作霖措手不及，險些束手待斃。12月，張作霖得到日本關東軍之助，殺敗了郭松齡（郭松齡倒戈反奉戰爭由下一章詳述）。從此，張作霖對馮玉祥恨之入骨。當吳佩孚揮軍北上討奉之時，張作霖暗中向吳佩孚修好，希望聯合起來，共同解決馮玉祥。吳佩孚因馮玉祥倒戈，發動北京政變，弄得自己浮海南逃，早已恨透馮玉祥，今見張作霖的態度，便決心與之合作，共同討馮。這樣做，也符合英、日等帝國主義欲壓制國民軍及北方革命群眾運動的要求。於是，吳佩孚將“討賊軍”改為“討赤軍”，聯合奉軍夾擊國民軍。史稱“國奉戰爭”。

1926年1月1日，馮玉祥在英、日等帝國主義及奉、直軍閥的壓迫下，通電“引退”。1月4日，將全權交給張之江，準備赴俄遊歷。1月9日，段祺瑞發表馮玉祥為考察歐美農業專使，另委任張之江繼馮為西北邊防督辦，並由鹿鍾麟、張之江、李鳴鐘、宋哲元、劉郁芬分任京畿及察哈爾、綏遠、熱河、甘肅等省區軍事長官。

吳佩孚與奉系聯合之後，並得到英國的援助，即向國民軍發動進攻。1926年1月下旬，由寇英傑部及靳雲鵬部合攻河南，3月初全部佔領河南，國民軍岳維峻率殘部西逃。另外，東北的奉軍佔領山海關，山東的奉軍李景林部越過馬廠北進。國民軍被迫放棄天津，固守北京。4月初，北京被直、奉軍再包圍，鹿鍾麟為緩和與直系的矛盾，釋放了曹錕，請吳佩孚入京主持大局，但吳佩孚不為所動，要張之江、鹿鍾麟同時下野。4月15日，國民軍退出北京，把守南口。此後，國民軍與奉直聯軍激戰於南口達四個月之久，終於失敗，退往西北。

1926年6月，吳佩孚、張作霖進入北京，直奉合作，把持了中央政權。吳佩孚、張作霖表示要捐棄前嫌，還交換蘭貼，結為兄弟。但是好景不長，1926年7月6日，廣東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直指湖南。7月11日，已攻克長沙，隨即向湖北推進。吳佩孚急忙率數万精銳於8月22日乘車兼程南下，25日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準備固守汀泗橋和賀胜橋等戰備要衝。

汀泗橋位於咸寧以南，東面為山嶺，其他三面環水，地勢險要。吳佩孚企圖憑藉天險頑抗，等待北方大部援軍開到，再進行全力反攻。他親臨前線，往返指揮，還派出八個大刀隊督陣。但北伐軍第四軍英勇善戰，經兩晝夜血戰，於8月27日奪取了汀泗橋。吳佩孚仍想固守賀胜橋，親乘裝甲火車在橋北督戰，仍派出大刀隊督陣，但很快也被北伐軍攻破防線。吳佩孚只得退回漢口。不久，北伐軍兵臨城下，吳佩孚的部將劉佐龍率部起義，武漢三鎮相繼失守，吳佩孚只好率殘部敗退河南。此時，吳佩孚結拜兄弟張作霖不但見死不救，而且派兵佔領了直隸全境，阻止吳佩孚進入直魯地區。吳佩孚東面、北面無去路，又處在南面北伐軍和西面馮玉祥軍（改稱國民革命軍）的夾擊之中，雖然尚號稱有二十萬之眾，但將士已無鬥志，紛紛瓦解。1927年3月17日，奉軍佔領鄭州，吳佩孚只好率領隨從衛隊西行入川，投奔四川軍閥楊森，從此，他的政治生涯也宣告結束。

吳佩孚在四川生活了五年，似乎又回復到“秀才”的本來面目，終日讀書、寫作、吟詩、畫梅。他先後住過白帝城、萬俱、廣安、大竹、綏定等地，其中在綏定住得較久。吳佩孚並非不想東山再起，但當時中國的政壇已由國民黨新軍閥所操縱，他只能抒發一些英雄末路的慨嘆。

本來，軍閥頭子的晚年不必多提，但吳佩孚的晚年卻需要大書一筆。某日，有日艦司令荒城二郎來訪，願貸款百萬，贈械十萬，助吳再起。吳馬上逐客，說：“我曾有槍何止十萬，有錢何止百萬，尚且一敗塗地，可見成敗之機不在此處。若我果舉外債，果引外援，何必今日。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國事國人自了，盛意所不敢承。”

1931年底，吳佩孚由四川入北京，受到“世侄”張學良的盛大歡迎和殷勤接待。吳佩孚在車站一見來接他的張學良，便怒責道：“為何不打？”張學良說：“實力不足，打不過。”吳佩孚說：“現在我來了，實力就足了！軍人最大的實力，便是一個死字！”從此，吳佩孚蟄居北京什錦花園，每日畫菊消遣，態度消極。或有訪客遲遲不願去者，則大談其《周易》，深奧玄妙，使客乏味而去。事實上他平生頗有著論，如《春秋正識證釋》、《易箴》、《日食參考說》、《循分新書》等，故有儒帥之稱。有說德國駐華公使的千金正值妙齡，對吳佩孚無限仰慕，相思無門，徑直寫信向吳佩孚求婚。吳佩孚不識德文，吩咐秘書譯出呈上。吳佩孚見信，揮毫寫上：“老妻尚在！”

1938年底，日本侵略者採取威脅利誘的手段，企圖迫使蟄居北平的吳佩孚出任北京綏靖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這一漢奸職位，但遭到吳佩孚的拒絕。日本大本營特務部長土肥原十分惱火，決定採取強硬手段，強迫吳佩孚召開一次記者招待會，公開說明他對中日和議所持的態度。

1939年1月30日，130多名中外記者聚集在吳公館，而公館附近軍警林立，特務往來。吳佩孚首先出示親筆撰寫的一副長聯：“得意時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積金錢，飲酒賦詩，猶是書生本色；失敗後倔強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園抱甕，真個解甲歸田。”此聯有溢美之處，但“不積金錢”、“不出洋”、“不入租界”等，亦確是他的所為。接著，吳佩孚明確地向在場的中外記者表示：“本人認為今天要講中日和平，唯有三個先決條件：一、日本無條件的全面撤兵。二、中華民國應保持領土和主權的完整。三、日本應以重慶的國民政府為全面議和的交涉對象。”吳佩孚的鮮明態度，令日方大為尷尬和羞惱。

之後，大漢奸汪精衛多次勸說吳佩孚與他合作，日方要員包括駐華派遣軍總參謀長板垣徵四郎等，也一次又一次促請他“出山”，甚至決定劃出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山東、河北六省的地盤，交請吳佩孚主持一切，但吳佩孚始終不為所動。1939年12月4日，吳佩孚在北平病逝，享年66歲。不過，有學者研究認為，吳佩孚是由日本人以為他治牙為名將其殺害於手術台的。吳佩孚出殯時，北平人民頂住日本壓力，自發到街上給吳佩孚送葬，可見他還很得民心。

六、馨帥稱雄，佛堂飲彈
　
孫傳芳在北洋軍閥中屬於直系，但並非曹錕、吳佩孚的嫡系。他可以稱得上是直系軍閥的“後起之秀”，在第二次直奉戰爭後的幾年中，他憑著自己的多謀善變，使得勢力逐漸擴大，曾一時稱雄於東南五省。

孫傳芳，字馨遠，1885年生於山東泰安。早年入保定軍校速成學堂，後被保送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歸國後在北洋軍第二鎮任職，後以戰功升任第六師團長。1917年1月，升任第二師第三旅旅長。同年10月升任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長。1921年8月升任長江上游總司令。同年12月，奉吳佩孚令率軍援閩。1923年3月任福建軍務督理。

與孫傳芳一起受命援閩的，還的陸軍第二師師長周蔭人。周蔭人與孫傳芳合謀驅逐了福建軍務督辦王永泉，奪取了福建地盤。此後，周蔭人自恃在倒王之舉中出力較大，對孫傳芳處處排擠。有一天，孫傳芳在福州西大街遇到汽車被炸事件，孫傳芳雖倖免於難，但已感到來自周蔭人的威脅。他也知道，一山難藏二虎，自己暫時無力與周蔭人爭鬥。於是，1923年5月，以王永泉殘部在閩南與各縣民軍結合謀變為由，電請曹、吳批准，出任閩粵邊防督辦前去剿滅，而將福建軍務督理一職讓與周蔭人。

1924年9月，江浙戰爭爆發。直系江蘇督軍齊燮元與皖系浙江督軍盧永祥，為爭奪上海而進行激戰，孫傳芳認為有機可乘，便決定讓出福建，率軍入浙，援助齊燮元，當然，其真正目的是為了入浙開闢新地盤。周蔭人也巴不得孫傳芳離開福建，所以表示支持。於是，孫傳芳率部入浙。為了使部隊置之死地而後生，孫傳芳發給官兵每人一本《入浙手冊》，內容大意是說，我們是被周蔭人給逼出來的，福建不能再回了，我們要勇往直前，進入杭州。孫傳芳規定，部隊宿營、休息、吃飯，甚至行軍時，都要由官長領著士兵念，激勵鬥志。所以，孫軍入浙時，穿短褲、著草鞋、戴斗笠，兇猛如餓虎。浙江屏障仙霞嶺防守司令張國威，懾於孫軍的勇猛，未戰即降，引孫軍直取杭州。盧永祥見大勢已去，倉惶北逃。孫軍乘勝追擊，與齊燮元部夾擊盧永祥部於淞滬。盧永祥大敗，通電下野，殘部為孫傳芳所收編。孫傳芳入浙成功，坐收漁利，並出任閩浙巡閱使兼浙江軍務督理。

1924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戰爭的關鍵時刻，馮玉祥自古北口班師回京，通電主和，囚禁“賄選總統”曹錕，迫使吳佩孚浮海南逃，直系迅速潰敗。11月，段祺瑞上台執政，但北京政府實際處於馮玉祥和張作霖的共同控制之下。段祺瑞就任後，即命盧永祥為江浙宣撫使，要消滅齊燮元部，奪回地盤。張作霖也企圖向南擴張，派張宗昌率部南下。

齊燮元得此消息，急約孫傳芳在上海晤商禦敵之策，決定成立江浙聯軍第一、二路司令部，共同禦奉，維持直系的一線生機。1925年1月，孫傳芳出任江浙聯軍第二路軍總司令，督辦浙江軍務。孫傳芳雖與齊燮元聯合禦奉，但他也知道，區區的江浙聯軍難以抵擋奉軍的進攻，為自己著想，他暗中派其親信、浙江鹽運使王金鈺去見張作霖。張作霖也有意拉籠孫傳芳，當即保證消滅齊部後，停止向浙江進軍。1月中旬，奉軍張宗昌部及盧永祥部向滬寧線的齊軍步步進逼。1月17日起，兩軍大戰於丹陽、無錫間。在此時候，孫傳芳突然將協同齊軍作戰的部隊撤走。1月25日，齊燮元從蘇州狼狽敗退上海，通電下野，旋赴日本，部隊為孫傳芳所接收。奉軍進入上海，張宗昌約孫傳芳會晤，兩人結拜為兄弟。後盧永祥被任命為江蘇督辦，與孫傳芳簽訂了江浙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約。這樣，孫傳芳依靠其不光彩的手段，穩得浙江這一地盤。

1925年間，奉軍多次入關，到當年9月，津浦沿線各省區全部為奉系所佔有。奉係向東南擴張，直接威脅浙江。孫傳芳既感到恐懼，但他也看到奉軍孤軍深入，人地生疏，將領之間矛盾重重；馮玉祥和張作霖已勢成水火；而吳佩孚又有重整旗鼓，東山再起之勢。於是，孫傳芳決定利用這一時機，與奉軍一決雌雄。他派王金鈺為代表住在奉天，迷惑張作霖。又派心腹楊文愷到福州聯絡周蔭人，到上海聯絡國民黨人，以緩解後顧之憂。之後，再派楊文愷到張家口會見馮玉祥，請馮玉祥在北方牽制奉軍。馮玉祥還與孫傳芳結拜為兄弟。此外，楊文愷再銜命前往岳陽，代表孫傳芳敦請吳佩孚出任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楊文愷還遊說江蘇軍務幫辦陳調元，約定裡應外合，驅逐奉系江蘇督軍楊宇霆。孫傳芳還利用江蘇人民痛恨奉軍這一有利條件，發動上海、南京等地的士紳、群眾舉行抗議奉軍暴行的遊行請願，為進攻奉軍製造輿論準備。

1925年10月，孫傳芳聯絡蘇、皖、贛、閩幾省的直系軍閥，以“雙十節”檢閱為名，調集大軍，於10月15日自稱為浙閩皖贛蘇五省聯軍總司令，分五路出兵進攻上海，奉浙戰爭爆發。奉系楊宇霆、姜登選等兵敗棄職而逃，孫傳芳很快佔領上海、南京。接著，孫傳芳命謝鴻勛、盧香亭等率部往北推進。

張作霖不甘心失敗，任命張宗昌為江蘇善後督辦，施從濱為安徽善後督辦，率領白俄軍等部南下收復失地。張宗昌任命施從濱為前敵總指揮，率兵從兗州、泰安防地出發，進占蚌埠。施軍與孫軍在蚌埠一帶激戰，結果施軍戰敗，施從濱也被俘。當施從濱率軍南下時，孫傳芳連發三個電報要施同他合作，倒戈內應，但施不予理睬。孫傳芳俘虜施從濱後，即於當晚將其斬決，並棄屍曠野數日。這一殘暴行為，也為他十年後被刺身亡埋下了禍根。

孫傳芳大軍乘著屢戰屢勝的聲勢，一直打到徐州以北的山東邊境，才停止追擊。此時的孫傳芳，急欲籌組五省聯軍，稱霸東南。於是，奉浙戰爭結束，孫傳芳在徐州子房山大擺慶功宴會。11月23日，孫傳芳由徐州凱旋南京。25日，召開五省聯軍大會，宣布成立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自任總司令兼江蘇總司令，任命周蔭人為福建總司令，盧香亭為浙江總司令、陳調元為安徽總司令、鄧如琢為江西總司令、劉宗徵為總參謀長，楊文愷為總參議，萬鴻圖為秘書長。又聘請日本人岡村寧次為高等軍事顧問，社會名流蔣百里、章太炎為顧問。從此，孫傳芳統轄富庶的東南五省，成為吳佩孚以外另樹一幟的直系巨頭。

1926年夏，廣東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吳佩孚在兩湖連遭慘敗，多次急電孫傳芳出兵援助，但孫傳芳卻按兵不動，他想趁吳佩孚失去兩湖後，再由他坐收漁利。9月，國民革命軍進攻江西，孫傳芳才出兵應戰。他根本沒把北伐軍看在眼裡，應戰的目的是為了奪取武漢、長沙。但是，不到一個半月，孫軍遭到慘敗。謝鴻勛戰死，鄧如琢潰敗，盧香亭部受重創，九江、南昌難保，孫傳芳狼狽逃回南京，孫軍亦全部退出江西。
面對北伐軍的步步緊逼，孫傳芳想謀求北洋各系的大聯合，挽回頹勢。他邀請段祺瑞、吳佩孚各派代表到南京開會，商討共同抵禦國民革命軍。但孫、吳、段各派矛盾重重，互相譏罵，會議不歡而散。孫傳芳不得已掉轉頭來乞憐於奉系。1926年11月，孫傳芳派楊文愷到濟南見張宗昌，又到天津見張作霖，表示捐嫌修好，共同對敵。此時的張作霖，也不想計較舊怨，表示雙方聯合，化敵為友。於是，孫傳芳親到天津見張作霖，當面道歉，並與張宗昌等推舉張作霖為最高軍事首領，統一指揮，成立“安國軍”。12月1日，張作霖出任安國軍總司令，張宗昌、孫傳芳為副司令，楊宇霆為總參議。張作霖答應派張宗昌率直魯聯軍南下支援，並為孫傳芳接濟軍械。孫傳芳如願以償，返回南京。

孫傳芳以為有了奉系支持，可以挽回頹勢。但是不久，周蔭人與孟昭月為爭奪浙江總司令一職發生內戰，陳儀、周鳳歧等歸附北伐軍，陳調元、王普也先後起義編入國民革命軍。這樣，北伐軍很快佔領杭州、嘉興、安慶、蕪湖等地，直逼淞滬以及南京。孫傳芳見大勢已去，逃往揚州。1927年3月下旬，北伐軍先後佔領南京、上海，後又渡江北進，於5月攻占蚌埠、南京。至此，孫傳芳的五省割據局面完全垮台，殘部退往山東，完全投靠張作霖。

1927年6月18日，張作霖在北京就任安國軍政府大元帥。隨後，命孫傳芳率兵反攻徐州。孫傳芳一戰而奪回徐州，繼而攻克蚌埠，進占浦口。孫傳芳自恃兵多將廣，貪功心切，即揮軍渡江，結果傷亡慘重。過江的部隊在龍潭立足未穩，又被白崇禧、何應欽兩部圍殲。此役，孫傳芳損失四萬多人，元氣大傷，退回山東。

1928年4月，國民黨軍繼續北伐。孫傳芳與張宗昌在山東戰場頑抗，不久兵敗退守濟南。蔣介石、馮玉祥兩路大軍進逼濟南，孫傳芳與張宗昌率殘部過黃河北逃。6月4日，張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孫傳芳殘部在冀東寶坻一帶掛旗投降，被閻錫山派人收編。孫傳芳逃往瀋陽，投奔張學良。可以說，直系軍閥勢力至此已完全消亡。

孫傳芳到瀋陽後，還想勸導張學良割據東北，與蔣介石爭天下，但張學良權衡利害，最終歸附南京政府。孫傳芳感失望，移居大連。1931年定居天津英租界，出資建一佛教居士林，皈佛誦經。

孫傳芳號稱殘暴，一生中能讓人感受到的優點不多。可以挖掘出以下幾點：他以五省聯帥駐節江浙時，裁減賦稅，尤其善待農人，頗得鄉人之望。他還重用丁文江等學者，畀之以建設大上海的重任。後來有鄉紳主動進言，希望能每畝徵銀二角以助軍費，孫堅決不許。因此他失敗後，江浙農人頗有憫傷之感。

1935年11月13日，孫傳芳在居士林被刺身亡，時年僅50歲。刺客何人？原來，1925年奉浙戰爭中，施從濱被俘後遭孫傳芳殘殺，其女施谷蘭立志為父報仇，改名施劍翹，經過十年的準備，終於找到這一報仇的機會。孫大帥最後立地不成佛，飲彈身亡，也算得是自食其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