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時因中西交通頻繁，乃有市舶司之設立。試述其職責及貢獻。

自魏晉以來，中外海上交通發展日趨蓬勃。唐時中國商船極力向南洋諸國和印度洋拓展，由於政府可從貿易中獲巨利，故在重要港口設市舶司以管理海外貿易之事。至宋時因偏安於一隅，更需借助海外貿易來增加稅收。故唐宋兩朝政府均在沿海設市舶司，以管理頻繁的海上貿易。其職責及貢獻，則詳述如下。

對於市舶司的職責，宋史云「提舉市舶司、掌番貨、海船、徵榷、貿易之事，以來遠人，通遠物。」此外，由於唐宋市舶司之設立，促進了海外貿易的發展。市舶司的第一個職責便是稽查蕃貨。「職官表J云「市舶使徵稽蕃貨，為海關徵稅之所自始。」蓋稽查蕃貨中是否有違禁品也，如兵器。唐時雖無海關制度之組織，但觀當時市舶使之職責，則與今之海關類似，此即海關制度之起源。

市舶司是對外貿易的管理機闕，其主要職責為檢查入港海船之貨物及徵稅，稱為抽解。凡進口的外國商品均須抽取關稅，細色(容量小而價值貴者)抽一分，粗色(容量大而價值賤者)抽三方，解送中央，其餘皆為外商所有。但稅率時有變更，據〈宋會要輯稿〉云宋初十五取一，其後十取其一，後叉擇取貴重貨物如犀角、象牙等十取其二，珍珠十取其一，至南宋時有些貨物要抽解四分。每當外船抵達口岸時，先把香藥、珍珠等貨物送交市舶司，稱為「呈樣」。呈樣以後，市舶司便實行抽稅。

市舶司亦負責禁榷撲買，只許政府收買後出售的貨物名之曰「禁榷」。禁榷有三類，分別是香料、藥材及寶貨。市舶司收買了一部份貨物後，粗笨者就地出售，其餘大部份則運往京師的「榷易院」加價出售，以謀取大利。而撲買貨物可分二類，一為禁榷之物如軍用品、金銀等由政府收買;另一是獲利之物，轉售民間獲利豐厚者，如香料、象牙、犀角等則部份收買。

其次，市舶司叉需營理本國之船隻和頒發憑引。凡中國商船出海必先向市舶司登記，列明所運載之貨物及人員，再由市舶司發給証件，稱為公據或公券，才可出海貿易，公據除可防止貨物大量外流外，還可禁止商人前往不許通航的國家或地區。在出海前船隻要接受市舶司之檢查，有否帶違禁之物品如兵器、銅錢等，商船回航必須到原出發港口，由市舶司檢查公據。入口船貨完稅後，其餘貨物，船主可自行出賣，不再收稅，但須有由市舶司發出的「公憑引目」上載貨物名稱及數量，若運銷外州，則另抽稅。

為了吸引外商來華貿易，增加政府收入，市舶司亦實行了一連串的措施，「招徠遠人，阜通貨賄，」便是其一。早在北宋雍熙年間，大宗即遣使攜帶金帛及敕書往海南諸蕃國勾招進奉。凡諸市舶綱首，招誘船舟抽解至一定數額後，即可補官。此外，又特設「蕃坊」供外商居住及「蕃市」以便利外商進行貿易，另每當外商來往時，市舶司例當設宴招待，謂之「稿設」。外國商船在每年十月回國時，市舶司亦必設宴送別。

市舶司還會為往來之商船祈風，市舶司每年有兩次之祈風儀式，以保商人往來平安。蕃商在中國死去，暫由市舶司保管其資產，許其妻子於三月內領遺產，過期則充公。處理蕃人的法律問題，亦為市舶司之職責，同類自犯者，各依本族法;異類相犯者，以中國法律論。此種法律，至為公允，既無傷異族，叉無害中國法理之尊嚴。

唐宋時所設立之市舶司，其職務與條例之議定均較細密，對中外在文化、經濟、交通及貿易的發展，均有莫大裨益，其貢獻可從經濟、交通、文化三方面說明。

在經濟上，唐宋市舶司對當時海外貿易的貢獻，是增加了中外之海外貿易。市舶司之主要職責是招徠遠人，唐宋兩代皆極之鼓勵對外貿易。而且，唐宋市舶司在蕃貨之稽查，船稅之徵收與身自商管理方面，條例分明，措施合理，市舶司對外商之招誘，籠絡與照顧，尤稱優惠而周到，是以外商亦不遠千里而來，遂使中國之海外質易日趨發達。如東面之高麗、日本;南面之交趾、浡泥、三佛齊;西面之天竺、大食、波斯等，都有大量之商人到來中國貿易。

另外，市舶可亦能達到增加稅收的目的。唐時中外貿易，所得稅收實在不少。而宋代積弱不振，來自市舶抽解、撲賣之收益，使宋廷稅入增加，且全國歲入比率逐年增加。宋太宗時三十萬緡，英宗時增至六十三萬緡，徽宗時達一百萬。南宋高宗的兩浙市舶收入二百萬緡，佔當時全國稅入二十分之一。故市舶之利，確為中央財政提供額外收入。故宋高宗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施置合宜，所得動以萬計，豈不勝取於民。」

此外，由於海外貿易發達，促進了國內工業發展，提供就業機會。由於南方沿海地區耕地不足，勞動力有餘，因而許多人口被排斥於土地生產之外;而傳統工商業吸收能力有限，正因海外對中國產品的需求殷切，令國內工業迅速發展，如福州茶葉、汴京絲織、景德瓷器、蘇杭造紙、溫州、南京漆器，皆為工業中心，提供額外就業機會。

最後，市舶司對海外貿易的貢獻是導致大城市的湧現。宋代規定中外商人均須經有市舶司的港口出入，故中外貿易集中於有市舶司的治海地方;日子一久，此等地方皆發展為大型的貿易中心，如廣州、杭州、明州、揚州等，皆因市舶司之設而成大都市。

市舶司的設立亦有開拓交通的貢獻，市舶司有統籌出口辦法，蕃船來華日多，出國貿易者亦隨之遞增，乃致海外航線多所增闊。宋人趙汝造〈諸蕃志〉所記言商販興貨，用瓷器相交易之地，有占城、真獵、三佛齊、南毗、層拔等。其中南毗在今印度之西海岸;層拔即桑巴，則遠在非洲東岸。可見宋時之海外航線，已遠達非洲東岸。

市舶司的設立亦有助文化的交流。當時很多外國商人來華貿易，必須在華停留或居住，稱「住唐」。當時中國商人往來外國日頻，如高麗、天竺、交趾、大食，外國亦會派來大量使者來中國謝禮，無形中增加雙方了解，提高了唐宋的知名度，在當時無不認識東方有個強大的中國。並且中國商人到外國貿易，將中國的生活習慣、風俗帶到外國，甚至和外人居住、通婚，加促兩地的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市舶司會詢問來使的道路遠近、位置、風土人情，使國人對外認識日深。

同時進口的香藥和香料分別改進了中國傳統的醫療方法和提高了人民生活水準。由於香料在唐代大量運華，而且多用作醫藥，故稱「香藥」，如腦子、乳香等。同時香料在唐以前是貴族的奢侈品，但由於唐的輸入，使價格低了，人民也可以使用香料，如檀香、沉香等，所以當時稱這海路為「香藥之路J或「陶瓷之路」。

總括言之，市舶司是一種對外貿易的機構，亦即中國海關之源，而由於唐宋時中西交通頻繁，乃有市舶司之設立，而市舶司之設立，對海外貿易貢獻至為重要。自市舶司設立後，中外貿易大增，直接的影響是增加了政府之收入，間接的是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