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主大商人勢力的發展

（四）大地主大商人勢力的發展


　　宋朝的統一和經濟關係中的某些變革，曾經多少便利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農業和工商業都達到超越前代的新水準，一時出現了繁榮的景象。但在生產發展的同時，官僚、地主無限止地擴大土地佔有，利用各種手段加緊對農民的壓榨。他們中間的相當一部分也還經營商業，謀取暴利。官員、地主、商人中逐漸滋生出一批大地主、大商人。他們不再是前代的門閥貴族，而是宋朝建國後，在經濟發展的新條件下逐漸形成的新的豪族。新出現的大地主、大商人日益形成為強大的社會勢力，壟斷著若干經濟部門，障礙著社會生產力的繼續發展。
　　

　　一、大地主

　　土地佔有的擴大一○一三年，真宗下詔，禁止朝內外臣僚購買官田，但購買民田，不在禁例。一○二二年，有人向真宗奏報說：“宋朝建國六十年來，豪強大量兼併土地，如不加制止，全國的田地將要有一半被他們佔據。”又有人說：“開封府附近千里，都已是大臣們的田產”。仁宗時，官員占田繼續擴大。宰相晏殊，不管國事，只管營置田產，見蔡河兩岸土地有利可圖，即托借名目占為己有。一個“比部員外郎”的朝官，在真定占田，多達七百多頃。官員們相互規勸，說在居官時買些好莊田，供退官後享用，最是“良圖”（好主意）。仁宗曾下詔限田，公卿以下官員占田不得過三十頃。但實際上無法實行，不久又廢。這裏透露出官員占田三十頃以上，已是普遍的現象，也透露出占田的趨勢無法抑止。陳舜俞在《厚生策》中說：“今公卿大臣之占田，或千頃而不知止”。《宋史•食貨志》也說：“承平寖久，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併冒偽習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這些記載反映出，官員地主無限占田，已成為當時的嚴重問題。

　　伴隨著地主占田的擴大，各地方都出現了一些佔有大量田地的大地主，即所謂大姓豪族。真宗時，長安的大地主，有十多家，構成一大勢力。他們的首領是號稱 “隱士”的種放（種音崇ch$ng）。種放在終南山周圍霸佔樵埰地二百多裏。門人、親族也都仗勢無賴，侵漁百姓。青州臨淄有豪族麻氏，廣置田莊，壓榨農民，成為巨富，甚至私蓄兵器，建立地主武裝。仁宗時，衡州大姓尹氏，占田多至千頃，成為一方之霸。

　　大地主無限占田的另一面，必然是廣大自耕農、半自耕農的破產。地主吞併自耕農、半自耕農的土地，大致有如下的一些手段：

　　平產——地主放高利貸，農民到期不能償還，即被平入田產。真宗時，知永興軍寇准說他所見到的情形是：“所部豪民（大地主），多貸錢貧民，重取其息。歲償不逮，即平入田產”。

　　典田——自耕農、半自耕農把田產典給地主。年久不能贖還，即歸地主所有。地主藉口文契“難辨真偽”，官府認為“理不可定”，也可歸地主佔有，不准收贖。

　　買田——自耕農、半自耕農被迫把土地賣給地主，這是較常見的形式。呂大鈞《民議》說：聽說主戶田少者，往往把田地都賣給有力之家（大地主）。地主由此得到田地之利，又可役使農民的勞力。這樣下去，主戶越來越少，客戶越來越多。呂大鈞的這個議論，多少反映了自耕農、半自耕農賣掉土地、淪為佃客的實際狀況。

　　強佔——有權勢的大地主，還往往使用強制的手段，強買民田，甚至強佔民田，據為己有。如仁宗時上元縣地主王某，強佔民田經營莊院，還要搶掠農民的子女，號稱“王豹子”。占田千頃的衡州大姓尹氏，甚至使用偽造賣地契的手段，強奪莊田。像這樣強佔民田的事例，並不是個別的。自耕農、半自耕農的小塊田地，隨時都處在被霸佔的威脅之中。

　　在真宗、仁宗統治時期，還出現了以下兩種情況。

　　職田的恢復——五代宋初，官員的職田制早已罷廢。真宗採納宰相張齊賢的建議，又在九九九年恢復職田制度。朝廷把官莊和遠年逃亡無主田配給各地官府作職田，免收賦稅。官府招佃客租種課租，收歸官員。兩京大藩府職田多到四十頃，州刺史職田也有十五到二十頃。宋朝官員不斷增加，往往無田可配。仁宗時，又削減為大藩最多二十頃，州軍長官十頃。據《宋會要稿•食貨》記載，全國十八路，共有職田二百三十四萬多畝。職田制的恢復，顯然是一個倒退。

　　寺院田產——真宗時提倡佛、道，全國佛寺有二萬五千多所，仁宗時，多到三萬九千多所。一○○九年，真宗令各地興建道觀，各道觀由朝廷賜田十頃、五頃不等。各地佛寺、道觀還競相買田置產。真宗時，鳳翔府扶風縣重真寺購置田莊，刻有碑記。仁宗時皇太后賜杭州武林山靈隱寺錢買田，一次即買水田二千頃，林田五頃。寺院占田，減免糧稅。大僧侶出租田地剝削佃客，“坐華屋，享美食”，是一夥披著袈裟的大地主。隨著佛、道兩教的流行，寺院和道觀佔有大量的田地。

　　對佃農的壓榨蘇洵《嘉祐集》論“田制”說，大地主召募浮客耕種，“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蘇軾也說地主和佃戶“中分其利”，即剝削收穫的五成作地租。這大概是反映了一般的剝削率。大地主在擴大土地佔有的同時，也在不斷加重對佃農的地租剝削。據張方平所說，天下的佃客“輸大半之率”，即地租在五成以上。有人估計，千夫之鄉有九百人耕地主的田，租地主的“犁牛稼器”，把佃農的收穫分成五份計算：交田租二份（四成），牛、農具各一份（各二成），佃農只剩下了一份即二成作糧食。剝削率竟達到百分之八十。佃農遭到種種剝削，交租之後，所餘無幾了。

　　一○二二年，宋朝統計全國的客戶，共有三百七十五萬多戶，五百九十四萬多口，約占全國戶口總數的三分之一。由於一些佃農和半自耕農被編入主戶的下戶，實際人數當然要超過統計數。佃農成為國家的“編戶”，算是取得了平民的地位。但佃客仍然被束縛在土地上，甚至一經租種地主的田地，就不能自行離開。一○二五年（天聖三年）仁宗的詔書說：江淮、兩浙、荊湖、福建、廣南州軍舊例：“私下分（分成租）田客，非時不得起移，如主人發遣，給與憑由，方許別住。”但地主多“不放起移”。詔書規定：“自今後客戶起移，更不取主人憑由，須每田（年？）收田畢日，商量去住，各取穩便。即不得非時衷私起移。”這個詔書取消了由地主給佃客發憑證的辦法，但佃客起移必須在收割完畢之日，即向地主交了租，還了債，還要和地主“商量”，經地主同意，才能“各取穩便”。事實上，地主和農民都“穩便”的事是沒有的。最後還是不准私自“起移”。在此以前，關於佃客的起移，只有通行的所謂“舊例”。這個詔書頒發後，對佃客起移的限制，便以法令的形式固定了下來。

　　一○五二年（皇祐四年），宋朝又對川峽一些地區佃客的遷徙作了進一步的規定。敕書說：施、黔州諸縣的旁下客戶，逃移入外界，“委縣司畫時差人，計會所屬州縣追回”。佃客逃到外縣，要被官府捉回，遷移的自由完全沒有了。蘇洵曾說：地主對浮客“鞭笞（音吃ch！）驅役，視以奴僕”。蘇軾說是“役屬佃戶，有同僕隸”。這種佃戶實際上還是處在農奴般的境地。農民“依人莊宅為浮客”，遭受著地主的地租和高利貸的沉重盤剝，即使逃亡，也是無處可逃，無家可歸。王禹偁《感流亡》詩，描繪一戶三代逃亡農民的境況：“老翁與病嫗，頭鬢皆皤然，呱呱三兒泣……婦死埋異鄉，客貧思故園。……繈負且乞丐，凍餒複險艱。唯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間。”蘇舜欽《城南感懷呈永叔（歐陽修）》詩，記述逃亡的農民在路上挖鳧茨充饑。鳧茨挖光，只好吃有毒的卷耳（藥草）。結果是“十有八九死，當路橫其屍。犬彘咋其骨，鳥鳶啄其皮”。詩人問道：“胡為殘良民，令此鳥獸肥？”終年辛勤勞動，發展了農業生產的農民群眾，被逼到路邊餓死，死了的屍體還被鳥獸吃掉。這是為什麼？根源就是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和吃人的剝削制度。

　　賦稅的轉嫁和隱漏宋朝用盡前代的一切“刻剝之法”，榨取賦稅。大地主在擴大土地佔有的同時，又用各種手段把田稅轉嫁到自耕農、佃農身上。

　　自耕農、半自耕農佔有小塊土地，大地主的田稅轉嫁到他們身上，有以下一些情形：（一）地主與官員勻結，逃避應納的賦稅。各縣稅收有定額，便強加給自耕農、半自耕農。所謂“黠姓大家”（黠音俠xi2）佔有上百畝良田，交稅的不過一、二畝，或者是二十分之一、三十分之一。貧下戶農民只有幾畝薄田，卻要交幾倍的賦稅。形成田多者稅少，田少者稅多的畸形狀況。而且，地主憑藉權勢，可以拒不交租。貧下戶農民則被威逼勒索，逃避不得。“租賦不均”成為各地的普遍現象。（二）夏稅按田畝等第稅錢，官員、地主上下其手。地主的“善田”稅輕，貧下戶農民的“惡田”反而稅重。（三）自耕農、半自耕農的田地被地主兼併了去，仍然要按原來的地產簿交納二稅。據一個官員說：農民失去土地後，向官府申訴，請求退割（稅籍），官吏受地主賄賂，不給辦理。農民交不出二稅，官吏催捕，私自抓進監獄。無數的農民被這樣逼死。

　　佃農租種地主佔有的土地，以收穫的大半以至七成、八成交地租。一般說來，地主向封建國家交納田稅，本來就是取自剝削農民的地租。但在北宋，地主還有各種辦法把田稅直接地轉嫁給佃農。一種辦法是先從佃農的收穫中，把田稅扣除，然後再分成收地租。地主向佃農收稅後再向官府交稅。另一種辦法，是川峽一帶的大地主，把佃客看作奴隸，“凡租調庸斂，悉佃客承之”。由佃農負擔賦稅勞役，成為當地合法的通例，以至官府直接向佃農收稅。無論是前一種辦法，或是後一種辦法，地主都把田稅全部轉嫁給了佃農。

　　在賦稅制度上，地主階級內部也還存在著一些矛盾。地主用隱瞞田產、改動簿書、虛報田荒、以至“詭名挾佃”（把田產詭名寄在官戶名下，偽稱承佃）等辦法逃避賦役。北宋王朝則不斷地用各種辦法來檢括。這實質上是封建國家和地主之間，主要是和大地主之間，關於剝削農民的權利分配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分取贓物的爭奪。這種爭奪，仁宗時也發展到頗為激烈的地步。《續資冶通鑒長編》紀錄一○四九年（仁宗皇祐元年）宋朝的租賦田數，只有二百一十五萬多頃，比一○二一年（真宗天禧五年）減少了約十分之六。仁宗時，農業在繼續發展，墾田還在增加，租賦田反而比真宗時大量減少，顯然是大地主用各種手段逃避賦稅的緣故。大地主大量佔據田地，又大量逃避田稅，成為宋王朝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

　　

　　二、大商人　　

　　在大地主勢力形成的同時，宋朝社會中也出現了一批經商致富的大商人，成為又一股強大的社會勢力。首都東京是“富商大賈所聚”。真宗時，宰相王旦說：“京城資產百萬者至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仁宗時，潭州湘潭縣富商李遷，經商謀利，每年收入幾千萬。越州蕭山富商鄭旻（音民mín），經營絲綢貿易，規模巨大。有一次，官吏查閱他的賬目，漏稅的紗就有幾萬匹。自宰相到地方官也都經營商業謀大利。管理財政稅收的官員，更可利用職權經商。如真宗時，江浙發運使李溥用官船販運木材營利。仁宗時，殿中侍御史王沿也用官船販賣私鹽。虢州知州滕宗諒用兵士一百八十餘人、驢車四十餘輛販茶，不交稅。經商的官員和大商人相勾結。大商人也依靠朝廷官員保護他們的利益。湘潭鉅賈李遷就公然自稱，他之所以發財致富，是因為有執政的官員在庇護（“為政者以庇我”）。大商人有官員的庇護，得以壟斷商行，左右賦稅，並且日益衝擊著宋王朝的專賣事業。

　　壟斷商行城市的民戶按資產定戶等為十等。六等以下是中下戶。資產雄厚的大商人是一、二等戶。同業的店鋪通過行的組織，維護本行的利益。但商行往往被少數大商人，即所謂“兼併之家”所壟斷、操縱。如開封茶行，自來有十餘戶兼併之家。客商運茶到京都要先向他們送禮、請客，請求他們規定價格。客商賣茶給這十餘戶，不敢取利，只求定得高價，用加倍的利潤賣茶給“下戶” 商人。茶行如此，別的行戶大致也是如此。

　　有權勢的豪商開設邸店，供客商停住和存放貨物，並通過邸店操縱市場。大商人還向客商“賒賣”商行貨物，定期加利息付錢。中下戶商人難於擺脫大商人的控制和壓迫。

　　左右賦稅宋朝徵收實物稅，又以“折變”為名，任意改變品種。大商人和官員串通一氣，從中漁利。仁宗時，蔡州五縣本來種粟麥，官府折變為交糯米、粳稻， “舍其所有，責其所無”。農民賣掉粟麥，再向商人買回糯米、粳稻交稅，增加了一倍的負擔。折變嚴重的地區，農民交稅，一合粟變成一鍋，一縷布變成了一尺。大商人和官府勾結，借折變謀利貪污，納稅的農民遭受沉重的壓榨，宋朝的稅收也日益受到影響。

　　衝擊專賣富商大賈勢力的發展，不斷衝擊著宋朝對鹽、茶、礬等的專賣利益。真宗以後，代表大商人和大地主利益的官員陸續上疏，建議宋朝放寬對鹽、茶等的專賣，聽任商人自行貿易。

　　一○一七年（真宗天禧元年），宋朝放寬鹽的專賣，召募商人運銅錢、糧食、布帛到開封，然後到淮南、江浙等地取鹽販賣。一○三○年（仁宗天聖八年），有人說，解池鹽太宗時法令嚴峻，民間不敢私自煮鹽，所以官鹽大量銷售。真宗時，只知放寬刑罰，減少聚斂，私鹽日益增加，官鹽日益虧損。從一○三○年起，解鹽實行通商，當年朝廷收入比去年增加十五萬貫，但第二年就減少九萬貫，以後每年損耗二百三十多萬貫。這些官府損耗的部分完全落入大商人的手裏。

　　一○○五年（景德二年），真宗命鹽鐵副使林特等人召集茶商，研究賣茶新法，決定改變茶的專賣政策。林特的“新法”規定，商人在京師或沿邊入納金銀粟帛，即可到江淮領茶出賣。大商人預先探知某處茶最精好，就派僮僕（僮音童t$ng）日夜奔走，帶券到官府領茶；小商販總落在後邊。東南茶利三百六十多萬貫，全部歸於富商大賈。一○二三年（仁宗天聖元年），參知政事呂夷簡、樞密副使張士遜等討論茶法。呂夷簡等主張讓商賈直接向園戶買茶，在官場納稅。此法實行三年，茶利全歸大商，官場只能得到黃晚粗惡的茶。一○五九年（嘉祐四年），宋朝完全廢止禁榷，改行通商法。官府收入更為減少。

　　仁宗天聖時，召募商人主管出賣晉、慈二州礬，不久又允許商人于無為軍礬場購礬銷售，但仍禁止私礬。一○二八年，仁宗下詔放鬆兩蜀榷礬之禁，又允許商人入納金帛、芻粟，購買河東路礬。芻粟估價高，礬估價低，商人見有利可圖，紛紛入納，官府只有“榷礬”之名，其實無利。一○六一年，又改為納現錢，不再納芻粟。

　　宋朝通過專賣，獲得大量剝削收入，但限制了商業的發展，對商人不利。商人販賣鹽茶獲利，宋朝的專賣收入卻因而減少。太宗時，酒麴專賣，每年收利約三百二十幾萬貫，仁宗慶歷時增加到一千七百多萬貫。但鹽利由於改行通商法，只增加到七百一十五萬貫（太宗時，約二百三十幾萬貫）。茶停止專賣後，茶利都被大商人奪去。太宗時一年茶利可有二百八十幾萬貫，英宗時減少到不到五十萬貫。大商人勢力不斷發展，宋朝專賣利益不斷地受到衝擊。

　　新產生的大地主、大商人逐漸形成社會經濟中的強大勢力，從各方面影響著宋朝的統治。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大地主大商人勢力對宋王朝統治的影響越來越加深，他們之間的矛盾也越來越顯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