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派的備戰活動和反道學的論爭

（二）抗戰派的備戰活動 和反道學的論爭


　　宋、金休戰的三十年間，南宋統治集團中抗戰派與妥協派的鬥爭並沒有停止，而是在繼續展開。鬥爭集中表現為戰與守的爭論，並且深入到思想領域。這時，哲學家朱熹的道學學派逐漸形成。以陳亮為代表的思想家，展開了與道學的論爭。

　　一、抗戰派的備戰和朱熹道學集團的形成

　　自一一六五年宋、金“和議”訂立以後的十年間，是一個段落。在這個段落裏，孝宗起用虞允文，為北上抗戰作軍事準備。抗戰派和妥協派基本上處於相持狀態。

　　抗戰派的備戰活動“和議”訂立後，孝宗並不甘於就此妥協，繼續作收復失地的打算。孝宗獨掌用人大權，親自處理政事，對人說：“我每天都要遊行全國一周（指處理各地文卷）。”每天早晨上朝，晚間又召大臣入宮議事。但這時朝廷上多是妥協派崇尚空談的文臣。抗戰將領，日見稀少。一一六七年，吳玠病死。抗金的老臣只還有虞允文一人。孝宗起用虞允文知樞密院事參預軍務。一一六九年，又任為宰相。虞允文成為朝中抗戰派的主要代表。

　　宋、金“和議”約定，宋向金稱侄皇帝，不再稱臣。但此後宋、金使臣往來受書，仍沿用君臣禮。孝宗很為懊惱。欽宗這時已在金朝死去。虞允文主張派遣使臣去金，以索取徽、欽陵寢地為名，要金朝歸還洛陽、鞏縣地（北宋皇陵所在地），並要求改訂受書禮。吏部員外郎張璘（音式sh@）提出反對。吏部尚書陳良祐說，現在想要的河南地，以前曾歸版圖，不久還是失掉。主張不如不要。這顯然是典型的妥協言論。陳良祐貶官出朝。

　　孝宗決定向金朝遣使。虞允文推薦李燾或范成大。李燾膽小怕死，說現在讓我去，是丞相殺我了。一一七○年五月，范成大出使金朝，面見金世宗，拿出改禮索地的文書。金朝不敢殺範，回書拒絕，只說“事當審處”。在此以前，只是金朝索地，宋朝不斷割地。范成大使金索地，雖然不可能成功，但顯示宋朝敢於提出挑戰。政治上的意義，還是積極的。

　　孝宗在各地修築城防，作抗戰的準備。一一六七年，殿前指揮使王琪到淮水上，視察兩淮城壁，修築揚州城。朝中妥協派官員又紛紛反對，說是怕敵人知道，引起懷疑。孝宗慨歎說：“這些儒生的議論，真是不達時務！不足恤！”此後幾年間，陸續在廬州、和州、楚州和襄陽府，作防禦的準備。虞允文又建策加強民間抗金武裝，由官員統領教練，一旦發生戰事，就可以分派守關。他估計興元、洋州等處民間自動結集的抗金武裝有七萬人，已人兵籍的有兩萬三千人。金州、房州等地也約有三萬人。兩處入兵籍的軍士共約五萬多人，組織抗敵，是強大的力量。

　　一一七二年，孝宗以虞允文為少保、四川宣撫使，到四川整軍備戰。計畫從四川出兵，與朝廷主力軍配合，在河南會師。虞允文去後，孝宗要各州軍輪番訓練。各州因軍官貪污，衣甲兵器都不齊備，能夠領兵作戰的將軍也很缺少。孝宗曾對虞允文說：“我近來在桌幾上寫了一個‘將’字，反復考慮，找不到選將的辦法。”虞允文到四川一年，選練兵士，增加口糧，添置馬匹，很有成效。孝宗多次秘密下詔催促出兵，虞允文回答說：“軍需還不齊備。”一一七四年二月，虞允文在四川病死。四年之後，孝宗到白石閱兵，見軍士都是少壯，歎息說：“這都是虞允文的功效啊！”虞允文病死，孝宗自四川出兵的計畫又落空了。

　　朱熹道學集團的形成朱熹出身在徽州婺源的一個官吏家庭，父親朱松做過縣尉。一一四八年，朱熹十九歲中進士，做過泉州同安主簿。任滿後，向程頤的再傳弟子李侗（音同t$ ng）學習程學。一一六二年六月孝宗初即位，起用張浚作出兵抗金的準備，要朝內外陳述政見。朱熹上書，建策三事，一是熟講“聖學”即《大學》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之學。二是停止議和及遣使索地，應先修內政，數年以後，國富兵強，看力量的強弱，再慢慢計畫收復失地。三是朝廷任用賢能，以修政事。次年，宋軍戰敗，湯思退遣王之望出使金朝議和，抗戰派群起反對。十一月，朱熹被孝宗召見，面奏三劄。第一劄說：“陛下遇事猶豫不決，就是由於不講《大學》之道。” 他建議孝宗博訪真儒，講明此道，以修身為本。第二劄說：國家大計有三，戰、守、和。他提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因此反對議和，而主張“合戰、守之計以為一”。第三劄，引據周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之道”，說是“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講到抗金作戰，他說：“現在朝內外的議論，都說要整頓邊防、充實倉庫、訓練士卒，臣以為這些都不值得考慮。應該考慮的就是修德業，正朝廷，立紀綱。”他說，這樣，就會使金朝害怕，而宋朝的形勢也就會自然強起來。

　　朱熹的三劄，反對議和，要為君父報仇，但又反對備戰，主張“攘外”必先“安內”，而又先要“修身”。朱熹見孝宗後，給友人寫信說，他開始上奏時，孝宗聽得很高興，常向他問話，聽到後來，就一言不發。孝宗不滿朱熹的言論，要他留在臨安國子監，作個武學博士，教學生兵馬武藝。朱熹只好辭官不就。

　　此後的十年間，孝宗、虞允文積極備戰。朱熹一意著書講學，逐步形成了他的道學體系。這個號稱集大成的體系，闡發二程“去人欲，存天理”的理論，以《大學》的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為核心，以維護倫常為宗旨，繼承、綜合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頤、程顥等人的學說，又吸收佛教禪宗和道教的理論，使二程洛學帶上了更多的哲學色彩。

　　在孝宗、虞允文備戰的年代，朱熹學派還不能在政治上取得地位。孝宗即位前，曾向史浩等學儒學，但在備戰的實踐中，越來越感到儒生的空談無用。孝宗多次對大臣們說：“近時儒者多高談，無實用”，“儒者不肯留意金谷（理財）”，儒生“不達時變”。朱熹得不到孝宗的賞識，不能儕于高官的行列，但在社會上影響漸大，形成道學集團。

　　二、孝宗理財備戰和陳亮等反道學的論爭

　　一一七五年到一一八九年孝宗退位，是第二個段落。在這個段落裏，統治階級內部的狀況是：孝宗用王淮理財備戰，龔茂良、史浩、周必大等反戰主和。朝廷上以宰相王淮為代表，社會上以思想家陳亮為代表，展開了對道學集團的論爭。

　　虞允文死後，孝宗用葉衡為右相，龔茂良參知政事。次年九月，葉衡罷相。此後三年間，龔茂良以參知政事成為實際的宰相。孝宗對龔茂良說：“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獨用兵不及。”意在整軍備戰。但龔茂良卻是朝中妥協派的代表。官員們一談到邊防利害，就要遭他譏笑謾駡。一一七七年六月，孝宗罷龔出朝。龔茂良見要罷相，趕忙上書建策恢復失地。孝宗大怒說：“你五年不談恢復，為什麼今天又說這個！”龔茂良罷相後，孝宗起用王淮參知政事。一一八一年又任命為宰相。

　　王淮在高宗紹興末年作禦史官，曾建策“刑賞、黜陟（官員升降）”的大權應集中歸於皇帝。大臣“各以成法來上”，如果“依違遷就”以違制論罪。孝宗即位後，王淮先後在福建、兩浙作財政和司法官。符離戰後，王淮被孝宗召見，建策“擇將、備器（武器）、簡兵、足食”，主張繼續備戰。龔茂良作相，王淮在樞密院主管軍務。孝宗用王淮執政，對他說：“近來士大夫多以談農事當作羞恥。農事是國家的根本。士大夫好作高論而不務實，還說是羞恥。”“周公、孔子也未嘗不理財。”又說：“士大夫還不願意談論恢復失地。家裏有田百畝，其中五十畝被人佔據，不是就要告狀麼！對自己家事明白，對國事就怕談，這算什麼！”孝宗制定理財備戰的執政方針，王淮作相一直執行著這個方針。

　　孝宗模仿北宋初年的辦法，把州縣的積余錢物集中到朝廷，設置封樁庫，逐年儲備，作為備戰的軍需。一一七九年，封樁庫只有現錢五百三十貫。到一一八三年增加到三千多萬貫，加上地方樁積錢，共達四千七百餘萬貫。孝宗慨歎說：“《周禮》一書，理財居其半。後世儒者尚清談，以理財為俗務，可謂不知本。”孝宗統治初期，曾經聽從過某些對王安石變法的詆毀，這時已完全接受了王安石的論點（“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再一次批駁了反理財的儒者。一一七六年二月，孝宗檢閱兩浙、福建的士兵，準備作戰時調集。王淮執政，據說“守邊統兵之官，各當其才”，“區處軍務，率皆合宜”。大抵孝宗、王淮的所謂“理財”，只是把地方的財權更多地集中到朝廷，並沒有從制度上作重大改革。所謂備戰，也只是對軍兵作一些整頓，並沒有作北上抗戰的打算。但孝宗以抗金備戰為國策，卻使朝內外抗戰派大受鼓舞，紛紛上書，陳述收復失地的建策。抗戰派與妥協派又展開了論爭。

　　龔茂良執政時，曾推薦朱熹到朝廷作官，未能實現。一一七八年，史浩一度任右相，又推薦朱熹入朝，因遭反對，改命知南康軍。次年，朱熹到任，就在廬山重建白鹿洞書院，作為他傳播道學和收集門徒的活動據點。一一八○年，朱熹上書給孝宗，講“正心術，立紀綱”，說“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才能得立。又指責朝中官員，說“宰相台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財又安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複？”孝宗大怒，要右相趙雄分析批駁。趙雄說：朱熹是個好名的儒生，皇帝越罵他，反而越抬高他。不如讓他去作官，看他有什麼本領。次年，朱熹在南康軍任滿，孝宗派朱熹到浙東路管理常平茶鹽。

　　在王淮支持下，朝中官員紛紛上書譴責道學。一一八○年六月，秘書郎趙彥中上書，指斥洛學“飾怪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偽之實。士風日蔽，人才日偷”。請求孝宗下詔，使人明瞭朝廷的好惡，以變士風。一一八二年，朱熹出官浙東後，吏部尚書鄭丙上書，明確提出反對朱熹，說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禦吏陳賈面奏孝宗：“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假其名以濟其偽”。請孝宗“明詔中外，痛革此習”，“考察其人，擯斥勿用”。孝宗採納陳賈的建策。朱熹由此罷官，繼續在社會上講學。

　　社會上堅持抗戰和反對道學的代表，是思想家陳亮。永康人陳亮，早年讀兵書，研究軍事。一一六九年，陳亮向孝宗上《中興五論劄子》，分析當時形勢，建議朝廷遷都建康，以重兵駐荊襄。一一七八年，又到朝廷上書，說孝宗“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指責那些學“孔子之道”的學者阻止抗戰，提倡“苟安”。他說：“南渡以來都還遵守祖宗舊法，沒有多少改革。趙鼎等人不懂變通的道理。秦檜破壞抗戰，忍恥事仇，死有餘辜。”他再次建議遷都建康，守備荊襄，經過三幾年，作戰的形勢可以建成。最後說，他這些年來“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霸之道。……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痹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人性、天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勵志復仇，…今乃驅委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悱。”孝宗看了陳亮的奏書，大為震動，要把它張貼在朝堂，激勵群臣，並打算破格任用。一些大臣因陳亮直言無諱，紛紛反對。陳亮待命十天，又接連兩次上書，說“本朝以儒立國”，“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陳亮上書後，渡江而回。被揭露的儒生們卻在伺機報復。陳亮在家，酒後論國事。一個儒生以 “醉中戲為大言”的罪名，向刑部告發陳亮。陳亮遭受嚴刑毒打，體無完膚。大理寺要按“謀為不軌（造反）”治罪，送孝宗取旨。孝宗說“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把奏牘撕毀，扔到地上。陳亮被釋放回家。

　　陳亮並沒有被壓服。此後幾年間，陳亮繼續在家著書講學，傳播自己的主張，和朱熹派道學論戰。朱熹在白鹿洞書院講學，以董仲舒的“正其誼（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作為書院的條規，把“存天理，滅人欲”的理論應用來反對講求“功利”、理財備戰。陳亮針鋒相對地提出“實事實功”的主張，說：“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為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為一世英雄。”指責道學家“以徐行緩語為用，務為不可窮測”，故作高深，是藉以掩蓋他們無知和無能。陳亮又指責儒者的所謂“君道”，是“迂腐之論”；宣傳“執賞罰以驅天下”的“霸者之術”。陳亮的學說在浙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進而傳播到江西。朱熹對他的門生說：“陳同甫（陳亮字）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霸”，“不說孔孟”，“可畏！可畏！”浙江一帶，甚至東萊呂祖謙的學派，也有一些門徒，接受了陳亮的影響。朱熹驚呼：“今來伯恭（呂祖謙字）門人，亦有為同甫之說者，二家打成一片”，“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卻做管（仲）商（鞅）見識，令人駭歎！”陳亮和朱熹的論爭，被稱為“王霸義利之辯”，陳亮之學興起，抵制著朱熹道學的傳播。

　　一一八四年三月，陳亮又被捕入獄。這一次是誣指他請鄉人宴會，胡椒中可能有毒。但在獄兩月余，獄吏百端搜尋，找不到絲毫罪狀，只好又把他放出。陳亮剛一出獄，朱熹就給他寫信，說：“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這次入獄的原因，我雖然不瞭解，大概平日所為也得罪了不少人吧！”朱熹接著勸陳亮說：“老兄高明剛決，不是不願意改過的人。以我的想法，還是放棄義利王霸的學說，從事於‘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完全以‘純儒之道’來約束自己。”陳亮回信聲明說：亮“口說得，手做得，本非閉眉合眼，蒙瞳精神，以自附於道學者也”。又反駁“近世諸儒”所謂“三代以天理行，漢唐以人欲行”的言論，說：“諸儒自處者曰義、曰王，漢、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頭自如此說，一頭自如彼做。說得雖甚好，做得也不惡。”在這封信裏，陳亮還明確指責朱熹道學是“原心於秒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功，以涵養為正”。又申明陳學是在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朱陳之間，學說根本不同，沒有調和的餘地。

　　陳亮在艱苦論爭的日子裏，得到了抗戰派將領辛棄疾的支持。辛棄疾一一四○年出生在金朝統治下的濟南。完顏亮南侵時，地主家庭出身的辛棄疾投入耿京領導的農民起義隊伍，充當掌書記。耿京派辛棄疾來南宋聯絡抗金。農民軍中的叛徒張安國殺耿京降金。辛棄疾返回後，奮勇擒捕張安國，一一六二年率部渡淮投附南宋。次年，被任命為江陰簽判。宋、金宿州之戰前後，辛棄疾兩次上書，向孝宗、虞允文提出抗金的建策。一一七五年，辛棄疾任江西提刑，鎮壓賴文政領導的農民起義（見下節），充當了宋王朝的幫兇。但在統治集團內部的激烈鬥爭中，辛棄疾始終堅持抗戰反金，遭到妥協派的打擊。一一七八年，辛棄疾入朝任大理寺少卿。此後，歷任湖南、江西安撫使，兩浙西路提刑，被妥協派官員監察禦史王藺彈劾，一一八二年罷官，退居信州上饒。辛棄疾在臨安時，與陳亮相識。陳亮曾說：當今最有名望的人物，文的是朱熹，武的是辛棄疾，但“兩人戛戛（音夾ji2）然若不相入”。孔子的學生樊遲請學稼，孔子罵他是小人。辛棄疾退居上饒，把新建的房舍取名“稼軒”，並用來作為自己的別號，以表示對儒學輕耕稼的異議。又作《賦稼軒》詞說明此意，自比“小人請學樊須稼”，辛辣地諷刺孔丘“去衛靈公，遭桓司馬，東西南北之人也。長沮桀溺耦而耕，丘何為是棲棲者。”友人奉和的詞也說：“稼軒聊爾名齋，笑學請，樊遲心未開。”淳熙十五年（一一八八年）正月，陳亮到上饒訪辛棄疾，留住十日，談論時事。最後又同遊鵝湖（山名。山麓有鵝湖寺），約朱熹在鉛山縣紫溪相會。朱熹到期不來。陳、辛卻談得極相合。陳亮走後，辛棄疾又作詞寄去，慨歎“剩水殘山無態度”，把陳亮比作諸葛亮，“看淵明風流酷似，臥龍諸葛”，寄予殷切的期望。陳亮得遇知己，也極興奮，和詞對宋、金分裂，無限感慨：“二十五弦多少恨，算世間那有平分月”，並說“只使君從來與我，話頭多合”。陳亮、辛棄疾都堅持抗戰反金，在政治上思想上確是完全一致了。罷官家居的辛棄疾興奮非常，“夜半狂歌悲風起，聽錚錚（音爭zh5ng）陣馬簷間鐵”。他仿佛已經率領兵馬，走上戰場，殺到塞外，又作壯詞一首寄給陳亮：“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 （音蔗zhè），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陳亮、辛棄疾這樣高漲的抗戰情緒，並不只是他們兩人的，而是反映了進步的社會力量的共同願望，也是反映了廣大群眾的強烈要求。

　　但是，這時朝廷上反戰主和的妥協、保守勢力，卻正在積極活動，向抗戰派展開攻擊。一一八七年，周必大任右相，留正參知政事。周、留都是朝廷上反戰官員的代表。在周必大支持下，左補闕薛叔似等上書攻擊王淮。一一八八年五月，王淮被排擠罷相，次年病死。周必大又向孝宗推薦朱熹。這年六月，朱熹到臨安入奏。有人對他說：“你的正心誠意之論，皇帝最討厭聽，不要再講了。”朱熹說：“我一輩子的學問，就是這四個字。不講這個怎麼行！”孝宗見朱熹，說：“十多年沒見你，你也老了。應當給你個清要的官做，不要再去管州縣。”孝宗任命朱熹作兵部郎官。幾天之後，兵部侍郎林栗出來反對，說：“朱熹本無學術，只是偷竊程頤、張載的緒餘，謂之道學，私自推尊。帶領學生數十人，學作春秋戰國時（儒者）的姿態，孔孟到處遊蕩的風氣。現在只聽他虛名，就叫他人奏。任命之後，幾天不來，是心懷不滿。朱熹既被任為兵部郎官，我就可以管他。請將朱熹停罷。”周必大、薛叔似等紛紛上疏說朱熹未到任，是因為這幾天有腳病。太常博士葉適上書激烈地攻擊林栗，說：“考栗劾熹之辭，……無一實者。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則無實最甚。”又說：往日王淮就是用這個辦法“陰廢正人”，林栗又襲用鄭丙、陳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良善受禍，何所不有！”侍御史胡晉臣也彈劾林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為党”。林栗被罷官，出知泉州。朱熹也免官出朝。

　　這年十一月，孝宗再召朱熹入見。朱熹辭不赴朝，寫了長達萬餘言的奏書，再次申述“正心誠意”之論，說天下之事千變萬化，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陛下之心不正，所以“所用者皆庸繆■熹向孝宗提出六項“急務”。一是“輔翼太子”，設置師傅賓客之官，把“古先聖王正心修身平治天下之要”向太子傳告。二是“選任大臣”。他指責孝宗出於私心，不用“剛明公正之人”，朝廷大臣“至庸極陋”。三、四是“振蕭紀綱”、“變化風俗”。朱熹提出：十多年來，以此二字（道學）“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如同北宋時排詆“元祐學術”一樣，這豈是“治世之事”！又說：外面傳言，以伏節死義之士為無用。綱紀日壞，一旦有事，所用之人就會交臂降叛。五、六兩項是“愛養民力”、“修明軍政”，指責虞允文為相時取戶部羨余作為備戰的軍費，說這些錢並沒有能換來金人的首級，反而使經費更加缺乏。朱熹還說，孝宗任用的宰相都是徇私情，將帥都是走私人的門路，其實是“庸夫走卒”，要靠他們修明軍政，豈不誤事！

　　朱熹進而在奏書中說：現在士大夫之論和我不同的，都是似是而非。奮厲有為的人說“祖宗之積憤不可以不擄，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復”，臣以為這都不對。現在區區東南還有不少事可慮，哪里還有什麼“恢復”可圖？真有志於恢復，不在於“撫劍抵掌”，而在於陛下“正心克己”。朱熹又說：陛下把“儒者之道”斥為“常談死法”，而採取“管（仲）、商（鞅）功利之說”，希望富國強兵，或有近效。這個學說已經行了幾年，近效也並未見到。他最後說：聖賢所傳的道理，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陛下考察四種學說（佛、老、管商、孔孟）的異同而加以辨明，就會瞭解我所說的都是古先聖賢之說，天經地義自然之理。

　　朱熹在這個奏書中，已明確提出反對出兵恢復。在他的私下談話中，說得更加清楚。他說：“今朝廷之議，不是戰，便是和。”“不知古人不戰不和之間，也有個且硬相守底道理”，“說恢復底，都是亂說”。又說：“端人正士”以復仇為非，和議為是。“乘時喜功名、輕薄巧言之士，則欲復仇”。指責虞允文等“其實無能”，甚至認為“言規恢於紹興之間者為正，言規恢於乾道以後者為邪”。朱熹這些言論，作為他的奏書的注腳，清楚地說明他一面主張忠君死節，反對投降，一面又主張不戰不和，倡言主守，對主戰者多加攻訐。

　　和朱熹相反，陳亮在一一八八年春，親自到建康，察看地理形勢，再次給朝廷上書，提出：“江南不必憂，和議不必守，虜人（指金朝）不足畏，書生之論不足憑。”請依孝宗“即位之初志”， “為經理建康之計，以震動天下”，和金朝決絕。朝廷上妥協、保守派官員大加嘲笑，說陳亮“狂怪”，不予理睬。

　　一一八七年十月，宋高宗當了二十多年太上皇以後病死。孝宗服喪。太子惇事。一一八九年二月，孝宗退位作太上皇，傳位給光宗。周必大、留正任左、右丞相，王藺參知政事。

　　

　　三、妥協派打擊抗戰派

　　

　　光宗趙惇位時已經四十多歲。即位前，名義上作過臨安府尹，實際是長期生長深宮，不達世務。一一八八年參預政務時，他的老師尤袤（音茂m4o）對他說： “大權所在，天下所爭趨，非常可怕。願殿下事無大小，都要取上旨而後行，付眾議而後定。”光宗即位後，宮內被皇后（李後）所左右，朝政被反戰主和的官員所操縱。

　　光宗即位後不久，禦史劉光祖上書，系統地提出了尊奉道學的主張。他從北宋講起，說“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不幸而壞於熙（熙甯）豐（元豐）之邪說，疏棄正士（指司馬光等），招徠小人（指王安石等）”，“紹聖、元符之際，群凶得志，絕滅綱常”。孝宗朝反道學的論爭是“因惡道學，力去朋黨，因去朋黨，乃罪忠諫。夫以忠諫為罪，其去紹聖幾何？”劉光祖從道學立場出發，提出南宋和北宋之間思想論爭的聯繫，他建議消除“道學之議”，“定是非，別邪正”，即堅決地尊奉道學。

　　朱熹在光宗即位的一年，寫出了他的《大學》《中庸》章句（注解）。同年，被任命知漳州。朱熹到任後，把古代的喪葬、嫁娶的禮儀，教給當地子弟。又奏請在漳、泉、汀三州“正經界”（核實田畝），畫圖造帳。但他自己在漳州卻無法實行，只好辭官。一一九四年，又知潭州。

　　光宗即位後不久，留正即支持諫官彈劾周必大罷相。次年，留正升任左相，獨專相位。留正執政時，孝宗朝一些主戰的重要人物，相繼受到打擊。一一九○年，陳亮再次被誣陷入獄。禦史台的官員指使酷吏嚴訊，送大理寺治罪。一一九二年得友人援救，才被釋放。陳賈在清江作地方官，光宗即位，將入朝奏事。禦史林大中劾奏陳賈曾隨同王淮製造道學的罪名，“陰謀廢棄正人（指朱熹等）”，倘許入奏，必再留朝，“好人”就都要辭去，不利於穩定國家。陳賈因此不能入朝。辛棄疾在一一九二年，曾任福建提刑，到臨安見光宗，面奏荊襄上流是東南重地，應加強防禦，作抗戰的準備。一一九三年，辛棄疾回福建任安撫使、福州知州，在當地設 “備安庫”，豐年收購糧米，備軍隊需糧時出售，以為可以“有備無患”，積錢至五十萬貫。辛棄疾又嚴格以法治下，“官吏惴栗”。親自檢覈溪縣獄囚，辨釋五十餘人，只留十餘人。辛棄疾整頓吏治，理財備戰，不到一年便遭到朝中諫官費艾等人的攻擊，以“殘酷貪饕（貪吃。）”的罪名被罷免，回上饒家居。

　　四川一帶，一直由抗戰派將領吳玠、吳璨等駐守。吳璨臨死時，不談家事，只留遺囑，請朝廷不要放棄四川。一一九二年，留正利用宋朝防範大將專權的“祖宗舊法”，說“西邊三將，只有吳氏世襲兵權，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派戶部侍郎丘賨同崇）為四川安撫制置使。丘崈四川後，一再上書攻擊利州安撫使吳挺（吳玠子）。次年，吳挺死。丘崈准挺子吳曦回四川奔喪，命知和州。又規定吳氏後人不得再領兵。抗戰派在四川掌握的兵權，也被剝奪了。

　　光宗、李后與太上皇孝宗之間，日益不和。一一九一年，李后請立嘉王擴為皇太子，孝宗不許。此後，光宗長期不去朝見孝宗問安。朝臣多上書進諫，光宗很是厭聽。一一九三年五月，考試進士。一個策問卷說，重要在於施行壽皇（孝宗）的政事機要，而不在於一月四朝。光宗把此卷定為進士第一（狀元）。揭卷後，作者原來是陳亮。陳亮及第，被任為建康府判官。在赴任的途中，一天晚上突然死去。陳亮一生力主抗戰，在即將可以有為的年月，卻消逝了。一一九四年六月，六十八歲的孝宗病死。孝宗死前，光宗不去探視，死後也不去屍前服喪。孝宗葬禮無法進行，朝中騷動。丞相留正、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參知政事陳騃、尚書左選郎官葉適建議立太子。趙汝愚（宗室）和知閤事韓托冑（韓琦曾孫，寧宗韓後叔祖。）請太皇太后（孝宗母）懿旨，光宗退位作太上皇，光宗子趙擴（寧宗）即皇帝位執喪禮。寧宗即位，以趙汝愚和韓侂冑為代表的兩派官員，又展開了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