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的繁榮

（三）商業的繁榮


　　宋朝的統一，消除了封建割據的阻隔，為商業交通的進一步發達，提供了條件。以首都東京為中心，北方和南方都形成了一些商業發達的城市。農業中土地佔有方式和剝削方式的變化，增加了商品交換的需要。中小城鎮和農村集市貿易也漸繁盛。在封建的自然經濟仍然占主要地位的宋代社會，商品經濟有了新的發展。

　　一、城市和集鎮

　　城市——東京是全國最大的城市。太宗時，開封府十六縣，主、客戶近十八萬戶。這個數字顯然低於實際狀況。住在東京城內的，還有皇室、貴族，往來的官僚、商人，到京都貨賣的個體手工業者，沿街叫賣的小販，以至貴族的奴僕等大量不在戶籍的人口，駐守京師的禁兵也不在戶籍。太宗說，東京（開封）養甲兵幾十萬，居民有百萬。又有人說，東京比漢唐的京都，民戶增加十倍。這些都是估計的大概數字，但也說明東京人口十分稠密。真宗時，都門之外，居民甚多，又在新城外八廂置廂吏統轄，實際上是擴大了城區。

　　唐朝長安，居民住在規劃齊整的坊內，商業活動只限於東西兩市。五代至宋，東京逐漸繁盛，不再有坊市之間的嚴格區分。九六五年，宋太祖詔令開封府三鼓以前的夜市不禁。商業貿易活動也放寬了時間的限制。相同行業的店鋪多集中在鄰近。如潘樓街南，多是真珠匹帛香藥鋪席。界身巷是金銀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據說“每一交易，動即千萬”。潘樓酒店下，買賣衣物書畫珍玩。東去十字街有竹竿市。馬行街北，多醫官藥鋪。東西兩巷，是大小貨行，手工業作坊。十字大街，每五更點燈，天明即散，叫做“鬼市”。馬行街北至新封丘門大街，兩邊民戶、鋪席、諸班直軍營相對。晚間有夜市至三更，到五更又再開張。“耍鬧去處，通曉不絕”。

　　遍佈內外城的商店鋪席外，還有定期的集市貿易。大相國寺有瓦市，每月開放五次（一說八次）。四方到東京來的商人在這裏售賣或販運貨物。民間手工業作坊和個體手工業者生產的日用品，也拿到這裏來直接賣給買主。據說寺院僧房外的庭院和兩廊，可容萬人交易。街上還有一些季節性的集市，如五月初有鼓扇百索市，七月初有乞巧市。

　　東京倚汴水建城，便於漕運。汴水南與淮河、長江相聯接，所謂“漕引江湖，利盡南海”，東南和西南的財賦百貨都可經汴水運到東京。河北和西北則有陸路往來。東京是政治中心，又是商業和交通中心。依據宋人的零星記述，東京市場上有：來自江、淮的糧米（每年數百萬斛），沿海各地的水產，遼、夏（西夏）的牛、羊，洛陽、成都的酒，自河東至江南、福建的各種果品，江、淮、蜀、閩的名茶，南方各地的絲織品，西北的石炭，河中府和成都的紙，福建、成都、杭州的印本書籍，兩浙的漆器，耀州等地的陶、瓷器，磁州的鐵器，來自全國各地的藥材和珠玉金銀器皿等奢侈品。日本的扇子，高麗的墨料，大食的香料、珍珠等也在市場上銷售。東京市場的繁榮，集中反映了北宋商業發展的狀況。

　　東京是皇室貴族官僚的住處，也是“天下富商大賈所聚”之處。他們以侈靡相尚，大事揮霍。東京到處有酒樓、食店、茶坊、妓館。著名的楊樓、樊樓、八仙樓，飲客常至千餘人。還有瓦舍（娛樂場）勾欄（劇場），演出百戲伎藝。貴族、官僚、豪商整天在此享樂。東京城內居住著大量的貧民，包括沿街叫賣的小販，民間工匠，“候人請喚”的雜作人夫，他們是城市中受壓迫的底層。

　　東京以外，北方的秦州、太原、真定、京兆、大名（北京）、洛陽（西京）、密州、晉州，東南的蘇州、杭州、江寧、揚州、真州、楚州、廬州、襄州，川蜀地區的成都、梓州、綿州、興元、遂州、漢州、利州，閩廣地區的福州、廣州等，都是商業貿易的重要城市。

　　鎮市、草市——唐、五代時，軍隊駐地稱鎮。宋朝集中兵權，作為軍閥割據的兵鎮不再存在。但一些交通方便、商業發達的鎮，卻作為商業交換地點而發展起來。《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等地理書都記錄了大量的鎮名，放在次於縣治的地位。宋朝在各鎮設有場務，收取商稅。較大的鎮，商稅收入甚至可以超過縣城。有些地方，鎮又叫市或鎮市。鎮的發達，標誌著城鄉之間的商業貿易，有了新的發展。

　　唐朝設在縣城之外的草市，北宋又有發展。東京城外，即有草市。蘇軾說，各地城小人多，散在城外叫作草市者甚多。王銍（音質zh@）《默記》記載常州有草市，官吏到草市飲酒。農村中幾天開一次的小市，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虛”或“墟”。農民以自己收穫的蔬菜、魚蝦或自製的手工業品，拿到虛、集上交換。較大的虛、集有酒店、客店。交通要道、商業發達的虛、集，可以發展成鎮市。

　　

　　二、商稅和專賣

　　商稅——宋朝建國之初，就制定商稅則例，在全國各地設置場、務等機構，徵收商稅。

　　商稅的正稅，分為過稅、住稅兩種。過稅是對商人販運貨物所課的稅，即流通稅。按照貨物價格，每千錢算（徵收）二十，即稅率百分之二。商人每經過一個場、務，就要交納一次過稅。場、務發給他收據，稱為“引”。如不在各個場務一一納稅，而在某處合併交納，發給憑據稱“長引”。“引”上載明商人的姓名，貨物的品種、等級，起、住地點，納稅時限等。住稅是對城鎮店鋪（坐賈）買賣貨物所課的稅，即交易稅。生產者把貨物賣給商人，客商到都市出賣貨物，也都要按物價交納住稅錢。稅率是百分之三。正稅之外，還有雜稅：計算商船所載貨物的多少，向船主課稅，稱力勝錢。場、務監官私招一批巡丁，沿路拘攔商人到場、務納稅。起初每稅錢百文提出十文給拘攔人，稱為事例錢，後來又改稱市利錢。徵收稅錢之外，還有徵收實物的辦法。《宋史•食貨志》說：“有官須者，十取其一，謂之抽稅。”宋太宗時一年的商稅收入約四百萬貫。仁宗慶歷時，增加到近兩千萬貫。商稅成為宋朝的重要財政收入。

　　專賣——北宋王朝對人民生活中的若干必需品鹽、茶、礬、酒等，實行官賣，又稱專賣。

　　鹽是人民生活所必需，全由官府控制生產，也全由官府專賣，禁止私販。茶葉的生產，除福建路有一些官茶園外，各路茶園，多是民營，稱園戶。官府向園戶買茶，各路有定額（“祖額”）。官府將買茶的錢預先借給園戶，稱為“本錢”，加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宋初，行禁榷法。園戶收穫的茶葉要全部賣給官府的山場。商人買茶要到東京榷貨務繳納茶價，榷貨務給以“要券”（茶引），商人持券到指定的場、務取茶。礬是鑄銅所必需，也是印染的必要物料。制礬民戶，稱為鑊戶。鑊戶生產的礬，除納稅以外，其餘由官府收買，不得私賣。酒由官賣，稱榷酤。官府在各地城鎮設置酒務（釀酒、賣酒）、酒場、酒坊（賣酒）。曲也實行官賣，禁止私造。東京設都曲院，外地置曲務，收取賣曲錢。

　　太宗至道時，一年專賣總收入一千一百二十三萬三千餘貫，在北宋財政收入中也佔有重要的地位。

　　

　　三、商業組織

　　商行——唐代城市中，同業的店鋪有“行”的組織。宋朝自京都至州縣城鎮，同業的商鋪，都組織成“商行”。入行的商戶，稱“行戶”，參加商行叫“投行”。隨著商業的發展，商行的組織很多。東京市上，至少有一百六十多行，行戶有六千四百多戶。據說，諸行百戶，衣裝各有本色，街上行走，一看便認得是哪行人。

　　同業的商人通過商行來保護和壟斷本行的商業利益。外來的商人，不經投行，便不得在市上經商。商行的首領叫“行頭”或“行老”，由本行物力高強的上戶輪流擔任。行頭有權規定本行商貨的物價，分派官府攤買的貨物。“牙人”招攬買賣，從中媒介。

　　商行的組織同時又是官府敲剝商人的工具。唐朝後期，皇室通過行商徵購宮廷需用的貨物，稱為“宮市”。宋太宗時，設置“雜買務”，為宮廷購買貨物。宮中不准直接向行鋪徵購，以矯正唐朝宮市的弊害。真宗以後，宮中又往往向行商徵購貨物。知開封府蔡襄曾說：內東門購買行人物品，有欠了好幾年不給錢的。地方官府也通過行頭向行商勒索百貨。東京供應百貨的商行，官府上下勒索，比別處多十倍以上，各行賠累甚多。官府還向商行抑配科差，或藉口軍需，向商人借錢。

　　賒賣——伴隨著商業的繁榮和商行組織的發達，北宋市場開始出現信用交易，叫做“賒”或“賒賣”。行商出賣行貨，不用現錢。憑信用賒貸，一定時期後再付還價錢，彼此通濟。一○二二年，在京商稅院告示客商，賒賣行貨，須有富戶三五人以上作保，寫立期限文字。如無人保，只由賒買人寫立欠錢文字，發生糾紛，官府不受理。這個告示，表明賒賣中發生“誑賺”事故，但也說明賒買賒賣已很通行。

　　便錢務——東京設便錢務，是官營的匯兌機構，商人將現錢交便錢務，領券（匯票）到外州兌錢，當日給付。這是商業發展後又一新起的制度。太宗末年，東京便錢務收到商人便錢一百七十餘萬貫。真宗時，增加到二百八十餘萬貫。官府由此掌握了大量資金。

　　邸店——唐朝商人在櫃坊寄存財貨。北宋邸店逐漸發達。邸店原來是供往來客商居住的旅店，商業發展後，大批商人在邸店存放財物，商洽交易。開設邸店，成為很大的營利事業。

　　質庫——質庫在唐朝附設於櫃坊，北宋獨立經營，更為發展。質庫又稱解庫，是典當業的一種。以物品作抵押（質），向質庫借錢，到一定期限，加利息贖回。一 ○七○年八月，韓琦在奏疏中說：“現在兼併之家，照例都開質庫。”大寺院經營工商業，也開質庫謀利，稱為“長生庫”。寺院和兼併之家一樣，擁有巨大的財富。

　　

　　四、貨 幣

　　銅、鐵錢——商業的發展，需要大量的貨幣流通。宋初，鑄造銅錢有四監，鐵錢有三監，此後逐步增加。銅、鐵錢名稱很多。太宗太平興國年間，鑄“太平通寶” 錢。以後，幾乎每有一個年號，就鑄造這個年號的新錢。太宗時，一年鑄造的銅錢，最多時有一百八十多萬貫，鐵錢有五十萬貫。仁宗時，銅錢增到三百多萬貫，鐵錢減到一二十萬貫。

　　北宋每年鑄造大量的銅、鐵錢，但隨著工商業的發展，仍不能滿足社會需要。特別是銅錢，市場上更顯得缺乏。這是因為：（一）銅是國家的禁榷物，民間缺銅，就銷熔銅錢，製造器皿，可以獲利五至十倍。（二）北宋雖嚴禁 “銅錢闌出塞外及南蕃諸國”，但銅錢私下外流越來越多。（三）鐵錢越來越輕，銅鐵錢的比值不斷增長。民間多儲藏銅錢，不願在市上流通。尤其是貴族、地主，大量窖藏銅錢。整個北宋，“錢荒”現象一直無法克服。

　　交子——宋朝發明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商業中的“賒”即信用關係，孕育出交子。起初是川峽一帶，因鐵錢分量重而價值賤，“小錢每十貫，重六十五斤，折大錢一貫，重十二斤，街市買賣，至三五貫文，即難以攜持”，商人（尤其是大商人）極感不便，客觀上需要一種容易攜帶的、輕便的貨幣。真宗時，成都十六戶富商私造錢券，稱為“交子”。後來，主持交子鋪的豪商，挪用、吞沒現錢，交子不能兌現，引起爭訟，官府遂令收閉。但當地使用交子，已成習慣，驟然廢除，商業活動大為不便。仁宗時，設交子務於益州，由官府發行交子。每界（期）發行額為一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貫，準備金為三十六萬貫。交子以三年為一界，當界滿時，製造新交子，調換舊交子。商民向官府持舊換新，每貫輸納紙墨費三十文。如果界滿而未及時調換新交子，舊交子就成為一文不值的廢紙。《神宗寶訓》說：“始祥符之辛亥（一○ 一一），至熙寧之丙辰（一○七六），六十五年，二十二界。”起初，交子只在川峽流通。仁宗天聖時，推行到秦州。

　　

　　五、海外貿易

　　宋朝建國後，即從海路展開對外貿易。九八七年，太宗派遣宦官八人，分四路出發，到南海諸國招徠商人貿易。此後，北宋出現以下幾條海上交通線：（一）從廣州通往今越南、印尼等地，再由此和大食（阿拉伯）交通。這是唐朝以來的一條舊路，北宋更加繁盛。（二）從明州或杭州起航，通往日本和高麗。因遼朝屹立在東北，這條海路成為高麗和宋交通的重要道路。（三）高麗與宋交通的另一條路，是入渤海到登州。但因登州接近遼境，北宋禁止自海道入登、萊州經商。後來，哲宗以密州板橋鎮為貿易港。密州北通高麗，南沿海岸通明州、泉州、廣州。京東、河北、河東等路都可經密州板橋鎮輸入外國商品。南方向朝廷上供物品，也可由廣州海運至板橋鎮，再陸運到東京，形成內河漕運路線之外的一條海運路線。（四）哲宗時增開泉州到南海的一路，可抵達阿拉伯各國。

　　北宋與海外諸國的貿易往來一般有兩種方式。一是以“朝貢”、“回賜”為名，由北宋和外國貢使進行官方交易。所謂“貢”、“賜”的貨物，即可免交商稅。另一種方式，是大量的民間貿易來往，北宋在主要港口設市舶司管轄。

　　市舶司的職務，主要是：（一）管理舶商。海舶出發前必須到市舶司登記，領取公據或公憑、引目，回航時，必須在原發航港口“住舶”，給予“回引”，才准通行。（二）徵收舶稅。名為“抽解”，也叫“抽分”。抽解的多少，常有變化。通常是十分抽解一分，也有十分抽二、三、四的。（三）收買舶貨。名為“博買”，也叫“抽買”、“和買”、“官市”。太宗時，曾規定博買一半。真宗時，規定博買十分之三，也常有變化。官府抽買以後，剩餘的貨物，才准許賣給商民。（四）對抽解、博買所得的舶貨，進行處理。珠寶及輕便商貨，搬運入京，其餘粗重難以起發之物，在當地出賣。

　　宋朝對某些進口貨物，如香藥、珠貝、犀角、象牙等，還有禁榷的規定，即全由官賣。北宋通過抽解、博買、官賣，取得巨大利潤。仁宗皇祐時，市舶收入五十三萬貫，英宗治平時增到六十三萬貫，成為北宋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

　　九七一年，太宗滅南漢，即在廣州設置市舶司。以後又在杭州、明州置市舶司，與廣州合稱“三司”，是北宋主要的對外貿易港。一○八七年、一○八八年先後在泉州、密州置司。後來，秀州、溫州、江陰軍等地也相繼置司。廣州，在北宋是最大的港口，南海各地來廣州的商人很多。北宋設置“蕃坊”，專供外國商人居住。置蕃長一人，負責蕃坊公事。並設有“蕃市”“蕃學”。外國商人往往有當年不回去的，稱為“住唐”。明州是接待日本和高麗商人來宋貿易的港口。

　　北宋商人到南海各地去貿易的也很多。《萍洲可談》說：“海舶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人，以鉅賈為綱首。……舶船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占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臥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這種滿載陶瓷器的海船，就是北宋商人來往東南亞各地的貨船。福建、兩浙、廣南路都有不少商人經營海上貿易。

　　經南海和北宋貿易的國家，有大食、古邏、闍婆（闍音遮zh5）、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齊等國。北宋的輸出品主要是瓷器、雜色帛以及各種礦產品；輸入的多半是供貴族享用的奢侈品，如各種香料、藥材、犀角、象牙、珊瑚、玳瑁、蘇木等。

　　北宋開往日本的商船，由兩浙路出發，幾乎年年都有。日本商人來往，也常乘明州、台州商船。北宋運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是藥材、香料、瓷器、文具、書畫、絲織品。自日本輸入的商品，主要是硫黃、木材、水銀、沙金和工藝品。日本製造的寶刀和扇子，在宋朝最為著名。北宋運往高麗的商品，有絲線、臘茶、瓷器等。輸入品有人參、礦產、綾布以及扇子、文具。

　　海外貿易的發達，說明北宋的工商業發展到了一個新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