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盛放的唐文苑（詩、詞）

第五節 百花盛放的唐文苑（詩、詞）


　　唐文學比起文學史上著名的建安、太康、齊梁諸時期來，是一個規模空前的發皇時期。自建安以來在文學形式上極被重視的聲律和對偶化運動，唐朝達到了完成的境界，並且得到大發展。東晉以來對駢文處於劣勢地位的散文運動，唐朝也達到了完成的境界而大為發展。近體詩（律詩）和古文（散文）是代表唐朝文學的主要文體，由此破壞了或者派生了其他若干文體，影響後代文學至為巨大。劉勰《文心雕龍》說，六朝以前各種文體無不溯源於六經。照這樣說，兩宋以下至語體文流行的一千年間，各種文體的淵源，應該是唐朝。唐文學所以如此重要，只是因為它吸收南朝文學的英華，並創造出融合南北的新境界。

　　唐朝政治的興衰，可分為三個階段，文學的興衰，大體上與政治互相影響，也可分三個階段。唐前期政治是興盛的，文學卻在醞釀狀態中，為後來的興盛準備著條件。唐中期政治衰頹，文學卻極為興盛，唐後期政治由衰頹以至於滅亡，文學則由興盛轉向衰頹。不過，在一般衰頹中，也還有例外，如新興的詞（詩餘），是統治階級精神界極度腐朽瀕臨死亡時候的產物，但對這種文體的本身說來，在唐末五代卻是方興未艾的盛世。產生這些現象的原因，主要是：（一）沿襲南朝文風。自東晉南渡，北方繼續為落後民族所佔據，它們依靠兵力，統治漢族，在政治文化方面，北方人包括落後族的統治者，一致承認南朝是華夏正統所在。隋統一後，南朝浮麗的文風風靡北方，隋文帝用政治力量扶助質樸的北方文風來對抗南朝文風，要求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據實直書）。儘管朝廷的要求完全合理，但並不能挽回已成的風氣。隋煬帝步梁陳後塵，提倡華豔，南方文風統一了南北文苑。北周蘇綽撰《大誥》，作為文章程式，隋文帝時，李諤上書請正文體，主張依據儒家經典為文，與蘇綽所見略同。這種模擬經典的拙劣文辭，即所謂北方文風，當然不能抵制南方文風，不過其中也還有合理的部分，如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就是救弊的重要方針。唐初，也有人主張，去短取長，融合南北文風。魏征《隋書•文學傳序》說“然彼此（南北）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矣”。魏征此論代表南北融合的自然趨勢，盛唐時期這個趨勢才達到了文質彬彬的理想境界。（二）唐前期文學主要是沿襲南朝，但逐漸自創新境，中期以後，新境大辟，文學成就遠超南朝，唐前期封建經濟趨於繁榮，士人生活也就有適當的保障，再加朝廷以進士科取士，利祿所在，士人無不致力於文學。聲津對偶化的文學，首先要士人讀大量的書籍，韓愈詩“太學儒生東魯客，二十辭家來射策：夜書細字綴語言，兩目眵昏頭雪白”。所謂綴語言，就是熟讀群書，博記故事，儲備對偶的資料。《文心雕龍》《麗辭》、《事類》兩篇，“字論文章中對偶的重要。《麗辭篇》說，“事對所先，務在允當，若兩事相配，而優劣不均，是驥在左驂、弩為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與相偶，是夔之一足，趻踔（音chěnchuō跳躍）而行也”。《事類篇》說，“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做詩文沒有先積累足夠的故事，根本就做不成詩文，在印刷術未曾通行的時候，要熟讀大量書籍，非國家長期安寧不可，唐前期恰恰是一個長期安寧的時期，有些士人博見強記，使用事類表現驚人的豐富。同時，類書的編輯，唐朝最為發達，傳世的大部類書，有《藝文類聚》一百卷，《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初學記》三十卷，白氏《六帖》三十卷。《藝文類聚》唐高祖時歐陽詢等奉敕編，書分四十八類，類中又分門目，每事每物，注明出處。《北堂書鈔》唐初虞世南撰，書分八百零一類。《初學記》店玄宗時徐堅等奉敕撰，書分二十三部，三百一十三子目。白氏《六帖》，又名白氏《經史事類六帖》。白居易在書齋中置陶瓶數十個，瓶上各題門目，命門生採集事類投瓶中，倒出後鈔錄成書，因此所記時代多無次序。士人讀這些大部類書，搜集資料的時間，得以節省，有些文士幼年便能作文，大抵依靠類書的幫助。唐高宗時李善注《文選》成書，李善注極其精博，成為士人必讀的寶書。杜甫教子詩裏有“詩是吾家事”，……“熟精《文選》理”等句，說明杜甫作詩的要訣是從《文選》中熟習文理，同時也熟悉《文選》注提供的豐富資料。唐文士家家有《文選》，象李德裕自稱家不蓄《文選》，那是絕少的例外。還有一種稱為《兔園策》的類書，是村塾裏小學生的讀本，流行極廣。五代時馮道退朝，有朝官走在後面，譏笑他說，他要是走快了，一定會掉下《兔園策》來。馮道責備譏笑者說，《兔園策》都是名儒所集，我能背誦它。你們只學科場文辭，便算是舉業，借此竊取公卿高位，未免太淺狹了吧！從讀書破萬卷到背誦《兔園策》，學力相差懸殊，對偶在文學中的重要卻由此可見。依靠一些事類，堆砌成篇，缺乏作者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更缺乏明確的思想，《文心雕龍》所謂“碌碌麗辭，昏睡耳目”的催眠文章，在唐朝文學中特別是在唐前期的文學中，占很大的數量，《全唐文》《全唐詩》兩書保存大量詩文，除去催眠文章，存下來的才是唐文學，其中不大的一部分才是唐文學的精華。（三）北方文風與南方文風在文苑中展開爭奪戰，北方文風逐漸取得優勢，唐文學的精華，就是北方文風佔優勢的那一部分文學。李諤請正文體，意思是要提倡儒家思想。典誥文體，用實錄來反對輕浮，也就是要用北方文風來反對南方文風，此後兩種文風互相排斥，又互相融合的結果，構成唐文學的全貌。《文心雕龍》說：“才（思想）為盟主，學（事類）為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褊狹，雖美少功”。照這個標準來看唐文學，才學並茂稱得起霸者的作家和作品，就不能象設想的那樣多了。作者才恩的來源，有些人主要是儒學，有些人是佛教（禪宗）和道教。儒學思想在文苑中往往起主導的作用，因為佛道儘管盛行，儒學的正統地位依然存在，合於儒學思想的文學，容易得到士人群的尊崇和共鳴，唐朝最傑出詩人杜甫，古文運動的首領韓愈，固然都各有獨到的成就，但堅守儒家思想，也是獲致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儒佛道三種思想以外，還有一種普通士人的思想，這種人求名求利，非常熱衷，得不到的時候，悲苦憂愁，哀感動人，得到了便快意縱欲，鼓吹酒色之樂，得意自鳴，也頗能動人。這一種人在文士中是最大多數，其中不少還是著名的作音。他們的意境，不能超出個人悲歡離合的小範圍，因之他們的作品，即使是精美的，也不能象杜甫韓愈那樣，取得更高的成就。

　　庸、五代文苑的情況，總的說來，大體上不外是：在前期，沿襲南朝積習，南方文風壓倒一切。在中期，北方文風以儒家思想為骨幹，與南方文風作鬥爭，取得勝利，文學呈現極盛狀態。在後期及五代，政治上一片衰敗蕭索氣象，影響到文苑，同樣是一片衰敗蕭索氣象，當時表現統治階級腐朽生活的詞，是一種新興的體制，恰似幾朵鮮豔的桃李花在秋樹枝上開放，使人感到衰秋裏還留有一點春豔。唐文苑盛極以後，並沒有全部崩壞。

　　下面略敘幾種重要文體即詩與詩餘（詞）的興衰和若干重要文人的成績。

　　

　　一 初唐詩人

　　

　　南朝士族生活優裕，偷安成習，以能作五言詩為表示自己是士流的手段，如果不會作詩，就無法參與社會活動。詩提到這樣高的地位，實是南朝士族衰朽墮落，精神萎靡的表現。這種陋習到唐朝愈益盛行，這是因為南朗士人作詩，固然由於“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以取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不過還未曾明文規定詩為祿利之路。唐朝以進士科取士，作詩成為取祿利的正路，後來甚至非科第出身的人，不得為宰相。唐朝文人幾乎無一不是詩人，只有好不好的區別，不存在能不能的問題。唐時作詩的人既多，詩篇自然也不少，經過時間的淘汰，較好的部分被保存下來，清康熙時輯《全唐詩》，尚存詩四萬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親人，時間是公正的裁判者，被淘汰的詩篇和詩人，可能比上列數目要大得多，不過湮沒無聞是毫不足惜的。沒有理由該對應當湮役的事物表示惋惜。大抵詩人（一切文人）必須先有高尚的抱負，儘管是迂闊不切事情的抱負，有了抱負，才能產生高尚的意境，高尚的意境又產生高尚的作品，當然，作詩的技巧，如聲律對偶之類，也很重要，但始終居於輔佐地位，作主導的不能不是意境。例如杜甫，在唐朝是詩人第一，在古代所有詩人中也是第一。他的成功處首先是在他有高尚的抱負。他自比稷與契，要“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是迂闊不切事情的抱負，高尚的意境卻由此產生，因為事實遠不如他所想的那樣順利，使得他“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對壞人壞事採取“嫉惡懷剛腸”，“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的態度。任何文人都讀過《孟子》。“庖有肥肉，野有餓莩（同殍piǎo）”，到杜甫才化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名句，在他以前沒有一個詩人能造出這樣的句子，只因為沒有杜甫那樣的抱負和意境。

　　唐前期詩沿襲南朝，無非是些“競一韻之奇，爭一家之巧，連篇累犢，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的作品，店太宗是創業英主，作起詩來仍是循規蹈矩，逐句相對，無異普通文士，表現不出象宋太祖《詠月詩》那種“未離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萬國明”（《後山詩話》、《庚溪詩話》所引稍異）的雄偉氣概，即此可見南朝文風對唐初文學有很大的拘束力。唐太宗時，名士張昌齡等應進士科，都被考官斥退。唐太宗問斥退的緣故。考官對：昌齡等華而少實，文風浮靡，不是好材料。如果錄取他們，後生相慕成風，擾亂朝廷提倡的鳳雅之道。所謂風雅之道，就是要符合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浮靡恰恰是敦厚的反面，唐太宗雖然賞識張昌齡等人的文藻，卻只好承認考官所說為有理，也就是承認北方文風對南方文風的壓制。

　　聲律對偶化的文學還沒有定型，因之南方文風仍有廣闊發展的前途，壓制是不能生效的。唐高宗時，稱為庸初四傑的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人同時稱霸，南方文風更進一步在文苑裏佔優勢。文武雙全的裴行儉，輕視四人說，士人要有遠大前程，首先靠器識，其次才是文藝。王勃等雖有文才，都浮躁淺露，哪里象個享受爵祿的材料！楊炯大概可以做個縣長，其餘諸人得好死就算不錯。裴行儉這些話，在文才與仕途大體上一致的唐朝，是有依據的，同時也表示南北兩種文風的對立。不過，專就詩來說，四傑詩運用聲律，固然不如後起詩人的精密，在古詩向律詩過渡中，卻不能不說是大有進境。杜甫評論四傑詩，說“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曬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四傑在他們所生存的時代裏，無疑是顯著的代表人物。

　　居四傑首位的王勃，正是一個浮躁淺露，器小識短的文人。他的祖父王通，隋文帝時為蜀郡司戶書佐，後為蜀王侍讀。隋煬帝大業末年，退歸家鄉絳州龍門，聚徒講學，不久就死去。王通生於五八四年（隋文帝開皇四年），死於六一八年（唐高祖武德元年），一生僅有三十五歲，回鄉講學，僅有根短的歲月。隋末大亂，決不能即時聚徒多至千親人，更不會有季靖、房玄齡、魂征、溫大雅、陳叔達等唐初將相來“北面受王佐之道”。大抵王通伏居鄉里，模擬記孔于言行的《論語》作《中說》一書以求名，他的兒子王福郊、王福畤（音zhì），又無恥妄為，引唐初著名將相李靖等人算是受業門人，甚至妄造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的無稽之談，李德林死於五九一年，即使請見是在這一年，王通還只有八歲，怎末會有請見的事！即此一例，王通和他的二子，學聖人腔調來說話，立意裝扮成聖人模樣，不是著述界的優伶還能是什麼？王勃是王福畤的兒子，也是優伶一類人，他六歲便能作文，不到二十歲，應舉及第，屢到宮門前獻頌，是一個不安於卑位的浮躁人。他作倬彼我系四言詩，稱頌王通說“伊我祖德，思濟九埏（音延 yán），……其位雖屈，其言則傳”。又說“愛述帝制，大搜王道，……禮樂鹹若，詩書具草，貽厥孫謀，永為家寶”。託名杜淹撰的《文中子世家》裏說，王通曾編六經。這種所謂六經，大概是些比《中說》更不堪傳世的陋俗書，王勃大加讚揚，顯然是阿私父祖，通同作偽。楊炯所作《王勃集序》，說王勃夢見有自稱為孔夫子的人告訴他說，《易》有太極，你應該努力。醒後注《周易》，撰《周易發揮》五卷。又為《元經》（王通擬《春秋》作《元經》）作傳（擬《左氏傳》）、為《詩》《書》（王通擬三百篇作《續詩》，擬《尚書》作《續書》）作序，他同他的父祖一樣，也想依傍孔聖人，扮演個聖人。凡事缺乏自立精神，甘心依傍門戶，模擬別人的言語行動，即使模擬的真象聖人，仍不免是聖人的奴僕，奴僕總是仰人鼻息，志趣卑下的。王勃詩並不想做什麼聖人，而是想做神仙，王勃詩集裏有《懷仙》、《忽夢遊仙》等七八篇，求仙思想占頗大的比重。求仙是貪欲的表現，他不滿當前已得的小官職，希望得高官，高官不能得，便幻想作神仙。神仙不可得，轉而更不滿當前的小官職，終於小官職也當不成，失職流落，渡海溺死，死時才二十八歲。《新唐書•文苑傳》說他恃才傲物，為同僚所嫉，恃才傲物，一定是浮躁淺露的人，儘管文才特大，用來自恃，恰恰成為自害的毒藥。王勃不懂得這一點淺顯的常理，所以他的詩只能做出好的句子，卻不能做出意境高遠的整篇，因為沒有高遠的抱負，無從產生高遠的意境。四傑中第二人楊炯，幼年便擅長詩文，應神童科試得官。他恃才簡倨；使人不能容忍。武則天時為盈川縣令，在官殘暴，動輒發怒殺人。武則天分送盂蘭盆給諸佛寺，楊炯獻《盂蘭盆賦》，殺人和獻賦，都是為了迎合武則大的任用酷吏和崇奉佛教。他不滿當時王楊盧駱的品第，曾說，我愧在盧前，恥居王后。前一句是假話，後一句是真話，不高據第一位，淺露成性的文人是不會甘心的。盧照鄰列第三人。盧照鄰博學善作文，因得中風病，不能仕進，愈益躁急，病也愈益增重。他投拜名醫孫思邈為師，求治病的方法。孫思邈答言“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看孫恩邈的答言，大抵盧照鄰的德性和人事，都有歉缺，病根不外是浮躁淺露。最後不能忍受風病的痛苦，投潁水自殺，死時年四十。列第四位的駱賓王，品行不好，愛和賭徒們交朋友。唐高宗末年，得為長安主簿，他在《疇昔篇》裏說“只為須求負郭田，使我再幹州縣祿”。他作官目的是求負郭田，很自然地就要犯贓罪下獄，出獄後被貶官為臨海縣丞，怏怏不得意，棄官在江南流浪，徐敬業據揚州起兵反武則天，用駱賓王為書記，軍中書檄，多出駱賓王手。徐敬業兵敗，駱賓王亡命逃竄，不知所終。四傑為人大體如此，他們都缺乏高遠的思想，詩意不出個人榮枯悲歡的小範圍，沒有什麼深切感人的力量。杜甫《戲為六絕句》，給四傑高的評價，對四傑所在的當時來說，這樣的評價是合理的。

　　繼四傑而起的詩人有沈佺期、宋之問。詩的聲律化，自建安時期曹植開始，曆兩晉南朝諸詩人直到初唐四傑，都在聲律化的逐步發展上有所貢獻。武則天時，經沈佺期宋之問等人的宣導和定型，律詩各體制都達到了完成的地步。杜甫詩“老來漸於詩律細”，這說明詩人要經過長期體會，運用詩律才能逐漸精細。古詩變成律詩，同樣要經過長期體會，這個過程先後約有五百年。《新唐書•文苑傳》說，沈約庾信作詩，音韻調諧，對偶精密，沈佺期宋之問比沈庾更加靡麗，一篇中句數有定準，通篇不犯聲病，美得象錦繡成文，學者都類比他們的作品，號為沈宋體。沈宋諂奉張易之，替他做應制詩，人品卑劣，宋之問甚至為張易之捧溺壺。武則天死後，沈宋都被貶竄，先後死去，他們的詩意境平常，與四傑相類，專靠形式華美，供宮廷玩賞。武則天令群臣賦詩，東方虯（音求qiú）詩先成，武則大特賜錦袍。及讀宋之問詩，大加稱賞，奪東方虯錦袍轉賜宋之問。這樣的予奪，對詩風有很大影響，由宮廷予奪變為科舉得失，全國士人准不從風而靡。唐中宗曾令群臣賦詩，群臣獻應制詩百餘篇。唐中宗命宮女上官婉兒選一篇為新翻禦制曲，上官婉兒獨取宋之問詩入選。她評沈宋二詩優劣說，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雲，“微臣雕朽質，羞睹豫章才”，不免詞氣衰竭。宋詩雲，“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顯得強健有餘力。沈佺期見評語心服，不敢再爭。武則天唐中宗據皇帝之位，提倡賦詩，群臣不能作應制詩，便難參預朝會，沈佺期宋之問等是張易之一舉人的槍手，上官婉兒是唐中宗韋皇后安樂公主一類人的代筆，又是諸臣詩的評判者，她對律詩的宣導和促使定型，至少與沈宋同樣有力。

　　正當近體詩（律詩）完全成熟的時候，不拘聲律對偶的古體詩，以陳子昂為代表，起而力爭自己應有的地位。陳於昂上書論政事，沒有什麼好見解，但作詩能直打己見，和沈宋走相反的道路，這在當時，非有豪傑的氣概，是不敢這樣做的。他曾作《感遇詩》，詩人王適驚歎道，“此人必為海內文宗”，柳公權評陳子昂詩說，“庸興以來，子昂而已”。杜甫作《陳拾遺故宅詩》也給予很高的評價，說“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篇”。武則天時，士人都追隨沈宋作近體詩，獨陳子昂作古詩與流俗對抗，固然近體詩是五百年來詩的自然趨勢，是新產生的優美品種，但古詩也不容從此廢棄，自陳子昂張揚古詩的旗幟，唐詩始備古近二體。杜甫稱他是雄才，敢於代表一種被忽視的文體，出而有所主張，當然不是庸人而是雄才。

　　

　　二 盛唐詩人

　　

　　唐玄宗開元時期，唐朝政治經濟發達到了最高峰。代表唐朝的文學——古近體詩，也達到了最高峰。開元時期，天下安寧，士大夫生活富裕，有人制得佳篇秀句，即傳誦人口，流播遠近。有些詩人所作被采入樂章，名登朝廷，為統治階級所敬重。作詩是得名的捷徑，因此幾乎全部文人，都用全力作詩，大詩人接踵而出，每個大詩人都得到社會的尊敬和優厚的待遇。例如天寶初年，蜀人李白到長安，往見賀知章，賀知章看了他的詩文，主要是看了《蜀道難篇》，歎賞說，你是個下凡的仙人呵！（“謫仙人”）李白從此聲名大振。李白因詩名大，被任為翰林院供奉。開元年間，李白二十五歲出蜀遊雲夢，娶故宰相許圉師（圉音語yǔ）的孫女為妻，後來又娶劉氏，劉氏離異後，又娶魯地一婦人，最後娶宗氏女。李白騎著駿馬，帶著美妾，遊歷全國名山勝地，所到之處，地方官優禮相待，供給酒食。三十餘年裏，他先後娶四妻，出蜀以前可能已有妻室，四妻中許與宗還都是宰相家女，晚年（李白死時年六十二歲）又有歌妓金陵子和歌奴丹砂等人。他在生活方面，得到滿足，完全依靠他的詩名和開元天寶時期統治階級的富裕。李白並無官爵，但士人經他品題，便能進士及第，例如《李白集》有《送王屋山人魏萬（即魏顥）還王屋》詩一篇。這個魏萬從河南到山東找李白，只見到他的兒子，說李白游梁園（開封）去了。魏萬回到梁園，又聽說往江東去了。魂萬到吳越兩地尋他，李白遊天臺回廣陵（揚州），兩人才見了面。李白說他走三千里路來相訪，是個愛文好古的人，送他一篇《還山詩》，魏萬也做了一篇《金陵酬翰林謫仙子詩》，又作了一篇《李翰林集序》，說李白誇他將來必著大名於天下，那時候不要忘記我老夫和我的兒子明月奴。魏萬自稱得李白如此重視，果然幾年後進士登第。後來魏萬沒有什麼成就，《全唐詩》僅存他的詩一首，即《金陵酬李翰林詩》。要不是依傍李翰林，連這一首詩也未必被留存。《李翰林集序》文字不甚通順，他的進士及第，主要是得到走三千里路見李白的好處。開元天寶時期，一切都達到極盛階段，詩也不是例外，盛唐的詩，是詩的頂峰，當時大詩人多至數十人，其中以李白王維及稍後的杜甫為代表。這三個詩人的詩，正是道教、佛教和儒家三種思想的結晶品。

　　道教到唐玄宗時極為盛行，它是一個各種思想雜湊起來的宗教，主要是神仙家思想，想永遠享受飲食男女的樂趣，其次是莊周思想和佛教思想，還夾雜一些儒家思想。歸根說來，道教貪求物欲，充滿幻想，如果誤信其說，就會使人飄飄有淩雲氣遊天地之間意，道教得到唐玄宗的提倡，所謂神仙如張果等人相繼出現，這在文學上必然要有自己的代表人物，李白正是反映道教思想的傑出作家。廟劉全白所作《李君碣記》說李白“浪跡天下，以詩酒自適，又志尚道術，謂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當世之務自負，流離軻，竟無所成名”（所謂成名是指得大官）。這些話，確實說明了李白的思想概狀。李白想長生不死，承認自己原來是個仙人，但實在不曾見過不死的人，感到惶惑無有前途。擬古詩所謂“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月兔空搗藥，扶桑已成薪。白骨寂無言，青松豈知春。前後更歎息，浮榮何足珍”。長生與死滅，是李白思想中第一個矛盾。第二個是不求小官，要做宰相一類的大官，事實上與長生不死同樣無望。《送蔡山人》詩說“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一乘無倪舟，八極縱遠柂”。他的放浪不羈，是因為世人棄我，這使得李白不得不尋找避世的處所，那就是沉湎在醉鄉。李白詩幾乎篇篇說飲酒，《贈內》詩所謂“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這大概說的是真實情形。一個人生活如此頹唐，怎未能負當世之務呢！李白想要得到的事物，極多極大，得到的可能性卻極少極小，在他醉時的思想裏，什麼自然界規律，什麼人世間禮法，一概認為不存在或都是可破除的。因之，他的詩奇思湧溢，想人之所不能想，說人之所不敢說，自有詩人以來，敢於衝破一切拘束，大膽寫出自己要說的話，破浪直前，無絲毫畏縮態，李白至少是空前的一人。自然，他那種道教思想，要表現出一些消極情緒來，如求長生好酒色之類，不免是白璧微瑕。正如皮日休《七愛詩•小序》說李白“負逸氣者必有真放，以李翰林為真放焉”。真即天真（杜甫詩說他“嗜酒見天真”），放即放縱不守繩墨。看李白行事，確是十分天真，對當世時務是隔膜的。他不知道如何處危亂之朝，以真放對陰險，當然要被權貴排擠出朝，放歸山林。李白甚為怨恨，詩句有“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妒殺人”；“抬塵掇蜂，疑聖猜賢，哀哉悲夫，誰察予之堅貞”；“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潔……一惑登徒言，恩情遂中絕”；“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這些都是不滿朝中權貴阻礙自己仕進的怨詞。他被唐玄宗徵召，是由於道士吳筠的薦舉。唐玄宗想從道士得到神仙長生術，並不想從道士得到宰相之才，李白對朝廷的徵召，卻抱著過高的期望，以為一舉可以成功。他在《別內赴征》詩裏說：“歸時倘佩黃金印，莫見蘇秦不下機”；在南陵《別兒童入京》詩裏說：“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他對妻子說過這些豪語，說明他對仕途險惡，完全不瞭解，以為自己才大，相印不難取得。這也是天真的表現。被放逐後，只得寄希望于神仙，他在《大鵬賦序》裏說“余昔于江陵見司馬子微，謂餘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司馬子微即司馬承禎，是著名的道士，道士即騙子，李白聽騙子的話便認真信受。他初入長安，受亦僧亦道最後當道士的賀知章欺騙，以謫仙人自居。李白聽了司馬承禎的謊話，更相信自己是神仙。所謂神仙，是絕對如意自由，不受一切拘束的人，神仙與俗人一樣享受物欲，可是長生不死，這當然比當宰相要高出無數倍。李白以神仙作為自己的抱負，思想上實行神遊八極之表，他的詩想像力極富，就是這種抱負的表現。他又十分天真，雖然有些詩句象說夢話或狂言，但讀者感到他在說真心話，並不覺得可厭。天真和放蕩不羈，是李白詩的特點，在這一點上，一直沒有詩人能和他比長短。他放蕩得象狂人，因為狂中有真，不同於瘋狂的狂，而是失意詩人的佯狂。所以杜甫稱“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我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杜甫最知李白，所作《春日憶李白》詩，可作李白詩的定論。詩稱“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庚開府，俊逸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稱李白詩“無敵”，清新俊逸，兼庾信鮑照二人之所長，自己願意和他杯酒論文，推崇可謂備至。杜甫稱“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杜甫也自稱“頗學陰、何（遜）苦用心”，足見所學有同源處。詩話家妄說細論文是杜甫譏李白詩粗疏，未免穿鑿多事。各按本人偏好，抑揚李杜，強分高低，正如韓愈詩所譏“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以藝術性而言”李、杜各有自己的特長，想抑此揚彼，都是徒勞的。

　　李白政治見解很差。他在《猛虎行》裏，把唐朝與安史叛軍平等看待，說“頗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既然看不出安史是叛逆，永王李璘割據東南對朝廷的危害更不會看出。他附和李璘，後人很多為李白作各種辯解，李白也作詩為自己文飾，說“僕臥香爐頂，餐霞嗽瑤泉。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旃（音氈zhān），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責夜郎天”。七五六年（唐肅宗至德元年），安祿山陷兩京，唐玄宗唐肅宗狼狽逃竄，李璘乘機佔有積在江陵的江淮財賦，大量浪費，招募幾萬兵士，乘舟順流東下，企圖佔領金陵，割據東南。李白開始未必有反唐朝廷的意思，但對唐朝廷的恢復事業表示悲觀，主張放棄黃河流域，朝廷南遷江東，劃江而守。他為宋中丞《請都金陵表》，說“臣伏見金陵舊都，地稱天險，龍盤虎踞，開扃（音jiōng）自然。天下衣冠士庶避地東吳，永嘉南遷，未盛於此”。他看到中原士人，大量逃到江東，就公然提出謬誤的建議，缺乏政治識見，於此可見。李璘順流而下，正合李白的主張，迫脅上船以後，也就不想逃走了。他所作《永王東巡歌》十一首，第二首說“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第四首“龍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丘。春風試暖昭陽殿，明月還過鳷（音支zhī）鵲樓”。李白以謝安自命，想依附李璘大有所為。李璘兵在丹陽（江蘇丹陽縣）戰敗，李白才逃回潯陽（江西九江市），作《南奔書懷》詩一首。李璘事平，李白得罪下獄，得禦史中丞宋若恩、宣撫大使崔渙昭雪，免予治罪。七五八年，流放到夜郎（貴州桐梓縣東），第二年，未到夜郎遇赦歸潯陽。孿白附李璘是確實的事，無須諱辯，他因為政治上缺乏識見，只看到“今自河以北，為胡所淩，自河之南，孤城四壘，大盜蠶食，割為洪溝”這一黑暗面，卻看不到另一有利的方面。他的議論和李泌對唐肅宗的話正相反。李泌說“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耶！今獨虜將（著將）或為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李泌的估計，比李白正確得多，二人同樣是山人，同樣想做神仙，李泌留心政治，成為亂世功臣進退自如的奇士，李白專事作詩，一遇政治問題，便不知所措，幾至殺身。當時名士孔巢父、蕭穎士等也被李璘脅迫從行，二人都半路上逃走，見識比李白還高一些。自然，李白也不是全無所見，如《宮中行樂》詞“官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清平調》詞第二首“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直指楊貴妃即西漢的趙飛燕，是亡國的禍水，非李白不能有此膽量。李白所以得兔指斥楊貴妃及附李璘的罪責，完全由於詩名太高，朝廷殺一個大名士，不免有所顧慮。唐玄宗賜金放還山林，唐肅宗用流放代替刑戮，半途上赦免，待遇應該說是格外優厚。李白不肯服罪，似乎受了冤屈，自鳴不平。他代未中丞撰《薦表》說：“臣所管李白，實審無辜，懷經濟之才，抗巢由之節，文可以變風俗，學可以究天人，一命不沾，四海稱屈”。他沒有想唐鑰廷財賦，主要依靠江淮，李璘佔領江淮，等於迫使唐鑰廷放棄討代安史叛軍，後果將是什麼？李白只為自己的才學稱屈，不為唐朝廷的大局著想，文人習氣未免太深了。李白繼陳子昂之後，提倡復古，古風第一首說明作詩宗旨，他說“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自從建安來，誇麗不足珍。聖代複玄古，垂衣貴清真。……我旨在刪述，垂暉映千春”。論詩說：“梁陳以來，豔薄斯極，沈休文（沈約）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李白鄙棄聲律，多作古體詩，才高氣逸，變化無窮，流傳人世，自然應該享受盛名。但他得盛名的原因，主要還是因為作了他不很喜愛的近體詩，特別是五七言絕句。唐時社會經濟繁榮，士大夫生活侈靡，以道統自任的韓愈，也有絳桃、柳枝二妾，都能歌舞。張籍《哭退之》詩：“中秋十五夜，圓魄天差清。為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唐時土大夫大抵留連酒色歌舞，尋求快樂，相習成風，不足為怪。象杜甫那樣窮困，晚年似乎還有一個小妻，其餘士大夫通常有一二個歌妓，大官僚甚至何家妓成群。這些歌妓都需要新歌詞，白居易詩所謂“文場供秀句，樂府待新同，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樂府新詞就是五七言絕句。誰能製作新的五七言絕句，被歌者採用，誰就有可能獲得廣泛的聲名，或傳入宮廷為帝王所知。李白五七言絕句，說者推為唐三百年第一人，其實同時的王維王昌齡也擅長絕句，並不比李白差。只能說，作五七言絕句極難工，唐一代擅長此體的詩人只有數人，李白是其中一人。李白集中著名的《清平調》詞三首，經樂人略約詞調，撫絲竹，即可歌唱。說明新詞很容易傳播。李白詩大部分說飲酒和女色，尤合妓院的需要，他自己也愛好音樂，《出妓金陵子呈盧六》四首絕句，第四首說“小妓金陵歌楚聲，家僮丹砂學風鳴”（吹笙）。足見妓歌奴吹，頗能助詩酒逸興。李白自己也能彈琴，由於琴技高和詩名極大，六十一歲的一年（七六一年）游金陵，一個美女（金陵子）偷聽琴聲，奔投李白，李白正需要伎女，帶著她渡江西走，教她唱楚歌，十分寵愛，第二年李白病死。《示金陵子》詩說“金陵城東誰家子，竊聽琴聲碧窗裏。落花一片天上來（憑空來投），隨人（李白）直渡西江水。楚歌吳語嬌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謝公正要東山妓，攜手林泉處處行”。教楚歌的大概就是李白，他住安陸第一妻許氏家十年，能作楚歌是意中事。七六一年，李白《留別金陵崔侍禦詩題》說“聞李太尉（李光弼為河南副元帥）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東南，懦夫請纓，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還，留別金陵崔侍禦十二韻”。李白自稱“懦夫”，“一割之用”，夜郎流放後，附李璘時的氣概已經消失殆盡。功名既無望，神仙也是“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功名神仙都落了空，歸根只有酒色可托生命。一個偉大的詩人，就這樣為酒色傷害了自己。這是很可惜的事，但在唐朝卻是常事。白居易《思舊詩》“閑日一思舊，舊遊如目前。微之煉秋石，未老身溘然。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元稹是才子，韓愈是名公，二人都為色喪身，所以舉以為例，其餘相似的文人當然還很多。李白在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並不因溺於酒色而有所貶損。這裏只要說信仰道教，以神仙自負，托體在空虛，而又不忘名利，最後不免日暮途窮墮入污濁中，李白如此，同他一樣享盛名的王維也是如此。

　　王維是開元天寶時期即盛唐時期詩人的代表，李白于天寶元年（七四二年）入長安，被任為翰林供奉。王維於開元九年（七二一年）進士及第，成名在李白前二十餘年。李白居長安前後不過三年，即彼放還山林，王維始終在朝作官，與貴官交按往來，文名極盛。當時李白未來長安，杜甫未成大名，文苑霸主只有王維一人。唐代宗《批答王縉進集表手敕》中說“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曆先朝，名高希代……時論歸美，誦於人口”。《舊府書•王維傳》說，唐代宗問王維弟宰相王縉：“你的兄長，天寶中詩名蓋世，我經常在諸王座上聽到他的樂章。現在還留存多少，可將文集送進來。”王維在開元天寶時期，被公認為文宗。他擅長音樂，尤能彈琵琶，進士及第後，即任太樂丞，正是用其所長。王維所作五七言絕句，與李白同為唐人絕唱。二人都擅長音樂，製成絕句，容易合樂，因之傳播既廣，享名亦大。《太平廣記》載王維與親王貴主往來，甚得尊重，他曾扮成琵琶樂工往見貴主奏技，大蒙稱賞。貴主讀王維所獻詩卷，驚駭地說，這些都是我平時誦習的詩篇，以為是古人佳作，不料出在你的手裏。小說家言未必全可信，但王維在十九歲以前（九歲起即作文章），詩名已經很高，卻是事實。他是禪宗南宗神會撣師（即禪宗所謂七祖）的弟子，但並不真信一切皆空的禪學，他上唐玄宗《賀神兵助取石堡城表》，滿紙荒唐，居然是個道教徒。其實，他不是禪也不是道，只是要官做，他與弟王縉都能巧妙地用佛教做掩護，表示清高不戀世俗事。王縉後來做宰相，是個十足的官僚。王維王縉的品質一樣惡劣，所以都是做官能手。王維得宋之間藍田別墅，是著名的大莊園。他仕途頗順，又身為大地主，享盡隱居閒適的樂趣。他是唐朝著名的大畫家，尤善於畫山水，創南派水墨畫法，世稱為文人畫，區別于畫工但求形似的畫法。他作詩自贊說“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他擅長的技藝很多，如書法、音樂也都是高品，他最自負的還是詩畫二藝。宋人說王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或者說，他詩是有聲的畫，他畫是無聲的詩。詩畫統一，任意用來表達白己的想像，如畫袁安臥雪圖，有雪中芭蕉。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蓮花同畫一景，這是作者興之所至，擺脫拘束，隨手抹成，比作詩更顯得自由。他作詩卻極精緻。王維詩有一部分談佛理，腐朽可厭，其餘詩篇學陶潛和謝靈運。陶潛隱居田園，絕意仕迸，風神恬淡，寄興高遠，描寫田園風物，往往體會入微。王維是大地主，生活安適到無可再安適，所以他的詩恬淡閒適，有與陶潛相似處。不過陶潛詩恬淡中有時偶然流露出剛強不平的豪俠氣概，王維詩中沒有這種氣概。王維是大畫家，善於攝取自然風景最美的一點入畫，或攝入詩中。杜甫待稱王維為高人王右丞，高人是指他能作隱逸詩，又稱“最傳秀句寰區滿”，秀句是指他能作風景詩。自然，隱逸詩與山水風景詩總是結合在一體，可分開也不可分開。從可分開的方面說，王維寫隱居生活，不及陶潛的真實，因為陶潛說窮是真窮，王維說貧窮就全不可信。王維寫山水風景，比謝靈運還要高些。因為謝詩雕琢工甚大，不及王維的自然生成。王維詩兼陶潛謝靈運之所長，因之他不只是盛唐時期的一大家，也是整個文學史上的一大家。

　　王維近體詩，謹守聲律，卻怠態蕭散，閒適無礙。《輛川集》五絕二十首，和其他風景詩情景並勝，實是集中精華所在。假如王維有風景畫真跡流傳到現在，無疑將舉世珍視，那末，他的風景詩為什麼要加以貶抑呢？王維五七言絕句，最為歌者所採用，不只因為這些詩容易合樂，更重要的是開元天寶時期，朝廷窮兵黷武，文武官員求立邊功取重賞，如《少年行》四首，就是迎合當時風氣的作品，並非王維自身有求邊功的野心。另一種是敘離別的詩，也是適合出使異域或遠遊邊塞等人的心情。范擄《雲谿友議》說“李龜年曾於湘中採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勸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又唱‘清風明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歲餘。征人去日殷勤囑，歸雁來時數附書’。此辭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園唱焉”。范擄是唐懿宗時人，唐末梨園還相沿唱王維絕句，足見影響之深遠。詩話家說“詩以神行，使人得其意於言之外，若遠若近，若無若有，若雲之於天，月之于水，心得而會之，口不得而言之，斯詩之神者也。而五七言絕句尤貴以此道行之。昔之擅其妙者，在唐有李白一人，蓋非王維王昌齡之所及”。李白固然是唐代高手，但王維五絕，王昌齡七絕，也並未示弱，說只有李白一人獨擅五七言絕，未免抑揚過甚。

　　王維是佛教禪宗在文學上的代表人，地位相當於道教的李白。凡是宗教徒都有一種共同心理，王維詩所謂“植福祠迦葉，求仁笑孔丘”，只要能得到個人的福利，什麼是仁，他們是不在意的，殺身成仁更是看作笑談。李白附從李璘，王維投降安祿山，都不免身敗名裂。李璘安祿山失敗後，李白王維都犯了死罪，幸而詩名甚大，並有人營救，得從寬發落。李白被放逐，不承認自己有罪過，王維還自知有罪。他在《責躬薦弟表》說“頃又沒於逆賊，不能殺身，負國偷生，以至今日”。李白和王維，失身以後，都理展氣餒，所作詩篇較前大減，不久又都死去。兩個代表開元天寶時期的大詩人，因為信奉道教佛教，一個是“求仁笑孔丘”，一個是“鳳歌笑孔丘”（李白《廬山謠寄盧侍禦虛舟》），到了生死關頭，都被死嚇倒，只好讓孔丘嗤笑了。

　　杜甫年輩比李白王維略後（杜甫：七一二年，唐睿宗先天元年生——七七○年，唐代宗大曆五年死。李白：七○一年生——七六二年死。王維：七○一年生——七六一年死），文學活動主要在唐肅宗唐代宗兩朝，也比李王二人略後。杖甫是代表儒家思想的大詩人。他自稱少年時“讀書破萬卷，下筆加有神”。從杜

　　杜甫書金華山詩石刻（拓本）甫詩中用事的精緻來看，熟讀萬卷書，確是事實，並非自誇。杜甫同李白一樣，對政治的看法，也是十分天真，甚至比李白更天真。他自比稷與契，希望因自己文學出眾，“立登要路津”。他做大官的目的，倒不是為富貴享受，而是要“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在李林甫、楊國忠擅權的年代裏，這樣設想是完全不合實際的。他有不合實際的大抱負，不能實現這個抱負，自然對朝政心有不滿，但儒家思想使他“不忍便永訣”、“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對朝廷還是絕對忠誠的，這是與李白王維根本不同處。他也曾陷身賊中，但不曾為賊所污辱，《述懷詩》“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他逃出賊窟，經歷著很大的艱危，《北征》詩“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述懷》詩“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湣生還，親故傷老醜”。這種困苦狼狽的情況，李白王維是不能忍受的，因而屈服于李璘、安祿山。杜甫對君忠誠，在家天下的封建國家裏，君是國的代表人，忠君實際就是愛國。他又自比稷、契，有致君堯舜上的大抱負，他的現實生活卻是流離失所，不僅做不到大官，連微小的諫官也因言事被斥革。大抱負與窮困生活這個矛盾，是杜甫詩豐富內容的源泉，他的主導思想是儒家學說，也多少摻雜一些道教佛教（禪宗）思想，他師事董姓道士，稱為董先生董煉師，又詩雲“余亦師粲可”。慧可僧粲是禪宗兩個祖師名。有些詩中表現消極的意境，如醉時歌“儒術于我何有哉！孔丘盜蹠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杯”。這一類詩是受道教影響。又雲“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這一類詩是受禪宗的影響。不過，比起李白王維的道佛思想，那是相差太遠了。道佛思想在杜詩中只是偶見，遠不如儒家思想佔有主要地位。

　　杜甫做詩的功夫，在《宗武（杜甫的次子，小名驥子，有詩“驥子好男兒”）生日》，《又示宗武》兩篇中說得很清楚，可說是傳授詩決。“熟精《文選》理”和“應須飽經術”兩句即杜家詩訣，所謂“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足見他期望宗武繼承家學也作詩人。初學的步驟是“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床”。作近體詩必須先知詩律，還必須用事準確，攤書滿床，事事核實，不單憑記憶，這也是詩訣，不過不象精《文選》、飽經術兩句屬於根本詩訣。杜詩中又有偶論作詩法的句子，如“新詩改罷自長吟”，“語不驚人死不休”，都是說要用苦功鍛煉詩句，與韓愈論作文法“唯陳言之務去”，同一意思。這裏所說驚人新句，絕不是造出奇怪語，而是體物深刻，見人之所不能見，說出來卻很平常自然，不使人感到雕琢刻削的痕跡。如“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體會物情，細入毫釐，即屬於這一類。李王杜三家詩中，多有此類佳句，盛唐詩人與晚唐詩人大有區別，句法就是標準之一。杜甫作詩，不僅是取法於儒經，即《偶題篇》所謂“法自儒家有”；就是對齊梁詩人，也採取認真態度，學他們的長處，如說“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他學古人清詞麗句，不廢齊梁人，如說“庾信文章老更成，淩雲健筆意縱橫”。又自稱“頗學陰（鏗）何（遜）苦用心”。庾信自是梁末大家，陰何在齊梁並不算上乘，杜甫雖然恐與齊梁作後塵，但並不抹煞它們的長處，他稱頌李白詩“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又說“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杜甫對庾信陰何確實是看作師範，毫無輕視的意思。他擇善而從，無所不學，所以成為兼備眾體，集古今詩人之大成的偉大詩人。元稹（音診 zhěn）作《杜甫墓誌銘》，評李杜優劣，說“餘觀其（李白）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杜甫字）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曆其藩翰，況堂奧乎！”這裏指出杜的特長，是恰當的，由此抑李過甚，那就不當了。大抵可以揚杜卻不可抑李，猶之可以揚李卻不可抑杜。韓愈是反佛老的健者，李白一家人都信道教，“拙妻好乘鸞，嬌女愛飛鶴，提攜訪神仙，從此煉金藥”（《題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韓愈並不因反道教貶損李白詩應得的崇高地位，足見他的地位是不可撼搖的。

　　安史亂後，肅代兩代，唐朝國勢由極盛突然損壞，由上升急劇下降，以李白王維為首的盛唐詩人，幾乎全部停止了創作。其中如“清詩句句盡堪傳”（杜甫詩）的隱居詩人孟浩然，早在開元末年死去。其餘如寫邊塞情景的詩人岑參和高適，也很著名。他們寫邊塞詩是在天寶年間，這時候唐玄宗好大喜功，輕啟邊釁，天寶時候對外戰爭，一般是侵略性戰爭，偉大的軍事家王忠嗣寧願失官不願服從朝廷亂命，可以想見戰爭是什麼性質了。高、岑以肯定的態度歌頌這些戰爭，論者認為是愛國主義的詩人，對外侵略怎麼能說是愛國呢！二人都活到唐代宗時，高適還做過節度使。他們的詩，都沒有真切地反映安史亂後的社會情形，足見邊塞諸作，只是迎合唐玄宗時發動戰爭，開邊境立武功的風氣。杜甫《兵車行》、《前後出塞》、《自京赴奉先縣詠懷》等作，對朝廷貪邊功行暴政採取明顯的反對態度，岑、高詩自有擅長不可貶損之處，但政治上不及杜甫較有見解。岑、高以外，王昌齡也是著名詩人，他尤長七絕，內容多是征夫閨婦的鄉恩離愁，最宜於當時歌唱者的採用，詩篇與王維李白同樣傳播在樂人間，因之詩名甚盛。天寶年間，形式上唐國勢還在上升，實際已是腐朽之極，瀕臨崩潰，一般詩人多歌誦升平，很少有人能預見危機。元結不同眾人，在天寶六載，作二風詩（《治風詩》、《亂風詩》各五篇），《亂風詩》中有《至惑》一篇，序雲“古有惑王，用奸臣以虐外，寵妖女以亂內，內外用亂，至於崩亡”。《至惑篇》顯然是指斥唐玄宗。元結又作《系樂府》十二首，其中如《貧婦詞》、《去鄉悲》、《農臣怨》等篇，也是代貧苦人發出愁怨的呼聲，特別是《閔荒詩》一首，以隋煬帝比唐玄宗，說“天國正兇忍，為我萬姓仇”，同情人民的立場非常明確。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詩》，雖然也是強烈譴責腐朽政治，比起元結來，卻不如元結能直斥唐玄宗。杜甫對君主不敢直斥，總是有意回護。假如當時有許多象元結那樣鯁直的詩人，一致為人民呼號，唐玄宗固然未必就此醒悟，但作為詩人，卻不可不表示應有的政治識見，在這一點上，元結應是天寶年間的第一人。

　　唐代宗時，元結任道州刺史，作《春陵行》及《賊退示官吏》兩詩。《舂陵行序》雲“道州（湖南道縣）舊四萬餘戶，經賊以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嗚呼，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詩中有“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贏。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撻之”等句。元結寧願免官，不肯逼迫窮民，這是當時最有心肝的好官。《賊退示官吏》詩有“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句，有些官實際上不如賊，至少與賊無大異，他被逼作賊，想棄官歸隱，歸隱是封建士大夫唯一可走的道路，因為他們不會站在農民起義一邊，又不甘心作比賊不如的官，最好的前途，自然是做個無官職的地主，享受閒居的樂趣。要求他們有反抗朝廷的積極行動，那是不合實際的奢望。杜甫讀到元結的兩篇詩，熱情稱頌，認為“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得矣”。杜甫對人民的同情心，與“致君唐虞際”的忠君心相結合，正是儒家的傳統思想，元結在《筐中集序》裏，反對“拘限聲病，喜尚形似”的南朝風氣，他所作詩全是古風，事實上唐時律詩已經開出廣大的新境，遠非南朝所能比擬，唐詩人多能古近兩體並長，詩苑因而特別繁榮，元結不作近體詩，以為時之作者，煩雜過多，歌兒舞女，且相喜愛，不合風雅之道，想要“變時俗之淫靡，為後生之規範”。他這種矯時俗的議論，與韓愈相同，韓愈用來矯文弊，獲得成功，元結用來矯詩弊，卻不發生任何影響，因為他的主張太違反唐時詩的趨勢。

　　韋應物與元結同時，剛直的性格也相同，表現在詩風上卻有顯著的不同。韋應物《示從于河南尉班》詩中有“立政思懸棒”句。曹操任洛陽北部尉，造五色棒懸門上，豪強犯禁，即用棒打殺。韋應物要學曹操懸棒殺豪強，足見他原來是個剛強人，因受腐朽勢力的折磨，變剛強為柔和，寫出清閒恬淡的詩來。韋應物曾任蘇州刺史，日常生活是焚香掃地而坐，只和顧況、劉長卿、釋皎然等人唱酬為賓友。他自稱做官也是坐禪，他也象陶潛那樣，有時候猛氣不能自抑，流露出對腐朽政治的憤怒，如雜體五首，都是有所指斥，尤其是《古宅集妖鳥》一首，痛責滿朝官僚貪鄙無能，《春羅雙鴛鴦》一首，寫剝削與被剝削兩個階級的苦樂絕對不平。韋應物詩裏，偶然露出這樣的真情感，說明他並非心如死灰，因此，韋與陶可以相比擬，不過，閒靜的氣息，韋不如陶，陶生在晉朝，受玄風影響，陶詩成為玄風的最高表現，韋處在唐朝，沒有陶的時代精神，儘管風度學得相似，氣息終究不能相同，陶韋並稱，韋不及陶，盛唐諸詩人中，韋卻是唯一的閑淡詩人。

　　

　　三 中唐詩人

　　

　　盛唐中唐交界處，不必機械地劃分，唐代宗大歷年間有不少著名詩人，其中盧綸、韓翃（音宏hóng）、劉長卿、錢起、郎士元、皇甫冉、李嘉祐、李端、李益、司空曙等人，號稱大曆十才子。他們多是天寶年間進士，正遇安史大亂，他們做的詩，沒有一人能象杜甫反映現實。伸張正義，足見這些人不過是能作詩的普通文士，做詩不能表現時代的特點，只能被看作普通文士做普通詩。杜甫死後（大曆五年杜甫死），經過一個不長的時間，到了唐德宗時，杜詩的影響深入詩苑的各方面，幾個大派別都是從杜詩派生出來。中唐詩苑盛況並不亞于盛唐，所差是在一些作者，雖然各有創造，自成大家，但未能超出杜甫已經開闢出來的境界。從這一點說，中唐比盛唐不免落入第二流。

　　中唐詩人影響最大的無過於白居易和元稹。白居易和元稹都揚杜抑李，白居易與元稹論文書裏說，杜詩千餘首，盡工盡善，比李白更好，不過，杜詩如《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等篇，“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等句，也只占十中三四。這說明白居易學杜甫，著重在學杖甫為勞苦民眾呼號的詩篇。因此，他得出作詩歌的宗旨是“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他在唐憲宗初年，身任諫官，每日論事，有些不便明言直說的事，用詩歌表達自己的意見，希望皇帝聽了有所改悔。這一類詩有些題為新樂府，通稱為諷偷詩，這是白詩中最有人民性的部分，學杜相似的也是這一部分。諷諭詩是白詩精華所在。他說，我詩得人喜愛的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等篇，時人所重，卻是我之所輕，我的諷諭詩，意思激切，言辭質直，人們不喜愛，百千年後一定會有人喜愛。白居易自稱“志在兼濟，行在獨善，諷諭詩，兼濟之志也”。白居易志在救濟民眾，與社甫“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同一心情，杜甫詩寫當世時務，號稱詩史，白居易諷諭詩也寫時務，同樣是詩史，詩人對民眾沒有深切的同情心，是不會冒險作詩史的。

　　白居易與詩友元稹的詩流傳極廣，元稹《白氏長慶集序》裏說，“長安少年都仿效我們兩人的詩體，自稱為元和體詩，二十年間，官署、寺觀、驛站牆壁之上無不題元白詩，王公、妾婦、牧童、走卒之口無不吟元白詩，至於手抄本摹勒本（可能是印刷本）在市上販賣，或用來交換茶酒，處處都有。我（元稹自稱）在乎水草市（浙江紹興縣山市）看到村校裏學童都學詩，問他們學的是什麼，齊聲答言，先生教我們學元白詩”。白居易也說，“自長安到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旅店、行舟之中，往往題我詩句，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吟詠我的詩句。時俗所重，正在雜律詩和《長恨歌》一類雕篆之戲，不足為多的詩”。白居易分自己的詩為四大類，即諷諭詩、閒適詩、感傷詩、雜律詩。寫諷諭詩是志在兼濟，寫閒適詩是行在獨善，兼濟是為解救民眾疾苦，獨善是保身養性，不為世俗所累。從唐文宗時開始，牛李黨爭劇烈，白妻楊氏是牛党重要人物楊穎士的妹子，因此被算作牛党，李德裕執政，排斥白居易，甚至不敢讀白詩，怕讀了他的詩，改變對他的成見。白居易作詩雲“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他採取不爭名位的方法來對待朋黨之爭，在當時士大夫中是最有識見的。他得免朋黨的禍害，並非偶然。

　　白居易被迫放棄宦情，求名之心卻極濃。他一生專心求永久的詩名，得風病後還伏枕作詩，不肯停止。他生前寫定詩集五本，每本有詩文三千八百四十首。五本分藏五處：一本藏廬山東林寺經藏院，一本藏蘇州南禪寺經藏內，一本藏東都聖善寺缽塔院律庫樓，一本付侄白龜郎，一本付外孫談閣童，使各藏於家，子孫世守。他迫切希望詩名永傳，五本分藏，用心是很苦的。他作詩力求平易通俗，獨創一格，為前人所未有，目的也是在於廣播人口，藉以流傳後世。北宋人釋德洪作《冷齋夜話》，說白居易每作一詩成，讀給一個老嫗聽，問她懂不懂。她說，懂得，這首詩算是作成了。如果答說不懂，就得另外做過。這種說法並不符合事實。北宋人張耒曾在洛陽一士人家，看到白詩草稿數紙，塗改重重，原作的文句幾乎全部改換。白詩經過鍛煉而成，要煉成通俗的文句，也非苦吟不可。通俗絲毫不等於草率輕易。白詩流傳在當時已如此廣泛，原因就在白詩真正做到通俗，容易為廣大讀者所接受。

　　白居易最親密的詩友元稹，也擅長寫通俗詩，元詩與白詩同樣廣播人口，元詩又多采入樂歌。元稹寄白居易詩有“體遣玲瓏（歌妓名）唱我辭，我辭多是寄君詩”等句，足見元詩多可入樂。他和白居易同時享盛名，詩歌傳入宮廷，宮中人都叫他元才子。這是他後來投靠宦官，得做宰相的一個條件。元白並稱，由於詩的成就，二人難分優劣，但二人在仕途中，元最後失足走了邪徑，白隱居退避，不參加黨爭，二人人品優劣，也就決定了文學上的優劣。白居易有兼濟思想，凡不利民眾和國家的朝政，敢於犯顏直諫，店憲宗有一次很不滿意，對宰相李絳說：“白居易這個小子，是我提拔他得名位，現在對我毫不禮貌，我實在不能忍耐”。做官得直聲，名望自然清高，所作詩文也容易為人尊重。元稹起初也敢諫諍，白居易很尊重他，贈詩說“昔我十年前，與君始相識。曾將秋竹竿，比君孤且直。……共保秋竹心，風霜侵不得。始嫌梧桐樹，秋至先改色”。不料這個比作秋竹竿的元稹，經過幾次貶官，完全改色變節，唐穆宗時，走宦官魏弘簡的門路，勾結魏弘簡共同破壞裴度討代河北叛鎮的用兵計畫，為了謀做宰相，不顧一切，人品實屬卑劣。他是學白居易正直卻經不得風霜的鄙夫。他詩也學白居易。白作《和答詩序》裏說：“五年（唐憲宗元和五年，八一○年）春，微之（元稹字）左轉為江陵士曹掾。我命季弟去送行，且奉新詩一軸，凡二十章，率有比興，淫文豔韻無一字焉。及微之到江陵，寄在路所為詩十七章，凡五六千言，言有為，章有旨，至於宮律體栽皆得作者風。我和友人樊宗師等三四人，時一吟讀，心甚貴重。然竊恩之，豈我所奉的二十章，遽能開足下聰明，使之然耶？抑又不知足下是行也，天將屈足下之道，激足下之心，使感對發憤而臻於此耶？若兩不然者，何立意措辭與足下前時詩如此之相遠也！” 白居易這段話，正好說明元稹詩受白詩影響很大，元是學白居易詩格卻缺乏真實性情的佞人。他分自己的詩為十類，有古諷、樂諷，擬白詩的諷諭詩；有古體、新題樂府，擬白詩的閒適詩；有律詩（七言五言兩體）、律諷，擬白詩的雜律詩；又有豔詩，專描寫美婦人，大概是擬白詩的感傷詩。白居易有《長恨歌》，寫唐玄宗楊貴妃荒淫亂亡事，妓女能誦《長恨歌》，身價便增高，想見此歌極受重視，流傳甚廣。元稹仿製《連昌宮詞》，也為時人傳誦，不過，詩中“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等句，正如杜牧《李勘墓誌》所說淫言媟語，非莊士雅人所為，與《長恨歌》懲尤物、窒亂階的用意有別。白居易《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呈元九李二十》詩有雲“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每被老元偷格律（自注：元九向江陵日，嘗以拙詩一軸贈行，自後格變），苦教短李伏歌行”。元稹模仿白居易，當時已有定論。元稹人品不如白居易，模仿雖到近似的境界，但元詩終究只是才子詩。

　　元稹死後（八三二年，唐文宗大和六年死）白居易與劉禹錫為詩友，有《劉白唱和集》，白與劉書雲“微之先我去矣，詩敵之勁者非夢得（劉禹錫字）而誰？”劉禹錫參與王叔文集團，甚有權勢，唐憲宗登位，劉禹錫等被貶逐，不得為朝官。唐文宗時，因重臣裴度的援引，劉禹錫又得為朝官，累升至檢校禮部尚書。唐順宗身染重病，王叔文掌權，王叔文名位卑微，引用劉禹錫柳宗元等名士為助，劉柳等人與王叔文秉政半年，政令都是有益於朝廷有利於民眾，未可譏議。可是，他們依靠的是死在旦暮的唐順宗。滿朝政敵（主要是宦官）利用唐憲宗奪取帝位，是必不可免的。王叔文集團被斥逐，也是必不可免的。劉柳等人的失敗，劉禹錫詩“勉修貴及早，狃捷不知退”，確是實情。被逐以後，憂愁憔悴，“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句見劉禹錫《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正寫出這些逐臣的心情。他們本想及早騰達，不料貶作邊遠地方官，井有詔：雖遇赦無得內移。這樣，他們政治上失去前途，無可奈何，不得不逃入南宗禪求取絕望中的安慰，更重要的是要在文學上精心創作，借文名來補救政治失勢。劉禹錫柳宗元都是這樣做的，白居易所謂吟詠情性，播揚名聲，文之神妙，莫先於詩，詩名盛大，可能改善政治遭遇。劉禹錫在詩的方面特別取得卓越的成就。白居易稱劉禹錫詩為神妙，《舊唐書•劉禹錫傳》特指《西塞懷古》、《金陵五題》等待為佳作。《金陵五題引（序）》裏說，“友人白樂天掉頭苦吟，歎賞良久，且曰，石頭題詩雲，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後之詩人不復措辭矣。餘四詠雖不及此，亦不孤樂天之言爾。”劉禹錫自負《金陵五題》是絕唱，後世無人能繼作，就詩而論，確是無敵的佳篇，如《詠台城》雲“萬戶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後庭花》”，比描寫景物的名句“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立意更為高遠，劉禹錫無愧為白居易的敵手。不過，劉禹錫最精采的詩是他的樂府詩兩卷，他在貶地仿照屈原為沅湘民間改迎神詞作《九歌》的遺意，作《竹枝》、《楊柳枝》等詞若干首，教巫祝歌唱，流傳民間。《舊唐書•劉禹錫傳》說“武陵（湖南常德）谿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辭”。《竹枝》《楊柳枝》以外，還有《浪淘沙詞》、《紇那曲詞》也是採用民歌形式的創作，《浪淘沙詞》是七言詩，《紇那曲詞》是五言詩，雖然與後起的詞句法有異，隨著音樂的變化，很自然地會變成詞。詩話家評劉禹錫文學上成就說，“大概夢得樂府小章優於大篇，詩優於他文”。這個評語是恰當的。

　　白居易、元稹、劉禹錫三人詩大體上都屬於通俗類，因之廣泛地播揚在人口，士大夫作品，有意為民眾所享受，這應該說是元白等人的貢獻。但也有流弊，元稹《上令狐相公詩啟》裏說，“江湖間多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仿效，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於支離褊淺之詞皆目為元和詩體。司文者考變種之由，往往歸咎於稹”。通俗化的詩被新進小生轉展仿效，變成支離褊淺庸俗化的詩，陳言濫調，充滿詩苑，這在元白是始料所不及的。要挽救庸俗化的弊風，需要強弓大戟般的硬體詩來抵消元白末流的軟體詩。韓愈一派的詩人，很好地負起了挽救的責任。

　　韓愈是古文運動的首領，古文運動不僅是反對陳腐的今體文（唐四六），更重要的是力圖復興極衰的儒家學說，推翻聲勢極盛的佛道二教，所以韓愈古文富有戰鬥精神，不愧為“淩雲健筆意縱橫”的偉大文學家和思想家，宋人詩話說“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韓詩與古文一樣，象長江大河，浩浩瀚瀚，表現筆力雄健才思富贍的極致，李白杜甫的精華，被韓詩吸收並神而化之，獨成一大家，可以說杜文不很工，卻不可以說韓詩不工。韓愈在《調張籍》詩裏指出自己學李杜的心得說，“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襄。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兩句，說明韓詩與李杜詩精神融合成一體，經營不必太忙，卻自然合于李杜。韓詩變化怪奇，主要得自李白，法度森嚴，主要得自杜甫，他在《調張籍》詩中斥責李杜優劣論（當以元稹為此論代表），說，“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不是學李杜同樣有得，對李杜同樣深知，是容易偏袒李杜立在某一方的。

　　韓愈是中唐創硬體詩的一大家，有如白居易創通俗詩也是一大家。韓派詩人多有名人，最著者張籍孟郊賈島樊宗師盧仝李翱李賀等人。張籍于唐德宗時登進士第，深得韓愈重視，韓愈《醉贈張秘書詩》雲“張籍學古淡，軒鶴避雞群”。《調張籍詩》雲“乞君飛霞佩，與我高頜頏”。韓愈承認張籍學李杜，與自己有同樣的成就，可以頡頏同飛。所謂學古淡，古是指張詩擅長樂府，多用古樂府為題，淡是指辭意通顯，不作雕飾，張籍與白居易元稹唱和，詩句通俗，但不同于元白未流，所以說“軒鶴避雞群”。如《野老歌》：“老農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疏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為土。歲暮鋤犁傍空室，呼兒登山收橡實。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長食肉。”這種意境，也是從學杜得來。韓愈給張籍詩評價很高，《病中贈張十八》詩雲“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張詩往往語已盡而意有餘，扛鼎的筆力當是指此。

　　韓愈重視的詩友，又有孟郊（字東野）。韓《薦士》詩讚揚孟郊的筆力說“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驁。……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音傲ao）”。《韓集》有韓孟聯句詩數篇，孟筆力足與韓為敵。孟郊性孤僻寡合，韓愈一見便引為忘形之友。張籍性詭激也得韓愈器重，大抵韓創硬體詩文，與庸俗文派作鬥爭，需要一些異乎流俗的士人為友朋，這些人得到韓愈表揚，文名振起，形成韓氏一派的名士。盂郊詩專寫窮苦，所謂“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他看自己是窮蹙到不容於天地之間的末路人，精神狀態極不健康。這和韓愈的雄偉恢宏，恰恰相反，韓愈對他卻大加稱頌，《醉留東野》詩雲“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複躡二子蹤”。詩末又說“吾願身為雲，東野變為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別無由逢”。韓孟二人文學上是同道，因此友情如此真摯。孟郊自稱作詩的苦處說，“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為仇。”這樣苦吟出蹇濕窮僻的詩句，自然是使人愁慘不樂的呻吟聲，韓愈卻稱孟詩“榮華肖天秀，捷疾愈響報”。說的恰恰與實際相反，是譏刺還是標榜，顯然是標榜。同派李觀論孟詩“郊之五言詩，其高處在古無上，其平處下顧二謝（謝靈運、謝惠連）”，也是說的與實際不合。要和熟軟詩風作鬥爭，這種僻澀體詩有一定的抗俗作用，韓派人給以過分的讚揚，不是全沒有理由。司空圖說元白是力強氣弱，乃都市的豪估，孟郊等以窮僻和豪估對抗，才顯得白辟一境。

　　另一個以窮寒僻澀為詩境的作者賈島，在韓門比張籍孟郊地位較次。賈島原是僧人，名無本。韓愈教他為文，使棄佛還俗。他屢舉進士不第，當然更增加窮愁饑寒的苦處。賈詩寫窮比孟郊更甚，孟郊詩“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還能種稻斫柴，維持生活。賈島詩“市中有樵山，客舍寒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常苦幹”。僧徒過的是寄生蟲生活，賈島原是僧徒，還俗以後，依然仍是寄生蟲，市中有柴山，還可以說無錢買柴，井下有甘泉，懶得去汲水，寧願釜中常苦幹，這種懶人，渴死也不會得到別人的同情。他吟得“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二句，自注雲“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二句無非是寫孤獨生活，無甚意義。不過，刻苦鍛煉，三年才吟得這兩句，對輕率庸俗搖筆即來的元和體未流，有矯枉的作用。

　　韓愈派詩文最奇怪的作者要首推樊宗師。樊宗師作詩七百一十九篇，留傳只有《蜀綿州越王樓》詩一首。此詩有序一篇，造句怪異，不知其意何在。如序首“綿之城，帝猲■（猲音歇xie，■同揭）、掀明威……”等句，只有“綿之城”三字尚成語，余句全不可懂。詩也同樣難解，如“危樓倚天門，如■星辰宮，穰薄龍虎怪，洄洄繞雷風”。這種字奇意不奇的七百多篇詩，僅得留存一篇，足見無留存的價值。韓愈為樊紹述作墓誌銘，稱樊詩文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銘文更大加讚揚，說“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樊文字極艱澀，韓稱為文從字順，未免太不合事實。文章固然務去陳言，但不必要也不可能做到絕對的詞必己出，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有“瑤翻碧瀲（音殮 lian），嵬眼傾耳”等句，前人未曾說過這樣的怪話，樊宗帥說了能有什麼新進境！這是韓愈派中最低劣的一個作者，所作書（《魁紀公》、《樊子》、《春秋集傳》三種）、文二百九十一篇、雜文二百二十篇、賦十篇、詩七百一十九篇，寫作雖多，除《絳守居園池記》及《蜀綿州越王樓》詩各一篇偶得倖存，其餘全部被淘汰”正是最公正合理的裁判。李肇《國史補》說“元和之後，文筆則學奇於韓愈，學澀于樊宗師”。奇是務去陳言的結果，辭義全新，超越凡俗，所謂奇實際就是新。韓愈詩文富於創造性，尤其是在古文方面，新奇的影響特別深遠。澀與奇正相反，澀是文不從字不順故意使人不懂的反常語言，作澀體文，似乎也在務去陳言，實際比陳言還不如，因為陳言不過是凡俗語，澀體則是反常語，語言違反常規，就不成其為語言，也就全部可以廢棄。學奇難，學澀容易，鄙陋之士避難就易，奉樊為大師，相沿二百餘年，到宋仁宗至和嘉祐年間，場屋舉子為文尚奇澀，甚至通篇讀不成句。古文家歐陽修力主革積弊，一○五七年，歐陽修被任為知貢舉，凡試卷帶有澀體，一概黜退，樊宗師的流毒到此才算結束。

　　韓愈派詩人，自孟郊張籍以次，都各有成就，他們的共同點是戛戛獨造，異乎流俗。樊宗師以文不從字不順為特長，與元白詩末流的庸俗濫熟，形相異而實相同，在韓愈派中是最下的一個作者，下列二人也是韓愈派中重要作者。

　　盧全，自號玉川子，隱居洛陽城中，作詩豪放怪奇，甚為韓愈所推崇。韓作《寄盧金詩》一首，說他“事業不可量”，“忠學生天性”。又說“先生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窺涯涘”。這些，都是韓愈不肯輕易譽人的話，盧仝被韓愈重視可以想見。他的代表作《月蝕詩》，是一篇感情強烈鋒芒犀利的譏刺詩，確實使韓愈傾倒了。韓作《效玉川子月蝕詩》，全用盧仝原文，只是刪改若干字句，便成法度森嚴的韓愈詩。盧上不滿當時的政治狀況，有憤世嫉俗的心情。韓愈對盧生極重視，可是盧仝在《苦雪寄退之詩》中敍述自己窮苦以後，說“唯有河南韓縣令，時時醉飽過貧家”。說韓醉飽過貧家，意思是自己與韓愈窮苦富樂相差懸殊。《聽蕭君姬人彈琴》詩，說“主人醉盈有得色，座客向陽增內燃。孔子責怪顏回瑟，野夫何事蕭君筵。拂衣屢命請中廢，月照書窗歸獨眠”。也是強調賓主苦樂的距離。《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詩：“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在巔崖受辛苦。便為諫議問蒼生，到頭還得蘇息否！”從一人的窮苦想到億萬蒼生的辛苦，韓愈所謂“忠孝生天性”，當是指詩中這一類的思想。在唐詩人中盧仝算是有見解的詩人，不過，他憎惡富貴人，同時又交接富貴人，他跑到老官僚宰相王涯家作客，恰巧遇到八三五年的甘露之禍，被宦官捕獲殺死。韓愈寄盧仝詩所謂“先生結髮憎俗徒，閉門不出動一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讒及輒掩耳”等語，至少在他的晚年，已經不是閉門不出，勸謁大官便掩耳的處士了。所謂“結髮憎俗徒”，大概以憎俗徒來表示清高，藉以增加本人的身價。

　　韓愈詩派為反對熟軟，力求去陳言立新意，諸人都專從一個方面尋找題材，如盂郊賈島專寫窮寒，盧仝專寫怪奇，李賀專寫陰暗鬼趣，諸人窮搜苦索，各自成家。李賀比諸人更為奇特，他幼年就有文名，韓愈皇甫提（音食shi）親去面試，李賀當場賦詩一篇，題為《高軒過》。二人大驚，為之揄揚，李賀名大著。他的才名應進士科得第是輕而易舉的。小說家說元稹阻止他去應試，說他的父親名晉肅，應該避家諱不去應試。唐士人承六朝土族遺俗，極重家諱；如白居易祖父名鍠（音皇 huang），與宏字同音，白居易不應宏辭科，改應書判拔革科。儘管韓愈作《諱辯》，李賀還是不敢應進士科考試。李賀擅長樂府，作歌詩數十篇，樂工無不諷誦，朝廷給他一個叫做太常寺協律郎的小官職。他活到二十七歲（八一七年，唐憲宗元和十二年）便死去。他負才不遇，非常輕佻傲慢，看在眼中的文人極少，時人也合力排擠他，他愈被抑壓，思想愈孤僻，詩意也愈深刻，特別是說到荒墓野鬼這一類極端消極的事物上，詩句也就極端精采。李賀詩中用事豐富，是讀了很多書的人，這和元白體末流詩人，不必讀書也能編造詩句，大不相同。他每天騎驢出門遊覽，小奴背一個錦囊跟著他走，大概愈是荒墳舊墓，蕭瑟淒涼的地方，他愈愛去遊覽，墓上的頹景，和墓下的死骨，都是他苦吟索句的材料。如《秋來篇》“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他詩中喜用鬼、泣、死、血等字，游荒墓時自然要想起這些事物。李賀想像力不亞於李白，不過李白滿腦子神仙，神仙是最快樂最自由的幻想人物，因之李白詩充滿著飄飄淩雲氣的快樂情緒，李賀卻相反，《馬》詩第二十三首說“武帝愛神仙，燒金得紫煙。廄中皆肉馬，不解上青天”。這一類反對求仙的詩，在李賀詩集中並不少見，他既不信天地間有神仙，承認死的不可避免。他在死的方面運用想像力，猶如李白在神仙方面，同樣獲得成功，不過長生與死亡意趣大不同，二人的意境也就大異了。李賀詩“飛香走紅滿天春”、“酒酣喝月使倒行”、“蹋天磨刀割紫雲”、“天若有情天亦老”等佳句，至少不比李白的佳句差。朱熹評李賀詩說“賀詩巧”，巧字用得非常愜當。李賀佳句大抵從實地觀察中得來，又加以鍛煉工夫，得句往往奇巧。好似高手攝影師選擇最適當的地點，攝取全部勝地的精華。如《南山田中行》詩“荒畦九月稻見牙，蟄螢低飛隴徑斜。石脈水流泉滴沙，鬼燈如漆點松花”。寫荒野景物，歷歷如在眼前，足見他確有實際經歷，並非全憑臆想。他不象一般人那樣先有題目，然後作詩，並且拘泥於篇章格律。他是在實地觀察中遇有好題材即寫成幾句，回家後才湊足成篇。因之一篇中常有警策句。他的母親說他總有一天要嘔出心來，就是指他苦心鍛煉這些警策句。韓愈一派詩人都主張苦吟以去陳言，成績最高的要推李賀，別人不能造新言來代替陳言，甚至用澀體言語來代陳言，李賀所作不僅言語清新，而且立意也不同於流俗。他敢於指斥唐憲宗求神仙，對惡政有一些不滿的表示，如《猛虎行》：“泰山之下，婦人哭聲，官家有程，吏不敢聽”。又如《感諷》詩說“越婦未織作，吳蠶始蠕蠕，縣官騎馬來，獰色糾紫須，懷中一方板，板上數行書。不因使君怒，焉得詣爾廬。越婦拜縣官，桑牙今尚小，會待春日晏，絲車方擲掉。越婦通言語，小姑具黃粱。縣官踏餐（飽食）去，簿吏複登堂”。本詩刺催科的急暴，蠶事剛起，縣官就親自來催租，飽餐一頓黃粱飯去了，接著簿吏又登堂來催，自然也得飽餐一頓飯才肯走。他比盂郊賈島等人，多少有些政治見解。也多少有些獨立精神。《致酒行》說“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雞一聲天下白。少年心事當拿雲，誰念幽寒坐嗚嶇”，幽寒當是指孟賈一類人的寒苦詩，他自己有拿雲的高遠志向，不屑為坐而嗚呃的幽寒人，但又深惡元白末流所作熟爛詩。小說家說元稹求見李賀，被李賀拒絕，未必實有其事，大概李賀堅決排斥元白末流的熟爛詩，見於言行，小說家因而訛傳為拒見元稹本人。對孟賈和元白末流一概反對，最符合韓愈務去陳言的宗旨，韓愈一派，詩當推李賀為傳衣人，猶之古文當推李翱為傳衣人。

　　中唐時期可與元白、韓愈並列的大詩人還有柳宗元。柳宗元詩既不象韓愈詩那樣豪放縱橫，也不象元白詩那樣平易通俗，他雖與韓愈同為古文運動的創導人，但受《文選》影響（六朝文）甚深，他的古文含有很多駢句，特別是最著名的山川記，顯然從酈道元《水經注》寫景文化出。他的詩含有選體氣味，謝靈運、陶潛是他學詩的範本，當然不是模擬陶謝的形跡，而是變化為柳宗元的山水田園詩。朱熹說柳子厚“詩學陶者便似陶”。又說，“學詩須從陶柳入門庭也”。蘇軾稱“柳於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這些評價大致是平允的。不過，柳宗元學陶的真正恬談處卻還有一些距離，陶潛絕意仕進，極少流露仕途受阻的不平心情，柳宗元因熱衷仕進，檄被壓抑，怨憤之情觸處流露，儘管柳詩學陶功力甚深，在恬淡的氣韻上，柳總稍遜陶一步。柳詩之與陶詩，相當於山水記之與《水經注》寫景文，各有其不可企及之處，而後起的模擬者總不免比創始者要稍遜一籌。

　　

　　四 晚唐詩人和詞人

　　

　　一般總以為詩至晚唐，已入衰境，詩苑中只剩下一些殘花敗葉，不再有中唐時期那種勝景。其實晚唐時期幾個主要詩人，非但不比中唐主要詩人差，而且成就還高出中唐詩人。首先是晚唐詩人脫離五言七言詩的舊形式，開闢出詩的新體長短句（詞）的廣闊境界。其次是起源於六朝，完成于唐朝，作為唐詩特長的律詩，至晚店達到最精美的程度。當然，唐詩經中唐人窮搜苦索，連窮寒境鬼境都搜索到，境界盡辟，似乎山窮水盡無路可走了。晚唐詩人開闢豔情一境，其中一部分確是說男女相悅之情，一部分則是模仿楚辭，托言夫人香草藉以寫君臣朋友問的恩怨離合。所以對晚唐詩，不能看作全是房中之言，也不能看作全是模仿楚、騷。大抵唐文宗時，牛李朋黨互相陷害，黨爭開始激化，以後愈演愈烈，界限非常分明，准要是牽連入黨局，誰就被擯出仕途，在政敵當權的時候，休想仕進。宦官，勢力自唐憲宗以來，比任何勢力都強大，有些士大夫投靠宦官取得富貴，有些人不肯對宦宮屈身，滿懷憂憤，又不敢公開議論，招致禍害，士大夫在朋黨宦官雙重壓力下，避免吐露平直的語言，有意說得恍惚迷離，或彼或此，忽斷忽續，埋沒意緒，不使敵人發現蹤跡，用心是很苦的。盾朝風教廢弛，習俗淫靡，晚唐淫風愈盛，詩人沾染陋俗，並不諱言情欲，不過，多用曲折隱約的語言來談情，往往與寄興于美人香草的文意（“為芳草以怨王孫，借夫人以喻君子”）混淆難分。例如唐末韓偓作香奩（音簾lian）詩，似乎專言豔情，卑卑不足道。其實韓偓不可告人的苦心，自己說得很清楚，他說“謀身拙為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又說“緝綴小詩鈔卷裏，尋思閒事到心頭；自吟自泣無人會，腸斷蓬山第一流”。晚唐詩人作豔體詩，應該先考察他們的遭遇和行事，韓偓反對朱全忠篡奪唐朝，在當時朝臣中還算是較有氣節的人，他的豔體詩裏面有“自吟自泣無人會”的哀傷詩，《禮記•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晚唐豔體詩正是這種亡國之音。從詩的標準來衡量，卻依然有很多大詩人和大量好詩，其中以李商隱為最大的詩人。

　　李商隱生於八一三年（唐憲宗元和八年），幼年就能做占文，不喜做今體文（四六）。這在當時要算是有識之士。因為所有詔令章奏書判等凡屬於公文性質的文字，都必須用四六文，善於做四六文，是仕進順利必要條件之一，如果被皇帝賞識，任為知制誥、中書舍人等要職，就有可能再上升為宰相。因之不做今體文而做古文，本身就有守正不屈于習俗的意義。李商隱十六歲，著《聖論》、《才論》兩篇古文，很有聲望。第二年（八二九年，唐文宗大和三年）唐憲宗時曾任宰相的天平軍節度使令狐楚，愛李商隱少年俊才，特加優待，令在門下，與兒子令狐絢等同學。令狐楚親自指點做章奏的訣竅，李商隱博學多聞，學成後技藝超過令狐楚。謝意詩“自蒙半夜傳衣後，不羨王祥得佩刀”，儼然以為得章奏秘傳，不難作到宰相。此後常居令狐楚幕中，專掌章奏。八三六年，借令狐絢的力薦，李商隱得進士及第。本年冬興元鎮節度使令狐楚臨死前一大，急召李商隱從京城到興元，使代草遺表，足見令狐楚很信任李商隱的章奏。李商隱也自認是令狐楚的傳衣弟子。照朋黨的規矩，李商隱當然應該做令狐氏的忠實徒黨。也就是應該死守牛黨，不別找主人。李商隱於次年赴涇原鎮節度使王茂元幕，並娶王氏女為妻。王茂元是被當作李德裕党的武人，令狐綯認為李商隱忘家恩，深惡痛絕，李商隱從此陷入朋黨的漩渦中，一生不得脫身。

　　八三九年（唐文宗開成四年）李商隱應吏部試書判拔萃科及格，得任為秘書省校書郎。雖然這只是正九品官，但地位清要，文士起家就得這個美職，尤其是得秘書省，可稱獲得捷徑。就在本年，王茂元調為京官，李商隱也調補宏農尉，從正九品降為從九品，從清職降為俗吏，是李商隱仕途的挫折。杜甫《贈高適》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碎”。韓愈《贈張功曹》詩“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寄小侄阿宜》寺“參軍與簿尉，塵土驚劻勷（音匡攘kuāng ráng）：一語不中治，鞭箠身滿瘡”。唐時簿尉等官，有過失便受鞭笞，等於後世的胥吏。孿商隱一入仕途，就顯出受朋黨的禍害。八四○年，李商隱辭尉宮，南游到湘鄂等地，企圖找個幕職，結果一無所得。八四一年（唐武宗會昌元年），王茂元又被任為忠武軍節度使，李商隱自南方回京。次年，李商隱又以書判拔萃，再任秘書省正字。這時候牛黨被斥逐，李黨漸得勢，李商隱也似乎走上了順境。此後幾年內，李商隱遭母喪，王茂元又死，李商隱實際上與李德裕並無直接關係，在會昌年間，正字美職因母喪失去，全家閒居永樂縣（山西永濟縣）。等到喪服期滿，唐武宗死去，唐宣宗即位，任用牛党白敏中為宰相，令狐綯為知制誥，充翰林學士，大權在握，放肆地斥逐李党中人，鄭亞被斥為桂管觀察使，李商隱應鄭亞聘，任桂管掌書記。李商隱到桂林任幕職，不久，鄭被貶為循州（廣東龍川縣）刺史，在任所死去。李德裕也在崖州（廣東瓊山縣東南）死去，李党已成不能複燃的死灰，只好忍受牛黨的壓迫。李商隱失幕職，回京選為盩屋尉。自八三九年得宏農尉，經過首尾十一年，還是一個縣尉，李商隱仕途的柯，可以想見。因為他特長章奏，恃幕職為生，如果說他是李党中人，也只是一個不足輕重的書記官。

　　八五○年（唐宣宗大中四年），令狐綯仕宰相，孿商隱才自己認輸，不敢再說“不憚牽牛妒”，改變為力謀接近令狐綯，哀求解釋舊恨。令狐綯舊恨極深，任宰相十年，始終懷恨，李商隱寄託憂憤的豔體詩，很多是為令狐絢無情的報復而作的。八五一年，妻王氏死，李商隱更是憂傷無聊，一部分豔體詩是為悼亡而作的。八五二年，孿商隱又失幕職，人京哀求令狐綯，才得到正六品的太學博士。接著，柳仲郢聘他為東川節度使掌書記。八五六年，柳仲郢內調為吏部侍郎，李商隱又失幕職。居鄭州充柳仲郢屬宮。八五八年，這個晚唐最大詩人李商隱活了四十六歲、在朋黨傾軋中抑鬱窮困地死去了。他的才學和遭遇，使他的詩表現出獨特的風格。他讀書極博，收集資料極富，所得材料，分類彙編，如《金鑰》分帝室、職官、歲時、州府等類，又有《雜纂》，專收集俗語和鄙事，又有《蜀爾雅》，專采蜀語。他分類收集的手冊為數想必不少，這些都是作詩文的材料。他使用材料非常精細，凡是使用材料，一定要翻檢原書，陳列左右，仔細核對，別人說他是獺祭魚，其實這是引書用事的基本方法，獺祭魚並不可譏。因為他蓄材豐富，用材仔細，所以他的詩文都是用事精切，屬對緻密，形式之美，少有倫比。不少人專學他形式之美的詩，衍為北宋初期的西昆體，造句細碎，意義晦澀，歐陽修起來，才推翻西昆體。李商隱詩流弊相沿將近二百年，這也可以說是李商隱詩的副作用。李詩本身卻是形式精美，感情深厚，他的境遇迫使他滿懷怨憤不能不說，又不敢直說，他說話真是諱莫如深，意思在隱約有無之中。三國魏末，阮籍處在要說卻不敢直說的困境中，作《詠懷》詩，《詩品》評它為“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達到微而顯的最高境界。李商隱處境與阮籍相似，所作隱語詩是《詠懷》詩的更進一步發展。葛常之《韻語陽秋》說“義山詩包蘊密緻，演繹平暢，味無窮而炙愈出，鑽彌堅而酌不竭”。又一詩話家說“李商隱七絕，寄託深而措辭婉，可空百代，無其匹也”。這些話都說得中肯，李商隱詩與阮籍《詠懷》詩同樣心情危苦，言語委曲。注家因不知其所指，任意揣側，許多詩被說成才人浪子厚顏說淫褻話。李詩所有豔情昵語絕大部分是用隱語來告哀，如果熟知他的身世，自然要給予深切的同情。《驕兒》詩自謂“爺昔好讀書，懇苦自著述，顦顇（同憔悴qiáo cuì）欲四十，無肉喂蚤虱。兒慎勿學爺，讀書求甲乙”。他對讀書如此厭棄，可見受蚤虱之苦太深了。

　　李商隱詩並不是全屬寓言，他也有語意完全明朗的詩篇，如《韓碑篇》，宛然是韓愈的筆法，諷刺唐敬宗荒淫諸篇，也並非晦澀，只有牽涉到朋黨嫌疑或閨房的詩篇，才是諱莫如深，任人揣度，莫知真意何在。李商隱詩嚴格遵守了杜甫作詩的規律，即“知律”、“攤書滿床”、“熟精《文選》理”、“應須飽經術”。李商隱詩對這些條件都做得十分滿足，所以王安石說“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義山一人而已”。他學杜甫詩，採取嚴肅的態度，造句精密，用意高遠，在韓愈一派詩人反元白詩末流的運動中，李商隱起著最重要的作用。宋許彥周《詩話》說“作詩淺易鄙陋之氣不除，大可惡。客問何從去之？僕曰，熟讀李義山詩與黃魯直詩則去也”。李商隱詩正和元白詩末流完全相反，李詩盛行，元白詩末流才失去地位，因此，他是韓愈一派反熟濫詩的最後勝利者。

　　李商隱與同時的詩人溫庭筠齊名，時號溫李，又與杜牧齊名，時號李杜。溫庭筠的祖父溫彥博在唐初曾做宰相，他出身富貴人家，過的是浪子生活，賭博酣飲，沉迷酒色，自恃才學，輕薄放肆，應進士試屢不得第，怨恨宰相令狐綯，作詩有“中書堂內坐將軍”句，譏宰相無學。他喜愛音樂，尤其擅長彈琴吹笛，自謂“有絲即彈，有孔即吹”，不必選好琴好笛。唐人歌唱多用五七言絕句，唱時加上和聲，和聲辭有長短，後來就長短聲填長短句，使合曲拍，這就自然形成一種叫做詞的新體制。京中和各州縣有大量官妓，又士大夫多蓄家妓，窮如柳宗元，至少也有一個家妓。這種妓女就是新歌辭的傳播者，也可能是創造者。溫庭筠長年和歌妓生活在一起，他的詩遠不及李商隱，他的浪子生活和音樂專長，卻使他成為詞的重要創始人。固然，在溫庭筠以前，早已有人作詞，但專力發展這種新體制，成為代表一個時期的文體，不能不是溫庭筠的功績。他的詞集號《金筌集》，歌詠的對象，無非是淫豔之事，比梁陳宮體，同樣穢褻。晚唐統治階級腐朽到瀕臨崩潰的時候，與梁陳如出一轍，宮體由詞的形式表現出來，是符合當時情況的。唐朝文學是盛世，到了晚唐已經不可阻止地要發生大分化，按照文學史上通例，總得出現兩個代表人物，一個結束舊傳統，一個發揚新趨勢。在晚唐，李商隱是舊傳統的結束者，溫庭筠是新趨勢的發揚者。晚唐詩人溫李稱首，其餘詩人都不能和他們比高下，因為此後詩人（包括詞人）都是溫李的追隨者。

　　又一個與李商隱齊名的文人杜牧，是出身高門，又有才略的豪士。他好談兵事，注《孫子》十三篇，流傳於當世。他曾為牛僧孺的幕僚，又為季德裕所器重，但並未參加朋黨，以求高官。他憑門第和才能，官至知制誥、中書舍人，比起李商隱的懷才不遇來，杜牧的遭遇還算是優異的。他的門第和才能，使他顧慮不多，敢於直說自己的見解。古文傳韓愈的文統，為晚唐突出的大作家，詩也情致豪邁，接近韓愈。杜牧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記》，揭露佛教罪惡，思想上也是韓愈嫡傳。

　　晚唐李商隱杜牧號稱李杜，按二人詩風，李接近杜甫，杜接近李白，晚唐的李杜，是盛唐李杜有力的後勁，特別是李商隱，得杜甫詩學神髓，是杜甫以後唐詩人中第一人。

　　上列晚唐主要詩人以外，還有陸龜蒙、皮日休、聶夷中、司空圖等人。陸龜蒙隱居松江甫裏，有田數百畝，屋三十間，是個中小地主。他也參加生產勞動，但主要是享受閑福。他和皮日休唱酬最多，唱酬詩一般是缺乏創見的。享閑福也使他完全脫離社會實際，當時民主疾苦，陸龜蒙在詩中全無反映，成為可有可無的詩人。皮日體為陸龜蒙集作序，稱陸可與溫李並駕，這樣的評價未免過當，陸龜蒙決非溫李的朋類，也不可與皮日休相比，因為皮日休有同情民眾的詩篇，在陸龜蒙集中是一篇也找不出的。

　　皮日休於八六七年（唐懿宗鹹通八年）舉進士及第，次年到蘇州作小官，與陸龜蒙唱酬就在這個時候。八八○年（庸僖宗廣明元年），出任毗陵副使，他在路上參加了黃巢起義軍。黃巢軍攻入長安，被任為翰林學士。皮日休參加起義軍，很有人替他辯護，說決無投黃巢軍之理。其實，他對窮苦民眾有同情心，正樂府十篇，都是憎惡官吏，為民伸冤的呼聲。他在名篇《橡媼歎》裏有“吾聞田成子，詐仁猶自王；籲嗟逢橡媼，不覺淚沾裳”，詐仁還可以成王業，何況黃巢起義，是弔民伐罪之師，應該與漢高祖同樣看待，他做官有什麼不可以。別的文人正因缺少這一點同情心，所以不肯為農民效力。陸遊《老學庵筆記》引《該聞錄》說“皮日休陷黃巢為翰林學士，巢敗，被誅”。黃巢乒敗，皮日休被亂兵殺死，是可能的。皮日休的子孫逃到會稽，投靠吳越國。他的孫子皮光業曾為吳越國丞相。宋時文人對皮日休事諱莫如深，力為辯白，其實聲辯皮日休不會從黃巢，只能表明地主階級的愚頑立場，並不能證明皮日休未曾做黃巢的翰林學士。

　　聶夷中是鹹通二年及第的進士，年輩比皮日休高一些。他出身貧苦家庭，在晚唐權門大族把持仕途的情況下，寒門出身的進士不可能有什麼前途。這使他不得不立在民眾一邊，作出一首著名的《傷田家》詩。到五代時，馮道還背誦這首詩來勸唐明宗體恤農民的勤苦。農民受剝削的慘狀，被“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剜卻心頭肉”四句話說盡，聶夷中留下的詩不多，但這一首《傷田家》詩，足以抵得陸龜蒙詩集全部而有餘，因為陸龜蒙不曾替民眾說一句話。

　　司空圖登鹹通十年（八六九年）進士第，得宰相盧攜器重。唐僖宗時，官至知制誥、中書舍人，仕途是順利的。唐昭宗時，唐朝滅亡的時機漸趨成熟，司空圖懼遭橫禍，退出仕途，隱居中條山王官穀，那是很大的田莊，他享受大地主的閑福，和一些名僧、隱士賦詩作樂，足以抵消他求做大官的熱情。朱全忠滅唐自立為帝，召司空圖為禮部尚書，司空圖不食而死。這在封建社會算是不事二姓的忠臣，隱居詩人加忠臣，使司空圖聲譽遠超皮陸諸人，實際上他的詩雖有一些歎亂傷時之作，但全是空泛無味的閒人語。絲毫不反映他所生存的時代真實。司空圖著《詩品》，標雄渾、沖淡等凡二十四則，名家詩風確有這些特徵，司空圖說得雖然抽象，但可以助人理解詩風。

　　廟末五代文苑中新興的詞已代替詩的地位，詩人遠不如詞人的成績斐然。其中較大的詩人，只有韓偓韋莊二人。韓偓是唐昭宗時及第的進士，累官至翰林學士、兵部侍郎，他的官職，使他過著當時統治階級的腐朽生活，他也知道唐亡就在眼前，為逃避朱全忠的加害，帶著同族人跑到王審知的閩國去。他著名的詩是香奩詩，有《香奩集》三卷。

　　韋莊在唐昭宗時進士及第，有詩集二十卷。他最著名的詩是長篇敍事詩《秦婦吟》，詩中描寫黃巢農民起義軍在長安城的情況，當然，地主階級的詩人，對農民起義軍只能有反動的看法，從形式上看雖然詩是好詩，但內容既壞，也就不值得珍重了。韓偓韋莊是唐末五代的著名詩人，不過，他們對文學的貢獻是在詞的方面，他們應是更著名的詞人。

　　凡是未曾完成的運動，本身的發展決不會半途停止。遠在東漢末建安時期，曹植開始發起五言古詩聲律化運動，經過南朝直到初唐，這個詩的聲律化運動，不曾停止過。初唐沈佺期宋之問完成了這個運動，律詩從此定型。律詩是新型的近體詩，與舊型的古體詩，勢成對立，陳子昂提倡古體詩，與沈宋成為兩個源頭。嗣後王（維）李杜崛起，開盛唐的偉局，當時作者風起，各自開闢出一些新境界，獨立城一家。依傍他人門戶的作者極少，所以呈現詩的盛世。王李杜所辟境界，特別宏偉，尤其是杜甫，詩境包含萬象，足夠供後人用力演繹，中唐韓愈白居易演繹的成功最大，以韓白為代表的中唐詩格，並不比盛唐低，按韓白的成就來說，盛唐與中唐無甚區別，不過，元稹未免啟庸俗之端，盧仝、孟郊、賈島等人，境界褊狹，都缺乏盛世景象，從多數作者來看，中唐與盛唐確有區別。詩到中唐，幾乎所有境界都有人開闢了，到晚唐時期，統治階級愈益腐朽，唐政權分裂成許多小塊，詩人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裏，要找士人正常的出路感到絕望。詩的境界又早被中唐人儘量探索，遺存無幾，晚唐人只能向瑣碎細緻處尋求新境，晚唐詩顯出一片蕭條氣象，正與政治上的蕭條氣象相適應。不過，從特出詩人來看，李商隱不僅中唐末有敵手，即列在盛唐也並無愧色。溫庭筠不只是文學家，而且還是音樂家，他有絲即彈，有孔即吹，音樂十分精通。唐人盛行歌舞，歌童舞妓到處都有。元結《篋中集序》說“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汙惑之聲於私室可矣”。所謂汙惑之聲，是指新體歌詞，非雅正的詩。杜甫詩“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流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這裏說的黃四娘家，可能是歌舞尋樂的妓家，韓愈《感春》詩“嬌童為我歌，哀響跨箏笛；豔姬蹋筵舞，清眸刺劍戟”。李白尤為風流不羈，李詩絕大部分是寫酒色之事，他老年流落江南，依人為生，家中也還養歌妓。唐朝士大夫幾乎無不縱情聲色，杜甫韓愈也不能免俗，何論餘人。歌舞必有歌詞，又必有曲折，配合歌舞的音樂也自然要有長短曲折。歌詞配合音樂，七言四句必須有所變動，才能合歌舞。詩變成詞，是歌舞促成的。所有重要的文學，都從民間創始，後來為文士所採取，經過加工和提高，成為文學的新體制。凡是活的文學，即配音樂歌唱的文學，無不如此長成起來。詞的起源，卻有些例外，詞有一部分從民間歌調變來，也有一部分是士大夫創制。大抵清新麗正的詞多出自民間，以敦煌遺文裏雜曲子為例，文字通俗，情意真實，顯然是民間流行的唱辭，曲調名目有《傾杯樂》、《內家嬌》、《拜新月》、《拋球樂》、《魚歌子》、《喜秋天》、《南歌子》等，說明在文士作詞以前，民間已有大量好詞在歌唱。這裏介紹一首殘缺不全並失詞調的詞句如下：“十四十五上戰場，手執長槍，低頭淚落悔吃糧，步步近刀槍，昨夜馬驚轡斷，惆悵無人遮攔。”寫幼年新兵初上戰場時的心情，寫得很動人。另方面，淫豔浮麗的詞多出自士大夫。以李白《對酒》詩為例，這雖然不算是詞，意境卻非民間所有，《對酒》詩雲“蒲蕩酒，金叵（音頗pǒ）羅，吳姬十五細馬馱，青黛畫眉紅錦靴，道字不正嬌唱歌。玳瑁筵中懷裏醉，芙蓉帳裏奈君何”。這種腐朽意境，完全反映出士大夫的腐朽生活，到溫庭筠作詞，專以婦女為描述物件，此後凡作詞似乎非言閨情就不成其為詞，這使詞的境界變得狹窄不能象詩那樣恢宏闊大。不過，詞畢竟是新興的文體，即使內容無異梁陳宮體，形式卻是新鮮可喜的。詞有兩個起源，一是先在民間流行，經文士採取加工，提高為成熟的文學，二是知音文士，如李白溫庭筠等人，對絕句的唱法有所變革，這就很自然地變詩為詞。

　　《全唐詩》採集唐五代詞，大體上可稱完備。其中如元結所作《欸乃曲》（欸音矮ǎi），是採取湘江上船夫歷年相沿的歌調，實際是七言四句詩，與七絕形式相近。張志和《漁歌子》也是七言四句詩，不過第三句改為兩個三言句，形式更與詞相似。韓偓《章台柳》，移兩個三言句到最前面，其餘三句仍是七言句。這都說明詞（小令）與絕句關係甚密。韋應物所作《三台》、《調笑令》與王建的《三台》、《調笑令》，句法完全相同，足見歌調有定式。這些都是民間歌唱已有定式，文士採取加工，成為詞的一個起源。自文士起源的詞，當以李白為最早，《全唐詩》載李白詞十四首，其中如《菩薩蠻》、《憶秦娥》顯系後人偽託，但如《清平調》、《清平樂》等詞，無疑是李白所作。《清平調》《清平樂》開專寫婦女的風氣。溫庭筠繼起，所作詞《全唐詩》採錄多至五十九首，標誌著詩苑以外詞已走上自己發展的道路，成為獨樹一幟的新體文學。五代時期作詞已成普遍現象，漢化的沙陀人李存勖（後唐莊宗）也能作詞，足見詞在五代，好比詩在唐朝，盛況是相似的。作詞者必須過著極其腐朽的生活，才能反映腐朽生活來充實詞的內容。當時西蜀和南唐兩國，恰恰具備這個必要的條件，因此兩國成為兩個詞的中心地。

　　唐末戰亂，唐朝士人多逃往成都，投靠王建。王建也儘量收容，供給足夠的享受品，使維持原來的腐朽生活。這些醉生夢死的文士，繼續做詞尋樂，唐末風氣，原樣保存在前蜀國。前蜀國滅亡後，孟知祥建立後蜀國，腐朽風氣有增無減，著名詞人也就得以產生。後蜀趙崇祚編《花間集》十卷。集中所錄自溫庭筠以下凡十八人，其中主要作者有韋莊、薛昭蘊、牛嶠、毛文錫、朱希濟、歐陽炯、顧複、鹿虔扆、和凝、孫光憲等人，收集詞凡五百首。《花間集》為最古的詞總集，這一派的作者稱為花間派，始祖是溫庭筠。歐陽炯作序說“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辭，用助嬌嬈之態。自南朝之宮體，扇北裏之倡風，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序文說得清楚，花間派詞無非是宮體的變形，內容腐朽是一致的。

　　另一個詞的中心產地是南唐國。面臨亡國危機的南唐中主李璟和亡國後充當俘虜飽受恥辱的後主李煜，都是傑出的作者，特別是李煜，俘虜生活迫使他不能無動於衷，詞中隱約地帶有亡國的怨情，因此，他的詞不覺有異於一般醉生夢死的詞人，雖然他本人到死依舊是個醉夢中人。溫庭筠是詞的創始者，李煜則是詞的擴大者，從李煜開端，北宋詞的境界大加開闢，花間派作者只占其中的一部分，詞不專為閨房私情而寫作，在文學上的地位提高了。李璟喜愛文學，羅致馮延己等不少文士，《全唐詩》收馮延己詞多至七十八首。馮延己人品極卑劣，但所作詞卻不失為一個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