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宗——適合中國士大夫口味的佛教

第二節 禪宗——適合中國士大夫口味的佛教



　　佛教是設計極巧的一套大騙術，東漢以前，中國從來不曾出現過這樣狡詐的大騙子，中國思想界無論在理論上經驗上都缺乏有效的反對勢力。自從佛教傳來以後，它的神不滅說、因果報應說、以及有關天上人間，唯我獨尊的無數神話，把人們催眠成昏迷狀態，理智喪盡，貪欲熾盛，厭棄現世，或者貪得無厭，一心求來世更大的福報。上層僧徒過著安富尊榮的寄生動物生活，是剝削階級裏從外國搬來的一個新剝削階層。唐德宗時楊炎奏稱，“凡富人多丁，率為官為僧”，官與僧同是富家子弟的兩條出路，這種僧自然是上層僧徒，有些可以得到大富大貴的地位。孫樵《複佛寺奏》說，“若群髡（音坤kūn僧徒）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錦縠，居則邃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凳，武皇帝（唐武宗）元年（八四一年），籍天下群堯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髡，是編民百七十萬困於群髡矣。”會昌五年唐武宗滅佛，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人，本年全國戶口帳為四百九十五萬餘戶，按十戶養一僧計算，是全國受僧害的民戶在半數以上。辛替否《諫（唐中宗）興佛寺奏》裏說，“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並非誇大之語。佛教無疑是社會的大禍害。

　　自東晉到唐初撣宗南宗興起以前，中國沒有一個力量能夠戰勝佛教，反對佛教大抵有三個力量。一是朝廷與佛教發生利害衝突，因而用政治手段廢除佛教。二是道教與佛教爭奪宗教上的地位。三是儒家禮教排斥異端。佛教增多一個僧徒，即朝廷損失一個丁男的賦役，凡是多少有一些政治頭腦的帝王和一般士大夫，總要感到佛教是侵奪人口的無底巨壑，還有一種威脅，即佛教從思想上俘虜中國人作佛奴：生活、禮儀、思想完全與天竺佛徒同化，甚至自稱為佛子釋種，不認自己是中國人。寺院有自己的法律（僧律），有自己的武裝（僧兵），有自己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不受國家律令的約束，一個寺院等於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佛國或佛刹（土）。佛國愈多，對當時政治統一的威脅愈大。朝廷廢除佛教，拆毀寺院，是有理由的，佛教徒進行各種方式的敵對活動，總是突破朝廷的一切措施，求得自己發達的機會，以所謂空寂無爭為教義的佛教，反抗朝廷的鬥爭是很堅決的，因為僧徒要保持寄生動物的生活，必然全力護衛自己的佛國。

　　佛道兩教，向來佛教居首位。唐太宗自稱是老子李耳的後裔，六三七年（貞觀十一年）下敕規定道先佛後，佛徒大不滿意，紛紛到闕下上表反對道士位在僧尼之上。唐太宗使人宣旨說，法令久已施行，不伏者當受杖責。老年僧徒怕受杖，相顧退避。一個壯年僧徒聲言不伏此理，結果挨了一頓棒，習慣於寄生生活的僧徒，一頓棒就活不成，這個壯年僧徒病死了。唐朝廷要尊祖，先道後佛，本無不可，佛徒法琳面對唐太宗說，陛下之李出鮮卑拓跋達闍，與隴西之李無關，勸唐大宗自認是陰山貴種的子孫，不要承認老聊的李姓，因老聃是牧母所生。這是多麼卑劣的思想。僧徒都無恥地自以為是釋迦貴種，不能展居道後，誓死要力爭首位，這是甘心做天竺僧奴僕的心理，給奴僕吃一頓棒是應該的。府高祖時，太史令傅奕上書主張減少寺塔，廢僧尼，指出佛教流弊十一條。佛徒法琳作《破邪論》《辯正論》，狂罵傅奕，為佛教辯護，呶呶不休。表現的態度，不是一般的奴僕而是盛氣淩人的豪奴惡僕，以法琳為代表的僧徒，中國人的氣味已經消失得不留絲毫了。唐太宗對待這個豪奴惡僕很合理，敕法琳說，你著的《辯正論•信毀交報篇》裏說，有念觀音者，刀不能傷，現在給你七大去念觀音，到期試刀，看是否不傷。法琳的而論都是用大量謠言謊話構成的虛頭把戲，最怕的是實驗，這一下真難倒了法琳，他在獄中迫切哀求佛菩薩顯靈保佑，當然哀求不出什麼來。七日期滿，法琳苦思救命之計，忽然想得一計，當敕使來問刑期已到，你念觀音有靈否？法琳答，七日以來，我不念觀音，只念陛下。唐太宗使人問，詔書令你念觀音，為什麼不念，卻說只念陛下。法琳答，陛下功德巍巍，照經典說，陛下就是觀音，所以只念陛下。法琳說了一大套諂諛奉迎的話，豪奴的驕氣黯然消失。唐太宗免法琳死罪，流放到遠州僧寺，法琳在路上病死。佛奴仗佛勢，令他拿出佛的實據來，所有奴僕的虛驕氣，自然不打自消。對付佛教以及對付一切宗教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聽空言，要求實據。

　　凡是天竺傳來的宗派，都自以為聖法如此，絲毫不容變通，屬於本宗派的中國僧徒，也盲目順從，甘心作天竺僧徒的奴僕，大僧如玄類義淨等人，都不免有奴僕相，更不用說其他憎徒了。陳隋間中國佛徒成立半自立的宗派：天臺與華嚴兩宗，都標榜圓教，斥其他宗派為偏教。這兩個所謂圓教，一方面企圖調和佛教各宗派，另方面也企圖與中國的反對派別謀調和，天臺宗與道教接近，華嚴宗與儒學接近，兩個所謂圓教的產生，自然是道儒與佛教長期鬥爭的結果。天臺宗有修習止觀坐禪除病法，與道教相似。智覬《修習止觀坐禪法要雜說》：“臍下一寸名優陀那，此雲丹田，若能止心守此不散，經久即多有所治”。又說，“用六種氣治病者，即是觀能治病。何等六種氣？一吹；二呼；三嘻；四呵；五噓；六呬。頌曰：心配屬呵腎屬吹，脾呼肺剛聖皆知，肝藏熱來噓字至，三焦垂處但言嘻。”又說“十二種息（呼吸）能治眾患，一上息；二下息：三滿息；四焦息：五增長息；六滅壞息；七暖息；八冷息，九沖息；十持息；十一和息；十二補息”。守丹田屬於止，六氣十二息屬於觀，歸根不外止觀二法。天臺宗也談不死之藥，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雜錄》說，“太陽之草名曰黃精，食可長生；大陰之精名曰鉤吻，入口則死。金丹者圓法也，初發心時成佛大仙，准龍樹法飛金為丹，故曰金丹”。道士煉丹，佛徒也談煉丹，佛徒坐禪調息，道士也談靜坐煉氣，在這些方面佛道圓通了。

　　儒家禮教向來是統治階級維持政權的基本工具，任何佞佛的帝王，禮法刑政總得依據儒家，凡明經進士兩科出身的官吏，多半算是儒家中人，他們謀富貴的主要途徑——仕途，不愁僧徒來奪取，因之儒佛間的衝突比佛道兩教間要和緩些。不過，儒佛雙方在意識形態上，存在著根本的矛盾，特別是對父母的關係有極大距離。儒家認為孝是“至德要道，百行之首”；是“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始於事親，中幹事君，終於立身”（《孝經》）。儒家談孝道，深入人心，誰敢倡異議，必然要受到譴責。佛教卻別有說法，佛書說，“識體（靈魂）輪回，六趣（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人間、天上）無非父母，生死變易，三界（一欲界—— 上為六欲天，中為人世，下為地獄。二色界——在六欲天之上的天。三無色界——在色界之上的天，守五戒的人轉主人間，行十善的人死後生天上為天人）孰辨怨親”。又說，“無明覆慧眼，來往生死中，往來多所作，更互為父子，怨（仇人）數為知識（朋友），知識數為怨。是以沙門均庶類於天屬，等禽氣（一切動物）於己親，行普正之心，等普親之意”，照這種怪說，禽獸蟲蟻可能是自己的七世父母，現在的父母，可能來世是自己的子孫，佛教的怪謬思想，儒家和受儒學影響的人是絕對不能容忍的。佛徒自知弱點所在，不得不向儒家讓步。強調《智度論》所說，淨飯王死，佛親自執繩床一腳，舁屍體到火葬場，表示一切眾生應該報生養之恩，法琳《辨正論》對道教怒目狂罵，對儒家也多有微辭，獨表揚釋迦舁父屍是孝子，說“孝敬表儀，茲亦備矣”，唯恐受不孝的責備。唐後期華嚴宗兼禪宗僧人宗密作《佛說孟蘭盆經疏》，序裏說“始於混飩，塞乎天地，通人神，貫貴賤，儒釋皆宗之，其唯孝道矣”。這些話雖出於佛徒之口，可以說與儒生無甚區別。不過佛徒行孝的方法與儒不同。宗密說，“應孝子之懇誠，救二親之苦厄，酬吳天恩德，其唯盂蘭盆之教焉。”歸根還是荒唐的因果報應。宗密作《華嚴原人論》，承認釋迦、孔、老都是至聖，與法琳說釋迦是大聖，孔、老是小聖，說法也不同。佛徒不敢用天竺怪說反對孝道，儒生才有調和的藉口。柳宗元《送僧浚歸淮南序》說， “金仙氏（佛）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眾德，歸於空無”。又《送如海弟子浩初序》說“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又說“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退之（韓愈）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若是，雖吾亦不樂也”。又《送文暢序》說“上人之往也，將統合儒釋”，又《送元暠序》說“釋之書有大報恩七篇，鹹言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訑者，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于元暠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柳宗元主張調和儒釋，調和的根據是孝敬和與《易》、《論語》合。與儒合的佛徒不是那些照天竺原樣搬來的各宗派而是中國化的佛教。

　　朝廷反佛的力量，表面上打擊力很重，但接著便是佛教更大的發達。王通得出這個經驗，在《中說》裏說，“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真君（北魏太武帝）、建德（北周武帝）之事，適足椎波助瀾，縱風止燎耳”。反佛以後，反而佛教大盛，這是什麼原因呢？首先因為佛教興盛的社會基礎，即階級壓迫並沒有什麼改變，而統治者之間又充滿著矛盾和鬥爭。隋文帝給智詔書裏說，“往者周武毀棄佛法，朕曾發心立願，必許護持。及受命於天，遂即興複”。一個皇帝反佛，另一個謀篡奪的野心家，對佛許下彌天大願，求佛保佑。又滅佛的皇帝，一般是不久即死，因為滅佛多通道，通道必吃長生藥，吃藥必死，野心家得以減少篡奪的阻力。及篡奪成功，以為佛真有靈，不吝重價還願，反佛以後，佛教大興，原因在此。

　　擁護佛教的力量比反對佛教的力量大，封建時代要消除這個蠹國殃民的宗教幾乎是不可能的。北周武帝滅佛就是一個例證。周武帝滅北齊，召集齊境大僧五百余人到宮中，宣佈廢佛教，令僧徒還俗，並允許僧眾辯論。一個名叫慧遠的僧徒，與周武帝往返辯駁，最後理屈辭窮，拿出所謂阿鼻地獄這個法寶來恐嚇論敵。周武帝滅佛堅決，回答說，只要百姓得樂，我也願意受地獄之苦。僧徒的法寶失效，只好俯首服從法令。又一個僧徒任道琳上表要求辯論，周武帝召到御座前，令任道琳儘量提出興佛教的理由，周武帝一一據理駁回。任道琳理屈，願同義學僧（有學問的僧人）十人人通道觀學道教。佛教是統治者的一種工具，當統治者根據當時需要，覺得放棄這種工具更為有利時，便失去騙人的力量。阿鼻地獄這個嚇人法寶，有理智的人聽來無非是一種玩笑，根本不值一聽，在僧徒聽到法寶失效，卻似天崩地拆，真是一切皆空了，還有什麼別的可說。佛教的道理與地獄都被周武帝駁倒，因此佛教徒都覺得佛經所說佛死後一千五百年佛法將滅的預言得到證明，末日已到，大部分僧徒遵令還俗，也有個別僧徒為佛教辦後事。例如三階教的創立，及刻石板經，都是佛教作滅亡的準備，原來早在北魂孝文帝時期，魏國政治已趨向衰朽，社會腐敗勢力（佛教是其中之一）愈益上升，最後招致大亂以至亡國。北齊政權主要依靠內徙鮮卑的支持，基礎薄弱，尤其需要佛教的助力。北魏孝文帝以後，朝廷及鮮卑貴族，一向求助於佛教，任其無限制地發達起來。北齊更大力推行佛教，僧徒增至二三百萬人，北齊因此亡國（當然還有其他亡國原因，崇佛卻是主要原因）。智顗給晉王楊廣書裏說，“從前北齊某帝，見負炭兵形容憔悴，湣其辛苦，放令出家，唯一人願去。齊主歎曰，人皆有妻子之愛，誰肯孤房獨宿，瞪視四壁，自棄在山林”。這是富貴人的說法，事實上貧賤人出家，仍受寺院上層僧徒的統治。這種統治是來自天竺奴隸制的，非常慘酷。只要看普通僧徒生病，寺院不給予治療，卻給飲龍湯，促使速死，寺院的殘酷可見一斑。三階教經書裏說，“我教法中，惡法漸興。實非沙門，自稱沙門，破戒比丘，處處充滿，為利養故，不修道德，身被法服，經理俗務，市肆販賣，涉路往來，或複營農，貯積糶糴，或複商賈求利，或作種種工巧之業。托附俗官，為動弦管，並共棋博，或行媒媾，令彼歡喜。或假他勢力，侵削道俗，所得財物，分與俗官。”這裏說的種種謀利之事，經營農工商各業，被剝削被奴役的物件，首先自然是寺院內下層的普通僧徒。當時天竺奴隸制式樣的寺院剝削比鮮卑更兇殘，所以負炭兵寧願辛苦憔悴，不願出家作僧徒，什麼孤房獨宿，瞪視四壁，下層僧徒所受痛苦，何嘗只是這些。佛教內部極端腐朽，早已是打倒的物件，北魏流行的假經如《小法滅盡經》，《佛說法滅盡經》，《五濁惡世經》，都是宣佈佛教罪惡，末日已到的流行書籍。外部又有儒與道教的攻擊，周武帝滅佛收效極速，因為他代表著社會的反佛趨勢。但是，周武帝死後佛教又大發達起來。剝削階級需要宗教，佛教尤其適合剝削者的愛好，因此，滅佛以後必有各種護法者出現，讓佛教再興。不消滅社會的剝削制度，佛教和其他宗教只能暫時受挫，要它們根本消滅是不可能的。

　　三階教創始人名叫信行，在周武帝滅佛後，採取佛經中最野蠻最欺詐的部分，摘錄成一本書名叫《三階集錄》，書凡二十六卷，又採錄《三階佛法》四卷。所謂三階，就是分人為賢、愚、中庸三等（階），用普通佛法教化他們。這叫做“只合行普，不合行別”（別是各宗派各有所尊奉），三階教徒以苦行忍辱為宗旨，每天只吃一頓乞求來的飯，吃寺院的飯算是不合法。在路上行走，見人不論男女一概禮拜，竭力提倡佈施，《決罪福經》說，“大福皆用貨財，乃得成耳。夫佈施者，今現在世有十倍報，後世受時有億倍報，不可計數，我常但說萬倍報者，略少說耳。恐人不信，少說。”《示所犯者瑜伽法鏡經》說“成佛皆因曠劫行檀佈施，濟救窮貧困厄眾生，十方諸佛亦從佈施而得成佛”。三階教徒以身作則，死後置屍體在屍陀林（棄屍體的荒林），供鳥獸食，叫做以身佈施，求無上道。愚人驚異，以為信行得了什麼道，相率信奉三階教。隋初，僕射高熲邀請信行到京都，聚徒眾愈多，立五個寺來容納徒眾。三階教創立無盡藏，積聚錢帛，分為三份，一份供天下修繕寺塔之用，一份施給天下一切老病貧窮悲田（窮人）乞人，一份供自由使用。三階教反對淨土宗提倡的念佛三昧，主張不念阿彌陀佛，只念地藏菩薩。又不許入寺，不許吃僧食，說一切佛像是泥龕，不須恭敬，一切眾生是真佛，所以要恭敬。北方通行淨土宗，貴族官吏刻剝民財，盛造佛寺，上層偕徒享受極其優厚，三階教主張一切出家人，悉行少欲知足之行，俱不供養舍利，不禮塔廟，連一拜舍利塔廟也不許。

　　勞動群眾一方面不免受佛教誘騙，但主要的是仇恨佛教。五一五年，北魏冀州沙門法慶聚眾起兵，專毀寺廟，斬僧尼，法慶利用民憤來發動戰事，足見佛教早為廣大民眾所唾棄。三階教的一些主張，是想在民憤大爆發以前和以後，有所和緩和補救。無盡藏積聚錢物，準備補修被拆毀的寺廟。勞苦群眾是剷除社會上一切穢惡的實在力量，三階教人說一切眾生是真佛身，合安在好妙處，自身（僧徒）既在好房舍，佛（眾生）在下惡處，豈成平等？這是三階教人說些空話來欺騙勞苦群眾。淨土宗盛修佛像，三階教說是泥龕。佛徒自稱應該享受，理由是佛猶如國王，僧猶如王子堪受國王的福蔭，堪受如來的蔭庇。又佛猶如父母，念佛人猶如兒女合得父母飯食衣服床榻臥具，這無非是僧徒給自己作無恥的辯護。三階教看出僧徒必有一天受到懲罰，為逃避懲罰，因此說不得坐僧床，不得吃僧食，藉以自別于一般僧徒。佛徒稱說現在住持好處所，來生得生好國土，得證菩提，所以僧應該住持寺，也應該入寺舍好處。三階教說僧徒不該住寺，甚至不許入寺。三階教說菩薩不親近國王王子大臣官長，這也是矯一般佛徒奔走權門借勢害民的弊病。總之，三階教的教義，在佛教看來是反常，是異端。這種異端能夠產生並盛行，說明有些佛徒自知惡貫滿盈，不可避免地要被消滅。

　　隋文帝大興佛教，當然不能容忍這種專辦後事的教派，開皇二十年，下令禁止。可是，佛徒不敢相信本教可以久存，還是尊信三階教，分本寺房屋，讓三階教徒居住。唐高祖唐太宗都崇道抑佛，愚頑的智實受杖，法琳在獄中念觀音不靈，佛徒愈覺末日不遠。一個佛徒說，自從周武滅法，佛菩薩都回到西方去了，就是說佛菩薩部騙不了人了。迷信的人為了護法，儘量佈施，無盡藏接受錢帛金玉，數量多到無法計算。施捨人往往車載錢帛，交給無盡藏僧人，不告姓名而去，武則天興佛教，屢次禁止三階教，沒收無盡藏錢帛。唐玄宗開元元年，下令滅三階教，所有錢帛分給京城諸寺。開元十三年，令諸寺收回分給三階教的房屋，眾僧不得別住，《三階集錄》不得編入佛書目錄，如綱維（寺主等掌權人）放任三階教徒私自傳教誘人，發覺後勒令綱維還俗。儘管唐玄宗再三嚴禁，三階教還是互相勾結，朋援繁多，在佛教極盛的唐朝，佛徒做賊心虛，總感覺末日的將到。這種對佛教施加壓力的來源，可以說是漢族傳統文化通過儒家學派的復興，漸次奪回精神界被天竺文化占去的陣地。

　　佛教辦的另一件後事，是隋煬帝大業年間，僧徒靜琬在房山的石經山開始刻石板經，藏石窟中，準備佛法完全消滅後，依靠這些石板保存佛教，靜琬前後刻經三十年，石板藏滿七窟。他死後，他的弟子們相繼刻石。遼、金、元、明各代，還有人當作修功德，繼續補刻。窟中所藏和埋在地下的石板共有八千塊以上。隋文帝大興佛教以後，靜琬還不敢有佛教不滅的信心，加緊刻石以備法滅，可見鮮卑統治結束，外來宗教失去依恃，周武帝滅佛，聲稱“朕非五胡，心無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對佛教無異宣佈死刑。法琳要唐太宗自認是鮮卑人，也是企圖胡人事胡神，而這一企圖恰恰犯了唐太宗的忌諱。漢人建立的朝廷，必須承認儒學是正教，要維持封建統治，從經驗裏也證明儒比佛、道是較好的工具。儒學有兩個要點，一是辨別華夷，二是強調忠孝。這兩點，佛教在答辯上想說出理由是極困難的。封建統治者在國為君，在家為父，臣子服從君父，是維持封建秩序的根本所在。儒家學派堅執這兩點，所以任何佞佛的帝王，例如梁武帝，也不能徹底廢儒。形式上儒的地位比佛道低，實際是相反，儒擁有較大的潛在力。

　　佛教各宗派，都偏奉一經以立法門，如天臺宗奉《法華經》，華嚴宗奉《華嚴經》。佛經出發點無非是苦空二字，所說不能不是一偏之見。宗派的成立，表示執持偏見，頑固不化。各宗派的大師，都想解釋所尊奉的經典，求其通達。原來佛經以文辭瑣碎煩雜、義旨暗昧難明為其特徵，中國僧徒繼承兩漢今文經學的章句之學。解釋佛經，愈講愈難通，愈難通愈講，惡性循環，經疏愈積愈臃腫，學徒愈學愈迷惑。義淨《南海寄歸年法傳》有一段話，說佛學流弊，他說，“講說撰錄之家，遂乃章鈔繁雜……上流之伍，蒼髭乃成，中下之徒，白首寧就。律本自然落漠，讀疏遂至終身，師弟相承，用為成則。論章段則科而更科，述結罪則句而還句。……又凡是製作之家，意在令人易解，豈得故為密語，而更作解嘲”。義淨所說隋唐佛學，很象兩漢今文經學。兩漢今文章句之學，流弊也是極其煩瑣，“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結果是“通人惡煩，羞學章句”。儘管朝廷在上提倡，今文經學總不免趨於衰亡。魏晉玄學興起，攻擊儒經，兩漢四百年作為利祿之途的大量章句，一字不留地消滅了。任何一種學術，如果出現煩瑣的解釋，說明這種學術已無新的境界可辟，隨之而來的只能是衰落或滅亡。隋唐佛徒作了大量煩瑣的義疏，表示佛學達到極盛的境界，同時也表示接近衰亡，代煩瑣學派而興起的總是簡易的學派，禪宗就是佛教裏比較簡易的學派。特別是禪宗南宗，尤為簡易，離開文句，拋棄經典，也能一旦貫通，得大師稱號。格守佛教煩苛的戒律，死抱白首寧就的義疏的僧徒，苦於前途渺茫，忽見禪宗南宗，正如魏晉某些士人放棄章句改談玄學一樣，從煩瑣的戒律和義疏中解脫出來，自覺境界一新，精神得到自由。所以禪宗南宗一出，佛教各宗派為之風靡，許多僧徒願意接近南宗以求精神界的出路。

　　魏晉玄學談無，佛教大乘談空，無與空是可以合流的。玄學是唯心主義哲學，佛教是發展得更高度的唯心主義哲學，當然又可以合流。玄學家發揮莊周的消極厭世思想，與佛教苦空完全一致。魏晉玄學家以曠達放蕩純任自然為風尚，蔑視禮法，這和禪宗都是統治階級裏面的放蕩派。玄學家是高級士族，社會地位穩固，敢於肆無忌憚。禪宗僧徒沒有這樣的地位，必須依靠佛教的名義才能實行放蕩，所以，禪宗是披天竺式袈裟的魏晉玄學，釋迦其表，老、莊（主要是莊周的思想）其實。禪宗思想，是魏晉玄學的再現，至少是受玄學的甚深影響。玄學與禪宗在思想上都是反動的，但玄學衝擊儒家的奴僕禮法之士，禪宗衝擊天竺佛教奴僕各宗派的死守者，在這個意義上，它們又都起著一些積極的作用，值得讚揚。佛教認為人在前生都是有大小不等的罪過，這實際是性惡論，和儒家正統派人皆可以為堯舜的性善論正相矛盾，禪宗南宗改為性善論，以為狗子也有佛性，人人可以成佛，在人性的基本問題上與儒家一致了。按照輪回說，佛教認為當前的禽獸蟲蟻，前生可能是自己的父母，當前的父母，後生可能是自己的子孫，所以孝父母是無意義的事。與儒家孝悌為人之本的倫理學說如水火之不能相容。自從佛徒製造出不少講孝的佛經，強調孝是成佛的根本，而且實行三年之喪，在唐朝，儒佛對孝的分歧，至少形式上得到一致。禪宗南宗廢棄天竺傳來的戒律和經典，更增加了儒佛求得一致的可能。中國封建時代的士大夫，思想來源不外道儒兩家的學說，既然道家（不是道教）、儒家與佛教（主要是撣宗南宗）思想上基本取得一致，那末，經過改造（宣傳孝道）的佛教特別是禪宗南宗成為適合中國士大夫口味的佛教，也就不容置疑了。攻佛最堅決的韓愈，在潮州（廣東潮安縣）與大顛禪師往來，認為“頗聰明識道理”。所謂道理，當然是儒家的道理，佛徒談儒道，自然是頗為聰明。這些，正好說明禪宗南宗是適合中國士大夫口味的佛教。唐朝佛教中國化，即佛教玄學化，這是化的第一步。禪宗僧徒所作語錄，除去佛徒必須的門面話，思想與儒學幾乎少有區別（特別是兩宋禪僧如此），佛教儒學化，是化的第二步。禪宗興而其他各宗派都基本上消滅。禪宗獲勝的原因，主要是自立宗旨，不依傍他人，放棄天竺佛教傳來的奴僕面目，裝上中國士大夫常見的普通相貌。這樣，外來宗教在中國封建社會裏，得到統治階級的容納，作為統治的輔助工具之一，與儒、道並存。

　　禪，梵語禪那，意為坐禪或靜慮。僧徒一般都得坐禪，天臺宗所倡的止觀，也就是禪的一種。自從鳩摩羅什譯出《禪法要解》等書，禪學始成專業。羅什弟子竺道生，用玄學解釋佛理，已含有唐朝禪宗思想的要旨。佛教在南朝重義學（講義理），在北朝重禪學（坐禪），因之，禪宗得在北方建立起基礎來。

　　南天竺人菩提達磨，自稱是天竺禪宗的第二十八祖，梁武帝時，從海道來到中國。達磨不合南朝重義學的學風，轉到北方傳播他的禪學。達磨的禪學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所謂見性成佛，意思是覺悟到自心本來清淨，原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如此修證，是最上乘禪。達磨教人首先是安心，安心的方法是修壁觀，要人心安靜象牆壁那樣堅定不移。其次是發行，即一報冤行（逢苦不憂），二隨緣行（得樂不喜），三無所求行（有求皆苦，無求即樂），四稱法行（法指空無之理，稱法而行，即無心而行）。達磨說法雖說離言說相，離文字相，但仍以《楞伽經》為依據，所謂安心發行，都是逐步深入的修行法，所以達磨所傳的法，實際就是漸修法。《楞伽師資記》說達磨所說有《達磨論》一卷，又有《釋楞伽經要義》一卷，亦名《達磨論》。達磨和天竺其他僧徒一樣，跑到中國來，企圖成立他的楞伽宗。他故意做出一套神秘的姿態，自稱他的禪學是教外別傳，從釋迪牟尼起，歷代師弟以心傳心，不立語言文字，到他已經二十八代了。他帶了一件棉布袈裟來，說是歷代傳法的憑證。這些都是無從查考的妄說，不少奴僕卻被他俘獲了。其中有一個“博通群書，尤善老莊”，名叫慧可的僧徒，達磨認為堪充法嗣，要他表示為法捨身命的決心。慧可自己斬斷一臂以表誠懇（一說被盜斬去一臂，這個盜可能是爭奪法嗣的同學），達磨才把那件袈裟付給慧可。如果真有這件事，可見禪宗開始時，也帶有天竺秘密傳授的邪氣。到了第三傳僧粲（隋時人），作《信心銘》一篇，含有明顯的玄學思想，它的總結是“至道無難，唯嫌簡擇”，與莊子《齊物論》的說法相通。禪學與玄學進一步地結合起來了。第五傳弘忍，住黃梅縣（湖北黃梅縣）雙峰山，門徒多至千人以上。據說，他的本領是“緘口於是非之場，融心於色空之境”，這和莊周思想更接近了。

　　弘忍門徒中，神秀早為上座並為教授師，一日，弘忍宣稱要選擇法嗣，令門人各書所見，寫成一個偈，讓弘忍挑選。門人都推崇神秀，不敢作偈。神秀夜間在壁上寫了一個偈：“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弘忍見偈，喚神秀來，說你作此偈，只到門前，還未入門。你回去思考，再作一個來，如入得門，我付法衣給你。神秀回房苦思數日，作不得新偈。一個舂米行者（未剃發，在寺服役的人）慧能，不識文字，請人代寫一個偈，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台，佛性常清靜，何處有塵埃”？又作一偈說：“心是菩提樹，身為明鏡台，明鏡本清靜，何處染塵埃”，從空無的觀點看來，慧能的空無觀比神秀較為徹底，因此，弘忍選定慧能為嗣法人，秘密給他講《金剛經》，教他帶著袈裟急速逃回新州（廣東新興縣）原籍。一件袈裟從神秀手邊突然失去，當然不肯忍讓。從此，禪宗分南北兩宗，慧能在嶺南傳頓教，被稱為南宗，神秀在北方傳漸教，被稱為北宗。南北兩宗都自稱禪的正宗，因慧能傳得袈裟，徒眾又盛，門徒之一的神會，冒險到北方爭奪正宗地位，最後南宗的正宗地位得到公認。實際上漸教是禪宗的正宗，達磨以下五代，都不曾提頓悟得法之說，神秀所寫那個偈，弘忍本已承認它的嗣法資格，不料突然出現慧能兩偈，比神秀說得深切，弘忍臨時改選慧能為法嗣，授與傳法袈裟，並給他秘密講授《金剛般若經》。禪宗頓教，慧能是創始人。他的始祖實際是莊周，達磨不算是始祖。達磨依據的是《楞伽經》，弘忍弟于玄賾撰《楞伽入法志》，玄賾弟子淨覺撰《楞伽師資記》，推南朝宋時中天竺人求那跋陀羅為第一代，達磨為第二代，弘忍門下神秀、玄賾、慧安三人為第七代，這七代人都奉《楞伽經》作立論的依據，以後排擠北宗出禪宗正統，純是宗派鬥爭南宗獲勝的結果。南宗所提倡的所謂頓悟，也無非是僧徒故作神奇，藉以騙人的一種手法，其實慧能何曾有頓悟，他的父親盧行瑫，唐初被貶官，流竄到新州為百姓，生慧能後三年死去，母寡居，慧能稍長，賣柴養母。不待言，這種窮苦絕望的生活，使他產生厭棄世間另求出路的想望。他偶在市上聽店鋪裏有人誦《金剛般若經》，慧能問那裏學來此經。誦經人答，弘忍禪師勸人讀此經，說即得見性成佛。慧能認為找到出路，在當時普遍崇信佛教的環境裏，只要留心，聽些佛教教義，是不難的。唐高宗鹹亨年間，他聽女尼劉氏讀《涅槃經》，已能講解經義，後來又到樂昌縣，依附智遠禪師，談論禪理，智遠承認他理解非凡，勸到弘忍處求印證去。慧能第一次答弘忍問，表示“唯求作佛”，足見他為作佛探索了好多年。在弘忍處作舂米工役，王維《能禪師碑銘》說他聽弘忍講法，默然受教。因為他不識文字，一般人卻總以為知識必須從文字書本中求得，感到慧能突然作偈，非頓悟不可，其實慧能早就對劉氏尼說過，“諸佛理論，若取文字，非佛意也”。窮苦生活迫得他求作佛，經過多年聽受和思考，揣摩一切皆空的所謂佛意。如果他作偈叫做頓悟的話，那也只能說由漸悟積而成頓，並非無端忽然能作偈。佛教徒專愛造謠騙人，哄然相傳，似乎真有所謂見性成佛的頓門，慧能一派徒眾也伊然以頓門自負，這就使得人人可以自稱為佛，天竺各宗派所虛構的高不可攀的佛，變成舉目可見的平常人，這對破壞佛教起著重大的作用。南宗的信仰者，敢於說佛不在外，在我心中，我即是佛。《金剛般若經》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離一切相，即名諸佛”。南宗人想成佛，盡力掃相，佛即是諸相之一，掃相必然要掃佛，如果說南宗在歷史上有所貢獻，就在掃佛這一點上。

　　慧能的弟子們記錄師說，成《壇經》一卷。《壇經》是南宗傳法的經典，它教人“一時端坐，但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往，坦然寂靜，即是大道”。人練成這樣有呼吸的死屍，就算得了大道。但是人接觸事物，不可免地要表示贊成或反對，禪宗卻以無是無非為大道，以一切善惡都無思量，心體堪寂，應用自在為心要。《壇經》記慧能臨死傳授秘訣給十大弟子，說“吾滅度後，汝各為一方頭，吾教汝說法不失本宗。若有人問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所謂對法共有三十六對，其中外境用無情對有五，即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暗與明對，水與火對，陰與陽對。語言法相對有十二，如有為無為對，有色無色對，有相無相對，有漏無漏對，色與空對，動與靜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對，長與短對，高與下對等。自性起用對有十九，如邪與正對，癡與慧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險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體與用對等。照慧能說，此三十六對法，體用通一切經，出入即離兩邊，這是慧能的心得所在，意思是教弟子說話要顧及兩方面，不偏在一邊。他舉明暗為例，說，暗不自暗，以明故暗，暗不自暗，以明變暗，以暗現明，來去相因。說到暗的時候，也要說到明，有明故有暗，離明即離暗。說的方法是無暗亦無明。三十六對都用一樣的公式，無這邊也無那邊，一切皆空，不落邊際，所謂二法盡除，更無去處，就是說得含糊，聽得含糊，使人在含糊裏似乎覺得有什麼道理，因而落入其唯心主義的圈套。淨土宗斥禪宗說，“口雖說空，行在有中。以法訓人，即言萬事皆空，及至自身，一切皆有”。宗教本來全是騙人的把戲，禪宗用空騙人，淨土宗以修功德騙人，同是行騙，禪宗還能揭露淨土宗的騙術，比其他宗派終究是有些貢獻。

　　禪宗以為“迷即佛眾生，悟即眾生佛。心險佛眾生，平等眾生佛。我心自有佛，白佛是真佛，自（己）若無佛心，向何處求佛”。這是慧能所說的“見真佛解脫頌”。所謂見真佛，就是眾生心有覺悟即成佛，心有迷惑佛即成眾生，因為眾生皆有佛性，都可以成佛，成不成的關鍵在悟或迷。禪宗認佛在心內，不在心外，心外的佛全是假佛。依據這樣的說法，凡是造寺、佈施、供養、念佛，都不算功德，都無成佛可能，西方並無淨土，三毒（即貪、瞋、癡）即是地獄，虛妄即是鬼神。慧能甚至否認修行必須出家，也不要戒定慧，他說，“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必在寺”。這些說法，都對佛教大不利，特別是對淨土宗不利。淨土宗僧徒非常狼狽，慧日撰《念佛法門往主淨土集》，攻擊禪宗說，“於佛法生異見者，或有出家在家男女四眾，懼生死苦，厭惡俗塵，輾轉相傳，教人看淨，晝是恣情睡眠，夜乃暫時繫念。見世空寂，都無一物。將為究竟言，一切諸法，猶如龜毛，亦如兔角，本無有體，誰當生滅。無善可修，無惡可斷，心所取相以及經佛，盡當遠離，但令內心安住空中，知世虛妄，萬法都無，雖是凡夫，能如是解，此即是佛，何勞勤苦，遠覓世尊。亦不借念佛誦經為出離因。除此之外，諸餘行門，悉皆虛妄，寫經造像建立塔廟，恭敬禮拜，孝養父母，奉事師長等，是生死因，非解脫因。何以故？見善可修，見惡可斷，涅槃可欣，生死可厭，誓斷生死，誓證菩提，悉皆動念，心有所得，著相修習，虛妄分別，是有為法，是生死法，雖複勤修，不免流浪”。佛徒都過著寄生動物的生活，也就是懶蟲生活，不過形式上有一套瑣碎的戒律和禮拜誦經等所謂勤苦修行來掩飾懶蟲的原形，禪宗把這些形式全放棄了，只剩下單純的懶蟲生活，這和魏晉玄學家的放蕩形骸實質上並無區別。禪宗在行動上和言論上都起了破壞佛教的作用，慧日說禪宗是外道，言論甚於猛火，焚燒佛法。這種能燒佛法的猛火，在佛教流毒很廣泛的唐朝時期，是有利益的猛火。

　　南宗宗旨，不外淨心、自悟四字。淨心即心絕妄念，不染塵勞，自悟即一切皆空，無有煩惱，能淨能悟，頓時成佛。修行方法可謂極簡便。又說，只有大智人。最上乘利根人能接受頓法。這些說法，使得懷才自負狂妄驕縱的士人，名利熏心所求不能滿足的貪夫，仕途失意滿心煩憂和富貴內熱需要飲冰的官僚，生活優裕自稱隱逸的地主，這些人都願意借談禪來醫治自己的心病，南宗自慧能以後，迅速發達，徒黨眾多，壓倒一切宗派，就是因為適合這些人的需要。

　　用成堆成堆的謠言謊話裝扮起來的如來佛，要揭穿他的空虛無稽，天竺大乘談空各宗，都只談到適可而止，不敢公然說佛無法無，因為佛法皆無，所謂三寶之一的僧只好同歸於無，饑寒而死，龍樹真（諦）空、俗（諦）有的調和論，正是大乘談空的代表。在中國，以玄學（莊周思想）為本質的禪宗南宗，談空的程度遠遠超越天竺各宗派，徹底破壞了三寶中的佛、法二寶，同時，用我即是佛的說法保護了僧寶的存在。在這一點上，南宗比龍樹更巧妙了。南宗創始人慧能不識文字，他不受佛教經論的拘柬，採取佛教各經論中合用的句子，擺脫煩瑣的舊解釋，憑己意作出新解，大大豐富了南宗的話頭。例如《壇經》解釋四乘說：“見聞讀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法俱備，一切無雜，且離法相，作無所得，是最上乘”。自然，所謂最上來是指南宗的禪法。最上乘離一切法相，即心是佛，心外無佛，也就是說我即是佛，一切法相（包括佛在內）都該拋棄。他的繼承人更加發揚這種思想，如宣鑒（慧能六世法孫，唐末八六五年死）教門徒不要求佛和祖（達磨等），說：“我這裏佛也無，祖也無，達磨是老臊胡，十地菩薩是擔屎漢，等妙二覺（等覺妙覺為二覺，即佛）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驢橛，十二分教（十二部大經）是鬼神簿，拭瘡疣紙，初心十地（菩薩）是守古塚鬼，自救得也無。佛是老胡屎橛”。又說：“仁者莫求佛，佛是大殺人賊，賺多少人入淫魔坑。莫求文殊普賢，是田庫奴。可惜一個堂堂丈夫兒，吃他毒藥了”。照佛經說，謗佛謗法都要入地獄受大苦，宣鑒看穿地獄佛祖佛經菩薩等等，只是一套騙局，全部佛教都被罵倒，與魏晉間嵇康阮籍罵倒儒學六經同有摧陷廓清的功績。宣鑒罵拜師學佛人也很透徹，他說：“到處向老禿奴口裏，愛他涕唾吃，便道我是入三昧，修蘊積行，長養聖胎，要成佛果。如斯等等，我看似毒箭入心”。又說，“他（大師）是丈夫，我何嘗不是，我比誰也不差，為什麼整天就他諸方老禿奴口嘴，接涕唾吃了，無慚無愧，苦哉苦哉”。南宗的長處，是把自己看作與佛平等的人，從奴僕地位站立起來。他說，“老胡（釋迦）經三大阿僧祗劫，即今何在，活了八十年便死去，與你有什麼分別，你們不要發瘋受騙”。另一個禪師名叫義玄（慧能六世法孫，八六六年死）也是攻佛的一個勇將。義玄創臨濟宗，標出徹底反佛的宗旨。他說，“求佛求法，看經看教，皆是造業。你若求佛，即被佛魔攝你，你若求祖，即被祖魔縛你，你若有求皆苦，不如無事。”又說，“欲得如法見解，但莫受人惑，向裏向外，逢著便殺，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逢父母殺父母，逢親眷殺親眷，始得解脫，不與物拘，透脫自在……夫大善知識始敢毀佛毀祖，是非天下，排斥三藏教”。天然禪師（慧能四世法孫，八二四年死）冬天取木佛像焚燒取暖，說木頭該燒。五代時禪僧義存說：“三世諸佛是草裏漢，十經五論是系驢橛，八十卷《華嚴經》是草部頭，博飯食言語，十二分教是蝦蟆口裏事”。這些說法，都說明南宗確實看穿了天竺傳來的一套騙局，要創造中國式的佛教，即排斥天竺統治階級理想化的腐朽生活（寄生蟲生活），改變為中國統治階級喜愛的腐朽生活（還是寄生蟲生活），這些腐朽生活的集中表現就是佛。天竺的佛被賦予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至高權力，反映天竺統治階級的無限貪欲。南宗創造的佛，性質不異于莊周書中所稱的真人至人那種人物，反映一部分統治階級（士大夫）在唐後期衰亂之世避災禍享厚福的自私思想。希運（慧能五世法孫，八五七年死）提倡無心的禪法，說“但能無心，便是究竟”。他解釋無心說，“無心者無一切心也。如如（真理）之體，內如木石，不動不搖，外如虛空，不塞不礙，無能所，無方所，無相貌，無得失”。懷海（慧能四世法孫，八一四年死）講《大乘八道頓悟法要》說，“放捨身心，全令自在，心如木石，口無所辯，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南宗教人要無心，但仍強調要有自己的眼睛。懷海說，“須具自眼，莫依他人作眼，須具兩隻眼，照破兩頭事，莫只帶一隻眼，向一邊行。要向無佛處，坐大道場自己作佛”。這裏說的無心，只是口無所辯，避免是非的一種表現，內心卻是並非無心，所謂具兩隻眼照破兩頭事，說出觀察事物不受片面牽掣的方法。所謂兀兀如愚，如聾如啞，心如木石相似，目的是要人“內無一物，外無所求”（佛也不求，求佛菩提皆屬貪欲），做個自由自在的人，也就是這樣才算作佛，從諗（慧能五世法孫，八九七年死）答人問，如何是七佛師？答雲：“要眠即眠，要起即起”。宣鑒也說，“諸子，莫向別處求覺（求佛），乃至達磨小碧眼胡僧，到此來，也只是教你莫造作，著衣吃飯。屙屎送尿，更無生死可怖，亦無涅槃可得，無菩提可證，只是尋常一個無事人。”義玄主張逢佛殺佛，逢祖殺祖，無非是想殺出一個自由自在的我來。自由自在的我只是一個屙屎送尿，著衣吃飯，困來即臥的無事人，這個無事人當然是不勞而食的剝削者。懷海作詩說“放出溈（音為wéi）山水牯牛，無人堅執鼻繩頭，綠楊芳草春風岸，高臥橫眠得自由”。又作詩雲：“幸為福田衣（袈裟）下僧，乾坤贏得一閒人，有緣即住無緣去，一任清風送白雲”。這種自由自在純任自然的舒適生活，與裝模作樣修苦行欺人的天竺佛教徒面目大異，同樣是寄生動物，南宗比起天竺僧徒的虛偽作法，似乎較為率真一些。為了自由自在，有些禪師如慧寂（慧能六世法孫，八九一年死）不持戒，不坐禪；又如惟儼（慧能四世法孫，八三四年死）受戒後，聲稱“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豈能屑屑事細行於衣中中耶”！有些禪師否認整個佛學，如惟儼答李翱問如何是戒定慧，說：貧道這裏無此閑傢俱。佛學不外戒定慧三部分，惟儼看作都是無用之物，因此，他不許門人看經。門人問他自己為什麼看經。他說，我只圖遮眼，若是你們，牛皮也須看透。李翱為朗州刺史，向惟儼請教益。惟儼用手指上下，問，懂得麼？李翱說不懂。惟儼說，“雲在青天水在瓶”。李翱欣然禮謝，作詩雲，“煉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雲動水靜，一任自然，不必看經行戒，這就是南宗的道。佛教徒死後，按天竺法火葬，並取碎骨稱為舍利，南宗禪師自慧能起，多用全身葬法，漆紵塗屍體，安放龕中，此後禪師很多不按天竺法火葬。希運問門人們說，你見虛空曾有骨否？諸佛心同太虛，覓什麼骨！從諗臨死囑門人們不可淨淘舍利，說身是幻，何來舍利！佛徒說得神奇莫測的寶物，被南宗揭穿，一錢不值了。

　　南宗破壞天竺僧徒所傳的佛教相當徹底，從千百萬字的經論到一字輪王咒，從淨土到地獄，從佛到餓鬼，從生前修行到死後舍利，全部騙局都被“一切諸法皆由心造，但學無心，諸緣頓息”這幾句話一吹而散。南宗發揮了高度的主觀能動性，與天竺式的佛教勇敢地進行鬥爭，一切外在的佛和佛法，全被推倒，貢獻是巨大的，但它鬥爭的目的，只是要用內在的佛（我）代替外在的佛。我即是佛的說法被人認可了，立刻成為受人供養禮拜的地主或尊官。這些我即是佛的佛（得法者或法嗣），都是徒弄口舌的清談家或攀附名公卿的幫閒清客，揮麈尾，談公案，魏晉玄風居然又見於唐後期。

　　為什麼魏晉亡國遺風以南宗談禪的形式重複出現？這是因為唐後期，政權已被宦官執掌，士大夫間朋黨爭鬥異常激烈，一般士人看不出自己的前途，南宗給他們指點出似乎很美妙的一個出路，即成佛或成自由自在的享福人。這和產生魏晉清談家的社會原因是類似的。有一個名叫李節的小官僚在《送潭州道林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裏說：以儒為業的人，總喜歡排斥佛教，這種見解很粗淺。佛教本是衰亂之世的產物，人生在衰亂之世，找不到任何可樂的事情，如果沒有佛教，精神將何所寄託！議者只知道佛教因衰亂之世而生，不知衰亂之世需要佛教的解救，尤其不想佛教救世助化的大作用，卻憎恨它雕鏤營造的小花費，這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見解。李節說出佛教的鴉片作用，由於他自己是個鴉片癮者，所以讚美毒品有救世助化的大作用。南宗的禪法是中國自製的毒品，在口味上比天竺來的各宗派更適合中國士大夫的要求，因此大大發達起來。

　　禪宗自稱是釋迦教外別傳的心法，所謂心法，是師弟子間在十分玄虛難以捉摸的某種動作或言語上相互默契，就算以心印心，師弟子心心不異，師心是佛心，弟子的心也是佛心了。相傳釋迦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眾人都不懂得，只有大迦葉破顏微笑，表示會心，釋迦承認佛心傳給了大迦葉。這種十分渺茫無稽的說法，成為禪宗傳法的根本規則。南宗自慧能死後，十個大弟子分頭傳教，求作佛的人有很大的增加，求作佛的方法，也愈益離奇。談公案就是重要的一種方法。公案都是含意隱晦，無人能確實懂得的事情或話頭，如果弟子思索得一個公案的答案，說給師聽，得師同意（稱為印可），那就表示得道了。一個著名禪師門下常有弟子五百人乃至一千人以上，這些人從禪師口裏取得成佛的印可。因此禪門師弟子間互鬥心機（機鋒）異常尖銳，弟子提出謎語式的問題，師不能理解，便輸給弟子，所佩“最上乘離文字之心印”不得不讓出。禪師當然不肯輕易印可，故意做出怪動作或怪話頭，使弟子不能理解甘認失敗，這些動作和話頭成為新的公案，流傳在叢林（禪寺）間，愈積愈多，禪學轉化為公案學。黃蘖禪師希運說，“既是丈夫漢，應看個公案”。禪宗不主張讀佛經，看公案意思就是讀禪經，公案中談得最熱鬧的一個問題是“如何是祖師（達磨）西來意”？見於記錄的答案多至二百三十餘則。這些答案是各式各樣的。例如有僧問慧能的法孫道一，說：請師（道一）直指某甲（達磨）西來意。道一答，今天我疲倦了，不能對你說，你去問智藏罷。僧問智藏。智藏說，為什麼不問和尚（道一）？僧說，和尚教來問你。智藏答，我今天頭痛，不能對你說，你問海兄（懷海）去。僧問海兄。海兄說，我不會這個。僧回到道一那裏說明情由。道一說：“藏頭白，海頭黑”。又如一個名叫龍牙的僧人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翠微答，給我拿過禪板來。龍牙拿禪板給他，他接過便打。龍牙說，打儘管打，究竟什麼是西來意？龍牙又問義玄，義玄說，給我拿過蒲團來。龍牙拿蒲團給他，他接著便打。龍牙說，打儘管打，究竟什麼是西來意？又有一僧舉同一問題問九峰，九峰答，一寸龜毛重九斤。又有一僧問從諗：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從諗答：“板齒生毛”。這個所謂西來意的問題，根本是毫無意義的問題，誰要是作正面答復，誰就說死話，不配作禪師。所以這些怪誕的答案，禪宗中人卻以為是合理的答案。還有一些問題，禪師無法作答，只能說些怪話來逃避。如某僧問從諗，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從諗答：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有僧問省念和尚，如何是佛心？答，鎮州蘿蔔重三斤。禪學是鬥機鋒的一種技術，慧能所作《壇經》，列舉三十六對，教人“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意思是說話要超出兩邊，避免落在一邊。佛所說諸法，也不過是一邊之談，禪家既不肯著邊，那只能設想有“大道不稱，大辯不言”的境界，這種境界不可言傳，只可意會，禪宗叫做第一義或第一句。凡對第一義有所擬說，就不免有所肯定，也就不免執著一邊，這種著邊的話頭，都叫做粗言，也叫做死語，又叫做戲論之糞。希運說，“佛出世來，執除糞器，蠲除戲論之糞，只教你除卻從來學心見心，除得淨即不墮戲論，亦雲搬糞出”。禪門中人，有時用棒痛打，有時大聲吆喝，有時用謎語問答，如果在打喝謎語中忽有領會，說話合師意，便算獲得印證，達到頓悟的妙境。歸根說來，禪門中人看公案，是要學習如何發問，如何作答，務必說得不著兩邊使問答雙方都毫無所得。無所得即是禪學所追求的悟境。慧海（道一的門人）所作《頓悟入道要門論》說，“求解脫唯有頓悟一門。頓者頓除妄念，悟者悟無所得。”

　　禪宗自達磨創始，以談空說無為專業，到六世慧能以後，禪宗大盛，壓倒其他宗派，談空說無的技術更高超了。存在於客觀世界的一切事物，都被硬說是虛幻妄見，只有自己的心才是一切的根源。這種十分荒謬反動的思想，禪宗大師一生努力宣揚和傳授千百徒眾的禪學，不外是這種謬見，因之，禪宗雖然曾起過破壞佛教各宗派的作用，但本身就是謬見的產物，與佛教各宗派同樣沒有存在的價值。禪宗為求自己的生存，自唐至兩宋教義趨於世俗化，僧徒關係儼然家族化，唐末五代出現了不少剃發出家的文士，下至兩宋，許多禪僧說話類似儒生。同時，攻擊佛教各宗派的勇氣自動收起，不設佛像的禪寺，又恢復淨土宗式的營造雕刻，陳設佛像及各宗派的菩薩，又採取密宗的某些方術，替人念咒超度，攻佛者不得不改為擁佛者，藉以維持佛教的利益。口雖說空，行在有中，禪宗就在這個矛盾中不復能自振，只靠癡愚人的迷信，維持他們的寄生蟲生活。

　　一切皆空的後果，必然否定佛和佛法，在天竺，龍樹曾標真（諦）空、俗（諦）有的說法，藉以保存佛教。禪宗南宗主張空無尤為激烈，但實際生活卻不是證明一切皆空，而是它的反面一切皆有。禪宗普遍表現的行為，可舉出幾個特例，看出他們爭名奪利，奔走鑽營，並不比庸俗人看空一些。

　　（一）爭取當大師的兒子（法嗣）。禪宗自達磨起，袈裟只傳一人，得衣人即作為傳法之子。第四世道信，傳衣給弟子弘忍，後來又得一個弟子名叫慧融，道信允許他自立一宗。慧融所立宗稱為牛頭宗。慧融算是第一祖，弘忍有十個大弟子，以神秀為上首，當傳衣時忽得慧能。弘忍秘密付給袈裟後，慧能逃回嶺南，隱伏在獵戶中多年。獵人以殺生為業，又多在山林中出沒，避敵人的追蹤，最為得計。日久敵人不再尋找，才敢出頭傳教。慧能出頭傳教，也是經過仔細試探，當時廣州制旨寺，有一個印宗法師講經，他擁有僧俗聽眾三千餘人，慧能混在聽眾中，一日，僧徒辯論幡動的意義，一僧說，幡是無情物（非生物），它因風而動。一僧說，風幡都是無情，如何得動？一僧說，因緣和合，所以動。一僧說，幡不動，風自動耳。慧能大聲停止諸人辯論說，你們說這個動，那個動，都不過是你們自己心動罷了。印宗法師在屋外偷聽，大驚。第二天找到慧能，詢知是禪宗的傳衣人，即拜慧能為師。慧能得印宗法師等人的擁護，才敢公開宣揚他的南宗宗旨，與神秀的北宗對立，禪宗大師的門下一般總有一千上下的弟子，他們出家從師，都想被選為法嗣。被選中的人自然是一生安富尊榮，受用不盡，有些禪師生為帝師，死有諡號，儼然是一個大官。落選的廣大僧徒，卻是一生報廢，毫無前途。因此，禪門中師弟子間同學間，互鬥心饑非常激烈，仕途中爭奪名位，醜惡無限，禪門醜事，至少與仕途一樣多。趙州真際禪師從諗（音審shěn），幼年因窮苦出家當沙彌，從師行腳，到南泉普願禪師處參拜。普願在方丈睡眠，見從諗來參拜，問，你從那裏來？從諗答，從瑞像院來。普願問，還見瑞像麼？從諗答，瑞像到不見，卻見臥如來。普願被他面諛，喜歡得坐起來，問，你是有主沙彌，還是無主沙彌？從諗說，有主沙彌。那個是你主？從諗答，孟春天氣還冷，伏惟和尚尊體起居萬福。意思是說你是我的主。普願喚管事僧來，教特別待遇這個沙彌。普願是慧能的法曾孫，是道一的法嗣，地位極高，從諗說幾句中聽的話，鑽入普願這家高門，後來成為普願的法子，在禪師中很著名。又如天然禪師，原來是儒生，往長安應試，旅店中遇一禪客。禪客問到那裏去？天然答，選官去。禪客說，選官不如選佛。天然問，選佛應該到那裏去？禪客說，如今江西馬大師（道一）出世，是選佛的場所，你可即往。所謂選佛，即被選為法子，當法子比當官不知要好多少倍，天然懂得這個，便前往江西見道一，初見時以手托頭額（要求落發），道一看了很久，知道這不是好惹的學生，說，南嶽石頭（希遷，也是慧能的法孫）是你的老師，你去罷。天然到南嶽，初見希遷，同樣以手托頭額，希遷說，到槽廠去。天然遵命入行者房，當燒飯工，前後凡三年。有一天，希遷令鏟佛殿前草，天然用盆盛水洗頭，在希遷面前跪下，希遷會意，便許他剃發。剃罷，給他說戒法，天然掩耳跑走，走到江西再見道一，未曾行參拜禮，便入僧堂內騎僧頸而坐。僧眾大驚，奔告道一，道一親來察看，說我子天然。天然立即下地禮拜，說謝師賜法號。天然得到希遷的剃發，道一的賜號，叢林中已有地位，他又出去游方，增高聲望。他在慧林寺燒木佛取暖，在洛陽天津橋演臥，擋住留守鄭某的車輪，鄭某問擋車緣故，答稱無事僧。鄭某大加賞異，贈送衣糧，天然在東京大得聲譽。天然用仕途奔競的方法來選佛，做出各種怪行，使希遷、道一望而生畏，不得不滿足他的要求，師弟子間鬥心機逞計謀，何曾有些萬事皆空的意味。從諗擅利口，天然工心計，禪門大師大抵屬於這兩類人，忠厚木訥的學徒，被大師看作鈍根，決不會有作法嗣的希望。因為禪師都是些工心計的人，還用編家譜的方式來表示自己是某大師的兒子，例如弘忍的弟子玄賾有弟子名淨覺，作《楞伽師資記》，以南朝宋時求那跋陀羅為禪宗第一世，達磨為二世，神秀、玄賾、慧安三人為第七世，以普寂、敬賢、義福、惠福四人為第八世。記中又載弘忍臨死時囑咐玄賾的密語，抬高玄賾與神秀並列，淨覺又自稱受了玄賾的傳授。這篇短記充滿著僧徒卑污無恥的心理表現。第一，它根本不提傳袈裟的慧能，第二，弘忍有十個大弟子，它只提神秀等三人，這三人曾作武則天唐中宗唐睿宗的國師，聲勢赫赫，被認為第七世，其他七人都被排除，第三，淨覺寫玄賾，又寫自己，表示自己也得道獲果，他寫《師資記》，目的顯然在於爭取當玄賾的法子。與北宗神秀一派爭禪宗正統地位的南宗，因慧能傳得袈裟，自然以正（嫡）嗣自居，指斥北宗為傍支，南北二宗爭鬥的目的，南是要以正（嫡）滅傍（庶），北是要以庶滅嫡。同俗家妻妾之子爭奪財產完全一樣。

　　神秀原是弘忍門下的上座弟子，張說所作《神秀碑銘》裏說，“大師（弘忍）歎曰，東山之法，盡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並坐”。足見慧能傳衣以前，神秀已是弘忍的繼承人。武則天迎他入宮中，奉為國師，後來唐中宗唐睿宗兩個昏君，也奉他為國師。他的弟于普寂，得唐中宗崇敬，王公大臣都來禮拜，普寂利用權勢，推神秀為七祖（達磨算二祖），北宗大行於北方。傳說北宗俗弟子到嶺南做官，曾磨去南宗傳法碑文，企圖湮沒嫡庶的關係。自稱為慧能嫡傳的神會，冒生命危險，來到洛陽，住荷澤寺，宣揚頓門，排斥漸教，遭北宗仇視，神會三次被謀殺，都得倖免。唐玄宗天寶年間，普寂俗弟子禦史盧奕，誣奏神會聚眾，形跡可疑。唐玄宗流放神會到戈陽郡（河南潢川），又移武當郡（湖北均縣），第二年敕移至襄州（湖北襄陽），又移至荊州（湖北江陵），使神會經常遷移，沒有安居傳教的機會，這是北宗排斥南宗的陰謀，表示北宗政治上有勢力。安祿山陷兩京，神會為唐朝廷設戒壇度僧，收香水錢助軍費。唐肅宗以為有功，召入宮中供養，又為造禪宇於荷澤寺中，神會得朝廷的助力，頓門大盛，北宗從此衰落不振。唐德宗立神會為禪宗第七祖，一場正傍爭鬥，到此才告結束。

　　（二）爭奪袈裟，無異強盜謀財害命。達磨一件木棉布袈裟，把禪宗的真面目暴露得非常可憎。禪宗“煩惱即菩提，無二無別”的著名公式，改作“禪師即強盜，無二無別”，是很合實際的，弘忍秘密授衣給慧能，三天后才宣告佛法已向南去了。當時就有軍官出家的惠明星夜追趕，在大庾嶺上追及慧能。慧能獻出所傳衣缽。惠明是普通僧人，自知地位還不合取得這些法物，告訴慧能說，我不是為衣缽，我是想知道和尚（弘忍）傳授的密言。慧能如實轉告，惠明滿意，教慧能急去急去，後面大有人來追逐。第二天，果有數百人趕到嶺上，惠明說，我先在此，不見那入來，詢問嶺南來的人，也不見那人。想來還沒有到此。諸人被騙，回原路細查，慧能才得逃歸嶺南，隱在山林中避難凡十六年。指使數百人追趕的人自然是有得衣資格的神秀等大弟子。武則天拜神秀為國師，神秀推薦慧能，武則天派專使往迎慧能，慧能知道有危險，託病不去。武則天開口要傳法袈裟，慧能只好獻出。武則天將袈裟轉給智洗禪師（弘忍十弟子之一），另送給慧能袈裟一件及絹五百匹，作為報酬。慧能換得袈裟以後，仍舊當作達磨袈裟，表示正統所在。智詵得袈裟，怕被劫殺，也是深藏若虛，臨死才秘密傳投給繼承人。慧能依照弘忍舊例，允許弟子十人各自立門戶，收徒傳教，但停止傳衣，對弟子們說，我為了保存這件袈裟，三次有刺客來取吾命，吾命如懸絲，恐後代受衣人因此短命，不傳此衣，汝等依然能弘盛我法。慧能死後，屍體全身膠漆，並用鐵裹頭頸，開元末年，有刺客來取頭，刀斬數下，寺僧聞鐵聲驚覺，刺客扮孝子形狀奔逃出寺。當時神會在洛陽，攻擊北宗，北宗怨恨，派刺客去取慧能頭顱。南北兩宗只是在成佛的方法上說有頓漸之別，成佛的最初步戒律是不殺不偷，以教人作佛的禪師卻是殺偷兼備，甚至要殺死人的頭。不管禪宗大師們口頭上說得多麼空，多麼淨，在爭奪名利時，終究是禪師即強盜，無二無別。

　　（三）戒律蕩然，從新收拾。禪宗所想做的佛，實際是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無憂無慮，享受閑福的單身地主。他們主張不持戒不坐禪，如道一在懷讓門下，專事坐禪。有一天懷讓取磚在寺前磨。道一問，作什麼？懷讓答，磨作鏡。道一說，磨磚豈能成鏡。懷讓答，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能成佛。懷讓是慧能門下大弟子之一，道一原是北宗僧人，後來棄北投南。他坐禪是北宗的修行法，南宗必須打破這種修行法。《曹溪大師別傳》記潭州瑝禪師問大榮禪師，和尚（慧能）有何法教你，大榮答，和尚教我不定不亂，不坐不禪，是如來禪。瑝禪師歎道，我三十年來空坐而已！足見白慧能起，南宗與北宗相反，教人不坐禪。希遷給天然剃發講戒律，天然掩耳跑走，足見佛教戒律對南宗某些僧人已喪失拘束作用。天然說，“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他連成佛都不信，當然不肯守戒律。南宗談空的結果，僧徒不守戒律是很自然的。與天然同輩的懷海，採錄大小乘戒律，別創禪律，號稱百丈（懷海居百丈山）清規。以前禪僧多借律寺別院居住，懷海令僧徒不論地位高下，一律入僧堂。堂中設長連床，鼓勵坐禪，免得遊手好閒，出去作壞事。堂中設長架，僧徒所有道具（用具），都卷在長架上，免得私蓄財物。睡眠必須斜枕床邊，稱為帶刀睡，又稱帶弓（人作弓形）斜臥。理由是說坐禪既久，不必多睡，用意是在防止淫穢之事。僧眾早晨參見，晚上聚會，聽石磐木魚聲行動，飲食用現有物品隨宜供應，不求珍異，表示節儉。在寺內服役的人稱為普請，表示上下合力。德高年長的大僧稱為長老，居在方丈，表示只住一間小屋。長老的隨從人稱為侍者，替長老管事的人稱為寮司。不立佛殿，只立法堂，表示法超言象。僧徒犯規，行施杖刑，焚毀衣缽，稱為戒罰，實際是取消犯僧的寄生蟲資格，沒有衣缽，就無法冒充和尚。懷海建立新制度，各叢林普遍採用，禪寺開始離律寺而獨立。天竺傳來煩瑣無比的大小乘律，被懷海推倒，這在反天竺宗派上是一個成就。禪宗談一切皆空，擺脫拘束，本宗派有自然瓦解的趨勢。懷海造新律加以遏阻，這是給猿猴頸上拴鐵索，使跳躍有一定限度，勢必潰散的宗派因此得繼續保存，他教人說， “佛是無求人，以無著心應一切物，以無礙慧解一切縛”，他教人無求，自己卻求保存宗派，即保存地主生活，所謂無求，只是欺人之談而已！他改天竺式戒律為中國式戒律，大得儒生的讚賞，柳宗元《百丈碑銘》說：“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柳宗元認為清規合于儒家的禮法，說明佛教教義經禪宗改造已經中國化，佛教戒律經懷海改造也中國化了。宋真宗時，佛教徒楊億（臨濟宗徒眾）向朝廷呈進《百丈清規》，原來私定的清規從此取得合法地位，全國叢林無不遵行。宋儒洛派大師程顥有一次游定林寺，偶進僧堂，見到周旋步伐，威儀濟濟，伐鼓考鐘，內外靜肅，一坐一起，併合清規，歎為二代禮樂盡在此中。這也說明清規是依據儒家禮儀改制的。清規碑側有大眾同記五條，是清規的補充條例。其中一條是所有投寺出家及幼年出家人都依歸院主一人，僧眾一概不得私收徒眾。這樣，院主有權收徒弟，立法嗣，其他僧眾身死便了。又一條是住寺徒眾不得內外私置錢谷。僧眾生活完全依靠院主和寮司，不得不絕對服從院主。又一條是台外及諸處不得置莊園田地。台指寺院地界，地界外不得置莊園田地，足見地界內得置莊園田地，地界很寬，也可想見。寺院有院主，有法律（清規），有百官（寮司），有臣民（僧眾），有土地，有嗣子（法嗣），院主儼然是個封建領主，在地界內擁有極大權力。所謂一切皆空，從那裏說起！就是這個懷海，他的宗派特別發達，分出溈仰、臨濟兩個宗派，臨濟在兩宋流傳尤廣，與世俗間地主官僚結合在一起。如楊億、夏竦、王安石、蘇軾、蘇轍、黃庭堅、張商英等人，或是名士，或是大官，哪個不是熱衷名利的世俗人，臨濟宗大師和他們談禪，並印可他們的心得，認作本宗俗弟子，事實上他們名利心熱不可耐，借禪宗空談，暫充清涼劑，好似口燥唇乾渴熱難忍的行路人，到汽水攤買瓶冰鎮汽水喝，連聲稱讚涼爽，攤主人便拉他們作知己，共同擺攤，藉以擴大本宗派的聲望。“口雖說空，行在有中”，禪宗就是這樣言行相反的一群騙子。

　　《百丈清規》以忠孝為思想內容，以家族為組織形式，使一群僧徒處於子孫的地位，受寺院主的族長統治。清規前四章標題是祝厘、報恩（以上說忠）、報本、尊祖（以上說孝），完全仿效儒家口吻，可是儒家說孝，首先要娶妻生子，禪宗絕不敢提夫婦一倫，因之禪宗談的孝，在天竺佛教中是毫無根據的。在儒家學理中也是不倫不類的。碑側五條中還有一條更說明禪宗說教的虛偽性和脆弱性。這一條是寺院地界內不得置尼台尼墳塔及客俗人家居止。按照天竺佛教所宣揚的人世是火海、人身是毒器、死（涅槃）可愛、生可惡的怪僻觀點，僧徒不婚配不生子是被認為合理的。禪宗提倡自由自在，但不敢突破天竺戒律，公開娶妻生子，尼台指尼寺，禪僧怕活尼，甚至死尼也怕。客俗人家有婦女，禪僧也望而生畏，懷海親率弟子耕作，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訓條，僧徒依律不種地，怕殺傷蟲蟻，即殺七世父母，死後當入地獄。懷海不怕地獄，卻怕尼姑和佃戶家婦女，禪學所講的一切，抵不過一個婦女，它的脆弱性是無可掩飾的。禪僧怕婦女到如此地步，足見禪僧要求婚配何等迫切。武則天集合弘忍門下大弟子神秀、玄約、慧安、玄賾，問：你們有欲否？神秀等都答無欲。武則天又問智詵有欲否？智詵答有欲。武則天問，何得有欲？智詵答，生則有欲，不生則無欲。武則天認智詵答話較為老實，賜給他從慧能那裏取來的達磨袈裟。南宗禪師儘管有勇氣否定十方諸佛，放棄大小乘戒律，敢於飲酒食肉（拾得詩，“我見出家人，總愛吃酒肉。”），卻同神秀等一樣，沒有人承認有男女之欲，敢於公開娶妻，這不能證明他們確實無欲，只能證明他們堅守封建領主的權利，決不讓別人有所藉口來奪取。

　　（四）各式各樣的蛻化僧。戒律規定了佛徒的面貌，遵守大竺僧律，中國僧徒成為天竺佛教的奴僕。禪宗南宗不持天竺傳來的某些戒律，拋棄了天竺僧徒的怪僻面目，但禪宗是佛教的一個宗派，不可能真正脫離佛教，例如愛慕婦女又嚴禁接近婦女的怪僻戒律，至少在形式上，禪宗還是堅守的。大概在《百丈清規》被各叢林采行以前，即唐中期後期及五代時期，禪宗僧徒的實際行動與世俗人幾乎沒有什麼區別。下面舉出若干事例，可以推知禪僧生活的一般情況。

　　孝僧——佛教自釋迦創始時起，根本不存在有儒家所謂孝的概念。義淨論佛律與儒禮不同時說，“讀經念佛，具設香華，冀使亡魂托生善處，方成孝子，始是報恩，豈可泣血三年……不餐七日，始符酬恩者乎！斯乃重結塵勞，更嬰枷鎖……豈容棄釋父之聖教，逐周公之俗禮，號咷數月，布服三年者哉！”佛教因違反儒禮，遭受儒家的攻擊，儒家並用孝道來決定對佛教的態度。柳宗元《送元暠師序》說得很清楚，因為元暠不敢忘孝，與儒禮合，所以接見他，作序送行，抬高他的社會地位。某些禪信想從孝道取得聲譽，居然出現以孝得名的和向。如希運禪師的弟子道縱，俗姓陳，織賣蒲鞋養母，時人號為陳蒲鞋。又如道丕乞食養母，與母匿岩穴中避亂。他立志為孝子，到戰場認亡父遺骸。據道丕自稱，群骨堆中忽有骷髏跳出，轉到道丕面前，道丕負骨歸家，這是荒誕無稽之談，道丕卻因此孝聲大增。原來佛教最重出家，俗塵愛網，一割兩斷，辭別父母，不願再見，即使相見，也要父母對子禮拜，子拜父母便犯戒律，墮入輪回，禪僧敢於行李取聲譽，對天竺佛教說來是一個重的打擊。

　　詩僧——做詩是文士求名的途徑，禪僧為了求名，多學作詩，《五代詩話》僧可朋條說：“南方浮屠，能詩者多矣”。禪宗南宗主要在南方流行，因此詩僧多是禪僧。詩僧奔走公卿之門，與進士求舉無異。唐德宗時詩僧皎然上書包佶（音吉jí）中丞，推薦越僧靈徹，書中有“伏冀中丞高鑒深重，其進諸乎！其舍諸乎！靈徹玄言道理，應接靡滯，風月之間，亦足以助君子之高興也”等語。一個遁入空門的僧人，自認是個助興者，求在大官門下陪侍助高興，雖然品格很低，但與天竺式僧徒相比，似乎還比較知道些羞恥。天竺式僧徒，實際是統治者的助興物，口頭上卻狂妄自大，自尊為人天師。與靈徹同時有道標，也以詩馳名公卿問，宋《高僧傳•道標傳》中列舉他的交遊，有宰相李吉甫、中書舍人白居易、隋州刺史劉長卿等數十人。道標俗姓秦，是南朝大族，祖先都是儒生，有名鄉里，道標廣交當代名人，不僅用詩作媒介，世俗門第也可能是一種憑藉。皎然詩名尤大。他出身在沒落世族中，幼年出家，專心學詩，作《詩式》五卷，特別推崇他十世祖謝靈運。中年參謁諸禪師，得心地法門。他具備門第、詩篇、禪學三個條件，與朝中卿相及地方長官交遊。他交結官府，說是借做詩來勸令信佛，其實願與僧徒交往的官員，大抵早就信佛，無待再勸，皎然無非借詩求名。《因話錄》說他工律詩，曾求見韋應物，恐詩體不合，在船中作古體詩十數篇送給韋應物，韋應物全不稱賞，皎然很失望。次日，寫舊制獻上，韋應物大加歎美，對皎然說，你幾乎喪失聲名，為什麼揣摩老夫的喜好，隱藏自己的長處。皎然求名迫切，無異進士向名公獻書。皎然死後，有文集十卷，宰相于煩作序，唐德宗敕與其文集藏于秘閣，這樣的遭遇，文士都覺得很光榮，皎然一生求名也就算是如願以償了。唐末五代詩僧最著稱的有貫休與齊己。貫休奔走藩鎮問，先謁吳越主錢鏐，獻詩五章，每章八句，甚得錢鏐賞識。後謁荊州割據者成汭（音銳ruì），也頗蒙禮遇，後來被人誣告，成汭黜退貫休。貫休投奔蜀主王建，王氏正在圖謀稱帝，招募四方名士，貫休來投，大得王氏優待，賜號為禪月大師。一個禪僧取得大師稱號，地位是不低了，可是作為禪僧，奔走各割據者間，獻詩討喜歡，還象個禪僧麼？同時又一詩僧齊己，本是佃戶胡氏子，七歲為寺院牧牛，用竹枝畫牛背為詩常得好句，寺僧驚奇，勸令落發為僧。齊己與湖南割據者豢養的諸名士唱和，聲名頗高，割據者加以優禮，封為僧正。齊己自稱愛樂山水，懶謁王侯，作詩雲，“未曾將一字，容易謁諸侯。”當了僧正，還說懶謁王侯，無非是欺人而已。皎然《詩式》說，“詩人意立，變化無有依傍，得之者懸解其間”。這是心得之談，僧人如果不忘記自己是僧人，詩是不會做好的。因為依傍著佛，不能立自己的意，所作詩自然類偈頌，索然寡味。例如寒山、拾得、龐蘊等人詩，滿篇佛氣，不失佛徒身份，但去詩人卻很遠。

　　高藝僧——唐代宗時長沙有僧懷素，以草書馳名當世。懷素曆引顏真卿等名士稱諛的辭句作自敍一篇，顯然是好名的僧人。貫休長於水墨畫，曾為杭州眾安橋張氏藥店畫羅漢一堂，奇形怪狀，人不象人，與普通體制不同。唐德宗時長安莊嚴寺僧善本，彈琵琶其妙入神。長安慈恩寺老僧秘密培養深紅牡丹，一叢有花數百朵。僧徒原是游手閒人，有一藝擅長，得免閒人的惡名，比空弄口舌的禪宗祖師光榮得多。

　　茶酒僧—— 《封氏聞見記》說，唐玄宗開元年間，泰山靈岩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的方法主要是不睡，又不吃晚餐，只許飲茶。禪僧各自備茶葉，到處煎煮。從此飲茶成為風俗。自山東到長安，大小城市多開店鋪賣茶供客，不問僧俗，投錢取飲。茶葉從江淮運來，色額甚多。相傳陸羽著《茶經》，首創煎茶法。照《聞見記》所說，開元時禪僧已盛行飲茶，陸羽是店德宗時人，又生長在僧寺中，《茶經》記載貴族式飲茶法，正反映閒居無事的禪僧，至少在飲茶一事上與高級地主過著同樣的優閑生活。

　　飲酒是五戒之一，天竺僧律禁止甚嚴。禪宗廢棄戒律多有酒僧，如《五代詩話》載詩僧可朋，自稱醉髡，作詩千餘篇，號《玉壘集》。又釋法常酷嗜酒，整天沉醉熟睡。他經常勸人飲酒，說，“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焉，蕩蕩焉，其樂可得而量也”。僧徒公然稱頌飲酒，與魏晉玄言家有何區別？無非說明唐五代禪學與魏晉玄學都是腐朽社會的產物。

　　禪學是莊周思想的一種表現形式，莊周怕死，無可奈何，只好勉強寬慰自己，聽任自然。佛教也是怕死，妄想修煉成什麼果（包括佛果），靈魂永遠享樂。天竺傳來佛教，宗派儘管不同，妄想卻完全一致。禪學含有較多的莊周思想，對妄想發生疑慮，不敢肯定靈魂真能不死。牛頭宗慧忠（所謂牛頭六祖）的法嗣遺則說他的心得是：“天地無物也，我無物也，雖無物，未嘗無物也。此則聖人（佛）如影，百姓如夢，孰為生死哉。至人以是能獨照，能為萬物主，吾知之矣”。既然我與天地都是無物，怎末又說未嘗無物。明明有生有死，卻硬說是影是夢，把死看作影滅夢醒，藉以消除對死的恐怖。聖人和百姓，都不能免死，何必多此一番紛擾，自欺又欺人，歸根還不是影與夢同樣要死。南宗大師雲門宗創始人文偃作《北邙行》一篇，不象遺則那樣自稱吾知之矣，他在詩中描寫死的不可逃避，如說，“前山后山高峨峨，喪車轔轔日日過”。又說，“世間何物得堅牢，大海須彌竟磨滅。人生還如露易晞，從來有會終別離”。全詩以“安得同游常樂鄉（淨土），縱經動火無生死”兩句作結，也就是承認並無不死的方法。

　　佛教徒自誇佛法解決生死大事，比儒學道教都高妙，禪宗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尤稱直截快速。無奈騙木終究不能持久，騙子終究要被事實揭穿。懶殘（饞）和尚歌：“我不樂生天，亦不愛福田，饑來吃飯，困來即眠，愚人笑我，智乃知焉。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披一破衲，腳著娘生褲。莫謾求真佛，真佛不可見。種種勞筋骨，不如林下睡，山雲當幕，夜月為鉤，臥藤蘿下，塊石枕頭，不朝天子，豈羨王侯，生死無處，更複何憂！”懶饞二字足以說明佛教的寄生性。因為禪師把佛教本質看作懶饞二字，所有戒律和經論都是裝飾品，直截揭出本質來，誰還苦修求不可見的佛？宣鑒禪師說，“老胡（釋迦）經三大阿僧只劫，即今何在？八十年後死去，與你何別？”釋迦被看成與普通人無別，整個騙局破壞無遺了。有些禪師雖然已經看穿了騙局，但仍要保存已破的騙局來欺人，自己卻不願再受欺，因此，言行相違，步步行有，口口談空，教人撥無因果，宣稱“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淫無妨般若”。這些話見於南宋初臨濟宗禪師宗果的語錄中，其實，寒山詩已說 “又見出家兒……愚癡愛財色”等句，拾得詩也說“我見出家人，總愛吃酒肉”，又說“我勸出家輩，輒莫染貪淫”。足見唐時禪僧早就飲酒食肉貪財貪色。禪僧如果在這個方向繼續前進，可以消滅佛教其他宗派，也可以消滅禪宗本身。禪師如懷海等人，看到前途的危險，造出清規來約束僧眾，阻止禪宗的崩潰。同時，禪宗的家族式組織，大有利於本宗勢力的擴大。這些僧徒以父子兄弟叔侄等關係，互相援引，奔走官府，求得委任，在非禪宗的寺院裏充當住持，得充住持後，便父子相傳，變成禪宗的世襲財產。第一個住持，即成這個寺的創業始祖。道一門下被印可為一方宗主的入室弟子（法嗣）多至一百三十九人，他們依仗道一的聲勢，不難取得大小寺院作住持。如此代代擴展，幾乎所有寺院都變成禪宗的寺院，例如天臺國清寺，是天臺宗的根據地，智覬四傳弟子玄覺轉為慧能弟子，成禪宗中人。華嚴宗大師宗密也轉成禪僧。其他宗派因禪宗勢盛，自動投靠禪門的人大概不少。唐武宗滅佛以後，各宗派大體歸於消滅，只有禪宗卻興旺起來。禪宗相繼成立五個宗派，最先是義玄（八六七年死）創臨濟宗，良價（音介jiè八六九年死）與弟子本寂（九○三年死）創曹洞宗。靈祐（八五三年死）與弟子慧寂（八八九年死）創溈仰宗，以上都在唐亡以前。五代時文偃（九四九年死）創雲門宗，文益（九五七年死）創法眼宗。五宗中只有臨濟宗在河北，其餘四宗都在南方。九五九年周世宗滅佛，臨濟宗在北方依然盛行。南方諸國，如閩國主王審知，吳越國主錢鏐父于，南唐國主李昪、李煜、李煜等都崇信禪教。亂離之世，很多人需要宗教來麻醉自己，禪宗是適合中國士大夫口味的宗教，因之能夠比其他宗派保持較長的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