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的流行

第四節 道教的流行



　　道教是漢族自創的一種宗教，目的在對抗外來宗教——佛教。漢族統治階級也曾想利用鬼神來欺騙民眾，《周易•觀卦彖辭》說“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象辭》相傳是孔子所作。如果確是這樣，是孔子也知道宗教對統治者的好處。可是孔子所傳的儒學，卻是不語神怪專重人事的一種學說，儒學對統治階級有很大的好處，但說教者是所謂聖人而不是天帝或代天帝立言的半神人。儒學雖在漢族封建社會裏生了不拔之根，但比起宗教來，不能不說是相形見絀，因為它缺乏鬼神的威力，最大限度只能管人（民眾）的生前，不能管人的死後，而管到死後是更有力地管活人的重要方法。西漢今文經學以董仲舒為代表，曾力圖改造儒學成為宗教，結果毫無成就，想改造孔子從聖人變為天神，事實上是困難的。西漢末年古文經學興起，在阻礙儒學宗教化方面，起著積極的作用。

　　東漢統治階級更著重在創立宗教化的儒學，讖緯大為盛行，同時古丈經學也盛行起來，反對讖緯，使孔子保持儒師的本來面目。東漢統治階級創教運動完全失敗了。

　　佛教是強烈的麻醉劑，它那一大套什麼佈施得福，許願（賄賂）免罪，淨土地獄，因果報應，精神不滅，六道輪回等等聳人耳目的騙術，東漢統治階級當作新奇的工具，予以接受和利用，是毫無困難的。但漢族有傳統的倫常道德，那就是君臣父子夫婦等五倫。佛教恰恰是破壞這些倫常的異端。漢族統治階級決不肯放棄儒學的倫常，也決不肯放棄佛教的騙術，而佛與儒又各已定型，不能融佛儒為一教，這樣，東漢統治階級只好採取提倡儒學，限制佛教（只許胡僧傳教，不許漢人出家），放任道士創立道教。胡僧到魏晉間還叫做乞胡，他們靠討飯度日，所有騙人的方法，如果不行施出來，就無法謀生。道士在旁偷看，把所有騙術都學會了。騙術中最根本的一條是敢說無邊無際的大話，所謂大言不慚，就是佛教絕技之一。道士本來也是敢說大話的，得到佛教的啟示，說大活的本領並不比佛教差一些。它迅速擁出黃帝老子為教主，宣稱讀《道德經》五千言，與讀佛經有同樣的功德。東漢初年，楚王劉英“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念的是道經，拜的是釋迦，只要能降福，念什麼拜什麼都無所謂。當時胡僧勢力孤弱，沒有漢僧作徒黨，又不曾譯出佛經，只好讓信徒讀道經。尤其使佛徒不堪的是道士造“老子入夷狄為浮屠”的謊話，後來演化為“《老子化胡經》”。《化胡經》雖在西晉末出現，故事卻在東漢時開始編造，編造的方法不外取佛書用以瞎吹釋迦的話頭，一概搬來給老子裝上。例如說老子生下來，即有九龍吐水灌洗其身，化為九井。老子生下即能行走，一步生一朵蓮花，共有九朵。老子“左手指天，右手指地，宣告：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化胡經》又說“我令尹喜，乘彼月精，降中天竺國，入乎白淨夫人口中，托蔭而生，號為悉達，舍太子位，入山修道，成無上道，號為佛陀……”，這樣說來，釋迦是尹喜的後身，又是老子的徒弟，對佛教是很不利的，佛教徒心懷憤恨，但在東漢魏佛教勢力薄弱時期，只好默認這種侮辱，並且還可能默認佛是尹喜後身而減輕傳教的阻力。

　　《史記•老子列傳》稱為隱君子的李耳，被道教徒裝扮成比釋迦高一輩的大神聖，道教有了教主，還缺少道經，必須從速製造。東漢張道陵造《靈寶經》及《章醮》（音叫jiào）等二十四卷（一說數百卷），粗具宗教規模。東漢順帝時琅邪人于吉派遣學生宮崇到宮門獻上所謂神書——《太平青領書》一百七十卷，“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這是《太平青領書》的宗旨，所有兩漢今文經學的陰陽五行災異讖緯，以及神仙家的長生術，都可以包羅在這個著書宗旨裏面。因為東吳孫策殺了道士于吉，結果對孫策不利。曹操引為教訓。照曹植《辯道論》說，曹操招收道士，不是想求神仙，而是“恐此人之徒，接奸詭以欺眾，行妖惡以惑民”。這裏產生了這樣的一個矛盾，完全按照統治階級的意願塑造出來的道教，現在反成了統治階級看作奸詭妖惡的可怕之物，這說明黃巾起義是道教被敵對階級——農民階級所利用，對統治階級說來，道教還必須切實馴化，即增加儒學的倫常，佛教的因果報應，再其次是神仙家的長生術，這樣，才能真正成為無後患的工具。東晉葛洪著《抱樸子》，是繼《太平青領書》以後第二次製造標準道書。葛洪的先世葛玄，孫吳時造《上清經》，葛玄的弟子鄭隱，有道書數百卷，傳授給葛洪。葛洪憑藉葛玄的遺業著《抱樸子》。《抱樸子•內篇》專談煉丹術，這自然是道教本色。外篇專談人事，談來談去，不能超出儒學的範圍。道教這一次著書嘗試又失敗了。葛洪著《抱樸子》以前，道教已經造了不少道書，據《抱樸子•遐覽篇》所記異書，大體上分經、圖、記、符等四類。這幾百卷道書，根本目的是要煉金丹，金丹一成，所有道書都可以作廢。統治階級需要道教，是要象佛教那樣，能麻醉廣大民眾，葛洪著《抱樸子》，依然缺乏宗教的麻醉作用。

　　南朝劉宋時，有道士陸修靜撰《靈寶經目》，他對宋明帝說，“道家經書並藥方、咒、符、圖等，總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一千零九十卷已行於世，一百三十八卷，猶隱在天宮”。陸修靜所說道書卷數比《抱樸子•遐覽篇》多幾倍，大概晉宋間又有人大造道書。造書的方法，看來主要是偷竊佛書，陸修靜所說“或采搏餘經，或造立序說，或回換篇目，稗益句章，作其符圖”。所謂采搏餘經，就是剽竊佛書，所謂回換篇目，裨益句章，就是取原有道書，改頭換尾，增添文句，算是新書。陸修靜本人是否剽竊佛書，造出道經，尚無明證。他和名僧東林寺釋慧遠是朋友，慧遠是收藏南北譯出佛經最多的僧人，陸修靜從東林寺看到許多佛書，竊取一些來補益道書，應該說不是不可能的。陸修靜造論文八篇，其中一篇題為《自然因緣論》，所謂因緣，顯然受佛書影響，加自然二字便成為道教講因緣。按照這個方法，取佛書原文，改換幾個專用字，如世尊改為天尊，佛道改為真道，真金像改為元始真，佛書很方便地就變成道書。自從道士發現這個方法以後，道教的宗教作用，開始可以同佛教比高低，佛教一整套謊話騙術，道教全部搬來，應有盡有，佛教獨家出賣的麻醉劑，現在變成兩家分賣了。對統治階級說來，多開一家麻醉劑分店，以廣招徠，並無不利處。它知道讓道士偷竊佛書，是充實道教的最好方法，所以任令道士繼續偷竊，同時又助佛徒繼續譯出新書，以便道士永遠有新書可偷。從南北朝以下，統治階級調劑佛道儒三大勢力，力求三方有相當的平衡，使各顯其用。道教愈是宗教化，就愈為統治者所重視，而宗教化的關鍵，在於偷佛書是否足夠，儘管僧徒痛心疾首，指控道士偷竊，證據十分確實，卻無人查究。統治者利用宗教，是很巧妙的，道教在這種扶植下，發達起來了。

　　陸修靜第一次編道書的總目，說明劉宋時道教已積累起不少的圖書，可以自立門戶。陸修靜以後，又續有添造，南朝齊時陳顯明造《六十四真步虛經》，梁時陶弘景造《太清經》及《眾醮儀》十卷。北朝元魏時寇謙之造《雲中音誦新科之誡》二十卷，又造《錄圖真經》六十卷。陸修靜與寇謙之同時，這說明南北朝初期，南方和北方，道教都已經是成熟的宗教，可供統治者利用，北朝魏太武帝甚至要興道滅佛，北方道教勢力似乎比南朝更強大一些。北周武帝又一次興道滅佛，道士焦子順等人，乘機偷竊佛經一千余卷作為道書。當時玄都觀道士奏上道經目錄有二千零四十卷。陸修靜說道經一千零九十卷，到北周忽增至二千零四十卷，所增之書，主要是《漢書•藝文志》所載諸子書八百八十四卷，焦子順等所偷佛書一千餘卷，大概要隱藏一些時候，陸續宣佈。依《玄都經目》說，道書共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其中二千零四十卷有書可查，其餘四千三百二十三卷並未見書。按《隋書•經籍志》載佛書有六千一百九十八卷，周武帝時佛書卷數比隋要少一些，《玄都經目》所說四千三百二十三卷未見的書，當是指尚未偷來的佛書全部。如果周武帝的統治能延長若干年，佛書將要全改為道書。

　　道教偷佛書愈多，本身與佛教的區別就愈少，佛教用來誘惑愚人的一套，道教也應有盡有，有些還是道教比佛教得到統治階級更多的歡心。例如佛教無父無君，不知忠孝，這在統治階級看來，是最大缺陷。道教補起忠孝兩條，就滿足了統治階級的要求。《玉清經•本地品》說元始天尊講十戒，第一戒不得違戾父母師長，反逆不孝；第二戒戒殺生，與佛戒同；第三戒不得叛逆君王，謀害家國。另一道書說五戒十善，五戒全同佛教，十善則第一是孝順父母，第二是忠事君師，二善正補佛教之不足。大抵南北朝末年，佛道兩教勢均力敵，只要爭取到統治者的偏寵，就能暫時壓倒對方。隋唐兩朝特別是唐朝，佛道兩教鬥爭的形勢，甚為劇烈，朝廷忙著做調劑工作，不敢使宗教太顯著地失去均勢。下文著重講唐朝的道教，必要時也不能不涉及佛教和儒學。

　　道教高談清靜無為，佛教專演苦空寂滅，不過這都是些裝門面的話頭，實際完全相反，他們都積極參加政治活動，有些甚至是政治陰謀的發動者。周武帝興道滅佛，佛徒助隋反周，特別是女尼智仙，給隋文帝影響最大。周武帝死後，著名道士焦子順便向隋文帝密告受命之符，幫助他陰謀奪取周政權。隋文帝即帝位，尊焦子順為天師，經常和天師商議軍國大事，怕他往來疲勞，在皇官附近立一個五通觀，使他安居。焦子順助隋滅周，目的是想在新政權中為道教占一地位，極端崇佛的隋朝，道教還能保持僅次於佛的地位，這大概就是焦子順政治活動的結果。統治者對道教總沒有對佛教那樣放心，開皇十三年（五九三年）命令私家不得藏緯候圖讖。道教的妖言，使隋文帝畏懼起來了。隋煬帝剛即帝位，于大業元年（六○五年），便下令禁止圖讖，與讖緯有關的書，一概燒毀，私藏禁書，查出後處死刑。又在東都洛陽置道術坊，所有懂得五行占候蔔筮醫藥的人，令聚居坊中，朝廷派官檢查，不許隨便出入。道術坊中人固然也與佛教徒有關，但關係更密切的卻是道教徒，隋煬帝這種處置，顯然是怕有人象焦子順那樣給政治野心家密告受命之符。事情果真是這樣。一個著名道士王遠知給唐高祖李淵密傳符命。又有僧徒景暉授李淵密記，說他當承天命。道士僧徒看到舊統治不穩，在強宗豪族中尋找可能取得政權的人，給他傳符命，事成算是助義有功，事不成，傳者口說無憑，可無危險。地主階級分出若干利益，扶植宗教，原意是要它們起助順作用，但在統治者地位動搖時，它們又起助反作用。隋朝的經驗，使唐朝十分注意儒佛道三種勢力的均衡問題。

　　李淵本是迷信極深的庸人，他在起兵反隋時，對佛許下大願，說做成皇帝，一定大弘三寶。這個庸人在做成了皇帝，並且削平群雄，政權穩固以後，感到沙門道士 “苟避征徭，不守戒律”，對朝廷是不利的。他排除眾議，下詔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勒令被沙汰的人還俗，京師留寺三所，觀二所，諸州各留一所，其餘寺觀，一概廢棄。寺觀比例，似乎兩教待遇公平，實際是打擊佛教，暗助道教。因為佛教在隋朝得到無限制的發展，現在寺數大減，自然要大批僧尼還俗，道教人數有限，與佛教有不差多少的容身地，還俗就不是什麼迫切的利害關係。這個詔令剛宣佈，唐太宗發動政變，停止沙汰僧道。

　　李淵所姓的李，無疑是北周的貴姓，這種關隴貴姓，遠不能和山東士族比高低。李淵自稱出自隴西李氏，即使是真的，門第也不算高。著《道德經》的李耳。早被道教徒吹成高大無比的教主，李淵想提高門第，和教主攀親是個簡便的方法。李淵即帝位的第三年（六二○年，武德三年），晉州（山西臨汾縣）人吉善行，說在羊角山地方見到一位騎著白馬的老叟，叫他轉告唐天子說，我是你的祖宗，今年擊賊（王世充）獲勝後，子孫享國一千年。李淵聽了吉善行的話，即在羊角山立老君廟。這樣，李淵與李耳的祖孫關係就算確定了。次年，他到終南山拜謁老君廟。大概羊角山立廟以後，其他地方也相繼立廟，宣揚皇帝與老君是親屬。李淵利用道佛二教，還利用儒學，六一九年（武德二年）他命令國子監裏立周公（先聖）孔子（先師）廟各一所，四時致祭。六二五年（武德八年），他親到國子監，正式宣佈三教地位，道第一，儒第二，佛最後。

　　唐太宗李世民與長兄皇太子攣建成，爭奪帝位繼承權，佛教徒以法琳為首，擁護李建成，道教徒以王遠知為首擁護唐太宗。唐太宗迅速獲勝，道教按照唐高祖興道抑佛的既定方針繼續得到發展。王遠知是茅山道士陶弘景的徒弟。唐太宗戰勝王世充和竇建德，回到長安，有一天同房玄齡著普通人衣服去見王遠知，王遠知迎出來說道，這裏面有聖人（皇帝），難道是秦王麼？這顯然是詐術，秦王身被黃金甲，率鐵騎萬匹，坐兵車，押王竇二俘到太廟行獻俘禮，王遠知在路旁看熱鬧，豈有不認識秦王之理，他行施這一詐木，秦王果然被迫承認了。王遠知接著說，將作太平天子，希望好好的幹。唐太宗不久登上帝位，給王遠知在茅山特造太平觀，表示崇敬，這個王遠知也就儼然成了神仙。所謂神仙異人，說穿了無非是行施詐術是否得售，王遠知就是行詐得售的一人。唐太宗為推崇李耳，在儒學方面有所安排，六二六年（貞觀二年）取消周公的先聖名義，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這是因為老聃不過是東周的一個史官，周公則是西周開國元勳，要周公屈居老聃下，似乎不順。孔子相傳是老聃的學生，儘管唐太宗大崇儒學，不妨礙老第一，儒第二的次序。佛道兩教互相排擠，都想本教獨尊，六三七年唐太宗下詔，確定男女道士地位在僧尼之上。這是僧道爭地位，道教得政治上助力，奪得優勢的第一次。六三九年，道士控告僧人法琳譭謗皇宗（李耳），唐太宗派大臣查勘，判定法琳有罪，流放到益州，法琳在路上死去，又一次給佛教以沉重的打擊。不過，唐太宗偏護道教，僅僅是要確定李姓是教主李耳的子孫，並不減損對佛教的信仰，所有佛教徒佞佛的行動，他不曾缺少一件。他信佛教實際比信道教更深，他吃天竺僧的長生藥就是明證，他尊崇道教，完全是一種政治行動，目的在提高李姓的地位。六三八年即貞觀十二年，唐統治已經鞏固，吏部尚書高士廉奉命撰成《氏族志》，居然仍以山東崔姓為第一。皇族仍居次位。唐太宗出面斥責，才改列皇族為第一，外戚為第二，降山東崔氏為第三。皇族能夠勉強列在第一位，首先是因為皇權鞏固，其次是道教主姓李，否則就是唐太宗發怒力爭，未必能使舊士族承認，可見提倡道教還是有效的。

　　唐高宗與武則天是夫妻，但爭奪權力的矛盾顯然存在，唐高宗以道教徒為自己的擁護者，武則天以佛教徒為自己的擁護音。六六六年，即政權全歸武則天的第六年，這個實際已經夫位的懦夫，到孔子廟行劄，贈太師名號，這大概是對儒生表示求助。他又到毫州老君廟行禮，上尊號為太上玄元皇帝，聖母曰先天太后，上尊號絲毫無救于李姓的失勢。武則天召集僧道百官議《老子化胡經》，並下令搜聚天下《化胡經》一概焚棄，不得列在道經之內。這一來佛教徒大佔優勢。唐高宗教諸州營造孔子廟堂及學館，儒與道聯合，可能給佛徒一種壓力。武則天上奏請令王公百官都學《老子》，每年依《孝經》、《論語》例考試土人。唐高宗令道士隸宗正寺，班在諸王之次，僧徒自稱是釋子（釋迦的兒子），唐高宗這樣處置，意思是說凡道士都是李耳的兒子，應該擁護李姓的皇帝；又令貢舉人必須兼通《道德經》，實際是要合儒道為一個擁李的力量。六八三年，唐高宗死，武則天奪取帝位的活動愈益迫切，佛徒助武則天奪位有功，得到的報酬是明令規定釋教在道教之上，僧尼處男女道士之前。這時候，道教徒知道失勢，要恢復首位無望了，就有些道士要求棄道當僧，如洛陽弘道館主杜義乞改行為僧，武則天賜名玄嶷，並特賜僧壽三十歲。老道士一下變成老和尚，有資格反道了。他作《甄正論》，斥責道經，說是全出偽造，這個道教的叛徒，大受佛教徒的稱頌，其實，唐高宗不死，杜義到死也決不會變玄疑。佛教正在得勢，有一個僧人請求銷毀《老子化胡經》，武則天指定八個學士（儒生出身）討論這個僧人的請求，討論的結果是“漢隋諸書所載；不當除削”。為什麼一向崇佛曾下令焚棄《化胡經》的武則天會保護《化胡經》，可能她正要殺悍僧薛懷義，殺死以前，對道教表示一些好意。宗教只是統治者用來擺弄別人的玩具，宗教徒希望充當的，起初也無非是這種玩具，每當被擺弄的時候，就有得利的機會。到了後來，即統治者本身中宗教毒極深的時候，宗教就要反過來擺弄政治，甚至宗教指使教徒發動宗教戰爭，取得政教合一，使政從屬於教。武則天中佛教毒是很深的，但還能保持清醒，掌握擺弄佛道兩教的權力，所以她是一個能幹的皇帝。她晚年也求長生藥，令僧人胡超合藥，三年合成，所費巨萬。這個僧人名胡超，可能是胡僧冒用漢姓名。大概胡超合藥不敢用峻烈藥物，這樣他自己免了死，武則天也免了死。吃長生藥不死，除去武則天恐無第二人。

　　唐中宗恢復帝位，起初意識到自己復位是唐朝中興，趕緊下令貢舉人依舊學《老子》，老君依舊稱玄元皇帝。不久韋皇后掌權，佛教徒又得勢。華嚴宗所謂三祖的法藏，著述甚富，聲名甚大，曾被武則天封為賢首菩薩戒師，他在唐中宗時，與僧慧范（太平公主的姦夫）等九個人，因造聖善寺（紀念武則天的佛寺）有“功”，同時受賞，九人並加官階，賜爵郡公或縣公。他是慧范一流的僧人，非善類可知。唐中宗韋皇后作惡不久，就都死去。同樣昏懦的唐睿宗繼位作皇帝，他依然受佛教的引誘，走向滅亡的道路，“天下十分之財而佛有七八”，“出財依勢者盡度為沙門”，佛教控制唐政權似乎頗有可能了。可是，道教起著對抗的作用，使得佛教遇到阻礙。佛道爭奪權利互不相讓，唐睿宗無法判先後，令在法事集會上，僧尼男女道士並進並退，表示二教平等。

　　唐玄宗看到了佛教所含有的危險性，即位以後，大興道教，實際就是阻遏佛教的無限發展，同時也是受長生術的欺騙。唐玄宗自稱夢中看到老子，醒來畫出真容，又教人畫老子像許多張，分送天下各州開元觀安置，令當時男女道士莊嚴迎候，像到後行道七晝夜，朝廷給錢作設齋行道的費用。又賜錢給親王公主以至全國文武百官兵士，令假日酒食宴會，表示慶喜。這樣大規模地提倡道教，佛教是相形見絀了。佛教有四大菩薩，唐玄宗和道教徒李林甫等捧出四個真人來相對，他們封莊子為南華真人，文子為通玄真人，列子為沖虛真人，庚桑子為洞靈真人。莊子著有一部書，列子、文子各有一部偽書，還可以說憑書得封號，庚桑子僅僅名見於《莊於》，硬湊成四真，其荒誕無稽，與佛教四大菩薩相同。宗教本來是從荒誕無稽中產生出來的，不管它有什麼說法，都只能一笑置之。道教得勢，就企圖壓抑儒學，取得獨尊的地位。最早是唐太宗，取消周公的先聖名號，升孔子為先聖，事實上古文經學盛行的結果，述而不作的孔子決不能代替作者之謂聖的周公，廟太宗受到儒生的抵制，計畫失敗了。武則天換了一個辦法，她封周公為褒德王，孔子為隆道公，老子的名號是玄元皇帝，王爵公爵自然應向皇帝低頭，可是，周公的資望，遠非老子所能攀附，要周公作者子的待從，唐玄宗等道教徒也是難於說出口的。後來又出了一個辦法，索性推開周公，追封孔子為文宣王，直稱文宣王與聖祖（老子）同時，是聖祖的學生，應該在太清太微二宮聖祖像前，更立文宣王道像，與四真列侍左右。儒家是否肯忍受道教這種侮辱呢，沒有人出來說話，大概是忍受了。因為孔子給道教主當侍從，並不妨礙儒生的仕途，而且只在兩個直宮裏當侍從，在其他許多學宮裏，孔子依然南面稱王，足為儒生增光。儒者滿足于王號，周公的先聖地位，也就無人保衛，從此學宮中的周公，因孔子封王而自然退位。開元天寶時期，道教極盛，佛教相對地衰退，這從佛教徒賀知章棄佛當道士可以看出當時的氣候。

　　唐朝皇帝興道教，不管在政治上有何企圖，想要得長生藥，卻都是一樣的。自唐憲宗起，許多皇帝是貪生怕死的愚夫，貪生便要信道教的長生藥，怕死便要佞佛求來生的福報，化死後的災難，唐憲宗、店穆宗、唐敬宗、唐武宗、唐宣宗都是吃長生藥喪命的，唐武宗滅佛，以為可得老君的歡心，唐宣宗興佛，不吃道士藥，專吃太醫李元伯所制長生藥，以為太醫非道也非佛，結果還是中毒死了。至於大臣名人因服長生藥而死的為數更多，道教毒死了一批統治階級中人，這就是統治階級提們道教的一點成績。

　　每個宗教都有排斥異己獨吞利益的願望。佛道兩教都象餓虎似地想獨吞利益，這裏只舉一兩個例，可以概見惡鬥的危險性。唐初，有道士宋冀，在隆山縣（四川彭山縣）新立道觀。釋道會勾結總管段倫，改觀為寺，道眾不伏，拒絕遷移。釋道會又勾結安撫大使李襲譽，引兵到縣，四面鳴鼓，一時驅出，道眾怨訴，要求歸還道觀。道會說，我恨不得天下道觀都改為寺，這一所是絕不能歸還的。僧徒勾結官府強奪道觀，行為極為惡劣。道教徒對待僧徒，也是惡毒有加，例如李抱真為澤潞節度使，軍資匱乏，管下有一老僧，聲名甚大，李抱真同他商量說，請和尚宣稱在操場焚身，後面掘一條地道通我住宅，等火發作，和尚可入地道避到我家來。老僧很滿意，正式申請焚身。佛教信徒，男女群集，舍財大數。七日滿期，灌油發焰，擊鐘念佛，李抱真遣人堵塞地道，老僧被一陣猛火燒成灰土。李抱真收取所積財物，送入軍資庫。這種充滿殺機的陰毒行為，如果擴大起來，變成軍閥間的衝突，那就可能出現宗教戰爭。可是唐朝最高統治者，除了少數昏君（如廟中宗）甘心充當佛教的俘虜外，其餘皇帝都知道調和三教對自己有利。唐德宗開三教講論例，促進三教的調和。西元七九六年（貞元十二年），德宗生日，令儒官與和尚道士講論，這些人都是精選出來的老滑頭，誰肯在皇帝生日自討沒趣！《南部新書》說，三教講論的格式是“初若矛盾相向，後類江海同歸”，有這個格式，三教間矛盾大體上調和了。

　　因為朝廷要調和三教，三教中自然會產生一批巧宦佞人，適合朝廷的需要，又適合自己做官發財的需要。代表人物如太常卿韋渠牟，他初讀儒書，博覽經史，後來做道士，又做和尚，自稱塵外人，或稱遺名子。唐德宗時參加三教會講，口才便捷，很得皇帝的重視。又如宰相韋處厚，他佩服世教（儒），棲心空門（佛），外為君子儒，內修菩薩行。這種不倫不類的怪物，正好是適合做大官的材料。

　　儒與佛調和，佛的方面也逐漸和儒合流。僧徒行儒業的很多。中晚唐詩文中，常見文僧、詩僧、琴僧、草書僧等名號，可見不少和尚對儒的學業，很是精通。儒佛之間最大的抵觸是忠孝問題。忠和孝是維護封建秩序的綱常，孝為忠之本，在家是孝子，出仕是忠臣，所以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門的說法。封建統治者為了鞏固本身統治，必需提倡忠孝。但佛教有無父無君的教義，這個教義也是佛教信仰的根本，如果根本動搖，佛教的以無為本、以生為苦和超世的嚮往，都無法說通。所以大部分和尚在君父問題上，不肯讓步。他們知道，儘管不讓步，封建統治者也捨不得拋棄佛教，因為權衡得失，佛教的免災得福，因果報應，使被壓迫階級忍受一切苦，不敢起反抗心，統治者因此所得之利，是足以抵補無父無君之弊而有餘的。而且佛教雖說無父無君，並未影響漢族各階層人士之禮法思想和行為，即使是和尚，也還緊緊依賴統治者，得些實際利益，在平常情況下，哪能真的做到無君。所以儒佛之間的這個矛盾，雖然長期存在，還是能夠調和下來。不過儘管如此，這個問題終究是佛儒進一步合流的一個大障礙，於是有和尚出來提倡孝道。佛徒師生間，實行儒家的三年喪制，大反佛教的教義，但大有利於佛教的推廣。

　　南宗禪學出現後，佛儒的調和，更大進一步。佛與儒調和，也與漢族的宗教——道教調和。佛道兩教，有著可以調和的基本論點。例如佛說性空，道說無名，皆以虛無為本，兩教又都有以主為苦厭世無我的思想。在超世的嚮往上，道有神仙洞府，佛有極樂淨土。此外如靜坐（道）、禪定（佛）的持修方法，符籙（道）、咒語（佛）的法術等，彼此之間也都有共同的地方（以上佛教以大乘空宗為據）。至於互相模仿竊取經書，更不待言。道教剽竊佛書，前面已經說過。佛教偷取道教教義，在唐代可以密宗為例。密宗吸取了佛教以外天竺各外道的宗教儀式以及各種神秘法術，內容很龐雜，唐玄宗時開始在中國傳播，肅、代、德三朝大盛。密宗的做法，和道教有相同的地方，不少方術，彼此也相似。有些顯然是抄自道經的。如道教崇拜北斗墾，密宗稱為妙見菩薩。道教的司命、司祿之神及泰山府君，也見於密宗經文。密宗又畫道教的符，用以治病隱身，求財免災。此外如七七、九九之數，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六甲禁諱、十二肖諸神等，都是道教所有而為密宗竊去。晚唐以後，密宗衰微，其法術大都與道教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