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長安--各國文化交流的中心

第八節 唐代長安--各國文化交流的中心


　　唐朝國威強盛、經濟繁榮，在中國封建時代是空前的、在當時的世界上也是僅有的。在這個基礎上，承襲六朝並突破六朝的唐文化，博大清新、輝煌燦爛，蔚成中國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當時世界文化中的高峰。

　　大抵一個朝代，每當國內混亂、統治動搖的時候，對內越是惴惴不得自保，對於外來文化越是頑固地排斥拒絕，不敢有所觸發。天寶之亂以前的唐朝，處在強固穩定的時期，在政治上有自信心奉行“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針，在文化上也有足夠的自信心，並蓄兼收，群花同放。因為唐代的中國文化已經發展到昌盛成熟的階段，任何外域文化傳入中國，都沒有可能消溶唐文化，而只能作為一種新養料注入唐文化的整體內。盾代外域文化在中國流行，並不是因為中國的封建文化已然衰老沒落，相反，是因為它正在高度繁榮，具有充分的吸收力和消化力。唐文化依據本身發展的需要，對於外來的新成分，有抉擇地損益取捨，經過汲取發揚，愈益顯得豐富多彩。唐文化遠播到東西方各國，各國也依據自己的文化傳統，斟酌吸收，使本國文化得以獲取助益，加速發展。唐代確實是中外文化交流極盛的時代。

　　唐朝境內的文化交流活動，遍及于廣州、揚州、洛陽等主要都會，而以長安最為集中、最為繁盛。這是因為長安具備如下的一些特具條件：（一）長安是唐朝的國都，全國的政治中心。各國使者賓客都需要到長安來進行政治活動。出國使者或外來使人，從這裏輸出唐朝的文化典籍和器物，同時也傳外國文化到長安。（二）長安不僅是全國的政治中心，也是全國的文化中心。武德三年，太宗在秦王府開文學館，廣引文學之士，即位後又置弘文學館，精選天下文儒。《舊唐書》說：“是時四方儒士，多抱負典籍，雲會京師”。弘文殿聚集群書，多至二十余萬卷，是全國藏書最富的中心圖書館。太宗以後，歷代在唐朝廷供職或不供職的文儒多在長安來往或居住，一直保持著“四方儒士，雲會京師”的盛況。由於朝廷的提倡，每逢節日，朝士詞人，游宴吟詠，佳句美篇，不久即傳入宮禁，流布遠近。長安有左右兩教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外域傳來新聲曲，一經教坊摹演，全城藝人，遂相仿效。音樂歌舞在唐代極為發達，而長安又是樂舞的勝地。唐代重要仕途之一是以經學為手段的明經科。唐太宗詔顏師古定五經，孔穎達撰正義，長安成為經學的中心。史學也是一門卓有成就的學問，自長安設史館後，開官修前代史的新風。每有外國使者來到，鴻臚詢問土地風俗，道裏遠近，報送史館。長安又是全國的教育中心，國子監總設七學館（國學、太學、廣文、四門、律、書、算）、各置博士。經唐太宗宣導，國子監添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增收中外生員多至八千餘人。外國貴族子弟來中國，多入國學留學。“國學之盛，近古未有”。此外佛教的傳佈，對文化交流影響不小。自玄奘回國，在慈恩寺譯經。長安成為全國佛教的重地。（三）長安是東西方交通的樞紐。西漢以來，東西方的交通主要是經由陸海兩條路。一條是海路，南海聯接東南亞諸國以至天竺，東海可通日本與新羅。南海路以廣州為出入的要衝。廣州北與洛陽、長安相聯，交通穩便。另一條是通西域的陸路。隋時西域諸國在張掖互市。出玉門關有三條大道。北道自伊吾經突厥汗庭遠達拂菻。中道起高昌、龜茲、疏勒、逾蔥嶺，經康、曹、安等昭武九姓國，至波斯。南道起鄯善、於闐，經吐火羅，至北天竺。三道入玉門關，經蘭州，歸於長安。所以，柳宗元說“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內”。西域諸國來唐必須經由長安，東亞和南亞諸國經唐朝陸路與西域交通，也必須經由長安，並且往往在長安停留。長安是文化繁榮的都市，也是交通頻繁、賓客輻湊的都市。由於這三個獨具的優越條件，使唐代長安不能不超越其他都會，成為東西方各國文化交流的集中點。

　　長安城是一座規模宏偉的大城。據近年考古工作者對遺址的實測，城南北長八千四百七十米，東西長九千五百五十米，周長約三十五公里有餘，大於現在的北京舊城，相當現在明建西安舊城的五倍。隋朝定都於此，開皇間開始興建，店朝又屢加修築，城內景物，更臻完美。全城佈局嚴整可觀，顯然是事先經過周密的設計。皇族居住的宮城位於全城最北部的中央，東西五裏餘，南北二裏余，城高三丈五尺。城南正門名承天門。凡元正冬至，陳樂設宴或接見外國賓客，都在這裏舉行。官城之南聯接皇城（又名子城），東西同于宮城，南北長五裏許。城內布列宗廟社稷，百官廨署，不使雜人居住。皇城正南門名朱雀門，北與承天門相對，南望外廓城的正南門明德門。兩門之間一條長九裏寬百步的朱雀門大街縱貫南北，把全城分為東西兩半。東部設萬年縣，西部設長安縣，分轄兩地的居民。東西兩部各有周遭六百步的大商市，稱東市和西市。全城的居住區共建一百零六坊，各坊間形成東西大街十四條，南北大街十一條。街道寬闊，道旁植樹成蔭。坊呈長方形，結構劃一，布列勻整。宋敏求《長安志》說：“棋布櫛比，街衢繩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是符合實情的描述。

　　像長安這樣精心規劃、氣象宏偉的大部城，在隋唐以前的中國不曾有，在當時的世界上也不曾有。日本模擬長安的建制，先後興建平城京和平安京。中亞伊斯蘭諸教國以至拂菻、天竺，也都流傳著長安的盛名。隨著唐朝國威的遠播，長安揚名於世界，強烈地吸引著各國人來觀光。

　　下面敍述僑居長安和往來長安的各類外國人士。

　　一、來往使臣我國境內的某些少數族，在唐代曾一度自立邦國，但和唐朝廷保有密切的聯繫。如西南的吐蕃、南詔，西北的回鶻、高昌，東北的契丹，歷代前來長安的使者，絡繹不絕，加強著各民族間的文化流通。至於亞洲、非洲諸國，遠至歐洲的拂菻，也都不斷有使臣來往，長安城內外國使者之多，為前代所未有。

　　西方諸國——建國中亞的昭武九姓國：康國、史國、曹國、支國、石國等自唐初至開元間，屢有使者來長安。唐太宗時康國獻金桃銀桃、植于苑囿。開元時，康國、史國又遣使獻納胡旋舞女。大食遣使來唐，進馬匹方物。使者謁見，立而不拜。唐太宗以“大食殊俗”，特予准許。波斯國也在貞觀間與唐通使，“獻活褥虵（同蛇）”，能入穴取鼠。開元天寶間，前後遣使者來唐十餘次，帶來波斯的方物。當時溝通東西方商業來往的東羅馬（拜占庭），唐代史書上稱為拂菻。據《舊唐書》記，自貞觀至開元，拂菻國前後五次遣使來唐。此外，《冊府元龜》還有景雲二年拂菻國“獻方物”的記事。

　　東亞諸國——唐朝初年，天竺戒日王建立大帝國、貞觀十五年，遣使來唐，建立友好關係，唐太宗答書慰問，此後不斷有使者來到長安。開元間，南天竺、北天竺和中天竺也各遣使來唐“朝獻”。泥婆羅國貞觀二十一年遣使來唐，帶來菠綾菜、渾提蔥。立國于東南亞的驃國、真臘、扶南、林邑、瞻博（占婆）、室利佛逝、師子、盤盤、單單（今吉蘭丹）諸國，也屢有使者來到唐的國都，並且帶來本國的物產和文化。高麗、新羅、百濟三國，唐初即有使臣來長安。新羅統一半島後，派遣來唐的使者，絡繹不絕。北海之北有流鬼國，距長安萬五千里。貞觀十四年（六四○年）遣使者余志來長安，唐太宗以佘志為騎都尉。流鬼國當是與唐通使的亞洲國家中最北方的一國。

　　日本的“遣唐使”——六○七年，日本遣大禮小野妹子使隋。隋朝統治期間，日本前後遣使三次。日本的使臣來隋，偕有留學生同來，使臣回國後，留學生仍留中國。唐代，日本繼續派使臣來中國。據日本史書所載，前後任命 “遣唐使”共有十九次之多。其中六次為迎接日本遣唐使回國或送還唐朝去日本的使臣，稱“迎入唐使”或“送客唐使”。送客唐使不必送還長安，例如天智天皇六年，伊吉博多等送還司馬法聰，只達百濟而返。除此而外，日本正式的遣唐使，自六三○年至八九四年前後凡十三次。唐中宗至唐玄宗時代，日本四次遣使，規模浩大，號為最盛。

　　日本的遣唐使不同於一般單純基於政治目的的遣使，而是有意識地前來觀摩攝取唐朝的中國文化。遣唐使官一般是選擇文藝優秀通達經史的文臣，使團人員中包括醫師、陰陽師、畫師、音樂長，並有眾多的學問僧和國學生同行。一次來長安的遣唐使，多到幾百人。唐中宗到唐玄宗時代的幾次，都達到五百人左右。天寶亂後，唐朝對入京人數加以限制。每次得入長安者，限八十五人（一說六十五人）。日本遣唐使歸國後，多位列公卿，參與國政，唐代的文化制度隨之介紹到日本。

　　天寶之亂以前，各國使臣來往頻仍。東起日本，西至拂菻，北有流鬼，南達室利佛逝，大批的使臣隊前後會集在長安。他們在肩負政治使命的同時，對東西文化的交流，起著重要的作用。

　　二、流寓長安的外國王侯唐太宗貞觀四年，擒獲突厥頡利可汗送至長安。《通鑒》說：“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長安城中遷來這樣多的突厥王侯和居民，不能不加強著突厥文化與漢文化的交融。史稱太子承乾“好效突厥語及其服飾”。承乾被斥為失行，但正說明突厥文化在發生著影響。唐高宗時，波斯薩珊王朝破敗後，王子卑路斯攜殘部逃來長安求庇護。卑路斯在長安客死，子泥俚師又在長安謀複國。泥俚師回國圖恢復不果，景龍間再來中國，後來也在長安客死。韋述《兩京新記》說，卑路斯曾奏請在長安建波斯寺。泥俚師自長安統率回國的殘部有數千人，想見隨從波斯王族遷來長安的波斯人，是一個很大的數目。

　　三、在長安供職的外國官員唐朝廷廣泛吸收各族人員充當文武官，為唐朝統治者服務。不僅當時立國的各少數族，如契丹、回鶻、吐蕃等族，每有在長安供職的官員，而且亞洲許多國家的個別人員，例如大食、波斯、突厥、安國、康國、天竺、高麗、新羅、百濟、日本各國人，也有不少旅居長安，接受唐朝的職事。其中一些人世代國住長安，與士人相往還，在文化交流中作出了貢獻。大食人中，李彥升在唐及第進士，想見對漢文化造詣頗深。波斯首領穆諾沙在開元間兩度來唐，授折沖，留宿衛。七三七年，日本遣唐使中臣名代等歸國，仕于唐朝的波斯人李密翳隨往日本。大竺人迦葉濟，貞元間仕唐為“涇原大將試太常卿”。又有羅（羅當是婆羅門的簡稱）好心也仕于唐。《貞元新定釋教目錄》載其官稱是“右神策軍十將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詹事上柱國新平郡王”。《通鑒•唐紀》說，唐德宗避朱泚亂後，詔“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近收京城將士，皆賜名奉天定難功臣”。羅好心可能是其中的一員。西突厥特勤史大奈，隨處羅可汗入隋，曾從唐高袒平長安，賜姓史氏。處羅可汗子阿史那社爾，貞觀間內屬，尚衡陽長公主，授駙馬都尉。酋長阿失思力，授左領軍將軍，尚九江公主。始畢可汗孫阿史那忠，也娶唐宗室女，封薛國公，擢右驍衛大將軍，在長安值宿衛達四十八年。昭武九姓國中，寓居長安的知名人物，唐肅宗時有鴻臚卿康謙。唐玄宗時康植平六胡州，有軍功，唐玄宗曾在長安召見。安國人李抱玉李抱真兄弟，以武勇稱“有唐之良將”，“群從兄弟，或徙居京華，習文儒，與士人通婚者，稍染士風”。新羅、高麗、百濟三國仕唐的武將，如百濟的黑齒常之，高麗的泉男生兄弟，王思禮、高仙芝，新羅的張保舉，多是著名的武將。依照唐制度，新羅士子可以參加科舉考試。有姓名可考的有金可紀、金雲卿、崔匡裕、崔彥、崔致遠等多人。新羅人朴球在唐為棋待詔，張喬送樸球歸新羅詩說：“海東誰敵手，歸去道應孤，闕下傳新勢，船中復舊圖。”朴球當是新羅仕于唐的棋藝名家。日本供職唐朝的最著名人物是阿部仲麻呂（漢名朝衡或晁衡）。朝衡於開元間隨日本遣唐使來長安留學，學成仕於唐朝，為左補闕，在長安約五十餘年，後擢左散騎常侍，鎮南都護。天寶十二載再入長安，隨日本使臣歸國。日本船中道漂流至安南，朝衡複返中國，仕于唐，大曆五年卒于長安。朝衡在長安期間，多與中國士人友善。天寶年間歸國時，王維、趙驊、包佶都有詩送行。趙驊說他“來稱郯子學，歸是越人吟”。王維詩說：“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為通。”友情是深摯的。朝衡歸船中道遇險漂流，當時曾訛傳他的死訊。李白作詩哭悼說，“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遠蓬壺。明月不歸沈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朝衡溺死是誤傳，但由此引來李白的悼詩卻是洋溢著真實的情誼。朝衡在長安任職，同李白等大詩人有如此深厚的友情，在中日文化關係史上確是一個值得珍視的紀錄。

　　四、長安城內的外國留學生日本歷次遣唐使來唐，都有留學生隨同前來，回國時，也每每偕同學成的留學生同返。可以說，遣送和迎還留學生即是遣唐使的一個重要的職責。每次隨遣唐使來中國的留學生少則一二十人，多則二、三十人，都在長安國學肄業。在長安的日本留學生，至少留住數年，多者到二十餘年、三十餘年。他們的生活起居漸染唐風，回國後也就傳播於日本。留學生本來擔負著傳植文化的任務，在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中，作用十分明顯。隋末來中國，唐初歸日本的留學生高向玄理、僧旻（一作日文）、南淵清安（一作請安）等人，把唐朝的律令制度，介紹回國，日本歷史上著名的大化革新，顯然與此有密切的關係。革新的中心人物中大兄皇子、中臣鐮足，都曾受教于南淵。高向和僧曼任國博士，直接擔負著革新的任務。移植唐文化的留學生，對大化革新的作用，是重大的。唐德宗時（日本桓武天皇延歷時），自中國學法律歸國的大和長崗與著名的歸國留學生吉備真備，依唐制刪定日本律令，矯正差誤。大和長崗成為當時日本最負盛名的法令家。至於中日兩國學術文化方面的相互傳流，留學生更是重要的媒介（詳後）。在長安的外國留學生，日本而外，最多的是新羅。新羅沒有流傳象日本那樣詳細的歷史記錄，但據《舊唐書》記，開成五年一次歸國的新羅留學生，即有一百五人之多。《唐會要》記貞觀時，高麗、百濟、新羅遣子弟入國學。大抵自唐太宗時起，新羅等國即不斷有留學生來到長安。開元時，唐遣邢疇去新羅弔祭，唐玄宗對邢疇說： “新羅號為君子之國，頗知書記，……以卿學術，善與講論，故使充此。”新羅在當時是文化很高的國家，以至當時的日本也往往派留學生去新羅留學。往來長安的新羅學生，不僅加強著新羅和唐文化的相互吸收，而且也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起著橋樑的作用。渤海國數遣諸生來長安太學學習，唐朝的制度文化也隨之傳到了渤海。

　　五、學問僧和求法僧長安是唐朝的文化中心，也是全國的宗教中心。唐初，即陸續有外國僧侶前來長安。玄奘回國後，在長安廣譯經典，佛學達到極盛境界，更加吸引著外國僧人，其中主要是天竺和日本的僧人。唐初來長安的僧侶中，較著名的是中天竺的波頗（光智）。波頗曾在那爛陀寺從戒賢學法，後來到突厥傳教。廟高祖武德九年（六二六年），唐使去突厥，隨唐使同來長安，住興善寺翻譯《大莊嚴論》等佛典。唐高宗永徽元年（六五二年），阿地瞿多（無極高）自西天竺攜梵經來長安。永徽三年（六五五年）中天竺僧人布如烏伐耶（福生）到長安，令在慈恩寺安置。福生先曾游師子國和南海諸國，搜羅大小乘經律論一千五百餘部帶來中國。次年，唐朝命往南海諸國採取異藥，六六三年重返長安。福生解無相，與玄奘所宗法相不合。是年，往真臘國采藥，不再回長安。南天竺僧跋日羅菩提（金剛智），游師子、佛誓（室利佛逝）等國，泛海至廣州。唐朝廷敕迎就長安慈恩寺譯經。中天竺僧戍婆揭羅僧訶（淨師子）經迦濕彌羅至突厥，又經吐蕃來長安。著名的北天竺婆羅門僧阿目佉跋折羅（不空金剛），幼年隨叔父來長安，師事金剛智。開元二十年（七三二年）經訶陵、師子國，遊五天竺，廣求密藏，天寶五載還長安，攜回經論五百余部並師子國王表。唐玄宗召見，許翻譯所齎梵經，密宗經典由此傳佈開來。此外，久居長安的天竺僧人，如高宗時慧智父子世代居唐。慧智生於長安並在長安出家，善天竺語和唐言，成為譯經的能手。那爛陀寺僧牟尼寶利（寂默）唐德宗時住長安慈恩寺譯經，八○六年，死在慈恩寺。

　　在長安的外國僧人中，日本僧侶為數最多。每次遣唐使，都有求法僧或學問僧同來。留中國時間久者，往往長達二十餘年，甚至達四十年。遣唐使人員入京，需經唐朝許可，同來僧人並非全入長安，但據日本現存史籍所載，確實到達長安或留住長安的知名日本僧人，至少已有四十餘人。其中影響較大者，如唐高宗時智通、智達隨遣唐使來長安，從玄奘學法相，歸國後為日本法相宗創始人。道慈于武則天時來長安學三論、法相，後為日本三論宗創始人。榮叡、普照在開元時隨遣唐使來中國，先後在洛陽，長安學法。榮叡和普照對日本佛學的影響不大，但他們邀請揚州龍興寺僧鑒真去日本，對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貢獻。榮叡普照幾次渡海失敗，鑒真卻終於在七五四年到達日本。鑒真帶去天臺宗經典和密宗佛像，在日本講授戒律，並與隨從僧人一起，依唐寺院法式，建唐招提寺。中國的建築、雕塑術和漢文學、藥物學，都因鑒真之東行，而傳播於日本。榮叡普照的功績，也就不容忽視了。榮叡而後，影響較大的日本僧人是空海。空海在唐憲宗時來長安，在青龍寺從惠果和尚學密宗。歸國時帶回大批中國新譯經和梵字經疏。日本密宗自空海始大顯揚。在日本顯揚天臺宗的大師最澄，與空海約略同時來唐，在天臺山學法後歸國，唐朝末年來中國求法的日本僧侶中，最著名的是最澄的弟子圓仁，圓仁隨遣唐使來中國後，先住揚州，後遊佛教聖地五臺山。到長安後，從元政、義真學密宗，又從在長安的南天竺僧寶月習悉曇（梵文）。歸國時帶回經典八百餘部及佛像多種，成為日本天臺宗第五代座主。圓仁先後在中國十年，遊歷諸地，寫成《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一書，是一部珍貴的歷史紀錄。

　　六、樂工與舞士長安城內會集有大批的外國樂舞人和畫師，他們經由不同的途徑來到中國，傳播著各自的民族藝術。北朝時代，西域樂舞已陸續傳入中國，唐代更為廣泛傳播。但唐代傳入長安的域外藝術，已遠不限於西域一隅，而且包括了南亞和東亞的許多國家。

　　拂菻的雜技幻術自漢代已傳入中國，唐代更多有弄幻術的藝人來到長安。天竺國的雜技也在東漢安帝時就已傳來。《舊唐書•樂志》說：“大抵散樂雜獻多幻術，幻術皆出西域，天竺尤甚”。唐高宗時以其驚俗，曾一度禁止。唐睿宗時，婆羅門又獻樂舞人（雜技人）。中亞昭武九姓國的音樂歌舞家，在長安城內，為數最多。安國的安轡新，被稱為“舞胡”，曾以斥李茂貞而著名。唐高祖拜安叱奴為散騎常侍，李綱上疏說：“今新造天下，……高才猶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考證家以為，安叱奴當是安國出生來長安的樂舞人。康國開元間獻胡旋女子。唐朝十部樂中有安國樂、康國樂，想見在長安的兩國樂舞人，必然不少。曹國人曹保一家，以彈琵琶著名。曹保子善才、孫綱都是蜚聲藝林的琵琶名手。白居易《聽曹剛（即綱）琵琶兼示重蓮》詩說：“撥撥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語兩玲瓏，誰能截得曹剛手，插向重蓮衣袖中。”又李紳悲悼曹善才的詩說：“紫髯供奉前屈膝，盡彈妙曲當春日”。白居易《琵琶行》也稱長安倡女曾學琵琶于穆曹二善才。曹氏一家當是長安彈琵琶的泰斗。《太平廣記》引盧言《盧氏雜說》稱“歌曲之妙，其來久矣。元和中，國樂有米嘉榮”。據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歌者米嘉榮乃西域米國人。米嘉榮曾為唐朝廷供奉，是歌曲名家。劉禹錫曾有詩相贈：“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唯數米嘉榮”。米嘉榮子米和也是歌舞能手，為時所稱。太和初，教坊中有善弄婆羅門，即作霓裳羽衣舞的米禾稼、米萬槌，可能也是來自米國。開元間，史國遣使獻胡旋女子。劉言史有《王武俊宅觀石國胡兒舞胡騰》詩，史國石國的樂舞人當也有不少旅居長安。

　　南亞東亞諸國中，驃國曾在貞元時派遣國王雍羌弟悉利移、城主舒難陀率樂工三十五人，帶來十二（一作二十二）種樂曲，到長安演奏。所用舞樂器二十二種，皆與中國不同。白居易《驃國樂》說：“德宗立仗禦紫庭，黈纊（音tǒu kuàng）不塞為爾聽，玉螺一吹椎髻聳，銅鼓一擊文身踴。”驃國樂舞受到德宗的重視，長安城轟動了。扶南國在隋代即有樂工來長安。《新唐書•音樂志》記 “扶南樂，舞者二人，以朝霞為衣，赤皮鞋”。訶陵的樂舞人也在咸通時來到中國。日本遣唐使有樂師畫師隨行，使臣中也每有音樂名家。如日本仁明朝之使臣准判官良岑長松善彈琴，藤原貞敏是琵琶名手，來長安後並從中國劉二郎學彈琵琶。東西方諸國的大批樂舞人才先後聚集在長安，對交流各國的民族藝術，貢獻是巨大的。

　　七、西域商賈長安城中留居著大批的西域商人。《通鑒•德宗紀》說，“九姓胡冒回約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新唐書•回鶻傳》也說“昭武九姓國與回鶻同來，往往留京師至千人，居貨殖產甚厚。”除由回紇而來的一路外，在長安的西域商人，也還有經由海道一路而來，其中多半是大食、波斯人。他們先自南海到廣州、由廣州經洪州（江西南昌）、揚州、洛陽而到達長安。長安城中的西域商人，盛時總數達數千，組成為一個極富有的集團。《太平廣記》引溫庭筠《乾■子》記一個故事說，長安的西域商人米亮曾勸說竇義買宅。米亮告竇義說，我勸你買下這宅子，是因為看到宅中有塊奇石，是真正的于闐寶石。竇義找玉工來看，果然是奇貨，可作三十副玉銙（音垮 kuǎ），每副值三千貫錢。米亮助竇義致富，居於長安崇賢裏。這個米亮當是米國的珠寶商。段成式《西陽雜俎》也記有西域商人辨識珠寶的故事。長安平康坊菩薩寺僧為人設齋，齋畢，得一物，如朽釘，長數寸。寺僧到長安西市找西域商人。商人大驚說，哪里來得此物！一定買下，不還價。寺僧要賣百千，西域商大笑。僧要價到五百千，西域商竟付與一千萬，說這是寶骨。故事是否真實不可知，西域商善識珍寶，並且操縱著珍寶業，卻是事實。對不識貨的寺僧如實付價，因緣取利的西域商未必如此忠實，但正說明他們完全可以上下其手，獲取暴利，致富是很容易的。西域商經營珍寶致富，為數最多，同時也“舉質取利”，即兼營高利貸敲剝。長安城內貴族子弟商人百姓貸西域商本錢，歲月稍深，西域商征索不得，每多向官府告訟，糾葛不決。唐穆宗時，朝廷不得不下詔，禁止“與蕃客錢物交關”，並 “委禦史台及京兆府切加捉搦（音諾nuò）”。近年西安近郊唐墓出土波斯銀幣，當是來自波斯商人。長安西市有波斯邱，又多“胡店”。李商隱《雜纂•不相稱》條有“窮波斯、病醫人”。窮與波斯不相稱，可知波斯商人多是富人。西域官商麕聚于長安，是一個龐大的剝削集團，但同時也就把西域的風習帶來了長安。富商在東西方往來貨殖，同時也往來傳播著文化的種子。

　　唐代長安聚集著如此眾多的各行各業的各國人，盛況確實是空前的。對唐人說來，外域傳來的文化，都是開發耳目的新事物。對到達長安的各國人說來，唐文化也是啟迪心智的新見聞。長安是國內國外各色人聚居的城市，漢族居民而外，當時自立邦國的少數族，如南詔、吐蕃、回紇、龜茲、於闐、疏勒等等，也多有官方人員或才士藝人長期留住，甚至世代安居。以長安為中心，中國各民族之間，中國與當時世界各國之間演出了交流文化的大場面。

　　大抵世界上的民族，不論人口的多少，民族的小大，只要本民族的文化得以生成和發展，都必然有它自己的特長，也都必然對世界文化可以作出不同程度的貢獻。由於社會發展水準和經濟條件的不同，在一個時期裏，某些民族文化可能顯得高一些，另一些民族顯得低一些。或者甲民族在這一方面較高另一方面較差，乙民族這一方面較差另一方面較高。各民族一經接觸，各取人之所長補己之所短，影響總是相互的，貢獻也是相互的。唐文化是當時世界上一個較高的文化，但也有它的不足處。傳入長安的域外文化高低不同，但各有其優越處。唐文化攝取外域的新成分，豐富了自己，又以自己的新成就輸送給別人，貢獻於世界。長安正就是這樣一個各民族相互影響，各種文化相互流通的中心點。封建的舊史家，從大民族主義觀點出發，妄自誇矜，說“四夷八蠻，翕然向化”；近世資產階級學人，適應西方殖民主義者的需要，片面渲染“西域文明”：都不過是些別有用心的謬說，並不符合於歷史的實情。

　　唐代長安的文化交流表現在許多方面。由於唐文化各個方面有長有短，發展程度各不相同，域外文化的諸方面發展程度也不相同，表現在中外文化交流上，或攝取多於輸出，或輸出多於攝取，各方面也就顯得參差而異樣。下面敍述的只是幾個最主要的方面。

　　

　　一 宗教

　　

　　宗教是剝削階級的騙術，麻痹人民的毒品，嚴格說來，它本身並不能算作文化，而只能算作愚想妄說。但是宗教要起到害人的作用，就必須同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和社會條件相結合，構成傳教的工具。因此，宗教的傳播又往往同時伴隨著文化的流通。

　　唐代傳播最廣，影響最大的宗教是佛教。佛教自天竺傳入中國，為了適應中國統治階級的需要，在原來的怪僻面目上，逐漸添增中國的色彩，最後變為帶有中國特色或者說是中國化的佛教。中國佛教各宗派又同中國文化一起，向域外流傳。唐代中國成為佛教的轉運站，長安是其中最大的一個站。關於佛教各宗派在中國的傳佈狀況已有專節論述，這裏只說一說唐代佛教的對外影響。

　　有唐一代，中國佛教對外影響最大的是日本。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 中國佛教各宗派的傳播

　　三論宗自後秦時鳩摩羅什傳入中國，隋末唐初，吉藏在長安延興寺傳法，弟子高麗僧慧瓘於六二六年（庸武德九年，日本推古三十三年）去日本。三論宗開始在日本傳佈。日本三論宗的第二代傳人智藏雖然不曾到過長安，但先來中國南方學法，歸國後著《三藏要義》，成為慧瓘的繼承人。智藏而後，第三代傳人是著名的道慈。道慈曾隨遣唐使來長安，學三論、法相，在長安達十七年之久，歸國後為三論宗的名僧。可以說，日本的三論宗完全是來自中國。日本法相宗的第一代傳人道昭，曾來長安求法，直接從玄奘學法。第二代傳人智通智達也先來長安，就玄奘門下為弟子，歸國後始傳法相。第三代傳人智鳳、智鸞、智雄，第四代傳人玄昉，都曾來中國，為濮陽智周的弟子。鑒真去日本，帶去新譯《華嚴經》八十卷，七四○年（日本天平十二年）經新羅僧審詳講授，日本開始有華嚴宗傳入。日本天武天皇時，道光來唐朝學習戒律，依道宣之南山宗，著《四分律抄撰錄文》一卷，律宗始傳入日本。鑒真東渡後，日本天皇詔“自今以後，授戒傳律，一任和尚”。鑒真在唐招提寺傳戒，律宗遂得正式建成。中國特色最為濃厚的禪宗，也在唐朝傳到日本。唐高宗時，日本僧道昭隨遣唐使來長安，從玄奘學法，後至相州（河南安陽）隆化寺從慧滿（禪宗二祖慧可弟子）習禪，道昭在日本建禪院傳法，為日本傳禪宗的始祖。道昭逝後，唐朝僧人道璿去日本，為日本禪宗第二代傳人。道璿在唐師事普寂，為神秀的再傳弟子。從此，禪宗的北宗在日本作為一個宗派而存在。此外，空海之傳密宗，最澄、圓仁之傳天臺，凡是中國所有的宗派，日本僧人全部接受了，只有禪宗南宗，在唐時未被日僧接受，因之南宗對佛教的破壞力，在日本不曾顯現，等到南宗失去破壞力，才傳到日本，那是很久以後的事，不在唐與日本文化交流的範圍內了。

　　

　　二 中國新譯經典的流傳

　　佛教是天竺傳來的宗教。佛教的流傳必須依靠經典的翻譯。中國佛經翻譯早在東漢時已開始，唐代進入了一個繁盛的新時期。由於唐朝廷的提倡，前代僧侶的私譯轉變為朝廷敕設譯場的公業。宋《高僧傳》記唐譯場制度，職司多至九職，一譯主、二筆受、三度語（譯語）、四證梵本、五潤文、六證義、七梵唄（開譯時宣唄）、八校勘、九監護大使（欽命大臣監閱）。其中如潤文、證義又例由多人分擔。這樣，每譯一經，合眾人才智，經幾度勘修，譯事確是更為完善了。西域南海僧人陸續來長安求法，參與譯事，共證梵言，也大有助於譯文準確性的提高。此外，唐代譯經還有一個重要的新特點，即玄奘以來歷代僧人西行求法，自天竺、於闐等處，帶回大量的梵經原本（玄奘帶回的多至六百五十七部），西域南海僧也往往搜羅梵典，攜來長安，藉以提高自己的聲名。隋以前譯經多憑來中國的天竺僧口授，輾轉相傳，每失原旨。唐代有條件取證原本，披析文義，所謂“唐朝後譯，不屑古人”（《續高僧傳》語），舊譯本無法與之比高低了。自玄奘經義淨至金剛智、不空，主譯名僧前後數十人，或譯出中國前此未有的新經典，或舍舊譯本，重出新譯文，使唐代譯經事業達到超越前代的新境地。唐高宗時道宣撰《大唐內典錄》，其中《皇朝傳譯佛經錄》說，“自貞觀迄于龍朔之年，所出經論記傳行法等合一百餘部，一千五百餘卷”。唐玄宗時，智升撰《大唐開元釋教錄》，編入藏經，自漢魏以來，凡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開元以後，歷代續有增添。《貞元續開元錄》載新譯經論及念誦法，凡一百九十三卷。唐憲宗元和七年（八一二年）李肇撰《東林寺藏經碑銘》說：“開元庚午之後，洎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之季年，相繼新譯，大凡七目，四千九百餘卷（包括注疏）。”東林寺經藏“合開元崇福四錄，總一萬卷”。此經藏一萬卷總括中國譯經及注疏在內，白居易稱“一切經典，盡在於是”（《東林寺經藏西廊記》）。當去事實不遠。唐代寺院藏經，以廬山東林寺與長安西明寺為最富。西明寺經藏，不知其卷數，但不會比東林寺過少。唐代中國有如此豐富的譯經又聚集有如此豐富的藏經，通過日本僧人來唐，大量的佛典從中國流入日本。《續日本紀》說日本遣唐僧玄防于天平六年（七三四年）回國，次年進呈經論五千餘卷。《正倉院文書》中天平十一年《寫經司啟》說：“合依開元目錄，應寫一切經五千四十八卷”。《開元釋教錄》撰成於開元十八年（七三○年），在玄防回國前三年。如果日本史籍所載屬實，很可能開元大藏經全部傳入了日本。日本平安朝來唐的名僧，在求法的同時，也繼續求訪經論攜歸本國。如最澄攜回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空海攜回二百十六部四百六十一卷，圓仁在揚州求得一百二十八部一百九十八卷，在長安求得四百二十三部五百五十九卷。日本僧求訪帶回的佛典，其中包含有少數梵本（如空海所攜經中有梵字真言贊等四十四卷，圓仁在長安求得梵字經典八十餘卷），但絕大部分都是漢譯的佛典。唐代日本佛教的傳佈主要是依據這些漢譯本，特別是唐人的新譯本。

　　

　　三 中國佛學著述傳入日本

　　唐代僧侶把中國傳統的經學、歷史學、目錄學等治學方法應用於佛典的整理研究，出現至為豐富的佛學著述。隋以前的著述，據《法苑珠林雜事部》說“尋訪長安，減向千卷”。唐代著述總在千卷以上，超過了長安所存的舊著。著述門類繁多，舉其要者，可別為三類：

　　一是佛經目錄。佛經翻譯由私業變為公業，佛經目錄也由私修演為官修。所謂欽定、敕撰的佛經目錄，始自梁武帝敕僧紹編撰的《華林殿眾經目錄》。唐代由朝廷敕修的目錄有，唐高宗時靜泰撰《大唐大敬愛寺一切經論目》，武周時明佺等撰《大週刊定眾經目錄》，玄宗時智升撰《開元釋教錄》，德宗時圓照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等四種。佛經目錄由朝廷敕修，目的不僅在於詮次甲乙、提供檢尋，而且“別真偽、明是非”、“摭拾遺漏、刪夷駢贅”。列入目錄的經典，算是經過審定，取得合法的地位。目錄刪夷，即被視為偽經私本，不得入藏。四種目錄中，《開元釋教錄》編修最為精善，影響也最為深遠。目錄分大小乘為二部，每部分經律論。經律論又各分為若干細類，使諸經分別部居，是前此所不曾有的新創。《開元錄》出，佛經的刻印傳寫均依此為定準。官修四種目錄外，高宗時道宣撰《大唐年典錄》十卷，號為精審。所創體制，多為《開元錄》所吸收。在佛經目錄中，是一部被人重視的著作。

　　二是沸教史事的編纂。隋費長房撰《歷代三寶記》，敘歷朝佛教史事。唐神清作《釋氏年志》三十卷，采編年體，敘佛教事，成為系統的佛史。各宗派興起後，又有宗史之作，專敘本派源流。如禪宗有《楞伽師資記》、《歷代法寶記》。密宗有《海雲師資相承記》。各宗派大僧，也往往單獨立傳，記敍平生。慧立撰《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詳載玄奘遊天竺始末，及長安譯經歷程，是一部重要的佛教歷史書。他如行友撰《智通本傳》、彥琮《法琳別傳》、如淨《道宣傳》、呂向《金剛智行紀》、趙遷《不空行狀》，均專寫一個大僧的行事，這在天竺是無人能做的。又道宣著《續高僧傳》三十卷，總敘梁以來至唐初的僧徒三百三十一人事蹟，保存有大量的佛教史材料。義淨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列敘唐初往西域諸國求法僧徒五十六人事蹟，其中並包括自唐朝出發的吐火羅僧和新羅僧多人。義淨自述作意是“實可嘉其美誠，冀傳芳于來葉”，但同時也起著鼓舞中外僧人往來求法的作用。僧傳而外，一行曾奉詔撰《釋氏系錄》（今佚），記述佛門儀律。懷海撰《百丈清規》，專記禪宗的戒規，都是屬於佛教制度的著述。唐代佛史著述中，另一值得重視的名著，是長安西明寺僧道世編纂的《法苑珠林》。書成于唐高宗總章元年（六六八年），與《北堂書鈔》、《藝文類聚》等大類書約略同時。道世依據浩繁的佛典，並旁采中國有關著述，擷取佛學故事，分類纂集，成為佛教史的一部百卷本大類書。長安西明寺僧道宣撰《廣弘明集》三十卷，采中國歷代關涉佛事的文篇，分類纂集，與《法苑珠林》同為影響較大的著作。

　　三是佛經注疏。唐代譯經事業進入了一個新時期，經典義理之探求也隨之走上了一個新階段。佛經注疏的盛行，正是這個新階段的產物。新經典傳譯，義理有待研求，舊經有新本，也必然相應糾補舊義，建立新解。各宗派樹立後，尊一經為主體，注解闡發，自立宗旨。同一宗派的注家，解說之簡繁、見解之淺深，也每每各自異趣。一經之注疏，往往多至數十卷。如禮宗撰《涅般經注》八十卷，澄觀撰《演義抄》九十卷，明隱撰《華嚴論》，竟多達六百卷。大凡此類注疏，卷帙浩繁，語意瑣碎，支離蔓衍，使人愈學愈迷惑不解。注疏家又好自立門戶，憑空穿鑿，表面上似乎是對佛學大有發揮，實際是走著兩漢儒學“章句小儒，破碎大道”的舊路，儒學因煩瑣而衰亡，現在，輪到唐朝的佛學了。

　　伴隨著中日僧侶的往來，唐人的佛學著述，也隨同漢譯經典一起，大量傳入日本。日本奈良朝遣唐僧人回國，多有佛學著述帶回。平安朝入唐名僧如空海、圓行等也將論疏帶歸本國。日本佛教的流傳，依據漢譯的經典，又參照唐人的撰述，使日本佛教成為帶有濃厚的中國特色的佛教。

　　此外，唐代中國的寺院建築，也對日本發生了明顯的影響。來長安留學的道慈，目睹西明寺之工巧，在長安描繪寺圖歸國。道慈在乎城京受命建大安寺，“所有匠手，莫不嘆服”。大安寺之建制即全依西明寺的規模。唐中宗神龍元年（七○五年）令天下諸州各置寺觀一所，名中興寺，後改龍興寺。玄宗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年），又敕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曰開元寺。日本天平十三年（七四一年）詔每國置僧尼兩寺，僧寺名金光明四天王護國寺，尼寺名法華滅罪寺。日本學者認為，此種全國設寺，即所謂國分寺的建制，即是摹仿唐朝的龍興寺或開元寺。鑒真去日本建唐招提寺，規模一依唐制，成為日本最為宏偉壯麗的寺院建築，尤為佛徒所重視。

　　唐代佛教也輸出到渤海與新羅。開元元年，渤海遣使來唐，請禮拜佛寺。日本《經國集》有安言人《忽聞渤海客禮佛感而賦之》七律一首，有句雲：“聞君今日化城遊，真趣寥寥禪跡幽”。“方丈竹庭維摩室，圓明松蓋寶積珠”。渤海佛教史料，頗少留存，但受到唐的影響，是可以肯定的。新羅屢有留學生與學問僧入唐，影響尤為明顯。義湘在唐學華嚴宗，一時負有盛名，華嚴宗因之傳入新羅。另一新羅名僧慧超，自長安出發，巡遊天竺。回長安後，撰《往五天竺國傳》，是有關佛學和天竺史地的重要著述。

　　佛教而外，唐代長安還自中亞和西亞傳來了多種新宗教。情形如下：

　　一、伊斯蘭教七世紀初，大食人摩訶末創伊斯蘭教，適當唐朝初年。大食正式與唐通使，始于唐高宗永徽二年（六五一年），在此以前，已有大批大食商人陸續來到中國。大食商人居唐奉伊斯蘭教，但不在中國居民中傳佈。因此，唐代中國的伊斯蘭教也只存在于大食商人聚居的地區。大食商人多居於廣州和揚州，也大批留住在長安。唐宣宗時，大食人蘇萊曼來中國經商，著《東遊記》，記在廣州的見聞說：“中國皇帝派一個伊斯蘭教人處理在這裏經商的伊斯蘭教人相互間的訴訟。在每一個節期，由他領導大家禮拜，宣讀天啟，並為伊斯蘭底蘇檀（國王）祈福。”唐朝皇帝任命伊斯蘭教官員，兼管政事與宗教，當即後來所謂“蕃長”。每逢節日舉行劄拜，廣州大食商人區（所謂蕃坊）或已有清真寺建立。廣州有唐時來中國的大食人旺各師墓。《天方正學》載《旺各師墓誌》說，旺各師曾“再三留駐長安，因敕建大清真寺”。墓誌所說，是否確實不可知，但唐代長安確有大批大食商人居住，唐朝准在長安建寺是可能的。

　　二、祆教（祆音仙xiān）相傳早在西元前六世紀，伊蘭西部人瑣羅亞斯德創祆教。波斯薩珊王朝（二二六年——六四一年），奉為國教，始大盛行。其教創善惡二元論，以火為善神的代表，俗稱拜火教。傳入中國後又稱火祆教。《魏書•靈太后傳》說，靈太后“廢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說者以為，胡天神即是祆神。如果此說可據，北魏時祆教當已開始傳入中國。唐時中亞一帶康國、石國、安國、曹國、米國、史國都是祆教的信奉者。祆教也進而傳入今新疆境內的於闐、焉耆、疏勒、高昌。西域各族人相繼來到長安，祆教隨之在長安日益流行。唐朝政府中有薩寶府，即專司祆教的組織。薩寶（回鶻語，原義為隊商首領）即是管理祆教的專官。唐高祖武德時，在長安布政坊西南隅建胡祆祠，太宗貞觀時在崇化坊立祆寺。據韋述《兩京新記》及宋敏求《長安志》：長安醴泉坊、普寧坊、靖恭坊也都有祆教的祠寺。祆教在長安，確曾一度達到極盛的境地。唐武宗反佛，祆教同時被毀，祆僧勒令歸俗，從此一蹶不能再起（宋時只有微弱的殘餘）。

　　三、摩尼教西元三世紀中，波斯人摩尼創摩尼教，立明暗二元論，聲稱摩尼為明之代表。摩尼教與波斯國教祆教相對立，二七七年，摩尼被波斯王巴拉姆一世處死，教徒多逃往中亞及印度。此後即在中亞一帶流行。《佛祖統紀》說，武后延載元年（六九四年）波斯人拂多誕持《二宗（明與暗）經》來朝。《二宗經》是摩尼教的基本經典，拂多誕當是傳摩尼教入長安的第一人。開元七年（七一九年），吐火羅國來獻一解天文的摩尼教師（慕闍）。大抵此時摩尼教已在長安、洛陽等地傳播。開元二十年（七三二年），唐朝廷下詔說，摩尼教“誑惑黎元，直嚴加禁斷”。但“既為西胡師法，其徒自行，不得科罰”。這就是說，禁止漢人奉教，西域諸國人仍得依舊信奉。安史之亂，回鶻兵入洛陽，毗伽可汗在洛陽遇摩尼教師傳法，攜睿息等四教師回國。《毗伽可汗碑》說，“四僧入國，闡揚二祀，洞徹三際”； “開正教於回鶻”。可汗並自稱“摩尼化身”。摩尼教從此自唐朝傳入回鶻，又因回鶻助唐平亂有功，得到特殊待遇，摩尼恃勢，更加推行于唐地。摩尼僧甚至伴隨或充當回鶻的使臣往來于長安。大曆三年（七六八年），唐朝准許回鶻在長安建摩尼教寺，“賜額大雲光明寺”。李肇《國史補》說：“回紇常與摩尼議政，故京師為之立寺。”《新唐書•回紇傳》說：“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頗與囊橐（勾結）為奸。”想見摩尼教憑藉回鶻的政治力量，在長安已有頗大的影響，並且和西域商人結合到一起。長安、洛陽而外，摩尼教也已在南方各商埠流行，故大曆六年，又有回鶻請于荊、揚、洪、越等州置大雲光明寺的紀事。唐武宗時回鶻破亡，摩尼教失去憑依，會昌三年，“天下末尼寺並令罷廢”，“有司收摩尼書若像燒於道，產貲入之官”。摩尼教依仗回鶻勢力，在唐地獲得傳教權，回鶻既破亡，摩尼教歸於衰落，是很自然的。

　　四、景教景教是基督教的一個支派。五世紀時創始于敘利亞人聶思脫裏，又稱聶思脫裏派。此派在東羅馬遭到排斥後，即傳佈于波斯。唐太宗貞觀九年，波斯景教僧阿羅本來長安。貞觀十二年，唐太宗下詔准其傳教，在長安義寧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詔書說：“波斯僧阿羅本，遠將經教，來獻上京。”天寶時唐玄宗詔書也稱“波斯經教”。大秦“景教”之名，不見於中國史籍，或者即是“波斯經教”的改稱。明天啟時，盩屋大秦寺（景教寺）出土僧景淨撰《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石後移至西安），碑中說，高宗時准于諸州各置景寺。景教寺院原稱波斯寺，天寶時改稱大秦寺。詔書說：“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府郡置者亦准此。”想見景教的傳佈，早已不限於長安。據景教碑說，肅宗、代宗時，景教仍然得到唐朝皇帝的支持。武宗滅佛時，隨同遭到毀滅性的一擊。唐未至兩宋，景教不再見於中國。

　　唐穆宗時舒元輿作《重岩寺碑序》說：摩尼、大秦、火祆“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釋寺一小邑之數”。三教自西域傳來，主要是在居留唐地的西域人中流行，並沒有多少唐人信仰它們。這是因為當時佛教盛行，對三教起著抵制的作用。

　　

　　二 語文與學術

　　

　　中外交往的加強，促進了對外國語文的研究和介紹。由於僧人往天竺求法和需要翻譯佛書，唐代出現了若干梵漢字書。沙門智廣留心中天竺與南天竺的方音差異，以為“音雖少殊，文軌斯在”，撰《悉曇字記》，這是唐人撰著的一部梵文字書。義淨撰《梵文千字文》（一名《梵唐千字文》），四字成句，每至第二十一句，必夾五言四句。這是梵漢對照的梵文讀本，據義淨自序說，“若兼悉曇章，讀梵本，一兩年間即堪翻譯。”又有全真撰《梵唐文字》，與義淨書大體相同。《隋書•經籍志》著錄《婆羅門書》一卷，說“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婆羅門書》今不傳，此書是西域人所作，不甚合漢人學梵文之用。義淨等人寫成學習天竺語文的字書，雖然未必一兩年即堪翻譯，但譯經事業不再是胡僧梵僧所能壟斷，多少減去一些譯事上的神秘性。

　　自東漢以來，佛經翻譯事業已開始促使學人借鑒梵音以治漢語音。唐代對梵語有進一步的研求，加以吐蕃語文在梵漢語文之間起了橋樑作用，對漢語音韻學有進一步的應用。唐末僧人守溫，在《切韻》的基礎上，歸納反切，制定漢語三十字母（聲母），後經宋人增益（《廣韻》增六母），構成三十六母的完整體系。陸法言（《切韻》）孫愐（《唐韻》）建立起漢語韻母系統，守溫建立起聲母系統，比起南北朝時代的反切來，大大前進了一步，漢語音韻學的基礎由此奠定了。南宋鄭樵《通志•七音略》說：“七音之韻，起自西域，流入諸夏……華僧從而定之，以三十六為之母，重輕清濁，不失其倫。”守溫並不是專門的語言學家，因為他善於運用梵語字母的拼音原理剖析漢語，所以能作出這樣的成績。

　　外國拼音文字的傳來，推動了漢語音韻學的發展，但不曾促使早已定型了的漢文字有所變易，相反，漢文字卻伴隨唐文化一起傳播給相鄰的民族。《舊唐書•渤海傳》說，渤海“頗有文字及書記”。從現存的渤海人著作，可知渤海通用的文字即是來自唐朝的漢文字。日本在奈良元正朝（唐玄宗時以前），一般也只通用漢文。吉備真備隨遣唐使來長安，留住十七年，精通漢語文，歸國後取漢字偏旁，製成片假名，是為日本有本民族文字之始。平安朝空海自唐回國，又仿漢字草書，制平假名。片假名和平假名一直通用到現在，對日本文化的發展有重大作用。追本溯源，不能不歸功於唐代的中日文化交流。漢文字本來是一種煩難不便的文字，它之所以為某些民族所採用，只是因為要吸收漢文化，連載運文化的文字也一起吸收了，這和本民族的語言必然要發生矛盾。歷史上有不少統治漢族的少數民族，由於不能克服這個矛盾，日久便與漢族融合為一體。能夠自創與本民族語言相結合的文字，就意味著擁有自己的載運工具，從而有可能廣泛無礙地吸收有益的文化。所以片假名平假名的創制，對日本文化的發展是一個大貢獻。

　　漢文化以儒學為核心，到唐代已發展到很高的地步。經學和史學傳播於域外，具有廣泛的影響。

　　渤海國王大氏，原是高句麗的遺裔。高句麗時代已經傳入五經、前四史和《文選》。渤海建國後數遣留學生到長安學習，文王並且派遣使臣來長安抄錄《三國志》、《唐禮》、《十六國春秋》諸書歸國。新羅國內，中國經史學傳佈尤廣。七八八年，新羅設讀書出身科，考試書籍訂有《左傳》、《禮記》、《文選》、《孝經》。傅通五經三史諸子百家者並且破格擢用。新羅大批留學生在長安學習，歸國後即可卓然自立。大約在唐朝建國前，新羅即開始使用漢字記錄本族語言，稱為 “吏讀式”。唐時，薛聰以吏讀式譯中國經書為新羅語，儒學流傳得以更加便利。唐玄宗曾說，“新羅號為君子之國，頗知書記”，主要就是指新羅重視中國的經史。

　　唐代學術對日本的影響最為深遠。日本元明天皇時仿長安規制建奈良平城京，亦仿唐制度設大學寮。大學寮設明經科，以孔穎達《五經正義》為教授課本。遣唐留學生學成歸國，往往擔任經史的講席，傳授弟子。如吉備真備自長安回國後即“親自傳授”，“令學生四百人習五經、三史、明法、算術、音韻、籀篆等六道”。與真備約略同時的膳大丘，來唐朝“問先聖之遺風，覽膠庠之餘烈”，在長安國子監學經史，歸為大學助教及博士，傳授儒學。伊豫部家守在光仁朝隨遣唐使來長安，習經學及《切韻》、《說文》、《字林》，返日本後，在大學講授《春秋左氏》、《公羊》、《谷梁》三傳。《公羊》、《谷梁》之學由此傳入日本。

　　唐代長安是學術文化中心，也是藏書最富的都城。日本留學生在長安學習，搜集書籍，歸國時每每攜回大批經史書。吉備真備傳來《唐禮》一百三十卷，對日本的政治制度和朝廷禮儀，有重大的影響。《續日本紀》神護景雲三年（七六九年）十月條記：“大宰府言，此府人物殷繁，天下之一都會也。子弟之徒，學者稍多，而府庫但蓄五經，未有三史正本，涉獵之人其道不廣。伏乞列代諸史各給一本，傳習管內，以興學業。詔賜《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各一部。”可見中國經史書在日本已廣泛流傳，不僅京城收集繁富，而且也傳播於外府。淳和天皇天長元年（八二四年）敕參議滋野貞主等編次古今文書，以類相從，八年成《秘府略》一千卷。《秘府略》是中國傳入日本書籍的總集，是一部《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式的大類書。《秘府略》的編成說明唐代類書編纂法給予日本學人的影響，也說明日本收藏的中國書確是十分豐富。

　　唐代儒學在日本境年傳佈如此深廣，也就不能不影響到統治階級的政治觀。日本文武天皇慶雲三年（七○六年）三月的詔書說：“夫禮者，天地經義，人倫熔範也。道德仁義因禮乃弘，教訓正俗，待禮而成。”四年的詔書又說：“凡為政之道，以禮為先，無禮言亂，言亂失旨。”元正天皇養老五年（七二一年）的詔書說：“至公無私，國士之常風，以忠事君，臣子之恒道焉。”孝謙天皇天平勝寶八年（七五六年），前代聖武天皇崩，孝謙下詔說：“居喪之禮，臣子猶一，天下之民，誰不行孝。”天平寶字元年（七五七年）詔書又說：“古者治民安國，必以孝理，百行之基，莫先於茲。”禮和忠孝都是中國儒學的基本內容。唐代統治階級用以鞏固封建統治的儒學，由此演為日本統治階級的政治指導思想。

　　唐朝與西域諸國交往頻繁，但宗教勢力控制著西域，儒學似不曾廣泛流傳。至於來長安的西域諸國人，在唐既久，漸染華風，自然要研習學術。唐宣宗大中二年，大食人李彥升曾應進士試及第。李彥升是漢文化造詣較深的一個。在長安的西域各國人中通曉漢學術者自然不只李彥升一人。

　　

　　三 文學與藝術

　　

　　長安是文士藝人最為集中的地區，也是文學藝術活動最為繁勝的都城。因之，這方面的中外文化交流也顯得最為活躍而多彩。

　　唐代文學，特別是詩，有輝煌的發展。來長安的業洲各國使者往往搜羅名著，攜歸本國。如白居易的詩遠播到日本、新羅等國。賈島《哭孟郊詩》雲：“塚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船。”白居易為元稹作墓誌銘，說元詩“無脛而走”，流傳到域外東南諸國。張鷟的文章也馳名國外，外國使者來長安，每使人抄寫而去。外國僧人來長安請益，在搜求經卷的同時，也往往攜歸唐人的詩文。如日本僧圓仁在《入唐新求聖教目錄》中錄有在長安求得的《白家詩集》六卷、《杜員外集》二卷、《李張集》一卷、《莊翱集》一卷、《僕郡集》一卷，另有《兩京新記》三卷、《詩贈格》一卷。唐人詩文通過各種途徑，從長安流入亞洲諸國，對各國文學的發展，起著重大的影響。

　　日本來長安的留學生，大抵對漢詩文都有一定水準的修養。其中較為卓越的，並能以擅長此道著名於世。如阿部仲麻呂（晁衡）與王維、李白相友善。橘逸勢在長安，曾被譽為橘秀才。僧人空海也是撰述詩文的能手。橘逸勢、空海回國後，與平安朝之嵯峨天皇號稱日本能詩文的“三筆”。日本國內，自皇族以至一般文士，摹仿唐詩，蔚然成風。天平勝寶三年（天寶十載，七五一年）編成《懷風藻》，收日本作者六十四人的漢詩百二十篇，是日本第一部漢詩集。平安朝嵯峨、淳和天皇時又先後編成《淩雲集》《文華秀麗集》《經國集》等三部漢詩集。大抵初唐，即日本近江朝，日本流行的漢詩仍是《文選》體的古詩。《懷風藻》載河島皇子五言《山齋》詩：“塵外年光滿，林間物候明。風月澄游席，松桂期交情”，猶是六朝遺意。盛唐時，近體絕句律詩盛行，但仍未能立即改變日本奈良朝的詩風。這不僅是因為學到新事物需要一個過程，而且由於近體詩的平仄韻律，還不容易為日本詩人所熟練。空海自長安回國後，著《文鏡秘府論》六卷，依沈約四聲八病說及唐人詩說，對唐詩的平仄對偶，作精細的研究。《文鏡秘府論》出，近體律詩始在日本流行。長篇七言古詩和樂府長短句也在日本詩作中出現。《經國集》收有平安朝嵯峨天皇擬張志和《漁父詞》五首，題為《雜言漁歌》。其一雲：“寒江春曉片雲晴，兩岸花飛夜更明。鱸魚膾，蓴菜羹，餐罷酣歌帶月行。”嵯峨天皇並命朝臣滋野貞主奉和五首，也載入《經國集》。嵯峨天皇是有素養的詩人，經他的提倡，平安朝出現不少近體詩的名篇，列入唐人詩林，並無愧色。

　　日本奈良、平安兩朝，流行的漢文主要是受了《文選》體的影響。朝廷取進士，仿唐帖經例，規定試帖《文選》。相習成風，文士多在駢儷對偶方面用功夫，現存當時文篇多是這類駢儷文。韓、柳宣導的古文運動似不曾使日本的文風有所變動。不過，應用假名寫作的“和文”興起後，白居易的詩文卻有一定的影響。白居易的詩在日本最負盛名，因之白文也成為摹仿的對象。醍醐天皇題菅原道真所獻家集詩：“更有菅家勝白樣，從茲拋卻匣塵深”。自注說：“平生所愛，《白氏文集》七十五卷是也。”村上皇子具平親王（五代時人）《和高禮部再夢唐故白太保之作》自注說：“我朝詞人才子，以《白氏文集》為規摹。”所謂以白文為規摹，當即多少掃除駢儷的積習，趨向于平淡清新。時人斥為“意到句不到”，當即指此。此外，唐人傳奇小說，如《遊仙窟》等，自奈良朝即在日本流行。唐末五代時，日本和文小說多有名作，可與唐人的傳奇比美。

　　新羅設國學，以經史及《文選》取士，不斷出現擅長漢文的名家。初唐時，強首即以文章家著名，長安的新羅留學生多登唐科第，長於詩文。金大問自唐回新羅，以漢文著《花郎世記》、《漢山記》、《樂本》。崔致遠歸國，呈獻所著五言七言個體詩一百首一卷，雜詩賦三十首一卷，《桂苑筆耕集》二十卷。《桂苑筆耕》是一部優秀的文集，並且保存了大量的史事。

　　唐代昌盛的詩文也傳播到渤海。晚唐時渤海人高元裕仕唐，官至吏部尚書，《全唐詩》中曾收有他《贈知貢舉陳商》的詩句。劉禹錫《酬楊司業巨源見寄》詩雲： “渤海歸人將集去，梨園弟子請詞來。”自唐傳入渤海的詩文集想必不少。渤海亡後，無著作留傳，具體情形，不能確指。但據日本記載，可知當時去日本的渤海使臣，每與日本文士以詩文相贈答。《文華秀麗集》收有嵯峨大皇時渤海使臣工孝廉及釋仁貞詩。王詩《從出雲州書情寄兩個敕使》一首雲：“南風海路連歸思，北雁長天引旅情。頗有鏘鏘雙鳳伴，莫愁多日住邊亭。”釋仁貞《七日禁中陪宴詩》一首：“入朝貴國慚下客，七日承恩作上賓。更見風聲無妓態，風流變動一國文集》為規摹。”所謂以白文為規摹，當即多少掃除駢儷的積習，趨向于平淡清新。時人斥為“意到句不到”，當即指此。此外，唐人傳奇小說，如《遊仙窟》等，自奈良朝即在日本流行。唐末五代時，日本和文小說多有名作，可與唐人的傳奇比美。

　　新羅設國學，以經史及《文選》取士，不斷出現擅長漢文的名家。初唐時，強首即以文章家著名，長安的新羅留學生多登唐科第，長於詩文。金大問自唐回新羅，以漢文著《花郎世記》、《漢山記》、《樂本》。崔致遠歸國，呈獻所著五言七言今體詩一百首一卷，雜詩賦三十首一卷，《桂苑筆耕集》二十卷。《桂苑筆耕》是一部優秀的文集，並且保存了大量的史事。

　　唐代昌盛的詩文也傳播到渤海。晚唐時渤海人高元裕仕唐，官至吏部尚書，《全唐詩》中曾收有他《贈知貢舉陳商》的詩句。劉禹錫《酬楊司業巨源見寄》詩雲：“渤海歸人將集去，梨園弟子請詞來。”自唐傳入渤海的詩文集想必不少。渤海亡後，無著作留傳，具體情形，不能確指。但據日本記載，可知當時去日本的渤海使臣，每與日本文士以詩文相贈答。《文華秀麗集》收有嵯峨天皇時渤海使臣王孝廉及釋仁貞詩。王詩《從出雲州書情寄兩個敕使》一首雲：“南風海路連歸思，北雁長天引旅情。頗有鏘鏘雙鳳伴，莫愁多日住邊亭。”釋仁貞《七日禁中陪宴詩》一首：“入朝貴國慚下客，七日承恩作上賓。更見風聲無妓態，風流變動一國其中只有燕樂、清樂兩部是漢族傳統的俗樂和清商樂。西涼、龜茲、疏勒、高昌是來自唐朝境內的少數族，其餘四部則全是東方和西方的外國樂；

　　長安城內住有大批的外國音樂家。著名的音樂家如曹國人曹保、曹善才一家，米國人米嘉榮、米和父子，康國人康昆侖、康迺，安國人安叱奴、安轡新，都曾見重於當時。不知名的西域樂人，當然更多。南亞的扶南和驃國，也有樂人來過長安，扶南樂和驃國樂一度在長安流行。域外音樂傳入中國，與漢民族的傳統音樂互相融合，成為唐朝的音樂，其中燕樂和清樂還流傳到日本，又經一番融合，成為日本所說的“雅樂”。

　　唐代音樂依附舞蹈而流傳，許多樂曲即是舞曲。唐太宗命呂才、虞世南、褚亮、魏征等，依唐朝建國前征代四方事為內容，演為《秦王破陣舞》（或名《秦王破陣樂》，又稱七德舞）。舞者百二十人，披甲執戟，聲韻慷慨。白居易《七德舞》詩說：“太宗意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使人觀樂舞，而不忘創業之艱難。舞時擂動大鼓，“聲振百里，動盪山谷”，也足以激昂志氣，振作精神。大抵太宗時，破陣舞成為最受歡迎最負盛譽的樂舞。其後傳入日本，風行一時。奈良朝傳寫的破陣樂琵琶曲譜，依然保存到現在。玄奘去天竺，戒日王問：“聽說脂那（中國）有《秦王破陣樂》歇舞，秦王是誰？有什麼功德？”玄奘回答說：“秦王就是現在的中國皇帝。未登極前封為秦王，仗鉞麾戈，肅清海內，所以有這個歌舞。”《破陣舞》東傳於日本，西聞於天竺，它的影響就是盛唐國勢的影響。

　　武則天時期，保持著唐朝前期的強盛，但不再製作破陣舞式的戰鬥樂舞，西域舞在長安進一步流行。《舊唐書•張說傳》說：“自則天末年季冬為潑寒胡戲，中宗嘗禦樓以觀之。”潑寒胡戲又稱乞寒潑胡。大約起源于天竺和康國，經龜茲傳入長安（驃國也有此舞，傳入時期不詳）。舞者駿馬胡服，鼓舞跳躍，以水相潑。唐時又稱此舞為蘇莫遮，因之樂曲也稱蘇莫遮曲。據慧琳《一切經音義》，蘇莫遮帽乃舞者戴假面。蘇莫遮舞又自長安傳入日本。日本現存樂舞圖中仍然保存有戴假面的蘇莫遮舞人。

　　蘇莫遮舞，被佛教徒說成是驅除惡鬼，但潑水乞寒可能來源於與農事有關的民間風俗，因之富有活潑的生活氣息。據唐人說，舞時旗鼓相當如軍陣之勢，騰逐喧噪有戰爭之象，大概也是一種激勵人心的歌舞。

　　另一種戴假面的樂舞撥頭，也自西域流傳于長安，並且自長安傳入日本。《通典》說，“胡人為猛獸所噬，其子求獸殺之，為此舞以象也。”（一說是象徵天竺王白馬奮戰毒蛇）此舞在日本一直流傳下來，舞者戴假面，執短桴（音扶fū鼓槌）。撥頭與潑胡，當然已不如《秦王破陣》之氣象恢宏，但仍然具有鼓舞鬥志的作用。

　　西域樂舞在長安處於壓倒中國樂舞的優勢，是在開元天寶間。元稹《法曲》詩說：“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兢紛泊。”大抵此時西域樂舞盛行于長安，漢族傳統的所謂“雅樂”只供例行的廟堂祭享，不再流行。原來規模浩大的《秦王破陣舞》演為只有四人的小舞。潑寒胡舞也在開元間遭到禁斷。起而代之，為貴族士大夫所喜愛的，是西域傳來的胡騰、胡旋與柘枝。

　　胡騰、胡旋和柘枝都由女伎歌舞。開元間，康國、史國、米國俱曾獻胡旋女子。白居易新樂府《胡旋女》雲：“胡旋女、胡旋女，心應弦，手應鼓。弦鼓一聲雙袖舉，回雪飄飄轉蓬舞，左旋右轉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大抵舞人不斷旋轉作態，供人娛樂，並沒有什麼意義可說。胡騰舞也是這一類士大夫沉湎酒色的樂舞。李端《胡騰兒》詩描繪舞態說，“揚眉動目踏花氈，紅汗交流珠帽偏。醉卻東傾又西倒，雙靴柔弱滿燈前。”劉言史《王武俊宅夜觀舞胡騰》詩：“酒闌舞罷絲管絕，木棉花西見殘月。”柘枝舞女著窄袖薄羅衫（白居易《柘枝詞》“香衫袖窄裁”，張祜詩：“金絲蹙霧紅衫薄”）故作媚態，尤為淫靡。劉禹錫《和樂天柘枝》詩說：“鼓催殘拍腰身軟，汗透羅衣雨點花。”張祜《觀杭州柘枝》詩：“舞停歌罷鼓連催，軟骨仙娥暫起來。”歌舞將終，舞人並脫去上衣，袒露半身（沈亞之《柘枝舞賦》“俟終歌而薄袒”，薛能《柘枝詞》：“急破催搖曳，羅衫半脫肩”），回首流波送媚（劉禹錫：“曲盡回身去，曾波猶注人。”沈亞之：“騖遊思之情香兮，注先波於穠睇”）。很顯然，胡旋、胡騰、柘枝之類的西域舞完全是蕩人心志的淫靡舞，與《秦王破陣》大異其趣，與潑胡、撥頭也迥然不同了。據唐人詠舞的詩文，可知這些西域舞不僅深入於宮廷，並且也在貴族士大夫間廣泛傳播，為長安帶來了一片頹風。

　　如果說《秦王破陣舞》的製作，適應了唐太宗時強盛奮發的國勢，那末，胡旋、柘枝等舞的流行，正是適合於開元天寶間朝野縱情聲色的敗局。天寶亂後，有些文人逐漸清醒。元稹詩說：“天寶欲末胡欲亂，胡人獻女能胡旋。”白居易詩說，“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圓轉。”據說楊貴妃安祿山都能作胡旋舞，以取悅于唐玄宗。所以白詩又說：“祿山胡旋迷君眼，兵過黃河疑未反。貴妃胡旋惑君心，死棄馬嵬念更深。”元白的指責，是有道理的。開元天寶是唐朝由盛而衰的時期，西域傳來的胡旋、柘枝等舞的流行，正是唐統治階級淫靡墮落、迫近禍亂的一個徵兆。

　　

　　四 曆算與醫學

　　

　　曆法與天文，是中國歷朝極為重視的學科。隋時，天竺曆算書陸續傳來，但對中國曆法似不曾有顯著的影響。唐時，天竺歷數家瞿曇羅、迦葉波、鳩摩羅三家來長安，瞿曇一家對唐代曆法的改進參預最多。瞿曇羅在高宗時制經緯曆，與《麟德曆》參行。武后時又奉旨作《光宅曆》，未成而罷。玄宗開元時，瞿曇悉達著《開元占經》，並將天竺《九執曆》介紹到中國。《九執》，唐人習稱九曜，即七曜（日、月、水、金、火、木、土）及假想的星座羅喉和計都。《九執曆》譯出，並未實行。開元十六年，唐朝頒行僧一行的《大衍曆》。天竺歷數家瞿曇譔因未能參預製定，心有不服，奏《大衍曆》沿襲《九執曆》而不完備。玄宗命太史令校對靈台候簿，結果《大衍曆》十合七八，《九執曆》只有一二，《大衍曆》勝利了。一行是佛教徒，而且還是密宗的傳法大師，他破除對天竺歷數的迷信，依據實測自造《大衍曆》，雖然還不能放棄對《周易》的附會，但作為一個僧人，竟敢置天竺曆於不顧，確實表現了他的科學家精神。

　　《大衍曆》確立後，隨即傳播到日本。吉備真備回國攜去《大衍歷經》和《大衍曆立成》。淳仁天皇天平寶字七年（七六三年）即廢除舊用的《儀鳳曆》，而採用了《大衍曆》。唐高宗時製作的《麟德曆》，傳于新羅，在新羅行用。

　　敦煌發現五代曆書，日曜日下注有“蜜”字。此類曆書直到近代仍在福建某些地區流行。日本十一世紀初的日曆上也有過“蜜”的標記。據學者研究，“蜜”是康居語日曜日mir的音譯。當是唐代隨同摩尼教一起傳入中國。

　　中國古代的數學，與天文歷數學相聯繫，在自然科學中是較為發達的一門，並且創造了自己的獨立體制。這個體制，自《九章算術》開始創立，到唐代十部算經逐步形成。店朝和天竺，僧侶來往頻繁，在數學方面，也可以看到相互傳播的跡象。《大唐內典錄》卷五著錄翻經學士涇陽劉憑撰《外內傍通比校數法》一卷，自序說書中以佛經中天竺的大數記數法和中國大數記法相比對。慧琳《一切經音義》也對天竺大數記法有所說解。大抵劉憑和慧琳的解說，只是為翻譯或研讀佛典提供便利，天竺大數記法由於佛經的傳播而被介紹到中國，但對中國的數學並無顯著的影響。中國數學對天竺的貢獻，最早可能是籌算制度促進了天竺位值制的誕生。唐代摩訶吠羅提出計算弓形面積和球體積的方式，據學者研究，明顯地是因襲中國的《九章算術》。中國的數學成就也在唐代傳入了新羅。新羅仿唐制度立國學，設算學科，“以《綴經》、《三開》、《九章》、《六章》教授之”。《三開》、《六章》等中國數學書籍並由新羅傳入日本。據日本寬平時（八八九——八九七年）所編《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當時傳到日本的還有《周辟算經》和《九章算術》。

　　自成體系的中國醫學，主要是漢族的醫學，自戰國、東漢發展到唐代，積累起豐富的經驗，也陸續出現了一些優秀的著作。中醫在唐代傳佈于新羅、日本等東亞諸國。經過新羅、日本人民的補充和發展，從行用的地區來說中醫實際上已成為“東醫”。大秦、大食、波斯和天竺的醫學，多有相互承襲的共同處，形成另一體系。唐人統稱西域醫為“胡醫”。對天竺極為推崇的義淨，他在《南海寄歸內法傳•進藥方法》條裏說，中國的藥物，針灸診脈的方法，遠勝天竺。義淨認為天竺的一切（從佛法到生活習慣），都值得學習，獨重視中國醫學，以為“贍部洲內，無以加也”。看來，東醫在當時世界上是獨步的。

　　唐朝設太醫署，置醫博士、針博士、按摩博士，依國子監辦法，招考學生。醫科學習《本草》、《甲乙》、《脈經》；針博士教學生經脈孔穴；按摩博士教學生消息導引之法。新羅神文王時，置醫學博士，以《本草經》、《甲乙經》、《素問》、《針經》、《脈經》、《明堂經》、《難經》傳授學生，制度全仿唐朝。日本奈良朝于大學家外，專設典藥寮。置醫博士、針博士、按摩博士，傳授諸生。醫科習《本草》、《甲乙》、《脈經》；針科習《素問》、《黃帝針經》、《明堂》、《脈決》、《赤神烏針》等經。所定制度基本上與唐朝相同。唐太醫署有藥園師、藥園生，這一制度也傳於日本的藥學寮。此外，日本遣唐使中又多有醫師隨行，來中國請益。如精于醫術的日本名醫營原梶成，受命入唐留學，以解決醫學上的疑難。營原於承和五年（八三八年）隨遣唐使來中國，歸國後，被命為針博士，後又為 “侍醫”，對日本醫學的發展，影響甚巨。

　　《隋書•經籍志》著錄《龍樹菩薩藥方》、《西域諸仙所說藥方》等天竺醫書七種。天竺醫在北朝或隋時，當已隨同佛教傳入中國。唐太宗時，王玄策出使天竺，招來方士那羅邇娑婆寐，他以延年藥進奉太宗，太宗吃了藥，毒發不治而死。高宗時，從東天竺迎來盧伽逸多，使他求長生不老之藥。中天竺僧福生和那提也先後受命往南海諸國訪采異藥。某些天竺佛教徒來到中國，往往自稱年數百歲，中國富貴人信仰佛教，同時也誤信天竺真有什麼延年藥。據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說。“且如人參、茯苓、當歸、遠志之流，神州上藥，察問西國，鹹不見有”；“西方則有足訶黎勒（一種天竺樹果，熊治痢疾，除風消食）、鬱金香、阿魏、龍腦、豆蔻、丁香”。義淨認為，只有這幾樣是唐朝所需要的，其餘藥物，不足收采。義淨親自審察，所說是可信的。天竺僧所謂延年或長生不老，無非是造謠騙人，與中國方士同樣妖妄。唐太宗、高宗想從說得天花亂墜的佛國求不死藥，不知所有宗教包括佛教在內，全是賣空買空的投機商，從拉機商求大利，只能得到受騙的後果。

　　唐玄宗天寶時，高仙芝在怛羅斯兵敗於大食，隨軍文士杜環被大食俘獲。寶應初，附商賈船回國，著《經行記》。杜環在《經行記》中說：大秦“善醫眼及痢”。天竺的眼科醫也曾傳來中國。唐朝名詩人劉禹錫，曾由來唐的天竺醫僧治眼疾，《贈眼科醫婆羅門僧詩》雲：“三秋傷望眼，終日哭途窮，兩目令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漸成碧，羞日不禁風；師有金篦術，如何為發蒙。”去日本的名僧鑒真，在韶州（今廣東曲江）時病眼，也請過“胡人”治療。劉禹錫聽說婆羅門僧有金篦術，希望給自己的病眼發蒙，如果眼病真治癒了，劉詩應誇張醫術的奇效，只說希望發蒙，足見所謂金篦術醫治並無實效。鑒真清“胡人”治眼病，眼還是瞎了。眼病病情不一，治法也不一樣，西方醫師治眼病的技術可能比東醫好一些，但不可能使真正嚴重的病眼發蒙。



簡短的結論


　　國家南北的統一，經濟的繁榮，中外文化交流的昌盛，各個方面代表人物的傑出貢獻，創造了輝煌燦爛的唐文化。唐文化不僅是中國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當時世界文化的高峰。

　　佛教是從天竺傳來的宗教。經過漢、魏、南北朝的漫長時間，傳佈甚廣。隋文帝又大加提倡，到唐朝遂發展到最高點。道教是漢族自創的宗教。唐朝皇室自稱是道教教主老子李耳的後裔，有意扶植，形式上使與佛教有同等的地位。佛、道兩教為了搶奪權利，鬥爭甚為劇烈，唐朝統治者忙於調劑兩教勢力，不使失去均衡。

　　佛、道兩教都是麻醉人民的毒品，和尚、道士都是懶饞無恥的寄生蟲。佛教勢力比道教大得多，它對民眾的禍害也更大。“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佛寺是兇惡的土地兼併者，又是奴隸制度封建農奴制度的保持者。天竺社會裏一切黑暗、野蠻、落後、穢濁的事物，都借著佛菩薩的莊嚴相慈悲相作掩護，整套整套地搬運到中國來，勞苦民眾吃了它極大的苦頭。千年以後，看到當時佛教遺跡，雖然應該當作珍貴的文物加以保護，但想起它禍國殃民的罪惡，使人感到猶有餘痛。統治階級為了求功德而造寺、造像以及各種耗費，不知流出了多少民眾的血汗。

　　伊斯蘭教、襖教、摩尼教、景教，都在唐朝時傳入。因為佛教先入為主，把所有宗教都抵制住了，這種以毒制毒的結果，使當時思想家只要努力反佛老（主要是反佛），就可能對歷史作出貢獻。

　　唐初，朝廷頒行《五經正義》、《五經定本》，對統一南北經學，是有作用的，但儒生的思想也受到束縛。只有少數士人（如啖助等），不甘屈服，敢於獨抒己見，以意說經。這是儒學由漢學系統轉向宋學系統的開始。安、史亂後，在藩鎮割據的政治局面下，儒者為講求統一而提倡《春秋》之學。這門學問，到宋朝，更為發達。

　　在百花盛放的唐文苑中，詩歌是最為鮮豔奪目的花朵。新型的律詩（近體詩）與舊型的古詩，競豔爭妍。在以千百計數的詩人中，王維、李白、杜甫是三個代表人物，他們的詩，是佛、道、儒三種思想的結晶品。儒家的思想感情、是非喜怒，最合乎中國封建社會的道德標準。歷代詩評家對王維、李白或有異辭，而杜甫的“詩聖”地位從未動搖過。

　　詩境經唐人開發殆盡，唐末、五代人只能從詞的方面另辟新境。溫庭筠是詞的創始者，李煜是詞的擴大者。詞在晚唐、五代，好比詩在初唐，有發展的前途。

　　從西晉夏侯湛開始，醞釀已久的古文運動，到中唐韓愈時，始顯得波瀾壯闊。韓愈把儒學運動與古文運動結合起來，以儒家的忠孝思想反對佛教的無父無君思想（內容），以比較接近（距離甚遠的接近）口語的散文代替駢四儷六、廢話成堆的四六文（形式）。旗幟鮮明，所向無敵。韓愈的門徒李翱又吸取禪學，建立起儒學的心性說，宋儒擴而大之，從此佛成為儒的附庸。

　　《史通》是一部偉大的史學著作。書中所宣揚的“直筆”思想，對後世起著深遠的影響。由於階級的局限，劉知幾的所謂直筆，只能以地主階級的是非作標準。杜佑、賈耽、李吉甫等人著書，反對“非今是古”與“搜古略今”，也都是店朝學術界的有識之士。

　　唐朝科學、美術、音樂舞蹈的盛況，也是空前的。僧一行的曆法，孫思邈的醫學，吳道子等的繪畫，楊惠之的雕塑，都能超越前人。顏真卿破二王書體而創新書體，藝術成就很高。

　　輝煌燦爛的唐文化，深為當時世界各國人民所嚮往。各國人士不顧跋涉的艱難，來到中國，觀摩攝取。以唐朝首都長安為中心，中國各民族之間，中國與當時世界各國之間，形成了交流文化的巨大場面。這是完全合乎需要的。繁榮的唐文化，吸收了域外文化而愈益豐富多彩。唐文化傳播到東西方各國，起著推動各國文化發展的作用。各種文化必然要取長補短，相互交流。娶妻必娶異姓，男女同姓，其生不繁，文化交流也是一樣，所以文化交流愈廣泛，發展也愈益充分。文化輸出國不可自驕，文化輸入國不必自卑，某一國文化為別一國所吸收，這種輸入品即為吸收者所擁有。譬如人吃豬肉，消化後變成人的血肉，誰能懷疑吃豬肉的人，他的血肉是豬的血肉而不是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