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治運動

試述1949年至1976年間中共政治運動的原因。



在中共建國後，中共領導層最逼切問題有二：最重要的是如何鞏固新建的政權；二是如何使久經戰亂而殘破的中國經濟重整。故建國後即開始一連串實際工作以達其目標。在終極理想方面，中共既遵奉馬克思主義，當然欲將中國盡快變成一個如馬克思所述的共產社會，但這理想社會又不是一朝一夕能實現，因而中共領導層認為可循三個階段達致，先由「新民主主義」時期至「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再由社會主義時期至「共產主義時期」。現論述其政治運動的原因於如下：

毛澤東於1949年7月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確定中共政權是以共產黨帶領下的民主作為基本形式。至十月建立過渡期政府，並頒佈「共同綱領」作為臨時憲法。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共產黨實踐其在國共內戰時承諾，在共黨領導下聯合各黨派組成聯合政府。此舉的用意有三：一是團結中國內部，在政治上孤立台灣，二是減輕共黨一黨專政的色彩；三是吸收是時所有政界各人到政權中，以增新建政權的聲望。由放這期尚屬草創時期，故政治工作上便著重建立新政府的性質及規模。

為了盡快恢復國家經濟，共黨於民營企業並無即時取締，只是採用逐步控制的方法，提出「出產高於一切」，以爭資產階級的支持。其主要是以「公私並顧，勞資兩利」為原則，通過減低稅率等措施，並助資本家協調勞資關系。由於要借助資本家恢復殘破的經濟，及避免人才流向臺灣，故這時並不強調與資本家的對立。這政策令生產漸見恢復，資本家對共黨亦不致為驚懼。另一方面，中共對農業的恢復亦是採漸進方法，在1950年在全國推行「土地改革運動」，以依靠農民作為支持，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分別地消減剝削為原則。廢除地王對土地的擁有權，把土地權歸還給農民，以提高農民的工作積極性，從而使農民盡快恢復農業生產。

在1950年末開始，政府每年均派出土改工作隊到農村領導「土改」，工作員一面訪問農民疾苦，一面召開農民代表會議以組織農民。工作隊透過「吐若水」及「算剝削脹」等論題與農民討論，藉此「教育」農民，使他們自覺應與地主迅行階級斗爭，實際行動則是召開「鬥爭審判大會」，社會上農民對不法的地主進行告發，再由人民法庭逮捕及懲處地主。如此農村中漸劃分為貧農、僱農、中農、富農與地主等階級，農民廣泛地展開沒收地主的大地和財產作重新分配，經分配後，地主與貧民皆得到相約的土地，此與既實現共產主義的精神，且地主得地後要出而耕種，使他們在勞動中進行改造。這期明顯的特色，是為了恢復生產，即使對與共產主義相違的資本家及富農皆採溫和手段，鬥爭只集中於地主，故在中國仍存資本家及富農的經濟，而土改的目標也僅是「均產」，土地所有權仍是私有。

除創建政府及發展經濟外，中共亦著力於鞏固政權及改造當時的社會風氣，於是實行了連串改造社會的措施，有鎮壓反革命運動，思想改造運動及「三反」「五反」運動。中共取得政權後，國民黨雖退守臺灣，但國內反共者仍然不少，遂使中國發動全國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反革命是指反對1949年的亦化革命，或稱「鎮反運動」，在1950年底中共開始清查及鎮壓反革命份子，集中打出的對象是：「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骨幹份子」及「反動會道門頸子」；激發人民檢舉潛在的反革命份子，並重懲之，使反革命份子漸被肅清。至1953年運動結束時，已處決了七十萬及扣押了一百三十萬反革命份子，基本上清除了留在大陸反共者，這既減少了日後推行變革的阻力，更重要的是鞏固了新的政權。

1950年5月毛澤東提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運動」，認為知識份子是易於控制的，要重新改造他們，使其為共黨效命以成為有助統治的工具。方法是通過小組學習形式，使知識份子間自我批評及改造，承認自己過去思想的錯誤，並與以往的自己劃清界線，完全接受共黨服務為大前提。如此，知識份子便得到悔改及更新，改造了知識份子而達致控制思想為目的。如「思想改造運動」即要知識份子接受共黨的意識形態，隨著運動在教育、文學及科學界的開展，著名的知識份子如周培源、華羅庚等亦受「改造」，紛在共黨的「教育」下，發表有自我批評和改造的文章。可見在強制改造下，知識份子至少已表面上投向共黨。

1951年11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指出：「反貪污，反浪費一件大事」，「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在12月1日中共領導層決定將「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作為「精兵簡政，增產約」精神的措施。至1952年1月毛澤東正式號召全國一致「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展開一個大規模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將這此舊社會遺留下的污毒洗輸淨」。接著，三反運動便在全國展開，矛頭直指政府裏「變質」的幹部。當時，各地均成立檢查組發動檢舉懲處貪污的幹部，政府公佈了大批貪污、盜竊的案件，並召開公審大會，根據案件輕重對犯人作出判決。至1952年夏天，歷時半年的「三反」運動才結束。

「三反」結束後，由於「三反」仍未能揭發資本家與國家機關中貪污份子的勾結，在1952年2月，又展開對工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竊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鬥爭的對象由貪污幹部擴至工商業者。這運動以工商業最繁榮的上海為中心，發動工人檢舉不法資本家，至10月底五反運動才結束。以上中共的各種改造社會措施有一特點，就是中央欲加強對黨內以致全國的控制，打擊反共人士，但這階段中只是著力於「改造」他們，仍未消滅這些階級，大抵是由於政權新立，以避免引起重大的反抗。

中共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因著眼於恢復中國的經濟，遂對與共產主義相違的資產階級暫作容忍，以利用他們作為新政權服務。但新民主主義時期只是一過渡階段，中共領導層最終目的仍是走向社會及共產主義。在新民主主義後，中共政權逐漸穩定後，中國步入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時，此即開始以社會主義形式造行建國工作及社會改造。

1956底中國正動員全國力量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極需資本家及知識份子的支持，但這期所推行的公私合營中，共黨幹部與資本家的關係一直惡劣，而資本家參與經濟建設的積極性也甚低，這令毛澤東認為這時黨內出現三種錯誤的作風：一是知識份子的主觀主義；二是地方幹部官僚主義，三是各軍區軍人宗派主義。這三種作風引玫共黨內部的不良風氣，從而阻礙了建設，必須盡快整治。另一方面，人民在此時對共黨亦積壓了許多不滿，中共領導層認為若不讓其宣洩，則必會防礙國家建設的推行，因而對人民的不滿亦趨於徹底解決。

鑑於上述兩種背景，1957年2月毛澤東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至三月又發表〈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實於1955年共黨已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毛澤東亦在1956年提出整治黨風，但未被接納，指出必須在「全國」展開整風運動，鼓勵黨外人士發表對中共看法及批評，這種「開門的整風」，對一般人民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對知識份子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對民主黨提出「長期共存，不相監督」的口號，以期招攬各階層一起整風。在1957年5月開始中共正式推行了「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的整風運動。這種整風運動是在黨領導的民主典型。

毛澤東認為鳴放運動應是「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的」及「恰如其份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運動」。但隨著黨外人士的批評越趨激烈，中共恐至不可收拾，遂轉而對之壓制。先是〈人民日報〉稱「鳴放運動」及一「陽謀」，用意令所有反動份子冒出來，使黨能有效消除之，故當批評轉烈時，中共即展開「反右派運動」反出及整治，可說鳴放運動的原意大低是利用各界人士的評整治黨風，但演至後期則變為中共清除異已的行動。總括建國初年的政治運動，明顯有兩種特色：一是要人民完全接受共黨的意識形態及政治，二是全以階級鬥爭方式進行，被鬥爭的階級受嚴重逼害。這是共黨獨特的處事方法及意識形態。中共所主張的民主，甚至在建國初期標榜的「新民主主義」，仍離不開這一原則，因中共的本質就是一共產主義之政權。

經過建國初期系列的努力後，中共政權基本上已經穩定下來，經濟建設亦獲得一定成就，其邁向「中國式社會主義」及建設中國為富強國家的決心遂更堅定，步伐亦由建國初期的務實緩進轉為激烈冒進，步入了「躍進時期」。而中共建國後一直採取對蘇聯一面倒的政策，在各方面的建設均採蘇聯模式，蘇聯亦為擴大共產陣營的力量，在國防、科技等方面積極支援中國的建設，並派大量專家來華協助中國籌建，這令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立國之初即稍具經濟基礎，有力量進行進一步的建設。但自1953年史太林逝世、赫魯曉夫上台後，中蘇兩國即產生分歧，蘇聯對中國的援助日減，至1956年蘇聯更撤走在華專家及終止一切科技合作計劃。這令中國於國際上幾陷孤立，同時又正值急於建設之時，失卻蘇聯援助下，中共唯有依賴本身的力量建設，在糧食上達致自給自足，重工業上能自力生產，全面實行中國式的社會主義。

此外，中國自建國以來，一直採用蘇聯的經濟發展模式，但因蘇聯模式是著重工業，須要投入大量資金及機械，並注重機械化以減少人力。惟中國卻是資金不足，科技落後，人力過剩，領層漸漸發現蘇聯式的經濟並不適合中國的國情。況且，赫魯曉夫上台後停止對中國援助，於是領導層便設法改變蘇聯模式而另創一套中國式的生產模式，「大躍進」正是這種情況下出現中國模式的產物。加上，毛澤東認為人有無窮潛在力量，可透過思想教育鼓動人的主觀能動性，以集中人的力量及幹勁去改善現狀，這看法是毛澤東於帶領紅軍作二萬五千里長征時所體會的，正因他有這種體會，故認為提倡「苦幹」、「自我犧性」等革命精神，以集中人民一起努力建設，便可改善經濟狀況，使中國富強起來。這想法的付諸行動，便是發動全民進行「大躍進」。

再者，中國在1953-57年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了初步成就，故在1958年要實行第二個五年計劃時，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情緒皆十分高漲，甚至出現一種不切實際的主觀情緒；加以毛澤東希望透過思想教育鼓動人民改變農村的落後，於是提出「希望苦戰三年，爭取大部份地區的經濟面貌基本改變」，並與劉少奇提出「十五年內超英趕美」。故在全國人民的主觀情緒及領導層的鼓動下，中國出現一種「冒進」的思潮，這對大躍進的推行起了決定性的動力。但另一方面，於1956年上半年主管財經的周恩來、陳雲及李先念等人針對這冒進現象，提出「反冒進」的經濟方針，強調經濟發展必須與國力相應。但毛澤東把這種意見視為「右傾」、「保守」及「促退」而多次進行批判，1958年1月陳等人被逼作了「檢討」，這種「右傾」的緩進方針被否定後，黨內急於求成的左傾情緒更形壯大，進一步促成了大躍進的實行。由此可見，大躍進的出現與國外及國內的因素皆有關系，亦可說是第一階段經濟建設成功的反效果。可是，大躍進後被視為一盲目的左傾運動，其後由劉少奇領導的調整，將這左傾的情緒扭轉過來，不久中國又再出現文化大革命，這次文革的左傾思潮比大躍進時期更為激進，帶來的災害亦更深重。文化大革命之出現實基於以下各因素：

新中國建立之初，外交上對蘇聯採一面倒政策，並以蘇聯的模式建設，但因蘇聯模式強調資金、科技、機械等因素，但中國則人多而資金少，故其後毛澤東認為蘇聯模式不適合中國建設，漸對其拾棄。另一方面，蘇聯模式重經濟而不重階級鬥爭，毛澤東認為這必定產生新的資產階級，是「修正主義」，大力作出批判，因而引致兩國於五十年代後期交惡，於1960年7月大躍進失敗之際，蘇聯撤走在華專家，並挑起中蘇邊界的糾紛，令毛澤東認定推行修正主義的蘇聯是中國的頭號敵人，遂放棄國內強調「防修」，「防修」的風氣既令黨內的關係緊張，並透過運動形式使人民保持革命精神。文革便奠基於這精神上的革命，使全國跟隨毛澤東認為是正確的方向行使革命。

另外，在三面紅旗政策失敗後，進入調整期要恢復大躍進前的模式，這令毛澤東恐怕中國會重行蘇聯模式，以致出現如赫魯曉夫般具資本主義色彩的領導人，因而重申「階級鬥爭」以保持共產主義的色彩。但劉、鄧等人的經濟調整政策卻是力求穩定，不主張以階級鬥爭及運動的方式發展經濟，而將農業放在第一位，輕工業次之，重工業再次之，強調工業支援農業，在外交上亦著重與各國保持和平關係，「對帝、修、反要和，對革命人民的支援要少」的「三和一少」政策。

在三面紅旗政策失敗後，毛澤東退居二線，權勢大為削弱，成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更多次公然表明不同意毛澤東的觀點，如謂：「我們動不動就給自己的同志扣上反黨的帽子，其實，人家只是對一個具體領導有意見。反對某一個人，怎麼能說就是反黨？你反對毛主席，也只是反對毛主席個人。」這使毛澤東對以劉少奇為中心的當權派懷著敵意，企圖重奪政權，最終乃藉自己在黨和人民心目中的威望，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重奪政權。

很明顯，毛、劉二人的政見存在分歧，而毛認為劉、鄧便是「修正主義」的代表，因而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不斷革命論」，強調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進而指出：「資產階級，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混入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在黨中央成立了司令部，在各省市都有代理人......過去各種運動都未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黑暗面，才能把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取過來。」毛澤東先於1962年發起「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用階級斗爭的觀點來教育人民，至1964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重心更發展為「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的「四清」，矛頭直指劉、鄧等「反革命的修正主義份子」，這種反右派的鬥爭就是文革的先聲。

加上，中共建國後，毛澤東逐漸驕傲，思想也變得脫離實際，主觀主義及專斷作風卻日趨嚴重，常把人的地位凌駕於黨中央之上，並製造個人崇拜的風氣，毛澤東被人民奉若神明，為中共的當然領導人，五十年代後期，當毛的權力受損時，便利用在人民心中的威信，發動群眾運動取回被劉少奇所奪的權力，因而出現文革，時謂：「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可見對其崇拜的程度。事後，中共中央在《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個人崇拜對文革出現的關係：「毛澤東同志在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當時於毛澤東身邊的都是一些急進且具野心的人，當中包括具軍事力量的林彪及具政治野心的江青、康生等人，他們為奪取權力遂利用毛澤東的左傾思想及個人權力慾，大力發動宣傳，把毛推到於黨之上的神聖地位，極力鼓吹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同時，又指劉、鄧為首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正在實行修正主義，必須發動群眾運消除之。其後，中共中央在〈建國以來若於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亦指出急進派的推動與文革的關係：「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這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中國共產黨以社會主義為目標，要去除人與人之間階級之分。在中共建國之後，即實行一系列以社會主義為基礎的政治運動，鞏固新建的政權以及恢復久經戰亂而殘破的中國經濟。起初是社會改造時期，即1949至1955年期間是為第一個五年計劃，這次的改革很成功，人民內部矛盾解決，大部份的資產階級已被消滅，農業與工業開始公有化。雖然自1957年後，中國全國人民努力支持改革，但這是中國再走下坡的先兆。不斷的革命論使階級鬥爭十分激烈，而階級鬥爭更成為後來文革的主要工具。而文革的出現有很多因素，如中蘇關係惡化牽連到國內「防修」的風氣，以及毛澤東不滿劉少奇等人行資本主義式的調整，及江青等野心家的推波助瀾等。但最主要還是實際的政治問題，就是毛澤東不甘權力被奪，要透過群眾運動方式奪回政權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