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述明代王陽明學說之大要及其影響。

明代的理學在王陽明以前，主要上承兩宋餘，恪守程朱學說，朱學較為盛行。明中葉以後，學者開始對程朱學說產生疑，朱子學說一轉而為陸學。王陽明創姚江學派，對朱學更大力批評，使久受束縛的思想得以解放，王學成為一代學術主流，現分述王學之大要及其影響如下：

王陽明繼承陸九淵「心即理」學說，主張人心是本源與人世間的唯一道德準則。換言之，離開了心，便無宇宙、天地、萬物，甚至鬼神。因此王氏提出「心外無事，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的觀點。他所說的理，指道德標準。他強調人類的道德標準都是天生的，內在的，不是在外間客觀存在的，更不是通過認知和學習而求到的。他也認為自然界的事物與人事的道德規範，並不是連續的，即使如朱熹所說的格盡天下間所有之物，亦無法了解仁、義、禮、智四端。

王陽明由「心即理」學說中發展出「致良知」的學說。「良知」即是天理，即是人心中至善的性，是早存在人心中的。良知是與生俱來的，這種能分辨善惡是非的本性，是「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的，但仍必須要發掘才能得見。所謂「致良知」就是去盡人欲，從而把心中的善性發揮出來。「致良知」的方法就是去除私欲蒙蔽，恢復良知的原來面目。

「致良知」不是憑空造可成，而是一種認知的功夫，是透過實踐和行動來達致的。王陽明重視身體力行，故提出「知行合一」的主張。他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認為一切「知」都需要「行」，不否則不可視為真知，教人不單要「靜處體悟」天理，而且要在「事上磨練」，從日常生活和行動中認識及實踐天理。他又反對把「知」和「行」劃為兩件事。他說「一念發動處便是行」，例如一個人只要有殺人放火的念頭，即使他未進行，但亦等於放了火，殺了人。他十分重視人們的動機，因意念不正動機不良，已是違悖了天理。

自王學出現，明代學者多蜂起從之，一時蔚成風氣，門生遍天下。自明中葉至清初，王學仍是主流，可見其流傳之久，影響之深，現述王陽明學說的影響。

首先，他把陸學發展成為王學。當王陽明未起之時，思想界所仰者為程朱學說，程朱教人要著力讀書，講明義理，尤注意於循序漸進，不願學者好高鶩遠，空言無實，以此為學者入德之門。這種治學方法，在朱熹時代，已被陸九淵批評為過於支離，迨至明代，治程朱學的儒者，更失去了程朱學的精神，終日埋頭古籍，認程朱學說為金科玉律，不敢懷疑，弄到士氣頹廢，為自古所未有。到王陽明時，社會及士林風氣，崇尚詞句誦，道德學問，均不能應用到事業上去，陽明乃起而倡「知行合一」，教學者身體力行，一反朱學之迂腐。因其學說淺易，直指本心，精簡直截，自然易入人心，故支配當時之社會思忌而盛極一時。所以自王學出現後，門生遍天下，可見王學影響之深。

但王學發展至未流，卻造成學術界空疏的局面。王陽明學說本著重展個性，取孟子「人人可為堯舜」之言，以喻學者，專重致良知，近於禪宗所謂「頓悟」。但後學者能力不逮，把王學歪曲，不少只知高談心性，不講學問，至於「束書不觀，談無根。」，更甚者則流於放浪自恣，言行乖謬，竟倡「酒色財氣不礙菩提路」的話。明末，王學未流只叫著致良知的口號，實隨便胡鬧，全不顧國家安危。清初顧亭林、王船山諸人皆痛心於此，曾嚴厲責備王陽明。

綜觀明代王學大盛，似乎弊多於。王學之弊，在於過份強調「良知」，缺乏了知識基，末流因而演變為空疏和狂妄怪不得清初陸稼書說「明之天下，不亡於流寇，不流於朋黨，而亡於學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