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之積弱源於都汴？

有言宋定都汴京乃導致宋代積弱不振的原因，此說當否？試論述之。


宋太袓創立宋朝後，捨周、秦、漢、唐之傳統古都洛陽及長安而擇都於汴京，無疑是中國政治重心變遷的顯著標誌。然而縱觀北宋一代歷史，定都汴京後，雖曾適應了宋初社會發展變化和政治、軍事的形勢，在一定時期發揮過相當重要的政治作用與經濟效益。但是，畢竟由於建都汴京本身在不利的因素，隨著社會各種問題的加深，很快就暴露出很多弊病。於是，在北宋中後期引起了一系列嚴重後果，給後世留下的深刻歷史教訓，今天看來仍不失其借鑒意義。故此宋都於汴乃導致宋代積弱不掁的原因，現論述如下：

首先，汴京處於黃河中下游平原上，而“魏地四平，諸侯輻湊，無名川大山之限”，從軍事地理與城市設防角度看，有其先天不足的成份。在中國古代以陸地作戰為主要戰爭方式的條件下，國家的都城除了要保証有充分的給養外，軍事地理上的有險可憑與否，同樣不可忽視。周、秦、漢、唐建都長安，從地理因素來看，主要都是依靠關中山河之險以保障首都的安全。北宋定都汴京，雖使漕糧運輸有了可靠保障。但汴京周圍乃一馬平川的地埋形勢，卻給趙宋帝都造成了沒有天然屏障這一重大缺陷。南宋史學家鄭樵總結歷代王朝建都特點時指出，“建邦設都，皆憑險阻。山川者，天下之險阻也；城池者，人之險阻也。城池必以山川為固”。清代學者顧袓禹進而評論河南政治地理說:“河南者，古所稱四戰之地也。當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爭；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則岌岌焉，有必亡之勢矣”。應說皆不失為真知灼見。正因為地理形勢上的無險可守，汴京常常暴露在異族入侵的直接威脅之下，而且隨著契丹族的逐漸強盛以及北守軍事上的節節失利，這種危機日益嚴重。故宋初曾有過的遷都之議，在北宋中初又再次出現。范仲淹曾說:“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官室”。慶曆四年，韓琦上書仁宗：“清修京師外城，言北戎勢重，京師堰而無備，若無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塑重兵與之力戰”；同時主張「備河北，營洛邑」。由此可見在北宋中期已有遠見之士對定都汴京重新發生了懷疑。錢穆先生評論北宋定都汴京之弊時說：“北方的強敵一時既無法驅除，而建都開封，尤使宋室處一極不利的形勢下，藩籬盡撤，本根無備”。可謂切中其弊。

其次，正因為汴京處於無險可守的四戰之地，而周圍又曾有許多割據集團，這就迫使北宋政府不得不在京城和京畿集中龐大禁軍，“以兵為險”，“設險以制敵”，對付周圍敵對勢力。這雖在初期取得防範唐末五代割據局面之再起，鞏固趙宋政權的作用，但同時卻又帶來了導致北宋積貧積弱重要原因的冗兵之弊。（宋代的重文輕武政策，使大量文士透過科舉入仕；真宗時官吏人數已達萬人，英宗時更增至二萬四千人。宋代官吏不但人數激增，且俸祿亦相當傳厚，除正俸外，還有各項津貼。再加上恩蔭制度，官吏的子孫親屬也可有蔭俸，使政府的財政開支十分龐大。）

史學界歷來認為，北宋採取重內虛外政策，主要是為了防止兵變與農民起義，這無疑是不錯的。但是，如果從北宋建都角度再加考察，不難發現趙宋統治者還有其更深的憂慮。宋太袓曾給其弟趙光義推心置腹地講過: “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為之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為可俱，帝王可當用心如此”，可見“防內”之心正是深恐有人重演“黃袍加身”的故技之心情寫照。故“防內”的核心內容顯然是防守京師安全。從這一需要出發，宋廷將大量隊集結中央，“盡收天下勸兵列營京幾，以備藩衛”，其用心是很明顯的。

所謂“以兵為險”，秦觀曾有過論析：“本朝懲五季之弊，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各掛於籍者，號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以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之兵，此所謂以兵為險者也”，張方平也說:“今京師礦平沖會之地，連營設衙，以當山河之險”。此應該說“以兵為險”確是北宋建都不同於漢的顯著特徵和以汴京為都後的必然措施。正如富弼所說:“我太祖以來，罷諸候權，聚兵京師”，都對“以兵為險”大加讚頌。然而，正因為北宋統治者如此重視京城屯兵防守，致使京師禁軍數量年增加，冗兵之弊也隨之日趨嚴重。

北宋初年到中期，號稱“守京師，備征戰”的禁軍人數直線上升，到仁宗時已超過了太祖禁軍的四倍多，竟至佔全國軍隊三分之二以上，其膨脹達到了驚人的地步。而如此龐大的禁軍，其軍費開支使政府財政發生嚴重危機，造成“農疲於養兵，而兵且恥予為農”的狀況。兼以禁軍素質很差，兵將不專，臨陣輒敗，意徒貽西夏軍嘲笑。這些情況，引起士大夫們的憂慮，王禹稱一針見血地指出: “當乾德、開寶之時，土地未廣，財富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未足，兵威亦強，其義安在，由所蓄兵銳而不眾，所用之將專而不疑也。自後盡取來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富可謂廣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較急，其義安在？由所之兵冗而不盡銳，所以之將從而不自專放也“；嘉祐七年，韓琦也上書痛陣其害；”今日京師至天下州郡大率無儲蓄，邊城甚者或無三數月之備，不幸有連年水旱，將何以養此兵乎？此兵不足以養，則其憂不在契丹也”。蘇軾更深刻地指出：“以不生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拐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結果使國家“內則庫府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交迫”。可見北宋冗兵之弊，不僅僅是出於防範農民起義，聯繫定都以靖四方和御外來考察，就不難看出，趙宋統治者自有其更深的難言的苦哀，兵冗之弊對於朝統治者來說，也實是一個難以砌底醫治的一大痼疾。

再次，就漕運主要干線的汴河來看，也並非絕對有益於害。大量史實証明，汴河雖有利於漕運而穩定政權民生，但經常發生的水患，給汴京帶來日益增多的困難，成為北宋國都的又一隱憂。曾被宋太祖譽為“寶帶”汴河，從北宋初年就經常決溢，史載：太平興國二年七月“汴水溢，壞開封大寧堤，浸民田，害稼。詔發懷，孟丁夫三千五百寒之”。此後這類汴河決溢的災害充斥史載，清代史地學者對此論道：“蓋宋漕渠之利莫過於汴，而亦時被決溢之患”。而宋廷也一直未能解除汴河水害對京師的威脅。嘉祐年間，大水浸入京城，竟使樞密使狄青被迫“徒家相國寺，行止殿上”。元豐六年，步軍副都指揮使劉永年上奏宋神宗說：“臣竊以京關防河，事體至重，迄自今遇水大漲或淫雨不已，令都巡地分如救火法，於近使增發三、兩指揮”。把汴河防汛視為救火一樣緊急，可見水患對京城威脅之嚴重。同時，汴口常開閉，危及京師安全。熙寧八年冬，因汴口未閉，使“汴水凌牌擁遏至京城中”，神宗聞訊大驚，緊急下詔“連夜堵塞”，“不得誤事”。汴河一出事端，就對國都危害非淺，使“京師常有決溢之虞”，這是北宋統治者當初擇汴定都時始料未及的。為了解決汴河對京師造成的威脅，北宋五朝政府都曾動用大量人力物力治汴，然而效果甚微，從未根除水患。到了北宋後期，汴河每歲疏浚制度漸趨鬆弛，淤淀情況更加嚴重。自汴流湮定，京城東水門下至雍丘襄邑，河底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餘。自汴堤下瞰，如民居深谷。這樣一旦堤決，後果是不堪設想的。這是以往漢唐建都長安所未曾遇到的特殊危險情況，對於北宋政權來說，則是難以克服极為不利隱患。

歷史証明，當國家政治、經濟發生危機，而國都所在之地又不能緩解這仲矛盾的時候，擇地遷都，更圖掁興，不失為解救危機之良方。盤庚遷殷，商王朝中興；西周由周原而移鼎鎬京，終於逐步強盛而滅殷商；北魏孝文帝自平城遷都洛陽，削弱反對改革之貴族勢力而使漢化後之北魏經濟文化得以很大發展，這些都是我古史上遷都治國的典型事例。由此說明國都絕非既定則不可遷徙，在一定條件下，遷都重建確是一個緩和矛盾、因勢利導的行之有效的途徑。同樣，如果趙宋統治者能在社會危機日趨嚴重的北宋中期適應形勢的變化，將國都出汴京，移鼎江南，以江南經濟的豐富彌補軍事上的不足，帝王勵精圖治、軍隊提高素質，不處處因汴京所在而左右為難，然後以精兵全力北伐，敗契丹而復燕會，則時局將為之改觀，宋室擺脫積弱之困境，創中興之業也並非沒有可能。遺憾的是北宋自宋太宗以後，歷代帝王無不因循守舊，代代相襲、死守列祖陵寢不放，最終以靖康之恥宣告了北宋的滅亡。誠如近人錢穆所說：“其先則畏難因循，其後又偷安苟且，而宋事終不可為矣”。當然，北宋建都汴京的歷史早已一去復返了，然而其教訓，值得總結及借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