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文治武略

試評論漢武帝文治武略之功過得失

西漢歷史中最輝煌的一頁，是漢武帝統治的時期。漢武帝雄才大略，登位一改漢初的無爲而治政策，如罷百家，尊儒術等，取消和親政策，主動出擊匈奴，統一貨幣等，使西漢進入黃金時代。但漢武帝亦是令西漢步入衰落的始端。現就分析漢武帝文治武略之得失。

中央集權國家由秦始皇開創，武帝時則進一步發展"皇權至上"的觀念。武帝即位後即建立年號，稱"建元"，此制一直爲後世沿用，有學者曾言："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武帝並依據董仲舒的"五德終此說"以漢屬土德，秦爲水德，而土克水，實行改制易服。又命司馬遷等二十餘人修訂曆法，成"太陰曆"，以正月爲歲首。雖然這些措施加強了皇權，達至"皇權至上"的效能，但"五德終此說"卻滲入儒學，儒生們喜以自然現象附會人事禍福，常以天變災異爲籍口，攻擊當政的人，加之讖緯盛行，成爲野心家篡位的理論根據。如昭帝以後，即有人指出漢運以衰，應該更換朝代，王莽把握此種輿論製造許多對他有利的符端纖語，暗示了自己就是天子，可說當時儒生替他奠下篡漢基礎。

鑑於吳楚七國之亂的教訓，武帝繼續執行景帝的削藩政策，依主父偃主張，用推恩的方法，迫使諸侯將自己的領地，分封給自己的子弟。這令一下，諸侯王相率分封其子弟爲侯，封土便越分越少，漢室也正式承認新諸侯的地位，使其後封土漸變爲漢之郡縣，《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載："大國不過數十城，小國不過百餘裏，漢郡贏錯諸侯間……強本弱枝之勢也。"武帝不僅矯正了吳、越連兵之弊，更不讓諸侯國相連，控制險要地帶，使諸侯王失去地利及不易互通消息。同時，武帝又藉口列侯貢獻祭祀宗廟的"薪金"份量和成色不足，對皇帝不敬，實行奪爵，曾嘗一次剝奪了106個侯王的爵位。據統計，至太初年間，侯王只剩五人。除此之外，武帝亦削奪諸侯官屬。漢初諸侯可自任官屬（除丞相外），此乃諸侯王坐大的主因。景帝於七國之亂後，把王國之"丞相"改爲"相"，並省去御史大夫、廷尉、中正、博士等官，諸侯王只可選派四百石以下的官，這抑制了諸侯王的治國權力。武帝更積極推行此政策，並訂附益之法及左官之律，"附益之法"是禁止奉承諸侯。"左官之律"即一旦為諸侯之官便不可再事於皇帝，令諸侯之屬官受岐視，杜絕人才向地方外流，亦令諸侯之策士減少。另一方面，武帝亦採取統制經濟之策，《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謂："吳、齊、趙、梁諸郡--一切山澤之利皆納入漢朝中央。諸侯之富強是因地方有錢、賓客又多之故，現在武帝從土地、人才、財政三方面打擊諸侯王，使諸侯王只成一虛名，徒得食邑而無權。

元封五年（西元前106年），武帝把全國除京師附近七郡外，另加設多十三郡，長官稱刺史，又以京師附近七郡設司隸校尉，性質略同於剌吏。當時的州仍不算正式的行政區域，但刺吏可代表中央督察州內各部。除了擴大地方監察外，武帝爲了加強皇權，選用一批低級官員隨待左右，使其出入禁省，策問應對，另又允許原爲武帝掌書禮的尚書，可出納章奏、操持權柄，並用宦官爲中書以行尚書之職。於是皇帝身邊就形成一個宮內的決策機構，稱"內朝"或"中朝"，"內朝"與以丞相爲首的，與"外朝"相對，權力更凌駕於外朝。故此丞相的權力被削弱，皇帝則進一步獨裁。但是在地方加設刺史及司隸校尉，就開啟了東漢軍閥州牧割據的先河，使東漢滅亡；而削弱相權，令皇帝輔弼無人，令戚宦之爭産生，間接更促成王莽篡漢的野心。

博士遠站於戰國齊之稷下先生亦博士之類，秦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漢承此制。博士本無政治上實際任務，只代表古代貴族政府、軍人政府下的一輩隨從之知識份子，因此性質極卒，占夢卜巫的人亦得成爲博士。武帝時，依董仲舒之議，罷黜百家，只立五經博士。從此博士一職，漸漸從方技、旁門雜流中解放出來，純化爲專門研治歷史和政治的學者。武帝又採納公孫弘的建議，爲五經博士置弟子員，額定五十人，選拔各地優青年隨博士學習一年，若能通一經以上得補史，高弟可以爲郎中。除此之外，武帝又按董仲舒之議令郡國每年察舉孝子、廉吏各一人，推薦到中央爲郎中。又命丞相、列侯等推與才幹之士，親加策問，以選拔人才。由於崇儒的關係，官吏多由太學出身的讀書人出任，自此漸有文學入仕一正途代替以前之蔭與貲選，打破漢初朝廷大臣多為宗室、軍人、功臣、商人組成的局面，形成以士人爲主導的"士人政府"。而且漢初丞相均爲貴族或軍人階級所獨佔，自武帝從公孫弘爲相後，始以布衣儒術所進，遂打破先封侯，後封相的慣例，從此漢代政治實權由軍人轉入儒生之手，也可說漢代政治轉向文治精神的表現。但相反來說，崇行儒學卻扼殺了其他科學發展的機會，堵塞了人民的才智，亦妨礙各家思想和一切技藝的發展，使學術不能分途競進，使中國文化從此走上偏狹之路，科學陷於停滯不前。

中國史上的外患，因地勢及氣候關係，其主要者來在北方。秦漢之大敵便是北方之匈奴，秦始皇對付匈奴，採驅逐政策，派蒙恬北逐匈奴，收河南地。秦末天下大亂，匈奴復起，雄踞北方，常爲邊患。漢初，匈奴冒頓單于統一匈奴各部，東敗東胡，西破大月氏，領土遼闊，兵騎衆多，對漢成半包圍狀態，高祖時曾出兵征伐，被圍於平城，大敗而歸，乃改用婁敬的和親政策以緩敵。文景之世，匈奴仍時至邊境寇掠，漢室只隨時發兵防備，缺乏有效之對策。至武帝即位，國力充裕，對屈辱及和親政策不再忍耐，開始對匈奴進行長期討伐戰爭。

漢武帝伐匈奴的策略是：在西方一邊切斷匈奴與青海姜族的聯繫，一邊遣張騫出使西域聯絡西域夾擊匈奴，在東方，切斷匈奴與姜族的聯繫 ，又在隴西代郡一帶集合大軍作爲主力，給匈奴以正面的打擊。以後許多戰役與許多軍事措施，都是在這個戰略原則下推行的。據統計，武帝曾三次大規模攻伐匈奴。武帝一方面打擊匈奴，一面方加強北部邊防，首先是大量移民，曾一次移民七十餘萬。在東起朔方，西至今居，設立田官，督戍卒屯兵，官供給農具及穀種，以前的草原牧場變成農産區，經濟文化遂大有發展。而且爲確保河西地區的安全，武帝築新長城，自敦煌郡起接連秦長城，此新築邊城每隔五里十里地方，築有烽火臺，設戍卒瞭望，另外築有許多小城堡，有烽火設備，駐有較多士卒，以保邊境安全。除北伐匈奴外，武帝還東征西討，先後平定百越、朝鮮及南夷等地方。漢武帝派兵北伐匈奴，南征百越，西通西域及西南夷，東平朝鮮，初步奠定漢之版圖，較秦時更爲廣闊。隨著漢代版圖擴張，匈奴、百越、西南夷都受到漢文化的薰陶而開化。如匈奴單于降漢，使人奉地圖來附一事觀之，是匈奴亦一如華夏有文字與圖藉，足見受華夏文化所薰陶；百越、西南夷與漢族人習居，漢文化助各族脫離落後狀態，向高級文化發展，漢在各族的統治比原來豪強統治文明、各族生産力亦得以提高。不過漢武帝本人好大喜功，動輒對外用兵，勞民傷財，李華《 弔古戰場文》有云："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兼目大建官室，大事遊幸，尤其晚年更求神仙進方士，使國力大耗，並影響以後宣帝對外的政策。

武帝對外用兵，國力不繼，令居納資爲吏，後世捐納之例始於此。《漢書》卷二十四下《食貨志》述：「武帝即位……干戈日滋……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選舉陵遲，廉恥相冒……其後四年置賞官大諸侯、卿大夫、小者郎吏。」武帝既連年征伐，以金幣招致外國，又好神仙，廣營官室，興造遊幸，消耗國力太大，將文景兩朝的積貯用光，還覺不足，除開損納外，尚不得不採取聚斂的經濟政策，如定鹽、鐵、酒爲國營專賣，課緡錢，設均輸、平準之法，以"東郭咸陽與大治孔僅爲大司農丞，桑弘羊爲大司農，主持財政及分頒鹽鐵公賣之事，時稱計吏"。三人之言利事，折秋毫諸兵事外交，莫之能先也。國家專賣鹽鐵，利潤由國家賺取，用此從事建設國家所需，免商人謀取私利。此政策對商人爲一大打擊，商人無多利潤可賺，聰明人士皆棄商而專攻學術。而詔平準均輸之制，爲防止商人操縱資本和囤積居奇，藉比調整物價，流通有無，並增國庫收入，亦爲打擊商人之措施。

漢武帝雖然施行了很多措施、政策、建設，令西漢步入黃金時期，但亦令西漢走進衰亡之路。

政治方面，武帝確立中央集權制，建立察舉制，造成士人政府的出現，擴大監察制度，削弱封國及建年號，加強了中央集僅的組織，但重用治法之吏，律令嚴苛，刑獄甚濫，而且武帝容許人民納粟贖罪，以錢買爵，造成貪污成風，仕途太濫，迷信巫蠱，造成冤陷。此外武帝獨攬大權，九卿可不通過丞相而直接向他奏事，使丞相權力大爲減弱，促成王莽篡漢。又武帝表面崇儒，內實重法，故用法吏，對臣民嚴苛。

經濟方面，採納桑弘羊的鹽鐵酒專賣政策，設平準均輸法，統一貨幣造權，重農抑商，興修水利，務把財政大權集於中央。但推行經濟政策，擢用了桑弘羊、孔僅等搜刮大臣，處處與民爭利。加上對外連年用兵，又大興土木，鑿渠開河，遊幸封禪，並開通西南夷邊郡，幾歲出龐大開支。

對外方面，抗擊匈奴，保衛邊疆的安全，派張騫通西域，促進中西文化交流，並開拓西域孔道，間接開發交廣道。但武帝在位期間，先後多次派兵出擊匈奴，消耗大量人力物力，更使國家財政陷入窘境。

另外，武帝又設五經博士及博士弟子員，今經學空前發達，又廣設學校，重用大學出身的讀書人，構成士人政府及布衣卿相之局。武帝尊行術，罷百家，諸子思想受到壓抑，而科技亦無發展機會，使中國文化走上偏僻之路，科學從此停滯不前。

雖然武帝做了這麽多事，但幸好武帝好賢不倦，納董仲舒之建議，又以公孫弘爲相等等。而且晚年肯知過而改，爲巫蠱之禍，悔悟之餘，族殺江充，又下"輪台的詔"停止對外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