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施政乃以秦亡為鑑

有言漢初施政革秦弊或以秦亡爲鑑，試就史實加上個人識見評述之。

秦滅亡後，由漢代之。漢高祖劉邦即位後，命賈誼總結秦亡教訓，於是撰《新語·輔政篇》曰："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鑑於秦代以法治國，仁義不施，最終因爲刑法過濫而招致滅亡，乃改變治國方針；加上當時社會久經戰亂，人口死亡過半，土地荒蕪，饑餓頻仍，國家元氣尚未恢復。蕭何乃主張爲政須輕徭薄賦、緩刑、與民休息、以恢復國家元氣，遂開始行無爲而治，及至文景二時，皆一直沿用，並取得理想的效果。從漢初的施政作風可見，以道家爲主的無爲而治有別於秦的法家治術，其目的在於針對秦政政繁苛而主無爲。因此漢初施政是吸收秦亡教訓之故。

秦代政治的失敗，運用法家治國是其中之一。秦自商鞅以來，一向以嚴法爲治，自始皇即位後，更變本加厲，專以刑法來鎮壓人民。然而，始皇卻不明"馬上得之"不能"馬上治之"之理，以嚴刑峻法統馭臣民，埋下了秦滅亡的伏線。雖然嚴法治國，雖云足可禁奸，惟一意用法而無教化，終不免傷恩薄厚，而且法令嚴苛，如"偶語詩書者棄市"、"赴役衍期者斬"，"一人犯罪，誅及三族"等，人民動輒得咎，幾至舉國"赫赭衣滿路，囚徒成市。"而棄市、車裂、腰斬等刑層出不窮，百姓終日惶恐渡日，朝不保夕。由於治術不以人民爲本，往往重視集體而忽略個人，因此民怨沸騰，起而抗秦。秦又因推行郡縣制而失去封建屏藩，導致速亡。
　
除刑法太重之外，對人民過份勞役也是秦之弊政。秦以耕戰立國，全民皆兵，在戰國時代是無可避免的。但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仍沒有減少對人民的勞役，不偃兵掩甲，與民休息，繼肆無疆之欲，則民不得不怨耳。據《漢書·食貨志》謂：秦之力役"三十倍於古"，足以證明當時人民的苦況。另外在統一之後，國家元氣仍未恢復，即遣蒙恬發兵三十萬北伐匈奴，又在五嶺戍兵五十萬，長城戍兵三十萬，又多次發動對外戰爭，兵士皆死傷無數。還有始皇大興土木，其築長城、修宮室、闢馳道、營運河等，無不動輒徵用民伕數十萬計。秦始皇的役民措施，令人民苦不堪命，最後逼使人民反抗，把秦推至滅亡的境地。他不恤民力，大規模徵詔民伕服役，動搖國本，秦代自當滅亡。

秦之賦稅亦極之繁重。始皇北伐匈奴，南征百越，大事興築，無不需用大量資財，而財政支出，便轉嫁至百姓。在《漢書.食貨志》有云：秦之"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結果導致"男子耕，不足糧食，女子紡織，不足之衣服"之民窮財竭的境地。秦代苛徵賦稅，經濟凋弊，黎庶對秦政治皆感到怨憤。一俟皇綱淩夷，國力消褪，自必相率反叛。中國以農立國，農業爲經濟基礎，農民的收入大致穩定。但是始皇大興土木，入不敷之，向人民徵收重稅，不單加重人民負擔，而且令整個平民階層充斥著對秦統治的不滿。秦之滅亡，其實與民心思變有極大的關係。

秦代的統治僅十五年而亡。西漢的政權建立後，百廢待舉，社會百孔千瘡，國力尚未恢復。漢高祖劉邦爲扭轉頹局，其施政多革除秦弊，或以秦爲鑑，藉以穩定局勢。到了文景兩帝時，皆奉行無爲而治的路線，國家的經濟開始復甦。

鑑於秦代用法太濫而遭亡國，漢高祖劉邦早在入關滅秦時，廢除秦代的嚴刑峻法。並約法三章，以順民心。不過最重要的，要算是漢初採行的無爲而治的治術，到了文景之世仍然沿用。文帝爲人寬厚，主張"約法省禁"，即位第一年便廢秦以來一直實行的"妻拏相坐之律"，第二年廢除誹謗妖言之罪，及後更下令廢除肉刑，改爲"城旦舂"及笞刑。刑法遠較秦朝輕。《史記·孝文本紀》載文帝說："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無由至，朕甚憐之……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足見文帝仁厚。其減少刑法的動機在於以德化民祖的施政，主張"清靜無爲"、"無爲而治"。可說其施政以人民爲本，廢除秦代以來的苛法，並減輕刑罰。

漢初經濟蕭條，入不敷支，因此漢初提倡節儉，亦是吸收了秦代過賦役繁重的教訓。統治者如文景二帝，皆能減輕百姓負擔，與民休息，從而恢復國家經濟。文帝躬行節儉，以身作則，不濫用錦繡，又不大興土木，遂爲國家儲下資本。在文帝時，曾下詔賜天下民，今田租之半，到了景帝時，又有三十稅一的政策。因此在文景時，國家未曾取賦於民。文帝亦有減輕人頭稅，當時漢代的人民凡從十五至六十歲，每人出一百二十錢，稱作一算，到文帝時減民賦四十。爲了調動農民的生産積極性，在文帝即位前，朝廷已將秦時的"秦半之賦，減為十五稅一"，農民的負擔相對地減輕，糾正了秦朝濫收賦稅的弊病。漢初推行無爲而治，與民休養生息，月勞役明顯地有所減少。成年男子每年服役期爲一個月，生産時間有所增加。不過文帝將男子每年服役一個月改爲三年而一事，削減三分之二。文帝時的徭役，與農民起義高潮中的徭役相比，只是新王朝對農民的一種讓步政策。不過糾正了秦朝的繁苛賦役制度，其實是一大進。說漢初施政革除秦弊，實無不可。

鑑於秦代廢封建行郡縣，導致屏藩盡失而速亡。爲了維護統治，漢高祖廣封同姓宗室，培植親信。此舉在於避免重蹈秦滅亡的老路，因子孫不得封王，使秦朝孤立無助。因此，劉邦即位後，以同姓宗室代替異姓諸王，分封至各地，作爲鞏固中央的屏藩。另外，爲有利維護西漢皇權的專制與集中及防止諸侯割據重演，因此與郡縣制同時並行，合稱郡國雙軌制度，既有屏藩之利，又能集權中央。尤其漢初開國以後，繼續維持秦朝時所形成的格局，各地所設關卡一仍其舊，發揮故有作用，對制衡諸侯，甚至有制助。

觀乎以上史實，可知漢初施政多以改革秦弊或吸收秦亡教訓。秦的滅亡在於始皇濫用民力、嚴刑峻法等，皆導致官逼民反，民心思變，使秦的統治不能夠長治久安，僅十五年而亡。相反，漢的統治階層多以平民出身，深知民疾苦，劉邦在入關時盡除秦代苛法，與人民約法三章，因而深得民心。漢得國後以秦亡爲鑑，訂立各種措施，如黃老無爲而治、輕徭薄賦、提倡節儉等，皆能與民休息，令國家日漸恢復元氣。秦亡漢興，雖是一次改朝換代、政權轉移，但是漢能夠成功地代秦，其實與漢初統治者得以革除秦弊有關。由於漢初能施政能夠順應時勢，革秦弊政，令人心歸附政府，固能夠長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