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漢化運動

試言北魏孝文帝推行漢化政策原因，並論此政策之成效。


北魏孝文帝時期，人民因久居中原而逐漸受到漢文化的渲染，孝文帝有見及此便進行全面漢化，順應時勢。希望透過漢化來解決北魏國內的問題。除此之外，更欲以提高統治權及打擊貴族暮氣。再者孝文帝推行漢化的原因亦可以客觀及主觀性去討論，又討論漢化的成效能否達到文帝最終的目的。現論述如下：

孝文帝推行漢化政策，客觀因素為漢人政治勢力逐漸抬頭，北魏游牧部族以強悍的武力征服中國，其統治農業社會的經驗本不充足，為求便於統治，與學取統治經驗，實非引用文化先進的漢人不可。入中原後，此種需要更為迫切。因為中國的北方自五胡亂華後，就陷入長期混亂之中，地方秩序全靠貴族豪強來維持，他們無形中成為地方之實際統治者，故要想統治中國，鞏固政權，勢非得到此等豪族的合作不可。自始，豪門世族的優秀分子被大量網羅，漢臣大量增加，更掌詔令或參幃或贊庶政，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孝文帝欲以漢人的勢力來提高治權。

中國儒學經兩漢魏晉發展後，於五胡亂華之際受到極大的摧殘，但當拓跋氏平定北方，社會比較安定，儒學遂得以復興，而南方的學者亦有此流，對北方儒學之復興亦有幫肋。早於世祖平涼州時，將河西士人集體徒平城，搜羅大量的傳士，令各地的名傳齊集北方。到孝文帝時，儒學進一步盛行，不少鮮卑貴族受到薰染，故孝文帝本人就長於文學和禮節，為他指出了一條治國應走的路，推行漢化。

此外，游牧民族的文化太低，只求維生，不談享受，因此一旦征服較高文化，又往往因追求生活的享受，而反被較高文化所征服。加上他們道德觀念本極簿弱，束縛力較弱，故易流於奢侈，日趨腐化，使原有獷悍善戰的風氣乃回漸喪失，無法維持政權，拓跋氏也不例外。北魏自太袓之後，問題日益明顯，到孝文帝時，雖未達極點，但已有跡可尋。獷悍之風氣隨之喪失，令統治權受到動搖。故以武力維持其統治地位的企圖，既不可恃，孝文帝遂不得不謀全面的漢化，把立國基礎由武質一變為文治，一方面可以避免因武質之喪失而動搖其政權；一方面又符合漢化的自然趨勢。再者，全面漢化亦可以利用儒家的道德觀念以稍稍約束宗室之中的貪殘無行與腐敗奢侈之風。

其次，魏初的征討原與劫掠不分，戰爭勝利，敵人的子女、玉帛、牛馬匹都一起掠奪，朋比瓜分，因此戰爭不單是政治行為，也是經濟行為。因戰爭有所獲，軍士都能出死力作戰，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但建國之後，政治略具規模，軍隊征討時的掠行為漸受到限制。豐裕的生活過久了，不但生命比以前看得重要，出生入死的作戰，亦不能吸引其興趣，甚至產生厭倦恐懼的心理。因此，北魏軍隊漸喪失戰鬥的力量，如任其繼續持續必至崩潰。孝文帝欲求挽救之法：一是用強制的手段，使拓跋舊人與漢人隔離，恢復其強悍的游牧之風，二是全面漢化，融漢胡一家，消除彼此間的歧視，奠立長沾。前者的可能性不大，遂使孝文帝推行漢行。

另外，漢族文化經過長期發展，於各方面都有較游牧文化為高的使用價值，故游牧民族向漢文化學習與融和是必然的趨勢；鮮卑入主中國之後，面對繁華絢爛的漢文化，耳濡目染早已同化於漢人，故此，孝文帝推行漢化，從客觀因素來說可謂順應時勢。

除了上述客觀的因素，孝文帝個人的喜好更為重要，正當社會情況已經改變，故孝文帝欲更有效地推行漢化，便決定由上而下去做起，他個人主觀的因素亦對漢化起了重大的影響。

孝文帝的袓母對他影響甚大，他生而喪母，即為太后所養。而太后本是漢人，通書知禮，更親受其教育，使文帝學識優異，並於孝文帝在位時，正值儒學文學並盛，朝中濟濟多士的時代，造成孝文帝響慕華風，與傑出的文才經術。再者，於太后駕崩，文帝堅持以古禮行事，改變原有的喪莽制度，廢革代替北魏鮮卑族的傳統習俗，格外顯出孝文帝對漢文化的喜好及對漢化的一意孤行。

加上，孝文帝有統一中國的雄圖，鮮卑人雖以其強悍之氣統一了中原之地，但南方仍有蕭齊與之隔江對峙，而鮮卑舊族則逐漸因優悠逸樂的生活而喪失其戰鬥力。孝文帝眼見於此，欲藉著推行漢化融合胡漢民族，洗脫一切的暮氣及腐敗之風，以鞏固的立國基礎，再望去統一中國。因此，漢化是他統一中國的先決條件。

從客觀及主觀角度去分析，孝文帝推行漢化實為順應時勢及掁興鮮卑族及統一中國的必要性，現論述他進行漢化運動所收的正面及負面影響，從而這些成效能否達到孝文帝的目標。

所為成效，可分為正面及負面，孝文帝推行漢化運動的正面目的故然是漢化，但其最終的目的是希望透過漢化運動去鞏固政權，改革軍隊，振興鮮卑族，務求統一中國，但究竟漢化後能否達到文帝預期的成效，現論述於下：

從正面的成效來看政治改革方面，文帝遷都洛陽，由於平城僻處塞北，戶口稀少氣候嚴寒，河流缺乏，又常有水旱疾疫，糧食常見不足，平城僅可視為用武之地，不符合文治之國家首都之原則，加上北方保守勢力，對他的改革有一種難以排除的壓力。故此，若不離開平城，則不可能有效推行漢化，既不能成功打破鮮卑族積累多年的暮氣，也不能刺激其重復生機，並離開鮮卑權貴的影響，以建立一個中國式的文治禮樂國家。

官制的漢化，孝文帝以王肅訂定官制，去除鮮卑官名。依魏晉制度置三師、三公、尚書、九卿等中央文武官吏，文頒行官祿制，成功禁絕貪污，官吏臟一匹者死。

經濟方面的成效，孝文帝於太和九年從李安世之議，下詔均田，把土地均分予農民耕種，此外又力行租庸調制，減輕了人民之負擔，如北魏當時規定凡一夫一婦之戶，每年繳帛一匹，粟二石；男丁並須服國家兵役，行之長制，「魏初不立之長，故民多蔭附，蔭附皆無官役，豪強徵斂，倍於公賦。」故此，為保均田制施行及控制農民，於太和十年行之表制。規定五家為一鄰，五鄰為一里，五里為一黨。三長負責檢查戶口，徵收租調。通過此制把蔭戶從宗主手中歸入國家戶藉之下。

士族制的訂定，孝文帝用李彪議應於漢人中選擇高門，召來京城與鮮卑貴族同檥受官，以爭取大族支持及防其投向南朝，這樣令鮮卑與漢族社會的習慣越趨越近。再者，改姓氏，禁歸葬：鮮卑族的姓氏多為複姓，與漢人之性一聽而別，孝文欲使其簡化。姓氏統一，促進了遷洛鮮卑與漢族合流。禁鮮卑服飾及語言，孝文倡導衣冠禮樂，太和十八年令族人所穿衣服須依漢制，又獎勵胡漢通婚，孝文帝鼓勵鮮卑與漢人大族通婚，自己更選擇了濟河崔氏、范陽盧氏、太原王氏等女子作後官，從而消除了胡漢間的隔閡，形成一個強固的統治集團。為配合漢化，孝文帝極重漢文化教育推行，建立國子學、太學、命鮮卑官員把子弟送至太學學習。

此等乃孝文帝漢化的正面成效，而反面的成效如下：

負面的成效，漢化運動後，導至鮮卑內部不和，遷都後，北魏內部出現了派系的分裂，反漢化的保守派認為此舉必消磨鮮卑勇武之風尚，且欲奔返代北。此外，由於漢化愈深，武人地位愈形低落，他們得七進路難，有的更被稱為「代來寒人」，被鮮卑貴族及漢族七人排抑，故引起他們的抗爭，這些六鎮的士兵起初「專擅肥美，瘠土荒疇以給百姓」，但遷都後弄到「供民並累，率皆飢儉」，經濟日困，遂於523年，六鎮鎮民爆發大規模叛亂，北邊幾盡成盜區。

孝文帝採用漢族的門第制度，制定姓族，當評定門第後，乃嚴格根據門第的高下來選拔人才，所以北朝的「以貴承貴，以賤襲賤」的門閥制度，也就在此時確立。另外，北魏初以六鎮守邊，但遷都洛陽後，武備漸弛。因在一種長期的太平狀況下，鮮卑統治者養成一種重文輕武的意念，結果使北魏安定之局面遭遇動搖。而且在南遷的鮮卑人中，因學習漢人的柔靡之風，故由一強悍民族而變成文弱。

漢化又使鮮卑人落後的生活文化提高，但鮮卑人在漢化的同時，必須延用漢人，以收其效，政權亦漸漸落入漢人手中。北齊的高氏、西魏的宇文泰執政時，他們都能重用漢人，尊為帝師。此外，北魏早期的軍隊是由鮮卑人充任的，但漢化後，習染了漢族柔靡貪逸之風氣，故鮮卑人當兵者日少，漢人當兵者日多，軍權亦轉到漢人手中。這些便是孝文帝漢化的成效。

總括而言，孝文帝推行漢化運動的目的是希望透過這次改革，以提高施政及打擊貴族的暮氣，而經此改革後，基本上已受其成效，達到漢化的要求，但成效中可分為正面及負面，正面有助孝文帝鞏固政權，負面則是其意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