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代的國共關係

講述1949年前國共兩黨的關係發展。



共產黨與國民黨是兩個分歧頗大的政治組織，前者倡尊共產主義，後者傾向資本主義，原則上似無調和合作的餘地，但自中共成立至1949年，基於種種原因，國共曾有兩次合作。國民黨被逼退守台灣前，國共關係大致可分為四期。1923 - 1927年為「容共時期」，這時國民黨容許中共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企圖轉化之，以擴大國民革命的力量。1927 - 1937年為「剿共時期」，這期將中共逐出國民黨，進而清剿及消滅。1937 - 1945年為「聯共時期」，這期日本全面侵華，國共兩黨聯合抗日。1945 - 1949年為「抗共時期」，這時國民黨漸處劣勢，力謀抗拒中共的擴張，但終被逐至台灣。現論述1949年前國共兩黨的關係發展於如下：

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成功推翻沙皇，吸引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注意。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在1918年報道了俄國的革命，1919年5月又出版了〈馬思主義研究專號〉，介紹「階級斗爭」和「唯物史觀」，肯定了蘇俄革命的意義，其他報章雜誌亦爭相介紹馬列主義。另一方面，為打破外交上之孤立，爭取亞洲人民的好感，蘇俄於1918及1919年相繼宣佈廢除所有在華的不平等條約。到1920年5月，第三國際派維丁斯基來來華，鼓勵陳獨秀、李大釗等組建中國共產黨，李大釗在北京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陳獨秀在上海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毛澤東亦在湖南辦「文化書社」。1920年8月，陳獨秀在上海組織共產黨，成立「中共臨時中央」，並向國內外發展，北京、武漢、長沙、廣州、山東陸續有共產黨組織出現，在日本東京、法國國巴黎，也有共產主義小組出現。1921年7月1日在第三國際代表馬林的指導下，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派毛澤東、董必武、張國燾等十三人代表全國五十多名黨員在上海舉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共產黨黨綱》，選舉陣獨秀任中央局書記，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此時中共致力於推展工人運動，宣傳馬克思主義及擴大共產黨組織的工作。

1922年7月，中共在上海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進一步落實其綱領為打倒軍閥，進行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主義的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共產主義。又正式決定加入共產國際的全球策略為行動指標，認為中國革命是全球反帝國主義鬥爭一部份，中共應與「民族資產階級」的政黨組成「反黨國主義統一戰線」。自此，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政治舞台上便漸露頭角。

袁世凱復辟帝制失敗後，中國又陷於軍閥割據，戰禍連年，社會混亂不已。孫中山先生受到南方軍閥的排擠，他眼見無法實現自己的主張，離粵赴滬，潛心研究政治，著《孫文學說》。1919年10月，把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積極爭取自五四運動以後，愛國情緒日益高漲的青年學生，提高黨員質素。他又創辦《建設》雜誌刊載孫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宣傳中國國民黨的建國理想，並準備以武力打倒政敵。1921年5月，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孫中山先生任非常大總統，統一兩廣，和北京政府相對立。但孫中山先生的北伐大計受陳陳烱明的叛亂破壞，廣東的基地亦喪失。正當此時，蘇俄多次派人與孫中山先生聯絡，欲使中共加入國民黨，共同推進中國的革命事業。孫中山亦因形勢孤立，認為需要尋求其他勢力的支持，故同意將國民黨改組，准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1923年1月，蘇俄派越飛到上海，與孫中山先生商議「聯俄容共」問題。1月16日，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聲明中國、蘇俄認為蘇維埃制度不能引用於中國，蘇俄願意贊助中國完成統一、獨立，孫中山先生收復廣州，重建革命基地，設立「大元師府」。8月，派蔣中正率領代表團赴蘇俄考察政治和軍事。1923年10月，蘇俄派鮑羅廷前來廣州，並建議：注重宣傳，動員民眾，推行軍事政治工作。孫中山先生委任他為國民黨的顧問，協助國民黨改組。1924年1月，國民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共產黨黨員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李大釗、毛澤東、張國燾等十人當選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及候補委員，並發表宣言，公佈政綱，指出中國的禍亂都是帝國主義勾結軍閥所造成。對外政策方面，以廢除不平等條約，償還外債為主。對內則以確定人民完全自由平等，改進農民和工人生活為主。這亦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進而達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其後，蘇俄陸續對國民黨提供武器、金錢和顧問人員的援助。1924年5月，成立黃埔軍官學校，以蔣中正為校長，借用俄國顧問訓練軍事人才，建立「黨軍」。

自是國共兩黨不僅建立了政治合作關係，亦建立了軍事合作關係。從國民黨建立「聯俄容共」的方針開始，便一直以北伐統一為目標。1926年國民革命軍終誓師北伐，但至1927年北伐途中，國共裂痕日深，令國民黨展開清黨分共行動，自此國共第一次合作亦告終。

1924年1月，國共第一次合作成立。中共黨員可以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但中共的組織依然存在，便形成「黨中有黨」的情況，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紛爭時起。自國共合作，共黨扶助國民黨中的左派汪精衛為領袖，又以共產黨人譚平山主持國民黨政府組織部，在軍事上，周恩來等在黃埔軍校稱極培養共產黨的力量，在輿論上共產黨亦展開積極攻勢，從種種方面上均欲樹立黨的地位。由於「容共」政策下，共黨得以依附國民黨不斷活動及發展勢力，終引起國民黨內部份人的疑慮，擔心領導權會被中共所奪，進而產生排共之意。

1925年11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林森等反共派相繼被排擠離粵後，在北京西山孫中山靈前舉行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議開除共黨份子，懲處汪精衛及解除鮑羅廷職務，於是反共派便在上海另設中正黨部，國民黨內式分裂。

1926年，共黨在黃埔軍校的活動日漸加強，引起校長蔣中正的戒心。3月20日，中山艦事件發生，蔣下令實行戒備，逮捕第一軍及黃埔軍校中的共黨人員，並派兵包圍蘇俄顧問住宅及共黨機關，收繳共黨的槍械。1926年7月北伐展開後，很快收復長江以南地區，但共黨積極發動農民及工人運動，聲勢日大，國民黨內部對「容共」與「清共」的分歧漸表面化。1927年4月2日，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上海舉行會議，訂立「清黨原則」及組「清黨委員會」，進行清黨工作。4月12日蔣下令將共黨組織的上海總工糾察隊三千人繳械，公開進行清黨，三天內捕殺了八百多名共產黨人，廣東、褔建、江蘇、淅江等省的國民黨組織，也在蔣佈置下進行清黨，是為「四一二清黨」。至4月18日更在南京另組國民政府，形成了「寧漢分裂」。

武漢國民政府本是支持「聯俄容共」，但其後發覺共黨行動是受「第三國際」指揮，1927年4月初，張作霖搜查北京蘇俄使館，搜出了很多文件，證明中共行動及受第三國際指揮，武漢政府認為有清黨的必要。1927年5月22日，武漢國民政府屬下軍許克祥等，在長沙解散由共黨控制的工人糾察隊及農民自軍，又封閉與共黨有關的湖南總公會，捕殺共產黨人，6月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亦宣佈反共。7月15日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正式下令「分共」，免除各機關的中共黨員職務，史稱「七一五分共」。1927年9月南京武漢兩地國民政府取得諒解，重新合併，是為「寧漢復合」。而寧漢復合亦象徵了國共第一次合作全面破裂。

國民黨分共後，共黨逼於轉入農材發展，但國民黨並不就此罷休，為徹底消滅共黨，不久即對其以武力征討，此即步入「剿共時期」。在國民黨分共後，國共由第一次合作轉為十年內戰。1927年8月1日，北伐軍中的共黨黨員如周恩來、朱德等率領三萬士兵，在南昌發動起義失敗。隨後，毛澤東在湖南、江西邊界發動「兩湖秋收起義」，失敗之後即率餘部佔據井岡山，建立中共第一個農村根據地。

次年四月，朱德率南昌起義餘部至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師，合編成工農紅軍第四軍，由朱德任軍長，毛澤東為黨代表，訂定「亂進我退，亂退我進，亂住我扶，亂疲我打」的游擊戰術，「三大紀律」及「八項注意」等軍隊守則，但因國軍多次進攻，共產黨的活動遂漸走向農村。1930年3月成立江西及閩西蘇維埃政府，即中央蘇維埃區，其後在閩、贛、湘、粵陸續建立了十多個根據地及八支紅軍，控制了124縣，軍隊人數達六萬。共黨控制區內透過組織農民進行土地革命，沒收地主土地以重新分配，藉此擴大根據地的生產及令農民在人力物力上支持紅軍。1931年，中共中央從上海遷往瑞金，11月在瑞金召開第一次全國蘇維挨代表大會，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以毛澤東為主席，朱德為軍事委員會主席。

1930年10月中原大戰結束後，蔣中正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才開始正視共黨的發展。國民政府眼看共產黨控制的地區日廣，勢力日盛，自1930調集軍隊，五次大舉進攻共產黨在江西瑞金及其它地區的根據地。圍攻瑞金的前三次軍事行動，都因戰略錯誤或日本發動侵略東北的「九一八事變」而未能收效。1933年初，「一二八事變」局部獲得解決，國民政府又發動第四次圍攻，此次國軍以築公路，建碉堡，設保甲，編民團協助進攻，但因受日軍侵犯華北的影響而被迫停止。1933年5月，中日簽訂《塘沽協定》，國民政府調動八十萬大軍，由蔣中正親指揮，對共黨中央根據地及鄰近湘、贛、閩、浙等據點發動總圍剿，即第五次圍攻。這次改用「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原則以及「封鎖」的戰術，以碉堡群和公路網嚴密封鎖蘇區，並隨勝利逐步少包圍範圍。戰事持續一年，國軍步步進逼，紅軍敗退，食物與軍需品亦漸缺乏，轄區日漸減少，最終共軍被逼1934年10月放棄江西，展開「長征」。國軍前四次進剿，皆因日本侵擾破不了共軍的游擊戰術而敗，至第五次方逼使共軍撤離根據地，但仍未能剿滅之，反讓其突圍而走，故第五次圍剿雖表面成功，但在「總圍剿」的角度而言則是失敗的。

1934年10月，中共決定於棄瑞金，向西突圍。10月15日，共軍主力八萬餘人秘密從瑞金出發，轉經湖南、廣西、雲南、四川、青海、甘肅，沿途遭受國軍追擊及地方軍隊的截擊，歷盡難苦，1935年10月，才到達陝西延安，與當地的共軍會合，重新建立根據地。這次軍車行動，在紅軍史上稱為「二萬五千里長征」。在「長征」途中，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會議，奠定了毛澤東對共軍的指揮權，成為毛澤東日後在中共黨內權力上升的開瑞。此時共產黨在各地的根據地，亦全部被國民政府攻破，共產黨所控制的，僅餘陝西延安一地，共軍只餘不足三萬人。這令蔣介石自信剿滅紅軍可短期內完成，更加強其「先安內後攘外」之決心。

但自「九一八事變」後，東三省淪為日本控制，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隨即大盛，一致要求國共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但蔣介石仍堅持「先安內後攘外」，對日本極力容忍，這引起部份軍民的不滿。時東北軍的將領張學良及西北軍的楊虎城正被蔣中正督促其加緊剿共，然他們均受共黨的口號影響，對蔣之政策深感不滿，並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但即遭蔣之拒絕。於是張及楊於1936年12月12日，挾持前往西安督戰的蔣中正，提出「停止內戰」，「召開救國會議」的主張，此事稱為「西安事變」，結果，蔣介石被逼答允與共黨合作才得以獲釋。故此，西安事變實直接令原不願妥協的蔣介石改變方針，為國共合作邁出關鍵一步，其後，國內各黨派之武裝力量亦在抗日口號下趨向團結，形成中國全力抗日的力量。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中共中央於七月十五日向國府發出了共赴國難宣言，提出：「為實現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而奮鬥，取消推翻國民政府之一切行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蘇維埃政府以期全國政權之一統，取消紅軍之番號及名義，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接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共負抗日之責。」同時，中共亦派出周恩來與國府協商建立「抗日民族陣線」，可見共黨在合作上，亦頗顯誠意。另一方面，在日軍繼續向京津進逼下，國府亦決計抗戰，國共雙方遂達成協議，中共的西北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由朱德、彭德懷任正副總司令；南方紅軍遊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由葉挺、項英任正副軍長。1937年9月22日國府公佈了中共的〈共赴國難宣言〉，並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自此，「中華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立，國共第二次合作亦開始。在抗戰初期，國共雙方大體尚能合作，但是中共的實力迅速擴充，與國民政府的衝突漸多。

1941年初，安徽涇縣發生了「新四軍事件」，令兩黨關係決裂。原來，1941年，國軍以共黨軍隊不受指揮為由，在皖南解散由共黨改編之新四軍，軍長葉挺被捕，副軍長項英被殺。其後新四軍由陳毅及劉少奇重建，於抗日期間繼續在皖南活動。自此，國共雙方漸生矛盾。「國共聯合抗日陣線」本是在中共及其軍隊接受國府指揮下建立的，但中共一直保有獨立形式，這令國民黨在抗戰期間對其即甚為猜忌，磨擦日烈。中國其他黨派為了排解國共的紛爭，形成一種緩衝力量，於是組織「中國民主同盟」，一致對抗日本，因此自1943年，國共曾多次接解觸，但都沒有成果。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戰勝利，國共雙方為了受降和接收日軍控制的淪區資源而發生衝突。在受降問題上，中共抗日根據地的軍隊拒不接受國府的就地駐防命令，獨自接收不少國土及城市，更在蘇俄的協助下，分別由海陸路進入東北，接收了日本關東軍武裝及東北的工業。當時，中國以國民政府為正式政府，由中共改編的軍隊屬國府名下，理應聽國府指揮。加上，日本投降的政府是國民政府，共黨卻違令接收了關東軍的裝備及資源，此舉令國府非常不滿。

在美國的調停下，1945年8月，駐華大使赫爾利陪同中共主席毛澤東飛往重慶，和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作歷史性的會談。10月10日，雙方簽署《雙十協定》，雙方訂下了和平建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和黨派平等合法的原則。但雙方在共產黨解放區政府及受降地區等問題上，未能達成協議，國、共間的衝突愈趨激烈。1945年12月，美國總統杜魯門派馬歇爾為特使，到中國調停國共關係。1946年1月，國共雙方簽訂了停戰協議，同時，又由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中國青年黨及社會賢達五方面各派代表，共三十八人，在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以求解決國共間的衝突。會上決議改組國民政府，通過《和平建國綱領》；定期召開「國民大會」，並增遷代表，制定憲法，與及軍隊整編及把共軍編入國軍。但國、共兩黨實際上仍存在嚴重的紛歧，雙方軍隊在各地的衝突時起，中共甚至杯葛「國民大會」。1947年1月，馬歇爾奉召回國，調停宣告失敗。中國亦再一次難逃內戰的命運。

抗戰結束時，中共控制了一百多平方公里土地和一億三千萬的人口，擁有軍隊約一百二十萬，另外有二百二十萬民兵。日本投降後，中共指派林彪搶先率軍進入東北，並全面擴大控制區，另一方面又奪取或切斷鐵路及交通幹線，阻止國民政府的軍隊前往受降及接收。國軍依賴美國空運、海運的協助，亦控制了全國各大城市。1946年1月，中共佔領區面積增加到二百三十九萬平方公里，人口一億四千九百萬，城市五百零六座。1946年7月，國共雙方在東北熱河、察哈爾、綏遠、山西、河北、河南、江蘇各地，爆發全面的內戰。最初國軍由於兵力較多，控制著主要城市及鐵路交通線，又得到美國援助，因此在軍事上取得優勢。1947年3月，更一度攻佔中共中央在地的延安。共產黨則暫時撤退到廣大的鄉間，又在大城市發動宣傳戰及製造學潮，以困擾國民政府。由於蘇俄樍極對中共提供援助，中共的實力漸增強。1947年秋季開始，共軍於東北、華北、西北、華中各地展開反攻，並於1948年上半年，成功隔斷國軍的戰區及交通線，國軍逐漸陷於劣勢。9月，陳毅率解放軍進攻濟南，山東省主席王耀武所部六萬多人被俘，山東全省失陷。開戰次年以來，國軍由四百三十萬人減至三百交十五萬人，共軍則由一百三十萬人增至二百八十萬人。及至1948年下半年，國共之間爆發了三場決定性的戰役。

首先是遼瀋之戰，這是中共東北野戰軍對東北國軍發動的攻去，雙方在遼寧、瀋陽一帶大戰。1948年9月，林彪統率五十餘萬共軍，進攻遼河以西，以截斷東山與關內的交通，經五十二天激戰，解放軍攻克了錦州、長春，11月初攻陷瀋陽，東北為共軍所有。國軍四十三個精銳師共約四十餘萬人，除少數突圍撤走外，全都被殲滅或俘虜。共軍自國軍手奪得大批美國武器與及全國工業最發達、物產最富饒的東北地區，實力更為強大，決定了共軍日後全局的勝利。

第二場是淮海戰役。這是共軍第二、三野戰軍以徐州為中心，對國軍動的巨大戰役。1948年10月底，中共集中陳毅、劉伯等部六十餘萬圍攻徐州，國軍以劉峙為總司令，動員六十六個主力師，約四十五萬人抵抗。共軍採「圍點打援」戰術，挖掘深溝，重重圍困國軍，時正值天降大雪，國軍機械化部隊失靈，補給亦困難，經兩個多月苦戰後，國軍全軍覆沒。兵團司令黃伯韜、邱清泉殉職，副總司令杜聿明及兵團司令黃維被俘。解放軍攻克軍事重鎮徐州，佔領了長江以北的中原。至此共軍已奠定了渡江作戰的基礎，國府首都南京亦處於共軍直接威脅下。

遼瀋戰役後，林彪即率領東北野戰軍進入關內，會同聶榮臻、賀龍等部，以近百萬之眾，圍攻北平、天津。國軍華北總司令傅作義率領六十萬人抵抗，經過二十余日慘烈的攻守戰，1949年1月15日，共軍攻陷天津，國軍十三萬人被俘。1月22日傅作義決定率領北平守軍二十五萬投降。1月31，共軍和平進入北平。在以上三場決定性戰役中，國軍約損失精銳一百五十萬，長江以北的土地幾全入中共控制之下。至此，國民政府已無力對抗中共，只有退守南方，坐待共軍南下。

國民政府代理總統李宗仁派代表與中共議和，希望能保有長江以南，爭取美援，重整軍備。但中共不願接受，要求國民政徹底投降，和談失敗。4月21日，中共全軍渡江南下，連陷南京杭州、上海、南昌、武漢、長沙各大城市，國軍毫無招架之力。1949年9月，中共在北平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又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六人為副主席，陳毅、賀龍、葉劍英、林彪等五十六人為委員。同時又選舉產生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的成員。10月1日，毛澤東在京天安門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任命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毛澤東為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司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更繼續攻陷廣州、桂林、貴陽、重慶及成都。總計自1949年4月起，十一個月內，解放軍席捲中國大陸。國民政府於12月，徹退到台灣。自此，國共雙方在台灣海峽兩岸形成了對峙局面。

總括而這，在1949年前，國共兩黨曾有兩次的合作與分裂。最後國民黨更逼於形勢下遷到台灣，而兩黨亦再沒有合作過，這是可以理解的，國民黨可以說個資本主義黨派，而共產黨則是社會主義黨派，兩黨的思想完全不同，存在着很大分歧，但仍是要合作，實基於當時所面對的環境因素所造成。第一次國共合作，是在國共與蘇俄的互利情況下達成的。而第二次合作，最主要是因為國難當前，再加上人民的意願，於是兩黨拋開私恣，共同合作以抗日。抗日勝利後，兩黨再為個人利益問題而再起衝突。根本上，兩黨的合作，皆在逼不得意的情況下達成，於是衝突是在所難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