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度腐朽的西晉統治集團

第二節 極度腐朽的西晉統治集團


　　西晉統治階級的當權派，是高級士族裏擁司馬氏的一派，即司馬氏集團。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相繼用酷刑大量屠殺擁曹氏的士族，同時用厚利吸引一群人到自己方面來，造成司馬氏集團。其中有賈充一類的功臣，有何曾一類的儒生，有王祥一類的官僚，有阮籍一類的名士。這些都是司馬氏集團的主要組成部分，賈充一類人又是這個集團的骨幹。封建統治階級的所有兇惡、險毒、猜忌、攘奪、虛偽、奢侈、酗酒、荒淫、貪污、吝嗇、頹廢、放蕩等等齷齪行為，司馬氏集團表現得特別集中而充分。每個階級都有自己的道德觀，封建統治階級當然也有它的道德觀，但在司馬氏集團裏，封建道德是被拋棄得很乾淨的。

　　早在二六三年，司馬昭命鐘會鄧艾衛瓘率兵滅漢。鄧艾自以為功大，驕矜不受節制。鐘會擁重兵，謀割據蜀地。鐘會衛瓘誣告鄧艾謀反，司馬昭命鐘會逮捕鄧艾。鐘會使衛瓘捕鄧艾，想讓鄧艾殺衛瓘，自己再殺鄧艾。衛瓘揣知鐘會的用意，設計捕獲鄧艾。鐘會密謀殺所部各軍將官，與漢將薑維合力反司馬昭。各軍士兵嘩變，殺鐘會。衛瓘怕鄧艾報復，殺鄧艾。司馬昭又把鄧艾的幾個兒子都殺死。司馬氏集團剛取得滅漢的小功，陰謀、猜忌、反叛、殘殺等醜惡行為，便一齊表現出來。

　　司馬昭用殺戮來控制他的集團，晉武帝改用所謂寬仁，實際是首領的控制力削弱了。二八○年，晉滅吳，大將王渾王浚爭功，兩人各有徒黨，互相攻擊，晉武帝不敢判定兩人功勞的大小，也不敢懲罰王渾的蠻橫。隨著首領控制力的削弱，大亂的危機逐漸成熟。二九○年，晉武帝臨死時，楊皇后楊駿合謀，藏匿晉武帝命汝南王司馬亮與楊駿共同輔政的詔書，改詔書為楊駿一人輔政，大亂開始表面化。次年，晉惠帝妻賈皇后殺楊駿，逼死楊皇后，族滅楊氏並殺楊氏徒黨數千人，接著，爆發了八王之亂。

　　司馬氏集團中人，相互間只有一種極陰惡的殺奪關係，就是見利必奪，以殺助奪，愈殺愈猛烈，一直殺到發動大混戰。

　　輔殺奪而行的是濫賞。用濫賞來糾集徒黨，用徒黨來進行殺奪，殺奪愈急愈多，賞賜愈濫愈厚，人人想望厚賞，也就人人想望常有禍亂，西晉統治集團就是這樣一個以殺奪濫賞始，以殺奪濫賞終的黑暗集團。二六○年，魏帝曹髦攻司馬昭，賈充殺曹髦。當時司馬昭對曹髦還維持著君臣名義，賈充敢於殺死曹髦，算是為司馬氏立了莫大的功勞，從此成為西晉統治集團中得信任最深，得賞賜最厚的一人。二六四年，司馬昭自封為晉王。同時恢復四周五等爵號，大封徒党六百餘人。這次大封賞，雖然是虛封，並未實授封地，但到了晉武帝稱帝時，不得不實封，以換取徒黨的擁戴。二九○年，楊駿奪得輔政權，凡未得爵號的二千石以上官員，都被封為關中侯。次年，賈皇后殺楊駿，用汝南王司馬亮輔政，司馬亮為糾合徒黨，封一千八十一人為侯。三○○年，趙王司馬倫廢賈後，謀篡帝位，封文武官數千人為侯。次年，司馬倫廢晉惠帝，自立為帝，大封徒党，連奴隸走卒也給爵號。浮濫的賞賜與猛烈的殺奪互相促進，一直促進到西晉統治的消滅。

　　殺奪與濫賞，使得統治集團中人得失急驟，生死無常，心情上表現緊張與頹廢，躁競與虛無的相反現象，生活上苟且無恥，縱情享受，則是一致的。下面舉一些事例，說明這個集團的極度腐朽。

　　貪財——晉武帝曾問劉毅，你看我象漢朝那個皇帝。劉毅答，象漢朝的桓帝靈帝。晉武帝說，我平吳國，統一天下，你把我比作桓靈，不免過甚。劉毅說，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這樣看來，似乎比桓靈還不如。私門（有權勢人）出賣官爵，是貪財的一種方法。士族自矜門第清高，對商賈極其賤視。法令規定市儈都得戴頭巾，巾上寫明姓名及所賣物品名，一腳著白鞋，一腳著黑鞋。商賈的社會地位很低，可是士族多兼做商賈，並不因為商是賤業而不屑為。例如大名士王戎有許多園田，親自拿著籌碼算賬，晝夜忙得不得了。家有好李，怕買者得好種，鑽破李核才到市上出賣。有勢力人家，霸佔水利造水碓，替別人舂米取酬費，稱為舂稅。潘嶽《閒居賦序》說他住在園裏賣鮮魚、蔬菜和羊酪，並收舂稅，一家人生活舒適。經營商業是貪財的又一方法。晉惠帝時，石崇做荊州刺史，劫奪外國使者和商客，積財物成巨富。家有水碓三十余區，奴八百餘人，還有大量的珍寶錢財和田宅。劫奪是貪財的又一方法。《晉律》，自死罪以下都可以用錢贖罪。貪財即使犯了罪，不一定是死罪，贖死罪也不過黃金二斤，所以只要有錢財可得，任何一種方法他們都敢採用。晉惠帝時，魯褒作《錢神論》，描述錢的作用，說“錢之為體，有乾有坤，內則（取法）其方（坤），外則其圓（乾）……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宮門），入紫闥（宮內），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辯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聞笑談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王公）當途（權貴）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錢財是實際欲望和自利的神，對錢財的極端愛好，正表現士族的極端多欲和利己。他們有了錢財，就有神保佑他們達到縱欲目的。

　　荒淫——二七三年，晉武帝選中級以上文武官員家的處女入宮。次年，又選下級文武官員和普通士族家處女五千人入宮。滅吳後，選取吳宮女五千人。晉宮中有女一萬人以上。晉武帝提倡荒淫，士族自然回應。

　　奢侈——晉武帝是奢侈的提倡者。他的大臣和親信人很多是著名的奢侈人。何曾每天膳食，值錢一萬，還說沒有可吃的東西。何曾的兒子何劭，每天膳費二萬錢。任愷比何劭更奢侈。王濟、王愷、羊琇又超過任愷，但還比不上石崇的豪富。王愷和石崇鬥奢侈，晉武帝助王愷，仍不能取勝。一個皇帝助臣下鬥奢侈，可以想見奢風的盛行。士族過著奢侈生活，人民自然要受殘酷的剝削。傅鹹上書說“侈汰之害，甚於天災”，這句話是完全合於事實的。因為天災還有一定的限度，奢侈則互相比賽，沒有止境，吸盡了人民的血汗才算是止境。

　　虛偽——士族起源于東漢的儒生，以守禮法為標榜。禮法的另一面就是十足的虛偽。例如何曾，號稱孝子仁人。阮籍居母喪，不守禮法，何曾斥責阮籍違禮敗俗，要求司馬昭驅逐阮籍出中國。傅玄稱何曾事親盡孝，待人盡禮，是士人的典型。何曾死後，博士秦秀揭發他的醜行，說，何曾驕奢過度，聲名狼藉，是悖謬醜惡的典型。傅玄秦秀都看到了一面，合起來正是禮法之士的全貌。王祥一類的官僚，也屬於禮法之士，只是表現的形式比何曾一類人隱蔽些。

　　放蕩——何晏是極端縱欲卑劣的腐朽人，又是老莊虛無學說的主要宣導者和清談家的創始人。他著《道論》（《無名論》）、《德論》（《無為論》），大意說，一切事物和名譽，原來都是虛無的，把一切實有看作虛無才合於道，因為“道者惟無所有者也”。照他的所謂道說來，任何事情可以從心所欲地去做，反正都是虛無，並非實在。這種縱欲主義的唯我論，代表著士族的共同思想，他的《道德論》也就一直是處於統治地位的名論。士族中賈充、何曾、王祥、阮籍四類人，在縱欲主義上都是何晏的同道。區別在於前三類人是儒家學派，用禮法來掩飾縱欲。阮籍一類人是老莊學派，不拘禮法，任性放蕩，用老莊來支持縱欲。

　　司馬昭當政時，清談家的代表人物阮籍、嵇康、劉伶、向秀、阮鹹、山濤、王戎七人，提倡老莊虛無之學。結合成所謂竹林七賢。按照這七個人的思想趨向，可以分為三個類型的放蕩。禮法之士擁戴司馬氏，為阮籍、嵇康等人所嫉視，他們標榜道德來攻擊禮法，實際上也算是對司馬氏表示不滿。阮籍作《大人先生傳》，嵇康作《難張遼叔自然好學論》，反對禮法之士都很猛烈。不過，阮籍專反對禮法之士，對儒道兩家則採取調和態度。《通老論》裏說《易經》的太極，《春秋經》的元，《道德經》的道，都是一個意義，即法自然而為化的道。嵇康不只是攻擊禮法之士，而且還猛攻儒家的六經。他給山濤的信裏，明白反對司馬氏，因此被司馬昭殺死。劉伶一生只作一篇《酒德頌》，表示他最憎惡的人，就是那些禮法之士。向秀在嵇康被殺以前，灌園鍛鐵，隱居不仕，不願依附司馬氏。這些人的放蕩，包含一些反抗禮法的意義，在三個類型中還算是比較好的一個。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生沉湎在酒裏，屬於單純縱欲的類型。他曾用大盆盛酒，有一群豬來飲酒，阮鹹便和豬共飲。阮籍不允許兒子阮渾學自己的放蕩，也不願意阮家子弟學阮鹹的放蕩，因為在阮籍看來，自己是佯狂，不必學；阮鹹是縱欲，不可學。山濤王戎都是司馬氏集團的重要人物，熱中名利，貪鄙無恥，口談虛無，但並不反對禮法，並且還擁護禮法。山濤王戎以及稍後的王衍等人的思想，是士族腐朽性在文化方面的最高表現，是三個類型中最惡劣的一個類型。

　　《文選•古詩十九首》中有《驅車上東門》一首。詩中有“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等句。這首詩是東漢人所作，表現出死不可免、不如生前享樂的消極悲觀思想。晉人偽造《列子》，其中《楊朱》一篇，正是《驅車上東門》詩的充分發揮，也是清談家思想的真實記錄。《淮南子•泛論訓》說“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楊朱不信鬼神，這一點是有識見的。但因死後無鬼神而把當前的生命看作唯一可貴的東西，則是腐朽沒落的思想。戰國時期，盛行楊朱的“為我”“貴己”學說。老子莊子思想與楊朱學說有相同處，莊子尤為顯著。魏晉清談家形式上老莊並重，實際是偏重莊子。當時殺奪的政治情況使虛無思想得到發展的條件，士族制度使放蕩行為得到實行的保證，《楊朱篇》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依據楊子學說的碎片擴大而成的。《楊朱篇》認為萬物都逃不了死。有的人活十年死了，有的人活一百年也還是死。仁聖人要死，凶愚人也同樣是死。活著是堯舜，死了剩一把腐骨；活著是桀紂，死了也無非是一把腐骨。歸根都是一把腐骨，誰知道腐骨有好壞，所以人應當在活的時候尋快樂，無須顧死後。凡是情欲所需要的一切，儘量享受，一天、一月、一年、十年都好，一面享受著，一面等待死的到來。如果情欲受拘束，那末，即使活百年千年萬年，有什麼意義。張湛《注》說“任情極性，窮歡盡娛，雖近期促年，且得盡當生之樂也”；又說“惜名拘禮，內懷於矜懼憂苦以至死者，長年遐期，非所貴也”。《楊朱篇》宗旨，即清談家的人生觀，張湛說得很清楚。這種一半野獸一半天使的縱欲人的卑劣思想，如果說這是“唯物論”予以表揚，實在是迂論。

　　士族在西晉統一的短時期裏，達到了志滿意得的境地，《楊朱篇》思想正是清談家得意的表現，同時也是一般高級士族得意的表現。他們安而忘危，存而忘亡，肆無忌憚地縱欲作惡，終於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爆發比東漢末年更大得多的禍亂。東晉人幹寶作《晉紀•總論》，其中一段敍述士族的罪惡行為，摘取大意如下：

　　司馬氏以殺奪手段建立晉朝，擁戴它的很少有正直忠實的人。當時風俗淫邪，是非顛倒。士人學的是老莊，談的是虛無，做人以行同禽獸為通達，仕進以無恥苟得為才能，當官以照例署名為高尚。凡是放棄職事毫不用心的人，都享受盛名。誰要真心做事，就得遭受斥責，象灰塵那樣被輕蔑。是非善惡都不在話下，群起而爭的只是錢財。朝廷用人，看什麼人該給什麼官，不是看什麼官該用什麼人；求官的人，選擇有利可圖的官才做，無利就不做。大官身兼十幾職，實際是一職也不管，重要事件，處理錯了十之八九。勢家子弟，越次超升，很快得做大官；普通士人努力奔競，希望獲得較高的品。成千成百的官，不曾有過一個讓賢的官。士族婦女同樣腐朽。她們使用婢僕，自己什麼事都不做。有的任情淫亂，有的兇悍殺婢妾，沒有人認為不應該。風俗政治敗壞到這個地步，大亂是無可避免的了。

　　晉武帝時，大亂已經釀成。二九○年，晉武帝死，楊駿、楊皇后奪政權，大亂就從宮廷內開始。二九一年，賈皇后殺楊駿，奪得政權。賈皇后使汝南王司馬亮輔政，使楚王司馬瑋殺司馬亮。賈皇后又殺司馬瑋。大亂從宮廷內伸展到宗室諸王間。三○○年，趙王司馬倫殺賈皇后。三○一年，司馬倫廢晉惠帝，自稱皇帝，大亂擴大成諸王間大混戰。齊王司馬冏、成都王司馬穎、河間王司馬顒各起兵反司馬倫。司馬倫戰敗被殺。晉惠帝夏位，司馬冏輔政。三○二年，司馬顒與長沙王司馬乂攻殺司馬冏。三○ 三年，司馬顒司馬穎起兵反司馬乂，進攻洛陽城，司馬乂守城大戰，雙方兵民死數萬人。三○四年，東海王司馬越殺司馬乂。司馬穎據鄴，號稱皇太弟、丞相。司馬顒據長安，號稱太宰、大都督。司馬越等奉晉惠帝出兵攻司馬穎，司馬穎擊敗司馬越，俘獲晉惠帝。司馬越逃歸東海國，司馬顒令部將張方入據洛陽城。幽州都督王浚與並州都督東贏公司馬騰起兵反司馬穎。王浚勾結一部分鮮卑、烏桓人充騎兵，司馬穎也求匈奴左賢王劉淵助戰。劉淵發匈奴五部兵，據離石自立，建號大單于。諸王間大混戰從此擴大成各族間的大混戰。司馬穎戰敗，奉晉惠帝逃到洛陽，被張方俘獲送長安，司馬顒獨佔朝政。三○五年，司馬顒又使司馬穎督諸軍助戰。司馬越起兵反司馬顒，司馬顒戰敗。三○六年，司馬越殺司馬穎，毒死晉惠帝，立晉懷帝，又殺司馬顒，自以為獲得最後勝利。三○九年，司馬越殺晉懷帝親信人，使自己的親信人守洛陽，監視晉懷帝。司馬越帶著王公朝臣離洛陽，說是要攻擊劉淵的部將石勒。三一一年，司馬越死。石勒消滅司馬越全軍，攻陷洛陽城。八王之亂是一幅群獸狂鬥圖，司馬氏集團的全部殘忍性腐朽性集中表現在這個狂鬥中，由此引起三百年的戰亂和分裂，居住在黃河流域的漢族與非漢族人民無不遭受災難，司馬氏集團的罪惡是無窮無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