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與鄒衍

第五節 孟子與鄒衍


　　孔子創儒家學說，墨子反對儒家，創墨家學說。楊朱生在墨子後，針對兼愛，創“為我”學說，反對墨家。孟子說，“拔他身上一根毛，天下人都可以得到利益，他是不幹的。”楊朱是這樣一個極端自私自利的提倡者。孟子時，楊墨兩家學說滿天下，士人們不是從楊就是從墨。儒家禮樂學說被墨家破壞了，儒墨兩家說法不同的仁義學說又被楊朱破壞了。繼承傳統文化即所謂周道的儒家學派，自然要起來堅決反抗，代表人物就是孟子。

　　孟子名軻，魯國鄒人。孔子中庸學說傳曾參，曾參傳子思（孔伋，孔子孫），子思再傳為孟子，孟子學說可以說是孔子的嫡傳。孟子與齊宣王梁惠王同時，帶著車子數十乘，侍從多至數百人，遊說齊魏等國王，雖然他的學說被國王們看作“迂闊而疏於事情”（不合時宜），但在當時思想界中卻發生大影響。晚年回家著書七篇，又給後世思想界極大的影響。孟子確是孔子以後最大的一個儒學大師。

　　孟子自任為孔子的繼承人，《孟子》七篇，充分發揮了孔子學說的仁義部分。大體說來，作為孟子思想中心的仁義學說，表現在他的反對非儒家學派和他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等三個方面。

　　孟子反對當時各種非儒家學說，主要是“辟楊墨”。他在《滕文公篇》裏痛斥楊朱墨翟，說“楊氏為我是無君，墨氏兼愛是無父，無父無君是禽獸”。墨翟有君，硬說他無父，稱為禽獸；楊朱無君又無父，卻說他無君，看作與人相近的禽獸。在《盡心篇》裏說“逃出墨家一定到楊家去，逃出楊家一定到儒家來”。足見孟子認為楊與儒是比較相近的。孟子“辟楊墨”，正說明孟子的階級偏見。墨子被認作禽獸，只是因為墨家代表勞動群眾要求一些政治上的利益。墨家流派宋鈃（音堅 jiān）創制華山冠（華山形狀，上下平均）表示上下應該平等，這是儒家絕不能允許的。楊朱與孟子同屬地主階級，區別只在楊朱所暴露的剝削思想，毫無掩飾、毫無節制，孟子則是談仁義，使剝削思想有掩飾與節制。楊朱的思想在政治上就是暴君汙吏的民賊思想，孟子對它深惡痛絕確是事實，但和墨家比起來，卻看作較好的思想了。孟子又和許行的農家學說作了一次著名的辯論。《滕文公篇》載許行主張“君民同耕，不耕不得食。布和帛長短同，麻和絲輕重同，五穀數量同，鞋子大小同，那末價錢都一樣，即使幼童上市，不會受騙”。這種虛幻反動的平均思想的學說，孟子予以非常明快的駁斥，是有重大意義的。孟子說，“貨物不同，價值也不同，大鞋與小鞋同價，誰還製造大鞋呢？照許行的做法，天下再沒有好品質的貨物了，怎麼治國家！”孟子一生辯論，影響最大的在於辟楊墨，但有較多進步意義的卻在辟許行。當時各國都在講求富國強兵的方法，孟子獨依據仁義學說，與各種學派進行爭辯，對儒家學派有極大的貢獻。

　　孟子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勸國王行仁政以達到全中國統一的目的。仁政首先是實行井田制度，給農民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另外給國君耕公田十畝，比種田百畝抽稅十分之一的徹法，農民收入可以多一些。當時地主兼併，農民失地或少地，給農民土地是必要的，但土地從何處來，孟子不曾說及。不過，孟子既有此主張，總會想到土地的來源。他是孔子的嫡傳，要複西周之古。他對滕文公談施行井田的辦法是劃地主的土地為井田（所謂“正經界”），分配給農民去種，使農民“死徙無出鄉”，“公事畢（種公田），然後敢治私事（種私田）”。這種辦法，實際是要地主回到領主、農民回到農奴的地位上去。象滕那樣小國，也許實行得了。至於齊魏大國，不僅不能阻止地主的兼併，同時也不能強迫多數農民再去當農奴，所以孟子的仁政學說，被國王們看作不合時宜，無法採用。但是孟子的仁政學說，含有不少獨辟的積極思想，如痛斥民賊，說湯放桀，武王伐紂是誅獨夫不是弑君；如重民輕君，說“民為貴，社稷（國）次之，君為輕”。得民心的人得做天子，天子失民心，就是獨夫，人人得而誅之。如君臣關係，說君待臣象手足，那末臣待君象腹心；君待臣象犬馬，那末臣待君象路人；君待臣象土芥（輕賤物），那末臣待君象仇敵。如限制君權，說國君用人或殺人，不要單聽左右親近人的話，也不要單聽大夫們的話，要國人都說這個人好或國人都說這個人可殺，經過國君考察後，才決定用或殺。孔子在《春秋》弑君書法中，承認國人有權殺暴君。孟子依據孔子及西周時敬天保民思想，大膽予以發揮，成為封建時代最可寶貴的一種政治理論。

　　孟子的哲學思想，是性善論。這是仁義學說必然的出發點，猶之性惡論必然主張禮樂學說一樣。孟子把口、耳、目、心所喜歡的東西人人相同，來證明合於統治階級利益的理義，也是為一切人所喜歡。事實恰相反，統治階級的理義，根本在於維護剝削，而被統治階級的理義，根本在於反對剝削。統治階級的理義，怎能說是為一切人心所喜歡呢？孟子性善論是從統治階級看本階級的性是善的，所以本階級的理義也是善的。以此為標準，被統治的人當他對理義表示順從的時候，性也是善的，表示反對的時候，象墨子代表庶民要求一些政治上的權利，那就是性惡的禽獸。與孟子相反，荀子主張性惡論，是從統治階級看被統治階級的性是惡的，所以要用統治階級的刑法來強迫被統治階級順從，事實上荀子也以為統治階級的性是善的，否則不可能有制禮的聖人，也就不可能有遵禮的士大夫。性善性惡說法不同，本質都是宣佈統治階級權利的不可侵犯。性惡論的出現，也說明戰國後期階級矛盾比前期更趨尖銳。

　　荀子說子思、孟子是五行學說的創始者。孟子有“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孟子•公孫醜篇》），“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盡心篇》）等近乎五行推運的說法。比孟子稍後的鄒衍，擴大五行學說，成為陰陽五行家。秦漢時孟子一派儒者與陰陽五行家結合，大得統治者的尊信。

　　《周易》講陰陽，《洪範》講五行，原來是解釋宇宙的兩種不同的哲學思想。陰陽是樸素的辯證法，五行是樸素的唯物論。至齊人鄒衍混合兩種思想，並且改造成唯心論，大大加強它們的神秘性，創立起陰陽五行家。鄒衍著書五十六篇，十余萬言。

　　戰國時期海陸交通開始發達，地理知識大為增加，如《山海經》、《穆天子傳》、《逸周書•王會解》以及比較真實的《禹貢》、《周禮•職方氏》等書，都反映出人們的眼界不再局限在黃河中下游這個小區域裏面。鄒衍依據當時已有的一些地理知識，用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邊的方法，先詳述中國九州名山、大川、道路、禽獸、物產、奇珍，稱為赤縣神州。從此推廣，象赤縣神州的州共有九個，稱為九州，外面有小海環繞。小海環繞的九州稱為一州，這樣的州又共有九個，外面有大瀛海環繞。再往外便是天地的邊際。鄒衍又用同樣的方法，從當時上推至黃帝各時代的制度和盛衰，再往上推直到天地剖判以至天地未生的時候。這些雖出臆測，但擴展了空間觀念和時間觀念，應是鄒衍學說中的有益部分。

　　曾子反對天圓地方說，以為如果地是方的，那末地的四角就沒有天。又重視歷數，說聖人注意日月的度數，考察星辰的運行，使四時節氣不發生錯誤。孟子也說一千年的冬至日可以算出來。曾子、子思、孟子學派，主要在講論仁義，其次才兼講天文歷數。這個學派的支流陰陽五行家，主要在講論天文歷數，其次才講仁義。古代天文歷數與災異占候混為一事，迷信成分極濃厚。前五一一年，晉國史官史墨給趙簡子占夢，預言六年後吳將攻入楚都，但不能滅楚，理由是火勝（克）金。墨子不信五行，駁斥占卜術用五色龍定吉凶。足見東周時五行說早已通行，至鄒衍特加發揮，號稱“談天衍”，把陰陽消長與五行相勝配合起來，造出五德終始（水德克火德，火德克金德等）的循環論與命定論。

　　陰陽五行家傳播“推五德終始之運”的學說，要人們一舉一動完全聽命於鬼神天數。這種學說影響最廣泛而流傳又極久遠，是戰國諸家學說中最有害的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