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史學、歷數學、諸子

第九節 經學、史學、歷數學、諸子



　　秦始皇統一了中國。秦二世時農民大起義，推倒秦的統治，很快恢復了統一，建立起西漢朝。這是封建地主階級新創立的國家，積極建設為經濟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便成為非常重要的急務。秦始皇已經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西漢時期主要是漢武帝又做了更多的工作，鞏固封建統一國家的上層建築大體上都建立起來了。

　　政治制度，上面已經說過了一些，這裏敍述的是西漢其他部分的上層建築物。

　　

　　一 經 學

　　儒家思想是西周以來封建主義的正統思想。經孔子刪訂六經，聚徒講學，不僅造成了整套的思想體系，而且培養了大批儒學傳播者。孔子死後，儒家地位繼續上升。戰國時儒墨並稱顯學，但儒家比墨家更佔優勢。秦始皇焚民間藏書，坑孟派儒生，只許士人學秦朝的法律制度，以吏為師。皇帝宮中卻藏有大量圖書，朝廷上仍有博士官和儒生（如張蒼、叔孫通、伏勝等）或傳經或議論政事。秦始皇以為這樣就可以整齊學術，統一思想，結果恰相反，儒生參加農民起義，成為推倒秦統治的一個力量。西漢前期，朝廷與諸王國並立，各學派士人（墨家已亡）游諸王國求祿，助國王反抗朝廷。漢景帝滅七國後，全國政治統一了，漢武帝在這個基礎上實行學術統一。

　　前一四○年，漢武帝即位。他即位後首先舉行的一件大事，就是召集全國文士，親自出題考試，並且親自閱卷，選取《公羊》學大師董仲舒公孫弘為首列，非儒學的諸子百家一概被罷斥，儒學從此取得了獨尊的地位。

　　公孫弘是個獄吏出身的儒生，長於奉迎，漢武帝為了提倡儒學，前一二四年，擢升他做丞相，封平津侯。公孫弘以前，做丞相的人常是列侯貴族，公孫弘出身貧士，竟得封侯拜相，《公羊》學因此成為最行時的學術。凡是士人和官吏，必須學習儒經，才能得到任用或升遷，儒學獨尊的地位更加鞏固了。

　　漢武帝特別提倡《春秋公羊》學，這是因為《春秋》經是孔子正名分（誅亂臣賊子）的著作，是封建專制主義具體應用在政治上的典型，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完整表現，其他經書都不象《春秋》那樣適用。還有一個特點是《春秋》經文字極其簡單隱晦，便於學者在最大限度內加以穿鑿和引申。漢武帝選中《公羊春秋》，在政治需要上是完全切合的。適應這個需要，製成整套《公羊》學說的大師，就是被西漢儒生稱為“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群儒首”的董仲舒。

　　西漢前期，朝廷也立儒經博士，承認儒學的正統地位，但指導政治的卻還是黃老刑名之學。儒生與黃老刑名學者，經常發生爭論，例如漢景帝時，《詩》博士轅固與道家黃生辯湯武革命。轅固據經義，說湯武誅桀紂，做天子，是得民心的正義行為。黃生引道家說，破帽子還得戴在頭上，新鞋子終究穿在腳下，認為湯武雖是聖人，到底不該放桀、弑紂。漢景帝下判斷說，吃肉不吃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意思是不要學者再爭論湯武革命的是非，也就是不贊成湯武革命。轅固又與道家竇太后辯兩家高低。竇太后發怒，令轅固和野豬搏鬥，幸得漢景帝給他一把好刀，沒有被野豬咬死。這種學派間的鬥爭，顯然阻礙著統治階級內部的統一，也就減少了上層建築的作用。董仲舒對西漢統一事業的貢獻，就在於他把戰國以來各家學說以及儒家各派在孔子名義下、在《春秋公羊》學名義下統一起來。經董仲舒這個巨大的加工，向來被看作“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的儒學，一變而成為“霸（黃老刑名）王（儒）道雜之”，合於漢家制度的儒學了。

　　董仲舒的哲學基本上是《易經》陰陽學說的引申。他認為任何一個事或物，一定是相反的事或物合成的。例如有上必有下，有左必有右，有前必有後，有表必有裏，有美必有惡，有順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這叫做“凡物必有合”。合的兩方面性質不相同，這叫做“合各有陰陽”。陰陽數量可以相等，性質卻有一定，陽性尊、陰性卑，這叫做“同度而不同意”。君、父、夫是陽（三綱），臣、子、妻是陰，陰不得獨立行事，只能從陽行事，事成不得分功。這叫做“陽兼于陰，陰兼（被兼）于陽”。陰陽不得同時並起，一定要有先後，陽總在先，陰總在後，陽是主體，陰是附屬，這叫做“一而不二”。陰陽二物，按一定的時候互相交替，一個起來，一個下去，一個增多，一個減少。起來了的到時候要下去，下去了的到時候又起來；多了的不能多到過度，少了的不能少到絕滅，終而複始，迴圈不止，這叫做“常一而不滅”。做事不論大小難易，違反天道（一而不二）一定無成，比如目不能兩看，耳不能兩聽，手不能一手畫方一手畫圓，不一就要生患（心有二中），這叫做“君子賤二而貴一”。天地的精氣合起來成一，分開來成陰陽，再分成春夏秋冬四時，配到東南中西北五方成五行。木（東）火（南）土（中）金（西）水（北）順次叫做“五行相生”（如木生火，火生土……），逆次叫做“五行相勝”（如水勝火，金勝木）。五行統一於陰陽，陰陽統一於天。人受天命而生，同天一樣，也有陰陽五行。人是天之副，與天合而為一，這叫做“人副天”。董仲舒哲學的結論是“道（人道）之大原出於天（天道），天不變，道亦不變”；“與天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

　　《易經》的陰陽學與戰國以來盛行的陰陽五行學，融合成為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學。這樣，把儒家與陰陽五行家統一起來了。《易經》陰陽學說明陰陽的基本觀點是仁與義（“天地之大德曰生……禁民為非曰義”），童仲舒說陽是天之德，陰是天之刑，刑主殺，德主生，天親陽而疏陰，重德而不重刑。這樣，把儒家的仁義與黃老刑名之學統一起來了。董仲舒說天不是為王生民，而是為民立王，能利民的王，天要讓他做下去，害民的王，天要奪去他的王位。有道伐無道，是天理也是人理。這樣，把儒家湯武革命、天命靡常的學說與陰陽五行家的五德終始說統一起來了。墨學的本旨在于利民，董仲舒說，天使人有義和利兩種生活，利（物質）養人的身體，義養人的精神，缺一不可，而義重於利。這樣，把儒家與墨家統一起來了，儒家孟子學派說性善，荀子學派說性惡，董仲舒說天有陰與陽，人有性與情（情欲），性有為善的端緒，但必待教誨而後成為善。這樣，把孟荀兩派統一起來了。董仲舒的哲學觀點是迴圈的不是發展的，是調和的不是鬥爭的，有唯物論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唯心論；有辯證法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形而上學。董仲舒的統一論是各家學說的融合體，正是最適合於西漢政治上需要的一種哲學。

　　董仲舒根據他的哲學觀點，提出許多影響甚大的建議。這些建議，極大部分被漢武帝採納並得到實行。

　　（一）大一統——董仲舒說：孔子修《春秋》，把一統當作首要的大事，因為這是天地的常道，古今的通義。現在學士們各持異說，朝廷無法一統，法制屢變，臣民不知所從。請將不屬於《六經》、不合於孔子的學說，一概廢絕不用，專用儒術。

　　（二）更化——秦行法家政治，刑罰慘刻，漢律大體沿襲秦律，路溫舒《尚德緩刑書》裏說，“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董仲舒主張更化，就是要求以仁德代替嚴刑，也就是要求以儒家學說代替法家學說。他認為限田是更化（改制）的關鍵所在。他說，秦行商鞅法，准許民間賣買田地，富家田聯成一大片，貧民連放個錐子的地方也沒有。耕種富家田，要納稅十分之五，窮得只能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漢朝繼承秦法，一切不變。富人貴人憑藉勢力，與庶民爭利，庶民怎能抵得住他們！於是富貴人家，奴婢多得很，牛羊多得很，田宅多得很，產業多得很，積蓄多得很，但是依然貪多無厭，一味壓榨求利。庶民天天遭剝削，月月見緊縮，從小窮變成大窮。富貴人家奢侈淫佚，貧苦人家窮急愁苦，這實在是更化的時候了。董仲舒建議限田，不許豪富占田過限；釋放奴婢，禁止擅殺奴婢；減輕賦稅，節省徭役，讓庶民的負擔略為寬舒些。董仲舒這個對農民充滿同情心的正義性建議，後來得到漢武帝的採納，但專禁商賈占田，沒收他們的田宅和奴婢，不是董仲舒普遍限田的原意。

　　（三）推陰陽災異——在落後社會裏，占卜術常是人們行動的指南。漢武帝曾召集各種占卜家，問某月某日可不可以娶妻？五行家說可，堪輿家說不可，建除家說不吉，叢辰家說大凶，曆家說小凶，天人家說小吉，太一家說大吉。辯論紛紜，不得解決。漢武帝判斷說，一切宜忌，以五行家為主。五行家得漢武帝的尊信，成為日常生活的指導者，儒家和它合流，是很自然的。《春秋》經記錄天變災異，原來並不含什麼迷信的意義。陸賈在漢高帝時作《新語》，說“治道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蟲災生於地”。足見戰國儒者，已開始推災異。董仲舒取《春秋》所記天變災異廣泛地予以附會穿鑿，使《公羊》學徹底的陰陽五行化。這在董仲舒學說裏，是最重要的、影響最大的部分，儒學蒙上濃厚的迷信色彩，幾乎起著宗教的作用了。但是，這個迷信部分，俗儒可以用來對朝廷奉迎取寵，正直的儒生也可以用來進行諫諍，因為在專制政治的朝廷上，臣下議論朝政，是一種冒險的行為。董仲舒創陰陽五行化的儒學，借天變災異來附會經義，以此為論據，對稱為天的兒子的皇帝表示異議，多少起些減輕危險性的作用（當然，天子也利用天變災異來斥逐大臣）。自從董仲舒開出這一條道路，《公羊》家以外各家的經師，都認為這是一條最合時的道路，把大量迷信成分加入到經學裏，藉以取得朝廷的信任。經學陰陽五行化，成為西漢今文經學的基本特點。

　　（四）斷獄——儒家談德治，向來與法家刑名之學對立。董仲舒據《春秋》經義附會漢朝法律，決斷了許多疑難大獄，儒法兩家合流了。西漢初蕭何定法律凡九章，到漢武帝時，律和令增至三百五十九章。其中死罪律四百零九條，凡一千八百八十二目，又有死罪例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二條。法令煩多，連掌管法令的官吏也不能全部看完。官吏按罪人賄賂的有無，任意引用一條法令作根據，判輕罪為死罪，或判死罪為輕罪。董仲舒斷疑獄二百三十二件，大體上從輕判決，救活了許多人命。他的判詞集合成《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流傳久遠，至東晉時還有人引用它來辯護自己的冤獄。

　　孔子以後董仲舒以前的儒學是漢人稱為朴學的原始儒學，它的特點是（一）思想上還拘泥于殘餘的領主制度，不能完全符合新的地主統治的需要；（二）儒家還是各種學派中的一派，不能吸收各種學派，使統一到儒學裏面來。董仲舒生在漢景帝、漢武帝時候，西漢政治上統一的條件已經成熟了，學術上統一的條件也成熟了。儒學經董仲舒的加工，因此擺脫了原始階段，成為陰陽五行化的、完全適合地主統治的西漢今文經學。某些漢儒把董仲舒當作孔子的繼承者，因為他創造了今文經學。

　　董仲舒是西漢今文經學的創始人，是首先變樸學為西漢經學的大師，瞭解了他的學說，也就瞭解了西漢今文經學的本質。下面敍述的今文經學的盛況，也就是這種本質的盛況。

　　漢武帝時官學有五經（《易》、《書》、《詩》、《禮》、《春秋》）博士。後來博士逐漸增加，《易經》分四家，《書經》分三家，《詩經》分三家，《儀禮》分兩家，《公羊春秋》分兩家，共十四家。稱為五經十四博士。

　　某一經的大師，如果能象董仲舒那樣，把本經陰陽五行化，並得到朝廷的尊信立為博士，這個大師的經說，便成為師法。弟子們按照師法講經，叫做守家法。自漢武帝至西漢滅亡，百余年間，經學極盛，大師前後多至千餘人，有些經書的解釋增加到一百余萬字。例如《書經》大師秦延君，用十多萬字解釋《堯典》兩個字，用三萬字解釋“曰若稽古”四個字。一個士人從幼年開始學一經，往往到頭白了才學會說經。這樣又苦又難的經學，太學裏卻經常聚會著成千成萬的學生，甘願受苦受難從大師受學，因為士人求利祿，只有經學是一條主要的道路。

　　凡是博士教弟子的經書，都是用漢朝通行的隸書寫的，因此叫做今（漢）文（字）經。陰陽五行化的今文經學是一種迷信的、煩瑣的、穿鑿附會很少有學術價值的學問。朝廷指定它作為士人求仕的道路，以便有效地控制士人，使他們戴著空虛昏暗的頭腦，在利祿的道路上一輩又一輩地追求下去。

　　今文經學反映著統治階級當權部分的政治利益；和它相對立的古文經學，反映著不當權部分的政治要求，就是要求古文經學也作為入仕的一條道路。

　　用篆文（戰國時文字及秦小篆）寫的經書叫做古文經。傳授古文經的學說叫做古文經學。它的特點是（一）保持朴學的傳統，按字義講解經文，訓詁簡明，不憑空臆說，與煩瑣的今文經學趨向不同。（二）迷信成分極少或排斥迷信，與陰陽五行化的今文經學趨向不同。（三）少數儒生私家自相傳授，在政治上主張復古，與迎合世務的博士學——今文經學趨向不同。還有一個特點是兩種經學相同的，那就是都缺乏進步性的思想。自然，古文經學在反對迷信這一點上，比起今文經學來，到底還是進步一些，東漢王充、南朝範縝的學說就是以古文經學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

　　王莽要奪取西漢政權，政治上收攬統治階級各部分勢力，經學上也對古文經學讓步，在太學裏立《左氏春秋》、《毛詩》、《周禮》、《古文尚書》四個古文經學博士。今文博士堅決反對古文經學從私學上升為官學，與古文經學的提倡者劉歆進行了劇烈的宗派鬥爭。劉歆憑藉政治力量，暫時壓倒今文博士。東漢光武帝取消古文博士，古文又成為私學。東漢時期，私學在士人間盛行，產生不少著名的大師，經學上成績遠超過官學，但總是得不到官學的地位。官私兩學的不斷衝突，正反映出東漢統治階級內部的不斷衝突。

　　任何一個有階級的社會，總是由兩個主要的敵對階級構成的，總是依照對立統一的法則而存在並發展的。兩大敵對階級在相互關係上，如果說，只有一個鬥爭性，或者說，只有一個同一性，那末，這個社會就根本不會存在。自然，鬥爭是絕對的，但階級鬥爭不管怎樣尖銳，並不會引起社會的分裂，因為總還有同一的一面，其間保持著不可割斷的經濟等聯繫。

　　春秋戰國時期，出現儒墨道三大學派的政治思想。道家和法家所謂黃老刑名之學只看對立面，對人民進行絕對的壓迫。這種學說到秦二世行督責時達到了頂點，秦朝很快被農民起義所推翻。墨家只看統一面，放棄鬥爭性，勸告兩大敵對階級在同一性上實行尚同兼愛。這種學說自然只是一些天真的幻想。儒家與道墨不同，它主張用禮來節制對人民的剝削，藉以和緩階級間的鬥爭性；主張仁民愛物、尚德緩刑，藉以擴大階級間的同一性。儒家學說比起道墨兩家來，較為接近對立統一的法則，也就是較為接近社會的實際，因之它成為漢以後長期封建社會的政治指導思想，沒有一個學派或宗教能奪取它的正統地位。

　　當然，儒學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但在同一性上即共同利害上，忠實於儒家學說的儒者，常為人民發出訴疾苦、申冤抑的言論，也常為人民做出去禍害、救災難的事蹟，甚至不惜破家殺身對君主犯顏直諫，要求改善政治。他們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忠臣。他們懂得“民惟邦本，本固邦甯”的意義，為愛邦而愛及邦本，也就真誠地成為人民的同情者和代言者。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反對殘暴政治）的言論和事蹟，很大一部分是與儒家學說有關的。儒學特別是宋明理學，極重倫理道德，對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美德的闡發，雖然無不打上統治階級的烙印，但某些精到處也往往與人民的倫理道德有其同一性。排除它的封建毒素，打破它的階級局限，批判地吸收它的精華，可以大大豐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清理中國古代的文化遺產，繼承並發揚古代文化的優秀傳統，主要應從研究儒家學說入手。

　　孔子首創儒學。儒學最根本的政治思想是德治（王道）。能行德治的人才能受天命為天子。天與民同心，天命是民心的反映。國君失民心就失天命而敗亡，得民心就受天命而興起。受天命者代替失天命者，最理想的方式是堯舜禪讓，其次是湯武革命。這些根本觀點，與道家、法家的主張法治（霸道）、反對革命是對立的。孟子發揮孔子的德治思想，最為透徹，西漢以下的儒學，基本上是孟子學說的衍變。

　　秦行法家政治，正統派儒學持異議，最後遭到焚書坑儒的慘禍。西漢前期，朝廷並用儒學和黃老刑名之學，但黃老刑名之學仍處優勢。西漢中期，儒學經董仲舒改革，成為合時宜的學說，形式上取得優勢，但黃老刑名之學仍保持原有的重要地位。西漢後期，儒學取得確實優勢，完成了排斥黃老刑名之學的願望，但所謂德治，無非是朝廷縱容官吏及豪強作惡，刑罰不加，綱紀廢弛，人民受盡貪暴政治的禍害，西漢也就滅亡了。

　　忠實於儒家學說的一些儒者，對著三個時期的政治，曾發出不少反對的議論。敍述西漢儒學，應該看到多數阿世取容的章句小儒，也應該看到少數同情人民的正統儒者。下面列舉幾條，略見正統儒者的代表性言論。

　　賈誼《新書•大政篇》說：人君“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予（給予）有德，天有常災，必予奪民時（使民失農時者）。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輕視）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

　　董仲舒創陰陽五行化的儒學，借天道說人事。他在對策裏說，“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責）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強勉（人君改過為善）而已矣”。董仲舒所講天人之際，本意在利用天變災異來進行諫諍，剝去迷信部分，實質上仍是孔孟的仁義學說。

　　漢昭帝時，泰山等地發生怪異事。眭弘上書說：“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眭弘以為漢運已經終了，要求朝廷訪求天下賢人，“禪以帝位”，“以承順天命”。朝廷加眭弘“妖言惑眾，大逆不道”的罪名，殺眭弘。董仲舒遵守有德代失德的訓條，眭弘為這個訓條遭殺身之禍，足見他們是忠實於自己的學說的。

　　漢宣帝重用治獄之吏，蓋寬饒上書，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他暗示漢宣帝應讓位給賢者。朝廷說他自己想做皇帝，“大逆不道”。蓋寬饒自殺。

　　漢元帝用儒生為政，朝綱不振。貢禹上書說：“方今天下饑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合）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

　　谷永在漢成帝時上書說：“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去無道，開（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去惡弱的舊君，改立賢聖為新君），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

　　鮑宣在漢哀帝時上書說：“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耶！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耶！……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天子，下為黎庶（民）父母，為天牧養元元（民），視之（官與民）當如一……今貧民菜食不厭（飽），衣又穿空（孔），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私用官爵），官非其人（私用小人），而望天悅民服，豈不難哉！……天人同心，人心悅則天意解矣”。

　　上列諸儒言論，自董仲舒以下，無不附會天變災異來反對暴政，要求德治。他們擁護封建統治，但希望有德代失德，並不擁護一姓常存。他們同情人民疾苦，但著重在勸告朝廷，並不同情農民起義。所以儒學始終是適合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學說，同情人民是有限度的，擁護封建統治則是絕對的。

　　

　　二 史 學　　

　　儒家的六經，原來是周史官所藏各種歷史記錄，經孔子刪訂解釋以後，師弟相傳，別成一種所謂經學，但歷史學並不因經學的盛行而停止本身的發展。如果說，在前一階段裏，孔子左丘明是最偉大的歷史著作家，那末，在發展到較高的階段上，太史公司馬遷是更大的歷史著作家。自從司馬遷著《史記》，中國才開始出現了規模巨大的、組織相當完備的歷史著作。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漢武帝的太史。司馬談非常博學，精通天文學、《易》學、黃老學。他以黃老學為主，批判儒、墨、名、法、陰陽各家學說，比起當時的一般儒生來，他確是一個卓越的思想家。司馬遷十歲以前曾學過耕地和牧畜，十歲讀古文書籍，二十歲以後，遊歷全國名都大邑，採訪遺聞佚事。司馬談死後，司馬遷繼父職做太史，遍讀石室金匱（宮中藏書處）裏所藏舊史和群書，因此，他是西漢一代稀有的大博學家。司馬遷繼承司馬談家學，又博通古今文經學，特別是董仲舒《公羊》學，但不受西漢經學的拘束，更不受陰陽五行學的影響，他是西漢一代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前九九年，司馬遷四十八歲（據王國維說），遭受漢武帝殘暴的刑罰（宮刑）。這對司馬遷是一種極大的侮辱。司馬遷自知在仕途上不可能再前進了，於是發憤著《史記》，希望象孔子著《春秋》那樣，傳給“後世聖人君子”。他著《史記》不是為了阿世，所以敢於用直筆，他著《史記》不是為了好事，所以態度極認真。他著《史記》是為了“成一家之言”，與經傳比高下，所以竭盡他的才力與知識，一心為完成《史記》而述作。

　　司馬遷具備著上述諸條件，再加上他的創造力，以二十餘年的時間，寫成了《史記》一百三十篇（西漢時已缺十篇），上起黃帝，下訖漢武帝，凡當時存在著的史料，全部綜合在《史記》裏面。這一偉大著作的出現，標誌著孔子以來歷史學又大進了一步。

　　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組成《史記》一百三十篇。本紀仿《春秋》經十二公，按年月標舉大事，為全書總綱。表仿周史官舊譜的體制，創世表、年表、月表三種，記事最為省便。書仿《尚書•禹貢篇》及《禮經》、《樂經》的體制，總述古來文化的成就，特別是《天官書》、《曆書》、《河渠書》、《平准書》，總結了天文、歷數學、地理學、經濟學的知識，意義更為重大。自此以後，史家相繼述作，二千年來有關制度、經濟、文化發展的史料得以大量保存，司馬遷創始的功績是極其巨大的。世家中有西周至戰國十七個重要的侯國史（本紀中《秦本紀》也是侯國史），大大豐富了這一段歷史的內容。列傳中有重要人物傳，有特殊事業傳，有國境內諸少數族傳，有藩屬國傳，有外國傳，敍述的方面甚為廣泛。司馬遷不受西漢經學的拘束，所以還能看到社會上各種活動的人物，為名醫、俠客、大商賈、優伶、刺客、占卜人立傳。他為酷吏立傳，說豪強兼併，什麼道理都不能感化，只有不顧一切，用嚴刑削平他們。酷吏、遊俠、貨殖等列傳，特別顯著地表現出司馬遷對被剝削者被壓迫者的同情心。當然，司馬遷貫穿在全部《史記》裏的基本思想，不可能超出地主階級思想的界限，這就是說不可能超出董仲舒《春秋公羊》學（除去陰陽五行成分）和道家思想的界限。

　　《春秋》是魯國史，《史記》擴大為全中國史，《春秋》以魯君為主，《史記》以歷代天子為主（《秦本紀》例外）。《春秋》局限於二百四十二年，《史記》十二本紀上通到黃帝堯舜二千餘年。《史記》改變了分國割據的歷史概念，建立起歷史的統一觀和正統觀。《史記》十二本紀上起五帝，曆三代以至秦漢，一脈相傳，這是有極大意義的，它表示國家的統一和人心的統一。春秋戰國時有百國春秋，《周春秋》與《魯春秋》沒有尊卑的區別（例如《國語》中《周語》與諸侯國語並列）。沒有一個明確的中心。《史記》稱天子為本紀，稱諸侯為世家，稱天子在位年為全國共同的紀年，稱諸侯在位年為本國內的紀年，這樣，全中國以天子為中心，精神上統一起來了，雖然戰國以前，實際的中國是分裂割據的。天子成為全國的中心，天子所屬的朝代，自然被認為正統的朝代。在封建時代裏，正統朝代與非正統朝代的區別，曾起著一定的積極作用。這裏包含天子的族類問題，政治的仁暴問題，疆域的統一與分裂問題，其中族類問題尤為特出。漢族建立的朝代，即使因暴政被廣大人民推翻了，但繼起的如果是非漢族的朝代，那個被推翻了的漢族朝代，就會被用來作號召廣大人民起義的旗幟，一直到推翻非漢族的朝代才停止。反之，非漢族的朝代被推翻以後，絕對不可能用來作號召民眾的旗幟。這個自西晉至清朝毫無例外的歷史事實，與廣大人民承認正統朝代反對僭偽偏閏朝代的傳統思想有密切聯繫。這個傳統思想發源於孔子《春秋》，形成於司馬遷《史記》，十二本紀正是這個傳統思想的正確反映。由於這個正確反映，傳統的歷史正統觀更加鞏固，成為封建時代進行民族鬥爭的一個重大力量。

　　司馬遷《史記》創紀傳體通史，東漢初班固《漢書》創紀傳體斷代史。《漢書》敍事詳密，可是缺少司馬遷那樣比較自由的思想。此後各朝紀傳體史稱為正史，雖然都不及《史記》和《漢書》，但在各體史書中，仍居最重要的地位。

　　西漢後期，繼司馬遷而起的大博學家劉向、劉歆父子，做了一個對古代文化有巨大貢獻的事業，那就是劉向創始劉歆完成的《七略》。

　　漢高帝滅秦，蕭何收秦朝廷所藏圖書。後來項羽燒秦宮室，圖書因得蕭何收藏，可能未受損失。漢武帝令民間獻書。漢成帝使陳農到各郡國搜集遺書。自漢武帝到漢成帝，照劉歆《七略》說，“百年之間，書集如山”。漢成帝令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兵書，尹鹹校數算（占卜書），李柱國校方技（醫藥書）。每校完一書，劉向做成本書提要，連同定本送給漢成帝。劉向校書的程式是先用幾個本子校對，校正後寫在竹簡上，叫做殺青書（竹簡在火上炙幹，去竹汗，可免朽蠹）。再經過校正，最後寫在素帛上，成為定本。劉向校書二十餘年，死後，漢哀帝令劉歆完成這個巨大的工作。劉歆繼承父業，做成了《七略》（劉向所作書名為《別錄》）。《七略》是（一）《輯略》——諸書總論和分論；（二）《六藝略》——儒家經傳包括小學（文字學）共九種；（三）《諸子略》——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等十家；（四）《詩賦略》——賦四種，詩一種；（五）《兵書略》——權謀、形勢、陰陽（天象氣候兼迷信）、技巧四種；（六）《數術略》——天文、曆譜（包括算術）、五行、蓍龜（蔔筮）、雜占（主要是占夢）、形法（看輿地形勢及看人和物的形相）六種；（七）《方技略》——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四種。《七略》書已亡佚，班固《漢書》據《七略》作《藝文志》，共有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七略》綜合了西周以來主要是戰國的文化遺產，把不值得保存的書籍都廢棄了，例如經學博士的講義，一篇也不錄取。它經過選擇、校勘、分類、編目、寫成定本等程式，並作出學術性的總論和分論，是一部完整的巨著。它不只是目錄學校勘學的開端，更重要的還在於它是一部極可珍貴的古代文化史。西漢有《史記》、《七略》兩大著作，在史學史上是輝煌的成就。

　　

　　三 曆 數 學

　　觀象授時向來是最重要的國政。孔子述堯舜禹禪位時的誥語：“天之歷數在爾躬”，意思是現在該你掌管曆法了。不管堯舜是否真說了這句話，曆法（雖然很幼稚）在農業上也就是在國政上的重大意義，上古人確實非常重視。天象學歷數學因農業生產上的急需，不斷在進步。傳習這一專門學問的官是太史，所乙太史也稱為天官。據說，太史的官位等於卿。

　　生產上的成就（主要是農業）比其他國家高，就成為大國，夏、商、西周正是這樣的大國。它們都在曆法上有新發見，後一個比前一個進步，因此後一個戰勝前一個。春秋時期，建子的周曆最通行，但宋國仍用殷曆，晉國行用夏曆。宋用殷曆，由於保守，晉用夏曆，是尊重民間習慣（所謂“啟以夏政”）並利用它的長處。周曆稱仲冬月（子月）為春正月，四時很不正常，孔子主張“行夏之時”，就是說周曆推歲首（冬至點）在子月是對的，但孟春應在寅月。戰國時期，天文歷數學比春秋時期更進步。專家多是民間學者，不限於少數史官。世界最古的恒星表甘石《星經》，就是這個時期民間天文學家的貢獻。六曆（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曆）都是曆家假託，也是這個時期民間曆數學家的成就。

　　太陽曆（歲）可以定四時、節、氣；太陰曆（月）可以定朔、晦、弦、望。自曆法萌芽時起，曆家即並用陰陽兩曆，並探求兩曆配合的法則（主要是閏月插入法）。春秋時曆家已應用十九年插入七個閏月法。最遲在戰國時曆家已定一歲的日數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三六五•二五），定一月的日數為二九又九百四十分之四百九十九日（二九•五三○八五日）。這兩個數字比一歲實數三六五•二四二二日、一月實數二九•五三○五八八日都多了一些，因此月朔經三百年要差一天，季節經四百年要差三天。由於推步和算術並不精確，實際上一種曆法行用一百多年便朔日或晦日見月出，必須重新測算使再合天象。秦始皇採用顓頊曆，以十月為歲首，閏月放在九月後，稱為後九月。在六曆中顓頊曆是比較合天象的一種曆法，但到漢武帝時已經不能再用。

　　前一○五年（元封六年），司馬遷等建議造漢曆。漢武帝選司馬遷、星官射姓、曆官鄧平等及民間專家共二十余人造曆，其中大天文學家唐都（祖先是楚國史官）大曆數學家落下閎（巴郡隱士）是主要的造曆者。前一○四年，新曆造成，漢武帝廢秦曆，採用新曆，改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以正月（寅月）為歲首。這個新曆法就是曆學史上著名的《太初曆》（又稱《鄧平曆》、《三統曆》）。

　　《太初曆》一歲日數是三六五•二五○二，一月日數是二九•五三○八六，比四分曆（六曆都是四分曆，每歲有四分之一的餘日）又多了一些，所以行用一百八十九年便不能再用。但在當時《太初曆》還是最進步的曆法，因為它根據天象實測與多少年來史官的忠實記錄（例如《春秋》經），得出一百三十五個月的日食週期（稱為“朔望之會”，約十一年中有二十三次日食）。自從有了這個週期，曆家可以校正朔望，日食現象也不再是什麼可怕的天變而是可以預計的科學知識了。

　　《史記•曆書》特別是《漢書•律曆志》詳細記載《太初曆》的觀測法與計算法。這是一個極有價值的開端，西漢以後歷朝改換曆法，都按照《史記》、《漢書》的舊例，詳記在正史裏，因此積累起豐富的天文、歷數學資料。

　　劉歆用《易經•系辭》的數理來解釋科學性的《太初曆》（《三統曆》），造出一整套的曆學理論；又造《世經》，凡經傳古史所記大事的年月日，都用《三統曆》推算得到說明。這對古史年代的探求是一種貢獻，雖然準確性並不很大。

　　董仲舒創今文經學，司馬遷創紀傳體通史，鄧平、唐都、落下閎創太初曆，劉歆創古文經學和年代學，這些文化上的成就與當時經濟武力的發展相配合，充分表現出西漢一朝的偉大氣象。

　　

　　四 諸 子

　　《漢書•藝文志》分諸子為十家，西漢人所著書為數不多，其中屬於儒家的董仲舒《春秋繁露》、桓寬《鹽鐵論》，揚雄《法言》；屬於農家的《氾勝之書》（亡佚）；屬於雜家的《淮南子》，都是重要著作。

　　漢武帝時，淮南王劉安在本國招集以道家為首的百家遊士，仿秦呂不韋著《呂氏春秋》例，撰《淮南內》二十一篇（又名《淮南鴻烈》、《淮南子》）。《淮南子》雖以道為歸，但雜采眾家，不成為一家言。戰國秦漢諸子百家學說，因漢武帝獨尊儒學，散佚甚多，《淮南子》保存一些百家遺說，在這一點上，還是一部值得重視的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