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與詩賦

第八節 散文與詩賦


　　黃炎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史，苗黎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巫。黃炎族與一部分苗黎族混合成華族，巫史兩種文化並存，互相影響也互相鬥爭。傳說：顓頊曾禁巫教。《墨子•非樂篇》說，商湯禁巫風，貴族犯禁罰絲二襚，庶民加倍；想見巫史間一向存在著鬥爭。史重人事，長於征實；巫事鬼神，富於想像。商朝人信鬼，巫風盛行，祭祀特多，歌舞降鬼神，應有許多詩篇，惜全部亡佚。史官所記，除大量甲骨文字記載當時大事，現存《商書•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等篇，是大體上保持原來辭句的商史遺文，尤可寶貴。依據這些文篇來看，可以推知商朝已有相當成熟了的散文，也可以推知有相當成熟了的詩歌，與西周初年的詩文應有同樣的水準。

　　周朝重史不重巫，史官掌記事也兼作詩歌（詩三百篇不少是史官所作）。史官世代專業，儒家所傳經書，其原始部分大都是兩周史官舊藏的典冊。經書文辭分散文與詩歌兩類。散文分質言文言兩體。質言如《周書• 大誥》、《康誥》、《酒誥》等篇，直錄周公口語，辭句質樸，不加文飾。凡朝廷誥誓、鐘鼎銘文多屬質言體。文言如《周書•洪範》、《顧命》以及《儀禮》十七篇，都是史官精心製作，條理細密，文字明白。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論語•雍也篇》）凡史官所自作，多屬文言體。魯史左丘明採集諸侯國史記，作《左氏春秋傳》，創文言體散文的極致。詩歌基本上四字成句，叫做四言詩。體裁分風雅頌三類。《周頌》是配合宗廟祭祀時所奏音樂的詩篇，辭句最樸素。西周貴族美（讚美）、刺（諷刺）王政，用西方古音樂歌唱的詩篇叫做雅詩。東周時宋國作《商頌》，魯國作《魯頌》，從章句形式看來，可能是用雅詩同類的音樂。《國風》是用各國地方音樂歌唱的詩篇，多採取民間歌謠，貴族所作也不象雅詩那樣嚴肅。風詩吟詠情性，文學價值特高，最為流行。戰國初魏文侯聽古樂想睡覺，聽鄭衛之音不知倦，因為鄭衛音樂繁音急促（“煩手躑躅”），是一種悅耳的音樂，和它相配合的詩篇，也是一種悅心的文學。

　　兩周散文與詩歌，經孔子刪訂成為儒家專門的經學。傳經師儒，或闡發經義，或講明訓詁，與文學完全絕緣。文學的主流詩歌被尊為經，失去了活力，儒生只能背誦古詩三百篇，不能創作新詩一篇。孔子以後，學術由貴族轉移到士階層，諸子並起，各述所聞，散文因諸子著書而發展起來。首先是墨子，用質言體著書，引用古語，多譯成當時庶民口語。墨家以外，諸子都用文言體著書。戰國時孟子、莊子，《戰國策》所載諸策士口說，都是議論風發，文質並勝。荀子、韓非子說理精密，不重文采。諸家文風不同，卻都是優秀的散文作者。

　　諸子著書，重在談論政治，闡明哲理，但其中包含寓言、故事、神話、隱語，往往雋永有味，類似文學。諸子中專有小說一家，採取街談巷語，反映民間風俗，最有文學意義，儒家說它道聼塗説，小能小善，對大道有礙。戰國小說因不被重視，全部亡佚。或說：《燕丹子》是戰國小說的僅存者，確否未可知。

　　詩歌與音樂互為影響，不可分離，民間永遠在創造新音樂新詩歌，新的流行了，舊的自然衰落。公羊家說，周時國家養活貧窮無子的老年男女（男年六十以上，女年五十以上），到鄉間採取新詩歌。從鄉送到邑，邑送到國，國君送給天子。天子有掌音律的大樂官叫做太師。太師選擇新詩歌若干篇，修正章句和音樂，給天子演奏後，流傳到四方。《詩經》十五國風中很多詩篇是這樣得來的。最晚的風詩是陳靈公（前六一三年至前五九九年）時詩，此後不再有新篇。當時正是周天子愈益衰弱，兼併戰爭愈益激烈，公田制改變為稅畝制的時候，這個養老人采詩制度勢必廢棄，民間新詩歌新音樂不能通過樂官的修正、士大夫的記誦，傳到後世來。儒家反對新聲，以為鄭聲淫，鄭衛宋齊是亂世之音，桑間濮上（衛）是亡國之音。墨家非樂，以為“虧奪民衣食之財”（《墨子•非樂篇》），道家以為“五音令人耳聾” （《老子》），儒家守舊，墨道二家反對音樂。儒墨道三大學派都是新樂新詩的障礙，但民間創造並不因此停止。孟子記錄孺子《滄浪之水歌》，想見東周後期至戰國，四言詩正向五言詩發展。

　　東周時列國朝聘，賓主多賦詩言志。賦是一種聲調，與歌不同，與誦相似，所謂“不歌而誦謂之賦”，就是不用音樂，隨口朗誦幾句古詩，表達自己的意旨。東周列國間有時用廋辭（廋音搜sōu謎語）來測驗對方君臣的智力，戰國時有所謂隱書，記載各種謎語，不讀隱書，就會答不上廋辭。荀子用賦的聲調寫廋辭，作《禮》、《智》、《雲》、《蠶》、《箴》（針）五賦，形式缺乏變化，含義也只是些儒家常談，雖是新體裁，卻少新意義。荀子又仿民間舂米歌調作《成相辭》，每章四句或五句，音節短促，所講又都是儒家訓條，和五賦同樣，有新體，少新意。

　　北方學士無一人從事韻文文學，荀子獨作賦與《成相辭》，應是受楚國屈原的影響。《成相辭》作于春申君死後，五賦大概也是荀子晚年所作。儒家老師仿賦詩聲調作賦，用北方音韻，說儒家教義，因而看不出受《楚辭》影響的形跡來。

　　新體文學的創造在南方楚國，屈原是最大的創造人。

　　屈原是《三百篇》後推動文學到更高境界，使文學內容更加豐富的偉大詩人。楚國傳統文化是巫官文化，民間盛行巫風，祭祀鬼神必用巫歌，《九歌》就是巫師祭神的歌曲。又巫師行術，唱禁咒辭，句尾用“些”字。民間歌唱，句尾帶兮（音同侯字）字。屈原作《離騷》、《九歌》，弟子宋玉作《招魂》，都是用楚國方音，修改民間流行的曲調，變成新創造。《呂氏春秋•侈樂篇》說“楚之衰也，作為巫音”，可知楚辭是巫官文化的最高表現。其特點在於想像力非常豐富，為史官文化的《詩》三百篇所不能及。戰國時期北方史官文化、南方巫官文化都達到成熟期，屈原創楚辭作為媒介，在文學上使兩種文化合流，到西漢時期，楚辭成為全國性的文學，辭賦文學燦爛地發展起來。

　　屈原是楚國貴族，被楚懷王（前三二八年至前二九九年）放逐出朝廷，又被楚頃襄王（前二九八年至前二六三年）流放到江南。屈原遭兩個昏君以及佞臣的迫害，憂愁煩亂，作《離騷》。他熱愛楚國，他同情楚國人民，《離騷》充分表現出他的天才創造力和高尚的政治理想以及本人的志潔行芳。《離騷》的產生，標誌著中國古代文學向前大進了一步。屈原所作，據傳說還有《九歌》、《天問》、《九章》等篇。最後作《懷沙賦》，投汩羅水自殺。屈原、宋玉、唐勒、景差所作，純用楚國方音，自有聲調，稱為“楚辭”，與賦異體。漢人用賦的聲調讀楚辭《離騷》、《懷沙》等篇也就被稱為賦，統稱為辭賦。漢武帝時，淮南王劉安作《離騷傳》，以為《離騷》義兼風、雅，可與日月爭光。東漢初班固作《離騷序》，以為《離騷》多說虛無之事，不合經義。以《離騷》為首的楚辭，與《詩》三百篇起源不同，據儒家經義來評論楚辭，是儒家的迂見，楚辭的真價值並不在於符合儒家的經義，恰恰相反，正在於不受儒家經義的拘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