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文化

第三節 西晉文化

　　西晉士族，生活是優裕的，禮法的束縛是疏鬆的，全國統一以後，聞見也比三國分裂時擴大了。這些，使得一部分士族中人有條件去從事文化事業。西晉一朝雖極短促，但文化上成就卻是巨大的。

　　

　　一 文學

　　文學主要是五言詩在建安時期形成一個高峰以後，為老莊玄風所沖淡了。《文心雕龍•明詩篇》說“正始（魏廢帝曹芳年號）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就是魏國文學的一般情形。不過，其中如嵇康、阮籍所作詩篇，特別是阮籍的《詠懷詩》，實是特出的作品。《詩品》說它“言在耳目之內（通常語），情寄八荒之表（意旨深遠）”，是確切的。《詠懷詩》很難求得它的真意所在，但如體會阮籍憂疑無告、處境險惡的心情來讀這些詩篇，就似乎懂得他要說的是什麼，而自然引起對他的同情。《詠懷詩》達到微（隱晦）而顯的最高境界，按其風格，純屬魏詩，所以漢魏舊音到嵇阮而告結束，西晉則向形式方面發展。

　　《文心雕龍》評西晉詩：“采縟於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這就是說，西晉詩人在用事、練句、對偶、音節方面追求形式上的美觀，不再象建安時詩那樣文質並茂。

　　自建安以來，文學在西晉太康年間又一次出現高峰。當時詩人有三張（張載、張協、張亢）、二陸（陸機、陸雲）、兩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其中陸機潘嶽最為著名。陸機是吳國高級士族（陸抗子），吳亡後閉門勤學十一年，太康末來洛陽，與權貴賈謐親善，參與二十四友之列。賈謐死後，又依附司馬穎，為司馬穎率大軍攻司馬乂，終於被讒為司馬穎所殺。潘岳是中原文士的首領，賈謐二十四友，潘岳列第一。賈謐出門，潘嶽望見便跪拜。司馬倫殺賈謐，並殺潘嶽。陸機潘嶽熱中仕進，性格卑污，正好是士族的代表人物。不過，所作詩篇，文辭華美，把卑污性格掩飾得不露形跡，《文選》所錄如陸機《樂府詩》，潘嶽《悼亡詩》，就詩而論，確是清新可誦，《詩品》列潘陸為上品，還是恰當的。

　　西晉賦的成就比詩更大。左思《三都賦》（《蜀都》、《吳都》、《魏都》）尤為巨著。《三都賦•自序》稱“其山川城邑，則稽（考）之地圖；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豪傑）長者，莫非其舊。……美物者貴依其本，贊事者宜本其實，匪（非）本匪實，覽者奚信？”左思為了博采材料、核實事物，積十年之久才造成此賦，相信賦中除去文學上誇飾部分，所記事物大體是真實的。張華稱《三都賦》“盡而有餘，久而更新”，就是因為它是寫實的作品。三國分裂數十年，從這篇敍述各方面的大賦裏，推知三國時期經濟恢復的狀況，可以補史書記載之未備，不只是辭藻壯麗而已。左思專心學問，不參加內亂。他的《詠史詩》最後四句：“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余，巢林棲一枝，可為達士模”，表示他的性格優於一般士族中人。《三都賦》以外，陸機《文賦》也是一篇有價值的文章。《文賦》敍述作文的方法，精密周詳，可謂曲盡其妙。相傳陸機二十歲作《文賦》，想見當他年輕時，已經深刻地掌握了作文的秘奧。《詩品》說他“尚規矩”，就是說，陸機所作文篇都是按部就班，從深處難處得來，並不依恃才大而輕率從事。潘嶽熱中已極，在《閒居》、《秋興》二賦中，卻表現得極為清涼安閒。又《射雉》、《笙》二賦，描寫物情，細緻入微。單就文辭來說，潘嶽賦確是風流調達，與陸機異曲同工，並為一代高手。

　　摯虞撰《文章流別集》三十卷，具備各種文體，按文體論其優劣，是王逸《楚辭》以後規模更大的文章總集。書已亡佚，殘文中還保存一些他的論點，如論賦的四過說，“夫假像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立論大意在以事實情義為主，不尚浮麗虛偽。這些雖是傳統常談，但對當時文風卻也算是一種批判。

　　建安以來，駢體文盛行。陸機《文賦》提倡音節（聲音迭代）、對偶（形影相偶），推動駢文又進一步的發展。夏侯湛仿《周誥》體裁，作《昆弟誥》一篇，和駢文對立。此後凡反對駢文，必模擬《周誥》，事實上兩種文體都離口語極遠，都不合實際應用。到了唐朝，以韓愈為代表的古文體，才在文學上奪得了一部分地位，因為古文比起駢文四六來，終究較接近於口語。駢文與散文的鬥爭，從西晉開始，夏侯湛《昆弟誥》是這個開始的標誌。雖然它本身是復古主義的死語言，但它的趨向卻是近乎正確的。

　　東漢時立碑極濫，曹操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晉武帝下詔廢禁，自後墓誌銘代碑文而興起。墓誌敍述死者事蹟，有些可補史證史，同是諛墓，多少比碑文有用一些。

　　

　　二 經 學

　　自西漢末今古文經學發生鬥爭，至東漢末，鄭玄混合今古文，今文失去統治地位而告一結束。魏晉時期，王肅（純古文）鄭玄兩學派發生鬥爭，以新注行世（王弼注《周易》、何晏注《論語》、杜預注《左傳》），王肅學派失敗而告一結束。西漢以來博士所傳今文章句之學，和漢儒賈（逵）馬（融）等人的古文經學，都在晉懷帝永嘉之亂中歸於消滅。以前的兩次結束正為全部消滅作了必要的準備。原始儒學（秦以前）變為兩漢經學（今文古文兩派），兩漢經學變為魏晉經學，至此，經學本身也就無可再變，只等唐人替它作《正義》，保存漢魏各學派的一些殘餘。

　　原始儒學含有樸素的唯物論思想，宗教成分很稀薄，不能完全適合統治階級的需要。兩漢今文經學派（以董仲舒為首）力圖變儒學為宗教，奉孔子為教主，造讖緯來神化孔子，遭古文經學派（以王充為首）的反對，終於無所成就。老子《道德經》本來也屬於唯物論方面，魏晉士人把它解釋為唯心論，結合莊子的詭辯論，創立玄學。玄學盛行，經學衰退到次等位置上去了。不過，玄學也不是宗教，而統治階級迫切需要的卻是宗教，玄學必然要繼經學而衰退。在經學玄學相繼衰退中，佛教逐步興盛起來，自魏晉起至隋唐止，經學在思想領域的統治地位，逐漸被佛教奪去，玄學和道教也奪得一部分，經學僅能保持傳統的崇高名義。

　　古文經學只講訓詁名物，並無思想性，但唯物論傾向一般是存在著的。曹操禁內學（讖緯），晉武帝禁星氣讖緯之學。這種禁令多少受古文經學的影響，當然，主要的還是政治上原因。

　　西漢景帝時，發現孔子宅牆壁中所藏《古文尚書》，比伏生所傳《今文尚書》二十九篇（注家分為三十四篇）多出十六篇（分成二十四篇）。孔安國傳《古文尚書》，司馬遷是孔安國的學生，但《史記》所錄《尚書》諸篇，僅《殷本紀》載《湯誥》百餘字，《周本紀》、《齊世家》載《泰誓》若干語，或是《孔壁尚書》遺文，其餘不出《今文尚書》範圍。十六篇大抵是些斷篇殘簡，因之漢世不曾流傳。魏晉時出現偽《古文尚書》，託名孔安國作傳（注），並新添二十五篇。《孔傳》和新篇或疑是王肅所造，或說是鄭沖（與王肅同時人）所傳。按王肅專造偽書（如《孔叢子》、《孔子家語》），鄭沖是無恥官僚（晉太傅），為了求寵，很可能傳授王肅的偽書。晉武帝置十九博士，其中有《古文尚書》孔氏，足見東晉梅賾只是獻偽書，不是自造偽書。自梅賾獻偽書，一直被認為真孔壁古文而流傳下來，到清初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才完全證明它是偽書。

　　兩漢今文經師，一般是抱殘守缺，穿鑿附會的陋儒。古文經師比今文經師學問廣博得多，但仍不能解脫傳統的束縛。最顯著的是《易》學，古文經師拘泥于象數蔔筮，支離瑣碎，可厭之處不比今文《易》學少些。王弼開始以玄理說《易》，推翻兩漢今古文《易》學，標誌著經學從兩漢家法師法的束縛下解脫出來，思想活動比較自由一些了。魏晉經學以博采眾說，不守一家之法一師之說為特徵，就是思想比較自由一些的表現。

　　

　　三 史 學

　　二八一年（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盜發戰國時魏安釐王（一說魏襄王）墓塚，得竹書數十車。其中有魏國史書《紀年》十三篇，記夏朝以來至安釐王二十年事。《紀年》所記諸事與經傳大略相同。重要不同處有下列幾件事：夏朝歷年比商朝多；夏王啟殺益；商王太甲殺伊尹；商王文丁殺周君季曆；自周受命至穆王一百年，不是穆王壽百歲；周厲王出奔，共伯和攝行天子事，不是周召二相共和。古事傳聞有異，《紀年》與經傳古史都可以備一說。《紀年》以外，還有《穆天子傳》五篇，記周穆王遊行四海事。其他諸書共數十篇。竹書文字用漆書寫，稱為蝌蚪文，與秦篆不同，簡劄又錯亂無次序。晉武帝令衛恒整理竹書，改寫為今文。衛恒死後，束晰完成整理工作，並作考證。《竹書紀年》和《穆天子傳》得傳于世，衛恒束晰是有功的。

　　譙周以為司馬遷《史記》采百家雜說，記周秦以上事，往往與正經不合，特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糾《史記》的謬誤。這自然是腐儒的見解。司馬彪據《竹書紀年》駁《古史考》，凡一百二十二條。司馬彪所駁未必全對，但敢於駁正經，比譙周的墨守正經，在史學上應是一個進步。

　　司馬彪撰《續漢書》八十篇，其中八志敍述東漢制度，甚有條理，梁劉昭分八志為三十卷，並為作注，附宋範曄《後漢書》中。《後漢書》有志，才能和《史記》、《漢書》相配，因為正史沒有志是很大的缺陷。

　　陳壽本是蜀漢人，蜀漢亡後仕晉，撰魏蜀（漢）吳《三國志》六十五篇。《三國志》敍事核實，但不免過於簡略。宋裴松之為作注和補，徵引漢魏以至六朝著述一百數十種，引文首尾完具，並考訂異同，足以補陳壽書的不足。《三國志》有了裴注，在正史類中，得與《史記》、《漢書》、《後漢書》並稱為最好的正史。

　　至遲在西周初年已有地圖。《尚書•洛誥》載周公經營洛邑，制洛邑圖獻給周成王。戰國時製圖術又有進步，《管子•地圖篇》說地圖要具備地形、距離、經濟等條件。西晉朝廷所藏，只有漢朝輿圖及括地諸雜圖。這種地圖都只有粗形，極不精審。二七一年，裴秀創制《禹貢地域圖》十八篇。結束了以前制地圖的原始狀態。裴秀在《序文》裏指出製圖要有六體：（一）分率（計裏畫方，每方百里或五十裏）；（二）准望（辨正方位）；（三）道裏（某地至某地若干裏）；（四）高下（高山平地，地勢有高下）；（五）方邪（方謂道路如矩之鉤，邪謂道路如弓之弦，遠近不同）；（六）迂直（迂謂道路曲折，直謂道路徑直，遠近不同）。裴秀創造性的理論，改進了製圖法，確是一個重大的貢獻。唐歐陽詢《北堂書鈔》及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都說裴秀又作《地形方丈圖》。《禹貢地域圖》是歷代地理沿革圖，《地形方丈圖》則是西晉輿地圖。《北堂書鈔》說《方丈圖》“以一分為十裏，一寸為百里，備載名山都邑，王者可以不下堂而知四方”。裴秀圖雖失傳，他的六體論卻為制地圖奠定了科學的基礎。

　　

　　四 博 物

　　西晉統一，影響到各個方面，士人博學也是其中之一。左思《三都賦》、張華《博物志》都是聞見甚廣，取材宏富。不過《三都賦》限於文體，《博物志》多載怪異，總不及郭璞《爾雅注》的廣博而切實。《爾雅》十九篇，是儒生多年積累而成的一部字典，自訓詁以至魚鳥獸畜，幾乎包括當時所有的知識。郭璞作注，簡括確切，不知道的就說“未詳”，避免注家強不知以為知的陋習。後儒雖多所補正，終不能超出郭注的範圍。郭璞又注《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楚辭注》亡佚）。在《山海經注》中發凡說“凡言怪者，皆謂貌狀倔奇不常也”。晉元帝留妖人任谷在宮中，郭璞上書請驅逐任穀，說“臣聞為國以禮正，不聞以奇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郭璞學術屬於古文經學派，但也兼今文讖緯之學。《晉書•郭璞傳》把他描寫成一個術士，是誇大了他的讖緯之學的一面。郭璞死於三二二年，年四十九歲。他在三○四年劉淵起兵時，向江南避亂，年約三十餘歲。郭璞《爾雅•序》說，少年時學《爾雅》，鑽研二九（十八）年，才作注文。據此以推，注《爾雅》當在西晉時期。

　　

　　五 哲 學

　　老子《道德經》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裏所謂自然，指包括日月星的天空而言，是比天地間（人所生存的世界）的自然更高更大的自然。在這個最高最大的自然裏，日月星是有，太空是無，所以說，“有無相生”，“有生於無”，意謂有“無”才會有“有”，有“有”才會有“無”。有和無是對立的統一。這個統一體稱之為自然，它的法則稱之為道。先有自然後有道，這個道對人所生存的天地說來，是在天地之先的（“先天地生”）。因而老子道家學說屬於唯物論範疇。魏晉玄學雖然自稱學老子，但只強調“有生於無”，這樣，道生於無，不生於自然，也就是道先于自然而存在了。因而玄學屬於唯心論範疇，是變質的道家學說。王戎王衍是西晉玄學清談家的首領。二人立論以無為本，整個士族在無的影響下過著腐朽的生活。裴頠（音偉wěi）著《崇有論》，主張儒學禮法，反對虛無放蕩，王衍等人群起攻擊，《崇有論》不起任何作用，但有無之辯卻反映了當時儒玄兩家思想的鬥爭。顯然，儒家思想處在絕對的劣勢。

　　郭像是著名清談家，王衍稱他“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絕”，想見他有很高的辯才。向秀曾注《莊子》，郭象據向秀注再加修訂，成為《莊子注》的定本。《莊子》書得郭象注，對玄學說來是一個大發展。

　　《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列子》八篇。魏晉之際清談家從不談及《列子》，足見《列子》實已亡佚。東晉張湛注《列子》書中《周穆王篇》，敍述周穆王西遊事，與《穆天子傳》完全符合，造書顯然是在汲塚發掘以後。東晉士族經過喪亂逃竄的苦難，放蕩的行為多少有些改變，《楊朱篇》所表現的極度腐朽思想，顯然是西晉士族思想的特產。西晉佛學開始發展，佛家說空無，清談家說虛無，旨趣相投，玄學自然要吸收佛學。《列子》書往往與佛經相參，也是造於西晉的一證。或疑《列子》是張湛所自作，按張湛《列子序》詳述得書來歷，似非虛妄，注中疑《列子》書載列子以後事，似不需要詐偽到自造又故意自疑。《列子》八篇當是西晉人偽造，因張湛作注而流傳。

　　東漢和魏初，傳佛教的都是胡僧，漢人拜佛無非是想求福禳災，並不重視它的教義。魏晉間東來胡僧更眾，洛陽佛寺多至十數，中國士族中也開始有人出家學佛，朱士行就是最早出家的一人（二六○年，魏甘露五年，出家，宗教活動則在西晉時）。朱士行到于闐國求梵書及胡本佛經，在外國二十餘年，歸國後譯出《放光般若經》，宣揚大乘教義。世居敦煌的月支人竺法護遊學西域諸國，通三十六種語言，求得大量佛經，歸國後專心譯經，佛學大行於世。西晉時有不少漢胡人譯經，但法護譯經最多，聲名最大，為西晉佛教的代表人物。僧徒不僅以空無宗旨與清談家相呼應，而且還模仿清談家放蕩生活。東晉孫綽《道賢論》，以佛教七道人比竹林七賢，陶潛《群輔錄》以沙門于法龍（即支孝龍）為八達之一，清談家取佛學來擴充自己的玄學，胡僧依附玄學來推行自己的宗教，老莊與佛教結合起來了。

　　胡僧在漢魏時守戒律而被輕視為乞胡，至晉時依附玄學而上升為賢達，佛教的流傳因此前進了一步。

　　當佛教開始盛行的時候，道佛二教的鬥爭也開始萌芽。晉惠帝時，道士王浮與沙門帛遠爭邪正，王浮作《老子化胡經》，捏造故事，侮辱佛教，到南朝發展成一個大論爭，在北朝，甚至發生宗教衝突。

　　玄學崇尚老莊，是戰國道家學派的支流。它不是宗教，因為清談家一般是無神論者，《楊朱篇》表現得很清楚，阮瞻並以主張無鬼而著名。它吸取一些佛教思想，並不是信奉佛教，因為佛教戒律與士族生活有很大的距離。道教託名老子為教主，實是戰國陰陽五行學派和方士妖術的支流。它是思想貧乏的一種宗教，但與儒家學派卻有若干聯繫。東晉和南北朝，表現儒佛道玄四家分離結合，鬥爭調和諸現象，在思想發展史上是戰國諸子大爭鳴以後的又一次大爭鳴。如果說，戰國是原始的唯物論思想還佔優勢的話，那末，魏晉南北朝卻是唯心論思想取得絕對優勢，並且為唐宋以來的唯心論建立起牢固的基礎。佛教的輸入，對唯心論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裴頠作《崇有論》、王浮造《老子化胡經》正是這一次大爭鳴的先聲。

　　儒佛道玄四家各在準備戰鬥，久被廢棄的墨學也想乘機再起。隱士魯勝注《墨辯》，又作刑名兩篇，闡發《墨辯》的要旨。魯勝其他著述都在喪亂中遺失，只有《墨辯注》得保存，可是墨學所講的同異是非，不適合統治階級的需要，因之不象魯勝所希望的那樣有人來興微繼絕。

　　

　　六 藝術

　　書法至西晉成為最重要的藝術。晉武帝立書博士，設弟子員，教習書法，以鐘（繇）、胡（昭）二人為標準。東漢末年劉德升首創行書體，鐘胡得劉德升傳授，都擅長行書。鐘繇真書（楷書）尤獨擅盛名。行書真書在各書體中是最合實用的書體，書博士規定以鐘胡為法，符合書體進步的趨勢。

　　繪畫在西晉也有新發展。佛教藝術傳來，影響中國畫法，曹不興弟子衛協和另一畫家張墨都以佛畫著名。漢魏畫法朴拙，衛協始在輪廓內加以細緻的描寫，張墨始注意所畫人物的風範氣韻，雖事出草創，未必盡善，但改舊創新的功績是必須珍視的。

　　晉武帝於二六六年造太廟，用銅作柱，鑄成銅柱十二支。柱上滿塗黃金，刻鏤多種物象，並嵌綴明珠。作為藝術品來說，是規模巨大的作品。

　　短促的西晉朝，在文化方面卻有不少創造性的貢獻。陸機《文賦》指出作駢體文的規律，夏侯湛《昆弟誥》首唱古體文來和駢體文對立，裴秀創地圖六體，經師繼承魏人改變兩漢經學為魏晉經學，朝廷立書博士提倡行書真書，衛協張墨改漢魏舊畫法，別立新法，都起著為南朝文化開闢新道路的作用。西晉文化發展于南朝，北朝末年以至隋唐統一，南朝文化回到北方，發展成為隋唐文化。所以西晉文化在文化發展過程上應有它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