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法之役

第十八章 护法战争（三次革命）

第一节 护国战争后的国内形势和护法运动的发生

　　護國戰争結束後，中國在表面上出現了南北統一的局面，但實際上社會矛盾非但沒有緩和，反而更加尖銳激烈，突出地表現爲軍閥集團之間的紛争加劇，以及民主革命勢力與軍閥勢力之間在維護與毀棄《臨時約法》方面存在着尖銳的鬥争。

　　袁世凱死後，帝國主義列強失去了控制中國的總代表，便各自尋找自己的代理人，達到其繼續侵略中國的目的。于是，在帝國主義列強支持下的各派軍閥，乘機擴大權勢，割據稱雄。在北洋軍閥内部，逐漸分裂成兩大派系，即以段祺瑞爲首的皖系和以馮國璋爲首的直系。皖系軍閥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控制着北京政府和安徽、陝西、山東、浙江、福建等省，在各派軍閥中勢力最大；直系軍閥逐漸投靠美、英帝國主義，占有江蘇、江西、湖北等富庶省分，實力僅次于皖系。除以上兩大軍閥集團外，還有在東北崛起的以張作霖爲首的奉系軍閥集團，和在護國戰争中發展起來的以唐繼堯、陸榮廷爲首的滇、桂軍閥集團，它們都具有相當的實力。此外，尚有盤踞于某一省或某一地區的軍閥勢力，如山西的閻錫山、徐州的張勳和瓊州（今海南島）的龍濟光等。這些大小軍閥爲了各自的私利，招兵買馬，争權奪利，紛争不已。

　　中央政權是軍閥争奪的焦點。自1917年3月開始，總統黎元洪和國務總理段祺瑞圍繞着要不要對德宣戰問題而展開的“府院之争”，标志着這種權力鬥争進入了白熱化。1917年2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已進入後期。日本政府爲了控制中國，積極慫恿段祺瑞政府對德宣戰。以段祺瑞爲首的皖系軍閥，爲了撈到帝國主義的“參戰借款”，以便購置軍械，擴充實力，便進一步投靠日本帝國主義，“決意”對德宣戰。4月25日，段祺瑞召集“督軍團”①成員到京舉行會議，拟定了對德“宣戰案”，脅迫黎元洪和國會同意參戰。當參戰提案遭到國會抵制後，段便以督軍團的名義要求大總統解散國會。黎元洪則在國會的支持下，于5月23日下令免去段祺瑞國務總理的職務。于是，段祺瑞憤然離京，當即唆使八省督軍宣布“獨立”②，并于6月2日在天津設立獨立各省總參謀處，以武力威脅總統。黎元洪爲了擺脫僵局，邀請徐州的張勳入京“調停”。

　　6月14日，張勳以調停“府院之争”爲名，率三千辮子兵開進北京。接着，便演出了一場蓄謀已久的複辟醜劇。7月1日，張勳帶領清朝的舊臣遺老數十人進入清宮，将十二歲的已廢皇帝溥儀重新擁上黃龍寶座，宣告清帝複辟。黎元洪發現受騙，逃離總統府，躲進日本使館，電請副總統馮國璋代行總統職權，重新任命段祺瑞爲國務總理，并委托馮、段合力籌劃“救國大計”。複辟消息一經傳出，“全國民情，莫不反對”①。北京十幾家報紙一律停刊，以示抗議。上海、天津、武漢等地的人民也紛紛口誅筆伐，憤怒聲讨。本來暗中支持複辟的段祺瑞，見驅逐黎元洪、解散國會的圖謀已經得逞，于是搖身一變，馬上打起反複辟的旗号，于7月3日在天津馬廠誓師，宣布出師讨逆。12日，段親率“讨逆軍”進攻北京。辮子兵一觸即潰，張勳逃往荷蘭使館，其餘複辟分子也作鳥獸散，溥儀再次宣布退位。于是這一複辟醜劇僅演出十二天，就迅速破滅了。

　　以孫中山爲首的資産階級革命派，一直站在反對複辟帝制，反對北洋軍閥，爲維護《臨時約法》和國會而鬥争的最前列。早在袁世凱死後第三天，孫中山即發表《規複〈臨時約法〉宣言》，表示：“袁氏既去，當與國民共荷監督之責，不使謀危民國者，複生于國内”①。1917年3月起，孫中山又接連發表聲明或通電，反對對德宣戰，維護國會職權。當段祺瑞和督軍團慫恿張勳進京“調停”時，孫又揭露張勳将脅迫黎元洪解散國會、推翻約法的陰謀，并籲請西南各省督軍“克日誓師，救此危局，作民保障”①。西南軍閥懂得，對他們威脅最大的乃是北洋軍閥，因而在“府院之争”中，表示擁護黎元洪，支持國會，維護《臨時約法》，反對北洋軍閥專權擅政，客觀上表現出一定的進步性。當同年4月段祺瑞逼迫國會通過“宣戰案”，北洋八省督軍企圖以武力倒黎時，雲南督軍唐繼堯即發出通電，反對武力幹政，擁護總統和國會。6月11日，廣東督軍陳炳焜、廣西督軍譚浩明和駐粵滇軍總司令李烈鈞①聯名通電，宣布聯合西南各省，興師讨逆。6月20日，陳、譚兩督軍以國會被解散爲由，宣布桂、粵兩省“自主”②，不承認非法内閣。張勳複辟後，孫中山立即在上海召開會議，主張武力讨賊，并制定興師北伐的軍事計劃。西南各省也同仇敵忾，紛紛組織軍隊，準備出師北向，戡定複辟逆流。7月6日，孫中山偕同廖仲恺、章太炎、朱執信等人自上海乘“海琛”号軍艦啓程赴粵，準備以廣東爲基地，組織護法讨逆。但孫中山等尚未抵粵，張勳複辟醜劇即告結束。

　　經過張勳複辟這場風波之後，黎元洪被迫下台，馮國璋爲代理大總統，段祺瑞重任國務總理，中央政府實權仍操在皖系手中。段祺瑞一上台，就公開宣布“一不要約法，二不要國會，三不要舊總統”①，頑固地堅持專制獨裁統治。同時，爲了對付革命勢力，段祺瑞進一步投靠日本。他對日本首相寺内表示：“中國政府幾經變化後，我再度出任總理。将來一切施政，當按預定方針進行。中日兩國如欲加緊協作，确保亞洲的和平和安甯，舍此當無更好的時機。”寺内馬上“表示出會心的滿意”，決定以更多的借款和武器支持段祺瑞政府。②于是，段祺瑞更加有恃無恐，大肆擴充軍備，調兵遣将，企圖實現其“武力統一”的野心。

　　在這種情況下，以孫中山爲首的資産階級革命黨人，便将鬥争的矛頭直指以段祺瑞爲代表的北洋軍閥，決心堅持在南方領導護法鬥争，以“建造真共和國家”。7月17日，孫中山一行抵達廣州。當晚，孫在歡迎會上發表演說，闡述了護法宗旨，提出“以海陸軍之力量，爲國民争回真正共和”①，并呼籲各界人士共同爲維護約法，再造共和而鬥争。19日，孫電邀國會議員赴粵集會，組織護法政府。 22日，海軍總司令程璧光與海軍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怿率該艦隊由吳淞口駛赴廣州，參加護法運動。一個月之後，一百五十餘名國會議員到達廣州，響應護法；駐粵滇軍和廣東地方派軍人也多被吸引到護法的旗幟之下，或采取中立态度。8月18日，孫中山在黃埔公園宴請到粵議員，議定召集“非常國會”②，組織護法軍政府。軍政府設大元帥一人、元帥二人，在《臨時約法》未恢複效力以前，中華民國的行政權由大元帥行使。

　　8月25日至9月1日，非常國會在廣州開會，通過了軍政府組織大綱，選舉孫中山爲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陸榮廷和唐繼堯爲元帥。孫中山認爲“擁護約法，實唯西南是賴”③，把護法的希望寄托在西南軍閥唐繼堯、陸榮廷身上。

　　兩廣和雲貴軍閥所以能在某種程度上支持孫中山的護法主張，是由于他們清楚地看到，段祺瑞推行的武力統一政策，除對付革命派以外，也是爲了吞并西南各省。因此，他們都想借助孫中山的威望，與段祺瑞相抗衡，并趁機擴大自己的地盤和實力。但是，他們又不想完全搞僵與北洋政府的關系，因而提出隻反“非法内閣”，不反大總統，并注意與孫中山的政治主張保持一定的距離，以便把軍政府作爲籌碼，随時準備與北洋軍閥讨價還價，進行“一番交換”。正是出于這種動機，故在軍政府成立的第二天，陸榮廷即發出通電，反對以元帥名義另設政府；9月8日，唐繼堯也通電表示不受元帥職。軍政府成立伊始，内部就出現裂痕，表明孫中山與西南軍閥的聯盟是非常脆弱的，護法運動的前途将不會是平坦的。

　　盡管如此，孫中山并未卻步。9月10日，他正式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發布就職宣言，表示“當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兇，恢複約法，以竟元年未盡之業，雪數歲無功之恥”①。并随即以大元帥名義，下令讨伐段祺瑞等民國叛逆。在這種情況下，北洋軍閥内部矛盾暫時有所緩和。9月29日，馮國璋下令對軍政府成員“一體緝拿交法庭依法迅辦”。10月1日，段祺瑞宣布“出師剿滅”南方的軍隊。

　　不久，護法戰争的戰幕正式拉開，并先後遍及湖南、湖北、四川、廣東、福建，而以湖南戰場打得最爲激烈。


第二节 南北政府的战略方针及兵力部署

　　護法運動興起後，段祺瑞政府決定對西南各省用兵，企圖實現袁世凱未能實現的“武力統一”中國的計劃。

　　護國戰争結束後，各派軍閥爲了争奪地盤，拚命擴編軍隊。到1917年6月止，全國正規陸軍已由護國戰争時的五十萬人增加到六十餘萬人②。其中北洋政府陸軍部直轄的部隊，已由護國戰争前的十二個師、二十個混成旅增加至二十一個師、二十三個混成旅①；加上張勳的定武軍七十營、倪嗣沖的安武軍四十餘營、姜桂題的毅軍二十營②，總兵力達三十四萬餘人。其中能調往前線作戰的部隊，約在十萬以上。這是段祺瑞賴以發動内戰的基本力量。

　　以孫中山爲首的護法軍政府所統轄的軍隊及響應護法的軍隊，主要有由陸榮廷控制的駐廣東的兩師兩混成旅、駐廣西的兩師一旅，由唐繼堯指揮的分駐滇粵川的六個師，還有貴州的一師一旅和湖南的兩個師①，以及由海軍總司令程璧光率領的第一艦隊（包括巡洋艦三艘，炮艦六艘，其它輔助艦隻四艘）和陳炯明統帶的二十營海軍陸戰隊②，總兵力約十五萬人。與北洋軍相比，南軍總兵力雖居于劣勢，但由于在本地區作戰，可将大部兵力投入戰鬥，因而在戰場兵力對比上與北軍不相上下。

　　段祺瑞“武力統一”的主要戰略目标是廣東，因廣東不僅是護法軍政府所在地，也是滇、桂、粵軍的聯合基地和西南各省與海外交通的樞紐。關于北洋政府的戰略意圖，段祺瑞的心腹智囊徐樹铮後來透露說：“蓋欲定大局，非謀統一不可，欲謀統一，非川粵同受政府節制不可。以川較粵，川可稍緩，而粵宜急，粵定川或随之而自定。我之争湘者，爲圖粵計耳；粵不定，湘即危，湘有事，鄂亦不安，大局則時有搖動之虞”①。簡言之，段祺瑞要想武力統一全中國，必須征服粵、川，并以征粵爲先，而征粵又必先攻湘。因此，湖南就成了北洋軍閥進攻的首要目标。

　　湖南北通江漢，南接兩廣，西鄰川、黔，是北軍攻取西南諸省的必經之地。早在廣州軍政府成立之先，段祺瑞便利用北洋政府的“合法”地位，于8月6日下令免去湖南省長兼署督軍譚延闿的督軍職務，以皖系人物前陸軍部次長傅良佐代之，并調北洋軍第八、第二十師随傅入湘，企圖不戰而控制湘省。與此同時，段還派部分軍隊入川，企圖控制川省；并令閩、浙、贛抽調軍隊攻粵，以策應湖南戰場作戰，使南軍首尾不能相顧。

　　譚延闿是個介于進步黨與國民黨右翼之間的“八面玲珑”的政客，由于利害關系，和桂系頭子陸榮廷關系甚密。譚被免職後，忙向陸榮廷求救。陸榮廷等桂系軍閥清楚地看到，“湘省爲兩粵門戶，又系滇黔咽喉，湘失則西南腹背受敵，不特進取之機全無，且（北軍）得湘實足以制西南之死命而有餘”②，故一面令桂軍向湘邊運動，做出援湘姿态，一面緻電馮國璋，請馮設法收回撤換湘督的命令，維持湖南現狀，并提出劃湖南爲南北軍事緩沖地帶，以保持南北和平。馮國璋把電報轉給段祺瑞，段嚴辭拒絕，說：“今日文人不能将兵，已成各國通例，爲軍事計，爲湘省計，爲組菴③計，皆以專辦民事爲宜”；并聲稱“明令早頒，勢難反汗”④。

　　譚延闿并不就此甘休，他電請西南各省迅速派兵援湘，以與段祺瑞兵戎相見。唐繼堯、陸榮廷對譚的主張表示贊同。8月16日，陸緻電西南各省說：“湘督易人，北方疑忌西南之心業已揭露。唇亡齒寒，急應力籌對待。”①次日，滇督唐繼堯複電陸榮廷，表示：“湘危則全局破壞，亟宜協力援助”②。唐、陸雖表示援湘，但又各保實力，不願在作戰中打頭陣。桂軍陸裕光第一師進抵湘桂交界之黃沙河後，便頓兵不前，觀望形勢。

　　滇、桂不及時發兵增援，湘軍主要将領對抵抗北軍也表示冷淡，譚延闿出于無奈，于9月9日向傅良佐移交督軍印信，微服潛往上海。至此，北軍勢力得以首先伸入湖南。

　　廣州護法軍政府成立後，孫中山即接連召開軍事會議，讨論出師北伐的戰略方針問題。10月9日，提出了基本戰略設想，即：1.派員與陸榮廷及兩廣督軍等磋商抵禦龍濟光①的計劃；2.以滇軍第三師援湘；3.以滇軍第四師及海軍即日誓師攻閩；4.饬陳炯明、朱執信兩軍長加緊招募訓練部隊，爲滇軍、海軍後援；5.電陸榮廷、唐繼堯火速出大軍，會師武漢。

　　不久，護法軍政府确定了基本作戰方針：“以長江沿岸爲主作戰地，先克武昌，次定南京，擊攘敵軍長江一帶之勢力，再圖直搗北京。”②據此，拟動員南軍約十個師，組成中央、左翼和右翼軍，分三路北伐。同時，拟定了分期作戰的計劃。第一期作戰計劃是：中央軍由兩廣進擊長沙，肅清入湘北軍，待左翼軍（滇黔軍）進據四川并東入湖北時，與之合攻武昌；左翼軍首先攻占四川，爾後派一支隊扼守川北，牽制晉陝之敵軍，主力乘勢東下，與中央軍合攻武昌；右翼軍與海軍協同，合攻閩、浙，再取淞、滬，待中央軍、左翼軍攻克武昌後，與之會攻南京，并肅清長江上、下遊之敵軍；海軍在随右翼軍占領淞滬後，即以吳淞爲根據地，封鎖長江門戶，并消滅江内之敵艦，配合陸軍進攻南京。第一期作戰計劃預計在1917年11月下旬全部完成。爾後，各路南軍在長江以北過冬，補充給養，休養兵力。第二年春季開始實行第二期作戰計劃：中央軍由津浦路北進；左翼軍由京漢路北進，其川北支隊出秦晉，襲擊北軍側背，策應正面行動；右翼軍則由海路北上。三路軍分道并進，會攻北京。上述作戰計劃，雖然反映了孫中山的革命氣魄和軍事膽略，但以有限的兵力，分散于廣闊的戰線上，企圖一舉破敵，囊括全國，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後來由于軍政府“有府無兵”，西南各省軍閥“有兵無府”，根本不聽孫中山的調度指揮，這一作戰計劃也就未能實行。


第三节 北军第一次攻湘之战

　　一、湘南宣告自主

　　譚延闿督湘時，湖南共有軍隊六萬餘人。其中歸督軍直轄的有第一、第二兩個師及六個區的守備隊（每區的守備隊三至十餘營不等），加上各道尹、總兵所轄的守備部隊共四萬餘人；另有全省警備隊二萬餘人。兩個正規師中，第一師師長趙恒惕，下轄第一、第二旅。第一旅旅長李佑文，所屬第一團駐湘陰、平江，第二團駐長沙；第二旅旅長林修梅，所屬第三團駐寶慶（今邵陽市），第四團駐衡陽。第二師師長陳複初③，下轄第三、第四旅。第三旅旅長陳嘉佑，所部駐常德；第四旅旅長朱澤黃，所部分駐長沙、湘潭。

　　譚延闿離職前，任命劉建藩代理零陵鎮守使，并調第一師第二旅旅長林修梅由衡陽移駐衡山，以便随時配合桂軍作戰。劉建藩和林修梅都是革命黨人，先後參加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護國戰争，在湘軍中威望較高。傅良佐于1917年9月9日到任後，知道劉建藩、林修梅是譚延闿安排的兩個心腹，将威脅其在湘南的統治，于是下令免掉了他們的職務。在此情況下，劉建藩、林修梅被迫于9月18日聯銜宣布湘南自主，通電揭露段祺瑞“違法橫行，破壞國紀。……易湘督以爲武力征服之圖”；聲明“特率湘南軍民子弟，宣告自主，與段政府脫離關系，一切軍民政務，均與海軍、兩廣、雲南各省一緻進行”④。接着，湖南第一區守備司令吳劍學、第二區守備司令周偉和鐵道守備司令李仲麟，相繼宣告自主。孫中山緻電劉、林等人表示祝賀，并派革命黨人林祖涵（即林伯渠，林修梅之弟）爲湖南勞軍使，前往湘南慰勞舉義部隊。

　　湘南宣告自主，傅良佐異常惶恐。此時北洋軍僅有第八師先頭部隊兩個營抵達湘陰，傅隻得先令湘軍第一師代師長李佑文⑤，率該師第一旅開赴衡山“相機剿辦”。

　　9月20日，李佑文率第一旅離長沙南下，命第一團團長梅倬敏率部從株洲沿湘江東岸開進，李随彭樹煌之第二團由湘潭沿湘江西岸南進。22日，第一團在衡山縣七裏灘與林修梅部接戰。該團第三營不願“以湘人攻湘人”，于28日在衡山石灣起義，加入護法軍。第一、二團大部官兵立即響應，少數攜槍逃散，李佑文僅帶十餘人逃回長沙。傅良佐欲迅速撲滅湘南護法軍的企圖就此落空。

　　

　　二、衡山、寶慶之戰

　　（一）雙方作戰部署

　　由于湘軍第一師第一旅官兵參加護法，使湘南護法軍聲勢大振。1917年9月27日，湘軍第一師師長趙恒惕從家鄉趕赴衡陽，投身護法；28日，劉建藩率所部十營開抵衡陽；29日，程潛由廣州抵達衡陽。10月6日，湘省護法軍各路将領齊集衡陽，決定組織“湘南護法軍總司令部”，公推程潛爲總司令。

　　傅良佐之進攻湘南護法軍，表明南北軍隊在湘決戰已勢不可免。桂系軍閥決定組織軍隊援湘，以武力“驅逐傅良佐，收複湖南，以固兩廣門戶”①。9月底，桂軍陸裕光師先頭部隊進抵衡陽。10月2日，陸榮廷在廣西南甯召開軍事會議，讨論援湘問題，廣東督軍陳炳焜、海軍總司令程璧光等參加了會議。會議議定了援湘軍事計劃：由兩廣出兵八十營（其中廣東三十五營，廣西四十五營），分編成五個軍（由陸裕光、林俊廷、韋榮昌、馬濟、林虎分任軍長），由廣西督軍譚浩明任兩廣護國②聯軍總司令”。進軍路線是：馬濟率粵軍出韶關入湘，經攸縣、醴陵取長沙。桂軍分成兩路：韋榮昌軍由三江入湘，經新甯逼寶慶；陸裕光、林俊廷二軍則出全州入湘，經永州（今零陵）、祁陽增援衡陽。兩廣軍總的目标是會攻長沙。

　　正當兩廣護國軍準備援湘之際，傅良佐也在積極備戰。9月28日，傅以第八師師長王汝賢爲“湘南各軍總司令”。第二十師師長範國璋爲副司令，負責組織指揮湘南作戰；以第八師十五旅（旅長王汝勤）和第二十師三十九旅（旅長張紀）從正面進攻衡山；以湘軍第二師朱澤黃旅和即将抵湘的二十師之第四十旅（旅長張建功）進駐永豐（今雙峰）。10月初，北軍第八師之第十五旅和第二十師之第三十九旅相繼開抵長沙。嗣後到達的還有倪嗣沖之安武軍二十營、晉軍商震混成旅以及北洋第三師閻相文旅。

　　10月上旬，南北兩軍之間的交戰，在朱亭、衡山至永豐一線全面展開。

　　

　　（二）衡山戰鬥

　　湘潭是北軍進攻衡山的前進基地，有三條道路可通衡山：一由湘潭經株洲，沿三門、淦田、朱亭一線；一由湘潭經茶園鋪，沿熊家橋、護湘關一線，此爲陸路大道；一由湘潭沿涓水至福田鋪一線。爲了抗擊北軍進犯，護法軍的布防如下：第一師師長趙恒惕指揮該師之第一、二兩團（欠一營），在衡山、護湘關至茶園鋪沿線設防，另将一個營配置于福田鋪擔任翼側警戒；劉建藩所部數營防守淦田、朱亭；林修梅率該旅之第四團駐守嶽後，防敵由永豐方向竄犯。

　　10月6日晨，南北兩軍開始在湘潭縣屬之西倪鋪接戰。護法軍在衡山以北隻有不足兩個團的兵力，卻要防守從福田鋪至湘江邊寬約十五公裏的正面，力量分散；加上裝備較差（除步槍外，僅有二門炮、二挺機槍），難于阻止敵人的進攻。北軍王汝勤所部由中路進攻，集中兵力，重點突破，連占茶園鋪、中路鋪和白石鋪等要點，逼近護湘關。護湘關位于衡山北十二公里處，兩側山勢險峻，湘（潭）、衡（山）大路從山間穿過，是易守難攻之地。護法軍在護湘關兩側高地構築工事，重點設防。8日晨6時，北軍分三路攻打護湘關。護法軍憑險抗擊，“頑強異常”，“抵死不退”①。戰至次日淩晨，北軍從側翼突擊，仰攻肉搏，護法軍力不能支，遂棄關撤退。護湘關落入敵手。

　　10月10日晨，北軍進攻護法軍在衡山北面的最後一個要點石橋鋪。護法軍控制附近高地，頑強抵抗。臨近中午，劉建藩派數營援兵趕到戰地，讓正在奮戰的第一師士兵撤下吃飯。但這些援兵多數是新兵，未經嚴格訓練，缺乏作戰經驗，以緻一有傷員，就驚慌後退。北軍乘勢沖擊，護法軍大敗。

　　10月11日上午7時，北軍向衡山外圍發起攻擊。王汝勤親率該旅第二十九團及工兵營、炮隊由正面實施突擊，以第三十團由翼側抄襲。護法軍據守城外據點的部隊經不住敵軍的猛攻，紛紛逃進城内，并牽動了守城部隊。護法軍隻得放棄衡山，分向湘江以東和衡陽退卻。王汝勤旅遂輕取衡山。

　　北軍張紀旅行動遲緩，10月11日由湘潭進抵株洲，翌日沿湘江東岸向南攻進。13日在淦田烏鴉山與劉建藩之警戒部隊遭遇。雙方激戰兩小時，劉部不支後退。張旅乘勢追擊，于下午7時攻占朱亭。14日，張旅向衡山靠攏，拟配合王汝勤旅向衡山以南進擊。但王汝勤由于作戰順利，便不等張旅跟進，即率所部向賀家山進攻。

　　賀家山位于衡山與衡陽之間，左接巍巍衡山，右倚滾滾湘江，北面是寬約數裏的開闊地，山勢雖不高峻，但北陡南緩，易守難攻，是防衛衡陽的天然屏障。護法軍控扼賀家山，封鎖山下開闊地，進行頑強阻擊，遏止了王旅的推進。10月 15日，北軍張紀旅也投入戰鬥。在此前後，桂軍第三軍副司令贲克昭率領的先鋒團和粵軍第一軍副司令邱渭南率領的三個營，也先後趕到賀家山一帶，增援湘軍。

　　從10月15日起，南北兩軍各投入兵力萬餘人，在賀家山一帶連日激戰。北軍旅長王汝勤和張紀組織部隊對賀家山輪番進攻，但由于不講戰術，士兵盲目射擊，徒耗槍彈、炮彈，因此雖付出很大代價，但戰果不佳。團長傅良藻（傅良佐之弟）戰殁，部隊死傷過半。加之秋雨連綿，山地泥濘，給不習慣江南氣候的北軍造成意外的困難。北軍連日強攻，毫無進展，隻好轉攻爲守。湘南護法軍在桂、粵軍支援下，經數日激戰，挫敗了北軍的進攻，但苦于彈藥不繼，也未發起新的攻勢。

　　10月21日，程潛與陸裕光、贲克昭、邱渭南等桂、粵軍将領在衡陽舉行會議，商定下一步作戰計劃。鑒于賀家山至衡山方向北軍雲集，護法軍反擊困難，而寶慶已爲北軍攻占，遂決定由趙恒惕指揮兩團湘軍并桂軍贲克昭部，在原地實行堅守防禦，劉建藩部出守大浦，警戒江右，而将主力向寶慶方向轉移，拟出敵不意，收複寶慶，再圖長沙。計劃甫定，即由林修梅率所部湘軍與桂軍一部直趨寶慶；邱渭南之粵軍三營右出攸縣、新市，趨醴陵，威脅敵之後路。

　　

　　（三）寶慶戰鬥

　　傅良佐派兵進攻衡山時，對寶慶方向暫取守勢，僅派湘軍第二師之朱澤黃旅進駐永豐，并控扼永豐與寶慶間的險要山地界嶺（永豐西南三十公裏），拟待援軍趕到後，再行進攻。湖南第二區守備司令周偉、第一師第三團團長宋鶴庚于10月2日在寶慶宣告自主後，爲了先發制人，立即率部東進，襲占界嶺（時朱旅派一營防守），前鋒逼近界嶺東面的青樹坪，另以原永州守備司令謝國光率兵三營，經洪羅廟進逼馬屋嶺，襲擊永豐之敵翼側。

　　朱澤黃見要地界嶺失守，關系重大，立即轉守爲攻。10月5日，朱旅傾巢出動，反攻青樹坪。戰至次日上午，護法軍不支，退守界嶺。朱旅乘勝追擊，猛攻界嶺。護法軍立足未穩，棄守而退，界嶺複陷敵手。

　　朱澤黃奪回界嶺後，以主力駐守該地，另以參謀長周詩率兵二營迎擊進逼永豐翼側之護法軍。10月10日，周詩部于馬屋嶺擊敗謝國光之護法軍，進據洪羅廟。朱澤黃見翼側威脅已經解除，遂于18日組織部隊由界嶺向寶慶進攻。朱将所部分爲兩路，以第七團團長毛樹峻爲左翼指揮官，第八團團長周崇嶽爲右翼指揮官，兩路相互策應，齊頭并進。19日，朱旅攻占黑田鋪（寶慶東三十公裏），繼陷洪橋（寶慶東十八公裏），直薄寶慶城下。護法軍據城抵抗一夜，于20日撤離寶慶，退往杜家坪。朱澤黃進占寶慶後，接到傅良佐令其速率主力增援賀家山北軍的電報，遂留兩個營守寶慶，親率四個營于10月25日出兩市塘（今邵東），拟經洪羅廟趨援賀家山。

　　這時，賀家山戰場已呈膠着狀态。10月21日，桂軍韋榮昌部抵達衡陽。程潛爲打破戰場僵局，商請韋榮昌派出所部一個團，會同湘軍李仲麟、謝國光部（共六營），由衡陽左趨渣江，拟經洪羅廟攻取永豐。31日，韋、李、謝所部湘桂軍于洪羅廟與朱澤黃旅相遇。雙方激戰竟日，朱旅不支，退守界嶺，旋又退至永豐。數日後，林修梅也指揮所部湘軍，在桂軍陸裕光部配合下，向寶慶發動反攻，于11月4日下午克複寶慶。爾後，林修梅派宋鶴庚團東進，拟配合在洪羅廟地域待機的韋、李、謝軍進攻永豐。

　　永豐守敵除朱澤黃所部一個旅（欠二營）外，還有新從長沙趕到的晉軍商震旅和北洋第八師第三十二團。上述守城兵力雖約一師之衆，但由于朱旅已成驚弓之鳥，不堪再戰，商旅新到，立足未穩，加上相互之間互不統屬，所以防禦能力并不很強。11月8日，湘桂護法軍攻克界嶺，繼下青樹坪。11日，護法軍分四路進攻永豐：李仲麟部由青樹坪攻敵正面，桂軍一部由石頭山經下五裏牌攻敵左翼，謝國光部由上五裏牌攻敵右翼，另以桂軍一部出三甲塘抄敵後路。護法軍四面圍攻，勇猛作戰，北軍漸呈不支之勢。下午又有由寶慶開來的湘軍宋鶴庚團和桂軍二營投入戰鬥，護法軍攻勢更猛。永豐守敵見後援不繼，孤城難守，遂于傍晚棄城而逃：朱澤黃旅逃向湘西，商震旅和第八師之三十二團逃往湘鄉。

　　與此同時，南、北兩軍在湘東醴陵、攸縣方向也展開了激烈戰鬥。安徽援湘司令李傳業率安武軍十營于10月底抵長沙，傅良佐令其由醴陵進攻攸縣，得手後“由攸縣進攻衡州之背”，策應賀家山正面戰場。李傳業以幫統高世續率兵五營自醴陵出發，幫統馬聯甲率兵三營由朱營出發，對攸縣分進合擊。11月7日，高世續所部首先進抵距攸縣二十公裏之新市。這時，廣東護國軍第一軍副司令邱渭南部已進駐攸縣，在攸縣至新市地域内派兵設防，嚴陣以待。8日拂曉，雙方在新市西側山地展開激戰。戰至10日，邱部因兵少不支，遂放棄新市、攸縣，退守耒陽。安武軍于10日上午占領攸縣。

　　

　　（四）北軍停戰主和

　　正當南北兩軍在湘南鏖戰之際，陸榮廷于11月10日在梧州召開有桂軍、駐粵滇軍、海軍和軍政府代表參加的軍事會議。鑒于北軍源源入湘，湘南戰事吃緊，決定由李烈鈞率領駐粵滇軍、海軍和陳炯明之粵軍，聯合進攻閩浙，以分散北軍兵力，減輕湘南護法軍的壓力。但梧州會議剛結束，忽然傳來攻湘北軍第八師師長王汝賢和第二十師師長範國璋宣布停戰議和的消息。原來，王汝賢、範國璋都是接近直系的将領，對段祺瑞的武力政策持有異議，對傅良佐督湘深表不滿，在“兵疲力盡 ”、損兵折将的情況下，不願意再替段、傅火中取栗，乃于11月14日發出通電，主張南北軍立即停戰議和。通電發出後，王、範二部自行停戰，并從衡山撤退。

　　王、範突然主和，使湖南戰局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傅良佐因對王、範的主和行動“既非空言所能挽回，又無實力以資鎮壓”①，于14日夜與代理省長周肇祥乘軍艦匆匆逃離長沙。段祺瑞對王、範之擅自停戰求和更是大爲惱怒，但爲了不使湖南輕易落入護法軍之手，便采取籠絡王、範的辦法。他一面将傅良佐、周肇祥免職查辦，一面加委王汝賢以總司令代行督軍職務，“所有長沙地方治安，均由王汝賢督同範國璋完全負責”②。這一任命頗合王、範心意。他們宣布停戰，本意就想逼走傅良佐，取代督軍和省長的地位，于是，一面在湘潭、株洲一帶集結兵力，一面向南軍提出按現有界線先行停戰，一切問題留待和平解決。

　　湘粵桂聯軍識破王、範的緩兵之計，繼續向湘潭、株洲進攻。此時，北軍鬥志已喪，望風披靡，紛紛北逃。當王汝勤的兵車駛過一鐵路橋時，“正值徒步潰兵擁塞橋上，王命火車直沖過去，當即軋死軋傷官兵七、八百人，血流數日，慘不忍睹”①。11月17日，聯軍攻克湘潭、株洲。這時，從湘鄉敗退的商震混成旅，不知湘譚已被護法軍攻占，全旅蜂擁入城，遭到護法軍伏擊。商旅幾乎全軍覆沒，僅二百餘人逃往長沙。20日，趙恒惕、程潛、劉建藩等部進占長沙。王汝賢、範國璋率殘部逃往岳陽。

　　程潛進入長沙後，馬上召集湖南各界代表會議，推舉陸榮廷爲湘粵桂巡閱使，譚浩明爲湖南督軍，程潛爲省長兼軍務會辦。軍事方面，除留少數部隊鎮守長沙外，立即令劉建藩、贲克昭等部分別向湘陰、平江方面開進，準備乘北軍潰敗的有利時機，收複嶽陽。同時疊電進駐衡陽的聯軍總司令譚浩明“火速來省，指示方略”②。但譚浩明一則對程潛任省長不滿，二則剛收到直、鄂、蘇、贛四督軍呼籲停戰議和的電報，便以“尚未準備停妥，未便操之過蹙”爲借口，故意在衡陽遷延不進。桂軍按兵不動，湘軍也未敢單獨深入，緻使北軍獲得了喘息的機會，得以在嶽陽完成了防禦部署。12月8日，程潛自動解除省長兼職，譚浩明才于17日到長沙。譚抵長沙後，應各方要求，将粵桂護國軍改稱爲護法軍。18日，譚宣布他本人以湘粵桂護法軍總司令名義兼管湖南軍政事宜。這個目不識丁的“草莽英雄”，依仗桂軍勢衆，攫取了湖南的軍政大權。

　　衡寶之戰是護法戰争中南北軍隊的第一次交戰。作戰伊始，湘南護法軍就表現出了積極頑強的戰鬥精神。在初戰失利、衡山失守的情況下，湘南護法軍利用賀家山有利地形，扼險阻敵，爲扭轉戰局創造了條件。當戰鬥進入相持階段後，護法軍領導人鑒于正面反擊難于取勝，遂及時調整部署，在堅守賀家山的同時，抽調相當兵力轉攻守備薄弱的寶慶，連克寶慶、永豐，逼使北軍前線将領停戰求和。接着，又乘勢反擊，連克衡山、湘潭、株洲等地，并在中途伏擊潰敵，取得了全殲晉軍一混成旅的輝煌戰績。這說明程潛等護法軍領導人具有一定的組織指揮能力，其戰術運用是成功的。此外，桂、粵兩省及時出兵支援，與湘南護法軍并肩作戰，勇敢殺敵，對奪取衡寶之戰的勝利也起了積極的作用。

　　

　　三、岳陽之戰

　　（一）南軍頓兵待和，北軍積極備戰

　　王汝賢、範國璋通電主和，以及衡、寶作戰失利，打亂了段祺瑞的“武力統一”計劃，使其陷入尴尬的境地。在王、範通電主和的次日，段即向大總統馮國璋請求辭去國務總理職。11月18日，鄂督王占元、贛督陳光遠、蘇督李純（時稱“長江三督”），秉承馮國璋的旨意聯銜通電，主張北京政府與西南各省撤兵停戰，并表示願負調停之責。①22日，馮國璋批準段祺瑞辭職，并裝出準備同西南當局議和的姿态。

　　北洋政府停戰議和的表示，在護法軍政府和西南軍閥中引起了不同的反響。孫中山于11月18日發表時局通電，明确表示“此次西南舉義，既由蹂躏約法，解散國會，則舍恢複約法及舊國會外，斷無磋商之餘地”①。非常國會也緻電程潛，揭露北洋政府“陽托調和，陰則厚增援兵”，要程潛等迅速進攻嶽陽。聯軍占領長沙後，孫中山又動員駐紮湖北的北洋陸軍第九師師長黎天才和湖北第一師師長石星川響應護法，與長沙聯軍向嶽陽、武昌對進，“以成腹背夾攻之勢”②，争取出現“ 控扼武漢重鎮，湘鄂連爲一體”的形勢。黎天才等接電後，立即部署起義，準備與護法聯軍協同動作。然而，桂軍卻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針。11月28日，在陸榮廷授意下，譚浩明擅自發出了停戰議和的通電，聲稱“段祺瑞奉令免職，根本已得解決，自應照約法停戰”③。孫中山對此十分憤慨，一針見血地指出：“陸此次出兵，本在攫取湘權，長沙既得，其欲已償，故一再電馮停戰，而未及舊國會之應恢複，對于嶽州北軍，亦無驅逐之意，于軍府始終無誠意之表示，緻馮意益肆，局勢如此，危險實甚”①。程潛等湘軍将領雖對議和持有異議，但因湘軍兵力不足，且恐進一步搞僵與桂系的關系，故亦未及時發兵進攻嶽陽。于是，孫中山又把希望寄托在滇系軍閥身上。12月10日，他緻電滇督唐繼堯，促其疾速率領滇軍沿長江東下，與黎天才、石星川之鄂軍會攻武漢，指出：“陸主停戰議和，全出于自便私圖”，“望蓂帥①迅出宜昌東下，進擊武漢，則長江以北将來屬軍府範圍，屆時陸雖單獨議和，亦無能爲也”。②唐繼堯卻回電聲稱：“川中逆軍尚未悉數蕩平，猝難東下”①。這樣，孫中山的計劃便無法實現，并使湖北黎、石起義軍因孤立無援而處境日益危險。

　　段祺瑞下野後，不甘心于對西南用兵的失敗。他策動各省皖系軍閥，并拉攏奉系張作霖和直系實力派曹锟，于12月2日在天津召開會議，一緻主戰，要求馮國璋明令讨伐湘粵。會議初步制訂了兩路進兵湖南的計劃：第一路推曹锟爲主帥，率所部由京漢路南下，經湖北進攻湖南；第二路推張懷芝爲主帥，率軍由津浦路南下，經江西進攻湘東。會議還确定了各省出兵的數目：直隸（今河北）、山東、安徽各出一萬，奉天（今遼甯）出二萬，山西、陝西各出五千。軍費由各省自行負擔。

　　馮國璋等人唱着“議和”、“停戰”的高調，不過爲了敷衍南方；在死守嶽陽，維護北洋軍閥根本利益問題上，與主戰派并無分歧。在天津會議的脅迫下，馮國璋趕緊聲明：“本大總統對于湘事決不能尾憐求和”②。12月15日，馮正式任命曹锟爲第一路軍總司令，張懷芝爲第二路軍總司令，令各率本路軍隊南下攻湘。 18日，馮又委段祺瑞爲參戰督辦，段芝貴爲陸軍總長，并規定關于參戰事務均交參戰督辦處理，把軍事指揮大權拱手送還段祺瑞。

　　這時，日本政府也表示全力支持段祺瑞和北洋主戰派。12月30日，與北洋陸軍部簽訂了一千八百餘萬日元的軍械借款合同。日本帝國主義出面撐腰，大大助長了北洋軍閥的内戰氣焰。1918年1月8日，馮國璋通電北洋各督，同意繼續對護法軍作戰。喧嚣一時的南北停戰議和活動，爲北洋政府赢得了調兵遣将的時間，卻使南方軍政府内部擴大了矛盾，并喪失了會攻武漢的有利時機。

　　

　　（二）南北雙方在岳陽地區的兵力部署

　　1918年1月，陸榮廷和護法聯軍将領見馮國璋附和主戰派，且有“先挫西南聲威，然後言和”的企圖，感到求和無望，遂決定在北軍主力抵湘之前，先發制人，收複嶽陽。嶽陽爲湘鄂交界的軍事要地。當湘南戰事吃緊之際，段祺瑞就已調派北洋第二師師長王金鏡爲嶽防總司令，指揮該師之第三旅（旅長孫傳芳）、第七師之第十四旅（旅長吳新田）、第十一師之第二十二旅（旅長蕭安國）和直隸之第二混成旅（旅長閻相文）、第三混成旅（旅長蕭耀南）防守嶽陽。王汝賢、範國璋兩師在衡山、寶慶作戰失利後，其餘部亦退往嶽陽。這樣，據守嶽陽之北軍已達六七旅之衆。

　　王金鏡将主要兵力配置在新牆河至油河諸要點，利用有利地形，構築防禦陣地。其具體部署如下：北洋第二師之混成第六團防守坡塘（今破壟口），第五團擔任南津港至坡塘沿湖警戒；吳新田旅防守山橋嶺；閻相文旅防守楓樹橋；蕭耀南旅防守烏江橋；第十一師之四十四團爲左翼總預備隊，暫駐嶽陽城内。範國璋師之三十九旅防守嶽陽至蒲圻鐵路沿線，四十旅守闆橋至托壩（今長塘）一線；王汝賢第八師餘部移駐江北監利一帶，爲總預備隊。玉金鏡的第一線兵力共約一萬三千人，基本上沿新牆河一線配置，且左翼比較薄弱，這就給聯軍的進攻留下了可乘之隙。

　　湘粵桂聯軍進占長沙後，其總兵力約有四萬餘人③。随着和談逐漸無望，聯軍除以湘、桂、粵軍各一部留防長沙，粵軍馬濟部移駐永安，并分防浏陽、醴陵方向外，主力則于1917年12月中下旬分別向平江、湘陰、福臨鋪一帶運動，準備進攻嶽陽。

　　1918年1月上旬，湘軍總司令程潛于新市（湘陰東北）兩次召集前線高級将領會議，拟定攻嶽作戰計劃。根據北軍各旅接合部空隙大、左翼兵力薄弱等弱點，決定以桂軍佯攻北軍右翼，牽制該方向敵軍；令趙恒惕率湘軍主力集中到北軍左翼，以托壩爲主要突擊方向，由該處突破，進取烏江橋。得手後兵分兩路，一路向左卷擊，配合桂軍夾擊坡塘之敵，一路向右進占桃林，威脅臨湘鐵路線。其具體部署是：湘軍趙恒惕率所部一旅和陳嘉佑之獨立第三旅進攻托壩、西塘，爲主攻；林修梅旅進攻筻口，爲助攻；桂軍韋榮昌部佯攻坡塘，陸裕光部佯攻新牆、山橋嶺，牽制當面之敵；湘軍劉建藩所部警戒通城方向，并相機策應趙部；吳劍學、李仲麟部爲總預備隊。程潛要求各部隊于1月13日前作好戰鬥準備。

　　

　　（三）聯軍會攻岳陽

　　1918年1月18日晨6時，程潛對湘軍下達進攻命令，同時頒發訓詞說：“奪得嶽州，湖南必生，不得嶽州，湖南必死。我勝敵人，國家必存，敵人勝我，國家必亡。生死存亡，在此一戰，凡我軍人，努力殺賊”④。并把這個訓詞印在白布上，發給每個士兵佩戴于胸前。湘軍爲複土而戰，在開進途中“高聲唱歌，悲壯激昂”⑤。

　　擔任主攻任務的趙恒惕所部約六千五百人，其進攻正面由托壩至石頭嘴，寬約十五公裏。趙恒惕将所部分爲左、中、右三路：以林修梅爲左翼隊司令，率部進攻筻口至石頭嘴之敵；宋鶴庚爲右翼隊司令，率部進攻托壩、西塘之敵；廖家棟爲中路隊司令，率部進攻白湖嶺之敵，并策應右翼隊行動。

　　北軍嶽防司令王金鏡探悉南軍主力向烏江橋方向運動，于 1月22日晚令擔任總預備隊的第十一師四十四團兩個營、機關槍一連攜山炮四門增援烏江橋之蕭旅，加強該方向的防禦力量。

　　1月23日拂曉，聯軍進攻嶽陽的戰鬥全面打響。湘軍右路和中路部隊首先突破當面之敵，上午10時攻克托壩，守敵第二十師八十團一個營逃往嶽陽，餘部退守桃林。湘軍乘勝推進至白湖■，威薄北軍防禦重點烏江橋；左路林修梅旅也于午後攻克筻口，迫使守敵閻相文旅退守後山坪一線。

　　岳陽左翼防線被湘軍突破後，王金鏡頗爲震驚，又下令警備嶽城的四十三團一營增援烏江橋，同時令二十七團一營進駐普濟橋，加強該方向之縱深防禦，并令蕭耀南赴烏江橋擔任前線指揮。

　　1月24日上午，湘軍調整進攻部署：以中、右兩翼部隊合攻烏江橋；調預備隊一部迂回至岩前湖（今岩泉湖），配合左翼部隊夾擊後山坪之敵。同時，令李仲麟率五營向右迂回，進襲桃林。王金鏡一面令防守桃林的第二十師死守陣地，遏制南軍，一面增派嶽城南關警備隊四十三團另一營附機關槍一連往援楓樹橋。旋接烏江橋守軍蕭耀南告急電話，又令四十三團一營中途折援烏江橋。湘軍左翼林修梅部在援軍配合下，趁勢發起猛攻，于當日攻占後山坪，迫敵退守南木沖（今楠木沖）。這樣，作戰重點便移向烏江橋。

　　烏江橋是嶽陽東南的重要通道，四面環山，中間開闊，背倚白湖嶺高地。北軍扼守白湖嶺高地，頑強阻擊。湘軍久戰不克，遂一面在烏江橋繼續組織進攻，一面派出小部隊，從右翼楔入嶽陽城附近，實行小群攻擊。王金鏡十分恐慌，忙将守普濟橋、冷水鋪的部隊調回嶽城防守。1月25日下午8時，蕭耀南電稱烏江橋被湘軍三面包圍，急乞援兵，王金鏡又将新抵嶽陽的北洋第十一師二十一旅之兩營派赴烏江橋，并派出飛機兩架助戰，但剛飛臨戰區上空，即被湘軍槍彈擊傷，被迫返航。

　　1月26日拂曉，湘軍以一團躍過白湖■迂回至烏江橋背後，另兩團在烏江橋右側和正面，同時發起猛攻，與敵短兵相接，白刃搏鬥。激戰竟日，斃俘敵數百人，湘軍也傷亡官兵五百餘人。當日下午，北軍蕭旅因傷亡慘重，疲憊難支，不得不放棄陣地，退往三眼橋。其左翼守桃林之二十師一部和右翼守南木沖之閻相文旅，見中路烏江橋失守，也無心再戰，紛紛棄陣後退。三眼橋是通向嶽陽城的最後一個要點，王金鏡命蕭旅死守，“作背城一戰，以挽回危局”⑥。然而，蕭旅殘部已無力再戰，于午夜棄守逃命。此時，守坡塘、新牆一線的吳新田、孫傳芳兩旅，見烏江橋失守，恐後路被南軍切斷，也争相撤退。湘桂軍長驅而進，直抵嶽陽城下。王金鏡見嶽陽已經難保，遂指令吳、閻、蕭旅沿鐵路退往湖北蒲圻，孫傳芳旅退往嘉魚。王本人逃往武昌。

　　1月27日上午，湘桂粵聯軍占領嶽陽，俘敵一千三百餘人，繳獲飛機兩架、火炮四十餘門，以及大批槍枝彈藥。戰後，程潛賦詩志慶：“嚴冬十二月，晨起臨前營，諸将環我立，受命各成行。指途向嶽陽，攻其所必争。先趨白湖蕩，猛力洞厥膺。鏖戰五日夜，我鋒不可撄。伏屍遍原野，直抵巴陵城。壯哉甲胄士，誓死秉吾城”①。反映了南軍的勇猛和戰鬥激烈的情景。

　　護法聯軍之所以能攻克北軍重兵防守的嶽陽，除了聯軍在兵力上居于優勢和有較高的士氣外，在指揮上亦有其可取之處。首先，掌握了敵人的防禦部署，将主攻方向選在敵之防禦薄弱處烏江橋，使敵軍頻繁調動，打亂其整個防禦部署；其次，将主攻任務交給士氣較高的湘軍主力執行，在部隊的使用上也是得當的；再次，除正面進攻外，還組織小股武裝深入敵後活動，對于配合正面作戰，打亂敵人的兵力部署，也起了一定作用。

　　護法聯軍攻下嶽陽，獨立各省人心振奮，希望護法軍長驅直下攻取武漢。而此時鄂省北軍主力正集中力量“圍剿”荊、襄靖國軍，武漢空虛，如果聯軍乘虛徑取武漢，與湖北靖國軍協同作戰，将使湖北局勢發生重大變化。無奈桂系軍閥僅以奪取湖南爲滿足，不想進攻直系督軍王占元的地盤。在聯軍占領嶽陽的當天，譚浩明又擅自下令嚴禁前線各軍跨入鄂省一步。他在緻蘇督李純的電報中聲明，“已饬前方停止進攻，不入鄂境”，并稱如“北不攻嶽”，則“南不攻鄂”。①這樣，聯軍就喪失了乘勝北進的大好時機。

　　

　　四、荊襄之戰

　　（一）湖北組成“靖國軍”參加護法

　　1917年12月，正當南北醞釀議和之際，湖北境内的部分軍隊宣告自主護法，牽制了北軍駐鄂部隊，對湘桂粵聯軍進攻嶽陽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

　　護法戰争前，湖北共有軍隊三個師、四個旅和兩個獨立團①。湖北第一師師長石星川和襄鄖鎮守使兼第九師師長黎天才，早年參加同盟會，後又參加辛亥革命，與革命黨有較深的關系。在孫中山和中華革命黨人的激勵下，石星川和黎天才分別于12月1日和16日宣布自主。同時，原湖北第三師師長王安瀾也潛回棗陽，召集舊部舉義護法，共同成立“湖北靖國聯軍”。公推黎天才爲聯軍總司令兼第一軍總司令，石星川爲第二軍總司令，王安瀾爲第三軍總司令。這種革命形勢的出現，使孫中山極爲振奮。12月26日，他緻電黎天才，提出湘、鄂、川護法軍隊夾擊武漢的作戰方略，指出：“執事據荊襄重地，地扼江漢之形勝，南與滇黔川湘桂軍互爲聲援，合力并進，以成腹背夾攻之勢，則必勝之算操自我手。”③

　　根據孫中山的指示和當時戰場的客觀形勢，湖北靖國軍拟定了基本作戰計劃：由第二軍分兵出荊州，攻宜昌，以打通長江上遊航路，接應滇黔靖國軍出川，進逼武漢；第一軍一部會同第三軍合攻武漢；黎天才率第一軍另一部北規信陽，控扼武勝關，切斷京漢鐵路，阻止北軍南援。但是，湖北靖國軍雖号稱三軍，實際參加護法者不過萬人左右。以此有限兵力，企圖分兵作戰，實現上述作戰計劃，顯然是不切實際的。更爲困難的是，此時湘桂粵聯軍正屯兵長沙，等待議和，無意援鄂，滇黔靖國軍正全力争奪四川，無暇東下，黎天才等只好率靖國軍獨立作戰。

　　湖北之襄陽、荊州和武漢素稱“ 一鼎三足”。荊、襄宣布獨立，武漢便陷于孤立。湖北督軍王占元一面緻電北洋政府乞援，一面組織鄂省部隊防堵靖國軍。1918年1月10日，北洋政府正式下達“武力戡定荊襄令”，命“第一路總司令曹锟、湖北督軍王占元各派得力隊伍，克日分路會剿”，“河南督軍趙倜派兵相機協剿”。①在王占元主持下，北軍拟定了基本作戰計劃：将襄陽、荊州地區劃分爲第一、第二“清匪”區。北洋第三師代師長吳佩孚爲第一區司令，指揮該師兩個旅和駐南陽之豫南總司令吳慶桐混成旅，“圍剿”黎天才部。北洋第十一師師長李奎元爲第二區司令，指揮北洋第二師之第四旅、吳光新所部兩個旅和第十八師一部，“圍剿”石星川部。總兵力約二萬七千人。

　　

　　（二）靖國軍荊、襄作戰相繼失利

　　黎天才宣布自主後，未能按既定計劃出兵河南信陽，控扼武勝關，而于1917年12月20日率兵一部進攻南陽。在南陽外圍遭到豫軍阻擊，遂退據新野，數日後又撤回襄陽。

　　1918年1月初，北軍開始對襄陽發起總攻：第三師第六旅由信陽西進，吳慶桐旅由新野南進，另以反對獨立的原第九師第十八旅（旅長張聯升）由老河口（令光化）東進，第三師第五旅由孝感經鍾祥北進，對襄陽實行向心攻擊。

　　這時，黎天才所部靖國軍不足一旅，鑒于敵軍四面圍攻，難以抵禦，便于1月20日主動放棄襄陽，經南漳南進。駐守棗陽、随縣之王安瀾軍也向南轉移，以圖與駐守荊門的第二軍靠攏。

　　石星川宣布獨立時，該師駐守荊州、沙市的兵力隻有一個師部和第一旅第一團，共有步兵三營、機關槍兩連。不久，駐仙桃鎮第一旅第二團響應獨立，總兵力也不過六七營。鑒于兵少力單，石星川一面匆匆招募新兵，擴充力量，一面疊電湘西護法軍總司令張學濟，請派軍隊出石首、公安，策應荊沙靖國軍行動。張學濟接電後，立即率所部二十營出桃源，趨澧縣，增援荊州靖國軍。1917年12月30日，其前衛司令胡瑛所部進抵湖北公安，遭到北洋第十八師阻擊，無法接近荊州。

　　當時，駐鄂省之北軍主力集中于武漢和嶽陽，武漢以西僅有第十八師之一個旅（駐監利、公安）、第二師之第四旅（駐宜昌西北），和剛從重慶退到宜昌的吳光新所部之李炳之、劉躍龍兩個旅。爲了圍攻荊、沙靖國軍，王占元令朱廷燦第四旅從當陽沿漳水南下，李炳之第十三旅沿長江東進，劉躍龍第二旅之一個團助攻宜都、松滋，第十八師負責攔擊湘西護法軍，并襲擊荊沙靖國軍後路。

　　北軍兵力雖居優勢，但系統雜亂，互不統屬，多路進攻，缺少協同。荊沙靖國軍如能利用這些弱點，集中兵力，機動作戰，有可能将敵各個擊破。但石星川面對強敵進攻，卻派出一團兵力到荊州以西，沿長江北岸分散設防，形成了分兵防堵、被動挨打的架勢。

　　1918年1月14、15兩日，北軍朱廷燦、李炳之旅開始向荊、沙進攻。靖國軍節節後退，朱廷燦部連奪當陽、河溶、清溪河等要點。李炳之旅未遇任何抵抗，直薄荊州城下。

　　石星川見北軍兵臨城下，而張學濟率領的湘西護法軍在公安遭到北軍阻擊，遠安的王安瀾軍也遲遲不能向荊、沙靠攏，遂喪失信心，于1月22日自行解職而去。石星川出走後，其部下大多逃散，餘部在副司令唐克明帶領下退出荊州，會合湘西護法軍後撤往宜都。22日夜，荊州城被李炳之旅占領。

　　湖北黎、石等部舉義，正值湘桂粵護法聯軍攻克長沙之後，如當時湘省護法聯軍迅速攻取嶽陽，進規湖北，則可以得到湖北靖國軍的有力配合，護法戰争的局面将會有很大改觀。無奈護法聯軍在克複長沙後，即頓兵不前，緻使北洋政府得以調集部隊“圍剿”荊、襄靖國軍。湖北靖國軍之所以遭到重大損失，本身兵力薄弱和指揮不當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湘省護法聯軍既不配合作戰，又不及時救援①，也難辭其咎。邵元沖①斷言，襄、荊失敗是“湘中桂軍按兵不救之罪也”②，此話不無道理。


第四节 北军第二次攻湘之战

　　一、護法軍内部矛盾日趨激化

　　經過半年的奮戰，到1918年2月，各路護法（靖國）軍都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在湖南戰場上，護法軍占領了長沙，攻克了嶽陽；在四川戰場上，靖國軍占領了重慶和成都。與此同時，其它各省的護法勢力也有很大發展，“獨立”、“自主”的通電接連不斷。在湖北，石星川、黎天才的靖國軍雖遭挫損，但尚有革命黨人蔡濟民率領的民軍在廣濟等地活動；在陝西，陝軍團長郭堅在鳳翔宣告自主，革命黨人于右任、胡景翼在三原宣布獨立，陝西靖國軍一度攻占了西安；在浙江，駐甯波的旅長葉煥華宣告獨立，溫州、處州（今麗水）、紹興等地的軍隊一度響應；在河南，原京津總稽查長王天縱在臨汝宣告獨立；在山東，部分陸軍起義，一度攻占了東平；在福建、安徽，也出現“靖國軍”、“讨倪軍”，響應護法。短短幾個月内，護法烽火遍及十幾個省，形勢十分有利。這時，如果參加護法的各種勢力能夠團結一緻，在護法軍政府統一領導下，協同作戰，共同對敵，未嘗不能發展大好形勢，取得戰争的主動權。但是，廣東軍政府的政治基礎十分脆弱。孫中山和中華革命黨缺乏經濟和軍事實力，沒有力量組織和領導全國的護法武裝。而具有較大實力的兩廣軍閥和雲貴軍閥，各自懷有自私的動機，不願把自己的軍隊置于軍政府領導之下。因此，護法戰争名義上雖由軍政府領導，實際上各省護法勢力各自爲戰，始終未能形成集中統一的指揮。

　　不僅如此，随着護法戰争的節節勝利，以陸榮廷、唐繼堯爲首的兩大軍閥勢力與軍政府之間的矛盾逐漸尖銳化和表面化。尤其是桂系軍閥，竟對軍政府的活動進行百般限制與刁難。1917年8月，廣東督軍陳炳焜逼走傾向軍政府的省長朱慶瀾，并極力拉攏廣東地方派軍人，對軍政府搞“釜底抽薪”；9月，又以提供軍饷和煤炭爲誘餌，拉攏軍政府海軍總長程璧光，從組織上分裂軍政府。11月，桂軍統領沈鴻英借故殺害軍政府任命的潮梅軍第一支隊司令金國治③。11月21日，原廣惠鎮守使莫榮新繼陳炳焜代理廣東督軍後，變本加厲地破壞護法軍政府。莫先以不準私自招募民軍爲由，驅逐逮捕軍政府派往各地的募兵委員，繼又誣指大元帥府衛隊連的排長多人爲“匪”，擅自逮捕槍殺，借以恫吓孫中山。孫中山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于1918年1月3日晚率少數衛士登上軍艦，指揮艦炮轟擊觀音山督軍署，迫使莫榮新于次日親至大元帥府 “謝罪”。但是，桂系軍閥對軍政府的破壞活動并未因此而收斂。面對異常險惡的環境，孫中山憤激萬分，但爲了護法大業，仍忍辱負重，勉強支撐着岌岌可危的軍政府。

　　桂系軍閥與護法軍政府的矛盾，直接反映到護法戰争的湖南戰場。自聯軍占領長沙後，其内部矛盾便開始尖銳起來，主要是湘軍與桂軍的矛盾①，也有湘軍内部的矛盾①，嚴重影響着護法聯軍的協調統一，削弱了部隊的戰鬥力。更爲嚴重的是，聯軍自占領嶽陽後，“軍紀之紊亂達于極點”。尤其是桂軍，以功臣自居，紀律渙散，橫行無忌，“掠奪殺傷之事件屢有所聞”。該軍第一軍總司令韋榮昌一進嶽陽，即嫖妓酗酒，大施淫威，其所屬官兵也群起效尤，無所不爲。對此，不僅湖南人民側目而視，而且湘軍官兵也極爲反感，産生了嚴重的對立情緒。

　　

　　二、北軍第二次攻湘前雙方的作戰部署

　　（一）北軍的作戰方針及部署

　　北軍在嶽陽遭到慘敗後，皖系軍閥和主戰派紛紛責罵李純等主和督軍“損失國家資格，玷污軍人名譽”，積極策劃罷免王（士珍）、李（純），推倒“大樹”（馮國璋）。馮國璋和“長江三督”在主戰軍閥的圍攻下，處境十分困難，又鑒于嶽陽失守，湖北危急，直系的地盤也受到威脅，于是紛紛“引咎自責”，倒向主戰派。

　　1918年1月27日，馮國璋離京“出巡”濟南、徐州、蚌埠等地，與皖系督軍張懷芝、倪嗣沖等人會商時局，于29日返抵北京。31日，馮國璋下達對南軍 “局部讨伐令”，特命曹锟爲兩湖宣撫使，張敬堯爲援嶽前敵總司令，“著總司令曹锟、張懷芝、張敬堯等即行統率所部，分路進兵，痛予懲辦”②。2月2日，北京政府下令對湘桂粵聯軍進行作戰，宣稱“非将長沙完全克複，不能議和。”北軍第二次攻湘的作戰企圖，是攻下嶽陽、長沙，進而占領全湘。

　　2月中旬，各路北軍分別向湘鄂、湘贛邊界開進。

　　曹锟之第一路軍分爲兩隊：吳佩孚率第三師及三個混成旅，由襄陽乘船沿漢水南下，經武漢進至鄂南蒲圻待機，準備進攻嶽陽；張敬堯率第七師另兩個補充旅和安武軍一部進至鄂南通城，準備進攻平江。此路兵力共約五萬人左右。

　　張懷芝之第二路軍分爲左右兩翼：施從濱率山東暫編第一師（欠第一旅）及張宗昌之江蘇第六混成旅，出江西銅鼓進攻湖南浏陽；江西第十二師之張之傑第二十三旅和由攸縣退守萍鄉的李傳業所屬安武軍二十營，經江西萍鄉進攻湖南醴陵。此路兵力共約二萬人。

　　馮玉祥之第十六混成旅約六千人，從浦口溯江而上，拟經常德進攻湘西。

　　此外，又令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杜錫珪率五艘軍艦由水路開進，策應陸路進攻。加上随後入湘的奉軍五個混成旅和李奎元之十一師，北軍攻湘兵力共約十萬人。

　　北軍源源南下，氣勢逼人。護法聯軍見和談無望，隻好倉促分兵禦敵。

　　

　　（二）護法聯軍的兵力及防禦部署

　　護法聯軍占領嶽陽後，各路軍隊進行了擴編，截止北軍攻嶽前，在長沙以北屯集的聯軍總數達二百五十餘營③，約合十個師八萬餘人①。其中，粵桂軍隊除原有韋榮昌、林俊廷、陸裕光三個軍和馬濟之粵軍十八個營外，又新組建兩師一旅，比剛入湘時增加六十餘營；湘軍也大力擴充，總數達一百五十餘營（其中湘西軍隊六十營）①。聯軍在數量上雖與北軍相差無幾，但武器裝備不如北軍，加之部隊新成分大量增加，缺乏訓練，紀律松弛，戰鬥力已大不如前。

　　護法聯軍在北軍可能進攻的方向進行防禦部署：平江、通城方向之防禦由湘軍劉建藩、李仲麟所部擔任；浏陽至醴陵方向之防禦由粵軍馬濟部擔任；常德至益陽方向之防禦由桂軍林俊廷部擔任；嶽陽至羊樓洞方向之防禦由湘桂軍主力部隊擔任。聯軍在嶽陽至羊樓洞約五十公裏的防區内，布設多道防禦地帶。第一防禦地帶從新店、灘頭至趙李橋、羊樓洞以南，長約二十公裏，由湘軍第一師（欠第一團）和獨立第三旅第五團防守；第二防禦地帶設在羊樓司（又稱羊樓市，今羊樓司公社東）、廖平鋪鐵路兩側，由獨立第三旅之第六團和桂軍韋榮昌所部之一旅防守；第三防禦地帶設在臨湘（今陸城）至桃林一線，由桂軍贲克昭旅和湘軍第一師之第一團防守；陸裕光所部一混成旅和程潛所部五營駐守嶽陽。聯軍的防禦配系，基本是以嶽陽爲中心，以武（昌）嶽（陽）鐵路爲軸線，實施重點設防，以對付嘉魚、蒲圻方向之敵的進攻；平江、醴陵方向的防禦兵力則比較薄弱。

　　

　　三、岳陽攻防戰

　　1918年2月5日，馮國璋任命吳佩孚署理陸軍第三師師長，令其率所部向蒲圻、嘉魚一帶開進。2月23日，吳佩孚率先頭部隊抵達蒲圻。在此之前，張敬堯率第七師等部已進抵通城。第二路張懷芝部因被在武穴頓兵主和的馮玉祥旅所牽制②，滞留九江，未能按期進入湘東待機地域。

　　吳佩孚對這次攻湘作戰最爲賣力。他剛任師長，躊躇滿志，急于想利用這次作戰樹立聲威，發展個人權勢。因此，他不待所部全部進入待機地域（第二、第三混成旅還在開進途中），便迫不及待地于2月28日發動了進攻。

　　吳佩孚将進攻部隊分爲三路：以王承斌之第一混成旅出嘉魚，經太平口、鼓花洲（今谷花洲）沿江岸進攻聯軍翼側；以第三師第六旅（欠步兵第十一團兩個連）和曹瑛之第四混成旅進占羊樓洞，牽制羊樓司方面之聯軍；吳佩孚親自指揮暫編第五混成旅（由第三師第五旅及炮團、工兵營等組成）、騎兵第三團（易騎爲步）和第十一團兩個混成連，組成突擊部隊，向聯軍防守薄弱的新店鎮、灘頭（今坦渡）方向進攻，拟從中路突破聯軍防線，爾後與左路部隊鉗擊羊樓司之聯軍。2月28日晨，北軍發起進攻，于當日擊敗了守衛新店、灘頭的湘軍第一師之第二旅，向縱深推進。聯軍急以湘軍第一師之第二團和獨立第三旅之第五團，進入灘頭以西之萬峰山陣地阻擊敵人。3月2日，北軍再次突破湘軍陣地，攻占萬峰山。至此，聯軍的第一防禦地帶被敵攻破，羊樓司暴露在敵人面前。這時，嶽陽地區雨雪交加，山險路滑，給北軍的進攻造成了困難。吳佩孚決定息戰數日，等待天氣好轉，同時電令後續部隊趕緊向戰地集中。

　　羊樓司位于萬峰山與大藥姑山之間，周圍山勢陡峭，鐵路橫穿狹谷，是由武昌入嶽陽的咽喉要道。聯軍原将湘軍第三旅之第六團、桂軍韋榮昌所部一旅，部署于羊樓司至廖平鋪鐵路兩側的高嶺上，控扼險要，林修梅、韋榮昌親至羊樓司指揮。新店、灘頭失守後，趙恒惕部也退守羊樓司。聯軍以羊樓司爲中心，在南起港口，北至黃蓋湖一線，構築了由塹壕、石壘和鐵絲網組成的四道防禦陣地，準備堅守；同時，派出敢死隊，深入太平口、新店一帶，襲敵後路。

　　3月5日左右，吳佩孚所部後續部隊相繼抵達戰地。吳便令曹瑛之第四混成旅由太平口沿江西進，增援第一混成旅。3月10日，吳親率第二、三、五混成旅和湖北第三混成旅，左起朱樓坡（羊樓洞南）右至黃蓋湖，對聯軍第二防禦地帶發動進攻。吳部沿山梁推進，攻勢猛烈。聯軍雖依托陣地頑強抗擊，仍抵擋不住北軍的沖擊，當天即有三道陣地被敵突破。11日上午9時，最後一道陣地也落入敵手，聯軍隻得放棄羊樓司，向嶽陽方向後撤。這次戰鬥，北軍死傷三百餘人，南軍傷亡更爲慘重。

　　北軍攻占羊樓司後，便于3月11日上午以第三混成旅爲第一追擊隊，經長安驿（今臨湘）向新牆方向追擊，抄襲聯軍後路；以第二混成旅爲第二追擊隊，由平水鋪經長安驿、路口鋪向雲溪推進，爾後窺取嶽陽；吳佩孚親率第三師第六旅，于12日向新牆方向續進，企圖切斷聯軍退路。

　　雲溪是通往嶽陽的最後一個要地，由桂軍陸裕光部一混成旅和湘軍第一師第一團防守。3月13日，北軍閻相文之第二混成旅開始沿鐵路向雲溪進攻。雲溪守軍竭力抵抗，閻旅進攻受阻。這時，從北面的臨湘（今陸城）和東面的通城方向向雲溪撤退的聯軍，乘機從側後襲擊閻旅，斃傷其官兵四百餘名。吳佩孚急令第五混成旅和張敬堯師之補充旅馳援閻旅。北軍四個旅并力合擊，終于在15日下午攻占雲溪。

　　北軍攻占雲溪後，立即對嶽陽城發起總攻。其進攻部署是：以第一混成旅之第一團爲右縱隊，沿江岸進擊；該旅之第二團和第四旅之第八團（欠第二營）爲左縱隊，從雲溪向嶽陽正面進攻；湖北第三混成旅之第五團進駐對岸之白螺，防聯軍退往江北；海軍第二艦隊派“楚觀”号等四艦沿江梭巡，配合陸軍進攻。3月16日上午總攻開始。右路第一混成旅第一團在艦炮配合下，一舉攻占要隘城陵矶，其少數先頭部隊乘勝突入嶽陽城内。後見聯軍潰兵紛紛退入城内，恐被城外北軍誤攻，又退至城外。17日，各路北軍會攻嶽陽。這時，聯軍前線總司令程潛分析戰場形勢後認爲：“一、二兩路的敵軍兵力皆比我雄厚，……如果我軍與曹張部隊在羊樓司和平江作膠着戰，不能迅速解決，讓張懷芝率部長驅進入湘東，我軍勢必腹背受敵，全軍成俘”①。據此，他電令前線部隊：“如不能進取，可退後暫将嶽陽讓出，再行相機進擊”①。于是，守城聯軍于17日夜棄城退守新牆。18日上午，北軍進占嶽陽。

　　3月21日，聯軍在新牆遭到北軍第二、第三混成旅的夾擊，稍事抵抗即向長沙敗退。

　　在守衛嶽陽的戰鬥中，聯軍防禦部隊約有三師之衆，又有便于防守的地形和事先構築的工事，本可以打個漂亮的防禦戰，但結果卻完全相反。聯軍作戰之所以失利，主要由于湘桂軍将領間矛盾重重，相互掣肘；其次是兵力分散，消極防堵；第三是裝備落後，士氣不振，驟遇北軍新銳，便難于招架。吳佩孚是北洋軍閥的“後起之秀”，在這次作戰中，他指揮部隊對聯軍的陣地實行猛打猛沖，對聯軍的據點實行分路夾擊，戰術運用比較得當，緻使聯軍陷于被動，連連敗退。聯軍在嶽陽的失敗，使湘省護法戰争的形勢急轉直下，也給直系軍閥吳佩孚提供了揚名的機會。

　　

　　四、平江阻擊戰

　　平江是北軍攻湘作戰的輔助方向。在吳佩孚部向羊樓司發動進攻的同時，由張敬堯指揮的北軍約二萬人也開始向平江發起進攻。

　　平江地處幕阜山脈南麓，山巒起伏，地勢複雜，北與湖北通城相通，是長沙東北方的重要屏障。護法聯軍在平江方向擔任防禦的部隊，有湘軍劉建藩部十八個營、謝國光部六個營、羅列開部八個營、李仲麟部五個營，共計四十餘營約一萬五千人。護法軍在通城至平江之間設置三道防線：由詹家橋、梧桐山經九嶺至白米山爲第一道，由大洲、倒流灘經張元嶺、梅仙市到桃花洞爲第二道，由新市經平江至浏陽爲第三道。部隊以營爲單位分散配置，因險設防。

　　3月上旬，張敬堯所部第七師和李奎元之第十一師、陳德修之安武軍各一部，在通城一帶集結完畢。11日，北軍分兵多路向平江進犯：以第七師第十四旅旅長田樹勳爲中央縱隊司令，率四個團由三埠橋經上塔寺、五裏牌、梧桐山、梅仙市向平江進攻；以第十三旅旅長吳新田爲右縱隊司令，率兩個團由詹家橋經長樂街向平江進攻；以第四十二混成旅②旅長張敬湯爲左縱隊司令，率三個團經天嶽關、虹橋市向平江進攻；以安武軍陳德修所部五營爲預備隊。

　　北軍發起進攻後，兩翼進展較爲順利。3月11日，右縱隊擊退了防守花涼亭的兩營湘軍，推進到古米山、金家坳一線。中央縱隊進占阿婆嶺、梧桐山；其第一團進至潭下時，遭到聯軍英勇阻擊， 14日拂曉，在一營安武軍支援下，始将當面聯軍擊退。左縱隊于11日進占麥市，次日攻占盤石鋪，直插天嶽關。至此，湘軍第一道防線全被突破。

　　天嶽關是平江北面的重要屏障，“懸崖絕壁，高聳群山，鳥道羊腸，艱危萬狀”③。護法軍占據山頂，嚴密防守。3月14日拂曉，張敬湯部在炮兵掩護下，分兩路強攻天嶽關。護法軍居高臨下，猛烈射擊，連續粉碎敵人三次進攻，斃傷敵營長以下官兵五百餘名。16日，北軍派第十一師之四十四團由楊芳林市進攻龍門關，得手後抄襲天嶽關之側後，同時派預備隊一營由絕壁攀藤附葛而上，與守軍展開白刃格鬥。護法軍兩面受敵，遂放棄天嶽關退守梅仙市。

　　3月18日，北軍繼續進攻，相繼占領了大洲、倒流灘、張元嶺、桃花洞等要地。21日，田樹勳之中央縱隊進逼平江以北十六公裏之梅仙市。該處奇峰突起，形勢險要，護法軍有六千餘人扼險據守。北軍連續發動進攻，激戰兩日，仍無進展。張敬堯急令陳德修率安武軍由月田赴援，田樹勳亦令所部第二十七團迂回至梅仙市西南，襲擊護法軍側背，正面部隊趁機猛烈進攻。護法軍腹背受敵，向平江撤退。

　　張敬堯不讓護法軍有喘息機會，除令正面主力部隊冒雨追擊外，又令左縱隊司令張敬湯率一個團連夜向平江側後穿插，抄襲護法軍後路。3月22日拂曉，穿插部隊進抵三陽市，搶占附近高地，猛烈襲擊護法軍側背。護法軍後防空虛，又見嶽陽已經失守，遂無心再戰，放棄平江南撤。22日上午，平江爲北軍占領。

　　在北軍瘋狂向嶽陽和平江進攻時，駐長沙的湘桂粵軍“聯帥”譚浩明束手無策，無所作爲。在嶽陽被占之日，譚曾發布安民告示，聲稱“嶽陽小挫，兵事之常，本帥坐鎮，自有主張，……”①。但到了25日，這位“自有主張”的三省“聯帥”竟驚慌失措，率所屬桂軍慌亂地撤離長沙。

　　桂軍撤走後，長沙成爲不設防的城市。3月26日晚，吳佩孚第三師不費一槍一彈開進長沙，張敬堯部也随後趕到。這時，馮國璋已重新任命段祺瑞爲國務總理。段于3月27日任命皖系軍閥張敬堯爲湖南督軍兼省長，同時電令吳佩孚立即率部向湘南進軍。

　　護法聯軍平江之敗，除兵力對比居于劣勢外，同樣由于分散設防，單純防禦的結果。加上所守據點又忽視保障側後的安全，以緻險要之地屢遭北軍迂回夾擊而被迫撤守。

　　

　　五、湘東反擊戰

　　1918年4月初，段祺瑞政府見湖南戰事發展順利，而瓊州的龍濟光和福建的李厚基都已出兵攻粵，在此形勢下，确定了北軍下一步總的作戰方針：“定湘、援龍同時并舉”，“虛攻衡寶，以掣敵勢。一面陽出郴州援粵，陰由閩急攻潮惠，奇兵制勝”①。根據以上方針，除令浙江派一師赴閩，江西編一混成旅趨大庾嶺，以牽制粵軍，“遙增龍軍之氣”外，令在湘的北軍分三路向南推進。以吳佩孚之第三師及一、二、三、四、五混成旅爲中路，出長沙經湘潭向衡山、衡陽進攻；以張敬堯之第七師及補充旅、混成旅爲右路，由長沙經湘鄉、永豐攻寶慶；原第二路軍之施從濱第一師、張宗昌第六混成旅、張之傑第二十三旅及李傳業安武軍十五營爲左路，經醴陵南下，攻攸縣、茶陵；另調奉軍兩旅駐守長沙。北軍企圖于旬日之内占領全湘，然後直趨粵省。

　　聯軍自棄守嶽陽、長沙後，兩廣巡閱使陸榮廷決定：湘桂粵聯軍全部退駐衡山、永州一線，“暫取守勢”；商請川、滇、黔靖國軍立即出川東下，進取鄂西，以分敵勢；桂粵兩省集中全力進行讨龍作戰，以肅清後方隐患。這時，潭浩明已率桂軍退到祁陽、寶慶地區，把湘軍甩在湘潭、衡山一帶。

　　湘軍退守衡山等地後，程潛、趙恒惕、劉建藩、林修梅、林祖涵等舉行緊急會議，決定依靠湘軍自己的力量，對敵組織頑強抵抗，确保湘南。他們分析認爲，在南犯的三路北軍中，中、右兩路是主力，唯左路張懷芝所部系由四省軍隊湊合而成，指揮關系紊亂，戰鬥力較弱，如将該路敵軍擊破，則其餘兩路必不敢輕進。于是決定以趙恒惕爲湘東前線總指揮，劉建藩爲總參謀，集中退到衡山一帶的湘軍一萬一千餘人，并聯絡退守安仁的馬濟所屬粵軍和李書城之援鄂軍，共約二萬人，對北軍左路軍實施反擊。程潛、林修梅、吳劍學等率四千人扼守衡陽，阻擊從正面進攻之敵。

　　北軍左路軍進展遲緩，在吳佩孚、張敬堯部進占長沙後，才由贛西進入湘東。該軍企圖由醴陵南下，沿湘東大道進取攸縣，然後直薄粵省。4月15日，其先頭部隊施從濱師占攸縣，不久，李傳業之安武軍和張之傑的贛軍一旅也進抵攸縣，分別駐于攸縣城外之馬鞍山、桑田、小集、朱亭等地。20日，施從濱師第一、第二旅由攸縣分別經馬子坡、桑田繼續南進，企圖進據安仁，進而攻取永興、郴縣，盡快實現直指廣東的作戰計劃。

　　根據敵軍上述行動，趙恒惕等率部于4月20日由萱洲渡湘江，秘密進入霞流市、吳集和青山沖地域，待機殲敵。湘軍拟由五個方向對正在行進中之施從濱師發起突然攻擊：駐安仁之馬濟率粵軍自渌田經桑田出和尚坳、五裏牌，攻攸縣之南；劉建藩所部由草市、楊林出馬鞍山，經馬子坡、皂角市攻攸縣之西；趙恒惕所部分成兩路，一路出黃泥塘以配合劉建藩部出擊，一路由毛陳橋攻敵之側背；李仲麟部攻小集；李書城部爲總預備隊。

　　4月21日，劉建藩率部首先深入到攸縣與桑田之間的皂角市，與粵軍一道，完成對施從濱師部隊的合圍。雙方激戰兩晝夜，施師損失大半，餘部向茶陵逃竄。

　　4月23日，駐攸縣之北軍一部，向劉建藩部側後迂回，适與趙恒惕師出毛陳橋之部相遇，遭到迎頭痛擊，縮回攸縣。下午，湘軍合力向攸縣城發起總攻，守敵不支，分向醴陵、茶陵方向逃竄，湘軍一舉攻克攸縣。這一仗，共斃敵千餘名，俘敵數百名，奪獲飛機兩架。湘軍也傷亡數百人。

　　4月24日，湘粵軍分數路追擊敵人。劉建藩和湘軍第一師第二旅沿新市、黃土嶺（今皇圖嶺）大道向醴陵攻進；第一師第一旅由新市出賀家橋，作爲策應；馬濟粵軍一部守攸縣，一部進擊茶陵；李仲麟部攻克小集後，即會合李書城部反擊朱亭之敵，爾後向渌口推進。

　　北軍爲掩護部隊後撤，以一部兵力扼守要地黃土嶺。4月25日，湘粵軍與扼守黃土嶺之敵展開激戰。趙恒惕命劉建藩部攻敵左翼，湘軍第一師第二旅和馬濟粵軍一部攻敵右翼。同時，逼近醴陵的第一師第一旅也舉旗南下，回擊黃土嶺。27日，湘粵軍發起總攻，據守黃土嶺之張宗昌第六旅及李傳業安武軍拼死抵抗。趙恒惕親臨督戰，指揮湘軍從正面連續突擊。北軍終于不支，遂放棄黃土嶺，分別逃向萍鄉、浏陽和株洲。湘軍乘勢猛追，連克醴陵、株洲，前鋒距長沙省城僅數十裏。經此一戰，北軍左路軍幾乎全軍覆沒，施從濱師僅剩七百餘人，張宗昌混成旅僅剩兩營，李傳業安武軍也死傷過半，損失槍炮子彈不計其數。張懷芝隻身逃回漢口，向攻湘軍總司令曹锟訴說因張敬堯不出兵救援，緻遭失敗，爲自己開脫。

　　湘軍反擊獲勝後，準備從株洲渡河搶攻白石港。劉建藩在渡河時不慎落水身亡。張敬堯聞左翼兵敗，一面急調進攻寶慶之田樹勳旅退保長沙，一面令正在甯鄉“清鄉”的李奎元第十一師和奉軍一部前往株洲阻擊湘軍。同時，令已于4月21日攻占衡陽的吳佩孚部向江東卷擊，威脅湘東護法軍之後路。這時，湘軍因遽失勇将，又有腹背受敵之虞，趙恒惕遂下令放棄株洲、醴陵，留李仲麟部在茶陵擔任警戒，主力撤往酃縣和永興。北軍乘勢逼進，田樹勳旅再次攻陷寶慶，吳佩孚部連陷安仁、攸縣及耒陽。至此，湖南大部又爲北軍所占。護法聯軍全部退守湘桂邊界地區。

　　湘東反擊戰是護法戰争中一次最出色的作戰。湘軍将領在嶽陽失守，桂軍南撤，北軍氣勢逼人的情況下，不畏強敵，決心聯合粵軍，堅持實行反擊作戰，并能冷靜地分析敵情，決定集中兵力，打敵比較薄弱之一路，這一決策無疑是正确的。此外，在戰法上，汲取了前次作戰失利的教訓，由單純防禦改爲主動進攻，在統一指揮下，對正在運動之敵實施多路突擊，攻其不備，出奇制勝。首戰獲捷後，又乘勝追擊，不給敵人以喘息時機，從而取得了殲敵萬人的重大勝利，其戰鬥精神和指揮藝術都是值得肯定的。

　　

　　六、湘西争奪戰

　　廣東護法軍政府成立後，湘西辰沅道尹張學濟派人赴廣州谒見孫中山，表示願意響應護法。孫中山遂任命張爲湘西護法軍總司令。1917年10月下旬，張學濟和湘西鎮守使田應诏、鎮守副使兼第五守備區司令周則範、第二師第三旅旅長陳嘉佑，在沅陵、洪江、常德等地相繼宣布獨立。張學濟推舊友胡瑛爲護法軍湘西招撫使，永綏鎮總兵謝重光爲護法軍副總司令。湘西護法軍共有一萬一千餘人②。

　　張學濟響應護法後，率本部東進桃源。不久，應湖北石星川籲請，率部援鄂，旋随荊沙靖國軍退往鄂西。

　　1918年3月，護法聯軍在嶽陽戰敗，大軍南撤，湘西護法軍便受到嚴重威脅。這時，據守常德一線的湘西護法軍有田應诏、胡瑛所部共六千餘人，周則範部約三千餘人。北洋政府令原第十七師師長陳複初，在湖北長陽招撫舊部①，恢複該師建制，然後會合原湖南第四守備區司令王正雅所部，進攻湘西。4月2日，陳複初率十三個營約六千餘人由沙市出發，經漁洋關進窺湘西。

　　湘西護法軍急電唐繼堯、劉顯世，請求滇、黔軍赴湘救援。唐、劉以湘西系滇、黔門戶，不能見危不救，遂派黔軍第一混成旅旅長盧焘和遊擊司令王華裔分別率部開赴辰州（今沅陵）、洪江，支援湘西護法軍。

　　4月23日，北軍陳複初與王正雅率部從臨澧出發，經朱日橋進攻常德；并電請張敬堯令李奎元第十一師分由益陽、甯鄉進逼漢壽，“俾壯聲援”，請吳光新旅一部進駐公安及津市、澧縣一帶，相機策應。

　　4月25日晨，北軍陳、王部在八裏鋪與湘西護法軍接戰，田應诏、周則範率部且戰且退，扼守鳌山。下午3時，北軍夾擊鳌山，護法軍不支，棄鳌山後撤。

　　田、周兩軍在鳌山失利後，拟與北軍妥協，電邀張敬堯派人到常德談判，表示護法軍移駐桃源，将常德讓給北軍。這時，已進至麻陽、辰州一帶的援湘黔軍聞田、周有妥協撤退之意，急在辰龍關至興隆街一線展開，準備防堵，并警告田、周，如“遇有後撤者，必将迎頭痛擊”①。田、周隻好繼續對北軍作戰。

　　5月4日，田、周派人持函赴陳師司令部，詭稱護法軍将按前約移駐桃源，歡迎陳複初軍入駐常德。陳見函不疑，率軍入常德城。及至城内，突然伏兵四起，田、周則率部從外面包圍該城，實行内外夾攻。北軍突遭攻擊，軍心大亂。陳複初率部左沖右殺，奪路而逃，後隻身逃往長沙。陳部朱澤黃旅退保津市。田、周聯合林德軒、胡瑛等部，乘勝追擊，于6日克複臨澧。5月15日，田、周緻電馮國璋，要求“休兵息戰”，劃地自守。此時，抵達津市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長馮玉祥①，也緻函田、周，希望湘西各軍停止進攻，讓出常德、桃源，作爲南北兩軍緩沖之地。湘西軍隊已無心再戰，同意與馮妥協。5月下旬，田、周率部撤出臨澧、常德。馮玉祥旅進入常、澧後，也不再向南進攻。李奎元十一師則于6月中旬乘機占領了益陽、漢壽。

　　北軍在第二次攻湘作戰中，共投入兵力約十萬人，并起用吳佩孚爲主戰場指揮，取得了明顯戰果。盡管北軍付出了巨大的代價②，但終于占領了湘省大部地區，基本上實現了預定計劃。

　　護法聯軍之所以遭到失敗，一是由于戰前頓兵乞和，内部矛盾加劇，部隊士氣下降；二是缺乏戰略協同，先是不與湖北靖國軍配合作戰，後又不與湘西護法軍密切協同；三是在嶽陽、平江防禦戰中，實行單純防禦。後來雖然取得了湘東反擊戰和湘西伏擊戰的局部勝利，但未能從根本上扭轉頹勢，不得不退守湘桂邊界地區。幸好北軍主将吳佩孚在攻占衡陽後，以部隊久戰力疲爲借口，頓兵不前，并于5月25日起在耒陽與湘軍師長趙恒惕秘密談判，約定從6月15日起，雙方于寶慶至茶陵一線停止交火①，才使護法聯軍有了喘息的機會。

　　吳佩孚的自動停戰，雖然打亂了段祺瑞的進攻部署，加劇了直皖軍閥間的矛盾，但同時也加速了桂系軍閥與北洋直系軍閥的勾結，因而不僅沒有給孫中山的護法事業造成有利條件，反而帶來了極爲不利的影響。


第五节 滇黔靖国军攻川之战

　　一、戰前滇、黔軍與川軍的矛盾

　　護國戰争結束後，蔡锷被任命爲四川督軍兼省長。1916年8月，蔡離川去日本治病，由羅佩金代理督軍，戴戡代理省長。當時，駐川軍隊共約八個師，其中川軍五個師②，滇軍兩個師，黔軍一個旅①。羅佩金利用北京政府下令裁軍的機會，将滇、黔軍改編爲“國軍”，川軍則仍爲地方軍，并縮編爲三師一旅，廢除特種兵。此舉引起了四川軍政各界的嚴重不滿，滇川矛盾随之迅速激化。

　　1917年4 月，羅佩金将川軍第四師遣散，令第五師縮編爲旅，第一、第二師裁減兵額，并拟以滇軍将領劉雲峰接替第二師師長劉存厚。劉存厚參加過護國戰争，在川軍中有一定影響。他對羅佩金縮編川軍，排除異己，心懷不滿，于4月17日秘密召集所部軍官會議，決定聯絡川軍第一、三、五師，實行武力驅羅。

　　4月18日，劉存厚部突然襲擊押運第四師槍械回成都的滇軍。雙方在成都城内持續戰鬥了七八天，最後達成妥協，确定川、滇軍均撤出成都，劉存厚免職，羅佩金辭職，由戴戡暫兼四川督軍。成都由黔軍填防。

　　雙方撤兵後，劉存厚仍留一部兵力駐守成都西、北兩門。戴戡到成都後，多次催促川軍留城部隊撤走，劉存厚執意不從。戴與羅佩金密謀以武力驅逐成都川軍，進而解決劉師全部。7月1日，張勳在京複辟，授劉存厚以“四川巡撫”僞職。戴戡認爲時機已到，便于7月5日以“讨逆”爲名，命城内黔軍攻擊西、北兩門的劉軍。劉軍裏應外合，夾擊城内黔軍。黔軍戰敗，棄城退走，行至仁壽縣時，又遭川軍截擊，戴戡被擊斃（一說自殺），黔軍餘部潰散。這就進一步加深了川軍與滇黔軍之間的矛盾。

　　

　　二、雲南靖國軍的興起

　　當劉、羅、戴軍閥在四川混戰之際，全國各派政治力量正圍繞着要否堅持《臨時約法》問題展開新的尖銳鬥争。此時的雲南督軍唐繼堯，由于其所處的政治地位和曆史關系，還多少保留一些維護約法、擁護共和的民主革命思想。他反對北洋軍閥破壞約法、解散國會，指斥北洋軍閥“以憲法不良爲借口，以暴民專制爲号召，實則不慊于民黨，不甘于共和，時思破壞，以複其北派把持頑固之舊，民國之危，有如累卵”②。唐繼堯決定聯合滇黔川軍，對段祺瑞組織的督軍團實行武力“幹涉 ”。爲了全力對付北洋軍閥，唐繼堯對于川省混戰，最初采取調解态度，多次緻電劉、羅、戴等人，要求他們“盡釋前嫌，共同攜手，以維大局”①。

　　1917年6月上旬，唐繼堯積極進行“北伐”準備，對滇軍實行戰時擴編。旬日之間，即将駐滇的三個師、一個警衛軍擴充爲五個梯團（每梯團相當于一個混成旅）②，共約二萬餘人。6月12日，唐繼堯緻電孫洪伊（後任護法軍政府内務部長），告其滇省“已下動員令，克日開拔”。同時，緻電叙州（今宜賓市）羅佩金，要求駐川将領“嚴守紀律”，注意“聯絡川滇感情，共維大計”①。

　　當張勳複辟的消息傳到雲南，并聞劉存厚“甘受僞職，叛攻成都”，唐繼堯感到“義憤填膺，匡扶有責”，立即打起“讨伐複辟叛逆”的旗号，聲明将滇軍改稱爲靖國軍，準備 “躬率三軍”，借道川境，讨伐張勳。其實，讨伐張勳是假，借機入川是真。這從唐繼堯對李曰垓一封電報的批複中可以得到印證。7月3日，原護國軍第一軍秘書長李曰垓，從廣東緻電唐繼堯，指出：北方政局混亂，派系紛歧，陸榮廷正在“鞏固兩粵”，“先謀自固”，全國“已漸呈割據之勢”，因此，滇軍應先發制人，進占四川。李還提出“由镕（羅佩金）與川軍開釁，即借口進兵，占領成都”，這是取川的“第一策”。唐繼堯批複道：“劉已叛，當然取第一策”。②表明了以“讨逆”爲名攻占四川的用心。7月16日，唐繼堯以護法讨逆的名義通電讨伐劉存厚，川滇之戰全面爆發。

　　由于唐繼堯響應護法是爲了借機擴張地盤，發展個人勢力，因而在以後的戰争中，實際上既不奉行孫中山的政治主張，也不服從軍政府的統一領導和照顧護法戰争的全局利益，卻與桂系軍閥沆瀣一氣，阻礙護法戰争的順利發展。

　　

　　三、雙方的兵力編成及部署

　　作戰動員令下達後，唐繼堯即将滇省的五個梯團改編爲六個混成旅①，兩旅爲一軍；并令顧品珍、趙又新立即在川省招兵買馬，将所部兩師擴編爲兩軍。其編制序列如下：顧品珍爲靖國軍第一軍軍長，趙又新爲第二軍軍長，羅佩金爲總司令；庾恩旸爲第三軍軍長，黃毓成爲第四軍軍長（以上兩軍由唐繼堯直接指揮）；駐粵兩師擴編爲第五、第六兩軍，張開儒、方聲濤爲軍長，拟以葉荃爲總司令②。與此同時，黔督劉顯世也令師長王文華率黔軍兩個旅入川協同作戰，并推唐繼堯爲滇黔聯軍總司令。滇黔軍入川兵力約五萬人③。唐繼堯的對川作戰計劃是：顧、趙兩軍扼守川南資中、内江和叙州、泸州諸要點，牽制當面川軍；由滇入川之第三、四軍和黔軍伺機奪取重慶，然後進攻成都，或分兵東下，攻取武漢。

　　“劉羅、劉戴之戰” 後，川軍分爲三股勢力：第一師師長周道剛明守中立，實助劉存厚；第五師師長熊克武亦稱中立，但傾向滇黔軍；第三師師長鍾體道和許多綠林武裝，公開站在劉存厚一方。劉存厚在原第二師兩個步兵旅和騎兵、炮兵團基礎上，招收了被遣散的原第四師士兵，新組建三個混成旅和一個獨立旅，總兵力約二萬人，加上鍾體道之第三師，共約三萬餘人。在“劉戴之戰”後，第二師沿岷江向南推進，占領岷江下遊各要點，其前鋒距叙州僅三十華裏；第三師進據金堂、樂至、潼南、遂甯各要地，控制沱江至涪江之間廣大地域，其前鋒與防守資中之滇軍對峙。

　　

　　四、川南争奪戰

　　（一）戰前态勢及雙方作戰企圖

　　戴戡死後，馮國璋特任四川第一師師長周道剛暫代督軍。這時，北洋政府表面上要周道剛調解滇、黔、川軍間的沖突，實際上企圖利用四川的混亂局面，擴充親北洋的勢力，把滇黔勢力排擠出川。1917年8月6日，北洋政府任命長江上遊警備司令吳光新爲四川查辦使，帶領兩個旅入川“查辦”滇黔川軍沖突。不久，又命陝南鎮守使管金聚率一混成旅入川，支援川軍作戰。

　　在北洋政府的慫恿下，劉存厚等有恃無恐，決心繼續對滇軍作戰，達到将滇黔軍趕出川省的目的。其作戰方針是：先打滇軍，後攻黔軍，三路出兵，分進合擊。具體計劃是：第一師由東向西、第三師由北向南，夾擊據守資中、内江一帶之滇軍，爾後第二師攻叙州，第三師攻富順，第一師攻合江，得手後三路對進，會攻泸州。

　　8月下旬，第三師之張鵬舞、李挽瀾兩旅，由安嶽向資中推進，第一師劉湘旅進占隆昌。代督軍周道剛乘機勸說滇軍顧品珍部讓出資中，退往叙州以南。顧因所部防區孤立突出，如固守資中，有被川軍包圍吃掉的危險，遂答應周的要求，于9月6日撤離資中、内江，退守自流井（今自貢市）。第三師乘機進據資中、内江。

　　在此前後，雲南靖國軍五個混成旅，分別抵達叙州和泸州。9月22日，第四軍軍長黃毓成也進抵泸州。此外，黔軍師長王文華也率所部進抵綦江，準備配合滇軍作戰。10月4日，唐繼堯由昆明啓程赴貴州畢節，親自指揮對川作戰。

　　但是，這時四川戰場的形勢對滇軍十分不利。其一，川民視滇軍爲侵略軍，實行堅壁清野，騷擾襲擊，配合川軍打擊滇軍，使滇軍四面受敵；其二，滇軍曝師他省，軍心不齊，官兵思歸，鬥志衰退；其三，滇省連年用兵，彈藥匮乏，糧饷不濟。面對這種情況，滇軍将領中出現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爲，滇軍應“克日進取，速攻渝城（重慶）”；另一種意見則主張“暫謀收束，審機觀變”。①唐繼堯堅決反對收束，他認爲：“（1）我軍若不進取，則北軍集中重慶後，聯合川軍協以謀我，使我措手不及，進退均極困難……；（2）我軍内容不整，若不冒險進取，愈緩愈餒，必至不戰而潰……；（3）兩廣正在進行，陸（榮廷）且極力援湘，龍（濟光）亦積極籌備，我軍若不進取，他方進行，必受影響”。②因而堅決主張滇軍“冒險進取”，“速取渝城”，以先聲奪人，争取主動，改變滇軍的不利态勢。據此，命黃毓成軍之李友勳旅和顧品珍軍之何海清旅，分出合江、永川，向江津潛進，配合黔軍王文華師會攻重慶。

　　劉存厚盡管已經識破滇、黔軍的戰略意圖，但認爲江津、永川有周道剛之第一師，重慶有熊克武之第五師駐守，而且北洋軍吳光新部已經入川，重慶必無大慮，決定乘虛進攻叙、泸，先收複川南要地，爾後再回攻窺渝之滇軍。

　　從雙方作戰方針看，川軍重前輕後，潛伏着危機，隻有在既能攻取叙泸，又能迅速抽兵回顧重慶的情況下，才能争取主動，避免被動。滇軍分兵作戰，要想争取主動，固然叙泸之戰關系甚大，但攻渝之戰關系更大。如能攻克渝城，既可切斷北軍援川之主要通道，又可置川軍于腹背受敵之困境，出現全盤皆活的有利态勢。而滇黔軍能否順利克渝的關鍵，在于守渝之川軍第五師的态度。于是，唐繼堯加緊聯絡熊克武，促其響應護法，配合滇黔軍作戰。

　　

　　（二）内江、榮縣之戰

　　10月10日，滇軍繳獲川軍10月9日的一份作戰命令①，得悉川軍将于一周内實施攻取榮縣、自流井、威遠，并相機進攻綦江的作戰。爲了先發制人，滇軍決定提前發動進攻。10月12日，顧品珍令金漢鼎率三個團奪回内江。金旅于當晚出發，隐蔽開進，13日與川軍在白馬廟接戰。次日攻克白馬廟，直趨内江城。激戰兩日，守城的川軍張鵬舞旅棄城逃走。滇軍于15日占領内江。當晚，川軍第三師李挽瀾旅偷渡沱江，占領内江城郊白塔寺高地，向城内發炮轟擊，掩護步兵進攻。戰鬥十分激烈，滇軍損失較大。後金漢鼎組織敢死隊攻下了白塔寺，李旅被迫退走，内江防禦始趨穩固。

　　由于滇軍進攻内江，四川代理督軍周道剛公開放棄“中立”立場，通電聲讨滇軍。10月22日，川軍第一、二、三師約四萬餘人，對滇軍發動全面進攻。其部署是：第一師之第一旅（加強第二旅一個團）由永川直攻泸州；第二師與陳洪範、劉成勳兩混成旅及賴心輝等四個支隊進攻榮縣；汪可權、舒榮衢兩旅進攻威遠，爾後向叙州發展；第三師反攻内江，另以龍光獨立旅進攻自流井，得手後與一師夾擊泸州。23日，第三師順利攻下内江，滇軍金漢鼎旅分路撤往自流井和泸州。10月 26日，川軍第一師經永川攻占北雅鎮，爾後進逼泸州。中路第二師之第三旅于25日攻占威遠後，以主力配合第三師進攻自流井，以一部兜擊榮縣。防守榮縣的滇軍第一軍田鍾谷旅奮力抗擊，斃傷川軍千餘名。後因川軍抄襲後路，遂于31日放棄榮縣，退往叙州。川軍第二師各旅乘勢追擊，兵臨叙州。

　　

　　（三）泸州、叙州之戰

　　泸州駐有滇軍趙又新、黃毓成兩個軍部及所屬兩個旅。但是，趙、黃兩軍不相統屬，各自爲戰；其中一個旅又多新兵，無作戰經驗。因此，滇軍在泸州的防禦薄弱，除防守城區外，城郊各要點未置一兵。11月10日，周道剛委徐孝剛爲川軍第一師總指揮官，指揮該師從泰安場進攻泸州；另有第三師分別由富順、榮昌向泸州進攻。16日，川軍第一、三師對泸州發動總攻，迅速控制了五峰頂、小市諸要點。在川軍攻勢面前，滇軍各級官長“各爲顧貨财、保妻子之計，不知勇猛督率所部，生死與争”②，以緻素稱“鐵打泸州”的堅城，于21日輕易失守。滇軍經藍田壩、納溪向南潰退，擁擠踐踏，互不相顧，沿途又遭棒匪襲擊，“死傷相繼，屍血載道”③，部隊損失過半。川軍渡江追擊，于11月23日攻占納溪。

　　在川軍第一、三師攻占泸州兩日後，第二師也對叙州發動了總攻。滇軍守叙總司令爲趙鍾奇，下轄馬、趙式銘兩旅，分別防守宗場、炊鍋山、白沙場、真武山、翠屏山等高地。11月23日上午，川軍第二師以三旅之衆，并聯絡棒匪數千，分別從白沙場、宗場兩個方向對叙州發動進攻。防守宗場之滇軍一個團初抵戰地，不熟地形，在敵兩路夾擊下放棄陣地，撤往吊黃樓。防守白沙場、象鼻場之滇軍聞宗場失守，因翼側暴露，亦棄守後退。吊黃樓系叙州北面之咽喉要地，滇軍竭力據守。川軍見吊黃樓難于攻取，遂一面在此佯攻，牽制滇軍，一面派兵由上遊渡過岷江，從翼側攻擊翠屏山，同時派遣便衣隊潛入城内，襲擊滇軍司令部。防守吊黃樓之滇軍見敵人兜擊側後，軍心搖動，紛紛放棄陣地，向叙城撤退。趙鍾奇等将領下令緊閉城門，不知所措。28日，滇軍放棄叙州城，“分頭亂竄，有由柏樹溪退者，有向筠連退者，有經牛街鎮雄方向退者；沿途均被團防、棒匪堵擊，槍支大半散失”①。此戰，滇軍傷亡二千餘人，彈藥辎重損失殆盡。11月29日，趙鍾奇率殘部退至安邊，旋又退守橫江。川軍占領叙州後，乘勢南進，連陷高縣、慶符、珙縣、筠連、興文等縣，大有進窺雲南之勢。

　　滇軍在泸州、叙州之戰中所以遭到慘敗，主要由于防守泸、叙的兵力弱于川軍；其次是唐繼堯遠駐畢節，卻直接指揮各旅作戰，以緻前線各部隊之間互不協同，舉措紊亂；此外，士兵普遍存在厭戰懼戰情緒，以緻稍戰即潰。泸、叙失守後，唐繼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攻渝作戰上，他一面下令攻渝部隊加緊作戰，提出“我軍可勝不可敗”，一面令新組建的靖國軍第八軍（軍長葉荃）火速入川，牽制川軍，準備一旦重慶得手，立即反攻叙、泸。

　　

　　五、重慶之戰　　

　　川軍攻占泸州、叙州後，未能按預定計劃牽制住攻渝之滇軍，反使自己被牽制在叙、泸等地，進退兩難。同時，川軍的後方也動蕩不安。1917年11月1日，川邊屯殖使張煦在西昌宣布獨立。唐繼堯委張爲靖國軍第七軍軍長，令其率所部三十營進攻漢源，威脅成都。不久，由孫中山派遣入川的中華革命黨人黃複生、石青陽和前川軍将領盧師谛、顔德基等人，招集舊部、散兵遊勇和綠林武裝，組成四川靖國國民北伐軍，在永甯、合江和綦江一帶活動，配合滇黔軍進攻重慶。于是，四川的軍事形勢發生了不利于川軍的變化。

　　滇黔軍攻渝之戰早于1917年11月初即已開始。滇軍何海清、李友勳兩旅乘川軍第一師西進攻泸之際，迅速由兩翼襲取永川和合江，切斷了攻泸川軍與江津、重慶守軍的聯系。與此同時，黔軍總司令王文華指揮該師和石青陽之四川靖國軍一部，由綦江分兵兩路向重慶推進：一路經廣興場、夾灘場進迫江津；一路出龍崗經界石進攻三百梯，拟從正面進攻重慶。該路部隊約兩個團，秘密開進，隐蔽接敵，順利通過龍崗、界石，突然于11月12日晨将防守三百梯的北軍吳光新部一個營團團包圍，并發起猛烈進攻。北軍旅長李炳之親率一團馳援，憑險頑抗。黔軍見正面進攻受阻，便分兵一部，企圖從側翼經鹿角場、黃角桠襲擊重慶，結果遭到北軍李旅另一個團的節節抗擊，進展緩慢，其後路又受到自土橋方向迂回而來的一營北軍的威脅，被迫于14日退守鹿角場。

　　此時，另一部黔軍向江津發動了進攻。江津位于長江南岸，距重慶數十公裏，是由長江北岸進攻重慶的重要通道。黔軍以四個營的兵力，于11月11日秘密進抵江津外圍，并控制了龍門灘、夾灘場等要地。12日晨，向江津城發起進攻，順利攻占了城南高地。這時，防守江津之川軍僅第一師一個營，周道剛急令剛抵重慶的管金聚之陝軍第二梯團（步兵兩營，騎、炮各一連）增援江津。陝軍趕到江津後，以一營扼守沿江要隘，另一營配合川軍仰攻城南高地，經兩晝夜戰鬥，終将黔軍擊退。20 日，滇軍李友勳旅趕到，配合黔軍一舉攻克江津。

　　11月26日，滇軍第一軍軍長顧品珍抵達江津，與黔軍師長王文華商定協同攻渝作戰計劃。其要點是：滇軍負責阻截可能由泸州援渝之敵，并以主力從江北分由走馬崗和江津指向重慶，爲助攻；黔軍以一部固守江津、白沙，其主力沿長江南岸進攻黃角桠、連山一帶，爲主攻；電請唐繼堯轉饬趙又新、黃毓成所部反攻泸州，以牽制叙、泸之敵，掩護攻渝部隊之側後安全。唐批複：“叙泸方面，正力圖恢複。重慶須早日攻下，方有辦法。計劃既商定，此間不爲遙制”②。由此觀之，唐繼堯似乎汲取了叙泸之戰的教訓，改變了對前線部隊統制過死的做法。

　　11月30日，滇黔川靖國聯軍①按計劃分路向重慶發動了進攻。江北滇軍分爲兩路：右路李友勳旅由江津向白市驿方向推進。當日克銅罐驿，12月1日進占陶家場、福壽場，次日克白市驿。左路何海清旅由永川進擊，于12月2日克走馬崗、老關口，3日進迫浮圖關。與此同時，長江南岸之黔、川軍也對銅元局、黃角桠之敵發動了進攻。該方向有北軍吳光新所部之李炳之旅和川軍第一師之兩營特種兵，共約千餘人。黔軍投入作戰的部隊共九營，加上石青陽所部四川靖國軍，共約二千人。12月1日，黔川軍分左右兩路奮勇進擊，王文華“嚴令前敵各軍，雖傷亡至五六營以上，不準稍退一步”①。血戰數日，黔軍共傷亡營長以下官兵約千人，終于在12月4日上午進據真武山和黃角桠，與重慶僅一江之隔。

　　周道剛、吳光新見滇黔川聯軍兵臨城下，感到重慶難保，遂棄城而走。吳光新部于12月3日夜乘船退往宜昌，周道剛率所部于11月4日晨退往合川。4日下午，滇黔川聯軍進占重慶，請熊克武出面維持秩序。13日，熊克武緻電孫中山、陸榮廷、唐繼堯等，宣布與西南各省一緻行動。

　　

　　六、成都之戰

　　滇黔川聯軍攻占重慶後，即确定了以占領成都爲主要目标的全線進攻作戰計劃。進占重慶的部隊分兵三路向成都進發：四川靖國軍爲右路，由重慶出壁山，經青木關、合川西攻成都；貴州靖國軍爲中路，由重慶出壁山、大足，經安嶽、樂至進逼成都；滇軍顧品珍部爲左路，由重慶西攻永川、榮昌，進取内江、資中，爾後北攻成都。與此同時，退駐川南的滇軍趙又新、黃毓成等部由永甯北攻納溪、泸州，然後一路循長江反攻叙州，一路經富順進攻自流井，得手後，再進取威遠、榮縣，經仁壽進逼成都。

　　聯軍發起進攻後，進展頗爲順利。12月15日午前，滇軍趙又新部攻占納溪，繼向泸州進逼。18日，川軍第一師第二旅旅長王■在合川發出通電，宣布護法，駐守泸州之劉湘第一旅随之動搖。19日，滇軍一舉攻占泸州，劉湘旅退往永川。22日，顧品珍部攻占永川，川軍第一師代師長徐孝剛暨劉湘旅退往隆昌。

　　12月18日，馮國璋特任劉存厚爲四川督軍。1918年1月1日，甘心附逆的劉存厚在成都正式就職，并電饬徐孝剛固守隆昌，阻止滇軍前進，準備調集兵力，調整部署，進行反擊，奪回泸州、重慶。然而，未等川軍反攻，滇黔川聯軍先敵發動了更爲強大的攻勢。其部署是：滇軍顧品珍部由永川沿大路攻取隆昌、内江；趙又新部一由泸州攻富順，一向叙州進攻，以爲牽制；黔軍王文華師之一部出大足，經吳家鋪助攻隆昌、内江；川軍石青陽部進攻安嶽、樂至；熊克武部一由安嶽取遂甯，一攻順慶；叙南趙鍾奇部牽制盤踞叙州之川軍，策應主要戰場行動。據此部署，顧品珍所部于1月2日占榮昌，8日下隆昌，15日占内江；熊克武指揮之川省靖國軍于1日克渠縣，3日克遂甯，9日克順慶（今南充）、保甯（今阆中）；黔軍王文華師占領了大足等地。此後，趙又新所部于14日占富順；叙南趙鍾奇進占屏山、筠連。靖國聯軍的強大攻勢，不僅打破了劉存厚反攻泸州、重慶的計劃，而且進一步削弱了他的實力。劉、鍾、周各部被壓縮在叙州、自流井、簡陽至成都的狹長地域内。

　　劉存厚面對險惡形勢，一面叠電北京政府，請速接濟槍支彈藥，并請轉令陝、甘、鄂三省督軍迅速抽調勁旅增援；同時再次調整兵力，準備對聯軍實行局部反攻，企圖奪回部分失地，穩住陣腳，堅守待援。1月16日，劉存厚軍北路司令楊肇錫反攻遂甯獲得成功。20日，南線之舒榮衢旅打退趙又新部的進攻，奪回富順；中路鍾體道師也擊敗進攻安嶽之黔軍，推進到永清場。劉存厚軍反擊作戰，給滇軍造成較大損失②，但其所屬部隊亦因數月激戰，已成強弩之末，局部反攻雖獲小勝，終因兵力不敷，無法擺脫被動态勢。

　　1月23日，馮國璋任命劉存厚兼北洋陸軍第二十一師師長，舒榮衢爲該師第四十一旅旅長，陳洪範爲第四十二旅旅長，劉成勳爲陸軍第二十二混成旅旅長，汪可權爲第二十三混成旅旅長，企圖用将劉存厚所統之川軍納入北洋軍序列的辦法，繼續把劉牢牢地拴在“武力統一”的戰車上。北洋政府這一招果然見效，劉存厚在接到命令的當天，即緻電北洋政府，聲稱要作戰到底，“決不與滇黔議和”。然而，這種頑固态度，并未給川軍帶來任何希望。

　　1月25日起，川南滇軍分兵四路向叙州、富順、内江和資中等地發起猛烈進攻。劉軍因傷亡慘重，彈藥匮乏，後援不繼，戰力銳減，整個防線呈瓦解之勢。30 日，劉存厚急電段祺瑞，謂“饷械全罄，各軍退卻，叙州、遂甯相繼失陷，維持力竭，乞速援救”①。但此時北軍在湖南新敗，嶽陽失守，北洋政府本其必先争湘圖粵的既定方針，正急于改變湖南戰場的被動态勢，無力顧及四川方向，因此，對劉存厚的告急電，未予回音。

　　1月31日，滇軍攻占叙州，2月2日攻占内江、富順，6日攻占自流井。劉軍一、二、三師龜縮于樂山、簡陽至成都：間狹小的地域内。

　　爲了保存實力，應付危局，劉存厚于1月31日通電宣稱：将四川督軍一職讓給熊克武，“自己解甲歸田，以明素志”，要求與聯軍停戰議和。這一緩兵之計當即被聯軍識破，認爲“所雲停戰，實系緩兵”①。唐繼堯、熊克武要求劉克日率部撤出四川，退往陝西。劉存厚默而不答。于是，各路靖國軍繼續揮兵前進。

　　緩兵之計落空後，劉存厚決心以所餘兵力固守成都外圍要點，等待北洋政府救援。他分析戰場形勢，認爲滇軍在南路，黔軍及熊克武所部在北路，“兩相比較，實南強而北弱”，因而決心對南路之滇軍取守勢，對北路之黔軍取攻勢。爲此，決定抽調防守資中的部分兵力至簡陽方向，準備伺機反擊。

　　2月上旬，防守簡陽的川軍第三師未等資陽之援兵趕到，就倉促協同第二師之第三混成旅，對樂至之黔軍發動進攻，攻占該鎮後，又繼續進攻安嶽。中途遭到黔川聯軍迎頭痛擊，旋即放棄樂至，回守簡陽。聯軍乘勢追擊，在樂至以西之施家壩遭到由資中和樂山赴援之劉存厚軍猛烈阻擊。

　　正當簡陽劉軍頑抗聯軍進攻之際，第二師所屬之劉成勳、陳洪範兩旅于2月16日在樂山宣布參加護法。18日，第一、三兩師全體軍官和第二師之汪可權、舒榮衢旅，也宣布與西南靖國軍一緻行動，并推熊克武主持四川軍政事務。

　　劉軍紛紛參加護法，滇黔軍得以長驅直入，于2月18日占領簡陽，進逼成都。熊克武所部也乘勢攻占淮鎮，向成都挺進。

　　劉存厚見所屬部隊分崩離析，無法再戰，遂于2月19日夥同城防司令田頌堯等撤離成都，退往川北。3月8日，孫中山任熊克武爲四川督軍。曆時八個月的四川護法戰争，至此告一段落。

　　滇黔川聯軍攻占成都後，唐繼堯于3月下旬開始組織部隊援鄂援陝。但這時湖北靖國軍已敗退鄂西，滇黔援鄂軍遂與北軍相持于宜昌、夔州間，不再前進。

　　滇黔軍所以取得攻川之戰的勝利，主要由于其作戰指導比較正确。滇黔軍入川伊始，針對劉軍主力集中于川南的情況，把注意力放在防守薄弱的重慶方面，兜擊劉軍的後方。這一方針無疑是正确的。以後雖出現了叙州、泸州相繼失守的危局，進攻重慶的初旨仍不動搖，結果重慶一經攻占，戰場形勢馬上發生變化。在攻占重慶後，聯軍以一部兵力牽制叙州劉軍，集中主力分由重慶、泸州迅速攻取成都，使劉軍陷入困境，從而完全奪取了戰場主動權。此外，中華革命黨人在四川組織反劉武裝和聯軍注意開展分化川軍的工作，也爲作戰的勝利創造了有利條件。劉存厚軍的失敗，主要在于政治上逆曆史潮流而動，軍事上急功近利，缺乏全局部署。他隻顧争奪叙、泸，而忽視對後方要地的防守，結果雖得叙、泸，卻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既不能向縱深發展，又不能回兵救渝，陷入進退維谷之境地，終于招緻最後失敗。

　　滇黔軍進攻對抗護法運動的劉存厚所屬川軍，固然有其進步的一面，但以護法爲名，行吞并四川之實，這就理所當然地遭到四川人民的反對，因而其勝利也是暫時的。滇軍進占四川後，耀武揚威，專橫跋扈，與黔、川靖國軍的矛盾逐漸加深，開始醞釀一場新的軍閥混戰。


第六节 粤、闽、赣地区的作战

　　一、作戰雙方的企圖及部署

　　奪取廣東，是段祺瑞“武力統一”戰略中最根本的任務。段政府認爲：“欲謀統一，必先收粵，粵不下，湘不安，戰局不了，國是不定”②。因此，在1917年 9月傅良佐帶北軍入湘時，北洋政府就同時指令閩、贛、浙省軍隊和瓊州龍濟光部，對粵省“同時并舉，協力進攻”，以策應湘省作戰。其攻粵部署是：龍軍直取欽（州）、廉（州）、高（州）、雷（州）地區，東圖廣州，并切斷粵桂通路；福建派兩混成旅沿汀江入粵，進占嘉應州（治今梅州市）、惠州（治今惠州市）地區，西攻廣州，江西派一混成旅逾大庾嶺，入韶州（治今韶關市）地區，南攻廣州，形成三面夾擊之勢。①10月23日，北洋政府收買廣東潮梅鎮守使莫擎宇，宣告“ 對省獨立”，與廣東省政府脫離關系，直接聽命于北京政府，并立即派兵攻打惠州。①

　　莫擎宇發難興兵，爲北洋政府大舉圖粵制造了契機。10月24日，閩督李厚基在段政府授意下通電支持莫擎宇，并令汀漳鎮守使兼北洋第十四混成旅旅長臧緻平率兵十營進援。此後不久，龍濟光也由瓊州出兵，抄襲粵省側背。于是，段系軍隊攻粵之戰全面展開。

　　1917年11月10日，陸榮廷在梧州召開軍事會議，讨論粵省攻防作戰計劃。參加會議的除桂系要員外，還有孫中山的代表胡漢民、海軍總司令程璧光、廣東省長李耀漢等。會上，軍政府代表提出應将屢與軍政府爲敵的廣東督軍陳炳焜調離，并要求将已編爲警衛軍的原省長朱慶瀾的二十營軍隊，重歸陳炯明統帶①。陸榮廷表示“讓步”，建議調陳炳焜爲讨龍軍總司令（後改爲李烈鈞），但同時要求陳炯明率所部二十營協助攻閩，借以削弱軍政府的勢力。會議推舉陸榮廷爲兩廣巡閱使兼廣東督軍，陸自稱“年老多病”，派其親信、原廣惠鎮守使莫榮新代理廣東督軍。

　　莫榮新上任後，鑒于莫擎宇盤踞潮汕，李厚基出兵援潮，在陸榮廷的授意下，決定在進剿莫擎宇部之同時，實施大規模攻閩作戰，以策應湘省軍事。11月27 日，由程璧光出面，召集滇軍總司令李烈鈞、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督軍署參謀長郭椿森以及胡漢民、汪精衛等，在廣州海珠開軍事會議，商訂攻閩方略。決定成立“ 征閩海陸聯合軍”，以程璧光爲總司令，指揮海軍、滇軍、粵軍三支部隊，分五路攻閩。兵力包括駐粵海軍全部，陳炯明之粵軍二十營，駐粵滇軍全部，和粵省地方軍八營，桂軍一支隊。具體部署是：以陳炯明部二十營進攻漳州，爲第一路；李烈鈞統率滇軍兩個師進攻汀州（今長汀），爲第二路；沈鴻英率“平潮軍”②十二營進攻上杭，爲第三路；劉志陸率“平潮軍”十五營進攻诏安，爲第四路；程璧光率海軍艦隊襲擊福州，爲第五路。計劃确定不久，得悉龍濟光于12月11日由瓊州出兵攻粵，遂重新調整部署：由攻閩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繼續率所部進攻閩省；以駐粵滇軍第六軍軍長方聲濤爲征閩靖國軍總指揮，率所部第八旅（旅長伍毓瑞）、第九旅（旅長夏述唐）進駐潮、汕①，策應陳炯明部作戰；以李烈鈞爲讨龍軍總指揮，率沈鴻英、林虎兩支部隊赴粵東南抵禦龍濟光部；海軍則全部參加讨龍作戰。

　　

　　二、攻閩之戰

　　（一）雙方兵力及作戰部署

　　陳炯明于1917年12月8日就任攻閩粵軍總司令職後，便着手進行作戰準備。由于原二十營粵軍裝備低劣，每營僅有槍二三百支，莫榮新又從中掣肘，除撥少量開拔費外，饷彈方面概不負責。陳炯明等深感實力單薄，出兵困難，在征得孫中山同意後，施行一項擴充實力的方案：一面向地方士紳借槍，一面向海外革命人士募捐饷款。其中規定，能募到人槍二百者爲營長，人槍六十者爲連長，人槍二十者爲排長，不願擔任軍職的按槍付錢。經過一番努力，共籌集到各種槍二千餘支，子彈數萬發。這樣，加上滇軍方聲濤部，攻閩軍總數達二萬人左右。陳炯明将攻閩軍編爲若幹個支隊，每支隊轄二至四個營不等①，任鄧铿爲參謀長。

　　1918年1月25日，陳炯明在廣州誓師攻閩。27日，率主力部隊離開廣州，開赴汕頭。

　　這時，閩省全部軍隊約有三個師的兵力，其中有福建第一旅（旅長姚建屏）駐福州；北洋第十混成旅（旅長唐國谟）駐廈門；北洋第十四混成旅（旅長臧緻平）駐诏安；閩省清鄉隊（總司令張清汝）駐延平（今南平市）。另有巡防隊約四個團分駐各地。總計二萬二千餘人。閩督李厚基得到粵軍将要攻閩的情報後，一面調唐國谟等部開赴永定、上杭一帶趕築工事，準備抗擊粵軍，一面叠電北洋政府派兵援閩。

　　早在1917年11月底，北洋政府看到潮梅的莫擎宇部将被粵軍剿滅，閩省兵力單薄，岌岌可危，感到“閩或有失，浙必動搖，粵、閩、湘、桂聯成一片，大局益不易收拾，斯時政府處置愈難”②，于是急派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由直隸廊坊南下援閩（馮旅到江蘇浦口後又改援湘西），繼而又令浙江童葆暄師赴閩助戰。

　　

　　（二）粵軍三路攻閩

　　1918年2月中旬，攻閩粵軍進抵潮州（今潮安）、汕頭一帶。但是，陳炯明對攻閩作戰并不熱心，部隊進抵潮汕地區後，忙于招兵索饷，培植個人勢力，遲遲不向閩省發動進攻，緻使北軍得以從容調遣兵力，擴充力量，加強并完善了在閩西南的防禦部署。3月22日，孫中山緻電陳炯明，指出：“若乘敵軍初到，地形未谙，利用内應，猶可先發制人”，宜“速下攻擊命令”。③但陳炯明以“布置未周”爲借口，對孫中山之電令置若罔聞。4月5日，孫中山再次緻電陳炯明，嚴厲指出：“援閩之舉，準備已久”，“惟攻擊之令，至今寂然無聞，敵備日增，且狃于嶽長之役，虜氣益驕，我軍頓兵不進，足以示弱”，“況段賊複出，積極圖南，我軍從事準備，增力幾何？而彼則恃有外援，愈久則力愈充，及今圖之，惟在速戰”。①孫中山着眼全局，曉以利害，催陳速戰，是很有道理的。

　　陳炯明部在粵閩邊境滞留三個月，确已錯過了大好戰機。在此期間，其它戰場的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在湘省，北軍陷嶽陽，占長沙，正向湘南推進；在江西，陳光遠已調遣兵力，襲占廣東南雄；在閩省，不僅防禦準備日臻完善，而且浙江援軍已經入閩，軍事力量已得到較大加強。總之，整個形勢對攻閩粵軍越來越不利。

　　到5月初，攻閩粵軍已擴充至三十營，約一萬二千人。在孫中山和粵軍将領的逼促下，陳炯明才下達進攻命令。其第一階段作戰計劃是：許崇智第二支隊四個營爲左路，從蕉嶺向武平、上杭進攻，得手後，進規長汀、連城；陳炯明親自指揮第一、三、四支隊和預備隊爲中路，分兩路進攻，以第一支隊和預備隊共五營，從大埔進攻永定，得手後，進規龍岩，第三、四兩個支隊共六營，從饒平（今三饒）進攻柏嵩關以規平和；右路則由參謀長鄧铿指揮，包括第五支隊三營和遊擊二營，集中于澄海、黃岡（今饒平）以監視诏安、雲霄之敵。粵軍指揮部設在三河壩。

　　5月10 日，粵軍發動全面進攻。由于許崇智在民國元年曾任閩軍師長，較有聲望，戰前已運動駐武平的一個營和駐上杭的一個大隊倒戈附粵，故該路進展順利，當日即占領武平，三日後占領上杭。因中路李炳榮第一支隊進攻永定受阻，許崇智當即派出二營增援，始克永定。中路第三、四支隊也順利攻占柏嵩關。這樣，閩軍第一道防線完全被突破，粵軍向閩省推進達五十公裏，基本完成了第一階段作戰任務。

　　粵軍稍事休整後，即準備實行第二階段作戰計劃。左路許崇智部分爲二支，一從上杭進攻連城、永安，規取沙縣；一取長汀、清流、歸化（今明溪）、将樂、順昌，然後進占延平；中路李炳榮第一支隊和熊略預備隊分別進攻龍岩、南靖；羅紹雄、鄧本殷第三、四支隊進攻平和，攻取漳州；右路洪兆麟第五支隊進攻雲霄、漳浦。各路若進展順利，則繼續向縱深發展，夾擊福州。不料部隊尚未行動，從浙江援閩的童葆暄第一師已抵前線，閩、浙軍隊聯合發起反攻，戰局急劇逆轉。

　　

　　（三）閩浙聯軍大舉反攻

　　1918年5月20日，北京政府任命張懷芝爲援粵總司令，吳佩孚爲援粵副司令，調集北方各省軍隊組成援粵軍，拟分三路攻粵。段祺瑞野心勃勃，企圖一口吞并粵省。但是，吳佩孚對任其爲援粵副司令一事不予理睬；張懷芝則在湘東作戰時吓破了膽，已無攻粵的勇氣；各省“援粵”軍也相互觀望，遲遲不動；隻有東線李厚基，處在粵軍進攻正面，爲保住地盤，不得不拚力作戰。

　　5月底，童葆暄率浙軍第一師趕到前線後，北洋政府任命李厚基爲閩浙援粵軍總司令，童葆暄爲副司令。6月4日，閩浙聯軍分兵三路，向粵軍發動全線反攻：以臧緻平旅爲左路，拟突破诏安、黃岡粵軍陣地，進窺潮汕；童葆暄師爲中路，從平和進攻柏嵩關，然後進取高陂，控扼韓江，威脅粵軍總指揮部所在地三河壩；唐國谟旅爲右路，收攏被許崇智部擊散之潰兵，拟先取龍岩、上杭、永定，然後改取守勢，牽制粵軍左翼兵力。閩浙聯軍投入反攻之總兵力約一萬五千人，基本企圖是左攻右守，首先進占潮汕，同時襲取大埔、三河壩，将粵軍南北割裂，進而各個擊破。

　　此時，陳炯明與方聲濤之間已出現隔閡，滇軍隔岸觀火，消極怠戰。粵軍右路兵少力弱，饷彈不繼，在閩軍臧緻平旅的反擊下，放棄黃岡，退守汕頭。陳炯明急調許崇智之左路軍一部增援，企圖趁臧旅立足未穩之際，收複黃岡。不料閩軍右路又乘虛而入，攻占永定，許崇智部退守岩前；粵軍中路防線也被浙軍突破。激戰日餘，粵軍在初期攻取的閩西南要地又全部喪失。接着，閩軍左翼前鋒深入到汕頭一帶，其中路已突破峰市，進逼大埔。粵軍被動挨打，形勢岌岌可危。

　　這時，已經離開廣東護法軍政府的孫中山，鑒于閩粵戰場形勢惡化，極爲焦慮，于6月27日緻電陳炯明，指出：粵省北面，張懷芝已組織軍隊屯集贛南；南面，北軍已由海路運兵二千至汕頭；東面，李厚基、童葆暄大兵壓境。攻閩粵軍已處于三面包圍之中，“此時敢冒險進攻則生，不冒險則必緻坐困。以攻爲守，則士氣壯，響應多，敵膽寒，一進必收奇效。否則士氣日喪，響應日微，敵膽日壯，而我以可勝不可敗之兵，據能戰而不能退之地，必無幸免也”。②然而，陳炯明此時對北洋政府已有“内附之意”①，因此，一面消極防禦，節節退守，一面暗向北軍傳遞函電，以示妥協。

　　但是，這時北軍在軍事上叠獲勝利，氣焰正盛，對陳炯明“内附”之表示置之不理，拟乘其鬥志動搖之機，“一擊破之”①。于是閩浙軍隊繼續窮追猛打，并以主力從左翼楔入粵境，于7月18日攻占大埔，威脅粵軍總指揮部駐地三河壩。

　　在此危急時刻，孫中山再次寫信給陳炯明，向其分析敵我形勢後指出：“兄身當敵沖，後援難恃，強敵在前，所部又饷械俱乏，處此局勢，萬難操全勝之算，若審慎求全，則我之兵力有限，敵之增援無窮。爲兄今日計，惟有奮力前進，冒險求勝，規取閩中”②。孫中山一面反複勸導陳炯明，一面派廣東軍政府參謀部長呂公望（原浙江督軍）往前線策動浙軍倒戈起義，分化瓦解北軍。

　　

　　（四）粵軍轉敗爲勝

　　陳炯明見“内附”之意不被北軍理睬，當面敵軍又步步進逼，因而不得不聽從孫中山的勸導，重新組織兵力，從軍事上尋找出路。7月23日，他将右路之洪兆麟支隊調至中路，增強三河壩一線防禦力量。8月初，陳炯明集中中路粵軍反攻大埔，以一部兵力從正面仰攻，分兵一部由漳溪下遊攻敵側背。經兩晝夜激戰，閩軍不支，棄城潰逃。這時，駐守饒平的浙軍第一團團長陳肇英，在呂公望等人的策動下率部起義，成立“援閩浙軍”總司令部。浙軍師長童葆暄倉皇率部撤離前線，退往廈門。粵軍乘勢全線反攻，右翼鄧铿部連克诏安、雲霄、漳浦等城，直逼漳州。左翼許崇智部乘勢向閩西進攻，連占武平、上杭、龍岩等地，與主力部隊會攻漳州。 8月31日，粵軍攻克漳州，繼而向廈門推進。李厚基驚慌失措，逃回福州。9月12日，李緻電段政府，報告閩軍處境危急，請辭閩浙援粵軍總司令職。段政府一面電令李厚基堅守待援，一面急調北軍從三路援閩：贛省抽調軍隊開赴上杭，浙省增派軍隊馳往廈門，海軍派艦隊進入廈門海面。

　　10月3日，軍政府任命陳炯明爲福建省宣撫使兼攻閩軍總司令。11月，粵軍與閩浙聯軍在福建前線劃界停戰。

　　

　　三、讨龍之戰

　　龍濟光同張勳一樣，是反動愚頑的“怪物”之一。在護國戰争後期，面對滇桂軍的強大軍事壓力，龍濟光走投無路，後由黎元洪出面調解，才得以兩廣礦務督辦名義率殘部移駐瓊州。龍在瓊州招兵買馬，企圖卷土重來，重作廣東的土皇帝。

　　護法戰争爆發後，段祺瑞調動北軍進攻湖南，龍濟光認爲時機已到，叠函馮國璋，表示願充攻粵前驅。他聲稱：“惟冀鈞座排除群論，速定方針，……濟光秣馬厲兵，敢憚征繕。各将領枕甲請纓，勿灰其氣，望鈞座有以策厲之。”①北洋政府也很賞識龍濟光這隻鷹犬，于1917年11月8日任命龍爲兩廣巡閱使，令其出兵攻粵。

　　龍濟光受命後，立即以所部二萬餘人分三路進攻：任李嘉品爲第一路司令，拟從陽江登陸，經合山、恩平進圖廣州，并控扼西江中段，斷絕桂粵聯系；任段爾源爲第二路司令，馬存發爲第三路司令，拟從海安登陸，先占雷州半島，爾後向桂粵邊界發展，伺機攻取南甯。

　　1917年12月14日，李嘉品率部在陽江秘密登陸成功，即以一部兵力駐守陽江，主力向恩平和陽春推進。龍濟光則親率第二、三路軍從海安登陸，向石城（今廉江）、化州方向發展。

　　廣東督軍莫榮新得知龍軍大舉進犯，急令沿海粵軍抗擊登陸之敵，以待後援；繼令駐粵海軍分別開赴閘坡、崖門等地，堵截龍軍後繼船隊。旋于12月16日召開軍事會議，商訂讨龍作戰計劃。12月30日，莫榮新任命欽廉鎮守使沈鴻英爲讨龍軍第一軍司令，令其率所屬十二營在石城至化州一線阻擊龍軍；以原高雷鎮守使林虎爲讨龍軍第二軍司令，令其率警衛軍十二營開往恩平方向迎敵。以上兩支軍隊兼程開赴前線，在預定地點展開并完成防禦部署，阻止和遲滞向前疾進的龍軍。嗣後，莫榮新又分任督軍署參謀長劉志陸和粵省警務處長魏邦平爲讨龍軍第三、四軍司令，李根源爲讨龍靖國軍（由滇軍三個團組成）司令①。以上讨龍軍總數共五十營約二萬餘人。

　　東路陽江方向作戰非常激烈。林虎所部讨龍軍開赴前線後，猛沖猛打，曾一度收複陽江，迫敵前鋒退守織篢。1918年2月初，李嘉品之後續部隊馳赴織篢，會合退守該地之先頭部隊并力反撲，于25日複占陽江，東路戰局再度惡化。3月7日，粵督莫榮新任命李烈鈞爲讨龍軍總指揮，統一指揮陽江方向之作戰。

　　3月11日，李烈鈞拟定了全線反攻作戰的計劃，基本企圖是：集中主力部隊于開平至陽春一線，分兵四路圍殲李嘉品所部龍軍，收複陽江，再進擊石城、化州之敵。具體作戰部署是：第四軍由那扶進逼陽江東部，負責牽制敵人；第三軍由恩平、那龍出合山，進逼陽江東北部；第二軍于恩平與陽春之間前進，攻擊陽江西北部；李根源靖國軍由黃泥灣至陽春大道前出，配合第二軍進擊陽江西北部，并負責警戒高州、雷州方向之敵；沈鴻英之第一軍進抵石城一帶，襲擊龍軍之二、三路，阻敵增援陽江。

　　3月16日，劉志陸指揮第三軍克複恩平，爲其它各路軍跟進展開掃除了障礙。李烈鈞當即決定第三軍從正面牽制敵人，而以李根源之靖國軍作爲主攻部隊，于24日前插到陽江北部，從翼側攻擊敵人。同時令第二、三、四軍均按原計劃分別于23日前向陽江推進，掩護李根源部之進攻行動。

　　讨龍軍四路進攻，海軍艦隊也協力堵剿。李嘉品見難于抵抗，遂于3月25日放棄陽江，逃向電白（今電白東）。讨龍軍乘勝追擊，于4月12日占領電白。

　　這時，龍濟光主力麇集在高州、化州、石城一帶，準備頑抗。讨龍軍攻克電白後，立即分兵兩路，以左翼部隊配合沈鴻英部扼制化州東北部，并向化州、石城之正面攻擊；以步兵一營、工兵一連組成別動支隊，在海軍掩護下，在雷州半島南部登陸，攻擊龍軍側背；另以軍艦載步兵一部，在瓊州登陸，襲擊龍軍老巢。

　　龍濟光部四面被圍，已無鬥志。讨龍軍步步推進，勢如破竹，于4月25日收複化州，27日攻克石城，28日下遂溪。與此同時，瓊東縣（今瓊海東北）警衛營長楊錦龍，聯絡本部及當地黎族人民宣布獨立，反對龍濟光在瓊州的統治。龍濟光見所部彈盡糧絕，進退失據，隻好棄軍逃走，赴北京投靠段祺瑞，其部下多繳械投降。

　　

　　四、南雄之戰

　　1918年4月，江西督軍陳光遠遵照段祺瑞三路攻粵的命令，派兵攻入廣東南雄。南雄位于大庾嶺南麓，是江西進入廣東的通道之一。4月18日，陳光遠派贛南鎮守使吳鴻昌爲攻粵總司令，混成旅長丁效蘭爲副司令，率兵兩旅向南雄進攻。廣州護法軍政府陸軍總長、靖國軍第五軍軍長張開儒，鑒于南雄隻有守兵四營，難于抵敵，急調駐韶關、仁化等地的第五旅、第六旅及炮兵一團，向南雄增援。但援軍立足未穩，即被贛軍擊潰，南雄陷落。莫榮新得報，急任李根源爲粵贛湘邊防軍務督辦，令率所部滇軍由讨龍戰場疾速北上。

　　李根源率靖國軍趕到韶關，将所部布置在韶關以北，接替第五軍防務。5月初，李烈鈞又奉命率讨龍部隊增援北線。由于張開儒南雄之敗，莫榮新乘機排除異己，撤掉了張的軍長職務②，将第五軍交給李根源統率。李烈鈞、李根源整頓部隊後，決定分兵三路反攻贛軍。命滇軍朱培德旅出仁化、扶溪，楊益謙旅出都坑、羅壩，威脅贛軍兩翼；第五軍爲中路，從正面進攻南雄。爲加強攻擊能力，李烈鈞從廣州調運數門重炮配屬部隊。

　　6月3日，靖國軍發動全面反攻。激戰四晝夜，贛軍向贛境敗退，靖國軍克複南雄。

　　靖國軍反攻獲勝後，李烈鈞聯絡在衡、寶以南屯集的湘、桂軍，拟相互策應，大舉北進：由湘桂軍負責攻取衡、寶，滇軍負責攻取贛州；另調駐守潮梅的方聲濤部由梅縣出武夷山，直搗甯都。但此時粵、桂軍意見紛歧，俱無戰意；陸榮廷則主張“湘邊現狀，宜取守勢，雖有生力軍到，亦不必汲汲進攻，但以保守桂邊，靜待爲上”③。不久，李烈鈞奉調爲廣州軍政府參謀長，其三路反攻計劃遂成泡影。此後，滇、贛軍相持于大庾嶺及信豐、崇義之間，再無大的戰事。


第七节 护法军政府改组与孙中山离粤

　　在粵省四周軍事鬥争激烈進行的同時，廣東護法軍政府内部的鬥争也愈演愈烈。在桂系軍閥和非常國會中的政學系①的幹擾破壞下，護法軍政府的處境日趨困難，終于到了難以爲繼的地步。

　　經濟上，桂系軍閥對軍政府實行财政封鎖。廣東本爲富裕省份，每年收入約在一千五百萬元以上，居當時全國之首。孫中山曾期望：“若能就其中籌款數十萬爲國會經費，則國會之基礎定矣”①。但是，桂系軍閥控制着全省的财政收入，根本不讓軍政府插手，并分文不給。軍政府所負擔的國會議員的薪水、陳炯明所統粵軍的軍饷和各項行政開支，僅靠從海外華僑中募捐，以緻“極爲竭蹶”①。粵督莫榮新看到軍政府經濟拮據的窘狀，幸災樂禍地說：“孫某之政府，空頭之政府也，彼無兵無饷，吾輩但取不理之态度，彼至不能支持之時，自然解散而去”①。充分暴露了他的險惡用心。

　　軍事上，桂系軍閥對服從軍政府領導的軍隊進行分化打擊和排擠。在這次護法戰争中，軍政府本身的軍事力量屈指可數。當時，北京政府密探馬鳳池曾向段祺瑞報告說：“查孫文在粵另立政府，所恃陸軍勢力，隻有張開儒、方聲濤兩師及林虎一旅。林逆遠駐雷州，形勢隔禁；實僅張、方之兩師，可資召号；他則魏邦平之警察兵，可湊數耳”②。實際上，真正聽從軍政府号令的軍隊遠少于該密探的報告。當時，林虎已死心踏地地爲陸榮廷效命，方聲濤也唯唐繼堯之令是從，真正屬于軍政府管轄的隻有程璧光的部分海軍，張開儒所屬部分滇軍和陳炯明之粵軍。就是這一點軍隊，還不斷受到桂系軍閥的拉攏、分化與打擊。程璧光在1917年10月接受陸榮廷每月饋贈十萬元軍饷後，就投靠了桂系軍閥，進而對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加以掣肘。軍政府陸軍總長張開儒堅決擁護孫中山，遵從孫中山的領導，卻遭到莫榮新與政學系骨幹李根源的誣陷。後來莫竟背着孫中山擅将張開儒囚禁，把駐粵滇軍的領導權交給了李根源。軍政府剛剛組建的二十營粵軍，也不斷受到莫榮新的打擊和排擠，被調往攻閩戰場。這樣，擁護軍政府的部隊，不是被桂系軍閥拉走，就是被擠走或竊奪了領導權，使孫中山成了無兵可統、無将相随的空頭元帥。

　　政治上，桂系軍閥陰謀改組軍政府，擠走孫中山。桂系軍閥千方百計幹擾破壞軍政府行動的目的，是要趕走孫中山。當他們發現孫中山意志堅決，拒不離粵時，遂采取拉攏國會議員中的政學系成員，陰謀改組軍政府的辦法，剝奪孫中山的領導權。1918年1月，桂系軍閥勾結滇、粵、湘等省軍閥，拉攏非常國會中的政學系議員及革命黨中持不同政見者，發起成立“西南各省護法聯合會”，作爲西南護法各省的統一組織，陰謀奪取護法戰争的領導權，架空廣州護法軍政府。由于“聯合會”不受軍政府領導，并議定由岑春煊擔任議和總代表，公然主張南北妥協，放棄武裝鬥争，因而遭到孫中山和國會中部分議員的堅決反對。

　　政學系議員和舊國民黨中的不堅定分子如吳景濂、褚輔成之流，見以“聯合會”取代軍政府的陰謀難以得逞，又秉承桂系軍閥的旨意，提出了改組軍政府的主張，将大元帥制改爲總裁合議制，借以排斥孫中山對護法戰争的領導權。孫中山堅決反對改組軍政府，指出軍政府的大元帥制是符合民國約法中“元首政治”這一規定的，改變此制，“與約法相違背”。陳炯明、孫洪伊等也相繼通電反對改組軍政府。但是，在政學系的活動下，非常國會于1918年5月4日通過了《修正軍政府組織法》，決定将大元帥制改爲總裁合議制。孫中山當即向非常國會辭去大元帥職，并發表通電揭露西南軍閥破壞護法運動的種種罪行，指出：“顧吾國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①。5月20日，非常國會選舉唐紹儀、唐繼堯、孫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陸榮廷和岑春煊七人爲總裁，廢除大元帥制。 21日，推舉岑春煊爲主席總裁。同日，孫中山憤而離開廣州，前往上海，表示與西南軍閥決裂。自此以後，護法軍政府完全爲軍閥官僚所控制，成了與北洋政府妥協的議和機構。

　　在南方護法軍政府内部矛盾激化的同時，北洋政府内部直、皖兩大派系之間的矛盾也在發展。1918年8月，吳佩孚等公開通電主張“和平”，反對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護法軍政府也複電贊成和平。此後，各地區的戰争基本上均已停止。

　　1918年9月，馮國璋總統任期屆滿②，安福系③操縱國會，選舉徐世昌爲大總統。徐上台後，爲了順應國内外要求和平的空氣，免去了段祺瑞國務總理職務。 11月16日，對北軍前線部隊發布停戰令，并倡議召開南北和平會議。1919年2月，南北政府代表開始在上海議和。雙方代表表面上是讨論恢複約法和舊國會，實際上卻在如何劃分地盤等問題上進行新的角逐。


第八节 护法战争的历史意义和失败的主要原因

　　一、護法戰争的曆史意義

　　孫中山發動和領導的護法戰争，主要是圍繞着維護《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個核心問題展開的。在孫中山看來，《臨時約法》是實行資産階級民主政治的基本依據，區別于封建專制制度的主要特征，“擁護約法，即所以擁護民國”④，對約法的态度即是對中華民國的态度。因此，自從袁世凱篡權以後，孫中山一直爲維護它的尊嚴和地位進行不屈不撓的鬥争。在護國戰争之後，孫中山又倡導護法，這對抵制北洋軍閥的獨裁統治，粉碎一切複辟帝制的陰謀，起到了一定作用。這一鬥争口号，在現在看來無疑是十分軟弱無力的，但在中國人民尚未找到新的思想武器的情況下，它仍然代表當時先進人們追求的方向，代表當時擁護民主、反對專制、謀求真共和的社會思潮，仍不失爲一面革命的進步的旗幟。這場鬥争最後雖然失敗了，但在中國近代史上，仍有其一定的進步意義。

　　

　　二、護法戰争失敗的主要原因

　　（一）沒有堅強的革命政黨的領導，沒有觸及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務

　　讨袁戰争失敗後，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改組國民黨，發起組織中華革命黨，其目的在于改變國民黨派系林立、渙散無力的狀态。但因中華革命黨人數有限，力量微弱，其政治影響遠不如昔日的同盟會，也不如原來的國民黨。在護法戰争中，中華革命黨雖然發動了一些武裝起義，但都旋興旋滅，影響不大。由于該黨既忽視宣傳和動員工農群衆，又無力組織和掌握軍隊，甚至連非常國會也不能左右①，其領導作用微乎其微。至于許多未加入中華革命黨的老同盟會員，雖有不少人繼續堅持資産階級革命活動，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已經背離孫中山，有的加入進步黨或西南軍閥的行列，有的成了擁兵自重的軍閥，有的充當軍閥的幕僚或打手，有的成爲操縱國會的投機政客。他們爲着個人和小集團的私利，反對和阻礙孫中山對護法戰争的領導。事實表明，資産階級革命政黨已四分五裂，不可能重新集結成爲一個新的領導核心，擔當起領導民主革命的重任。

　　此外，護法口号取義狹窄，沒有觸及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務。孫中山表示：“護法之唯一主張，在恢複舊國會，并使之完全行使職權”①。把恢複官僚政客麇集、早已聲名狼藉的舊國會，作爲護法的唯一任務，既不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掠奪，也不反對封建主義對勞動人民的剝削和壓迫，這就不能不使護法這面旗幟黯然失色。它不能代表中國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能激發工農大衆的革命熱情，當然也得不到強大而可靠的同盟軍的支持。孫中山等少數革命黨人在茫茫黑夜中孤軍奮戰，其最後失敗勢所難免。

　　

　　（二）沒有建立起強大的革命武裝

　　孫中山雖然一貫重視武裝鬥争，但在相當一段時間内，他的思想始終停留在争取會黨和利用舊軍隊的階段，不懂得用革命軍隊代替舊軍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而始終沒有建立起爲民主革命而戰鬥的堅強的革命武裝。

　　這次護法戰争，孫中山把希望寄托在滇、桂軍閥身上，殊不知軍閥集團的本質特征，就是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支持下，實行封建割據，擴張個人權勢，什麽國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一概置之度外。依靠這樣的武裝集團去執行民主革命的任務，豈非南其轅而北其轍？通過這次戰争的慘痛教訓，孫中山斥責南北軍閥乃是一丘之貉，無疑是認識上的一大進步。曆史再次證明，在中國，任何革命的階級或政黨，不建立自己的武裝，要想取得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設想的。

　　

　　（三）缺乏集中統一的指揮和協調一緻的軍事行動

　　南方參加護法的軍隊共約十幾萬人，并不少于北洋軍的實際參戰兵力，如果能服從軍政府的統一指揮，按照統一的作戰計劃，集中兵力于主要戰場，互相協同配合，是有可能打赢這場戰争的。根據北軍先圖湘、再圖粵的作戰企圖，粵、桂護法軍如能與程潛所統湘軍密切協同，從正面反擊北軍，并在攻占嶽陽後，在湖北黎、石所部配合下，迅速攻鄂，滇黔軍方面，以部分兵力牽制劉存厚所統之川軍，以大部兵力出湘西側擊攻湘之北軍，或經湘西出鄂西，與黎、石所部一起東攻武漢，對北軍實行戰略夾擊，那麽整個戰場的形勢就将爲之改觀。無奈，桂軍的作戰目的僅在控制湘省，滇軍的作戰目的意在攫取四川，根本不服從軍政府的領導和指揮，隻顧各自的政治需要，在不同的戰場獨立決定戰守進退。結果，湖北的黎、石部因得不到援助而失敗，從而使北軍毫無後顧之憂地向湘南節節進逼，如果不是吳佩孚中途頓兵，粵省也将難保。滇黔軍雖然攻占了四川，卻對于戰争全局毫無裨益。

　　由于參戰南軍主張不同，各懷私圖，因而不僅缺乏戰略協同，而且也缺乏戰役協同。當北軍攻占嶽陽時，桂軍竟棄長沙而走；後湘、粵軍組織反擊，雖然取得了擊敗北軍左路軍的重大勝利，但因退駐衡陽的桂軍按兵不動，緻使湘粵軍在反攻奏捷後，又被北軍中路抄襲後路，不得不退守桂邊，喪失了扭轉戰局的大好時機。

　　以上說明，即使是正義的戰争，如果沒有明确一緻的戰略目标，沒有集中統一的指揮和協調一緻的作戰行動，要奪取戰争的勝利也是困難的。

　　在護法戰争中，南方軍政府固然未能達到預期的目的，但北洋政府也未能實現其“武力統一”的圖謀。究其原因，除了戰争的非正義性、發動内戰不得人心外，還由于北洋政府内部直皖軍閥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對護法政府的态度各異。戰争之初，段祺瑞驅使直系軍隊打頭陣，本想一箭雙雕，既實現其“武力統一”南方的計劃，又借機削弱直系的力量。直系軍閥也不甘爲段祺瑞火中取栗，爲了保存實力，參戰部隊消極怠戰，以至自動停戰，緻使段祺瑞的作戰計劃一再受挫，武力統一的目标未能實現。此外，北洋政府所遣各軍，是由各省各地抽派的，數量雖多，武器也較優良，但大多軍事素質低下，作戰指揮拙劣，士氣低落，軍紀敗壞，一遇南軍的認真抵抗或進攻，就屢屢敗北。在攻湘作戰中，先受阻于賀家山，繼敗于嶽陽，再挫于攸縣，損失都相當慘重；至于四川，北洋政府雖多方扶植劉存厚，也未能挽回敗局；粵閩方向，雖調兵遣将，也未能阻止陳炯明部的深入。這一切表明，北洋軍的戰鬥力也極爲有限。

　　爲期一年零三個月的護法戰争，以其失敗的結局最後宣告了資産階級共和國方案的徹底破産，宣布了民族資産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失敗。此後，中國陷入了連綿不斷的軍閥混戰的慘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