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戰爭

第九章 中法战争

第一节 战争爆发前后的政治军事形势

　　一、法國武裝入侵越南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後，法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了國内資本空前未有的集中，金融資本在經濟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迅速膨脹，使法蘭西共和國成了金融君主國。爲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潤，法國的金融寡頭們加緊向國外投資，并更加強烈地要求法國政府進一步推行殖民政策。列甯于1916年指出：“在法國，恰好是金融資本特別迅速的發展（在工業資本削弱的情況下），從上一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就使兼并政策（殖民政策）特別加緊地推行起來”①。殘酷鎮壓過巴黎公社的劊子手茹費理（1832—1893），正是法國大金融資本家利益的忠實代理人和殖民政策的狂熱執行者。1880—1881年和1883—1885年，他代表法國溫和派共和黨人兩次組閣。1881年，當他初次主持政府的時候，不經衆議院表決，就出兵占領突尼斯。以後，又向非洲其它地區進行殖民侵略。在印度支那（通常指越南、老撾、柬埔寨）地區，法國企圖完全占領越南，進而侵入中國。

　　越南位于印度支那半島（即中南半島）東部，東南兩面臨海，北面與中國雲南、廣西二省鄰接，西面與老撾、柬埔寨爲鄰。南北長約一千六百餘公裏，東西最寬處（北部）約六百公裏，最窄處（中部）僅五十公裏，總面積約三十二萬九千多平方公裏。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人口約二千三百萬，軍隊約七萬人。越南全境五分之四爲山地和高原，北部和西北部爲高山、高原，紅河以北地區海拔在五百至一千五百米之間。中越邊境有的山峰海拔二千米以上，山間谷地較寬，高平、那岑、諒山等處的谷地爲中越間天然通道。出于地處北回歸線以南，氣溫高（年平均24℃以上），濕度大，風雨多，雨季（5月至10月）、旱季（11月至次年4月）明顯，屬于熱帶季風氣候。十九世紀時，越南劃分爲南圻（南部十省）、中圻（中部四省）、北圻（北部十六省）三部分，國都爲順化。

　　法國凱觎越南，由來已久。早在十七世紀初，法國傳教士就來到越南，大搞間諜活動。十八世紀下半葉，法國在北美和印度的勢力被殖民勁敵英國排擠之後，越南更成了法國向東方擴張的主要目标。它企圖在印度支那建立強大據點，阻攔英國人進一步向遠東擴張的去路，以便自己獨占在遠東（主要是中國）的利益；同時，企圖以越南爲基地，開辟一條通向中國西南和中部地區的侵略道路。法王路易十六（1754—1793）曾根據百多祿主教（在越南等地傳教的法國殖民主義者）1787年的奏議，制定了未來“法蘭西東方帝國”的龐大計劃，并采取了侵占越南的實際步驟。

　　十九世紀下半葉，法國統治者拿破侖第三（1808—1873）繼承路易十六的衣缽，加緊對越南推行炮艦政策。1856年，法國遠東艦隊借口越南處死傳教士，公然炮轟土倫港（今岘港），并于1858年強行登陸，一度予以占領。次年，又攻占西貢（今胡志明市）。第二次鴉片戰争結束後，法國随即從侵華法軍中抽調三千五百人進攻南圻，先後占領嘉定、定祥、邊和、永隆等省和昆侖島，于1862年6月強迫越南阮福時封建王朝簽訂第一次《西貢條約》（即《柴棍條約》），把越南南方以西貢爲中心的大片地區割歸法國。這标志着越南淪爲法國殖民地的開端。1863年，法國又強迫越南承認柬埔寨受法國“保護”，進一步控制了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的湄公河下遊廣大地區。

　　在第一次《西貢條約》中，法國特地把法國船隻（包括軍艦在内）有自由航行湄公河的特權塞了進去，這是與它企圖利用越南爲基地向中國雲南等省擴張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但是，經過幾年的調查，法國侵略者發現湄公河的上遊（中國境内稱瀾滄江）灘多流急，航行甚爲困難，同時又得知紅河爲中越交通要道，于是，便把注意力從湄公河轉移到了紅河。它決定占領北圻（西方人稱爲東京），以便沿紅河侵入中國西南地區。

　　1870年爆發的普法戰争（1870—1871年）暫時推遲了法國對越南北圻的軍事侵略，但準備工作從未間斷過。1871年，法國殖民主義者堵布益①以幫助雲南清軍采購軍火爲名，對紅河進行了實地考察，證明溯紅河可以航抵中國，保勝（今老街）以下可通汽船。從此，占領北圻，由紅河直達中國，便成爲法國殖民者在亞洲擴張的主要目标了。

　　1873年11月，由法國駐西貢總督杜白蕾派出的一支侵略軍在安邺率領下侵占河内，接着組織上萬雇傭軍，連陷海陽、甯平、南定等城。越南國王阮福時請求駐在中越邊境保勝地區的黑旗軍幫助抵抗法國侵略者。

　　

　　二、黑旗軍援越抗法

　　黑旗軍原是太平天國革命時期活動于中國廣東、廣西邊境地區的一支農民起義軍，因以七星黑旗爲戰旗，故稱黑旗軍。其領袖劉永福（1837—1917）系廣東欽州（今屬廣西）人，雇工出身，早年參加天地會起義。1867年因受清軍逼迫，劉永福率衆數百，進入越南北部，後以保勝爲根據地，聚衆耕牧，勢力逐漸壯大，發展至二千餘人。與越南人民休戚與共的黑旗軍，對法國侵略者十分痛恨，因而接受了越南政府的邀請，由劉永福率領千餘人，配合越南軍民抗戰。1873年 12月21日，黑旗軍于河内近郊擊斃法國侵略軍頭目安邺，大獲全勝。然而，腐朽的越南阮氏封建王朝又怕黑旗軍的勝利招緻法國的更大報複，急忙與法議和，于 1874年3月15日簽訂了第二次《西貢條約》，把越南置于法國的“保護”之下。另一方面，越南政府授予劉永福以“三宣副提督”之職，由他管理宣光、興化、山西三省，利用黑旗軍阻止法軍對紅河上遊的侵略。

　　由于紅河上遊地區爲黑旗軍所控制，法國侵略者無法直窺中國雲南，因而視黑旗軍爲眼中釘，決心拔去。1879年6月，法國駐海防領事土爾克公開叫嚣：“法國必須占領北圻……因爲它是一個理想的軍事基地，由于有了這個基地，一旦歐洲各強國企圖瓜分中國時，我們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國腹地的人。”①1881年7月，在茹費理主持下，法國議會通過了二百四十萬法郎的侵越軍費。1882年3月，法國西貢殖民當局派海軍上校李威利（又譯爲李維業）率軍數千北上，再次發起對越南北圻的武裝侵略，4月占領河内，次年3月又占領南定。法國侵略者還不斷溯紅河向上遊進犯，并懸賞十萬元攻取黑旗軍的根據地保勝，氣焰十分嚣張。

　　法國侵略者再次侵犯北圻，劉永福深知“法鬼貪心無厭，非武力不能解決”②，因而又一次接受越南政府的邀請，發兵數千人，會合越南北圻統督黃佐灸所部軍隊，向法軍發起反擊。1883年5月19日，黑旗軍在越南軍民配合下，于河内城西的紙橋附近以伏擊戰法殲敵數百人，斃李威利等法國軍官三十餘人，迫使法軍殘部龜縮河内。紙橋戰後，越南政府任命劉永福爲“三宣正提督”。

　　法國政府不甘心失敗，立即以西貢法軍司令波滑繼李威利爲北圻法軍統帥，除增派陸軍外，并成立北圻艦隊，由海軍少将孤拔（1827—1885 ）指揮，又以法國駐曼谷領事何羅芒爲特派員，代表法國政府監督侵越法軍的軍事行動。8月，法軍兵分兩路：一路由波滑率領，沿紅河進攻黑旗軍；一路由孤撥率海軍進攻越南首都順化。由波滑率領的法軍在懷德、丹鳳等地屢遭黑旗軍和越南軍民的痛擊，損失慘重，何羅芒不得不派波滑返回巴黎，要求增加援軍。但是，由孤拔率領的海軍卻攻入順化，趁越王阮福時病死、政局不穩之機，強迫越南政府于8月25日簽訂第一次《順化條約》，企圖把越南完全置于法國的嚴格控制之下，使其淪爲法國的殖民地。接着，法國便肆無忌憚地把侵略的矛頭直接指向中國。

　　

　　三、中法戰争的爆發

　　中越兩國是山水相連的鄰邦，彼此之間有着悠久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系。越南統治者與清朝統治者之間存在着一種特殊的曆史關系①，其國王接受清朝皇帝的“ 冊封”，并定期派人到北京“朝貢”，清王朝對越南則負有保護之責。正是根據這種特殊的曆史關系，當越南遭受法國侵略時，其國王一方面邀請黑旗軍協助抗法，一方面派遣使者向清朝政府告急，要求中國派兵前往救援。

　　可是，當時的清朝政府在西太後那拉氏的把持下，爲了維護其反動腐朽的封建統治，實行對内殘酷鎮壓、對外退讓妥協的反動政策。主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①的是恭親王奕訴，而一切重大外交事宜，實際上經由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辦理。奕䜣和李鴻章等俯首聽命于那拉氏，對外推行退讓妥協政策。面對法國的武裝挑戰，清統治者雖然從1882 年起，應越南政府之請，陸續增派了一些軍隊駐紮于越南北圻，但一再交代“不可釁自我開”，對黑旗軍的抗法鬥争也不予公開支持，始終寄希望于通過談判解決問題②。

　　與李鴻章等爲代表的主和派的态度相反，清朝政府中以兩江總督左宗棠、山西巡撫張之洞、兵部尚書彭玉麟等爲代表的主戰派，積極主張抵抗法國的侵略。這種主張，客觀上反映了 廣大人民群衆和清軍中愛國官兵對法國侵略者的義憤和對中國西南邊境危機的深切關注。清廷外受法國的逼迫，内有人民的壓力，從其切身的統治利益出發，最後才不得已對法國的侵略行徑采取較爲強硬的态度。

　　1883年9月下旬，清廷命兵部尚書彭玉麟前往廣東，會同兩廣總督張樹聲辦理海防。10—11月間，清政府在給前敵将領的谕令中明确提出：“北甯爲我軍駐防之所，如果法人前來攻逼，即着督饬官軍，竭力捍禦，毋稍松勁”，山西“與北甯相距較近，必應固守，以成犄角之勢”①；同時，公開獎勵黑旗軍的抗法鬥争。

　　以越南爲跳闆，侵入中國雲南等省，是當時法國政府的既定方針。1883年2 月，茹費理第二次組閣，并由一貫蔑視中國、認爲中國“不足道”的沙梅拉庫擔任外長，更加加緊了侵華步伐。侵略者供稱：“我們在東京（越南北部）的行動所能獲得的利益，主要将由中國領土的開放得來”②。同年5月15日，法國議會通過增加新的軍事撥款五百五十萬法郎，并決定派遣軍隊一千八百名，配以各種艦船十二艘，前往越南，支援駐越侵略軍。第一次《順化條約》簽訂以後，法國便威逼清政府撤退所有駐在北圻的中國軍隊，承認法國對越南的殖民占領，并要求中國和它簽訂不平等的商務協定和國境條約。清政府理所當然地拒絕了這種無理要求，法國便決定訴諸武力。

　　1883年12月，法國議會通過二千九百萬法郎軍費和派遣一萬五千名遠征軍的提案，決定奪取山西、北甯，迫使清朝政府讓步。12月中旬，法國侵略軍悍然向駐紮在北圻的中國軍隊發動進攻，清軍被迫應戰，中法戰争正式開始。

　　戰争經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883年12月到1884年5月，戰争主要在越南北圻紅河三角洲内的山西、北甯等地進行；第二階段從1884年8月到1885年4月，戰争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和越南北圻兩個戰場上同時進行。

　　

　　四、雙方軍隊概況

　　（一）法軍概況及其遠征軍的編成

　　在發動中法戰争時，法國已從普法戰争失敗所造成的窘境中擺脫出來，軍事力量有所恢複，但并不十分強大。普法戰争前，法國有步兵三百七十六營，加上其它部隊，約有常備軍六十萬人。普法戰争失敗後，爲了适應殖民戰争和對付普魯士軍事威脅的需要，法國加緊進行軍事制度的各種改革。廢止代役兵制度①，恢複十八世紀末法國革命時期首創的國民義務兵役制，規定男子自二十歲至四十五歲止，凡符合當兵條件者，都有服兵役的義務，一律不準替代贖免。由于實行舉國皆兵的制度，每年可招新兵十五萬人，保證了充足的常備軍現役兵源和戰時大量擴編部隊的需要。根據1875年通過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憲法，法國總統爲全軍最高統帥，指揮海陸軍全部。有關國防的重大事項，由高級國防會議決定。高級國防會議由内閣總理主持，有外交、财政、陸軍、海軍、殖民等各部部長參加。法國陸軍分本國軍及殖民地軍二種。本國軍由步、騎、炮、工、憲、辎重、經理、衛生諸兵種組成，殖民地軍隻有步、騎、炮、工、經理、衛生諸兵種。

　　在武器方面，法國在彌補了普法戰争的損失之後，從1875年開始，又逐漸依靠自己的軍事工業所生産的新式槍炮把軍隊重新裝備起來。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法國能生産口徑三十七到三百二十毫米的各種火炮，其性能與英國的阿姆斯特朗炮及德國的克虜伯炮不相上下。法軍輕武器主要是夏什普式中心發火擊針後裝線膛槍，口徑十一毫米，射速爲每分鍾七發，射程一千八百米。此外，還有克羅帕契克連發槍和哈齊開斯機關炮（機關槍的前身）等。普法戰争後，法國海軍艦艇工業也有較大發展。1873年，法國首建鋼甲艦，至1881年，便能建造萬噸級軍艦，裝甲厚達十五英寸，航速達十四節。艦艇主要裝備口徑一百至一百九十毫米的中重型火炮和三十七、五十七毫米的速射炮。速射炮的射速每分鍾四十至六十發。

　　當時，法國擴軍備戰的軍費開支是相當驚人的。據統計，1883年法國陸軍經費爲五億八千四百萬法郎，海軍經費爲兩億零五百萬法郎，共七億八千九百萬法郎，占國家總開支的22％強。正因爲這樣，法國政府有恃無恐地發動了侵略中國的戰争。

　　但是，法國爲鞏固和擴大其在非洲的殖民掠奪，占用了不少兵力，加上财力畢竟有限，又要防備德國的進攻，不可能派出大量軍隊遠涉重洋來遠東作戰。因此，中法戰争過程中，法國遠征軍的兵力是逐次增加的，總兵力最多時也隻有兩萬餘人。在大舉進犯北甯中國防軍時，法國遠征軍司令部下轄兩個旅和一個内河艦隊。每旅轄三個步兵團和炮兵、騎兵、工兵、電信兵等部隊。步兵、騎兵全部裝備後裝線膛步滄以及少數機關槍。炮兵每連有火炮六門，射程最大的可達十公裏，有的是連珠炮（機關炮）。

　　法國遠征軍主要由三部分人組成：本國兵約占三分之一；雇傭兵（由歐洲其它國家招募來的流氓打手）爲數不多；附庸兵（阿爾及利亞和越南人）數量最大。這幾種成分的軍隊待遇各不相同，裝備、補給也不一樣，因而互有矛盾。

　　

　　（二）清軍概況

　　中法戰争時期，中國的洋務運動正處于發展階段。當時，除江南制造總局、金陵制造局、福建船政局、天津機器局四大兵工廠以外，還在全國各地建立了規模較小的地方性兵工廠，仿制各種近代槍炮，并大量從外國進口武器，從而使軍隊裝備有了較明顯的改善。進口的步槍主要有英國1871年式馬梯尼—亨利、李·恩飛後裝槍，法國1866年式和1876年式夏什普擊針後裝槍，奧地利的曼利夏後裝槍，美國的林明敦後裝槍等。進口的火炮主要有英國阿姆斯特朗炮廠、德國克虜伯炮廠生産的各種口徑的後裝鋼炮，美國的諾登飛和加特林機關炮等。仿制的近代槍炮也爲數不少。其中江南制造總局在1867—1884年共生産了各種步槍近三萬五千支，各種炮二百門。①但由于生産和進口的新式武器有限，遠難滿足全國軍隊的需要。據李鴻章當時奏稱：“近年北洋購新式槍皆精堅适用，淮、練各軍皆改習洋操；而滇、粵、閩、浙防軍器械缺乏，操法尚未講求。”②因此，和法國侵略軍相比，清軍不但組織編制和訓練等方面相形見绌，在武器裝備方面也差距很大。陸軍武器土洋參雜，既有後裝槍炮，又有不少刀矛、鳥槍、土槍等，且式樣繁雜，質量較差，又無統一的後勤機構保障作戰供應。這些，都使軍隊作戰行動受到影響。

　　參加中法戰争的中國軍隊主要是練軍①和勇營。勇營包括湘軍、淮軍和由湘淮軍演變而成的防軍②，以及大量臨時招募成軍的地方部隊。這些軍隊的營制饷章大體都沿襲湘軍舊制，均以營爲單位。營一般轄前、後、左、右四哨。各營兵額，大營約五六百人，小營約二三百人。戰争過程中，由總督、巡撫或提督負責指揮一個方向的作戰，統領數營以至數十營的兵力。“而兵與兵不相習，将與将不相能，統帥、疆臣又複觀望遲徊，各懷畛域”③，極大地影響了軍隊的指揮和協同作戰。

　　除陸軍外，中國海軍也部分地參加了戰鬥。早在光緒初年，清廷鑒于日軍依仗軍艦侵擾台灣，即有加強海防之議，認爲“海防關系緊要，既爲目前當務之急，又屬國家久遠之圖，……亟宜未雨綢缪，以爲自強之計。”④1875—1879年間，清廷對海防事宜抓得較緊，曾多次谕令北洋大臣李鴻章、南洋大臣沈葆桢認真籌辦。初未形成艦隊，南北洋大臣分別向外國訂購和自造艦隻，自行節制。後由沈葆桢等倡議，經總理衙門核準，每年從關稅和厘金中調撥四百萬兩作爲籌建海軍的專款，拟于十年内建成北洋、南洋、粵洋海軍三大支。由于經費有限，建設的重點始終放在北洋。1879年，清廷鑒于海軍建設進展緩慢，又令福建船政局将當時已有輪船先行練成一軍，以備不虞。中法戰争前夕，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軍初步形成，分別由北洋大臣李鴻章、南洋大臣曾國荃、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掌握。三支海軍各有艦船十餘艘，大多購自外洋，質量較好的鐵甲艦以北洋居多，南洋次之。

　　中法戰争時期，有線電報已成爲軍隊指揮通信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也開始采用這一手段，從而打破了幾千年來單純依靠驿站傳遞命令和報告的狀況。從1881年底上海至天津的電報線路正式啓用開始，兩三年後，北京、天津、上海、廣州、福州、武漢等大城市之間，以及廣州與龍州、天津與山海關等地之間，都建立了電報聯系。不過，雲南以及北圻戰場方面，尚未通報，仍靠驿遞，以緻“奏折往返須五十餘日。滇桂軍隊相距遠，常月餘不通問”①。迨至1885年初，龍州至宣光前線始通電報。


第二节 山西、北宁之战

　　一、雙方作戰方針和部署

　　在法國侵略者強迫越南封建王朝簽訂第一次《順化條約》之後，清政府對法國武裝侵略的态度雖已轉趨強硬，但統治集團内部在作戰方針上存在很大分歧。主戰派鑒于黑旗軍屢創法軍，越南義軍也在北圻紅河三角洲地區紛紛響應，而法軍增援部隊又未趕到，極力主張采取攻勢。兵部尚書彭玉麟建議由廣西、雲南“各派骁将，率領精兵數千，督同劉永福所部黑旗軍，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疾搗順化河暨西貢敵營，覆其巢穴”①。内閣學士周德潤等建議迅速調回在德國定購的兩艘新式軍艦，會同廣東水師，“突入越洋，直泊海防，封住海口”，然後以滇桂之師，由北甯、山西會攻河内。②清朝最高統治者排斥了上述主動進攻的主張，決定采取保守求和的方針，即：在越南，“保守北圻，力固滇粵門戶”③；在中國，扼守沿海各海口與長江沿江一帶。總的指導思想是希圖“久與相持”，使敵“情見勢绌，自願轉圜”。④其實質依然是以軍事上的防守達到政治上求和的目的。基于上述方針，作了如下部署：

　　北圻方面——以北甯爲重點，山西爲犄角，分別命廣西巡撫徐延旭、雲南巡撫唐炯馳赴前敵，督率各營，嚴密防守，以固門戶。鑒于“保全北圻，總以克複河内爲要著”，決定“激勵劉永福整頓隊伍，聯絡越南義兵，相機進取，力圖恢複”。⑤

　　沿海方面——鑒于廣東當南洋首沖，天津爲畿輔重地，确定以天津、廣東爲重點，在沿海各省海口擇要布置，以防法國海軍襲擾；同時，命令長江中下遊各省察看沿江形勢，分布扼守，防敵兵船沿江内犯。

　　法國用兵北圻，其目的在于變整個越南爲法國的殖民地，然後以之爲基地，進窺中國。在清政府發出法軍不得侵及北圻清軍駐地的照會之後，以茹費理爲首的法國内閣便決計用武力攻取山西、興化、北甯等地，驅逐黑旗軍及中國駐越軍隊，完全占領北圻。

　　山西、北甯互爲犄角，瞰制河内。清軍欲取河内而保北圻，非守此兩地不可；法軍欲保河内而取北圻，亦非奪此兩地不可。因此，山西、北甯實爲中法兩軍必争之地。法軍鑒于當時山西主要由黑旗軍駐守，若先攻北甯，須渡紅河、新河（今急流河），且後路空虛，黑旗軍随時有可能從山西直搗河内，屆時難以回救；若先取山西，駐守北甯的清軍不一定渡河策應。因此，決定采取先攻山西，後取北甯的方針。

　　 1883年10月25日，法國以孤拔爲遠征軍總司令，統一指揮在北圻的海陸軍隊。在待援過程中，法軍在河内、海防、海陽、嘉林、丹鳳等地不斷增築炮台，加強防禦，同時，加寬河内至丹鳳的道路，以便向山西發動進攻。12月初，北圻法軍已增至九千餘人，大部分集中于河内地區，作戰準備基本就緒。

　　在法軍即将大舉進攻之際，負責北圻東線防務的廣西巡撫徐延旭托病滞留諒山，所部桂軍計三十餘營，主要集結于北甯及其附近地區，由廣西提督黃桂蘭、道員趙沃擔任前線指揮①。

　　負責西線指揮的岑毓英雖奉命力保山西②，但尚未起程；革職留任的雲南巡撫唐炯也遠在雲南邊境。駐守山西的部隊隻有黑旗軍三千人，以及12月初才趕到的滇軍三個營、桂軍兩個營，共計五千人左右。

　　

　　二、山西保衛戰

　　1883年12月11日，法國遠征軍總司令孤拔按照其先攻山西、再取北甯的作戰方針，率軍六千人，分成水陸兩隊，由河内向山西進發。法軍企圖先奪取山西城東北的扶沙要塞及城北的堤岸陣地，再從右翼迂回城西，切斷山西與興化的聯系，一舉攻占山西。其部署是：第一隊，以大炮艦三艘、小炮艦十餘艘和民船數十隻，載兵三千三百餘人，溯紅河西上；第二隊二千六百餘人，由陸路進至丹鳳後，渡喝江，沿紅河南岸向山西推進。陸路随行的還有大量脅從的民夫，以及五百輛彈藥車。

　　山西位于紅河南岸，是控制紅河中上遊的戰略要地。城周長約二十裏，有磚石内城和土質外城。黑旗軍進駐山西後，進一步加強了這裏的城防工事，并在紅河上設置竹筏阻塞河面，沿河岸修築炮台，北門至河堤相距五裏，築栅五重。劉永福鑒于山西的存亡關系重大，而協助防守的滇、桂軍隊爲數既少，鬥志又不高，因而決心發揚黑旗軍英勇頑強的戰鬥精神，依托城垣及外圍工事粉碎敵人的進攻，并以确保河堤和城北市區爲防禦重點。在得知河内法軍傾巢出動的情報後，劉永福和唐景崧（清政府派至黑旗軍的官吏——吏部主事）立即巡視陣地，激勵将士，準備痛擊來犯之敵；同時，函請北甯清軍會同越南義軍乘隙進取河内，或于新河、嘉林方向佯動，牽制敵人。

　　山西守軍五千人的防禦部署是：黑旗軍六個營加桂軍一個營扼守城北河堤；黑旗軍五個營扼守城東；黑旗軍、桂軍各一營扼守城南；滇軍三個營扼守城西。此外，越南北圻統督黃佐炎等率領的越軍約二千人，駐紮于南門外村落中。

　　12月14日上午9時左右，法軍發起攻擊，以艦炮和哈齊開斯機槍掩護其步兵展開，并摧毀了扶沙要塞。防守堤岸的黑旗軍奮起還擊，竭力遲滞敵軍的行動。與此同時，劉永福命令東門外的黑旗軍五個營利用地形秘密地向敵人側後機動，以便配合堤岸守軍夾擊敵人。約中午12時許，迂回敵後的黑旗軍突然出現于陸路法軍及水路艦隊之間，從翼側攻擊向西運動之敵，法艦炮火無法發揮威力。孤拔見情況危急，立即命令法軍轉入防禦，并集中所有炮火還擊黑旗軍。在敵人密集炮火和機槍的阻擊下，黑旗軍迂回部隊傷亡較大，被迫撤退。下午4時，法軍重新發起攻擊，城北黑旗軍頑強抵抗，戰鬥非常激烈。當法軍迫近城北堤岸時，黑旗軍從工事中一躍而出，與敵人展開肉搏戰。經過一小時激戰，法軍以死傷士兵二百人、軍官二十二人的代價，奪取了河堤陣地。

　　15日淩晨1時，守軍一部乘夜接近河堤，突然發起反擊，冀圖奪回河堤陣地。由于當晚月明如晝，加上法軍拚死抵抗，偷襲未獲成功，但斃傷不少敵軍，并生俘非洲兵二十名、法海軍陸故隊兵士五名。劉永福、唐景崧知沿河陣地難保，便将守軍撤至外城，分段固守。當日上午，雙方調整部署，法軍不停地進行炮擊。下午，孤拔以主力向西機動，企圖奪取扶裏炮台，從西門攻入城内。劉永福判明情況後，親率黑旗軍主力增援西門，并加強防禦工事。

　　16日拂曉，法軍猛攻北門和扶裏炮台。北門守軍沉着應戰，連續向城下投擲火藥包，阻止了敵人的前進。防守扶裏炮台的滇軍也奮起還擊，但終因炮台設施陳舊，被敵突破，撤入外城，以緻敵人得以進逼西門城垣。當日上午，法軍炮兵配合艦炮以猛烈炮火将西門城樓轟塌，并摧毀全部防禦工事。守軍傷亡較大。下午，法軍由西門突入城内，守軍依托市區建築物頑強阻擊，激戰至夜。爲了保存有生力量，黑旗軍和清軍乘夜從南門和東門撤出山西城，經不拔縣向興化集中。城南村落中的越軍随即潰散。

　　侵略軍入城之後，進行滅絕人性的大屠殺。據英國記者披露：法軍 “把所遇見的男人、女人、小孩——一切生物，全都殺死”①。《泰晤士報》記者于次年2月前往山西采訪時，目睹那裏的炮台及濱河之村落，“悉被法人焚毀”，城北大村“屋宇雖存，惟寂其無人，隻覺鳥鳴于屋巅而已”。②

　　山西雖然失陷了，但守軍在傷亡逾千和孤立無援的情況下，浴血奮戰，斃傷法軍近千人，給了侵略者以沉重打擊。特別是黑旗軍，在劉永福“縱敵人我重地，始能痛殲”③的思想指導下，敢于以劣勢裝備和優勢裝備的敵人拼殺，頑強抗擊。在指揮上，劉永福能根據法軍水陸并進的特點，着重加強河堤及城北城東的防禦，并善于抓住戰機，适時地對突入之敵實施反擊。當法軍集中注意力攻擊城北河堤守軍之際，果斷地集中所有可能機動的兵力，迅速隐蔽地迂回敵後，插入進攻之敵及法軍艦隊之間，給敵人以突如其來的打擊。對此，法軍中的外國随軍記者也佩服地說：“他們的迂回動作是聰明地設計出來的：華軍就在法軍及艦隊之間，所以艦隊不敢開炮……”④這次反擊，雖然未能奏效，但劉永福在掌握反擊時機、選擇反擊方向、适時機動兵力等方面，表現出了他的指揮才能。

　　山西作戰之所以失敗，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駐守北甯的桂軍無所作爲。他們臨戰觀望，既不增援山西，又不乘隙向河内方向出擊，給敵軍以必要的牽制，緻使法軍得以集中兵力西上，而山西守軍則得不到友軍支援，陷入孤軍作戰。同時，由于雲南巡撫唐炯消極避戰①，以緻滇軍主力推進遲緩。直至戰鬥前夕，才有少量部隊進至山西、興化，起不到支援山西守軍作戰的作用。此外，劉永福等在作戰指導上也有不當之處。如面對優勢敵人的進攻，未能利用有利地形，伏擊、襲擊敵人于運動之中。單純采取固守城池的戰法，自難抵擋住擁有強大炮火之敵的強攻。

　　山西保衛戰是清廷被迫應戰後的首次作戰。首戰失利，丢掉了一個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戰略要地，不但失去了對河内法軍的威脅，而且使東西兩線的聯系增加困難，給爾後的北圻作戰造成很不利的影響。

　　法軍占領山西的消息傳到巴黎，法國反動當局興高采烈，得意忘形，大叫什麽“色當被山西掩蔽了”，企圖以侵占山西掩蓋和粉飾其在普法戰争中色當大敗的羞辱。

　　

　　三、北甯等地的失陷

　　山西失守後，清廷命廣西巡撫徐延旭嚴守北甯，令雲貴總督岑毓英迅即出關，加強興化方面的防禦，并令兩廣總督張樹聲“選派得力将領，統帶勁旅，馳赴鎮南關（今友誼關），以實後路”②。

　　1884年2月22日，岑毓英進抵興化前線。這時，黑旗軍經過休整補充，編爲十二個營，共計四千餘人。滇軍調至興化、臨洮、端雄、宣光一線的兵力已逐次增至二十餘營，約一萬人①。鑒于東線軍情緊急，岑毓英遣唐景崧偕同劉永福率領全部黑旗軍趕赴北甯。當時，岑毓英被指定爲北圻東西兩線軍事總指揮，但他以兩線阻隔，不便指揮爲由，不願挑此重擔，以緻東西兩線軍隊始終處于各自爲戰的狀态。

　　負責東線作戰指揮的徐延旭，是一個貪生怕死而又體羸多病的投降派。他擁兵五十餘營，二萬餘人②，卻不親臨前線積極部署作戰。他一面向清廷吹噓“北甯守禦，固可無虞”③，一面借故留在諒山，将前線指揮權仍委諸左右兩路統領黃桂蘭和趙沃。黃桂蘭雖爲淮軍“宿将”，但有勇無謀；趙沃則文弱書生，不懂軍事。二人又彼此不和，對戰守之策，并無通盤謀劃，隻注意沿北甯至河内的大道布陣設防，正面防守，不注意翼側的掩護。

　　法軍在攻占山西之後，由于傷亡較重，後方又不時受到越南義軍的襲擾，無力繼續發展進攻，隻能固守山西、河内一線，等待增援部隊的到來。

　　1884年2月，由法國陸軍部派來的一個步兵旅和兩隊炮兵、一隊工兵到達北圻，使遠征軍總數達到一萬八千餘人，炮艦二十餘艘。根據法國政府指令，新到的米樂将軍于2月12日接替孤拔爲遠征軍總司令。孤拔重返艦隊，指揮海上作戰（後被任命爲法國遠東艦隊司令，升爲中将）。米樂接任後，将法軍分爲兩個旅，分別由副總司令波裏也和尼格裏二将軍指揮，又以莫列波約統率北圻江防艦隊。米樂按照原定作戰方針，以一部兵力駐守山西，牽制興化方面的清軍；主力集中于河内、海陽兩處，以便大舉進攻北甯。

　　北甯西接山西，東臨海陽，南拒河内，北蔽諒山，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是駐越清軍全力經營的軍事重鎮。它的得失，對北圻全局有着決定性的作用。

　　1884年3月7日下午，法軍開始行動。米樂、波裏也率第一旅由河内出發，于當夜渡過紅河，揚言由嘉林波新河沿大道向北甯前進。實際上，米樂決定避開清軍設防堅固的正面，從翼側進攻北甯。

　　3月8日晨，法軍從兩個方向同時進軍：尼格裏率第二旅從海陽出發，乘船沿太平江北上；米樂、波裏也則以一部兵力佯攻新河，主力沿新河南岸向東疾進。水陸兩路各六千人左右。同日上午，法軍第二旅主力在艦炮掩護下，由扶朗兩側登陸，圍攻駐守該處的四營清軍。當地天主教民也四出響應，爲虎作伥。守軍憑借炮台工事抵抗，并派人赴北甯乞援。黃桂蘭派出的三營清軍于半路得悉扶朗已失，折回北甯。扼守扶朗的清軍向西退至桂陽時，黑旗軍一部趕到，與之并力堵截法軍，使其前進受阻。黃桂蘭調扼守三江口一帶的黨敏宜所部八營回防北甯；黨敏宣避戰自保，拒不執行命令。

　　3月11日，法軍第一旅在北甯東南方向渡過新河，與第二旅會合，準備次日從北、東、南三面會攻北甯。

　　3月12日，法軍第二旅一部在艦炮火力支援下，向桂陽、春水等地進攻；第一旅迅速向西機動，從北甯南面發起攻擊；第二旅另一部由水路繞至城北，企圖奪占湧球（今答求，北甯東北四公裏），切斷清軍後路。湧球對北甯的防禦有重要作用。據當時随軍者記述：該處“有河寬十丈，深八尺，輪船可至河邊。有土山兩座，商民無不言，敵若據此山，将開花炮近指入城，點滴不差，晝夜不絕，則城斷難守”①。可是，黃桂蘭隻派陳朝綱兩營守湧球，直至3月11日，才調黑旗軍千人加強該處防禦，并挖地營（有被覆的野戰掩體）十座。但是，第二天早晨黃又突然變計，将黑旗軍調離湧球。就在這天下午，法軍第二旅輕取湧球，“曳炮阜頂，俯擊北甯城。彈三落，城市嘩奔，越官張登憻等開城遁”②。正在城外督戰的黃桂蘭、趙沃見情況緊急，竟放棄指揮，分別向諒江、太原方向逃跑，清軍頓時全線潰散。黑旗軍及少數清軍試圖抵抗，因大勢已去，不得不撤往太原。黑旗軍不久又從太原返回興化。

　　3月15日起，法軍分路追擊清軍。至19日，諒江、郎甲（今蓋夫）、太原相繼失守。東線清軍被迫退至山區，大部潰散①，餘部集結于諒山、鎮南關一帶。

　　4月初，法軍爲轉移兵力奪取興化，主動放棄太原，僅以少數兵力在郎甲一帶築壘防守，主力經河内向山西集中。岑毓英聞風喪膽，随即将滇軍主力後撤至保勝、河口一帶，于是，興化、臨洮、宣光一線不久就被法軍占據。至此，法國侵略軍達到了占領紅河三角洲全部重要城市的戰略目的。

　　北甯作戰，是雙方在第一階段中的主力決戰。清軍東路主力二萬餘人，全聚于此，爲數不爲不多，經營防備，不爲不久。其所以一觸即潰，主要是由于清廷墨守其消極應付的戰争指導造成的。山西失陷後，清廷仍隻是要求前敵将領“嚴饬各軍，力保完善之地，毋使再行深入”②，以緻在山西戰後至北甯作戰前的一個多月時間内，東線清軍竟無所作爲，坐待法軍增兵進攻，各個擊破。其次，作爲東線指揮官的徐延旭，“平日既無調度之方，臨事複無應變之策”③，前線指揮一概由彼此不和的黃桂蘭、趙沃二人負責，以緻北甯失陷前一日，對于前線緊急情形一無所知，失後兩日，仍未得信。爲此，清廷責備他“于前敵軍情，形同聾聩，殊堪痛恨 ”④。以如此昏庸之輩指揮一個方向的作戰，要想取得勝利當然是不可能的。此外，桂軍臨戰擴兵，缺乏訓練，紀律渙散，也是北甯失守的重要原因之一。徐延旭籌辦廣西邊防以來，廣西防軍由原來的十餘營增至五十餘營；但求多而不求精，以緻糧饷不敷，兵無鬥志，且未經訓練，不習火器。尤有甚者，将弁貪污腐化，毫無紀律，“此次法人進攻北甯，不過遙遙相擊，并未逼攻城池，該軍弁勇有室家者居半，吸食洋煙者居半，聞警先攜婦女逃走，緻使軍械饷銀概以資敵”①。

　　

　　四、《中法簡明條約》的簽訂

　　山西、北甯之戰以後，清廷下令将徐延旭、唐炯等人革職查辦，黨敏宣等軍前正法，以署湖南巡撫潘鼎新爲廣西巡撫，以貴州巡撫張凱嵩爲雲南巡撫，以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署理廣西提督，并命原廣西提督馮子材速赴前敵，接替黃桂蘭統率關外各營。西太後還乘機把戰敗的責任推到和她有矛盾的首席軍機大臣恭親王奕訴身上，更換全部軍機大臣，命禮親王世铎管理軍機處，并讓她的妹夫、光緒帝（載湉，谥德宗）的生父醇親王“會同商辦軍機處要政”，又任命貝勒奕訢（後封爲慶親王）主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但是，清廷關于中央和前線人事方面的變動，僅僅是爲了掩飾敗績，絲毫不意味抗戰決心的加強；相反，前線的軍事失敗，給了主和派以可乘之機，李鴻章等又加緊進行妥協求和活動了。爲迎合法國侵略者的意圖，李鴻章通過總理衙門，任命淮系的李鳳苞接替湘系的曾紀澤（主戰派）爲駐法公使，以便爲和談鋪平道路。法國也希望有一段休整時間，因而趁北圻取勝的有利形勢，一面揚言進攻廣州，一面加緊向清廷誘和。

　　1884年5月11日，李鴻章與法國海軍中校福祿諾在天津簽訂《中法簡明條約》。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國承認法國占有全部越南；（二）中國将駐北圻的軍隊調回邊界，并對越法之間所有已定與未定條約一概不加過問；（三）法國不索賭款，但商品可從雲南、廣西輸入中國内地；（四）法國答應在與越南訂約時，決不出現有損中國體面的字樣；（五）三個月後，雙方各派全權大臣，照以上各節，制定詳細條款。6月6日，法國又強迫越南簽訂了第二次《順化條約》，以确定對整個越南的殖民統治。《中法簡明條約》的簽訂，標誌着中法戰争第一階段的結束。



第三节 战争的扩大

　　一、法國借故擴大侵略戰争

　　簽訂《中法簡明條約》，完全屈從了法國侵略者的訛詐，正因爲這樣，茹費理緻電福祿諾，通過他向李鴻章表示敬意。李鴻章博得了侵略者的喝采，卻遭到了全國人民的憤怒譴責。連統治階級内部也有人指責李鴻章通敵，“緻比諸秦桧、賈似道”①。在舉國輿論的壓力下，清廷隻得命令駐北圻的軍隊仍紮原處，不得撤回。

　　侵略者欲壑難填，清政府的妥協政策，并沒有換來它所希望的“和局”。《中法簡明條約》簽訂後的第六天（5月17日），福祿諾就向李鴻章提出：法軍将于6 月5日進據高平、諒山，7月1日進據保勝。李鴻章不敢答應，福祿諾當即勾銷這條無理要求，并畫押爲據。可是，法國遠征軍總司令米樂竟令其陸軍中校杜森尼率軍北上，企圖以武力強占諒山。6月22日，法軍九百人（一說七百）行抵北黎（觀音橋，即今北麗），接近清軍陣地。清軍前敵将領通知杜森尼說，沒有接到上級撤退的命令，請暫緩進兵，“并非常合理地請求他通知法國當局轉遞必要的命令”①。23日，杜森尼揚言“和與不和，三日内定要諒山”②，随即指揮法軍炮擊清軍陣地，守軍被迫還擊，将法軍擊退。此次戰鬥，清軍傷亡三百人，法軍死傷近百人，并丢棄大量軍用物資。這就是法國侵略者蓄意挑起的“北黎沖突”，或稱“觀音橋事變”。接着，法國政府以此爲借口，反誣中國破壞《中法簡明條約》，乘機擴大事端。茹費理命令新任駐華公使巴德諾暫緩讨論《中法簡明條約》細節，要求中國立即從北圻撤軍，并索取二億五千萬法郎的巨額賠款。

　　7月9日，茹費理通知中國駐法公使李鳳苞：中國政府必須立即滿足法國的要求，否則，法國“将有必要直接地獲取擔保與應得的賠償”③。7月13日，法國海軍殖民部長海軍中将裴龍電令孤拔遣派所有可調用的船隻前往福州和基隆。孤拔随即率領法國遠東艦隊駛入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準備直接進攻中國領土，擴大侵略戰争。但由于茹費理考慮到法國占領越南後，“與中國将成爲直接鄰邦”，彼此造成太深的仇恨，于法國不利④，因而法軍這時的作戰意圖，主要在于“踞地爲質”，迫使清廷就範。

　　清政府在敵人的威逼下，一面立即下令撤回北圻清軍，一面以新任兩江總督、南洋大臣曾國荃爲全權代表，與法使巴德諾在上海舉行談判，并呼籲美、英等國進行 “調解”。與政治上向敵屈服相适應，清廷在軍事上并不做認真的準備。雖曾電谕沿海各省将軍督撫“密饬各軍，嚴陣以待”，但同時又束縛軍隊手腳，告以“倘有法軍前來按兵不動，我亦靜以待之”①，繼續實行消極防禦的戰略方針。

　　

　　二、基隆清軍反擊獲勝

　　法國侵略者一面與清政府舉行談判，一面加緊推行炮艦政策，企圖“踞地爲質”，索取賠款。孤拔等人狂妄主張派艦隊前赴江甯（今江蘇南京）、福州，或北上直隸灣，襲取旅順、威海衛，威脅京師。茹費理認爲法艦過于北上會引起其它資本主義列強的疑忌和幹涉，不得不将法國遠東艦隊的攻擊目标暫定爲福州、基隆兩處。在侵略者眼中，孤懸海外的台灣是可以輕而易舉地侵占的。奪取了台灣，不但“擔保政策”得以實現，而且有了新的前進基地；同時認爲，一旦占據基隆煤礦，軍艦燃料供應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台灣防務，初由兵備道劉璈主持。他将全台四十個營的兵力分駐各地，台南多至三十一營，台北僅福建陸路提督孫開華所部三營、總兵曹志忠所部六營。1884年7月16日，奉命督辦台灣軍務的淮系将領前直隸提督劉銘傳（新授巡撫銜）率親兵百餘人抵達基隆，加緊設防練兵，增築炮台。當時，法艦一艘已在基隆港附近進行偵察活動。劉銘傳根據基隆地形和敵情，重新組織海岸防禦：以新從台南調來的總兵章高元部兩營兵力扼守八尺門高地和東岸炮台，以曹志忠部六個營的主力扼守田寮港附近高地，一部扼守八鬥子附近海岸，由楊洪彪率一個營扼守西岸仙洞山高地。淡水方面，則由孫開華部防守。

　　8月4日，法國遠東艦隊副司令、海軍少将利士比率軍艦兩艘（“拉加利桑尼亞”号和“魯汀”号）及法軍四百餘人闖進基隆港，與原在該處活動的另一法艦（“費勒斯”号）會合。當日，利士比發出“勸降書”，要守軍支出基隆地區所有防禦工事。守軍置之不理，一面加緊備戰，一面飛報尚在淡水的劉銘傳。

　　8月5日晨，法艦逼近基隆港東海岸，上午8時開始炮擊。守軍奮起抵抗，炮彈連續命中敵艦，但由于彈丸威力較小，未能給敵艦以緻命打擊。炮戰約一小時，守軍炮台、工事大部被毀，彈藥庫也中彈起火，被迫後撤。法軍陸戰隊約二百人先後換乘小艇登陸，占領大沙灣附近高地，進行整頓鞏固，準備次日繼續進攻。

　　劉銘傳趕回基隆後，鑒于法艦火力較強，決定讓登陸法軍脫離艦炮火力支援後，再行反擊。8月6日下午2時，法軍一部沿濱海道路向基隆城前進，另一部在大沙灣附近進行掩護。扼守田寮港西側高地的曹志忠部給前進之敵以迎頭痛擊，迫使其後撤。曹志忠率二百餘人乘勢追擊。爲了圍殲敵人，劉銘傳立即命令章高元率百餘人向敵人左側反擊，并以六十人迂回敵之右側，形成三面合圍之勢。法軍節節敗退，最後在艦炮火力的掩護下，狼狽逃回軍艦。利士比無奈，率艦隊退走，法軍第一次進犯基隆宣告失敗。

　　8月10日，清政府就法國在談判期間突襲台灣提出強烈抗議，并呼籲各國“秉公評論”。可是，法國駐北京代辦謝滿祿反而借口“基隆事件”，向清廷發出最後通牒，繼續要求對“北黎事件”進行賠款（此時已由二億五千萬法郎減爲八千萬法郎），勒索未遂，便于8月21日下旗離京。與此同時，中國駐法公使李鳳苞也離開巴黎去柏林，中法外交關系完全破裂。

　　

　　三、馬江海戰

　　馬江又稱馬尾，位于福州東南，是閩江下遊的天然良港。清朝除南北洋海軍以外的第三支海軍——福建海軍和創建近二十年的福建造船廠，均在此港。馬江港是一個河港，四周群山環抱，港闊水深，可泊巨艦。從閩江口至馬江，距離三十餘公裏，沿岸形勢險峻，炮台林立，僅馬江附近就有七座炮台，并有部分克虜伯大炮，防禦能力較強。

　　從1884年7月中旬起，法國軍艦就陸續闖入閩江口，進泊馬江，伺機挑釁，勒索賠款。當時，負責福建軍事指揮的要員有欽差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張佩綸、閩浙總督何璟、福建巡撫張兆棟、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福州将軍穆圖善等。他們根據清廷“不可釁自我開”的指令，對法艦的侵入非但不敢阻止，反而給孤拔以友好款待；同時，命令各艦不準先行開炮，違者雖勝亦斬。于是，法艦在馬江者日或四五艘，或五六艘，出入無阻。“它們與中國軍艦首尾相接，日夜監視港内福建海軍，不許其移動，前後爲時月餘。其間，馬江一帶人民紛紛要求先發制敵，呈遞“萬民書”，建議潛水破壞敵艦。他們怒不可遏，堅決表示：“要是官家害怕，不敢抵抗；那抗法的事，我們願承擔下來。”①但是，人民請纓殺敵的正義要求，卻遭到了張佩綸等人的阻撓，直至爾後局勢非常緊張時，部分民衆武裝才被允許參戰。

　　8月17日，清政府見和談無望，不得不撤回上海談判代表，令沿海沿江各省極力籌防，嚴行戒備。但對馬江方面，僅指示“法艦在内者應設法阻其出口，其未進口者不準再入”②，并未解除不得主動出擊的禁令。

　　當時，馬江一帶水陸防軍的兵力已有所加強：海軍艦隻十一艘，江防陸軍逐次增加到二十餘營，還有大量自動參加戰備的民衆武裝。清軍的部署是：以十一營兵力扼守馬江和船廠一帶江岸；十一營守長門、琯頭等炮台，又以民壯近二千人協守閩安至琯頭沿江兩岸；十一艘艦隻與法艦相持于馬江江面，另以舊式戰船及漁船各二十餘艘分泊于羅星塔兩側。張佩綸、何如璋負責指揮馬江一帶水陸各軍，穆圖善駐長門，何璟、張兆棟駐福州。由于清廷和戰不定，前敵将領昏聩無能，水陸各軍缺乏統一指揮和協同作戰的周密計劃，加之裝備不良，彈藥不足，因此，總的兵力雖然較法方優勢，而戰鬥力卻很弱。

　　8月22日，即法國駐北京代辦謝滿祿下旗離京的次日，法國政府電令孤拔消滅中國福建海軍。孤拔立即進行戰鬥部署，決定于次日下午趁退潮船身轉移方向的時候開戰。當時，泊于馬江的法國艦隊有軍艦八艘，共計一萬四千五百餘噸，另有魚雷艇兩艘，還有兩艘軍艦在金牌、琯頭一帶江面，阻止清軍塞江封口，保障後路安全。參戰法艦共有重炮七十七門，還有不少射速爲每分鍾六十發的哈齊開斯機關炮，兵員約一千八百人。福建海軍的十一艘軍艦（其中九艘爲木質）共計隻有六千五百噸，炮四十五門（大口徑炮很少），兵員約一千一百人。從噸位、防護能力、重炮數量、兵員素質等方面比較，法國艦隊顯然占有優勢。另一方面，孤拔“隻在退潮時方攻擊”①的決定，對法艦非常有利。這是因爲，當時用船首系泊，船身随潮水漲落而改變方向（漲潮時，船頭指向下遊，落潮時船頭指向上遊），孤拔選擇落潮時開戰，可使大部分中國軍艦位于法艦之前方，從而暴露于敵人主要炮火之下，無法進行有力的回擊。

　　8月23日上午8時，法國駐福州副領事向何璟投遞最後通牒，限福建海軍于當日下午撤出馬尾，否則開戰。何如璋得知後，竟然對福建海軍将士封鎖消息，并企圖要求法方把開戰日期改在8月24日；遭到拒絕後，才匆忙下令進行臨戰準備。

　　當日13時56分，孤拔趁落潮的有利時機，指揮法艦突然發起攻擊。福建海軍艦隻未及起錨，就被敵艦第一排炮彈擊沉兩艘（“琛航”号和“永保”号），重創多艘。在十分不利的情況下，福建海軍下層官兵英勇還擊。旗艦“揚武”号（福建海軍唯一的一艘輕巡洋艦）用尾炮準确地還擊在它下遊的法國侵略軍旗艦“窩爾達 ”号，首發命中艦橋，擊斃其引水和五名水手，孤拔僅以身免。正在這時，敵46号魚雷艇向前猛撲，發射魚雷，擊沉了“揚武”号旗艦，但該艇也被清軍岸炮擊中，鍋爐爆炸。“揚武”号沉沒時，管帶（艦長）兼艦隊指揮張成擅離職守，泅水（一說乘小舟）逃跑。炮艇“福星”号離敵艦最近，在開戰時就受了重傷，但它立即斷錨轉向，沖入敵陣，瞄準敵旗艦猛烈射擊，連續命中。後遭敵艦三面圍攻，火藥庫中彈爆炸，全艇官兵壯烈犧牲。受傷的“福勝”、“建勝”兩炮艇也奮力抵抗，直至沉沒。在羅星塔下遊，炮艇“振威”号被剛從閩江口外趕來的一艘法國裝甲巡洋艦“凱旋”号擊穿，首尾均已着火，船身失去控制，随波漂向下遊。但艇上官兵仍英勇奮戰，直到最後被敵魚雷擊中沉沒前的一刹那，還發射了最後一顆炮彈，重傷一敵艦艦長和兩名士兵。

　　江面戰鬥僅進行了約半小時，福建海軍十一艘艦艇全部被法艦擊沉，海軍将士傷亡七百餘人，還損失了數十艘商船。法軍僅死傷三十餘人，有兩艘魚雷艇受重傷，其餘爲輕傷。

　　8月24日上午，法軍部分炮艇乘漲潮上駛到福建造船廠附近，用重二十八公斤的榴彈轟擊船廠，“對凡力所能及的東西，均予摧毀”①。與此同時，法艦繼續對馬江附近的帆船、舢闆進行毀滅性的破壞。

　　8月25日，法海軍陸戰隊一部在羅星塔登陸，奪去三門克虜伯大炮。此後幾天，法艦駛向下遊，逐次轟擊閩江兩岸炮台。由于炮台門對準下遊，不能掉轉炮口回擊從後方攻擊的敵艦，因而全部被毀。這樣，法艦得以魚貫而出，退至馬祖澳（今定海灣）。

　　馬江戰後，清廷撤銷了張佩綸、張兆棟、何璟、何如璋等人在福建的任職，以左宗棠爲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以福州将軍穆圖善和漕運總督楊昌浚（改任閩浙總督）爲幫辦大臣，閩中防務逐漸恢複。

　　馬江海戰的慘敗，固然有艦艇“我小彼大，我脆彼堅”①等客觀原因，但主要是清廷妥協求和政策造成的。很明顯，法國利用談判麻痹清政府，以達到突然襲擊的目的；清廷卻一味求和，在軍事上喪失警惕，緻使馬江守軍倉促應戰，措手不及。馬尾軍港形勢險要，閩人張茂才就曾評論說：“天下濱海諸省，獨福州海口奇險天生，當事者苟未雨綢缪，雖鐵脅亦難飛波，何至令人直搗而入哉！”②清統治者唯恐有礙和談，竟聽任法艦違犯國際慣例，肆意闖入，進出無阻，沿岸炮台形同虛設。這就無異于把主動權拱手讓給敵人，自己隻有坐待失敗的命運了。其次，前敵将領昏聩畏敵，也是招緻馬江戰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張佩綸等明知敵人“有密據要害先發制人之意”，卻借口“不敢事先張皇”，不做認真的應敵準備，甚至将艦上的炮彈也控制起來。張佩綸與何如璋，都是不懂軍事，隻知奉承李鴻章的昏庸官僚。8月23日，當戰雲密布、端倪盡露之際，仍不利用早晨漲潮移轉船身的有利時機，先發制敵，而這點正是孤拔所非常恐懼的。侵略者自供：“如果他們（指福建海軍）于潮水來時進攻，那地位便完全倒轉，提督（指孤拔）所打算可得到好處的所有優勢，都将轉到他們手中去，反而對我們不利。”③戰鬥開始以後，張佩綸竟吓得神慌意亂，暈倒在地，由随從扶起逃命。那個“隻圖一己口腹，不顧民生塗炭”①的張兆棟，以及由于有點口才而被張佩綸賞識提拔的艦隊指揮張成，也都先後逃之夭夭。由這樣一群戰前調度無方、臨陣争相逃命的懦夫庸人指揮福建前線故事，失敗是必然的。此外，北洋、南洋海軍各分畛域，不予支援，對馬江戰局的影響也是很大的。如果當時的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軍能聯合起來，發揮近海作戰的長處，利用法艦遠道而來、補給困難的弱點，并力圍攻，完全有取勝的可能。可是，淮系、湘系軍閥都把自己掌握的艦隊當作鞏固個人權勢的資本，彼此之間經常傾軋摩擦，勢如水火。福建海軍受優勢敵人直接威脅，一再籲請支援，直隸總督李鴻章竟以“北洋輪船皆小，本不足敵法之鐵艦大兵船”，“若一抽調，旅順必不能保”②等等爲由，拒絕派艦前往馬江。新任兩江總督曾國荃控制下的南洋海軍也拒不支援，造成福建艦隊孤軍苦戰，全軍覆沒。

　　馬江海戰雖然失敗了，但是，廣大中國軍民在這次作戰中表現了高度的愛國熱忱，他們誓死抵抗侵略者的英雄氣概，和上層統治階級畏葸投降的可恥行徑，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第四节 清廷对法宣战及双方战略方针

　　法國遠東艦隊偷襲馬江，清政府感到有損“天朝”體面和尊嚴，在主戰輿論的壓力下，被迫于8月26日發布宣戰诏旨，命令前線海陸各軍準備對法作戰。鑒于法國侵略者已把戰火引向中國本土，清廷認爲：“惟當一意備戰，應以進兵越南，規複北圻，俾彼族不敢悉衆内犯，爲制敵要策。”①根據“牽敵以戰越爲上策”②這一總的指導思想，在戰略上确定了沿海防禦、陸路反攻的方針。爲此，下令“沿海各口，如有法國兵輪駛入，著即督率防軍，合力攻擊，毋任蔓延。其陸路各軍，有應行進兵之處，亦即迅速前進”。同時，公開表示支持黑旗軍首領劉永福，“著以提督記名簡放，并賞戴花翎，統率所部，出奇制勝，将法人侵占越南各城，迅圖恢複”。③

　　清廷宣戰後，法國爲了能夠繼續利用香港等“中立”口岸作爲基地，并取得英、美等國的煤和食品等物資供應，因而沒有正式宣戰。同時，法國再次從政治上對清政府進行誘降活動，由總稅務司英人赫德④爲拉線人，大搞幕後外交，以此作爲它在軍事上暗中積極部署的煙幕。早在馬江海戰之前，孤拔和巴德諾就極力主張法艦北上襲取旅順和威海衛，威脅清朝京畿重地。馬江偷襲得逞之後，他們認爲“雖然中國此次完全失敗”，但“福州距離北京太遠，不足使帝國朝廷獲得教訓”，因而“複又堅決主張将戰争移至北方”。⑤茹費理政府曾一度贊成孤拔等人的侵略計劃，并令其立即在北方各海口行動，但不久又改變了決心。其所以如此，一則擔心北上擴大戰争，可能招緻其它列強的幹涉，而當時法國正對由于埃及問題同英國的矛盾尖銳化所造成的歐洲局勢頗爲不安；一則擔心北上與北洋艦隊交鋒，影響李鴻章的地位，而他正是法國政府“應該盡量寬待”的未來談判的極好對手。于是，奪取台灣北部，又成了法國侵略軍的戰略目标。茹費理希圖通過“繼續執行報複”的軍事行動，迫使清政府屈服，允許賠款，或将基隆、淡水兩埠口的行政、經營、海關、礦山等權讓給他們，以“提供同等價值的賠償”①。北圻方面，法國政府以諒山爲中國軍隊入越的主要通道，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且思雪北黎慘敗之恥，因而決計于雨季過後占領諒山，并相機進犯廣西邊境，以配合孤拔艦隊的海上進攻。所以，法國當時的戰略方針是：東攻台北，西取諒山，踞地爲質，勒索賠款。


第五节 东南沿海防御作战

　　一、基隆棄守

　　法艦退出閩江之後，集結于馬祖澳休整待援。1884年9月中旬，法軍由越南調來三個步兵大隊，使海軍陸戰隊增至二千餘人，軍艦增至二十多艘。根據法國政府的指令，孤拔立即準備進攻台北。他決定自率五艦進攻基隆，占領基隆和煤礦，派利士比率三艦進攻淡水，得手後，兩路向台北府發展進攻，進而占據台灣北部。

　　台灣守将劉銘傳判斷法軍“不得基（隆）煤，萬難用兵中國”②，決心親率主力扼守基隆，而以孫開華率部扼守淡水。當地民衆也積極參加戰備，保衛海防。

　　9月29日和30日下午，孤拔和利士比分別率領艦隊自馬祖澳出發。9月30日上午9時，孤拔率領的“膽”号等五艘軍艦到達基隆港口海面，連同先期到達的 “梭尼”号等三艘軍艦，共計八艘。孤拔立即進行偵察，連夜部署，準備次日于港灣西海岸登陸。其登陸部隊由海軍步兵大隊和炮隊各三個、憲兵和工兵各一隊組成，共約千餘人。另有一批來自西貢和海防的民夫。孤拔的企圖是：首先從仙洞山腳登陸，并搶占仙洞山頂，以便安設炮位，配合艦炮掩護步兵沿岸邊的山脊路線繞襲基隆守軍翼側，控制通往台北府和淡水的大道，奪占獅球嶺和基隆城，爾後向台北府前進。

　　當時，基隆清軍共有九個營，以曹志忠部六個營防守港灣東岸，章高元部兩個營及陳永隆部一個營防守西岸，以民衆武裝數百人防守基隆城。

　　10月1日晨6時，法軍一個海軍步兵大隊在艦炮掩護下，換乘小艇向仙洞山海岸前進。陳永隆、章高元部堅決抵抗。經過四小時戰鬥，法軍奪占仙洞山，炮隊在山頂展開，轟擊清軍陣地。清軍堅守二重橋一帶，并打退了敵人的進攻。中午，法軍另兩個海軍步兵大隊相繼登陸，準備次日繼續進攻。

　　在基隆交戰的同時，利士比率領的“拉加利桑尼亞”号等三艘法艦也已到達淡水。劉銘傳被淡水前敵營務處李彤恩誇大該地敵情所迷惑，強調“滬尾（淡水）爲基隆後路，離（台北）府城隻三十裏，……該口除沉船外，台脆兵少，萬不足恃，倘根本一失，則前軍不戰立潰，必至全局瓦解，不可收拾”①，便不聽曹志忠等人勸阻，竟然連夜率主力往援淡水，僅留三百人守獅球嶺高地。

　　10月2日，法軍輕取基隆和獅球嶺，由于兵力不敷分配，未敢進據基隆港東岸煤礦。劉銘傳到達台北府後，發現淡水情況并不緊急，即以章高元部援淡水，曹志忠部仍折回基隆。但由于法軍已占據基隆和獅球嶺，曹部隻得扼守台北府東面的水返腳一帶，以防法軍南下。在前敵指揮官劉銘傳的錯誤決心下，基隆輕易棄守。清廷認爲，“基隆要地，豈容法兵占踞”，命令劉銘傳乘法軍喘息未定，“聯絡劉璈，同心協力，合隊攻剿；并募彰，嘉勁勇助戰，将敵兵悉數驅逐”。①同時，命前陝甘總督楊嶽斌幫辦左宗棠軍務，向福建增調援兵，“設計渡台”，增強台北防禦力量。

　　法國駐華公使巴德諾見法軍在台灣進展順利，便狂妄地聲稱：“我們有希望很快地把整個台灣北部，不可動搖地置于我們統制之下”②，并再次向茹費理建議，讓孤拔艦隊北上進攻旅順等地。巴德諾沒有想到，他所得到的下一個消息便是法軍在淡水的慘敗。

　　

　　二、淡水獲勝

　　淡水港位于淡水河口，沿河可直達台北府，北岸濱海沙灘便于登陸，是清軍僅次于基隆的防守重點。1884年8月下旬以來，淡水守軍即以木船滿載石塊沉塞港口，并敷設電力操縱的水雷，封鎖航道；又在北岸構築兩座炮台（法軍稱之爲紅炮台、白炮台），封鎖港口及海灘。

　　10月1日，利士比率領“拉加利桑尼亞”号等巡洋艦三艘到達淡水海面，與原在港外活動的一艘炮艇會合，決定于次日上午10時開始發起攻擊。利士比企圖以艦炮火力摧毀岸上炮台和軍營，打開港口，保障艦隊在淡水河的行動自由，爾後登陸占領淡水街，策應基隆方面法軍主力的作戰。

　　當時，淡水守軍由于從大陸增援的劉朝祜部兩個營的到來而有所加強。章高元部兩個營由基隆趕來後，總兵力增至九個營。守将孫開華判斷敵軍無法突破港口障礙，必然由北岸海灘登陸奪占淡水街。因此，他決心在北岸淺近縱深内利用叢林和高地預伏一部兵力，殲滅登陸之敵。

　　10月2日晨6時30分左右，守軍趁法軍逆着陽光不便瞄準之際，先敵發起炮擊，打亂了利士比的進攻準備。雙方展開激烈炮戰。白炮台距敵較近，大部被毀。紅炮台尚未完全竣工，隻安好了三門一百七十毫米的克虜伯炮；盡管這樣，炮戰中仍然起了很大作用。法國侵略者自稱：紅炮台的守軍十分勇敢，“不顧在他們周圍落下如雨的子彈，不停發炮約一小時”①。當夜，利士比派艦偵察港口航道，接着又派炮艦及小艇前往偵察和排除水雷，其中一艇中雷受傷。利士比判明水雷爲電發火式，而且點火站在白炮台附近。于是，他決定派陸戰隊由北岸海灘登陸，避開叢林，經紅炮台山坡繞到白炮台東側，奪取點火站，引爆水雷，以打通港口航道。爲完成這一任務，利士比報請孤拔由基隆增派登陸兵力前來淡水。

　　4日，法軍援兵二百餘人、軍艦三艘，由基隆趕到淡水海面，連同原有兵力，共拼湊了軍艦七艘、登陸部隊六百餘人，準備在大風浪停止以後立即行動。

　　10月8日，海面風平浪靜。淡水守将見法艦忽然散開，知其意在登陸，便督令各營按預定計劃分散蔭蔽。上午9時，法艦艦炮以榴彈向北岸海灘及守軍營地猛烈轟擊，掩護其登陸部隊換乘小艇分三路上岸。約一小時後，法軍登陸完畢，開始向目的地前進。他們因沒有遇到抵抗，便不再繞經紅炮台山坡，直向白炮台撲去。孫開華待敵兵逼近叢林，立率兩營從正面攔擊，并命令埋伏于紅炮台山後的章高元部和劉朝祜部從右翼出擊，圍殲登陸之敵。雙方展開激戰。中午12時許，孫開華親率衛隊奮勇直前，各路合力齊進，與敵短兵相接，加上愛國藝人張李成率領的民兵從敵人側後阻截，法軍潰敗，紛紛向海邊逃竄。守軍追至海灘，敵兵争渡，溺死者數十人。

　　此次戰鬥，法軍被殲百餘人。侵略者哀歎：“這次的失敗，使全艦隊的人爲之喪氣”①。孤拔也驚呼：“我們的損失十分嚴重”②。此後，法軍除以部分艦隻對港口進行監視封鎖外，直至戰争結束爲止，再不敢貿然進犯淡水。

　　淡水戰後，基隆法軍向南進犯，清軍由水返腳北上阻擊，在暖暖附近展開激烈争奪，戰事呈膠着狀态。後來雙方又陸續增加兵力，并相持于暖暖、八堵、七堵地區。

　　

　　三、鎮海退敵

　　淡水清軍獲勝，粉碎了法軍以鉗形攻勢一舉占領台北的企圖。爲了孤立台灣守軍，法國侵略者于10月23日宣布封鎖台灣海峽，由利士比率領一支分艦隊沿台灣西海岸海域進行巡邏截擊，并以三至六艘軍艦在馬祖澳附近海域遊戈，控制南北海運和截斷閩台間聯系。爲了保衛祖國領土，全國各地掀起了支援台灣的運動。福建前線軍民利用夜霧偷渡等辦法進行反封鎖鬥争，有的勝利到達彼岸，将一批批物資和兵員送到台灣，不斷加強守軍的防禦力量。但是，偷渡援台畢竟緩不濟急，且損失過重。有鑒于此，新授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左宗棠、新任兩廣總督張之洞等人紛紛建議由南、北洋海軍各派軍艦數艘，組成援台艦隊，打破敵軍封鎖。清政府也以“台灣信息不通，情形萬緊”①爲慮，經過多次催促，最後由南洋派出“開濟”、“南琛”、“南瑞”、“馭遠”、“澄慶”五艦，交提督銜總兵吳安康統領，執行援台任務。艦隊從11月起在上海進行準備，添置炮位，遲至次年1月18日才出發南下。孤拔早已得知這一消息，他決定親率法艦七艘，攔擊中國援台艦隊。

　　1885年2月7日，孤拔率艦隊自馬祖澳出發，北上搜索中國援台艦隻。2月12日，雙方艦隊于浙江石浦檀頭山附近洋面遭遇。吳安康不敢與敵交鋒，率艦隊逃跑，“馭遠”、“澄慶”兩艦航速較低，落在後面，被迫駛入石浦港隐蔽。法艦追趕“開濟”等三艘巡洋艦未及，便返回封鎖石浦港，并于14日夜間用水雷将“ 澄慶”、“馭遠”兩艦擊沉（一說自沉）。之後，孤拔得知“開濟”等三艦躲避在鎮海口内，便又率艦隊進犯鎮海。

　　鎮海位于甬江海口，北岸爲沙灘，敵艦不能靠岸，易于防守，南岸港汊較多，便于登陸。法艦侵擾東南沿海以來，浙江提督歐陽利見認識到鎮海系“浙東之咽喉，防浙以防鎮爲急務”②，便以南岸爲重點，進一步加強鎮海的防禦。其主要措施是：充實兵力，調整部署，以一千人駐金雞山，五千人分守南北兩岸，另以二千五百人爲後應，分扼鎮海至甯波沿江各隘；在甬江口釘樁沉船，堵塞航道；在金雞山險要處修築暗炮台，安設進口大炮，台上覆土一丈，護以毛竹、草皮，又在高阜顯露之處築假壘十餘座，隻插旗幟，不設一兵，以迷惑敵人，并在沿岸險要處加修圍牆、長堤，挖掘壕溝，密布地雷、障礙物等，從而構成一個較爲完整的防禦體系。此外，在各鄉組織民團，盤查奸細，把法國教堂的傳教士全部遷至後方，派兵監護，以切斷敵之内應，并高價收買外國引水人員，使其不爲法軍所用。

　　2月28日夜間，孤拔率法艦四艘侵入鎮海海面。歐陽利見下令沉船堵口，命各營嚴陣以待。援台三艦和原在港内的“超武”、“元凱”兩艦也都做好戰鬥準備。

　　3月1日下午，一艘法艦企圖進港偵察，被北岸招寶山炮台守軍開炮擊退。接着，四艘法艦合力來犯，守軍岸炮和艦炮一齊轟擊，擊穿敵先頭一艦。法艦不支，施放煙幕逃走。當夜，法軍以兩小船于乾口門靠岸，企圖登陸偷襲，被守軍擊退。3月2日，受傷法艦駛離鎮海，其餘三艦仍泊原處。入夜，法以二魚雷艇進行偷襲，又被守軍水陸炮火擊退。3日上午，孤拔再次率領艦隊進攻，同樣遭到守軍的猛烈炮擊，其中一艦煙筒中炮受損，各艦掉頭逃跑。此後，法軍又數次利用夜暗進行偷渡和魚雷攻擊，均遭失敗。孤拔智窮力竭，不得不于8月7日率隊南返。

　　此次鎮海作戰，由于守軍預有準備，水陸防守嚴密，傷亡甚少。法軍則有兩艘巡洋艦負傷，兩隻舢闆沉沒，并死傷不少官兵。孤拔本人也中彈受傷，後死在澎湖島上。


第六节 北圻陆路反攻作战

　　一、雙方作戰方針和部署

　　清廷于1884年8月26日被迫對法宣戰以後，雖然确定了沿海防禦、陸路反攻的方針，命岑毓英催促劉永福趕緊督軍進取，又令岑毓英、潘鼎新率滇、桂各軍速赴北圻戰場，盡力反攻。但是，究竟如何反攻，開始并不明确。後來根據前方奏報，才逐漸确定：東線桂軍進攻諒江、太原，西線滇軍和黑旗軍進攻宣光，并推進到白鶴、永祥附近地域；兩軍在太原、永祥一帶會師後，合力進攻北甯、河内。10月初，清廷鑒于基隆失守，更急于攻法之所必救，電令北圻各軍力圖進取，“直逼西貢等處，庶使分兵西援，台灣乃可稍松”①。對此，岑、潘二人一開始就沒有信心。潘鼎新當即表示：“台北吃重，此間一軍前進，恐不足牽制；法方于河内、北甯增兵迎拒，西貢萬難驟達。”②岑毓英也強調“西貢系南圻地方，隔順化及甯平、南定等處，皆有法人堅守，道阻且長，萬難進取。”③潘鼎新和岑毓英等固然有畏敵怯戰的一面，但清廷進軍西貢的要求也是當時清軍兵力難以勝任的，這反映了清廷戰略指導上的無知。

　　法軍方面，因米樂回國養病，由波裏也于9月8日接任遠東軍總司令。當時，北圻法軍計有第一、第二兩旅及内河艦隊等共約一萬八千餘人，分守陸岸（今陸南）、諒江、太原、宣光、館司等前沿要地，兵力比較分散。波裏也根據法國政府東攻台北、西取諒山的戰略方針，決定在北圻采取西守東攻的作戰方針，即西線堅守宣光、興化，東線集中兵力奪取諒山，得手後，再轉兵西向。

　　

　　二、東線桂軍反攻失利

　　東線桂軍奉命再度開赴北圻戰場後，開始進展順利，至1884年9月中旬，署理廣西提督蘇元春率領的桂軍主力十三個營（約四千八百人）進抵船頭（今陸岸），10月初曾一度攻占陸岸；與此同時，記名提督方友升及總兵周壽昌等所部九個營（約三千二百人）進占郎甲及其以北地區。上述東、西兩路桂軍“互相犄角，自爲戰守”。潘鼎新率淮軍五營及道員趙濟川一營駐諒山，“整理操練，以備兩路策應”①。此外，副将馬盛治所部六個營駐于牧馬、新街一帶，牽制太原守敵。東線清軍兵力共約一萬二千人，然而，“營哨各官大半代理，精壯能戰者僅十之二三”②。

　　這時，法軍已在河内、北甯集結完畢。波裏也爲了粉碎東線清軍的反攻，進而奪取戰略要地諒山，以第二旅編成兩個縱隊，分別進攻郎甲、船頭，以第一旅一部兵力配置于諒江附近，準備随時機動。法軍主力于10月8日自河内出發。

　　10月8日，尼格裏率領第二旅主力約三千人進攻諒江北面十餘裏的郎甲。駐守該村的方友升等麻痹大意，沒有做好必要的防禦準備，對關系郎甲安危的南堡高地也未予以足夠重視。因此，法軍輕取南堡高地，随即在此布置炮兵，以密集炮火掩護主力從兩側迅速包圍了郎甲村。守軍倉促應戰，除方友升率領一部撤至郎甲東側高地外，尚有數百人被圍于村中。清軍爲解救被圍部隊，兩次由側翼反擊敵軍炮兵陣地，均未成功。法軍乘勢抽出部分兵力進攻村北高地周壽昌部。該部兵力數倍于進攻之敵，但稍事抵抗就向觀音橋、屯梅方向潰退。法軍接着全力進攻郎甲村，守軍浴血奮戰，與敵人肉搏拚殺，直至全部犧牲。此戰，清軍傷亡七百餘人，法軍死傷百餘人。尼格裏也在這次戰鬥中受傷，暫時返回河内。波裏也兼統第二旅，以一部兵力守郎甲，其餘撤至諒江，後又向東增援船頭。

　　進犯船頭的法軍第二旅一部千餘人，由端尼埃上校率領，搭乘炮艦五艘、拖般十餘隻，于10月2日離北甯，經七廟，沿陸南江（今陸岸河）前進。蘇元春率領的東路清軍在船頭附近築有塹壕、堡壘等較堅固的防禦工事，并在西南二十裏的尼村附近配置部分兵力，防止敵軍上岸。10月6日上午，法軍進至尼村，艦炮齊發，與守軍展開激戰。清軍傷亡較重，但仍竭力抵抗，終于迫使敵人後撤。此後，雙方相持于船頭以西地區。9日，法軍得到增援， 10日再次發起進攻。清軍總兵陳嘉督軍迎戰。當法軍第一梯隊四個連向船頭主陣地沖擊時，陳嘉以一部兵力依托陣地頑強抵抗，親率主力向法軍右翼猛烈反擊，将敵兩個連大部殲滅，并擊斃其右翼指揮官。殘餘法軍狼狽逃竄。與此同時，法軍左翼兩個連仍在拚死掙紮，端尼埃也以其所控制的機動兵力在炮兵及艦炮火力支援下瘋狂反撲。陳嘉見翼側受到威脅，主動撤回主陣地。此後，戰鬥又成對峙狀态。

　　清軍在船頭重創法軍精銳部隊，殲敵二百餘人，士氣爲之一振。法國侵略者爲船頭守軍“這樣奮不顧身地激烈作戰”①而惶恐不安。但是，株守諒山的潘鼎新未能及時調部增援。蘇元春在獲知西路郎甲失守、後援無望的情況下，便于10月11日夜間率部撤回谷松。

　　郎甲、船頭既失，桂軍東、西兩路的形勢爲之大變，戰局開始陷入被動。清廷力促滇、桂兩軍聯成一氣，規複北甯、河内，甚至直搗西貢的戰略意圖，随之成了泡影。但是，這時法軍對台灣淡水的進攻遭到失敗，土氣爲之沮喪。巴德諾聲稱：“尼格裏将軍在郎甲的勝利，在某種範圍内，可減輕台灣消息的令人不快印象，但其效能，是否将被北京朝廷敏銳地覺到，尚屬疑問。我們東京的遠征隊，距離中國邊境還太遠，不能使帝國政府受到嚴重的警告。”①茹費理也認爲隻有乘勝向廣西邊境推進，方足以“有力地引起帝國政府的憂慮”②。然而，波裏也在攻占郎甲、船頭之後，鑒于援兵未到，加之後方受到越南義軍的牽制，無力繼續發展進攻，不得不暫取守勢，于是将主力撤回北甯、河内，以一部兵力在船頭、郎甲一線巡邏警戒。12月以後，法國陸續增兵遠東，三分之一赴台，三分之二赴越，并将北圻戰場的法軍改歸陸軍部指揮（原由海軍部指揮）。在待援期間，波裏也積極進行攻取諒山的各種準備，以船頭爲基地，修築工事、道路，屯積作戰物資。

　　清軍方面，西線滇軍和黑旗軍已于1884年10月底進抵宣光城下，正在竭力圍攻。東線桂軍也陸續補充了兵力，調整了部署：以駐谷松的蘇元春、陳嘉所部十八營爲中路；以駐觀音橋的楊玉科、方友升所部九營爲西路；以駐車裏、那陽一帶的王德榜所部湘軍十營爲東路；另以葉家祥所部淮軍五營、董履高所部桂軍五營駐諒山爲後應。此外，馬盛治所部桂軍六營仍駐新街一帶。以上共有兵力五十餘營，約二萬人。

　　爲了策應西線的軍事行動，打亂北圻法軍西守東攻的作戰部署，清政府曾命令東線清軍乘北圻法軍轉入防禦之機，主動出擊，先發制敵。但是，潘鼎新根據李鴻章 “切勿攻堅傷精銳”③等指示，僅以小規模的出擊牽制船頭方向的法軍，作出一點策應西線作戰的姿态。12月16日，中路清軍二千人在紙作社（船頭東北）伏擊法軍巡邏部隊，斃傷敵軍百餘人，取得了勝利。年底，東路湘軍進至船頭東面的豐谷，準備配合中路進攻船頭。1885年1月3、4兩日，豐谷清軍突遭法軍四千餘人猛烈攻擊，“王德榜督軍苦戰，死傷頗多，因少後門槍，且子藥已盡，勢難抵禦”①，被迫丢棄大量物資，撤回車裏。潘鼎新恐法軍由那陽迂回蘇、王兩部之後而攻取諒山，急忙從諒山調淮軍兩營守那陽，并要求清廷迅速增援。

　　在此以前，兩廣總督張之洞也認爲法軍專注諒山，“桂軍各道分防，兵力尚薄，必應由東路再增勁兵，以收犄角夾擊之效”②，于是命馮子材率粵軍十營，總兵王孝祺率淮軍、粵軍共八營，分別由欽州、梧州起程，經由廣西赴越。由于諒山吃緊，馮子材以八營由上思州直接入越，協同王德榜部守東路；自率兩營赴龍州籌辦糧饷軍械和招募新兵。王孝祺部中途嘩變，潰散近半，至龍州時不及二千人。

　　1885年1月底，法軍第一、第二旅主力七千餘人，在船頭一帶集結完畢，準備轉守爲攻，向廣西邊境大舉進軍。法軍揚言分兩路前進：一路攻谷松，一路攻車裏。實則全軍指向谷松，并力進攻中路。

　　潘鼎新企圖阻止法軍進攻，命中路清軍（包括新配屬的董履高部五營）前出到竹山附近高地設防。2月4日，法軍集中炮火轟擊竹山清軍營壘，随即展開猛攻。守軍頑強抵禦，但因倉卒移防，工事不堅，傷亡甚衆，被迫後撤。次日，法軍再次發起攻擊，守軍不支，退守谷松。2月6日，法軍在炮火掩護下猛攻谷松，清軍被迫撤至諒山南面三十五裏處的委坡一帶。

　　中路清軍潰敗，諒山垂危。“東西兩軍相去遠，聞調赴援，一日之間号令屢改。”①潘鼎新時而令王德榜、楊玉科等部回援諒山，時而令其仍紮原處，時而令其夜襲法軍後路，最後又令其飛援諒山，但爲時已晚，無濟于事了。就在2月12日，法軍攻占委坡，潘鼎新于當夜逃離諒山入關，蘇元春随之率部退入關内。2月13日，法軍未經戰鬥，即占領了戰略要地諒山。至此，法軍在東線達到了預期的作戰目的，波裏也随即于2月17日率領第一旅（約三千人）離開諒山，以便經河内趕赴西線，解救被圍于宣光的法軍。

　　諒山棄守後，馮子材毅然以守關自任，親率一營從龍州趕到鎮南關，和王孝祺部一起攔截潰散兵丁，并急調協守東路的馮軍八個營回守鎮南關。可是，潘鼎新竟“ 告以守關無須該軍，令仍顧東路”②。2月19日，西路楊玉科部自觀音橋、屯梅繞道撤至文淵（今同登）。楊玉科以主力防守文淵兩側高地，自率一部駐鎮南關。 2月23日，尼格裏指揮法軍第二旅進攻文淵，守軍浴血奮戰，節節抵抗。楊玉科親臨前線指揮戰鬥，阻止了敵人的前進。但由于清軍發射的炮彈多未爆炸，未能予敵以大量殺傷。午後，楊玉科中炮犧牲，守軍随即潰散，退入關内。法軍乘勢侵占鎮南關，前鋒一度侵入我國境内近十公裏的幕府附近。

　　由于兵力不足，補給困難，加之不時受到當地群衆武裝的襲擾，法軍于2月25日炸毀鎮南關城牆及其附近工事，退回文淵、諒山。根據波裏也離開諒山前的指令，法軍在鎮南關廢墟上立一木牌，上書“……廣西的門戶已不再存在了”。但是，當地軍民在同一地方寫着：“我們将用法國人的頭顱重建我們的門戶！”①以此作爲對侵略者的回答。

　　馮子材聞鎮南關失守，立即疾馳二百餘裏，由東路統兵回援；王德榜也率部趕回，駐于鎮南關東面三十裏的油隘一帶。

　　潘鼎新則畏敵如虎，在文淵戰鬥之前，即由鎮南關繼續後逃至幕府。2月23日，正當文淵前線激戰之際，他又經憑祥、海村連夜逃到關内一百餘裏的龍州，由于遭到當地各階層人民的憤怒斥責，“始乘船由水路返海村，日駐岸，夜駐船”②。事後，他竟謊報自己在文淵戰鬥中“督親兵助戰，槍炮聲震山谷，逆黨（法軍）紛紛倒地”③，并詭稱由他指揮各軍“收複”了鎮南關等等，以推卸東線反攻失利的責任。

　　東線清軍反攻失利，主要原因在于前敵指揮潘鼎新消極怯戰，畏敵如虎，以緻屢誤戰機。“潘軍不是沒有戰争經驗，又用新式槍械，節節敗退，完全是接受李鴻章失敗主義的影響。”④潘鼎新在作戰指揮上，明顯地犯了消極被動、分兵把口的錯誤。東線清軍順利進抵船頭、郎甲一線以後，正值法軍兵力分散、援軍未到和越南義軍紛起襲擾的有利時機，戰場的優勢和主動，基本上在清軍方面。然而，潘鼎新卻滞留諒山，與西線方面互相觀望，消極等待，強調“一俟滇軍牽制西路，此間有隙可乘”，才能“趁勢襲取”⑤，使法軍得以從容集結兵力，分別奪取郎甲，船頭。清軍被迫退守山區，喪失了戰場上的主動權。爾後，清軍經過調整補充，實力大爲加強；法軍則因國内援軍未到，宣光被圍，處境相當困難，不得不轉攻爲守，僅以部分兵力守備前沿陣地。這時，清軍在全局形勢上仍有可能挽回頹勢。以越北山區的有利地形，完全可以正面鉗制，側後攻擊，粉碎法軍的進攻。可是，由于清軍在總的戰略指導上消極被動，以緻在兵力部署上仍将前線數十營部隊分散于觀音橋、谷松、車裏各點，正面寬廣，沒有形成重點，加上配置于諒山縱深的兵力又沒有适時向前機動，起不到預備隊的作用，以緻形成前後分兵把口，被動挨打的态勢。在作戰過程中，潘鼎新決心猶豫，朝令夕改，不能組織第一線各部之間的相互協同，特別是法軍專攻中路，蘇元春部節節敗退之際，沒有及時機動翼側軍隊加強縱深防禦或向敵人側後出擊，使法軍得以長驅直入，連續突破中路防禦，直逼諒山。此外，清軍中派系矛盾的長期存在，也嚴重影響了各部之間的統一與協同。如王德榜“自負湘中老将，每與督師（潘鼎新）龃龉”①，潘鼎新便有意“征調屢更”，使之無所适從，疲于奔命，最後反誣王“催援不至”。豐谷之戰，蘇元春不及時援救王德榜部，法軍攻中路蘇元春部時，王也就消極觀望，不主動支援，給了法軍以各個擊破的機會。

　　

　　三、西線滇軍東下受阻

　　在正式對法宣戰前後，清廷多次命令西線指揮官岑毓英再度督師出關，與東線桂軍合力規複北圻各城。但岑遲至1884年9月28日才命令原留駐于文盤、大灘一帶的黑旗軍十個營（約三千七百人）、滇軍張世榮部五個營（約二千五百人）分道前進：黑旗軍黃守忠、吳鳳典兩部由山路繞赴陸安，出館司之後；劉永福、張世榮率部沿紅河直下，期收夾擊之效。岑毓英企圖先後奪取館司、宣光，并以集結于雲南邊境的滇軍主力六千餘人沿紅河逐次進占夏和、清波以及臨洮等地，得手後，再與東線清軍會師，并力進攻北甯、河内。

　　北圻法軍爲貫徹其西守東攻的作戰方針，于10月11日撤走館司守軍，以便縮短防線，固守興化、端雄、宣光，保證河内以西地區的安全。岑毓英鑒于館司之敵自動撤離，便将黑旗軍及滇軍張世榮部集中指向宣光。

　　宣光城築有石牆，依山傍水，“向稱天險，城内一山聳峙，懸炮可擊外軍，城外植竹五六重，兵難破入”①。10月中旬，清軍陸續進抵宣光附近，因法軍水陸防守甚嚴，便在離城十裏的琅玡、中門等處紮營。此時，東線桂軍已失郎甲、船頭，清廷嚴令滇軍速進，以分敵勢。岑毓英乃于10月20日由保勝移駐文盤，并調原駐紮于雲南邊境的記名提督吳永安、鄒複勝所部四千人和記名總兵覃修綱所部二千餘人進紮館司、夏和、清波一帶，伺機向興化等地進擊，威脅敵軍後路；同時，令宣光清軍逐步進逼城下，四面圍困敵人。

　　法軍爲确保宣光，穩定北圻西線防禦态勢，從11月4日至12日，多次派兵增援，但大都被清軍擊退。11月12日起，清軍于宣光東南十餘華裏的左育地方清河（今泸江）兩岸挖築地營，并将以前截獲的船隻裝石塞河，以期截斷法軍水路交通。11月18日，法軍端雄、山西地區指揮官多米尼親率步、炮、工兵千餘人，搭乘炮艦五艘、民船十餘隻，趁連日大雨、清河水漲之機，增援宣光，遭到埋伏于左育清河兩岸的清軍夾擊，不能通過。次日，法軍舍舟登岸，分兩路進犯左育。清軍依托地營斃傷法軍百餘人，但因工事尚未全部構成，又遭敵人腹背夾擊，被迫撤出陣地。法軍立即上船，駛抵宣光，加強了城防力量。岑毓英強調必須先取宣光，滇桂各軍聯爲一氣，才能相機進取，因而使黑旗軍和大量滇軍長期頓兵于堅城之下，不能東進，坐視法軍集中兵力專注諒山。

　　12 月，清軍圍城部隊又得到補充。月初，唐景崧在龍州招募的四個營（二千人）經牧馬進抵宣光城外（後又擴編爲六個營）；月底，記名總兵丁槐所部十三小營（共三千人）出馬白關，經河陽（今河江）進至宣光。1885年1月中旬，岑毓英由文盤進紮館司，随即派兵三千六百人由記名提督何秀林率領前往宣光方向，進一步加強圍城兵力。在此期間，宣光清軍重新調整了部署：由黑旗軍和何秀林部擔任阻援，唐景崧、丁槐（兼統張世榮部）兩部分駐城北和城南（均離城一公裏左右），擔任攻城。

　　1月26日，唐、丁兩部合力奪取宣光城南法軍據點，法軍開東門出援，雙方展開激戰，彼此傷亡很重。後因何秀林部趕來增援，法軍又撤入城内。接着，清軍采用“滾草龍”的戰法①，于31日奪取了南門炮台，并殲敵二百餘人。此後，法軍被迫龜縮城中，由于水路被黑旗軍切斷，供應日缺，處境極艱，隻好用玻璃瓶、竹筒等封裝求援信，投入清河順流而下，向端雄、河内告急。2月，清軍連續攻城，多次挖地道用地雷炸開城牆，從缺口突入城内，但因法軍阻擊火力較猛，均未成功。

　　波裏也爲解宣光之圍，親率由諒山撤回的法軍第一旅溯河而上，2月27日于端雄登陸，與不久前派出的先遣部隊會合。

　　清軍偵知法軍大隊來援，立即由何秀林部撥一千人前往左育，協助黑旗軍阻援。另以覃修綱部二千人出紮臨洮府附近，待法軍攻左育時，向端雄前進，斷敵後路。 3月2日，法軍分路進攻左育及對岸的同章。左育黑旗軍依托地營頑強抗擊，并引發地雷，多次打退法軍的沖擊，斃傷大量敵人。後由于防守同章的黃守忠部黑旗軍被敵擊潰①，法軍占據對河高地，安設炮位，向左育黑旗軍輪番炮擊。劉永福所部黑旗軍傷亡近千人，不得不撤出左育陣地。新趕到的何秀林部也不支敗退。覃修綱部進至端雄，聞法軍已抵宣光，隻得仍回臨洮、清波。

　　岑毓英見宣光法軍兵力大增，随即命令疲憊不堪的圍城部隊撤至宣光附近山區休整；唐景崧所部六營則經占化撤往牧馬。西線清軍圍攻宣光的計劃半途而廢，東下河内的意圖随之落空。據岑毓英奏稱：此次以近萬人攻城，“曆三十五、六晝夜，久雨泥滑，死者一千數百餘人，傷者二千餘人，疲憊不堪，不能不暫爲休息。”②岑毓英明知“頓兵堅城，徒傷精銳”③，唐景崧也“明知攻堅，兵家下策也”，可是又強調“事急不得不攻，且城垂拔亦不肯松勁”④。不難看出，此次行動的失利，實屬作戰指導上的嚴重錯誤所緻。以滇軍當時的兵力，一面圍宣光，一面沿河東進，威脅河内，使敵不敢增援宣光，是可能辦到的。此着不行，頓兵堅城，反爲敵所牽制，置優勢兵力于無用。宣光既久攻不下，就應适時把作戰重點改爲打援，援兵既挫，宣光不難攻下。此着又不用，結果喪失主動，爲敵所敗。

　　

　　四、清軍陸路大捷

　　（一）臨洮敗敵

　　1885年3月，法軍既解宣光之圍，即以第一旅留守宣光，其餘部隊撤回端雄、河内等地。接着，波裏也企圖向興化以西紅河兩岸滇軍發動進攻，進一步改善法軍在北圻西線的态勢，保障主力繼續在東線發展進攻。岑毓英獲此情報，即令覃修綱部（此時約爲四千人）嚴守夏和、清波、錦溪等紅河兩岸要點，令雲南農民軍竹春、陶美等部千餘人及越南義軍一部，與滇軍李應珍部共同防守臨洮府以東村落，劉永福則率黑旗軍進駐臨洮。

　　3月23日，法軍非洲兵千餘人及越南教民一批，由興化渡紅河，進攻臨洮東南的山圍社。在此防守的中越軍民聯合部隊堅守地營，沉着應戰。待敵接近時，槍炮齊鳴，并引發地雷，打退了進攻之敵。法軍連續幾次沖擊，守軍均依托工事，發揮近戰火力，頑強奮戰，斃傷不少敵人，守住了陣地。傍晚，正當法軍進退維谷之時，與劉永福有聯系的越南義軍在村落四周遍插黑旗，用中國話齊聲喊殺。法軍以爲突遭黑旗軍包圍，驚魂落魄，紛紛脫掉軍服，乘夜從附近的河溝泅水，偷偷向越池方向逃竄。守軍沒有發覺，未予追擊。

　　中越軍民在臨洮附近大敗法軍，斃傷敵軍數百人①，繳獲法軍紅白衣褲、軍帽等千餘件。這是西線戰場上取得的一次較大勝利。這次戰鬥的主要特點，是中越兩國軍民緊密配合，英勇戰鬥。另外，守軍充分利用地形，構築了比較适應當時作戰情況的野戰工事——地營，減煞了敵人的火力優勢，彌補了自己火力不強的弱點，也是這次取勝的一個重要原因。

　　唐景崧對滇軍構築地營一事，作了相當詳細的記載①，這表明滇軍在這方面有其獨到之處，至少在他看來，如此完善的地營是當時戰争中的新鮮事物。

　　“野戰築城工事具有和軍隊同樣悠久的曆史。”“兵力上處于劣勢的軍隊，可借以成功地抵抗優勢敵人，因而野戰工事能對戰局的結果起重大影響。”②随着野戰炮兵的大量使用和火炮射速與彈丸威力的加大，僅憑地面工事遠遠不能适應戰争的需要，從而迫使人們向地下發展，構築既能防護自己、又能攻擊敵人的地下工事。地營的出現和發展，正是戰争發展的必然産物。在中法戰争中，滇軍和黑旗軍一直重視這一作戰手段，“紮營之處，兵卒均荷鋤鏟刀鋸之類，掘地鋸木”③，修築基本上相當于今日有被覆的野戰掩體的地營，在各次戰鬥中都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二）鎮南關大捷

　　在潘鼎新不戰而逃、東線法軍直逼廣西國門的情況下，龍州等地商民驚徙，遊勇肆掠，難民蔽江而下，廣西全省大震，形勢十分嚴重。清廷以廣西關外各軍叠次失利，于2月17日電令馮子材幫辦廣西關外軍務。馮子材雖已年近七旬，但“久任廣西提督，三次出關，威惠素著，得桂、越人心”①。由于潘鼎新遠離前線，前敵将領公推馮爲東線總指揮。②馮子材決心“保關克諒”，并相機收複北圻各城。他一面調整部署，令部下趕修工事，一面整頓軍紀，安定民心，迅速穩定和改善了防禦态勢。

　　與此同時，清政府通過總稅務司赫德的私人代表金登幹①在巴黎與法國政府之間的秘密談判正在加緊進行。由于法軍在北圻東線占領諒山之後，接着于3月3日在西線解了宣光之圍，法國政府急于趁勝迫和，以緩和國内人民對曠日持久的戰争所表現的強烈不滿。爲了保證它在和議中處于更加有利的地位，法國政府要求東線法軍繼續發展進攻。波裏也随即于3月16日電告尼格裏：現在正與中國進行談判，若能對龍州有所動作，派北非騎兵前去，将大有裨益。你看有什麽辦法，可以使中國人相信我們不久就要向龍州進攻。②接着，波裏也向諒山方面增派援軍。尼格裏認爲威脅龍州是“玩一種危險的把戲”③，但還是積極備戰，待命行動。

　　根據當面敵情和廣西中越邊境的地形條件，馮子材經過反複勘察，選定關前隘（今隘口南）附近的有利地形構築防禦陣地。關前隘在鎮南關内約八華裏處，東西兩面高山夾峙，中間爲寬約二華裏的隘口。東面的大青山高八百餘米，向南傾斜與小青山相連，再南爲馬鞍山，一直延伸到鎮南關的東面。西面的鳳尾山高六百餘米，同樣向南傾斜，直至龍門關（一東西向峽口，有小路可通扣波），然後經一座大石山延伸到鎮南關的西面。關前隘南面的谷地寬二華裏多，谷地南端有幾座小石山，往南直至鎮南關都是起伏不平的山丘，統稱橫坡嶺。馮子材命令部隊在關前隘附近築起一道土石長牆（長三裏多，高約七尺，寬約四尺），橫跨東西兩嶺之間，牆外挖掘四尺寬的深塹，以利堅守，并在東西嶺上修築堡壘多座，構成一個較完整的山地防禦陣地體系。

　　在兵力部署上，馮子材親率所部馮軍擔任關前隘正面防禦，扼守長牆和山險要地；王孝祺部八個營屯于馮軍後面半華裏處，作爲正面防禦的第二梯隊；王德榜所部湘軍十個營屯于油隘，保障入關旁路的安全，并相機襲擊敵後；蘇元春及陳嘉所部桂軍十八營屯于幕府（關前隘之後五華裏），作爲總預備隊；魏綱所部鄂軍八個營駐平而關，控制由艽封（今七溪）至龍州的水道。此外，蔣宗漢部（楊玉科陣亡後，所部由蔣統領）及方友升部共十餘營屯于憑祥，潘鼎新率淮軍五營屯于海村，以鎮後路。加上駐龍州、新街等處部隊，東線清軍總兵力約達八十餘營。

　　8月9日，尼格裏派北非騎兵和越僞軍各一部，企圖由文淵練扣波進占艽封、牧馬，繞出鎮南關之北，擺出一副威脅龍州、切斷唐景崧部（當時已由宣光撤至占化）和馬盛治部（駐新街）歸路的架勢。馮子材根據越南人民提供的情報，立即派駐龍州的馮軍五個營①前往扣波，蘇元春則率桂軍暨魏綱部前往艽封。8月13日，法軍進至艽封，見清軍已先期到達，便掉頭南撤。到達扣波的馮軍奮力攔擊，法軍敗回文淵。爾後，蘇元春部仍回幕府，魏綱部八營和馮軍五營則分別留守艽封、扣波。

　　3月21日，馮子材爲打亂敵人的進攻部署，不顧潘鼎新等人的阻撓，決定先發制敵，毅然率王孝祺部出關夜襲法軍前哨據點文淵，一度沖入街心，斃傷不少敵人，并毀炮台兩座後主動撤回，取得了較大勝利。由于清軍的主動出擊，尼格裏感到自己已處于被動地位，爲争取主動，他不待援軍到齊，決定提前發起進攻。

　　3月23日晨，法軍第二旅主力一千餘人趁大霧偷偷進入鎮南關。上午10時30分，大霧開始消散，法軍便分兩路進攻：主力沿東嶺前進；另一路沿關前隘谷地前進，企圖在主力奪取大青山頂峰大堡之後，兩路前後夾擊，攻占關前隘清軍陣地。此外，法軍一部近千人配置于鎮南關東南高地，作爲預備隊，并向油隘方向擔任警戒。馮子材立即商請駐于幕府的蘇元春部前來接應，又通知王德榜部從側後截擊敵人。馮子材自率所部和王孝祺部奮力迎擊當面之敵。法軍在猛烈炮火掩護下，經過幾小時的拚死争奪，占領了尚未完工的東嶺五座堡壘（分別構築于小青山五個相連的山峰上）中的三座。馮子材見形勢逐漸危急，激昂地高呼：“法再入關，有何面目見粵民？何以生爲！”②馮、王兩部将士在愛國熱情激勵下，誓與長牆共存亡，個個奮不顧身，英勇抗擊，阻止了敵人的前進。下午4時許，蘇元春、陳嘉等率部自幕府趕來增援。不久，蔣宗漢、方友升部也聞訊趕來。各部奮力抵抗，戰鬥甚爲激烈，彼此勢均力敵，死傷相當。當天，王德榜部自油隘出擊法軍右翼，牽制了敵預備隊的機動，并一度切斷敵人運送軍火、糧食的交通線，有力地配合了東嶺的戰鬥。入夜，清軍進一步調整部署，由蘇元春部協助馮軍守長牆，王孝祺部守西嶺，陳嘉部守東嶺，蔣宗漢、方友升部扼守大青山頂峰。馮子材還派人持大令飛調駐扣波的五營馮軍前來抄襲法軍左翼。附近群衆連夜挑水送飯，趕運彈藥。将士們磨刀擦槍，修補工事，嚴陣以待。經過一番整頓，前線軍民更加同仇敵忾，決心與侵略者血戰到底。

　　3月24日晨，尼格裏指揮法軍分三路再次發起沖擊。在僥幸取勝的心理支配下，尼格裏首先派其副手陸軍中校愛爾明加率兵一部，利用大霧偷偷向大青山頂前進，企圖突然奪取大堡，控制東嶺制高點；但由于地形險峻，道路難行，法軍偷襲未逞，不得已沿原路退回。上午11時許，尼格裏見山頂久無動靜，以爲偷襲部隊已不戰而占領了山頂大堡，便命令以猛烈炮火轟擊清軍正面防禦工事，企圖掩護沿谷地前進的法軍接近長牆，配合東嶺法軍一舉突破關前隘陣地。馮子材立即傳令各部統領：“有退者，無論何将遇何軍，皆誅之！”①并于各路設卡，堵截逃兵。當敵人接近長牆時，馮子材持矛大呼，率領兩個兒子躍出長牆，沖入敵陣，展開白刃格鬥。全軍将士見主帥身先士卒，一齊大開栅門，向敵人沖去。當地人民群衆和部分散兵遊勇也主動前來助戰，“伺便随處狙擊”②。中午，從扣波趕來增援的五營馮軍在遊擊楊瑞山、都司麥鳳标等率領下，由摩沙村（龍門關西口）沖進龍門關，突然出現在法軍側後，給進攻之敵以意想不到的打擊。經過一場激烈的殊死戰鬥，中路法軍狼狽退回谷地。在關前隘長牆激戰的同時，陳嘉、蔣宗漢相繼率部反複争奪被法軍占領的東嶺三座堡壘。直到傍晚，王德榜部在擊潰敵之增援部隊及消滅其運輸隊後，從關外夾擊法軍右側後，配合東嶺守軍奪回了全部敵占堡壘。這時，王孝祺部也已擊退沿西嶺進攻之敵，并由西嶺包抄敵後。法軍三面被圍，傷亡甚衆，後援不及，彈藥将盡，開始全線潰散。于是，尼格裏不得不下令撤退，法軍丢下數百具屍體，狼狽逃回文淵。

　　馮子材指揮東線清軍取得了鎮南關大捷，共斃傷敵軍精銳近千人，繳獲大批槍炮、幹糧，大大鼓舞了中越兩國軍民的鬥志，沉重打擊了法國侵略者的氣焰。這是中法戰争中關系全局的一戰。它不僅使北圻東線反攻轉敗爲勝，而且使整個戰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法人自謂入中國以來，從未受此大創。”①3月27日晚，法軍慘敗的消息傳到巴黎，立刻在法國統治階級中引起巨大的震動和恐慌。他們害怕因此而動搖法國在遠東初步建立起來的殖民統治，因而群起抨擊茹費理的遠東政策。法國人民也紛起反對茹費理政府的殖民戰争。3月29日，法軍在諒山慘敗的消息接踵傳至巴黎，茹費理内閣随即于3月31日在一片責罵聲中垮台了。

　　東線法軍經鎮南關慘敗之後，人數不滿二千，在文淵稍事休整，主力即倉卒撤至諒山，和已經到達那裏的援兵會合，總數增加到四千五百人左右。馮子材爲了不給潰敗之敵以喘息機會，于3月26日親率所部及王孝祺部出關進攻文淵，并通知王德榜部由小路抄襲敵之右翼。文淵守敵傾巢出戰，清軍“分路四面環攻，槍炮雨密 ”②。戰不多時，守敵頭目中彈落馬，餘衆潰逃，清軍立将文淵收複。

　　這時，越南義軍已在諒山通往那陽、屯梅等交通線上加緊襲擾，給法軍後方以很大威脅。尼格裏企圖堅守諒山，等待更多援兵到達後再次進犯鎮南關，做了如下部署：主力扼守驅驢北面的一個高地，以确保驅驢，屏蔽諒山；一部兵力配置于淇江（今奇窮河）南岸，分守通向谷松、屯梅的交通要道；将老弱殘兵編成“城堡班”，駐守諒山城垣碉堡。

　　馮子材鑒于諒山爲越南北部軍事要地，“若不急先攻取，實難成破竹之勢”。并且認爲，法軍連戰皆敗，心膽已寒，“與其明攻多損士卒，不如暗取更易見功”。因此，與蘇元春等密商，“以正兵明攻驅驢，出奇兵暗取諒山”。①3月27 日，馮子材派楊瑞山率所部繞道而進，乘夜渡過淇江，于次日黃昏潛至諒山，散伏城外各處。

　　3月28日，馮子材、蘇元春、王德榜、王孝祺各部次第向前挺進，分三路逼攻驅驢：馮子材、蘇元春率主力進攻正面；王孝祺部和馮軍一部進攻西面；王德榜部進攻東面。法軍依托驅驢北面高地的堅固工事，負隅頑抗，阻止了清軍的進攻。尼格裏鑒于其左翼和正面陣地工事堅固，而東面地形較難防守，決定由愛爾明加率軍一部，向東面的王德榜部發起反擊。下午2時許，馮、蘇兩部趁敵人調動兵力、正面防禦力量有所減弱之機，再次發起猛烈攻擊。激戰中，尼格裏胸部中彈重傷，接替指揮的愛爾明加随即下令向淇江南岸撤退。諒山守敵在慌亂中砍斷浮橋，緻使部分法軍在潰逃中落水溺死。之後，法軍退入諒山城，并立即部署分兩路向南撤退。

　　3月29日拂曉，清軍主力徒涉淇江，向諒山挺進。在此之前，埋伏于城外的楊瑞山部乘法軍熟睡之機，突然發起攻擊。城中法軍倉皇應戰，一片混亂。楊瑞山等 “督率各營員弁、勇丁，蟻附而上，劈開城門，兵刃交下”②。法軍死傷累累，殘部向南逃竄。清軍追擊二十餘裏，并邊進邊搜山，從山谷中俘獲不少敵人。

　　清軍在克複諒山的過程中，共斃傷法軍近千人，并繳獲大量軍械物資，僅楊瑞山部就奪獲大小火炮三十餘門。

　　諒山既克，清軍乘勝分東西兩路向南追擊。3月31日，東路陳嘉部及王德榜部攻克谷松，西路馮軍一部克複屯梅，進逼郎甲。法軍猶如驚弓之鳥，一口氣逃到郎甲、船頭一帶。

　　在這大好形勢鼓舞下，越南義軍的活動更加頻繁。北甯總督黃廷經集合各路義民二萬餘人，“建馮軍旗号，自願挑漿飯，作向導，随軍助剿，或分道進攻”①。河内、海陽、太原、西貢等地人民也紛紛醞釀起義，盼望清軍早日揮戈南下，趕走法國侵略者。馮子材決定于4月中旬親率東線全軍進攻北甯、河内；唐景崧部也準備出牧馬，攻太原；廣東方面，準備派兵出欽州，沿北圻東海岸進攻廣安；會辦雲南軍務鮑超所部三十餘營生力軍正向龍州前進，随時準備入越；西線滇軍也已克複廣威等地，正向興化發展進攻。但就在這時，清廷下達了妥脅求和的停戰撤兵令，徹底破壞了前線軍民乘勝進軍的作戰計劃。


第七节 战争的结局与经验教训

　　一、中法戰争的結局和影響

　　中國軍隊在北圻的軍事勝利，爲中越兩國人民反侵略戰争的最後勝利帶來了光明的前景。然而，本來就是被迫宣戰的清朝政府，這時不僅沒有利用這種極爲有利的形勢，去争取戰争的徹底勝利，反而把軍事勝利當作求和的資本。李鴻章在諒山大捷之後就迫不及待地叫嚷：“當借諒山一勝之威，與締和約，則法人必不再妄求。 ”②清朝最高統治者立即采納，表示仍然願意按照金登幹與法國外交部政務司司長畢樂在巴黎已經談妥的條件恢複和平。法國方面，軍事失敗和由此而引起的政局混亂，迫使它同樣急切地希望按已經談妥的條件終止戰争，所以不待新内閣成立，便由總統授權畢樂于1885年4月4日與金登幹匆促簽訂停戰協定。

　　4月7日，清廷向前線各軍下達定期停戰撤兵令，規定：越南宣光以東，4月15日停戰，25日中國軍隊撤回，5月5日齊抵廣西邊界；宣光以西，4月25日停戰，5月5日撤軍，6月4日齊抵雲南邊界；台灣于4月15日停戰。

　　前線将士接到停戰令後，莫不痛心疾首，不肯退兵。馮子材等緻電張之洞，要求奏請清廷“誅議和之人”，表達了愛國将士對屈辱求和的賣國賊的無比義憤。張之洞、左宗棠、彭玉麟等也都極力反對撤兵。但清廷一意孤行，竟電告張之洞：“馮、王若不乘勝即收，不惟全局敗壞，且孤軍深入，戰事益無把握；……著該督遵旨，亟電各營，……如期停戰撤兵；倘有違誤，惟該督是問！”①就這樣，前線軍民浴血奮戰赢得的勝利，被腐敗無能的清統治者白白斷送了。

　　6月9日，李鴻章與法國公使巴德諾在天津簽訂《中法天津條約》，主要内容是：（一）中國承認越南是法國的“保護國”；（二）在中國邊界指定兩處通商，法國可在此設領事館；（三）法國所運貨物進出雲南、廣西邊界，應納各稅照現在通商稅則減輕；（四）中國日後修築鐵路時，應與法國商辦；（五）法國撤退其在基隆和澎湖的軍隊。顯然，法國侵略者利用清廷的昏庸怯懦，在戰争失敗的情況下，仍然達到了它發動這次戰争所要達到的目的。“法國不勝而勝，吾國不敗而敗”，這就是當時人對中法戰争結局所作的評價。這種奇特現象，無疑是中外戰争史上所罕見的。

　　在中法戰争期間，清政府“耗帑金二千餘萬”②，不得不大借外債。據統計，從1883年9月到1885年3月，直接用于軍費，以“廣東海防”、“福建海防 ”、“援台規越”、“滇桂借款”、“神機營借款”等名義所借的外債共八次，總數約爲庫平銀一千七百六十萬兩。①當然，法國侵略者也不可能不付出代價，那幾年，僅軍費即達十二億法郎，死傷士兵數以萬計。

　　中法戰争結束後，清政府深恐卓有功勳的黑旗軍以越南西北部爲根據地，繼續抗法，或聯合滇、桂人民反抗清廷；法國侵略者對黑旗軍更是又恨又怕，聲言黑旗軍一日不離越境，法國就一日不交還澎湖。于是，清廷誘之以官祿，接二連三地催劉永福率部回國。在法國侵略者和清政府的威逼與利誘下，劉永福終于在1885年9月率三千人入關，次年被委派爲南澳鎮總兵。他所帶回的黑旗軍戰士，最後僅剩下三百人，百分之九十被逐次解散了。

　　中法戰争是由于法國資産階級政府推行殖民擴張政策，進一步侵略我國鄰邦越南，并企圖以越南爲基地，進而侵略中國引起的。中國爲了阻止法國吞并越南和保衛中國領土而進行的反侵略戰争，完全是正義的戰争。從軍事上說，中國軍民在這次規模遠比兩次鴉片戰争爲大的戰争中顯示了自己的力量，取得了勝利，使法國在“北黎事件”後一直堅持的“踞地爲質”、索取賠款的企圖終究沒有能夠全部實現。可是，由于清朝政府怯懦妥協，最終造成法國“不勝而勝”，中國“不敗而敗”的結局，從而在中國近代史上産生了極爲嚴重的影響。首先，清政府在戰争中所表現的軟弱态度，進一步助長了早已垂涎中國的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野心，以緻邊境危機愈益加重。其次，随着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擴大，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日益加深了。中法戰争以前，沿海各省雖已門戶洞開，内地商埠則還不多；中法戰争以後，到九十年代初，爲外國開辟的商埠共有三十多處，不僅分布于沿海和長江兩岸，也出現于内地和甘肅、新疆、蒙古、西藏等邊遠地區。根據《中法天津條約》，清政府還首次給予外國在中國修築鐵路的權利，這樣，外國侵略者不僅控制了中國的海關和沿海、内河的航行權，而且控制了中國的陸路交通命脈。外國資本主義經濟勢力侵入中國廣大地區和滲透到許多重要經濟部門的結果，使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越來越遭到破壞。此外，中法戰争的失敗，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侵略的加深，以及清政府更趨反動和腐敗，促使人們爲改變自己國家的命運而尋找新的出路，于是，資産階級改良主義開始彙合成爲一種新的社會思潮，爲後來的變法維新作了思想上的準備。

　　

　　二、中法戰争的經驗教訓

　　在中國近代戰争史上，除收複新疆之戰以外，曆次反侵略戰争都遭失敗，但就中法戰争來說，軍事上雖互有勝負，而最終勝利卻屬于中國軍民。這一勝利的取得，決不是偶然的，而是中法雙方各種條件在戰争中發展變化的結果。

　　

　　（一）人民群衆的積極支持，是軍事勝利的根本保證

　　法國的殖民侵略，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在整個戰争過程中，中國人民發揚了反對外來侵略、支持正義戰争的革命傳統，英勇頑強地開展抗法鬥争，不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清統治者的妥協投降活動，而且沉重打擊了法國侵略者的嚣張氣焰。在法國殖民統治下的越南人民，憤于侵略者的暴行和民族敗類的無恥行徑，也紛紛起義，直接打擊侵略者和依附法國殖民者的文武官員。戰争爆發前，劉永福領導的黑旗軍高舉義旗，助越抗法，在紙橋、懷德、丹鳳等戰鬥中屢創法寇，給中越兩國人民以極大的鼓舞；同時，也推動了清統治集團中部分官吏積極提出抗法的主張，并最終促成了清朝政府的抗戰。在戰争的各個階段和各個戰場上，中越兩國人民主動支援前線，參加戰鬥，給前線将士以巨大的鼓舞和支持。臨洮戰鬥前後，雲南農民軍和越南各階層人民數千人編列成營，參加赴越滇軍序列，并肩戰鬥，開創了紅河中上遊反攻作戰的有利局面。在保衛台北和東南沿海的曆次戰鬥中，當地人民群衆自動武裝起來，英勇抗敵，加上沿海軍民積極參加渡海援台的反封鎖鬥争，從而穩定了這一重要戰場的防禦态勢，牽制了大量法軍。特別是當法國侵略者進逼廣西國境、民族危機十分嚴重的時刻，進一步激起了中國廣大軍民的抗法熱情。在鎮南關、諒山大捷過程中，邊疆各族人民踴躍參戰，予馮子材軍以積極支持，熱情鼓勵。越南人民也“争爲耳目，敵人舉動悉來報知，近自北甯，遠至西貢，皆通消息”①。馮子材在鎮南關大捷前的兩次主動出擊，就是由于越南人民及時提供情報而先發緻勝的。除直接參戰外，人民群衆的偉大作用還表現在其它各種形式的鬥争方面，如全國各地風起雲湧的反教會鬥争，1884年9、10月間香港中國工人拒絕修理受傷法艦和搬運作戰物資的鬥争，以及旅居舊金山、日本、古巴等地的海外僑胞積極捐款等等，也都有力地支援了這次反侵略戰争的進行。

　　

　　（二）前敵将領是否得力，有無集中統一指揮，是能否取得作戰勝利的關鍵之一

　　北甯作戰時，由于徐延旭調度無方，招緻慘敗。陸路反攻前期，桂軍又一敗塗地，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沒有一個象樣的統帥人物，實施集中統一指揮。當時，潘鼎新名義上節制東線各軍，實際上責任不專，指揮不靈，加上他本人昏聩無能，毫無威望，不能組織各部的協同行動。諒山失陷前一日，潘鼎新才電告李鴻章：“軍情瞬變，請饬各軍均暫聽調派”①。幾天之後，清廷正式明确：鎮南關外各軍均歸潘鼎新調遣，以一事權。然而，此時諒山已經陷落了。後來鎮南關反擊作戰時，由有威望而又勇負重責的老将馮子材擔任前敵總指揮，集中統一了前線軍隊，采取了适合當時情勢的戰法，加強了戰場指揮，才使各部密切協同，并力殺敵，接連取得了扭轉全局的鎮南關和諒山大捷，保證了陸路反攻的最後勝利。

　　

　　（三）武器裝備的改善，技術戰術的提高，是奪取作戰勝利的重要因素

　　中法戰争時期，世界軍事技術有了很大的發展，中國也随着洋務運動的繼續開展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自己的軍事狀況。當時，中國軍隊在武器裝備特別是海軍艦艇方面雖然仍比敵人差得很遠，但和兩次鴉片戰争時期相比，這種差距已經相當明顯地縮小了。這是中法戰争與兩次鴉片戰争主要不同點之一，也是法國侵略軍不能輕易取勝，并最終在軍事上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時，随着戰争經驗的不斷積累，部分中國軍隊在戰術運用上比較地注意了避敵之長，補己之短。如鎮南關、諒山大捷過程中，依靠邊疆各族人民群衆的積極參戰和支援，選擇有利的地形條件，構築較堅固的防禦陣地，集中優勢兵力，進行有把握的決戰等。又如基隆、淡水抗登陸作戰中，預設埋伏，引誘敵人上岸，待其脫離艦炮火力支援後，與之短兵相接，近戰殲敵。再如鎮海海岸防禦作戰中，事先堵塞航道，封鎖港口，合理部署兵力，利用事先構築的防禦工事，水陸結合，連續打退了孤拔艦隊的進攻和偷襲。又如滇軍和黑旗軍普遍構築地營，大大減弱了敵人的武器優勢，在左育阻援、臨洮敗敵等戰鬥中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實踐證明，戰争是各種因素的全面較量，人的勇敢，加上武器的精良和戰略戰術的正确，才能取得作戰的勝利。

　　

　　（四）貌似強大的侵略者，不是不可戰勝的

　　中法戰争的經過表明，侵略者在軍事上的一時強大是不足畏的。法軍并不象當時清朝政府中的主和派所形容的那樣厲害可怕。黑旗軍以簡陋的武器裝備多次痛殲法寇，馮子材指揮的鎮南關、諒山大捷等，都以無可争辯的事實證明了這點。縱觀戰争全局，法國侵略者的有利因素并不多，不利因素卻不少，特別是它發動的戰争是侵略的非正義的戰争，政治上是不得人心的，加之它的戰線很長，兵力不足，遠隔重洋，補給困難等，使它并不具備必勝的條件。它的戰略決策主要是建立在清軍不敢打、不能打的基礎上的，是一種以軍事冒險配合政治訛詐的政策。在作戰指導上，法又犯有逐次增兵和分散兵力的錯誤。如果清軍在海上集中艦隊，陸上集中兵力，采取積極堅決抗擊的方針，實行集中統一的指揮，那麽，法軍無論在陸地、海上，都将遭到更大的失敗。至于它将大量艦隻駛入閩江口，長期與中國艦船首尾相連地同泊一處，完全是一種極端冒險的軍事賭注。如果清廷稍有膽識，敢于趁漲潮的有利時機先發制敵，則全軍覆沒的很可能不是福建海軍，而是孤拔艦隊。法軍對基隆的占領及其在台北與清軍的長期相持，也是它在軍事戰略上的一大錯誤。對此，巴德諾和孤拔均曾深爲憂慮，他們“怕這個占領，對于（中國）中央政府不能發生任何效力，甚而使它安了心，因爲它知道所有孤拔提督能支配的援軍，從此停滞在台灣，不能活動了”①。沙俄外長則嘲笑法軍攻台不過是“蜂螫象背”而已。法軍在北圻戰場上的一時得勢，主要是利用了清軍前敵将領的無能，一旦清軍加強了前線指揮，貌似強大的法國侵略軍便難免連戰皆敗，狼狽潰逃。（五）清王朝的妥協求和政策，導緻了中國的“不敗而敗”和兩次鴉片戰争一樣，清統治者在對待中法戰争的态度上，也總是和人民的意志背道而馳。盡管他們從自身的統治利益出發，有時不得不下令對侵略者進行某些抵抗，但始終沒有堅定的抗戰決心；即使在不得已而決心一戰時，依然寄希望于外交談判解決問題。這正好适應了法國侵略者外交訛詐與軍事冒險相結合的戰略需要，也給了其它資本主義列強和政治投機分子如赫德之流以“調停”爲名從中漁利的機會。更爲嚴重的是，清廷的妥協求和政策，大大束縛了前線軍民的手腳，招緻了戰争過程中的多次失利，并造成在作戰勝利的情況下反而卑屈求和的可恥結局。本來，當時法國侵略者在普法戰争中新敗于德，元氣稍有恢複便大舉向非洲和遠東同時擴張，力量是非常有限的，特別是直接進攻中國本土，不但力不從心，而且不可避免地和英、德、美等資本主義列強的在華利益相沖突，在某些方面受到它們的制約（如戰區限于長江以南，且不得進攻上海、廣州等等）。法國統治集團内部對發動這場侵略戰争是有很大分歧的。它之所以終于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争，并逐步升級，正是利用了清王朝一再妥協求和的軟弱立場。

　　當時，中國雖在海軍方面居于劣勢，難與法軍在海上争雄，但陸軍卻占有兵力優勢，而且桂軍、滇軍、黑旗軍等基本上都是本地人，能适應當地自然環境，熟悉地形，又有人民群衆的支援，隻要作戰方針正确，選将用兵得當，徹底打敗投機冒險、兵力有限的法國侵略軍，是完全可能的。無奈清政府在政治上妥協求和，在軍事上也就無所作爲。因此，前線軍民的抗戰勝利，不僅未能根本改變中國反抗外國侵略的戰略形勢，反而成了最高統治者屈辱求和的資本，最後造成“不敗而敗”。這種曆史的悲劇，一方面加深了中國人民的災難，另方面也進一步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敗無能，加速了它自己的滅亡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