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

第十四章 辛亥革命战争

第一节 辛亥革命前的国内形势

　　一、帝國主義加緊侵華，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　　

　　轟轟烈烈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和反對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戰争以後，帝國主義列強直接瓜分中國的陰謀，由于受到中國愛國軍民的打擊和帝國主義内部矛盾的影響而未能實現，便轉而采取扶植清廷，“以華治華”的策略。爲了加強對清政府的控制和對中國的掠奪，各帝國主義國家在清政府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要害部門派遣了顧問，以左右清廷的重大決策；在京津、京榆沿線駐紮軍隊，以武力挾制清廷；迫使清政府簽訂新的不平等條約，以擴大在中國開辟商埠、增加投資、修築鐵路、開發礦藏、内河航運等特權。至1911年，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開設的通商口岸達八十二處之多，在十六個城市内設有租界，霸占了十幾個省的礦産開發權，取得了粵漢、正太、津浦、隴海等十多條鐵路的修築權。帝國主義還通過增設銀行，擴大資本輸出，壟斷中國的财政金融。它們在掠奪中國時，既互相勾結，又互相争奪。1904年2月，在中國東北境内爆發的日俄戰争，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而清政府完全放棄了保衛國家領土和主權的職責，竟無恥地宣布“局外中立 ”，聽任人民遭受屠戮和淩辱。俄國戰敗後，東北成爲日俄兩國的勢力範圍。與此同時，英國乘機再次入侵西藏，迫使清政府與之訂約，攫取了更多的政治、經濟特權。日俄戰争後，帝國主義列強經過肮髒的交易，暫時緩和了緊張關系，在中國劃分了勢力範圍。清政府聽任帝國主義驅使，實際上已成爲“洋人的朝廷”。神州大地進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淵，中國正處在極端深重的民族危機之中。

　　随着清政府賣國殘民的面目更加暴露，人民的反抗情緒也不斷增長。爲了維持搖搖欲墜的封建統治，清政府挂出了一塊實行“新政”的招牌。自1901年1月（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那拉氏發布“變法”上谕以後，清政府陸續頒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如裁汰制兵練勇、編練新軍，裁撤冗衙、節省浮費，振興商務、獎勵實業，廢除科舉、興辦學堂等等。清政府在推行“新政”中，最重視的是練兵。1903年，在北京設練兵處，任命慶親王奕劻爲總理練兵事務大臣，袁世凱①爲會辦練兵大臣。 1904年9月，練兵處和兵部會同奏定《新軍營制饷章》、《陸軍學堂辦法》和選派陸軍學生遊學章程，确定陸軍以鎮爲經常編制。鎮設統制，每鎮轄步兵兩協。協設統領，每協轄兩标。标設統帶，每标轄三營。營設管帶，每營轄前後左右四隊。隊設隊官，每隊三排，每排三棚，每棚目兵十四名。每鎮有馬隊、炮隊各一标，工程、辎重各一營。合計一鎮将弁兵夫共一萬二千人。遇有征調，則以二至三鎮爲一軍，由朝廷欽派總統節制。全國計劃編練常備軍三十六鎮，除近畿四鎮、四川三鎮外，其餘各省編練一至二鎮，限二至五年内編成。新軍的編練工作，大多數省份沒有按期編成。直至1911年清王朝滅亡時，全國建制完備的新軍隻有十四鎮，其餘隻有一協或不滿一協，總人數約二十六萬人。在編練新軍的同時，還把部分綠營練勇等改編爲巡防營，以加強鎮壓力量。清政府推行“新政”，雖然對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起了一些促進作用，但卻同時又給帝國主義擴大對中國的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侵略提供了方便條件。爲了編練新軍，需要大批饷款，而當時的清廷已“帑藏大绌”，于是巧立名目，加捐加稅，攤派勒索，無奇不有。這就進一步加劇了人民群衆的不滿情緒。在此期間，資産階級革命派已經把武裝推翻清王朝的統治提上了議事日程。

　　

　　二、資産階級革命政黨的成立及其領導的反清武裝鬥争

　　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中國開始出現資本主義近代工業。由于它受到外國資本主義的壓迫和本國封建主義的摧殘，所以發展非常緩慢。到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的民族工業有了初步的發展。1911年，投資在萬元以上的廠礦企業已有五百多個。随着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的民族資産階級也逐漸形成獨立的階級，并産生了一大批資産階級、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他們中的先進者對深重的民族災難憂患倍增，爲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紛紛向西方學習；發行各種書刊，宣傳民主革命思想；組織各種革命小團體，積極開展愛國革命活動，其中較著名的有興中會、華興會、光複會、科學補習所①等。由于經濟地位不同，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之間的親疏關系不同，因而民族資産階級的上層與中下層之間的政治态度也不相同。以康有爲、梁啓超爲首的改良派，代表資産階級上層的利益。他們雖然也介紹過西方資産階級的學說，參加過愛國宣傳活動，但是不願與清王朝決裂，隻要求實行君主立憲，以取得參政的權利。以孫中山爲代表的革命派，代表資産階級中下層的利益，主張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的君主專制統治，建立民主共和國，爲發展資本主義開拓道路。

　　孫中山（1866—1925），廣東香山（今中山）人。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後改号逸仙。童年時，對洪秀全的反清壯舉懷有敬慕之情。青年時代，對清王朝的腐朽暴虐深爲憎恨，但也受到改良主義的影響。1894年2月，曾上書李鴻章，提出變法自強主張，結果遭到拒絕。從此，他便毅然擺脫改良主義的羁絆，率先舉起民主革命的旗幟。1894年，他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1895年與1900年，在廣州和惠州（今惠陽）三洲田組織了兩次起義，雖然都失敗了，卻爲資産階級革命派的武裝反清揭開了序幕。起義失敗後，孫中山奔走國外，進行革命的宣傳和組織工作。1905年8月20日，孫中山在日本東京促成了興中會與華興會、光複會等革命團體的聯合，成立中國同盟會。在同盟會成立大會上，一緻選舉孫中山爲總理，黃興于爲庶務（負責本部日常工作）。會議還通過了“驅除鞑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不久又闡釋爲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的政治綱領，并決定暫設總部于東京，在國内外分設支部，支部之下設立各省區分會。同盟會的成立，使資産階級革命派有了全國性的統一政黨，标志着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同盟會成立後，一面同改良派展開針鋒相對的論戰，堅持隻有推翻清朝君主專制統治，中國才有前途；一面積極在國内外發展組織，聯絡華僑、會黨和新軍，發動武裝起義。在同盟會的領導和影響下，從1906年起，各地革命黨人組織的武裝起義，先後達十多次，大緻可分兩種情況：

　　一種是以運動會黨爲主的武裝起義。如1906年12月湘、贛邊界的萍浏醴起義習；1907年5月的廣東潮州黃岡（屬饒平縣）起義，6月的惠州七女湖（屬歸善縣）起義，9月的欽州防城起義，12月的廣西鎮南關起義；1908年3月的廣東欽州上思起義，4月的雲南河口起義。此外，還有光複會領導人徐錫麟、秋瑾發動的皖浙起義。革命黨人之所以依靠會黨，是因爲會黨是一支有組織的力量，容易一呼而集，其成員大多處在社會最底層，富有反抗精神，且與農民群衆有較多的聯系，在反清起義中常常可以起沖擊作用。但會黨的成分複雜，紀律松弛，缺乏明确的政治方向，沒有充足的饷械，更少訓練。孫中山等雖然提出了“整理和指導 ”會黨的主張，但一般都是在未經認真教育改造的情況下，便倉促起義，以緻“發難易，成功難”，不能堅持長期的鬥争。上述這些起義，大多在粵、桂、滇邊陲地區。這與孫中山先奪取南方數省，然後揮師北進的指導思想有關；同時，這些地區便于從國外購運軍火，獲得财力、人力的援助。從單純依靠會黨和依賴外援這兩個側面，反映出孫中山等人對武裝起義的艱巨性、複雜性，以及廣泛而又深入地發動工農群衆的必要性，還缺乏認識。

　　另一種是以運動新軍爲主的武裝起義。當時，運動新軍具有一定的便利條件。一是新軍士兵多數來自比較貧苦的農民家庭，容易激發其革命情緒。二是新軍選募的士兵，一般需要粗通文墨；其薪饷也高于舊式軍隊。當時正處于廢除科舉前後，許多貧寒的知識分子爲尋求出路，便“投筆從戎”，“秀才當兵”成爲較普遍的現象。而這些知識青年，容易接受民主革命思想。三是新軍的中下級軍官，多數從武備學堂的學生中選拔任用，另一部分則從日本等國的軍事學校留學歸國的學生中選拔。這樣，就有一大批資産階級、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進入新軍，其中有些人是同盟會員，他們利用合法身分，秘密地從事革命活動。經過革命黨人的積極活動，開始出現了以新軍爲主的起義高潮。如1908年11月由熊成基等領導的安慶馬炮營起義，1910年2月由倪映典等率領三千新軍進攻廣州城的起義，1911年 4月27日爆發的著名的廣州黃花崗起義①。這些起義，或因勢寡力單，或因布置不周，或因缺乏統一指揮，且與當地群衆均無聯系，因而也都失敗了。但愈來愈頻繁的武裝起義，引起了清廷極大震驚，于是三令五申，嚴饬各省督撫加強對新軍的防範。而在革命黨人方面，則不斷吸取了經驗教訓，激勵了革命鬥志。

　　新軍工作做得最有成效的是武漢革命黨人。當時在武漢影響較大的革命團體是文學社和共進會。文學社是由科學補習所、日知會、軍隊同盟會、振武學社等革命小團體演變而成，成立于1911年初，由蔣翊武①任社長。該社成立不久，組織迅速發展，約有社員三千人。共進會是一部分原籍長江中上遊的同盟會員，因不滿意總部隻注意在華南邊境發動起義，于1907年秋在日本東京成立的。1908年10月，孫武、焦達峰①等奉命回國，在漢口設立機關，秘密發展組織，到 1910年冬，會員已發展到二千餘人。

　　在文學社與共進會成立以前，湖北的許多革命黨人就以運動新軍爲工作重點。他們認爲，“革命非運動軍隊不可；運動軍隊非親身參加行伍不可”①，因而紛紛投筆從戎，在敵人營壘中開展革命活動。他們注意積蓄革命力量，不輕率發難，反對“暗殺主義”，長期深入士兵之中，進行宣傳組織工作。文學社與共進會成立後，這方面的工作更有成效，并取得了許多有益的經驗。

　　在宣傳教育方面，首先從“灌輸知識”着手，在新軍中秘密散發革命書刊，啓發官兵的愛國思想。他們還注意以靈活多樣的形式開展工作，如邀入參加演講會，宣傳民族危機，抨擊時政；或在個別交談中“迎機啓示”；或借“講有關故事以激勵之”；或編唱歌曲、吟詩聯句以傳播革命道理。他們還利用報紙揭露清廷的各種黑幕和新軍中的貪污舞弊行爲，以激發官兵的反抗情緒。

　　在組織工作方面，開始時曾“專以發展軍官爲主”，後發現軍官“人數過少，一旦發生變故，又以地位關系，不能堅持到底”，遂改爲“專從士兵着手”。①在吸收會員方面，注意嚴格手續，保證組織純潔。文學社簡章中規定：“凡願爲本社社員者，須得本社社員三人以上之介紹，經本社派員調查，認爲與本社宗旨相合者，方得爲本社社員”。（爲了便于領導，根據新軍的建制，建立自己的組織系統，各标、營、隊設代表一人，平時由标代表參加會議，研究情況，部署工作；各營、隊代表分別按上級代表的部署進行活動，起義時即可成爲臨時指揮員。爲了免遭敵人破壞，均按秘密工作原則，實行單線領導，“隻有直的關系，并無橫的聯系”②。湖北革命黨人運用“借矛奪盾”的手段，長期進行争取新軍的工作，使駐湖北新軍中的革命力量日益壯大。1911年秋，在一萬七千多人的湖北新軍中，參加革命組織的将近三分之一，并有許多革命的同情者。另外，在武漢周圍各縣，革命黨人還聯絡了一批會黨、農民、士兵和學生。

　　

　　三、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急劇激化，革命時機趨于成熟

　　與革命黨人聯絡會黨、策動新軍組織武裝起義的同時，全國各地群衆的抗租、抗糧、抗捐、抗稅、搶米、反洋教等自發鬥争，也呈現急劇高漲的形勢。據統計，1909年自發的群衆反抗鬥争爲一百三十多次，1910年猛增到二百九十多次。參加鬥争行列的有各民族和各階層的人民，具有極大的廣泛性。有些鬥争還把反清和反帝結合起來。蓬勃發展的全國人民的反抗鬥争，預示着革命的高潮即将來臨。爲了阻遏風起雲湧的革命風暴，清王朝于1906年又抛出了“預備立憲” 的騙局。結果，不僅遭到革命黨人的激烈反對，而且加劇了統治集團内部的矛盾和分裂。1908年，光緒帝和那拉氏相繼死去，年僅三歲的溥儀繼位，改年号爲宣統，由其父載沣攝政。載沣積極推行集權于皇族的政策，首先将掌握軍權的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罷黜回籍。接着，載沣自任代理陸海軍大元帥，并任命其弟載洵爲海軍大臣，載濤爲管理軍谘處事務大臣，兄弟三人總攬了軍政大權。同時，對各省督撫的軍權财權作了種種限制。1911年5月，清政府頒布新訂内閣官制，任命奕劻爲總理大臣，成立了所謂“皇族内閣”。結果引起漢族官僚的普遍不滿，清朝親貴集團的處境更加孤立。至此，清政府的“預備立憲”騙局，已被徹底戳穿。資産階級立憲派多次請願，要求參政的希望成了泡影，其内部也發生了分化，多數對清政府産生了離心傾向，少數開始同情或參加革命。特別是“皇族内閣”成立後，爲了換取帝國主義的支持，于1911年5月悍然宣布所謂“鐵路幹線國有”政策，強行接收廣東、四川、湖北、湖南四省商辦鐵路公司，将人民多年争得的路權重新拍賣給帝國主義。這一賣國行徑，更激起各階層人民的強烈反對，掀起了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其中尤以四川最爲激烈。四川同盟會和哥老會組成保路同志軍，進圍成都，人數不下二十萬。随之全省沸騰，各地保路同志軍揭竿而起，攻州占縣，形成聲勢浩大的群衆起義。吳玉章、王天傑還在榮縣宣布獨立，建立革命政權，揭開了辛亥革命戰争的序幕。爲了撲滅四川的革命火焰，清廷派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率領部分湖北新軍入川鎮壓。各省革命黨人在四川保路鬥争的鼓舞下，積極準備起義。湖北革命黨人乘時而發，首義武昌，一個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風暴終于來臨了。


第二节 武昌首义成功，全国掀起革命高潮

　　一、清軍在武漢的部署和革命黨人的起義計劃　　

　　清政府鑒于武漢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對該地的設防一向十分重視。1895年，湖廣總督張之洞仿效西法，編練了兩鎮裝備齊全、訓練有素的湖北新軍。 1906年，按全國陸軍編制序列，第一鎮改稱陸軍第八鎮，張彪任統制；第二鎮改稱陸軍第二十一混成協，黎元洪任統領。兩部共有官弁兵夫一萬七千二百五十九人（第八鎮一萬二千零七十一人，第二十一混成協五千一百八十八人）。此外，在武漢及湖北各地還駐有相當數量的巡防營、水師營等舊軍①。巡防營由張彪兼管；水師營統領爲陳得龍，歸長江水師提督程允和管轄。武昌起義前夕，新軍在武漢的部署情況是：約有三千人分駐武昌城内，四千人駐武昌城外南湖、塘角等地；約有千餘人駐漢口；約有五百餘人駐漢陽。另有武裝警察二千人和巡防營、督署衛隊等舊軍，駐武昌城内。當時的湖廣總督瑞澂在武漢駐紮重兵，目的是爲了鎮壓革命。而實際上相當一部分新軍已被革命黨人所控制，瑞澂等文武大員已經坐在火藥桶上而不自知。

　　爲了鎮壓四川的保路運動和湖北各地的反清群衆，1911年9月上旬，瑞澂等奉命将第八鎮第三十一标及第三十二标兩個營調赴四川（少數人留守武昌），另将第四十一标和第二十九标的幾個營、隊分別調往宜昌、襄陽、鄖陽和湖南嶽陽等地。新軍的調動，固然分散了一部分革命力量，但也使湖北反動統治的腹心地區兵力空虛，有利于發動起義。同年9月14日，在同盟會中部總會②推動下，文學社和共進會決定消除門戶之見，聯合武裝反清。兩個革命組織建立了統一的起義領導機關。軍事方面，由蔣翊武任總指揮，孫武爲參謀長。政治方面，由劉公任總理，設軍務、參議、内務、外交、理财等部，負責制造炸彈，起草文告、印信，趕制旗幟、符号等工作。同時，派人往上海邀請黃興、宋教仁等來漢主持起義。黃興得知武漢的有利形勢後，便緻電在國外的孫中山，介紹了湖北革命黨人卓有成效的工作和起義的決心，提出了“以武昌爲中樞，湘粵爲後勁，甯、皖、陝、蜀亦同時響應以牽制之”的起義方針，認爲如此則“大事不難一舉而定”③，并要孫中山迅速籌款接濟。黃興對形勢的估計，基本上符合客觀實際，但他沒有及時去武漢領導起義。這時，瑞澂等已聞到起義的風聲，開始四處搜捕革命黨人，加強了防範。在這緊急情況下，孫武等人便于9月24日召開了六十餘人參加的骨幹聯席會議，讨論了起義日期和總動員計劃，制定了起義方案。會議确定于10月6日（陰曆中秋節）舉行起義，并推舉蔣翊武爲臨時總司令，孫武爲參謀長。對各标、營的任務确定如下：

　　（一）混成協辎重、工程兩隊負責在塘角放火作爲發難信号；同時掩護該協炮營進占鳳凰山炮台及青山，攔擊海軍艦船。

　　（二）第八鎮工程第八營負責攻占中和門内楚望台軍械庫，并占領中和門，迎接南湖炮隊入城。

　　（三）第八鎮二十九标二營和三十标一、三營以及測繪學堂學員見到信号後，立即趕往楚望台，協同工程第八營向總督署發起進攻。

　　（四）第八鎮炮兵第八标在三十二标（留守部隊）掩護下，從中和門進城，在楚望台及蛇山占領發射陣地，向總督署轟擊。

　　（五）第八鎮和混成協的騎兵，負責城外警戒和通訊聯絡。

　　（六）第八鎮三十一标、混成協四十一标（留守部隊）負責占領蛇山，掩護炮隊占領發射陣地。

　　（七）混成協四十二标駐漢口的部隊占領武勝關；四十二标駐漢陽兵工廠的部隊控制兵工廠和占領龜山炮台。

　　（八）憲兵營起義者，負責偵察官方情報，将軍事要點之防備情況随時報告起義總司令部。

　　此外，派人通知湖南的焦達峰，請他按原定成約，屆時起事響應。

　　會議當天，發生了南湖炮隊少數參加革命團體的士兵反抗長官壓迫而企圖暴動的事件，引起了湖北統治當局的注意。10月3日，湖廣總督瑞澂召集首縣①和管帶以上文武官員緊急會議，決定調巡防營、教練隊等駐守督署及附近各要道；令張彪、黎元洪督率所部日夜巡城；派艦船遊弋江面；對楚望台軍械庫加派人員監守；收繳士兵子彈，實行械彈分離。革命黨人鑒于清軍已有戒備，加之湖南策應起義的準備工作尚未就緒，遂決定延期起義，并派人催促随隊前往嶽陽的蔣翊武速回武漢。

　　10月9日，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裏十四号配制炸藥時，不慎引起爆炸。孫武受傷被送入醫院，其餘人員倉促轉移。俄國巡捕聞聲趕赴現場，搜去革命黨人名冊、起義文告、旗幟、印信等物，并轉交總督署。瑞澂立即下令關閉四城，急調巡防營分守各街巷，四出搜捕革命黨人。在風雲突變之際，适蔣翊武從嶽陽趕回武昌起義總機關，當即與劉複基、彭楚藩、楊宏勝①等研究對策。劉複基認爲“與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時舉義”。蔣翊武亦認爲，“再無別法，隻有前幹，或可死中求生。”②遂決定于當晚12時，以城外南湖炮隊鳴炮爲号，發動起義。蔣翊武根據原定計劃，以臨時總司令名義下達了起義命令，重新明确了各标營的具體任務。不料就在當天，楊宏勝往工程第八營運送炸藥時不幸被捕；起義總機關也突然被軍警包圍，劉複基、彭楚藩等人被捕，蔣翊武乘隙逃脫，離開武漢。武昌戒備森嚴，城内外交通斷絕，起義的命令未能及時送達城外的炮隊，城内的部隊亦未全部接到命令，結果南湖的炮聲未響，各标營均未行動，起義計劃遂告流産。

　　10月10日清晨，瑞澂下令将彭楚藩、劉複基、楊宏勝三人殺害；加強督署的防衛及要道的巡邏；傳令各标營停止操課，子彈一律上交，禁止官兵出營。在巡警的搜抄下，又有一些革命機關遭到破壞，三十多名革命黨人和不少無辜群衆被捕入獄，武昌城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二、武昌首義，光複武漢三鎮

　　（一）工程營首先舉事，奪占軍械庫

　　瑞澂采取嚴厲鎮壓措施，武漢革命黨領導人有的被捕，有的走避，對武裝起義無疑是個沉重打擊。瑞澂洋洋自得地電奏清廷，聲稱他“不動聲色，一意以鎮定處之”，“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亂于俄頃”，“現在武昌漢口地方一律安谧”。①愚蠢的瑞澂對形勢作出了完全錯誤的估計。

　　由于革命黨人在新軍中的工作比較深入，組織比較隐蔽，各标營中的革命組織未遭破壞，革命力量未受大的損失。在危急關頭，第八鎮二十九标、三十标的革命黨人蔡濟民、吳醒漢與工程第八營的熊秉坤、金兆龍等秘密聯絡，約定于10月10日晚，以槍聲爲号，按原計劃發難，并立即分頭通知各标營。駐城外的混成協辎重隊的革命黨人也不約而同地進行了舉義的部署，與附近的炮營、工程隊的革命黨人取得了聯系。

　　當晚，工程第八營的革命代表将收集所得的數盒子彈分發各革命黨人，打死了反對武裝起義的軍官，并連放三槍作爲起義信号。熊秉坤等急率數十人趕赴中和門附近的楚望台軍械庫，該營左隊守庫的革命黨人立即響應，順利地占領了該庫。楚望台軍械庫爲湖北新軍的重要軍火庫，儲有從國外購買的雙筒毛瑟槍一萬餘支，單筒槍一萬五千支，漢陽造步槍數萬支，炮數十門，子彈數十萬發。起義軍首先占領該庫，對武昌起義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

　　工程第八營占領楚望台後，陸續集合了二百餘人，推舉原日知會幹事、隊官（相當于連長）吳兆麟爲臨時總指揮。吳便整理隊伍，作了如下部署：以兩個排防守軍械庫；以兩個排襲擊軍械庫東西兩側的三十标及憲兵營的旗兵；以一個隊奪占中和門，迎接炮隊入城；派數人向通湘門、中和門一帶偵察敵情，并切斷敵人的電話線；派人分頭遞信，催促各營響應；指揮部設在軍械庫南端，預備隊在軍械庫北端集結待命。與工程營起義同時，駐城外的第二十一混成協辎重隊的革命黨人李鵬升，亦舉火發出了起義信号。炮兵營與工程隊立即響應，并同辎重隊一起向武勝門挺進，因城門緊閉，一部繞道至中和門，直趨楚望台。

　　

　　（二）各标營立即響應，迅速攻占總督署

　　當工程第八營打響起義的槍聲，混成協辎重隊點燃革命的火焰後，其它各标營的革命黨人紛起響應。二十九标的蔡濟民、三十标的吳醒漢等分別率領部分士兵，沖出營門，趕往楚望台；測繪學堂的近百名學兵也迅速向楚望台集中。其它各标營的革命黨人也先後率衆起義。清軍軍官大部逃逸，部分士兵自動走散。這時，武昌城内除防守督署等機關的舊軍仍企圖頑抗外，已有近三千人參加起義；但大多散處各地，到楚望台集中的僅約七八百人。吳兆麟與熊秉坤、蔡濟民等商議，認爲單純防守楚望台，不迅速進攻，待至天明，清軍集兵反撲，處境将很危險，遂決定兵分三路，趁夜向總督署及緊靠督署的第八鎮司令部發起進攻。

　　武昌城東西長約五裏，南北長約六裏，周長約二十二裏。蛇山橫亘其中，将城區分隔爲山南山北兩部分。山南東部爲各标營駐地，西部有督署及第八鎮司令部，山北有藩署（布政使所在地）。當時，守衛督署的部隊，計有巡防隊三個營、教練隊一個營、武裝消防隊一隊、騎兵一隊、機關槍一隊及部分督署衛隊和警察。瑞澂、張彪在得知起義消息後，又急忙将辎重第八營調入城内，總兵力約有三千人。其部署如下：辎重第八營爲左路，以長街爲主要防線，前沿伸至王府口街、南樓一帶，防禦由武勝門入城及從閱馬場西進之起義軍；巡防隊、消防隊爲右路，以保安門正街爲主要防線，前沿伸至津水閘一帶，防禦城内及從南湖入城之起義軍；警察則分布在督署以北及長街以東各街巷，前沿達閱馬場、紫陽橋一帶。

　　起義軍的進攻部署是：第一路由工程第八營一隊、二十九标一排及其它零星部隊組成，從紫陽橋經王府口街進攻督署後院；第二路由工程第八營一隊組成，從水陸街進攻第八鎮司令部及督署翼側；第三路由工程第八營一隊及二十九标、三十标各一部組成，從津水閘經保安門正街進攻督署前門。同時，令已入城之炮八标迅速在中和門及蛇山占領發射陣地，向督署轟擊。其餘人員編爲預備隊，在楚望台待命。

　　晚10點30分，起義軍開始進攻。因事先未将敵人的部署偵察清楚，加上兵力有限，南湖炮隊尚未完全進入陣地，不能給步兵以有力支援，以緻初次進攻受挫。第一路進至紫陽橋附近時，遭敵軍猛烈射擊，傷亡較大，一部退回楚望台。第三路之一部進至津水閘，遭敵頑抗，前進受阻；另一部雖進抵保安門附近，亦被敵擊退。

　　正當起義軍進攻受挫時，又有一部分起義士兵自動前來參戰，炮隊也已進入蛇山陣地，開始射擊，于是士氣更加高漲。

　　晚12時後，起義軍發起第二次進攻。第一路向紫陽橋發動猛攻，戰鬥異常激烈。第三路之一部轉至大朝街，對紫陽橋守敵形成翼側威脅，迫使其向西撤退。起義軍乘勢追擊，一舉突破敵人防線，向督署進逼。這時，四十一标一部起義隊伍已攻占官錢局和藩署，随即分兵一部南攻督署；第二路及第三路之一部已進至水陸街西口，接近督署；第三路之另一路進至保安門正街恤孤巷時，遭敵伏擊，進攻受阻。爲了突破敵人防線，第三路起義軍組織了四十餘人（一說一百人）的敢死隊，向前猛沖。其餘部隊攀登保安門城樓，沿城牆西進，配合敢死隊實行上下夾擊，迫使保安門正街之敵節節敗退。這時，第二路已進至水陸街西口外大街，與第一路會合，南向進攻督署，并聯絡第三路，在督署和鎮司令部後門以及前門鍾鼓樓等處放火，使蛇山和中和門的炮隊對督署的射擊更加準确。三路起義軍緊緊包圍了督署及鎮司令部，在炮兵火力支援下，一舉沖入署門，将大堂點燃。企圖依托圍牆進行頑抗的守軍，見大勢已去，一部投降，大部潰散，督署及鎮司令部遂被起義軍占領。

　　在起義軍快要逼近督署時，瑞澂慌忙率少數衛兵從後牆鑿洞，逃往“楚豫”号軍艦，并在艦上緻電湘、豫兩省速派巡防營來鄂“會剿”，又電奏清廷，“請派大員，多帶勁旅赴鄂剿辦”①。張彪也率兵一部倉皇逃往漢口劉家廟，黎元洪則躲藏在其僚屬家中，布政使連甲逃匿。清軍失去指揮，處于一片混亂之中。

　　11日黎明，武昌城内各官署、城門均爲起義軍所控制；當日上午，一些處于觀望狀态的清軍士兵也陸續向楚望台集中，聽從革命黨人指揮。革命黨的十八星旗幟飄揚在黃鶴樓上，宣告了武昌首義的勝利。

　　

　　（三）奪占漢陽、漢口

　　10月11日下午，駐漢陽的混成協四十二标一營（左隊駐兵工廠，前隊駐鋼藥廠）的革命黨人，得知武昌起義獲勝的消息後，決定于當晚8時30分舉義，并派人與駐漢口居仁門的第二營取得聯絡。漢陽的起義者未遭任何抵抗，迅速占領了兵工、鋼藥兩廠（，并拖炮布防于龜山。起義軍随即向從武昌逃來的辎重第八營（宿于大校場）三百餘人發起攻擊。該部未作抵抗，即向漢口劉家廟方向逃竄。12日清晨，瑞澂派載有步兵的軍艦一艘，從劉家廟直駛龜山，企圖奪占兵工廠，結果被龜山上的炮兵發炮擊中，被迫駛回青山下遊。同日上午，駐漢口的第二營中的革命黨人，在第一營派人策應下，亦率衆起義，并拟奪占劉家廟車站。該營在進軍途中，得知清河南援軍已抵漢口郊外，因慮寡不敵衆，遂退回大智門一帶防守。駐漢口的三十标第二營中的旗兵，大部聞風逃匿，其餘百餘人與二營的起義者一起，分防漢口，維持社會秩序。至此，武漢三鎮全部爲起義軍占領。起義軍嚴守紀律，“無一兵入民家之房，無一人奪民家之食”（，深得廣大群衆的擁護。武漢三鎮人民也積極支援革命軍，軍民關系十分融洽。

　　

　　（四）湖北各地遍燃革命烽火

　　武昌起義勝利的消息傳出後，湖北各地的革命黨人紛紛舉兵響應。10月12日，梁鍾漢、王守愚在漢川起事，殺死縣令，組織軍政分府。15日，劉英在京山永隆河起兵，很快攻克了鍾祥、天門、潛江、監利等地。17日，武漢下遊重地黃州（今黃岡）宣布獨立，所屬八縣一齊響應。與此同時，駐守河南信陽的四十二标第三營革命黨人劉化歐等率領起義士兵、工人、農民、會黨千餘人進襲武勝關（不久即被清軍擊退）。19日，唐犧支組織革命軍攻克武漢上遊重鎮宜昌，先後奪取當陽、沙市、荊州等地。28日，施南駐軍反正。11月下旬，鄖陽、襄陽等地，亦被會黨勢力與起義的新軍所控制。這些起義，鞏固和擴大了武昌起義的勝利成果。

　　

　　三、成立軍政府，編組革命軍

　　起義軍占領武昌後，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建立革命政權，鞏固起義成果，把革命繼續推向前進。當時，孫中山遠在國外，黃興、宋教仁等重要領導人又遲遲不來武漢。而組織武昌起義的領導成員，孫武負傷，蔣翊武脫險離漢，在武漢的革命黨人中缺少有威望的人物，加之革命黨人對掌握革命政權的極端重要性認識不足，因而于10月11日上午成立軍政府時，竟将曾親手殺害過革命黨人的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領黎元洪②擡出來做了都督。其理由是可以利用黎的“威望”以“号召天下 ”。立憲派的頭面人物湯化龍等也乘機混入了軍政府。軍政府内部成員複雜，從成立第一天起，革命勢力與舊勢力之間就存在着激烈的鬥争。革命黨人爲了行使領導權，便由蔡濟民等十五人組成謀略處①，實際負起領導責任。10月12日，複由革命黨人詹大悲等組成漢口軍政分府。

　　軍政府成立後，首先進行了如下工作：宣布改國号爲中華民國，主權屬于民衆，廢除清帝年号；發布檄文，聲讨清廷的殘暴統治和賣國罪行，号召各省人民迅速執竿起義；緻電黃興、宋教仁等，促其來鄂；電請孫中山“從速回國，主持大計”；頒布了一些具有進步性的政策、法令；照會各國駐漢口領事，告以軍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權，要求外國政府不得助清“以妨害軍政府”，否則就是中國革命的敵人。

　　爲了保衛武漢和推進革命，10月14日，軍政府決定擴編革命軍，在參加起義的三千人基礎上，擴編成步兵四個協、騎兵一個标、炮兵二個标、工程和辎重各一個營。自軍政府貼出招兵布告後，廣大工人、農民、學生和退伍士兵踴躍參軍，四五天内即招足了約二萬人的新兵，而四鄉農民前來報名的仍源源不絕。後來，随着戰事的發展，又先後成立步兵四個協，騎兵、炮兵各一個标，工程、辎重各一個營，機關槍一隊，以及将校決死團、學生軍、憲兵隊等。此外，還集中部分老兵組織了四個敢死隊，并編組了荊襄、長江水師。總兵力最高額約六萬人。

　　革命軍的編制仍仿舊軍隊，軍官的薪饷則不論職位高低，一律月支二十元，班長十二元，士兵十元。這樣，士兵的生活有所提高，軍隊内部的官兵關系也有改善。由于編制擴大，新兵數量驟增，軍事幹部極感缺乏，大部分老兵被提升爲初級指揮官和軍士。因戰事緊迫，部隊訓練不多，戰鬥力受到一定影響。

　　軍政府在擴軍的同時，還部署了武漢三鎮的防務：吳兆麟的步兵第一協防守漢陽；何錫藩的第二協防守漢口；成炳榮的第三協防守武昌武勝門外兩望山至青山一帶；張廷輔的第四協防守武昌；熊秉坤的第五協（10月16日成立）爲預備隊，駐武昌。馬、炮各标營分隸各協指揮。

　　武昌起義後，經過革命黨人的努力，迅速穩定了社會秩序，人心安定，商店照常營業，武漢三鎮呈現出熱氣騰騰的革命景象。

　　武昌起義之所以能獲得勝利，絕不是偶然的。一方面，自《天津條約》規定漢口辟爲對外通商口岸以後，帝國主義列強競相在此興辦企業，開辟航運，傾銷洋貨，不僅工人受到剝削，而且愈來愈多的農民、手工業者和運輸工人陷入破産失業的境地；加上洋務派首領之一的張之洞，不惜耗費巨額資金，在湖北積極推行“新政 ”，因而加在勞動人民身上的捐稅分外苛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殘酷剝削，使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異常尖銳，各階層人民的反抗鬥争迅猛發展，這就爲首義成功準備了良好的群衆基礎。另一方面，由于武漢和湖北的革命黨人把着眼點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在群衆中特別是在新軍中長期進行艱苦紮實的宣傳、組織和發動工作，積蓄了相當的革命力量，從而爲首義成功準備了主觀條件。這次起義的軍事行動也是很成功的。起義的部隊首先搶占制高點和軍械庫，并由基層單位迅速推舉出統一指揮的人員，立即組織部隊實行步炮協同，很快攻占敵人的首腦機關，使敵軍失去指揮，陷入混亂，從而很快控制了武昌城。

　　

　　四、各省響應起義，紛紛宣告獨立

　　武昌起義的炮聲，在國内引起了巨大反響，迅速形成了全國規模的革命高潮。

　　首先響應起義的是湖南。10月22日，革命黨人焦達峰、陳作新發動新軍和會黨攻入長沙。巡撫餘誠格外逃，巡防營統領黃忠浩被殺。焦達峰、陳作新被舉爲正副都督，建立了湖南軍政府。湖南起義勝利後，軍政府下令擴軍，并先後派王隆中、甘興典各率步兵一協趕赴湖北，支援武漢革命軍，使首義地區增強了抗清實力，解除了後顧之憂。同日，陝西新軍中的革命黨人和哥老會發動起義，占領省城西安。曾參加過同盟會的新軍管帶張鳳翙被舉爲秦隴複漢軍大統領（後改稱都督）。 23日，江西九江新軍起義，次日攻占湖口及馬當炮台，解除了長江下遊清軍對武漢的威脅。30日，南昌新軍舉義，占領南昌城，建立江西軍政府。

　　接着，山西、雲南、貴州、上海、浙江、江蘇、安徽、廣西、福建、廣東、四川先後宣布獨立。至11月下旬，全國二十四個省區中已有十四個省和上海脫離了清朝的統治。宣布獨立的省市主要在華中、華南地區，其中以長江中遊的湖南、江西和下遊的江蘇、安徽對武漢影響較大。北方地區各省，由于資産階級的力量比較薄弱，清王朝的封建統治較爲穩固，因而沒有出現獨立的省區，但當地的同盟會員及與同盟會有聯系的革命團體也發動了規模不等的起義和暴動。此外，東北、内蒙、西北的甘肅和新疆、西南的少數民族人民，也先後爆發了反清鬥争。這些起義和暴動，對武昌起義起了積極的策應作用，形成了聲勢浩大的革命高潮。

　　由于同盟會對迅猛到來的革命形勢沒有足夠的準備，缺乏堅強的領導和通盤的籌劃，在各省的實力有大有小（不少省同盟會的實力小于立憲派），對革命的态度也不相同，參加起義隊伍的更是魚龍混雜，這就使各獨立省份出現了錯綜複雜的局面。有的省在革命派武裝奪取政權後，被立憲派、舊官僚采取陰謀手段，竊奪了實權（如湖北、福建）。有的省被立憲派分子采取流血政變的辦法篡奪了政權（如湖南、貴州）。有的省在革命洪流沖擊下，迫于形勢，采取改頭換面的手法，僅将舊衙門換上一塊新招牌（如江蘇、廣西）。即使革命黨掌權的省份，也有部分革命黨人很快成爲争權奪利的政客，或者變成了地方軍閥（如安徽、山西）。這些獨立的省份，相互之間各有打算，内部局勢也不穩定，因此很難做到統一意志，統一行動。盡管如此，各省的獨立，畢竟極大地孤立了清政府，壯大了革命聲勢。還應指出，由于革命黨人重視做新軍的工作，自武昌新軍打響反清第一槍後，不到三個月，在十四個鎮、十八個混成協、四個标的新軍中，先後反正、解散、潰敗的約有七個鎮、十個混成協、三個标，大大削弱了清王朝的反動統治力量。所有這些，都爲最後推翻清王朝奠定了基礎。


第三节 汉口、汉阳保卫战

　　一、清軍南下攻鄂

　　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北京，清政府極爲惶恐，于10月12日确定如下應急措施：将瑞澂革職留任，令其“克期克複省城”；命河南巡撫寶棻就近派兵一協，星夜馳援武漢；停止永平（今河北盧龍縣）秋操，速調北洋陸軍兩鎮“赴鄂剿辦”；由海軍提督薩鎮冰、長江水師提督程允和率兩艦隊①“即日赴援”；任陸軍大臣蔭昌爲欽差大臣，“所有湖北各軍及赴援軍隊，均歸節制調遣”。

　　由于當時京漢鐵路運輸能力有限，加之尚需補充彈藥，清廷決定從10月13日起，将所調陸軍分批南運，并于河南信陽設總糧台，負責南下部隊的後勤補給。北洋軍将領多系袁世凱的親信，清廷恐蔭昌指揮不靈，不得不于14日下谕重新起用貶回河南“養病”的袁世凱爲湖廣總督②，“督辦剿撫事宜”。同日，清政府決定将北洋六鎮和禁衛軍編組成三個軍，并明确規定了各軍的任務：

　　第一軍以蔭昌爲軍統（亦稱總統）。由陸軍第四鎮和第二鎮的混成第三協、第六鎮的混成第十一協編成。該軍第四鎮即向孝感附近集中，第三協及第十一協二十二标速趨滠口，掩護大軍南下。

　　第二軍以軍谘府正使馮國璋爲軍統。由陸軍第五鎮、第三鎮的混成第五協、第二十鎮的混成第三十九協編成。“迅速籌備，聽候調遣”。

　　第三軍以貝勒載濤爲軍統。由禁衛軍、陸軍第一鎮編成。“駐守近畿，專司巡護”。

　　10月17日，蔭昌到達信陽，坐鎮指揮。袁世凱一面要挾清廷，一面又對清廷表示忠心，于19日奏陳在冀魯豫招募一萬二千五百人，編成湖北巡防軍二十五個營（後更名爲武衛右軍），參加對起義軍的“圍剿”。

　　

　　二、劉家廟争奪戰

　　（一）雙方作戰企圖及兵力部署

　　漢口保衛戰首先是從争奪劉家廟開始的。劉家廟在漢口以北十公裏處，瀕臨長江，周圍地勢平坦，水網溝渠縱橫，部隊不便展開。劉家廟車站（即江岸車站）爲南下清軍必經之路，也是革命軍保衛漢口的前哨陣地。

　　第八鎮統制張彪逃到劉家廟以後，湘、豫援軍亦先後到達。他得悉清廷派蔭昌率軍南下後，便決定固守既有陣地，然後配合南下清軍向武漢反攻。當時，集結在劉家廟的清軍，有辎重第八營及四十二标殘部，湖南駐嶽州巡防營兩個隊，河南新軍二十九協五十八标兩個營及一個巡防營，另有騎兵數十人，共約二千餘人。清軍在劉家廟以南構築工事，沿鐵路兩側進行防禦；預備隊配置在劉家廟東北的丹水池地域。不久，南下清軍先頭部隊進抵劉家廟東北的滠口；薩鎮冰所率艦隊也大部駛至武漢江面，并派魚雷艇在江面巡弋，防阻革命軍從武昌渡江增援。

　　湖北軍政府得知清軍南下消息後，于10月15日召開軍事會議，确定趁南下清軍尚未全部集中時，先敵發起進攻。其方針是：“拟先擊攘漢口之敵，逐次向北進攻，以阻止清軍南下。”①爲此，決定向漢口增兵，首先肅清盤踞劉家廟之敵。

　　當時，駐守漢口的革命軍爲步兵第二協，下轄步兵第三标（統帶姚金镛）、第四标（統帶謝元恺），另配屬騎兵一營、炮兵一标（欠一營）、工程兵一隊、敢死隊兩個大隊，共四千餘人。其進攻部署是：右翼爲第四标，左翼爲第三标（欠一營），分別從鐵路兩側進攻劉家廟以南之敵；炮兵及工程隊配置在洋商跑馬場東側；預備隊在第四标之後跟進。此外，以駐武昌的第五協爲增援漢口的預備隊，令駐漢陽的步兵第一協派一個标移駐漢口，負責接濟彈藥。由第二協統領何錫藩任前線指揮。

　　

　　（二）革命軍攻占劉家廟

　　10月18日黎明，革命軍在炮兵支援下發起進攻，很快逼近劉家廟車站，與清軍展開肉搏戰。因後續部隊遭敵艦炮火攔擊，未能及時投入戰鬥，以緻進攻受挫，部隊退回大智門車站附近。

　　18日上午10時，步兵第一協的一隊士兵，突然從右翼發起沖擊，其勢甚猛，迅速突入清軍陣地，守軍一部乘火車北撤。該隊乘勝追擊，進展順利。但因其餘部隊未能及時跟進，形成孤軍深入，翼側暴露。北逃之敵忽停車阻擊，革命軍遭受很大傷亡，不得不再次退回大智門一帶，僅留百餘人（内有鐵路工人數名）隐蔽在鐵路兩側，監視清軍行動。革命軍兩次進攻受挫後，重新調整部署，令兩個敢死大隊分別在第三、第四标之後，督同步隊前進。

　　18日中午12時後，革命軍再次發起進攻。由于新兵不善利用地形，傷亡較大，進展遲緩，至午後3時才推進五六百米。這時，敢死隊全部投入戰鬥，炮兵一部向敵右翼猛烈轟擊。下午4時，清軍急派步兵一标、炮兵一隊乘車急赴劉家廟增援。　　

　　革命軍發炮攔擊不中。此時，潛伏在鐵路兩側的革命軍士兵，迅即将十餘丈路軌拆毀，使列車脫軌傾覆。革命軍乘機發起沖鋒，附近的工人、農民亦手拿鐵鍬、鋤頭、扁擔助戰。清軍死傷慘重，紛紛後退。爲了阻止革命軍的進攻，清軍立即派兵一部，從姑嫂樹迂回革命軍側後。

　　10月19日晨，革命軍約三千人，以騎兵爲前鋒，在炮兵支援下，從兩翼發起進攻，并派兵一部阻擊敵之迂回部隊。清軍依靠艦炮支援，頑強抵抗。激戰至中午 12時，清艦彈藥用盡，駛往下遊。革命軍乘機加強兩翼攻勢。清軍竄入棚戶，繼續頑抗。革命軍立即以敢死隊組織火攻。時正順風，頃刻之間烈焰沖天。清軍無法立足，丢棄大量辎重，向三道橋退卻。革命軍占領劉家廟，追至三道橋附近，才停止了進攻。第二協因連戰疲憊，遂留一半兵力固守劉家廟陣地，其餘人員運送戰利品回漢口。這一勝利，大大鼓舞了革命軍的士氣。清軍經此挫敗後，湖廣總督瑞澂一面急電催援，一面借故逃往上海。

　　

　　（三）革命軍轉入防禦

　　革命軍雖在劉家廟初戰獲勝，但打的是擊潰戰。而南下的北洋軍正陸續向祁家灣、滠口附近集結。19日夜，軍政府調步兵第四脅增援漢口，由第五協接替武昌防務。同時，召開軍事會議，經過激烈争論①，最後決定在清軍尚未全部到達之前，繼續發起進攻，首先擊退滠口之敵。前線指揮何錫藩，因與少數革命黨人意見不合，提出辭職。軍政府改任張景良爲漢口前線指揮官。張景良原爲八鎮步兵第十五協二十九标統帶，因策動黎元洪叛變，革命黨人曾将其拘留，後被黎元洪保釋。由這樣一個奸細掌握前線指揮權，給爾後的作戰造成了很大的損失。

　　此時，清軍兩标正在滠口集結，并陸續有增援部隊到達，海軍兵艦五艘在陽邏灣待命。張景良到達劉家廟後，故意拖延時間，不作任何作戰部署。20日，軍政府派人前往檢查，發現部隊混亂，毫無進攻準備，遂代張下達任務：令步兵第二協從正面進攻，于21日拂曉前先派兵一部潛入三道橋以北，掩護其餘部隊從正面進攻滠口之敵；步兵第四協（欠第七标）從滕子岡渡河進攻滠口之敵右翼；炮兵第一标在一道橋附近占領發射陣地，轟擊三道橋以北敵軍，支援步兵作戰；步兵第七标及敢死隊爲預備隊，在造紙廠西南端集結待命。爲了配合這次進攻，軍政府還令步兵第三協駐青山的炮兵攔擊清艦上駛；在第二協主力通過三道橋後，立即派一支小部隊渡江，襲擾滠口清軍側後。漢口軍政分府在大智門、劉家廟設立糧台，負責接濟械彈糧秣。

　　10月21 日拂曉，步兵第二協第四标在謝元恺率領下，潛行至三道橋北端，發起沖鋒。清軍以機關槍猛烈掃射，封鎖三道橋。革命軍既不能前進，又無法機動，傷亡慘重，退守二道橋。步兵第四協從滕子岡渡江到達對岸，因地勢低窪，泥濘難行，加之清軍防守嚴密，進展困難。在得知正面進攻失利之後，遂自動撤回。當晚，軍政府再次召開會議，鑒于進攻受挫，決定暫取守勢。部隊在三道橋以南占領險要地形，加緊構築工事，轉入防禦。

　　

　　三、保衛漢口之戰

　　（一）雙方調整作戰部署

　　清軍從劉家廟退至三道橋北後，一面加固陣地，一面将重型火炮和集結于祁家灣一帶的第一軍主力調往前線，企圖先奪占劉家廟，爾後向漢口市區發展。其部署是：左翼爲混成第三協，在鐵路以東占領陣地；右翼爲第四鎮，在鐵路以西占領陣地。總兵力約一萬五千人。同時，令海軍艦艇配合作戰。

　　革命軍在三道橋以南轉入防禦後，其任務區分如下：步兵第二協防守二道橋以東地區；步兵第四協（欠第八标一營）防守二道橋至滕子岡一線；炮兵配置在一道橋附近，并以一部兵力占領戴家山；第八标一個營及敢死隊爲預備隊，配置在造紙廠附近；騎兵在左翼擔任警戒。總兵力約一萬人。同時，積極籌組步兵第六協，接替武昌防務；令步兵第五協作好支援漢口作戰的準備。

　　10月22日至25日，雙方都在積極進行戰前準備，除在二道橋一帶有零星接觸外，未發生大的戰鬥。

　　

　　（二）革命軍節節阻擊清軍

　　10月26日晨，清軍水陸協同，向革命軍發動進攻。先由軍艦數艘，乘革命軍青山炮隊疏于戒備之際，駛至谌家矶附近，從翼側向三道橋以南革命軍陣地實施火力急襲。革命軍猝不及防，犧牲五百餘人。滠口的清軍在機槍和管退炮火力掩護下，乘機通過三道橋，沿鐵路兩側發動猛攻。革命軍依托工事頑強抗擊，終因減員過多，被迫後撤。上午10時，劉家廟複爲清軍占領，革命軍退守大智門一帶。

　　正當激戰之際，前線指揮張景良竟不知去向。中午12時，第四标統帶謝元恺自告奮勇，指揮部隊向劉家廟反攻。在距劉家廟五百多米處，戰士們上好刺刀，冒着彈雨，齊聲喊殺，勇往直前，與敵展開肉搏戰。清軍不支，紛紛逃竄，劉家廟又被革命軍奪回。革命軍追至造紙廠附近，遭敵阻擊，時已黃昏，遂停止進攻。

　　26日晚，軍政府鑒于漢口的革命軍傷亡較大（共計傷亡一千餘人），立即從武昌調步兵第五協、敢死隊兩大隊，從漢陽調步兵第一協一部，增援漢口，準備于第二天乘勝進攻，驅逐造紙廠之敵。同時，由新編步兵第六協（統領楊載雄）擔任武昌防務。軍政府對于臨陣脫逃的張景良不作斷然處置，僅令炮兵統領姜明經協助指揮。

　　27日淩晨，清軍集中更大兵力，先于革命軍發起進攻。其部署是：第四鎮從造紙廠正面進攻；混成第三協從戴家山、姑嫂樹迂回革命軍翼側。革命軍依托陣地，堅決抵抗。而張景良既不親臨前線指揮，又不給部隊及時補充彈藥，以緻戰不多久，部隊彈藥告罄，加之新兵不善于利用地形，部隊傷亡過大，不得不從劉家廟逐步後撤，退守大智門一帶。清軍進至洋商跑馬場。

　　當晚，軍政府召集會議，研究配備缺額幹部，派炮隊二營增援漢口，派工程營幫助駐漢口各部隊趕築和加固工事；并緻電湘、贛、陝等省，請速出兵，支援武漢。這時，清廷已召蔭昌回京，以袁世凱爲欽差大臣，全權指揮武漢戰事；馮國璋爲第一軍軍統，段祺瑞爲第二軍軍統，并由馮國璋親往漢口督戰。

　　28日上午，清軍繼續沿鐵路向大智門猛撲，并以進占洋商跑馬場之清軍，繞道三義橋，迂回革命軍翼側。時張景良又不在戰地，部隊無人統一指揮。革命軍與敵反複争奪，因後援不繼，被迫從大智門後撤。據守歆生路的革命軍，依托堅固房屋，進行頑強抗擊，多次以沖殺肉搏打退清軍的進攻。

　　29日，清軍以重炮轟擊革命軍炮兵陣地。由于革命軍的炮兵目标暴露，火炮和人員損失很大。清軍在優勢炮火支援下，不斷向前推進，相繼攻占了歆生路口及華商跑馬場。革命軍分別退守玉帶門及歆生路以南街市。此後，雙方展開了激烈的巷戰。

　　

　　（三）革命軍撤離漢口

　　在激烈的戰鬥中，代理第四協統領謝元恺、炮兵統帶蔡德懋、敢死隊隊長馬榮等率先沖鋒，先後犧牲，第二協統領何錫藩亦中彈受傷。革命軍的領導骨幹不斷削弱，張景良又藏匿不出，前線指揮乏人，部隊士氣開始渙散。這時，黃興與宋教仁等由上海抵達武漢，黃被推舉爲武漢革命軍總司令。黃興到任後，設總司令部于漢口滿春茶園，并立即到前線視察部隊，激勵士氣。當時，在漢口的革命軍尚有六千餘人，經過動員整頓，士氣複形高漲。時清軍已從大智門至玉帶門一線不斷向市區發動進攻，情況十分危急。黃興立即組織部隊分路反擊，一路曾突破清軍歆生路防線，但硚口一路爲清軍所阻。

　　10月31日，袁世凱抵信陽接任欽差大臣，令馮國璋調集軍隊猛攻漢口。漢口的革命軍依托歆生路一帶的房屋樹木，與清軍逐屋逐段争奪，使敵每前進一步都要遭受重大傷亡。清軍憑借優勢兵力火力，節節向市内進逼。軍政府急将駐漢陽步兵第一協大部兵力及武昌辎重第二營調往漢口增援。

　　11月1日晨6時，清軍從王家墩發起攻擊，革命軍依托堤防頑強抗擊，使敵一時無法突破防線。上午10時左右，清軍利用歆生路附近房屋作掩護，向革命軍右翼逼近，同時用火炮轟擊革命軍防守的據點。革命軍遭受重大損失，逐步後撤。清軍爲使革命軍失去依托，竟不顧居民的生命财産，火燒歆生路一帶房屋，燒一段進一段，一直燒到沿江一帶。繁華的漢口市區頓時湮沒在一片火海之中。這時，駐守漢陽的第一協統領宋錫全擅自率部撤往嶽陽（一說奉命撤退）。漢口的正面及左翼亦有少數革命軍官兵借故退走。下午，漢口市區逐步爲清軍占領。黃興見漢口革命軍已被打散，無法挽回敗局，遂決定退守漢陽，等待援軍，再圖恢複。11月2 日，漢口失陷。此次争奪漢口之戰，雙方各死傷二千餘人。

　　

　　四、保衛漢陽之戰

　　革命軍和清軍在漢口連日苦戰，均甚疲勞，雙方都需休整，作再戰準備。加之“海琛”、“海容”、“海籌”等艦于11月1日宣布起義，駛抵九江，加入革命軍，使清軍的渡江作戰增加了一定的困難。因此，暫時形成兩軍對峙的局面。

　　

　　（一）清軍的進攻部署與“和談”陰謀

　　清軍攻占漢口後，一面鞏固陣地，一面調運槍械彈藥及渡河器材，并繼續車運援軍南下。馮國璋召開軍事會議，研究下一步作戰行動。馮以曾國藩與太平軍作戰時力争武昌的戰例，說明“昔日之勢，重在武昌，武昌以洪山爲扼塞，洪山失則武昌不守，順流以取漢陽、漢口，如破竹耳。今日之戰，則重在漢陽，漢陽之大別（龜山）諸山，俯瞰武漢，如釜底一丸，下擲則全城瓦碎，不待攻而自破矣。爲今之計，惟有先取漢陽，爲攻心之上策”②。他決心先取漢陽，再攻武昌。當時清軍的配置是：第四鎮和混成第三協駐漢口；第五鎮駐孝感；混成第十一協從孝感南下新溝；另有清軍五千人進駐祁家灣。總兵力約三萬人。其進攻部署是：左翼爲第四鎮，從漢水正面渡江，直接進攻漢陽。右翼爲混成第十一協和炮兵十九标一隊，分甲乙兩支隊（各約一标兵力）迂回漢陽翼側。甲支隊從新溝渡漢水，經蔡甸（今漢陽縣）向三眼橋進攻；乙支隊從舵落口渡漢水，向琴斷口進攻。另以第八協步兵一标爲預備隊，在甲乙兩支隊後跟進。同時，在漢口歆生路、劉家花園、大智門、招商局、華商跑馬場、硚口及沿江一帶，設置炮兵陣地，支援渡河部隊。又在漢水口附近強索民船，進行佯動，掩護迂回部隊渡河。經過十多天的準備，逐步完成了進攻部署。

　　正當袁世凱、馮國璋部署向漢陽進攻之際，從保定移防石家莊的清第六鎮統制吳祿貞，與駐灤州的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和山西革命黨人聯絡，準備響應武昌起義，回師京城，并在石家莊截留運往武漢的軍火一車。袁世凱爲了穩住北方，消除北上組閣的威脅，收買兇手于11月7日刺殺了吳祿貞。不久，張紹曾被“開出差缺，解除兵柄”。但此時雲南、貴州、浙江、江蘇、安徽、廣西、福建、廣東等省已先後宣布獨立，清廷正處在四面楚歌之中。面對全國迅猛發展的革命形勢，和武漢革命黨人在軍事上的暫時挫折，老奸巨猾的袁世凱在帝國主義唆使下，派親信于 11月10日到武昌進行“和平”試探。因其堅持以君主立憲爲停戰議和條件，雖爲黎元洪所接受，卻被革命黨人拒絕。袁世凱誘和不成，遂令馮國璋積極準備進攻漢陽。

　　漢口失陷後，軍政府内部對是否防守漢陽，進行了激烈的争論①。最後決定固守漢陽，并電請起義各省迅速出兵，合攻清軍。軍政府一面整頓隊伍，組建新軍（即步兵第七協，統領爲鄧玉麟；步兵第八協，統領爲羅洪升）；一面在漢水沿岸及險要地點加緊構築工事，部署防禦。11月2日，黃興返武昌後，許多革命同志主張戰時總司令應與都督平行，而立憲派和革命黨人中的妥協分子，爲了保持湖北軍政府在全國的領導地位，堅持總司令要受都督節制，結果後者占了上風，于11月8日效法劉邦拜韓信爲大将的故事，演出了一場由黎元洪登壇拜将的“鬧劇”。黃興受命後，即赴漢陽，在昭忠祠組織司令部，在歸元寺設立糧台，積極布置守城事宜。當時，退駐漢陽的革命軍不足五千人，經過補充，加上新從武昌調來的步兵第六協，共約萬餘人。适湖南援軍王隆中、甘興典二步兵協（均不滿員）于11月6日、9日先後開抵漢陽，總兵力增至二萬餘人。漢陽革命軍沿漢水，背龜山、黑山、仙女諸山，由東向西，自南岸嘴經琴斷口至三眼橋一線，劃區設防。11月11日，其部署如下：步兵第四協防守南岸嘴至兵工廠一線；步兵第五協（欠第十标）防守兵工廠與鋼藥廠；步兵第二協第四标防守鋼藥廠至黑山西麓；湖南援軍第一協及工程兵一隊防守割絲口至琴斷口一線；湖南援軍第二協及工程兵兩個隊防守美娘山、三眼橋、扁擔山一帶，并向蔡甸方向警戒；炮兵在大別山、黑山、仙女山、扁擔山占領發射陣地；步兵第六協在七裏鋪、步兵第十标在歸元寺爲預備隊。由于設防沒有重點，因而處處兵力薄弱。

　　

　　（二）革命軍反攻漢口失利

　　黃興到達漢陽後，随着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以及湖南援軍的到來，漢陽防務的逐步就緒，産生了急于收複漢口的思想。對此，軍政府内部很多人表示反對，認爲目前新兵太多，又缺乏訓練，不宜馬上反攻。黃興不采納這些正确意見，反而輕信他的軍事顧問、日本人大元大佐關于漢口清軍“不難擊滅”的意見，并受王隆中聲言如不反攻即率部返湘的要挾，決定反攻漢口，先發制人，以求打亂敵人的進攻計劃。其部署是：以湖南援軍第一、二協及武漢革命軍第五協（欠第十标）爲主攻部隊，從琴斷口渡河，分左、中、右三隊占領博學書院一帶堤防，然後向玉帶門方向前進，攻擊清軍右翼。步兵第四協、第六協爲助攻部隊，俟主攻部隊渡河并發起攻擊後，即由漢陽東北端渡河，在龍王廟登岸，向中國街前進，攻擊清軍左翼。炮兵第一标（欠一營）渡河後在博學書院西南占領發射陣地，支援步兵作戰。步兵第五協第十标和其餘部隊爲預備隊，渡河後，在博學書院西端待命。

　　11月16日下午5時，工程營在琴斷口架橋完畢。當晚10時，主攻部隊陸續渡河，抵達預定地點，即向玉帶門方向攻擊前進，很快推進至玉帶門附近。後由于清軍猛烈射擊，部隊傷亡較大，遂停止前進。17日晨，革命軍再次發起沖擊。清軍不支，逐步後撤。上午9時許，湖南援軍第一、二兩協進至居仁門一線，武漢革命軍第五協進至王家墩。黃興即令步兵第四協和第六協奮勇渡河，攻擊清軍左翼，以收夾擊之效。但該兩協在渡河時，遭到清軍機關槍猛烈掃射，搶渡未成，使主攻部隊失去了有力支援。不久，清援軍到達，在炮火及機槍火力掩護下，向革命軍反擊。革命軍第二協及第五協在清軍壓力下，首先退卻，牽動全線。黃興下令停止退卻，部隊皆不聽命，不得不率軍返回漢陽。這次作戰，革命軍傷亡較重①，不僅沒有達到預期目的，反使士氣受到很大的挫傷。

　　

　　（三）革命軍退出漢陽

　　革命軍退回漢陽後，一面從武昌調步兵第七協一個标增援漢陽；一面部分地調整了部署，命第二協第四标專任兵工廠防禦，黑山至割絲口一段，令步兵第六協接替。同時，購買麻袋，于各要隘盛土爲堡，并在漢江沿岸增架鐵絲網、鹿砦，于三眼橋隘道處埋設地雷，以加強防禦。但是，黃興對清軍的進攻部署，卻作出了錯誤的判斷。他認爲清軍主力在漢口龍王廟至玉帶門一線，漢陽正面是敵人的主要進攻方向；對于從孝感、新溝南下，迂回側擊漢陽的大批清軍，認爲是敵人的牽制部隊，未予足夠重視，僅派少數步、騎兵前往蔡甸設防。這一錯誤判斷，對漢陽的防禦作戰影響很大。

　　清軍在革命軍反攻漢口受挫後，便于11月20日按既定部署向漢陽發起進攻。其右翼甲支隊約二千人從新溝渡過漢水，未遭多大抵抗，即将漢陽的門戶蔡甸占領，并迅速推進至漢陽以西的三眼橋附近。乙支隊也在舵落口架好浮橋，準備渡河。21日，甲支隊以騎兵營爲先導，向三眼橋發起沖擊，遭革命軍阻擊，不得前進。這時，在漢水正面的清軍，先以炮火向據守琴斷口、美娘山的革命軍陣地猛烈轟擊，繼以步兵搶渡舵落口，進攻琴斷口。經近一小時激戰，清軍乙支隊占領了琴斷口。22日，清軍甲支隊因正面進攻三眼橋失利，于橋南蔣家渡架橋，企圖強渡，被駐守湯家山的革命軍炮兵擊退。乙支隊從琴斷口向革命軍右翼陣地美娘山進攻，亦未得逞。清軍在進攻三眼橋接連受挫後，遂集中兵力于琴斷口方向，向美娘山發動猛攻，于23日下午1時攻占該山。革命軍趁其立足未穩，實施反擊，使美娘山失而複得。這時，漢口硚口一帶清軍，使用民船十餘隻強行渡河，企圖從正面進攻，結果被革命軍炮火擊退。爲了減輕漢陽的壓力，革命軍步兵第三協派兵一部，在海軍①支援下，從武昌青山渡江，占領谌家矶，向劉家廟進攻，襲擊清軍後方。清軍猝不及防，退至二道橋附近。次日，清援軍乘車趕到，以機關槍猛烈掃射，革命軍遭受重大傷亡，被迫退回青山。

　　24日，清軍陸續增兵于美娘山方向。淩晨，在炮兵支援下，很快攻占了美娘山、仙女山。黃興鑒于仙女山之敵可以瞰制漢陽，側擊大別山，對漢陽威脅甚大，遂令預備隊陸續投入戰鬥，進行反擊。因有的部隊不聽指揮，以緻未能奏效。清軍甲支隊乘勢進攻三眼橋革命軍陣地。革命軍被迫退守鍋底山、扁擔山。經反複争奪，終因力量懸殊，鍋底山、扁擔山及磨子山相繼失守。25日，革命軍從各部隊挑選敢死隊百餘人，乘夜進行反擊，奪回了磨子山。由劉玉堂率領的湖南援軍一标，剛抵漢陽，亦立即投入戰鬥，奪回了扁擔山。清軍集中炮火向革命軍射擊，劉玉堂不幸中彈犧牲，部隊相繼潰散，磨子、扁擔兩山複被清軍奪占。至此，漢陽周圍的制高點已大部爲清軍控制。革命軍在争奪上述各山過程中，傷亡較大，已無力進行反攻。26日，革命軍在黑山、十裏鋪一線組織防禦。在各路清軍進逼下，革命軍的防線很快被突破。這時，駐漢口的清軍從硚口渡過漢水，側擊黑山。革命軍腹背受敵，遂不聽黃興指揮，紛紛撤退。湖南援軍第一協退往武昌，第二協從鹦鹉洲返回湖南。黃興見敗局已定，遂下令将兵工廠的武器彈藥運往武昌。27日，清軍占領大別山，進據漢陽城。

　　此次戰鬥，革命軍傷亡三千三百餘人，清軍亦死傷慘重。清軍面對長江天險，又無海軍支援，同時爲了給“和談”留下餘地，沒有馬上進攻武昌。武漢戰場再次呈現隔江對峙的局面。

　　漢口、漢陽保衛戰，革命軍在作戰指揮上有不少失誤，諸如偏重于從正面與兵力火力均占優勢的清軍争奪陣地和街道，未能充分利用道路紛歧、街道縱橫的特點，迂回側擊敵人；讓内奸張景良充當前線指揮，并在已經發現其有渎職行爲後仍不作斷然處置；不顧主客觀條件，貿然反攻漢口；将漢陽設防重點放在漢水岸邊，未能以更多兵力控制翼側和制高點，也未掌握足夠的預備隊，等等。這些，都是導緻漢口、漢陽失守的重要原因。盡管如此，革命軍爲保衛漢口、漢陽，與敵人進行了四十多天的浴血奮戰，充分表現了英勇頑強、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它打破了清政府妄想以北洋精銳之師，一舉将革命起義扼殺在搖籃中的企圖。經過革命軍的頑強抗擊，給維護清王朝的反動支柱——北洋軍以重大殺傷，使全國各地革命黨人受到巨大鼓舞，爲各省組織起義赢得了時間，對全國産生了重大的影響。


第四节 苏浙联军攻取南京和成立中央临时政府

　　當漢陽激戰之際，蘇浙聯軍正會攻南京。11月初，上海、浙江、江蘇先後宣布獨立，但自古爲兵家必争之地的東南重鎮南京，尚爲清廷所控制，并駐有重兵。這對臨近各省是個很大的威脅。革命黨人幾次策動守軍起義均未成功。蘇浙滬革命黨人爲了減輕武漢的壓力，發展東南地區的革命力量，決定聯合攻取南京。

　　

　　一、駐甯新軍與舊軍的鬥争

　　南京城内，原駐有以徐紹桢爲統制的新軍第九鎮步兵第十七協，第十八協三十六标一個營，及炮标、騎标、工程、辎重等營，總人數約七千人。另有江防會辦、江南提督張勳統率的江防軍二十營，趙會鵬統率的江甯巡防軍五營，王有宏統率的新防軍（又稱緝私隊）十營，由未裁綠營及饑民新編成的巡防軍十營，江甯将軍鐵良新練的步兵一标、炮兵一營及督署衛隊等，分駐城内外。舊軍總兵力約二萬人。

　　著名的革命黨人趙聲等曾在第九鎮進行兵運工作，因而該鎮官兵具有一定的民主革命思想。武昌起義後，該鎮官兵進一步向革命方面轉化。兩江總督張人駿和江甯将軍鐵良認爲新軍不可恃，不予補充彈藥，并派江防營進行監視。10月31日，張人駿又命第九鎮限期從市内移防至距城六十五裏的秣陵關，由江防營及巡防營負責城内守衛，每人補充子彈五百發。第九鎮官兵對此憤憤不平，紛紛要求起事，但苦無彈藥，不敢輕動。第九鎮移駐秣陵關後，張勳等派人監視，觀察動靜，并企圖謀刺徐紹桢。徐紹桢本無意革命，但被張人駿、鐵良所逼，且各标營的革命呼聲甚高，遂下決心聯絡革命黨人，舉行起義。他一面派人去上海領取彈藥，一面入城聯絡巡防軍、督署衛隊爲内應，相約于11月8日以演習爲名，同時行動，襲取南京城。不料城内一些同情革命的人自行于7日倉促發動，被張勳調兵鎮壓，很多革命黨人犧牲。清軍緊閉城門，嚴密戒備，并增派步兵三個營、騎兵一個營防守雨花台，在通濟門、漢西門增設了山炮和機關槍。

　　第九鎮聞城内起事，遂于11月8日誓師，兵分三路，進攻南京城。其部署是：右路以步兵第三十六标第三營（缺一隊）、騎兵第九标第一營（缺一隊），經曹家橋向通濟門進攻；進城後，占領督署。左路以步兵第三十三标第三營、騎兵第九标第三營，經鐵心橋、安德門向漢西門進攻；進城後，消滅清涼山守軍，占領饷械局。中路以步兵第三十四标、騎兵第九标第二營，經姑娘橋、花神廟向雨花台進攻；進城後，分軍渡江，占領浦口。同時，約鎮江步兵第十八協第三十五标進攻朝陽門；進城後，占領将軍署。當時，第九鎮官兵每人隻有子彈三五發，重武器則有炮無彈。上午11時，各路部隊在無名緯河南岸高地集結待命，準備夜間行動。中路的騎兵因求戰心切，竟不顧統一号令，單獨北進，在逼近雨花台時，遭清軍炮擊，退至花神廟。這時，步兵三十三、三十四兩标，也先後發起進攻，因無統一指揮，形成各自爲戰。黃昏，中路部隊向雨花台發起沖擊，遭敵火力壓制，傷亡較大。當晚，革命軍連續三次沖鋒，終因彈藥不足，守軍工事堅固，未能奏效。待至9日拂曉，革命軍彈藥用盡，被迫退往鎮江。

　　

　　二、蘇浙聯軍會攻南京　　

　　（一）聯軍總司令部成立和攻城作戰部署

　　新軍第九鎮進攻南京失敗後，徐紹桢赴上海與革命黨洽商。上海都督陳其美與江、浙各省起義軍将領集會，決定組織蘇浙聯軍，攻取南京，配合武漢革命軍的作戰，發展東南各省的革命形勢。會議推徐紹桢爲總司令，設司令部于鎮江，設總兵站于上海。11月15日至20日，各處革命軍陸續集中于鎮江及其西南地區。計有：江蘇軍步兵四營、炮兵一隊、騎兵一隊，約三千人，由劉之潔統帶，駐句容、丹陽等地；浙江軍步兵二标（缺二營）、遊擊隊二營、騎兵一隊、炮兵一營（攜炮四門）、工程辎重各一隊，共三千餘人，由朱瑞統帶，駐高資；淞軍①步兵六百人，由黎天才統帶，駐鎮江金山河；滬軍步兵一千人，由洪承典統帶，駐鎮江；鎮江軍步兵二協，約四五千人，由林述慶、柏文蔚統帶，駐高資、下蜀和鎮江。此外，還有前來會師的其它零星部隊和起義海軍艦艇十四艘。總兵力一萬四千餘人。

　　在聯軍開始集結的同時，總司令部召開了兩次軍事會議，研究确定先驅逐南京城外清軍，奪取各要塞炮台，再攻取南京城。具體部署如下：以淞軍爲右翼，攻取烏龍山及幕府山炮台；浙江軍爲中路，由麒麟門進占紫金山，向朝陽門、太平門進攻；江蘇軍爲左翼，經淳化鎮向雨花台進攻；鎮江軍爲預備隊，随同中路前進，進攻天保城；滬軍擔任警戒；海軍配合陸軍進攻，掩護、運載陸軍登岸；鎮江軍一部及揚州徐寶山部進攻浦口，斷敵退路。

　　

　　（二）聯軍三面進攻，奪占城外各要點

　　南京城垣高厚，北有烏龍、幕府兩山，南有雨花台，紫金山天保城扼其中，均築有堅固工事。城内外炮台環列，易守難攻。清軍司令部設在北極閣。紫金山有野炮十七門，雨花台有要塞重炮一門，各城門配有野炮多門，由江防營分別監守。皇城内有旗兵及巡防兵五營，準備三路機動。其餘兵力分駐于城内外各炮台及交通要道，每處有一營至數營不等。清軍晝夜巡邏，防守嚴密，但士氣低落，有不少官兵同情革命。

　　11月24日夜，右路淞軍和浙江軍一營，乘兵艦直趨烏龍山麓，在守台官兵内應下，很快攻占了烏龍山炮台。25日晨，又將幕府山炮台占領。革命軍當即用炮台的大炮向清軍北極閣司令部及獅子山炮台轟擊。清軍慌作一團，水師營參将率戰船四十隻歸順，下關東西炮台守軍亦降。同日，中路浙江軍進至馬群，清軍五個營據守四道防線，進行頑強抵抗。經數小時激戰，浙江軍突破敵人防線，斃傷清軍甚衆。清軍統領王有宏亦被擊斃。下午2時，又攻占孝陵衛，前出至紫金山一線。26日，清軍以三營兵力向幕府山、以五營兵力向孝陵衛實施反擊，均被聯軍擊退，縮入城内。此時，左路江蘇軍已占領上方鎮、高橋門，進逼雨花台。

　　

　　（三）聯軍攻占南京城

　　11月27日，聯軍進行攻城準備。28日，中路浙江軍向朝陽門發起攻擊，因攻城器械不足，多次擲放炸藥轟城不果，并遭天保城清軍炮火襲擊，傷亡多人。左路江蘇軍進攻雨花台，亦未奏效。第一次攻城遂告失敗。爲了迅速攻下南京城，聯軍總司令部決定集中鎮江軍、浙軍、滬軍近萬人，合力進攻天保城。另以江蘇軍一部進攻雨花台，作爲牽制。天保城位于紫金山半山腰，地勢險要，上築要塞炮台，有炮十餘門、機關槍四挺，由江防兵一營及旗兵四百人防守。11月30日，聯軍向天保城發起攻擊，清軍據險頑抗。在敵火炮和機關槍掃射下，聯軍傷亡較大，無法前進。随後，聯軍組織敢死隊，以一隊從紫金山正面攻天保城東側，另一隊攻其側背。第二次攻擊發起後，敢死隊不怕犧牲，攀岩登壁，勇猛沖鋒，各軍亦相繼跟進。清軍不支，遂假示投降。聯軍受騙，死傷百餘人。革命軍官兵憤極，冒死前進。經一夜激戰，将守敵全部殲滅。聯軍控制了這一俯瞰全城的制高點後，即于次日淩晨用繳獲的大炮向朝陽門、富貴山、太平門等處轟擊，連連命中目标。此時，雨花台也被江蘇軍攻占。由于圍繞南京的制高點相繼爲聯軍所控制，城内清軍頓形動搖。張人駿、鐵良等于當天夜間逃遁；張勳率部由漢西門逃出，經浦口逃往徐州；城内殘存的清軍開城投降。12月2日，聯軍開進南京城，受到城内居民熱烈歡迎。

　　蘇浙聯軍在兵力數量上不占優勢，其所以能取得攻城作戰的勝利，主要由于來自不同地區的各支武裝能夠團結一緻，在聯軍司令部的統一指揮下，協同作戰，發揚了不怕犧牲和壓倒敵人的精神；在作戰指揮上，注意集中兵力各個攻占制高點，迫使清軍喪失守城的信心，從而比較順利地奪取了南京城。蘇浙聯軍攻取東南重鎮南京，對袁世凱是個沉重打擊，大大減弱了北洋軍攻陷漢口、漢陽的意義；對資産階級革命派是個很大的鼓舞，開始扭轉了革命軍株守武昌的不利形勢。從此，革命黨人以南京爲基地，形成一個新的革命中心，并爲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礎。

　　

　　三、臨時政府的成立和反對袁世凱篡權鬥争的失敗

　　武昌起義後，随着全國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迫切需要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但這時，一些革命黨人的權勢思想、地域觀念和宗派情緒有了發展，革命營壘中原有各派系間的矛盾日趨尖銳。經過分化、組合，形成了湖北、江浙兩大集團。兩集團對于臨時革命政府的人選和所在地點争論不休，相持不下，以緻造成臨時政府難産，同時，也喪失了聯合起來，共同反擊北洋軍的有利時機。

　　袁世凱的北洋軍雖然攻占了漢口、漢陽，但已師老兵疲，官兵厭戰情緒日益增長。而這時北方和東北的革命運動正在蓬勃展開，南方獨立各省正派出援兵源源向武昌集中。北洋軍不僅無力攻占武昌，而且後方不穩，進退兩難。在這種局勢下，袁世凱便加緊施展誘和伎倆，以達到其撲滅革命和篡奪革命果實的目的。他勾結英國駐中國大使朱爾典，通過英國駐漢口總領事戈飛出面調停，提出停戰議和的建議。當時在國内的革命黨某些領導人，不僅看不到有利的革命形勢，相反對袁世凱心存畏葸和幻想，加之受到妥協勢力的包圍，因而表示願意和談。12月18日，雙方代表在上海開始“南北和談”。在袁世凱的脅迫和帝國主義的幹預下，南方代表表示，隻要袁世凱贊成共和，逼清帝退位，就可以将大總統職位讓給他。當時，許多革命黨人紛紛反對議和，主張組織北伐軍，用武力完成南北統一，但他們的正确主張不占主導地位，無法阻止和議的進行。正當南北代表進行和談之際，革命領袖孫中山于12月25日從海外回到國内。因衆望所歸，于29日被獨立各省代表選爲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并以南京爲中央臨時政府所在地。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宣誓就職，中華民國宣告成立。盡管孫中山對袁世凱有所戒備，但因受到革命政府内部妥協勢力的脅迫，和他本人有“但求早固國基”的思想，故在被選爲臨時大總統後，不得不緻電袁世凱，作出了“暫時承乏”，“虛位以待”的承諾。

　　袁世凱對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甚爲不滿，通電指責南方先組政府，選舉總統，違背和談協約。袁還唆使北洋将領段祺瑞、馮國璋等四十餘人發出通電，主張君主立憲，反對共和，聲言要以“開戰”來解決政體問題。在袁世凱的軍事訛詐面前，孫中山針鋒相對，激勵各地軍民，積極準備北伐。他指出：和議無論如何，北伐斷不可懈。1月11日，孫中山宣布自任北伐軍總指揮，黃興爲北伐陸軍參謀長，并制定了六路北伐計劃：“以鄂、湘爲第一軍，由京漢路前進；甯、皖爲第二軍，向河南前進，與第一軍會合于開封、鄭州之間；淮、揚爲第三軍，煙台爲第四軍，向山東前進，會于濟南；秦皇島合關外之軍爲第五軍，山（晉）、陝爲第六軍，向北京前進。第一、二、三、四軍既達第一步目的後，再與第五、六軍會合，共撲虜廷”①。1月13日，北伐軍在津浦鐵路上首戰告捷，敗清軍于宿州等地，戰略重鎮徐州不戰而下。湖北的革命軍則由襄樊東下随、棗，并北出河南唐河、鄧縣，威脅南陽、洛陽。段祺瑞害怕後路被切斷，急忙将其大營由孝感撤至信陽。當時，袁世凱所擁有的反革命軍隊，總數不超過十萬，所控制的地區，隻有河南、山東、直隸等少數省份。而分別集結在湖北、江蘇兩省的革命軍各約有十萬之衆，加上其它各獨立省的軍隊，總數不下三四十萬人。北方各省的革命黨人也在積極活動，準備與北伐軍遙相呼應。如果革命軍堅持北伐，袁世凱的北洋軍有可能被擊敗，革命形勢将起重大變化。但就在這時，帝國主義公開爲其新的代理人袁世凱撐腰。它們聲稱隻有由袁世凱統一南北，才肯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并從财政上、軍事上、輿論上對南京臨時政府施加巨大壓力。在臨時政府中的立憲派、舊官僚，則故意制造種種困難，借此脅迫孫中山妥協；革命黨的一些主要領導人，在右傾妥協勢力包圍和影響下，也動搖後退；許多獨立省擁兵自重，無意北伐。在内外交迫下，不但使北伐半途而廢，孫中山也“心灰意冷”，再次被迫表示，隻要得到清帝退位的确切消息，袁世凱公開宣布贊成共和，他就立即辭職，由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

　　袁世凱得到孫中山讓權的諾言後，又迫使臨時政府承認了關于大清皇帝退位後之《優待條例》，便逼迫清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帶着六歲的小皇帝溥儀，在養心殿下诏宣布退位。13日，袁世凱通電南京臨時政府，聲稱“共和爲最良國體”，作出了“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見于中國”的虛假保證。同日，孫中山提出辭職咨文。2月15日，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随後，又選黎元洪爲副總統。孫中山等資産階級革命派，曾想以奠都南京、袁世凱到南京就職、遵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等條件來約束袁世凱的獨裁野心，保證在中國推行資産階級民主政治。但在袁世凱的欺騙恫吓下，上述目的均未實現。4月1日，孫中山正式解職，其他一些同盟會領導人也“相率下野”。在内外反動勢力聯合進攻下，軟弱的資産階級節節退讓，由無數革命志士流血犧牲換來的新生的資産階級革命政權，僅僅存在三個月，即被扼殺了。政權落到了袁世凱手裏，開始了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



第五节 辛亥革命战争的经验与教训

　　辛亥革命戰争是在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初步發展的曆史條件下發生的，它與鴉片戰争以來中國人民所進行的各次革命戰争相比較，是一次具有更完全意義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戰争，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新的發展。這次革命戰争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動統治，結束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在中國大地上升起了第一面民主共和國的旗幟，因而是一個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事件。它不僅大大提高了中國人民的民主主義覺悟，使人民群衆在思想上獲得了一次大解放，爲爾後的革命發展開辟了前進的道路，而且對亞洲和世界都産生了重大影響。但是，這次戰争卻以向封建勢力妥協而告終，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偉大任務。因此，既有成功的經驗，又有深刻的教訓。

　　

　　一、辛亥革命戰争取得推翻清王朝勝利的經驗

　　辛亥革命戰争所以能取得推翻清王朝的勝利，首先，由于中國國内形勢的發展，人民革命鬥争風起雲湧，革命形勢已臻成熟。其次，由于孫中山爲領袖的資産階級革命派和其它反清團體，進行了一系列推翻清王朝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武裝起義鬥争，爲辛亥革命做好了輿論準備和組織準備。再次，由于資産階級革命黨人汲取了屢次起義失敗的教訓，采取了在清朝的新軍中發展革命組織，力求掌握有戰鬥力的武裝的方針，爲起義準備了骨幹力量。而這些武裝力量大部分布在長江流域和南方幾省，占據着重要的戰略要地。特別是地處“九省通衢”的武漢的革命黨人，在深入紮實的武裝起義準備的基礎上，善于審時度勢，抓住了起義的有利時機（保路運動風起雲湧，清廷抽兵入川，湖北統治力量削弱等），及時制定了起義計劃，在中國腹地首先發難，使武昌首義一舉成功，并直接推動了其它各省的起義（在全國十四個省的起義中，主要依靠新軍或有新軍參加的共有十個省），迅速打亂了清王朝反動統治的陣腳。

　　武昌起義前夕，在領導機關突遭破壞的情況下，革命黨人在新軍中的基層組織，發揚了革命的主動精神，堅持按原計劃發難，并采取了正确的戰鬥行動，以積極靈活的堅決進攻，迅速摧毀了湖北的反動地方政權，奪取了首義的勝利。在武昌首義勝利後，其它各省紛紛響應，及時宣布獨立，對辛亥革命的勝利也起了巨大作用。其中蘇浙滬的革命黨人采取了集中兵力攻取南京的戰略方針，及時把幾方面的起義軍團結起來，統一指揮，勇敢作戰，并運用了符合當時情況的攻城戰術，攻克了南京城，對擴大武昌首義的勝利和迫使清帝遜位，起了重要作用。

　　所有這些，都是辛亥革命起義戰争不同于資産階級革命派領導的以前各次起義的地方。

　　

　　二、辛亥革命戰争的教訓

　　辛亥革命戰争之所以只把一個皇帝趕跑，而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固然有封建勢力根深蒂固、帝國主義對中國革命的阻撓等客觀原因，但主要還是由于中國資産階級先天的軟弱性和妥協性。它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不敢也不想将革命進行到底。資産階級革命政黨同盟會，成分複雜，組織松散，意見紛歧，在迅速到來和迅猛發展的革命高潮面前，難于形成統一的堅強的領導核心，起不了有力的領導作用。同盟會對暫時被迫承認共和制度的投機革命的立憲派和舊官僚的反動本質，認識不清，鬥争不力，緻使立憲派和舊官僚采用“和平篡權”或“政變篡權”的方式，先後竊奪了許多起義省的領導權。一些掌了權的革命黨人，也很快喪失革命意志，甚至蛻變成新的官僚政客。在這種情況下，以孫中山爲首的南京臨時政府發布的政令軍令，無法貫徹執行，甚至公開遭到違抗，緻使南京臨時政府從誕生之日起，就面臨重重困難。孫中山積極主張用武力統一中國的北伐，就是因爲受到多方掣肘，不得不半途而廢。資産階級的軟弱性，還表現在害怕帝國主義的幹涉，懼怕群衆的革命鬥争。對農民的自發鬥争，不僅不積極支持，反而多方限制，甚至鎮壓。資産階級革命黨人由于嚴重脫離農民群衆，得不到民主革命主力軍的支持，因而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困境。在内外反動勢力的逼迫下，隻得妥協退讓，将用鮮血換來的革命政權拱手讓給封建勢力的代表和帝國主義的走狗袁世凱，使辛亥革命的成果付諸東流。

　　在軍事方面，資産階級革命黨缺乏統一的戰略部署和積極進攻的精神，這既是資産階級本質的弱點的表現，也是辛亥革命以妥協告終的重要原因。如武昌起義前，缺乏全國起義的周密計劃和部署，武昌首義成功及各省紛紛宣布獨立後，又未能實行統一指揮，協同作戰，緻使武漢的革命軍不能及時得到其它各地切實有力的支援。在武漢的革命軍方面，由于領導權沒有完全掌握在真正的革命者手中，并缺乏革命的軍事指揮經驗，因而在面臨優勢清軍進攻的嚴峻形勢下，未能實行如恩格斯在總結曆史上起義經驗時所指出的那種方針：“起義一旦開始，就必須以最大的決心行動起來并采取進攻”①，以緻陷于被動境地。例如，起義軍在攻占由殘敵據守的劉家廟之後，未能及時集中兵力攻殲初到滠口一帶的北洋軍先頭部隊。又如，當北洋軍分批南下，向漢口逼近時，除湖南外，其它各省均未及時出兵配合。湖北省的革命黨人，也未及時将本省各處起義武裝統一起來，尤其不懂得将積極反清的農民群衆組織和武裝起來，實行城市起義與農村起義相結合，正規戰與遊擊戰相結合，不停頓地襲擊南下清軍之側背，緻使武漢起義軍陷于孤軍奮戰，以寡敵衆。加上武漢起義軍采取了單純防禦的方針，作戰部署一再失誤，終于被迫退出漢口、漢陽，處于十分被動不利的局面。武漢起義軍在軍事上的失利，終于成爲導緻辛亥革命戰争最後失敗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