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

第一章 第一次鴉片戰爭


　　1840—1842年，英國殖民者對中國發動了一場侵略戰争，其導火線是由于英國強行向中國推銷鴉片，故稱鴉片戰争，也叫第一次鴉片戰争。這次戰争以後，中國由封建社會一步步地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此，1840年成了中國近代史的開端。

　　第一節 鴉片戰爭前的世界與中國

　　第一次鴉片戰争前，世界資本主義正處于迅速發展時期。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英、法、美等）經過以機器代替手工勞動爲主要标志的産業革命，社會生産力大幅度提高，創造了過去任何時代無法比拟的巨大的物質财富和先進的科學技術。但是，随着經濟的發展和生産社會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日益加深了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資産階級爲了擺脫經濟危機，貪得無厭地追求利潤，對内加緊剝削、壓迫工人和廣大勞動人民，對外不斷發動侵略戰争，大規模地掠奪殖民地，開辟新的原料産地和商品銷售市場。

　　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在争奪殖民地的過程中，經曆了許多次戰争，建立了強大的武裝力量，并随着工業的發展，不斷改進軍隊的組織編制和武器裝備。

　　由于戰争頻繁，戰争的地域和規模不斷擴大，歐洲各國的常備軍不斷增加。至十九世紀上半葉，整個歐洲約有二百萬軍隊（戰時倍之），其中爲數五十萬以上的有法國和俄國。英國當時主要是海上強國，陸軍約有十四萬，連同用于内衛的國民軍，共二十萬左右。鴉片戰争前，歐洲除英國外，各主要國家已普遍實行征兵制，英、法等國還招募外籍雇傭兵。各國普遍設立培訓軍官的軍事學校。法國曾規定所有軍官都要經過軍事學校訓練。平時，大多數國家軍隊的最高編制單位通常是團，也有的編基幹軍；軍（軍團）、師、旅的建制多半在戰時才采用。步兵一般以營爲基本戰術單位，編制人數在八百至一千之間。英軍每營有十個連，每連九十至一百二十人；法軍每營六個連，每連人數不等。騎兵一般以連爲基本戰術單位。

　　在武器裝備方面，到十九世紀初，歐洲各國都能用生鐵和銅鑄造各種滑膛前裝火炮，并依其口徑與炮管長度之比例，區分爲加農炮、榴彈炮和臼炮；炮身重量從幾百斤、幾千斤直至萬餘斤；口徑從幾英寸到十餘英寸；炮彈有實心彈、霰彈、燃燒彈和爆炸彈（英國已發明空中爆炸的榴霰彈）；火炮的有效射程達到千餘米。随着炮車的不斷改進，火炮的機動性能大大增強，逐漸成爲西歐各國作戰的重要武器，有的在一次會戰中，雙方各自動用的火炮達四五百門之多。步槍的改進則比較緩慢，在相當長的時期中，始終以前裝滑膛爲基本型式。英軍在第一次鴉片戰争時期使用的博克式和布倫司威克式步槍，也都是滑膛槍，有效射程爲三百米左右。

　　爲适應對外貿易和掠奪海外殖民地的需要，西方國家十分重視發展海軍。自1807年美國發明第一艘用蒸汽作動力的客輪[1]以後，英國于1827年首先将蒸汽機裝在軍艦上。這種艦隻可以不受風向和水的流向的影響，從而加快了航速，增強了機動性。但由于蒸汽機體積龐大，機器和燃燒用煤占了很大的面積和重量，以緻裝載火炮的數量大受限制，加以機器和劃水輪都暴露在外，作戰時易被敵方炮火擊中，因此，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前後，裝有蒸汽機的明輪艦隻一般隻用于巡航、偵察、通信和短途運輸。第一次鴉片戰争時，英國的戰列艦仍全部依靠帆力，大型戰列艦有二至三層甲闆，分別裝備有七十到一百二十門火炮，發射三十二磅炮彈，艦首和艦尾裝有可發射五十六和六十八磅實心彈的加農炮，或裝有可發射爆炸彈的大口徑加農炮。英國是海軍發展最快的國家，1836年時，已擁有大小艦艇五百六十艘，并積累了許多海戰和登陸作戰經驗，成爲稱霸世界的最大的海軍強國。

　　英、法等資本主義列強，正是憑借裝備有先進的軍艦、大炮和具有戰争經驗的侵略軍，實行炮艦政策，到處橫沖直闖，打開了一個又一個經濟不發達國家的大門。至第一次鴉片戰争前，中國的一些鄰近地區和國家，有的已經變成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有的正在受到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和威脅。中國也早已成爲它們觊觎的對象。

　　當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向世界各地猛烈侵略擴張的時候，中國正處于封建制度沒落和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由盛到衰的時期。

　　自康熙（1662—1722年）到乾隆（1736—1795年）年間，清朝封建統治者從王朝的“長治久安”出發，采取了一些客觀上有利于休養生息的措施。經過各族人民的創造性勞動，使明末清初陷于崩潰的社會經濟逐步得到恢複和發展，人口不斷增長①，社會漸趨安定。與此同時，清軍經過斷續百餘年的征戰，平息了分裂叛亂，鞏固了清王朝的統治，并使幅員遼闊、民族衆多的封建國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統一。但是，從乾隆後期開始，清王朝的統治趨向腐敗，整個統治機構變得因循守舊，死氣沉沉；官場貪污成風，豪門貴族巧取豪奪，皇室驕奢淫逸，揮金如土，加上浩大的軍政開支，造成國庫日益空虛。到嘉慶（1796—1820 年）時，國家财政已陷入捉襟見肘的困境。而解決财政困難的唯一辦法，自然是加重對勞動人民的剝削。

　　土地兼并不斷擴大，貴族官吏貪污腐化，和日益苛重的封建剝削，使社會危機不斷加深，階級矛盾日趨尖銳；加之滿族統治者雖然口稱“滿漢一家”，實際上是以滿族爲主，聯合蒙族壓迫漢族，聯合蒙、漢貴族和大地主壓迫各族人民，因而到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出現了以農民爲主體的各族人民武裝反抗清王朝反動統治的高潮。其中比較著名的有1795—1806年的貴州東部、湖南西部的苗民起義，1796—1804年的遍及湖北、四川、陝西等九省的白蓮教起義等。各族人民的起義，動搖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加速了它的衰亡。

　　清王朝的衰敗和腐朽在軍事上的表現，主要是軍制的落後和軍備的日益廢弛。

　　鴉片戰争以前的清朝經制之兵，由八旗①和綠營②兩大部分組成。八旗兵在入關前後是比較骁勇善戰的。但自滿族地主階級掌握全國的統治權以後，可以世襲的八旗子弟一生下來就享有優厚的薪饷，還有俸地和種種特權，養尊處優的特殊地位使這支部隊迅速腐化。平定“三藩之亂”時，清政府先調用八旗兵，結果師久無功，最後隻得改用綠營兵打頭陣。清代中葉以後，征戰之事，就全賴綠營兵了。綠營兵在清朝前期和中期所進行的一些戰争中，曾起過顯著的作用，但由于制度上存在許多問題，加之乾隆以後，承平日久，暮氣日深，戰鬥力不斷下降。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與白蓮教起義武裝作戰表明，綠營和八旗一樣，戰鬥力已經很低。此後，不得不由官吏、地主招募民壯，組成團練武裝，對付人民起義。

　　清統治者長期把騎射奉爲“祖訓”，制造火器的技術停滞不前，這就使清軍的武器裝備遠遠落後于西方軍隊。西歐陸軍在十八世紀已全部使用火器，而清軍則仍然是冷熱兵器并用，部隊裝備着大量弓矢、矛戟、刀斧、椎梃等原始武器。直至1836年，清統治者才提出“軍儲利器，槍炮爲先”③，但不久又繼續強調“槍箭并重，不容偏廢”④。因此，在第一次鴉片戰争以前，清軍的裝備始終處于冷熱兵器并用的落後狀态。

　　清王朝一直保持七八十萬常備軍，可是，既不注重将弁的培養，又忽視部隊的訓練。提升将弁，片面強調行伍出身，對于武科出身的往往不予重用。這樣，将弁的文化水平一般都比較低，加上缺乏嚴格的培訓，不但平時組織部隊訓練難于勝任，戰時指揮作戰更是笨拙無方。至于部隊訓練，雖規定有春操、秋操、冬季行圍等制度，但往往敷衍應付，而且隻偏重于演陣圖、習架式，近于演戲，基本上沒有脫離冷兵器時代的密集陣式，對于實戰毫無裨益。

　　除軍隊建設問題外，清政府在設防方面也存在不少問題。其中最突出的是，由于清朝是滿族少數民族統治着一個多民族的大國，因而在設防的指導思想上，表現爲防内重于防外。乾隆以前，清代用兵的重點一直在東南、西北和西南，因而這些地區逐漸成了設防的重點。固然，上述設防重點地區的軍隊也負有防外的任務，但主要任務還是防内。從水師建設和沿海設防情況也可看出其防内重于防外的指導思想。清政府雖建立了外海和内河水師，并在少數口岸築有炮台等防禦工事，以防外敵入侵。但就整個水師而言，主要任務在于防止走私和緝捕海盜。正因爲這樣，在戰船的制作上不是側重于考慮如何有利于海上作戰，而是側重于考慮如何更适于追捕走私船和海盜船。十九世紀初期，清軍水師的外海戰船共有八百九十餘艘，數量比英國的戰艦還要多，但質量卻相差甚遠。軍事上防内重于防外的指導思想，還源于清政府長期閉關鎖國，和盲目地以“天朝”大國自居的心理。由于對于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擴張政策缺乏認識，因而也就談不上從軍事上認真進行對付外敵的準備了。

　　正是由于清王朝政治和軍事日趨衰敗，又不重視對外設防，因此，當外國資本主義列強以武力入侵時，就難以作出及時而有力的反應，給侵略者以堅決的回擊。


第二节 英国以武力推销鸦片，发动侵华战争

　　英國資産階級爲了牟取高額利潤，最大限度地掠奪中國人民，除了向中國輸出一般商品外，還大力傾銷鴉片。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英國東印度公司①獲得了印度鴉片出口的壟斷權，即在印度大規模地生産鴉片，并以非法手段大量輸入中國。鴉片貿易給英國資産階級帶來了巨大的利益。在一段時期内，“印度的不列顛（英國）當局的收入當中，整整有七分之一是來自向中國人出售鴉片”②。爲了維護自身利益，清王朝從嘉慶初年開始，便正式宣布禁止鴉片進口。這對英國的鴉片販子來說，無疑是個巨大的打擊。之後，英商在英國政府和印度的英國殖民當局的大力鼓勵和慫恿下，賄賂和勾結清朝官吏，大規模地進行鴉片走私，一方面牟取暴利，一方面腐蝕清朝整個官僚體系。因此，盡管清王朝三令五申地嚴禁鴉片，年輸入量仍由十九世紀初的四千箱左右，猛增到1838年（道光十八年）的四萬餘箱。

　　鴉片的大量輸入，嚴重損害了中國人民的健康和經濟生活，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嚴重危機。上至貴族達官，下至紳商百姓以及八旗綠營兵丁，吸食鴉片的人越來越多。據1835年統計，全國吸食鴉片者約在二百萬人以上，而“現任督撫，嗜煙者約占半數”①，這就加速了清朝統治機器的腐化。鴉片輸入激增，使中國在中英貿易中迅速由年出超白銀七百餘萬兩轉爲入超數千萬兩，造成白銀外流、銀貴錢賤、國庫空虛等嚴重的經濟後果。而這些後果最終又都轉嫁到廣大勞動人民身上，引起人民的更大不滿與反抗。道光帝②迫于煙毒泛濫的嚴重形勢，害怕有朝一日真會出現“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饷之銀”③的局面，乃于1838年冬，改變了以往既畏懼鴉片之害，又不願放棄因鴉片走私而受賄獲利的猶豫搖擺态度，決定摒棄與鴉片走私有密切關系的“弛禁派”的主張，采納了“嚴禁派”④的建議。同時，任命在兩湖地區禁煙卓有成效的湖廣總督林則徐①爲欽差大臣，前往廣東，主持禁煙事宜，并節制廣東水師。

　　林則徐于1839年3月10日到達廣州後，立即與兩廣總督鄧廷桢②等整頓海防，嚴拿煙販，懲處受賄官弁；同時曉谕外商，限期呈繳煙土，出具“永不夾帶鴉片”的保證書。在當地人民的積極支持下，轟轟烈烈的禁煙運動在廣東迅速開展起來。林則徐排除了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和鴉片巨商的阻撓破壞，于4、5月間，共繳得英美等國輸入的鴉片二百三十七萬餘斤，并根據道光帝的命令，于6月3日至25日在虎門海灘上全部當衆銷毀。這一果敢的舉動，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國人民反抗鴉片侵略的堅強意志和決心，給了英國侵略勢力以沉重的打擊。自然，英國侵略者決不肯就此罷休，他們決心借機挑起戰争，以達其用武力打開中國大門的目的。

　　英國決定發動侵華戰争是蓄謀已久的。早在 1832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就密令大鴉片商胡夏米乘船自廣州北駛，經廈門、福州、甯波、上海、山東半島、山海關等地，對中國沿海作了一次帶戰略偵察性的航行。1835年7月24日，胡夏米在給英國政府的報告中提出：隻要一支小小的海軍艦隊，就足以制服清王朝。他還對艦隊的組成、兵力數量、集結海域和行動季節等等提出了具體建議。①1838年7月，英國東印度艦隊司令馬他侖遵照英國政府的旨意，率領軍艦三艘，竄到珠江口，再次對中國進行武力威脅和偵察。同年，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訓令義律利用任何有利的機會獲取中國沿海貿易場所和海島的情報，并要他在廣州或澳門的公務人員中指定專人從事此項工作，返回後，把所到地方的商業、工業情況以及所獲悉的任何有關地理、博物等方面的知識，寫成詳細報告，以便轉呈英國政府。②1839年4月3日，義律以中國收繳鴉片爲由，建議英國政府“立刻用武力占領舟山島，嚴密封鎖廣州、甯波兩港，以及從海口直到運河口的揚子江江面”，給中國“以迅速而沉重的打擊”。①林則徐虎門銷煙後，義律命令英國船主拒絕在“永不夾帶鴉片”的保證書上簽字。7月7日發生英國海員在九龍尖沙嘴村毆斃中國百姓林維喜事件，義律又拒不交出兇犯。在此情況下，林則徐下令将英國人逐出澳門，并斷絕其一切接濟。義律離開澳門後，即派人馳報英印總督奧克蘭，請求派兵船來華。不久，英艦“窩拉尼”号、“海阿新” 号先後抵達廣東海面。9月4日，義律率軍艦“窩拉尼”号及武裝船多艘，闖入九龍灣，炮擊清軍水師船隻。清軍水師奮勇還擊，将其趕走。

　　1839年10月1日，英國内閣會議按照資産階級中對華貿易關系密切的集團和鴉片巨商們的意見，決定派遣一支艦隊前來中國海域，發動侵華戰争。同年11 月4日，巴麥尊正式訓令義律和緻函海軍部，宣布英國政府決定派遣一支遠征軍前往中國，封鎖沿海港口，占領幾個島嶼，用炮艦政策迫使清王朝屈服。與此同時，義律又率軍艦“窩拉尼”号、“海阿新”号在川鼻灣阻止一艘具結的英國商船入口。清軍水師前往查究，遭到英艦炮擊，不得不開炮還擊，将英艦擊退。11月3日至13日，清軍又多次與入侵之敵交火，僅在官湧一地，十天之内就打了六仗，均獲全勝。以上情況報到北京，道光帝下令永遠停止同英國貿易，并驅逐所有英船，于是，中英關系更形緊張。這時，英國爲強行向中國推銷鴉片而引起的矛盾，已發展到非戰争不能解決問題的地步。

　　1840年2月20日，英國政府正式任命好望角海軍司令、海軍少将懿律和義律爲正副全權代表，并由懿律率領侵華遠征軍前來遠東。4月7日，英國議會下院經過激烈辯論，以二百七十一票對二百六十二票的微弱多數，通過了政府的對華政策。就這樣，英國侵略者“爲鴉片走私的利益而發動了第一次對華戰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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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東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它名義上是英國的貿易公司，實際上是英國在印度、中國和亞洲其它國家推行殖民掠奪政策的工具。從十八世紀中葉起，該公司擁有軍隊和艦隊，成爲巨大的軍事力量。在公司的名義下，英國殖民者完成了對印度的占領。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義迫使英國人改變其殖民統治形式：宣布公司解散，印度成爲英王的領地。
① 林則徐：《與弟元掄》，《林則徐家書》（上海共和書局印行）第9頁。
② 道光帝（1782—1850），姓愛新覺羅，名旻甯，嘉慶帝（顒琰）次子，1820年即位，年号道光。他虛驕自大，對世界情勢懵然無知，處事動搖不定，很少了解下情。鴉片戰争爆發後，他舉棋不定，和戰無計，最後妥協投降。1850年病死，廟号宣宗。
③ 林則徐：《錢票無甚關礙宜重禁吃煙以杜弊源片》，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争》——以下簡稱《鴉片戰争》——（二），第142頁。
④ 鴉片貿易給清王朝造成了日益嚴重的統治危機，在朝野輿論的推動和壓力下，清政府内部逐漸形成了主張嚴禁和弛禁兩派。嚴禁派不滿意對禁煙的因循敷衍，要求對販賣和吸食鴉片者處以重刑。弛禁派則認爲靠嚴刑重典不能禁止鴉片，主張弛禁征稅，解決财政困難。弛禁派的主張爲外國煙販以及在鴉片貿易中獲利的官吏所歡迎。嚴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林則徐、黃爵滋等。弛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許乃濟、穆彰阿、琦善等。
① 林則徐（1785—1850），清末進步政治家和愛國主義者。福建侯官（今閩侯）人。1811年進士。曾與龔自珍、魏源、黃爵滋等提倡經世之學，主張刷新吏治，掃除貪污，整頓軍備，加強邊防等。1831年任東河河道總督，1832年改任江蘇巡撫。1837年升湖廣總督，任内提出六條具體的禁煙措施，在兩湖地區成效顯著。1838年9月上奏道光帝，極力贊同黃爵滋以死罪重治吸食鴉片的主張，成爲嚴禁派的著名代表人物。
② 鄧廷桢（1776—1846），江蘇江甯（今南京）人。1801年進士。1826年任安徽巡撫，1835年升兩廣總督，1836年許乃濟奏請弛禁鴉片時，他開始甚表贊同，後受嚴禁派的影響，且目睹鴉片危害嚴重，乃由弛禁派轉爲嚴禁派，後成爲林則徐的親密同僚。
① 參見《胡夏米緻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的信》，《中國近代對外關系史資料選輯》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下同），第一分冊，第52—55頁。
② 參見《近代史資料》1958年第4期，第16頁。
① 《義律緻巴麥尊的密信》，《中國近代對外關系史資料選輯》上卷，第一分冊，第58—59頁。
① 馬克思：《新的對華戰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56頁。



第三节 英国侵华部署与清政府的海防战备

　　一、英國遠征軍的組成和作戰部署

　　英國政府作出發動侵華戰争的決定之後，即着手組織遠征軍。至1840年初，這支侵略軍基本組成。海軍艦隊以駐印度海軍司令伯麥爲司令，由十六艘軍艦、四艘武裝輪船和二十餘艘運輸船組成。這十六艘軍艦中，三艘來自英國本土，三艘來自開普敦②，五艘來自印度，另五艘已先期在中國海面活動。侵華陸軍共四千名，其中包括從錫蘭（今斯裏蘭卡）抽調的英軍第18團，從印度加爾各答抽調的英軍第26團和第49團，此外，還抽調了一個印度混合營和兩個炮兵連、兩個工兵連。所有陸軍由布爾利上校統率。戰争過程中，侵華英軍以印度爲主要基地，英國駐印度總督奧克蘭受命籌組陸軍，并對海軍的行動予以合作。

　　1840年2月，英國政府對懿律和義律下達了作戰訓令，給侵華遠征軍規定了如下任務和實施步驟：（一）到達廣東海面後，立即封鎖珠江口，扣留一切中國船隻。由于廣州距北京太遠，所以不在那裏進行任何陸上的軍事行動。（二）封鎖珠江口之後，立即北上，切斷台灣和廈門之間的運輸，封鎖錢塘江口、長江口和黃河口，占領舟山群島中最适于作司令站以便長期占領的島嶼，并扣留一切中國船隻。（三）前往北直隸灣（即渤海灣），遞送《巴麥尊子爵緻中國皇帝欽命宰相書》，以武力爲後盾，與清政府進行談判，逼迫它接受英國政府提出的關于道歉、賠款、割地、通商等要求。（四）如果清政府拒絕談判，或者談判決裂，海軍司令就應該根據他所指揮的兵力，采取最有效的辦法進行更加活躍的敵對行動。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派一支兵力進入黃河，在黃河與運河的交叉點切斷南北諸省的交通；或派一支兵力進至長江與運河的交叉點，擄走那裏的船隻與貨物；如果認爲兵力足夠，還可以占領廈門。訓令指出：“給海軍司令留有最充分的自行決斷的餘地，以便他根據他自己的判斷，用最有效的辦法進行他的敵對行動；在這樣情況下，如果中國政府拒絕滿足我們或中止談判，或迫使陛下全權代表中止談判，那麽海軍司令的敵對行動就不該停止，也不中斷，一直等到中國全權代表簽下足稱滿意的協定，并由皇帝诏準該協定的時候爲止。”訓令還給全權代表“保留廣闊的自行決斷的餘地”。 ①

　　

　　二、清政府的海防戰備

　　（一）清王朝的戰備方針

　　清朝最高統治集團，對于收繳鴉片之後中英之間将會出現何種局面，是否可能爆發戰争等，從未進行廷議，作出應有的分析判斷，提出相應的政治軍事對策，僅由道光帝及軍機大臣們看奏報，下谕令。而道光帝既昏聩無知，又狂妄自大，他不準沿海疆臣丢失寸土尺地，又不願爲加強海防動用國庫銀兩。清朝同西方各國通商近二百年，道光帝對歐美資本主義的發展及其政治經濟制度，竟茫無所知。英國借口鴉片問題，已經在調兵遣将，決心武裝侵略中國了，他還認爲是“虛聲恫吓”，“ 實無能爲”，隻要嚴防海口，“總不與之外洋接仗”，就足以使敵不攻自斃。在這種驕妄無知、盲目輕敵的思想支配下，清廷逐步形成了如下政治、軍事戰略性方針，即“先威後德”，“大張撻伐，聚而殲旃”，“沿海一體嚴密防範”等。所謂“先威後德”，即驅逐英商，收繳鴉片，必要時“示以兵威”，“使奸夷聞風懾服 ”；然後許以繼續通商，“以示懷遠羁縻”，認爲這樣，英人就會“感恩天朝”了。顯然，這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的驕妄自大思想的産物。至于“沿海一體嚴密防範 ”，由于沒有提出明确而具體的措施，實行起來，隻能是分兵把口，處處消極防堵而已。

　　

　　（二）東南沿海的設防備戰

　　東南沿海是清朝布防重點之一，其中廣東駐軍七萬，福建六萬，浙江四萬，江蘇五萬。但是，由于清軍的主要任務是鎮壓人民的反抗與起義，沿海水師主要是緝拿海盜，對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武裝侵略缺乏應有的警惕。1800年（嘉慶五年）以後，清政府查禁鴉片，英國的武裝走私商船開始在廣東沿海活動，特別是 1830年以後，英國政府公然派出兵船前來中國沿海，保護鴉片走私，清廷和廣東當局對西方列強的軍事威脅，才開始有所警惕和準備，但仍然缺乏認真的戰備措施。

　　1834年9月，兩艘英國軍艦強行闖入虎門并進抵黃埔的嚴重事件發生後，清廷任命關天培①爲廣東水師提督。關到任後，親曆重洋，查勘要塞，整頓水師，加築炮台，添鑄大炮，使廣東海防尤其是虎門的防務，得到了加強。

　　虎門位于珠江入海處，是從海上進入廣州的咽喉要地，地勢十分險要。沙角山、大角山夾岸對峙，構成第一道門戶。由沙角、大角沿江上溯七裏，有上下橫檔島聳立江中，将水道分隔爲二。東航道可通大船，爲洋船進入廣州的唯一水道，兩岸山峰雄峙，構成第二道門戶。由橫檔島再上溯五裏，江中有大虎山島，構成第三道門戶。沙角山、大角山均築有炮台（沙角炮台築于1801年，大角炮台築于1832年），關天培以兩台間的炮火不能形成交叉火力，無法封鎖海口，将其改爲信号炮台，擔負了望警報任務。上橫檔島早在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即修築了橫檔炮台，其東岸之南山（亦稱武山）修築了威遠炮台；1815年（嘉慶二十年）又在威遠炮台北側修築了鎮遠炮台。關天培到任後，于威遠、鎮遠炮台之間添築了靖遠炮台，于上橫檔島西端添築了永安炮台，西岸南沙山（即蘆灣山）添築了鞏固炮台。到鴉片戰争時，橫檔地區共有炮台六座，安置新舊火炮二百一十二門。此外，在兩廣總督鄧廷桢的積極支持下，關天培還在橫檔島和南山之間建造了兩道鐵鏈，以防敵艦闌入。對1818年修築的大虎山炮台，關天培到任後也作了加固，并添置了炮位。

　　關天培不但添築炮台，增加炮位，在炮台構築方面也作了一些改進。舊的炮台均系石牆石地，一經炮彈轟擊，碎石橫飛，反而增大敵炮的殺傷力。新築的炮台則以巨石爲基，上築三合土牆，并增加胸牆厚度，用沙袋或三合土圍護火藥庫。此外，還部分改建舊炮台，以減少戰時損傷。每門火炮還用增減木墊的辦法，調整射距。但所有新舊炮台，仍未脫離古代城堡的結構形式，長牆高台，既無掩蓋，又無交通壕，戰時人員、火炮易受損傷。

　　福建也是重點設防的省份之一。全省六萬駐軍中，大體水陸各半，分別由水師提督和陸路提督統轄，下設南澳、漳州、台灣、金門、海壇、福甯等鎮。福建沿海設防情況遠不如廣東，海口“舊設炮台，大者不過周圍十餘丈，安炮不過四位六位，重不過千斤”①。英國鴉片走私船在廣東被逐以後，自1839年冬起，就不斷向福建沿海竄擾。1840年3月，新任閩浙總督鄧廷桢由粵抵閩，立即增強沿海兵力，分饬水陸官兵加意嚴防，并自廣東購得洋炮十四門，添築炮台，加強福建防務。鑒于形勢緊迫，永久性炮台來不及構築，兵部尚書祁寯藻建議以炮墩①代替炮台，于沿海險要處用沙袋築成簡易炮台，以資禦敵。

　　

　　（三）林則徐的戰備措施

　　林則徐抵粵後，在嚴厲禁煙的同時，陸續采取了一系列戰備措施，以應付日益緊張的形勢。這些措施是：整頓水師，嚴肅軍紀，演練槍炮，以提高戰鬥力；在尖沙嘴、官湧等處新建炮台；秘密購置西洋大炮，使虎門各炮台的大炮增至三百餘門；購置西洋大船，改裝民船，招募漁民、疍戶（以舟爲家的土民）丁壯五千餘人，加以訓練，準備殺敵；此外又抽調廣東内地營汛防兵，加強第一線兵力，使虎門的水陸兵力增至三千餘名，澳門增至一千三百餘名，尖沙嘴增至八百餘名。

　　林則徐還就如何對付英軍入侵問題，提出過一些具體設想，概括起來，其基本内容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以守爲戰，以逸待勞。他在1840年3月7日的奏折中寫道：英人“妄誇炮利船堅，各夷船恃爲護符，謂可沮我師之驅逐。臣等若令師船整隊而出，遠赴外洋，并力嚴驅，非不足以操勝算，第洪濤巨浪，風信靡常，即使将該夷船盡數擊沉，亦隻尋常之事。而師船既經遠涉，不能頃刻收回，設有一二疏虞，轉爲不值，仍不如以守爲戰，以逸待勞之百無一失也。”①

　　第二，在近海陸地殲敵，不在遠洋接仗。林則徐于1839年9月奏稱：有些被英吉利之名所震驚者，往往以其船堅炮利而稱其強，而不知其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數丈，僅能取勝外洋，隻要不與之外洋接仗，其技即無所施。該兵船一旦進入内河，就會運棹不靈，一遇水淺沙膠，更難轉動。其貨船進口，尚需以重金雇請當地人導引，兵船則更不待言。“且夷兵除槍炮之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娴，……若至岸上，更無能爲。是其強非不可制也。”②

　　第三，組織民衆，軍民配合，火攻英船。林則徐到廣東以後，一直比較注意依靠民衆，陸上則組織鄉勇、團練，水上則招募漁民、疍戶等，以便配合軍隊作戰。 1840年3月，他與關天培等密商，決定将平時所裝大小火船，即雇漁疍各戶，教以如何駕駛，如何點放，每船領以一二兵弁，分赴各洋島澳埋伏，候至深夜，察看風潮皆順，即令一齊放出，乘勢火攻環護夷船之各匪船，随燒随拿，“許以燒得一船，即給一船之賞，如能延燒夷船，倍加重賞”。③

　　第四，與沿海各省協力籌防，共同對敵。廣東封港以後，爲防止英國侵略者北竄，清廷令沿海各省督撫嚴加防範，林則徐對此甚爲重視。6月下旬，大批英艦抵粵，他便“飛咨閩、浙、江蘇、山東、直隸各省，饬屬嚴查海口，協力籌防”。①

　　林則徐比較正确地認識到英軍的長處和弱點，主張避免同英軍在外洋作戰，而待其進入内河，組織軍民不斷襲擊和火攻，于近戰中殲敵，這一指導思想，是頗有見識的。

　　林則徐是清朝官吏中了解“夷情”較多的一個，他到廣東後，“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譯西書，又購其新聞紙”②，從中了解西方列強的情況。但由于時間短，手段少，翻譯人才缺乏，對敵情的了解畢竟有限，因而有時作出的判斷也不夠準确。如他在1839年9月分析英國情況之後得出結論說：“彼萬不敢以侵淩他國之術，窺伺中華”。③1840年6月中旬，已有英國艦船陸續抵達廣東海面，林則徐仍向道光帝奏稱：“英夷近日來船，所配兵械較多，實仍載運鴉片”，“借以揚言恫喝，冀可準其貿易之求”。現在各船“隻在外洋往來遊奕，此東彼西，總無定處。……此外別無動靜，誠如聖谕，（該夷）實無能爲”。④當然，盡管林則徐對英國政府出動海陸軍大舉進犯中國的可能性估計不足，但其作戰指導思想和一系列戰備措施，是值得稱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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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開普敦位于非洲南端，西臨大西洋塔布爾灣，爲南非（阿紮尼亞）重要港口和開普省首府。1652年荷蘭殖民者侵入南非沿海地帶，始建該港。1806年英國殖民者侵入南非，奪取開普，開普敦港便成了英國向南非内陸和亞洲各地擴張的重要基地。
① 《巴麥尊緻海軍部》，《近代史資料》1958年第4期，第70—72頁。
① 關天培（1781—1841），清末愛國将領。江蘇山陽（今淮安）人，行伍出身。曾任江蘇太湖營水師副将，1827年升江南蘇松鎮總兵，1833年署江南提督，次年任廣東水師提督。
① 祁寯藻：《議設炮墩控制英船及奸民販煙船隻片》，《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中華書局1964年版，下同）（一），第291頁。
① 據祁寯藻《議設炮墩控制英船及奸民販煙船隻片》載：炮墩的構築方法是：“用麻布袋，每個長四五尺，徑尺餘，實以沙土，層層堆積，高低自五層以至十餘層，厚薄自兩層以至三四層，長短自十餘丈以至百餘丈，相地勢之遠近、廣狹斟酌爲之。沙墩之外，用舊小漁船側豎，船底向海，船艙向内，緊貼沙袋，牢固拴縛，以爲沙囊保護。炮位安于墩内，炮口出于船外，其兩船夾縫處所，即是天然炮洞。我兵在内瞄準施放，可以克敵，而全身藏于墩内，敵人炮子不能緻傷。……沙性最柔，非如磚石可以摧裂，彈子打穿船底，遇沙即止，不能穿過，極爲穩固。”
① 林則徐：《英船被逐出口仍在外洋逗留并拿獲漢奸折》，《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一），第277—278頁。
② 林則徐：《英人非不可制請嚴谕查禁鴉片片》，《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一），第217頁。
③ 林則徐：《英船被逐出口仍在外洋逗留并拿獲漢奸折》，《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一），第278頁。
① 林則徐：《英船來粵防守情形并咨各省協力籌防片》，《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一），第330頁。
② 魏源：《道光洋艘征撫記》，《魏源集》（中華書局1976年版）上冊，第174頁。據冼玉清考證，《道光洋艘征撫記》的作者不是魏源，而是李德庵、李鳳翎父子。（參見《學術研究》1962年第2期《關于〈夷艘入寇記*
③ 林則徐：《英人非不可制請嚴谕查禁鴉片片》，《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一），第218頁。
④ 林則徐：《火創英船辦艇等情形折》，《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一），第315—316頁。


第四节 英军首次北犯与清军定海抗战

　　一、英軍封鎖珠江口與首次北犯

　　英國侵華遠征軍由艦隊司令伯麥率領，以艦船三十艘，載陸軍四千人，在新加坡集結後，向中國南海進發，于1840年6月下旬陸續抵達廣東海面，與先期到達的艦船會合。侵略軍采取的第一個步驟，就是宣布從6月28日起，封鎖珠江口。“都魯壹”号等四艘軍艦和一艘武裝輪船，被指定執行此項任務。

　　6月28日，英國全權代表、侵略軍總司令懿律率領由英國本土和好望角艦隊抽調的三艘軍艦趕到廣東。懿律會見義律後，決定按照英國政府既定的對華作戰部署，除繼續封鎖珠江口外，立即啓程北上，奪占定海，并相機北上渤海灣，以武力逼迫清廷就範。6月30日，懿律和義律率領軍艦十艘、武裝輪船三艘、運輸船二十八艘，由廣東海面出發，開始了第一次北犯。

　　7月初，英艦隊駛經福建海面，懿律以遞送《巴麥尊子爵緻中國皇帝欽命宰相書》副本爲名，派艦長包詛率“布朗底”号軍艦闖入廈門港。

　　廈門是福建的重要門戶，遠控台澎，近接金門，水上交通相當發達。廈門及附近各島駐有清軍水師八百五十名，陸兵八百名，另水勇三百餘名，在新築炮墩及舊炮台内共安有火炮二百八十餘門。

　　7月2日，當英艦“布朗底”号由青嶼強行入口，并派出一名少尉軍官偕翻譯劃着小船遞交照會副本時，遭到岸上清軍拒絕。次日，包詛再次派出舢闆強行靠岸投送，又遭清軍拒絕，英艦遂發炮轟擊，使廈門炮台和民房數處受損。包詛見廈門守軍拒絕接收照會，便将它留在沙灘上，退出廈門港，北上追趕艦隊。（留軍艦及運輸船各一艘封鎖廈門港，不久又調往定海。）

　　

　　二、第一次定海抗戰

　　舟山群島是英軍北侵計劃中的主要目标，其最大島嶼舟山島南部的定海，被認爲是最适于作司令站的地方。因此，英軍艦隊于1840年7月3日駛抵舟山海域後，立即派出輪船二隻，進至定海城南之道頭港水面，進行測量和偵察。

　　定海縣城東、北、西三面都有山巒環抱，城南二三裏即道頭港，其吉祥、竹山、大渠三口，爲外洋入港門戶。道頭港以南，有大小五奎山、大小盤峙山、大小渠山等島嶼羅列海中。清軍在定海設有水師鎮，共有水陸兵勇二千八百餘人。城東南設有炮台一座，安設火炮八門，配兵五十名防守。

　　7月4日，伯麥率英艦數艘闖進定海水域。清軍水師竟毫無戒備，不僅未予攔截，還由知縣姚懷祥登艦詢問來意。伯麥交給姚一份事先準備好的中文照會，限次日下午2時前投降，将所屬海島、炮台一律交出，否則開炮轟城。姚懷祥返回後，即會同文武官員商讨對策。多數人認爲英軍所長在于船炮，宜将水陸部隊的一半撤至離城一裏的半路亭一帶堵擊，一半撤至城中防守。姚懷祥則主張撤兵入城，堅守待援。他向總兵張朝發建議：“夷未知我虛實，宜堅壁待外援；我兵毫無紀律，若浪戰一敗，城破矣。”① 張朝發卻認爲守城不是水師的職責，水師的本分是扼守海口，不讓敵兵登岸。由于意見不一，隻好水陸分守：張朝發将城外各營及水師齊集港口防堵；姚懷祥則率兵千餘守城。二人并約定：“在外者主戰，戰雖敗不得入；在内者主守，守雖潰不得出。”①

　　5日下午2時，伯麥見清軍無獻城投降的迹象，便令“威裏士厘”号等四艘軍艦發起進攻。張朝發率水師進行抵抗。由于英軍艦大炮多，射程較遠（一千至兩千米），清軍船小炮少，射程又近，交戰不久，清軍水師損失甚重，張朝發也受傷，即率部向鎮海方向退卻。英軍便在艦炮掩護下登陸，攻占了定海城東南的關山（亦名東嶽山）炮台，并連夜炮擊定海縣城。6日淩晨，英軍攻破東門，知縣姚懷祥出北門投水自盡，守城兵勇潰散，定海遂告失陷。

　　第一次定海之戰，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喪師失地的戰鬥。此次作戰失利原因，主要在于清王朝對外敵入侵缺乏警惕，以緻除廣東外，沿海戒備不嚴，給了敵人以乘虛襲取的機會。誠如當時人夏燮所說：“當日之誤，誤于浙洋之全無準備，豕突而來，措手莫及”。②其次，定海清軍事先既疏于戒備，臨戰又互不協同，水師不顧彼己船炮懸殊而與敵正面對陣，結果迅速潰敗，陸師則單純守城，沒有依托有利地形節節阻擊敵人，也沒有采取防敵炮擊的有效措施，以緻一遭炮擊即兵潰城陷。

　　定海失陷後，浙江巡撫烏爾恭額于7月9日趕到鎮海，會同浙江提督祝廷彪布置該處防務。此時，鎮海各營汛僅有官兵二千餘名，烏爾恭額急調湖州兵三千加強鎮海防禦，并建議粵、閩兩省各派水師二千“星飛來浙，會同浙省各鎮并力痛剿”。7月24日，清廷以定海失守，将烏爾恭額和祝廷彪革職留任。8月6日，命兩江總督伊裏布爲欽差大臣，馳赴浙江查辦和主持軍務。

　　英軍攻陷定海後，委任管理軍民事務的官員，準備長期占領。同時，派出軍艦、輪船各一艘，封鎖甬江口；另以艦船五艘，前往長江口進行測量偵察，其餘艦隻則進行北犯渤海灣的準備工作。英軍在定海四郊張貼布告，引誘逃匿民衆回城，甚至誘以鴉片，但回城者寥寥無幾。侵略軍糧食困難，便組織搶劫隊，搜搶糧畜，抓捕群衆。定海附近的人民群衆以各種方式進行反抗，岑港守軍也始終堅守港口及附近島嶼未退，伺機襲擾敵人，給了侵略軍以一定的殺傷和牽制。

　　

　　三、英艦北犯渤海灣與中英大沽口交涉

　　1840年7月28日，懿律和義律率“威裏士厘”号等艦船八艘，駛離舟山群島北上，8月5日過山東半島成山角，6日越過大小竹島、高山島和候雞島，侵入渤海灣，9日進泊大沽口外。

　　道光帝已于8月3日接到林則徐的奏報，得知英艦可能北上天津。他滿以爲天津海口防範嚴密，“果有夷船駛入，自可有備無虞”，因而态度比較強硬。他谕令直隸總督琦善：英艦“倘駛至天津，求通貿易，……斷不能據情轉奏，以杜其觊觎之私。倘有桀骜情形，即統率弁兵，相機剿辦。”①但當8月9日接到琦善的複奏，得悉天津炮位陳舊、兵力不足時，态度便立刻軟下來，當日又改谕琦善：“督饬所屬嚴密防範，臨時仍相機辦理，如該夷船駛至海口，果無桀骜情形，不必遽行開槍開炮。倘有投遞廪帖情事，無論夷字漢字，即将原禀進呈。”②8月10日，琦善接旨，次日即派遊擊羅應鳌前往大沽口外，探詢英方企圖。經道光帝批準後，琦善于8月15日（一說17日）派千總白含章前往英艦取回《巴麥尊照會》，并立即呈送北京。

　　道光帝接到《巴麥尊照會》後，得知英國侵略者要求賠禮道歉、償還煙款、割讓島嶼等。他對外懾于英艦的威脅，對内偏信“弛禁派”琦善等的讒言，便将“辦理不善”的責任強加于林則徐、鄧廷桢身上。他以爲隻要懲辦林、鄧二人，英國侵略者便會從此息兵。8月20日，他要琦善向英方表示：“上年林則徐等查禁煙土，未能仰體大公至正之意，以緻受人欺蒙，措置失當。茲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聞，必當逐細查明，重治其罪。”①8月21日，又在林則徐的一份奏折上批道：“外而斷絕通商，并未斷絕；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淨。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無實濟，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懑！”②這不僅是對嚴正的禁煙運動和林則徐等“嚴禁派”的打擊，也是對中國軍民反對英國侵略的正義行動的否定。

　　8月30日，琦善與義律在大沽口舉行會談。他對英方所提無理要求，含糊其詞地表示“定能代申冤抑”，多方勸說侵略者盡快“返棹南還，聽候辦理”。③

　　9月15日，英方表示同意将談判地點改到禁煙所在地廣東，并即日起碇南返。英國艦隊之所以在談判未獲任何結果的情況下同意南返廣東，而不在渤海灣采取軍事行動，主要由于當時“季節的将近終期，北季候風的到來，岸上部隊和艦隊水手間流行的病疫等”原因。懿律等認爲，在來年春季到來之前，是不宜采取任何積極的軍事行動的。④

　　英軍艦隊的暫時南撤，道光帝竟認爲是外交上的一大“勝利”。他在伊裏布的奏折上得意地批道：“英夷如海中鲸鳄，去來無定，……好在彼志圖貿易，又稱訴冤，是我辦理得手之機，豈非片言片紙遠勝十萬之師耶？”①正是在這種愚蠢僥幸的心情下，他派琦善爲欽差大臣，兼署兩廣總督，前往廣東“查辦”，對爲嚴禁鴉片而建立了曆史功勳的林則徐、鄧廷桢，則都給予革職處分。與此同時，道光帝命令琦善“将應留應撤各兵，分別核辦”②，接着又谕令沿海各督撫也酌量裁撤防兵，以節饷糈。這種自拆藩籬的愚蠢行徑，無異于開門揖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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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汪洵：《光緒定海直隸廳志》，《鴉片戰争》（四），第374頁。
① 參見姚薇元《鴉片戰争史實考》第53頁。
② 夏燮：《中西紀事》，《鴉片戰争》（四），第653頁。
① 《廷寄二》，《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一），第337—338頁。
② 《廷寄》，《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一），第359頁。
① 《廷寄三》，《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一），第392頁。
② 《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一），第393頁。
③ 琦善：《曉谕英人暨其登答情形折》，《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一），第425頁。
① 《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一），第513頁。
② 《廷寄》，《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一），第466頁。


第五节 广东军民的抗英作战

　　一、廣州談判破裂

　　1840年11月中旬，懿律和義律率領“麥爾威厘”号等四艘軍艦和一些輔助船隻離開定海，于11月20日抵達澳門。英國駐印度總督奧克蘭對大沽談判的結果十分不滿，責令懿律等采取更爲強硬的态度。

　　11月29日，琦善到達廣州，不久即與英方代表開始談判。義律（懿律因病回國，全權代表由義律接任，遠征軍總司令由伯麥接任）遵照奧克蘭的指示精神，堅持其償還煙價二千萬元，割讓香港，開辟廈門、定海爲商埠等無理要求，并一再以開戰相威脅。

　　琦善對禁煙态度一貫消極，此次奉命赴粵，原隻準備通過談判解決問題。他在赴粵途中就公開揚言：“現在辦理夷務，在柔遠不在威遠”①，“英夷強橫，非中國可能敵”②。他到廣州後，非但沒有采取有效措施加強廣東防務，反而将數千名義勇解散。虎門内外各隘口原有防兵萬餘，琦善抵粵前，林則徐在道光帝嚴斥下已被迫撤去二千名，琦善到任後，又大加裁撤，并将水師水勇船隻或撤或裁，又拆除江底暗樁等障礙物，以迎合英國侵略者，求得早日達成和議。琦善還向道光帝謊報情況，說什麽廣東“船炮不堅，兵心不固”，“現在水陸将士中，又絕少曾經戰陣之人，即水師提臣關天培，亦情面太軟，未足稱爲骁将”③，企圖以此争取道光帝同意他在談判中所持的妥協求和态度。琦善的所作所爲，不僅打擊了清軍的士氣，而且給了英國侵略者進行軍事訛詐以可乘之機，加速了廣州談判的破裂。

　　英國侵略者爲了加強其在談判中的地位，于12月上旬，出動兵船二十餘艘陸續駛抵虎門外，進行武力威脅。琦善見事出緊急，不得不把義律要求割讓香港等事上報清廷。12月30日，道光帝在琦善奏折上十分惱怒地批道：“看此光景，該逆夷反複鸱張，恐難以理喻。必當一面論說，一面準備，多方羁絆，待其稍形疲憊，乘機剿戮，方可制伏也。”④于是又下令琦善及沿海督撫嚴密防範，令四川備兵二千，湖南、貴州各備兵一千，聽候調遣，令伊裏布準備收複定海。在此情況下，琦善不得不抽兵二千分布于廣州以東江岸。但義律認爲，隻要對琦善施加軍事壓力，便會取得滿意的結果，因而在談判過程中，悍然對虎門要塞區的沙角、大角炮台發起進攻。侵略者的大炮，宣告了琦善“柔遠”政策的破産。

　　

　　二、沙角、大角清軍抗擊英軍的侵犯

　　沙角炮台位于虎門口東側的沙角山上，安有舊式鐵炮十二門，大角炮台位于虎門口西側的大角山上，安有舊式鐵炮十七門。山上築有了望台，炮位沿山環繞布置。炮台圍有石牆，并有外壕環護，有些地方埋設了地雷。琦善撤兵以來，兩台均僅駐有防兵數十名。虎門形勢緊張後，才由副将陳連升①率兵六百餘名，臨時加強兩台的防禦。

　　1841年1月7日上午8時，一千五百餘名英國侵略軍以及臨時招募的流氓、遊民數百人（一說二千人），分左右兩支隊，向沙角、大角炮台同時發起進攻。

　　英軍以右支隊擔任主攻，計有一千四百餘人，由“加略普”号等三艘軍艦和四艘輪船運載，負責進攻沙角炮台。當三艘軍艦駛達預定水域後，立即對沙角炮台進行炮擊。與此同時，登陸部隊在川鼻灣登岸，抄襲炮台側後。由于守軍大部集中在炮台及其周圍，四周要隘和山頂兵力薄弱，因此，兩小時後，英軍即占領了各制高點，并安好了野戰炮，俯擊沙角炮台。在敵人水陸夾擊下，守軍腹背受敵，傷亡甚衆。不久，英軍突入炮台，守台清軍英勇抵抗，大部傷亡，陳連升父子也英勇犧牲，沙角炮台遂被英軍占領。停泊在沙角附近的清軍水師船十餘艘亦同時被毀。老将陳連升年過七旬，曾在反擊英艦挑釁的戰鬥中屢立戰功，此次又督兵堅守沙角炮台，直至以身殉國，是清軍中突出的愛國将領之一。

　　進攻大角炮台的英軍左支隊，主要由“薩馬蘭”号等四艘軍艦組成。它們錨泊在距大角炮台很近的地方，用舷側炮壓制炮台火力，摧毀胸牆、炮洞、圍牆多處。與此同時，部分兵力從南北兩側登陸包抄炮台。守軍被迫将大炮推入海内，突圍撤退，大角炮台随即失陷。英軍放火燒毀營房，拆毀炮台，然後全部撤回艦上。

　　沙角、大角之戰，清軍傷亡六百餘名，英軍死傷百餘人。在這次防禦戰鬥中，清軍憑借有利地形和要塞工事，給了進攻之敵以一定的殺傷，但由于防守兵力不足，戰術呆闆，炮台側後暴露，經不起英軍正面炮擊與側後登陸的包圍攻擊而陷入被動。當時，水師提督關天培和總兵李廷钰等各率兵數百防守橫檔、武山各炮台。關天培深感前線兵力單薄，派李廷钰回廣州“哭求增兵”，全省文武亦請求派兵往援，而琦善卻以有礙“撫議”爲由，按兵不動，坐視沙角、大角兩炮台被英軍攻占。

　　

　　三、英軍霸占香港

　　沙角、大角陷落後，琦善非但不從中汲取教訓，反而把它作爲妥協求和的借口，更加強調敵軍船炮的厲害，并胡說什麽廣東地勢無險可扼，軍械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與敵交鋒實無把握。1841年1月中旬，他照會義律，表示願意“代爲奏懇”，在尖沙嘴或香港地方擇一隅（并非全島）供英人寄居（并非割讓）。然而，義律不待琦善“代爲奏懇”，迫不及待地于1月20日單方面發布“公告”，詭稱“和中國欽差大臣已經簽訂了初步協定”，“香港本島及其港口割讓與英王”①。六天之後，即1月26日，英軍便強行占領了香港。第二天，琦善與義律會于蓮花城（今廣東番禺縣蓮花山）。義律出示他拟定的條款，琦善不敢應允。對此，英方記載也很明确：“他們毫未達成具體協議”②。2月10日，琦善與義律又會于穿鼻洋蛇頭灣。琦善拿出了自己的“章程”草稿，其中包括“準就新安縣屬之香港地方一處寄居”。義律不滿足于寄居一隅，“堅求全島”，以緻會談仍無結果。③英國殖民者聲稱義律和琦善簽訂了《穿鼻草約》，将香港割讓給英國，純屬訛詐。④

　　

　　四、清廷對英宣戰

　　1月27日，沙角、大角炮台失守的消息報到北京，道光帝甚爲惱怒，當即決定對英宣戰。他一面命令文華殿大學士穆彰阿等将英國侵略行徑“通谕中外知之”，一面命令兩江總督伊裏布“克日進兵，收複定海”，令琦善“激勵士卒，奮勇直前”，并令沿海各省将軍督撫“加意巡查，來則攻擊”。⑤接着，又令禦前大臣奕山爲靖逆将軍，戶部尚書隆文和湖南提督楊芳爲參贊大臣，前往廣東主持軍務。除催促湖南、四川、貴州、江西各省所派之兵共六千人迅速啓程赴粵外，又增調四川兵一千、湖北和貴州兵各一千五百、雲南和湖南兵各五百，兼程開赴廣東。2月26日，道光帝接到廣東巡撫怡良關于英軍強占香港的奏報，立即下令将琦善革職鎖拿，并查抄其全部家産。同時，補授原刑部尚書祁■爲兩廣總督，未到任前由怡良署理。道光帝著怡良等“一俟奕山、隆文到粵，即行大張撻伐，極力攻剿”①。

　　

　　五、英軍侵犯虎門，清軍浴血奮戰

　　早在2月中旬，義律在獲悉清廷向廣東調兵遣将和對英宣戰的消息後，便立即命令英軍備戰，準備進攻虎門和廣州，以先發制人。2月19日，英艦開始向虎門口集結。25日前，英軍完成了進攻虎門的臨戰準備。

　　英軍經過偵察，發現下橫檔島沒有設防，遂于2月25日下午派出炮兵分隊，攜帶臼炮三門，在一百五十名步兵護衛下，由“複仇神”号輪船拖運至該島登陸，并連夜選擇陣地，安設炮位。

　　26日清晨，占據下橫檔島的英軍炮兵猛烈炮擊上橫檔島，壓制橫檔、永安兩炮台的火力。與此同時，英軍派艦船阻斷清軍增援上橫檔島的水道，另以四艘軍艦由西航道駛入，對上橫檔島形成半月形包圍，用艦炮轟擊，以掩護另外三艘大型艦船和三艘火箭船進攻東岸的南山。一個多小時後，上橫檔島守軍被壓縮于炮台内，英軍乘勢在西端的永安炮台附近登陸。經過激戰，守軍陣亡三百餘人，一部被俘，少數突圍，上橫檔島遂被英軍占領。進攻南山的英艦由于風潮不順，直到上午11時半，兩艘最大的軍艦“伯蘭漢”号和“麥爾威厘”号才乘漲潮冒着炮火駛抵距南山一裏左右的水域，以右舷炮向威遠、靖遠炮台轟擊。關天培在靖遠炮台親自指揮守軍沉着應戰。不久，英軍三千餘人在炮台翼側登陸，威遠、靖遠、鎮遠三炮台守軍在敵炮猛烈轟擊下，堅持抗擊一個半小時，鎮遠台守軍不支先潰。在靖遠炮台的關天培受了重傷，仍堅持戰鬥，最後英勇犧牲（一說見大勢已去，自刎而死），表現了崇高的民族氣節。靖遠炮台守軍随關天培陣亡者數十人。英軍攻下南山各炮台後，用汽船拔除水中木樁，破壞鐵鏈，疏通航道，以備溯江直犯廣州。當日下午4時許，英軍另一部進攻西岸南沙山下的鞏固炮台，守軍未予抵抗即四散潰逃。英軍将炮台和營房毀壞後，撤回軍艦。至此，虎門要塞各炮台除大虎山台外，全被英軍攻破。

　　英軍攻破虎門橫檔地區六座炮台之後，2月27日即由“加略普”号艦長率領軍艦五艘、輪船二隻溯珠江而上，進攻離廣州僅六十裏的烏湧。該處由署湖南提督祥福等率領湖南兵九百名（2月22日才趕到廣東）和廣東兵七百人駐守。由于工事尚未就緒，加之江水暴漲，炮位多沒水中，隻有東南角一炮，可以射擊，但炮架笨重，土質又松軟，不能轉動，以緻不能命中。英軍立即換乘舢闆登陸，直撲炮台。祥福等率部奮勇抗擊，用鳥槍斃敵二百餘人。後因火藥将盡，清軍且戰且退。英軍乘勢猛攻，占領炮台。祥福以下五百餘清軍陣亡，其餘潰散。3月2日，英軍又西陷獵德炮台，逼近省城廣州。

　　此後，英艦遊弋于二沙尾、大黃滘内外，“或三五隻，或六七隻，距省二十餘裏之間，零星停泊，聚散靡常”①。

　　

　　六、廣州清軍的抗英作戰

　　（一）英軍緩兵待援，清軍布防廣州

　　春季是廣州進行中外貿易的旺季。自1月上旬英軍攻陷沙角、大角以來，英國和其它國家的商船停泊珠江口外，迫切要求開市貿易。同時，英軍也急需增加兵力，然後才敢進攻廣州。清軍方面，參贊大臣楊芳雖于3月5日到達廣州，但主帥奕山和另一參贊大臣隆文尚未抵達，從各省調集的兵勇也未到齊。在此情況下，義律與楊芳出于各自的需要，達成臨時休戰協議。從3月20日起，廣州恢複貿易。但是，楊芳等“先通商暫作羁縻”以待大軍的主張，有違道光帝的本意。4月18日，道光帝大加斥責說：“現在各路征調兵丁一萬六千有餘，陸續抵粵（按：楊芳于4月3日奏稱：奉調之貴州、湖南、江西、四川等省官兵，陸續到粵者已有八千餘名），楊芳何以不痛加剿洗，乃遷延觀望，有意阻撓，汲汲以通商爲詞，是複蹈琦善故轍，變其文而情則一，殊不可解。”并令奕山等到粵後“迅速督饬兵弁，分路兜剿，務使該逆片帆不返，俾知儆畏。倘夷船聞風遠遁，空勞兵力，惟該将軍等是問。”①

　　兵力不足是英軍面臨的最大問題。爲了集中兵力于廣東，定海英軍遵照義律的命令，于2月25日撤離南下，3月初先後抵達廣東。這時，新任英國遠征軍陸軍總司令卧烏古也率兵七百名趕到。即使這樣，英軍能參戰的人員仍不過三千餘人，不敷擴大侵略戰争的需要。爲此，侵略軍總司令伯麥于3月31日離開廣東，前往印度加爾各答，向奧克蘭報告廣東軍情，并争取援軍，以便加強進攻廣州的力量。

　　廣州城分新城和老城（或稱外城、内城），均系明代建築。它南瀕珠江，北依白雲山，沿江傍山築有大小炮台十五座，防衛相當嚴密。

　　4月14日，奕山、隆文、祁■抵達廣州。林則徐向奕山提出六條禦敵措施①，未被重視。奕山與隆文、楊芳等計議，判定英軍進攻廣州，“必由東南、西南兩路而入。東南一帶，水面較窄，中流亦淺；西南由白鵝潭直接大黃滘，水面寬闊，中流水深三四丈不等，此路最當賊沖”②。接着，将本省和外省調來的清軍，作了如下部署：除原廣東兵仍分守城垣及各炮台外，派江西、湖南、廣西兵共一千一百名，在城上分段協防；派四川兵六百名，紮于外城西南靖海門外，以固西炮台後路，并在城南之東西兩炮台安設新鑄八千斤大炮二門，控制江面；于城北之東西得勝炮台等處，布置四川、江西等省兵四千名，以爲犄角；以貴州、湖北兵四千一百餘名分置于城東北與西北兩處，以策應東、西、北三面的作戰；以湖南兵一千二百名紮于城北，聯絡舊城北面守城兵，以壯聲威；截留廣西兵一千五百名于佛山，以保護糧台重地。同時，從廣西購買大木，于韶關、肇慶制造木排，從江西、廣西催造大炮，在香山、東莞一帶招募水勇二三千人。此外，尚有兩湖、四川、廣西兵共約四千餘人正在赴粵途中。

　　

　　（二）英艦沿江上犯，清軍三路反攻

　　在道光帝的嚴令催促下，奕山等決定于5月10日以後選擇月黑潮順之夜，對侵入廣州附近的英軍發起一次反攻，企圖以夜襲取勝，進而收複各處炮台。當時，英軍艦船早已占據大黃滘、二沙尾二要隘，并經常遊弋于白鵝潭一帶。

　　由于連日大雨，河水驟漲，清軍未能“克期進剿”，而英軍艦船卻乘水漲之機，自大黃滘、二沙尾兩路駛進，謀攻省城。奕山等“不敢坐失機宜，遂決計先發以制之”①。5月21日，奕山等令陸路兵弁“加意防堵”，令都司胡俸伸、守備孫應照、千總楊澤等率領熟悉水性的義勇一千七百餘名，暗藏火箭火彈，手執鈎鐮，于傍晚潛出城外，分伏三處：一伏西炮台爲中路；一伏東炮台爲左路；一伏城西北之泥城爲右路。約定于三更後一齊出動，利用夜暗乘駕小快艇靠近敵船，用長鈎将其鈎住，抛擲火箭火彈，火攻泊于二沙尾和白鵝潭一帶的英軍艦船。英軍對清軍的反攻早有察覺和準備，21日白天，義律即通令住在廣州的外國人于日落前秘密離開廣州。當晚11時許，清軍發起攻擊。英軍立即開炮還擊，由于艦船較高，火炮死角較大，打不到附近水面，因而有的英船受創，少數侵略軍跳水溺死。與此同時，清軍西炮台和東炮台也向江中的英船射擊，給英軍艦船以一定殺傷。②但整個戰鬥的戰果不大，英艦未沉一艘，而中國民船卻被燒掉不少。同時，當晚清軍沖入商館區搜捕義律等人時，也一無所獲。次日黎明，英艦乘順風發起進攻，對西炮台進行猛烈炮擊，守軍潰退。英軍接着進攻泥城，數十隻民船、木筏及大批造船材料被毀。奕山等籌劃多時的廣東反攻作戰，由于謀劃不周、敵已有備等原因，遂以失敗告終。

　　

　　（三）英軍圍攻廣州，迫簽《廣州和約》

　　清軍三路反攻失利，英軍決定乘勢進攻廣州城。義律等根據偵察所得的情報，選定城西北爲主攻方向。在此方向上，首先奪取西炮台，爾後繞道城西直插城北越秀山，奪取山上的炮台，控制俯瞰全城的制高點。同時，以一部兵力進攻城西南的商館區，吸引清軍注意力，保證主攻部隊的行動。攻城英軍共二千七百五十三人，其兵力部署是：以英軍第26團爲右縱隊，配屬炮兵二十人和工兵三十人，共三百六十人，擔任進攻商館區的任務。以英軍第49團、第18團及水兵、炮兵等共二千三百九十三人爲左縱隊，在廣州城西北清軍防備薄弱的泥城、缯步一帶登陸，擔任主攻。左縱隊分爲四個大隊：步兵大隊由英軍第49團、馬德拉斯步兵團和孟加拉 “志願軍”各一部編成（共六百四十六人）；炮兵大隊由馬德拉斯炮兵和皇家炮兵、印度工兵各一部編成（共四百一十七人），攜各型野戰炮十三門；水兵大隊由“ 威裏士厘”号和“甯得羅”号艦的水兵編成（共四百三十人）；預備大隊由皇家海軍陸戰隊和英軍第18團編成（共九百人）。

　　5月24日下午3時，英軍右縱隊開始在商館附近登陸，未遭任何阻擊就占領了商館區。該區緊靠城南，對廣州城威脅甚大，但廣州城高兵多，進攻不易奏效。在右縱隊登陸一小時後，左縱隊搭乘的三十隻船在鐵殼輪船“尼米斯”号（即“複仇神”号）拖帶下，溯江而上，于下午6時到達登岸地點。當晚，步兵大隊和炮兵大隊一部先後登岸，遭到當地壯勇的阻擊，死傷數十人。但湖南兵爲了争功，竟在後面亂放排槍，擊傷壯勇多名，引起混亂。英軍後續部隊趁勢大批上岸，占領了附近一座廟宇和一些高地，布置了警戒。25日淩晨，英軍全部上岸，經由西村、流花橋直撲北門外各炮台。

　　廣州城北的越秀山一帶，築有炮台六座，自西至東分別爲拱極、保極、耆定、永康（即“四方”）和東西得勝炮台，由四千一百名貴州、湖北兵防守。25日上午 8時，英軍炮兵開始炮擊最西端的拱極、保極炮台。9時半，步兵開始進攻。英軍第49團負責襲取炮台北側的一個高地；第18團從左面迂回到炮台側後，占領另一高地，以切斷拱極、保極炮台後路，并掩護第49團的進攻。從正面進攻拱極、保極炮台的任務，則由水兵大隊擔負。

　　防守城北各炮台的清軍，稍事抵抗，即放棄炮台和陣地，紛紛退入城内。廣東按察使王廷蘭欲乘敵立足未穩，帶兵出城奪回炮台，奕山不允，清軍隻得依托城牆不斷地炮擊敵軍。英軍占領城北四座炮台和山岡後，居高臨下，俯瞰廣州全城。萬餘清軍收縮城内，滿城大吏惶惶無主。

　　26日，英軍正準備攻城，奕山派廣州知府餘保純出城乞和。次日，即與義律達成了屈辱的廣州停戰協定，即《廣州和約》。條約規定：奕山、隆文、楊芳以及全部外省軍隊，六日内撤至離廣州城六十裏以外的地方；于一周内交出“贖城費”六百萬元；款項交清後，英軍全部撤至虎門口外。條約沒有涉及香港的地位問題，但義律卻于6月7日單方面宣布香港爲“自由港”。

　　清軍在廣州城下打了敗仗，并與義律簽訂了屈辱的《廣州和約》，奕山等竟編造一套謊言，詭稱英軍乞和，“求大将軍轉懇大皇帝開恩，追完商欠，俯準通商，立即退出虎門，繳還各炮台，不敢滋事 ”①等等，欺騙清廷。昏聩自大的道光帝，也明知打了敗仗，卻于6月18日下谕，以“該夷性等犬羊，不值與之計較”，“朕諒汝等不得已之苦衷，準令通商”② 爲詞，默認了《廣州和約》。

　　

　　七、三元裏等地人民的抗英鬥争

　　英軍侵入廣州地區後，清軍節節敗退，而廣州城郊的人民群衆，卻自動武裝起來，用簡陋的武器和農具等不斷打擊侵略者。廣州北郊三元裏一帶人民轟轟烈烈的抗英鬥争，更是成了百餘年來中國人民武裝抗擊外國侵略軍的先聲。

　　英軍攻占廣州城北各炮台後，連日四出騷擾，無惡不作，激起北郊人民的極大義憤和反抗。三元裏附近一百餘鄉的村民，在菜農韋紹光等的聯絡和号召下，紛紛拿起武器，組成義軍，進行武裝自衛。他們以北帝廟中的三星旗爲“令旗”，相互約定，一村有事，各村支援，共同抗擊英國侵略者。

　　三元裏人民抗英戰鬥指揮旗

　　5月30日淩晨，臥烏古親自率領英軍第26團和馬德拉斯第37步兵團約六百人，分左右兩路向三元裏一帶進犯。在敵軍進攻面前，義軍主動撤向山岡，當英軍停止前進時，則鳴鑼擊鼓，一齊向敵人進逼。英軍複進，義軍再退，最後将英軍誘至牛欄岡附近。此時，伏衆四起，漫山遍野，殺聲震天，英軍被迫轉入防禦，處境十分狼狽。下午2時，雷雨将至，英軍爲擺脫被動，再次發起進攻。義軍依然不與敵軍正面交鋒。不久，大雨傾盆，英軍火藥盡濕，槍打不響。義軍乘機從兩翼包抄，迫使英軍後撤。義軍趁勢追擊，用長矛和鈎鐮槍刺死刺傷敵人十四名。在追擊過程中，一路義軍截住了英軍第37團的一個連（共六十人），将其包圍于稻田中，用刀矛斃傷三十四名印度雇傭兵。後英軍派出兩個水兵連，帶着“雷管槍”①前來增援，這個被困兩小時之久的連隊才擡着傷員，狼狽逃回營地。接着，抗英群衆重重包圍了四方炮台。

　　三元裏人民繳獲英軍的軍裝、肩章等物品

　　在三元裏一帶人民圍殲英國侵略軍的同時，三山村人民也拿起武器，斃傷另路英軍多人，繳獲火炮二門及槍械一部。廣州附近其它各地的人民群衆也紛紛自動參加抗英鬥争。5月28日，佛山鎮義民圍殲占據龜岡炮台的英軍，傷敵數十人，擊毀舢闆數隻。新安縣武舉庾體群等亦組織群衆，于5月24日深夜襲擊泊于虎門的英船，燒毀一艘。所有這些，都表現了中國人民堅決反對外來侵略的英勇鬥争精神。

　　5月31日，英國侵略者以進攻廣州城相威脅，迫使奕山派餘保純出面誘騙和威脅抗英群衆，解散了義軍。6月1日，英軍根據《廣州和約》的規定開始撤離廣州，6月7日全部撤至珠江口外。

　　英軍此次沿珠江北進，孤軍深入百餘裏，進犯廣州，本爲清軍提供了極好的殲敵機會。當時，集中于廣州附近的清軍不下二萬人，占有很大的兵力優勢，又有縱橫交錯的江河港汊和山岡林木可以利用，有堅固的城池和衆多的炮台可資依托，有廣大民衆愛國武裝的自動支援，完全可以利用以逸待勞、以衆擊寡的有利條件，多方襲擾和打擊敵人。特別是英軍在廣州登岸之後，基本上不再擁有“船堅炮利”的優勢，清軍更可以己之長，擊敵之短，給敵人以重創。但清軍不僅在水上敵不過英軍，在陸上同樣不能取勝，這是清廷昏庸、将帥無能的表現。清軍軍事思想保守，築城落後，戰法呆闆，加以臨時從各省抽兵參戰，非但兵将互不熟悉，而且互相對立，互不支援，雖然數量上占有很大優勢，卻形不成一支組織嚴密、指揮統一、行動一緻的軍隊，這些都是失敗的重要原因。即使如此，仍有部分愛國官兵在戰争中表現了不屈不撓的英勇犧牲精神，特別是手持簡陋武器的三元裏等地人民，憑着一腔熱血，有勇有謀，使擁有良好武器裝備的英軍多次陷入重圍，遭到重大殺傷，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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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會審琦善親供》，《鴉片戰争》（四），第210頁。
② 高人■：《琦善将白含章鮑鵬帶往粵東或至別構事端折》，《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二），第645頁。
③ 琦善：《照複英人并籌辦防守情形折》，《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二），第655頁。
④ 《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二），第617—618頁。
① 陳連升（？—1841），湖北鶴峰人，行伍出身。1839年李部擊退盤踞珠江口官湧之英軍，因功擢三江口副将，調守沙角炮台。
① ［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中譯本）第一卷，第306頁。
② ［英］賓漢：《英軍在華作戰記》，《鴉片戰争》（五），第175—176頁。
③ 琦善：《籌防堵英船并酌拟章程底稿呈覽折》，《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二），第814—815頁。
④ 參見《光明日報》1983年2月2日第3版胡思庸、鄭永福文章：《〈川鼻草約〉考略》。*
⑤ 《上谕二》，《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二），第712頁。
① 《廷寄二》，《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二），第806頁。
① 楊芳：《籌備攻守機宜折》，《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二），第883頁。
① 《廷寄》，《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二），第956—957頁。
① 林則徐提出的六條禦敵措施：一，堵塞水道要口；二，洋面船隻查明備用；三，炮位驗演撥用；四，火船水勇，整理挑用；五，外海戰船，分別籌辦；六，夷情宜周密探報。（參見梁廷楠《夷氛聞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65頁。）
② 奕山：《官兵漸次到粵分守要隘折》，《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二），第1003頁。
① 奕山：《乘夜焚剿省河英船折》，《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二），第1029頁。
② 關于這次夜襲的戰果，據奕山等奏稱：共燒大兵船二隻，大舢闆船四隻，小舢闆數十隻。英方記載：帆船“曙光”、“路易沙”号損失很大，兵船“摩底士底”号上三人受傷，兩根護桅索被切掉。
① 奕山：《英船攻擊省城并請權宜準其貿易折》，《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二），第1044頁。
② 《廷寄》，《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二），第1046頁。
① 當時，印度軍裝備的是比較落後的燧發槍，一遇雨淋便不能使用。但英軍已部分裝備了先進的用雷管擊發的布倫司威克式步槍，槍彈仍是球形，前裝藥，射程爲三百三十米，雨天已不受影響。英軍派到三元裏增援的兩個水兵連，即裝備這類步槍，俗稱“雷管槍”。


第六节 英军再次北犯与清军浙东反攻

　　一、英國決定擴大侵略戰争

　　1841年4月，義律關于簽訂所謂《穿鼻草約》的報告送到倫敦。英國政府嫌義律勒索太少，責備他違背了政府的訓令，在已經獲勝的情況下，“同意了極其不夠的條件”①，尤其是不該同意撤出舟山。4月30日，英國内閣會議決定召回義律，改派璞鼎查②爲全權代表，主持和擴大侵華戰争。

　　璞鼎查于6月5日離開倫敦，途經印度孟買，會同新任侵華海軍司令巴加，于8月10日抵達澳門。璞鼎查離倫敦時，巴麥尊除了重申原給義律的訓令依然有效外，要求他抵達中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占領舟山。因此，璞鼎查到達澳門後，就立即準備北犯。8月21日，他會同海軍司令巴加和陸軍司令卧烏古，率領軍艦十艘、輪船四艘、運輸船二十一艘，裝載陸軍二千五百餘人，駛離香港，開始了英軍的第二次北犯。以軍艦六艘和輪船二隻，以及陸軍一千三百餘人留守香港。

　　

　　二、廈門清軍的抗登陸作戰

　　英軍退出虎門後，清廷誤認爲戰争已經結束，乃于7月28日通谕沿海将軍督撫，酌量裁撤各省調防官兵。8月上旬，專辦浙江軍務的欽差大臣裕謙接奕山、祁■ 等咨文，獲悉英軍即将再犯閩浙，乃要求清廷暫緩撤退江、浙兩省防兵。道光帝竟于8月19日作了如下批複：“如果逆夷別有思逞，斷無先行傳播透漏之理。著裕謙仍遵前旨，會同劉韻珂、餘步雲體察情形，于鎮海、定海緊要處所，酌量暫留弁兵外，其餘調防官兵，即著奏明裁撤歸伍。……不必爲浮言所惑，以緻糜饷勞師。 ”①可是，事隔數日，英國軍艦的大炮就在廈門開火了。

　　廈門的防務，自上年7月英軍第一次侵擾以後有所加強：東面的白石頭至沙坡尾一帶，改沙囊爲石壁，高一丈，厚八尺，長五百丈，每五丈留一炮洞；其它濱海之處，也增加了炮位和兵力，以防敵人登陸。鼓浪嶼是咽喉要地，有數座堅固的石砌炮台，安炮七十六門，并環以沙墩炮台，以加強主炮台的防禦能力。英軍再次進犯前，整個廈門地區共安設大小火炮二百七十九門，有水陸防兵二千八百名，并有近萬名水勇、鄉勇可資調遣。

　　8月25日晚，英艦隊自廣東駛抵廈門南之青嶼附近碇泊集結，随即給福建水師提督窦振彪發出限期獻出廈門城的最後通牒。這時，窦振彪正率水師出巡外洋，閩浙總督顔伯焘便督同道員劉耀椿，傳令清軍據守各要隘，準備抗擊敵人。

　　26日晨，英軍先以火輪數艘對鼓浪嶼和廈門實施火力偵察，接着，大隊兵船闖入。白石頭、鼓浪嶼、嶼仔尾等炮台守軍，以猛烈炮火三面環擊。英軍采取各個擊破辦法，集中七八艘艦船的二三百門火炮對各炮台逐一猛轟。下午1時，英艦三艘對鼓浪嶼和廈門沿岸各炮台繼續進行炮擊之後，英軍一部乘舢闆首先在鼓浪嶼登陸。由于敵人“勢甚猖獗”，守軍稍事抵抗，即行潰散，鼓浪嶼遂于下午3時落入敵手。與此同時，另幾艘英艦進攻廈門以東各炮台，守軍堅決抵抗，有的擊退敵登陸兵達三五次之多，副将淩志、總兵江繼芸等犧牲，守兵傷亡數百名。下午4時左右，白石頭及其以西各炮台被英艦炮火擊毀，英軍便由此登陸。此後，英艦延伸火力，轟擊廈門城，守城清軍向虎山退卻。傍晚，廈門被英軍占領，顔伯焘、劉耀椿等退守同安。

　　道光帝接到廈門失守的奏報後，急調江西兵二千援閩，并嚴令顔伯焘收複廈門。此時，道光帝才意識到戰事并未了結，英軍既占廈門，“難保不乘風北駛，擾及沿海各省”，同時，也感到英軍并非隻習水戰，因而“陸路亦不可不加嚴備”，于是下令浙江、江蘇、山東、直隸、奉天各省将軍督撫停止撤兵，“悉心籌畫，以固疆圉”。①

　　9月5日晨，英軍撤出廈門，以軍艦三艘、運輸船三隻，以及陸軍四百名留守鼓浪嶼，其餘艦船全部北駛。

　　廈門之戰，是一次島嶼要塞的登陸與抗登陸作戰。清軍從英軍第一次進窺廈門之後，經過一年多的努力，使該處防禦工事有了明顯的加強和一定的改進，火炮數量也有增加，并新添了少數八千至一萬廳的大口徑炮。此外，還制定了水師與岸炮協同配合，夾擊敵艦，殲敵于近海的作戰方案。但是，由于對敵情缺乏不間斷的偵察，以緻英艦進犯時，水師提督正率隊出巡外海，使防禦兵力減弱，加之缺乏縱深設防，因而盡管顔伯焘親臨前線督戰，守軍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廈門最終仍不免失陷。

　　

　　三、第二次定海抗戰

　　早在1841年2月10日，道光帝以定海未能及時收複，命伊裏布回任兩江總督，以江蘇巡撫裕謙接替伊裏布爲欽差大臣，馳赴鎮海，辦理浙江軍務。

　　裕謙主持浙江軍務之後，親赴定海，勘察地形，督饬該處守軍采取措施，加強防務。定海城三面環山，前有稻桶山、東嶽山爲屏障，左右有曉峰、青壘諸山爲輔翼，形勢頗爲險要。裕謙督令守軍于東嶽山頂築炮城一座，周長一百三十一丈，并于南面接築半圓形月城一座，長二十一丈；東自青壘山經道頭西至竹山腳，沿岸橫築土城一道，長一千四百餘丈；又在青壘山、曉峰嶺等山擇要安設炮位。至英軍再次進犯前，定海城周各山及土城上共有銅鐵大炮二十二門，城垣周圍有大小炮四十門，另撥給兵船鐵炮十門。守軍總數增至五千六百餘人，由三個總兵分段負責防禦：鄭國鴻率部防守竹山；王錫朋率部防守曉峰嶺；葛雲飛率部防守土城。此外，在鎮海、定海等地招募水勇一千二百名，并造買各種船隻百餘艘。

　　裕謙獲知廈門失守及英軍繼續北犯後，下令浙江各地于炮台四周挖壕，以備守兵防炮之用，并增設鐵蒺藜、木栅等障礙物，以加強防禦。裕謙是旗人中少有的主張堅決抗英的大員，且具有一定的政治軍事眼光。他曾建議再次起用林則徐參與浙江戰事，贊揚林則徐“向爲兵民所悅服，逆夷所畏憚，其一切設施，亦能體用秉備”①。他在向道光帝奏陳敵己情況時指出：英兵船、貨船四十餘艘北犯，人員逾萬（按：實際不到一萬），而定海、鎮海兩處防兵總計不及萬人。敵軍飄忽不定，随時可集中兵力進攻一地，我則必須扼要分守，時刻防備。這就形成了“彼衆我寡，彼聚我散，彼逸我勞之勢”，且“我兵本皆未曆戰陣，又各存一炮火難禦之見”。因此，對浙省防禦，不無憂慮之處。但他堅決表示：“城存俱存，以盡臣職，斷不肯以退守爲詞，離卻鎮海縣城一步，尤不肯以保全民命爲詞，接受逆夷片紙。”并說明這樣做，并非匹夫之勇，孤注一擲，“蓋因鎮海地方稍有疏虞，則逆膽愈張，兵心愈怯，沿海一帶，必将全行震動”。①

　　9月23日，璞鼎查、巴加和卧烏古等率領英艦七艘、輪船四艘、運輸船十九隻，裝載陸軍二千一百餘人，到達舟山附近海面，接着于舟山、鎮海一帶探測航道，勘察地形，偵察清軍設防情況，選擇登陸地段。27日，英軍火輪船、軍艦各二艘，乘潮進入竹山門水道。葛雲飛督軍發炮，斷其大桅一根。英艦當即由吉祥門竄出，後又繞入大渠門，複被守軍擊退。28日，英艦炮擊曉峰嶺，發炮數百發，并派兵乘舢闆登陸，被王錫朋率兵擊退。29日，英軍攜帶臼炮三門，登上距道頭最近的大小五奎山，并構築了炮兵陣地。

　　10月1日上午，英艦隊駛入定海城南海域，用舷炮向定海前沿陣地轟擊，大小五奎山上的英軍炮兵也發炮配合。随後，英陸軍在炮火掩護下，分左右兩縱隊登陸。

　　左縱隊由英軍第55團和第18團共一千五百人組成，在道頭港以西至竹山一帶登陸，進攻竹山和曉峰嶺。當面清軍在王錫朋、鄭國鴻指揮下，進行了頑強抵抗，連續擊退敵人數次進攻。但清軍的抗擊終未能阻止敵人的前進，不久，竹山、曉峰嶺即爲英軍占領，王錫朋、鄭國鴻先後陣亡。

　　右縱隊由英軍第49團和水兵、海員組成，在道頭以東至東嶽山附近登陸。這一帶的清軍，同樣表現得很英勇。總兵葛雲飛身先士卒，不幸犧牲。連侵略者也承認：葛雲飛陣亡後，“他的僚屬和我們的軍隊短兵接戰，都英勇地與他同時殉節。高地上的旗手選了一個最顯著的地位，站着搖旗，絲毫不怕落在他四旁的從輪船打來的炮彈。”①經過激戰，清軍的左翼陣地也被英軍突破。

　　由于守軍連日苦戰，傷亡甚衆，雖擊沉英軍舢闆數隻，并擊傷英艦“布朗底”号，終因風大浪險和英艦的封鎖，鎮海清軍難以支援，定海城于10月1日下午2時陷入英軍的包圍。接着，英軍登雲梯入城，知縣和守軍撤離縣城，定海再次被英軍侵占。軍需庫中的大量物資落入敵手，其中有三十六門新造的銅炮，被敵人搬上運輸船，後用以轟擊清軍。

　　第二次定海之戰，守軍官兵堅守陣地，頑強禦敵，表現了高度的愛國熱情。但在組織指揮上，有不少失誤之處。如：敵人以數百門艦炮進行有效壓制和步兵火器占優勢的情況下，仍以密集隊形與之對陣，緻遭重大傷亡；在工事構築上，不懂得構築防炮掩蔽部，也未在城周圍利用山地構築第二線防禦陣地，以掩護縣城；尤爲失策的是，沒有事先作出前沿陣地和縣城失守後的作戰方案，隻有一手準備，沒有第二手準備。舟山本島面積較大，附近島嶼甚多，又大部爲山地，即使縣城失守，仍可利用有利地形，不斷襲擾和牽制侵略軍。但守軍将領慮不及此，在武器裝備處于劣勢情況下，單純地依靠陣地戰同敵人硬拚，結果将士大部陣亡，兵潰城陷，無人招集潰散兵勇繼續與敵周旋，使英軍得以迅速轉移兵力進犯鎮海等地。

　　

　　四、鎮海、甯波的抗英作戰

　　鎮海位于甬江入海口西岸，東瀕甬江，北臨大海。甬江口西岸之招寶山與東岸之金雞山夾江對峙，形勢十分險要。裕謙在加強定海防務的同時，對鎮海的防務也頗爲重視，在招寶山、金雞山加築了炮台和工事，增設了炮位，并于甬江口填塞巨石，暗釘木樁。英軍進犯前，各炮台共安設大小火炮八十六門，連同定海潰兵，共有防兵五千餘人。其部署是：提督餘步雲率兵千餘防守招寶山及其以西之東嶽宮；總兵謝朝恩率兵一千五百防守金雞山；總兵李廷揚率兵數百防守東嶽宮以西之攔口埠炮台（該台控扼江口，與金雞、招寶兩山之炮台互爲犄角）；沿江兩岸停泊火攻船隻，凡可登陸之處，均挖掘暗溝，密布蒺藜，分駐兵勇。裕謙率兵千餘坐鎮縣城指揮。

　　英軍攻占定海後，供應困難，急謀進窺鎮海、甯波，爲其冬季駐軍奪取營地。

　　10月8日，英軍在鎮海外海黃牛礁附近集結，9日完成了臨戰準備。其進攻計劃和部署是：以艦炮摧毀金雞、招寶兩山的炮台和工事，并阻止鎮海縣城清軍增援，掩護陸軍登岸，攻占上述兩山（以金雞山爲主要進攻方向）；爾後水陸并進，奪取鎮海。登陸部隊由陸軍、水兵和海員等二千四百餘人組成，分爲左、中、右三個縱隊。左縱隊由英軍第55團、第18團以及炮兵、工兵等一千一百七十三人組成，攜山炮四門、臼炮兩門，由卧烏古指揮，擔任攻占金雞山的任務。中央縱隊由英軍第49團以及炮兵、工兵等五百零五人組成，攜榴炮、野戰炮各二門，由馬利斯中校指揮，協助左縱隊奪占金雞山。右縱隊由水兵、海員以及炮兵、工兵等七百九十七人組成，攜臼炮兩門，由荷伯特艦長指揮，負責攻占招寶山。

　　10日晨，英軍左、中兩縱隊在三艘軍艦的掩護下開始攻擊。中央縱隊在金雞山東北的突出部登岸，占領竺山，随即向金雞山前進。左縱隊乘舢闆駛入小浃江登陸，繞攻金雞山側後。守軍在腹背受敵，并不斷遭到英軍艦炮和野戰炮猛烈轟擊的情況下，頑強抵抗，多次同進攻之敵展開肉搏戰。終因傷亡甚衆，總兵謝朝恩也受傷落海陣亡，金雞山遂爲英軍所占。與此同時，英軍“威裏土厘”号等大型軍艦四艘，以二百餘門艦炮的優勢火力，對招寶山實施猛烈炮擊。浙江提督餘步雲貪生怕死，率先棄台逃跑。裕謙指揮鎮海城守兵發炮攔阻，餘步雲仍率部繞山逃往甯波。上午11時許，英軍右縱隊在招寶山西北麓登岸，不久即占領了招寶山炮台，居高臨下，俯擊縣城。守軍登城抗擊，英軍以排炮猛轟，掩護其步兵緣梯登城。裕謙見金雞山、招寶山相繼失守，鎮海城危，爲實踐其與城共存亡的誓言，投水自盡。守軍傷亡慘重，餘部棄城逃走，鎮海遂于當天下午落入敵手。

　　英軍攻占鎮海後，其海軍司令巴加于 12日乘輪船溯甬江而上，進行測量和偵察。他發覺甯波甚爲空虛，即于次日晨率“摩底士底”号等軍艦四艘和輪船四隻，載兵七百餘名，直犯甯波。當時，提督餘步雲和知府鄧廷彩所率清軍尚有兩千多人，但他們不作任何抵抗，即率部逃往上虞。英軍不費一槍一彈，占領了浙東重鎮甯波，奪獲城中大批物資。

　　12月底和次年初，英軍派出小部隊竄至餘姚、慈谿和奉化，進行騷擾劫掠後又撤回甯波。

　　英軍侵占定海、鎮海等地并四出搶掠的罪惡行徑，激起了浙東等地人民和愛國人士的強烈反抗。甯波、鎮海等處人民自動組織各種群衆武裝，神出鬼沒地打擊侵略者。甯波“黑水黨”屢出奇計，“四散隐伏，兩月之中，擒斬數百”，引起“英人大恐”。①同時，台灣人民也組織起了衆達數萬的自衛團體，抗擊英軍的侵擾。 1841年9月30日，英國運輸艦“牛布大”号炮擊雞籠港（今台灣省基隆港）時，當地軍民發炮回去，使其桅折索斷，倉皇退出港口，觸礁破裂，艦上人員大部被殲。同年10月，英兵船一艘再次竄擾台灣雞籠并在三沙灣鼻頭山登陸時，當地人民群衆配合守軍奮力抗擊，經兩日激戰，将敵人逐往外洋。人民群衆這種可歌可泣的抗英鬥争，與某些清軍的望風潰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五、清軍浙東反攻

　　英軍第二次北犯以來，相繼攻陷廈門、定海、鎮海、甯波等地，不但東南沿海形勢緊張，江蘇、山東、直隸（今河北）、奉天（今遼甯）等省也紛紛告急，要求增加兵力、槍炮和經費。同時，朝廷内外交章奏議，有的評論失敗的原因，有的陳述今後“剿夷戰法”，有的名爲奏報戰防情況，實則認爲一切防禦皆無能爲力，惟有妥協求和。京口副都統海齡把戰敗原因歸于沒有“跟蹤追剿”，并認爲南方各省軍隊銳氣已失，應另調吉林、黑龍江、直隸、山東等省官兵，才能“一以當百，足敷堵剿”①。禦史黎光曙則認爲，“前定海、鎮海之所以失利者，由于兵陣單薄，未能層層設伏故也”。他主張海防炮位應分三層布置，“第二層務使堅于第一層，第三層務更堅于第二層”。①浙江巡撫劉韻珂則道出了統治集團中妥協投降派的失敗主義心聲，他奏稱：“伏查自古制馭外夷之法，惟戰守撫三端，今戰守不利，撫又不可，……實屬束手無策。”②言外之意，惟有妥協乞和一途了。

　　雖然前線處處失敗，朝臣衆說紛纭，浙江大吏束手無策，道光帝爲維護其統治利益，仍決定再實行一次“大張撻伐，聚而殲旃”的大反攻，以挽回敗局，顯示“天朝兵威”。

　　早在1841年10月，道光帝即已任命吏部尚書奕經爲揚威将軍，副都統特依順、侍郎文蔚爲參贊大臣，并下令從江蘇、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四川、山西、甘肅、陝西等省調兵遣将，馳赴浙東。

　　奕經離京後，一路遊山玩水，蓄意遷延，直至1842年1月21日，才到達嘉興，與文蔚等籌劃反攻事宜。當時，浙江各處防禦兵丁，已有四萬餘人，另有義勇鄉勇九萬餘人。奕經、文蔚等表示，一俟各省援兵到齊，即克期進剿，“以正兵明攻其前，以奇兵暗襲其後”。奕經也和奕山一樣，不信任當地人民群衆。其幕僚臧纡青曾建議：從山東、河南等地招募勇士萬人，于沿海及本地招募漁、蛋、鹽民二萬人，分伏甯波、鎮海、定海，“人自爲戰，戰不擇地”，襲擾敵人，使其“步步疑忌驚惶，所在皆風聲鶴唳，俟其魂飛氣餒，然後蹙以大軍，伏舟港口，内處交逼而盡殲之”；同時，派當地紳士各率兵勇分伏于定海、鎮海、甯波三城，“預爲内應”。①對這樣一個頗有見地的“散攻之法”，奕經雖奏報道光帝批準執行，但他們畢竟不敢依靠人民力量抗敵，因而隻采納了臧纡青關于裏應外合的主張，而對于散戰疲敵、先疲後打的方案，則摒棄不用。

　　2月10日，奕經等移駐浙江省城杭州。 3月上旬，各省援兵到齊，共計一萬一千餘人，另有水勇、鄉勇二萬餘人，陸續開赴浙東前線。奕經等認爲兵力已厚，決定采取“明攻暗襲，同時并舉”的方針，一舉收複甯波、鎮海和定海。其具體部署是：水路（即東路）以乍浦爲基地，陸續渡海，潛赴舟山各島及定海城内外，預爲埋伏，候期舉動。陸路（即南路）分爲兩支：一支以二千四百人在慈谿（今慈溪縣慈城鎮）西南三十裏之大隐山集結，準備進攻甯波；另一支以一千九百餘人在慈谿西門外的大寶山集結，準備進攻鎮海。此外，還在甯波、鎮海之間的梅圩預伏勇壯三千餘人，準備中途截擊英船。另由餘步雲率兵二千駐奉化防堵，文蔚率兵二千進駐長溪嶺（慈谿西北）督戰，奕經率兵一千三百餘人駐于紹興以東的東關居中調度，特依順率兵一千二百餘人駐萬松嶺（杭州南），作爲後路應援，兼顧省城和乍浦等地。

　　奕經等計劃雖較周密，但英軍已有所察覺，“無日不水陸四出，遠近搜掠，拆壞民房，捉拿鄉民，追究屯兵處所”。3月6、7日，英軍又分頭搜索。奕經等鑒于“兵勇距敵較近，惟恐稍遲，緻有漏泄”，便決定于3月10日夜發起反攻。②

　　從大隐山出發進攻甯波的一路，由總兵段永福負責指揮。10日夜，都司李燕标帶領前鋒義勇四百餘人，潛赴甯波南門，在内應配合下，殺死守門英兵，沖入城内，直奔府署。途中遭到英軍阻擊，不支後退。這時，段永福率領的大隊趕到西門，由于英軍已有戒備，城門緊閉，隻得爬城而入，沿街進攻。英軍從樓房上面抛擲火球、火箭，使清軍進攻受阻。不久，天色已明，清軍不得不陸續撤出戰鬥，反攻甯波遂告失敗。

　　從大寶山出發進攻鎮海的一路，由副将朱貴負責指揮。10日夜，都司劉天保率前鋒數百人進抵鎮海西門外，見城樓起火，知是内應，即沖門而入。由于守門英軍拚死抵抗，清軍三次沖鋒，均未能攻入城内。時天色已明，而朱貴所率大隊尚未趕到，劉天保恐英軍斷其歸路，即撤出戰鬥，于是反攻鎮海的戰鬥也告失敗。

　　水路進攻定海的計劃，由于風潮不順等原因而一再推遲，直至4月14日，才由熟悉定海情況的鄭鼎臣（已故總兵鄭國鴻之子）主持，發動了一次小規模的夜襲。由于英軍事先已有準備，因而亦未能達到預期目的。

　　清軍反攻失敗後，主力集結在慈谿大寶山和長溪嶺一帶。英軍決定乘勝發動新的進攻。

　　3月15日晨，卧烏古和巴加率領三艘輪船和數十隻舢闆，載兵一千二百餘人，攜帶四門小炮，溯姚江而上。中午，行抵慈谿以南的大西壩，留下一艘輪船和少量兵力，以防清軍斷其退路，另兩艘輪船載部分兵力繼續上駛至餘姚東面的丈亭一帶，威脅清軍後路。大隊英軍則由大西壩登岸，直撲慈谿南門。城内守軍不戰而逃，英軍遂穿城而過，出北門，分路進攻大寶山清軍營地。劉天保率兵五百餘人，防守大寶山左側，由于進攻鎮海時火器大部丢失，稍事抵抗即行潰散。朱貴率兵四百餘名防守大寶山右側，與敵英勇激戰多時①，傷亡過半，請求駐長溪嶺的文蔚派兵支援。文蔚畏敵猶豫，未及時派兵前往，待到傍晚才派出三百人，而此時英軍已進至大寶山之西，切斷了守軍後路。最後朱貴父子陣亡，部隊潰散，大寶山營地于當晚8時落入敵手。次日中午，英軍開始向長溪嶺清軍大營進發，下午3時許抵達長溪嶺。文蔚擁兵數千，在長溪嶺“阻險而陣”，竟不敢與敵交鋒，于15日夜即丢棄營地和大批軍械給養，倉皇率部退往曹娥江以西的紹興。英軍将工事和火藥庫全行毀壞之後，撤回慈谿，17日又全部撤回甯波。

　　英軍長于海戰，定海地處海島，清軍欲一舉驅逐該處敵軍，确有困難。而鎮海毗連大陸，甯波更屬内地，清軍如果指揮得當，同心協力，是有可能将其收複的。可是，清軍浙東反攻的結果，不僅未能攻克定海、鎮海和甯波，就連大軍雲集的慈谿營地也沒有守住。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統兵将領指揮無能。甯波、鎮海都是比較大的城鎮，各駐英軍千餘人（當時英軍已從印度新調來兩個團的兵力），并控制着招寶山、金雞山等炮台，浙東清軍可用于反攻作戰的正規部隊僅一萬餘人，且大部從外省調來，人地生疏，裝備和戰鬥力均差。而這萬餘兵力，又未集中使用，大部留在數十裏之外，僅以少數兵力采取輕裝奔襲的戰法，企圖同時攻克浙東三城，實屬輕率魯莽之舉。如此指揮反攻作戰，焉能取勝？甯波、鎮海反攻失利之後，清軍主力損失不大，戰事仍有可爲。當英軍以千餘人冒險深入慈谿時，清軍在數量、地勢和社會條件諸方面都比英軍有利，如能利用這些有利條件，集中使用兵力，各個擊破敵人，不難将侵略軍趕出浙東地區。但文蔚畏敵如虎，當英軍進攻大寶山之際，他非但不派兵增援，反而聞風喪膽，未戰先逃，緻使清軍又一次遭到失敗，傷亡潰散千餘人。

　　浙東反攻失敗後，奕經以應援靠近省城的尖山爲名，帶領江南兵千人，于3月20日渡過錢塘江，逃回杭州。爲推卸戰敗責任，他在奏折中除強調英軍“船堅炮利”、詭谲異常外，還大肆誣蔑浙東“到處漢奸充斥”。劉韻珂則露骨地宣揚投降派的觀點，在所謂“十慮”的奏折中，大談什麽清軍“銳氣全消”，“其勢必難再振”，即使“續行添調，亦恐無濟于用”，而英軍火器精良，“猛烈異常，無可抵禦”①。他還特別提醒道光帝注意國内人民可能趁機揭竿而起。道光帝鑒于廣東和浙東兩次反攻均遭失敗，又害怕人民起而推翻其封建統治，于是在對英态度上，由過去的忽戰忽和變爲一意求和。他起用投降派，任命盛京将軍耆英爲欽差大臣、署理杭州将軍，會同已被革職的伊裏布趕赴浙江前線，辦理乞和事宜，并準備釋放英俘。而此時璞鼎查正野心勃勃地準備進軍長江下遊的鎮江和江甯（今南京），對清廷的乞和根本不予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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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中譯本）第一卷，第306頁。
② 璞鼎查（1789—1856），英國人。1803年随英國海軍至印度，參與殖民活動近四十年。1840年在侵略阿富汗的戰争中晉封男爵。因富于侵略亞洲“經驗”，受到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的賞識。
① 《廷寄》，《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二），第1129頁。
① 《廷寄五》，《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二），第1158頁。
① 裕謙：《請派林則徐差使并拟駐紮嘉興居中策應折》，《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二），第1040頁。對于裕謙的正确建議，道光帝非但沒有采納，反而将林則徐流戍新疆。
① 裕謙：《籌防鎮海片》，《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三），第1226頁。
① ［英］ 賓漢：《英軍在華作戰記》，《鴉片戰争》（五），第264頁。
① 汪洵：《光緒定海直隸廳志》，《鴉片戰争》（四），第382—383頁。
① 海齡：《請吉林等省官兵堵剿浙洋英軍折》，《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三），第1328—1329頁。
① 黎光曙：《籌備天津海防折》，《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三），第1421—1422頁。
② 劉韻珂：《戰守失利請派元戎速安海嶠折》，《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三），第1300—1301頁。
① 梁廷楠：《夷氛聞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01頁。
② 奕經：《剿襲甯波鎮海未能即時克複折》，《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四），第1663頁。
① 貝青喬在《咄咄吟》中，稱頌朱貴所部給侵略軍以重大打擊，“英夷自進犯浙東以來，從未遇如此勁兵”。英人賓漢《英軍在華作戰記》中也說：朱貴“堅持得很好，守住了山”，經多次短兵接戰，最後才放棄。
① 劉韻珂：《大兵在慈谿失利事勢深可危慮折》，《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四），第1679—1682頁。


第七节 英军侵入长江下游，沿江军民英勇抗战

　　一、英國增兵及其新的侵略部署

　　早在1841年9月英軍從廈門北犯舟山時，英國政府即決定再次增加兵力，進一步擴大侵華戰争，以迫使清政府盡快簽訂一項滿足其侵略要求的條約。清軍在浙江的節節失敗，更加助長了英國的侵略氣焰。但是，其侵略野心又不能不受到其它因素的制約。同年11月4日，英國新任外相阿伯丁在給璞鼎查的信中說：“雖然女王陛下的軍隊可能已奏膚功，可是并不見得戰争會宣告結束，……女王陛下政府已決定作必要的準備，以便繼續從事于強有力的和決定性的戰役。”他要璞鼎查向清政府勒索一大筆賠款，但是不能因此而使談判破裂，或使戰争無限延長。信中還指出，英國政府拟改變原訓令中關于長期占領舟山或其它沿海島嶼的打算，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考慮到“把這些占有地永久保留在英國國主領域之内，卻會使龐大而固定的開支随之而來”，而且會使英國人“在政治上同中國人發生更多全無必要的接觸”。①這既暴露了英國政府貪得無厭的海盜面目，又反映出英國侵略者外強中幹的虛弱本質。它吞不下中國這塊大肥肉，特別是害怕占領中國領土後，引起中國人民長期的反侵略鬥争，正是其侵略野心不得不稍加節制的根本原因。

　　基于上述各點，英國政府決定從英國、印度增派陸、海軍來華，以期通過“決定性的戰役”，盡早結束戰争。由于這些軍隊是陸續抽調增運來的，需要時間，所以，從1841年10月起，侵華英軍有半年多時間停留于浙東地區，沒有大的軍事行動。

　　在此期間，英國侵略者爲尋求盡快實現其侵略目的之途徑，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地理等情況，作了進一步的調查分析，認爲：（一）北京雖爲京師要地，但比較貧瘠，清政府的物資銀财主要仰給于南方各省，并經由運河輸送。如進攻北京，清政府必遷都于更遠的内地，屆時難以找到談判的對象，勢必遷延時日，達不到迅速結束戰争的目的。同時，清政府正全力加強北京一帶防務，對長江的防禦則未予重視。（二）隻要沿着長江攻入江蘇、安徽，占領南京，控制大運河，并占領乍浦和上海，扼住主要的航道，清政府就無法拒絕英國的各種要求，這樣，“不但所有作戰的實際目标可以迅速達到，而且可以産生同等深刻的精神效果”。①英國政府根據以上的分析，确定英軍在增加兵力後，沿長江西進，封鎖運河口，奪取南京。進攻發起時間選在春夏之交，因爲那時正是糧食等物資北運的季節。1841年9月底，英國政府訓令其駐印度的殖民當局，在1842年4月間，集中一切可能調動的海陸軍于新加坡，以便随時行動。這批奉調來華的海陸軍，計有軍艦七艘和陸軍約七個團，從而使侵華英軍共“擁有軍艦二十五艘，載炮六百六十八門，輪船十四艘，載炮五十六門，醫院船、測量船及其他船艦共九艘，運輸艦還沒計算在内。地面部隊，除了炮兵以外，有步兵一萬餘人”。②爲集中兵力從長江口入侵，英軍于1842年5月上旬主動撤出甯波，并将鎮海守軍減至二百人，主要控制招寶山。

　　1841年冬，道光帝即風聞英軍可能進犯上海，曾谕令新任兩江總督牛鑒加以防備。但牛鑒卻認爲，“下遊之堵禦既嚴，瓜洲之防護又密”，英艦“斷不敢飛越數百裏重兵駐守之地，冒險入江，阻我漕運”。③牛鑒這種輕敵的估計，嚴重影響了長江下遊的設防。

　　

　　二、乍浦清軍的抗擊戰鬥

　　乍浦位于錢塘江口，是江浙兩省的海防重鎮。該城南臨大海，東南有綿延的小山作爲天然屏障。清軍原有一名副都統率旗兵一千八百餘人駐此。浙東戰事吃緊時，增建了炮台，添設了炮位，并增加了兵力，總數達到六千餘人。

　　1842年5月13日，英軍艦隊離開甬江口外黃牛礁海域，開始向長江口進犯，并決定于北上途中順便摧毀乍浦港。

　　5月17日，英艦駛抵乍浦海域，随即派出輪船偵察乍浦設防情況。次日，即派軍艦七艘，載陸軍二千二百餘人，對乍浦發起進攻。英軍以三艘大型軍艦對西山咀（燈光山西端）等炮台實施炮擊，登陸兵在四艘小型軍艦的掩護下分三個縱隊登陸：右縱隊九百餘人首先在陳山西面的唐家灣上岸，遭清軍抗擊；左縱隊八百餘人由西山咀登陸，向清軍陣地進攻；中央縱隊三百餘人由燈光山一帶登岸，沿着山麓迅速推進，企圖切斷守軍與乍浦城之間的聯系，并協同左縱隊奪占乍浦城。唐家灣等處清軍抗擊約二小時，發現乍浦城方向起火，以爲城已失守，即向平湖方向撤退。駐守乍浦東南天尊廟的三百名旗兵，在退路已被敵左縱隊切斷的情況下，仍進行頑強的抵抗，連續擊退英軍數次沖鋒，給敵人以重大殺傷，并斃敵中校軍官一名。英軍炮擊無效，最後使用火箭進攻乍浦的英軍在搬運同夥的屍體和火藥包才将該廟攻下。守軍苦戰三小時，大部陣亡。英軍占領天尊廟後，各縱隊會合，直抵乍浦城下，由東門緣梯而入，占領了乍浦城。

　　

　　三、吳淞清軍的英勇抗戰

　　英軍在乍浦休整十天後，将該城焚掠一空，于5月28日全部登船北駛，6月8日抵達長江口外的雞骨礁一帶集結，并派出輪船探測航道，偵察吳淞口設防情況。

　　清廷雖一再谕令加強長江口的防禦，但在朝廷上下一意求和及牛鑒輕敵思想影響下，并未認真落實。時至6月3日，牛鑒還奏稱：“惟夷目性多畏慎，又不志存疆土，故江省海防，止須扼定吳淞一口，由吳淞而入揚子江，逆夷雖有内犯之言，然相距數百裏水程，亦不過虛詞恫喝。臣反複體察，逆夷不犯内河，竟屬确有把握。 ”①前敵主将如此麻木，對英軍的戰略意圖竟毫無所知，這就勢必嚴重影響長江下遊的防禦作戰。

　　吳淞位于寶山縣境黃浦江與長江彙合處，是長江的第一道門戶。自吳淞鎮至寶山縣城六七裏長的江岸上，“築有土塘，高約兩丈，頂寬一丈七八尺，……缺口處安設大小炮位，既能禦敵，亦可藏身，自外視之，俨如長城一道”②。土塘上共安炮一百五十四門，統稱西炮台。在吳淞口東岸，築有一略呈圓形的炮台，安炮二十七門，稱爲東炮台。整個吳淞口，由江南提督陳化成③和徐州鎮總兵王志元等率兵二千四百名駐守。其中五百名由總兵周世榮率領駐守東炮台，其餘則防守吳淞鎮至寶山一線。戰前，牛鑒也率兵千餘駐于寶山，以爲後援；寶山知縣則帶鄉勇二千在東炮台後面接應。另在吳淞與上海間的東溝兩岸添設了數十尊大炮，駐兵四五百名，防止英軍進窺上海。

　　6月13、14兩日，侵華英軍陸海軍司令率艦船六艘、運輸船十二艘至吳淞口外進行臨戰偵祭。6月16日晨，英軍開始向吳淞發起進攻。針對清軍設防情況，英軍确定以“臯華麗”号等三艘重型軍艦從正面進攻西炮台，以“ 摩底士底”号等四艘輕型軍艦突入黃浦江，進攻吳淞鎮炮台和東炮台，威脅清軍的側後，并掩護登陸部隊于吳淞鎮附近登陸。

　　當兩艘重型英艦進入西炮台附近作戰水域時，陳化成下令開炮。守軍以猛烈的炮火阻擊英艦，激烈的炮戰進行了兩個半小時，英旗艦“臯華麗”号及其它各艦被擊中多次，死傷二十餘人。英國一軍官後來追述說：“我方艦隊自與中國軍隊作戰以來，中國人的炮火以這次爲最厲害。”①陳化成雖年已七旬，在近兩年的戰備中始終堅守職責，威望較高。在此次炮戰中，他奮不顧身地親自操炮轟擊敵艦，與士卒一起戰鬥。牛鑒三次派人持令箭要陳化成退避寶山，都遭拒絕，不得已從寶山率兵增援吳淞，但一見敵彈落于身旁，即返身後退，繼而率兵西逃嘉定。王志元也跟着棄陣而逃。

　　當西炮台正面激烈炮戰時，四艘輕型英艦駛入黃浦江，逼近吳淞鎮南面的蘊藻浜，以猛烈炮火壓制吳淞鎮炮台（安有十門大炮）的火力，掩護登陸兵占領了該炮台。不久，吳淞鎮清軍實施反擊，迫使英軍退回堤岸。正當吳淞鎮激戰之際，西炮台正面被英軍突破，大隊英軍随即登陸。接着，從吳淞鎮登陸之敵也從側後襲擊西炮台。陳化成在敵軍前後夾擊下，仍率兵百餘名堅守炮台，最後全部陣亡，表現了英勇頑強的犧牲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氣節。英軍占領西炮台後，随即占領了寶山縣城。吳淞東岸的東炮台也被英軍兩艘輪船上的海員和陸戰隊占領。

　　吳淞口失陷後，該地區的大小火炮，一部被毀，大部爲英軍所獲。這些火炮中，不少裝有炮車和簡單的瞄準具。英軍對其中某些火炮質量的改進，甚感驚訝，而對于吳淞口的防禦工事，則認爲較廣東、福建、浙江沿海均差。

　　吳淞失陷，上海大震，官吏和富豪紛紛出逃，引起上海人民的極大憤怒。6月16日晚，英艦“戴窦”号護送運輸船隊載着從印度來援的英軍二千五百人到達吳淞口外，使英軍兵力又有增加。于是，英軍派出第18團和第49團以及炮兵、工兵分隊共約千人，于19日由吳淞南下，另以八九艘艦船溯黃浦江而上，水陸兩路向上海進犯。由于守軍事先即已撤離，英軍未遇抵抗就侵占了上海。上海制炮局新鑄的銅、鐵炮一百七十一門及大批存糧，均落入敵手。21日，英軍一部乘火輪船二艘、舢闆四五隻進犯松江，在距城八裏處遭到總兵尤渤率領的二千陝甘兵的阻擊。英軍發炮轟擊，守軍隐蔽不動。待敵接近時，槍炮齊發，予敵軍以殺傷。激戰半日，英軍被迫撤退。22日，英軍再次進犯，仍未得逞。英軍在大肆搶掠之後，于23日退出上海，集中于吳淞口外，揚言北上京津，實則準備溯江西犯。

　　

　　四、鎮江保衛戰

　　英軍攻陷吳淞口後，清廷一面催促耆英、伊裏布等由浙江馳赴江蘇，會同牛鑒“辦理夷務”，加緊議和，一面繼續從華北、東北調兵遣将，并命工部尚書賽尚阿爲欽差大臣，馳赴天津，會同直隸總督納爾經額加強天津地區的防備，防止英軍北犯。而對于長江下遊的防務，仍未予以足夠重視，隻是同意由浙江調兵二千，協助江蘇駐軍（五六千名）防守沿江要隘及江甯府。耆英、牛鑒等一意求和，對防務隻是虛應故事而已。

　　7月初，英軍援兵全部到芥，璞鼎查、巴加和臥烏古随即于7月6日率領十一艘軍艦、九艘輪船、四艘運兵船和四十八艘運輸船，裝載陸軍一萬餘人，駛離吳淞口，溯長江而上。所有艦船編組成先鋒艦隊和五個縱隊，每個縱隊有八至十三艘運輸船，由一艘戰艦率領（第三縱隊由一艘運兵船率領），并接受該艦艦長的指揮。 ①每縱隊之間保持三至五公裏距離。沿途以測量船爲先導，邊測量，邊前進。另外，英軍在吳淞口留有軍艦兩艘，用以封鎖長江口，保證後路安全。英軍西犯過程中，福山、鵝鼻咀和圌山等長江險隘處的炮台守軍，因兵力薄弱，稍事抵抗，即棄陣而走。

　　7月14日下午，英軍摧毀鎮江東面五十裏的圌山關炮台（有炮二十門）。之後，因風小暫停西進，隻派測量船繼續上駛，進行偵察。17日，大隊英艦進入鎮江江面，随即封鎖瓜洲運河北口，阻斷漕運。

　　鎮江位于長江和運河的交會處，是運河的咽喉，江甯的屏障。鎮江城雄峙長江南岸，西北有金山，東北有北固山、焦山、象山。戰前，由副都統海齡率旗兵一千六百名、綠營兵四百名駐守。城内大炮因已大多調運吳淞，僅留下數門。英軍侵占吳淞後，四川提督齊慎（4月授參贊大臣，赴浙防英）帶江西兵千餘名、湖北提督（6月署江南提督）劉允孝帶湖北兵千餘名倉卒趕到，駐紮城外，協助防守。但在英軍兵臨城下的危急時刻，将領間互不協同，各自爲戰，沒有集中統一的指揮。海齡未派部隊控制金山與北固山等制高點，而将全部旗兵收縮城内，緊閉四門，不準人民出城。

　　巴加和卧烏古曾親自登上鎮江西北的金山寺，察看周圍地形。侵略者所見到的是：堅固的城牆上沒有士兵守衛，隻有城西南的半山坡上新建了三座軍營。于是他們認爲，清軍主力可能已經撤至城外，進攻鎮江城将不會遇到什麽抵抗。

　　英軍進攻吳淞時，主要由海軍擔任，這次進攻鎮江，則主要由陸軍負責。參戰的陸軍共六千九百一十五人，編爲第一、二、三旅和炮兵旅。①其進攻部署是：第一旅（二千三百一十八人）、第三旅（二千一百五十五人）和炮兵旅擔任主攻，矛頭主要指向鎮江西南郊高地的清軍；第二旅（一千八百三十二人）擔任助攻，指向鎮江東北，主要任務是牽制和分散清軍兵力。

　　7月21日晨，英軍開始進攻。右翼的第一、第三旅和炮兵旅在鎮江西北的金山附近未遭抵抗即順利登陸。第一旅上岸後，爲分割城内外清軍，直指西南山坡上的清軍兵營。經過數小時激戰，清軍不支，齊慎、劉允孝率部退往新豐鎮（今江蘇丹陽北）。英軍第三旅登岸後，則沿着西城根，直指西門。

　　與此同時，英軍第二旅在北固山一帶登岸，直薄城下，冒着清軍的炮火，蜂擁爬梯登城。守城旗兵誓死抵抗，有的把敵人推下城去，有的扭住敵人一起跳下城牆。上午10時許，北門被打開，大隊英軍沖入城内，向西門方向進攻。

　　進攻西門的英軍第三旅遭到清軍的頑強抗擊，城門久攻不下。中午，英軍一個爆破小隊在炮火掩護下，用三個火藥包（火藥一百六十磅）将甕城門炸開。此時，由北門沖向西門的英軍已将内城門打開，于是大隊英軍由西門蜂擁而入。

　　守城清軍節節抵抗，與敵人展開巷戰和肉搏戰。許多旗兵甯死不屈，有的殺死自己的妻兒，然後與敵人拚死搏鬥，直至犧牲。海齡督戰到最後時刻，也自殺身亡。英軍破城後，大肆奸淫燒殺，全城大火彌漫數日，繁華的鎮江城遭到了極其嚴重的破壞。

　　鎮江保衛戰是鴉片戰争中清軍以劣勢的兵力，落後的武器，打得最爲英勇悲壯的一戰。英軍在這次戰鬥中投入的兵力，是鴉片戰争開始以來最多的一次，所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的（死三十七名，傷一百二十七名）。事實再一次表明，隻要清軍将領決心抵抗，有敢于犧牲的精神，部隊還是有一定戰鬥力的。恩格斯曾經指出：如果英國侵略者“到處都遭到同樣的抵抗，他們絕對到不了南京”①。

　　在英軍西侵過程中，江蘇沿江一帶人民和東南沿海各地人民一樣，對侵略者的入侵進行了英勇的回擊。英軍侵入吳淞口，占領寶山、上海等地後，曾多次派遣小股部隊向内地探路搜索，當地人民自動組織起來，伺隙襲擊侵略者。太倉州臯橋一帶農民曾預設埋伏，誘敵上岸，以鋤頭等擊殺敵人，侵略者終于不敢再行上岸。靖江人民也用擡槍等襲擊英艦，迫使敵人撤走。鎮江、揚州、瓜洲、儀征等地鹽民和漁民疍戶，也紛紛拿起武器，殺鬼子，破洋船，狠揍入侵之敵。長江北岸人民在短期内就組織了八九萬人的團練義勇，群衆争獻銅鐵鑄造大炮，準備迎擊侵略軍。

　　

　　五、《南京條約》的簽訂

　　早在7月16日，道光帝就密谕耆英，隻要英國息戰退兵，便同意割讓香港，并增開通商口岸。鎮江失守後，道光帝決心專意“議撫”，授權耆英、伊裏布“便宜行事，務須妥速辦理，不可稍涉遊移”，并令奕經所率援軍暫緩由浙赴蘇，“以免該逆疑慮”。①然而，英軍仍然不理睬清政府的“羁縻”，他們決心打到江甯，逼簽城下之盟。

　　8月3日，英軍留兵一部于鎮江，艦隊開始向江甯開進，9日抵達江甯江面。11日，英軍在觀音門附近登岸，軍艦擺開了轟城的架勢。當天，耆英自無錫趕到江甯，在英軍大炮的威脅下，派人與英方開始了可恥的“和談”，14日即全部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苛刻條件。接着，道光帝先後發出了“不得不勉允所請，借作一勞永逸之計”和“各條均準照議辦理”的谕旨。②29日，耆英、伊裏布、牛鑒等在侵略軍旗艦“臯華麗”号上與英方全權代表璞鼎查簽訂了外國侵略者強加于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江甯條約》，即《南京條約》。條約規定清政府割讓香港，開放廣州、廈門、福州、甯波、上海等五處爲通商口岸，賠款二千一百萬元（等于當時清王朝全年财政收入總數的36％，相當于全國旗綠各營歲饷用銀總數的70％）。簽約後，英軍艦船陸續撤往定海一帶，第一次鴉片戰争遂告結束。

　　《南京條約》簽訂後，美、法等國也趁火打劫，相繼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中美《望廈條約》和中法《黃埔條約》等不平等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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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阿伯丁伯爵緻亨利·璞鼎查爵士函》，［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中譯本）第一卷，第755—756頁。
① ［英］利洛：《英軍在華作戰末期記事——揚子江戰役及南京條約》，上海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編《鴉片戰争末期英軍在長江下遊的侵略罪行》弟145頁。
② ［美］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中譯本）第一卷，第331頁。
③ 牛鑒：《防護漕船及江海情形折》，《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三），第1575頁。
① 牛鑒：《江蘇洋面靜谧現仍嚴防折》，《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四），第1877頁。
② 牛鑒：《吳淞海口緊要情形折》，《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三），第1476頁。
③ 陳化成（1776—1842），福建同安人，行伍出身，曆任總兵、提督。1840年由福建水師提督調任江南提督，在兩江總督裕謙支持下，鑄銅炮、制火藥、修炮台，與士卒同甘苦，于吳淞積極設防，直至以身殉國。
① ［英］ 穆瑞：《在華戰役記》，《鴉片戰争末期英軍在長江下遊的侵略罪行》第228頁。
① 由吳淞上駛的英軍艦隊編組情況：
① 進攻鎮江的英陸軍編組情況：
① 恩格斯：《英人對華的新遠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190頁。
① 《廷寄》，《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四），第2133頁。
② 《廷寄》，《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五），第2277、2307頁。



第八节 中国战败的原因


　　第一次鴉片戰争自1840年6月開始，到1842年8月結束，曆時兩年零兩個月。這次戰争，英國先後出動軍艦二十八艘（裝備火炮約八百門），各種船隻約八十艘，兵員總數約一萬五千餘人。以這樣規模的一支軍隊，竟把擁有四億人口和近九十萬常備軍的中國打敗了。清王朝雖從全國各地調兵遣将，動用了可能動用的各種武器裝備，卻未打過一次大的勝仗，也未守住或克複過一個重要城鎮，最後不得不與英方簽訂屈辱的《南京條約》。這就告訴人們，經濟、政治、軍事落後的國家，其領土主權的完整和人民生命财産的安全，是很難得到有效保障的。

　　從作戰雙方條件的對比來看，各有短長。英國當時處于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工業生産和科學文化發達，國家富強。中國則是一個沒落的封建帝國，沒有機器工業，農業和手工業生産長期停滞不前，政治反動腐敗，科學文化遭到窒息，國内階級矛盾日益尖銳；但幅員遼闊，人口衆多，物産豐富，與英國相比，擁有人力物力資源的優勢。軍事方面，英國軍隊的數量雖然不多，但資本主義的工業生産爲它提供了優良的武器裝備，軍事制度有了較大的改革，海軍已稱霸世界，陸軍也屬當時世界上戰鬥力最強的資産階級軍隊之一。清軍在數量上大大超過英軍，但裝備陳舊，軍制落後，是一支戰鬥力相當有限的封建軍隊。鴉片戰争是英國政府一手策劃和挑起來的，中國是被侵略的一方，真理和正義完全在中國一邊，容易激發官兵的抗戰熱情，并取得人民的廣泛支持，加上本土作戰，補給方便，情況熟悉，有利條件是不少的。英軍則出師不義，遭到本國人民和各國人民的反對；加之勞師遠征，兵力有限，遠離後方，補給困難，異國作戰，人地生疏，不利條件很多。英軍在武器裝備和軍隊素質等方面的優勢，往往因受不利條件的制約而削弱；而清軍的不利條件，可以由兵力上的優勢以及有利的地理與人民條件予以彌補。所以，清政府如能充分利用和發揮自身的有利條件，克服不利因素，是有可能争取戰争勝利的。但戰争的結局卻是清軍遭到失敗，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政治腐敗，經濟落後

　　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由于最高統治當局昏愦無能，窮奢極欲，因循守舊，固步自封，不但使整個國家機器（包括軍隊在内）彌漫着腐敗氣息，而且由于實行殘酷的封建經濟剝削和民族壓迫，弄得民不聊生，社會生産力不斷遭到破壞，經濟狀況極端落後，從而大大削弱了戰争賴以取勝的經濟基礎。在戰争過程中，清廷又動搖妥協，仇視人民，打擊主戰派，重用投降派，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破壞了團結對敵的政治基礎。這些，乃是中國在鴉片戰争中遭到失敗的根本原因。

　　

　　二、閉關鎖國，不明敵情

　　清王朝夜郎自大，閉關自守，以“天朝”大國自诩，視外國爲“蠻夷”，對國外的先進思想和科學技術，往往當作“邪說”、“淫技”而拒絕傳入。清政府不僅沒有研究外國的專門機構，而且反對任何人這樣做，因而對西歐資本主義列強的社會制度、經濟實力和軍隊狀況等方面的了解甚微。虎門銷煙後，英國政府決定調集軍隊，發動侵華戰争，清廷竟毫無察覺，及至英軍封鎖珠江口，侵占定海，兵臨大沽，對其侵略意圖仍茫然無知。

　　在戰争過程中，清廷對敵情仍不注意偵察和研究，往往根據各省督撫大臣的片面奏報，作出錯誤的判斷。1840年秋，英軍因季節和疫病等原因返棹南下，清廷卻認爲“夷情恭順”，趕緊下令沿海各省裁撤防兵。時過不久，英軍就進犯珠江，隻好被迫宣戰。1841年夏，廣州反攻未成，卻輕信謊報，複令酌撤沿海防兵。未幾，英軍又陷廈門、定海。1842年夏，英軍侵入長江下遊，也是出乎清廷意料之外的。反之，英軍則随時注意對清軍情況的偵察與研究，常能及時獲得清軍的情報，采取先發制人或防範措施。

　　清朝統治者既不了解英國發動侵華戰争的真正目的，也不了解英軍的戰略意圖，一再地作出錯誤的決策，焉能不導緻抗英戰争于失敗？！

　　

　　三、戰守無策，指導無能

　　以道光帝爲首的清朝最高統治當局昏庸無能，平時既不講求治兵之道，也不深研戰守之策。國防布局，因循防内重于防外的舊章，沿海兵寡力弱，又無戰略機動部隊。往往抽兵數千，牽動數省；且千裏赴援，遠水近火。戰火臨頭，既不知敵，又不知己，倉卒應戰，自然無法實施正确的戰争指導。戰争過程中，清廷先則輕敵如蟻，繼則畏敵如虎；對于戰守大計，隻能籠統地提出什麽“先威後德”、“大張撻伐，聚而殲旃”、“沿海一體嚴密防範”之類的陳詞濫調，提不出任何切合實際的戰略方針和作戰原則。可是，軍政大權卻又高度集中，和戰大事操于皇帝一人之手。前線作戰，事無巨細，都決策于北京，而當時通信不便，上下情況隔膜，前方将帥無權根據具體情況機斷行事，即使朝廷作出的決策明顯落後于形勢，也不得不遵照執行。道光帝颟顸無能，主觀随意，時而言戰，時而乞和，時而增兵，時而裁撤，弄得下面無所适從，嚴重地束縛了前方将帥的手腳。加之清廷對全國的戰事又缺乏統一及時的指揮，以緻各戰區常常出現各自爲政的現象，使英軍有機可乘。

　　

　　四、将領保守，戰術笨拙

　　清軍将領軍事思想保守落後，戰術呆闆，指揮笨拙，隻知消極防禦，不善于靈活擊敵。英軍雖有“船堅炮利”之長，但孤軍遠征，不耐久戰，更不利于深入内河内陸。當時有識之士有鑒于此，曾提出過引敵深入内河内陸，伺機予以奇襲、火攻等戰法。無奈前線大吏和将領多數隻知株守炮壘，待敵進攻，不知巧布險勢，出奇緻勝；隻會一線設防，不知縱深機動。英軍沿海沿江登陸進攻，多是利用清軍設防的弱點，以艦炮正面轟擊，以登陸兵側翼上陸，行包圍攻擊。清軍前敵将領不知認真研究敵人的登陸戰法，改進自己的抗登陸戰術，以緻屢蹈覆轍。倘能以炮壘爲中堅，設奇兵于側後，待敵迂回接近時，出其不意地伏擊或反擊之，則不難收破敵或挫敵之效。英軍深入廣州和浙江慈谿等地時，兵單勢孤，清軍有過不少殲敵良機，卻非但未能乘機殲敵，反爲英軍所敗。前線将領指揮如此笨拙，豈有不敗之理？！

　　

　　五、軍隊腐朽，軍民對立

　　受清王朝腐敗政治的影響，加上承平日久，清軍不僅武器落後，而且軍紀廢弛。将弁多同文官一樣，養尊處優，耽于安樂，不理營務。他們或坐吃空名，冒領軍饷，或勾結煙販，走私販私。軍中酗酒吸毒、聚賭挾妓者比比皆是。遇有軍事行動，公開勒索地方，強拉夫役，苛征暴斂，甚至強取豪奪，殺害良民。加以清朝統治者一向重八旗而輕綠營①，造成軍内矛盾，而駐守各省的軍隊調往有事省區時，又出現“主軍”（本地軍隊）與“客軍”（外省軍隊）的矛盾。這些矛盾往往發展成尖銳對立，遇戰互不救援，見利競相搶奪，彼此争功诿過，甚至自相厮殺。

　　此外，清軍不但平時欺壓人民，在外敵入侵的情況下依然與人民群衆站在對立的地位。英軍每入侵一個地方，當地的人民群衆便紛紛起而自衛，打擊敵人，表現出極大的抗戰積極性。可是，清廷和各地統兵大員，除林則徐等極少數有識之士外，一般都仇視人民。他們動辄誣蔑沿海地區“到處漢奸充斥”，聲稱“患不在外而在内”，甚至濫殺無辜。由于無視人民群衆的偉大作用，對于象臧纡青所建議的軍民結合、遊擊戰與正規戰結合的“散戰”之法，自然不可能付諸實施。更有甚者，每遇征戰，軍隊便借機向人民群衆敲榨勒索。在浙東反攻作戰前，有的旗兵竟“沿途擄丁壯，掠闆扉，以四民擡一兵卧而入城”②。軍隊紀律如此敗壞，不僅很難得到人民群衆的支援與配合，其戰鬥力也勢難維持。

　　總之，清王朝政治腐敗，經濟落後，閉關自守，不明敵情，戰守無策，指導無能，将領保守，戰術笨拙，軍隊腐朽，軍民對立，所有這一切，正是它腐朽沒落的反映，也是招緻戰争失敗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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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統治者在節制軍隊方面也反映出民族歧視的特點。八旗兵半數以上駐于京畿地區，其餘駐于全國各戰略要地，一方而鎮壓各族人民的反抗，一方面起着監視綠營的作用。綠營兵分散駐于全國各地，除守衛邊防、鎮守地方外，還要擔負河工、漕運、守陵以及其它各種繁雜勤務，而政治和物質待遇卻遠比八旗兵爲差。
② 範城：《質言》，轉引自範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冊，第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