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白朗起义战争
第一节 起义武装的创立和初期活动
河南寶豐、魯山一帶,是白朗領導的農民起義的發源地。這一地區的農民,受封建統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十分嚴重。清末民初,約有70—80%的土地被地主所霸占,地租高達收獲量的60%以上。農民除受地租剝削外,還受高利貸的盤剝,比較普遍的是借銀一月,索利三分,借糧一季,交息五成。反動政府征收田賦本較苛重,承包人又從中侵吞,中飽私囊,外加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和爲地主、官府服各種無償勞役,壓得農民喘不過氣來。1911年,寶豐、魯山地區遭大冰雹襲擊,農業歉收,但封建剝削卻有增無減,緻使廣大農民無法生活下去,階級矛盾異常尖銳,出現了“千百成群,揭竿起事”的革命形勢。由貧苦農民、采煤工人、“ 蹚匠”②和部分被裁士兵組成的許多小股農民武裝,紛紛開展反抗地主豪紳的鬥争。
在封建統治階級巧取豪奪,土豪劣紳橫行鄉裏,不少中小地主遭到破産的情況下,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白朗也被迫走上了起義的道路。
白朗字明心,1873年生于河南省寶豐縣大劉村,家有土地二百畝。1908年被人誣告入獄,經變賣土地營救,才被釋放。之後,經曆了當兵、販鹽、煉鐵等活動,比較廣泛地接觸了貧苦群衆。1911年10月,白朗公開扯起義旗,組織了一支起義武裝。最初隻有二三十人,多爲衣衫破爛的貧苦農民。所用武器除一支快槍外,其餘盡是“笨炮”(即土铳一類武器)和大刀,因此有人稱他們爲“笨炮隊”或“襖片隊”。
白朗起義武裝成立後,即于11月聯合以張群爲首的義軍共約一百人,進攻靠近葉縣的魯山張官營地主武裝。因遭葉縣軍隊和地主武裝夾擊,損失八十餘人。張群陣亡,白朗負傷。雖然初戰受挫,但白朗并不灰心,繼續堅持鬥争。1912年4月,白朗率起義軍二三十人,在寶豐東北交馬嶺設伏,襲擊寶豐卸任知事張禮堂的保镖,繳獲快槍十餘支。不久,又和郜永成(又名秦椒紅)的起義軍聯合作戰,多次擊敗葉縣知事溫少良率領的反動武裝,使其龜縮城内,不敢出戰。
這時,寶、魯一帶各股起義武裝活動頻繁,聲勢日益壯大。當地反動政府無力鎮壓,便使出了招撫伎倆。一些起義軍首領中計受騙,慘遭殺害。白朗識破了反動派的欺騙勾當,拒絕“受撫”。他率部北上禹州(今禹縣),一舉攻克神垢鎮。後又南下舞陽縣,以母豬峽爲基地,往來遊擊,活動範圍逐漸擴大到鄂豫邊境。起義軍的口号是“打富濟貧”。每到一地,将地主富商的糧食、銀錢、衣物、首飾分給窮人,加之起義軍的紀律也比較嚴明,因而深受群衆的擁護。當時流傳着不少贊揚白朗及起義軍的民謠。由于白朗的威望日高,許多小股起義武裝紛紛投奔。特別是袁世凱篡權後,變本加厲盤剝民衆,使民生更加凋敝,河南人民“十(之)八九不能自活”③。于是,參加起義的群衆日益增加,一年之内,部隊迅速發展到二三千人。
白朗起義軍經過初期戰鬥活動,建立了一支比較能打遊擊戰的武裝,并有一小塊遊擊基地,給了地主豪紳、反動地方官吏以應有的打擊。但是,軍隊的組織形式比較原始,沒有正規的編制和番号,只有人數不等的“杆”(分馬隊和步隊),由各杆頭統率,以杆頭的姓名爲旗号,無統一的職稱。
第二节 袭击豫鄂两省敌军,配合“二次革命”战争
孫中山爲首的革命黨人在發動“二次革命”前,已與白朗取得了聯系,并派人在白朗的部隊中工作。正當袁世凱調兵遣将,準備進攻南方的革命軍之際,河南省國民黨幹事閻子固曾動員白朗“在淮上起事接應”①。白朗也曾派人到武漢,與革命黨人接洽。“二次革命”戰争爆發後,江蘇讨袁軍總司令黃興又于7月20日寫信給白朗,向他提出了“乘虛直搗”豫鄂,配合讨袁作戰的建議。雖然信使在開封被反動軍警逮捕殺害,白朗并不知道黃興的具體意見,但這一時期,白朗起義軍轉戰于已被北洋政府所控制的豫鄂兩省,積極打擊反動地方武裝,牽制了北洋軍的部分兵力,威脅着被袁世凱視爲生命線的京漢鐵路,客觀上配合了革命黨人發動的讨袁戰争。
一、克唐縣,占禹州
正當北洋軍沿京漢路南調,準備向南方革命軍發動進攻之際,白朗于1913年5月底6月初分兵兩路,積極展開活動。一路由高鑫、宋一眼率數百人,在許昌、襄城、葉縣一帶襲擾敵人;另一路由白朗親率二千餘人,南下唐縣(今唐河)、泌陽一帶,聲言攻占唐、泌等處後,即“與高鑫、宋一眼合股通南方,以圖大舉 ”①。河南都督張鎮芳急忙商請河南護軍使雷震春,派團長任昶武、南陽鎮守使田作霖率部“追剿”高、宋起義軍;派河南陸軍第一師第三旅旅長王毓秀率一個團“ 兜剿”白朗所率的起義軍。白朗利用唐、泌守軍的離心傾向,事先與唐縣守軍取得聯系,于5月31日夜一舉攻克該縣,繳獲大炮六門、機槍兩挺和許多槍械子彈,并争取豫軍一個營起義。白朗破唐縣後,立即率部北上,連克源潭、饒良、麥北、下窪、金湯寨,直逼裕州(今方城)。雷震春慌忙命右翼幫統王茂元率兩個營星夜趕赴裕州堵截;由駐馬店下車的王毓秀部亦由泌陽、唐縣分路追擊。白朗聞訊後,便率部西入檀山,複經南召直趨魯山。雷震春急令王茂元部由襄城兼程西進,改援魯山。起義軍改變攻魯計劃,轉移至魯山西北的深山密林處,甩掉尾追之敵,然後穿山越嶺,采取奇襲戰術,直趨禹州。
禹州位于襄城以北。6月14日,該縣城内正爲不久前被起義軍擊斃的團勇開追悼會。白朗軍混在群衆中,趁機入城,攻取南門大街,并向憑借西街寨門頑抗的民團勇猛進攻。城内守軍約三百人,驚慌失措,棄械而逃。起義軍繳獲頗多。15日晚,起義軍主動撤離禹州城,直趨郏縣、寶豐。在郏縣以北八裏之白廟寺,擊退了雷震春所部三個營的堵截,轉入魯山西北山區。這時,起義軍聲威大振,“一時望風而歸者,不數日間達一千五百人。所得軍器,亦極精銳”②。隊伍發展至五六千人。
二、西破淅川,南據棗陽
起義軍轉回魯山地區後,雷震春率左翼統領申保亨,于6月21日由許昌進駐寶豐,調集部隊,布置對起義軍的圍攻。其部署是:旅長王毓秀所部開赴魯山,由東南向西北“搜剿”;左三營管帶金聚率部開赴半紮(臨汝南三十二裏),由北向南“搜剿”;右三營管帶雷存修率部開赴大營,由東向西“搜剿”;西大社社董督率社勇堵截山口,防止起義軍西走;管帶鞠得勝率馬隊在襄城、葉縣、舞陽、裕州、南召、魯山等處巡邏。此外,還收買和派遣間諜、坐探,進行偵察破壞活動。雷震春把這一部署吹噓爲“四面圍剿之法,爲一鼓蕩平之計”。并向陸軍部誇口說:一定要“嚴緝首要,以期拔本塞源,永絕後患。”①正當雷震春調動部隊部署圍攻之際,起義軍悄悄離開山區西行,于6月底奔襲數百裏外的盧氏城。7月1日,攻占浙川縣的西坪。2日,攻占豫、鄂、陝交界的重鎮荊紫關。駐守荊紫關的王天佑率殘部向浙川逃跑,起義軍乘勝追擊,一舉攻克浙川城。至此,雷震春的“四面圍剿”計劃完全落空,而鄧州(今鄧縣)、内鄉、鎮平等縣頻頻告急,紛紛請派援兵。鎮守南陽的周符麟,急不可待地連電袁世凱和陸軍總長段祺瑞,聲稱如不及時增援,不但鄧州、内鄉等縣難保,即南陽亦岌岌可危,進而提出給他“另委一相當之事 ”①,準備臨陣脫逃。
起義軍攻占浙川後,又揮師南下,進至鄂北的鄖縣境内。此時已投靠袁世凱的副總統黎元洪立饬鄂、豫、陝三省軍隊,不分省界,聯合“會剿”。7月14日,起義軍與三省聯軍激戰于均縣賈家寨以東,雖然取得了勝利,但彈藥消耗甚多,故未緊追敗敵。随後,起義軍乘船渡丹江東進,消滅了阻攔的敵軍,複北入豫境。17日進圍鎮平縣,威逼南陽。張鎮芳急電奉軍第二混成旅旅長吳慶桐,請他派兵一團救援。8月,起義軍又擊敗周符麟部于百泉山,獲大炮數門,槍械甚多。随後,再次進入河南唐縣、泌陽、桐柏和鄂北天河口等地,并在桐柏縣建立第二個遊擊基地。
9月下旬,白朗又率部南進至鄂北随(縣)、棗(陽)地區。 25日夜,在棗陽守軍兩個連内應下,攻占縣城。起義軍逮捕了橫行霸道、荼毒居民的外國傳教士數名。棗陽被占後,吳慶桐電令駐樊城之第五團派步兵一營、駐鍾祥之第五團第一營派步兵三連,由西、南兩個方向進攻棗陽;令駐随縣之第四團分紮邊界防堵;由幫統李治雲和團長趙福彙所率之部隊也分別進至棗陽城下,形成四面包圍。起義軍據城固守,擊退敵人多次進攻,斃敵團長、副官各一名。黎元洪下令調撥重炮兩門,加緊轟城。起義軍爲保存實力,于10月6日晚從北門突圍西行。雖敵軍“四面雲集”,結果依然“莫之阻也”②。大量敵人被起義軍牽着鼻子團團亂轉。
三、襲魯山,占寶豐
起義軍從棗陽突圍後,旋即轉移至唐縣、泌陽、裕州、舞陽一帶,于1913年10月中旬,進入魯(山)、寶(豐)地區。10月19日晨,進攻魯山城,因守軍有備,攻城不克,遂退至魯山西北山區。張鎮芳急令河南第一師師長張錫元和旅長王毓秀分別率部“進剿”。起義軍依托高山密林,與優勢敵人周旋。22日,在娘娘山、青條嶺、椅子圈一帶與“進剿”軍激戰。23日,又在鋸齒嶺阻擊敵人。“進剿”軍既怕起義軍夜襲,又怕起義軍乘虛攻取魯山城,所以隻能朝發夕歸,不敢在山地駐紮。起義軍稍事休整後,即準備進攻寶豐城。首先派人潛入城内,主力于11月11日從百餘裏外向寶豐疾馳。次日淩晨,趁守城民團困倦之際,城内的起義軍縱火擾敵,城外的起義軍立即架梯登城,一舉攻占寶豐。這時,新任河南護軍使趙倜正率馬步四營前往魯山途中,忽聞寶豐被占,“即派馬飛調赴魯山之隊回剿”①。起義軍稍事抵抗,即撤出縣城,回到魯山西北山區。随後,又揮師南下,轉至南陽地區。不少反袁的進步青年以及基層的革命黨人投奔起義軍,原季雨霖① 第八師的士兵也紛紛攜械投奔。
自1913年5月至11月,半年之内,白朗起義軍轉戰豫、鄂兩省,共牽制了北洋軍及地方部隊約五個團和十四、五個營的兵力,相繼攻破十多個城鎮,殲滅了敵人部分有生力量,不僅使鄂豫兩省的軍政頭目惶恐不安,而且驚動了袁世凱和北洋政府。
這時,起義軍已發展到近萬人,并打起了“中華民國撫(扶)漢讨袁軍”的旗号。随着快槍、大炮等新式武器日益增多,部隊的編制也有了變化。起義軍已分爲步、馬、炮、工、辎,“紮立營寨,放哨巡邏,悉如軍隊”②。這些重要變化,标志着這支起義武裝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第三节 转战京汉路两侧
一、打破第一次“圍剿”
讨袁戰争失敗後,袁世凱當上了正式大總統,并積極進行複辟帝制的活動。但是,聲勢越來越大的白朗起義武裝,對于北洋政府來說,不能不是一個心腹之患。陸軍總長段祺瑞就透露了這種心情,他認爲起義軍“地處腹心,若不認真痛剿,終無了局”①。不僅如此,還由于起義軍的活動,“大礙西人商務及傳教事宜”,因而引起了帝國主義的重視。1913年11月,駐漢口的各國領事,召開會議,研究對策,建議北洋政府使用飛機,“将白朗軍隊全行炸盡”①。各國駐京公使也“叠經函緻政府,要求迅速撲滅”②這支起義武裝。依靠帝國主義支撐的北洋政府,在“外人注目”的情況下,決定對白朗起義軍進行更大規模的“圍剿”。
1913年11月下旬,北洋政府增兵河南,電饬豫督張鎮芳對起義軍進行“圍剿”。其具體部署:毅軍統領寶德全率部駐郏縣、寶豐、汝州(今臨汝)三縣;師長張錫元率部駐舞陽、泌陽一線;王毓秀旅駐裕州、南召、魯山、伊川一線;成慎團駐襄城、葉縣;南陽鎮守使田作霖部分駐鎮平、内鄉、浙川和南陽、鄧縣、新野六縣;南下的奉軍駐唐縣、桐柏兩縣;鎮嵩軍統領劉鎮華部駐嵩縣、宜陽、永甯(今洛甯)、盧氏縣;北洋陸軍第二師③的混成營駐确山、遂平一線;統領徐占鳳、高文貴所部擔任京漢路警戒;河南護軍使趙倜率馬隊巡察各處,督饬諸軍。上述總兵力約三萬餘人,妄圖将白朗起義軍圍殲于豫西南地區。原計劃12月1日開始“ 圍剿”,于一個月内将起義軍“一律肅清”。并要各縣知事“趕辦清鄉,以絕後患”①。實際上,“圍剿”行動于1913年末才開始。
爲了打破敵人的“圍剿”,起義軍作了相應的部署:由白瞎子等率部分兵力留在豫西南地區活動,牽制“圍剿”軍;白朗則親率起義軍主力跳出包圍圈,到京漢路以東,打擊守備薄弱的敵人。
1913年底,白朗率部向京漢路秘密移動,于1914年1月8日到達京漢路東的新安店。9日上午,在新安店北十裏的小爲莊,與石振聲補充旅之胡永奎團遭遇,激戰三時許,殲敵一部。後進至新安店東北的蔡莊,兵分三路南下。先攻羅山未克,遂轉攻光山。1月11日,在當地小刀會衆暗助下,一舉攻破光山城。15 日,又攻占光州(今潢川)城,繳獲槍械四五百支。起義軍破光、潢後,即揚言将北上項城,抄袁世凱和張鎮芳的老家。袁大驚,立即調兵“護陵”。其實,起義軍并未北上,而是繼續東進,于16日陷商城,殲團勇三百餘人,繳獲槍械子彈甚多。旬日之間,起義軍連陷豫東南三城,使袁世凱大爲震驚。他急令其親信、新任湖北都督段芝貴先到信陽“統籌全局”。不久又将其表弟、河南都督張鎮芳革職,由陸軍總長段祺瑞兼任河南都督,馳赴信陽“督剿”。段芝貴到信陽後,立即調動部隊,作出了“相機痛剿”起義軍于光(山)、固(始)的部署。但是,行蹤飄忽、慣于避實搗虛的起義軍,早已擺脫追堵的敵軍,轉至皖西,威逼六安、霍山。
六安是皖西的水陸交通樞紐,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具有重要地位。當時,皖軍主力正在該省東北部鎮壓起義農民,皖西地區兵力比較薄弱。起義軍進入皖西後,皖督倪嗣沖慌忙下令:蕪湖鎮守使鮑貴卿率部由蕪湖至廬州(今合肥);安徽第一師師長馬聯甲率部由省城安慶至舒城;安武軍中路統領邱昌錦率部由壽州(今壽縣)赴六安,準備“會合兜剿”。正當倪嗣沖忙于調集軍隊之際,起義軍打響了進攻六安的戰鬥。當時,六安城内僅有巡緝營營長王傳祿所部約五百人。起義軍東進時,王傳祿率部在葉家集、金家寨、流波■一線進行防禦,僅留數十人守城。1月20日,王傳祿部在流波■被起義軍擊潰,經蘇家埠逃進城内。此前,該縣知事段保森見六安城危在旦夕,攜款潛逃。段的衛隊中有的與起義軍有聯系,乘機打開監獄,将犯人全部釋放,并将“縣署公款什物擄掠一空”②,城内秩序大亂。這時,皖北鎮守使倪毓棻飛令統領邱昌錦率二營、幫統馬聯棻率一營由壽州馳援。1月24日晚,馬聯棻營進駐六安。但起義軍一部早已潛入城内,與守軍展開巷戰,并四處放火,秘開城門,城外大隊也适時趕到,乘機入城。守軍不支,棄城逃跑。起義軍騎兵三百餘人乘勝追擊,斃傷敵軍頗多。六安城當即被起義軍占領。邱昌錦行至六安北五十裏之馬頭集時,聞馬聯棻部在六安被圍,立即兼程往救,以管帶陳懷忠爲左翼,自率管帶李長勝爲右翼,從東、北兩面進攻六安城。起義軍利用城東有利地形,事先設下埋伏。陳懷忠營陷入重圍,李長勝營也遭到有力的反擊。自下午1時戰至7時,邱部“饑疲交加”,“傷亡枕藉,狼狽潰退。在起義軍進圍六安時,駐舒城的騎兵團團長路靖坤也奉命率一個營馳援。24日晚,該營行抵六安城東二十裏鋪時,路靖坤不明情況,先帶三十餘人入城,準備與馬聯棻接洽守城事宜,結果自投羅網,被起義軍俘獲處死。路營也被擊潰。六安之戰,起義軍給皖軍三個多營以殲滅性的打擊,是起義軍在外線作戰中取得重大勝利的一次戰鬥。這次戰鬥的勝利,使士氣民心大爲振奮。
在起義軍主力轉至外線,馳騁于豫東、皖西之際,堅持在内線作戰的起義軍,在内鄉、賒旗鎮(今社旗縣)、南陽等地積極活動,牽制和打擊“圍剿”軍。當時,荊紫關巡防隊也加入起義軍,被裁汰的攻府軍士兵及各地小股義軍,紛紛“聞風歸附或遙爲附和”,因而起義軍的實力不僅沒有被削弱,反而有所發展。
由于起義軍采取了比較正确的作戰方針,北洋政府策劃的第一次“圍剿”以失敗而告終。
二、打破第二次“圍剿”
在袁世凱對起義軍進行“圍剿”時,英國駐華武官羅伯遜、俄國駐華武官佛多樓夫,先後赴信陽“觀戰”。羅伯遜提出了以輕便馬隊跟蹤追擊,配以步兵圍堵和“ 遍立堡壘”的“剿匪節略”,爲北洋軍出謀劃策。袁世凱還接受各國駐漢領事的建議,不惜以重金購買飛機數架和聘請俄國飛行員來華,并派衛隊護送飛機與飛行員到信陽機場,用新式武器鎮壓起義軍。
起義軍進據皖西地區後,皖督倪嗣沖一面從安慶、蕪湖、壽州調動約十個營的部隊,向六安、霍山方向圍堵,一面電請段祺瑞增兵英山、霍山、羅田、蕲春,阻塞起義軍南下道路。與此同時,河南護軍使趙倜率統領高文貴等部到達固始,并令拱衛軍、北洋陸軍第二師第六團向商城、固始方向集結,與皖軍聲勢聯絡,“穩慎前進”。這就再次形成了對起義軍的“圍剿”。白朗等爲了擺脫被動不利态勢,決定率部突圍,向鐵路以西轉移。
1914年1月27 日黎明,起義軍從容撤離六安,并再次聲東擊西,迷惑敵人。軍隊出城後,先向東行進,聲稱将進攻廬州,爾後轉旗西走,進據豫皖邊的金家寨,準備伺機突破敵軍防線。此時,趙倜正待拱衛軍和二師六團集中後向麻布街(商城東一百八十裏)一帶進發。但統領高文貴未執行趙倜的命令,于1月28日令拱衛軍團長熊文朗率兩營單獨由固始開往麻布街。熊團于29日出發,在葉家集宿營。起義軍偵悉該團孤軍冒進,便迅速奔襲葉家集。熊文朗因葉家集無寨垣可守,即在該集東八裏的石碑樓布置防禦,由管帶李鳳舉指揮左翼,幫帶王翰文指揮右翼,熊自帶山炮兩門居中指揮。熊還派人飛報駐武廟集(葉家集西四十裏)的高文貴,請速派兵增援。1月 30日上午,起義軍集中兵力向熊團發起進攻。激戰至下午2時,先将其左翼擊潰,再轉攻其右翼,将幫帶王翰文擊斃。該部見主官斃命,紛紛潰退。起義軍立即包圍中路,熊文朗不敢抵抗,率部突圍,退回固始。這次戰鬥,起義軍共擊斃敵軍幫帶、副官、哨官、哨長七人,擊傷哨長、哨官二人,殲敵百餘人,繳獲步槍一百二十四支、手槍六支、望遠鏡兩具,取得了較大的勝利。
熊團潰敗後,商、固一線的豫、鄂聯軍便加緊防堵。起義軍又于2月6日攻占霍山,繼又南下至英山。皖軍馬聯甲師“跟蹤數日,竟未追及”。段祺瑞鑒于“北部兵力已經厚集”,電令馬聯甲師迅速南下,堵擊起義軍,令英山、羅田守軍嚴防要隘,令鮑貴卿率部往舒城堵擊,今北洋陸軍第二師師長兼鄂皖“剿匪”總司令王占元增兵鄂皖邊界的松子關一線,以便“約期會合,嚴行痛剿”①,妄圖将起義軍圍殲于霍丘、霍山、葉家集之間。這時,起義軍已轉移至雙河店(金家寨西南四十裏)、皂靴河(商城東南四十裏)一帶活動。駐光州的王占元急令所部第九團進駐瓦廟集(固始西南四十五裏);騎兵第一旅趕赴葉家集,與皖軍聯絡;石振聲旅混成第五團待機于商城附近;混成第六團從固始南下。爲防止南方的革命黨人接濟起義軍,段祺瑞還請袁世凱派軍艦數艘,在長江梭巡。
由于鄂、豫、皖三省的“圍剿”軍愈集愈多,起義軍在内線的回旋餘地愈來愈小,白朗等決定率部迅速突出包圍圈。先準備從商、固之間的瓦廟集突圍,因遭敵第九團堵截,遂進攻段家集、方家集,又遭敵混成第六團阻擊,于是集衆向酆家集(商城東北二十裏)進攻。2月21日,起義軍首領之一李鴻賓率步兵四五千人、馬隊三四百人,攜火炮兩門,從皂靴河經蘇仙石向西北挺進,白朗率大隊跟進。王占元命駐段家集的混成第六團和商城的混成第五團立即出動,對起義軍實行夾擊。 21日上午,混成第五團與起義軍前鋒相遇,李鴻賓率起義軍占領鄂家集南面一帶高地,與該團展開激戰,至下午5時,起義軍被迫後撤。王占元即令第九團扼守商城以南至松子關一線各要隘,阻止起義軍南下;令石振聲督率五、六兩團從蘇仙石西、北分進合擊。他得意洋洋地向段祺瑞報告:“迄今合圍之勢已成,進攻之機已熟”②。
2月23日,白朗所率之萬餘人在酆家集南又遭混成第五、第六兩團夾擊,被迫東撤。起義軍集合大隊突圍,多次受阻,北洋軍又步步緊逼,處境十分不利。白朗等決定以部分兵力在當地起義武裝配合下,潛行至光州附近,出敵不意地襲擊王占元的指揮部,借以調動敵人;其餘部隊分成幾路,乘機沖出包圍圈。這一部署果然奏效。當起義軍的槍聲在光州城外突然打響時,王占元驚慌失措,急令一個營守城,兩個營出城迎戰,同時命令附近駐軍星夜馳援。襲擊光州的起義軍奮不顧身,與優勢敵人激戰兩日,終于勝利完成了掩護主力部隊分路突圍的任務。
各路起義軍于2月26日、27日跳出包圍圈後,日行百餘裏,兼程西進。其中一路發現有飛機在空中盤旋,部隊立即疏散隐蔽,組織對空射擊,擊傷敵機一架,開創了中國近代戰争史上用輕武器打飛機的先例。
起義軍跳出包圍圈,至京漢路側集中後,在武勝關一帶破壞鐵路,一度造成車運中斷,使“中外居民異常恐懼”③。随後,起義軍從信陽南東雙河分兵兩路,一由柳林南下,威脅武漢;主力經随、棗西進,直趨老河口。
老河口位于漢水東岸,是漢水中上遊的貨物集散地。當時,由黎天才第一師趙榮華團的一個營駐守該鎮。趙平日肆意鞭打市民,勒索商戶,并經常沉溺在戲院中,不理軍務,軍隊紀律廢弛。當起義軍越過随縣、棗陽,向老河口方向前進時,趙榮華仍不介意。少數起義軍便混在一戲班裏,潛入鎮内。
8月7日,起義軍三千餘人攻占老河口東南的黑龍集,駐守該集的第二混成旅第五團第三連向老河口潰退。此時,趙榮華才匆忙下令戒嚴,派部隊防守城關。當晚 10時許,起義軍猛攻大東門,事先進城的起義軍立即響應,火光燭天,槍聲大作。戰至8日淩晨,鎮内守軍及商團大部被殲。趙榮華僅率馬隊數十人逃往樊城。起義軍共繳獲火炮兩門、炮彈九十餘發、槍彈二十餘萬發,取得了外線作戰的又一次較大勝利。
西進的起義軍進展順利,南下的起義軍也接連獲勝。當起義軍還在路東的鄂豫邊活動時,鄂督段芝貴爲了防止起義軍南下長江與革命黨聯絡,将主要兵力集中在羅田、麻城、黃安一線,因而路西的兵力比較薄弱。廣水雖有駐軍,但責在保護鐵路,不敢輕動。所以,該路起義軍出武勝關後,未經大的戰鬥,就連破應山縣的麻煙市、霍家集,直趨安陸。待到鄂軍趕來時,部隊即轉旗北上,與由老河口轉移的起義軍主力會師。8月14日,起義軍再次攻克鄂、豫、陝三省邊境要隘荊紫關。守關的巡防營一個營狼狽北逃,退守西坪。
袁世凱先後派出親信段祺瑞、段芝貴和趙倜、王占元等将領親臨前線指揮,相繼調動兩萬餘部隊追圍堵擊,曆時兩月,妄圖将白朗起義軍消滅于鄂豫皖邊地區,結果再次以失敗告終。起義軍在反“圍剿”鬥争中,不僅沒有被消滅,反而得到了更大的發展,部隊擴大至二萬餘人。這是起義軍最興盛的時期。
第四节 西进陕甘,由胜转败
一、北洋軍的八路“兜剿”計劃和起義軍的西征決策
白朗起義軍連戰獲勝,袁世凱十分驚慌,連電段祺瑞和段芝貴,命令他們加派部隊,“酌配利器”,再次組織更大規模的“圍剿”,務求“早日蕩平”④。
1914年3月15日,段祺瑞根據袁世凱的指令,與段芝貴等分析了前段作戰情況,認爲起義軍慣于避實擊虛,合圍、追擊均難于奏效,但也別無良策,隻得仍然采取老一套的辦法,實行所謂分進合擊,八路“兜剿”。其具體部署是:豫皖“剿匪”副司令王汝賢率所部一旅及歸其節制的何其慎旅駐裕州,另以一團駐許昌;騎兵第一旅旅長陳文運率所部駐襄城、葉縣;河南陸軍第一師師長張錫元率部駐舞陽、泌陽;河南護軍使趙倜駐洛陽,所部毅軍分紮汝州、寶豐一線;鎮嵩軍統領劉鎮華率所部駐盧氏,另以鎮嵩軍或毅軍兩營駐于熊耳山、杏花山之間,切斷起義軍回基地之路;奉軍吳慶桐旅駐南陽、唐縣;北洋陸軍第九師十八旅旅長張聯升率所部駐浙川附近,兼防鄖縣;湖北陸軍第三旅旅長盧金山所部之一營并入北洋陸軍第二師,以第二師一個團駐新甸鋪(新野南三十裏),相機前進,另一個團爲遊擊之師,四面策應。
此外,爲了保障後方運輸,令北洋陸軍第八混成旅旅長徐占鳳等率部加強鐵路沿線防守。
在北洋軍剛剛部署八路“兜剿”之際,白朗等起義軍首領作出了西征陝甘,伺機入川的決策,并利用很短時間作了如下準備:
(一)起義軍改稱“公民讨賊軍”,白朗任總司令,李鴻賓爲參謀長,建立了統率機關。
(二)區分前、中、後三軍,以王生歧①爲前軍總司令,韓世昌爲中軍總司令,白瞎子①爲後軍總司令。
(三)将分散活動的部隊調回,分別集結于豫、陝交界的荊紫關、盧氏一帶,作好入陝的準備。
二、攻破商縣,威逼西安
起義軍在荊紫關停留三日,于3月17日分路西進,連克西坪、富水關、商南、武關。20日,先占龍駒寨(今丹鳳),繼克商縣,殲敵百餘人。起義軍順利進入陝西,使段祺瑞的八路“兜剿”計劃完全落空。段本人于3月下旬被召回京。
陝督張鳳翙見起義軍來勢兇猛,省城西安受到嚴重威脅,倉皇率軍至黑龍口、藍田進行防禦,以民政長宋聯奎會辦軍務,專守省城。3月25日,宋聯奎急電段祺瑞、段芝貴,要求豫、鄂兩省速派北洋陸軍第二師由荊紫關、毅軍由潼關、鎮嵩軍由盧氏、張聯升旅由鄖西分路進擊。
北洋政府爲确保西北重鎮西安,除令王汝賢第八師和趙倜毅軍分左右兩路急赴荊紫關、潼關追堵外,又令北京南苑航空學校将法式雙翼飛機四架運抵潼關助戰;命京畿軍事執法處處長陸建章,率拱衛軍十二營及雷震春部八個營共約萬人,沿京漢轉隴海鐵路入陝;命川軍加強漢中方向防禦;命山西都督閻錫山扼守晉南要隘,并增兵潼關,配合陝軍作戰;命甘肅駐重兵于乾縣、鳳翔以西,防堵起義軍西進。爲了統一指揮,以後又命陸建章爲“西路剿匪督辦”、趙倜爲“會辦”。袁世凱調集号稱二十萬大軍(實際十餘萬人),企圖消滅起義軍于陝西境内。
白朗在攻克商縣後,以一部兵力進攻藍橋(藍田東南二十五裏)、孝義(今柞水),自率主力指向漢中,準備伺機入川。進攻藍橋的起義軍爲陝軍所阻,遂西趨引駕回,于3月30 日克孝義。進軍漢中的起義軍,于24日占山陽,29日占鎮安。31日,張鳳翙返回省城,與宋聯奎共商圍攻起義軍的部署:令張建有團改騎爲步,從大峪口(藍田西南五十裏)入秦嶺迎頭堵擊,陳樹藩第四旅由商縣西楊家斜南下尾追;飛調駐防漢中的兩個營馳赴興安(今安康),催令漢中鎮守使張钫率部進至紫陽、洵陽(今旬陽),扼守漢水要口,防止起義軍南下入川;催促豫、鄂各軍迅速西進,實行四面圍攻。
起義軍主力進至鎮安、鳳凰咀地區後,得悉南下入川的道路已被阻塞,遂與攻占孝義的部隊會合,決定出秦嶺北上。先在孝義以北的營盤嶺将張建有團擊潰,斃傷敵營長以下官兵一百二十餘人。随後,于4月初分別由庫峪、大峪口出秦嶺入關中。4月6日克盩厔(今周至),8日渡渭水,經武功直趨醴泉(今禮泉),聞陳樹藩旅已進駐醴泉,遂改攻乾州(今乾縣)。9日黎明,起義軍炮轟縣城,乘敵慌亂之際,大隊攻進城内。13日、14日又先後攻占永壽、邠州(今彬縣)。此時,陳樹藩已率部至永壽,他命第七團團長率第三營向邠州進攻,親率第八團二、三兩營及軍士隊二百餘人進攻邠州西南之大峪鎮(今太峪)。起義軍與陳部激戰兩晝夜,三戰皆敗,遂撤離邠州城,進入該縣所屬之西南山中。之後,又乘陝軍不備,于18日、19日先後攻破麟遊、岐山。駐鳳翔的甘軍見起義軍來勢兇猛,相率退避至隴州(今隴縣)一帶。此時,趙倜所率之毅軍已尾随而至,于4月21日抵鳳翔。起義軍繞過鳳翔,于21日、22日先後破麟陽(今千陽)、隴州。毅軍緊追不舍,起義軍轉入固關山中,據險抵抗。毅軍越山繞路,四面包抄。起義軍拒敵失利,陣亡一千五百餘人,丢失槍支、騾馬甚多。在此不利情況下,白朗便率部繼續西進,入甘肅境内。
三、入川計劃受挫,在甘處境艱危
起義軍首先在陝甘邊的固關鎮與甘肅骁勇軍統領崔正午所部近千人接戰,一舉将崔部擊潰,于4月底由張家川進入甘肅境内。甘肅都督張廣建急忙在蘭州東南地區組織防禦,其方針是“一以遏其奔竄,一以跟蹤遊擊”。并作了如下部署:循化、夏河、狄道(今臨洮)、洮州(今臨潭東)、岷縣,由提督馬安良所部及原駐循化、夏河等處各營分段扼守堵截;安定(今定西)、通渭、隴西、狄道四縣,由鎮守使張定邦所率五營分段駐紮,嚴守省垣門戶,并以餘力兼顧會甯一帶;甯遠(今武山)東南各縣,由鎮守使馬國仁及分統馬國禮所率各營分守要隘,并抽調一支部隊機動馳擊;靜甯以東各縣,由平涼護軍使張行志所部各營分別防堵,并抽調“勁旅”機動作戰;由統領吳炳鑫率所部在靜甯、通渭、安定、狄道、會甯、隴西、渭源等處遊動作戰,并與統領張定邦及甯遠軍聯絡,以壯聲勢;甘州提督焦大聚爲行營總司令,率所部三營以及分統馬永祥三營、統領崔正午所餘各隊、統領陳正魁三營、幫統馬忠孝四營,在營務處金承蔭輔助下,即時開赴前線“跟蹤痛剿”。
起義軍在擊潰崔正午部後,即翻越高塬深澗,迤逦西行,抵達通渭、馬營一帶。爲了阻止尾追的毅軍,所過之處,在井内塞以死屍穢物,實行堅壁清野。趙倜部有的終日不得一飲,有的兩天僅食一餐,騾馬因饑渴而死者日有十餘頭,行軍宿營造成極大困難。當趙倜部追至馬營南山時,起義軍于各要隘設卡據守。趙部分左右兩隊猛攻,奪取了一些要隘。起義軍乘趙部用飯之際,突然從四面圍攻,激戰兩小時後,向甯遠方向轉移。這次戰鬥,使趙部遭到相當大的損失,起義軍也陣亡二百餘人,丢失快雜槍百餘支。
5月初,起義軍兵鋒指向甯遠以東的洛門鎮。當地駐軍馬國禮、陳正魁部得悉起義軍來攻,“馬則逗遛不前”,“陳則鹵莽前進,……倉皇迎戰”。移時,起義軍将陳部三面包圍,猛烈攻擊,殺傷甚衆。陳正魁率殘部退守洛門鎮,起義軍加緊圍攻,“逼令繳出快槍四百餘杆、子彈約四五萬粒,始将該隊放走”①,洛門鎮遂被起義軍占領。這時,尾追的毅軍因“數十日奔逐,傷病疲勞,爲數甚多,随隊急追,必多牽累”,乃派三個統領率八個營輕裝向隴西“追剿”,趙倜則“帶傷病各兵及辎重暫赴安定休息調養”。①這支追趕起義軍最賣力的部隊,已被拖得疲于奔命,狼狽不堪。
洛門鎮戰後,适值天雨,趙倜的“追剿”部隊被暴漲的河水所阻。起義軍乘機于5月3日攻破伏羌(今甘谷),然後直趨隴南重鎮秦州(今天水)。秦州守軍有總兵馬國仁所部五營。馬将部隊布置在城西之北山、三十裏店一帶進行防禦。4日,起義軍先以少數部隊進襲,随即且戰且退,誘敵脫離既設陣地。馬國仁未探明情況,親自率隊追擊,結果遭到伏擊,被起義軍擊斃。馬部見主将斃命,頓形潰亂。起義軍乘勢猛追,直逼城下。城内官吏開城投降,秦州遂被起義軍占領。
起義軍在洛門鎮、秦州兩戰獲勝後,士氣複振。5月7日取道徽縣南下,意欲由此入川。因有川軍步兵第十、第十二團、炮兵第三團在略陽一線堵截,随即經成縣轉趨階州(今武都)、文縣,拟由碧口入川。5月14日,起義軍攻占階州,川軍聞警,即由碧口星夜趕至階州方向防堵。起義軍入川的道路又被堵塞,士氣受到一定影響。這時,跟蹤追擊的毅軍、甘軍又相繼趕到。起義軍遂北上宕昌,經哈達鋪(宕昌西北六十裏)、荔川(今理川),于21日破岷州(今岷縣),25日破洮州,威脅蘭州。
岷州系藏民聚居區,洮州系回民聚居區。藏、回等族人民既受反動統治階級的歧視和壓迫,又受本民族上層分子的欺騙蒙蔽,與漢族人民之間存在着一定的隔閡和矛盾。起義軍進入上述地區後,由于不能正确處理民族關系,因而引起藏、回人民的不滿和反抗。如在攻取洮州城時,回族民衆和甘軍一起據險反擊,起義軍進城四天,戰鬥仍未停息。這樣,起義軍成了與當地人民對立的孤軍,人員、械彈無法補充,給養的籌集十分困難,隻得殺馬充饑。由于提督馬安良等所率追兵和地方反動武裝已節節進逼,趙倜又率軍至狄道堵截,形成首尾夾擊之勢,起義軍陷入十分被動和危險的境地。
這時,起義軍領導集團内部在入川還是返豫問題上的矛盾明顯地暴露了出來。白朗等主張繼續南下入川,李鴻賓、宋老年等主張重返河南。鄉土觀念濃厚的起義軍戰士,經過長期艱苦轉戰,思鄉心切,也不願入川。在衆意難違的情況下,白朗不得不同意回師返豫。
第五节 回师豫西,最后失败
起義軍進占岷州、洮州以後,張廣建和趙倜拟定了“洮岷圈制”計劃,布兵于河州(今臨夏東)、狄道、渭源、鞏昌(今隴西)、漳縣、伏羌、安定等處,“意在以有定制無定,以圍兵作剿兵”①,“并嚴饬各将領據險扼堵”,一遇起義軍便立即進攻。根據這一計劃,趙倜所率之八營毅軍及忠毅軍統領馬忠孝所率之五營馬隊,于5月27日進駐鞏昌一帶,與建威軍統領吳炳鑫所部二千人會合;陶雲鶴所率之北洋陸軍第十五旅和另一個團,于6月1日分別進抵狄道、安定;焦大聚、金承蔭所部由禮縣經岷州西進,與提督馬安良所部扼守河州東境及南境,防止起義軍西趨青海;另調秦州之張聯升旅扼守西津,防止起義軍回走階州。張廣建準備親赴狄道指揮。5月底6月初,“西路剿匪督辦”陸建章所率之北洋軍第十一、十三、十四等旅,先後抵達陝、甘邊境駐防,陸建章坐鎮西安指揮。
起義軍自作出回豫決策後,即于5月末從洮州出發,經漳縣、甯遠趨秦州。前隊由白朗率領,後隊由李鴻賓、孫玉璋、尹老婆等率領。6月1日,後隊進至漳縣時,焦大聚、張聯升、吳炳鑫所部分右、中、左三路前來阻截。左路吳炳鑫部先與起義軍接戰,焦大聚等部也相繼趕到,實行夾擊。起義軍英勇抵抗,但因彈藥不繼,傷亡約二千人,馬匹槍支丢失甚多,随即渡渭河東走。2日晨,又在甯遠西北三十裏之鴛鴦咀遭張聯升部截擊,部隊分成兩路,一路強行突破張部封鎖與先過甯遠之前隊會合,東走伏羌,一路從小道越過甯遠南之灘歌鎮迂回東進,奔向秦州方向。兩路會合後,再克秦州,并北渡渭河,于6月4日攻占秦安。起義軍經過英勇作戰,付出了相當的代價,終于粉碎了敵人的“洮岷圈制”計劃,突破了敵人的第一道防線。
此時,陸建章已經以寶雞爲中心,将十一、十三、十四旅和石振聲旅部署在北至長武、南至鳳縣一線,在陝甘地方武裝配合下,作好了堵擊起義軍的準備。陸建章還下令川軍司令彭光烈、二十五團團長王茂元加強階州方向的防禦,防止起義軍南下入川;同時派十三旅二十六團步兵一營、騎兵一連,輕裝兼程,由武功向麟遊、靈台、崇信、華亭之小道間活動,随時準備追擊起義軍小股突圍部隊。當得悉起義軍于6月7日進占秦安以東之清水縣後,陸又令二十六團由崇信改道速赴寶雞東河,令平涼護軍使張行志加派步隊一營駐守華亭,增派馬隊扼守張家川兩側;令鳳縣之二十五團嚴密扼守鳳縣至寶雞一段隘口,從南北兩翼加強寶雞正面防禦。
起義軍攻破清水後,每晝夜急行軍一百七十餘裏,直趨陝西寶雞。而趙倜之尾追部隊每晝夜行軍一百四十餘裏,“已勞頓不堪任戰”。這就便于起義軍集中全力對付正面堵截之敵。6月9日,起義軍在寶雞以北五六裏處,與張敬堯十一旅所屬之夏文榮二十三團展開激戰,突破該團防禦陣地,越過寶雞防線。起義軍随即南渡渭河,進至郿縣(今眉縣)東南之青花鎮附近。繼又日行百餘裏,乘勢東進,10日克盩厔13日逼近西安,後又南下進入子午鎮一帶山地。十四旅之何乃中團急赴該地堵截。起義軍向該團發起猛攻,終于突破險關,轉向孝義、鎮安方向。6月14日,陸建章派出兩路追擊隊伍:西路步隊兩營、馬隊一連,由子午谷跟蹤追向鎮安;東路步隊兩營、馬隊四百人,由大峪口繞赴商縣。起義軍繼續兼程前進,于17日攻克鎮安。至此,又突破了敵人重兵設防的第二道防線。
當起義軍突破寶雞防線後,陸建章急命幾個主力旅轉頭東追,并要趙倜等速到西安商談“追剿”計劃;同時,緻電袁世凱,請求增調部隊,結果受到袁嚴厲斥責。袁還令其将未能堵住起義軍的二十三團團長夏文榮等“從嚴參辦”,以“振刷士氣”。
起義軍攻占鎮安後,陸急忙向袁報告:東路已增派毅軍三營,西路增派十一旅步隊五營,分別由趙倜、張敬堯率領,于6月19日出發追擊;張聯升所部三營于 21日由子午谷、孝義、藍田之間的小道前進。起義軍于21日進占山陽,直趨荊紫關後,陸又向袁報告趙倜的追軍已于24日抵龍駒寨。當時,南陽鎮守使吳慶桐見起義軍日益接近豫省邊境,也向袁世凱報告:在荊紫關隻有田作霖的巡防隊四營,最多隻能另調兩營加強該方向的防禦。上述情況表明,當時尾追之敵,距起義軍少則有一至兩天,多則有三至四天的路程,正面堵截的兵力又相當薄弱,這就爲起義軍突破荊紫關防線提供了有利的條件。盡管袁世凱下令“萬勿使匪逼近荊關 ”①,而起義軍終于在6月下旬先後越過荊紫關防線,進至豫西地區。6月26日,宋老年等率起義軍一部在陝豫邊之富水關與劉鎮華的鎮嵩軍惡戰一晝夜後,從西坡一帶各山口進入河南,30日返抵内鄉縣境,繼又進入魯山縣的娘娘山。白朗則率主力數千人沿丹江東進,于29日越過荊紫關以北數十裏之西坪,徑赴魯山山區。
起義軍經連續苦戰,先後突破岷洮、寶雞、荊紫關三道防線,返回豫西地區,應該說是又一次重大的勝利。但在此時,起義軍内部由農民的狹隘性而産生的宗派和鄉土觀念,迅速地泛濫起來,竟出現了不可克服的離心傾向。起義軍一回河南,便分別由大小杆頭帶着,多則上千人、數百人,少則數十人,漫無目的地各自返鄉。另有不少戰士請假探家,結果多數去而不返。
起義軍的離散,給反動武裝提供了各個擊破的機會。袁世凱爲了鎮壓分散的起義武裝,不僅集中了河南趙倜的毅軍、劉鎮華的鎮嵩軍、張錫元師和成慎旅、田作霖的巡防營以及豫西的地主武裝,還指令張敬堯旅和駐湖北的劉佐龍旅,總兵力二萬餘人,全力以赴,進行“搜剿”。他令各部“分派隊伍扼守各處要口,另抽撥精銳支隊,多購眼線偵探,随處分投搜捕”,“遇匪巢穴,酌量焚毀”②;對于“視匪如家人,視兵如仇仇”的地區,則“分駐重兵,清鄉嚴洗”,實行滅絕人性的燒殺政策,迫使起義軍“無巢可回,無地可居”①。北洋軍與河南地方武裝先在鄧州、葉縣、魯山、寶豐、汝州等地進行圍山“搜剿”,後又集中兵力“搜剿”分散活動在魯、寶、郏、汝山區和裕、舞、泌山區的起義軍。當地的地主武裝,強迫群衆攤款出丁,實行聯防,進行“清鄉”。過去起義軍經常活動的娘娘山、檀木溝、老母庵、母豬峽等山區,雖然地勢險峻,但回旅餘地很小。在重兵壓境的情況下,分散活動于上述山區的小股起義武裝,由于各自爲戰,互不協同配合,傷亡不斷增加,糧彈日益減少,終于有的被擊潰,有的“棄械藏匿,改裝潛逃”,自行潰散了。
白朗返豫後,先率數百人于7月初在葉縣西北的平頂山一帶活動,7月8日,在鵝莊、新店遭敵截擊,部隊損失較大。繼在魯、寶、郏、葉諸縣山區流動遊擊,後又率五六十人轉移至寶豐、汝州兩縣交界的虎狼爬嶺。8月8日,反動武裝将該山層層包圍,白朗率餘部在山北三裏寨憑險抵抗。“圍剿”軍進攻兩晝夜,未能破寨,便集中炮火轟擊。不少起義軍戰士負傷犧牲,鮮血染紅了三裏寨。在糧斷水盡,子彈所剩無幾的情況下,白朗決定率幸存的二三十人于黑夜突圍。當行至南山坡時,與汝州民團百餘人遭遇,白朗不幸中彈犧牲,餘部各自星散。至此,這支曾使反動派惶恐不安的農民起義武裝完全失敗了。
第六节 白朗起义战争的经验教训
一、起義戰争的特點
白朗起義戰争,是在辛亥革命之際,由樸素的“打富濟貧”發展到反對袁世凱反動統治的一次農民革命戰争。起義之初,起義軍每占一座城鎮,便“令殷富輸納财物”救濟窮人,釋放被囚禁的勞苦群衆。後受革命黨人的影響,白朗等逐步加深了對袁世凱反動本質的認識。從1913年開始,公開打出讨袁的旗号,到處張貼反袁的布告,揭露袁世凱“雖托名共和,實厲行專制”①;指斥“袁賊世凱,狼子野心,以意思爲法律,仍欲帝制自爲”,“摧殘吾民,蓋較滿洲尤甚”①。白朗等還抨擊袁世凱對于沙俄入侵外蒙、英國入侵西藏所采取的妥協投降政策,并對外國傳教士等采取了懲罰措施,表現出明顯的反帝傾向。最後,直接提出了“逐走袁世凱,設立完美之政府”的政治主張①。由于起義軍的行動既反映了廣大貧苦農民的要求,又順應了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潮流,因而得到比較廣泛的支持和擁護。
白朗起義軍作戰勇敢,具有勇往直前、不怕犧牲的精神。同時,在戰術運用上也比較靈活,能根據敵衆己寡的特點,善于避實擊虛,機動作戰:或從内線跳到外線,或出敵不意地襲擊守備薄弱或孤軍冒進之敵。加上行軍快速,常使敵軍“徒事跟追,疲于奔命”,圍追堵截一再落空。追擊起義軍最賣力的趙倜就曾哀歎:“尾追固非善策,圍剿亦難奏功,言念及此,憂心如焚”②。起義軍在進攻城鎮時,注意依靠群衆,事先派人潛入,裏應外合,或聲東擊西,長途奔襲,使敵人猝不及防,從而以較小的代價,取得較大的戰果。
這些,是白朗起義武裝得以存在、發展和堅持三年之久的主要原因。
二、起義戰争失敗的主要教訓
這次起義戰争的失敗,客觀上由于敵人強大,尤其是“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的統治趨于鞏固,得以集中力量對付起義軍;主觀上由于存在以下主要問題:
(一)缺乏明确的反封建綱領
這次起義戰争雖然發生在辛亥革命之際,但起義軍基本上始終墨守“打富濟貧”這種隻能滿足農民暫時微小利益的行動,而沒有發動農民,用暴力奪取地主豪紳的土地,摧毀封建統治的根基。這就影響了廣泛深入地發動群衆,影響了部隊的大規模發展,以緻無法在群衆中紮下深厚的根子。這也說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農民階級雖然受到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影響,但沒有無産階級及其政黨的正确領導,是難于完成徹底反封建任務的,是難于将起義戰争引向最後勝利的。
(二)西進陝甘,是戰略上的失策
豫、鄂、皖地區,雖然袁世凱的反動統治勢力比較雄厚,但工農群衆的抗袁鬥争相當普遍,群衆基礎是比較好的。誠然,孫中山領導的讨袁戰争失敗後,北洋政府加緊了對起義軍的“圍剿”,使起義軍增加了困難。但是,隻要堅決依靠群衆,采用靈活的戰術,還是有可能克服困難,在原地區繼續堅持鬥争的。由于起義軍的領導者隻看到敵人兵力增加,看不到工農群衆中蘊藏的巨大反袁力量,因而作出了西進陝甘的決策,進入了群衆條件比較差的地區,使起義軍的作戰增加了更大的困難。特別是進入地瘠民貧、民族矛盾尖銳的甘肅地區,困難就越來越大。雖然甘軍的戰鬥力很弱,起義軍卻連遭挫損。戰略方向上的這一錯誤,成了起義軍由勝利走向失敗的轉折點。至于西謀巴蜀,從當時四川的政治和軍事形勢來分析,那裏的讨袁戰争已經失敗,袁世凱已加強了對該省的統治,加上該省的封建軍閥勢力相當雄厚,在這種形勢下,起義軍即使實現了入川計劃,能否站穩腳跟,也是值得懷疑的。
(三)長期流動作戰,沒有建立山區根據地
從起義軍初期和中期活動的地區來看,是具備建立根據地的客觀有利條件的。伏牛山、桐柏山、大別山,山高嶺險,易守難攻;當地農民的自發反抗鬥争始終沒有間斷,而且對白朗起義軍深表擁戴,“窮苦之家,甘爲窩主;乞丐遊民,願作彼探”。③但由于起義軍認識不到建立根據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緻雖有良好條件而不知利用,沒有采取有效的方式,廣泛深入地發動和組織群衆,打垮當地的地主武裝,摧毀地方反動政權,建立農民自己的政權,使之成爲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的根據地。由于沒有可靠的後方作依托,三年來總是不停頓地流動作戰,得不到可靠的補給和休整的機會,重蹈了中國曆史上農民戰争中流寇主義的覆轍。
(四)偏重于攻城取物,未能大量殲滅敵人有生力量
被強大敵人圍追堵截的起義軍,在戰略上處于被動不利的地位。要擺脫被動、争取主動,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在戰鬥中不斷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轉變敵我力量對比。白朗起義軍雖然作戰勇敢,機動靈活,但沒有把殲滅敵人有生力量放在頭等重要的位置。據不完全統計,三年來,起義軍在五個省先後攻破縣城四十座和無數市鎮、關隘,但是,殲敵正規軍百人以上的不過十多次,殲敵一至三個營的不過六七次,其餘多是人數不多的民團、商團等地方武裝。起義軍所以不斷攻城,主要目的是爲了解決糧饷和械彈。正是由于沒有大量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所以在戰略上始終處于遭敵圍追的被動地位。起義軍經常行走在崇山峻嶺之間,便于利用山險殺 “回馬槍”,伏擊尾追之敵。可惜,他們不善于運用此種戰法,結果,不但喪失了殲敵良機,反被敵軍窮追不舍,陷入被動地位。
(五)缺乏鞏固提高部隊的有力措施
白朗比較強調群衆紀律,要求部隊不侵犯勞動人民的利益。但軍隊内部的組織始終比較松散,缺乏嚴格的組織紀律,加上長期流動作戰,缺乏必要的訓練,未能使之向正規軍轉化。在思想建設方面,雖由資産階級革命黨人進行了一些民主主義革命的宣傳,但根本無力改變農民小生産者短淺的政治眼光,克服宗派觀念、家鄉觀念、自由散漫等弱點,以緻最後出現了自動解體,被敵各個消滅的慘痛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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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16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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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 , 中國 古代 各朝 撰寫的二十四部史書的總稱,是被歷來的朝代納為正統的史書,故又稱「 正史 」。它上起傳說中的 黃帝 ( 前2550年 ),止於 明朝 崇禎 十七年( 1644年 ),計3213卷,約4000萬字,用統一的有本紀、列傳的 紀傳體 編寫。 192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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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興《漢書》是中國史學上兩大名著。《史記》是紀傳體通史之始祖.而《漢書》為紀傳體斷代史之鼻祖,二者皆影響後世很大。但由于兩書的作者無論在背景,立場皆有不同,故實有不少相異之處,現將其異同分述如下: 一、立場方面: 《史記》是一本「私書」。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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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莊學說比較 據《漢書.藝文志》記載,「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其學說約出現於春秋戰國時代,當時社會動盪,戰爭頻仍,學者目睹人世慘變,自然容易產生厭世的觀念。其代表人物為老子及莊子,兩人學說均以崇尚自然為大要,但其中`他也有許多不同的思想,現分析兩者的思想如下: 在宇宙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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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內鬥到肅反運動 中共在三反、五反運動結束後,毛澤東似乎仍然意猶未盡。1953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毛起草的《關於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和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各地開展「新三反」運動。7月,朝鮮停戰。 同時,中共在發動了一系列鬥爭,取得了絕對的權力後,制定了犧牲農業,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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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知識份子的迫害:1957年的反右運動 在中共業已走過的歷史中,撒下了不計其數的謊言。1957年的反右運動就是這其中可以排在前列的謊言之一。海外學者丁抒先生著的《陽謀》一書以詳盡的史料,揭示了這一段歷史的真象,讓我們深切的瞭解到這一運動發生的始末,發生的一幕幕慘劇,以及中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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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 歷史 毛澤東 時期 (1949年- 1976年) 解放戰爭 土地革命戰爭 抗日戰爭 中共七大 重慶談判 與 雙十協定 中原突圍 魯西南戰役 三大戰役 渡江戰役 金門戰役 西南戰役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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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本為外來宗教,然經過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兩次滅佛後,仍能在中國根深蒂固。更在唐時大盛,成為中國宗教發展史中一個重要時代,並且,在當時無論在社會﹑經濟及文化都有重要的影響。分述於下: 首先。佛教能夠大盛於唐。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它的教義已趨完備。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起初是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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