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軍起事

第五章 捻军起义战争

第一节 捻军的兴起

　　十九世紀初，在安徽、河南、山東、江蘇、湖北等省的某些地區就有撚黨的活動，而以安徽北部的亳州（今亳縣）、雉河集（今渦陽）、蒙城、宿州（今宿縣）、颍州（今阜陽）和河南東部的永城等地尤爲活躍。當地的一些貧苦農民和無業遊民，爲饑寒所迫，自發地結成一個個分散隐蔽的集團，進行反抗封建壓迫，尋求生活出路的鬥争。在皖北一帶的方言中，稱一部分、一支、一股爲“一撚”，因而習慣地把這種分散活動的小集團稱爲“撚子”。

　　皖北河流縱橫交錯，具有較好的運輸和灌溉條件。但長期以來，特別是第一次鴉片戰争以後，由于清政府和地方官吏日益腐敗，水利失修，河床淤塞，每遇大雨，便洪水橫溢，泛濫成災。1841年至1844年間，黃河連續三次決口，洪水經渦河奔騰下瀉，使亳州、蒙城一帶幾度成爲澤國，不少人流離失所，生活無着。 1851年和1852年，又是久雨成災，以緻餓殍遍野，甚至出現以死人肉充饑等慘不忍睹的景象。然而，當地的官吏不但不采取搶險赈災、休養生息等措施，反而勾結豪紳、地主，強迫農民照舊完糧納稅，并通過放高利貸、兼并土地等手段，敲骨吸髓地盤剝農民。苛捐雜稅多達數十種，連耕畜、農具、樹木、房屋、家禽，以至婚喪嫁娶等都要納稅。官府橫征暴斂，兇狠異常，“差役橫行，甲于他省”①。

　　殘酷的壓迫與剝削，迫使皖北廣大勞動人民進一步地起而反抗。許多城鎮的農民和失業的手工業者、船夫、碼頭工人以及被裁撤的兵勇，紛紛結撚而起，開展“打糧 ”、“吃大戶”、抗糧抗差和殺富濟貧的鬥争。由于皖北的亳州、雉河集、蒙城、壽州（今壽縣）、宿州以及河南的永城、夏邑處于安徽、河南、江蘇三省交界，屬于“三不管”的地方，統治力量比較薄弱，這就爲撚黨的活動提供了客觀有利條件。此外，皖北一帶有不少人結撚進行販鹽活動，組織了不少保運私鹽的武裝集團，和鹽巡作鬥争。這些集團經常往返于皖北各地，甚至遠及河南、山東、江蘇三省，與那裏的人民發生聯系，對當地的撚黨起義起了推動作用。

　　1851至1852年，太平天國在廣西起義并向兩湖勝利進軍，影響所及，使北方撚黨活動更趨活躍。“河南之歸（歸德府，治今商丘）、陳（陳州府，治今淮陽）、南（南陽府，治今南陽市）、汝（汝甯府，治今汝南）、光（光州，治今潢川），江蘇之徐（徐州府，治今徐州市），山東之兖（兖州府，治今兖州）、沂（沂州府，治今臨沂）、曹（曹州府，治今菏澤），所在有之。而安徽之鳳（鳳陽府，治今鳳陽西）、颍（颍州府，治今阜陽）、泗（泗州，治今泗縣）爲甚，鳳、颍所轄蒙、亳、壽爲尤。”①當時，比較著名的撚黨起義武裝有：河南南陽的喬建德和李大、李二部；安徽合肥的高四八和壽州的程六麻子部等。在豫皖交界處，有張樂行、龔得樹（龔得）等于1852年11月以雉河集爲中心聚衆起義，而與張樂行有聯系的永城馮金标、亳州朱洪占、蒙城胡元衆、壽州劉洪立、宿州李殿元等十八人也各自李衆起義，号稱“十八鋪”，并推張樂行爲其總首領。此後，撚黨起義武裝多以“撚軍”稱之。

　　1853年夏，太平天國北伐軍先後占領鳳陽、蒙城、亳州，進而占領豫東重鎮歸德府。當時，安徽、河南和江蘇北部又有一批撚黨舉旗起義，和蒙亳地區的起義武裝一起配合太平軍作戰。其中比較大股的有：永城的蘇添福部和李月部，夏邑的王貫三、宋喜元部，固始的任二皮、劉疙瘩部，阜陽的李士林部，霍丘、固始邊界的李昭壽、薛之元部，确山的雷六部等。此外，山東的曹縣、城武（今成武）、菏澤、嘉祥、郓城等地撚黨也都爆發了起義。這些起義武裝，有的參加了太平軍，有的給太平軍當向導，有的單獨攻城奪地。從此，揭開了轟轟烈烈的撚軍反清戰争的序幕。

　　當時，撚軍的鬥争還處于初始階段，其活動的主要目的仍然是爲了解決生活問題，缺乏明确的政治綱領和遠大的戰略目标。各支撚軍即使在同一地區，也互不統屬，分別由“趟主”（首領）帶領，各自獨立行動。“居則爲民，出則爲撚”，處于半農半軍狀态。另外，不少地區的撚軍，有的爲時不久即被清軍鎮壓（如雷六等部），有的叛變投敵（如李士林等部），有的時降時反（如李昭壽、薛之元等部），而豫皖交界的張樂行①、龔得樹、蘇添福等領導的撚軍，則逐漸發展成爲堅持反清鬥争的主力。


第二节 转战皖豫边，与太平军南北呼应

　　一、雉河集會盟

　　1853年初，清廷命工部侍郎呂賢基督辦安徽團練，給事中袁甲三爲幫辦。同時，起用前廣西巡撫周天爵爲安徽巡撫，帶兵千餘分駐宿州、颍州。因兵力不足，安徽清軍對撚軍基本上采取守勢。10月，周天爵病死于颍州，旋由袁甲三負責安徽軍務。袁手中兵力很少，便加緊籌辦團練，駐守臨淮關一帶。河南方面，巡撫陸應谷擁有的兵力也很少，臨時調集的數千清軍，在商丘宋家集被太平天國北伐軍打得潰不成軍。10月，陸應谷被清政府撤職，遺缺由山東按察使英桂繼任。英桂接任後，既要防止進至湖北的太平軍北上，又要鎮壓豫北的“聯莊會”軍，也無法集中兵力攻撚。這就給豫皖邊撚軍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1854年3月，太平天國北伐援軍由皖北進入豫東，張樂行、蘇添福等部撚軍配合太平軍攻克永城縣城，受到當地人民熱烈歡迎。太平軍北上後，負責辦理歸、陳二府團練的太康知縣祝塏糾集豫東各縣團練，進攻蘇添福的家鄉永城蘇平樓，并乘機侵入亳州境内，燒殺搶掠。當地人民極爲憤慨，紛紛參加撚軍，保衛家園，一舉打敗了祝塏的團練和永城的地主武裝“老牛會”，繼又進攻蒙城等地的地主武裝，于是撚軍的聲勢日益壯大。1855年初，龔得樹率領亳州撚軍進入河南夏邑，與當地撚軍王貫三部聯合作戰。這些行動，取得了兩方面的成果：一是有力地打擊了地主武裝；二是使一些撚軍領袖通過戰争實踐逐漸認識到了聯合起來的必要性。

　　1855年秋，豫皖邊的撚軍首領齊集亳州的雉河集，舉行了著名的“雉河集會盟”①。會上，公推張樂行爲盟主，并決定建立五旗軍制，推舉了各色旗的總首領：黃旗由張樂行自兼，白旗龔得樹，紅旗侯士維，黑旗蘇添福，藍旗韓奇峰（又稱韓老萬）。五旗之外，還有各種鑲邊旗和八卦旗、花旗、綠旗等。會後，張樂行發布告示，痛斥清政府地方官吏“視民如仇”，殘酷搜刮民脂民膏，闡明起義的目的是爲了“救我殘黎，除奸誅暴，以減公憤”，并宣布“禁止搶掠，嚴緝奸淫 ”，“貧民衣糧，不準扒運”。②此外，還制定了行軍作戰條例十九條③，以嚴明軍紀。

　　雉河集會盟，對撚軍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通過會盟，多少改變了一部分撚軍互不從屬，各自爲戰的局面，爲進行較大規模的作戰提供了條件。由于制定了不侵犯群衆利益的紀律，得到了群衆的擁護，有利于依靠群衆堅持鬥争。但這時的撚軍沒有固定的編制，大旗之下的小旗，人數自幾十人至數百人不等。旗中的成員也不固定，這次跟這一旗出戰，下次可以跟另一旗出戰，内部組織很松散。特別是各旗撚軍基本上是按地域和宗族、親戚關系結合起來的，因而彼此之間有很大的排外性，嚴重影響了在組織上和作戰行動上的集中統一。在武器裝備上，仍然十分簡陋，除少量鳥槍、土炮外，主要是刀矛等冷兵器，加之各旗撚軍并非脫産的專門武裝，缺乏必要的訓練，因而戰鬥力不強。由于皖北地勢平坦，适于戰馬馳騁，所以撚軍一開始就有少量騎兵。作戰時，往往步兵在正面沖陣，騎兵從兩翼包抄。這種作戰形式，當對付裝備較差、數量不多的清軍和團練鄉勇時，尚能奏效。

　　

　　二、積極進攻守備薄弱之敵

　　雉河集會盟後，撚軍很快發展到五六萬人，鬥志更加高昂。而這時皖北、豫東的清軍兵力仍較薄弱。在豫東，隻增加了道員張維翰率領的清軍一千八百餘人；在皖北，除原周天爵、袁甲三所部二三千人外，其餘爲颍州知府陸希湜、亳州知州繡綸率領的少量清軍和團練鄉勇。張樂行、龔得樹、蘇添福等撚軍首領便乘此有利時機，發起進攻作戰。

　　1855年9月27日，張樂行、蘇添福等率三萬餘人首先打敗陸希湜部于廟集，繼敗張維翰部于亳州東面的泥台店。随後，揮師北入河南，攻破夏邑，并西攻馬牧集（今虞城），乘勝進圍歸德府城。正在進剿豫北“聯莊會”的河南巡撫英桂急忙派遣駐陳州的道員王建泰等率部往援。張樂行等聞訊後，即轉旗南返，于11月7日攻占安徽蒙城。

　　撚軍四處出擊，引起了清廷的不安。當時安徽巡撫福濟和江南提督和春所部清軍正被皖南的太平軍所牽制，無力北顧。清廷遂提升曹州總兵武隆額爲湖南提督，令其從山東南下，統轄總兵興慶、道員張維翰、遊擊武全等所部清軍數千人和地方團練，對付十倍之衆的撚軍。這時，撚軍正集結重兵圍攻亳州，河南按察使餘炳焘率鄉團萬餘人，于12月7日乘虛襲占了撚軍根據地雉河集。張樂行等随即撤圍亳州，率部沿渦河南下，旋又折向東北，在麻種集打敗由徐州來援之清軍興慶部，進而圍攻河南永城，迫使餘炳焘鄉團撤出雉河集而馳援豫東。張樂行等主動從永城撤圍，于17日與武隆額部和鄉團戰于麻種集，首先将鄉團擊潰，進而包圍武隆額部。激戰約四小時，武隆額部大潰，軍火盡棄，經馬牧集向歸德城逃跑。撚軍乘勝攻占夏邑，再圍歸德府城。清政府斥責武隆額“恇怯無能”，将其撤職，命英桂急赴歸德，督辦豫、皖、蘇三省剿撚事宜。同時，命江北大營派遣侍衛伊興額、協領德昌率馬隊五百名取道滁州（今安徽滁縣）入豫，命總兵朱連泰統帶兖州、徐州清軍千餘人進駐亳州，均歸英桂調遣。英桂還調南陽總兵邱聯恩部及都司保英部約三千人馳援歸德，使豫皖邊的清軍總兵力增至萬餘人。張樂行等得悉清軍援兵紛紛趕至，便率部返回雉河集。

　　1856年3月，張樂行等集中四五萬人，再次分路進攻豫東清軍，分別擊敗參将成齡、道員張維翰等部，并包圍歸德城。這時，歸德城内清軍甚少，英桂惶恐不安。但撚軍未能乘此有利時機，一面加緊圍城，一面待機攻殲前來解圍的清軍，也沒有抽調兵力分別攻殲豫東潰敗的清軍和地方團練，而是又一次撤回雉河集，使豫東清軍獲得了喘息整頓的機會。

　　張樂行等返回雉河集不久，又率部南下作戰。4月15日，配合宿、懷、鳳地區的撚軍任乾、夏白部圍攻渦河與淮河交彙處的懷遠城。該城由總兵鄭魁士部千餘人及鄉勇駐守。撚軍輪番攻擊，一度由城西南方向沖進城内，焚毀清軍營盤，重傷鄭魁士，擊斃參将以下多人。後因蒙城等地的清軍趕來增援，撚軍便從城内退出。這次作戰雖未最後攻占懷遠城，卻取得了重創清軍的勝利。不久，撚軍主力北返雉河集。

　　

　　三、雉河集争奪戰

　　1856年3月下旬，清政府令袁甲三随同英桂剿辦河南撚軍，後又“屢降嚴旨”，令豫軍進攻雉河集。英桂認爲：“雉河周圍三四百裏皆賊黨屯踞，須漸次疏通，免爲所襲”。①據此，他确定了分進合擊、穩步前進的作戰方針。其部署是：以袁甲三、邱聯恩等部爲主力，從亳州以北向東南進攻，以傅振邦、伊興額等部從永城、宿州向西南進攻，夾擊雉河集。由于撚軍事先缺乏防禦作戰的準備，因而一開始就陷入了被動不利的地位。

　　4月25日，清軍傅振邦部四千餘人和伊興額馬隊千餘人，從宿州向永城東四十裏的茴村發動進攻（步隊從兩翼包抄，馬隊從正面進攻），撚軍六千餘人迎戰。激戰數小時，撚軍損失二千餘人，向南敗退。初戰失利後，張樂行命韓奇峰、蘇添福等部三四萬人進至宿州西北的濉溪口（今濉溪）和永城苗村橋一線阻擊清軍。4月 30日，清軍以傅振邦、伊興額部奔襲濉溪口北面的丁家樓，撚軍損失二千餘人。接着，苗村橋方向的撚軍也被清軍擊潰。其後，清軍又乘勝占領了宿州的鐵佛寺、臨渙集等撚軍據點。

　　當宿州方向的清軍向南推進時，英桂命亳北方向的清軍同時發起進攻。5月13日，邱聯恩等部與撚軍戰于亳北之界溝獲勝；22日再戰于界溝南面的小柰集，又獲勝；接着于5月31日與駐亳州的袁甲三等部會合，然後沿渦河向東南進攻。6月8日，撚軍二三萬人在亳州東南的翟村寺地區阻擊袁甲三、邱聯恩等部清軍。激戰半日，被清軍擊敗。其後，撚軍主力又在翟村寺東南四十裏的白龍王廟一帶沿渦河兩岸列陣阻敵。張樂行、韓奇峰率黃、藍兩旗在渦河北岸，龔得樹、王貫三率白、黑兩旗在渦河南岸，掘壕立栅，用車輛樹木堵塞路口，冀圖阻止清軍的進攻。袁甲三派出馬隊抄襲撚軍後路。撚軍腹背受敵，不得不再次撤退。清軍乘勝推進，于6月19日攻占雉河集。

　　雉河集失守後，張樂行、龔得樹、蘇添福等撚軍首領，爲了調動敵人，毅然率部南下，于7月16日乘虛襲占了淮河流域的商業重鎮三河尖（颍上西），獲得了大量物資，補充了大批人員，士氣複振。英桂害怕撚軍西占河南的固始、光山，即移營陳州，就近調度，并令邱聯恩部由雉河集移駐固始，袁甲三移駐颍州。河南的一些地方武裝也紛紛向豫東南集中，準備攔截撚軍西進。張樂行等乘清軍南調，蒙亳一帶守備空虛之際，便以船隻滿載大批勝利品沿淮河東行，在汪家集登岸後，經蒙城向雉河集挺進，于8月24日重返雉河集，處決了當地反動地主豪紳與鄉團頭目，爲死難的将士和群衆報仇雪恨。

　　撚軍北返後，袁甲三、邱聯恩等随即率部尾追，再次向雉河集進攻。9月10日，在亳州西面的十八裏鋪作戰中，撚軍黑旗首領王貫三不幸犧牲，部衆傷亡二千餘人，餘部退往雉河集。張樂行等仍然冀圖用外線出擊的辦法調動敵人，解雉河集之圍。于是将撚軍分爲兩路，一路東攻江蘇的蕭縣、徐州，一路西攻太和等地。由于沒有攻克要地和痛殲敵人，未能達到調動敵人的目的。11月28日，雉河集再次爲清軍攻占。張樂行等率撚軍主力東撤，經曹市集退守臨渙集。清軍崇安等部追及，與撚軍隔浍河對峙。崇安以連日進展順利，疏于戒備。11月30日夜，龔得樹率勇敢善戰的敢死隊，分四路襲擊崇安軍營。清軍倉促應戰，慌亂潰逃，西竄二百餘裏，退往亳州城。但是，撚軍後來在廟集、尹家溝、趙旗屯等地的作戰中接連失利，無法扭轉被動局面。有鑒于此，張樂行、龔得樹、蘇添福等除留部分撚軍在皖北堅持鬥争外，率領主力再次南下淮河流域，于1857年2月中旬重占三河尖等地。此後，撚軍開始了與太平軍聯合作戰的新時期。

　　撚軍從雉河集會盟到再次南下淮河流域，在一年半的時間内，随着參戰清軍的兵力由少變多，經曆了由進攻作戰轉入防禦作戰的變化。在進攻作戰期間，由于清軍兵力薄弱，撚軍“進退綽如，縱橫跌宕，所向無前”①，處于主動有利的地位，部隊也迅速發展到十餘萬人。但這一時期的作戰，除給少數清軍和地主武裝以殲滅性打擊外，多數打的是擊潰戰，清軍的有生力量沒有受到重大損失，團練鄉勇反而有所發展。在整個淮北地區，出現了撚軍占領區與地主武裝所控制的圩寨犬牙交錯的局面，一些實力不大的撚軍圩寨，不斷遭到清軍和地主武裝的圍攻。撚軍的數量雖然迅速擴大，但組織程度和戰鬥力基本上沒有多大改變和提高，戰術上也沒有多大改進，隻注意擊潰敵人而不注意追殲潰敵。這些，都給後來雉河集的防禦作戰帶來了困難。在防禦作戰中，隻有張樂行、龔得樹、蘇添福等幾支撚軍主力從正面阻擊清軍，其餘分散的各支撚軍隻顧據案自保，極少配合作戰。當時，在永城、夏邑、亳州、蒙城、宿州地區有許多旗色不同、人數不等的撚軍，如果他們積極主動地從側後襲擊和牽制清軍，勢必使敵分散兵力，顧此失彼，即使集中了兵力，也因有後顧之憂，不敢放開手腳向雉河集推進。張樂行、龔得樹、蘇添福等在未能阻止清軍進攻的情況下，沒有與清軍死拚硬打，而是跳出包圍圈，進攻三河尖等清軍必救之地，從而調動了敵人，保存了有生力量。這是撚軍初期作戰中的成功之處。



第三节 接受太平天国领导，与太平军并肩战斗

　　一、主力南下淮南與太平軍聯合作戰　　

　　張樂行、龔得樹等撚軍首領鑒于在淮北屢戰失利，南下三河尖後仍然受到清軍的沉重壓力，迫切希望取得太平軍的支持和幫助。而太平天國繼1856年内讧之後，石達開又率部出走，太平軍的力量受到很大削弱，也迫切需要團結友軍，共同對敵，因此，洪秀全決定實行聯合撚軍的方針，使其“能掌北門鎖鑰”，成爲“南國之屏藩”。①正是這種共同需要，促成了兩支農民起義軍的聯合。

　　在撚軍第一次占領三河尖時，雙方曾商談過聯合作戰問題，因敵人進逼，撚軍很快回師北上，故未能實現。1857年3月初，撚軍自三河尖南圍霍丘。在擊敗道員金光箸所率八百清軍後，即由龔得樹、蘇添福率部南下迎接太平軍。這時，太平軍陳玉成、李秀成部在解桐城之圍後，乘勝占領了舒城、霍山、六安，便北上會合撚軍。兩軍在霍丘、六安交界處勝利會師。經過協商，撚軍以“聽封而不能聽調用”爲條件，接受太平天國的領導。張樂行被封爲征北主将，其他撚軍将領也各有封号；部隊蓄發易幟，但仍然保持原有的領導系統和制度。爲适應聯合作戰的需要，雙方互派代表，随時聯絡會商。

　　

　　（一）轉戰三河尖、正陽關

　　兩軍會師後，太平軍和撚軍各有十萬左右，士氣旺盛，軍威大振，立即在淮河沿岸發起攻城作戰。太平軍薛之元②等部和撚軍張樂行部圍攻河南固始城；太平軍陳玉成部和撚軍韓奇峰等部于3月11日攻占霍丘東北的正陽關， 13日東進包圍壽州城；太平軍李秀成、李昭壽③部和撚軍龔得樹、蘇添福部于3月18日占領霍丘城，後又北渡淮河，圍攻颍上城。

　　清廷得悉撚軍南下後，曾多次谕令豫、皖清軍扼要堵截，防止其與太平軍會合。在此前後，清延還調整了攻撚前線的統兵将領，加強進攻起義軍的力量：察哈爾都統西淩阿被召回北京；崇安被革去總兵職務；因圍攻北伐太平軍不力而被革職的勝保，又被授予副都統銜，并署理河北鎮總兵，幫辦攻撚事宜。此外，還命山西汾州營參将保衡、直隸密雲都司馬翰忠率部開赴安徽亳州，聽候調遣；命徐州副都統德勒格爾率領馬隊南下懷遠；命英桂将在湖北遣撤的陝甘官兵截留河南，參加攻撚。勝保抵達亳州後，即與英桂、袁甲三等會商，确定了首先防止撚軍主力重返雉河集，“再行相機節節進剿”的作戰方針。據此，由袁甲三督饬總兵朱連泰部約三千人及亳州地方團練于亳州一帶，進剿留駐淮北的撚軍；勝保以颍州爲基地，率馬步三千餘人進攻南下的撚軍，另有王庭蘭、金光箸等部約二千人歸其統轄，在淮河流域配合作戰；負責三省剿撚事宜的英桂率河南清軍千餘人駐太和等地，策應勝保部，并保護清軍後方糧道。

　　勝保因兵力過單，一再奏請清廷調兵支援。清廷責備他“由亳至颍，尚未與賊見仗，而調将請兵紛紛不已，……駐守颍州，不思急挫賊鋒”，命令他“趕緊進兵，不得再有耽延”。①勝保隻得硬着頭皮率部南下。當時，太平軍和撚軍正三路出擊，強攻堅城，以緻力量分散，給了勝保以可乘之機。勝保于3月中旬南下後，首先集中兵力解固始之圍。張樂行、薛之元等部因連日圍攻固始不下，又見清軍援兵趕至，便于3月下旬撤回三河尖。圍攻壽州的陳玉成、韓奇峰部遭到金光箸部清軍頑抗，也主動撤圍（韓奇峰部退守正陽關，陳玉成部回守六安）。李秀成、龔得樹等部于22日包圍颍上後，雖幾次轟塌城牆，但始終未能攻進城内。而勝保在解固始之圍後，便率部回救颍上。在此情況下，李、龔所部也于5月3日撤至淮河南岸。至此，撚軍和太平軍第一次聯合作戰，未能取得理想的戰果，即告結束。

　　撚軍和太平軍聯合後出現的一個新情況，就是撚軍在淮河流域的作戰常常受到太平軍長江中遊戰場形勢的影響。由于安徽戰場上的太平軍既要抵禦從湖北東進的湘軍，又要牽制天京外圍的清軍，經常流動作戰，而撚軍基本上戰鬥在淮河流域一帶，因而出現了撚軍與太平軍時而聯合作戰，時而單獨作戰的情況。爲了阻擊從湖北東進的湘軍和鄂軍，陳玉成于5月12日率數萬太平軍和部分撚軍進入鄂東地區作戰（9月中旬才折回皖境，駐太湖、潛山一帶）。李秀成部則駐六安、霍山一帶，随時準備東進，對付天京外圍之敵。于是，在淮河沿岸獨立作戰的撚軍，便采取守勢，收縮兵力，挖壕築壘，集中力量防守三河尖、正陽關、霍丘等據點。

　　太平軍離開淮河沿岸後，勝保乘機向撚軍發動進攻，第一個目标就是三河尖。三河尖周圍河渠縱橫，撚軍跨河而陣，清軍步騎兵不易展開，難于強攻。勝保便實行圍困戰法，控制通向三河尖的水陸通道，強令居民提前割麥，并在出産硝磺的地區設卡稽查，嚴禁出境，以斷絕撚軍的糧彈接濟；同時，實行政治攻勢，瓦解撚軍士氣。撚軍堅守了六十餘日，終因糧彈不濟，于6月16日撤出三河尖，沿淮河東下正陽關。其後，由韓奇峰率部駐守正陽關，張樂行、龔得樹則率部轉移至霍丘。

　　勝保占領三河尖後，決定集中兵力先攻正陽關，得手後再攻霍丘。爲防止正陽關、霍丘撚軍西進固始，他命總兵邱聯恩等會同王庭蘭和固始知縣張曜等扼守固始東部地區，自率步馬數千人進攻正陽關，并令金光箸由壽州率炮船西進，配合進攻。金光箸見清軍雲集，有恃無恐，竟于6月25日首先攻關，結果遭到撚軍伏擊，兵敗潰散。金光箸因坐船被撚軍炮火擊中，落水淹斃。這一仗打擊了清軍的氣焰，使勝保所部不敢接近正陽關。8月，連降驟雨，河水猛漲，關外的撚軍據點先後被清軍攻占，關内糧食缺乏，形勢危急，韓奇峰派人向霍丘求援。張樂行、龔得樹率部往援正陽關，勝保趁霍丘城内撚軍兵力空虛，派人收買了守城頭目張金桂，旋于8 月29日将該城占領。這時，扼守正陽關的撚軍糧食已盡，隻得殺馬充饑，加之瘟疫流行，軍民饑病而死者日增，處境異常困難。後李秀成從六安派出的援軍五六千人趕到，擊敗關外清軍，于10月12日接應關内撚軍沖出重圍，沿淠河南下，撤至六安。

　　

　　（二）控制淮河中遊

　　由于駐守鎮江的太平軍遭到圍攻，天京外圍形勢吃緊，李秀成部于1857年10月中旬由六安、舒城一帶東進救援。張樂行等率撚軍一部配合太平軍打通進軍道路，待太平軍繞過廬州（今安徽合肥市）以後，便又返回六安。11月，龔得樹率部擊敗安徽布政使李孟群部清軍，占領獨山鎮。李孟群率部反撲，占領霍山。後駐潛山、太湖的陳玉成部太平軍前來支援，李部慌忙退走。

　　這時，撚軍中的地域觀念和宗派觀念擡頭，領導集團内部發生了意見分歧。藍旗旗主劉永敬、劉天台等主張返回淮北家鄉；張樂行、龔得樹等則主張繼續留在淮南，配合太平軍作戰。前一種意見對于聯合抗清的大局顯然是不利的。但張樂行、龔得樹在處理内部分歧時，采取了錯誤的做法，竟于12月間将劉永敬、劉天台殺害，緻使矛盾激化。不久，藍旗首領劉天福、劉天祥、劉天月等率部由六安返回淮北，其他旗首如任乾、陸連科等也率部陸續北返宿州地區。從此，撚軍便分別在淮南淮北兩個戰場作戰。

　　1858年2月，太平軍陳玉成部聯合撚軍韓奇峰等部約五萬人再次圍攻固始。守城團練頑強抵抗，勝保和李孟群也分別率部前往解圍。撚軍和太平軍依托土壘，一面挖地道炸城，一面阻擊援軍。但戰鬥持續了兩個多月，未能破城和擊退援軍。不久，湖北的清軍又開始向東進攻，太平軍和撚軍遂于4月6日從固始撤圍，返回六安。勝保和袁甲三分別率部由固始、正陽關向六安方向集中，夥同李孟群部圍攻六安。這時，陳玉成部已向湖北進軍，無力東顧；李秀成部正在皖東一帶與清軍鏖戰，也無法西援。5月24日夜，六安撚軍正同情軍激戰時，早被勝保收買的撚軍頭目許原如、楊邦本等偷開城門，清軍蜂擁而入，張樂行、龔得樹等率守軍勇猛拚殺，突圍出城。

　　六安失守後，張樂行、龔得樹等乘淮河沿岸清軍兵力空虛，沿淠河北上，渡過淮河。6月2日，在先行到達淮北的撚軍配合下，一舉攻占淮河北岸要地懷遠城，全殲守軍數百名。這時，集結在徐州以南、懷遠以北的撚軍有蘇添福、李允、李大喜、張隆、任乾、陸連科等部約八萬餘人。他們以懷遠爲基地，沿淮河東進，在當地撚軍張隆等部配合下，于6月14日攻克臨淮關，道員黃元吉所部清軍千餘人突圍西逃。15日，撚軍攻占鳳陽府縣兩城，三千餘名團練作鳥獸散。

　　撚軍攻占懷遠、鳳陽後，切斷了清軍的水上交通，并使淮河南北兩岸的抗清力量聯接了起來，成爲淮北清軍南下的重大障礙。于是，太平軍得以專力打擊天京東西兩面的清軍，撚軍也更便于與太平軍配合作戰，戰略上處于比較有利的地位。

　　1858年9月，龔得樹率部分撚軍南下，協同太平軍吳如孝部圍攻定遠城，牽制了部分清軍，配合陳玉成、李秀成部太平軍取得了擊破江北大營的勝利。

　　1859年3月，陳玉成部在廬州西面的官亭擊潰李孟群部清軍後，乘勝東進，于同年夏先後攻占安徽天長、盱眙，進攻滁州、來安，迫使欽差大臣勝保①所部退守盱眙東北的蔣壩，切斷了駐定遠的安徽巡撫翁同書與勝保部的聯系。撚軍龔得樹部萬餘人遂由懷遠南下，配合太平軍吳如孝部再次圍攻定遠。定遠的東西糧道分別被撚軍和太平軍切斷，翁同書在“官軍久已絕食，兵勇皆啖草根充饑”，“待援不至，待饷不來”②的情況下，于7月17日棄城逃往壽州，所部紛紛潰散。撚軍占領定遠後，進一步擴大了淮南的控制地區，與廬州太平軍的轄區聯成了一片；同時打擊了撚軍内部在李昭壽、薛之元叛變後出現的投降暗流，逼使曾想獻出鳳陽和臨淮關降清的張隆重又換上撚軍的旗幟，不敢公開投敵，暫時穩定了内部。

　　

　　（三）重返淮北

　　撚軍控制淮河中遊，切斷了安徽清軍的糧饷通道，加上淮北的撚軍四出活動，引起了清廷的震驚。1859年10月底，清廷命袁甲三署理欽差大臣，接替勝保督辦安徽軍務，并告以“懷遠一城居鳳、颍之交，久爲賊踞，亟宜迅圖攻克，與翁同書一軍合而爲一，以便進攻淮南，兼顧北路”③。與此同時，勝保趁撚軍主力集中于淮南，淮河北岸的懷遠守軍力量減弱之機，督令副都統穆騰阿和總兵滕家勝等率清兵三千餘人乘機進攻懷遠。從定遠、廬州派出的撚軍和太平軍援軍被阻于淮河以南。張樂行在外援無望的情況下，爲保存實力，于11月8日退出懷遠，率部南渡淮河，退守臨淮關和定遠。清軍占領懷遠後，立即折向臨淮，在北岸紮營。勝保亦折回距臨淮關三十餘裏的張家溝大營，以便就近督攻臨準，後又進至距臨淮關十五裏的三汊溝駐紮。12月4日，袁甲三到達勝保大營，接署欽差大臣職務，并将大營移往張家溝。袁甲三迅速集結兵力，并将苗沛霖練勇八千人調往臨淮，總兵力由三千餘人猛增至一萬餘人。1860年1月上旬，袁甲三乘撚軍配合陳玉成部太平軍在潛山、太湖一帶與湘軍作戰之際，督水師炮船和馬步隊進攻臨淮關，連日發炮轟擊，将關内炮台擊毀。守關撚軍與清軍激戰兩晝夜，傷亡甚衆，被迫于1月10 日南撤定遠。

　　1860年1月下旬，清廷對攻撚部署又作了調整：革去勝保欽差大臣的職務，調往河南，督辦該省攻剿事宜，以副都統關保爲其幫辦；命雲南提督傅振邦督辦徐、宿一帶攻剿事宜，以總兵田在田爲幫辦；袁甲三仍署理欽差大臣，督辦皖省軍務，除巡撫翁同書仍爲幫辦外，加派副都統穆騰阿幫辦軍務。

　　袁甲三在占領臨淮關後，又督軍圍攻鳳陽。張樂行率部往援，在鳳陽南梁家岡遭苗沛霖團練和穆騰阿馬隊襲擊，損失五六千人，被迫後退。2月13日，守衛鳳陽縣城的撚軍首領張隆被袁甲三部總兵張得勝所誘擒。次日，守衛府城的首領鄧政明爲求活命，繳出全部槍炮馬匹，并将十四名拒不投降的撚軍将領捆送敵營殺害，緻使鳳陽府、縣兩城相繼丢失。

　　清軍攻占懷遠、臨淮、鳳陽三城後，打通了淮河的航道，隔斷了淮北撚軍和淮南撚軍及太平軍的聯系，張樂行、龔得樹等在淮南隻據有定遠一個孤立據點，處于十分不利的境地。5月16日，袁甲三派兵夜襲定遠，毀城外營壘九座。6月 1日，龔得樹率撚軍一部出敵不意攻占定遠以東的來安，企圖調動袁軍，但未達目的。定遠撚軍隻得堅守待援。8月初，清軍對定遠形成合圍。後太平軍陳玉成部和吳如孝部分別從天長、廬州來援，撚軍白旗旗主孫葵心也由河南固始率萬餘人趕來支援，夾擊袁甲三部。袁見撚軍和太平軍勢衆，害怕造成“全軍坐困，終成潰裂 ”①的危險局面，便慌忙将所部清軍從定遠撤退至淮河北岸。可惜太平軍和撚軍沒有乘勝追擊，将其殲滅。

　　定遠解圍後，撚軍和太平軍轉攻鳳陽、壽州，均未奏效。随後，龔得樹、孫葵心率數萬人随陳玉成部南下，謀解安慶之圍。12月10日，太平軍和撚軍與敵大戰于桐城西南之挂車河一帶，孫葵心不幸犧牲。1861年3月，龔得樹也在湖北羅田松子關中炮身亡。孫葵心在脫離張樂行領導期間，曾企圖降清，但未成事實。後來轉戰河南、山東，屢敗清軍；返回淮南後，重與太平軍協同作戰，最後把鮮血灑在太平天國的戰場上。龔得樹是撚軍中僅次于張樂行的重要首領，不僅作戰勇敢，“所領黑旗隊枭猛耐戰，勢與張落刑（樂行）相埒”②，而且較有政治頭腦，是堅持與太平軍聯合作戰的核心人物，他的犧牲，是撚軍的重大損失。

　　1861年9月安慶失守後，陳玉成率部退守廬州，旋又遭清軍圍困。撚軍在定遠的孤立據點也難于長期堅守下去。而當時淮北撚軍的力量還相當強大，河北、山東等省人民起義此伏彼起，陳玉成爲了“廣招兵馬，早複皖城”，再援天京，先派太平軍馬融和部北上，繼派撚軍首領張樂行等率部北渡淮河，後又派扶王陳得才、遵王賴文光、啓王梁成富、祜王藍成春等率部向西北遠征。張樂行和蘇添福等将定遠據點移交給太平軍後，于12月間率全部人馬返回淮北颍上地區。至此，撚軍和太平軍在淮河沿岸的聯合作戰宣告結束。

　　

　　二、淮北撚軍向河南、蘇北、山東出擊

　　張樂行、龔得樹等率撚軍主力于1857年春南下與太平軍聯合作戰後，淮北隻有少數撚軍就地堅持鬥争。1858年初，藍旗等撚軍從六安返回淮北，兵力驟增，聲勢複振。以後，各旗撚軍進一步挖壕築壘，依托圩寨，抗擊清軍和團練的進攻，并經常伺機襲擊清軍據點，使當時負責江蘇、安徽、山東三省“剿匪”事宜的袁甲三發出了“兵疲糧盡，勢處萬難”①的哀歎。同年底，袁甲三向清廷建議由河南、山東出兵南下，與皖北清軍聯合攻剿淮北撚軍。清廷表示同意，令新任河南巡撫恒福、山東巡撫崇恩“各就本境防軍遴員統率，并力進剿，搗撚巢穴，以保北路完善之區”。②1859年初，袁甲三進一步提出豫軍由亳州東進，山東軍由永城南進，本部諸軍由宿州西南進的分進合擊計劃。清廷令崇恩、恒福将要隘嚴爲布置（防止撚軍繞襲其後），即行發兵合剿。崇恩對此提出異議，他認爲出境遠征，有三不可勝：一是撚軍衆清軍寡，地廣數百裏，難于合圍；二是撚軍以逸待勞，清軍進攻則守壘不出，清軍退卻則伺機出擊；三是如果清軍日久不克，則饷缺兵嘩，必爲撚軍所乘。清廷堅持原案，催促山東、河南迅即出兵合剿，但議未果行，淮北撚軍便開始分道出擊了。

　　

　　（一）北舞渡、馬埠、野豬岡殲滅戰

　　1859年3月上旬，撚軍二三萬人在孫葵心、劉添福等率領下，集中于太和王市集，佯稱西攻河南禹州（今禹縣）。正駐鹿邑的總兵邱聯恩（統率豫軍六千餘人）立即派兵防守豫皖交界的沈丘（今沈丘城）。3月14日，撚軍突然進至河南商丘南面，次日分三路出擊：一路進據商丘、甯陵交界的觀音堂；一路西攻睢州城（今睢縣）；一路由溝香集進占甯陵縣城。21日，三路聯合攻下睢州城，全殲知州王聯升所率鄉團，繼又分兵西攻杞縣。邱聯恩急率三千餘人赴援，與撚軍戰于睢州東南的張公堡。撚軍失利，于23日退出睢州，經太康東北的楊廟西進呂潭一帶。3月25日，撚軍南下圍攻西華城。26日，邱部追至，撚軍又撤圍西走，一部駐郾城東南的五溝營，主力駐舞陽以北的北舞渡。邱聯恩命參将穆特布率部分清軍往擊五溝營撚軍，自率三千人于3月29日趕到北舞渡。撚軍早在該地沿沙河兩岸設防，步隊配置在吃虎橋附近，馬隊分紮兩翼，操刀持矛，嚴陣以待。是日下午，邱聯恩将步馬分爲三隊，向吃虎橋進攻。撚軍步隊堅決抗擊，兩翼騎兵突起，将邱部緊緊包圍。黃昏發起總攻，撚軍将士們呼嘯猛沖，刀劈矛刺，将被稱爲“邱老虎”的邱聯恩殺死于吃虎橋頭。邱的部将二十餘人同時斃命，三千人馬大部被殲，少數逃往許州（今許昌市）。撚軍攜帶大批勝利品，經西華、商水、項城等地返回淮北。

　　1860年春，撚軍首領孫葵心、劉天祥、王懷義等率淮北撚軍三四萬人，分兩路再次向河南出擊。一路經夏邑、虞城到達山東單縣地區後，又西人豫境，進至禹州、密縣等地；另一路經鹿邑、柘城進擊太康、通許，直指開封。勝保和新任河南巡撫慶廉匆忙布置城守。4月7日，撚軍與勝保部在離開封二十五裏的白酒店遭遇，作戰失利，折向陳留。當撚軍二三萬人由尉氏、鄢陵、扶溝等地東返時，其先頭部隊于5月4日在柘城、太康交界的馬埠（今馬鋪）與奉命攔截的總兵王鳳祥、副将王慶長等所部三千餘人遭遇，被迫後退十餘裏。此時後隊人馬趕到，便整頓隊伍，進行反擊。敵軍大部被殲，王鳳祥、王慶長等被殺。于是，撚軍勝利重返淮北。清廷責勝保“剿賊不力，畏葸無能”，将其調回北京，改由巡撫慶廉督辦河南軍務，副都統關保仍爲幫辦。

　　慶廉督辦河南軍務後，鑒于在防豫軍不滿四千，其餘皆系統勇，加上關保兩營，總計不過一萬數千人，而張樂行、龔得樹、孫葵心、王懷義、姜台淩等各部撚軍不下數十股，每股各有數萬人不等，宿、亳、蒙、懷、廬、壽一帶及豫省邊界所在皆有，便向清廷提出由豫軍與袁甲三、傅振邦部清軍合力攻剿，并由苗沛霖部練勇駐紮蕭縣、永城邊境，“力扼西北，進剿東南”的作戰方針，①得到清廷的批準。但就在這一方針提出不久，撚軍又一次越過豫軍防線，向河南大舉出擊。

　　1860年8月，蒙亳地區大雨成災，撚軍糧食供應發生困難，而河南秋收在望。撚軍首領劉玉淵、雷彥、宋喜元、蘇添才等便率四萬餘人，由亳州再次挺進河南。8月21日，撚軍進攻薛廟清軍大營，關保由鹿邑派兵往援。撚軍立即繞攻鹿邑東關，迫使清軍回顧城防，後在五裏廟與敵軍交戰，殺遊擊羅忠保等多人。9月 15日，撚軍兵臨陳州城下，因清軍防守較嚴，便直薄周家口鎮（今商水）。後因清軍來援，南下商水（今舊商水）、上蔡、汝陽（今汝南）等地。慶廉命總兵承惠率八千餘人追擊，并令遊擊孫之友部爲後援。但孫部爲雷彥所率撚軍牽制，無法前進。9月20日，承惠部進抵汝陽城南三十五裏的野豬岡。撚軍事先在此布陣，清軍多次進攻，均被擊退。激戰間，一部分撚軍迂回至大石橋，切斷了清軍的退路，正面的撚軍又将清軍分割爲二，展開白刃格鬥。結果，承惠等十餘名清軍将佐及大部士卒被殲，撚軍再次取得了重大勝利。在北京的勝保後來哀歎：“野豬岡之役，全軍遇伏，精銳胥亡，元氣遂不可複。”②清廷因無正規軍可派，隻得命河南團練大臣毛昶熙等整頓和加強河南鄉團。

　　

　　（二）襲占蘇北重鎮清江浦

　　1860年2月，撚軍首領李大喜、魏希之、張宗禹等率步隊二萬餘人、馬隊萬餘人，在江蘇蕭縣寶安山集中後，佯攻砀山，擺出北進山東的架勢，忽又揮戈東進，在徐州越過黃河故道，經邳州（今邳縣北邳城）再長驅南下，于18日占領桃源（今泗陽南），然後直趨蘇北的政治中心和商業重鎮清江浦（今清江市）。當時，河道總督庚長、漕運總督聯英等正置酒觀戲，晝夜不辍，聞撚軍将至，才倉皇派兵堵禦。2月21日，撚軍擊敗都司德興部清軍三百人，乘勝進抵清江浦，庚長等逃往淮安。清廷聞清江浦失守，急忙調兵往攻。撚軍在獲得大量錢糧物資後，于3月5日撤離清江浦，返回淮北。

　　

　　（三）進軍山東，三敗僧軍

　　撚軍在出擊河南、蘇北同時，還不斷深入山東境内，打擊清軍。1860年9月下旬，張敏行、姜台淩等率四萬餘人由宿州北進至山東峄縣（今峄城）、蘭山（今臨沂）等地。10月下旬，撚軍又進至山東魚台、金鄉、巨野等地，26日直逼濟甯城。旋又分兵三路：一路經汶上北進東平的戴廟，又經梁山南下占領巨野，後由定陶、曹縣返回淮北；一路經滋陽（今兖州）北占甯陽，進圍泰安不克，由大汶口南下曲阜等地；一路東北經泗水，轉至新泰，攻占蒙陰，複由沂水、莒州（今莒縣）、日照南下至贛榆、郯城地區。三路撚軍在獲得大量糧食牲畜後，勝利返回淮北。

　　清廷害怕撚軍由山東進入直隸，危及京畿安全，便于1860年11月5日，即第二次鴉片戰争結束不久，命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仍任欽差大臣）統帶清軍一萬餘人（内馬隊三千五百人、步隊二千人、綠營兵五千人），由直隸開赴山東剿撚，命文淵閣大學士瑞麟以傳郎銜幫辦軍務。清廷規定僧軍的任務是，“前往剿辦北路各匪，先由河間一帶，次及山東、河南，權其緩急，以次進剿”①。12月17日，僧格林沁率部進駐濟甯。

　　僧格林沁率部南下山東後，袁甲三曾向他指出：“河南之兵名爲萬餘，多系新募，宿、徐之兵本不滿萬，近因饷缺，大加裁汰，所存無多，山東之兵又不能越境會剿，此賊所以到處竄突，如人無人之境也。”并向僧建議：“以山東兵爲中路，由曹、單直趨虞、夏，以河南兵爲右翼，以徐、宿兵爲左翼，聲勢聯絡，互相策應。步步爲營，與民寨相犄角，逐漸而進，不求速效。”②僧格林沁沒有采納袁的建議。他急功近利，孤軍在山東境内作戰，因而屢戰屢敗。

　　僧軍進駐山東不久，亳東撚軍四萬餘人（其中馬隊萬餘）在劉玉淵等率領下，又一次進入山東，經魚台、金鄉北上。僧格林沁急忙率騎兵二千餘人前往追擊，于 12月25日由嘉祥馳赴巨野。時值大雪，軍行甚疲。26日，僧軍在巨野東南的羊山集與撚軍接戰。僧格林沁率主力從東面進攻，瑞麟率部從西南進攻。撚軍分路抵禦，首先将僧格林沁部擊退，進而包圍瑞麟部，将副都統格繃額等擊斃。瑞麟突圍逃到離金山二百餘裏的汶上。僧格林沁溜回濟甯後，參劾瑞麟突圍後“不在巨野紮營，複越過嘉祥、濟甯退至汶上，……以緻後路官兵渙散，實屬怯懦無能”。③清廷革去瑞麟侍部職銜，饬令回旗，改由鑲藍旗蒙古都統西淩阿、工部右侍郎國瑞幫辦僧格林沁軍務，并将原先革職的副都統伊興額和徐州鎮總兵滕家勝的步騎三千人交僧調遣。不久，清廷又将陝西巡撫譚廷襄補授山東巡撫，令其帶領步騎兵一千五百名增援山東。

　　僧格林沁在羊山集戰敗後，下令從河南的考城（今蘭考東北）至山東魚台的南陽湖長四百七十餘裏地段，浚壕築壘，由曹、單、菏、城四縣民團分段扼守，郓、巨、濟、金、嘉、魚六縣民團聞警協守，企圖遏阻撚軍北上。但撚軍向山東的進攻并未因此受阻。1861年1月底，撚軍首領趙浩然、張敏行、李成等率黑、藍、白三旗四萬餘人，由砀山、虞城進入山東，接着分兵兩路：一路向曹縣南部遊動，一路進入巨野東南六十餘裏的羊山集。2月2日，僧格林沁及副都統舒通額分率騎兵包抄羊山南麓的撚軍，撚軍即北上嘉祥之紙坊，又南下至金鄉以西、城武以東地區，後又北上菏澤東北之關李家莊，築壘布陣，準備坑擊追擊的清軍。2月20日，僧格林沁不顧部隊連日奔馳和饑疲不堪，下令分南、北、中三路進攻。撚軍以逸待勞，步隊居中，馬隊從兩旁抄襲，号角四起，奮勇迎戰。清軍南路的黑龍江馬隊及陝甘步隊首先潰退，接着中、北兩路也紛紛敗逃。此戰，撚軍殲滅清軍近千人，繳獲槍炮馬匹甚多。

　　僧軍敗訊接連傳到京城，清廷斥責僧格林沁“奔馳數日，率饑疲之卒，當方張之寇，後路既無援兵，左右亦少策應，以緻爲賊所乘，勇往雖有餘，惜尚未能持重也”，并告誡他“總不宜輕進，再蹈覆轍”。同時，命袁甲三委派得力将領與田在田、伊興額等“合力兜剿，牽制後路”，使撚軍“有所顧忌，不敢徑行北趨”。①但是，撚軍很快又深入山東腹地，迫使僧格林沁不得不再次率部迎戰。同年3月，數萬撚軍突入曹、巨、郓境，揮戈北上，由東平之戴家廟、安山等處渡過運河。僧格林沁令副都統伊興額及徐州鎮總兵滕家勝率二千餘人追擊。撚軍在汶上、東平之間的楊柳集利用村落布置伏兵，待機殲敵。3月17日，先在卧虎山與清軍接仗，佯裝敗退，待清軍追至楊柳集時，撚軍伏兵四起，将敵人層層圍裹。伊興額、滕家勝幾次突圍，均未得逞，終被撚軍斬殺，僧軍傷亡慘重，潰不成軍。

　　撚軍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裏，三敗僧格林沁軍，狠狠打擊了僧軍的嚣張氣焰。此後，撚軍利用“甚雨泥淖，高禾蔽野”的有利條件，與敵人周旋，使其“疲于奔救，刍糧不繼，士馬疲羸”。僧格林沁無可奈何地對其部下說：“不能再與野戰，惟當嚴固直北藩籬。”便命西淩阿回軍濟甯，力扼北路，自統全軍扼東平之安山，憑河而守。①于是，撚軍在山東的活動區域日益擴大，一度進逼省城濟南，山東巡撫譚廷襄龜縮城内不敢出戰。撚軍又轉至膠州半島，到達福山、煙台沿海地區。外國侵略者以軍火接濟清軍，英、法海軍還在煙台地區參與了屠殺撚軍的勾當。

　　淮北撚軍挺進河南、蘇北、山東，推動了當地人民的武裝起義，使上述地區先後爆發了撚黨首領陳大喜領導的汝甯起義，郜永清領導的商丘金樓寨白蓮教起義，蘇皖邊的幅軍起義，菏澤地區的長槍會起義，曲阜、鄒縣、泗水等地的文賢教起義，魯西的白蓮教起義（其中宋景詩的黑旗軍發展最快）。這些起義武裝和淮北撚軍互相配合，給清軍和地方統治機構以沉重打擊，客觀上支持和配合了淮南的撚軍和太平軍。但是，由于淮北撚軍向外出擊的主要目的是爲了獲取生活資料，雖然殲滅了相當數量的敵人，但主要是擊退敵人的追擊和堵截，沒有有計劃地尋殲更多的敵人。特別是由于一再外出作戰，緻使淮北的基地反而有所縮小。在這期間，一些重要撚軍首領如宋喜元、任乾、陸連科、李大喜等的圩寨，相繼被清軍和苗沛霖團練攻占，任乾、陸連科、李大喜等先後犧牲，這就給爾後進行的保衛淮北基地的作戰造成很大困難。

　　

　　三、退出淮北，與西北太平軍并肩戰鬥

　　1861年底，張樂行率領撚軍白定遠返回淮北後，進駐颍上，次年（同治元年）1月中旬開始，與太平軍馬融和部、原在颍州的撚軍姜台淩部以及苗沛霖的團練 ①共同圍攻颍州城，将安徽布政使賈臻困于城中。不久，勝保（1861年春曾奉命馳赴直隸、山東，督辦防剿事宜）奉命由豫入皖，以解颍州之圍，苗沛霖又接受招撫，配合清軍襲擊撚軍和太平軍。撚軍、太平軍在腹背受敵的情況下，于4月中旬撤離颍州，退入太和境内。5月中旬，陳玉成撤守廬州，率太平軍三千餘人北走壽州時，被苗沛霖誘捕，解送颍州勝保軍營。尚在淮北的張樂行、馬融和得此兇訊，率部往救，因被清軍擊敗，未能成功。後清廷得悉陳得才、賴文光等率領的西北太平軍已兼程向南進發，前來搭救，遂于6月4日将陳玉成殺害于河南延津縣。陳玉成犧牲後，馬融和率部西走河南，投奔西北太平軍；張樂行則率部返回雉河集，同其他撚軍一起，與夾攻淮北的清軍展開了一場血戰。

　　

　　（一）雉河集失守，餘部退出淮北

　　廬州失守，陳玉成犧牲，太平軍在皖南的根據地喪失殆盡，使淮北撚軍的處境更加困難。不久，僧格林沁率馬步數千南下，并于1862年6月26日攻占了河南商丘縣馬牧集以南的金樓寨，鎮壓了白蓮教起義軍。原來對付皖南太平軍的李續宜、袁甲三等部也轉旗北上，協同僧軍以及豫、蘇、魯清軍共同對付淮北的撚軍。

　　8月2日，清廷向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湖廣總督官文、安徽巡撫李續宜、湖北巡撫嚴樹森、河南巡撫鄭元善、河南團練大臣毛昶熙、署漕運總督吳棠等文武将領發出了大舉進攻淮北撚軍的谕令。其具體部署是：僧格林沁部馬步兩萬餘人和李續宜部湘軍萬餘人，南北對進，夾攻雉河集；袁甲三因病開缺後，其所部二萬人由李續宜派員統領，從懷遠向北進攻；吳棠扼守江蘇清河、淮安，并由僧格林沁撥兵若幹，并力掃蕩邳州、宿遷、海州（今連雲港市西南）、沭陽一帶；由僧格林沁派員接統總兵田在田所部，防守南北要沖徐州、宿州地區；鄭元善出新蔡，毛昶熙出歸德，配合僧軍向東進攻；官文、嚴樹森派兵深入豫境，由正陽、息縣援應；皖、豫等省的團練，分別協同各路清軍進攻。

　　8月20日，清廷把各路攻撚清軍統交僧格林沁調遣，不但令其統轄山東、河南軍務，而且授權調遣直隸、山西和蒙、亳、徐、宿的防兵，節制直隸、山東、河南、山西各省督撫提鎮以下各官，集軍政大權于一身。鑒于僧軍以往多次失利的教訓，清廷告誡僧格林沁“務宜逐漸進取，步步爲營，不可孤軍深入”①。

　　張樂行等撚軍首領在清軍發動大規模的進攻面前，未能避實就虛，把撚軍主力轉移到山東或河南，結合當地農民起義軍，襲擊清軍的後方，或攻敵必救之地，以調動和分散敵人；而是“悉其五旗首，集衆二十萬，陳雉河”②，依托圩寨打防禦戰，使自己處于被動挨打的不利地位。

　　10月18日，僧格林沁由河南夏邑移大營于黃仲集（今商丘南），随即分兵向亳州以北的廬廟、邢大莊發起攻擊。撚軍首領李廷彥率部抗擊，因寡不敵衆，堅守了十餘天，廬廟、邢大莊先後失守。李廷彥被誘捕殺害。接着，僧格林沁命翼長全順、承先、蘇克金、恒齡和總兵常山保等率部南下，分別占領了丁花園、王路口、顔集、五馬溝、嶽樓、高閣、八裏莊等圩寨。清軍占領亳北地區之後，僧格林沁又于11月初督師進攻亳東地區。黑旗首領蘇添福在劉集率部堅守圩寨，抗擊清軍。清軍發炮猛攻，寨内房屋多被炸塌，蘇添福于11月6日率部退守蔣集。20日，馬村橋撚軍來援，遭國瑞部清軍阻擊；随後，張樂行也由廟集率部馳援，27日在下張橋遭到清軍翼長舒通額、蘇克金部騎兵襲擊，敗退渦河南岸。以後，張樂行等部撚軍又多次往援蔣集，均爲清軍所敗。12月20日，撚軍首領陳萬福突圍南走，其弟率部投降清軍。1863年1月底，僧軍攻占渦河南岸的韓樓，2月23日又攻占馬村橋，蘇添才率撚軍餘部退守雉河集。

　　一系列戰鬥的失利和圩寨的丢失，引起撚軍隊伍中某些動搖分子的叛變投敵。在僧軍進攻亳北時，黑旗首領宋喜元等投敵叛變，并無恥地帶領清軍攻打撚軍。2月 26日，僧軍包圍張家瓦房，趙浩然又率部投降。随後，宿州、蒙城的一些撚軍首領也紛紛投敵。接連數次率部進軍大半個山東的撚軍首領劉天祥，也向宿州知州英翰屈膝投降，充當清軍鷹犬。但是，絕大多數撚軍将領和戰士，沒有被僧軍的猖狂進攻所吓倒，仍奮不顧身地與清軍展開圩寨争奪戰。

　　這時，苗沛霖根據僧格林沁“剿撚立功”①的指令，從背後襲擊撚軍，占領了一些撚軍圩寨，進而配合僧軍向雉河集推進。

　　張樂行在清軍重兵圍攻的艱危情況下，爲了分散敵人的兵力，命張宗禹率部突圍，由太和、颍州入豫東南與陳大喜等部會合；自己則率部東走宿州，拟北上與早已進入山東、蘇北一帶的李成、任化邦（又名任柱）等部會合，因在符離集遭清軍阻攔，便又折回雉河集。

　　3月16日，僧格林沁移大營于亳州渦河北岸的廟集，随即命舒通額、蘇克金等部向撚軍發起進攻，于19日占領尹家溝、雉河集。張樂行等率部南走。20日，張村堡（今利辛西北）一戰，撚軍死亡将士一千餘人。21日，再次失利，又傷亡二千餘人，韓四萬、劉玉淵、蘇添福、蘇添才等被俘遇害。3月23日夜，張樂行僅率二十餘人逃至蒙城、宿州交界的西洋集，爲叛徒李家英等出賣，不幸被捕，押往僧格林沁軍營。不久，張樂行及其子張喜、義子王琬兒等被清軍殺害。姜台淩、孫葵文等向清軍乞降，結果仍被處死。

　　撚軍在這次防禦作戰中，由于實行消極防禦，結果受到了嚴重的挫折，不僅喪失了蒙、亳基地，而且張樂行等許多撚軍重要首領以及将士二萬多人英勇犧牲。蒙亳一帶的撚軍圩寨幾乎全被摧毀，當地人民慘遭禍殃。雉河集到處是斷壁殘垣，一片凄涼景象。但是，撚軍并沒有被完全消滅，突圍出去的張宗禹、任化邦等部以流動作戰方式，繼續堅持鬥争。

　　

　　（二）轉戰豫、魯，調動打擊清軍

　　張宗禹、李成、任化邦等部撚軍從蒙亳地區突圍之後，分別轉戰于河南、山東等地，結合當地農民起義軍，積極打擊清軍。

　　張宗禹等部撚軍與豫東南撚軍陳大喜部會合，活動于新蔡、汝陽、息縣、羅山、光山一帶。新任河南巡撫張之萬命總兵張曜、餘際昌率軍追剿。1863年4月初，張宗禹、陳大喜率部進入湖北，總兵餘際昌率豫軍五千餘人越境追擊。撚軍經麻城、羅田、蕲水（今浠水）進至蕲州、廣濟（今蕲春東南）一帶。後由于湖北清軍竭力堵截，而餘際昌部豫軍已撤回河南，撚軍遂回軍北上，于5月中旬複入河南，由光山、羅山、息縣等地渡過淮河，5月26日在正陽縣方寨設伏，重創跟蹤追擊的豫軍，斃餘際昌及遊擊以下官弁三十九人，使該部清軍死傷過半。這一勝利，大大鼓舞了撚軍士氣，增強了堅持鬥争的信心。

　　李成、任化邦等部撚軍在山東幅軍、教軍等農民起義武裝的配合和支援下，活動于蘭山、費縣、沂水、蒙陰、泗水等地，并進入曲阜、泰安，逼近省城濟南。山東巡撫譚廷襄惶恐不安，忙向清廷告急：“東境外匪與内匪交讧，實屬弗遑兼顧”，“賊邊馬已至汶、甯，湖路可達東平，山路可逼省會，事機危迫”①。當時活動于魯西堂邑、冠縣、館陶（治今館陶東北）、臨清、高唐等地的宋景詩黑旗軍，也威脅着清廷畿輔重地。這就迫使清廷不得不急調僧格林沁軍由淮北返回山東。僧軍轉回山東後，在新任山東巡撫閻敬銘率領的防軍配合下，瘋狂地鎮壓各支農民起義軍，使淄川的劉德培起義軍，鄒縣、泗水、曲阜交界的文賢教軍，以及宋景詩黑旗軍都遭到重大損失。宋景詩在劉貫莊戰敗後，便參加了撚軍。

　　當僧軍于4月底北返山東後，蒙亳地區轉入地下的撚軍又紛起活動，開展各種形式的抗清鬥争。與此同時，苗沛霖再次叛清②，于5月初占領颍上、懷遠、壽州，圍攻蒙城。不久，張宗禹、陳大喜等亦率軍從豫南經颍州回到雉河集，懲辦了出賣撚軍領袖、爲虎作伥的叛徒，并奪取了敵人的糧台，打擊了敵人的嚣張氣焰，鼓舞了當地人民的鬥志，不少人踴躍參軍。

　　蒙亳一帶撚軍的重新活躍以及苗練的再次反清，使正在圍攻太平天國首都天京的曾國藩頗有後顧之憂，急忙上奏清廷，請求僧軍再次南下進攻淮北。1863年11月9日，僧格林沁遵旨由直隸大名率軍南下，經河南許州于11月下旬進抵安徽蒙亳地區，設大營于高爐集（今渦陽東南）。

　　張宗禹等得知僧軍再次南下，即主動撤離雉河集，西走河南。僧軍占領雉河集、西洋集一帶後，便于12月6日向正在圍攻蒙城的苗練發起進攻。在僧軍和蒙城清軍的夾擊下，苗練四處敗逃，苗沛霖在亂軍中被殺。以剿撚起家、作惡多端的苗練武裝從此煙消雲散。清軍在重占蒙亳地區後，大肆平毀圩寨，收繳武器。爲加強對這一地區的控制，清廷把雉河集改爲渦陽縣，在縣北的龍山鎮駐紮一營清軍，以防撚軍再起。随後，僧軍奉命進入河南，追擊撚軍。

　　

　　（三）與西北太平軍并肩作戰，突破重圍

　　張宗禹等率軍西走河南後，準備進入陝西與西北太平軍會合。這時，由扶王陳得才統率的西北太平軍爲解天京之圍，正在東返途中。1864年4月下旬，陳部在河南西南部的淅川、内鄉等地先後與撚軍張宗禹、陳大喜、任化邦等部會師，衆達數十萬，随即分四路向東南進發。清廷爲阻止西北太平軍和撚軍援救天京，令僧格林沁的馬隊及鄂軍、豫軍、皖軍竭力爛擊。不久，聚集于鄂、豫、皖交界地區的清軍不下十萬人。

　　太平軍和撚軍在東進過程中給了攔截的清軍以應有的打擊，但本身也受到一定損失。當得知太平天國的首都天京于7月19日失陷之後，“人心離散”，士氣大挫，盡管後來在河南的羅山、光山和湖北的蕲水等地幾次擊敗清軍，但這些局部勝利并未改變被清軍圍追堵截的不利局面。11月5日，安徽霍山黑石渡一戰，太平軍和撚軍損失慘重。接着，馬融和等屈膝投敵，藍成春被俘遇害，陳得才服毒自殺。其後，賴文光、邱遠才等部太平軍和張宗禹、任化邦、陳大喜等部撚軍先後進入河南，經過合編和整頓，迎着險惡的局勢，再接再厲地進行艱苦卓絕的鬥争。

　　 1857年到1864年，是撚軍反清戰争的關鍵時期。由于實行了與太平軍聯合作戰的正确方針，張樂行、龔得樹等部撚軍主力得以控制淮河中遊，鎮守淮河腹地；淮北撚軍的積極出擊，也牽制了相當的清軍，從而使淮南戰場保持相對穩定，陳玉成、李秀成部得以在湖北和天京外圍的往返征戰中不緻有後顧之憂。這些都是具有很大戰略意義的。

　　這一時期，由于清軍在安徽以及河南、山東、江蘇等省的兵力比較薄弱，而撚軍數量衆多、占地較廣，這就爲撚軍進一步壯大自己和擴大占領區提供了客觀有利條件。1859年秋，河東河道總督黃贊湯、河南巡撫瑛棨、前山東巡撫崇恩在給清廷的奏折中指出：“皖撚滋事以來，竄擾河南、江南、山東三省，蔓延愈廣，裹脅愈多，而攻剿數年，迄難撲滅者，則以官軍兵分力弱，不足制其命而搗其巢也。”進而指出：“近日定遠不守，撚、粵聯爲一片，南抵安慶、舒、桐，北通滕、峄、曹、單，東界徐、宿、青、陽，西鄰歸、陳、光、固，縱橫千餘裏之内，實已民賊不分，而翁同書一軍僅保壽州，勝保一軍扼紮蔣壩，岌岌乎無駐師之地，徒恃傅振邦、關保兩軍，以區區之師，當數十股兇悍之衆，前後左右，紛至沓來，雖畢力進攻，亦豈能制賊死命？”①這些描述說明了當時撚軍确實處于非常有利的地位。但是，爲什麽時隔不久，撚軍在淮南戰場和淮北戰場的作戰均遭失利，最後不得不撤離蒙亳基地，突圍他走呢？從作戰指導方面考察，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雉河集會盟後，實際上沒有建立起真正集中統一的領導和作戰指揮。撚軍主力南下六安後，張樂行、龔得樹對内部的意見分歧處理不當，更增加了各股撚軍的離心傾向，以緻難于集中兵力對付進攻之敵，給了清軍以各個擊破的機會。

　　二是不重視殲滅清軍的有生力量。淮南撚軍在淮河中遊占領幾個城市後，便分兵守點，消極防禦，不注意在流動作戰中殲滅敵人，結果所占據點反被數量雖少但能集中兵力作戰的清軍各個攻占。淮北撚軍熱衷于向外出擊以獲取生活資料，喪失了更多地殲滅清軍的有利時機；特別是沒有把側重點放在消滅盤踞淮北的清軍上面，使自己有個穩固的後方，以緻當僧軍南下向雉河集等地大舉進攻時，處于非常不利的被動境地。

　　三是在大軍壓境的情況下，蒙亳地區的各支撚軍仍然據寨自保，各自爲戰，沒有統一的防禦部署和作戰指揮，最後終于被清軍各個攻破。張樂行等退守雉河集後，企圖以武器裝備低劣、内部組織很不嚴密的撚軍與清軍打堂堂正正的陣地戰，而不是及時跳出清軍的包圍圈，這是很大的失策。後來，在節節失利的情況下，決定一些部隊突圍出走，才保存了一部分有生力量，得以繼續堅持鬥争。


第四节 与太平军余部合编，继续坚持反清战争

　　一、高樓寨殲滅戰

　　（一）撚軍和太平軍餘部的改編

　　天京陷落以後，全國革命形勢走向低潮。在這危難之際，撚軍和太平軍餘部，沒有被清軍的血腥鎮壓所吓倒，而是不畏艱難險阻，繼續進行不屈不撓的鬥争，成爲繼太平軍之後的抗清主力軍。

　　1864年11月下旬，遵王賴文光和淮王邱遠才兩部太平軍二三千人，于鄂北地區與張宗禹、任化邦、陳大喜、牛宏升、李允、張禹爵等部撚軍二三萬人會合，扶王陳得才餘部及其他一些被打散的太平軍、撚軍将士，也陸續前往集中。接着，他們在豫、鄂邊境進行了合并和改編，組成了一支集中統一的新撚軍。撚軍首領張宗禹、任化邦等“誓同生死，萬苦不辭”，并共推賴文光爲最高領袖；賴亦毅然負起領導責任，“以期複國于指日”。①賴文光沿用太平天國的年号和封号，稱張宗禹爲梁王、任化邦爲魯王、李允爲魏王、牛宏升爲荊王、張禹爵爲幼沃王。軍隊沿用撚軍的編制，仍以五色旗區分，下分大旗小旗。但也作了一些變動，如将一些小旗改編成營，在任化邦率領的部隊中，就有内五營和外五營的建制。

　　通過整編，提高了部隊的軍政素質，有利于繼續堅持鬥争。在政治上，明确以複興太平天國爲鬥争目标；在領導上，加強了集中統一，隸屬關系明确了，組織較前嚴密了；在軍事上，根據撚軍騎兵較多和北方地勢平坦等特點，決定“易步爲騎”①，增加騎兵，減少步兵，在步兵中也增加馬、騾、驢等牲口，加強了部隊的機動能力；在作戰方式上，随着騎兵的增加，發展了快速流動，盤旋打圈以疲敵，聲東擊西以誤敵，設伏圍裹以殲敵等靈活的戰術，成爲一支“善戰善走”的部隊。但是這次改編，沒有解決部隊主要行動方向和建立革命基地等重大問題，這對于以後的作戰影響很大。

　　清軍方面，自黑石渡之戰後，某些将領滋長驕傲情緒，認爲太平軍、撚軍已是“屢敗之衆”，隻要“僧格林沁就近調度，必能就地殄除”②。同時，派系矛盾突出，特別是曾國藩、李鴻章的湘、淮軍與僧格林沁的滿蒙旗兵之間，表現尤爲明顯。就在黑石渡作戰之前，僧格林沁連吃敗仗，日益暴露出這位王爺的無能。清廷爲了支撐這支“王牌”軍隊，調兩江總督曾國藩及其湘軍前往湖北東部參戰。曾國藩卻以“大帥三人（按：指曾國藩、僧格林沁、官文）屯駐四百裏内，恐群盜輕朝廷”③爲由，拒不應命，隻願派部分湘軍歸官文調遣。黑石渡之戰後，清廷又下令抽調部分湘、淮軍（湘軍劉連捷部和淮軍劉銘傳部）給僧格林沁，以加強攻撚兵力。曾國藩、李鴻章都以種種借口拖延部隊的調動。而盲目自大的僧格林沁，則認爲所調之湘、淮軍“守則有餘，戰則不足”④，拒絕湘、淮軍的支援，仍然妄想獨吞攻撚的 “勝利果實”。清軍之間的這種矛盾，對于撚軍來說，無疑是十分有利的。

　　

　　（二）鄧州、魯山大敗僧軍

　　12月初，僧格林沁親督翼長恒齡、成保及副都統常星阿等部進抵湖北棗陽，旋即西進。12月7日，賴文光等督軍敗僧軍于襄陽，然後揮軍北上，進入河南鄧州（今鄧縣）境。賴文光、張宗禹等選擇鄧州西南的唐坡，挖壕築壘，部署兵力，準備迎擊僧軍。12日，僧軍分左、中、右三路發動進攻。撚軍将士首先打敗僧軍右路步隊，然後從側後抄襲敵人的中、左兩路，大敗僧軍。僧格林沁退入鄧州城。撚軍與太平軍餘部合編後接連取得勝利，士氣複振。

　　12月13日、14日，撚軍圍攻鄧州城未下，便北攻南陽府（今南陽市），旋又西趨鎮平，複北經南召至魯山。僧格林沁率部取道郏縣，于1865年1月6日進抵寶豐，堵截撚軍北上山西，西進陝西。1月中旬，撚軍與僧軍交戰失利，由魯山西走。僧格林沁恐其北上洛陽，率部經汝州（今臨汝）前往洛陽堵截。後探知撚軍集聚于嵩縣西北一帶，便于1月下旬由洛陽取道宜陽，進至永甯（今洛甯）東面的韓城鎮。撚軍随即經伊陽（今汝陽）折而往南，返回魯山。僧格林沁便督隊由韓城鎮經寶豐縣的大營鎮奔向魯山。這時，撚軍已在離魯山十餘裏的地方布好陣勢，待機殲敵。1月28日，僧格林沁命恒齡率騎兵在左，常星阿部居中，成保部在右，同時向撚軍陣地沖鋒。撚軍佯敗，将敵軍誘過■水（今沙河），然後回軍猛擊，并以馬隊從後抄襲。僧軍大恐，營總富克精阿、精色布庫等率部先逃。撚軍乘勢奮勇殺敵，先後斃敵翼長恒齡、營總保青、副都統舒倫保、營總常順等多人。僧格林沁在總兵陳國瑞援救下，才幸免于死。

　　僧格林沁在魯山大敗之後，氣急敗壞，暴跳如雷，将首先敗退的富克精阿、精色布庫等在軍前處決，借以鎮懾所部。他決心猛追撚軍，尋機報複。

　　

　　（三）盤旋打圈，疲憊僧軍

　　鑒于清軍防守嚴密，撚軍隻得放棄入陝計劃，決定在河南境内與僧軍繼續周旋，伺機殲敵。

　　魯山獲勝後，撚軍經葉縣北走襄城、禹州，複經長葛、新鄭，轉入尉氏縣境。撚軍遊騎四出，邊馬直抵河南首府開封城下，城内清軍一日數驚，附近各州縣官吏慌作一團。1865年2月11日，跟蹤尾随的僧軍到達尉氏縣城，撚軍已南下鄢陵。僧軍先頭部隊三千餘人孤軍冒進，當追到鄢陵縣北閻寨坡時，撚軍得知追軍兵力單薄，便以少數部隊誘敵，大隊回馬力戰，将其擊潰。2月13日，僧格林沁率大隊趕到，亦爲撚軍所敗。僧軍連戰皆敗，損兵折将，不得不在鄢陵休整，僅派出部分兵力跟蹤撚軍。2月中下旬，撚軍由臨颍、郾城南下，攻西平，圍汝陽，僧格林沁隻得于3月5日親督馬隊南下。撚軍見僧軍追來，便揮軍南下，進攻信陽州城南關，待敵軍到達信陽時，又舉旗北上，經确山、遂平、西平到達郾城，然後攻扶溝，入睢州境。3月29日，撚軍自河南考城進入山東境内。

　　兩個月來，僧格林沁尾随撚軍之後窮追不舍，從豫西、豫中、豫東、豫南一直追到山東，行程數千裏，所部被拖得精疲力竭，“将士死亡者數百，軍中多怨言”。他自己也“寝食俱廢，恒解鞍小憩道左，引火酒兩巨觥，辄上馬逐賦”①。清廷曾告誡僧格林沁“未司一意跟追”②。老奸巨猾的曾國藩看出了這樣追擊的危險性，指出：“兵法忌之，必蹶上将。”①但僧格林沁剛愎自用，并未從失敗中汲取教訓。

　　

　　（四）高樓寨全殲僧軍

　　1865年4月初，撚軍進入山東後，經曹縣、定陶、城武、嘉祥、汶上、甯陽進入曲阜。時僧軍仍緊追不舍，山東巡撫閻敬銘也派布政使丁寶桢率本省防軍進入兖州，妄圖夾擊撚軍。爲了繼續疲憊敵軍，撚軍北趨甯陽、東平。途中擊敗總兵範正坦部後，繼續北上東阿（今東阿南）、平陰、肥城，威脅省城濟南。僧格林沁率軍追至東平，丁寶桢部則進抵泰安北面的張夏鎮。撚軍見敵有備，便南下甯陽、兖州、鄒縣、滕縣、峄縣，旋經蘭山、郯城進入江蘇的贛榆、海州、沭陽。5月3 日，又由邳州返回山東郯城，西走峄縣，在臨城（今棗莊市西薛城）附近擊敗丁寶桢部後，北上甯陽、汶上。5月10日由汶上以西的袁家口渡過運河，進至範縣（今河南範縣東）南面的羅家樓、濮州（今河南濮城）東南的箕山一帶，最後進至郓城西北的黃河水套地區。

　　黃河水套是1855年（鹹豐五年）黃河在河南省考城縣屬的銅瓦廂決口以後，在濮州、範縣以南和郓城西北一帶形成的一個河汊衆多的地區。撚軍進入該地區後，蔭蔽在那裏的許多被清軍擊敗的山東各地起義軍的失散人員，紛紛參軍，使撚軍人數又衆達數萬。而這時僧軍已被撚軍拖得疲憊不堪，僧格林沁本人也因“辄數十日不離鞍馬，手疲不能舉缰索，以布帶束腕系肩上馭馬”②。就在這種情況下，撚軍與當地起義人民一起，在菏澤的高樓寨一帶，布下了殲滅僧軍的天羅地網。

　　從菏澤縣城到黃河南岸（約四五十里）有一條經吳家店、高樓寨的大道。高樓寨北面，有許多道防堵黃河泛濫的河堰，河堰上下柳林密布，撚軍主力就埋伏在高樓寨以北的村莊、河堰和柳林中。1865年5月17日，僧格林沁牽軍追至菏澤之西、高樓寨之南的解元集地區。撚軍派出少數部隊迎戰，且戰且走，誘使僧軍步步向高樓寨地區深入。18日中午，僧軍進至高樓寨，頓時号角齊鳴，聲震原野，埋伏在那裏的撚軍将士們奮勇出擊，挺矛持刀，袒臂鏖戰。僧格林沁分兵三路：翼長諾林丕勒、副都統托倫布等率左翼馬隊，總兵陳國瑞、何建鳌各領本部步隊，是爲西路；副都統成保、烏爾圖那遜等領右翼馬隊，總兵郭寶昌率本部步隊，是爲東路；副都統常星阿、溫德勒克西等各領馬隊，是爲中路。撚軍亦分三路迎戰。西路鏖戰二小時左右，撚軍稍卻。适中路撚軍将常星阿部清軍擊潰，立即支援西路撚軍向敵人發起反擊，将西路清軍殲滅。與此同時，東路撚軍亦将敵軍擊潰。在後督隊的僧格林沁隻得率殘部退入高樓寨南面的一個荒圩。撚軍乘勝追擊，立将該圩團團圍住，并在圩外挖掘長壕，防止敵人突圍。當夜三更，僧格林沁率少數随從冒死沖出，當落荒逃至菏澤西北十五裏的吳家店時，被一青年撚軍戰士砍死在麥田中。

　　高樓寨之戰，撚軍全殲僧格林沁的蒙古馬隊，使清軍的精銳騎兵損失殆盡。副都統成保奏稱：“我軍失利後，馬步兵勇收集無多”①。曾國藩也說：兩年來僧軍屢挫，撚軍“奪官馬至五千餘匹之多，自此不可複制”②。薛福成在《科爾沁忠親王死事略》中稱：“陳國瑞所部步隊四千覆潰幾盡，國瑞僅以身免，……總兵何建鳌、内閣學士全順，皆死于陣。”③這次作戰，是撚軍在抗清鬥争中取得的一次重大的勝利，也是運用運動戰取勝的一個典型的戰例。撚軍發揮快速流動作戰的特長，牽着僧軍盤旋打圈，使其精疲力竭，同時伺機反擊，消耗敵之兵力，挫傷其士氣，最後在地形和群衆條件都對撚軍有利的地區，一舉全殲窮追之敵。僧軍方面，由于僧格林沁盲目輕敵，一味窮追，後方供給不繼，部隊饑疲交加，士氣日益低落，加上得不到豫、魯清軍的有效配合，遂爲撚軍提供了打殲滅戰的有利條件。

　　

　　二、粉碎曾國藩“以靜制動”的攻撚方略

　　（一）曾國藩“以靜制動”的攻撚方略　　

　　僧格林沁軍覆滅後，清廷深恐撚軍渡過黃河，北攻直隸，威脅京畿，從1865年5月下旬開始，進行了一系列新的部署：命兩江總督曾國藩攜帶欽差大臣關防，統領所部各軍，前赴山東，于北面駐紮“督剿”，繼又令其督辦山東、河南、直隸三省軍務，所有三省旗綠各營及地方文武員弁，均歸節制；命直隸總督劉長佑駐軍大名一帶，扼守黃河天險；催調提督劉銘傳所部淮軍迅速北上，“力固畿南門戶”；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領經英國人訓練的天津洋槍隊，進駐景州（今河北景縣），堵截撚軍；命署兩江總督李鴻章于所部各軍内撥派精銳若幹，由上海乘輪船前往天津，增援直隸；命醇郡王奕環統領京城旗綠各營，“密籌布置”，守衛北京。

　　曾國藩在接到清廷的命令後，一方面故作姿态，力辭節制直隸、山東、河南三省之命，并以種種理由拒絕迅速北上，以免倉促上陣，重蹈僧格林沁全軍被殲的覆轍；另方面積極進行作戰準備，并向清廷提出了新的攻撚方略。他認爲撚軍騎多步少，行動迅速，“飄忽靡常”，因而主張重點設防，“以靜制動”，即所謂“各練有定之兵，乃足以制無定之賊”。①後來他又一再重申采取這種攻撚方略的必要性，聲稱“細觀賊情，已成流寇行徑，若賊流而官兵與之俱流，則節節尾追，著著落後。……雖終歲奔波，終無大損于賊”。強調要在撚軍“必經之途，駐紮重兵 ”，“變尾追之局，爲攔頭之師，隻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②據此，曾國藩提出如下具體方案：由他坐鎮徐州，負責撚軍經常出沒的四省十三府州（即安徽廬州、鳳陽、颍州、泗州，河南歸德、陳州，山東兖州、沂州、曹州、濟甯，江蘇淮安、徐州、海州）的攻剿事宜，四省的其它地區則由各省巡撫負責。四省分別以臨淮、周家口、濟甯、徐州爲“老營”，駐紮重兵，多儲糧草彈藥，以爲重鎮。他認爲這樣一來，就可做到“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其援軍之糧藥，即取給于受援之地，庶幾往來神速，呼吸相通”，“四省有首尾相應之象，而諸軍無疲于奔命之虞”。③

　　曾國藩煞費苦心制定的攻撚方略，其用心非常狠毒。但是，這一方略并不能解決地廣兵少的矛盾。且不說撚軍可以避開這十三府州的重點設防區，即使在上述重點設防區内，撚軍依然可以在鄉村縱橫馳騁，摧毀地主民團的圩寨，并伺機伏擊由城市出援的清軍。此外，清軍重兵集中于主要城市，廣大地區的兵力就相對薄弱了，加上奉調北上的湘軍、準軍與各省防軍之間矛盾重重，使撚軍仍有繼續流動作戰的條件。

　　1865年6月18日，因鎮壓太平天國“有功”而被封爲“一等毅勇侯”的曾國藩，在清廷的一再催促下，離開金陵，沿運河北上，踏上了鎮壓撚軍的反革命征途。

　　

　　（二）撚軍繼續流動作戰

　　高樓寨之戰後，山東清軍兵力空虛，僅有丁寶桢所部三千人扼守濟甯，“能守而不能戰”，而撚軍新勝，士氣大振，兵強馬壯，“縱橫自便”。①如果撚軍此時不失時機地揮軍北上，不但濟南指日可下，而且可以更加沉重地打擊清軍，開創新的局面。但是，當時由于撚軍首領們對爾後的進軍方向“争言不決”，有的主張“先陷濟南”，有的主張“北趨直隸”，有的主張“渡黃由豫入陝”②，以緻在近半個月的時間裏，數萬部隊徘徊于黃河以南、運河以西的菏澤、曹縣、城武、定陶、郓城、巨野、濮州、範縣、金鄉、濟甯地區，雖然隊伍有所發展壯大，但較長時間無所作爲，失去了乘勝進攻的良好時機。及至得悉“京師有備”，自知難以渡河北上，賴文光等才于6月1日率部自汶上袁家口等處渡過運河東進。由于此時濟甯、濟南等地清軍防守已經加強，撚軍随即回到運河以西的嘉祥。這時，張宗禹已率部南下安徽，賴文光、任化邦等便接踵南下，謀與張宗禹等會合，恢複蒙亳一帶的撚軍基地。

　　張宗禹、賴文光等部撚軍先後返回蒙亳地區後，即向當地清軍發起進攻，相繼占領了一些集鎮和圩寨。6月18日，撚軍攻占高爐集，切斷駐渦陽（即雉河集）的安徽布政使英翰所部的糧道。6月21日，撚軍三四萬人乘勝進圍渦陽城。這時，奉調開往徐州的總兵易開俊部清軍三千人已行抵蒙城，曾國藩也于6月30日到達江蘇清江浦。英翰接連請援于曾國藩，曾即命提督黃翼升率所部水師由高良澗（今江蘇洪澤縣）入洪澤湖，沿淮河西上，命總兵周盛波等部由徐州赴宿州以援蒙亳，命提督劉銘傳部自濟甯馳回徐州“以拯皖北之危”，自率部分湘軍進駐臨淮關。接着，漕運總督吳棠命總兵姚廣武率部由濉溪口、臨渙集出發，河南巡撫吳昌壽命總兵張曜、宋慶兩部豫軍由商丘出發，安徽巡撫喬松年命總兵張得勝、副都統克蒙額等部皖軍由颍上、太和出發，馳援被困于渦陽的皖軍，對撚軍形成包圍态勢。撚軍久攻渦陽不下，糧藥将盡，在各路清軍步步逼近的情況下，不得不于7月25日撤圍，西走河南。

　　撚軍分南北兩路深入豫境：北路由張宗禹等率領，經商丘、柘城、太康、扶溝、鄢陵、許州、襄城、郏縣、寶豐、魯山，南走南陽府；南路由賴文光等率領，經沈丘、淮甯、周家口、西華、臨颍、郾城，複折往東南，趨西平、上蔡等地。

　　曾國藩在撚軍分兩路進入河南後，仍堅持其專辦十三府州攻剿事宜的方針，他認爲張宗禹一路已進入豫西，“萬難追及”①，而賴文光一路進入陳州，屬于十三府州，便派劉銘傳等部跟蹤追擊。9月23日，曾國藩自臨淮移營徐州。其時，賴文光一路撚軍已由河南新蔡進入安徽阜陽縣西部的瓦店集、迎仙集一帶，劉銘傳等部淮軍以及豫軍、皖軍等正從周家口、徐州、颍州、固始等地壓來，妄圖多面夾擊，一舉消滅撚軍。10月1日，凹張寨一戰，撚軍失利，賴文光及時率軍撤出，由周家口北趨西華、太康、睢州，從考城入山東，活動于曹縣、定陶、郓城、菏澤等地。

　　曾國藩唯恐撚軍進入山東半島富庶地區，便一面命駐防濟甯的潘鼎新部淮軍扼守運河，一面命總兵張樹珊的步隊、副都統色爾固善的馬隊以及徐州的清軍北上山東，跟蹤撚軍；并從蘇南調總兵楊鼎勳、郭松林等部進駐宿遷、徐州，以爲後援；還命劉銘傳、周盛波兩部淮軍分別進駐周家口、歸德，防備撚軍南下。清廷對曾國藩在山東圍堵賴文光部的部署雖感滿意，但對進入豫西的張宗禹部卻憂心忡忡，認爲該路撚軍“不西趨秦境，必北擾晉疆”①，而曾國藩所率清軍多在東路，實有鞭長莫及之勢。爲此，拟命李鴻章率總兵楊鼎勳等部馳赴河洛一帶，進剿張宗禹部，兼顧山西、陝西門戶。接着，又令正在贛南鎮壓太平軍餘部的鮑超所部湘軍趕赴豫南。曾國藩深知，如果李鴻章督師豫西，必然從東路将淮軍調走，使他失去依恃，于是上奏清廷，建議暫勿令李鴻章赴河洛。清廷采納了他的意見。

　　就在反動派頻繁調兵之際，賴文光等已率撚軍由山東進入江蘇豐縣、沛縣、砀山、徐州一帶，取得糧食和兵員補充後，又西進河南，于11月底與從魯山、寶豐東進的張宗禹所率撚軍會師于扶溝，随即西趨襄城、葉縣、舞陽一帶。

　　

　　（三）曾國藩“以靜制動”方略的徹底失敗

　　撚軍不斷深入河南流動作戰，而湘、淮軍一般隻守據點，不積極攻剿，使新任河南巡撫吳昌壽兵饷兩绌，一籌莫展。他在給清廷的奏報中，一方面訴說“豫省軍務種種棘手，勢處萬難”，另方面對曾國藩名爲督辦三省軍務，實僅株守十三府州之地，表示不滿。12月14日，清廷谕令曾國藩“統籌全局，前往應援”，并告誡他“未可株守一隅，緻誤事機”。②與此同時，曾國藩也因撚軍主力全部進入河南，不得不對其攻撚方略進行一些改變，表示“不複拘泥十三府州之說”。他一面堅持仍在濟甯、徐州、臨淮、周家口四處駐紮重兵，以備“迎頭截擊”，一面令李昭慶部淮軍萬餘人奔赴河南，與原駐周家口的劉銘傳部淮軍萬餘人“同作兩支遊兵，仿照僧格林沁之法”，與撚軍“縱橫追逐，使之不得休息”。①曾國藩還準備将其大營由徐州移往周家口。

　　在曾國藩尚未變更部署以前，撚軍即已分路疾馳南下：賴文光等率部自臨颍、郾城走西平、遂平、确山、正陽、羅山、光州；張宗禹等率部自襄城、葉縣走裕州（今方城）、唐縣（今唐河）、鄧州。1866年1月，撚軍各部先後進入湖北，賴文光一路在麻城、黃州（今黃岡）一帶活動，張宗禹一路在襄陽、棗陽一帶活動。1月18日，賴文光、任化邦部乘清軍提督成大吉部嘩變之機，發起進攻，成大吉僅率少數清兵從麻城逃往滠口。撚軍遂占黃陂等地，威脅武漢。2月18日，撚軍又于黃陂東南的街埠一帶大敗清軍，斃總兵梁洪勝等多人。

　　撚軍在鄂東連打兩次勝仗，湖廣總督官文急忙請求援兵。曾國藩命總兵喻俊明等率水師馳赴武漢，令劉銘傳率所部淮軍由周家口馳赴湖北黃州，令浙江提督鮑超率所部湘軍進駐豫、鄂交界地區，聽候調遣。當援鄂清軍剛到湖北，撚軍又甩掉敵人北上，經河南進入山東。4月11日，張宗禹部在安興寨（今菏澤東北）擊敗總兵楊飛熊部八營清軍，13日，又在龍堌集（今巨野西南）大敗總兵王心安部八營清軍，20日，在郓城西北的柳條圈又敗潘鼎新所部淮軍。26日，賴文光部也到達郓城境内，兩支撚軍重又彙合。

　　4月29日至5月7日，撚軍三次搶渡黃河、運河均未成功，遂又分兵兩支南下：張宗禹等率部走河南虞城、甯陵、歸德等地；賴文光等率部南進江蘇豐縣、砀山、邳州、宿遷等地。6月15日，兩支撚軍在徐州彙合，旋又分開。張宗禹部由豐縣、砀山走河南虞城、甯陵、睢州、杞縣，又南下太康、陳州，從周家口渡過沙河，由郾城西進；賴文光部走安徽宿州、懷遠，渡過渦河趨鳳台、太和，然後入河南境内。撚軍一直在曾國藩所圈定的重點防區内往返穿插，流動遊擊，使其“以靜制動”的方略徹底失敗。

　　

　　（四）曾國藩“聚兵防河”計劃的完全破産

　　“以靜制動”的方略破産後，曾國藩于1866年夏又提出了“聚兵防河”的方略，企圖以此遏阻撚軍的流動。經與直隸總督劉長佑、山東巡撫閻敬銘面商，确定了運河、黃河的設防部署：在運河防線上，從濟甯長溝到山東、江蘇之交的韓莊，由潘鼎新部防守；韓莊以下由楊鼎勳部駐防；長溝以上至黃河由山東軍防守。在黃河防線上，範縣豆腐店以西至東明、長垣由直隸軍防守，豆腐店以東的張秋、東阿一帶由山東軍防守。撚軍渡過沙河進入豫西南後，曾國藩又設沙河、賈魯河防線。沙河地段：從周家口到槐店（今沈丘）由劉銘傳部防守；槐店到正陽關由喬松年部皖軍防守；正陽關以下系淮河，曾國藩派水師和皖軍防守。賈魯河地段：從周家口到朱仙鎮由潘鼎新、張樹珊部防守；從朱仙鎮北四十裏到開封，又北三十裏到黃河南岸，沒有河流，由李鶴年的豫軍構築堤牆防守。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跨魯、豫、皖三省的三角形防線。此外，爲了攻守結合，又命鮑超、劉秉璋、楊鼎勳、劉松山、張詩日所部爲“遊擊之師”，跟蹤追擊撚軍。

　　曾國藩“聚兵防河”的主要目的，先則企圖阻止撚軍進入山東、江蘇，在撚軍渡過沙河以後，則企圖将其局限于豫西南的多山地區，使之不能發揮騎兵的優勢，然後集中兵力聚而殲之。顯然，這種設防漏洞仍然很多。首先，由于清軍内部存在着派系矛盾，曾國藩難于做到統一指揮，特別是經常受到淮軍頭目李鴻章的掣肘。其次，曾國藩的“防河”戰線太長，勢必造成兵力分散，處處防守薄弱。此外，還有不少人對曾國藩的防撚計劃持反對意見，認爲“宜于速剿，不必爲防河之謀”①。

　　就在曾國藩緊張地部署河防時，撚軍發覺了清軍的詭計。9月中旬，賴、張兩支撚軍在河南禹州、許州一帶會師，偵知朱仙鎮以北堤牆尚未築成，随即經尉氏、中牟北上，決定跳出河防圈。9月24日，撚軍先示形于開封以北的黑堽，佯作搶渡黃河的态勢，然後急速南下進至開封南的蘆花岡，乘夜擊潰豫軍，再次突入山東境内。

　　沙河、賈魯河防線被撚軍突破後，曾國藩自稱“聞信之餘，實深焦憤”，不得不承認防線太長，兵力不足，稱“防守沙河、賈魯河，本系策之至拙者”，但又聲稱“無奈馬隊遠不如賊，……專恃步隊追剿，斷不能制流寇，不得已乃出于防河之下策”②。不管曾國藩如何巧于言詞，事實是由他主持攻剿撚軍一年零五個月，“毫無成效”③。爲此，清廷決定換馬，12月7日，改任李鴻章爲欽差大臣，節制湘淮各軍，專辦剿撚軍務。曾國藩則回任兩江總督。

　　

　　三、東撚軍轉戰湖北

　　（一）撚軍分爲東西兩支

　　撚軍沖破沙河、賈魯河防線，進入山東菏澤、曹縣、巨野、金鄉一帶地區後，于10月上旬搶渡運河未成。這時，淮軍潘鼎新部已進抵濟甯，劉銘傳部進入城武、巨野，劉秉璋、劉松山、張樹珊等部也先後到達山東，進入運河防區，對撚軍實施包圍。撚軍随即回軍西向，于10月13日進入豫東地區。

　　兩年以來，撚軍縱橫馳騁于蘇、魯、豫、皖、鄂數省，取得了殲滅僧格林沁和粉碎曾國藩“以靜制動”的攻撚方略等一系列勝利。但是，由于長期不停頓地流動作戰，沒有一個可以立腳的基地，部隊得不到休整，糧食、彈藥的補充十分困難，同時又得不到任何友軍的支援，戰略上的被動态勢日益明顯。撚軍領袖賴文光等深感 “獨立難支，孤軍難立”①，試圖改變這一不利态勢，遂決定将撚軍一分爲二，由張宗禹、張禹爵、邱遠才等率部分撚軍西進陝甘，聯絡那裏的回民起義軍，“以爲犄角之勢”，是爲西撚軍；由賴文光、任化邦、李允等率部分撚軍留在中原地區，與敵周旋，是爲東撚軍。

　　

　　（二）東撚軍轉至湖北與李鴻章的攻撚方略

　　1866年10月下旬，東撚軍三萬餘人在賴文光、任化邦、李允等率領下，由河南中牟返回山東，拟攻破運河防線，進入較爲富庶的運河東部地區，以擴充兵員和籌集糧饷。後因在郓城東北的袁家口、開河、安山等處幾次搶渡均未成功，而淮軍劉銘傳、潘鼎新等部又已跟蹤返回山東，爲避免遭敵圍攻，便南下江蘇豐縣、沛縣等地。不久，複入山東，再次進攻運河防線，又沒有成功。其後，賴文光、任化邦等遂放棄進入運河東部地區的計劃，決定向湖北轉移，拟渡過漢水，進占荊州、宜昌，然後主力入川，并留一支部隊于湖北以爲聲援，以一支部隊入陝西與西撚軍取得聯絡。“倘各路皆不得手，……則共趨秦中”①，聯合回民起義軍，在陝西建立基地。這一計劃，得到東撚軍廣大将士的擁護。1866年12月初，東撚軍由山東進入河南，下旬進入湖北。

　　清軍方面，李鴻章鑒于曾國藩所确定扼守的“賈魯河、沙河地段太長，人力難齊，終辦不成”的教訓，提出了将撚軍“蹙之于山深水複之處，棄地以誘其人，然後各省之軍合力三四面圍困”的“扼地兜剿”方略，并準備采用“離間”、“招撫”等伎倆，妄圖從内部瓦解撚軍。②

　　1867年1月，李鴻章調集不下十萬部隊，分“堵擊之師”和“兜擊之師”，在河南、湖北集中。其部署是：在北部，命李昭慶部二十餘營駐河南信陽，扼撚軍北上的通道；在西部，命鮑超三十二營由南陽移駐襄陽，豫軍總兵宋慶十營、副将蔣東才六營扼守棗陽，荊州将軍巴揚阿統領提督藍斯明、水師總兵左光培扼守漢水沿線；在東部，命新任安徽巡撫英翰、總兵張得勝等率皖軍分紮六安、霍山一帶；在南部，由湖廣總督官文駐守武昌，彭玉麟統領水師駐守黃州。上述各部清軍均爲 “堵擊之師”。李鴻章又命劉銘傳、劉秉璋、周盛波、張樹珊等部淮軍共三十餘營，由豫東南分道入鄂，和新任湖北巡撫曾國荃統領的郭松林、彭毓橘、伍維壽、熊登武等部湘軍共三十餘營，組成“兜擊之師”。李鴻章等妄圖一舉消滅撚軍于鄂東地區。

　　

　　（三）羅家集、楊家河兩敗敵軍主力

　　東撚軍進入鄂東北不久，即由麻城南下黃陂，接着進至滠口，威脅武昌。随後，折而向西，連克雲夢、應城，進攻德安府（今安陸），旋又經宋河鎮入京山，南占天門縣。提督郭松林率領九營湘軍尾追而來，撚軍采取兜圈子的戰術疲憊敵軍。郭松林不顧士卒疲勞，緊追不舍。1867年1月11日，郭松林分兵三路向鍾祥東面的羅家集進攻，撚軍的步馬隊早已設伏以待。待敵發起攻擊時，撚軍首領任化邦率部正面接戰，李允統領馬隊從兩側包抄，賴文光率部襲敵後路，将清軍四面包圍。激戰半日，殲滅清軍二千餘人。郭松林身中七槍，被撚軍生擒，因傷重不能行走，被棄擲路旁，幸免于死。

　　羅家集勝利後，東撚軍在鍾祥與舊口之間結筏搶渡漢水未遂，便東走應城、雲夢。淮軍周盛波、張樹珊等部在後尾追，撚軍仍采用打圈戰術，伺機殲敵。1月26 日，撚軍在德安府楊家河東岸屯紮，淮軍總兵張樹珊所部六營孤軍追來，渡河進擊。撚軍佯裝敗退，張樹珊恃勇輕進，被撚軍分割包圍。激戰至深夜，撚軍陣斬張樹珊及副将劉登朝、郭有容等數百人，使李鴻章的淮軍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

　　

　　（四）尹漋河先勝後敗

　　東撚軍兩敗敵軍之後，士氣高昂，聲威大振。爲了實現西進川陝的戰略目标，先後在舊口、豐樂河、流水溝及王家集、霸王山等處搶渡漢水，但均爲清軍所阻，被迫回到舊口地區。

　　就在東撚軍搶渡漢水的半個月中，清軍各部已分別向舊口方向集中，準備圍殲東撚軍于舊口地區。其部署是：湘軍彭毓橘、譚仁芳、熊登武、劉維桢等部駐九裏岡、永興、皂市、天門一帶，屏蔽東路；豫軍蔣東才等部駐茅茨畈，扼守北路；淮軍劉秉璋、周盛波等部扼守京山，李昭慶部由信陽移駐宋河鎮；以淮軍主力劉銘傳部萬餘人由北而南，湘軍主力鮑超部一萬六千餘人自西向東，夾擊撚軍。賴文光等見清軍來勢迅猛，便率軍退守尹漋河（今永隆河）一帶，準備與清軍決戰。

　　2月19日拂曉，劉銘傳爲了争功，自行改變與鮑超軍共同進攻的計劃，提前由下洋港向尹漋河搶先發動進攻。他見撚軍紮營于司馬河（今天門河）對岸，便留二三營兵力護衛後路辎重，以十七營兵力渡河攻擊。撚軍以步隊正面阻擊敵軍，以千餘馬隊向北繞襲敵軍後路。劉銘傳恐後路兵單，辎重難保，便抽出步隊三營、馬隊二營加強後路，自率十二營兵力分三路進攻。撚軍亦分三路迎擊：任化邦敵左路，牛喜敵右路，賴文光、李允敵中路。任化邦率部全力圍攻劉盛藻的左路軍，“劉盛藻鏖戰多時，漸不能支”①。劉銘傳恐左路有失，忙從中路抽出黃桂蘭、張士元、李錫增三營兵力往援。在撚軍的銳利攻勢下，劉盛藻部過河潰逃，李錫增則中槍喪命。接着，任化邦率部轉援牛喜部，将右路淮軍一舉消滅，擊斃總兵唐殿魁、記名總兵田履安、副将吳維章等。撚軍左右兩路取勝後，任化邦、牛喜便率部與賴文光、李允部一起圍攻劉銘傳親自督率的中路軍。撚軍将士揮刀斬殺，淮軍一敗塗地，退至司馬河彼岸。劉銘傳失魂落魄，與其部将、幕僚“俱脫冠服坐地待死”②。

　　可是，正當撚軍追過司馬河，即将殲滅劉銘傳所部淮軍時，鮑超率所部湘軍從舊口由西向東側擊楊家洚撚軍側背。楊家洚與尹漋河同在司馬河東岸，相隔十餘裏。賴文光在鮑軍進入楊家洚後，沒有仔細偵察敵情，便倉促率領中軍步隊向鮑軍沖鋒。但鮑軍陣勢嚴整，左、中、右三路，每路八九營兵力，分主攻和策應，穩紮穩打，步步前進。激戰兩小時，撚軍中軍步隊受挫，雖有馬隊馳前接應，但後路又爲鮑軍馬隊截斷，于是軍心動搖，陣勢大亂，由勝轉敗。又因連日下雨，河港水深，道路泥濘，撚軍慌不擇路，陣亡和溺死者近萬人。楊家洚、尹漋河等處數百村莊據點，全被鮑軍占領。

　　尹漋河之戰，雖然殲滅了劉銘傳所部淮軍半數以上，但東撚軍自己也遭到慘重損失，傷亡萬餘人，被俘近萬人，損失馬匹數千和辎重無數，不但元氣大傷，而且使西進的計劃受挫。尹漋河之戰最後遭到失敗，首先是由于東撚軍在取得羅家集、楊家河兩次勝利後，産生了驕傲輕敵情緒，對于在武器裝備上占很大優勢的敵軍沒有予以足夠重視，以緻在與劉銘傳部作戰時，竟沒有派出相當數量的部隊，對近在舊口的鮑超部進行警戒，特別是當鮑部來襲時，賴文光等不作周密部署，倉促反擊，結果受挫。其次，撚軍在作戰不利的情況下，缺乏堅韌頑強的意志，稍遇挫折，就撤離戰場。此外，尹漋河一帶河汊縱橫，使撚軍騎兵的活動受到限制。鮑超說：這次“擒斬溺斃之多，則由彼之先失地利耳”。①

　　

　　（五）被迫放棄入川計劃

　　東撚軍在尹漋河戰敗後，餘部即北上河南，從唐縣、桐柏東走信陽、羅山、光山，然後經湖北麻城、黃岡、蕲水、蕲州、廣濟，進入安徽西南邊境，因遇淮軍劉秉璋、周盛波部阻擊，又折回湖北蕲州一帶。這時，湘軍彭毓橘部駐紮于蕲水。3月23日，東撚軍由蘭溪、董家河一帶沿浠水河北上時，彭毓橘親率湘軍十三營由六神港至溪潭坳堵截，撚軍将其擊敗，陣斃總兵彭光友，并乘勝包圍六神港，取得了擊斃彭毓橘以下營哨各官三十餘名和殲敵三千餘人的勝利。

　　之後，東撚軍又西經孝感、應城、京山等地抵達漢水東岸，在舊口至嶽口一帶籌船結筏，希圖西渡漢水，爲清軍炮船所阻，未獲成功。後經鍾祥北上棗陽、随州（今随縣），5月初進入河南桐柏、信陽境，因遭淮軍周盛波、劉鉻傳部截擊，由平靖關折回湖北應山，旋又東走黃安。5月14日，撚軍在黃安的王家岡設伏，大敗剛從河南光州趕到麻城的淮軍楊鼎勳部，殺總兵張遵道。接着，撚軍再次進至漢水東岸，由于劉銘傳和鮑超部相繼追來，不得不放棄西渡漢水進入四川的計劃，經棗陽北上，拟從河南西進入陝，與西撚軍會合。

　　

　　四、東撚軍在山東被圍及其最後失敗

　　（一）進軍山東半島

　　1867年5月下旬，東撚軍進入河南新野、鄧州、鎮平、内鄉一帶，還來不及休整補充，淮軍劉銘傳等部就從棗陽、襄陽跟蹤追來，豫軍宋慶部和淮軍周盛波等部也分別由南陽、唐縣前來堵截。而當時撚軍内部對于行動方向問題意見不一。賴文光、任化邦等本主張進軍西北，但從山東郓城、梁山地區參軍的将士認爲山東連年豐收，糧食充裕，而陝西連年戰亂，糧食缺乏，極力主張東進山東。賴文光、任化邦等爲了盡快擺脫敵人的包圍，同時，“恐西路山多，難于翻越”①，也就改變主意，采納了東進山東半島的意見。

　　6月上旬，東撚軍由考城進入山東曹縣，疾趨郓城，甩掉尾追之敵，于6月12日晚直逼運河，以一部強攻沈口，吸引附近各段守河清軍馳援；以另一部襲擊由山東軍防守的比較薄弱的戴家廟一帶防線，于次日黎明突破。當時天旱水淺，撚軍全部三四萬人涉水過河，進入運河東部地區。

　　東撚軍進入山東腹地後，日行百餘裏，忽東忽西。新任山東巡撫丁寶桢雖督軍尾追，隻能望塵興歎。6月19日，東撚軍東走章丘，後經鄒平、壽光等地進入膠東半島，6月底兵鋒直指煙台。道員潘霨勾結英法侵略者聯合防守煙台，通商大臣崇厚則從天津派出洋槍隊渡海增援。

　　膠東半島雖然比較富庶，但撚軍進入這三面瀕海的地區，易被清軍包圍，而東撚軍首領們慮不及此，最終招緻失敗。

　　

　　（二）李鴻章堅持“扼地兜剿”方針

　　東撚軍突入山東後，清廷令李鴻章從河南移營山東，“擇要駐紮，居中調度”。李鴻章根據劉銘傳、潘鼎新等将撚軍“擠入登（州）、萊（州）海隅，趁勢圍逼” 的建議，立即奏稱：“斷不敢謂蹙賊海隅之議遂有把握，但與其任令長驅各省，流毒無窮，似不若誘令盤旋偏隅，得辦且辦”。①6月30日，李鴻章抵達濟甯，随即以劉銘傳部由濟甯、泰安、萊蕪徑趨青州（今益都）爲中路，以潘鼎新部由濰縣（今濰坊市）、昌邑赴萊州（今掖縣）爲北路，以總兵董鳳高、沈宏富馬步十五營由郯城、蘭山進莒州爲南路，“三路兜截而前，欲逼（撚軍）入登、萊絕地，會合（山）東軍相機扼堵”，“扼之于膠萊河一帶，使其不能複出”。②不久，李鴻章又聲稱：“欲滅此賊，計惟有覓地兜圍之一法”，“與其馳逐終年”，“不如棄一隅以誘之”，“與其往複運東”，“不如專棄登、萊以扼之”。他決定“先固守局而後進兵”。①其具體部署是：以運河爲外圈，膠萊河爲内圈，進行布防。決定調皖、豫、鄂、蘇和直隸的清軍，分段防守運河，在西岸修築長牆，并以部分兵力就東岸舊牆修繕炮台，“犄角護守”。鑒于膠萊河是扼撚軍西突的咽喉，決定配以重兵，以一營守三裏，在近三百裏的地段上，共部署兵力近百營，由淮軍主力劉銘傳、潘鼎新、董鳳高、沈宏富、王永勝等部及豫軍宋慶等部和丁寶桢的山東軍劃段防守，并築長牆壕溝于河西。同時，以黃河爲北部防線，由崇厚和劉長佑負責防守；以江蘇北部的六塘河爲南部防線，由漕運總督張之萬和由浙江北援的部隊共同防守。此外，另派部隊跟蹤追剿。

　　

　　（三）東撚軍突破膠萊河防線

　　1867年7月中旬，東撚軍正在福山、甯海（今牟平縣）一帶就糧，得知清軍在膠萊河西岸修牆築壘，分段扼守，才急忙回軍西向。7月31日，賴文光、任化邦等率軍自即墨向膠萊河南部的麻灣口發起攻擊，但未能突破，隻得轉兵北上。8月6日，又向淮軍潘鼎新部駐防地段的新河突擊，仍未成功。後偵知膠萊河北段入海處沙灘無兵駐守，而濰河北段自下營至海口一段隻有已革山東軍總兵王心安部二千餘人駐防，且“營壘初成，河牆未築”②，便于8月19日集中兵力從這一地段的海神廟等處發動進攻，殲滅了王心安所部清軍，進入濰縣、昌樂，然後由安丘、臨朐疾馳南走。李鴻章費盡心機策劃的“扼守膠萊之策”，成爲畫餅。清廷大爲震驚，将李鴻章、潘鼎新交部議處，丁寶桢革職留任。

　　膠萊河防線被撚軍突破後，李鴻章将防守膠萊河的各部清軍調至運河防線，并将大營由濟南（8月下旬由濟甯抵濟南）移至台莊（今台兒莊），居中調度。當時，多數清軍将領對防守運河喪失信心，特別是丁寶桢表示堅決反對，他說：“今膠防隳守，運河之防非獨無補于事，抑恐有礙大局”。①曾國藩也悲觀地說：“膠萊三百餘裏尚難堵禦，沿運千有餘裏更覺毫無把握。”②清廷則明确指出“河防不可恃”。李鴻章面臨朝野的譴責和攻讦，仍然認爲扼守運河雖沒有十分把握，但舍此別無良策。他在9月19日的奏折中說：撚軍“正急欲出運”，“若先撤運防，是示賊以弱也。守運各軍早夜修防，尚無疲倦，較窮年追逐者勞逸饑飽略殊。忽令守，又忽令不守，是使軍心惶惑也。 ”“今使罷運防而另有制賊之法，臣必速罷，若更無可制賊，似不若得守且守，能戰即戰，盡人力以待事機。”③李鴻章繼續加固河防，後來還組織了三支各擁有萬人以上的“遊擊之師”，緊追撚軍。

　　

　　（四）東撚軍的最後失敗

　　東撚軍雖然突破了膠萊河防線，但仍局處于運河與膠萊河之間，由于地域狹小，無從發揮流動作戰的長處，糧食也日益缺乏。賴文光、任化邦等爲擺脫遭十餘萬清軍攔阻追擊的不利局面，決心跳出敵人的包圍圈，但缺乏明确的方向，行動慌亂。先是由莒州、日照南下江蘇贛榆、沭陽等地，企圖搶渡運河和六塘河。由于清兵防守嚴密，進軍受挫，遂于10月初複入山東，并派人由間道入陝，向西撚軍求援。11月初，東撚軍突至章丘，準備北渡黃河，又被清軍水師所阻。在寒冷缺糧的情況下，東撚軍隻得東走樂安（今廣饒）、壽光、濰縣就糧，劉銘傳部淮軍尾随其後。11月12日，東撚軍在濰縣松樹山倉促應戰，結果大敗，損失慘重。賴文光、任化邦等隻得率軍南下江蘇，拟再次搶渡運河和六塘河。11月19日，當劉銘傳部尾追至贛榆時，撚軍再次進行反擊。由于淮軍繞襲後路，撚軍複大敗。魯王任化邦被叛徒潘貴升槍殺，使東撚軍元氣大傷。任化邦是撚軍重要首領之一，英勇善戰，尤其擅長指揮騎兵作戰，他與賴文光一起，勇謀結合，帶領撚軍屢敗湘淮軍，爲敵人所畏懼。他的犧牲，是東撚軍的重大損失。

　　賴文光在任化邦犧牲後，率部折回山東，繼續戰鬥，企圖突破清軍的圍困，但因連遭失利，力量大減，加上饑寒交迫，人困馬乏，士氣日益低落。12月，當賴文光率軍北上，徘徊于壽光、昌邑、濰縣避敵就糧時，劉銘傳、郭松林、潘鼎新等部又相繼追來，東撚軍屢戰屢敗。12月24日，東撚軍在壽光的北洋河與彌河之間的濱海地帶與清軍背水決戰，結果慘敗，傷亡近二萬人，被俘近萬人，精銳喪失殆盡，首王範汝增等壯烈犧牲。之後，賴文光率餘部四五千人由昌樂南下諸城、日照，走江蘇贛榆、宿遷。12月31日，在搶渡運河失敗後，即轉兵東向，前隊于次日夜由沭陽城南張家灣突破了六塘河防線，進入清江浦境内，但後隊未及渡河即被清軍殲滅。渡過六塘河的撚軍由于不斷遭到清軍堵擊，減員愈來愈多。1868年1月5 日，餘部千餘人在揚州東北的瓦窯鋪被道員吳毓蘭部淮軍擊敗，賴文光不幸被俘。至此，東撚軍最後失敗。賴文光在太平天國失敗後，領導撚軍繼續堅持反清戰争，作出了重大貢獻。被俘後，他嚴詞拒絕敵人的勸降，英勇不屈，就義于揚州城外，表現出崇高的革命氣節，不愧爲農民革命軍的一個傑出領袖。

　　

　　五、西撚軍轉戰陝西

　　（一）灞橋大捷

　　1866年10月撚軍分爲東、西兩軍後，西撚軍約有三萬餘人（一說五六萬人），以“前進甘陝，連結回衆”，建立新基地爲目标，在張宗禹、邱遠才、張禹爵等率領下，由豫東經許州、洛陽、陝州（今三門峽市西）、阌鄉（今靈寶西北），于11月9日進入陝西華陰縣境。

　　自1862年西北太平軍和滇川農民起義軍入陝後，有力地支援了當地回族人民的大起義。之後，由于西北太平軍援救天京離陝，而清廷又抽調多隆阿、劉蓉等部入陝，回民起義軍遂遭到鎮壓，餘部退入甘肅，與當地回民起義軍一起堅持反清戰争。西撚軍的入陝，大大鼓舞了陝甘回民起義軍，他們紛紛在甘肅的甯州（今甯縣）、泾州（今泾川）等東部地區襲擊清罕，配合西撚軍在陝西的作戰。這時，署理陝西巡撫劉蓉正率一萬四千餘名湘軍在陝甘交界處堵擊回民起義軍。當他得悉撚軍入陝後，感到形勢嚴重，忙向清廷告急說：“西回東撚，兩路同竄，欲防則無迎擊之旅，欲剿則無守隘之兵”①，請求速派援兵。

　　清廷在西撚軍入陝前，已改命左宗棠爲陝甘總督、喬松年爲陝西巡撫，西撚軍入陝後，又命鮑超率所部湘軍入關追擊。可是，左宗棠借口籌備糧饷，停兵湖北，躊躇不前；鮑超則通過曾國藩轉奏清廷，瀝陳入陝有“米糧之難辦”、“饷銀之難解”等等困難，要求“俟馬隊練成，陝省米糧轉運等事布置周妥，再行入關”。①鮑超所部湘軍雖然戰鬥力較強，但搶掠成性，西北地瘠民貧，自然難于滿足其擄掠的欲望。清廷隻得改令提督劉松山部湘軍替代。清軍援兵不能很快入陝，爲西撚軍的作戰提供了有利條件。

　　西撚軍進入陝西華陰後，立即西進華州（今華縣）、渭南。劉蓉不得不将清軍東調，對付撚軍。11月14日，提督劉厚基率兵三千餘人由渭南東進，在赤水鎮與撚軍遭遇，一觸即潰，敗退渭南。25日，知府唐炯指揮湘軍各營，分兵三路再次發動進攻。撚軍設伏于華州敷水東面的樹林裏，又大敗湘軍，斬殺七八百人。

　　西撚軍初戰獲勝後，便于12月中旬乘勝西進， 14日前鋒進抵西安東面的灞橋鎮。清軍回顧省城，撚軍卻又折向東南，接連占領藍田縣屬的泄湖、藍橋等地。爲了調動西安清軍，後又佯趨商州（今商縣）、雒南（今洛南）。清軍果然東向追擊，西撚軍遂又北走渭南，并虛造東攻潼關的聲勢。當湘軍北上堵截時，撚軍又迅速西進，擺出攻打西安的架勢，并在灞橋十裏坡左右村莊設下伏兵，布好口袋，等待敵軍的到來。

　　1867年1月23日，當疲憊不堪的湘軍追至臨潼東北的新豐鎮時，撚軍派少數部隊與敵接觸，且戰且退，把敵軍誘至十裏坡。待記名提督楊得勝、總兵蕭德揚、提督劉厚基、道員黃鼎等部敵軍相繼闖進伏擊圈後，撚軍誘敵部隊立即回馬反擊，埋伏在十里坡左右的馬隊同時出擊，左右包抄，将湘軍四面包圍。時值風雪交加，湘軍士卒凍餓，無心作戰，槍炮又被雨雪沾濕，影響點放。撚軍勇猛沖殺，展開白刃格鬥，不到半天時間，陣斬總兵蕭德揚、提督楊得勝、蕭集山、蕭長清、布政使銜候補道蕭德綱等湘軍将領，殲滅敵軍三千餘人，收降數千人，取得了入陝以來的一次大勝仗。這是撚軍運用流動戰術，先誘敵跟追，拖垮敵人，然後設下埋伏，出敵不意地圍殲敵人的又一成功戰例。

　　

　　（二）撚軍、回軍聯合作戰

　　灞橋之戰後，清廷将劉蓉“革職回籍”，命新任陝甘總督左宗棠督辦陝甘軍務，并催促總兵劉松山部湘軍和郭寶昌部皖軍兼程入陝。當時，西撚軍已乘勝進入西安東門外的三府窪、西門外的火神廟、南門外的小雁塔、北門外的紅廟，包圍了陝西省城。與此同時，甘肅東部的陝甘回民起義軍亦東進陝西，與西撚軍聲勢聯絡。巡撫喬松年依托西安高厚的城牆固守待援。2月初，湘軍劉松山、李祥和部及淮軍張錫嵘等部到達西安郊外。2月10日，西撚軍向敵發起進攻，激戰數小時，陣斬張錫嵘，但最後爲劉松山部湘軍所敗，退守秦渡鎮、花園鋪、梁家橋一帶據點。西撚軍圍攻西安月餘，未能攻克，打援又遭失利，遂撤離西安，沿渭河南岸西走，3月 24日在郿縣以西渡過渭河，進入扶風、岐山交界處的益店，與由鳳翔東來的回民軍取得聯系。

　　西撚軍和回民軍共同拟定了作戰計劃：撚軍東攻同州（今大荔）、朝邑，回民軍進攻西安。但正當撚、回軍準備分路東進之際，總兵郭寶昌部皖軍已從三原向鹹陽西進，劉松山等部亦已渡過渭河，向撚軍、回軍逼近。4月19日，臨平鎮（今乾縣西南）一戰，撚、回軍失利，被迫改變原定作戰計劃，一同經三原、富平向蒲城、同州前進。5月初，兩軍紮營于同州北的許莊一帶，橫亘二十餘里。劉松山率部趕來，撚、回兩軍将其包圍，殺死副将胡理明等多人，斃傷清兵甚衆。5月下旬，撚、回軍又揮師西進，從興平南渡渭河，再次進攻西安。清軍緊閉城門，固守待援。5月27日，劉松山、郭寶昌等部援兵趕到，撚軍在西安城南的山門口、木塔寨等處作戰失利，損失較大。張宗禹遂率軍東走藍田，繼又轉戰于臨潼、渭南、華州一帶。

　　西撚軍與回民軍取得聯系後，由于有着共同的反清目标，因此能夠互相配合作戰，對于清王朝在陝西的統治造成了嚴重的威脅。但是，由于階級的局限性，尤其是民族、宗教信仰等不同，在政治上未能建立起鞏固的聯盟，在軍事上也沒有統一的指揮機構，處于時離時合的狀态，沒有達到撚軍與太平軍那種程度的聯合。

　　

　　（三）左宗棠進攻撚、回軍的方略與部署

　　1867年2月22日，清廷授陝甘總督左宗棠爲欽差大臣，專辦陝甘軍務，以按察使劉典爲幫辦。左宗棠在清廷的一再催促下，率楚軍近二萬人，從6月中旬開始，分三路陸續入陝：左宗棠親率一萬一千人由樊城北上，西入潼關，以防西撚軍東返河南；劉典率軍三千餘人由樊城進荊紫關，經商州進入藍田，阻攔西撚軍南下湖北；提督高連升率軍四千由樊城溯漢水西上，于蜀河口登陸，防止西撚軍由陝入川。早在入陝之前，左宗棠就确定了進攻撚、回軍的方略。他認爲“以用兵次第論，非先撚後回不可，非先秦後隴不可”。①從左宗棠的入陝兵力有限，西北地瘠民貧，糧饷運輸補給困難，撚軍、回軍又缺乏緊密聯系等情況來看，左宗棠的上述作戰方略，是比較符合客觀實際的。

　　7月19日，左宗棠抵達潼關，所部諸軍也先後入陝，即以主要兵力對付西撚軍，以部分兵力對付回民起義軍。其具體部署如下：以先期入陝的劉松山所部老湘軍、郭寶昌所部皖軍、劉厚基所部湘軍和高連升所部楚軍共二萬一千餘人，爲“剿撚之師”（高連升部爲回民起義軍所牽制）；以幫辦劉典所部楚軍和黃鼎所部川軍共八千餘人駐陝甘邊界，爲“剿回之師”；其餘楚軍萬餘人，分駐鳳翔、宜君、華州、華陰、渭南、臨潼等地，策應各軍，爲“兼讨回撚之師”。左宗棠企圖割斷回民起義軍和西撚軍的聯系，把西撚軍圍困在渭河北岸的泾、洛兩水之間，将其殲滅後，再向回民起義軍進攻。

　　

　　（四）西撚軍轉移陝北

　　左宗棠率軍入陝後，在陝清軍兵力增至約四萬人，裝備有洋槍洋炮。西撚軍雖有數萬之衆，但除老弱婦孺外，能戰之兵隻有萬餘人，在數量和武器裝備上都居于劣勢。當時，西撚軍正盤旋于蒲城、富平、三原、泾陽一帶。這一地區南有渭水，西有泾水（今泾河），東有洛水（今洛河）、黃河，北面則是山區，很不利于撚軍騎兵的縱橫馳騁。爲了擺脫左宗棠所部各軍的包圍，西撚軍決定向陝北轉移。

　　10月上旬，左宗棠與劉典、劉松山、李祥和、郭寶昌、高連升等進一步“商議方略”，策劃将撚軍消滅于泾水、洛水之間的具體部署。西撚軍見各路敵軍日逼，便于10月 24日由蒲城東南一帶北上白水，以馬隊猛攻渭北山區的清軍，突破包圍圈後，向中部（今黃陵）、洛川進軍，進入陝北地區，使左宗棠的圍殲計劃頓成泡影。

　　陝北高原塬、梁、峁、溝、壑相間，人民生活十分貧困。西撚軍進入這一地區，作戰和補給都遇到不少困難，但畢竟擺脫了敵人的圍攻，加之當地清軍力量比較薄弱，便于休整。其次，陝北是回漢農民起義軍主要活動地區，可以得到他們的幫助和支援。再次，即将進入初冬季節，黃河冰凍，一旦左宗棠的重兵追來，可以渡河入晉。所以，在當時的形勢下，撚軍北上陝北，對于保存自己和爾後的行動，還是比較有利的。

　　西撚軍進入陝北後，甘肅東部和南部的回民起義軍仍積極向東發展，配合作戰。10月底，西撚軍一部進攻鄜州（今富縣）不克，北攻甘泉。11月上旬，一部進占安塞，主力活動于宜川、延長之間。劉松山、郭寶昌“■思催隊緊追”，便率部由中部東渡洛水，向宜川進發。11月14日，回民起義軍在中部大賢村截擊尚未渡洛的劉松山部後隊，殺其部将李祥和。11月17日，西撚軍北占延川，進向清澗，接着于22日配合回民起義軍占領綏德州（今綏德）。

　　西撚軍在陝西的活動，促進了這一地區革命形勢的高漲。12月3日，左宗棠在奏折中驚恐地說：“撚自南而北千有餘裏，回自西而東亦千有餘裏”，“現在局勢艱危，州縣城池疊陷”。①可是，就在這時，張宗禹收到了被困于山東的東撚軍求援的急信。爲了實踐“誓同生死，萬苦不辭”的誓言，張宗禹等決定立刻離開陝北，去援救自己的戰友。

　　

　　六、西撚軍的覆沒

　　（一）挺進直隸

　　張宗禹等原拟率軍南出潼關，由河南轉赴山東援救東撚軍。

　　後來又決定進軍河北，威脅京畿①，把清軍吸引到自己周圍，以達援救東撚軍的目的。這個類似圍魏救趙的計劃，在當時來說，還是可取的。可惜東撚軍很快失敗了，結果西撚軍非但未達目的，反使自己陷入清軍的重重包圍之中而不能自拔。

　　1867年12月上旬，張宗禹率西撚軍二萬餘人由綏德急速南下，于17日進到宜川境内的黃河西岸。當晚，張禹爵率五百人爲先鋒，張宗禹率大隊随後，乘北風大作之際，在宜川東面壺口一帶履冰搶渡黃河成功，乘勝占領了山西吉州（今吉縣）、鄉甯，接着南下河津，圍攻稷山縣城。

　　這時，劉松山、郭寶昌等部清軍已渡河跟蹤追擊。爲了迷惑和擺脫敵人，張宗禹等決定率撚軍北上，佯作進攻太原之勢，便于12月24日撤稷山之圍，由绛州（今新绛）北進臨汾、洪洞。當劉松山、郭寶昌等部清軍亦跟蹤北上時，西撚軍突然轉兵南下，途經曲沃、绛縣，于1868年1月初越過中條山，進至河南濟源城下。河南巡撫李鶴章急忙調兵馳援，并從山東迅速調回張曜、宋慶兩部豫軍。張宗禹立即率軍經修武、新鄉、湯陰、臨漳，于1月27日渡過漳河，進入直隸境内。接着，經磁州（今磁縣）、雞澤、隆平（今隆堯）、新河北上，于2月1日在束鹿所屬的周家莊渡過滹沱河，複經定州（今定縣）、望都北進至保定、滿城一帶。

　　西撚軍突然出現在直隸南部，使清廷慌了手腳，連下谕旨，調兵遣将，防衛京師，于是各地“勤王”之師接踵趕來。山東巡撫丁寶桢率軍進入直隸雄縣一帶，河南巡撫李鶴年率軍抵磁州。已從陝西出潼關進入山西南部的左宗棠也率部于2月15日抵達直隸獲鹿，接着，紮大營于定州。清廷仍任命他爲前線總指揮。李鴻章因未能總攬攻撚大權，心懷不滿，借口休整，行動稍緩，經清廷嚴诏催促，才命潘鼎新、周盛傳、周盛波、善慶、郭松林、楊鼎勳等部先後進入直隸景州、安平。此外，安徽清軍也進入直隸；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洋槍隊布防天津；直隸總督官文率部往援保定；連警衛圓明園的馬隊也調往涿州（今涿縣）防剿。集結在直隸中部、南部的清軍共約十餘萬人。爲了彌合左宗棠與李鴻章間的矛盾，清廷于2月底命恭親王奕䜣爲大将軍，左宗棠、李鴻章爲參贊大臣。各路統兵大臣及督撫等均歸恭親王節制，以一事權。

　　西撚軍的行動确實調動了清軍，但也使自己陷入了孤軍作戰的困難局面。2月5日，西撚軍于滿城爲道員餘承恩部所敗，東南走祁州（今安國）、饒陽。2月中下旬，西撚軍在饒陽、獻縣一帶活動時，即陷入了湘軍劉松山、郭松林部，淮軍楊鼎勳部，皖軍郭寶昌、程文炳部，豫軍張曜、宋慶等部的包圍之中，3月16日，撚軍因連日奔馳，疲憊不堪，疏于戒備，結果在饒陽東北一帶遭清軍襲擊，部隊傷亡很大，特別是邱遠才、張禹爵兩員爲敵人所害怕的戰将同時犧牲，使士氣大受影響。

　　

　　（二）轉戰豫魯

　　爲了擺脫敵人重兵圍困，張宗禹率軍南走，于3月18日從晉州（今晉縣）西南的桃園、相古村等處渡過滹沱河，後經甯晉、新河、巨鹿，于3月23日在成安渡過漳河，進入河南，然後經滑縣、新鄉、獲嘉進至清化鎮（今博愛）。在這裏，撚軍進行了短暫的休整，把步兵全部改爲騎兵，使部隊行動更加迅速，同時，伐竹爲矛補充軍械物資。

　　這時，淮軍已趕到豫北，李鴻章正想北依太行山，南據黃河，實施其圍困計劃，幸好張宗禹等已經察覺到“懷、衛一帶，阻山（太行山）面河（黃河），地勢至狹，恐被圍困”①，很快離開清化鎮，東出延津平原。4月1日，在封丘大敗湘軍劉松山部、皖軍郭寶昌部，重傷郭寶昌，斃記名提督周盈瑞。4月12日，又與潘鼎新、楊鼎勳、郭松林等部戰于滑縣，殺淮軍提督陳振邦、副将劉正同等。之後，經浚縣、内黃、直隸清豐、南樂之交進入山東莘縣。活動于東昌府（治今聊城）一帶的滄州下窪、高家口鹽民起義軍數千人，在其首領高岩率領下，參加了撚軍，并充當向導，引導西撚軍于4月17日從東昌府南李海務渡過運河。4月下旬，經德州、滄州，兵鋒指向天津。

　　西撚軍臨近天津後，恭親王奕䜣即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洋槍隊加強防衛，命綏遠城将軍定安、副都統富和、提督鄭魁士各率所部增援天津；命侍郎恩承、副都統玉亮所部趕赴武清（今楊村）設防；并無恥地指使崇厚通知英國、法國炮船協同防守天津。

　　西撚軍在獨流鎮、楊柳青等處用船搭橋搶渡運河，因遭洋槍隊密集炮火封鎖，無法前進，遂于4月末南下山東就食。

　　

　　（三）最後覆沒

　　西撚軍進入山東海豐（今無棣）、陽信、武定（今惠民）地區後，雖然便于解決糧饷問題，但從地形上看，這一地區東瀕大海，南有黃河，西有運河，易被敵人圍困。當時張宗禹等早已得到東撚軍失敗的消息，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及時率部跳出清軍重兵集結的直魯邊區，向敵人守備比較薄弱而又适于騎兵作戰的地區轉移。張宗禹等之所以慮不及此，除了急于解決部隊的糧食問題外，主要是輕敵思想作怪。他們認爲清軍雖“千裏連營”，但指揮不統一，等到“秋高馬健”時，隻要振臂一呼，就可突破清軍的河防。①正是在這種思想支配下，沒有及早突圍，脫離險境，結果造成全軍覆沒的悲慘結局。

　　這時，清軍各部十餘萬人，先後到達運河東部的直魯地區。清廷命李鴻章爲前線總指揮，調度各軍。李鴻章按照其“設長圍以困之”的“就地圈制”計劃，作了如下部署：北面，将滄州以南的捷地壩挖開，引運河水入捷地減河，并沿河興築長牆，由崇厚洋槍隊和潘鼎新部防守，阻扼撚軍再次北上威脅津京；西面，于張秋一帶引黃河水入運河，并沿運河趕築長牆，由河北、山東、安徽等省清軍分段負責，附近州縣的民團協防，又調總兵丁長春部水師炮船進駐德州，加強水面巡邏，嚴密防守；南面，封鎖黃河各渡口，将船隻一律調至南岸，由山東地方官吏帶隊把守；東面，嚴禁漁船下海，防上西撚軍渡海而走。同時，調戰鬥力較強的湘淮軍爲“遊擊之師”跟蹤追擊。

　　5月中旬，張宗禹由于不知滄州捷地壩已被挖開，且有重兵把守等情，仍然企圖強渡捷地減河北上，結果受阻而返。下旬，張宗禹又率軍搶渡臨清、東昌等處運河，仍爲駐防清軍所敗。爲了擺脫追軍和出敵不意，撚軍東進海豐。5 月29日，疾馳至直隸東光的下口鎮再次搶渡運河，由于丁長春部水師及該處清軍把守嚴密，仍然無隙可乘，不得已又南返山東。

　　西撚軍被圍困在方圓六七百裏的地區内，忽而北上，忽而南下，幾次搶渡均遭失敗。雖然把清軍拖得疲累不堪，甚至李鴻章、左宗棠等也因未能完成清廷下達的一個月内消滅撚軍的任務而被“交部議處”，但整個形勢對西撚軍愈來愈不利。由于連續下雨，河水猛漲，道路泥濘，使以騎兵見長的撚軍行動更加困難，而清軍的炮船卻更便于行駛，配合步隊圍攻撚軍。同時，李鴻章又實行“縮地圍紮”的方針，把撚軍壓縮在馬頰河以南、徒駭河以北的高唐、商河、惠民等地的狹長地帶，并進一步施展“招撫”伎倆，加上當地地主豪紳實行堅壁清野，強迫村民搬入堡寨，使撚軍的食宿發生困難。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下，撚軍士氣日益低落，以緻接連發生投敵事件。

　　7月16日，西撚軍在直隸吳橋（今吳橋東）遭周盛波、周盛傳部伏擊，傷亡千餘人。26日，與郭松林、潘鼎新部戰于山東商河東北的沙河鎮，被殺被俘三四千人，張宗禹也中彈受傷。31日，在濟陽玉林鎮、鴻福寺與豫軍張曜、宋慶部和淮軍潘鼎新部發生激戰，因地處黃河彎曲部，騎兵行動不便，結果又遭慘敗，将士陣亡六七千人，損失馬匹上萬，辎重丢棄殆盡，張宗禹率餘部突圍。威震一時的西撚軍，至此已成強弩之末。

　　8月4日，張宗禹率領餘部在德州的桑園、二屯、老君堂等處搶渡運河，均未成功。8月15日，在東昌的李海務口再次搶渡，又被清軍所阻，退往茌平西南廣平鎮。8月16日，在向東北方向轉移途中，與劉銘傳、郭松林、潘鼎新、袁保恒、張曜、宋慶等部遭遇。經過激戰，張宗禹的愛子張葵兒、兄張宗道、弟張宗先等數千撚軍将士全部英勇犧牲。太平天國滅亡後，領導撚軍堅持抗清鬥争達四年之久，被稱爲“沉靜好謀”的新撚軍重要首領張宗禹，率領十八騎突圍而出，來到徒駭河邊，“穿秫凫水，不知所終”①。

　　西撚軍在徒駭河邊的覆沒，标志着撚軍起義戰争的最後失敗。


第五节 捻军起义战争的经验教训

　　撚軍之所以能堅持長期的戰争，客觀上是由于1864年以前清廷把主要軍事力量用于對付太平軍，隻用一部分力量對付撚軍和其他起義武裝，使撚軍的生存和發展獲得了比較有利的條件；主觀上則是由于撚軍本身具備不少優點和特點，并在鬥争過程中積累了較豐富的經驗。

　　

　　（一）具有前仆後繼的鬥争精神

　　撚軍的基本成員是身受封建主義剝削和外國資本主義壓迫而陷入苦難深淵的貧苦農民、手工業者和其他勞動人民。他們對統治階級懷有刻骨的仇恨，因而具有前仆後繼、奮不顧身的鬥争精神。在十餘年的鬥争中，湧現出許多舉家從軍，“父兄死而子弟代”，英勇不屈，堅持鬥争的動人事迹。正是這種不怕犧牲的鬥争精神，支持着廣大撚軍将士不畏險惡的環境，不顧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失敗，以刀矛等原始武器與裝備洋槍洋炮的清軍進行堅決的鬥争。特別是太平天國失敗後，革命形勢處于低潮的情況下，仍能“披霜踏雪，萬苦不辭”，繼續堅持鬥争達四年之久。

　　

　　（二）與人民群衆保持密切聯系

　　撚軍紀律嚴明，每到一地，非但不擾民害民，而且将地主豪紳的财物分給貧苦群衆，所以能得到廣大群衆的擁護與支持，使自己得以“因地爲糧”①，“夜不紮營，散住村莊”②。不僅如此，一些著名的戰鬥，如高樓寨、灞橋、羅家集之戰，都是在人民群衆支援配合下取得勝利的。清軍則相反，“兵勇所到之處，肆行搶掠，民間被害甚深”①，因而激起人民的反對。一些地方甚至構築堡寨，抗拒清軍，使清軍難于籌集糧食，影響行軍作戰。曾國藩、李鴻章等竭力推行“築圩”、“ 查圩”和堅壁清野政策，千方百計隔絕撚軍和人尺群衆的聯系，這從另一方面說明了撚軍和人民群衆的關系是密切的。撚軍之所以能堅持長期鬥争，是與人民群衆的支援分不開的。

　　

　　（三）實行與太平軍聯合作戰的方針

　　由于地域的接近和鬥争的需要，自1857年開始，張樂行、龔得樹、蘇添福等所部撚軍與陳玉成、李秀成所部太平軍實行聯合作戰，實踐證明，這一方針是完全正确的。對撚軍來說，當雉河集等地被清軍占領後，由于得到太平軍的支援，得以在淮河沿岸重新立定腳跟，堅持鬥争達四年之久。對太平軍來說，撚軍在淮河沿岸的活動，牽制了自淮北南下的清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北部屏障的作用，使太平軍陳、李兩部得以比較放手地分別對付由湖北東進的湘軍和天京外圍的清軍。正是由于互相配合作戰，使安徽戰場在相當一段時間内保持着相對穩定的局面。在此期間，撚軍還向太平軍學習了構築防禦工事等方面的技術，提高了防禦作戰能力。清将勝保頗爲驚奇地說：撚軍“挖壕築壘迥異從前，非有粵逆消息暗通，安能如此詭谲”②。袁甲三也說：“數年以前之賊，不知溝壘可恃，專心以野戰爲強。自鹹豐七年以後，皆知深溝高壘，以守爲戰，而攻剿愈覺費手。”③太平軍方面，陳玉成、李秀成部在安徽戰場上，也注意運用撚軍迂回運動戰法，打了一些漂亮仗。太平天國失敗後，撚軍張宗禹、任化邦等部，與賴文光、邱遠才所率的西北太平軍餘部決定合爲一體，組成一支統一的新撚軍，這一決策也是非常适時和正确的。如果不實行整編，各自獨立作戰，将很難堅持鬥争達四年之久。

　　

　　（四）實行大規模的運動戰

　　撚軍和太平軍整編後，決定易步爲騎，實行大規模的運動戰，這是與敵情、地形和武器裝備等條件相适應的。當時，清廷已把主要精力用來對付撚軍，先是派遣僧格林沁的精銳騎兵，後又調集裝備新式槍炮和數量上占優勢的淮軍和湘軍，在豫、皖、蘇、魯、鄂等省的地方軍配合下，實行合圍兜剿。而撚軍兵力少，武器裝備低劣，又是孤軍作戰。如果實行陣地防禦作戰，顯然是非常不利的。在這種情況下，撚軍領導者決定把部隊全部改爲騎兵，充分發揮騎兵在平原曠野地區縱橫馳騁的特長，實行運動戰，以己之長，擊敵之短，避敵之長，補己之短，使清軍的槍炮優勢難以發揮，同時也彌補了撚軍武器裝備方面的劣勢。實行運動戰的結果，使撚軍在戰略被動中取得了戰役戰鬥上的主動權。撚軍的這一作戰形式，與同時期的農民起義武裝的偏重于城市攻防作戰相比較，都要高出一籌。盡管後來東、西撚軍先後遭到失敗，但是，如果不實行機動靈活的運動戰，而是實行堂堂正正的陣地戰，無疑将會失敗得更快。

　　

　　二、撚軍起義戰争的教訓

　　撚軍起義戰争爲什麽最終失敗了呢？除了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外，就政治軍事方面而言，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政治眼光短淺，組織松散，形不成集中統一的領導和指揮

　　撚軍的成員基本上是農民小生産者，既有反抗壓迫剝削的一面，又有保守落後的一面。他們所在的家鄉，經濟文化十分落後。撚軍首領中除張宗禹等個別人外，都沒有文化知識，在鬥争過程中又不注意學習和提高自己，也沒有注意吸收懂得韬略和善于出謀劃策的知識分子參加。因此，他們的政治眼光比較短淺，未能充分反映當時農民階級的願望和要求，明确提出推翻清王朝封建專制統治，建立農民政權的政治綱領和遠大目标，并教育動員廣大撚軍将士和農民群衆爲此而奮鬥，而是長期局限于解決眼前的局部的經濟利益，這就必然影響到建軍、作戰和内部團結等一系列問題。正由于撚軍首領們不能在鬥争中努力提高目己的政治水平，不能把軍事鬥争提高到推翻清朝反動統治、建立農民革命政權的高度，不能更廣泛地團結群衆，争取友軍，不斷壯大自己的隊伍，因而不可能最終戰勝強大的敵人，奪取革命戰争的勝利。

　　在很長一段時間内，撚軍“裝旗”出征，主要是爲了獲取錢糧物資，目的既達，便返回故鄉，各自歸家。這種“居則爲民，出則爲撚”的狀況，不僅在初期普遍存在，後來淮北各支撚軍向河南、山東、江蘇出擊過程中，仍然表現得相當突出。這就影響了革命軍隊的建設和作戰能力的提高，并喪失了許多有利的作戰殲敵時機。

　　撚軍不僅受小生産者狹隘性和無組織、無紀律性的影響，而且還受到宗族和地域觀念的束縛，這既是它不能與太平軍達成真正的聯合（“聽封而不能聽調用”）的主要原因，也是它本身組織松散的根源所在。各種不同旗色的撚軍，長期以來“各統其衆，各居其巢”①，獨立戰守，互不統屬，互不協同配合。有的則時合時分，分多于合。雉河集會盟，反映了一些撚軍首領認識到聯合作戰的必要性，對于改變分散狀态起了一定作用，如張樂行、龔得樹、蘇添福等幾支不同旗色的隊伍，長期共同行動，協同作戰，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但是，作爲盟主的張樂行卻提不出實行集中統一領導的有效措施，甚至在處理内部矛盾時簡單從事，以緻始終未能把淮北的各支撚軍統一起來，無論進攻還是防禦，都不能在統一的部署下，協調一緻地行動。撚軍的數量雖多，卻形不成有力的拳頭打擊清軍，這是一個緻命的弱點。雉河集的幾次失守，許多撚軍圩寨的被各個攻破，以緻最後無法在淮北家鄉立足，都與此有着直接的關系。就是在後期，雖然統一了組織和領導，但仍然存在着時分時合、松散不團結的舊習。

　　從1853年至1857年初，撚軍的力量發展很快，而當時清廷的主要兵力正忙于對付太平軍，隻用很少一部分兵力對付撚軍，清軍在豫、皖、蘇、魯邊界地區，隻能固守少數據點，形勢對撚軍非常有利。如果當時有幾支比較有戰鬥力的撚軍，實行集中統一的領導和指揮，對固守孤立據點的清軍或長圍久困，或一面圍城一面打援，或把清軍誘出城外，尋機加以殲滅，則将大大有利于爾後的作戰。這一時機的喪失，無疑是非常可惜的。

　　

　　（二）缺乏建立根據地的思想

　　撚軍雖然經常活動于淮北的雉河集、蒙城、亳州、宿州、颍州，河南的永城、夏邑、虞城、鹿邑，山東的單縣、魚台、金鄉、曹縣，江蘇的砀山、豐縣、蕭縣等地，但始終沒有使這些地區聯成一片，建成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根據地。當時建立根據地的客觀條件是具備的，但由于撚軍的不少重要成員參加過販運私鹽和一開始就熱衷于外出“打糧”等活動，因而容易産生流寇主義思想，認識不到建立根據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緻白白地喪失了幾個有利時機。一是從起義到1857年前，沒有趁清軍力量薄弱之機，在起義地區建立農民政權，着力于摧毀清軍的少數據點，消滅地主團練武裝。二是當勝保、袁甲三等率清軍南下淮河流域進攻張樂行、龔得樹等部撚軍時，淮北的撚軍在向河南、山東、江蘇出擊的過程中，打了幾個漂亮的殲滅戰，使當地的清軍力量更形薄弱，人民的起義不斷發生，但沒有與當地的起義武裝和人民群衆相結合，建立起新的根據地。尤爲失策的是，撚軍首領們對淮北家鄉團練武裝的日益嚣張和撚軍所占地區不斷縮小的嚴重情況，竟熟視無睹，結果在僧軍和團練的聯合進攻下，遭受重大損失，被迫離鄉他走。在後期，撚軍實行運動戰，雖然殲滅了被清廷“倚爲長城”的僧格林沁軍，以後又屢敗湘、淮軍，但由于沒有根據地作依托，部隊長期不停頓地流動作戰，得不到必要的休整補充，雖然拖累拖垮了不少敵人，而自己也陷入了困難的境地，終于在優勢敵人的圍堵下，遭到失敗。

　　

　　（三）戰略指導和作戰指揮上的失誤

　　撚軍領導者在戰略指導上的最大失誤之一，就是在後期将部隊分爲東、西兩支。當時，撚軍在數量上居于劣勢，又處于優勢清軍的圍攻之中。在這種情況下，分出一支部隊前往遠離中原戰場的西北地區，使兩支部隊之間無法配合作戰，既分散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又給清軍造成了各個擊破的機會。根據當時的戰場形勢，撚軍應該集中兵力，而絕不應分散兵力，最多隻能實行近距離的分兵，即以一部分兵力用于牽制據守點、線的清軍，主要兵力用于尋找機會，逐一圍殲尾追的清軍。堅持實行這種戰法，積以時日，尚有可能改變戰場上的被動不利局面。如不用此策，則應集中兵力，及早入陝進川，利用當地的山險，人民的支援和清軍兵力薄弱等有利條件，開辟一個新的地區。這樣，堅持鬥争的時間可能會更長一些。賴文光曾率太平軍到陝西活動，當清軍圍攻天京時，終因距離過遠而無法救援。但他沒有接受這一教訓，仍然決定分兵入陝，而且還認爲這樣可以造成“犄角之勢”，實在是缺乏戰略眼光的表現。

　　撚軍領導者始終把解決糧食問題看得重于一切，這也是不妥當的。淮北撚軍隻顧外出“打糧”，而不顧家鄉的安危；後來的東、西撚軍，也因就糧于富庶地區，而不顧敵情、地形等其他重要條件，結果誤入絕地，被敵所困，加速了自己的敗亡。這都是戰略指導上的失誤。

　　撚軍領導者在作戰指揮上的失策也是不少的。在初期，撚軍曾多次包圍歸德城，由于武器裝備低劣，沒有強攻堅城，這是對的。但不懂得利用圍城達到伏擊援軍的目的，往往一聞援兵到來，不管是多是少，便撤圍他走。在與太平軍聯合作戰時期，撚軍攻占了幾座城市，便由流動作戰轉爲分兵守點，當清軍進攻時，采取單純防禦的方針，結果被動挨打，所據城市逐一丢失。當曾國藩、李鴻章等實行“聚兵防河”，“扼地兜剿”時，撚軍設法突出清軍的包圍圈是正确的，但在突圍作戰中，缺乏計劃性，表現得驚慌失措，盲目地東闖西突，以緻渡河作戰一再受挫。如果指揮員鎮定沉着，一方面對尾随的清軍殺幾個回馬槍，使其不敢緊追不舍，一方面作好渡河作戰的偵察和船筏等物資的準備，找到清軍河防的薄弱環節，采取聲東擊西的辦法迅速搶渡，或集中兵力強行渡河，還是有可能突破清軍的運河、黃河等防線的。當時，撚軍中流傳着“不怕打而怕圍”①的說法，這既反映了撚軍敢于同清軍近戰拚搏，又反映了撚軍對清軍的圍堵存在着恐懼心理。正是這種恐懼心理，導緻了渡河突圍作戰的無計劃性。張宗禹雖然一度表現爲驕傲輕敵，但當幾次突圍受挫時，馬上轉爲喪失信心，盲目行動，最後造成西撚軍的全軍覆滅。

　　

　　（四）忽視部隊内部的純潔工作

　　撚軍中的叛變投敵事件不斷發生，與其他農民起義武裝相比，是頗爲突出的一個問題。如六安、霍丘和鳳陽府縣兩城，均因有叛徒内應而相繼丢失；當僧格林沁軍進攻雉河集時，竟有一批撚首率部投降，使撚軍的力量大爲削弱，淮北地區很快被清軍占領；主要撚軍首領張樂行、任化邦均死于叛徒之手。這種現象之所以發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撚軍的成份比較複雜，爲數不少的遊民無産者不斷湧進隊伍中來，甚至一些中小地主也“糾衆而撚”。這些人在清軍剿撫兼施，特別是形勢惡化的情況下，容易被反動勢力收買，動搖變節。二是撚軍的主要首領張樂行本人就曾受過清朝官方“招安”，雖然後來堅持鬥争到底，但由于本身的污點，必然影響其理直氣壯地與投降傾向作鬥争。三是一些主要撚軍首領用人不當，不懂得純潔和鞏固部隊内部的重要性。作爲一個農民起義的領袖，不僅要有不畏艱難險阻，與反動統治階級鬥争到底的堅強革命精神，而且必須善于用人選将，擦亮眼睛，随時注意清除混入革命隊伍中的“蛀蟲”。當然，這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也是很難做到的。

　　此外，撚軍對團練頭子苗沛霖等人缺乏應有的警惕。在階級矛盾激化，清王朝的統治發生危機的情況下，出現象團練頭子苗沛霖這樣的兩面派人物，是不足爲怪的。但是，苗所代表的始終是地主階級的利益，他所夢寐以求的是建立一個封建割據的獨立王國；他與清王朝之間不過是狗咬狗的矛盾，但與人民之間卻是你死我活的鬥争，而且一開始就是進攻撚軍起家的。農民起義軍對待這種人物，當他開始聯合清軍進攻撚軍的時候，就應該堅決予以打擊，特別是當其羽毛未豐的時候，應決心将其消滅，或分化其内部。隻有這樣，才能發動群衆，擴大占領區，消除心腹之患。當苗的實力已經強大，難于一下子把他消滅，并在表面上願意聯合反清時，撚軍和太平軍可以與他采取某些聯合行動，共同對付進攻的清軍。但必須時刻防止他反戈相擊，背後插刀，避免處于腹背受敵措手不及的困境。由于張樂行、陳玉成等政治警惕性不高，缺乏對付兩面派的鬥争策略，結果上當吃虧。這也是不容忽視的曆史教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