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聯軍之役

第三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一节 英法等国企图扩大在华殖民特权

　　第一次鴉片戰争後的十餘年間，英、法、美等國的資本主義經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迫切要求向外侵略擴張，以便尋找新的市場和原料産地。英國資産階級原以爲憑借《南京條約》所規定的不平等的通商關系，可以迅速打開中國市場，獲取巨額利潤。但是，由于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仍然居于統治地位，在沉重的封建剝削下，億萬貧苦農民的購買力很低，以緻洋貨經常滞銷。同時，英國對華鴉片走私貿易的急劇增長，也直接排擠了其它商品的銷售。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中國人不能同時既購買商品又購買毒品；……而增加鴉片貿易是和發展合法貿易不相容的”。①然而，貪婪的英國資産階級既想盡量擴大鴉片貿易，又想大量傾銷商品，因而迫切要求中國增辟商埠，開放長江和内地貿易，減輕洋貨轉輸内地的稅收，以實現其攫取更多殖民特權的目的。

　　1853年太平軍定都南京以後，中國出現了太平天國農民革命政權與清王朝對立的局面，清王朝的統治不穩。英、法、美等資本主義列強對太平天國革命一開始就懷有敵意，但懾于太平軍的勝利進軍，不敢輕易進行武裝幹涉，加之對太平天國抱有一定的幻想，因而暫時打起“中立”的旗号，靜觀中國政局的發展。1853 年和1854年間，英、法、美等國駐華代表在太平軍占領區頻繁進行活動，發現太平天國毫無媚外的表示，并堅決拒絕輸入鴉片。他們意識到中國人民不可侮，要想進一步攫取殖民特權，唯一辦法是以武力迫使清廷屈服，然後再和它勾結起來，共同對付太平軍。可是，當時英、法正竭力對付沙俄在近東的擴張，不可能馬上發動武裝進攻來迫使清政府進一步出賣國家主權，因此，它們聯合美國，利用清王朝面臨的國内危機，在1854—1856年間向清政府進行了全面修改《南京條約》、《黃埔條約》和《望廈條約》的交涉，企圖通過外交手段達到其侵略目的。

　　 1854年初，英國駐華公使包令勾結法國公使布爾布隆和美國公使麥蓮，聯合向清政府提出“修約”要求，其中包括開放中國沿海和内地各城市、長江自由通航、鴉片貿易合法化、廢除進出口貨物的子口稅、外國公使常駐北京等等。他們還以協助清政府鎮壓太平軍爲誘餌，說什麽隻要同意修約，“自當襄助中華，削平反側 ”。同時又威脅說：“否則奏明本國，自行設法辦理。”①以鹹豐帝（清文宗奕詝）爲首的清朝統治集團，雖然由于第一次鴉片戰争的失敗而對外國侵略者心存畏懼，但仍力圖維持自己的“大國體面”，不願意放棄閉關自守政策，不希望外國侵略勢力深入中國内地，更害怕外國公使駐京，損害其封建體統。他們意識到太平天國是危及其統治地位的“根本之患”，希圖“借師助剿”；但又對外國侵略者存有戒心，甚至害怕他們和太平軍“聯合”起來，推翻其封建統治。因此，清廷決定采取“堅守成約”的方針，拒絕了“修約”的要求。英、法、美未達目的，叫嚷要訴諸武力。但當時英、法正與俄國進行克裏米亞戰争，無力在中國開辟新的戰場，美國也因國内局勢不穩，不可能發動侵華戰争，“修約”問題便暫時地擱置起來。

　　1856年，美國新任駐華公使巴駕勾結英、法駐華公使，再次要求清政府“修約”。侵略者軟硬兼施，一方面揚言“各國條約章程，必求更改，否則恐緻生事”②，另方面又表示願将便于在内河作戰的蒸汽炮艇賣給清政府，幫助清廷鎮壓農民起義武裝。這時，鹹豐帝從18

　　英國是發動第二次鴉片戰争的罪魁禍首。它通過第一次鴉片戰争，獲得了侵華經驗，認爲以武力迫使清王朝屈服是輕而易舉的事。這種自信，促使它進行新的軍事冒險。早在1849年，英國 外交大臣巴麥尊就曾給駐香港的英國公使發出如下訓令：“……隻要形勢需要，英國的軍事力量能夠毀滅廣州城，叫它片瓦不留，從而使該城居民受到最厲害的懲罰。”②這次新的侵華戰争的挑起 和擴大，以巴麥尊爲首的英國内閣的侵略意旨又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法國也想擴大對華經濟侵略，特別是不滿足于《黃埔條約》中關于隻在通商城市設立天主堂的條款，力圖通過使用武力取得深入内地傳教的合法地位，以實現其利用宗教進行侵略的野心，因而成了英國發動第二次侵華戰争的主要幫兇。

　　美國對華貿易當時尚有逆差，其商業地位決定了它對清政府盡量保持僞善的溫和态度。它一面支持英國侵華，以便援例均沾侵略利益，一面積極表示願意扶助清廷鎮壓人民起義。

　　沙俄一貫懷有極大的侵略擴張野心。早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它就非法侵占中國黑龍江的廟街和庫頁島等戰略要地，并繼續将侵略魔爪伸入黑龍江、烏蘇裏江流域和西北邊疆。克裏米亞戰争失敗後，沙皇俄國企圖從土耳其、巴爾幹半島、黑海地區進入地中海和大西洋的計劃無法實現，便把侵略目标轉向東線，加緊侵略中國。它願意與英、法握手言歡，支持它們的侵華行徑，以便從中漁利。

　　正由于英、法、美、俄在侵華問題上存在某種程度的一緻性，因而在第二次鴉片戰争中盡管各懷鬼胎，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實際上緊密配合，結成了一條侵華聯合戰線。

　　當時，英、法等國軍隊的數量和組織體制等和第一次鴉片戰争時期相比，沒有多大變化。如1855年時，英軍總數約二十萬人，其中：步兵一百零三個團，約十二萬人；騎兵二十六個團，約一萬人；炮兵一萬二千人，火炮約六百門；海軍五萬八千餘人，各種艦船五百餘艘。此外，還有國民軍六萬人左右。當時的法軍總數近六十萬人，其中：步兵三十九萬八千人，内有基幹步兵團一百個，獵兵和非洲兵等四十餘營；騎兵八萬六千餘人，六十個團；炮兵約七萬人，十七個團，火炮約一千二百門；海軍有戰艦一百七十一艘，其中主力艦二十五艘。與四十年代初期相比，英法軍隊在武器裝備方面有了明顯的改進。其步兵已裝備有米涅式、李恩飛式和蘭開斯特式線膛步槍，提高了射速、射程和命中精度。火炮也由滑膛炮改爲線膛炮，由實心彈發展到榴霰彈，提高了射擊精度，增大了殺傷面積，射程增加了近千米。海軍艦艇方面，英國的蒸汽艦已超過三分之一，艦速由八節以下增至十節以上，排水量、續航力、攻擊力都有提高。此外，在克裏米亞戰争中還制成了一種适于淺水航行、艦炮射程遠的蒸汽炮艇。軍事技術條件的這些改進，增強了英法等國實現其殖民擴張政策的軍事力量。，增强了英法等國實現其殖民扩张政策的军事力量。


第二节 清廷实行对内镇压对外妥协政策

　　在英法等國準備發動新的侵華戰争的時候，清王朝正被太平軍打得焦頭爛額，處于内外交困的窘境。盡管它對英法等國爲攫取更大殖民特權而進行的“修約”活動等存有戒心，但爲了維持其搖搖欲墜的封建統治，根本政策仍然是對内鎮壓、對外妥協，即力求和外國侵略者妥協相安，以便集中力量（乃至借助外國力量）鎮壓人民革命。在這種對内對外總的方針政策指導下，清政府對于應付外敵入侵缺乏足夠準備，沿海防備相當松懈。

　　當時，湘軍已經興起，但由于與太平軍交戰的綠營兵大量潰散，因而清軍在數量上并未增加①，而且絕大部分都用于鎮壓以太平天國爲主的國内人民起義，用于邊海防的軍隊爲數甚少。對于在第一次鴉片戰争中遭到破壞的海防設施，戰後進行了修複和擴建工作。鑒于虎門爲廣東海防咽喉，清政府對該要塞的設防予以特別關注。除在原址修複和擴建了威遠、靖運、鎮遠、大虎等炮台外，還将橫檔和永安兩台擴建爲一座大炮台，在鞏固炮台遺址附近添建了南北兩台。另外，鑒于第一次鴉片戰争中英軍在下橫檔登陸的教訓，新建了下橫檔炮台；并在威遠炮台右側山腰上，新建了威遠山腰炮台；于鎮遠炮台左側山腰上，新建了鎮遠山腰炮台。上述修複、擴建或新建的十二座炮台均用三合土築成。安設的大炮數量有所增加，但質量并無多大改進，隻是将固定的木制炮架改爲能使火炮升降、旋轉的滑車絞架，以便調整射擊方位和距離。炮台前後挖有壕溝和掩體，并于後牆上開了炮洞、槍眼，便于對付敵之側後抄襲。其它各地的沿海炮台也多少有些改進。但總的看來，海防設施變化不大，沿海防備仍然十分松懈。

　　早在1850年，就有人提出對于英國可能進行的新的侵略宜及早防範。清廷一方面認爲應“于無事之時，爲有事之備”，一方面又提出“總期不動聲色，慎密籌防，斷不可稍有泄漏，緻啓疑釁”。①閩浙總督劉韻珂甚至認爲：備戰“風聲一播，夷人定啓猜疑，将來首先張皇之地，即爲首先紛擾之地，是防夷而适以招夷，未免失計。”②有的督撫則認爲海防已臻完善，不需加強。如兩廣總督徐廣缙等把廣東水師吹得天花亂墜，說什麽“風濤耐于慣習，炮火熟于點放，船隻長于駕駛，器械、火藥在在極于精良”③，認爲外國侵略者不敢進攻廣州。還說什麽“現就廣東地方情形而論，内河外海，炮台林立，分駐台兵數千名，若得文武同心，士卒用命，即使深入，何能徑出。”④上述畏敵和輕敵兩種錯誤思想，都嚴重地影響對外敵入侵的防範，妨礙沿海戰備的加強。

　　由于清廷仍然閉關鎖國，妄自尊大，不采納任何先進的軍事思想和軍事技術，不進行絲毫實質性的改革，軍事上始終處于停滞落後狀态。步兵除冷兵器外，仍然使用土制鳥槍、擡槍。火炮也無多大改進，并且依然沒有專門的炮兵部隊。除虎門要塞外，大多數炮台的火炮仍采用固定木制炮座，所有火炮都用火繩點火發射，射速慢，射程小（最遠不過千米），而且命中率低。水師戰船仍爲木制的風帆船或劃槳船，每船裝備數量不多的數百斤至千餘斤的火炮。1856年，新造炮船三百餘艘，裝備了從外國購買的火炮二百門，但主要用于鎮壓太平軍。


第三节 英国制造借口，挑起战争

　　一、“亞羅船事件”

　　第二次鴉片戰争是英國以所謂“亞羅船事件”爲借口首先發動的。1856年10月8日，廣東水師在廣州海珠炮台附近碼頭檢查裝有走私貨物的“亞羅”号船，并逮捕了船上兩名海盜和十名有嫌疑的中國船員。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爲挑起事端，胡說“亞羅”号是英國船，并造謠說中國水師在該船捕人時，曾扯落船上的英國國旗，有損英國的權利和榮譽，向廣州當局提出賠禮道歉、釋放人犯等無理要求。

　　 “亞羅”号是中國人蘇亞成于1854年8月建造的商船。蘇亞成非法弄到一張港英執照，并雇用了一個叫亞羅的外國人在船上工作，便稱“亞羅”船。1855年 6月，該船轉賣給另一中國商人方亞明。方又領取了一張自當年9月27日起有效期爲一年的港英執照，并雇用一個英國人爲名義上的船長。該船雇用的水手中隐藏着海盜，他們憑借港英執照作掩護，從事鴉片走私和搶劫等犯罪活動。廣東水師上船搜捕時，該船執照已經過期，而且船上根本沒有懸挂英國國旗。逮捕船上海盜，純屬中國内政，英國根本無權幹涉，因此，兩廣總督葉名琛拒絕了巴夏禮的無理要求。然而，英國駐華公使包令和巴夏禮等竟以此爲借口，蓄意擴大事态。英國駐香港海軍司令西馬糜各厘立即命令駐港海軍捕捉中國船隻，進行無理挑釁，決計挑起新的侵華戰争。

　　

　　二、英軍進犯廣州

　　對于英國侵略者的蓄意尋釁，負責籌辦“夷務”的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葉名琛竟然無動于衷。他曾大量屠殺廣東起義人民①，對迫在眉睫的外敵入侵卻不進行任何反侵略戰争的準備。當時，廣東清軍總數約七萬四千人，其中八旗兵五千六百餘人，綠營兵六萬八千餘人。廣州城内外約有清軍一萬三千人。城郊建有炮台十座，每台防兵二十至六十人不等。珠江内河一帶除修複了第一次鴉片戰争中被毀的十六座炮台外，又新建了六座，共計二十二座。防守城郊和内河沿岸三十二座炮台的兵力共約二千餘人。但由于葉名琛毫無戰備觀念，不采取任何防禦措施，“惟日事扶鸾降乩，冀得神祐”②，因而“亞羅船事件”發生後，虎門要塞及廣州清軍都沒有及時轉入臨戰狀态。

　　1856年10月23日，英國海軍上将西馬糜各厘率軍艦三艘、劃艇十餘隻、海軍陸戰隊約二千人，向虎門口開進，揭開了第二次鴉片戰争的序幕。英軍的企圖是：以武力脅迫葉名琛屈服，乘機進入廣州城。

　　當英艦強行闖入時，廣東水師提督吳元猷因事先未加防範，又未接到葉名琛的命令，不敢下令開炮攔擊。虎門各炮台守将有的等待觀望，有的未戰先逃，防兵紛紛潰散。因此，英艦未受任何抵抗即順利駛過虎門要塞，進入内河。

　　英軍艦船突入珠江内河，直接威脅着廣州的安全。當日上午，英艦開始進攻獵德炮台，守軍奮勇還擊，雙方展開炮戰。葉名琛接到戰報後，仍以爲英軍不過是虛聲恫吓，竟然說：“必無事，日暮自走耳。”并下令“敵船入内，不可放炮還擊”。①獵德等炮台防兵被迫停止抵抗，緻使英海軍陸戰隊順利登陸。當晚，英軍艦船進泊廣州城西南的十三洋行碼頭。

　　第二天，英艦沿珠江南水道下駛，進攻廣州河南鳳凰岡等炮台。防兵“遵令走避”，炮台被占，大炮被毀。在部屬一再要求下，葉名琛才勉強同意派兵一千五百人防守北門外的四方炮台。25日，英軍又攻占海珠炮台，五十門大炮全部落入敵手。至此，珠江内河一帶的主要炮台均被英軍攻占。

　　10 月27日，西馬糜各厘除集中三艘軍艦的炮火外，還利用海珠炮台的五十門大炮，轟擊廣州外城，并以總督衙署爲主要目标，企圖脅迫葉名琛屈服。28日下午，英軍繼續炮擊，并派海軍陸戰隊登岸，縱火燒毀靖海門外的民房，延及城樓。29日中午，英軍以猛烈炮火将外城城牆轟開二丈多寬的缺口，并擊毀督署。下午，英海軍陸戰隊登岸，約有二三百人從缺口攻入外城。清軍參将淩芳率撫标兵英勇抵抗。兩小時後，淩芳中彈犧牲，撫标兵退入内城。南海縣大浦鄉團勇主動增援，殺敵數十人，終因武器簡陋，勢不能敵，亦退守内城。英軍因兵力單薄，未敢深入，便将靖海門、五仙門及附近民房盡行燒毀，于當日傍晚撤回軍艦。這時，葉名琛才派武弁梁定海、譚蛟等率兵千人，前往被毀的獵德炮台防守。

　　自10月31日起，英軍連續炮擊廣州城，但仍未達到入城談判的目的，便于11月6日派出軍艦三艘，沿珠江主航道東進，炮擊位于竹橫沙的東定炮台。該台有炮三十六門，守軍約七八十人。在台外的江面還停泊着廣東内河水師的紅單船二十三隻。英艦發起進攻後，炮台防兵開炮拒敵，水師戰船也主動參戰，擊中一艘英艦，斃敵百餘人。但終因彈藥不繼，水師戰船又先後被敵艦擊毀，東定炮台遂失陷。10日，英艦三艘、劃艇兩隻再次轟擊獵德炮台。這時，該台除有防兵千人外，台後還有陸路鄉勇應援。但因火炮射程近，打不到敵艦，而敵之艦炮卻能擊中炮台，緻欄石碎飛，傷守兵甚衆。随後，英海軍陸戰隊在炮火掩護下登岸，繞道抄襲炮台後路。當時，梁定海和譚蛟正在台後村莊中賭博消遣，聞警倉皇逃遁。守台兵受到英軍前後夾擊，又無人指揮，便一哄而散，獵德炮台再次失陷。

　　11月12日，英艦爲打通廣州與香港的聯系，解除後顧之憂，便沿珠江東南水道南返，從側後襲擊安有二百門大炮的橫檔炮台。守台兵四百餘人與敵展開炮戰。一小時後，英軍陸戰隊從炮台西側登岸，由西、北兩面攻擊。防兵不支，紛紛潰散。英軍遂占領炮台，掠獲全部大炮。翌日，英軍又攻占橫檔東岸的威遠、鎮遠和靖遠炮台。

　　英國侵略者僅憑三艘軍艦、十幾隻劃艇和不超過兩千人的兵力，竟敢闖入設防嚴密的虎門海口，直抵廣州，無疑是一種冒險的軍事行動。當時，防守虎門要塞與廣州的清軍八倍于敵，結果不但沒有擊敗敵人，反而先後丢失大小炮台十餘座。英軍摧毀了總督衙門，并一度突入廣州外城，盡管未能達到入城談判的目的，但其軍事冒險竟獲得了成功。這種異常情況的出現，主要由于葉名琛昏庸愚昧到了極點。他先則抱着僥幸心理，主觀地認爲英軍不敢動武，因而在“亞羅船事件”後仍不進行備戰，使英艦得以乘虛闖過虎門，進入珠江内河。敵艦向珠江内河炮台發起攻擊後，他依然堅持不抵抗主義，以緻出現了戰争史上罕見的隻挨打不還手的怪現象。最後，雖然被迫還擊，但因準備不足，指揮不當，加上各台守兵過少，火炮落後，彈藥不足，終被敵人各個擊破，造成重大損失。

　　

　　三、廣東軍民的英勇抗戰

　　與葉名琛的不抵抗主義相反，廣東人民和部分愛國官兵，目睹侵略者的種種暴行，激起了無比的憤怒，采取各種形式，機智勇敢地打擊敵人。

　　1856年10月，英國侵略軍開始進犯廣州時，廣州市民便相約剿殺敵人，反英揭帖随處可見。12月，群衆滿懷義憤，放火燒毀了城郊十三洋行商館，迫使侵略者全部逃回船上。

　　英軍雖然攻占了珠江内河及虎門的主要炮台，但由于沿江軍民不斷采用夜戰近戰襲擊敵艦，使侵略軍無法保障水路交通安全，與香港的聯系經常受到威脅。12月 22日，英國“提斯特爾”号郵輪拖着一隻滿載從廣州搶劫來的珍寶玉器的劃艇，企圖經虎門口駛往香港。半夜，于虎門口内突然受到上百隻中國劃艇的攔擊，便開足馬力向出海口方向直駛，不料又被另一隊中國劃艇截住，不得不抛棄拖曳的劃艇，突圍而逃。30日，該郵輪又從廣州駛往香港，廣東鄉勇十七人化裝潛入船上，于中途殺死船主等十一人，将郵船開到岸邊搗毀。1857年1月4日下午，廣東水師調集約三百餘艘船隻，從不同方向圍攻珠江江面上的三艘英艦。戰鬥持續了一個多小時，廣東水師艦船才分頭退入小河汊内。與此同時，香港及其附近地區人民也曾自動組織對英國侵略者實行封鎖等鬥争，反抗英軍的入侵。

　　在廣東愛國軍民的反抗和打擊下，英軍被迫于1857年1月20日退出珠江内河，撤往虎門口外，等待援軍的到來。

　　

　　四、清廷“息兵爲要”的方針

　　英軍撤出虎門後，葉名琛向鹹豐帝謊報軍情，吹噓“防剿英夷水陸獲勝，現在夷情窮蹙”。處于内外交困境地的鹹豐帝，早就希望結束對外戰争，以便全力鎮壓幾乎遍及全國的農民起義。英軍竄入珠江炮擊廣州時，他就聲稱“此次已開兵釁，不勝固屬可憂，亦傷國體；勝則該夷必來報複，……當此中原未靖，豈可沿海再起風波”。①因此，當他接到“水陸獲勝”的謊報後，立即谕令葉名琛與侵略者議和，“以息兵端”。②鹹豐帝主張息兵媾和的另一重要原因，則是國庫空虛，軍饷難籌。他在1857年4月23日的上谕中說：“當此中原多故，饷糈艱難，葉名琛總宜計深慮遠，彌此釁端，既不可意存遷就止顧目前，又不可一發難收複開邊患。 ”③此外，鹹豐帝認爲英軍攻打廣州，無非是提出更多的利益要求，而不會推翻他的封建統治，因此谕令葉名琛，如果英國新任使臣到廣州談判，隻要條件不甚苛刻，“即應以禮相接”，以期兩國息兵和好。6月15日，正當英國遠征軍源源向香港集結的時候，鹹豐帝在葉名琛《密陳近日夷情》的奏折上作了批示，明确提出了“息兵爲要”的方針。批示中雖有“仍當密爲防範，勿存輕視之心”等語，但最後強調的則是“總宜息兵爲要”。④這一妥協求和的錯誤方針，助長了外國侵略者進一步武裝侵華的野心。


第四节 广东军民抗击英法联军的进犯

　　一、英法聯軍的組成

　　爲了擴大侵華戰争，英國巴麥尊内閣于1857年3月強行通過了一項增加軍費和增援遠東英軍的提案。4月20日，巴麥尊任命原駐加拿大總督額爾金及其弟普魯斯爲正副全權專使，率特別外交使團來華。同時，從本土和毛裏求斯、新加坡、印度等地共抽兵二千九百餘人，組成遠征軍（以阿希伯納姆爲遠征軍海軍司令），開赴中國。英國還照會法、美、俄等國，約其聯合出兵。

　　當時，法國正在加緊侵略越南。法皇拿破侖第三等認爲，和英國聯合侵華，既可以換取英國對其侵略越南的贊同，又可以在中國撈到好處，因而欣然接受了英國政府的邀約。接着，法國政府以所謂“馬神甫事件”①爲借口，打着“爲保衛聖教而戰”的旗号，任命葛羅男爵爲特命全權專使，率領一支法國遠征軍開赴中國，并訓令其遠東印度支那艦隊司令裏戈·德熱努依裏海軍少将率艦隊配合葛羅的行動。

　　美國本想通過侵略戰争擴大其在華特權，獵取更大的利益，但由于其南部和西南部正在開展廢除奴隸制的鬥争，國内政局不穩，因此在接到英國的照會後，表示美國的全權代表願意與英法代表一緻行動，但不直接出兵。

　　沙俄趁英國挑起新的侵華戰争之機，進一步加緊其侵占中國北方領土的罪惡活動，同時，派海軍上将普提雅廷出使中國，以幫助清廷鎮壓太平軍爲誘餌，要求割讓黑龍江以北烏蘇裏江以東和中國西部的大片領土。交涉失敗後，普提雅廷悻悻而去，徑赴中國南方，與英法代表合謀侵華。

　　1857年7月初，英國特使額爾金抵達香港。他的主要使命是：迫使清政府賠款和“在廣州以及其它口岸完全履行幾個條約的條款”，并同意英國公使駐京及修改各種條約等。英國外交大臣克拉蘭敦給他的訓令稱：如果清廷拒絕英國的要求，就立即使用武力，采取以下一項或幾項行動，即：封鎖白河；占領揚子江口大運河的入口處；占領舟山群島；封鎖芝罘和其它中國口岸；切斷大運河通過黃河的出入口；在廣州上遊登陸，占領城垣上方的高地，并切斷其供應；在廣州城的上方安置一支部隊。①額爾金遵照英政府的訓令，與包令、西馬糜各厘等進行了謀劃。包令等一緻主張首先給廣州以打擊，迫使葉名琛屈服，從而消除同清廷談判的困難。額爾金接受了包令等人的建議，決計先犯廣州，取得讨價還價的條件，再向中國勒索。但因印度的人民起義（1857—1859年）正在蓬勃發展，額爾金于7月 16日親率其遠征軍一部趕赴印度（9月下旬才返回香港），因此，進犯廣州的計劃未能立即實行。

　　10月中旬，法國特使葛羅抵達香港。英法特使及雙方海軍司令等經多次協商，确定英法組成聯軍，采取一緻行動，首先攻占廣州，爾後北上白河。10月底，美國新任駐華公使列衛廉到達香港，與英法公使會晤。11月初，沙俄公使普提雅廷也由天津竄到香港，正式加入了以英國爲首的侵華集團，爲英法武裝侵略中國出謀劃策。

　　12月上旬，英法侵略者拼湊了一支由五千六百餘人組成的侵華聯軍（其中法軍一千人），集結于香港、澳門地區，加緊進行戰争準備。

　　

　　二、英法聯軍陷廣州

　　在清廷“息兵爲要”的方針指導下，葉名琛不僅不加強廣州的防務，反而大肆裁撤團練兵勇。廣州人民燒毀十三洋行商館之後，葉名琛竟下令把所有團練鄉勇趕出省城，原陸續聚集于廣州周圍的三萬餘兵勇，凡非堅守要隘者，全部被裁；陸路壯勇原約一萬餘人，被裁撤十分之幾，所存者不及二千人。廣東内河水師戰船大部損失，非但不予添造，反而大加裁撤。虎門要塞被英軍破壞的幾座炮台，既不修整，也不重調水師駐守。直至獲悉英國遠征軍開抵香港時，他才倉卒抽調部分兵力在珠江水路要隘布防，并派八旗兵防守廣州城及城北炮台。

　　1857年12月12日，英、法公使分別向葉名琛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入城、修約和賠款，并限十日内答複。對于英法等國相互勾結以及迫在眉睫的戰争形勢，葉名琛仍然茫無所知。他認爲英國孤立，爲法、美所不齒，并輕信謠傳，說什麽英國女王已命令其在華官員力求與中國“好釋嫌疑，以圖永久相安，毋得任仗威力，恃強行事。……斷不準妄動幹戈”，認定英國不會再行開戰。①盡管英法公使已發出最後通牒，葉名琛依然不做任何戰守準備。

　　在英、法公使發出最後通牒的同時，英法聯軍艦隊便從香港出發，進犯虎門。因未遭廣東水師的任何攔阻，故得以迅速突入珠江内河，兵臨廣州城下。12月15 日，數十艘敵艦集結于珠江主航道上，集中艦炮火力轟擊與廣州城隔江相望的河南地方。接着，敵海軍陸戰隊登陸，順利地占領了該地，爲攻打廣州城奪得了立足點。

　　20日，聯軍艦隊進泊廣州五仙門外的珠江水面。額爾金和葛羅分乘炮艇從香港趕到。次日，他們與兩國海軍司令在法規上召開作戰會議，決定于24日正午再次照會葉名琛等，限其在四十八小時内交出廣州城，并将軍隊全部撤到城外三十華裏的地方，否則武力攻取。

　　與此同時，英法侵略者完成了攻擊廣州的作戰計劃。計劃規定：

　　1.27日至28日夜間，聯軍工兵連和爆破連登陸并占領二沙尾島靠航道的登陸點。

　　2.28日拂曉開始，聯軍艦隊的一百二十門大口徑炮同時向城牆開火，在西南角、東南角和正南三處打開缺口，并以持續而緩慢的射擊壓制守城清軍。

　　3.28日晨，海軍陸戰隊登陸，分三路進攻廣州城。中路由斯特羅本澤少将指揮英軍和一部分法國水兵，主攻東固炮台，占領後派出雲梯隊乘夜抵近城牆，架設雲梯；左路由裏戈·德熱努依裏海軍少将指揮法軍，阻擊從東門和郊區增援的清軍；右路由西馬糜各厘海軍上将指揮英國水兵，阻擊從城北各炮台支援的清軍。

　　4.29日晨，全部大炮集中轟擊城牆，摧毀城上的工事，爾後攻城。

　　在英法聯軍兵臨城下的威脅面前，葉名琛對戰守問題仍漠然置之。26日，其部屬紛紛建議添調兵勇，加強廣州防務，他卻以敵軍不過是恐吓逼和爲由，拒不采納。番禺縣令李星衢、南海縣令華廷傑請求招募兩縣鄉勇數千人，防備突然事變，葉竟說什麽“誰添兵，誰給饷”。廣州紳民有的自告奮勇，願意自備糧饷軍械，守城殺敵，葉名琛一概不準。27日晚，聯軍工兵連、爆破連占領二沙尾，攻城迹象已十分明顯。就在這時，葉名琛卻要全城文武官員到督署爲他祝壽。他迷信扶乩，宣稱乩語告知，十五日（12月30日）後便可無事。

　　12月28日晨6時起，三十二艘聯軍艦艇（英二十五艘、法七艘）的一百餘門大口徑火炮同時炮擊廣州城。葉名琛逃至内城粵華書院。清軍亂成一團。廣州城内大火熊熊，督署也成爲一片廢墟。

　　炮擊開始後不久，英法聯軍約四千人，分別從二沙尾以及獵德炮台與東固炮台之間登陸。中路約二千人進攻東固炮台。駐防廣州東門外的清軍千總鄧安邦率東莞勇一千人奮勇抵禦。他們士氣高昂，分散隐蔽于竹林和灌木叢中或墳墓後面，以各種火器打擊敵人。防守東固炮台（有炮三十一門）的約七十名清軍，在東莞勇的配合下，也發炮轟擊登陸的聯軍。鄧安邦統一指揮東莞勇與炮台守兵，同超過自己一倍的敵軍鏖戰大半日，最後在彈藥耗盡和得不到外援的情況下，才被迫于日暮時放棄東固炮台。當晚，聯軍以艦炮及東固炮台的大炮繼續轟擊廣州城。

　　29日晨6時，占領城東一帶的聯軍在炮火掩護下，向城東北運動。防守城北五座炮台的總指揮、乍浦副都統來存率旗兵一部，堅守四方炮台。聯軍“冒死撲台，爲長蛇陣直進，将近二千人”。①守台兵居高臨下，發炮抵禦，斃傷不少敵軍。聯軍進攻炮台受挫，便轉而攻城。斯特羅本澤指揮中路英軍第59團，成散兵隊形攻擊小北門；西馬縻各厘指揮右路英軍水兵攻擊大北門；裏戈·德熱努依裏指揮左路法軍攻擊東門。廣州守軍依托城上工事阻擊敵人。不久，聯軍中路主力攻入小北門。守城清軍紛紛潰散，緻使敵軍迅速占領了觀音山，控制了城内的制高點。接着，聯軍右路和左路部隊相繼攻占了大北門和東門。城牆上的清軍退入城内，與敵展開巷戰。下午2時以後，全城戰鬥停息。30日，廣東巡撫柏貴和廣州将軍穆克德讷在廣州西北城牆上豎白旗投降，在侵略軍的威逼下，強令撤出城内兵勇。

　　1858年1月5日，葉名琛爲聯軍所俘，被押往印度加爾各答，次年在囚禁中斃命。這是他堅決執行清廷“息兵爲要”方針的可恥下場。聯軍占領廣州後，組成以巴夏禮爲首的“聯軍委員會”，投降賣國的柏貴等在侵略者的監督下繼續“任職”，爲敵效勞。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由外國侵略者用大炮制造的第一個地方傀儡政權。

　　

　　三、廣東軍民繼續打擊敵人　　

　　在英法聯軍的蹂躏下，廣州遭到了空前的浩劫。侵略軍燒殺擄掠等暴行，激起了廣東軍民的英勇反抗。具有抵抗外來侵略傳統的三元裏一帶群衆，重建和擴大了原來的社學組織，募勇團練，并聯絡南海、番禺兩縣人民，在佛山鎮成立團練總局，集義勇數萬，堅壁清野，與侵略軍展開針鋒相對的鬥争。東莞、花縣、順德等縣人民，也紛紛組織團練武裝打擊侵略者。廣州城外軍民實行秘密分散的遊擊戰，每于夜間以壯勇數百人，分路潛至城下，鳴鑼呐喊，向城内施放火箭，驚擾和打擊敵人。城内市民則經常三五成群地埋伏在侵略者出入之處，出其不意地襲殺敵人。1858年2月18日，佛山團練武裝數萬人，決定反攻廣州，被柏貴破壞。但愛國軍民的反抗怒火是撲不滅的，伏擊和襲擾敵軍的行動接連不斷。6月3日，侵略軍千餘人分兩路進攻廣州城外的團勇：一路進攻駐榕樹頭的東莞勇；一路進攻駐三寶墟的新安勇。東莞勇在鄧安邦率領下奮力迎戰，斃敵軍官一人，迫使敵軍逃竄。新安勇與敵軍激戰數小時，斃傷敵軍百餘人。随後，東莞軍民向侵略者發出挑戰書：“我東莞勇，現駐榕樹頭，爾外人敢到此與我打仗，定殺爾片甲不回。”①6月6日，巴夏禮親率英軍千餘前往，結果遭到伏擊，死傷甚衆，巴夏禮也幾乎被俘。侵略軍膽戰心驚，龜縮城内，不敢輕易再出。佛山團練總局還發動香港大罷工，号召在香港、麥高（澳門）等處爲外國人教書、辦理文案以及雇工雜役人員，概行辭職回家，使洋人各項經濟活動陷于停頓。香港同胞還以極其秘密巧妙的方法劫殺英人，使其不得安甯。


第五节 英法联军第一次北犯

　　一、聯軍策劃北犯，清廷置若罔聞

　　英法聯軍占領廣州後，額爾金、葛羅等又在香港密謀策劃，确定聯軍艦隊先開往上海，威逼清廷簽訂新約；若不能達到目的，便北犯白河口，對清廷直接施加壓力。美、俄公使完全贊同英、法的圖謀。

　　1858年2月，英、法、美、俄公使分別照會清政府，要求于3月底以前派全權代表到上海舉行談判，否則，即向白河口進發。3月底，侵略者的要求遭到了拒絕，四國公使便決計率領由香港集中到上海的英艦十餘艘、法艦六艘、美艦三艘、俄艦一艘，分批北上。

　　對于侵略者貪得無厭的野心，清廷缺乏清醒的估計。廣州淪陷後，仍認爲英法隻是借端要挾，不會繼續入侵，因而命令柏貴“以情理開導”，勸說侵略者退出廣州，然後“相機籌辦”。同時，任命刑部右侍郎黃宗漢爲欽差大臣和兩廣總督，由京赴粵，與英法侵略者進行談判。另一方面，鹹豐帝接受某些人的建議，要柏貴等借助廣東紳民之力，利用各地團練鄉勇将聯軍逐出省城和内河，“使知衆怒難犯，……不緻誅求無厭”①。不久，鹹豐帝接到兩江總督何桂清關于英、法、美、俄四公使欲赴天津的奏報。但他仍然置若罔聞，不立即采取對策，直至3月21日，才谕令直隸總督譚廷襄等“于海口各要隘，不動聲色，嚴密防範”②，以防意外。

　　

　　二、聯軍進逼大沽，清軍倉卒布防

　　1858年4月20日，英、法、美、俄四國公使在白河口外會齊，24日即分別照會清政府，要求派全權大臣在北京或天津舉行談判。英、法公使竟限令六日内答複其要求，否則即采取軍事行動。美、俄公使則打出“調停”的旗号，勸告清廷盡快會談。與此同時，聯軍艦隊陸續駛抵大沽口，随即進行了進攻大沽炮台的各種準備。他們派出偵察船，探測水深，偵察海口的地形和炮台設施等；派遣偵察人員化裝登岸，偵探清軍部署；派艦艇搶劫民船商船，掠奪财物糧食；在水邊立标打靶，進行臨戰訓練，并對清軍巡洋哨船鳴槍挑釁等等。

　　大沽口是天津的門戶，近口三十餘裏有攔江沙一道，稱爲“口外之險”，大船不便航行。海口南北兩岸建有炮台四座（北岸一座，南岸三座），僅有守兵七百人。海口距大沽村五六裏，距天津一百八九十裏，中間有新城、葛沽，爲商船進口後停泊之處。譚廷襄認爲，敵軍“長于水，而不長于陸，狡猾性成，未必肯舍長就短”，因而提出了“設防仍以水路爲主，兼備炮台後陸路”的方針。①4月19日，譚廷襄與直隸提督張殿元、布政使錢炘和等率兵約八千人，并攜帶神機營大炮，倉促前往大沽口設防。其部署是：譚廷襄率督标各營駐防海神廟（大沽東、西二村之間），張殿元率提标兵一部防守北岸炮台，天津鎮總兵達年率鎮标及提标大沽協兵防守南岸各炮台，錢炘和總辦糧台，清河道崇厚總理營務處。雇募海船、鹽船四十餘隻，于海神廟前搭浮橋一座，便于兩岸聯絡，協同作戰。此外，清廷還調派刑部左侍郎國瑞、護軍統領珠勒亨、副都統富勒敦泰等率京營馬步各隊及火器營、健銳營兵二千餘人，攜炮三十門（内有萬斤大炮數門），趕赴海口，統歸譚廷襄節制。譚便令國瑞率馬隊五百人駐新城以東離海口十五裏處；令珠勒亨率馬步兵千餘人、富勒敦泰率火器營五百人守海口北岸及新河，均作爲南北兩岸炮台的後路接應。

　　

　　三、聯軍大沽登陸，清軍抗戰失利

　　英、法、美、俄公使照會清廷後，鹹豐帝令譚廷襄與其談判，要求英、法、美公使返回廣東，聽候黃宗漢辦理，俄使則仍到黑龍江等處會辦。他把希望寄托在打出“中立”旗号的美、俄公使的“調處”上，企圖以美、俄牽制英、法。經過多次交涉，清廷的希望完全落空，侵略者決心使用武力迫使清廷屈服。

　　截至5月19日止，陸續駛抵大沽口外的英、法、美等國艦船共約三十艘50000061_0179_0①。當日傍晚，聯軍“斯萊尼”号、“複仇者”号等十六艘艦艇和二十餘隻舢闆，載海軍陸戰隊約二千人，駛入攔江沙内，待命行動。美艦和俄艦各一艘相繼跟進，爲英法聯軍壯膽助威。

　　5月20日上午8時，額爾金和葛羅發出最後通牒，要求讓四國公使前往天津，并限令清軍在兩小時内交出大沽炮台，否則武力占領。在此以前，聯軍拟定了如下攻擊計劃：首先以六艘炮艇分成二隊，同時發炮攻擊南北兩岸炮台；然後，兩支登陸部隊分別向南北兩岸發起攻擊。第一支由四百五十七人（英軍二百八十九、法軍一百六十八）組成，攻取北岸炮台；第二支由七百二十一人（英軍三百七十一、法軍三百五十）組成，攻打南岸炮台。

　　20日上午10時，聯軍兩隊炮艇開入口内，同時轟擊南北兩岸炮台。當時，北岸炮台由遊擊沙春元率部防守；南岸的主炮台由總兵達年和遊擊德魁率部防守，左炮台由都司讷勒和等率部防守，右炮台由遊擊陳毅等率部防守。四座炮台的防兵已增加到三千人，大炮二百餘門。面對敵人的進攻，各台守兵奮起還擊，擊沉敵舢闆四隻，斃敵近百名。法炮艇“霰彈”号遭到重創，艇長被打死，十一人被打傷。與此同時，守軍從海口施放了約五十隻火船、火筏，順流而下。聯軍艦隊立即派小艇将火船、火筏撥開，保護兩隊炮艇繼續轟擊炮台。接着，口外的聯軍旗艦“斯萊尼”号及其它主力艦隻的大口徑火炮也向炮台轟擊。北炮台的三合土頂蓋被擊毀，南炮台炮牆亦被轟塌，有的火炮被炸壞。守台兵遭敵炮轟擊，傷亡甚衆。11時，聯軍的兩支陸戰隊乘舢闆強行登陸，向炮台接近。守軍沖出炮台，與敵展開白刃格鬥。他們的頑強抗戰精神使敵人大爲震驚。連目擊此次戰鬥的一個美國人也承認：“中國兵械雖不甚精，而兵弁大都忠勇”。①正當炮台防兵與敵艱苦鏖戰之際，譚廷襄、錢炘和等卻從大沽村乘轎逃跑，緻使士氣大挫。當敵陸戰隊進至炮台附近時，後路清軍不僅不及時增援，反而訛傳前軍失利，以緻兵勇驚潰。炮台守兵孤軍奮戰，沙春元、陳毅等中彈犧牲，各炮台遂相繼失守，所有火炮、器械，全被敵軍掠獲。聯軍陸戰隊占領南北兩岸炮台後，其炮艇沿白河駛向東沽，燒毀浮橋，占領東、西大沽二村。

　　這次作戰，大沽清軍數倍于敵，但僅僅接戰兩個多小時，四座炮台全部落入敵手。其所以如此，主要是清廷動搖不定，缺乏抗戰決心。當聯軍從上海北上時，鹹豐帝一面命令在天津、大沽暗地設防，一面又令譚廷襄等“平心靜氣”地與侵略者“理論”。前線指揮官譚廷襄雖然奉旨設防，但也根本沒有打的決心，戰前既無周密的防禦計劃，戰時又不親臨前線指揮，危急時刻則帶頭逃跑。大沽炮台的陳舊落後，也直接影響了戰鬥的進行。早在第一次鴉片戰争前，駐守虎門的關天培就采用增減木墊的辦法調整火炮的射程，可是，大沽炮台連這樣的土辦法也未采用。固定在炮架上的火炮無法調整射程，結果，敵艦趁落潮時發起進攻，各炮台發射的炮彈便大多成爲遠彈，不能命中目标。加上仍然采用老式的木制炮架，一旦遭敵火箭攻擊，木架着火燃燒，火炮随之滾落地上，無法繼續射擊。此外，炮台後路部隊畏縮不前，有的望風而逃，也加速了炮台的陷落。

　　

　　四、聯軍威脅津京，迫簽《天津條約》

　　5月24日，譚廷襄逃回天津，張殿元等各率所部退守天津城外。英法聯軍炮艇八九艘溯白河而上，于26日駛抵天津城下。不久，四國公使也率主力艦隻趕到。侵略者宣稱，如清廷不立即派全權代表前往天津談判，就先取天津，再攻北京。

　　譚廷襄在大沽炮台失陷後立即聲稱：“統觀事态，細察夷情，有不能戰、不易守、而不得不撫者”①。當聯軍兵臨天津城下時，譚更加驚恐萬狀，認爲“時勢危急，戰守兩難”，唯一出路是向侵略者妥協求和。鹹豐帝以天津逼近京城，急忙于5月28日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爲欽差大臣，趕赴天津議和。

　　從6月4日起，桂良等與英、法、美、俄代表進行了多次交涉。在英法代表驕橫要挾下，桂良等被迫接受了全部要求，分別于6月26日和27日簽訂了中英《天津條約》和中法《天津條約》。條約的主要内容是：公使常駐北京；增開牛莊（後改營口）、登州（後改煙台）、台灣（台南）、淡水、潮州（後改汕頭）、瓊州、漢口、九江、南京、鎮江爲通商口岸；擴大領事裁判權；對英賠款四百萬兩，對法賠款二百萬兩；修改稅則等等。條約規定第二年在北京交換批準書。

　　當桂良等與英、法代表談判時，美、俄公使扮演“調停者”的角色，玩弄陰謀詭計，竟搶在英、法之前，誘逼清廷分別于6月13日和18日簽訂了中俄《天津條約》和中美《天津條約》。在中俄《天津條約》簽訂以前半個月，黑龍江将軍奕山在沙俄武力威脅下，與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簽訂了非法的《瑷珲條約》。通過這個條約，沙俄侵吞了中國黑龍江北岸、外興安嶺以南六十多萬平方公裏的領土。


第六节 英法联军第二次北犯


　　一、上海修約談判

　　《天津條約》簽訂前後，清廷内部在是否全部接受侵略者的要求方面存在很大分歧。桂良等以英法聯軍“槍炮迅利”、“直隸庫款支绌”、“天津以北，道途平坦，無險可扼”、“國家内匪未淨，外患再起，征調既難，軍饷不易”①等爲由，主張迅速訂約，以期息兵停戰。吏部尚書周祖培等則反對接受侵略者的全部要求，特別不同意外國公使駐京，認爲公使“一入京師，則一切政令必多牽制”。②鹹豐帝一貫害怕外國公使駐京，隻是由于侵略者兵臨天津，京畿難保，爲顧眼前利益，才被迫同意訂約的。因此，當英法侵略軍于1858年7月陸續南撤後，其态度又有改變。他深感大皇帝的尊嚴受到損害，特別是對外國公使駐京頗感不安，于是，要桂良等利用去上海同英法代表談判通商章程之機，以全免進口稅爲交換條件，取消《天津條約》中關于公使駐京、内河通商、内地遊曆及賠償軍費等條款。10月 4日，桂良、花沙納到達上海，經過多方哀求，額爾金才故作讓步姿态，答應英國公使駐于北京以外的地點，但可定期或按公務需要前往北京。于是，桂良等分別于 11月8日和24日與英、法代表簽訂了《通商章程善後條約》。主要内容是：承認鴉片貿易合法化，将鴉片改名“洋藥”；一般進出口貨物，一律只征5％的關稅；洋貨運銷内地或輸出土貨，一律隻征2.5％的子口稅；海關稅務邀請外國人“幫辦”等等。

　　

　　二、清廷加強大沽防務

　　英法聯軍南撤後，咸豐帝接受惠親王綿愉等人關于“天津海口一帶，急應妥爲布置”的建議，谕令以鎮壓太平天國北伐軍而得寵的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會同禮部尚書瑞麟（署理直隸總督）前往天津一帶，加強海口防務。僧格林沁率京營及東三省蒙古馬隊各一部，自通州到達天津後，便會同瑞麟親往海口查勘，決定加強大沽、雙港等地的設防。同時，奏請清廷分別從吉林、黑龍江、綏遠、直隸北部和京城抽調兵力前往天津地區，并重新恢複直隸海口水師①。到1859年3月，大沽口共有兵丁三千名。僧格林沁等恐新募兵丁“難期得力”，“将京旗京營官兵抽出八百名，撥赴海口，分紮兩岸炮台，即于新募兵丁抽出八百名，饬赴雙港屯紮”。②此外，尚有副都統成保所率的哲裏木盟馬隊五百人駐新城；頭等侍衛布爾和德、二等侍衛舒明安所率的昭烏達盟馬隊五百人駐新河。整個大沽海口地區共有防兵四千人。

　　經過重建的大沽口炮台，由四座增至六座，每台守兵約四百人。海口南岸炮台三座，高自三丈至五丈不等；北岸炮台二座，一高五丈，一高三丈。各炮台的高度、寬度和厚度均較前有所增加。另在北岸石頭縫地方新建高三丈的炮台一座，作爲後路策應。六台共安設火炮六十門，其中有一萬二千斤大銅炮二門、萬斤大銅炮九門、五千斤銅炮二門、西洋鐵炮二十三門。所有炮台周圍均堅築堤牆，堤牆之外開挖壕溝，豎立木樁。又在海口排列三道攔河鐵鏈，配置鐵戗，安設木栅，連成巨筏，以便攔阻敵艦。僧格林沁督饬各營官兵，“排列隊伍，演放炮位，嚴密設防”。③

　　鑒于距天津三十餘裏的雙港地勢較高，河身狹窄，便于攔擊敵人，僧格林沁等特在該處沿河兩岸設兵營九座，駐兵六千人，修建炮台十三座，安設一萬二千斤以下大小銅鐵各炮八十一門。對于從大沽至山海關一線衆多的海口，也本着“擇要分布”的原則，分別在北塘海口、豐潤的澗河口、樂亭的清河口和老田溝、昌黎的浪窩口和蒲河口以及山海關内的白塔嶺、秦皇島、小河口等處，部署了相應的兵力。其中北塘有一千六百人，山海關有三千人。另外，天津道府及沿海各縣，還招募了團練鄉勇共五萬餘人。

　　

　　三、英法聯軍再次北犯

　　《天津條約》簽訂後，英、法政府仍不滿足于從中國攫取的種種特權，叫嚷“條約中有關商務的條款不能令人滿意”，蓄意利用換約的時機，重新挑起戰争，向清廷勒索更多的權益。

　　1858年11月，英國以普魯斯接替包令爲駐華公使。1859年3月，英政府訓令他把對華事務管理總部由香港遷往上海，爾後視情況在北京設立使館，并拒絕清廷可能提出的阻止公使進京換約的任何企圖。普魯斯來華途中，在錫蘭（今斯裏蘭卡）與從中國回國的額爾金共同議定了以一支雄厚的艦隊“護送”公使進京的計劃。4月26日，普魯斯抵香港，6月6日到達上海。随後，與法國駐華公使布爾布隆等進行密謀。雙方都拒絕同等候在那裏的清朝全權大臣桂良、花沙納會晤，決定再次北犯大沽，“不惜用武力來打開白河的大門，并繼續向京城挺進”。①美國新任駐華公使華若翰也決定随同英、法公使北上，進京換約。

　　6月20日，三國公使到達大沽口外，與17日即已到達的英法聯軍艦隊會合。

　　英法聯軍艦隊由新任侵華英軍海軍司令賀布少将率領，共計艦船二十一艘。其中有英國“複仇”号等蒸汽艦七艘、炮艇十艘、運輸船二隻，載海軍陸戰隊、工兵隊一千二百餘人，法艦“迪歇拉”号和蒸汽供應船“諾爾紮加拉”号，載海軍陸戰隊約百人。另有“托依旺”号等美國艦艇三艘，随同行動。

　　6月21日，普魯斯把打通白河口的任務交給賀布。在此以前，賀布已派人知照清軍，要求将安設在海口的鐵戗、木筏等盡行撤去。清軍未予理睬。聯軍艦隊便連日進行偵察、破障，并搶劫商船、漁船，鳴槍發炮，恣意挑釁。

　　

　　四、清軍大沽抗戰獲勝

　　早在1859年春，僧格林沁得悉外國公使執意要進京換約的消息後，就向鹹豐帝提出了如下防禦建議：“倘夷船一二隻駛進海口，謹遵訓示①，由地方官派員迎至攔江沙外，與之理論”；“設三五隻以上蜂擁而至，是決裂情形已露，自未便專恃羁縻。……似宜以攔江沙内雞心灘爲限，……設竟闖入雞心灘，勢不得不懾以兵威，隻可鼓舞将士，奮力截擊，開炮轟打”。②鹹豐帝基本同意這一建議，令僧格林沁“相機酌辦”。不久，僧又提出：大沽海口布置均已周密，公使進京“不特不可令其經由，且不可令其窺伺”。③他建議讓公使由北塘登岸，從陸路進京。這一建議也得到了鹹豐帝的同意。

　　6月22日，咸豐帝得知英法聯軍艦船陸續駛抵大沽後，立即谕令僧格林沁嚴守海口，但“勿遽開槍炮，以顧大局”。同時，令新任直隸總管恒福等照會英、法公使，指定他們由北塘海口登陸，進京換約，不能随帶兵船武器，不得多帶随從人員。可是，侵略者并不理睬清政府的要求，堅持要以艦隊沿白河上駛，武裝護送公使進京。他們驕橫地聲稱：“定行接仗，不走北塘”①。大沽炮台的防兵在直隸提督史榮椿及大沽協副将龍汝元等督率下，早就不動聲色地監視着敵人艦船的動向，“ 炮台營牆不露一人，各炮門俱有炮簾遮擋，白晝不見旗幟，夜間不聞更鼓”。②

　　6月 25日拂曉，賀布率聯軍艦艇十三艘，從攔江沙内距炮台約十三公裏的水域向海口開進，炮艇都停泊在離鐵戗不遠的水面。海軍陸戰隊已換乘從海灣搶劫來的帆船，待命行動。工兵隊被配屬到各炮艇上，分別組成特種小隊，準備執行射擊炮洞的任務。賀布的作戰計劃是：炮艇沖過橫江鐵鏈，在炮台的上方占據一個位置，以便兩面夾攻；然後，在艦炮火力掩護下，海軍陸戰隊從正面登陸，迅速奪取炮台。③

　　聯軍艦隊在完成開進任務後，賀布便派英艦“負鼠”号和幾艘炮艇強行拆除海口鐵戗和木栅，開辟通道。這時，大沽海口兩岸的清軍懷着憤怒的心情，注視着敵人的行動，并作好了一切戰鬥準備。下午3時左右，海口第一道障礙物被拆毀，賀布立即令“負鼠”号導航，旗艦“鸻鳥”号及其餘艦隻随後跟進，向橫鎖海口的鐵鏈進逼，并發炮轟擊兩岸炮台。炮台守軍忍無可忍，立即開炮還擊，由于“圍牆深厚，尚足抵禦”，且“各炮台口門，适當夷船，與之相對轟擊”①，守軍炮火得以充分發揮威力。史榮椿、龍汝元指揮南北兩岸炮台集中火力轟擊賀布的旗艦。交戰不久，聯軍旗艦“鸻鳥”号艦長拉桑上尉等多人被打死，賀布也身負重傷，改乘大型汽艇“鸬鹚”号繼續指揮戰鬥。

　　激戰至下午4時，參戰的聯軍艦艇差不多全被擊傷。旗艦“鸻鳥”号被擊毀，艦上的四十名水手僅一人跳水逃脫。炮艇“茶隼”号和“庇護”号被擊沉，“鸬鹚” 号等幾艘炮艇擱淺，賀布被迫逃到法艦“迪歇拉”号上。這時，史榮椿、龍汝元又指揮炮台守軍集中火力轟擊擱淺的炮艇，将“鸬鹚”号擊毀。守台将士越戰越勇，史榮椿、龍汝元等奮不顧身，親自督戰，不幸相繼陣亡。

　　當戰鬥激烈進行之際，美國遠東艦隊司令達底拿乘快艇前往戰區，看望受傷的賀布。在返回停泊水域時，遭到清軍炮火的襲擊，達底拿幸免于死，但陪同他的美國旗艦“托依旺”号的副艦長被打傷，舵手被打死。他目睹英法聯軍的慘敗情景，認爲賀布“已經無法逃脫并退出這場絕望的戰鬥了”②，遂派“托依旺”号從集結地域開進戰區，去拖曳擱淺的炮艇，以便讓英國艦艇重新投入戰鬥。他還命令美國水兵登上英國炮艇，參加作戰，從而徹底撕下了“調停人”的假面具。

　　下午5時，賀布仍不認輸，下達了登陸作戰的命令。英軍勒蒙上校率聯軍陸戰隊千餘人，分乘帆船、舢闆二十餘隻，由美艦“托依旺”号和聯軍的兩艘炮艇拖曳，至海口鐵戗以外不遠的水面集結，爾後在艦炮掩護下，向海口南岸強行登陸，企圖先奪取南岸的三座炮台。南岸炮台外爲一片泥濘地，并有三道水壕。侵略軍登岸後，一方面遭到炮台炮火的殺傷，一方面要在沒膝的泥濘中艱難地匍匐爬廳，處境甚爲狼狽。這時，僧格林沁立即調集火器營等的擡槍隊和鳥槍隊前往攻擊，北岸炮台也發炮支援。聯軍登陸部隊死傷枕藉，不得不停止前進，潛伏于溝壕中和土堆後面。黃昏時分，侵略軍利用夜暗“伏地搶進”，炮台守軍施放火彈、噴筒，借着亮光瞄準射擊，殺傷敵人。聯軍陸戰隊隻有少數人爬到了炮台下面的第一道壕邊，但由于步槍已塞滿泥漿，幾乎都不能使用，運來的便橋又太短，無法架設，雲梯也大都折斷，無法攀登。守軍集中火力向隐蔽在壕溝邊的敵軍射擊，終于迫使其向海口撤退。直至半夜，聯軍陸戰隊餘部才陸續爬上艦艇，撤出戰場。

　　激戰一晝夜，聯軍遭到慘敗，不得不再次南撤。此次參戰的十三艘英軍艦艇中，有六艘喪失了戰鬥力，有四艘被擊毀或擊沉。參戰英軍約一千二百人，死傷五百七十八人。參戰法軍約六十人，死傷十四人。聯軍慘敗的原因，客觀上由于兵力不足（其參戰兵力僅及清軍的四分之一），但主要是由于驕橫輕敵，情況不明。賀布錯誤地估計形勢，以爲仍象上年一樣，大沽海口設防簡陋，清軍鬥志不高，不足爲懼。聯軍發起攻擊前，雖然進行了偵察，但因清軍隐蔽良好，無法窺探虛實。在情況不明及驕傲情緒支配下，賀布制定的作戰計劃，必然帶有很大的盲目性，以緻水陸攻擊均未得逞，奪取炮台的嘗試終以徹底失敗而告終。

　　清軍在這次抗擊作戰中僅傷亡三十二人，大沽炮台隻遭到輕度破壞。這是自第一次鴉片戰争以來，中國軍隊抵抗外國侵略軍所取得的最大的一次勝利。這次勝利表明，盡管清軍軍事技術落後，戰鬥力不強，但在保國禦侮的激勵下，廣大士兵和下層官弁還是能夠勇敢抗戰的，只要指揮得當，預有準備，是能夠打敗裝備有洋槍洋炮的外國侵略者的。此次獲勝的原因，還由于清政府接受了上次大沽作戰失利的教訓，在英法聯軍南撤之後，一面與之談判，一面加強了戰備，特別是改善了大沽海口的設防。此外，統籌津沽軍務的僧格林沁親臨前線；史榮椿、龍汝元等将領沉着應戰，待敵艦接近後，突然開火，集中轟擊聯軍旗艦，使敵指揮失靈；南北炮台守軍主動協同配合，打擊登陸之敵；人民群衆積極支援，等等，對于保障這次作戰勝利，也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七节 英法联军第三次北犯

　　一、英法擴大侵略，清廷疏于戒備

　　聯軍慘敗的消息傳到倫敦，英國資産階級立即叫嚷要對中國實行“大規模的報複”。倫敦《每日電訊》報公開揚言：“大不列顛應攻打中國沿海各地，占領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宮”，“應該教訓中國人重視英國人，英國人高出于中國人之上，應成爲中國人的主人”。還聲稱在奪取北京之後，要永遠占領廣州，把它變爲英國在遠東的商業中心，以便“奠定新領地的基礎”。①1859年9月，英政府舉行了四次緊急内閣會議，在巴麥尊的策劃下，決定再次擴大侵華戰争。同倫敦一樣，巴黎也煽起了新的戰争狂熱。雖然英、法兩國曾因意大利問題②等弄得關系緊張，而且兩國在擴大侵華後究竟打到何等程度、各出多少軍隊等問題上也一度分歧很大，但經過協商，最終還是達成了協議，決定繼續聯合侵華。

　　1859年11月，英、法兩國政府分別再次任命額爾金、葛羅爲特命全權代表，并分別以陸軍中将格蘭特、陸軍中将孟托班爲英、法遠征軍總司令，組成一支新的侵華聯軍。其中英軍約一萬八千人，法軍約七千人。

　　1860年春，格蘭特、孟托班分別率英、法艦隊駛達上海集結，随後即開始第三次北犯。4月21日，聯軍占領舟山。5月27日，英軍占領大連灣，6月8日，法軍占領煙台，完成了對渤海灣的封鎖。此後，聯軍即以大連灣和煙台兩處作爲進攻大沽口的前進基地。

　　關于聯軍的戰略企圖，英國陸軍大臣赫伯特曾于1859年11月26日訓令格蘭特：爲了使英國在中國的通商口岸的商業利益不緻受到影響，這次軍事行動應盡量局限于清廷；英國遠征軍可以從北直隸灣和白河登陸，如攻占海口炮台後仍不能使清廷屈服，則沿白河進攻至天津，有可能強迫中國皇帝妥協。①法國政府對葛羅也發出了類似訓令，要求法國遠征軍“在白河進行登陸，然後再向天津進軍，并在那裏鞏固自己的陣地”。②英法兩國再次擴大侵華戰争，并非要推翻清王朝的統治，相反，它們都害怕太平天國革命的發展導緻清王朝的覆滅。它們的目的是迫使清廷“賠禮道歉”，互換和履行《天津條約》，并勒索更多的戰争賠款。

　　1860年7月9日和11日，額爾金和葛羅分別乘軍艦抵達大連灣和煙台。美使華若翰和新任俄使伊格納切夫也随同北上，再一次打出“調停者”的旗号，企圖從中漁利。7月19日，英、法公使和兩國侵華陸海軍司令等在法旗艦上召開作戰會議，根據賀布的建議③和俄使伊格納切夫提供的關于北塘毫無戒備的情報，決定從北塘登陸，并決定兩國艦隊于7月28日在北塘河左岸入口處宜于停泊的地方集結，經過現地偵察，再決定登陸和入侵的方式。7月26日，英、法艦隊于渤海灣會齊後，向北塘方向開進。英軍出動各種艦船一百七十三艘，兵力一萬零五百人，其中有裝備精良的騎兵一千人和炮兵兩個中隊。法軍有艦船三十三艘，兵力六千三百人。29日，聯軍艦隊在大沽口與北塘口之間距海岸約十三公裏的海面集結，并完成了對北塘海口的偵察以及登陸地點的選擇。

　　從清軍大沽獲勝到聯軍第三次北犯渤海灣，有近一年的時間，清廷既不了解英法侵略者的動向，也不認真加強防務，隻顧緻力于鎮壓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當時正是太平軍二破清軍江南大營前後）。在英法聯軍已經封鎖渤海灣的嚴峻形勢下，鹹豐帝仍認爲海口布置周密，聯軍上年進攻受創，“未必不心存畏忌”，此次再來，“ 實則以兵脅和”而已。因此，谕令僧格林沁、恒福等，“總須以撫局爲要”，“不可因海口設防嚴密，仍存先戰後和之意”，以免“雖圖快于目前，而贻患于将來 ”。①這既表明他對海口設防盲目樂觀，也表明他把對付外敵侵略的側重點放在“撫”上，而不是立足于“戰”。僧格林沁在取得大沽反擊作戰勝利後，同樣産生了驕傲輕敵情緒。他認爲侵略軍遭此挫敗，“非處萬全，必不肯輕動”，“即使該夷舍命報複，現在營壘培厚加高，密布大炮，各營官兵無不奮勇，足資抵禦”。②爲了讓英、法等國公使從北塘登陸進京，他竟撤掉北塘的守備，專守大沽口。熟悉北塘一帶地形的山西道監察禦史陳鴻翊認爲，英法聯軍如從北塘登陸，必北阻駐營城（北塘河北三十餘裏）之清軍，南攻大沽北炮台後路。他向鹹豐帝建議：調回從北塘撤走的部隊和大炮，并将駐營城的清軍移駐北塘，嚴爲防守。山東道監祭禦史林壽圖也指出，“北塘弛防非計，宜層層設伏，以策萬全”①。然而，僧格林沁等一意孤行，拒不恢複北塘設防，這就爲侵略軍的登陸作戰造成了可乘之隙。

　　

　　二、聯軍北塘登陸，大沽天津陷落

　　1860年8月1日，格蘭特和孟托班率聯軍艦艇三十餘艘、陸戰隊五千人，駛抵北塘口，趁該處守備空虛，順利登陸，并占領北塘鎮。接着，後續部隊相繼登陸。駐守大沽口的僧格林沁，沒有及時抽兵反擊，僅“饬派馬隊遙爲屯紮”，且“不得先行迎擊”②，以緻坐失戰機。北塘被占，鹹豐帝感到事态嚴重，急令恒福妥善籌辦和議。8月7日，恒福照會英、法公使，要求約定時間地點舉行談判。額爾金、葛羅複照拒絕，并無理要求清軍交出大沽炮台。

　　8月12日拂曉，聯軍萬餘人從北塘出發，中途分左、右兩翼，向新河一帶前進。上午9時，駐守新河的清軍馬隊二千人，主動向聯軍出擊，企圖分割敵軍右翼部隊，并将其驅往新河東北的沼澤地帶，爾後加以殲滅。聯軍集中炮火轟擊清軍馬隊，并派出陸戰隊七百人迎戰。清軍馬隊見聯軍出戰的兵力不多，便冒着敵人炮火繼續沖鋒。聯軍随即變換隊形，以步兵合圍清軍馬隊，而以騎兵爲預備隊。清軍馬隊陷入重圍，戰不多久，便傷亡近四百人，隻得突圍。聯軍騎兵立即追擊，在大部殲滅清軍馬隊之後，乘勝占領了新河。

　　8月14日淩晨4時，聯軍由新河向塘沽逼進。塘沽與大沽相距八裏，僅一河之隔，是大沽口北岸炮台側後的重要屏障。清軍在塘沽築有周長近四裏的圍牆，牆高七米，上面開有槍眼、炮洞。當時，塘沽由副都統克興阿、侍郎文祥等率部駐守，連同從新河撤來的馬隊，總兵力約三千人。淩晨6時，聯軍進抵塘沽近郊，停泊在白河上的水師戰船立即開炮拒敵。雙方炮戰半小時，清軍水師戰船被迫撤走。7時半，聯軍炮轟塘沽，随後在炮火掩護下，發起總攻。塘沽守軍發炮還擊，奮力抵抗。雙方激戰兩小時，守軍傷亡很大。9時半，聯軍分兵一部泅水從葦塘迂回到塘沽側後，守軍腹背受敵，力不能支，退至大沽北岸炮台，塘沽遂爲聯軍攻占。至此，大沽口北岸炮台的側後完全暴露在敵軍面前。

　　聯軍攻占新河、塘沽後，其艦隊便集結于大沽海口，準備與逼近大沽北岸炮台的陸戰隊水陸協同，奪占大沽。此時，清統治者已喪失了保衛海口的信心。僧格林沁聲稱“能否扼守，實無把握”。鹹豐帝非但不嚴令他堅守大沽炮台，反而說什麽“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實在京師。若稍有挫失，總額帶兵退守津郡，設法迎頭自北而南截剿，萬不可寄身命于炮台”①，公然要僧格林沁放棄大沽海口，保命逃跑。他還相繼谕令恒福等照會英、法公使，要求息兵議和，并告以清廷已派使臣前來迎接公使，“進京換約，以期永敦和好”②，但遭到侵略者的拒絕。

　　8月21日清晨5 時，聯軍集中所有野戰炮和艦炮火力，猛烈轟擊大沽北岸炮台。北岸炮台總指揮樂善（新任直隸提督）督率炮台守軍開炮拒敵。由于各炮台的彈藥庫陸續中彈起火，守軍炮火逐漸稀疏下來。上午8時以後，炮戰停止，聯軍萬餘人分爲二支（左翼爲英軍、右翼爲法軍），向石頭縫炮台發起沖鋒。樂善督率守軍用鳥槍、擡槍和長矛、弓箭等奮勇殺敵。9時許，由于炮台被炸，樂善陣亡，守軍大部犧牲，石頭縫炮台陷落。其它兩座炮台的守軍也“以難以描述的勇猛精神，寸土必争地進行防禦 ”①，抗擊敵之進攻，直至炮台陷落爲止。這次戰鬥，清軍損失近千人；聯軍也付出了巨大代價，死傷四百餘人（法軍二百人、英軍二百餘人）。

　　僧格林沁見北岸炮台失守，認爲南岸炮台“萬難守禦”，便按鹹豐帝的旨意，于當晚盡撤南岸守軍，向天津退卻。恒福随即在南岸炮台挂起免戰白旗，把三座炮台拱手交給了侵略軍。

　　聯軍控制大沽炮台後，便由賀布率炮艇五艘、海軍陸戰隊八十餘人爲先頭部隊，溯白河長驅直入。這時，逃到天津的僧格林沁又以必須與敵軍“野戰”，而不能“ 株守營壘”爲借口，命令雙港及天津一帶防軍一律撤退，加上從大沽地區撤出的清軍，總計一萬七千餘人（其中馬隊七千、步隊萬餘），退至通州（今北京通縣）一帶。

　　由于天津地區完全撤防，白河兩岸亦無清軍阻擊，賀布率領的五艘炮艇于8月24日順利駛達天津城郊。接着，聯軍後續部隊陸續抵達，不費一槍一彈即占領了天津城。

　　

　　三、聯軍侵入北京，迫簽《北京條約》

　　（一）外交談判的破裂

　　聯軍侵占大沽炮台後，鹹豐帝極度驚恐，急派大學士桂良爲欽差大臣，趕赴天津，會同直隸總督恒福（亦授予欽差大臣頭銜）向英法侵略者乞和。

　　1860年8月31日，桂良到達天津。英、法公使提出必須全盤接受1858年的《天津條約》、增加賠款、增辟天津爲通商口岸等先決條件，方可議和。桂良等被迫答應全部要求，從9月2日起，與英、法代表巴夏禮等舉行會談。侵略者提出停戰的主要條件是：賠償軍費，先付給兩國現款各三四百萬兩；撤走通州守軍，以便兩國公使各帶兵千人進京換約，并由巴夏禮随帶數十人先行入京，察看沿途及京中住房；增辟天津爲通商口岸，立即開市貿易等。鹹豐帝感到停戰條件過于苛刻，認爲公使進京“擁兵而來，顯懷莫測”，因而谕令桂良等“莫顧決裂”，拒絕侵略者所提無理要求。9月7日，硃谕軍機處和王大臣綿愉、載垣、端華、肅順等，表示要與英法“決戰”，并提出決戰時機“宜早不宜遲”，“趁秋冬之令，用我所長，制彼所短”。①同時，令軍機大臣等迅速調兵前赴通州，“以資攻剿”。

　　

　　英法聯軍在天津

　　英法侵略者由于所求不遂，便中斷談判，決計進犯北京。9月10日，聯軍先頭部隊三千餘人，自天津向通州方向前進。在此之前，鹹豐帝得悉英、法公使堅欲帶兵徑赴通州的消息，“決戰”的決心又開始動搖，急派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取代桂良等爲欽差大臣，由通州前往天津，與侵略者繼續談判，企圖挽回“撫局 ”。載垣、穆蔭接連照會英、法公使，先則要求聯軍退回天津，然後進行談判，繼則請求侵略者止于河西務，在通州進行會談。額爾金等考慮到聯軍進軍北京，需補充大量軍需物資，因此，表示願意在通州舉行會談，以便争取時間，進行作戰準備。9月14日，聯軍先頭部隊抵河西務，着手籌建兵站。與此同時，額爾金派巴夏禮等到達通州。談判中，巴夏禮除堅持原先提出的條件外，又增加了互換和約時須面見皇帝親遞國書，以及将張家灣的清軍全部撤退等苛刻要求，以緻通州談判于 17日徹底破裂。9月18日，鹹豐帝再次下谕與侵略軍決戰，并令恒福等“廣集民團，多方激勵”，“一聞張家灣開仗，即令津郡民團截其後路，痛加剿洗”。①

　　

　　（二）張家灣、八裏橋之戰

　　9月18日，聯軍先頭部隊自河西務越過馬頭，推進到張家灣附近。僧格林沁得悉通州談判破裂，便按照載垣等的通知，将巴夏禮等一行三十九人扣押送京，并嚴陣以待，準備迎擊敵人的進攻。

　　當時，清軍在通州一帶的部署是：僧格林沁的督師行營設在通州與張家灣之間的郭家墳，由他統率的馬步兵一萬七千人，駐紮于張家灣至八裏橋一線，扼守赴通州及京師廣渠門（今建國門）的大道，其中駐張家灣的兵力僅有步隊千人。副都統格繃額督帶馬隊三千人駐于張家灣的東面和南面。署直隸提督成保率綠營兵四千人防守通州。原駐防通州的禮部尚書瑞麟所統京營萬人及副都統伊勒東阿督帶的馬步隊四千人防守八裏橋，作爲僧軍的後援。僧格林沁還派副都統克興阿統帶察哈爾馬隊一千人，防守張家灣西南的馬駒橋；又令總管那馬善統帶祭哈爾馬隊一千人，防守馬駒橋東南的采育，以防敵軍從馬頭直接西進，繞道趨京。總計通州地區的防軍達三萬餘人。另外，副都統勝保率京營五千駐齊化門（今朝陽門）以東的定福莊，以便聲援僧、瑞兩軍，保衛京師。

　　18日中午，聯軍向張家灣陣地發起攻擊。僧格林沁揮軍抵抗，給敵以重大殺傷。當調派馬隊抄襲敵軍時，聯軍炮隊突然發射火箭數百枚，以緻“馬匹驚駭，回頭奔馳，沖動步隊”②，清軍陣勢頓時混亂，馬步兵自相踐踏，紛紛潰退。僧格林沁率所部退守八裏橋，駐防通州的綠營兵也慌忙随僧軍撤走。聯軍占領張家灣，并乘勝追擊，一舉占領郭家墳和通州城。

　　21日淩晨4時，聯軍從郭家墳一帶向八裏橋推進，騎兵在前面探路。八裏橋位于北京城東二十餘裏，是由通州入京的咽喉之地。清軍利用八裏橋周圍的灌木叢林，臨時構築了戰壕和土壘。自張家灣一帶撤退的僧軍與從通州撤退的綠營兵抵達後，總兵力達三萬人，其中馬隊近萬人。上午7時，聯軍分東、西、南三路對八裏橋清軍陣地發起攻擊。東路爲雅曼指揮的法軍第1 旅；西路爲格蘭特直接指揮的英軍；南路爲科林諾指揮的法軍第2旅，擔負主攻八裏橋的任務。由于此次作戰以法軍爲主，故由孟托班擔任總指揮。

　　戰前（9月19日），清廷曾告谕僧格林沁等：“拿獲奸細，據供：逆夷用兵，馬隊在前，步卒在後，臨陣則馬隊分張兩翼，步卒分三層前進。前層踞地，中層微俯，後層屹立，前層先行開槍，中層繼之，後層又繼之。我軍若迎頭轟擊，馬匹一經受傷，必然驚潰，惟有斜抄橫擊，轟斃必多等語。夷情兇悍，深知兵法，是在該大臣等審度形勢，妥籌應敵，以操必勝之權。……若僅用正兵與之相角，恐夷人詭谲，不足以盡其變。”①清廷還一再強調必須派出馬步勁旅，繞至敵後，于夜間輪番出擊，使其自相驚擾，進退兩難。但是，僧格林沁等未予重視。

　　爲對付聯軍的攻擊，僧格林沁和瑞麟商定，令馬隊首先出擊，爾後以由定福莊移至八裏橋的勝保所部迎擊南路聯軍，瑞麟部迎擊東路聯軍，僧部迎擊西路聯軍。所有步隊均隐蔽在灌木林中和戰壕裏，待機殺敵；馬隊則向聯軍的左翼到右翼的寬大正面實施反沖鋒。戰鬥打響後，清軍馬隊立即沖向前去。他們奮不顧身，齊聲大呼殺敵，用長矛和弓箭迎擊敵人，企圖沖亂和割裂敵人的戰鬥隊形。一部分騎兵沖至離敵人四五十米的地方，有的沖到敵軍指揮部附近。激戰一時許，斃傷敵軍千餘人。但是，清軍馬隊因遭到據壕作戰的聯軍步兵密集火力的阻擊和敵炮霰彈的轟擊而大量傷亡，被迫退卻。随後，南路的法軍第2旅将大量炮彈傾瀉在八裏橋上，使勝保部遭到重大傷亡。當法軍第2旅的兩個前衛連沖到橋邊時，守衛石橋的清軍與敵軍展開肉搏戰。後因勝保中彈受傷，遂率軍退至定福莊。法軍追至，勝保又率軍逃往北京。在勝保部與南路敵人戰鬥的同時，僧格林沁指揮馬隊穿插于敵人的南路與西路之間，企圖分割敵人，爾後以步隊配合勝保部包圍南路之敵。由于勝保所部敗退，僧格林沁的企圖未能實現，遂與西路之英軍展開激戰，雙方傷亡甚衆。上午9時，英軍分兵一部向于家衛（今于家圍）進攻，企圖抄襲僧軍後路。僧格林沁甚爲驚恐，便“于酣戰之際，自乘騾車，撤隊而逃”①，以緻軍心動搖，紛紛退至齊化門以東的皇木廠。迎擊東路敵軍的瑞麟部則“于未陣之前，先已潰散”②，緻使法軍第1旅順利地占領八裏橋以東的幾個村莊，并協同法軍第2旅攻占八裏橋。瑞麟部也逃至皇木廠，與僧部會合，後又一齊退至齊化門。中午時分，聯軍停止前進，迅速占領八裏橋附近的鹹戶莊（今鹹甯侯莊）、三間房、于家衛一帶地方。

　　張家灣、八裏橋之戰，是關系到北京安危的關鍵性一戰。英法聯軍由海口孤軍深入，戰線拉長，兵力相對分散，糧彈供應困難，加之人地生疏，又失去了艦炮優勢，存在許多不利因素。清軍在兵力上占有較大優勢，且地形熟悉，通州平原地帶便于馬隊馳騁沖殺，同時，又有大量人民群衆和團練鄉勇積極開展敵後活動，具有戰勝敵人的有利條件。但戰鬥的結果，卻是清軍節節敗退，潰不成軍。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清廷的和戰不定。從天津陷落到八裏橋之戰，鹹豐帝忽而主和，忽而主戰，時而不準清軍“釁自我開 ”，時而又要清軍“相機進剿”，朝令夕改，出爾反爾，使得前線将領無所适從，嚴重影響其抗戰的決心和戰備。其次，在兵力部署和作戰指揮上存在不少失誤。僧格林沁把馬步一萬餘人分散配置在從張家灣到八裏橋縱深約二十裏的大道兩側，前沿陣地的兵力異常單薄，又沒有控制必要的預備隊。因此，當聯軍向張家灣發起進攻時，該處沒有足夠的兵力迎戰，以緻一開始就處于不利态勢。當馬隊遭到聯軍炮火襲擊而沖亂步隊時，又沒有采取嚴厲措施，制止潰亂，穩住陣腳。在八裏橋戰鬥中，沒有集中兵力先打對八裏橋威脅最大的南路敵人，又不汲取新河作戰的教訓，仍令騎兵從正面沖擊敵人，而不采取向敵後側擊的戰法，都是很不恰當的。此外，僧格林沁在戰況緊急、軍心動搖的情況下，不是堅定沉着，督隊奮戰，反而随軍潰退，直至率先逃跑。瑞麟擁兵近萬，竟也不戰而逃。所有這些，都必然導緻戰鬥的迅速失敗。

　　

　　（三）聯軍侵入北京

　　張家灣、八裏橋敗北的消息傳到北京，清廷極爲震驚。鹹豐帝立即撤去載垣、穆蔭欽差大臣的職務，以其六弟恭親王奕䜣爲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留守北京，“督辦和局”，并谕僧格林沁豎立白旗，知照英、法“停兵待撫”①，自己卻于9月22日帶着皇妃等逃奔熱河。

　　奕䜣是個“畏夷如虎”的軟骨頭，他認爲形勢危殆，戰守兩難，如“尚有一線可爲，不惜委屈遷就”①，就是說，除了屈膝求和，別無它路了。他照會英、法公使，要求停戰談判。聯軍經張家灣、八裏橋戰鬥，傷亡很大，部隊疲憊，兵員糧彈均需補充，因此同意恢複談判，借以做好進攻北京的準備。談判近半個月，并無結果。聯軍卻争取了休整時間，然後開始了向北京城的進攻。10月5日，其先頭部隊向城北安定門、德勝門附近逼進。6日，聯軍近千人抄至德勝門土城外。僧、瑞兩部已成驚弓之鳥，“馬隊則望影而逃，步隊亦聞風而竄，以緻逆夷如入無人之境”。②坐鎮圓明園的奕䜣、桂良等急忙逃往常新店（今長辛店）。聯軍接着由黃寺、黑寺直趨西北，進攻圓明園。僧、瑞兩部向京城西南潰逃，守園的步軍統領中營官兵約二千人也逃散一空。侵略軍進入圓明園後，大肆搶劫珍貴文物和金銀珠寶，并放火焚燒殿宇及附近民房。

　　北京是金、元、明、清四朝的都城，經過曆朝特別是明、清兩朝的不斷修建，已成爲一座堅城。當時城上安設大小火炮數千門，外城、内城均挖有較爲寬深的護城河。城内尚有八旗骁騎營、護軍營、左右兩翼前鋒營、步軍營、内火器營等滿漢軍十三萬三千餘人，倉谷錢糧均有儲積。城外又有由勝保統率的各省已經趕來的勤王之師六千五百餘人及都統綿勳、伊勒東阿統帶的馬步萬餘人。同時，内地諸省的勤王之師，還在陸續趕來。盡管事先缺乏防禦準備，但隻要文武大員具有誓死堅守的決心，認真籌劃戰守之策，激揚士氣，穩定人心，是可以據城一戰的。侵略軍指揮官孟托班也承認：“對這樣的城市進行圍困，特別是在全然沒有攻城大炮的情況下，就很可能曠日持久。”①無奈留守京城的大臣們均以爲“城不可守”，完全喪失了抵抗的信心，根本不進行抗擊準備。于是英法侵略者乘戰勝之餘威，照會清廷，限令于10月13日中午将安定門交給聯軍把守，否則即行攻城。城内的清廷大臣們不敢違抗，如期開門揖盜。英法聯軍遂不折一矢，不損一兵，安然進入北京外城。

　　

　　（四）《北京條約》的簽訂

　　英法聯軍進入北京外城後，随即于安定門城牆上安設大炮，對準内城、紫禁城。10月17日，英、法公使再次照會清廷，要求于23日簽字換約，并借口俘虜問題，要求賠償英國白銀三十萬兩、法國二十萬兩，限期付款。奕䜣全部予以答應。10月18日，聯軍再次闖進圓明園，在洗劫一空之後，爲銷毀罪證，竟把這座世界聞名的壯麗宮苑放火燒毀，各種精美建築和無數珍貴文物化爲灰燼。其後，侵略軍又劫掠了萬壽山、玉泉山、香山等處的大量金銀珠寶與曆史文物，并焚燒了許多著名建築物。

　　侵略軍的殘暴罪行，激起了北京人民的無比憤慨，他們紛紛拿起武器抗擊敵人。一次，英軍一百多人騷擾西郊謝莊，當地群衆在獵戶馮三保率領下，拿起簡陋的武器，堅守石寨、土堡，連續兩次打敗侵略軍的進犯。聯軍出動五六百人，企圖報複。當敵人接近謝莊時，馮三保的女兒馮婉貞率領埋伏在離村四裏處的青少年獵手，“挾刃奮起”，與敵人近戰搏鬥。侵略軍猝不及防，紛紛敗退。

　　與人民的英勇抗戰相反，清廷完全屈服于英、法侵略者的武力威懾，于10月24日和25日，分別與英、法侵略者簽訂了中英《北京條約》和中法《北京條約》。中英、中法《天津條約》批準書亦同時互換。中英、中法《北京條約》的主要内容有：（1）承認《天津條約》完全有效；（2）辟天津爲商埠；（3）準許外國侵略者在中國拐騙、販賣人口出洋做苦工；（4）割讓九龍司爲英國殖民地；（5）交還以前沒收的天主教堂，并聽任法國傳教士在内地各省租買土地，建築教堂；（6）賠償英、法的軍費各增加到八百萬兩。10月28日，鹹豐帝批準《北京條約》。英、法侵略者從中國攫取了更多的殖民特權後，便于11月9日先後将軍隊撤出北京，結束了第二次鴉片戰争。

　　英、法威逼清廷簽訂新約之後，沙俄公使再次借口“說合”有功，逼迫清廷于11月14日與之簽訂了中俄《北京條約》，不僅迫使清政府承認了《瑷珲條約》的内容，而且把上述條約規定的由中俄“共管”的烏蘇裏江以東約四十萬平方公裏的中國領土一口吞掉；并強行規定中俄西段邊界的走向，把中國的内湖齋桑湖和特穆爾圖淖爾（今蘇聯伊塞克湖）硬指爲界湖，爲進一步侵吞我國西部領土制造“根據”。此外，還強迫清廷開放喀什噶爾（今新疆喀什市）爲商埠，準許俄商于中國的庫倫（今蒙古烏蘭巴托）、張家口等地進行免稅貿易。

　　美國公使因國内爆發南北戰争，當聯軍在北塘登陸時，應召回國，未及趁火打劫。但事後借口“利益均沾”條款，照樣掠取了許多新的殖民特權。


第八节 清军战败的原因及其影响

　　一、清軍戰敗的原因

　　（一）清政府實行對内鎮壓人民起義、對外妥協投降的政策

　　英法侵略者爲了擴大在中國的殖民特權，進行了曆時四年的侵華戰争——第二次鴉片戰争。由于它們既要盡量擴大殖民特權，又要保存清政府爲其效力，所以不得不把軍事進攻的目的限制在迫使清政府承認其所提侵略要求的範圍内。英法兩國領土不大，兵力有限，既要在歐洲争霸，又要向全球擴張，還要鎮壓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不可能集中大量兵力侵華（四年之間，侵華軍由二千餘人逐次增至二萬餘人）。它們同中國遠隔重洋，運輸補給困難。加以英法之間存在矛盾，隻是在侵華利益上暫時一緻。而中國又如此之大，決非區區數萬之兵可以占領。因此，它們隻能借助外交上的陰謀詭計和威脅恫吓，利用清政府的昏庸怯懦，以有限的軍事進攻，達到其攫取更大殖民特權的目的。

　　中國在這場戰争中有許多有利的條件。首先，反侵略戰争的正義性，能夠激發愛國軍民的極大義憤。其次，清軍在數量上占絕對優勢，而且在本土作戰，補給容易，地形熟悉，又能得到人民群衆的支援，處于以逸待勞的有利态勢。大沽清軍第二次抗登陸作戰獲勝表明，隻要具有堅定的抗戰決心，進行充分的準備，采取符合敵我情況的戰法，加上正确的作戰指揮，侵略軍是完全可以打敗的。但是，由于清王朝政治上腐朽反動，不僅不能利用有利條件，而且采取了對内鎮壓人民、對外妥協投降的反動政策，從而導緻了戰争的失敗。

　　第一次鴉片戰争後，中國人民在清王朝殘酷剝削壓迫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爆發了以太平天國爲主的農民起義戰争，使清王朝陷入了搖搖欲墜的危境。英法侵略者趁火打劫，乘機發動侵華戰争，以達到其既迫使清政府屈服，又保住清王朝統治的殖民主義目的。清政府從維護其封建統治階級的特權出發，采取了适應英法等外國侵略者需要的賣國政策，在英法軍事脅迫、政治訛詐面前，不惜喪權辱國，謀求與侵略者妥協，換得對人民起義的鎮壓，保住其反動腐朽的統治，因此，自始至終堅持對外“息兵爲要”的方針。

　　依據對外“息兵爲要”的方針，清廷在兵力使用上，注重對内鎮壓，放松對外禦侮。據不完全統計，第二次鴉片戰争期間，清政府用于鎮壓太平軍、撚軍、天地會和西南各民族起義武裝的軍隊約有四十餘萬人，而用于抗擊英法聯軍的軍隊則僅二十餘萬，其中不少是未經戰陣的京營禁旅和臨時從東北等地抽調來的部隊。他們“初經行陣”，經不起洋槍洋炮的打擊，以緻往往“望塵而靡”。①在海防戰備方面，除廣東虎門地區外，沿海各省的海防均甚薄弱，炮台陳舊，一攻即破。此外，派往沿海各省的督撫大員，有的消極避戰，有的臨陣脫逃，雖有某些将領和軍民英勇抵抗，終究形不成統一的抗戰力量，更無法發展成爲象恩格斯當時所期望的普遍開展的人民戰争，緻使侵略軍得以使用有限的兵力，長驅直入。尤有甚者，正當北方戰事未艾之際，上海的買辦官僚竟向英法侵略軍求援，并雇用美國流氓華爾組織“洋槍隊”，聯合進攻太平軍。這是清政府賣國政策的必然結果，也是導緻戰争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武器裝備落後，作戰方法笨拙

　　第二次鴉片戰争時期，英法侵略軍已裝備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如發射圓錐形彈丸的線膛後裝步槍，和在克裏米亞戰争期間出現的線膛後裝火炮以及便于淺水航行的蒸汽炮艇等），而清軍的武器裝備，卻與第一次鴉片戰争時沒有區別（仍是鳥槍、擡槍和發射球形彈丸的前裝炮及冷兵器），加之炮台構築仍是露天式的，經不起英法軍的火箭和霰彈轟擊。至于内河水師，由于船小炮小，二三百隻戰船竟打不沉敵人的一艘炮艇。

　　随着武器裝備的改善，英法軍隊的作戰方法也有所變化。在克裏米亞等戰争中，歐洲各國軍隊基本上都采取散兵戰，并更加重視炮兵的炮火準備，以保證步兵的沖擊奏效。騎兵除用于偵察外，經常用于對敵人的翼側和後方進行出其不意的突擊，和擴張步兵所取得的戰果。海戰方面，除了繼續運用水陸協同配合、迂回側擊等戰法外，還采用了以吃水淺的炮艇繞過對方要塞，配合大型戰艦實施夾擊等戰法。這些戰法，英法軍隊在第二次鴉片戰争中大體上也都運用了，并取得成效。

　　清軍在第一次鴉片戰争後，既沒有認真研究侵略軍的作戰特點，也沒有探求克敵制勝的新戰法，而是固步自封，保守老一套的戰法。不少将領始終認爲侵略軍長于水戰而短于陸戰，因而一直忽視加強陸地縱深設防。水戰方面，第一次鴉片戰争已經證明，利用火船、火筏等原始方法對付以帆力爲主的敵艦，尚且收效甚微，而此次仍用這種老辦法對付運轉靈活的蒸汽炮艇，顯然更難奏效。前線将領中，如葉名琛、譚廷襄等固然純屬軍事上的門外漢，就是頗受鹹豐帝器重的僧格林沁，也同樣墨守成規，不能因敵因勢制宜。他既不善于使用正兵，更不善于使用奇兵，又不虛心采納正确意見，以緻大沽失守，一敗再敗。他雖是騎射出身，卻不會靈活地指揮騎兵作戰。這次戰争中的騎兵作戰，是近代史上中國騎兵與歐洲騎兵第一次交鋒。由于僧格林沁沒有根據武器裝備敵強己弱，戰場情勢敵人側後暴露等特點，首先使用步兵與敵接戰，待敵進攻隊形出現混亂時，再使用騎兵沖擊，更沒有大膽使用騎兵繞擊敵人側後，斷敵交通線，襲敵後方及炮兵，以緻雖有優勢的騎兵，不但未能充分發揮其作用，反爲敵人所敗。

　　

　　（三）不敢依靠和支持人民群衆抗擊侵略者

　　中國人民，特別是遭到侵略軍鐵蹄蹂躏的廣東和津京地區的人民群衆，爲了保衛社稷和家園，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用各種形式打擊敵人，使侵略者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可是，和第一次鴉片戰争時期一樣，人民群衆不屈不撓的反侵略鬥争，得不到清政府的支持。本來，統治階級中的某些人，從第一次鴉片戰争時三元裏人民的抗英鬥争以及後來反對英國侵略者進入廣州城的鬥争中，看到了人民群衆是制服侵略者的可靠力量。當受到侵略軍再次嚴重威脅時，就連鹹豐帝也曾下令動員民衆抗擊侵略者。可是，他們又害怕群衆發動起來之後危及其反動統治，因而總是多方束縛群衆的手腳。另一些人，則公開把人民群衆看成比侵略者更爲危險的敵人。葉名琛在戰前曾下令血腥屠殺廣東起義群衆十餘萬人。譚廷襄則叫嚷“從來禦外以靖内爲先”。1858年英法聯軍占領天津前夕，天津的一些鋪戶、船民、鹽民等要求彼此聯絡，共禦外侮，桂良等竟把這種正義行動說成是“民情洶洶”，“盜賊四起”，并進行壓制。統治者依靠裝備落後、戰法笨拙的政府軍打不赢外國侵略者，又不敢讓人民群衆組織起來參加抗戰，結果隻有走喪權辱國、妥協投降的道路。

　　

　　二、第二次鴉片戰争對中國社會的影響

　　第二次鴉片戰争對中國社會所造成的後果，比第一次鴉片戰争更爲嚴重。由于戰敗，清政府被迫作出全面讓步，完全滿足了外國侵略者所提出的種種無理要求。公使駐京，使侵略者得以逐漸影響和操縱清政府的活動；大批新的通商口岸的開辟，使外國侵略勢力擴展到沿海各省和深入長江中遊；鴉片貿易的合法化以及有關通商、海關、稅率的各種規定，使中國對于外國的經濟侵略更加難于抗拒；允許在中國内地傳教，加深了列強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并爲傳教士進行非法活動提供了便利條件；英國強租九龍、沙俄割占東北大片土地，使中國的領土完整遭到極大的破壞。總之，這次戰争的失敗，使中國社會加深了半殖民地化的程度，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更加深重的苦難。

　　在戰争中，侵略軍不僅攻占了中國兩個重要省城，而且兵不血刃地侵入了清王朝封建統治的心髒北京，皇帝逃出都城，“天朝大國”的虛弱本質暴露無遺，這就進一步助長了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擴張野心。

　　這次戰争以後，清朝統治者公開與外國侵略勢力勾結起來，共同鎮壓農民起義武裝。1861年11月，鹹豐帝在熱河病死後不久，繼位的同治帝（清穆宗載淳，年僅六歲）的生母葉赫那拉氏勾結奕訢等人，發動宮廷政變，奪取了最高統治權。她進一步執行勾結外國侵略者的政策，公開實行“借師助剿”的方針，企圖依靠外國侵略者的軍事力量鎮壓太平天國等農民起義。而英、法、美、俄等國爲了确保通過兩次鴉片戰争簽訂的各種不平等條約所規定的種種殖民特權，也樂意幫助清政府鎮壓中國人民起義。在中外反動派進一步勾結的情況下，太平軍和撚軍等起義武裝的處境變得更加困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