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囯（上）

第二章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前期）

第一节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国内形势


　　清王朝在第一次鴉片戰争中耗費了數千萬兩白銀的軍費，戰後又要負擔巨額賠款，财政更加拮據，于是大幅度增加地丁、漕賦（清政府兩項最主要的财政收入），人民負擔更加沉重。《南京條約》及其它幾個不平等條約的簽訂，爲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敞開了大門。以英國爲首的西方列強向中國不斷傾銷商品，使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區的農業、手工業和交通運輸業受到打擊，一部分農民、手工業者和運輸工人因之陷于破産和失業，乃至一些中小地主和商業主也受到破産的威脅。同時，鴉片的輸入量不僅沒有減少，反而繼續增加，由四十年代初期的每年兩萬餘箱增到五十年代初的每年五六萬箱，以緻白銀大量外流，銀貴錢賤的現象更加嚴重（銀價爲十九世紀初葉的兩倍多），鴉片煙毒更加泛濫于全國。農民和手工業者出賣産品和勞動力所換得的是銅錢，而繳納地租賦稅卻要以銀兩折算，這樣一來，勞動人民除遭受直接剝削之外，又要承受新的變相盤剝。廣大勞動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被迫展開更大規模的反抗鬥争。

　　從第一次鴉片戰争結束到太平天國起義前夕的八年間，各族人民反抗外國侵略者和反對清王朝的鬥争風起雲湧。其中規模較大的有廣州城鄉人民反對英國侵略者企圖在廣州河南地區強行租地的鬥争（1844年），廣州人民反對英國侵略者入城的鬥争（1843—1849年），以及廣東、廣西和湖南等地的天地會起義和直隸（今河北）、山東、河南、安徽一帶的撚軍、白蓮教起義等反抗清王朝封建統治的鬥争。這些起義和鬥争，表明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中國後，社會階級矛盾更趨尖銳，預示着一場以農民爲主體的革命大風暴正在來臨。

　　人民起義和反抗鬥争聲勢最大的廣東、廣西、湖南等省，是當時全國階級鬥争最尖銳的地區，而廣西又是三省反清力量的彙合點。廣西地處南陲，曆來賦稅苛重，封建剝削特別殘酷。①太平天國起義前，廣西連年天災②，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紛紛起來反抗。鴉片戰争後，不少被裁撤的兵勇流入廣西，湖南新甯等地天地會起義武裝失敗後也大都轉入湘桂邊界地區，他們和當地人民群衆結合，成爲一支強大的反清力量。對于兩廣地區，清王朝曆來以廣東爲統治重點，在廣西的統治力量則相對薄弱，兩廣總督、八旗将軍均駐于廣東，廣西兵力僅及廣東三分之一，加以廣西吏治更加腐敗，這就給了各種反清勢力以生存和發展的機會。至1850年，散布于廣西各地的天地會等反清勢力，遍及全省十一個府中的八個府，多達三十股，使當地統治階級惶恐不安。但是，天地會等舊式會黨，組織松散，互不統屬，缺乏集中統一的領導，因而易被統治階級分化瓦解，各個擊破。而洪秀全（1814—1864）等創立的“拜上帝會”，從一開始就表現出與舊式會黨不同的特點，既有較明确的綱領，又有較嚴密的組織，因而能在全國日益高漲的反清鬥争形勢的推動下，崛起于廣西，終于把分散的人民反抗鬥争彙集成一股革命洪流，迅速發展成震驚中外的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革命。


第二节 金田起义与太平军转战广西

　　一、金田起義　　

　　1851年（咸豐元年）初洪秀全、馮雲山等領導的廣西桂平縣金田村起義，是太平天國農民革命的開端。洪秀全，1814年1月1日（嘉慶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出生在廣東花縣的一個農民家庭。年青時的洪秀全，用功讀書，并曾參加農業勞動，十八歲開始在家鄉當塾師。他曾多次赴廣州應考秀才，均未考取。1843 年（道光二十三年），第一次鴉片戰争剛剛結束，他第四次到廣州應考，結果又落第。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廣東及其它各地人民反對清政府和外國侵略者的鬥争，以及洪秀全自己在科場中的一再失意，激起了他對社會現實的嚴重不滿，産生了強烈的反抗思想。他研究了基督教傳教士散發的小冊子《勸世良言》，便利用基督教的一些宗教教義和儀式，加以附會解說，進行“傳教”工作，并和他的同學馮雲山①等共同創立了後來名爲“拜上帝會”的革命組織。1844年5月，洪秀全與馮雲山去廣西貴縣等地傳教。同年底，洪秀全回到廣東花縣，以教書爲業，從事拜上帝會教義的創立工作。他先後寫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和《原道覺世訓》等詩文，奠定了拜上帝會的理論基礎。這些詩文，表面上似乎是些關于基督教的迷信說教，但實際内容卻包含着要求平均、平等，反對壓迫剝削，實現“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等樸素的農民革命思想，因而爲爾後發動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作了輿論上的準備。同一時期，馮雲山則轉入廣西桂平縣的紫荊山區，同樣利用教書之便，進行深入的宣傳和組織工作，在耕山和燒炭爲業的貧苦農民中，發展了二三千名拜上帝會會員，其中不少人如楊秀清、韋昌輝和蕭朝貴①等，後來都成了太平天國革命的主要領導者。

　　1847年夏，洪秀全前往廣西紫荊山區，與馮雲山會合，共同進行起義的準備工作，并在附近各縣積極發展拜上帝會成員。參加者除貧苦農民外，還有不少失業的礦工等。

　　1850年7月，洪秀全下令“團營”（集中結營組軍），各地會衆紛紛向桂平縣北五十裏的金田村集中。會員們臨行前将田産屋宇變賣，所得錢銀悉數繳納公庫，衣食費用都由公款開支，一律平均。這就是“聖庫”制度的開始。到同年底，遠近前來“團營”的約達二萬餘人，均編入軍事組織。這時，在拜上帝會内形成了以洪秀全爲首，包括馮雲山、楊秀清、韋昌輝、蕭朝貴和石達開②在内的領導核心。他們決心爲推翻清王朝的反動統治而鬥争。在軍事方面，仿照《周禮》，制定了軍隊的編制，規定以軍爲基本單位。軍設軍帥，下轄五個師帥，師帥下轄五個旅帥，旅帥下轄五個卒長，卒長下轄四個兩司馬，兩司馬下轄五個伍長，伍長下轄四個聖兵。軍帥共轄一萬三千一百五十五人。軍帥以上，依次設監軍、總制、将軍、指揮、檢點、丞相、主将、軍師。另設禦林侍衛（直轄），職位在指揮、将軍之間。此外，還規定了五條軍紀：“一、遵條命；二、別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傩，各遵頭目約束；五、同心合力，不得臨陣退縮。”①同時，在金田村以制造農具爲掩護，趕制火器、刀矛等。至此，起義準備基本就緒。

　　當時，廣西各地天地會起義武裝活動頻繁，吸引了清廷和廣西當局很大的注意力，這對洪秀全領導起義是一種很好的掩護。

　　廣西駐有綠營兵二萬二千餘人，大部星散于全省各營、汛，能機動作戰的部隊很少。爲了鎮壓廣西各地的起義，清廷不得不從外省調兵遣将。到1850年底，先後調往廣西的有兩廣總督徐廣缙與前雲南提督張必祿（率兵一二千人）、陝西提督向榮（接替闵正鳳爲廣西提督）、前雲貴總督林則徐（授以欽差大臣頭銜，因在赴任途中病殁，改由前兩江總督李星沅繼任）、前漕運總督周天爵（接替鄭祖琛爲廣西巡撫）以及廣東、湖南、貴州、雲南兵勇共八千人。這樣，連同原有駐軍，廣西清軍的兵力達到三萬以上。另外，還在廣西各州縣組織了大批團練，協助清軍鎮壓天地會等起義軍。

　　拜上帝會力量的壯大和活動的加緊，逐漸引起了廣西地方當局的注意。他們不斷派兵“搜剿”，妄圖把這股革命勢力扼殺于搖籃中。1850年12月底，浔州協副将李殿元等率部包圍了洪秀全和馮雲山的駐地——平南縣花洲山人村。楊秀清在金田聞訊，立即派衆往援，把洪秀全、馮雲山等接往金田村。1851年1月1 日，總兵周鳳歧和副将李殿元、伊克坦布等又率兵進攻金田村。洪秀全、楊秀清于村東五六裏的蔡村江邊設伏，擊敗清軍，殺死伊克坦布。

　　洪秀全等在起義準備過程中打了兩次勝仗，大大鼓舞了會衆的鬥志，接着，便于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的生日）在金田村正式宣布起義，建号“太平天國”①，公開舉起了推翻清朝、武裝奪取政權的義旗。


　　二、轉戰廣西

　　（一）西進武宣，北上象州　　

　　金田起義後的第三天，洪秀全即揮師東向，一舉奪占廣西浔江邊上的大湟江口（今江口鎮），準備向東南方向發展。不久，又接受了天地會羅大綱、蘇三娘等部衆二千餘人加入太平軍，聲勢更加壯大。

　　金田起義引起了清政府的震驚。欽差大臣李星沅急令廣西提督向榮率兵二千，從橫州（今橫縣）趕赴桂平一帶，對太平軍實行“圍剿”。鹹豐帝（清文宗奕詝）多次下谕，提出“圍剿”起義軍的方略：一是“聚集精兵全力攻剿”，各地團練“分段兜擒”，以期迅速就地殲滅；二是“解散脅從”，以便瓦解起義軍。①同時，決定從貴州再調兵一千進入廣西，妄圖乘太平天國發難之初，将其一舉扼殺。

　　1851 年2月18日，向榮會同總兵李能臣、周鳳歧，率部自東西兩個方向向大湟江口進攻。太平軍暗設地雷，佯敗誘敵，并出奇兵抄襲清軍後方，共斃清軍守備以下數百人。但是，清軍繼續取包圍态勢。太平軍向東南方向發展的企圖受阻，便于3月10日夜撤出大湟江口，向武宣縣的東鄉一帶轉移。19日，太平軍與敵戰于東鄉西面的東嶺村，擊敗清軍。此後，太平軍與清軍在三裏圩一帶對峙。3月23日，洪秀全在東鄉自稱“天王”，并分封了五軍主将：楊秀清爲中軍主将，蕭朝貴爲前軍主将，馮雲山爲後軍主将，韋昌輝爲右軍主将，石達開爲左軍主将。

　　4月3日，廣西巡撫周天爵夥同向榮督軍六千餘人向三裏圩進攻。洪秀全、馮雲山親自指揮太平軍奮勇殺敵，再次打敗清軍。5月12日，欽差大臣李星沅因兵敗于武宣憂郁而死（一說畏罪自殺）。5月16日，太平軍乘機自東鄉突圍北上，後進占象州中平一帶。清軍尾随趕到，以新從廣東調來的廣州副都統烏蘭泰所部千餘人駐中平西北的梁山村，向榮部駐中平東北的界嶺，堵截太平軍的北進道路。獨鳌嶺（梁山村北）一戰，太平軍予烏蘭泰部以迎頭痛擊。但太平軍多次向西北、東北方向突進均未成功，不得不于7月初撤離象州境，經原路退回桂平紫荊山根據地。在西進武宣和北走象州過程中，太平軍招集了不少沒能趕往金田參加起義的拜上帝會會衆，起到了擴大隊伍的作用。

　　

　　（二）官村伏擊，大敗清軍

　　早在同年4月，清廷以廣西将帥不和，剿辦不力，命首席軍機大臣賽尚阿爲欽差大臣，前往湖南廣西交界地方督辦防堵，并聲援廣西；同時，派都統巴清德、副都統達洪阿随同協助，又從湖南調兵千名，四川調兵三千名，統歸賽尚阿節制。7月初，賽尚阿到達桂林，随即派巴清德、達洪阿率部趕赴紫荊山地區，增援尾随太平軍的向榮和烏蘭泰所部清軍，企圖就地圍殲太平軍。清軍的進攻部署是：向榮和巴清德部從西北方向進攻紫荊山區，烏蘭泰和達洪阿部沿黔江而下，繞至紫荊山區東南，直撲莫村、新圩等地。

　　7月25日，清軍發起進攻，展開了激烈戰鬥。太平軍于各重要隘口挖斷道路，壘石架木，嚴密防堵，多次擊退進犯之敵。至8月底，清軍相繼占領了紫荊山區西北部要隘雙髻嶺、豬仔峽、風門坳等處，對太平軍的紫荊山根據地構成嚴重威脅。9月11日夜，太平軍向東北五峒山方向突圍，後轉移至平南縣思旺一帶。

　　清軍發覺太平軍突圍後，由烏蘭泰部尾随東進，向榮部則經大湟江口、佛子村、橫嶺，于9月15日進至思旺東南之官村，企圖攔截太平軍南下。當時，蕭朝貴、馮雲山已率部在此設伏，乘向榮部紮營未穩之際，突然發起攻擊。向軍措手不及，加之火藥被大雨淋濕，槍炮失效，在太平軍猛烈沖殺下，四處潰逃，軍械辎重盡失。其後，向榮率殘部逃入平南縣城，托病不出，太平軍得以從容地向永安州（今蒙山縣）轉移。

　　

　　（三）占領永安，粉碎圍攻

　　官村獲勝後，太平軍即北上大旺，然後分水陸兩路向永安州進發。陸路爲主力，由蕭朝貴、羅大綱等統率，抄近路輕裝急進；水路主要是辎重和婦孺，由馮雲山、楊秀清等統領，沿大同江東下，再溯濛江北上。洪秀全随水路前進。太平軍北進過程中，沿途不少貧苦農民踴躍參軍，太平天國後期的優秀将領陳玉成、李秀成，就是這時參加的。

　　1851年9月25日，太平軍一舉占領永安城。這是太平天國起義後奪取的第一座州城。

　　永安是個小州，人口很少。州城位于南北東西長寬二十裏左右的平壩中，四面崇山峻嶺。太平軍分兵防守城外各要隘：南守水秀（俗名水窦）、莫家村；北守上陽村、龍眼塘；并于各險要處豎木栅，築土壘，掘壕溝，建炮台，埋地雷，準備長期固守。這時，太平軍已達三萬七千人，其中精壯能戰者約六千人。

　　太平軍占領永安的次日，烏蘭泰率領其本部及別部清軍共約六千人追至城南二十餘裏的文圩，28日又進至佛子村一帶。接着，總兵劉長清、李能臣等率雲、貴等省兵四千餘人趕至永安西北的古排塘一帶。以後，清軍又大量增加，衆達三四萬人，四面包圍永安，主要取南北夾攻之勢。向榮自官村大敗逃往平南後，不久經藤縣、梧州繞至昭平，當時已被清廷革職，但仍“随營效力”。 10月19日，向榮派總兵李瑞率兵一部由昭平向永安逼近，在永安城東二十裏之古蘇沖遭到太平軍伏擊，大敗而逃。向榮聞訊，喪魂落魄，不久即托病逃往桂林，所部各軍暫由巴清德統率。

　　由于太平軍防守十分嚴密，清軍圍攻永安數月，仍然不能得逞。1852年（咸豐二年）1月15日，咸豐帝下谕斥責賽尚阿“曠日持久，尚無制勝之謀”，令他親赴前線，采取“層層逼近，前剿後應”的部署，聚殲太平軍于永安。同時，令其嚴明賞罰，以“申紀律而振軍威”；随時酌量裁撤勇團，以節饷糈；注意收買太平軍中的動搖分子，以爲内應。此外，還明令向榮複職。①鹹豐帝的上述谕令，既反映了清廷妄圖圍殲太平軍的急迫心情，也反映了清軍戰鬥力不強和清廷财力不足的困難處境。

　　太平軍在永安一面抗擊敵人的進攻，一面進行軍政建設。1851年12 月17日，天王洪秀全下诏分封五王：楊秀清爲東王，蕭朝貴爲西王，馮雲山爲南王，韋昌輝爲北王，石達開爲翼王。诏令還規定，“所封各王，俱受東王節制 ”②。此外，在永安還頒行天曆，并進行了内部肅奸工作，揭露和打擊了内奸周錫能等人的破壞活動③，進一步鞏固了革命隊伍，提高了太平軍的戰鬥力。

　　太平軍在桂平、武宣、象州等地與敵轉戰大半年之後，在永安停下來進行休整固然必要，但是，長期聚集于四面環山的小城市，很少積極出擊，這在軍事上是不足取的。當時，包圍永安的清軍衆達四萬餘人，如果他們利用四周的有利地形，嚴密封鎖各隘口，太平軍就有被圍殲或困死的危險。幸清軍統兵大員賽尚阿是個“未曆行陣”的蒙古貴族，優柔寡斷，缺乏主見，而前線主将向榮與烏蘭泰又意見不一①，以緻南北兩路清軍各行其是，互不協同。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太平軍才得以在條件并不有利的永安停留半年之久。

　　1852年2月中旬，賽尚阿在鹹豐帝督令下，由廣西陽朔赴永安前線督師，命令南北兩路清軍日夜輪番進攻。太平軍頑強抵抗，與敵人鏖戰月餘。清軍傷病交加，減員甚多，進展甚微。但太平軍也因長期困守，“糧草殆盡，紅粉（火藥）亦無”②，食鹽更爲短缺，決定突圍。

　　永安的南北大道都有清軍重點把守，但城東古蘇沖僅有一千餘團勇駐防，是清軍包圍圈的薄弱環節。4月5日，太平軍冒着大雨從古蘇沖突破清軍的包圍，向昭平西北之仙回前進。烏蘭泰和向榮聞訊，立即提兵追趕截殺。太平軍後隊損失千餘人。爲了擺脫被動，太平軍決定利用龍察嶺大峒山谷地的有利地形，以重兵設伏，殲滅清軍追兵。8日上午，清軍進入伏擊圈，太平軍乘大霧迷漫，從四面八方突然向清軍發起攻擊。由于道路狹窄，天雨地滑，清軍人馬擁擠，不能列陣，槍炮亦無法施放。太平軍将敵人前後圍裹，左右沖殺，半日之間，殲清軍總兵四人③及兵弁二三千人（一說四五千人）。事後，賽尚阿受到降四級的處分，向榮和烏蘭泰則被革職留任。

　　太平軍永安突圍成功，爲以後的勝利發展創造了條件，因而在太平天國前期戰争中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四）北攻桂林，進占全州

　　大峒山伏擊戰勝利後，太平軍取道山間小徑，過牛角瑤山，然後出荔浦之馬嶺，經陽朔之高田、臨桂之六塘，前鋒于4月18日進抵桂林城下。桂林是廣西的首府，城牆高厚，但當時清軍守兵僅千餘人。向榮自大峒山敗後，判斷太平軍将進攻桂林，急率清軍千餘，日夜兼程，搶在太平軍之前進入該城，督饬守城兵勇團練緊急設防。5月3日，烏蘭泰也率前隊數百人馳抵桂林南門外之将軍橋，被太平軍炮火擊傷，8日死于陽朔。不久，清軍各處援兵趕到，城内外兵力增至二萬餘人。太平軍使用了大炮和呂公車①等攻城器具，圍攻月餘，水陸二十四戰。但因城堅，始終未能攻破，便于5月19日夜撤圍北上，向湖南進軍。

　　5月22日，太平軍攻破興安。25日路過全州時，南王馮雲山被守城清軍炮火擊中，身受重傷。于是，太平軍決心攻下該城。

　　這次戰鬥中，太平軍首次成功地使用“穴地攻城法”②，于6月3日轟塌全州西門城牆二丈餘，乘勢攻入城内，殺知州曹燮培以下千餘人。

　　全州爲廣西湖南兩省交通孔道，在太平軍圍攻期間，廣西清軍約二萬人（一說一萬五千，一說七千人）陸續往援。湖南巡撫駱秉章也聞訊告急，鹹豐帝命賽尚阿加強湖南衡州（今衡陽市）、長沙防務，以水路爲重點，控制要地，以阻止太平軍進入湖南。

　　6月5日，太平軍撤出全州，分水陸兩路沿湘江北進。全州北面十裏之蓑衣渡，是湘江上遊的一個險要渡口。這一帶重巒叠嶂，樹木參天，河床狹窄，江水湍急。湖南永州（今零陵）知州江忠源①爲阻扼太平軍北上，在渡口北面三裏的水塘灣江中豎木栅，構築木堰，以楚勇千餘在西岸設伏，并飛函在後追趕太平軍的總兵和春派兵在東岸阻擊。水路太平軍在此遭到伏擊，船隊受阻，不少船隻被擊沉。幸和春沒有派兵趕到東岸，水路太平軍得以棄船登岸，但辎重盡失。陸路太平軍亦于西岸遇伏，一面力戰，一面奪舟東渡。太平軍與清軍在蓑衣渡附近激戰兩晝夜，彼此均有較大傷亡。這時，馮雲山傷勢惡化，10日不幸犧牲。太平天國失去了一位傑出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太平軍自金田起義以來，在廣西境内轉戰了一年半的時間，攻城奪邑，屢敗清軍，極大地鼓舞了革命群衆的鬥志。洪秀全、馮雲山等選擇階級矛盾特別尖銳、反清力量相當活躍，而反動統治相對薄弱的廣西爲發難地，以偏僻的山區爲基點，秘密地宣傳和組織群衆，并在發動群衆的過程中逐步形成起義的領導核心，進行了較充分的軍事準備，趁清軍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對付天地會起義武裝之際，不失時機地點燃武裝革命的火炬，這是金田起義所以獲得成功的主要原因。起義後，爲了擺脫敵人的“圍剿”，擴大革命聲勢，解決糧食軍需等問題，決定立即向外發展，這也是正确的。不足的是，起義的領導者沒有及時制定一個明确的戰略計劃，缺乏進一步動員和武裝群衆的有力措施，也沒有主動聯合天地會起義武裝共同對敵。特別是全軍在四面環山的永安小城停留了半年之久，與愈集愈多的清軍就地對峙，以緻喪失了在群衆條件和地理條件很好的廣西地區打開局面，創建革命根據地的有利時機，造成戰略上的失着。盡管如此，太平軍在轉戰廣西各地的過程中，經受了戰争的鍛煉，隊伍日益擴大，戰鬥力不斷提高，爲以後的大發展奠定了基礎。


第三节 北攻湘鄂与东取金陵

　　一、道州決策

　　太平軍撤出全州後，原拟沿湘江北進，直取長沙，因在蓑衣渡受挫，遂東渡湘江，由陸路進抵湖南永州城西。由于潇水阻隔，未能攻克永州城，隻得揮師南向，取道雙牌，于1852年6月12日占領湖南道州（今道縣）。該地“四面山險，惟一線可通，鳥道崎岖，人力難逞”①，利于守而不利于攻。太平軍占領道州後，廣西布政使勞崇光與總兵和春雖帶領清軍一萬二千餘人尾随而來，但均系屢爲太平軍所敗的疲憊之師，僅能圍堵，不敢強攻。于是，太平軍在此得到一個休整補充的機會，開始進入迅速發展壯大的時期。

　　早在廣西全州時，太平軍的領導者們對進軍方向就有各種議論，占領道州後，對這一重大戰略決策問題再次進行了商讨。洪秀全主張下廣東，楊秀清主張出湖南，石達開主張入四川，還有一部分将領主張回廣西。經過議論，基本上統一了認識，決定進軍湖南、湖北，然後東取金陵（今江蘇南京）。這就是所謂“道州決策”①。當時，清廷從各省調集的重兵，大部仍在廣西，而湖南則清軍兵力空虛，且會黨盛行，進軍兩湖，既可避實就虛，又有較好的群衆基礎。因此，道州決策是比較符合客觀實際的。

　　在道州，太平軍領袖們除了決定進軍方向外，還由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聯名發布了三篇檄文②，揭露清王朝的黑暗統治，列舉其民族壓迫和封建剝削的種種罪行；号召有志之士，同舉義旗，“報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之勳”，“務期肅清胡氛，同享太平之樂”。道州一帶是天地會頻繁活動的地區，在革命檄文的号召下，當地人民踴躍參軍，使太平軍迅速補充了二萬餘人，總數達到五萬以上。太平軍在這裏整頓隊伍，增修戰具，制備軍火，鑄炮三百餘門，軍事實力較前有很大增強。

　　

　　二、進攻長沙

　　清廷爲實現其四面堵截，一舉殲滅太平軍于道州的企圖，屢命欽差大臣賽尚阿、兩廣總督徐廣缙等加強長沙、衡州及湖南水陸要隘的防守，在粵、桂、湘、贛邊界要地派兵控扼，阻止太平軍向北、東、西突進，又從河南、陝西、四川、江西等省調兵進入湘、鄂。

　　太平軍明确了戰略進攻方向之後，便積極準備向長江流域進軍。8月10日棄道州，經甯遠、藍山、嘉禾、桂陽州（今桂陽），于17日攻占了湖南重鎮郴州（今郴縣）。太平軍在這一帶又擴軍二三萬人，并将其中數千挖煤工人集中編組爲“土營”，專門擔負挖地道、埋地雷、炸城堡和掘壕築壘等任務，在以後的作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太平軍占領郴州後，和春、江忠源率清軍二萬餘人尾随而來。賽尚阿也自永州移營衡州。由于他調度無方，清廷嚴旨斥責：“該大臣奉命出征一年有餘，曆次奏報軍情，不過派兵尾追，并未迎頭截擊，出奇制勝，所謂調度者安在？”① 随即撤消其欽差大臣職務，改命兩廣總督徐廣缙接替。

　　太平軍探悉長沙守兵較少，乃于8月下旬由西王蕭朝貴率總制李開芳、禦林侍衛林鳳祥以下二千餘人，由郴州奔襲長沙。②爲避開清軍主力，奔襲部隊不走耒陽、衡州大道，而繞經永興、安仁、攸縣、茶陵、醴陵，于9月11日進抵長沙南門外妙高峰一帶。這時長沙守城清軍約僅四千人（後即增至萬餘），不敢出戰，緊閉城門①。太平軍未能收到奇襲的效果，隻得連日強攻，但因兵力不足，難以奏效。在第二天的攻城戰鬥中，蕭朝貴中炮受傷，不久犧牲。太平天國又失去了一位重要領袖。

　　洪秀全、楊秀清等得悉蕭朝貴等奔襲長沙受挫後，便于9月25日棄郴州，率大隊往援。10月13日趕到長沙時，清軍和春、江忠源和向榮部已先期到達，加上其它各路援軍，敵人兵力已達五六萬人。由于長沙城守漸趨穩固，太平軍失去了乘虛攻取的戰機。加之，清軍擁有三千斤、五千斤大炮，置高處轟擊，更增加了攻城的困難。清廷爲加強統一指揮，命新任欽差大臣徐廣缙立即趕至長沙，統籌軍務，先解省圍，然後并力“進剿”。②

　　太平軍大隊駐紮南門外，北阻省城，西濱湘江，前有和春、江忠源部阻攔，後有賽尚阿部尾随，形勢十分不利。10月14日、15日，太平軍連續出動六七千人發起進攻，遭到清軍的頑強抵抗，傷亡甚衆。17日，石達開率領二三千人渡過湘江，控制西岸龍回潭等要地和湘江中的水陸洲（即桔子洲），并在江上搭造浮橋，使東西聲勢聯絡，初步改變了兵力密集城南一地，難以展開的被動态勢。但向榮也跟着率部過江，并于10月31日率兵三千餘人從西岸渡江進犯水陸洲，企圖截斷太平軍的東西聯系。太平軍埋伏于洲南樹林中，而以零星騎兵佯敗誘敵，待向榮部深入後，伏兵旁出，抄襲敵後。清軍大敗潰逃，死傷千餘人。向榮乘馬凫水過江，幸免于死。11月10日，湘江東岸的太平軍采用穴地攻城法，轟塌長沙南門附近的城牆數丈，突擊部隊二三千人蜂擁而上。負責防守南門的清軍副将鄧紹良率部拚死抵禦。太平軍傷亡數百人，隻得後撤。其後，太平軍又多次穴地攻城，由于僅限城南一面，以及突擊部隊組織欠佳和清軍防守頑強等原因，均未得手。太平軍在長沙城郊曠日持久地與敵相持，形勢日趨不利，乃于11月30日主動撤圍北上，守城清軍并未及時發覺。

　　

　　三、攻克武漢

　　太平軍撤離長沙後，于12月3日占領益陽，獲船數千隻，并吸收許多船戶、水手參軍。9日，太平軍乘船出湘陰臨資口，越洞庭湖。13日占領兩湖咽喉要地嶽州（今湖南嶽陽）①，繳獲大批糧饷、軍械（其中有清初吳三桂部所遺大批火炮），武器裝備得到了改善。在這裏，又有五千船戶帶着船隻參軍。太平軍将船戶編組成“水營”，由“典水匠”（職同将軍）唐正才②統率。這時，太平軍總數達到了十餘萬人。

　　鹹豐帝聞嶽州失守，嚴厲申斥徐廣缙，将其革職留任，并命令他以重兵在嶽州北面堵截，防止太平軍進入湖北。但太平軍已于12月17日撤離嶽州，水陸并進，直趨武昌，其勢甚盛，“艨艟萬艘，帆幟蔽江，所過城鎮，望風披靡”①。前鋒于12月19日進至距武昌僅六十裏之金口。清廷深恐太平軍占領武漢水陸要沖，然後北上河南或東下皖、蘇，立命徐廣缙親率大軍繞道援救武昌。

　　武昌是湖北的省會，西枕長江，東依洪山，城高牆厚，形勢險要。當時武昌清軍僅三千餘人，湖北巡撫常大淳、提督雙福以城内兵少，将城外兵勇全部撤入城内。12月21日，自湖南來援的總兵常祿、王錦繡所率千餘名清軍趕到，也全部入城，準備依城固守。②爲了防備太平軍“潛挖地道”，常大淳等以“有礙炮路”爲名，下令盡毀城外民房，大火延燒七晝夜，引起人民極大憤恨。

　　12月22日，陸路太平軍六七千人由蒲圻直逼武昌城外，未遇任何抵抗即占領了城東洪山、小龜山、紫荊山諸要點，并向南北兩翼展開，包圍武昌城，同時挖溝築壘，阻擊敵人援軍。水路太平軍也于22日抵鹦鹉洲，經一晝夜激戰，于23日占領漢陽，29日又占領漢口。攻占漢陽後，典水匠唐正才率部于漢陽、武昌間以船隻相聯，用巨纜橫縛大木，上鋪木闆，架起兩座可通人馬的浮橋（是年長江水小，爲數十年少見，更便于架浮橋），溝通漢陽、武昌間的聯系，以便進攻武昌城。

　　向榮于12月24日率萬餘援軍趕到武昌附近，随後對圍城的太平軍多次發起攻擊，但始終無法突破太平軍的包圍線，與城内清軍取得聯系。

　　太平軍自12月25日開始進攻武昌城，先後使用了大炮、火箭①雲梯等武器。清軍則用炮火、唧水筒、滾木、礌石等抵禦。太平軍攻城未下，決定采用穴地攻城法。1853年（鹹豐三年）1月12日淩晨，埋在文昌門附近的火藥轟發，炸開城牆，太平軍先頭部隊立即由缺口沖入，大隊相繼突進，其餘太平軍也緣梯而上，紛紛攻入城内。守城清軍丢下武器，四散逃跑，巡撫常大淳、提督雙福等喪命，武昌爲太平軍占領。這是金田起義以來太平軍攻下的第一座省城。

　　攻克武漢的勝利表明，太平軍已經成爲一支能攻克堅城的軍隊。它的編制内已區分爲陸營、水營、土營，具備了正規軍隊的規模。兩年内，清廷先後調集滇、黔、川、粵、桂、湘、鄂、皖等省三四萬兵力，耗銀千餘萬兩，結果非但未能将太平軍消滅，反而被太平軍牽着鼻子，出廣西，越湖南，趨武漢，一直陷于被動。

　　

　　四、東取金陵

　　太平軍進軍湖北，尤其是攻克武漢三鎮後，湖北及其鄰近各省紛紛告急。鹹豐帝不顧财政經濟困難，進一步調兵遣将，妄圖阻止太平軍的前進，并進而将其殲滅于長江中遊地區。由于摸不清太平軍下一步的進軍方向，隻得分兵防堵，并企圖把扼守要地與主動進剿結合施行。他接連任命三名欽差大臣，指揮長江中下遊地區的作戰：以向榮代替徐廣缙爲欽差大臣，指揮二三萬清軍緊随太平軍不舍；任命署河南巡撫琦善爲欽差大臣，會同直隸提督陳金绶等，指揮從陝甘、直隸、山東、山西等省調來的清軍一萬九千名和從吉林、黑龍江調來的馬隊四千名，于河南南部的南陽、信陽、商城一線防堵太平軍北上；任命兩江總督陸建瀛爲欽差大臣，統籌蘇、皖、贛三省軍務，自金陵率兵趕赴九江一帶，防堵太平軍沿江東下。此外，命原雲貴總督羅繞典與荊州将軍台湧合力籌防襄陽；命署四川總督裕瑞選派将領酌帶精兵，進至四川、湖北交界一帶防堵。以上總兵力約計七八萬之多。同時，還命令南北各省普遍組織團練，凡在籍官員和地方豪紳，均須籌銀募勇，以鎮壓風起雲湧的人民起義。

　　此時，在太平軍内部，對下一步的進軍方向又産生了争論：有人主張建都武昌，“遣兵道襄樊”，北進中原；有人主張東取金陵，“踞爲根本，徐圖進取”。①兩種意見一時統一不起來，最後楊秀清假托“天父降凡”，堅持其進軍金陵的一貫主張，才結束了這場争論。當時，太平軍無論“北走信陽，東下九江，西上荊襄，南回嶽州之路，（清軍）俱屬空虛”②。但從清廷的決心和部署看，河南方向兵力較強，長江下遊則相對薄弱。從太平軍本身來說，由于在益陽、嶽州、武漢一帶獲得了數以萬計的船隻，并已編成“水營”，成爲太平軍的一支重要作戰力量和運輸隊伍，因此，順江東下，不僅可以直接威脅清王朝賴以生存的南北水陸運輸線和江南财源要地，而且能充分發揮水營的作用（如果北上中原，就不能發揮水陸配合作戰的特長）。所以，從雙方實力和天時、地利等條件來看，太平軍順江東下的決策還是較爲可取的。

　　在武漢，太平軍又吸收大量群衆參加自己的隊伍，形成了湘南擴軍以來的第二次擴軍高潮。據稱，太平軍離開武漢時，武昌城中“男子從者十之九，女子從者十一二”③。經過短期休整之後，太平軍于1853年2月9日（鹹豐三年正月初二日）放棄武漢。洪秀全、楊秀清等率領号稱五十萬之衆（兵力約十餘萬）、船萬餘艘，水陸并進，浩浩蕩蕩地順江東下。陸路由胡以晃、李開芳、林鳳祥等率領，沿長江兩岸推進；水路由東、北、翼三王及秦日綱、羅大綱、賴漢英等率領，順流而東。天王洪秀全随水路行動。

　　2月15日，秦日綱、羅大綱所率先鋒水師于鄂東廣濟縣南的老鼠峽一帶大敗陸建瀛的江防軍（約三千人），斃其翼長壽春鎮總兵恩長。陸建瀛在九江聞敗，倉皇棄師先逃，返回金陵。沿江防兵紛紛潰散。此後，太平軍長驅直進，先鋒水師于2月18日占領九江，24日攻破安徽省城安慶，殺巡撫蔣文慶，并繳獲大批軍需物資①。2月26日至3月7日，又連克安徽池州（今貴池）、銅陵、蕪湖、太平府（今當塗）及和州（今和縣）。由于水路太平軍進展神速，陸路太平軍也未遇多大抵抗即順利地進抵金陵城下。在進軍途中，各地人民紛紛參軍，使太平軍的人數大增，号稱百萬。清廷在得知九江、安慶失守後，急命向榮率兵趕赴江蘇，命琦善、陳金绶率兵急趨安徽（後又令其由皖北進兵江南），協助防守，并保衛南北漕運。

　　金陵當時稱江甯，是江南的名城大都和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它城牆高厚，周長九十餘裏，西北兩面瀕臨長江，東依鍾山，附近丘陵環繞，形勢險要，向有“龍盤虎踞”之稱。江蘇清軍共有綠營兵三萬餘人、八旗兵數千人，分守各要點，能機動之兵不足萬人。太平軍攻占武昌後，陸建瀛從全省抽調綠營兵四千八百人，其中三千名帶赴上遊防堵，一千八百名留守金陵。金陵設有江甯将軍，轄旗兵三千餘人。太平軍進攻時，城内共有旗兵、綠營兵五千餘人，另有江甯布政使祁宿藻臨時募集的勇壯八九千人，協助防守。

　　陸建瀛于2月25日自上遊逃回金陵後，數日不理政事。江蘇巡撫楊文定借口防守鎮江，也離城而去。江甯将軍祥厚、江南提督福珠洪阿等将上述情況上奏參劾，結果陸建瀛被拿問治罪，楊文定被革職留任。可是，未等清廷的谕旨到達，太平軍的先鋒部隊已進抵城下，陸建瀛、祥厚乃盡撤城外兵勇，依城防守。

　　3月7日晚，太平軍陸路前鋒部隊進抵江甯鎮的闆橋。3月8日，大隊太平軍在李開芳、林鳳祥等率領下，抵達金陵城西南的善橋一帶，紮營二十四座。次日，李開芳率數百人占領雨花台，并乘勢奔過吊橋，直薄城下。當天，水師前鋒亦至，分泊大勝關至草鞋峽一帶江面。3月12日，太平軍水陸大隊繼續趕到。同日，分兵占領浦口，并完成了對金陵的包圍。金陵城垣南北略長，太平軍陸師攻南端的聚寶門（今中華門），水師攻北端的儀鳳門，以便發揮水陸兩軍的優勢，并迫使清軍分散兵力。

　　陸建瀛于太平軍到達前即将城外防兵盡撤城内，以土袋堵塞十三個城門，企圖負城頑抗；同時，向清廷火急求援。清廷獲悉金陵被圍，大爲震恐，不斷催促向榮、琦善率南北兩路清軍兼程向江甯、浦口急進，另令山東、河南加強黃河各渡口的防務，嚴格控制公私船隻，防止太平軍北上。

　　太平軍選定北面的儀鳳門爲突破口，并決定采用行之有效的穴地攻城法。儀鳳門外約半裏有靜海寺，太平軍以此爲掩護，挖掘地道，埋設火藥，準備攻城。與此同時，南面聚寶門外的太平軍安炮于報恩寺塔上，猛烈轟城，夜間則搬出寺内五百羅漢，以爲疑兵，誘使清軍徹夜打炮，不得休息。其它城門外的太平軍則派出小部隊進行襲擾，掩護北門外的太平軍進行攻城準備。

　　3月19日拂曉，太平軍将火藥點燃，炸塌儀鳳門附近城牆約二丈，數百名将士沖入北城，然後分成兩支，一向鼓樓方向進攻，一循金川門至神策門（今中央門），經成賢街直指小營，殺陸建瀛于黃家塘。此後，攻入城内的太平軍遭到滿洲旗兵的猛烈反擊，力戰不勝，隻得後撤，并由北門缺口退出城外。然而，防守南城的清軍聞北城已破，總督被殺，便紛紛逃遁，不戰而潰。于是，進攻南城的數千太平軍在林鳳祥、賴漢英率領下，乘夜緣梯登城，打開聚寶門、水西門、漢西門。次日黎明，大隊太平軍進入城内，直奔滿城（明代内城，今城東南部）。江甯将軍祥厚、副都統霍隆武等率旗兵及滿人拚死抵禦。太平軍奮勇戰鬥，終将滿城攻破，祥厚等被殺，金陵全城遂爲太平軍占領。

　　太平軍自金田起義後，兩年多時間内，轉戰六省，所向披靡。這次又一舉攻占金陵，全殲守敵，取得了繼攻占武昌之後的又一重大勝利。這一勝利，粉碎了清廷殲滅太平軍于長江中遊的計劃，沉重地打擊了清軍的氣焰和信心。在這兩年内，清廷耗銀二千五百餘萬兩，動員近十萬軍隊（不算團練）①，結果損兵折将，棄城失地，一無所獲。太平軍能在短期内取得如此重大的勝利，主要是采取了乘虛搗隙的方針，發揚了革命軍隊英勇善戰的特長，特別是善于運用穴地攻城法，使不少堅城計日而下，加以太平軍組織嚴密，紀律嚴明，士氣高昂，其革命行動又反映了勞苦群衆要求變革現狀的願望，因而得到了廣大群衆的支持。而清王朝方面，不僅兵力不敷分撥，而且士氣低落，派系之間矛盾很大，統帥不和，事權下一，加之軍隊紀律敗壞，軍民之間勢如水火，這就爲太平軍取得勝利提供了客觀有利條件。但是，太平軍在向長江下遊進軍時，卻将沿途攻占的九江、安慶、蕪湖等重要城鎮一概棄之不守，這從發展與鞏固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來說，是失策的；再者，太平軍自武漢東下的過程中，對于尾随的清軍，未能象撤離紫荊山區和永安時那樣，有計劃地組織幾次伏擊，尋機将其殲滅或給予殲滅性的打擊，這也是作戰指導上的不足之處。所有這些，均與道州決策“專意金陵”的指導思想直接有關，它對于爾後的發展産生了不利的影響。


第四节 定都金陵后的军政决策


　　太平軍攻占金陵後，迅速肅清了城内殘敵，建立起新的社會秩序。1853年3月29日，天王洪秀全進入金陵，以兩江總督衙門爲天王府，并改金陵爲天京，定爲都城，從而正式建立起與清王朝南北對峙的太平天國農民革命政權。①

　　太平軍對天京的防衛工作，進行了嚴密的部署。在全城遍設望樓②，派兵日夜觀察警戒，白天和夜晚分別以旗幟和燈火爲信号，一方有警，城内指揮機構能迅速得知，及時作出處置。城上分兵駐守，各段設有巡守将軍，日夜巡防。在各城門外建立營壘，營牆上開設槍眼炮門，營外挖有一至數道深壕，内豎竹簽、木栅，離營一裏半左右設有警戒哨，戰士攜帶兵器、海螺守衛，并規定有口令，每日更換。

　　爲了更好地拱衛天京，太平軍于3月下旬發兵二支：一支由指揮羅大綱、總制吳如孝率領，于3月31日占領鎮江；一支由地官正丞相李開芳、天官副丞相林鳳祥、春官副丞相吉文元率領，于3月22日克江浦，31日占儀征，4月1日占領揚州。鎮江、揚州等地的占領，既屏蔽了天京的東面和北面，又切斷了南北漕運，予清王朝以嚴重威脅。太平軍占鎮江後，原拟乘勢攻取常州、蘇州等地，由于向榮已率軍追至金陵城外，乃停止東進，分軍一部回援天京。

　　金陵城大而堅，形勢險要。它地處江南富庶之區，供應充足，加之傍臨長江，交通便利，利于水軍活動。元末朱元璋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就是以金陵爲基地進行滅元戰争的。太平軍勝利地占領金陵之後，正可效法朱元璋，據金陵以匡天下。況且太平軍在轉戰兩年多以後，不論在軍事上、政治上，都需要建立一個有利的鞏固的基地，以便繼續發展。因此，洪秀全、楊秀清等決定久據金陵，是符合當時客觀條件和主觀需要的。但過早地宣布建都，卻未必有利于爾後革命戰争的發展。

　　清廷對太平軍占領金陵後的軍事行動，一時無法判明。它既怕太平軍東下蘇浙，占領其财賦之區，更害怕太平軍北上豫魯，進而威脅其京畿重地。在此情況下，鹹豐帝嚴令向榮、琦善率所部迅速東下，截擊、防堵太平軍。3月28日，向榮部趕至金陵城外闆橋，31日繞至城東二十裏之沙子岡，4月7日移營孝陵衛，建立“ 江南大營”，共有兵勇一萬七千餘人。3月30日，琦善的先頭部隊四千人抵達江浦，4月4日攻陷浦口。16日，琦善、陳金绶率部進至揚州城外，紮營雷塘集、帽兒墩一帶，建立“江北大營”，計有兵勇一萬七八千人。清軍建立江南、江北大營的目的，正是爲了阻扼太平軍向東、向北發展，并伺機奪取金陵。

　　太平軍當時号稱百萬，實際上能戰之兵不過十餘萬人。以這樣一支部隊對付近在咫尺的江南、江北大營，在兵力上自然處于壓倒優勢。但與全國八九十萬清軍相比，太平軍仍處于劣勢。其次，這時清王朝仍控制着全國政權和絕大部分人力、物力與财力；而太平天國僅控制金陵附近一隅，人力、物力、财力都極其有限。因此，就全國形勢而言，敵強己弱的基本态勢并未改變，太平軍仍然處于被“圍剿”的狀态。可是，太平天國的領導者洪秀全等缺乏戰略頭腦，在面臨重大戰略轉變（即由長驅直進、流動作戰到奠都立業）的時候，過高地估計自己，過低地估計敵人，對形勢作出了錯誤的判斷，竟認爲“我天王奉天伐罪，除暴救民，迅掃群魔，妖氛幾盡”①，因而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作出了一些不正确的決策，采取了一些不合時宜的措施。

　　一是大搞封官晉爵，加速了農民政權的封建化。太平天國的軍制官制，在起義之初就粗具輪廓，在永安期間又作了增訂。定都金陵後，洪秀全等爲勝利所陶醉，大肆論功行賞。同時，擴充天王府和各王府的機構，增加禮儀、保衛和生活保障等各類人員。随着各王府的設立，天京城内大興土木，建造宮殿。由于機構的擴充，各種禮儀稱謂更形繁瑣，内部的等級制度更加森嚴。天王洪秀全從此幽居深宮，更加神秘化，而軍政實權則日益集中到東王楊秀清手中。總之，建都天京之後，太平天國上層的封建色彩與日俱增，領導集團日趨奢侈鋪張，甚至腐化，以緻日益脫離群衆，内部矛盾也日漸突出。

　　二是對以後的軍事行動作出了不正确的戰略決策。太平天國定都金陵後不久，洪秀全等在驕傲輕敵的思想指導下，決定采取固守天京，同時分兵北伐與西征的戰略。①于是将全軍分爲三大支：東王爲全軍統帥，總管全部軍事，領重兵留守天京，并在鎮江、揚州等地分兵駐守，與天京互爲犄角；二是編組北伐軍，企圖以勁旅疾趨北京；三是組成西征軍，拟迅速奪取皖、贛、兩湖等地。這個戰略是不符合當時主客觀條件的，它使太平軍在多個遙遠的戰略方向和漫長的戰線上分兵與強敵作戰，往往顧此失彼，爲清軍提供了各個擊破的機會。

　　三是不适當地将太平軍的内部制度推廣于金陵全城。建都金陵後，太平天國的領導者主觀地将太平軍内部的一套制度在廣大群衆中普遍推行。例如，将全城民衆分別男行女行，實行男女分館，夫妻分居。男子除參軍者外，均分別編入諸匠營和百工衙，年老體弱者則入牌尾館。婦女也大緻與男子相同。這樣一來，家庭制度實際上被廢除了，全城民衆全都過着軍事供給制的生活。早先在太平軍内部實行的聖庫制度，也一度推廣到金陵全城，城内各店鋪的貨物一概被收繳入庫，商業也實際上被廢除了。後由于種種不便，這些制度和規定才陸續有所更改。

　　當然，天京當局于1853年冬頒布的《天朝田畝制度》，則是太平天國革命的一個創舉。這個文件對農民的理想社會作出了具體的規劃。它是在早期太平軍内部生活秩序的基礎上，吸收了進駐金陵半年多來的社會實踐經驗而制成的。它既是太平天國的政治、經濟綱領，也是以太平天國理想改造中國的藍圖。它否定封建土地制度，主張實行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還對農村組織形式、農副産品的分配原則、司法制度、農村官吏的保舉升遷以及社會生活等方面的問題（如婚喪、禮俗、教育、民事糾紛的處理等）作了規定。《天朝田畝制度》體現了廣大農民群衆渴望獲得土地和改變貧富懸殊的社會現狀的強烈願望，也反映出在小生産基礎上廢除私有制、實行絕對平均主義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這個制度有它正确的進步的一面（在當時反封建的革命運動中有着強大的鼓舞作用），但也有它不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一面。《天朝田畝制度》基本上未能實行，其中部分内容如鄉官制度等在太平軍占領區實行了，而土地政策等則或未實行，或根據當時情況作了修改。

　　此外，天京當局還初步闡明了太平天國的對外政策。太平軍挺進長江流域，特別是占領金陵後，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英、法、美等國的駐華代表，接連前往天京，與太平天國的領袖們進行接觸，企圖摸清太平天國對待西方列強的态度。太平天國的領導者在與他們的交往中，初步闡明了自己的對外政策。總的看來，太平天國的領袖們對外國侵略者缺乏應有的認識。他們對外國人一概籠統地認爲，“既系同拜上帝，皆系兄弟”①。但在與這些駐華代表的接觸中，他們堅持了獨立平等的立場，毫無媚外的表示。經濟貿易方面，表示将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平定時不惟英國通商，萬國皆通商，天下之内兄弟也。立埠之事，候後方定，害人之物爲禁。 ”②明确表明了嚴禁鴉片的态度。對外國人屢次提出的是否承認鴉片戰争以來所簽訂的各種不平等條約問題，天京當局未予正面答複，這是比較策略的。由于革命形勢的繼續發展和太平天國初期采取較靈活的外交政策，西方列強在一段時間内采取了“中立”觀望的态度，這就使太平天國革命獲得了較爲有利的國際條件。


第五节 北伐

　　從1853年5月中旬太平軍自浦口開始北伐，到1855年5月31日北伐軍餘部覆滅爲止，太平天國爲了奪取京津，進行了爲期兩年的北伐作戰。其過程大緻分爲長驅北上、駐止待援、最後失敗三個階段。

　　

　　一、長驅北上，挺進京津地區

　　1853年5月上旬，天官副丞相林鳳祥和地官正丞相李開芳率軍自揚州西進（揚州防務交由指揮曾立昌等負責），5月13日，會合自天京出發的春官副丞相吉文元、檢點朱錫琨所部，由浦口北上，向清王朝的統治中心北京進軍。北伐軍共有九個軍的番号，約二萬餘人。臨行前，“秀全诏之曰：‘師行間道，疾趨燕都，無貪攻城奪地糜時日。’”①洪秀全等還決定，待北伐軍進抵天津後，再派兵增援。①


　　（一）由皖入豫，搶渡黃河

　　北伐軍沒有自揚州沿運河北上，而經由皖北進軍。清廷對太平軍的北進意圖一時判斷不清，不知北伐軍是牽制和吸引進攻揚州的清軍兵力，還是挺進黃河②以北。鹹豐帝隻得施展其前堵後追的故伎，倉皇調兵南下黃河一線堵截，并把蘇皖地區的作戰行動交給琦善“統籌”。

　　林鳳祥等率北伐軍自浦口出發，在烏衣鎮一帶擊敗察哈爾都統西淩阿率領的黑龍江馬隊（由浦口敗退者）後，一路長驅北進，連下安徽滁州（今滁縣）、臨淮關、鳳陽、懷遠、蒙城，于6月10日到達亳州（今亳縣）。蒙亳一帶是撚黨活動的中心地區，北伐軍路過時，吸收許多勞苦群衆參軍，擴大了自己的隊伍。6月12 日，北伐軍放棄亳州，于次日攻克清軍兵力薄弱的河南歸德府城（今商丘），繳獲火藥四萬餘斤以及大量鐵炮。之後，便北上劉家口（歸德北），拟由此北渡黃河，取道山東北上。由于山東巡撫李僡已在沿河布防，并将大小船隻一律集中北岸，太平軍無法北渡，隻得沿河西走，連下甯陵、睢州（今睢縣）、杞縣、陳留，于6月 19日進逼開封；因攻城未克①，乃撤往中牟縣之朱仙鎮。林鳳祥等在此發給北王韋昌輝一份禀報，告以歸德戰況及未能渡河的原因，以及北伐途中所遇到的谷米甚缺、通信不便等情況。這時，北伐軍由于沿途大量吸收撚黨和淮北各地群衆參軍，聲勢更大。

　　由于清軍前線将領開始對北伐軍的兵力和行動企圖判斷不清，以爲不過二三千人，意在牽制揚州外圍的清軍，故仍以重兵圍攻揚州，這就爲北伐軍的長驅北進提供了有利條件。及至北伐軍進抵蒙亳地區，清廷才察知北伐軍将渡河北上，并“已成蔓延之勢”，便陸續令各路清軍馳援河南：急調江甯将軍托明阿率兵二千餘人由江蘇清江浦北上，并由都統西淩阿率滁州的殘兵敗将尾追；令山東、直隸督撫查禁河防，防堵太平軍北渡，并繼續從山西、陝甘等地調兵八千，開赴河南協防；命直隸布政使張集馨率兵一部駐紮臨洺關（今河北永年），相機南下；命江北大營幫辦軍務勝保帶兵一千九百名北上追擊。勝保遲至6月18日才自揚州附近啓程，而此時北伐軍早已攻破歸德，正沿黃河西進中。

　　北伐軍于6月23日撤離朱仙鎮，經中牟、鄭州、荥陽，26日到達汜水、鞏縣地區。這裏是洛河歸黃入口處，停有不少民船。北伐軍利用這批船隻，從28日起開始搶渡黃河。7月1日，托明阿率盛京（今遼甯）、吉林馬隊數千趕到汜水。北伐軍一面阻擊敵人，一面繼續搶渡。7月4日，北伐軍主力全部渡過黃河。擔任小卑職林鳳翔、李開芳、吉文元、朱錫锟等回覆禀報後護又副軍師北王六千歲千千歲殿下：

　　爲回禀前情剿妖事：卑職等統帶兵将，于五月初九日至歸德府，城外有妖營盤三個，有妖前來接仗。聖兵争先，追殺得妖兵四百有餘，連時破城。城内妖兵妖官盡殺，約殺有三千之多，得紅粉貳萬有餘斤，鐵炮無數，糧料不足，同衆商議起程。卑職林鳳翔、李開芳二位帶五軍兵将，連夜先往黃河四十裏之遙，上下取船，并無船壹，有鞑妖對江把守，仍在河邊小村駐紮一夜。有卑職吉文元、朱錫锟二位在歸德府候齊兵将正行，于初十日午刻，有妖數千在歸德城邊東門，分作三陣，忽然而來對仗，卑職吉文元、朱錫锟各統兵向前追殺三十裏之遙，不見妖蹤勝回。滿坡死妖如席，約殺得妖貳千有餘，所有号衣系山東、甘肅、湖北三處之妖，得馬騾五百餘匹，得紅粉又有貳萬餘斤，鐵炮無計其數，牛車壹百有餘架，大沾天父、天兄權能看顧，兵将吉昌。卑職吉文元、朱錫锟連夜布置，于十一日統兵往黃河會齊，斟酌在此無船，難以過江，于十二日，一同統兵前去杞縣七十裏之遙，紮宿一夜。十三日，七十裏之遙至睢州紮宿一夜。十四日，九十裏之遙至陳留縣紮宿一夜。十五日，四十五裏至河南省城外，深深溝兩重，周圍并無房屋，離黃河二十裏亦無船隻。卑職斟酌，四十裏至朱仙鎮，即時前往紮宿，近黃河七十裏，亦點兵前去取船。

　　自臨懷［淮］至此，盡見坡麥，未見一田，糧料甚難，兵将日日加增，盡見騎馬騾者甚多。忖思此時之際，各項俱皆豐足，但欠谷米一事。臨懷［淮］至此，着人帶文回朝數次，未知至否？如此山遙水遠，音信難通，茲今在朱仙鎮酌議起程，過去黃河，成功方可回禀各王殿下金安，無煩遠慮也。轉奏天王萬歲萬歲萬萬歲。

　　林鳳祥等給韋昌輝的禀報阻擊任務的數千人①被清軍截斷，未及渡河，後轉戰于河南、湖北、安徽，損失大半，最後于8月中旬攻下安徽太湖，東向與西征軍胡以晃部會合。

　　

　　（二）圍攻懷慶，贻誤戰機

　　北伐軍渡過黃河後，于7月2日攻破河南溫縣，7日進圍懷慶府（今沁陽）。當時城内僅有清軍三百人，連同團勇壯丁，總計不過萬人，由懷慶知府餘炳焘等督率，死守待援。林鳳祥等本以爲懷慶清軍單薄，可以迅速攻克，補充糧食彈藥後繼續北上；不意屢攻不下②，于是将懷慶城團團圍住，在城外建營立寨，加築木城 ③，挖掘深壕，一面阻援，一面繼續攻城。

　　對于太平軍北渡黃河，清廷極度震驚，乃于7月13日任命直隸總督讷爾經額爲欽差大臣，以理藩院尚書恩華和江甯将軍托明阿幫辦軍務，所有黃河南北各路清軍，統歸節制。7月中下旬，托明阿率部六千人，勝保率部一千九百人，恩華率部五千餘人，李僡率部二千餘人，先後趕到懷慶外圍。讷爾經額也由彰德（今河南安陽）移營懷慶東北的清化鎮指揮。

　　北伐軍久攻懷慶不下，消耗很大，而增援的清軍卻越聚越多（約近二萬），爲了擺脫被動，不得不于9月1日主動撤圍西進。北伐軍由于在懷慶滞留了兩個月，使清廷得以在黃河以北厚集兵力，加緊布防，從而增加了進軍京津地區的困難。

　　

　　（三）繞道山西，轉攻直隸

　　北伐軍撤離懷慶後，便繞道濟源，翻山越嶺進入山西，連下垣曲（今垣曲東南）、绛縣、曲沃，于9月中旬進至平陽（今臨汾）、洪洞一帶。清廷急命勝保和山西巡撫恒春等迅速率兵趕到霍州（今霍縣）一帶，迎頭堵截；命讷爾經額調兵控制正定、井陉等要地，防止太平軍東進直隸；命陝西、河南巡撫等控制黃河各渡口，妄圖把北伐軍消滅于山西南部地區。但北伐軍自洪洞轉而向東，經屯留、潞城、黎城，複入河南，攻破涉縣、武安。9月29日，北伐軍由山間小路突襲河南、直隸交界的臨洺關，擊潰立足未穩的讷爾經額所部清軍（由懷慶回防直隸）萬餘人。接着，連下直隸沙河、任縣、隆平（今隆堯）、柏鄉、趙州（今趙縣）、栾城、晉州（今晉縣）、深州（今深縣）。

　　北伐軍繞道山西插入直隸的行動，使清廷滿朝震動。北京城内的官僚豪紳紛紛逃散。鹹豐帝立即将讷爾經額革職，以勝保爲欽差大臣，随後又任命惠親王綿愉爲奉命大将軍、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爲參贊大臣，會同勝保 “進剿”。10月15日，僧格林沁率領京營禁兵、蒙古馬步軍共四千五百名屯駐涿州（今涿縣），屏蔽京師，并策應勝保軍，企圖在滹沱河南合擊和消滅北伐軍。

　　林鳳祥、李開芳等在深州一帶稍事休整後，于10月22日率軍東走，連破獻縣、滄州，于29日占領天津西南的靜海縣城和獨流鎮，前鋒進至楊柳青，從而使清王朝圍殲太平軍于滹沱河南的計劃又告落空。

　　北伐軍原想占據天津，以便進行休整和待援。當時，天津清軍甚少，天津城内的官僚豪紳立即組織團練武裝，并破壞運河堤岸，引水環城，阻礙太平軍的行動；加之在北伐軍占領靜海的當天，勝保即率隊趕到，并于11月5日進入天津，僧格林沁也移營于天津西北之楊村（今武清），因此，北伐軍占領天津的計劃未能實現。

　　

　　二、駐止待援，被迫轉入防禦

　　（一）靜海、獨流之戰

　　靜海縣城和獨流鎮均位于子牙河以東的運河線上，兩地相距十八裏。北伐軍既無法占領天津，便退出楊柳青，在靜海、獨流兩地駐紮下來，由林鳳祥、李開芳分別率部固守，同時報告天京，要求迅即派出援軍。①他們在這裏築木城，挖塹壕，建望台，埋地雷，豎木樁，堅守待援。

　　北伐軍自1853年5月中旬從浦口出發，到10月29日占領靜海、獨流，近半年中，一直保持着進攻姿态，掌握着作戰的主動權，隊伍也擴充至四五萬人。但到達靜海、獨流後，在遠離後方接應的情況下駐止下來，等待援兵，從而陷入重圍，被迫轉入防禦。這是北伐軍進軍中的一個明顯的轉折。至此，進攻北京的計劃實際上已無法實現了。

　　圍攻靜海、獨流的勝保軍計有兩萬餘人。勝保設大營于良王莊，以主力圍困獨流鎮，由西淩阿帶領少量部隊圍困靜海縣城。僧格林沁也自楊村移營獨流鎮以北三十餘裏的王慶坨以爲聲援，同時防堵太平軍進襲北京。此外，在天津及其附近各縣尚有二萬七千餘名團練武裝，配合清軍作戰。

　　開始，勝保軍憑借優勢的武器（包括八千斤至萬餘斤的重炮）和充足的給養，連日進行圍攻，企圖迅速消滅北伐軍。但北伐軍依托木城、塹壕頑強抵抗，使勝保軍屢攻屢挫，以緻束手無策。北伐軍有時也抓住有利戰機，對清軍實施反擊，并擊斃率領火器營的副都統佟鑒和天津壯勇統領謝子澄等。由于久攻不下，勝保多次受到清廷申斥，最後不得不要求僧格林沁移營前線，與之合力圍攻。

　　北伐軍在靜海、獨流一帶憑借臨時構築的工事，忍受着嚴寒和饑餓，抗擊三四萬清軍和團練的不斷圍攻，整整堅持了一百天，充分表現出堅韌頑強的戰鬥精神。但終因被圍日久，糧食、彈藥均感困難，援軍又無消息，不得已于1854年（鹹豐四年）2月5日突圍南走。

　　

　　（二）束城、阜城之戰　　

　　北伐軍自靜海、獨流突圍後，經大城縣，于2月6日到達河間府之束城鎮，并占據附近的桃園、西成、辛莊等六七個村莊。這一帶村落稠密，樹木叢雜，太平軍就地取材，迅速建造土壘、木城等防禦工事。

　　僧格林沁和勝保企圖殲滅北伐軍于撤退途中，率領馬隊緊追不舍，當天就追到束城。不久，大隊清軍趕到，對北伐軍繼續實行包圍。清軍在四周挖掘深壕，設置鹿砦、木栅，防止太平軍突圍，并不時發起進攻。太平軍憑壘固守，一俟清軍接近，便施放槍炮，投擲火罐、火球，大量殺傷敵人。

　　束城是個小鎮，糧彈給養難以補充，因此，北伐軍在這裏駐守一個月後，又于3月7日乘着大霧再次突圍，途經獻縣，于3月9日抵達阜城。

　　阜城也是一個小邑，城内積水很多，房屋甚少。太平軍除據有全城外，還占領城北的連村、對村、杜家場和城西南的塔露頭村、紅葉屯等村落，周圍密布鹿砦、樹栅，有的地方多達五六層，準備堅守。

　　北伐軍到阜城後，很快又被三萬多清軍包圍。不久，城北各村落入敵手。在3月25日的戰鬥中，吉文元受傷犧牲，北伐軍的處境更加嚴酷。幸好這時北伐援軍已過黃河北上，清廷爲不使其與北伐軍會合，即命勝保帶領萬餘清軍（内有馬隊二千），趕往山東防堵。這就減輕了對阜城的壓力，使北伐軍得以在此堅守兩個月之久。

　　

　　三、援軍的北上與覆沒

　　按照預定計劃，天京當局于得知北伐軍抵達天津後，應立即派出後續部隊，北上增援。由于天京外圍及西征戰場的形勢均較緊張，援軍未能預先籌組和即時派出。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臨時決定放棄揚州，以便騰出部隊北上增援。但揚州被江北大營清軍所困，守軍曾立昌部難以撤出，于是由天京派出夏官副丞相賴漢英率部前往揚州外圍接應。賴漢英于12月2日出發，26日才接出曾立昌部，放棄揚州。之後，留兵一部退守瓜洲、儀征，主力前往安慶，準備北援。北伐援軍原拟由燕王秦日綱統領，秦日綱将這一艱巨使命交給了曾立昌等人，自己仍留守安慶。①

　　北伐援軍共十五個軍，七千五百人，由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冬官副丞相許宗揚、夏官副丞相陳仕保等率領，遲至1854年2月4日才從安慶出發，經桐城、舒城、六安、正陽關、颍上，于3月1日到達蒙城。援軍在這一帶吸收了大批撚黨和遊民等入伍。3月上旬，北伐援軍入河南永城、夏邑，中旬轉至江蘇蕭縣西北的包家樓、蔡家莊一帶，就地取材，紮木筏渡過黃河①，并占領豐縣，3月19日入山東境。但擔任掩護任務的二三千人未能渡河，退回河南永城，爾後轉入安徽六安一帶活動。由于山東清軍正集結于北部地區，防堵北伐軍南下，魯西地區兵力空虛，故北伐援軍進入山東後，如入無人之境，連下金鄉、巨野、郓城、陽谷、莘縣、冠縣，于3月31日直逼距阜城僅二百餘裏的漕運咽喉要地臨清城下。這時，援軍兵力已擴充至三四萬人。

　　奉命阻擊北伐援軍的勝保率部自阜城出發後，經故城入山東，于4月4日到達臨清外圍。北伐援軍一面阻擊南下的勝保軍，一面猛攻臨清城。12日，用地雷轟塌西南城牆兩處，攻入城内，但糧秣彈藥已被清軍全部焚毀，僅得一座空城。在援軍攻臨清期間，清廷調兵遣将，很快集結兵力一萬六七千人（内有馬隊四千餘名），加上團練等約有二三萬人。援軍入城後，清軍随即對臨清形成合圍，并不斷用重炮猛轟援軍營壘及城垣。援軍屢戰不利，不得不于4月23日放棄臨清，南退至李官莊、清水鎮一帶，部隊傷亡逃散者萬餘人。

　　北伐援軍如果堅持北上，很快便能與北伐軍會師。當時清廷甚爲恐慌，鹹豐帝驚呼“将斃之虎，又添雙翼”。但援軍在臨清作戰失利後，領導層中對下一步的行動發生了激烈争論。曾立昌認爲清軍已經疲乏，又屢勝而驕，主張“乘勢趨阜城，僧營不虞後路之變，此轉敗爲勝事也！”但許宗揚和陳仕保等置北伐軍數萬将士的安危于不顧，說什麽“衆心欲南趨，北行恐多逃亡。我則深入，不如南行，明旦迅發，官軍未能追也。”①雙方争執不決，最後南返的主張占了上風。4月27日，援軍南退冠縣，在清軍的追擊和地主武裝的襲擊下，被殺二三千人，新附之衆紛紛潰散。曾立昌渡黃河時淹死（一說自殺）。陳仕保渡河後在安徽鳳台縣境内陣亡。許宗楊隻身逃回天京，楊秀清将其投入東牢。

　　北伐援軍的失敗，固然與本身兵力不足及同樣是孤軍深入有關，但主要是缺乏堅強有力的領導和集中統一的指揮。當援軍進至山東、直隸之交的臨清時，竟在清軍已經逼近的情況下，強攻州城，不僅勞師費時，而且陷于被圍的境地。撤出臨清後，援軍的主要領導者不敢繞道運河以東清軍防守薄弱而又不便騎兵行動的地區，繼續北上接應北伐軍，而是遷就某些領導成員貪生怕死和新附之衆留戀鄉土的情緒，卷旗南返，結果非但未能達到馳援北伐軍的目的，反而先于北伐軍而覆滅了。

　　1854年5月，天京方面又決定派燕王秦日綱再次組織增援，但秦借口“北路官軍甚多，兵單難往”②，不願北行。天京當局終因金陵、廬州（今安徽合肥市）以及湖南方面戰事十分緊張，無力抽兵而作罷。此後，北伐軍隻得依靠本身的力量作最後的奮戰了。

　　

　　四、北伐軍的最後失敗及其教訓

　　1854年5月5日，北伐軍由阜城突圍東走，占領東光縣的連鎮。連鎮橫跨運河，分東西兩鎮，分別由林鳳祥、李開芳率部據守。當天，僧格林沁即率馬隊追來，不久步隊也趕到，又将北伐軍緊緊包圍。北伐軍爲了“另擇一處”牽制清軍，便商定由李開芳率領經過挑選的健卒六百餘人騎馬突圍南下。5月28日，李開芳率隊自東連鎮突圍成功，過吳橋，入山東境，29日襲占高唐。勝保在殲滅北伐援軍後，于5月19日返抵連鎮外圍，得知北伐軍突圍南下，立即率馬隊跟蹤追擊。

　　此時，留守連鎮的太平軍僅有六七千人，而僧格林沁則擁軍二三萬人。清軍在連鎮四周挖掘深壕，構築土城，壕深寬各二丈餘，土城高一丈五六尺，厚八九尺，上安擡槍、火炮，每隔一丈支帳篷一座，設兵十名，嚴密圍堵，企圖将太平軍困死。可是圍攻數月，清軍不但未能取勝，反而損兵折将，士氣越來越低，以緻僧格林沁不斷受到清廷申斥。太平軍方面，也由于久據連鎮，糧食匮乏，僅以黑豆充饑，及至年底，糧食幾盡。于是，僧格林沁在加緊軍事進攻的同時，乘機開展誘降活動，北伐軍前後出降者達三千餘人。1855年（咸豐五年）2月17日，太平軍放棄西連鎮，集中力量防守東連鎮。林鳳祥利用僧格林沁的誘降陰謀，于2月18日派蕭鳳山（原系清朝縣丞）等九十餘人詐降清軍，以便聯絡降衆爲内應，配合守軍出擊，打破清軍的圍困。但這項計劃被清軍識破，詐降的九十餘人全部被害。3月7 日，清軍對東連鎮發起總攻，集中炮火轟擊木城，北伐軍将士拚死抵抗。林鳳祥在督戰時身受重傷，士氣大受影響。不久，木城被攻破，清軍紛紛突入。太平軍将士與敵人展開白刃戰，大量殺傷清軍。最後，太平軍大部陣亡，其餘或被俘，或從運河潛逃。林鳳祥受傷後藏于地道深處，後被清軍搜獲，解送北京，慷慨就義。

　　李開芳率領的六百餘人（突圍途中擴充近千人）占據高唐的當天，勝保即率馬隊三百名趕到，不久大隊清軍麕集高唐城外，使這支太平軍又陷入重圍。李開芳得知援軍潰敗，早已退出臨清，而高唐城高池深，糧草尚多，遂組織居民在城外立栅築壘，開掘壕溝，并在城内挖掘地道多處，直通城外，準備依城固守。這時，勝保擁兵萬餘，先後用雲梯、呂公車攻城，均未得逞，便改用臨時鑄造的重炮轟擊。太平軍利用壕溝地道作掩護，保存自己，并于黑夜搶修被敵人轟塌的城牆。以後，清軍又改取挖地道、埋地雷的辦法，也未能破城。太平軍憑借堅固的防禦工事，利用夜暗襲擊敵營，前後三十餘次，斃傷不少清軍。

　　高唐久攻不下，勝保先後受到拔去花翎和革職留任的處分。留守連鎮的北伐軍被殲後，清廷便命僧格林沁移師進攻高唐，勝保被解京問罪。

　　僧格林沁于3月11日選精兵八千餘名，抵達高唐外圍，使圍城清軍增至二萬餘人。此時，李開芳得知林鳳祥部已覆沒，決意突圍南返。僧格林沁從俘獲的太平軍人員中得到李開芳等急欲突圍的情報後，便于3月17日夜密令南面清軍分開隊伍，故作疏防之勢，誘使太平軍由此突圍。李開芳沒有識破敵人的詭計，于當日午夜率部突出，向南急走。僧格林沁以馬隊五百餘名銜尾緊追，李開芳部遂入據離高唐約五十裏的茌平縣馮官屯。

　　馮官屯有三村相連，外有高牆。太平軍占據後，又掘壕立栅，嚴密防守。18日，僧格林沁率馬隊趕到，首先占據西邊二村，然後在四面安放大炮，向馮官屯轟擊，将房屋盡行轟塌。太平軍在屯内挖掘縱橫交錯的壕溝、地道和地窖，待敵人進至鳥槍射程以内時，通過工事射孔開槍射擊，清軍始終無法攻入屯内。最後，僧格林沁決定采用惡毒的水灌法，強迫大批民工挖一條全長一百二十餘裏的水渠（曆時月餘），引運河水至馮官屯。4月20日，開始放水浸灌，屯内平地水深數尺，壕溝地洞被淹，糧草火藥盡濕。這時，僧格林沁一面用大炮轟擊，一面對太平軍展開誘降活動。5月31日，清軍圍攻益急，太平軍糧彈告罄，陷于絕境。李開芳率八十餘人突圍，被清軍俘獲（一說降于清軍），後解送北京，于6月11日遇害。

　　至此，這支由數萬精銳組成的北伐軍，經過兩年多艱苦卓絕的奮戰，終于全軍覆沒。

　　北伐軍及其援軍的全部覆沒，這是太平天國自金田起義以來在軍事上所遭到的最嚴重的失利和挫折，對整個太平天國革命戰争所帶來的影響甚大，教訓也極爲深刻。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戰略決策錯誤。太平天國的領導者在剛剛占據金陵一隅之後，就以區區二三萬之衆，遠離後方，進軍數千裏，深入清王朝的腹心地區，冀圖控制一二個外圍要點，堅守待援，然後再增兵攻占北京，這完全是一種輕敵冒險的戰略決策。戰略上的這種錯誤決策，又未能及時察覺和改正，以緻前方将士雖然英勇善戰，也難以挽回失敗的命運。

　　第二，援軍派出過遲。洪秀全等決定待北伐軍到天津紮住之後，再發援兵，這在當時的交通、通信條件下，顯然失之過遲。如果後續部隊早日派出，與先遣部隊互相策應，即使不能直下京津，也可與河北、山東、河南、安徽等地蓬勃發展的人民革命運動相結合，建立革命基地，與敵人進行争奪中原的鬥争。這樣，北伐軍和援軍仍有獲勝的希望。

　　第三，機械執行指令。北伐軍打到天津外圍之後，即遵照出發前洪秀全等給予的指令，在靜海、獨流停止待援，從而失去了根據實際情況機動作戰的特長，陷入了被動挨打的困境。在從靜海到馮官屯十五個月的被迫南撤過程中，一味單純地進行陣地防禦作戰，雖然善于迅速構築各種野戰工事，但畢竟經受不住清軍大炮的連續轟擊，以緻始終處于被敵軍追趕、包圍的不利狀态。林鳳祥、李開芳等如能根據前線實際情況機斷行事，并通過機動作戰，有計劃地伏擊尾追之敵，給敵軍以殲滅性的打擊，北伐軍或不緻全軍覆沒。

　　北伐軍是失敗了，但這支遠離天京孤軍遠征的隊伍，在地形、氣候、民情均不适應的情況下，忍着饑餓和寒冷，與優勢的敵軍進行了近兩年的艱苦奮戰，大部分将士最後英勇犧牲或慷慨就義，發揚了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在太平天國革命戰争史上寫下了極其悲壯的一頁。英雄們的鮮血沒有白流。他們的長驅北伐，不但在政治上擴大了太平天國革命的影響，推動了北方人民的起義，而且牽制了數萬清軍，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天京周圍和西征戰場的軍事壓力。


第六节 西征


　　從1853年5月中旬太平軍自天京出發西征，到1856年4月石達開由江西率軍回援天京，爲太平軍西征時期。西征的戰略意圖，在于奪取皖贛，進圖湘鄂，控制安慶、九江、武漢等軍事要地，以屏蔽天京，并解決天京軍民的财糧供應問題。其過程大緻可分勝利進軍、被迫退卻、轉敗爲勝和乘勝反攻四個階段。

　　

　　一、勝利進軍　　

　　（一）占安慶，圍南昌　　

　　1853年5月19日，即北伐軍出發幾天之後，太平天國的領導者又派出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和夏官副丞相賴漢英，率領戰船千餘艘、步軍二三萬人，由天京溯長江西征。

　　西征軍首先占領安徽和州，繼經太平、池州，于6月10日占領長江北岸重鎮安慶①。此後，胡以晃即坐鎮安慶，指揮西征戰事。賴漢英率檢點曾天養、指揮林啓容以下萬餘人進軍江西，于13日攻占彭澤，接着連克湖口、南康（今星子）、吳城鎮，前鋒于6月24日直抵南昌城下。

　　江西巡撫張芾率兵勇六千餘人駐守南昌。太平軍圍城前夕，新任幫辦江南大營軍務、湖北按祭使江忠源自九江率楚勇一千三百人先期趕到南昌②，與張芾共同據城防守，并焚燒城外民房，防止太平軍穴地攻城。

　　太平軍進抵南昌外圍後，稍事準備，即行攻城，爲敵軍炮火所阻。江忠源等多次督軍出城迎戰，并炮轟太平軍船隻，企圖打退太平軍的進攻，均未得逞。7月9 日，太平軍用地雷轟塌城牆，随即沖入缺口。由于江忠源已先督楚勇數百人于缺口處堵擊，未能攻入城内。7月28日，太平軍再次轟塌城牆，發起沖鋒，因遭清軍堵截，且受繞出城外的清軍背後襲擊，攻城又未成功。由于僵持不下，雙方都向南昌增兵，準備進一步展開争奪戰。

　　8月初，國宗石祥祯（一作石貞祥）、石鳳魁、韋志俊等率增援部隊萬餘人、船隻近千艘，自天京抵達南昌城外。賴、石等部聯合發起進攻，又未得手，便決定一面圍城，一面進攻外圍各州縣，以孤立南昌清軍。于是由曾天養率領一支部隊，于8月上旬至9月中旬先後攻占了南昌外圍的豐城、瑞州（今高安）、饒州（今波陽）、樂平、景德鎮等州縣。沿途征集了不少糧食，用以支援進攻南昌的太平軍和接濟天京。在進占瑞州時，曾擊潰自湖南來援的訓導江忠淑所部楚勇二千餘人。

　　8月中下旬，清軍各路援軍亦陸續到達，計有從江南大營派來的雲南兵一千二百人（由總兵音德布率領），從湖南派來的湘勇三千六百人（由知州朱孫诒、訓導羅澤南等率領）。8月28日，清援軍在南昌守軍的配合下，對圍城的太平軍發起反攻。太平軍先則佯敗誘敵，繼則兩翼包抄，将敵擊退。此後，雙方又處于相持狀态。

　　由于久攻不下，楊秀清決定撤南昌之圍，轉攻皖北和湖北。9月24日，太平軍撤離南昌。

　　其實，太平軍如能審時度勢，及早采取圍城打援戰法，着重殲滅清軍援兵，不僅可以改變長期頓兵堅城之下的不利态勢，而且可以在不斷殲滅援敵的情況下攻克南昌。根據當時雙方實力對比以及清軍援軍到達時間不一等情況，太平軍是有可能做到這點的。可惜，太平軍南昌前線的指揮者計不及此，隻一味強攻堅城，以緻鈍兵挫銳，并陷入兩面應敵的被動處境，以緻圍城三月，終于被迫撤圍。

　　

　　（二）取九江，克廬州

　　太平軍自南昌撤圍後，兵分兩路：一路由石祥祯率領，西取湖北；一路由曾天養率領，回安慶并入胡以晃部，進攻皖北。1853年9月25日，天京派石達開率兵五六千人至安慶，主持西征事宜。

　　石祥祯等所率太平軍約萬餘人于9月29日攻占九江，留林啓容率部分兵力駐守，大隊繼續西進。署湖廣總督張亮基急令前武昌府同知勞光泰統率炮船前往鄂東田家鎮（今廣濟西北）扼守，并派署按察使唐樹義前往督師。清軍編造巨筏，上置火炮，橫列江面，妄圖阻止太平軍船隻西進。10月8日，太平軍一舉占領田家鎮對岸的要隘半壁山，爲突破清軍江防創造了條件。10月15日黎明，太平軍水陸并舉，猛攻田家鎮清軍，半壁山上的大炮居高臨下地轟擊敵人。守軍近萬人（連同前一日由南昌回援的江忠源部）死傷逃亡幾盡，戰船炮位全部爲太平軍所獲。田家鎮既破，入鄂之水陸門戶洞開，于是，太平軍乘勝攻克湖北蕲州、黃州（今黃岡），直趨武漢。當時，新任湖廣總督吳文鎔以武昌“官弁倉皇無計，衆心渙散”①，隻得閉城株守。“存城兵千餘名，不敷分布”②。由于武漢清軍兵力空虛，西征太平軍于10月20日即輕而易舉地第二次攻占漢口、漢陽。爲了集中兵力于安徽戰場，太平軍在漢陽、漢口一帶僅停留了半個月， 11月6日即主動撤離，由石祥祯、韋志俊等率一部兵力留守黃州、蕲州，主力随即轉向皖北。

　　西征軍除以部分兵力留守安慶、九江和黃州等地外，集中了一萬餘人，由胡以晃、曾天養率領，向安徽北部進軍。11月14日占桐城，29日占舒城，斬督辦安徽團練、工部侍郎呂賢基，直逼廬州（今合肥市）。廬州當時爲安徽臨時省城，太平軍如攻占該城，不僅可以成爲天京的西部屏障，而且可以北出魯豫，西進湖北，南援安慶。廬州城垣周長三十餘裏，守城清軍不滿三百，鄉勇不滿五千。由南昌跟蹤太平軍至湖北的新任安徽巡撫江忠源，自漢口經安徽六安，急馳廬州，于12月 10日率兵二千七百餘人進入城内。同時，清廷還從河南陳州（今淮陽）、江蘇徐州、安徽定遠等地調兵萬餘增援。江忠源入城後，按照防守南昌的辦法布置廬州城守，但城内兵力、物資均不及南昌充足，隻得寄希望于援兵的到來。

　　太平軍進抵廬州後，先行圍城。從12月12日開始攻城，連攻數日，均未得手。到12月18日，由東關援廬的清軍壽春鎮總兵玉山等部二千餘人接近廬州。太平軍迎擊于威武門外，陣斬玉山，并殲其所部大半。次日，又擊潰由六安出援的總兵音德布等所部清軍四五千人。從此，清軍其它各部援兵均裹足不前。自陳州出援的陝甘總督舒興阿所部四千餘人，遲至1854年1月4日才進抵廬州西北的岡子集；自徐州出援的新任江南提督和春部一千人，則于1月12日才趕到廬州東北的梁園。但各路援軍均不敢逼近城池，因此，太平軍得以從容部署攻城。太平軍以城外民房爲掩護，挖掘地道。江忠源督軍從城内對挖，先後将太平軍攻城地道破壞九處。太平軍雖曾兩次炸塌城牆，但均未能攻入。其後，太平軍改用新法，“于南門月城之旁，另掘數處，形如曲突，又疊爲上下層。戒曰：初發時，聞聲不必相應，俾其用力堵之；堵而後發，則無及矣。”①1月14日夜，大霧迷漫，咫尺不辨，上層地雷轟發，毀城牆五六丈，守城清軍連忙搶堵，不久，下層地雷又發，鄉勇争相下城，投奔太平軍，清軍驚恐大亂。太平軍攻擊部隊乘勢由缺口沖入，守軍紛紛潰退。與此同時，小南門、小東門方向的太平軍也緣梯而上，攻入城内，與清軍展開巷戰。至15日晨，守城清軍全部被殲，知府胡元炜降，廬州城爲太平軍占領。自廣西起一直與太平軍爲敵的江忠源投水自殺。清廷予救援不力的舒興阿以革職處分。之後，各路援軍全歸和春統帶。

　　太平軍攻占廬州後，沒有乘勝追殲清軍援兵，擴大戰果，僅留胡以晃率近萬人駐守，而将曾天養部調往湖北戰場，急于開辟新區。2月20日，石達開又派國宗石達英等率部由安慶過長江，經東流、建德（今東至東北）占領祁門。這樣，清軍得以逐漸集結了三萬兵力，對廬州進行長圍久困，使太平軍無法與當地的撚軍結合起來，擴大占領區，在皖北開創新的局面。這不能不說是西征軍作戰指導上的一次失策。

　　

　　（三）進軍湖北

　　1853年底，當西征軍集中主力攻打廬州時，留駐湖北黃州等地的太平軍基本上采取守勢。1854年1月29日，湖廣總督吳文鎔率兵七千進駐黃州以北二十餘裏的堵城，并命唐樹義督水師扼守上遊，妄圖攻占黃州。這時，由國宗韋以德、地官副丞相黃再興、春官又副丞相林紹璋、丞相張子朋等率領的水陸大軍已由下遊開到，曾天養所率太平軍也已由廬州到達黃州，連同原有守軍，共約四萬人。2月初，正值太平天國天曆新年，黃州城内舉行祝賀活動，吳文鎔以爲有機可乘，遂連續三次督兵進攻，但均未得逞。堵城“濱江臨壑，三面皆水，（清軍）大營十一座，排比屯紮，已犯兵家之忌。”①加之連日大雪，清軍鬥志甚低。太平軍派出部隊，繞至清軍大營之後，蔭蔽埋伏，敵人毫無察覺。2月12日，黃州城内太平軍全部出動，從正面猛攻清軍；同時伏兵齊起，縱火焚燒清軍營寨。清軍前後受敵，紛紛潰逃，湖廣總督吳文鎔、總兵德亮、知府蔡潤深等皆被殺。唐樹義見陸路覆滅，急率水師上駛金口（後被太平軍全部殲滅）。

　　太平軍取得堵城之捷後，便乘勢沿江發動進攻，于2月16日第三次攻占漢口、漢陽，并進圍武昌。同時，又分兵兩路，向湖南和鄂北進軍。南路軍二萬餘人由石祥祯及林紹璋指揮，直指長沙；北路軍萬餘人由曾天養指揮，進逼荊襄；留下攻武昌者僅萬餘人。

　　湖廣總督吳文鎔被擊斃後，清廷立即命荊州将軍台湧接任（暫駐德安府——今安陸縣），并以青麟爲湖北巡撫，率兵千餘據守武昌。同時，從四川調兵四千東下援鄂，并一再催促兩廣總督速調紅單船①進入長江，以威脅太平軍的長江航道和天京安全。

　　1854年3月至4月，北路太平軍連下湖北孝感、雲夢、安陸、随州（今随縣）、鍾祥。5月2日，攻破荊門，準備由此南下，進圍荊州。荊州城内僅有旗綠兵丁二千人，适有奉調援鄂的雲南兵一部（由遊擊王國才等率領）路過該地，新任荊州将軍官文便截留協守。太平軍向荊州進逼時，官文派王國才率兵一千二百人及練勇五百人迎戰。5月9日，雙方戰于龍會橋，太平軍稍退，清軍随即分三路夾攻。太平軍不支，曾天養等率部轉趨上遊，經當陽，于5月18日攻占宜昌。官文立派副都統貴升等率兵千餘前往，會同宜昌鎮總兵納欽等率部反攻。5月27日，太平軍棄宜昌，接着連下宜都、枝江，拟再攻荊州。6月8日，在離府城數十裏處遭王國才等所部清軍堵截，乃南下進入湖南境内，以便與南路太平軍會師。

　　

　　（四）挺進湖南

　　南路太平軍水陸并進，挺進湖南，于2月27日占嶽州，3月4日占湘陰，7日占靖港，11日占甯鄉。這時，新建的地主武裝湘軍已經組成，太平軍南下，受到了湘軍的阻擊。

　　1.湘軍的興起

　　早在1852年，太平軍出廣西，進湘鄂，所向披靡，清廷深感綠營和八旗兵已不足用，便饬令各省舉辦團練，以助“攻剿”。1853年1月21日，因母喪回湖南湘鄉守制的禮部右侍郎曾國藩奉命幫同湖南巡撫張亮基督辦湖南團練。後來，曾國藩認爲團練不足恃，決定組建一種新的軍隊，這就是“湘軍”（也稱“湘勇 ”）。

　　湘軍大體上仿照明朝戚繼光的營制，以營爲基本單位，直接受“大帥”統轄（後增設統領，各統率若幹營）。每營編營官一、哨官四、勇丁五百人，另配長夫一百八十人，合計每營六百八十五人。每哨設八隊，火器隊與刀矛隊各半。火器主要有擡槍、鳥槍。全營有劈山炮隊二，直隸于營官。湘軍水師籌組的時間略晚于陸師。水師每營編快蟹船一、長龍船十、舢闆船十，共二十一隻，員額爲四百四十七人。①每隻長龍船安炮七門，舢闆船安炮四門，均爲六百斤至千斤的洋炮。各船還配有火槍、刀矛，以備近戰。此外，湘軍還設有營務處和糧台，分別管理全軍的軍務與後勤。

　　針對綠營兵的流弊，曾國藩在組建湘軍時采取了某些改革措施：一是薪饷較高②，并專配長夫，自帶帳篷，以利于加強訓練和作戰。二是實行募兵制，采用自上而下的辦法，首先選定統領，然後由統領挑選營官，由營官挑選哨弁，由哨弁挑選什長，由什長挑選勇丁，以便相互熟悉和層層控制。勇丁挑選的對象主要是年青力壯的農民。應募者須有人具保，并編造清冊，填寫籍貫、住址和父母、兄弟、妻子姓名。它實際上是把“連坐法”應用于對軍隊的統治。這樣，在伍時可以防止勇丁逃亡，解散時可以各有所歸。此外，曾國藩所選将領除所謂“誠樸”的讀書人外，還從綠營中挑選少數精于武藝的将弁爲營官，以便訓練水陸兵丁，教會他們掌握技藝和陣法。曾國藩還強調“嚴刑峻法”，并建立嚴密的稽查制度，以申軍紀，同時，向兵士灌輸“忠勇奮發”、“盡忠報效”、絕對服從官長等思想，鼓勵湘軍士卒大肆屠殺起義人民，爲封建統治階級賣命。

　　至1854年初，曾國藩已練成湘軍陸師十五營、水師十營（擁有戰船二百四十隻、坐船二百三十隻），官弁、勇丁、長夫等共一萬七千餘人。這支軍隊實際上是隻聽命于曾國藩的私人武裝，它開創了近代軍閥擁兵自重的先例，表明清王朝已經衰朽到難以維護其統一軍權的地步。

　　2.湘潭、靖港之戰

　　自西征太平軍進軍皖鄂以來，清廷屢饬曾國藩率湘軍赴援。曾國藩以戰船尚未辦齊、在廣東購置的火炮（千餘門）尚未解到爲由，遲不應命。當西征太平軍再次溯江而上，進軍武漢時，清廷又催促曾國藩率湘軍出湖南，迅抵武漢，以阻遏太平軍的攻勢。曾國藩随即複奏，堅持必俟粵炮解到方可起程，并提出必先掃清湖北江面方可援皖，必力保武昌上遊方可進戰的方略。①

　　1854年2月25日，曾國藩督率全部湘軍分水陸兩路自衡州起程，到湘潭集結，随後開赴長沙。3月上旬，陸路湘軍自長沙開赴靖港、喬口，阻截南下的太平軍。由于湘軍陸續北上，太平軍難以抗衡，因而一度放棄嶽州等處，自湖南撤回湖北。4月初，太平軍加強兵力之後，由湖北蒲圻方向重新發起進攻，7日再克嶽州。曾國藩在湘軍“陸路既已失利，水軍亦無固志”的情況下，不得已“乘風上駛，退保省城”。①太平軍乘勝進至喬口、靖港等地，逼近長沙，并在4月21日、22日于靖港擊敗曾國藩派出的湘軍水師。鑒于長沙防守嚴密，南路太平軍決定由石祥祯率部分兵力扼守靖港，由林紹璋率主力近二萬人由陸路繞經甯鄉，疾趨長沙西南數十裏的湘潭，以便南北夾擊，圍攻長沙。22日，林紹璋所率太平軍大敗扼守甯鄉的三營湘軍（共一千八百人），殲其營官三人及勇丁五百餘名。當補用副将塔齊布率湘軍一千三百餘人馳援甯鄉時，太平軍已由間道直赴湘潭，并于24日占領了湘潭城，對長沙湘軍後路構成嚴重威脅。林紹璋等督饬太平軍于城北趕築木城，防敵進攻，又收民船數百隻，編組水營，控制湘江江面。

　　4月25日，塔齊布率部趕到湘潭城外，營官江忠淑等率部二千六百名繼至。塔齊布認爲，太平軍“每用以守爲戰、反客爲主之法，若不及時速剿，俟賊營壘既定，攻克爲難”②，于是立即對太平軍展開猛攻。太平軍出城迎擊，雙方在湘潭北郊連日激戰。塔齊布令兵勇聞炮即伏，炮止即進，直沖太平軍營壘。面對湘軍的瘋狂進攻，太平軍進行了頑強的抵抗，但由于初到湘潭，紮營未穩，且又孤立無援，漸呈難以抵禦之勢。

　　27日，曾國藩又派湘軍水師總統、知府褚汝航等率水師五營馳援湘潭，在湘江内與太平軍水營展開激戰。湘軍水師憑借船炮的優勢，往返沖擊。由民船倉卒組建的太平軍水營，難以抵擋湘軍水師的進攻，三天之内被毀大小船數百隻，傷亡逾千人。

　　由于連日接戰不利，加之太平軍内部新老戰士之間相互埋怨，甚至發生械鬥，林紹璋等決定留兵一部守城，自率大隊向湘江上遊轉移。29日，在擊退湘軍的進攻後，立即集中船隻，裝載财物，乘風上駛。次日午間抵達下滠司時，不意爲湘軍水師追及，因拒戰失利，便棄船登岸，由陸路折回湘潭。這時，湘軍已在湘潭城外設下伏兵。5月1日，當守城太平軍戰士緣梯而下，準備接應城外太平軍入城時，湘軍伏兵驟起，将出城之太平軍戰士砍死，乘勢奪梯登城，打開城門。大隊湘軍立即沖入，奪占了湘潭城。自下滠司折回的太平軍見城已失守，隻得分道撤退：林紹璋率部北返靖港，另一部經醴陵東走。湘潭之戰，太平軍傷亡和逃散甚衆，損失慘重。

　　此前，曾國藩得悉湘軍在湘潭水陸初勝，即于4月28日親率水師五營（大小戰船四十隻）、陸勇八百人，由長沙進襲靖港，企圖使太平軍首尾不能相顧。當天中午，南風驟起，水流迅急，湘軍戰船順風闖入靖港，遭太平軍岸上炮火猛烈轟擊，指揮船被擊傷，各般連忙降下風帆，到靖港對岸之銅官渚躲避。太平軍立即出動二百餘隻小劃船，對湘軍水師發起攻擊，毀敵船十餘隻。湘軍水勇不支，紛紛棄船上岸。這時，坐鎮白沙洲（距靖港二十裏）指揮的曾國藩，急率陸師向靖港方向增援。但湘軍陸勇見水師失利，又見太平軍大批出動，便紛紛後退，曾國藩執劍督戰，也不能遏止。靖港一戰，湘軍水陸皆敗，戰艦損失三分之一，炮械損失四分之一。曾國藩羞憤交加，兩次投水自殺，皆被随員救起，最後狼狽逃回長沙。

　　太平軍雖在靖港獲勝，但無法抵償湘潭之戰所遭受的損失。湘潭失利的直接原因，首先是對戰鬥力較強的湘軍尚缺乏了解，因而在思想上和軍事上都缺乏與強敵作戰的準備；其次是孤軍冒進，立足未穩，遭敵猛攻，措手不及；再就是臨時編組起來的水營，抵擋不住經過訓練和裝備有洋炮的湘軍水師，以緻連連失利，影響了整個作戰。

　　西征軍自1853年從天京出發，到進軍湘潭，前後不足一年，先後玫占了安慶、廬州、九江、漢口、漢陽、嶽州等重鎮，有效地保障了天京上遊的安全和糧食物資的供應，取得了重大勝利。但戰線拉得太長，兵力過于分散，且不懂得鞏固既得陣地，隻顧長驅直進，以緻既未能有計劃地大量殲滅敵人，驟遇強敵時又不能集中優勢決戰決勝。此後不久，西征軍便被迫由進攻轉入防禦，在湘軍的進攻下，節節後退，幾至不能遏止，對整個西征作戰影響甚大。

　　湘潭、靖港之戰，湘軍損失也很嚴重。曾國藩承認：水師僅存湘潭五營二千餘人，陸師僅存湘潭與留防平江之勇二千餘人。①因此，急需招募兵員，修造戰船，購置槍械，進行休整補充。太平軍方面，自湘潭戰敗後，不得不于5月4日自靖港等地退守嶽州。後由林紹璋率部西向，連克湖南龍陽（今漢壽）、常德、桃源。6月中旬，林部與由湖北南下的曾天養部在常德會師，後乘船越洞庭湖回到嶽州，于是西征前線的兵力才得以相對集中。

　　南路太平軍在湘潭失利後，率軍圍攻武昌的韋志俊等恐湘軍長驅北上，湖北難保，便将分散于鄂北各地的太平軍調回，并力進攻武昌城，而由石祥祯、林紹璋分軍活動于通城、嶽州、常德等地，牽制和阻遏湘軍。當時，武昌城内清軍由于被圍日久，饷绌糧盡，巡撫青麟束手無策；總督台湧仍然株守德安府，不敢南下救援；荊州将軍官文則受北路太平軍牽制，無暇東顧。在此情況下，太平軍終于在6月26日攻克武昌，青麟等僥幸突圍，繞道逃往荊州。在攻城戰鬥中，年僅十八歲的太平軍将領陳玉成率五百壯士，奮勇當先，表現非常突出。清廷以武昌失守，将台湧革職，青麟軍前“正法”。

　　

　　二、被迫退卻

　　（一）岳州争奪戰

　　湘軍經過兩個多月的休整補充後，戰鬥力又得到恢複。1854年7月上旬，曾國藩以二萬之衆，自長沙北上，水陸并進，再次對太平軍發動進攻。水路以水師總統褚汝航等率水師四營二千人進泊嶽州南六十裏的鹿角，扼嶽州太平軍南進之路。陸路以署提督塔齊布所部爲中路，增派知州羅澤南、魁聯之湘勇二千人爲助，由新牆直趨嶽州；以道員胡林翼所部爲西路，由常德向北推進；以同知林源恩、江忠淑等部爲東路，出平江，取道通城、崇陽，直逼武昌。湘軍以湖南爲大後方，其兵員、糧饷的籌集與供應事宜，均由湖南巡撫駱秉章和左宗棠等負責，基本上無後顧之憂。

　　7月16日，當塔齊布率陸師自新牆向民州前進時，曾天養率部迎戰不利，仍退守嶽州。23日，太平軍水師在東洞庭湖君山、雷公湖一帶遭湘軍水師伏擊，損失不少船隻。太平軍水陸連敗，形勢十分不利，遂于25日主動放棄嶽州，退守嶽州以北二十餘裏之城陵矶。

　　湘軍進占嶽州之後，太平軍決定乘其立營未穩，組織反攻。7月27日，曾天養等督戰船四百隻，在陸路配合下反攻嶽州。湘軍分五路迎戰。太平軍水陸皆敗，失戰船七十六隻，炮二百八十餘門，傷亡逾千人，曾天養隻得率餘部退守臨湘。7月30日，韋志俊率部自武昌來援，與曾天養、林紹璋等率戰船五六百隻，再次反攻嶽州。湘軍水師迎擊于城陵矶。開始勝負未分，後由于湘軍水師營官楊載福率舢闆繞至太平軍水師之後，乘風縱火，太平軍戰船被焚百餘隻，傷亡千餘人，不得不撤出戰鬥。

　　8月8日，曾國藩親率總兵陳輝龍所部廣東水師四百餘人自長沙進抵嶽州（道員李孟群所部粵桂水師一千人不久也由長沙開到）。8月9日，陳輝龍督隊進擊太平軍。出發前，曾國藩告以“下遊水急，進易退難，如遇南風，不必開仗，且沿江港汊，慮有埋伏，獲勝後仍勿窮追”①。陳輝龍深以爲然。及至城陵矶，與太平軍相遇，雙方前鋒開始交戰。此時，南風忽起，湘軍水師船隻順流而下，難以自控。曾天養見此情景，令大隊戰船埋伏于旋湖港，另出小舢闆誘戰。湘軍水師中計，陷入重圍，進退兩難。陳輝龍見風勢愈大，急欲收隊，但恐前隊有失，不得不親自趕往救援，由于坐船笨重，激戰中擱淺。太平軍将士蜂擁而上，當即陣斬陳輝龍。湘軍水師總統褚汝航率船救援，也被太平軍擊斃。同時被殲的還有同知夏銮、遊擊沙鎮邦、千總何若澧以下數百人。陳輝龍一營船炮盡失，其餘各營亦損失不少戰船。曾國藩聞報，“傷心隕涕”，哀歎經營多時的船械一天之内損失将半。

　　8月11日，曾天養率兵三千由城陵矶登岸，準備據險紮營，牽制湘軍北上，不意塔齊布率兵猝至，來勢兇猛。年近花甲的曾天養單槍匹馬沖入敵陣，直奔塔齊布。塔連忙躲閃，僅傷坐騎，而曾天養反爲湘軍所傷，落馬犧牲。塔齊布乘勢揮軍沖擊，太平軍因主将陣亡，且戰且走，從水路撤回，傷亡數百人。曾天養骁勇善戰，夙有“虎頭軍”之稱。此次作戰，其勇敢精神誠屬可嘉，但作爲一軍主将，脫離部隊，單騎陷陣，則是一種魯莽行爲。曾天養陣亡後，太平軍在韋志俊率領下，于城陵矶一帶與敵相持十餘日，接戰五次，敗多勝少，遂于8月25日撤往武漢。

　　

　　（二）放棄武漢

　　太平軍撤離城陵矶後，湘軍水陸并進，直指武漢：水師于9月4日占嘉魚，15日進抵武昌西南六十餘裏的金口；陸師由塔齊布等率領，9月5日從嶽州出發，因沿途受到太平軍阻擊，遲至10月6日才抵達武昌南六十裏的紙坊（今武昌縣）。曾國藩于10月2日抵金口，不久，與塔齊布、羅澤南等共同商定了進攻武漢的計劃：先以水師控制江面，隔斷武昌與漢陽之間的聯系；以陸師塔齊布部四千人由紙坊進攻洪山，羅澤南部三千人由金口進攻武昌花園，副都統魁玉、已革總兵楊昌泗率荊州兵四千三百人進攻漢陽。

　　太平軍于6月26日克武昌後，由韋以德、石鳳魁、黃再興等率軍約二萬人防守。三個多月來，在外圍修築了大量防禦工事。于花園一帶立大營三座，掘深溝寬二丈，長約三裏，溝的内側立木城，實以沙土，中開炮眼，溝外側立木樁，交互連釘，樁外密布竹簽，環以荊棘。木城之内，又有磚城内壕，安炮百餘門。漢陽的防禦工事也相當堅固。

　　10月12日，清軍開始總攻。當日，曾國藩督水陸兩軍自金口沿長江三路齊下：李孟群等率水師爲中路，其前隊闖過鹽關，直抵鹦鹉洲，出現于太平軍水師之後；當鹽關太平軍戰船回援鹦鹉洲時，湘軍水師後隊又至，對太平軍水師實行前後夾擊，燒毀其戰船三百餘隻。羅澤南部合荊州派來的李光榮部川勇共四千人爲右路，進攻花園。他們分路撲向太平軍營壘，縱火焚燒，太平軍不支敗退。魁玉等所率的荊州清軍爲左路，進攻漢陽蝦蟆矶，沖進土城，并破鹦鹉洲太平軍營壘。同日，塔齊布部湘軍也進扼武昌城東的洪山。

　　13日，湘軍水師直下武昌塘角等地，又焚太平軍戰船三百餘隻，前鋒進至青山。羅澤南等部破武昌鲇魚套附近太平軍營壘六座。漢陽方面，魁玉、楊昌泗部毀太平軍晴川閣木栅及大別山（即龜山）木壘。至此，武漢江面無太平軍船隻，城外無太平軍營壘，武漢三鎮暴露在湘軍的直接威脅之下。太平軍守将石鳳魁、黃再興等（當時韋志俊、石祥祯、韋以德等已東返天京）匆忙決定放棄武漢，于14日晨開始撤離。撤退過程中，武昌太平軍在城東的洪山遭湘軍塔齊布部截擊，損失千餘人；泊于漢水中的太平軍水師戰船千餘隻，因來不及下駛，被湘軍焚燒殆盡。

　　武漢地處天京上遊，南控湘贛，北扼荊襄，它的失守，對西征戰局的影響甚大。武漢失守的主要原因有三：首先，當太平軍在城陵矶阻擊湘軍時，武漢方面一再派出援軍，損失精銳不少，使防守武昌、漢陽的兵力逐漸減少。其次，自曾天養陣亡後，西征戰場前線缺乏适當的統帥人物，負責駐守武昌的國宗石鳳魁，“粗通文墨，不谙軍務”①，協助防守的地官副丞相黃再興，系辦文案出身，同樣不長于軍事，而石達開則一直遠離前線，鞭長莫及，無法進行有效的指揮。再次，西征太平軍自湖南敗退後，士氣大挫，一時失去了與湘軍作戰的信心。在湘軍水師前鋒剛剛占領金口時，國宗韋以德即托故先回天京；待湘軍水師進至武漢江面并戰敗太平軍水師時，武昌太平軍倉皇撤離，駐防漢陽、漢口的太平軍也随之棄城而走。此外，曾國藩注意到了沿江作戰的特點，先以優勢的水師從中路突破，取得江面主動權，将兩岸太平軍分隔開來，以便陸路各個擊破，這也是設防堅固的武漢之所以迅速易手的原因之一。

　　

　　（三） 田家鎮、半壁山防線被突破

　　湘軍占領武漢後，聲名大噪。清廷賞曾國藩兵部侍郎銜，辦理軍務。曾國藩于得意之餘，即籌劃大舉東犯，并決定以奪取九江爲第一目标。他與新任湖廣總督楊霈商定了一個水陸并進，夾江而下，首先突破太平軍田家鎮、半壁山江防，進而奪占九江的三路進軍計劃。其兵力部署是：南路由新任湖南提督塔齊布和知府羅澤南分統湘軍兵勇沿長江南岸進攻鄂東大冶、興國（今陽新）；北路由楊霈督陝西提督桂明率綠營兵進攻蕲州、廣濟（今蕲春東南）；中路以水師順江而下，由參将楊載福、同知彭玉麟率部先發，曾國藩與李孟群率後隊繼進。預定三路會師于田家鎮，總兵力約萬餘人。

　　太平軍方面，楊秀清已于10月15日将湖北軍事委托給燕王秦日綱統理（秦奉命巡查河道，當時已到九江），命其在湖北田家鎮、半壁山一線加緊設防。太平軍在田家鎮至蕲州一段四十裏之江岸修築了一些土木城，安置炮位；在田家鎮與南岸半壁山之間橫架鐵鏈二道，兩鏈相距約十餘丈，鐵鏈之下排列小船數十隻，配以槍炮；在半壁山紮大營一座、小營四座，山下挖掘三四丈寬的深溝，内側建立木栅、炮台，外側密釘竹簽、木樁。爲了加強該處防禦，楊秀清還專門派人從天京送來一座木簰①，作爲江中堡壘。此時，從武漢退回和從下遊來援的太平軍總數又達數萬，号稱十萬人。他們設防雖較嚴密，但在作戰指導上卻采取消極防禦的方針。

　　1854年10月底至11月初，清軍自武漢分批出發。自武昌起程的南路湘軍分爲兩支：一支由塔齊布率領，經武昌縣（今鄂城）趨大冶；一支由羅澤南率領，經金牛鎮趨興國。11月11日，兩支湘軍分別陷大冶、興國。不久，羅澤南部進紮半壁山下，塔齊布部進紮半壁山東南十裏之富池鎮。

　　半壁山孤峰峻峙，俯瞰大江，北麓尤爲陡峭，形勢險要，是太平軍重點守備之地。曾國藩認爲，“先攻田鎮對岸之半壁山，奪其要隘，則鐵鎖（鏈）一岸無根，當易拔去。”①11月20日起，雙方于半壁山進行了十分激烈的攻防戰，太平軍作戰不利。23日，秦日綱親自督軍二萬，與羅澤南等部湘軍再戰，複大敗，傷亡數千人，餘部退至田家鎮，半壁山随即失陷。湘軍派百餘人缒崖而下，将橫江鐵鏈砍斷。适國宗韋志俊、石鎮侖、韋以德等自蕪湖率援軍趕到，24日配合秦日綱督軍自田家鎮分路渡江，進攻占據半壁山之敵。鏖戰竟日，太平軍各路俱敗，石鎮侖、韋以德等千餘人陣亡，秦日綱和韋志俊率餘部退回長江北岸。次日，太平軍又将江中鐵鏈鈎聯于南岸半壁山下。

　　湘軍水師東下時，太平軍檢點陳玉成部将敵前鋒阻截于蕲州。半壁山被湘軍攻陷後，陳玉成于11月29日令水營突圍下駛，于是湘軍水師得以順流而下。12月1日，楊載福與塔齊布等商讨進攻田家鎮的計劃，鑒于太平軍江防堅固，确定将戰船分爲四隊：一隊專管斬斷鐵鏈；二隊專管攻擊太平軍炮船；三隊待鐵鏈破除後直趨下遊，焚燒太平軍船隻；四隊守衛老營，防太平軍襲擊。12月2日，湘軍戰船出動，塔齊布督同羅澤南等率陸師六千人，排列南岸，以助水師聲威。湘軍水師傍南岸急槳而下，直至鐵鏈之前，“以洪爐大斧，且熔且椎，須臾鎖斷”①。當太平軍炮船前往救護時，湘軍水師第二隊随即上前發炮轟擊，毀太平軍炮船二艘。待湘軍水師第一隊将江中鐵鏈破壞後，其第三隊舢闆船飛槳下駛，太平軍水師陣勢遂亂，紛紛敗退。湘軍舢闆船疾駛武穴（今廣濟）、龍坪一帶，從下遊縱火焚燒太平軍戰船。時值東南風大作，太平軍上遊之船無法下撤，被燒毀不少。12月3日，秦日綱、韋志俊等自焚田家鎮營壘，率部東退黃梅。至此，太平軍苦心經營的田家鎮、半壁山江防被湘軍徹底突破。

　　太平軍從湘潭作戰失利到田家鎮、半壁山防線被突破，以水師的損失最爲慘重，前後有近萬艘船隻被敵軍焚毀、擊沉，從而使湘軍水師得以在天京上遊江面橫行無忌。這不僅直接影響了西征戰場上的陸路作戰，而且使天京受到愈來愈大的威脅。

　　

　　三、轉敗爲勝

　　（一）九江之戰

　　湘軍攻占田家鎮、半壁山後，水師前鋒在彭玉麟率領下于12月8日進至九江江面。這時，太平軍主力大部集中于長江北岸，清軍僅憑魁玉、桂明的部隊無法取勝，曾國藩乃命南路之塔齊布、羅澤南所部湘軍于12月9日渡江。曾國藩亦于次日抵田家鎮，指揮北岸的作戰。當日，太平軍冬官正丞相羅大綱也由江西饒州率軍近萬人渡江至九江對岸之小池口，支援秦日綱等部，抗擊清軍的進攻。12月20日至31日，太平軍先後與敵軍戰于鄂東雙城驿、黃梅、濯港、孔壟驿，接連失利，隻得退入安徽境内。

　　1855年1月2日，羅大綱率部渡江，退守湖口。這時，石達開已帶領胡以晃等自安慶抵湖口，曾國藩也由田家鎮進抵九江城外。雙方主帥俱臨贛北前線，戰事逐漸由江北移向江南。

　　湖口位于鄱陽湖入長江口之東岸，依山傍水，形勢險要。湖口之西對岸爲梅家洲，再西五十裏，即爲古城九江。石達開等鑒于湘軍氣勢正盛，水師更占優勢，便決定扼守要點，伺機退敵。具體部署是：石達開坐鎮湖口；林啓容仍率部守九江；羅大綱率部守梅家洲。

　　爲了集中力量進攻九江，湘軍加緊從江北向南岸轉移兵力。1月6日，塔齊布部從上遊琵琶亭渡江，次日移駐九江南門外。8日，新任湖北按察使胡林翼也率黔勇二千趕到，分紮要隘。9日，羅澤南部從下遊白水港渡江。曾國藩又調副将王國才所部三千餘人爲預備隊。這樣，圍攻九江的清軍總兵力達到一萬五千人。

　　九江北枕長江，東北有老鹳塘、白水港，西南有甘棠湖，西有龍開河，湖汊縱橫，東南多山，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太平軍守将林啓容督軍于四周嚴密設防，東南尤爲堅固。1月14日，塔齊布、胡林翼率部進攻西門，三戰皆敗，死傷甚衆。18日，清軍發起全面進攻，塔齊布部攻西門，胡林翼部攻南門，羅澤南部攻東門，王國才率兵七百由長江水路登岸攻九華門。太平軍沉着應戰，待塔齊布部進抵城西時，“衆炮齊放，子若飛蝗”。敵人冒死進攻，“奈地險而路曲，難以仰攻”，終未得逞。進攻其它各門之敵，也“因城上槍炮木石交施，屢次搶登，不能得手”。①于是，曾國藩輕取九江的計劃宣告失敗。

　　曾國藩攻九江不下，改取“舍堅而攻瑕”的方針，留塔齊布等部繼續圍攻九江，派胡林翼、羅澤南等率部進駐梅家洲南八裏之盔山（今灰山），企圖先取梅家洲，占領九江外圍要點。太平軍守将羅大綱在這裏“立木城二座，高與城等，炮眼三層，周圍密排；營外木樁、竹簽廣布十餘丈，較之武昌、田鎮更爲嚴密；掘壕數重，内安地雷，上用大木，橫斜搭架，釘鐵蒺藜其上。”②1月23日，清軍分路向梅家洲發起進攻。太平軍憑借工事奮勇抗擊，斃敵數百人，擊退了清軍的進攻。

　　

　　（二）湖口大捷

　　由于清軍進攻九江和梅家洲均未得逞，曾國藩等決定改攻湖口，企圖憑借水師優勢，先擊破鄱陽湖内太平軍水營，切斷外援，爾後再攻九江。

　　1855年1月3日，當湘軍陸師尚未南渡之際，李孟群、彭玉麟即率湘軍水師進抵湖口，分泊鄱陽湖口内外江面。羅大綱鑒于湘軍水師占優勢，難以力勝，決定采用疲敵戰法。1月8日夜，“用小船百餘号，或二三隻一聯，或五隻一聯，堆積柴草，實以硝藥，灌以膏油，分十餘起，縱火下放，炮船随之。兩岸出隊千餘人，呼聲鼎沸，兼放火箭火球”，對湘軍水師實施火攻。由于湘軍預有準備，未能取得多大戰果。此後，太平軍常以類似戰法襲擾和疲憊敵人，使其“徹夜戒嚴，不敢安枕”。①太平軍還在鄱陽湖口江面設置木簰數座，四周環以木城，中立望樓。木簰上安設炮位，與兩岸守軍相犄角，嚴密封鎖湖口，多次擊退湘軍水師的進犯。②1 月23日，湘軍水師乘陸師進攻梅家洲之機，擊壞太平軍設于鄱陽湖口的木簰。石達開、羅大綱等将計就計，令部下用大船載以沙石，鑿沉水中，堵塞航道，僅在靠西岸處留一隘口，攔以篾纜。1月29日，湘軍水師營官蕭捷三等企圖肅清鄱陽湖内太平軍戰船，貿然率舢闆等輕舟一百二十餘隻，載兵二千，沖入湖内，直至大姑塘以上。待其回駛湖口時，太平軍已用船隻搭起浮橋二道，連結壘卡，阻斷出路。湘軍水師遂被分割爲二：百餘“輕捷之船”，二千“精健之卒”，陷于鄱陽湖内；留于長江内者，“多笨重船隻，運棹不靈，如鳥去翼，如蟲去足”，緻使曾國藩“實覺無以自立”。③太平軍乘此有利時機，即于當晚以小船數十隻，圍攻泊于長江内的湘軍大船，并派一支小劃船隊，插入湘軍水師大營，焚燒敵船。岸上太平軍數千人也施放火箭噴筒，配合進攻。湘軍大船因無小船護衛，難以抵禦，結果被毀數十隻，其餘敗退九江附近江面。

　　在湖口大捷的同一天，江北秦日綱、韋志俊、陳玉成所部太平軍自安徽宿松西進，擊敗清軍參将劉富成部，占領黃梅。2月2日，羅大綱派部進占九江對岸之小池口。曾國藩以“水師既陷于内河，陸軍複挫于小池口 ”，遂調胡林翼、羅澤南二部由湖口回攻九江，駐于南岸官牌夾。爲了給湘軍水師以進一步的打擊，羅大綱乘勢于2月11日率大隊渡江前往小池口。當夜三更，林啓容自九江、羅大綱自小池口以輕舟百餘隻，再次襲擊泊于江中的湘軍水師，“火彈噴筒，百枝齊放”，焚毀大量敵船（其餘敵船紛紛逃至武穴以上），并繳獲曾國藩的坐船。曾國藩事先乘小船逃走，後入羅澤南陸營，複欲尋死，被羅澤南等勸止。

　　太平軍取得湖口之戰的勝利，打破了曾國藩奪取九江、直逼金陵的狂妄企圖，開始扭轉了西征戰場上的被動态勢，從而成爲西征作戰的又一轉折點。西征軍自湘潭戰敗後，棄嶽州，失武漢，節節退卻，直至九江、湖口，形勢十分不利。但另一方面，由于清軍的進攻，太平軍被迫縮短了戰線，集中了兵力，加強了指揮，消除了戰線過長、兵力分散的弱點。湘軍雖然節節勝利，卻預伏着種種危機：由于擄獲甚多，“飽則思颺”；由于屢勝，驕傲輕敵；由于長驅直進，離後方供應基地越來越遠，運輸補給日益困難。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石達開等堅守要點以疲憊敵人，并利用有利地形，抓住有利時機，機智果斷地分割湘軍水師，進而立即主動出擊，取得了重創湘軍水師的重大勝利，使整個西征戰場的形勢爲之一變。

　　

　　四、乘勝反攻

　　（一）再克武昌

　　西征太平軍取得湖口大捷之後，石達開、胡以晃等決定乘勝發起反攻。

　　2月16日，秦日綱、陳玉成等乘清軍後路空虛，率部西進，擊潰湖廣總督楊霈所部清軍萬餘人于廣濟。接着，連占蕲州、黃州，于23日第四次占領漢陽，楊霈逃往安陸。韋志俊率部自田家鎮渡江，25日進占興國，不久又進占通山、崇陽、鹹甯，與秦日綱部會攻武昌。3月下旬，羅大綱率部複占江西饒州府，不久又回安慶，與皖南太平軍範汝傑部會合，進占徽州府（今歙縣）等地。

　　湘軍水師自遭太平軍打擊之後，又于2月20日遭暴風襲擊，沉船二十二隻，毀壞二十一隻，曾國藩令其餘七十餘隻全數撤往武漢，“名爲速剿上犯之賊，實則修整已壞之船”①。這時，曾國藩的湘軍已被分割于五處：水師之一部開赴武漢整修；一部困在鄱陽湖内，由曾國藩坐鎮南昌，親自督造大船，添募水勇，準備配合江西水師伺機出擊；陸師塔齊布部五千人留駐九江外圍，準備繼續攻城；李元度部三千人留駐湖口外圍；羅澤南部三千人往援贛東。此外，胡林翼部二千餘人和王國才部三千餘人則先後回援武昌。顯然，曾國藩所統清軍由于兵力分散，已被迫由進攻轉入防禦，由主動陷于被動。

　　從3月21日起，秦日綱、陳玉成部太平軍圍攻武昌。困守武昌的二千清軍由新任湖北巡撫陶恩培督率。武昌被圍後，清軍急抽兵增援。數日内，城外援兵已達萬人。4月3日，秦日綱與韋志俊等督軍猛攻武昌。城内清軍“争缒城走，外兵亦走”，而“水師固不任城守事”，僅“自保而已”。太平軍直奔城下，“用缒城繩引而上”，占領武昌城，殺陶恩培等多人（一說陶赴水自殺）。②

　　1855年4月18日，清廷以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撫，以李孟群爲湖北按察使。胡林翼統率湖北清軍，“屯金口，倚水師自保”，并“增募二千六百人，合王國才等軍，号六千。”③

　　太平軍占領武昌後，陳玉成立即率兵一部進軍鄂北，于4月上旬攻占安陸（後又失守）和雲夢。5月12日，再次攻克安陸，楊霈退守随州。17日，西安将軍劄拉芬及副都統常亮在清廷一再督促下，率援軍自河南抵随州。31日，陳玉成率軍往攻，大敗劄拉芬等部于随州東南之五裏墩，陣斬劄拉芬。楊霈經棗陽逃往襄陽。 6月11日，清廷将楊霈革職，湖廣總督由荊州将軍官文接任。14日，又命曾與北伐太平軍作戰的西淩阿爲欽差大巨，督辦湖北軍務，并從山東抽調鎮壓北伐太平軍的所謂“得勝之師”四千五百人至湖北，一千五百人至河南，加強這些地區的“堵剿”兵力。

　　6月10日，署湖北巡撫胡林翼督軍四千餘人分三路反攻武昌，與此同時，王國才率部反攻漢陽，彭玉麟部水師則助攻兩岸。太平軍略有損失，但擊退了敵人的進攻。20日，秦日綱自武昌派太平軍繞襲金口，抄胡林翼部後路，迫使胡部回援。其後，雙方又多次交戰，互有傷亡。9月7日，韋志俊率部自武昌出發，在通城、崇陽等地太平軍的配合下，于9月12日攻占金口，同時擊敗李孟群部水師，迫使其退守新堤（金口西南）。9月18日，湖北太平軍自漢陽分兵八路圍攻胡林翼和王國才部于漢陽西南之奓山。清軍大潰，經大軍山退往新堤。太平軍沒有乘勝追擊，緻使胡林翼得以重整旗鼓，卷土重來，實屬失策。

　　

　　（二）轉戰江西

　　當西征軍在湖北戰場上捷報頻傳之際，活動于安徽、江西邊境的太平軍範汝傑部，于1855年4月中旬連占安徽婺源和江西弋陽，後又連克江西興安（今橫峰）、上饒、玉山等地。4月14日，湘軍羅澤南部三千餘人自九江經南昌馳援贛東，于5月6日陷弋陽，12日陷上饒，并在這一帶與太平軍周旋，直至7月18 日才回駐南昌，後又奉命西援武昌。

　　10月上旬，羅澤南率湘軍五千人（除羅部外，曾國藩加撥參将彭三元等部一千五百人随往）由江西義甯州（今修水）進入湖北，于中下旬占領通城、崇陽，直逼武昌。當時，秦日綱已奉命由湖北返回天京；石達開、胡以晃、黃玉昆率領的太平軍二萬餘人正自安慶進援湖北。11月1日，石達開軍在武昌縣之樊口登岸後，經金牛鎮前往鹹甯，以阻截羅澤南所率湘軍。4日，石達開親率二萬人大敗羅澤南部于崇陽壕頭堡，彭三元等所部千餘人全軍覆沒。5日，太平軍克複崇陽。羅部退至蒲圻西南之羊樓洞，并與胡林翼派去的援軍取得了聯系。14日，石達開軍複通城。

　　當石達開軍進攻崇陽時，韋志俊率軍近二萬人由紙坊進抵蒲圻。石、韋二人約定分路攻取湖南，抄襲湘軍的老巢。但是，石達開不久便改變上述計劃，他見湘軍全力救援武漢，江西兵力空虛，決定采用“圍魏救趙” 之策，進軍江西，威脅曾國藩的南昌大營，以調動湘軍，減輕湖北太平軍的壓力。石達開把對付羅澤南部湘軍的任務交給韋志俊（韋部不久即敗退武昌），自率三萬人于11月24日折入江西。

　　12月9日，石達開軍進占江西新昌（今宜豐），與從廣東北上的天地會起義武裝周培春、葛耀明等部數萬人會師，聲勢更壯。接着，分兵連占上高、瑞州、新喻（今新餘）、峽江、樟樹鎮（今清江）等地，威逼南昌。坐鎮南昌的曾國藩，因石達開部逼近，于12月下旬急調圍攻九江的周鳳山部湘軍（塔齊布于8月30日暴病而死，由副将周鳳山接統九江外圍湘軍）五千人回援南昌，并調鄱陽湖内水師防守贛江。于是，被敵人圍困幾近兩年的九江得以解圍。

　　鑒于南昌敵軍兵力增強，石達開所率各部繼續進攻南昌周圍各府縣，先後占領新淦（今新幹）、奉新、分宜、宜春、吉水、永豐等地，以切斷南昌清軍與外圍的聯系，斷絕其後方供應。

　　1856年（鹹豐六年）1月11日，湘軍周鳳山部攻占樟樹鎮。2月9日，由武漢經衡州潛行至江西星子的道員彭玉麟也率内湖水師趕到樟樹鎮。22日，湖南巡撫駱秉章派補用知府劉長佑、同知蕭啓江分別率部自醴陵、浏陽增援江西，3月18日占萍鄉，準備繼續東進。“樟樹鎮者，西近瑞（州）、臨（江），東接撫（州）、建（昌），（贛江）兩岸之關鍵，省城（南昌）之咽喉”。因此，曾國藩“用全力扼守樟樹鎮，以保東岸，以衛省垣”。①有鑒于此，石達開集中兵力，從 3月22日起，向樟樹鎮發起攻擊。24日，太平軍四路圍攻，盡破周鳳山所部湘軍營壘，殺敵千餘。周鳳山率殘部逃奔南昌。曾國藩驚恐萬狀，再次奏請調回羅澤南所部湘軍，力言“羅澤南在鄂，一時尚難得手”，“與其頓兵堅城，攻遙遙無期之湖北，又不如移師腹地，救岌岌将殆之江西。武漢兩岸，三萬餘人，即無羅澤南一軍，亦尚足敷防剿；江省西南與湖南、廣東接壤，若不迅速殄除，實系三省無窮之患”。②

　　石達開率軍由湖北轉戰江西，先後攻占數十座城鎮，使西征戰場上出現了一派大好形勢。但是，正當南昌指日可下，曾國藩“呼救無從”、“魂夢屢驚”之際，洪秀全、楊秀清等從西征戰場大量抽調太平軍回救天京。4月，石達開率部二三萬人經江西安仁（今餘江東北）、萬年（今萬年西）、樂平出江西境，取道皖南，回援天京。太平軍江西軍務由衛天侯黃玉昆主持（後由韋昌輝接替）。此後，江西太平軍基本上停止了進攻，從而給了困處南昌的曾國藩以絕路逢生的機會。太平軍的西征作戰，至此也就告一段落。

　　太平軍曆時三年的西征，經過浴血奮戰，終于占領和保住了天京上遊的安慶、九江、武漢三個重鎮，以及安徽、江西、湖北的部分地區。這不僅在軍事上使天京有了可靠的屏障，而且在經濟上保證了天京的糧食供應，爲爾後堅持更艱苦的鬥争創造了一定的條件。

　　西征作戰之所以出現由勝到敗和轉敗爲勝的曲折過程，既有其客觀原因，也與雙方前線将領的作戰指導密切關聯。西征之初，太平軍連戰皆捷，便産生了輕敵速勝思想。武昌未下，即急于分兵，北攻荊襄，南下湘嶽，将僅有的三四萬軍隊，分向三處作戰，結果南路軍在湘潭驟遇強敵受挫，被迫節節後退，整個戰局爲之變壞。直至湖口之戰，太平軍集中了兵力，加強了指揮，并利用了湘軍指揮上的錯誤，才得以轉敗爲勝。

　　太平軍在西征作戰指導方面所産生的一些失誤，自然與太平天國的領導者在定都金陵之後所作出的戰略決策有關。僅以數萬兵力，就想一舉奪取皖、贛、湘、鄂四省，明顯地存在着戰略目标過大與兵力不足的矛盾。在輕敵思想支配下，必然産生分兵冒進的錯誤。而西征總指揮部又設在安慶，遠離前線，不能及時準确地了解情況，實施正确有力的指揮，使多路分兵的後果更爲嚴重；加之某些前敵将領缺乏獨當一面的指揮才能，因而自湘潭戰敗後，便節節敗退，幾至不可收拾。轉入反攻後，仍未克服多路分兵的缺點，雖然在湖北、江西戰場上取得了不少勝利，但擊潰敵人多，殲滅敵人少。由于以上種種失誤，以緻未能給尚處于初建階段的湘軍以徹底殲滅的打擊，終于使這支兇狠的地主武裝得以不斷發展，成爲爾後緻太平軍以死命的勁敵。


第七节 一破江北江南大营


　　1853年5月以後，太平軍的精銳部隊分別調往北伐、西征戰場，天京附近兵力大爲減弱，以緻經常受到江北、江南大營清軍的威脅。1854年7月，清廷從廣東所調的五十隻紅單船陸續駛抵鎮江一帶江面，太平軍的“龜船”①和部分營壘相繼被其擊毀，對天京的水上運輸威脅甚大。1855年，形勢更趨嚴重。繼北伐軍于當年5月全軍覆沒之後，天京西翼重鎮太平府和蕪湖又于7月被清軍攻占。11月，皖北重鎮廬州失陷，天京的東方屏障鎮江及其對岸的瓜洲，也屢遭清軍進攻，使天京受到日益嚴重的威脅。好在自1855年初起，西征戰場轉敗爲勝，太平軍又重新奪回了武漢以及湖北、江西部分地區，湘軍陷入了兵分數處，被動挨打的局面。這就使天京當局有可能從西征前線抽調大軍東援，摧毀江北、江南大營，改善天京處境。

　　太平軍擊破江北、江南大營之戰，曆時四月有餘。整個作戰過程大緻分爲打通天京與鎮江的聯系、攻破江北大營、擊敗鎮江外圍之敵、攻破江南大營四個階段。

　　

　　一、打通天京與鎮江的聯系

　　

　　清軍于1853年5月就開始圍攻金陵下遊的咽喉要地鎮江。1855年4月，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在鎮壓了上海小刀會起義之後，率清軍七八千人到達鎮江外圍，加緊對鎮江的圍攻。鎮江城内米糧、火藥漸感缺乏，形勢十分嚴重。所以，太平軍調兵回援後，首先東援鎮江。

　　鎮江城内有太平軍約萬人，守将爲檢點吳如孝。太平軍東援時，由吉爾杭阿統領的鎮江外圍清軍兵力已增至萬餘人，分別駐紮于城西南之九華山和城東之京岘山一帶，另由提督餘萬清率兵一部駐于下蜀街，總兵虎嵩林率兵一部駐于高資，準備阻截由天京東援的太平軍。

　　1856年初，冬官正丞相陳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等奉命自皖西率部返回天京。2月1日，秦日綱、陳玉成、李秀成等率太平軍數萬人自天京分兩路東進：一由天京東北的觀音門沿江至栖霞一帶，直趨鎮江；一由神策門至紫金山東面的仙鶴門，以爲掩護。清軍一面在仙鶴門一帶迎戰，一面由鎮江方面派兵防堵。雙方連日接戰，不分勝負，後相持于龍潭、下蜀之間。鎮江守将吳如孝得知天京派兵東援，曾多次派兵出城接應，均被清軍堵回。

　　爲了打破僵局，秦日綱等商定由陳玉成率少數精兵于夜間乘小船順長江“舍死直沖到鎮江”，“與吳如孝計及抽軍由内打出”①，以便東西兩面夾攻清軍。4月1 日晨，秦日綱等率大軍由倉頭一帶向東直進，清軍迎戰。至午間，戰鬥正酣，先一日抄小路迂回至下蜀清軍後路的李秀成所率三千人突然發起攻擊。清軍腹背受敵，陣勢大亂。這時，陳玉成、吳如孝也率鎮江守軍趕到，兩支太平軍勝利會師。次日，太平軍又大敗吉爾杭阿等部清軍，連破敵營十六座，直抵鎮江，屯紮于金山、金雞嶺、九華山腳，與九華山的吉爾杭阿大營對峙。

　　太平軍會師鎮江後，連夜調集船隻，載大部軍隊由金山渡江至瓜洲，另留夏官又正丞相周勝坤一軍扼守倉頭後路。

　　

　　二、攻破江北大營

　　

　　1853年底，太平軍爲籌組北伐援軍而放棄揚州之後，瓜洲一帶仍由賴漢英等率兵一部駐守。由于這一帶地勢平坦，駐該處的太平軍全恃木城、深壕，引水環繞防守，多次擊退江北大營清軍的進攻。1854年秋，琦善病死于揚州軍中，清廷以江甯将軍托明阿繼任欽差大臣，而以陳金绶、雷以諴幫辦軍務。清軍爲防止瓜洲太平軍北進，西自儀征的新城，東至運河邊的施家橋，築長牆一道。後爲了進攻瓜洲，又在長牆以南，從八裏鋪向東西兩側延伸，加築土牆一道，綿亘四十餘裏。土牆築成後，江北大營也前移至八裏鋪，并沿土牆修築營盤和炮台各二十餘座。

　　 1856年4月2日，吉爾杭阿派人向江北大營通報了太平軍将渡江北上的情報，但未引起托明阿等的重視。當晚，秦日綱、陳玉成、李秀成等率大軍渡江，到達瓜洲。4月3日拂曉，太平軍對土橋發起猛烈進攻，清軍大敗。秦日綱等督軍乘勝猛進，連破虹橋、樸樹灣等清軍營盤。敵人望風披靡，争相逃命，潰散大半，炮械旗帳盡棄，托明阿等逃奔三汊河。太平軍一鼓作氣，次日又大敗三汊河之敵，連破敵營一百二十餘座。清軍餘部千餘人退守秦家樓、蔣王廟一帶。托明阿僅帶數十騎連夜逃往揚州東北的邵伯鎮。5日，太平軍乘揚州城防空虛，兵不血刃地再克揚州。至此，經營了三年之久的江北大營被太平軍一舉摧毀，萬餘清軍作鳥獸散。

　　秦日綱等率軍北攻揚州，主要目的在于征集糧食，以濟鎮江、瓜洲守軍的急需。因此，在攻破江北大營并完成糧食征集任務後，爲了回軍天京進攻江南大營，随即率部南返，僅留少數兵力駐守揚州，緻使這個江北米糧集聚要地又于4月17日被清軍江南大營所派援兵及江北大營的敗兵再占。

　　秦日綱等本欲率軍自瓜洲南渡，因得悉據守倉頭的周勝坤部被清軍所敗，由南岸返回天京之路已被切斷，乃于4月14日率兵自揚州西進，前隊于16日攻占浦口，準備由此渡江南返。但就在當天，欽差大臣向榮派總兵張國梁率兵勇二千四百名由南岸栖霞附近之石埠橋渡江，配合北岸清軍于4月22日攻陷浦口，27日又進占江浦，緻使太平軍由浦口南渡之路被阻。秦日綱等隻得于28日折而東返，經儀征至三汊河，并在此休整二十餘天，于5月27日由瓜洲渡江，屯駐金山。于是，大江以北仍僅有瓜洲一地爲太平軍所據守。

　　清廷因揚州之敗，将托明阿等革職查辦，任命副都統德興阿爲欽差大臣，統率江北諸軍。

　　

　　三、擊敗鎮江外圍之敵

　　

　　秦日綱等率太平軍南渡之後，5月29日攻占黃泥洲，并乘勝猛攻高資清營，拟打通回京之路。吉爾杭阿聞警，自九華山大營率隊往援。6月1日，太平軍大敗高資清軍，并擊斃吉爾杭阿（一說吉自殺）。3日，太平軍圍攻九華山，清軍見主帥已死，不戰自潰，三十餘座營盤全部瓦解，提督餘萬清負傷後逃往京岘山大營。6 日夜，太平軍從地道攻入京岘山清軍西營，守敵早已潰逃。次日，太平軍繼續進攻東營。由于鎮江告急，向榮派署江甯将軍福興和總兵張國梁率馬步兵三千人自龍潭出發，經上塘、河陽繞至鎮江以東的丹徒鎮，于6月10日向圍攻京岘山的太平軍進攻。秦日綱等見防守龍潭的清軍主力已前來鎮江，不積極打擊授兵，反而盡棄九華山營壘，于13日經高資、下蜀、龍潭返抵天京東北的燕子矶、觀音門，給鎮江的防禦帶來了不利影響。

　　

　　四、摧毀江南大營（參見附圖四）

　　

　　當秦日綱等率軍東援鎮江之際，石達開率領的二三萬太平軍于5月2日占領安徽甯國府（今宣城），11日克蕪湖， 18日進攻秣陵關。向榮見江南大營受到威脅，急忙派總兵張國梁率部前往阻截。

　　這時的形勢對太平軍十分有利。江南大營原有兵力二三萬人，由于太平軍東援鎮江和進攻江北大營時向榮已從江南大營抽兵往援，石達開部取道皖南回京時，向榮又分調清軍數千進行防堵，因而其部隊被迫分布于孝陵衛、鎮江、廣德、溧水、甯國等寬廣的地區，各處兵力都很薄弱。向榮在奏折中訴苦說：“臣軍精銳，盡已調出，存營不滿五千，除去疲病守營，出隊僅一千餘人……。”①向榮爲了要求迅即增兵，難免誇大其詞，但江南大營兵力空虛，确是實情。

　　爲了調動敵人，石達開采取聲東擊西的戰法，令其南路部隊于6月13日攻占溧水。“溧水咫尺東壩，接連溧陽，均系入蘇常要道 ”50000061_0151_1②。而屏蔽蘇、常，是江南大營的主要任務之一，太平軍攻占溧水，向榮認爲“大局攸關”，立即調兵遣将：令江長貴部一千四百人由句容前往堵截，“先遏内犯之路”；令明安泰部“星夜拔隊，由湖熟趕往援剿”；并由大營抽調親軍千名、義勇五百名“先往助仗”，随後又令得力幹将張國梁選帶精兵，“馳往統領督剿”，“迅圖克複”。③這樣一來，天京附近的清軍兵力更形空虛。

　　秦日綱等率軍回抵燕子矶、觀音門後，本欲進入天京，但東王楊秀清見清軍江南大營已危如累卵，嚴令他們必須攻破孝陵衛江南大營後方準入城。陳玉成、李秀成等進京當面向楊秀清申述：“向營久紮營堅，不能速戰進攻。”楊秀清厲聲說：“不奉令者斬！”于是陳玉成等“不敢再求，即而行戰”。①

　　太平軍選定孝陵衛東北的仙鶴門爲主攻方向，西北的龍脖子（地保城）爲助攻方向。6月17日，秦日綱、陳玉成、李秀成等率部自燕子矶移營仙鶴門。天京太平軍一隊數千人越過龍脖子，另一隊七八千人自神策門、太平門出城，占據大小水關及馮家邊一帶，離仙鶴門數裏築壘，與秦日綱軍相呼應。向榮派總兵王浚統帶馬步兵二千人前往仙鶴門防堵。18日，雙方接戰，未分勝負。當天，另一隊太平軍三四千人自龍脖子沖出，搖旗呐喊，牽制和吸引清軍注意力。同日，石達開軍北支隊也趕到仙鶴門、堯化門一帶，築壘數十處，前鋒抵達紫金山東面的黃馬群，切斷了江南大營赴仙鶴門的必由之路。向榮見大營危在旦夕，急令張國梁抽帶兵勇千餘名由溧水星夜趕回大營，并從丹陽、秣陵關調兵一千三百人回援；同時，嚴令王浚等“加意固守待援”，密令都司馮子材帶廣勇五百名，“多帶火彈，夤夜潛赴黃馬群 ”，焚燒太平軍新築各壘，以便“與仙鶴門之營通氣”。②

　　6月19日拂曉，太平軍四五千人直撲仙鶴門敵營，接着又出動數千人分七八隊進行包抄，王浚等部清軍潰退。與此同時，龍脖子方面的太平軍也出動二三千人，排立山腳，向榮不得不從大營抽兵六百前往抵禦。當天，張國梁率兵一千二百名趕至大營，但懾于太平軍的聲勢，不敢應戰，隻是連夜在青馬群（黃馬群南）一帶築壘，妄圖阻止太平軍的進攻。

　　6月20日晨，各路太平軍發起總攻。仙鶴門方向的太平軍多路齊出，将敵營團團圍困；另一路太平軍二三千人翻過紫金山，從後路直插清營。與此同時，天京城内又派數千人出通濟門，直撲七橋甕。向榮親率大營兵勇一千二百名趕赴七橋甕，名爲抗擊，實則爲逃跑作準備。這時，紫金山上又一支太平軍四五千人由靈谷寺下山，攻破滿洲馬隊營盤，縱火焚燒；同時，洪武（今光華門）、朝陽（今中山門）等門太平軍亦分路出擊，連下清軍營寨二十餘座，進而攻破孝陵衛大營。清軍大潰，死傷副将以下千餘人。向榮、張國梁等連夜敗走淳化鎮，21日又經句容逃往丹陽。至此，威脅天京達三年之久的清軍江南大營也被太平軍徹底摧毀。

　　摧毀江南大營之後，楊秀清即令秦日綱統軍追擊殘餘清軍，韋昌輝主持江西軍政，石達開前往湖北，解武漢之圍。

　　秦日綱、陳玉成、李秀成等率部于6月27日占句容，7月3日進抵丹陽城外，與清軍相持月餘。8月9日，向榮恐清廷治罪，自殺于丹陽營中（一說憂郁而死），欽差大臣由江南提督和春繼任。

　　太平軍先後攻破江北、江南大營，打破了清軍對鎮江的圍困，拔掉了威脅天京的兩個釘子，大大改善了天京的處境。太平軍這一重要的軍事行動，是集中了各戰場的主力進行的。它雖然取得了相當大的勝利，但從戰争全局來看，在進攻時機的選擇上并不十分恰當。因爲，在西征軍正由節節退卻轉入勝利反攻的時候，驟然将主力抽出，使湖北、江西戰場停止了對敵人的進攻，特別是放過了處于垂敗狀态的曾國藩湘軍，這不能不說是指導上的失策。此外，太平軍在作戰過程中大都是打的擊潰戰，殲滅敵人有生力量不多；特別是在擊潰江北大營和解鎮江之圍的作戰中，都放過了追殲逃敵和攻殲援敵的有利戰機，因而江北大營不久就又恢複，鎮江則仍處于敵軍包圍之中，并于次年年底被清軍攻陷。

　　自1851年初金田起義到1856年夏季天京解圍，太平天國革命戰争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但也遭受了幾次大的挫折。從戰略指導上看，在占領金陵之前，太平軍基本上是集中兵力向着一個戰略方向實行進攻的，而其所選定的戰略方向，是關系着敵人的要害而又是敵人防禦薄弱的方向，是可以得到廣大群衆支持和易于取得人力物力補充的方向，因而能比較順利地打破清軍的圍追堵截，長驅直進，勢如破竹，取得了一連串的勝利，并迅速壯大了革命隊伍。占領金陵之後，迅速攻占鎮江、揚州，切斷北京的糧運孔道，取得拱衛天京的屏障，這一決策也是正确的。但洪、楊等對跟蹤包圍自己的敵軍卻未及時予以殲滅，而聽其建成江南、江北兩座大營；同時，違背集中兵力的原則，分兵北伐與西征，冀圖以有限的兵力，在兩個互不聯系的戰略方向上同時取勝，以緻一支軍隊全軍覆滅，另一支軍隊也遭受很大挫折，使整個戰局陷入被動地位（如果沒有西征軍的湖口之捷，則局勢将會迅速惡化）。這是太平天國領導者在定都金陵之後滋長了驕傲輕敵情緒的結果，也是缺乏通觀和駕馭全局能力的表現。軍事戰略上的這種失策還是可以改正和彌補的，而革命領導集團内部自相殘殺，才是緻命的。1856年秋開始的天京内讧，終于導緻革命形勢的急轉直下，太平軍從此在戰略上一步步地陷入了被動應付的不利地位。